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宗教情感

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罗卫国】“人类宗教情感”（简称人类教）是与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情感”相对应的概念。任何人可能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宇宙情感和人类情感，只有在这种情感达到了神圣性的高度，才成为一种宗教。如果说爱因斯坦有深深的宇宙宗教情感，那么马克思有深深的人类宗教情感。“人类”不是个人，而是人的族类，是由人及其文化组成的有机整体。

宗教是环绕着一群人的终极关怀所编织成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信仰，包括个人宗教情感和群体宗教制度。宗教情感包含仁慈、庄重、严肃、虔诚和敬畏等特征的神圣性是其核心。宗教包括自教、外教和伦教。宗教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在面对把握整体性时理性能力的不足，可以说是在理性不足时的理性选择，理性精神和宗教情感都是人类的本性。不仅仅人类的个体理性是不足的，而且不同人的理性能力是千差万别的，由此产生了基于人与人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宗教，也就是伦教。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世界的总理论，同时马克思批判宗教众所皆知。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影响，认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但马克思比费尔巴哈前进一步，替代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提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由此，马克思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推进到对法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将其理论建立在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是人类历史科学，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人类目标而奋斗，既是实证的又是辩证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也是伦理和宗教，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伦理和宗教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人类解放和自由充满深深情感的人类宗教情感，是伦教。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基础上，所以是狭义的人类宗教情感。事实上，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所以广义的人类宗教情感（“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是宇宙宗教情感与狭义人类宗教情感（“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统一体。

至今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的独立单位，每一个国家都有凝聚社会秩序的公民宗教。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主义一致，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宗教。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有必要建立与自身价值相一致的公民宗教，也就是来自民间的、伦理性的、无神论的人类宗教情感。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宗教是人类宗教情感的国别化，是人类宗教情感与该国人民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人类宗教情感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表现应该是新道统——人民道统的确立，毛泽东思想是其代表。

【关键词】个体理性 人类理性 人类宗教情感 宇宙宗教情感 伦教 人民道统

新中国需不需要公民宗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所以首先需要问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宗教？”。马克思有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按照通常的观点，说明马克思是反宗教的。事实上，马克思所反对的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全知全能的一神论宗教（简称神教）。马克思否定神教，事实上创立了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实现人类解放的人类宗教情感。人类宗教情感是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宗教（简称伦教）一脉相承的政治宗教，可以说是儒家或儒教的新陈代谢，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嫁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的根本原因。

“人类宗教情感”（Human religious feeling）是与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情感”（Cosmic religious feeling）相对应的概念。任何人可能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宇宙情感和人类情感，只有在这种情感达到了神圣性的高度，也就是宗教的高度，才成为一种宗教，所以，宇宙宗教情感是一种宗教，人类宗教情感也是一种宗教，前者可以简称为宇宙教，后者简称为人类教（Human Religion）。如果说爱因斯坦有深深的宇宙宗教情感，那么马克思有深深的人类宗教情感。爱因斯坦有泛神论的宇宙宗教情感为大家所熟悉，而马克思有人类宗教情感，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教，则是一个新命题，需要系统的论证。

理性与宗教

人类是从智人以来的包括前人、当前的所有人和将来可能出生的人的共同体，前人所创造的被当前人类所记忆和接受、有可能会延续到将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载体是其所依赖的传统。人类是由人及其文化组成的有机整体。

人类进化的秘密不在于个人理性，而在于人类理性。近代强调个体理性，而传统强调集体理性。近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揭示了个人理性的重要性。孔子的“我学故我在”则强调了集体理性的重要性。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的。集体理性是依赖于个人理性的，个人理性也依赖于集体理性的延续。爱因斯坦在《共同体与个人》比较好地说明了两者的关系：“我们吃别人生产的实物，穿别人制作的衣服，住别人建造的房子。大部分知识和信念也都是通过别人创造的语言，由别人传授给我们的。如果没有语言，我们的智力水平将会贫乏不堪，跟那些高等动物没什么两样。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胜过动物之处，在于我们生活在人类共同体中。如果一个人从出生起就离群索居，他的思想和情感的原始性和兽性将会达到何种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以及他的存在之所以有意义，并不在于他是一个个体，而在于他是伟大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分子，从出生到死亡，共同体都将主导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然而，“显而易见，我们从社会中接受的所有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成就，都是由无数时代中那些富有创造性的个人取得的。有人发明了火的使用，有人发明了食用植物的栽培，有人发明了蒸汽机。只有个人才能够思考，从而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甚至还能为共同体生活建立应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总而言之，“没有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人，社会的更高发展是很难想象的，正如如果缺失共同体这片土壤，个人的个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一样。”只有个人理性得到充分发挥的集体力量才是强大的，也只有当个人理性不会瓦解集体时才有力量，毕竟个体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人类理性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有机统一。

