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于包容、毁于榨取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简评之一《Why Nations Fail》
李华芳、匹兹堡大学2024年10月14日 19:31 美国
罗卫国：取下书架2016年买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发现已是诺奖作品。不革命完成制度升级（不提转型），是我的期望！
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赫赫有名的AJR。坊间有不少Acemoglu的笑话，例如跑一个回归就用完了所有星星，新年第一天就承包了100个经济学家一生的引用之类的，都算是其巨大影响力的信号。
诺奖委员会给AJR的颁奖词是表彰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for studies of how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and affect prosperity），是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最经典也最核心的经济学议题。
这里我先奉上一篇之前写过的《Why Nations Fail》的书评，稍后再更新正式的贡献简评。总觉得要再说一说殖民地死亡率这个事，不然不完整。
兴于包容、毁于榨取——评Why Nations Fail？
1老问题、旧答案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有无数的学者讨论过导致国富国穷的各种因素，例如地理位置偏僻、不接海洋没有港口、气候条件恶劣、自然资源匮乏等，会限制国家走向繁荣之路；又例如文化上民族不够勤奋、具有劣根性、没有新教伦理、缺乏资本主义进取精神等，也会成为国家发展之路的障碍；再例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无知、短视、不知道合适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等，也可能致使一个国家陷于贫困无法发展。
尽管地理、文化、领袖均会对国家强盛与否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呢？或者说，有没有导致国家兴衰的更重要的因素？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因素？又是如何起作用的？这正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中要回答的问题。不同于对地理、文化和领袖等因素的强调，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着眼于不同“制度”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有一些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另外一些制度则正相反，阻碍了经济发展。
“制度”这一答案并不新颖。但在经济学分工日益精细的21世纪，已经很难读到像这样充满雄心和企图的作品了。目前的发展经济学由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些朝“曲径通幽处”发展的苗头，利用田野实验做发不发帐篷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经济影响，或者一档循环播放的电台节目对苏丹地区教育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之类。而《国家为何失败》则完全不同，可能是继亚当·斯密《国富论》以来，经济学界重新回到宏大格局讲述国家兴衰的最有诚意的作品。不同于斯密论证的专业分工、市场扩展、自由贸易带来经济繁荣，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则讨论了“分工、市场和贸易”这些市场机制要起作用的制度基础，这“制度”一词，正是本书的关键所在。
2兴于放、毁于收
为了引出制度问题，这本大气磅礴的作品先从“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说起。人民走上广场所谓何事？还不是因为活得贫苦憋屈，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过上更好的生活。以埃及为例，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2%，且有20%的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问题恰在于这个制度。埃及的独裁者穆巴拉克，并不愿意改变现存的体制，以适应大众的诉求。最终埃及只能通过革命形式来进行制度变更，这代价不低，却也是无可奈何之举。而美国人民相对富裕，主要是因为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比较宽泛，政府的可问责性较好、对选民负责，而且人们能利用各种经济机会发家致富。
纵观这些古老文明国度，比如埃及、印度与中国，为什么埃及经济增长不如印度，而印度又不如中国呢？回到惯常讨论过的地理、文化和领袖，或许可以解释部分各国发展的差异。但问题也恰在于这三个因素无法全然回答在南北诺嘉乐（Nogales）地区的差异。诺嘉乐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北面那一半属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实行的当然是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制度。而南面的那一半属于索诺拉（Sonora）州，却是墨西哥的领地，实行墨西哥制度。
两个地方南北接壤，地理位置没什么不同，文化差异也不大，都是那一群人，鉴于每年大量墨西哥移民到美国的事实，似乎也表明墨西哥人也知道怎么发展经济的那些办法，很难想象墨西哥的领导人会不清楚那些普适的经济发展原则。所以地理、文化和领袖这几个因素都未能很好解释为什么南北诺嘉乐会呈现出如此不同的面貌。也因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之前的理论需要修正。
两人发现南北诺嘉乐地区最不相同的是“制度”。美式民主宪政制度在经济上保护私人产权、实施法治、有运行良好的市场且市场运行得到国家支持、市场向新的企业开放、市场上的个体遵守契约、并且人们可以获得教育和普遍的致富机会。与此同时，这种制度在政治上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允许广泛的公民及其团体的政治参与、对政治家有制度性的问责和约束、依法行政、而联邦政府有一定的集权来有效实施法律。这种制度被作者称为“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与此相对的是“榨取性制度”（exclusive institution）。此处我译成榨取性制度，并没有直接对应exclusive“排外的、排斥的”的意思，而是根据全书的意思，统治者不仅不愿意与大众分享经济成果，而且会采用政治制度来榨取大众，与民争利。
那么为什么美国实行了包容性制度，而墨西哥及其他部分拉美地区不仅没有采用类似的制度，反而实行了榨取性制度呢？这种制度差异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路径依赖。北美和南美在经济发展路径上的分歧，主要是因为殖民者实施不同的殖民策略而形成的。能否有效激励土著和新移民为经济发展而努力，成为了制度选择过程中的重要差异，尽管这种制度差异一开始非常小，但经过不断演化，其结果却大相径庭。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北美和拉美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收入差距。
关于殖民政策导致不同发展的想法，源于2001年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掀起了学界长达十年的争议，而三人姓名的首写字母也被缩成“AJR”，现在已经成了学界闻之动容的标记。从数据、史实、假设、逻辑等各个层面，大量学者卷入了与AJR的论证。因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这本新书，也可以看作是对长期争论的一个总结和回应。当然顺带也承担着向大众普及新知的任务。就此书而言，相比于回应学术争论，普及工作显然做得更出色一些。
当然这种因为一线之隔导致巨大经济差距的地区还可以找到不少实例，例如现在的南北韩、例如30年前的香港和深圳。当然细究起来，尽管这些区域地理位置差不多，文化习俗也差不多，毕竟都是同一文化群体的人，但领袖的作用却极为不同。更不用说实行的制度有巨大的差异了。因此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书中，其实未能仔细处理领袖的角色问题。
他们反驳的是领导者因为无知所以不知道采用“包容性制度”的论断，但实际上，如同科斯和王宁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中提到的那样，有可能是因为领导者面临现实的约束所致，例如1980年代“邓-陈”的双寡头结构，使得中国的改革不得已呈现出了“渐进改革”的趋势。仔细来看，邓对改革的看法，实际上相当激进，却被保守的陈所抑制，如此有了妥协之后的渐进。而领导人的能力不同，将会极大影响组织乃至国家的绩效。只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并没有深入探究领导力的问题，这恐怕也是一个遗憾。
