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公文写作——我的观察体会

赵树凯

2020年6月30日，本文作者应邀在山东大学人事部主办“公文写作培训班”上讲座。本文是本次讲座的讲稿。感谢山东大学人事部蒲业虹老师的帮助。

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学校人事部组织的这次公文写作培训活动，很有意义，对我也是重要学习机会。

我从1982年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1990年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到现在近四十年，一直做智库工作。在公文写作方面，我没有什么建树，也谈不上什么经验，年头长未必水平高。但我见识过若干重要场面，可以说有所经历、有所观察和体会。今天不是讲课，不属于所谓传道解惑，无道可传，也难也解惑。我只是分享观察与体会，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我谈六个问题：关于“公文”概念；文笔问题；写作的平台支持；写作的外部支持；写作的借鉴学习；写作的发挥创新；关于写作态度。

一、关于“公文”概念

一般来说，公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理解，没有什么准确的定义。2000年8月，国务院颁布过一个《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这个文件规定了公文的种类、公文的格式、行文规则、发文收文的办理等。这个文件的规定非常原则，不直接涉及公文写作，重点在公文分类和公文办理程序，即便公文分类也是非常粗略。

文稿写作，比较多的是;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领导讲话和文章，调研报告，各种课题项目书。基础性的则是，会议记录、会议纪要，以及相应的各种文件。至于党务方面，共同性就更多，如党建工作报告、“一课三会”材料、巡视纪检材料等，还有为领导写的个人对照检查、党性分析材料，等等。按照规范的公文定义，这些都不是公文，但都是文稿服务的内容。

在我看来，也许公文还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行政性公文，如那些内容简单、格式明确、程序严格、文字表达规定性强的通知、通报公告等；一类可称为研究性公文，如调研报告、工作报告、领导讲话和署名文章、专门的项目计划是等。这些公文需要有研究基础、观点理论、逻辑结构，实质上属于专题研究。我们现在关注的公文写作，大致上都是重点放在这一类。

在党政机关，人们通常不用公文来概括工作任务，通常不称为公文写作，而是说文字工作，是为领导提供文稿服务。这些文稿服务，内容广泛、形式多种，小到宴会上的祝酒词、不同场合的致辞，大到党代会、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还有领导个人发表的署名文章。这些文稿的写作，与普通公文比较，都有很高的要求。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总体来说，叫公文写作也好，叫文字工作、文稿服务也好，基本特点是为“公”而作，代“公”立言，代单位立言，代领导立言。虽然写作本身是个人化劳动，但是，公文写作并非个人化表达，写作中采取的是非个人化的角度、立场，是捉刀代笔，无法文责自负，而是文责“公”负。文稿的这种属性就决定了写作上的特殊要求。

关于公文写作，教材很多，大学里也类似课程。如果让我谈意见，这些教材可以一读，但也不必多读。可以作为参考书来读，了解一些基本的写作套路。好的文稿写作，不是靠看这些教材来提高的。或者说，能写公文写作教材者，未必能写好公文。说到提高办法，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多读，一个是多写。当然，怎样多读，怎样多写，也很有讲究。

二、写作的“文笔”问题

这要从一个故事讲起。1982年夏天，我刚到单位上班。第一天下班的班车上，我的邻座不认识我，问我从何而来，学何专业。我说是中文系。他说了一句：“中文不是专业，你要想办法进入专业研究。”后来我知道，问话者是综合局长杨坤泉，曾经是分管农业副总理的大秘书，是单位里重要的笔杆子，是那几年有关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社论的主要执笔者。大家知道，那时中央连续有五个一号文件，杨坤全第一个一号文件的主要执笔人，也是后边几个文件的重要起草者。他的话，对我是个很大的触动。后来的工作经验也验证了他说的话。

刚工作时，我做办公室秘书，也叫值班秘书，文字工作具体琐碎，如电话记录、谈话记录、会议记录、会议通知、会议材料整理，但也不那么好应付。因为缺乏专门背景知识，有时连个电话记录也做不好。中央农村工作部门有历史传统，农村政策也有历史过程，涉及到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60年代的农业政策体制调整、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接下来才进入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在许多看来简单的文字工作中，时不时要涉及到有很多人，很多会议，很多事件，很多文件。领导们在讨论时可以提到某些事件、人物、会议，都直接关系到政策背景、历史事件、高层争论等情况。缺乏这些背景知识，做记录时就听不明白，后边会直接影响会议纪要、会议总结。有时候领导让你打电话，请一个人来开会，这个人可能是个50年代在农村政策研究很有影响的人，你可能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领导就会不满意，也影响工作效率。