两千年前，荀子已经从人性的高度揭示了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关系。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仍然是和而不同），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人之所以贵于万物，在于人的差异性和人的道德性，前者是个人理性，后者是集体理性。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能胜物：“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若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不同国家民族文明的区别不在于有无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而在于更加偏重个人理性或者集体理性而已。

哪一个是人类性？语言、道德、宗教，还是理性？可以说都是，然而，最根本的是理性。理性不仅仅是个体理性，更重要的是集体理性，人类理性是个体理性的超越性，也可以说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有机统一。个人与家庭是有机体，个人与社会是有机体，个人与国家也是有机体，更广而言之，个人与人类也是不可分的有机体。

宗教也是人类的基本特征，是人类理性不足时的理性选择。人类理性的不足分为作为整体的人类理性的不足和不同个体理性能力的差别。

人类理性的不足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人一生下来懵懵懂懂时面对的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即使经过终生的探索，对世界的了解也是极其有限的。对理性无法把握的东西只有相信，相信可以是一个序列，而宗教是最终的相信，也就是信仰。宗教是环绕着一群人的终极关怀所编织的一种生活方式。宗教包括自教、外教和伦教。

自教中最著名的是佛教。悉达多一直思考苦、老、死的根源，直到有一天他在一棵菩提树下觉悟了，从此他获得了“佛陀”（the Buddha）的名号，它来自“醒悟”的梵语词汇，含有醒来和知道双重意思。笛卡尔理性主义的自教性质与佛教的自教性质是相似的。“思”就像“佛陀”， “我思，故我在”与“我觉，故我乐”可以类比，笛卡尔的四条规则与佛教的八正道具有同样的性质。自教之中还有信仰自己道德的，康德敬畏“心中的道德律”就是一例。因此，佛教、理性宗教、道德宗教都是相信自身或者相信自己已经理解了世界（觉悟了），是自教。

自教或者终极的自信是人类出现比较晚才有的现象，也是比较少的，长期以来人类的宗教是外教，也就是相信一种外在的东西；实际上西方的科学传统就是建立在对于「外在于人的『真理（或上帝）』的信仰」，包括爱因斯坦在内，因此「自教」只是「自己单独想出来的『教义』」，但是其内容完全可以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人类的幼儿时期，就像婴儿一样，自身的理性很弱，对自身的相信几乎是不可能的。外教中又包括具体的和想象的。人类从一开始相信石头、树、山、土地、大海、太阳和月亮，所以有石头神、树神、山神、土地神、妈祖（海神娘娘）、太阳神和月亮神，都是具体的物，是人类长期的信仰现象，属于原始宗教，通常被称为拜物教，可以简称为物教。后来人类的想象力丰富了，在希腊和罗马分别有朱庇特/宙斯，是天空和雨水之神；朱诺/赫拉是婚姻的守护神；维纳斯/阿芙洛狄忒是爱之女神等等。在中国则有天和道。也许是一种想象也可能是一种推理，西方人对宇宙万物和人类到底来自哪里产生了兴趣，有了唯一的神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上帝概念，希伯来圣经出现了。再后来，有一位试图将上帝与人连接起来的既具有神性也具有人性的耶稣出现了，为了维护唯一神的观念，就有了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和圣灵三位一体的说法。如果说耶稣是否是真实的人物还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那么穆罕默德则是现实中的人，穆罕默德也是唯一神与人类之间的纽带，被称为最后的先知。这些先后发生的信仰分别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记载其奇迹及其教诲的分别是《旧约》《新约》和《古兰经》。因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崇拜同一个上帝，所以它们之间是表亲关系。这种相信唯一神的宗教通常被称为拜神教，可以简称为神教。物教和神教都是相信外在的东西，都是外教。