也就是说，除了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之外，还需要仔细对待地理位置、文化差异以及领袖角色。当然坊间也有误解，认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完全否认了地理、文化和领袖的差异造成不同的经济结果。我的阅读体会是，两人认为地理、文化和领袖无法完全解释类似诺嘉乐地区这样的问题。尽管放宽视野来看，西伯利亚的落后和美国的强盛很难说与地理位置无关，同样也无法否认历史上基督教地区相对快速的发展，更不能否认领袖的作用了。所以两人仅是指出，上述三种因素可能只能解释相对较少部分的经济成长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制度的作用。这一点被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批评的戴蒙德倒是挺清楚，他在回应中除了强调地理因素不可忽视之外，也承认制度或许可以解释国家兴衰的大部分成因。
3盛与否、准何在
但是国家盛衰的标准是不是就等同于经济增长呢？人均GDP、贫富差距、人均寿命、乃至更综合性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到底什么才是衡量国家盛衰的标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处理，显然比较直接和简单，那就是以是否促进经济增长为国家兴衰的标准。
这种标准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来衡量，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发展无非就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各种组合，或者投资、消费和贸易方面的增长。而制度则是让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或者投资、消费和贸易方面的配置，得到优化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起来又并不是简单同意这些传统的看法，而是借用了熊彼特关于“创造性破坏”和企业家创新的一些观点，例如在阐释包容性制度的细节时，两人特别强调法律体系对产权的保护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家创新，从而推动生产和贸易，以及经济增长。
不过更重要的批评是这一经济增长本身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如果经济增长作为目的，那么必然遭遇哲学界关于“意义”的责难；如果经济增长本身仅仅是手段，那么增长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幸福，但关于幸福感的调查并没有提供统一的答案。我在2007年的《文景》杂志曾经发表《追求幸福的经济学》一文，其中提到经济学上的一项测算，大体而言，有一个人均收入的限制，当人均收入超过15000美元时，人均收入的继续增加对幸福感提高的影响很小；但如果人均收入低于15000美元，收入增长对提升幸福感有有极为正面的影响。
但幸福又是什么呢？一千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经济学家而言，更有自嘲性质的笑话称10个经济学家能就同一个问题提供11个答案。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标准，很难想象浙江大学校长会和舟山市金塘岛上的一个渔民对幸福会有相同的定义。而且即便两人的幸福感相同，也无法从中得出什么教益。
有一个标准或许值得考虑，那就是选择项增多，或者说选择空间扩大。尽管个人的选择能力不同，但面对更多的选择，依旧可以增进个人的效用。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人的自由的扩展。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就将发展的目标定为人的自由的扩展。收入增长与选择集扩大之间一些联系，但有些自由并不会因为收入的增加就自动获得，尤其是政治上的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但也没有细致讨论经济增长本身对制度演化的影响。尤其是“包容性制度”本身蕴含了很多价值性目标，例如自由。经济增长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自由的扩展，而自由本身又是经济增长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弗里德曼的经典论述是，自由是目的、自由也是手段、自由的目的只能通过自由的手段来达成。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国家盛衰评价标准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那么对于本书的论述，可能就会略觉肤浅。如同大部分政治学家在对待经济学家的工作时，一贯表现出来的不屑一样。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也有值得夸夸其谈的政治学家们学习的细致论证。
4增长路、大不同
前面已经提到对此书的一种误读是“制度决定论”，认为地理、文化和领袖均不重要。实际上是都很重要，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地理、文化和领袖未能解释在三者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为何经济增长会出现重大的差异，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制度使然。
实际上，地理、文化和领袖不可能尽然相同。这或许可以反过来部分解释为什么采用了不同制度的国家，有时候也会取得差不多速度的增长。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恰好和“中国模式”的争议有关。中国的制度很难说符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设想的“包容性制度”，没准更接近“榨取性制度”，政治上无竞争少参与、经济上政府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但矛盾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世界领先的。那么中国是一个例外吗？这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论述构成了挑战吗？不管怎么说，中国问题的确是两人需要认真对待的。
但仔细阅读就不难发现，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并不否认存在政治权力垄断并且中央集权的条件下，稍微提升法治水平、提高产权保护的强度、并且引入市场经济制度，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只是这种情况下的取得的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有本质的区别。
两位作者以苏联为例，解释了这种依靠将农民和土地集中起来的做法固然能在表面上刺激经济增长，但也会发生大饥荒。与此同时，这种集体农庄的做法不仅不能激励农民，也无法在技术不进步的条件下，持续维持既定的生产水平。因为那些像奴隶一样的农民吃不饱的情况下，边际生产力必然下降。而几个五年计划并没有大幅度改进民用生产技术，尽管军事上苏联取得了长足进展。
苏联的增长，尤其是从1930年到1960年间长达三十年年均约6%的国民收入增长，迷惑了不少经济学家。著名的萨缪尔森其在1961年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预测苏联国民收入将在1984年超过美国。甚至到了1980年版的《经济学》中依旧声称苏联将在2002年超过美国。但很快柏林墙倒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所谓“休克疗法”让俄罗斯经济长期处于低谷之中。
那么苏联因何失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采用的解释和哈耶克的解释如出一辙：允许私人自己做决定并通过市场来交易对社会来说是最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计划经济在短期内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无法解决：一是个人的激励问题，大锅饭造成人人搭便车的现象；二是既得利益者不肯分享利益的问题，已经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就难了。而这两个问题也恰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谓的“榨取性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也正是由于中国和苏联模式的相似性，两位作者大胆预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但既然如此，何以有时候“榨取性制度”依旧会被采用，并且持续不短的时间呢？理由是榨取性制度能使经济增长中的收益不仅满足一小撮统治者的需求，并且统治者还可以有足够的资源来镇压反对者。也就是说，凡榨取性制度必然意味着政治上的集权。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是不是能促进增长，关键在于能不能促进“可持续增长”。对两位作者而言，榨取性制度之所以不可能促进可持续增长，不仅是因为无法革新技术从而导致创造性破坏，更是因为搞不对制度所辖范围内参与者的激励问题。中国的增长无法持续，概因如此。除非能从“榨取性”转向“包容性”，从而搞对激励，方能实现进一步的可持续增长。