我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这些专门知识不是文字水平问题，但影响文字工作质量。这需要了解政策演变、机构演变、政策现状等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顺利完成简单的文字工作，才谈得上有自己的研究和看法。所以，中文系背景在专业部门做文字工作，看上去有一定优势，缺陷也是天然的。即便一个中文系的博士，也会感到很吃力

上班第一天班车上的对话，不断地被我以后工作中的遭遇所证明。这成为我工作6年后改变专业报考研究生、离开工作岗位去读书的重要原因。

刚参加工作那些年，我有很多机会出差调研，做研究助手。秘书处服务的都是部级干部，政策研究部门的高级干部通常都是笔杆子，都能写文章。跟随过一位副部长叫石山，是抗战前大学生，建国以后一直是分管农业副总理谭震林的大秘书，文革后期是农林部政研室负责人，跟他出差调研，大量工作是为他抄稿子。1980年代上半期，分管农业的副总理是万里，万里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前边有人起草，我在后面抄写，起草者在抄好的稿子上修改，然后我继续抄，再后边送打印出铅字稿，我则负责校对。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的文件，起草过程比较长，我负责文稿校对，头一年秋天，就跑了不下10余次印刷厂。

1985年后，我给纪登奎做秘书工作，协助他搞农村调研。纪登奎曾经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为了一个政策专题，他主持若干座谈会，会后我们汇总情况，我的笔记远不如他的详尽，他很不满意。因为座谈中涉及到的土地、粮食、商业等很多专门问题，我听不明白，笔记也不得要领，虽然那时已经工作了三四年。给中央起草报告时，纪登奎本来想让我写初稿，但我无力胜任，他只得直接自己动手，我只能做些协助。如果是一个很合格的研究助手，在调研座谈之后，两个人晚饭后散步，边走边聊，就能理出思路，然后助手就可以把这个稿子拿出来，而且无需大改。这件事情，不仅现在想起来尴尬，当时就感觉到很尴尬。

1990年夏天，因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我随原研究室副主任王郁昭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继续做秘书。开始，这位领导的讲话文章还主要依靠前任秘书，过了两年，我才基本上可以独立承担。这个时候，算起来是参加工作十年头上了。再后来，在政策研究工作中，经常写政策研究报告，也有机会参加起草中央领导讲话稿。2006年我担任第16届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主讲人，不仅要准备讲稿，还负责起草总书记在集体学习之后的讲话稿。为政治局集体学习备课，过程漫长而复杂，经历几次内部讨论，是重要的学习机会。

回顾过去，我进入研究的特点是，起点低、起步慢。为什么慢？一方面，有专业约束的问题，因为原来缺乏专业训练，如学农业经济专业的进入就快；另外一方面，也有个人资质原因。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自我评估，我在学习上还是比较努力的，研究上还是比较执着的。近40年来，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对于研究工作孜孜不倦，堪称心无旁骛。在工作岗位写作之外，也积极努力发表文章。不仅写研究文章，也写过诗歌、散文，不断退稿，继续投稿，似乎有一点屡败屡战的精神。

1990年代初期，中央机关掀起了下海潮，不少同事选择下海。我的领导问我是否愿意经商，他可以出面在深圳、海南办公司，他曾经做过省长，有不少资源关系。我说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这个能力，以后只想做研究。虽然当时我做研究没有出来名堂，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做研究的潜力。1994年初，我要求从秘书岗位下来，面临的选择就是，如果想从副处级提拔为正处级，可以去办公厅，继续做行政工作；如果想到研究部门做研究，那就只能按原级别安排。我没有任何犹豫，就回到了农村部，因为做专业研究是我多年向往。

