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如何理解西方

老戴

罗卫国：要多了解西方！

提到东方和西方，会被认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我们深入观察时，会发现西葡法德等国也如我们一般是曾经的东方。例如当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崇西（英）症患者带来了法国走出封建帝制的动力，但皇帝拿破仑却企图通过强制性的大陆封锁来拖垮英国，随之而来进行挑战的是假君主立宪的威廉二世和把反对党都关进集中营的希特勒，当然他们都未能够成功。其实当德雷克的私掠船队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时，或者世界第一个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取代葡萄牙成为东方航线的主人时，我们就可以看出保护个人利益，并给予个人利益发展空间的英国—尼德兰秩序是具备生命力的！

在中国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很多人也对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进行了思考和总结，比如柯文、彭慕兰、黄宗智、孔飞力等认为中国从明清时期就自发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基因，也有马士、费正清、列文森、徐中约等论述了因为西方的影响带来的中国的反应才使得中国走向了现代社会，当代的麦克法兰、阿姨、高全喜、许纪霖等也对现代化在中国的当下进程做出了分析和判断，一致认为进入现代社会的特征不光是追逐经济富强、更关键是内在的文明体系（如法治基础）的确立，但其中有些人也强调了英国的特殊性！

当我们寻找东西方的差异时，肯定会回溯欧洲发展的历史，这时就会发现有一个共和国曾经存在了千年，并且拥有了几乎现代社会所必备的特征，也是当时各国模仿和参考的典范，这个共和国就是威尼斯，威尼斯从687年产生第一任总督，一直到1797年被拿破仑灭亡，共计持续存在了1110年，可以说是为现代国家确立了秩序模式（也就是所谓西方的秩序模式），如此长时间的稳定存在也给予了后继者以模仿的信心，所以我们只要理解了威尼斯，就能够理解西方秩序。那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他的一些对于东方而言与众不同的特征：

1、公债体系：这是所谓西方秩序构建的基础，也就是说威尼斯共和国的构建基础并非来源于常规的领土，威尼斯的权力核心人员并非是被分封而建的贵族，也并非是国家委派的官僚，它的权力基础是基于一帮购买了国家债权的利益团体，他们将自身的利益与共和国深深地绑定在了一起，并成功的持续将5%的利息稳定了数百年。

2、政治代表制度：由于查理曼大帝未能征服威尼斯地区，所以威尼斯总督的权力来源并非是教皇或德意志皇帝（初期是来源于拜占庭的任命），从11世纪开始，意大利地区出现了定期选举地方官员的自治公社(这可能与游牧民族的选举传统或者基督教的教皇选举传统有关)，关键是随着公债的发展(例如同期发展的佛罗伦萨则转变成为了公国，因为佛罗伦萨的公债仅仅从1347持续到1493年)，权力来源从拜占庭任命变成了有产者的选举。而且还有多层的议会体系使得民意能够得到表达。

3、法律约束：威尼斯共和国通过习惯法来约束统治者和人民的行为，例如总督的权力是被总督就任时的誓词所约束，如果达不到要求，则会被罢免，乃至于有流放等惩罚措施。这与欧洲传统的君权神授有着本质性的区别，我们知道英格兰直到1649年（1215的大宪章并没有约束力，类似于承诺而已，且在君权神授的逻辑下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后就成了过时的文件了），库克才从普通法、万国法以及圣经中引申出一个理论来去除了君主的豁免权。其余的大陆国家更是在英国的一两百年后才完成这样的进程的。

4、粮食外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从希腊到威尼斯、热那亚再到尼德兰然后是苏格兰，这些国家（城邦）的绝大多数粮食需求都必须通过贸易来采购粮食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贸易，那么大部分的国民将会饿死，所以对这样的国家而言，贸易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市场贸易这些国家就会不复存在，这和强调自给自足的领土型农耕国家有着天壤之别。