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是否可以实现？如果可能，其机制又是什么？一种制度从历史中走来，逐渐演化，会遇到一些“关键点”（critical juncture）。这些关键点有的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例如革命或殖民。但关键点的演变也并非全由历史决定，同样有情境因素。早期的“包容性制度”可能来自社会冲突和制度偏移。
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津津乐道的还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这一“关键点”。政治制度更加包容催生了更包容的经济制度，按照两人的解释，这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实际上，这个解释也有一点“历史源头思乡症”的意思。在分析英国光荣革命这一重要关键点的时候，初期的制度偏移被认为是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的，其中重要的关键点是1492年大西洋贸易导致经济发展，在社会上形成了强有力的联盟，最终导致了专制主义的终结。而与此相对的是西班牙，允许君主垄断殖民地和大西洋贸易，结果导致君主拥有大量财富和政治力量，自此与英国分道扬镳。作者还解释了东欧和西欧的发展分歧，在黑死病之后，西欧地主和封建主的势力消退，但在东欧却截然相反，从而使得东欧在16世纪重新陷入奴隶制。这一切AJ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关于制度变革的文章《欧洲的崛起》中有详细解释。
作者后续的工作还包括利用同一框架分析拉美的演化，并解释南北拉丁美洲的不同发展和落差；分析中国和日本，并解释日本何以在终结专制之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要一直到文革后才逐渐开放经济；以及分析美国南北部的不同，南方种植园主倾向于维持权力继续使用黑奴的选择，最终导致南北战争，后续一系列政治权力在社会中更广泛的分布才促成了美国的包容性增长。一开始微小的制度差异最终导致的经济结果完全不同。这样听起来，还是有些历史宿命论的色彩。但作者认为不可不必如此“悲观”。实际上从“榨取性”到“包容性”的制度转型是可以达成的，只是这或许需要一次“政治革命”，例如美国南北战争。
5改制度、不革命
要依靠革命才能完成的制度转型，听起来依旧不是个值得乐观的选择，尤其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对中国未来向何处去，有很大的争议。尽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书中简单回顾了从毛时代到邓时代的历史，但两人对中国制度转型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细致的。
就中国的长期增长而言，地大物博当然是个优势，而且东部城市一直人口众多，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儒家传统中既有推崇诚信有利交往的一面，同样有尊崇等级不利分权的一面，单纯将儒家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有过度简化的嫌疑。只是目前并没有看到上佳的经济史实证研究来估计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国家化挤占了儒家文化的存在空间，尤其是文化革命之后，更是打断了文化传承。尽管裴宜理认为党还是有意无意利用了传统儒家文化来维系社会稳定，但也仅限于毛的片言只语与儒家有所关联。
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人历经更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显然没有如科斯和王宁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中那样细致处理“邓-陈”的双寡头垄结构，而仅仅是大体认定邓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当然，从宏观上看，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确变得更为包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释放了大量的人力及附着在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加上有限度的产权保护、鼓励投资，从而造成了中国的快速增长。
但正如福山对此书的批评一样，两位作者在处理“包容性”与“榨取性”制度这样的概念时，不够细致。而且与道格拉斯·诺思、约翰·瓦利斯和巴里·温加斯特在《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一书中提出的“开放准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和“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相比，也没有新意。在诺思等人的论述中，有限准入秩序也是由于一小撮精英联手打造一个腐败利益集团，设租寻租贪腐受贿，同时限制大众享有的政治经济上的好处，限制他们进入获得权益的机会。不难看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言的“榨取性制度”与此相差无几。
这些概念或许有点太宏大了，以至于很难进行精确定义，也无法顾及其中细节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例如两位作者对中国的“榨取性制度”表示悲观，但这样一种简化的概括并不足以展示中国的动态。除了上面谈及的领导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外，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也没有解释“榨取性制度”如果放宽一定程度，允许更多准入，甚至朝“包容性制度”略有转向，这个过程释放出来的制度潜力是不是足以支撑一个强劲的经济增长？
与苏联的榨取性制度不同的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做到了分权，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财权去中心化了。钱颖一、巴里·温加斯特以及诺兰等还发展了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并解释了政治上的适度集权以及经济分权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好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指出了在“包容性制度”里需要一个强大的能控制腐败的中央政府，而这一点安德烈·施莱佛早在其一系列研究中论述过了。这样一个听起来继续要一定集权又需要大量分权的包容性制度，很像是中国目前的制度，但作者们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一个榨取性制度。
当然，严格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既有包容性的方面，也有榨取性的方面，要探究的是制度的内部细节，以及这些细节之间是否可以兼容。而恰恰是这“兼容性”落在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视野之外。例如尽管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俄罗斯胜于中国，但据透明国际的统计，俄罗斯的腐败程度高于中国，且经济增长也慢于中国。国际社会现在喜欢把中印两国放在一起比较，尽管地理和文化截然不同，而且虽然说人口数量有一比，但人口结构又完全不同。尽管印度的政治体制很包容，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却远逊于中国，经济增长同样慢于中国。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可以辩称这是因为时段不够长的缘故，拉长时段来看，情况可能会不同。但对于现实的决策者而言，制度转型就是要在关键点上做出重要的抉择。
政治参与增多的确使得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增强，但也有可能出现提高腐败和妨碍经济增长的例子，这个时候两位作者的补救措施是提出一个适度集权的中央来抑制腐败、平稳社会、推动增长。问题在于谁来抑制集权化的中央“利维坦”式的扩张？如果是要依靠更进一步的司法独立或民主政治，那么就又会削弱中央的集权力量。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制度背后，有太多制度选项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两位作者没有调和，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包容性制度内部也会出现矛盾，更没有给出当这种内部选项不兼容出现时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恰是中国问题的挑战所在。