就在机关出现下海经商潮的时候，我在研究领域的挣扎似乎也看见了曙光，能够相对独立承担文稿任务了，有些文章也发表了。最初是从领导夫人那里受到了鼓舞。在一次出差的路上，领导夫人告诉我：“老头子回家说，你写讲话稿写得好，读起来顺畅、有力。”我想，这也许是中文的基础起了作用。同样的信息资料，同样的内容观点，如果有好的中文表达，就会有更好的文字效果。这从一个较低层面上说明了“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所以，不能只说一句话:中文不是专业;还应该说后半句话：中文可以提升专业表达。

中文当然可以是专业领域，但一般而言，中文不能算是专业。公文本身不取决于文字水平，但直接表现于文字水平，所以要重视文字表达。决定文字表达水平的，不仅是遣词造句的能力，而且是文字之外说不清楚的东西。苏东坡所言，“文者，气之所成”，这是在强调，写作是一种综合性因素决定的。南宋诗人陆游曾说“功夫在诗外”，也是这个道理，文章的功夫在“文”外。胡适曾说过，写文章要清楚明白，才能美丽动人。但是，要写得清楚明白，不仅是文字问题，还有思维问题、专业知识问题。想得清楚，才能够说得清楚、写得清楚。

在文字之外，公文写作有更多要求，这是提高写作必须重视的。如，要研究掌握本单位全盘情况，近期工作要点，上级的要求，下级的反映，要有全局的把握，谋篇布局的站位要高，要站在单位领导的角度。这种积累应该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过去的，也包括当前的。在很多情况下，还需要特别关注本单位工作中的难点、矛盾生长点等问题，在大的部门，甚至不同领导之间的意见分歧，都是文字工作应该注意的。因为文字工作需要协调工作中的意见分歧，或者说，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可以通过文字上的处理来平衡。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特别是在重大政策问题上，通过文字处理来协调平衡领导层意见冲突，从而获得对立双方的共同认可，是对起草者水平的严峻考验。在这方面，我单位当年的领导杜润生，堪称“一代圣手”。他在这方面的高超水平，通过关于包产到户、雇工经营等若干政策难题的文件表述体现出来。有兴趣者可以去研究那些当年文件，如果能结合一稿一稿的修改过程来领会，则感悟更深。当然，这不仅是文字艺术问题，也是政治技巧、政策水平、思维境界的问题。简单来说，文笔当然重要，但是，从根本上说，好的文稿要立足于专业研究，立足于思想水平，而不仅仅是文字修辞。

三、写作中的平台支持

写作是典型的个体化劳动，作品质量内在的决定于个人水平，但是，个人水平的提高需要时间，是逐步积累的过程。那么，有没有快速提高的办法，或者说是捷径？应该说，是有的。这就是机构内部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为个人能力的提升建立一种支持体系，或者说有某种平台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平台支持具有决定作用。

好的环境氛围，对于研究写作构成有力的支持体系，有了这个支持体系的支撑，个人能力可以显著提升，甚至超常发挥。最容易说明这种现象的例子，是世界著名咨询公司的运作机制，如麦肯锡、兰德公司等智库，往往三五个人的研究团队，其中有的并非资深人员，就能够承担大跨国公司、政府的咨询项目，收取很高的费用，产生很有影响力的咨询研究报告。这其中的重要因素，不仅因为研究人员个人本身有实力，更重要的是小团队依托大平台，小团队后边有整个机构的支撑体系。相反，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体系，仅仅是孤零零的三五人组合，别说是收取很高费用，就是收取很低的费用，也很难拿到咨询项目。

对农村改革有所了解的人知道，1980年代中央曾经连续出台5个1号文件，创造了中国改革史上的辉煌。前边我提到过，负责起草文件的，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杜润生革命资历老，行政级别高，比当时国务院总理、副总理资历老，中央领导对他都很尊重。在机关内部，他特别重视建立宽松开放的工作氛围，在刻意营造一种自由宽松、畅所欲言的氛围。他主持开会讨论文件和报告，特别注意让大家充分发言，年轻人甚至面红耳赤互相争辩，有些省领导严厉用词尖刻的当面批评中央部门负责人，他甚至鼓动争论，在会上鼓励争论、思想交锋，不搞一言九鼎。研究政策问题时，经常特意邀请那些有反对意见的人参加。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有的是部长级干部，也有的是年轻人。他要求大家下去调查，他自己身体力行，70岁左右的人了，有时候一次农村调查一个月。单位内的研究气氛很活跃，杜润生仍然不满意。他说：“我们的机关作风不生动，不主动，还有官僚主义习气，多年来形成的机关化作风要改变，要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科学的、战斗的作风，机关要对内对外开放，要是一个大熔炉，能沸腾、活跃起来，使每一个人能得到训练。”杜润生倡导的这种研究氛围，对于帮助研究人员成长、保证研究报告的质量非常重要。

