手机匆匆

在朱自清写荷塘的地方，我把二十五年都刷没了

一九九八年，我在清华西门外五百米的水磨中街，一间平房里开始了创业。那间屋子不大，夏天西晒得厉害，墙上糊的报纸被晒得发黄卷边。冬天呢，生一个煤炉子，烟囱从窗玻璃上的圆洞伸出去，呼呼地响。有时加煤晚了，炉子灭了，屋里冷得像冰窖，手指冻得僵僵的，敲键盘的声音便格外响。就是在这样的屋子里，我常常遥望清华的围墙，灰砖墙上爬着青藤，墙里头是另一个世界。我想进去。

三年后，我真的进去了。

二〇〇一年的春天，我三十岁。三十岁是个什么年纪呢？现在想来，正是一个人不觉得时间快的时候。日子还长着，像清华东西主干道上那两排毛白杨，一眼望不到头。

我是春天到的。那时的清华，正从一冬的灰里醒过来。工字厅前的玉兰开了，花瓣厚厚的，白得晃眼，像瓷做的。风还硬着，吹在脸上有些疼。我从西门进来，那时是带着前妻一起来的。我们拖着箱子，轮子碾过路面，咯楞咯楞地响。经过二校门时，左手边有个游泳池，水是露天的，碧阴阴的。四月的天还凉，没有人游，水面被风吹出细密的皱纹，一叠一叠地推到池边，碎了。我站住看了一会儿，心想夏天一定来游。门楣上清华园三个字，被春阳照得微微泛着光。走进去，便觉着有什么东西压下来，不是压迫的压，是沉淀的压。一百年的书声、脚步声、叹息声，都渗进这些老墙里了。

我住在照澜院。

照澜院是个好听的名字。这名字是朱自清先生改的，原先叫旧南院，他按谐音改成照澜院，取日光临照、波澜不惊的意思。这院子可不得了，清华历史上多少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住过。哲学教授张申府住过照澜院九号，他当年介绍周恩来入党，后来投身抗日救国，是条硬汉子。体育家马约翰先生住过照澜院十六号，一辈子为清华的体育事业奔波，院子里常传出他拉小提琴的声音。还有钱伟长先生，也曾在照澜院住过。我那时并不知道这些，只觉得几排灰砖小楼，掩在槐树杨树里头，推窗便是树，树上总有鸟，叫得也不甚响亮，怯怯的，像是怕惊了读书人。园子后面有个小门，通着荷塘，就是朱自清写过的那一个。

就在照澜院的那间屋子里，发现前妻怀上了我们的儿子。那时她还年轻，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夏天的傍晚，我陪她在荷塘边散步，她走得很慢，我便也慢下来。荷塘的荷花正开着，粉的白的，亭亭地立在水面上。风来的时候，满塘的叶子翻过来，露出浅绿的背面，像许多手掌在轻轻鼓掌。她有时走累了，便坐在岸边的石头上歇一歇，我站在旁边，看月光把她的侧脸镀上一层银白。那个孩子后来就在清华园附近出生了。

那是我事业的起点，却也是我遗憾终身的地方。儿子今年二十五岁了，是个星星的孩子，需要终身陪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很少跟人提起清华那一年的事。不愿提。提起清华，就想起照澜院那间屋子，想起荷塘边散步的傍晚，想起当时还没出生的儿子。然后心里便堵得慌。清华给了我一张讲台，给了我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学员，给了我丛书主编和远程教育部主任的机会，给了我一整年的春夏秋冬。可是它也给了我一道永远合不上的伤口。人生的事，大约就是这样，最亮的光和最深的影，常常落在同一个地方。

如今儿子已经二十五岁，而我和前妻也早已分开。有时候我想，如果那年没有去清华，人生会是怎样？不知道。没有如果。照澜院的槐树还是那样高，荷塘的月亮还是那样亮，只是散步的人不在了，那个当时还没出生的孩子，如今也需要我每天陪着了。

从照澜院出来，穿过二校门，一直往西走，经过图书馆的老馆，红砖墙上爬满了地锦，那时还是嫩嫩的绿。再走过大礼堂，圆顶在蓝天下格外庄重。然后便是西主楼了。西主楼四层，我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办公室不大，一张桌，一把椅，一扇窗。窗是朝东的，上午的阳光斜照进来，在桌上画出一个明亮的方块。方块慢慢地挪，从桌角挪到书脊上，再挪到墙上，便知道一上午过去了。我常在窗口站着，看下面来来往往的学生，蚂蚁似的，忙忙碌碌。从窗口望出去，正对面便是清华经管学院的大楼，朱镕基总理担任院长时题写的院名，在阳光下静静的。我常常想，一街之隔，那边坐着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这边坐着中国最有分量的企业家。清华便是这样，把最好的头脑聚在一起，让他们隔着一条路互相望一望。