中国似乎永远是个谜。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他们只能断言中国的失败。但正如福山诘难的那样，中国是可能失败，但如果是200年后呢？（参见《是的，他依旧相信历史终结：读福山》）也许值得探究的是中国已经发生的制度变迁，经济上的包容性制度改革已经探讨较多了，而政治上，政治宽容相较于毛时代的范围和程度都有了提高。这能否说明政治制度朝“包容性”的方向迈了一小碎步？尽管不足以使整个制度转成包容性，但也足以激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了。人们期待的当然是中国的平稳转型，而不是革命。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没有谈及这个选项，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定无法持续，概因不革命就无法带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对于任何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如何能不革命又完成制度转型”或许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能幼稚地期待唯一确定的答案，每一个人都将展开自己的思考，这才是重点。这也是一本好书带给读者的最大收益。正如我之前给“政见”网站推荐本书时说的那样：一本好书或许不在于取得一致的赞扬，而是在一群聪明人中引发争议。当然鉴于自己愚笨，或许要再加一句：一本好书不仅引发聪明人的争议，而且能给蠢人也带来教益。
新晋经济学诺奖作品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4号11点45分，北京时间17点45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是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评委会称“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1．国家失败的三个假说
国家失败，有三种假说曾经颇为流行，它们是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及无知假说。但是，这些观点都站不住脚。
第一，地理假说
有一种假说认为，国家的富裕和贫困，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例如，非洲、中美洲和南亚的穷国，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而富国分布于温带。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曾经用气候来解释这种差异。但是，气候和地理假说都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圣克鲁兹县的诺加利斯，与墨西哥索诺拉州的诺加利斯只隔着一道栅栏，但是，两地的居民，生活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政治权利上，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居民可以投票选举市长、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也能投票选举总统。而墨西哥索诺拉州诺加利斯，民主只是最近几年的事。在经济上，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家庭年收入是墨西哥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三倍。在公共服务上，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绝大多数十几岁的孩子都在学校读书，而且至少中学毕业。尽管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完善，但这里的居民都很健康，预期寿命也很高。此外，得到的公共服务还有供电、电话、供排水、公共卫生、连接全国的公路网。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大多数人却享受不到这些。同样，在社会秩序上，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居民不必担心生命或安全问题，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犯罪率很高。
以地理环境而论，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和墨西哥索诺拉州诺加利斯并无差异。两地居民具有共同的祖先、相同的饮食结构和相同的音乐。类似的，还有韩国与朝鲜的差别，统一前的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差别。显然，气候与地理假说，不能解释国家富裕和贫困的差距。此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差别如此巨大，也无法用气候与地理来解释。
第二，文化假说
文化假说至少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宣称宗教改革及其激发的新教伦理，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中扮演关键角色。
许多人曾认为，中国文化和儒家价值不利于经济成长，然而亚洲四小龙崛起之时，中国人的工作伦理却被认为是成长引擎，其重要性被大加宣扬。
朝鲜和韩国的情况也一样，韩国是世界的富国之一，而朝鲜则经常发生饥馑且深陷贫穷之中。朝鲜半岛有悠久的历史，在朝鲜战争和双方以北纬38度线划分边界前，两国在语言、人种和文化上没有任何差别。
而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同样经不住事实的检验。东亚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都和基督教关系不大。如果说，英国文化影响了作为其殖民地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那么，同为英国殖民地的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为什么没有受其影响？这两个国家，为什么会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差距如此巨大？显然，文化假说无法解释这些差异。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处于贫困之中，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来经济增长迅速。这种差别，显然与中华文化没有太大关系。
第三，无知假说
还有一个解释为何某些国家贫穷、某些国家富裕的流行理论，即无知假说，该假说认为世界不平等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或我们的统治者不知道如何让穷国变富裕。真实情形是否如此？
加纳从英国独立后，很快陷于经济长期衰退之中。当时，英国经济学家托尼·基里科担任了恩克鲁玛政府的顾问，他详细记录了许多问题。恩克鲁玛的政策专注于发展国营企业，结果证明效率很低。基里科回忆说：一家鞋厂与北方的肉食厂建立了业务联系，把兽皮运输到相距500多英里的南方皮革厂，这些皮革再通过很原始的方式，被运送到皮革厂以北200英里库玛西的鞋厂。因主要鞋厂在阿拉克中心地区，这些鞋子又经过200英里运输折回南方。
显然，这种人力和资源的浪费，并非因为恩克鲁玛或顾问不知道采取怎样的经济政策。基里科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都是这家企业的专家顾问，尽管明知这样的经济政策不好，可恩克鲁玛需要借此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加纳的经济衰退，也不能用领导人无知来解释。非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采取的经济政策，为的是牺牲他人利益以换取自身利益。从实质上说，这并非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但是，这与领导人无知没有任何关系。
2．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
包容性制度会激励个人发挥最大能力以创造财富，汲取性政治和经济制度之下，则难以产生这种激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朝鲜与韩国并无差别。韩国领导人李承晚曾求学于哈佛与普林斯顿，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48年当选总统后，李承晚和继承者朴正熙都建立了稳固的专制制度。他们都承认私人产权，采取了市场经济。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1947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通过苏联的帮助，在朝鲜实施了比韩国更为严格的政治控制，建立了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取缔市场，取消私人财产权。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三八线为界，韩国与朝鲜各自在自己的道路上发展。韩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东亚“经济奇迹”之一。1987年，韩国走向了民主化，确立了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保障了多党自由竞争的原则。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继续维系着既有制度，尽管它明显不利于新技术发明和应用，也不会激励民众努力创造财富。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朝鲜在经济上停滞不前，数百万人挨饿。到20世纪90年代，两国在经济上出现了10倍的差距。这种差距，并非因为地理和气候因素，也非文化因素或是领导人无知，而在于两国采取的不同制度。正是不同的制度，使经济运行产生了不同的规则，以及不同的激励制度。