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三十年，主要做农村研究，经历了几次岗位转换，后期五六年担任编刊部门负责人。很重要的一点体会是，对于优秀研究人员的成长来说，工作环境和氛围非常重要。这种环境氛围，实际上构成研究写作的平台支持。好的研究报告，正是依托了这种平台支持才能够顺利产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1980年，有很好的研究传统，有着宽松的学术氛围。长期以来，国研中心领导经常反思调查研究报告存在的问题，鞭策研究人员不断提高研究报告质量。自上世纪末期开始，中心领导把研究报告存在的问题概括为“浅、轻、散”，不断自我警示。中心领导高度重视学术环境改善，不断采取措施，为研究工作建立的强有力支持体系。最近几年，中心领导对研究报告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包括：不断优化调研报告的审批流程；在机关内部建立严格的同行专家评议制度；探索建立全国性政策研究信息交流系统；建立国外智库信息的收集整理系统；不断提高对编刊部门、编辑人员的责任要求。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促进了研究报告质量的提高。

营造研究写作的良好环境氛围，建立起有力的支持体系，首先依靠是单位领导的重视，同时个人也可以有所作为。对于个人来讲，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平台支持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这种支持体系中。一方面，主动利用已有的正式平台，如把本单位或相关机构的支持体系充分利用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非正式的办法，搭建自己的支持平台，开展常规化、高水平的同行交流切磋。

四、写作中的借鉴学习

如果说，营造良好环境氛围，是一个机构内部提高研究写作水平相对捷径，那么，重视借鉴学习，对个人来说则有重要的直接促进作用。

借鉴学习，要重视古代经典文献，不仅是中国古代，而且西方古代。从政策研究报告而言，中国古代奏折有丰富的宝贵资源可以学习。在这方面古人也特别重视总结，很注意保存。如明代永乐年间就编辑过前代的著名奏折文集，叫《历代名臣奏议》，收录的著名奏折上自商周下至宋元，多三百五十卷，按内容划分了66门类，如君德、圣学、郊庙、治道、经国、礼乐、用人、选举、法令、兵制、荒政、水利、理财、御边等。现在出版物中，也有一些古代奏折的文集。

科举考试中的策论，基本上都是政策建议报告，通常策论只有一两千字，写作特色很鲜明。政策建议，或说是奏折，好像是古代文人的一个基本训练。现在看唐宋八大家的文集，收集了很多策论文章。八大家中苏东坡父子三人在列，号称三苏。苏辙晚年回忆自己的学习写作，说父亲是老师，哥哥亦师亦友。说到学习内容，他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而且，“知先儒昔有所未悟”。（《苏辙集》第11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苏辙做官比苏轼还大，位列宰辅，作品中诗词不多，文集的大部分是策论。在我看来，苏辙的诗词显然不如苏轼有才情，但策论比苏轼写得好。中国政治传统中，关于政策建议的研究，有丰富的资源值得重视，我们可以日常阅读欣赏，从多方面借鉴。

公文写作的重要一项是起草领导讲话，这几乎是文稿服务的核心挑战。这方面，也应该多向经典文献学习借鉴。从中国历史上看，高层人物演讲稿并不发达。变通的形式是皇帝诏书，类似于现在的公开演讲。比较早而且完整的皇帝诏书，应该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是对自己执政工作的反思；晚近的皇帝诏书，如清代光绪的《明定国是诏》，相当于要进行体制改革的公报。最后的皇帝诏书是，溥仪所颁布的退位诏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道圣旨：“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这段话的政治站位很高，表达了天下为公的崇高境界。中国古代的皇帝诏书、大臣奏折，可说是卷轶浩繁。