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我担任了丛书主编和远程教育部主任。现在想来，那真是中国职业教育刚刚破土的年月，一切都还是新的，像春天刚翻开的泥土，散发着潮湿而新鲜的气息。

我策划了那套清华职业经理人丛书，一共十二本。那时没有现在这些方便的通讯手段，约稿全靠电话和信件。电话是老式的那种，拨号盘，拨起来吱吱呀呀地响。我对着名单一个一个地打，北京的，上海的，深圳的，最远打到过香港。有时电话那头说粤语，我听不大懂，便请他慢些讲。对方便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声音从几千里外传来，沙沙的，像隔着一层薄雾。

书稿齐了，便编。那时编书是件苦事，稿子是手写的，或者是打印的，上面用红笔密密麻麻地改过。我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窗外的蝉叫得震天响，叫得人心里发躁。看累了，便站起来走走，到走廊尽头的窗口透透气。走廊很静，能听见自己脚步的回声。墙上挂着一些老先生的照片，黑白的那种，镜框有些旧了。我从他们面前走过，总觉得他们在看我，目光慈祥又严厉。

丛书出来那天是秋天，十二本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新书的墨香还没有散。我拿起一本翻了翻，纸页哗哗地响，声音很清脆。封面是我选的，深蓝色，像夜里的海。书名烫银，在灯下微微地亮。那一刻是有些欢喜的，三十岁的欢喜，单纯得像清华园里的一棵银杏。

但比书更让我难忘的，是那些学员。

清华职业经理训练中心的学员，大都是当时中国前500强的企业家。用现在的话说，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他们大多比我年长许多，有的已经五十多岁，有的六十出头。现在算起来，许多人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中间，后来出了许多上市公司董事长、集团董事局主席，名字写在财经新闻的头条上。

但在那时，他们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像小学生一样做笔记。有人坐得笔直，眉头微微皱着。有人把眼镜摘下来擦一擦，又戴上。他们手里的笔是贵的，本子是好的，但写的字却认真得像刚学写字的孩子。课间的时候，他们围上来问问题，态度谦逊得让人不安。我在黑板上讲品牌，画一个圆圈，说这就是品牌，它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他们点头，眼睛里有一种认真。那种认真，不是在听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说话，而是在听一个从书本里、从市场里、从前人的教训里走出来的道理。他们尊重的是知识本身。

我常常想，那是怎样的一代企业家呢？他们大多是从最艰难的年月里闯出来的。有人插过队，有人当过工人，有人在南方的烈日下蹬过三轮车。他们身上有一种粗粝的东西，像清华老馆墙上的地锦，根扎在砖缝里，风再大也吹不掉。但他们又那样渴望学习，渴望把那些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变成可以写在纸上的道理。中国的企业家职业教育，大概就是从那样的教室里，从那样一双双认真的眼睛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远程教育的事，也是在那间办公室里开始的。那时候互联网还是新鲜东西，拨号上网，吱吱呀呀响半天，才能连上去。我们却想着，要把清华的课堂送到更远的地方去，送到那些没有机会坐进清华教室的人面前。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胆子真大，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试。摄像头是笨重的，网络是时断时续的，但我们硬是把课录下来，传出去了。后来远程教育在中国遍地开花，我总想起西主楼四层那间小小的办公室，想起那些深夜里亮着的屏幕。种子是在那里种下去的。

我大概是中国的第一代管理培训讲师，或者说是第一代培训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行业，没有这个称呼。我们只是觉得，知识不应该锁在围墙里，经验不应该烂在肚子里。应该让更多人听到，让更多人用到。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想法，支撑着我们编书、录课、站在讲台上，一站就是许多年。

我特别感谢一个人，骆建彬老师。他是清华职业经理训练中心的主任，是他把我领进了清华，给了我一间办公室，一张讲台，和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他比我年长，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落在实处。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带我去看教室，指着座位说，这些位置，坐过中国半个商界。说这话时，他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寻常事。那时我不太懂这句话的分量，现在懂了。骆老师，谢谢您。

我的课是广告与营销。备课常在夜里，照澜院的灯是黄黄的，不那么亮。桌上摊着书和资料，窗外是虫声，密密匝匝的，像落了一层细雨。写累了便推开窗，夜气涌进来，凉丝丝的，带着草木的清气。远远地能望见荷塘那边几点灯光，朦朦胧胧的，像是浮在水面上。

课堂上我讲过什么，现在大多忘了。只记得那一双双眼睛，五十岁的眼睛，六十岁的眼睛，被岁月磨过，却还是亮亮的。窗外是清华的梧桐，叶子大得像蒲扇，绿得要滴下来。有时起了风，满树的叶子哗哗地响，像许多手掌在鼓掌。我便走神，心想这树听过的课，怕是比我还多呢。