朝鲜的年轻人在贫困中成长，接受的教育是政府为了维持统治的合法性所做的宣传。他们不能开公司，不能致富，不能有财产。没有创造力也没有创业精神。而韩国的年轻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政府保护私有产权，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并从事经济活动。这种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激励个人发挥出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创造财富。
朝鲜与韩国、美国与墨西哥的例子存在着一条普遍规律：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能够带来经济繁荣，美国与韩国正是通过这种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而让大多数人致富的。而朝鲜和拉丁美洲建立的制度，也就是汲取性经济制度，为的是方便统治者从大多数人那里攫取财富。
采取怎样的经济制度，决定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美国与韩国都具有权力分配广泛的多元化政治，而且国家足够集权。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就可称作包容性政治制度。如果这两个条件有一个不能满足，就是汲取性政治制度。
3．三种类型的国家
围绕着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会产生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一，采取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第二，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的国家；3．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由于采取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就不可能采取汲取性经济制度，所以，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第一，采取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最典型的是英国。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国家。议会有一定的权力范围，有征税权。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没有财政权，若想多征税，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作为交换，议会就要限制伊丽莎白制造垄断的权力。最后，议会逐渐占据了优势。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限制了国王和官员的权力，其政治体系向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开放，更多人影响了国家的运行方式，一个多元社会开始逐渐形成，并建立和加速了政治集权，议会获得了决定经济制度的权力，这使得英国的经济制度更具包容性。在政治制度上，出现了多元主义特征，议会成员是选举出来的，民众有了解除议会的通道，可以通过请愿影响议会对经济制度的设定。
此外，英国改革了金融制度，让能提供必要担保物的普通商人和生意人都能得到贷款。英国实施的专利制度，为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激励。英国法律适用于所有人，政府再也不能向民众任意征税，垄断几乎被完全消除，商业壁垒也被破除，政府大力支持商业活动，甚至使用全部海军保护商人利益。通过产权的合理化，包括公路、运河以及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而这些，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创造性破坏不仅带来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变化，而且也包括政治权力格局的改变。工人的集中使得集会更容易组织，迫使英格兰政治制度的变革，选举权也得以扩大。
第二，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最典型的是刚果和津巴布韦。1960年，刚果独立。约瑟夫·蒙博托在刚果的统治从1965年到1997年，32年的时间里，刚果一直处于持续的经济衰退和高度贫困之中。蒙博托运用高度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在刚果建立了汲取性经济制度，让他自己和亲信富裕起来。1973年，蒙博托通过“扎伊尔化计划”，征用了外国经济利益。
为什么蒙博托没有采取增加刚果人财富的经济制度？这样做，他不是能够攫取到更多的财富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要创造激励性的经济制度，可能会改变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这可能让现在的掌权者丧失财源。而刚果既有的汲取性制度，也无法容纳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至于津巴布韦，自1980年建国以来，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用铁腕建立起了高度汲取性的政治制度。他改写宪法，让自己从首相变成总统，并且在1990年废除参议院，使得津巴布韦成为以穆加贝为首的一党制国家，穆加贝和他的亲信也从中汲取了大量财富。由于经济崩溃，穆加贝政府还大量印刷钞票，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津巴布韦元变成了废纸。
第三，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最典型的是朴正熙领导下的韩国。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并受到了美国的支持，实施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快速实现工业化。直至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开始向包容性政治制度转变，其多元主义民主政治得到了巩固。
韩国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也存在着危险的可能性：掌权者发现，运用他们的权力限制竞争，能够获得更多利益，甚至可以利用权力从其他人那里巧取豪夺。一旦产生这种行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就可能转变成汲取性经济制度。只有汲取性政治制度转变成包容性政治制度，才能消除这种可能。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译序
李增刚
引言
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富裕有的国家（或地区）贫困？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最富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最穷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几十倍？为什么世界上最富国家的人民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保健及各种公共服务，而最穷国家的人民却几乎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是高速增长保持了很多年而有些国家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却持续时间很短？为什么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较小而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对这些国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文化人类学家等进行了长期广泛的探讨，得出了许多令人振奋的结论或观点。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特别地，大多数解释能够回答其中的一部分问题甚至只是个别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因素呢？