在西方，从古代到近代各类演讲文献，则是洋洋大观，有多卷本的西方著名演讲文集。比较而言，西方历史上的演讲比较发达，如古希腊伯里克利的“纪念阵亡者演讲”，苏格拉底的“法庭演讲”，古罗马恺撒在元老院的演讲“选择流放”，这些演讲的历史情景比较清晰。中国的同时代文献，多是三言两语的师生对话、君臣对话，读起来感觉不一样。西方进入近代，演讲更加发达，近代早期英国与西班牙海军大战之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视察军队的演讲，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讲。进入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各种著名演讲就更多了。大家可能熟悉的，二战以后美国总统的著名演讲，像肯尼迪、里根、奥巴马等，都有很著名的演讲。奥巴马特别著名的演讲，是2004年他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帮助克里竞选的演讲。中西文明在交融，国际交流在增加，世界范围内共同议题越来越多，在这种演讲文稿写作过程中，我们需要向一切人类文化成果学习借鉴。

中国改革以来，政策研究领域对外开放发展很快，这对提升政策研究，进而推动改革也有重要贡献。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开放有直接关系，在政策研究领域其实也一样。在1980年代，世界银行的及其他国际组织、大学的学者进入中国，多个领域、多种形式的中外合作交流，显著地开拓、提升了政策咨询研究和智库发展，也深刻的影响了一代中国学者，包括一些领导人，典型故事非常多。

改革以来，政府文稿的概念体系、叙事结构、文字表达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甚至可以说，发生了整个语言体系的转换。这种语言体系的转换，根本上是思想理念、理论方法的转变，是文明开放的结果。开放是历史的要求，世界潮流的趋势，不能因为经济发达了就封闭自守。开放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对于政策研究、学术研究也一样。所谓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开放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如果对外部成果不学习、不吸收，甚至不了解，拒绝了解，这样所谓的自主创新，只能是义和团式的“创新”。当前，社科研究中的“义和团”现象值得注意。

从我来说，曾多年与西方学者合作研究，在哈佛、斯坦福等大学做过研究，也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农村发展项目工作过，深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机会。现代科学研究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科学。现代的公共管理理论，也起源于西方。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放带来的影响就更加广泛，社科基金项目的评价体系，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都借鉴了西方经验。现在大学重视智库建设，现代意义的智库也起源于西方。现代智库不同于传统幕僚机构。我们看国外的智库，不论是独立智库，还是党派智库，从智库的机构运行体制，到研究项目的组织，研究成果的写作传播，都有很多方面值得学习借鉴。

在写作过程中，要努力扩大视野，提高学习借鉴的针对性。如研究课题项目书，可以从国外大学、国际组织相关领域的项目书受到启发。大致来讲，现在通常说课题项目书、研究报告、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基本形式都来自西方。在国际机构和大学中，项目规划即所谓的项目建议书，通常有严格清晰的要求，如强调逻辑框架，这个逻辑框架与我们通常的政府工作计划很不一样。

文稿写作过程中，不仅可以学习借鉴上级作品，而且可以借鉴学习国外作品。同样是政府工作报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也会受到很多启发，其思路结构、数字材料、典型事例、文字表达都颇具特色，甚至PPT都做得非常漂亮。意识形态立场要警惕，但探讨文稿写作共同规律，不应当影响向西方学习。秉持开放的心态，认真学习借鉴，是提高研究写作的基本门径。

五、写作中的发挥创新

这里的发挥创新，是指在规定方向、范围的写作创新，所谓“既要不出格，又要出新”。文稿写作中的发挥，是在特定目标和规范下的创新，更强调体现特定的工作取向、领导意图。

文稿写作首先要尊重体制要求。就文稿写作而言，任何特定的工作系统，由于机构或体制约束，都有一些规定的表达表述，即所谓范式、套话。既然是公文，就不能没有套话，不能没有程式，因为有一些共同的要求，特定的要求，特定的表达方式，如同戏剧的动作。但是，高质量的文稿，不论是工作报告、项目设想，还是领导讲话，重点肯定不在这些套话上，不在于套话说得多漂亮，而是要强调实际内容，是在实际内容方面下功夫。文稿写作，如同带着镣铐跳舞，要掌握一般要求、方向原则的基础上，要善于提出有实际内容的新东西。现在，我谈几点体会：