承认人与人之间理性能力和道德境界的差别产生了伦教。在现实中，我们发现不同人的理性能力差别很大，应用理性的愿望也是大相径庭。现代社会，很少有人愿意说出人与人之间理性能力和道德境界的差别，尽管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现实中每个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但有限与有限是不同的，有时候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1与100000000差别太大了，其差别犹如有限与无限的差别一样。中华文化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着几乎与生俱来的认同，至今几乎没有改变。孔子将人划分为四类，即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论实质上肯定了人与人在理性能力上的差别，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即使是新中国，也一直有党员和群众之分，有党员领导干部与一般党员之分，党员被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群众只需要遵守国家法律即可，所以党是领导人民的核心力量。理性能力的现实差别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伦理道德宗教提供了基础。伦理道德宗教简称伦教，以人与人的理性能力差别建构一种从底层到最高层的类似于金字塔的信仰体系。伦教既不是自教也不是外教，也可以说伦教既是自教又是外教。儒教是伦教，儒教的核心是三纲五常。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了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权威和责任。在农耕文明中，知识靠经验的积累，父辈经常会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和“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父辈的理性能力通常比子辈要强，父为子纲实际上是让理性能力弱的服从理性能力强的。农耕文明中，男性是主要劳动力，对自然和社会的了解通常也比女性要多，理性能力更强，所以夫为妇纲是合理的。每个朝代的第一位皇帝通常是通过激烈的战争取胜的，是勇气和理性较量的优胜者，按照战争中的优胜者确立君为臣纲就是合理的。为了社会的安定，下一代皇帝的治理仍然依据君为臣纲也是有道理的。国家治理的效果是要经过检验的，当一个朝代的皇帝的理性能力比较弱，同时他又不能选贤任能，社会动荡，百姓遭殃，就会有人出来挑战已有政权，从而实现朝代更替，然而，治理仍然是君为臣纲。自秦汉以来，朝代更替多次，但都一直沿用三纲五常的治国理念，即使是非汉族政权仍然遵循三纲五常，被汉文化所同化，比较充分说明三纲五常在农耕文明下的合理性。

儒教不适用于信息文明社会。儒教重视传统和权威，在农耕文明中具有稳定社会的功能，同时限制了流动性和创造性。在变革的社会中，年长的不一定是理性能力更强的，有可能是更弱的；丈夫也不一定比妻子更加理性；国家治理不是以稳定为目标，而是以发展为目标，国家的领导者时时需要应对变革的社会。因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已经不［一定］适用了，任何还想以三纲五常来治理国家的图谋都会失败。

总之，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各有特点，都需要宗教。西方文明是神教文明，上帝之下是平等的兄弟姐妹，理性和道德也被认为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但这样的假定并不能实际解决事实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理性的不足与差别和道德的不足与差别都存在，但西方人在理性不足时信仰上帝，在道德不足时强调自律，以一个上帝之名在现实中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教派（然后征战不止）。中华文明是伦教文明，中国人一直认为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不仅仅在智力上还是道德上都是如此，中国人向榜样学习和见贤思齐，形成金字塔式的伦理道德宗教，是世俗宗教。

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宗教情感

当前，绝大多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受西方哲学一元论影响，在非此即彼之中进行选择，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是科学，而非伦理和宗教。

马克思主义事实上突破了西方二元论之下的一元论传统，是包含对立双方及其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四元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是人类历史科学，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人类历史科学的基本特征是辩证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于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列宁语）而要研究社会有机体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必须研究现实社会中的人，现实中的人是有伦理关系、正义感、宗教情感和对未来的信念等等，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使得人类历史科学具有不同于实证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又是伦理的和宗教的。