对这些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教授在2012年共同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 Prosperity）一书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个因素就是制度，是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而决定了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差异，他们将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来刻画，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有的国家（或地区）建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有的国家（或地区）建成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结果就造成了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世界性的不平等。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有些国家建立的是包容性制度有些国家建立的是攫取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通过像微小差别、制度漂移、偶然事件、政治失势者、创造性毁灭、良性循环、恶性循环、寡头铁律等概念进行了分析。
本文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制度所做的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二分法”为基础，阐释他们对国家兴衰根源的理论，并将他们的理论与已有的关于国家兴衰问题的讨论进行比较，最后提出他们的理论对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几点启示。
一、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其人、其文
阿西莫格鲁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教授（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他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现在拥有美国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的国籍。他于1989年在约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于1990年和1992年分别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先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1年的讲师，接着从1993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然后担任助理教授（1993-1997）、副教授（1997-2000）、教授（2000-2004）、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应用经济学教授（Charles P. Kindleberger Professor of Applied Economics，2004-2010），从2010年开始担任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颇为广泛，几乎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经济理论、技术、收入和工资不平等、人类资本和训练、劳动经济学、网络经济学。阿西莫格鲁从1993年开始发表论文，截止到2012年，已经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等国际顶级期刊和论文集中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3部。其中，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论文13篇，《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论文10篇，《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论文12篇，《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itrica）发表论文4篇。他于2005年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他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先后获得了美国出版协会最佳专业著作奖（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Professional Scholarly Publishing）、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威廉赖克政治经济学最佳著作奖（William Riker Prize for Best Book Published in Political Economy）、
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政治或国际事务最佳著作奖（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 Award for Best Book Published on Government, Politics 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罗宾逊现为哈佛大学政府系大卫弗洛伦斯政府学教授（David Florence Professor of Government）。他1982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86年在英国华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墨尔本大学担任讲师（1992年9月1日至1995年8月30日），在南加州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95年9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助理教授（1999年7月1日至2001年7月1日）和副教授（2001年7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哈佛大学担任政府学教授（2004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从2009年7月1日开始在哈佛大学担任大卫弗洛伦斯政府学教授至今。罗宾逊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经济和政治发展。他先后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国际顶级期刊和重要论文集中发表论文60多篇，出版专著5部。其中，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文11篇，在《经济学季刊》发表论文3篇，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1篇，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论文2篇。罗宾逊与阿西莫格鲁以及另一个共同的合作者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共同发表了近三十篇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论文，罗宾逊和阿西莫格鲁共同出版了《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重要著作。
二、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制度二分
为了回答国家兴衰、国富国穷、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等的根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North）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著作中提出的“制度是重要的”观点一致。但是，他们没有局限于“制度是重要的”这个一般性的说法，而是进一步分析制度为什么是重要的、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是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基本问题，特别是他们结合大量的历史事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佐证和解释。
（一）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对制度进行刻画，从而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等概念。他们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而是借用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描述性说明。