第一，要以平常心态对待高端作品，包括名家文章、重要讲话、重要文件等。

所谓平常心态，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重视学习，懂得高山仰止，不能目空一切；另一方面，不能迷信崇拜，不要以为高不可攀。所有的文章都是人写出来的，所有人的思考写作，都是可以质疑的。如研究发现，即便是经典作家作品，在论证和表达上也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不严密的情况。在先秦经典中，学者们通常认为《道德经》的逻辑和表述比较严密，但是表达上重复啰嗦也不难发现，所以现在有些学者提出要搞现代修订版的《道德经》。

自从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我所在的单位都是在致力于起草文件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充满了争论和困惑。有些文件讲话已经发表，大家讨论中还是发现不少问题。有些文章讲话，是在多种尖锐不同的意见，妥协平衡的结果。没有问题的文件未必是好文件，好文件未必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读高端作品，既要想到如何学习，又不要盲目迷信。拿到一篇报告讲话，拿到一篇高端作品，无论是讲话还是文件，当然首先要虚心学习，认真拜读，但同时，也不妨用挑剔的目光，质疑得心态去学习。要能判断那些是虚话套话，那些是真本实料、真知灼见。不要被朗朗上口的排比句、引经据典的宏论所吓倒。有一些文章，看上去气势恢弘大作，词藻华丽，但是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逻辑的残缺、概念的混乱、思想的空洞。

第二，不要以为，只有理论精湛，学识渊博，才能写出好文稿，或者说写出好文稿需要很深的理论功夫。

从政策研究工作的角度看，翻检建国以来的农村工作文件起草，那些受到高度评价的文件讲话，基本上都不是所谓大理论家搞出来的。或者说，并不是从理论出发搞出来的。相反，一些所谓大理论家搞的文件，如1950年代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文件和文革文件，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主持的。这些文件当时都抬得很高，被捧为高屋建瓴、高屋建瓴、拨云见雾之类，看上去很有一种打动人的力量，事实上，正是这些文件，给中国农村造成了历史性巨大灾难。从这些起草人来看，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学问，没有理论，文笔不好，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起草了好文件。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没有大学问，没有高深的大理论，也能写出好文件、好报告。分析这种现象，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给我们信心。

第三，写作中要发挥创新，不能拘泥于领会贯彻上级要求意图，不能仅仅表述顺从和迎合，不能“述而不作”（只有阐述，没有创作）。

好的文稿富有特色，善于创新，起草人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一般来说，领导喜欢有特色、有创新的文稿，但通常不会具体指导，起草者发挥舞台很广阔。起草人首先要有自己的创意，好的构思，好的想法，好的表达。有了好的想法，还有善于表达，善于与领导沟通，善于向领导提出建议，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有所坚持。文稿服务不是个人创作，不可能任凭个人尽情发挥，但是，文稿写作也很需要发挥创新，关键是，这种发挥创新，一定要获得领导认可。这对文稿起草者来说，是很重要的锻炼考验。如果不能说服领导，不论你的想法如何重要，这种创新都无法实现。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有了想法还要善于说服领导，变成领导的想法。我曾经听到高级领导人议论提拔干部，说到某某受到提拔重用，重要的一点是：能领会领导意图并用文字表达出来，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善于让领导接受。

在文稿服务中，让自己的思想被领导接受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能力。在特定科层制机构中，主导性意志只能是领导意志，领导不接受你的想法，你也应该接受这个现实，这就是要尊重体制。苏辙讲为官之道，有“明于至理，顺乎流俗”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很高境界。在现代条件下，这种“流俗”可以解释为体制要求和约束。就是说，心里面要明白大道理，行动上要顺应某些特定规则。在机构文稿服务过程中，这些理念都很有启发意义。

这里还要说到杨坤泉的事情。1980年9月，中央召集各省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上爆发了激烈争论，后来形成了当年的中央75号文件，文件规定少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一般地区不要包产到户。杨坤泉是文件主要执笔者，他个人赞同普遍行包产到户，但文件表述要执行领导意志。会议召开过程中，在京西宾馆里，他到一些省委第一书记房间去聊天，动员他们支持包产到户，以此影响政策规定。这是他表达个人政策主张的一种智慧，成为机关里的一段佳话。

