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和制度改革，才是决定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王明远
罗卫国：本文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精简史记。1992年是近代民营企业发展元年，那时候的我在一个村里驻县委工作组，管酒厂和精米厂。
一
为什么谈民营经济？因为我国经济的增量主要取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最近笔者写了关于民营经济的很多文章，倒不是为了某种经济形态或者某个企业唱赞歌、戴高帽，而是因为从四十多年的改革史来看，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增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这些年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能力尽管在不断增强，其实GDP增量增长的主要是民营经济。
我们选取宏观经济统计的几个关键指标，以市场经济改革元年1992年为比较参照，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其一，GDP的增量为117万亿，其中60%以上是民营经济创造的。考虑到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资源垄断性行业和公共服务业，这些行业技术水平普遍比较低，可以说，市场化30年来，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增长，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创造的。
其二，城镇就业总量从1.48亿增加到4.59亿，增量为3.11亿，这其中民营经济贡献率超过100%。因为在这三十年间国有企业吸纳就业总量减少了约5500万（11094万减少至5593万），而民营企业就业人员从3000余万增加到3.88亿，民营经济不但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支撑起城市化，并且还容纳吸收了国企改革下岗分流人员。
其三，我国外贸出口增量的60%以上是民营企业创造的。1992年我国民营企业出口总额仅1.3亿美元，不足全国出口总量的0.15%，2022年增长到2.15万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量的60.5%。这期间，民营企业出口额增加了近1.7万倍。尤其是2008年以后，民企对出口增长贡献增长拉动作用愈发突出，2008年至2022年我国出口总额增长2.16万亿美元，民企贡献了1.61万亿，贡献率达74%；同期民企出口量增加了3倍，而国企外企增加了均不足1倍。2023年上半年，国企、外企出口双双下滑，民企成为稳外贸增长的唯一主力。
所以，越到最近几年，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对经济大局决定性意义越明显：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决定GDP增速，民营企业投资率决定技术创新和新增就业岗位增长潜力，民营企业的营收和利润水平决定我国的财政充盈度。
另外，即便是国有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民营经济在背后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改革早期，国有经济普遍经营困难（1997年亏损面近60%，全国国企总盈利率为负），系民营经济的财政贡献，为国有经济脱贫转型提供了财力保障，民营企业也最后成为国企下岗分流失业问题（约3600万）的最终兜底者，民营经济发挥了国企改革后备保障军的作用。
其次，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核心因素，为国企发展和改革形成了良好的体制氛围，不断激励国企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研发投入。我们发现越是那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国企发展越好，比如广东的地方国资资产总额是东北三省的近三倍，现在两地国企发展质量和规模都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上。
再次，随着未来国企由管产业到管资本的转型深入，一个地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速度，根本取决于这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发展程度，如果民营经济贫弱，将陷入无产业可投，资本在不同国企之间空转的局面。
因此，今天我们谈恢复经济增长动能，塑造经济增长潜力，无论从哪一条讲，做强民营经济都是基础性的。
二
改革前期（1979年至2001年）民营经济的三个涨跌周期。
那么决定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弄清楚这些，才能找到我们制订政策的关键着力点。为了厘清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首先从民营经济历史发展的起伏背后去寻找原因。
第一个涨跌周期：1979年至1984年
民营经济的第一个上涨周期是1979年至1982年初。此前，我国事实上已经消灭了私营个体经济，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视其为极其负面的东西。那么，民营经济是什么背景开始重新出现的呢？
第一是1972年中央允许知青返城后，城市积压了3000多万待业青年，比如当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15%以上青年劳动力都没有工作，而国有企业显然安置不了这么多人口。因此，在中央领导同志、薛暮桥等人推动下，中央提出三扇门同开，即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即街道工厂）、个体私营经济，来扩大就业的方针。这时候城市出现了以餐饮、照相、修鞋等为主的第一批个体户，是为民营经济的真正开端。
第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后，农民开始拥有劳动自由，加上农业增收带来了农村商品化，此时出现了长途贩运、手工作坊等第一代农村民营企业，后来很多著名民营企业集团都是从小作坊做起来的，比如浙江万向集团。
到1981年底，全国有个体户187万，就业人口突破200万。当然，这个统计，主要是基于城镇范围的，农村致力于商品贩卖和手工作坊的户数、人数更远远不止于此，民营经济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各地铺开。
但是1982年初以后，民营经济遇到了极大挑战。首先是，1982年2月出现的“特区风波”，之后中央开始整顿特区，一时间特区很多项目被停，对外开放大幅受挫。紧接着，4月又开始出现“打击经济犯罪”运动，长途贩运、自由市场、雇工办厂等都被当成 “投机倒把罪”来处理 。仅1982年，全国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共计19.2万余件，依法判刑近3万人，其中最典型的是抓捕温州八个行业最优秀企业代表的“八大王”事件。同时，思想领域，批判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清理精神污染愈演愈烈，个体私营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一部分，发展私营经济被认为自然是滋生“精神污染”。
在以上三重冲击下，很多个体经济发达的地方经济出现了负增长，比如，温州1980年工业增长率为31.5%，而1982年下降为-1.7%；汕头GDP由1982年的12.49亿元，减少到1983年的11.52亿，增长率为-7.7%，系1962年后唯一负增长年份，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第一个倒春寒。
第二个涨跌周期：1984年至1992年
进入1983年下半年，在邓小平等人努力下，逐渐开始消除“左”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干扰，进一步破除了阻挠经济改革的一些意识形态和制度束缚，这主要包括：
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鼓励集体和个人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兴办各种企业，充分肯定这是一个历史必然性进步，并且第一次提出“国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放宽对雇工的限制，即便是超过七人，如果实现给员工分红或者向集体上缴部分利润，也应该继续允许他们发展。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又进一步从所有制高度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这是中央第一次正面论述私营经济的所有制合法性问题。
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形成了间接宏观调控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共识，这个方案被中央决策层采纳。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作为体制改革目标，实质迈向市场经济改革第一步；还提出党对私营经济基本政策是鼓励、保护、引导、监督和管理，而不是消灭改革。