首先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比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亚洲。所谓攫取性，从政治上说，人民或者说广大公众没有决策权或表决权，既没有选择当权者或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权利，当权者或者统治者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通过革命由军阀或军人担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选择或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结果所选择的制度或者制定出来的政策成为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从经济上说，所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当权者、统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比如，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对南美洲秘鲁、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到美洲、亚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奴役等，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迫为殖民者工作，他们建立起来的是典型的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是对应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那么其很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是攫取性经济制度。
其次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历史上，许多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现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采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所谓包容性，从政治上讲，强调人民或者说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或当权者，选举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从经济上讲，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比如，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竞选总统或者议员，人民具有投票的权利，众议院和参议院是重要的决策机构，任何人都有成为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机会；在经济上，不论是谁都没有垄断权，甚至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会受到联邦法院的反垄断调查；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等也都如此。
再次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是存在的，比如只进行了经济改革而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但是这种国家的包容性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存在，很快就会由于攫取性政治制度而发展成为攫取性经济制度。这种国家往往是为了刺激人们的生产性激励而制定的包容性经济制度，但是不会从根本上触动既得利益者或者当权者的利益，而他们刺激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资源。
最后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那么它就不会采取攫取性经济制度了，所以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存在。
（二）包容性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有些国家建立起了包容性制度有些国家建立起了攫取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建立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历史分析给出了答案。他们认为，在现代有些国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几乎所有国家采用的都是攫取性制度，比如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独立之前的美国以及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等。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其他国家没有呢？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强调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的作用。他们采用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这个术语。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在一起的冰块，可能会越漂越远，原因就在于它们在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本来可能一样，但是它们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在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并最终导致了本质的差别。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都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欧洲殖民之前，这些地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西班牙人最先到达了南美洲，并且开始了掠夺性殖民地的建立过程，到处搜刮黄金、白银以及其他各种贵重物品，西班牙人迅速致富；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洲的时候，试图学习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殖民做法，但是由于资源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差别，没能够学习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结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西班牙发现南美洲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的登陆地点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登陆后的所作所为也是偶然的。西班牙人能够从南美洲获得大量的黄金、白银等，英国人不能够，结果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殖民方式就是掠夺性的，而英国人却不得不在北美发展生产，通过生产获得可以攫取的资源。这导致了北美洲能够发展起生产活动、先进的技术等，而南美洲却在资源受到严重掠夺的情况下越变越穷。这还导致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的差异，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西班牙，这是因为面对奢侈的王室生活和战争等威胁，英国王室相对于西班牙面临着更大的财政压力，而不得不跟议会妥协以获得更多的征税许可，但是西班牙王室不需要，因为它从美洲获得的大量金银使其国库充足。由于光荣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使其最早建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进而建立起了包容性经济制度，结果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了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所以，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具有偶然性。
三、包容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无论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攫取性制度，都能够产生经济增长，关键是经济增长能否持续，能否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一）攫取性制度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