在马克思心目中，宗教的地位是统领性的：“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新范式，事实上是一种新的宗教，是一种类似于儒教的无神论的、世俗的伦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嫁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能够匹配并且生成新宗教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是以批判宗教登上历史舞台的。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深深影响了马克思。费尔巴哈认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应该用对族类的爱来代替对神的爱和敬畏。马克思认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比费尔巴哈进一步将以神教定位为“人民的鸦片”，提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由此，马克思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推进到对法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将其理论建立在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批判基督教文化同时超越基督教文化，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文化，是比西方基督教文化更加普世的全人类文化。马克思的理论是要“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而要建立“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的世俗宗教。

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无神论世俗宗教是“人类宗教情感”，可以简称为“人类教”。与“人类宗教情感”相对应的是爱因斯坦提出的“宇宙宗教情感”“宇宙宗教情感”是从斯宾诺莎“泛神论”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泛神论，如果说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的泛神论是关于宇宙的泛神论，那么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泛神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泛神论。黑格尔的泛神论是“自我认识”被看作推动一切历史进步的根本的精神进步，是战胜“异化”的过程，而马克思的泛神论是建立在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的世俗宗教除了他所强调的经济基础之外，也需要费尔巴哈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做基础，两者都不可偏废，因为仅仅经济上的解放并不能实现人类解放，人类解放还需要社会解放、思想解放、以人类爱为基础的道德提升。

马克思主义确实与奥古斯丁以及后期中世纪的基督教体系具有不少相同的基本特征。马克思的无神论只是否定传统西方宗教那个超凡的上帝，但并不表示对最高存在的否定。马克思否定超凡的上帝只不过是用一种否定的方式来断定“人”应该为最高存在或者终极关怀的对象。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每个人都应该是“全我”，每一个“全我”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全我”组成的互相联系的有机共同体就是已经解放的“全人类”——共产主义社会。

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人类宗教情感包括对自然界的宇宙宗教情感和对人类社会的人类宗教情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定位，人类学不能仅仅研究社会，还需要研究生理学的人类学和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因为自然界及其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对人类历史科学的研究应该将马克思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扩展为“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人类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类宗教情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人类宗教情感是与宇宙宗教情感相对应的，前者是对人类社会的宗教情感，后者是对自然宇宙的宗教情感。广义的人类宗教情感包括狭义的人类宗教情感和宇宙宗教情感，因为人类是不能脱离自然宇宙而生存的，所以广义人类宗教情感比狭义的人类宗教情感更具有正当性，在没有特别说明时，“人类宗教情感”就是指广义人类宗教情感。

人类的原始宗教一般都是有限宗教，对自身的觉悟、对自然界或者动物的膜拜都是有限的。神教设想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是无限宗教。这种全知全能的上帝在奥古斯丁《忏悔录》中表达了出来：“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又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使骄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行而不息，晏然常寂，总持万机，而一无所需；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虽万物皆备，而仍不弃置。”伦教则是从有限宗教到潜无限宗教。孔子的“仁者爱人”至少爱自己和爱他人。有的人只爱家庭，家庭包括小家庭、大家庭和家族，有的人还爱同学、战友、同事，有的人还爱宗亲、爱老乡……爱国、爱地球，随着爱的范围的扩大，有限宗教可以是2、3、4……N。人类宗教情感是潜无限宗教，人类不仅仅包括自己的祖先和已经逝去的各种各样对自身有影响的人，而且包括现在的所有的人，还可以扩展为未来的人，可以说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样的宗教情感不是有限的，而是可以从有限开始扩展下去的潜无限。伦教是自我实践性的，从儒教倡导的“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爱全人类”，这里的爱不是空泛的爱，而是包括物质和精神的爱，需要人的切实行动。伦教按照一个人的作为将人的境界进行区分。儒教曾经将人分为小人、君子、贤人和圣人，在两千多年的旧中国发挥了很好的典范作用。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一个人的贡献与旧中国的标准有别，人类教应该基于一个人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贡献将人的境界重新进行划分，以便于人们追求更高层次。

人类宗教情感与公民宗教

宗教情感是个人性的，是个人宗教。宗教最终是环绕着一群人的终极关怀所编织成的生活方式，是群体性的，制度化的，是制度宗教。人类宗教情感可以制度化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宗教。