5、保护个人利益：典型威尼斯的货船会大约会代表着100名投资者的利益，这些投资者再向十几名行商托付各自的资金，而这些行商又会是船员。也就是我们可以把每一艘船的每次航行都看成一个股份制公司，他们还发明了例如colleganza的方式来进行利润分配（即利润的四分之三归投资者，四分之一归行商）。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保险市场、复式记账法等等在当时的威尼斯都已经很成熟了。更关键的是他们还发明了个人专利制度来保障个人的利益。

6、稳定的货币体系：威尼斯的货币杜卡特重3.55克，99.7% 的含金量，从1284第一版发型一直到1797共和国灭亡，货币的重量和纯度都没有发生过改变，了解欧洲史的都知道，这是17世纪以前的三四百年里最广为人知，最受信任的货币。

看完上述的几点对威尼斯的描述，我们再来看一下现代国家的特征：在一定的领土内，实行代议制、以宪法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符合以上特征的就是现代国家。那么一定领土威尼斯肯定是符合的，代议制也是有的，乃至于更复杂，设计了多层议会，并且为了避免当下社会频频出现的导致消耗巨大的党争，还设计了抽签等一系列措施，可以说一个能够延续近千年辉煌的共和国，如果它的政治秩序建构不成熟不利于实际操作肯定是不可能的！另外就是宪法问题，我们知道当下的英国也没有成文的宪法，但他们和威尼斯一样通过习惯法来完成了宪法的建设。最后的市场经济为主体，这个就更不需要解释了，上文已经说过没有市场、没有贸易就不会有威尼斯共和国的存在了！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距离我们五六百年前的威尼斯共和国，已经是一个具备现代社会特征的国家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英国—尼德兰成为了威尼斯式的国家。而在当下，威尼斯所开创的社会秩序与构建方式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主流，所以波兰尼的《大转型》认为整个社会已经完全从属于市场的逻辑，市场调节着人的一切交往活动，这就是近代社会所完成的大转型。但只要读一下《威尼斯-海洋共和国》就知道了，波兰尼所言的这个大转型只是各个领土型农耕国家在模仿威尼斯等城邦共和国而已，例如17世纪那不勒斯曾经派代表团来威尼斯学习构建共和国的经验，查理一世被处决后，英国人在商量政体时，就深入的学习并讨论了威尼斯的共和国模式，最终传播到美国后成为了美国的建国基础！唯一不符合的就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民族的概念，所以威尼斯并非是一个民族国家，但按照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说法，是美国带来了民族国家，因为他们凭空想象出了一个美利坚民族，所以民族国家只是一个虚构的概念而已！