攫取性制度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攫取者也有实现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因为他们需要攫取的资源。无论攫取者要攫取什么，首先必须要有可以供攫取的资源，无论是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劳动者本身。这样，在攫取性制度下，统治者或者当权者也有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只不过他们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可能不是基于劳动者的自愿而是通过对劳动者的强制进行。比如，农奴制度下的西欧和东欧社会，统治者通过农奴来发展生产；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南方通过黑奴来发展生产；殖民地时期的美洲、非洲等，殖民者都是通过对殖民地劳动力的强制劳动生产产品然后占有。当生产的物质产品越多越丰富的时候，攫取者能够攫取到的资源越多，能够攫取到的产品越多，所以攫取者有实现或者促进增长的强烈激励或动机。
在攫取性制度下，当局或者统治者能够利用权力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比如前苏联在早期的经济增长，当局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强制收购政策，集中资源发展工业，实现了工业的迅速增长。前苏联的经济增长到20世纪60、70年代之后逐渐下降，但是至少实现了50多年的增长，并且曾经一度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并且唯一能够与西方对抗的国家。所以，在攫取性制度下，不仅当局、当权者（即攫取者）有强烈的推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而且还具有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只不过攫取性制度下攫取者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不能够持续而已。
攫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不可持续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攫取者的任职期限。统治者或者当权者都有生命期限和任职期限，而不可能无限期任职，这会导致其短期行为，也就是在其任职期限内尽可能攫取，而不会有长远打算。
二是生产者的激励不足。生产者或者劳动者虽然被强迫努力劳动或者工作，但不是自愿的劳动激励，结果就是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越来越少。即便是表面上努力劳动，也会在实际上努力不足。比如前苏联的确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工人们的激励越来越小，因为工人们会想出越来越多的办法对付强制他们劳动者，消极怠工等。
三是攫取者之间的竞争或者冲突。攫取者之间会为获得有利的攫取条件展开竞争，使得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非既得利益者为获得攫取机会展开竞争，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竞争、既得利益者与非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竞争，结果是降低了生产的激励，阻碍长期经济增长的实现。比如垄断者为保持垄断地位、竞争者为获得垄断地位而相互竞争或斗争，必然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二）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包容性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条件。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需要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并存。这是因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克服攫取性制度下阻碍增长的条件或因素，并且能够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这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生产者之间的激励。在包容性制度下，生产者有充分的激励从事生产活动，因为生产者能够占有所生产产品的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并且对此有稳定的预期，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的激励完全是内生的，不需要强制，这种生产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长久进行下去。
二是避免攫取者任职期限约束下的掠夺性攫取。在包容性制度下，没有攫取者，总统或首相等所谓的当权者或统治者不是攫取者，而更大程度上是议会等机构的代理人或议会等机构决策的执行者，这就避免了攫取性制度下统治者、当权者或任职者通过个人权力或权威进行攫取的行为。如果首相或总统等当权者不按照选民的意志行事或者作了违背选民意志的事情，就会受到选民的抵制，或者不能够再次当选。正是通过这种包容性制度，避免了攫取性行为，提高了生产者之间的激励。
三是避免了攫取者之间的非生产性活动，并促进了生产性活动的发展。在包容性制度下，人们更多的是从事生产性活动，通过发明、新技术等的采用获得有利的生产条件，而不是通过从别人那里攫取维护既得利益或者获得额外收益，这样能够鼓励创新、发明和新技术、新的生产条件的采用，进而促进生产。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世界首富，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或发明创造来获得超额利润成为世界首富的，在他成为世界首富后还经常受到美国联邦法院等的反垄断调查或诉讼并且时刻面临着微软被分拆的危险，而墨西哥的电信巨子、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则主要是依靠与总统等当权者的关系垄断了墨西哥的电信产业并将整个电信产业收购为私有财产而致富的。盖茨和斯利姆创造财富或者使个人致富的方式有本质的差别。盖茨是在包容性制度下创造财富并致富的，而斯利姆则是在攫取性制度下通过垄断定价等进行攫取而致富的。为什么看上去相似的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却结果迥异，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存在争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大量的历史实例，他们表明，制度发展——有时候是建立在非常偶然环境的基础上——如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社会的开放程度、允许创造性破坏的意愿和法制环境似乎都对经济发展有决定作用。
——肯尼斯J阿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部重要的富有洞见的著作，包含许多历史实例，陈述了一个事实：支持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持续繁荣的关键。这部著作概述了某些好的制度*初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又是如何循环上升的，而坏的制度是如何一直保持恶性循环的。本书的分析非常重要，不容错过。
——彼得·戴蒙德，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对于那些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是由地理或文化因素决定的人来说，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吉姆罗宾逊带来了坏消息——他们认为，决定国家贫富的是人为的制度，而不是国土的位置或其人民的祖先的信仰。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富综合了从亚当斯密到道格拉斯诺思等理论家的成果，以及经济史学家*的经验研究。他们的著作引人注目，非常值得一读。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货币的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一书的作者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是世界上两个研究发展问题的领军人物。他们揭示了国家贫富的根源为什么不是地理、疾病或文化因素，而是制度和政治。这部浅显易懂的著作给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提供了易于接受的观点。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历史的终结及*后的人》和《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作者
一部睿智之作，读来令人振奋，同时也会搅人的美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了一个几乎与经济发展每个方面都相关的令人信服的理论。当一个国家采取了适当的支持增长的政治制度时，该国就能崛起；而当这些制度僵化或不适当时，该国就会失败——通常还失败得轰轰烈烈。权势人士总是处处试图完全控制政府，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更广泛的社会进步。要么让这些人被有效民主控制住，要么就看到你们国家的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