夜里下了课，我常去荷塘边坐坐。有时候一个人去，在亭子里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什么都不想，就那么发着呆。荷塘中间有个亭子，叫晗亭。我知道这亭子的来历，是为了纪念吴晗先生。吴晗是清华的校友，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做了北京市副市长，再后来因为《海瑞罢官》受尽磨难，含冤而死。有人说他是在这个亭子上吊死的，也有人说不是。我也不知道真假，但每次坐在那里，并不觉得害怕。月光照下来，水面亮晶晶的，风穿过亭子，发出轻轻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叹气，又像是在读书。我总觉得，一个正直的人，他的魂灵是干净的，干净的魂灵不会吓人，只会让人安静。

月色好的时候，水面果然如朱自清写的，笼着轻纱的梦。只是游人多了些，手电筒的光柱扫来扫去，把梦戳出许多窟窿。我便拣人少的时候去，深秋的晚上，塘边便只剩下风了。风吹过残荷，悉悉索索的，像翻动一本极旧极旧的书。我坐在石上，看月亮从水木清华的飞檐后升起来，忽然就懂了什么叫像亭亭的舞女的裙，那裙摆拂过水面时，确是这样的涟漪。

那时的清华，还有旧书铺子。在照澜院往南的一条小街上，铺面窄窄的，书堆到顶棚，走进去便闻到霉味和墨味搅在一起，厚墩墩的。店主是个老人，戴圆框眼镜，问他什么书，他便从什么地方准确地抽出来，吹吹灰递给你。我在那里淘到过周作人的《雨天的书》，扉页上有人用钢笔写着卅二年春，购于北平，墨水已经洇成浅褐色。捧着这样的书，便觉得时间也洇开了，卅二年，那是民国纪年罢？买书的人后来怎样了？书又怎样流落到这里？想也想不出，只是指尖触着泛黄的纸页，心里漫起一层薄薄的惘然。

夏天的时候，我果然去那个游泳池了。

池子在二校门旁边，进门左转便是。水是深井里抽上来的，刚下去时凉得人一激灵。我通常在傍晚去，太阳偏西了，把二校门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地上，一半落在池水里，晃晃悠悠的。池边有几棵槐树，开着细碎的白花，香气淡淡的，被水汽一氲，便浓了些。游累了便仰在水面上，看天空一点一点暗下去，看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水波轻轻地托着身体，像一只极温柔的手。那时想，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也是好的。

秋天来的时候，银杏黄了。清华的银杏是有名的，从二校门到礼堂那条路，两边的银杏黄得齐齐整整，像两排金色的卫兵。风一过，叶子纷纷地落，落在行人肩上，落在我去西主楼的路上。我踩着一地金黄走，脚下沙沙地响，心里忽然有些空落落的，秋天总是这样的，让人无端地想起一些很远的事情。

午间吃饭，多在荷园。那时的荷园还不是后来的样子，只是几排平房，卖些饺子面条之类。我总要一碗炸酱面，黄瓜丝码得齐整，酱炸得油亮，拌匀了呼噜呼噜吃完，再喝一碗面汤。旁边常坐着学生，有人摊着书看，有人争论什么，声音压得低低的，怕吵着旁人。有一回听见两个学生争一个物理公式，争得面都坨了。我忽然羡慕起来，那种为了不相干的事认真起来的年纪，我已经过了。

冬天来得很快。十一月的北京，风硬得像刀子。我裹紧大衣从照澜院出来，经过二校门时，游泳池已经放干了水，池底落着几片枯叶，被风吹得打转。荷塘也结了冰，冰上覆着薄薄的雪，白茫茫的一片。朱自清走过的煤屑路，那时已经铺了水泥，雪落在上面，留不下脚印。

我是冬天离开的。

走的那天起了风，银杏树光秃秃的，枝丫划着灰蒙蒙的天。车来了，我把行李搬上去，回头看了一眼。二校门还是那样立着，灰砖青瓦，朴素得像我第一次见到它时一样。门楣上的字被冬日的阳光照着，淡淡的。游泳池空着，西主楼的窗子远远地亮着几盏灯。我忽然想起，我还不知道春天来时，荷塘的冰是怎样化开的。是一点一点地化，还是在一个夜里忽然就开了呢？

车开动了，清华园在车窗外慢慢地退去。三十岁的人，并不觉得这有多大的分量。直到许多年后，在手机屏幕上再一次看见二校门的照片，心里才猛地一沉，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