让我们更深一步的探寻，肯定会提出威尼斯缺乏科学精神，这样工业革命就不会出现呀，威尼斯也没有以保障个人自然权利为基础的自然法呀，包括司法也没有从行政权里独立出来呀，其实这一切已经在威尼斯共和国孕育了。弗朗西斯培根带来科学精神中最核心的方法论—实证主义，而培根的思想是师承了帕多瓦（威尼斯共和国内的小城市，帕多瓦大学是15世纪的欧洲思想中心）的特勒肖。启蒙思想带来的自然法是宗教改革打破了唯一真理观带来的，而宗教改革的基础则是人本主义精神，人本主义精神的创始人彼特拉克也是常年驻留在威尼斯，且最终在帕多瓦去世，而人本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伊拉斯谟则是经常在威尼斯工作，并因为在威尼斯出版《古代西方名言词典》才名声大振。至于独立的司法权，威尼斯是有大智者和国家审判官独立于总督的权力之外的。以上的几点，再加上保障创新的专利法案，我相信对于威尼斯而言工业革命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接着我们再来观察下同时期的一些国家，比如15世纪的英国，一般认为1485年都铎王朝的建立是近代英国的开端，因为从此关税成为了君主的主要收入，也就是在此之前英格兰并非市场经济为主体，而英格兰的公债体系的建立要等到光荣革命后的1693年才开始发行。英格兰的法律刚才已经说了，依然是君权神授的逻辑，仅仅通过大宪章等做出了一些含糊的承诺，例如大宪章里明确了只有国王的长子被封为骑士时、长女出嫁时、国王身陷囫囵需要被赎回时，才可以向封建规则收合理的协助金。所以是国王的承诺而已，并不是对国王严格的要求，国王做不到就有罢免权的。而且当时英格兰的议会也是完全在国王的控制之下的，议会由国王召集、国王还可以休会、中止议程或解散议会，而且议会召开的频率也非常低，例如亨利七世在位的24年里只召开过7次。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现代国家的几个特征在15、16世纪的英格兰都不符合，所以英格兰的现代化进度远在威尼斯等城邦国家之后，而且英格兰的立国基础为领土型农耕国家，一直到光荣革命后才算是完成了向市场贸易型国家的转型，所以才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圈地运动、规训革命等一系列的转变经验。圈地运动是将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而文化规训则是让他们成为适合市场经济的工作人员。威尼斯则由于发展了早，持续时间长，所有这个两点对它而言并非是问题，但英格兰发展了迟、发展了急才会成为使之成为了社会问题。至于麦克米兰提出的基于种种的英国的特殊性才产生的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似乎也有点不太准确，例如他拿出来强调的英国1624年就有了专利法案，而其他大陆型国家到18、19世纪才有，但其实只要关注一下威尼斯就知道了，威尼斯1470年就有了专利法。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同时代的中国，中国在近现代以前的历史上应该从没有过对皇帝进行约束的，做了不好就可以换了的法律，也从来没有过政治代表制度，更别说公债体系了，唯一有点类似的是局部区域有过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情况，例如南宋时曾经有过商业税超过农业税的时期，明末时的江南也需要从两湖流域买粮来满足百姓的需求了（改种桑棉了）。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分流或者内卷化的理论是一种盲人摸象式的描述，中国是缺乏现代国家形成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基础的，仅仅凭着小部分区域的社会现象来进行比较和分析是意义不大的。所以冲击反应论才是符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的吧！其实村上卫在《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里通过剖析厦门英国领事馆的资料就给过我们答案，厦门英国领事馆的大半工作是帮着拿着BNO（即殖民地护照）护照的中国人追债，且虽19世纪外国船只独占了诸多航线，但商品的货主却多数是沿海的福建等地的商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的差异性在老百姓身上并没有体现，这可能沿海从南宋起就有永嘉学派有关，当然后继还有泰州学派，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等等，这些思想使得此地的老百姓已经完成了文化规训（表象就是勤劳、简朴、爱储蓄等），故每次开海禁后，沿海地区的老百姓很快就能通过生产和贸易迅速的富裕起来。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英国特殊论的观点在普遍性的层面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威尼斯等地区更早地出现了现代社会的雏形，英国只是被冲击后才产生的现代社会。

第二：19世纪以前东西方很类似，只是工业革命出现后拉开了差距的观点是价值不大的，因为所比较地区的立国基础就是不一致的，虽然会因为有同样的对产业工人的需求而产生类似的文化规训过程，并产生接近的民间组织秩序和文化氛围，但由于不存在不贸易就会饿死的构建基础，所以很难产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而技术创新、细分产业等市场的行为都是建立在企业家甘于承担风险之上的。包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后期的衰败就是因为有产者不再愿意承担风险，而将资产投入到回报稳定的土地和借债所致！

第三：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其实就是保障个人与保障帝制的差异，并非是东西方老百姓的差异。因为帝制是农耕型国家最合理的秩序方式，但贸易型国家则强调风险均担（因为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础是风险的不可控），于是自然就会产生国家公债、期货交易、股票交易、保险市场等一系列的分担风险的市场行为，在受到安全威胁时，更是强调市民共同抵抗（瑞士联邦是极好的例子，13世纪就形成了基于市民的城邦自治联盟），当然其本质也是风险共担。所以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代表制度、法律约束等保护个人利益的社会建构方式。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世界性的与所谓东方的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强调特殊论是无益于理清真正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