在这个基础上，1988 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第十一条增加“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在国家最高根本法层面赋予民营经济合法地位。随后，1988年5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私营企业法规，私营企业从此可以公开申办，依法生产经营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由于意识形态、体制障碍的不断被废除，1984年全国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数量突破500万，就业人口突破900万；1988年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数量达到1400多万个，就业人口突破2000万。民营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开始站稳脚，并且走向壮大。
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民营经济再度遭遇挫折。当时，“私营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这股思潮影响下，全国对私营企业开展大规模的整顿清查，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数量锐减，其中私企数量从1988年的13.5万户，下降到1990年6月的8.6万户。关于经济体制的表述，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整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也倒退回归到“十二大”后提出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上来。
这种徘徊的局面一直持续的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为产生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低谷。由此也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很多困难，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低增长，增速分别为4.2%和3.9%，是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上，增长率最低的年份之一。
第三个涨落周期：1992年至2001年
面对改革受挫的情况，邓小平从1991年起做了几次重大努力，比如这一年推动浦东新区开发建设，最关键性的当属1992年的“南方谈话”。在1月17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趁南下过春节之机，先后在武昌、长沙、深圳、珠海、鹰潭和上海对改革问题发表了系列谈话，是为“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基本解决了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纠纷，民营经济和市场体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在“南方谈话”精神指导下，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后，此后五年我国进行了前所未有深度和广度的经济改革，其主要成就是：
减少行政计划产品种类，并且对商品价格进一步放开，绝大多数产品实行市场定价，建立以市场调控为主的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所有制；央行、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分离，建立现代银行体系；建设发展证券市场，设立证监会；废除国家统筹招工和铁饭碗制度，建立自由择业、自由流动的就业体制，以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这些改革，极大为民营经济发展释放了制度空间，民营经济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起来，私营企业数量从1992年的13.5万，1998年达到120万，增加了8倍；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数从2300万左右，上升到6000万以上；GDP占比从不足5%，提升到24%左右。民营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开始成为基本组成部分之一。
这时候，体制内和社会上对民营经济的质疑声，再次逐渐高涨起来。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四次“万言书”事件，联署者均为具有社会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们认为私营经济发展，会让党内产生资产阶级，从根本改变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强烈要求限制民营经济发展。这种反对行为越来越激烈，以致于2000年前后发生了几次重要理论刊物抨击党的经济政策的事件，姓社姓资争议夹杂民粹再次泛起。
这时候，恰逢国有企业脱困改制关键期，意识形态纷争导致很多部门、很多地方怕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不敢随便推行改革；关于民营经济的司法案件，以史无前例的密度出现，很多知名企业家遭到刑事处罚，大有“清算第一桶金”的趋势。这是民营经济发展遭遇的第三次危机。
这时候，党中央坚持发展民营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决心。1999年的修宪中，提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的宪法地位进一步提高。
2001年7月1日，在建党90周年之际，时任总书记江泽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回应了关于民营经济的几个争论的焦点。“七一讲话”，党的性质定位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承认民营企业家阶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允许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民营企业家阶层地位进一步提高。
第二年，沈文荣、蒋锡培等五名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年底酝酿提名第十届“两会”组成人员过程中，125名民营企业家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07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七一讲话”还指出，“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提出我们要改变过去私有财产等于剥削的认识框架，重新定义和思考民营经济的性质。
总之，1999年至2001年前后，党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再上一个台阶；随着国企改革完成，以及加入WTO，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又有了进一步改善。此后民营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后数年内就形成了占国民经济“五六七八九”的局面；而且从做大迈向做强，联想、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也开始这时候走向世界，逐步进入全球500强排行榜。
三
只有创造宽松意识形态和制度氛围，才能真正增强民营企业信心，塑造经济增长动能。
通过以上对改革前期民营经济三次发展高潮和三次发展困难期的梳理，我们发现，民营经济发展背后，纵然有国际产业形势、技术革命和人口劳动力资源富足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根本因素还是意识形态解放，及其带来的制度宽松化改革。这才是根本，只有这两方面做得好，才能真正加快市场主体成长的速度，把以上外部性要素利用起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讲，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公有制是整个国家制度基础的核心基石，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民营经济（乃至个人私产）的合法性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有时无、时多时少，民营经济的每进一步或退一步，都取决于意识形态对其认知的变化。
所以，民营经济发展史背后就是一部意识形态解放史、制度改革史。意识形态解放能走多远，制度松动有多大，决定了民营经济能够有多少发展空间。民营经济涨落是表，而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收放则是里。
民营企业家长期在这种氛围中，养成了对思想舆论变化的异常敏感性，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调整企业发展步伐，“宁可稳妥一点”。意识形态和制度收缩的其传导效应，投射到民营经济会放大好多倍，所以不难理解，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社融等下跌的局面。
现在在民营经济国民经济占比达到天花板，全球化收缩、外部环境也变差的情况下，民营经济不可能再会有相当地增量扩张空间，而主要是质的提高问题。这更需要解放意识形态和制度与时俱进，思想和制度供给才是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因此，期待我国能掀起新的思想解放、制度改革高潮，释放全社会活力，迎来全面向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