人类宗教情感是对人类特性的超越性情感，将人类性上升到神圣高度的宗教。人类性的基本特征是理性，理性分为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和人类理性，集体理性曾经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笛卡尔和爱因斯坦式的个体理性可以发现自然界的规律，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的历史理性、辩证理性建立在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从家庭、社会、国家、全世界和全人类，是人类理性。

人类宗教情感是无神论宗教，适用于所有时代的全人类。人类宗教情感包含相互依赖的两部分：宇宙宗教情感和狭义的人类宗教情感。宇宙宗教情感是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开始就孜孜追求的，在中世纪被基督教压制，在文艺复兴后新生，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托兰德、爱因斯坦都大力倡导的个体理性精神，也就是“我思故我在”的认知理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言，这是“严肃的科学研究者”都有的情感，也是“爱智者”都有的情感。狭义的人类宗教情感建立在马克思的命题“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基础上，是为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解放而奋斗的深沉情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具有这种情感，狭义的人类宗教情感是全人类伦理的宗教情感，是一种伦理宗教或者伦教。伦教（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从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到天下伦理的儒教，理想是远古的大同社会；另一种是致力于全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宗教，伟大理想是未来的世俗的共产主义社会。两种伦教都是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的超越性情感，儒教只是将远古的「尧舜之治」美化后作为改善现状的理想模型，是贵族性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是面向未来的，是每一个人的宗教，人类宗教情感是全人类的宗教情感，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宗教。人类宗教情感（人类教）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宗教，也将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宗教。

作为个体宗教的人类宗教情感可以组织化成为群体的制度宗教。人类宗教情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会有特殊的表现形式，这是由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人类从远古至今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有别，人类性在各个民族国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人类宗教情感在遵循普遍教义的前提下的国别化、地区化和组织化是天经地义的。当人类宗教情感以组织性的教会形式（或政教合一形式）存在时，是制度宗教。因为人类宗教情感面向未来，有利于人类自身的提高和完善，因而可以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存在和普及。当作为个人宗教的人类宗教情感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以组织方式存在时，可以更好地实现个人宗教与制度宗教的相互促进。

卢梭认为，“对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必须每个公民都信奉一种宗教，才能使他热爱他的天职。不过，这种宗教的信条只是在它们涉及道德和涉及信奉该宗教的人必须尽他对他人的义务时，才与国家和国家的成员有关。除此以外，每个人喜欢抱什么看法，就可以抱什么看法，主权者无需过问，因为主权者没有主管另一个世界的职责，所以，只要臣民们今生是好公民，他们来生的命运如何，这就不是他应该管的事情了。因此，应当颁布一个纯属公民信仰的宣言，由主权者规定其条款，不过，这种条款不可规定得像宗教的教条，而要着重表述社会性的感情，因为没有这种感情，就既不可能做好公民，也不可能做忠实的臣民。”由此可以看出，公民宗教是利用宗教的神圣性敬畏和皈依，以解决世俗国家的秩序问题，公民宗教的特点在于其功能是要维系一种政治秩序。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信奉一种宗教，以维系国家的政治秩序。

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宗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美国著名神学家尼布尔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也是宗教性最强的国家”。一方面，美国人的拜金主义是人尽皆知的，犹太财团掌控了美国政治。另一方面，「信仰上帝」并自认是「上帝的选民」支配了美国及其外交，可以说是美国的本质。

马克思深刻揭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以鼓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理论，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后是否仍然要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的理论呢？陆贾当年对刘邦的质问“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之？”再次回响于耳。将所有问题都归为压迫所致可以激起革命热情，但只要还不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个完整的人就不仅仅是物质的、经济的，而且也会有精神上的追求。因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认知，社会主义国家一开始都是禁止或者限制各种宗教，然后是宗教自由原则，导致各种宗教泛滥成灾，马克思主义在民间被边缘化了。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有自己主导的宗教来对抗前社会主义的各种宗教。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位公民都要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且自由发展的新人需要漫长的过程，漫长过程中需要人类宗教情感的引导，需要适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公民宗教，人类宗教情感可能会成为人民的红酒。