第四，处理好公文写作与学术写作的关系，通过两者相互促进，实现写作能力提升。

人们通常强调公文写作与学术写作之间的矛盾，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角度不一样，表达方式、叙事逻辑不一样，甚至语言系统也不一样。所以，如果公文象专业学术文章，或者专业学术文章象公文，这两者来讲都是不成功的。当然，如果一个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甚至词汇系统都完全被公文化了，这样就做不了研究，甚至写不出学术作品。我们看一些老干部回忆录，就能发现这个问题，思维框架和语言表达完全格式化了，写的像官样文件，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被淹没了。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公文写作和学术写作并不互相矛盾，甚至能够相得益彰。学术的严密逻辑，公文的清晰简洁，有时候互相促进，具有内在的共同要求。从历史上看，公文写作并不必然摧残个性化的创作研究。在古代文人当中，这两种角色其实也也是不断转换的。宋代文人如苏东坡、黄庭坚，唐代文人如柳宗元、杜甫、杜牧等人，都曾经是皇帝写作班子的，都做过批注奏折、起草招书、编撰重要文书的事情，这个职务通常叫中书舍人。唐代杜甫，曾经短时间内做过皇帝身边的咨询研究人员，而杜甫的很多诗，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当作很好的调查报告来读。杜甫作品在今天经常被用于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资料。由此可见，公文写作并不必然损害个性化的思考和表达。相反，这种经历还能够开拓学者的生活视野和思想视野，培养特殊的是观察分析能力。所以，在看到两种写作之间的矛盾时，也要看到两种写作之间的互补。

六、关于写作态度

写作态度是治学态度的重要表现。

什么是好文章？很有名的古人所说三个维度标准，清代学者戴震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项要素，通俗的说，就是道理要讲清楚，证据要确凿可靠，文字表达要清晰动人。这对所有的文章来说，不论是公文写作还是个人化写作，都是基本要求。但是，放到专业研究来看，还有一个更具体或者是更深层面的要求，就是讲究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如对已有的研究总结评价，提出新问题、新的研究假设，建立逻辑分析框架，等等。所以，在现代社会科学条件下的文章要求，在义理、考据、辞章的大原则下，还要继续深入，具体化、操作化。

平易实在，深入浅出，是文章的高境界。文章难免有些虚的东西，套路的东西，尤其是公文写作，在特定背景下，套话不可以没有，有些表述必须是“规定动作”。但是，基调应该是实在的，平易的，是质朴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是“虚实相间”。平实简易，不仅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容实在，所谓有干货，表达才能平易、简约。古人讲这种文字表达的原则，称为“辞达而已”。宋人黄庭坚进一步概括，则表述为“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黄庭坚集》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当然，写文章有时候也需要造势，铺排夸张。如看国外的竞选演说，特别是竞选宣传文字。即便这类的造势文章，基本材料、基本数据也是很扎实的，铺排夸张的是虚的部分。因为，如果应该扎实的地方不扎实，会受到公共媒体的批评，特别是反对党的指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有很多造势的文件、文章，充斥着狂热的激情，为害实在很大。公文写作，意在推动政府工作，推动社会发展，需要实实在在。这也必然反映到文章风格中，应该以平实为基调，讲究思路清晰，通俗易懂，数据详实，事例生动，故事鲜活。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的说，文章都要平淡，有时候也需要激情澎湃，需要文采飞扬，这都是要看特定场合的需求。

怎样判断是不是一个好文件？这是一个复杂问题。文稿工作林林总总，内容形式各不同，但不同文体皆可有佳作，核心的标志就是内容实在，而且富于表达，表达有特色。1980年代的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现在人们经常引以为典范。从文字表达上看，这些文件谈不上精巧、靓丽，并不铿锵有力，也不大气磅礴，更缺少那些朗朗上口的排比句，没有宏大的理论口号。改革年代的很多重要文献，不论是领导讲话，还是政策文件，突出的特色是朴素、平易，甚至语法结构上看也不那么严谨，但是，巨大历史贡献不言而喻，与此前此后不可等量齐观。