我用了一年的工夫，看遍了清华的春夏秋冬。春天玉兰开时，我三十岁。冬天荷塘结冰时，我还是三十岁。三十岁只有一年，清华的那一年，便是我的整个三十岁了。

后来的许多年里，我讲过许多课，写过许多字，策划过许多书。远程教育后来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企业家培训也成了热闹的行业。有时候在新闻里看见那些学员的名字，上市了，并购了，敲钟了，头发白了。我就想起清华的教室，想起他们做笔记时认真的样子。中国的企业家职业教育，中国的远程教育，我是有幸在那最初的日子里，添过一块砖，加过一片瓦的。这份参与，让我在深夜里想起来，心里是踏实的。

但再也没有一扇窗，像西主楼四层的那一扇，能把阳光分成那样清楚的方块。也再没有一池水，像二校门旁边的那一池，能托起一个三十岁的人，让他躺在水面上，看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

今晚我又站在荷塘边。二十五年了，我几乎不愿回到这个地方。晗亭还在那里，飞檐碧瓦，匾额上邓小平题写的晗亭二字，在月光下静静的。亭子还是那个亭子，荷塘还是那个荷塘，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是当年坐在亭子里发呆的年轻人，鬓边已经有了白发。前妻早已分开，儿子已经二十五岁，是个需要终身陪伴的星星的孩子。照澜院的灯光还亮着，照的却不再是当年的人。

我站了很久，终于没有走进亭子里去。有些地方，是用来离开的。

二十五年后，月亮又升起来了，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个月亮么？水里的影子，碎碎的，怎么也拼不拢了。

掏手机看时间的时候，忽然想起朱自清《匆匆》里的话：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那时读着，只觉得句子美。现在读着，每个字都沉得很。

手机屏幕亮了又暗了，暗了又亮的当儿，不觉间几个时辰就过去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手机的河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醒来的时候，手指便不自觉地探向枕边。消息也来了，推送也来了，它们像商量好了似的，一串一串地涌进来。于是，刷视频的时候，日子从眼前过去。回消息的时候，日子从指尖过去。看热搜的时候，便从标题和评论的双重夹击里过去了。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屏幕的光里飞去了。

除手机外，我身还余下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碎片，被算法嚼碎了。如浮光，被短视频剪断了。留着我些什么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难道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在这小小的屏幕里？

管住自己罢。

这四个字，年轻时觉得容易。三十岁的时候，站在西主楼四层的窗前，觉得天下事没有做不到的。编十二本书算什么？把远程教育做起来算什么？那些五十岁六十岁的企业家都能管住几千几万人的企业，我管不住自己一双手么？

现在才知道，管住自己是最难的。

那些第一代企业家们，有人从蹬三轮车开始，管住了自己的懒，管住了自己的怕，管住了无数个想放弃的夜晚。他们坐在清华的教室里，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像小学生一样做笔记。他们管住了自己的傲慢，管住了自己的经验，低下头来学新东西。他们管住了自己，所以才管住了企业，管住了命运。

而我呢？站在朱自清写《匆匆》的地方，站在自己三十岁奋斗过的地方，站在吴晗先生含冤而死的晗亭旁边，却管不住一双刷手机的手。

二十五年。朱自清感叹时光匆匆的时候，他手里没有手机。他的时间是被日子本身偷走的，是被风、被流水、被斜阳一寸一寸挪走的。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我的时间呢？是我自己，一块屏幕一块屏幕地交出去的。是我自己，一条推送一条推送地送走的。没有谁逼我，是我自己管不住自己。

从荷塘往回走时，路过照澜院。小楼还在，只是改了用途。窗里的灯光亮着，不知照着什么人。树倒是更高了，高得遮住了半边天。我没有停，径直走了过去。

手机在口袋里又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看了看。

把它关掉了。

今晚的月亮，我想好好看看。从今天起，每天用手机不超过三个小时。这篇文章便是见证。

从水磨中街那间西晒的平房，到清华园里的照澜院，从三十岁到如今，二十八年过去了。我常常想，如果一九九八年那个冬天，煤炉子又灭了，我没有在冰窖似的屋子里继续敲键盘，后来的路会是怎样？如果没有清华那一年的春夏秋冬，没有骆建彬老师的信任，没有西主楼四层那扇朝东的窗，没有经管学院在对面静静望着，没有那些第一代企业家们认真的眼睛，我又会是怎样？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清华收留了一个在墙外张望的青年，给了他一张书桌，一扇窗户，一方荷塘，一座晗亭，和整整一个三十岁。那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他遗憾终身的地方。二十五年了，他几乎不愿提起，却又忍不住回来看看。

今夜月明如水。感谢清华，感谢骆建彬老师，培养了我。也感谢朱自清先生，隔了将近一个世纪，还在荷塘边提醒一个低头的人：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我答不上来。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要把它抢回来。每天三小时，足够了。

你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