中华民族政统和道统的新陈代谢

人类宗教情感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表现应该是新道统的确立。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主导政治宗教是儒家或儒教。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到辛亥革命前，儒家或儒教是传统中国的主导宗教，很好地发挥了凝聚力。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否定了中华传统的政治宗教——儒家或儒教，同时，马克思主义否定自身是宗教。长达两千多年的政教合一的儒教被瓦解了，而新的公民信仰未能建立起来，各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可能会瓦解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宗教在宗教自由原则下泛滥成灾就成为必然。西方所谓的普世主义就是基督教主义，美国的公民宗教就是基督教，可以说，基督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渗透的根本价值观。如果社会主义新中国不能有相应的公民宗教相抗衡，中国人民很有可能被犹太教和基督教及建立于其上的平等、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所俘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长期渗透最终可能颠覆中华文明传统和社会主义制度。

公民宗教是由政权性质决定的。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经过辛亥革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阶段将是长期的独立存在的国家形态，以实现共产主义为伟大理想。社会主义国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封建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头政治，而资本主义国家是多头政治；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封建主义国家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联合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以节制资本权贵，而封建主义国家是皇帝联合贵族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公民宗教应该是人民道统或人民宗教，而非贵族宗教。贵族宗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儒教，也就是读书人贵族及其官僚尊奉的宗教，另一种是基督教，也就是在平等自由旗帜之下产生的资本家贵族尊奉的宗教。这两类贵族在中国已经大量存在，尽管与劳动人民相比，人数相对还比较少，但前者掌握权力和舆论工具，后者掌握金钱财富，影响力很大，所以需要节制。秦皇汉武至辛亥革命，旧中国的政统是皇帝，道统是儒家或儒教，事实上是皇帝联合儒家读书人及其官僚统治老百姓，旧道统既与皇帝的政统合作同时也制约皇帝的政统，形成政治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新中国的政统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新中国的道统是广大人民群众，事实上是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节制资本家和各类权贵，广大人民群众的道统同时也发挥制约执政的官僚阶层的功能，保证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长治久安。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周期律的两个回答“让人民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相结合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制度。简言之，中华民族的政统都是大一统，但新旧道统的性质有别，如果说旧道统是贵族道统，那么新道统是人民道统。旧道统又被称为儒家或者儒教，新道统可以称为华家或者华教。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大一统政治的继承者，在文化上，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华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逝世后，政统已经消失，但他的道统仍然在延续，毛泽东的道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而成的中华马克思主义新道统，毛泽东的道统是人民道统，是“人民万岁”。毛泽东的自我定位是“教员”，也可以将其“教员”的定位看作毛泽东的真正遗嘱。1970年12月18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老朋友、《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说：“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毛泽东以终身当教员自慰，毛泽东是伟大的教员（The Teacher）。我们需要区分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和作为教员的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毛泽东肯定是不完美的，甚至犯过错误，这是由政治的性质决定的。政治总是要得罪人的。不管是哪种政治，政治总是有利于一部分人，同时压制、抑制或者节制另一部分人，不同的政治压制或者节制的群体不同，被压制或者节制的那部分人可能会对政治不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不同时期的人民概念有别，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一直倡导的是人民政治，也就是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政治，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孔子所倡导是君主贵族统治人民的封建主义，在两千多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以万世师表而被敬仰，孔子是作为教育家而被敬拜的，而非作为政治家。孔子任鲁司寇时，为抑制大夫家臣势力而堕三都，但没有成功。孔子作为政治家被人诟病还有诛杀少正卯事件。尽管在政治上批判孔子，但毛泽东充分肯定孔子在教育上的功绩，认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家。1985年，全国人大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旨在充分肯定广大教师为教育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已经逝世48年了，但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仍然值得每一位公民学习，特别是应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指导思想。当前每年的9月10日教师节是尊师重教的表现，但为谁教、教什么和如何教的根本问题摆在每一个教师面前。毛泽东曾经给湖南第一师范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提供了指导思想。如果能够将每年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即9月10日，确立为“人民教师节”，以纪念毛泽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意为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已经逝世，但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将永世为中国人民所敬仰。确立9月10日为人民教师节，对于人民教师应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使命就会更加明确，可以大大提高人民教师的社会主义教育意识和提升人民教师的地位。

总之，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新的政统，需要新的道统，新道统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宗教情感的中国化，是人民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