疫情期间，我系统地把建国以来的农村工作文件看了一遍，比较了不同时期的政策文件、领导讲话和工作报告，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也有很多感悟体会。从根本上说，评价标准是社会评价、历史评价，要看社会影响、社会价值，而不仅仅是文章本身。这种评价应该是综合考量，从内容到形式，从历史到现实。当然，对于起草者而言，一项文稿写作任务交到手里，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个活儿做完，让领导满意，自己安心。但是，如从历史责任出发，不妨想得远点，如黄宗羲所言：“大丈夫行事， 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这又是一种境界。如果起草了一个文稿，虽然当时受到了领导或某方面的赞赏，但从改革发展看却没有产生好的作用，甚至贻害社会，这是不能不考虑的。从这个角度看，文稿写作虽然不能像古人说的“论万世”，但也不能只论一时一事。所以，做政策研究，提供文稿服务，应该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

回溯半个多世纪中国农村政策演变，这个历史进程由一系列文件、讲话作为文字载体。在政策研究界，当然有一些优秀作品，但是，荒唐可笑之作甚多，不仅荒唐可笑、而且直接破坏农村发展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大家不难联想到，鼓吹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文章报告，鼓吹大跃进的文章报告，鼓吹农业学大寨的文章报告，包括改革以来以来也还有这样的荒唐之作。这些荒唐之作得以问世，当然领导层首先要负政治责任，但是，这些东西无不出自写班子之手。检讨政策得失和历史责任，这些舞文弄墨的“秀才”也难辞其咎，也需要深刻反思。

2020年春节前，我曾去看望农口老人石山，老人已经105岁，头脑依然清楚。文革前的十几年，他一直中南海里写作班子里，在分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身边，不仅起草文件和领导讲话，而且也根据领导旨意起草批示。这个班子七八位成员，除个别在文革中遇难之外，后来都成为省部级干部。我们谈到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的农村研究，谈到他们写作班子出手的荒唐之作，特别是那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百岁老人感慨细致，抑制不住情绪激动，连连说：“荒唐、荒唐，狂热、狂热，真是祸国殃民。”但是，这些文章当时，都被上层赞赏为好文章。某种意义上，这种写作是一种作恶，这种作恶已经超出了阿伦特的所谓平庸之恶，这是比那种“平庸之恶”更恶的恶。这些写文章的人，没有理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高层领导。

回顾农村政策史，检点研究者的调研写作，有很多东西值得反思，引以为戒。从这个角度讲，黄宗羲所谓的“论万世，不论一生”就不是空话大话，而有了实在的内容。这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态度来研究和写作。

要重视根据自身情况，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特点的写作提升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经验，也有自己对于写作技巧的把握。如检验文字是否顺畅，我有时候用的办法是，把这段话读两遍，如果读起来别扭，语感会告诉自己如何修改；检验文字表达是否简练，我也偶然发现一种办法，在请人翻成英文时讨论发现，有些地方中文用了五六句话，用英文三句就表达出来了。有些啰嗦的表达，重复的表达，翻译最先能感受到。

王梦奎主任谈怎样写文章，曾说重要的窍门是“勤分段”。我个人的体会，这非常有道理。不用过长的段落，对作者是思维的提炼，对读者会变成相对轻松的阅读。总的来说，提升写作还是要靠多写、多改。虽然有的人“一挥而就”“倚马可待”，但是这种才气太少见，可遇不可求。当然，每个人最见效的办法会不同，或者说如何寻找捷径和技巧，没有固定的办法，关键是自己探索。

提高写作的基本途径是多写多改。要重视日常的写作训练，多读，多写，多琢磨。认真对待每一文章，珍惜每一次写作。不论是悠闲之作，还是匆忙中的急就章，都可以是愉快的体验，都要认真对待。从每一次写作中体会到进步，体会到愉悦，苦中有乐，乐在其中。

写作可以被抬得很高，如说“文章千古事”，但写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手艺活，如木匠做家具，要有工匠之心，工匠的态度，工匠的讲究，工匠的耐心。古人有所谓“僧敲月下门”的反复推敲，还有“捻断三根须”的不断斟酌，都是很好的激励故事。古代诗人有所谓苦吟派，苦苦挣扎，呕心沥血，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大家用一种欣赏、玩味的态度去写作，那就会体验到，写作不仅是苦思冥想，而且还是带很有愉悦感、实现感、成就感。文章有长有短，写作有快有慢，有时纠结，有时愉悦，都要认真对待。写作中往往会出许多废品，自己不满，无法示人，但是，这并不可怕。有写作就有进步，没有白写了的文章。

以上所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耽误大家时间，不胜惶恐，欢迎批评指正。

（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