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国：我出生荆州、定居北京，都是国都，我是卫国，保家卫国

据说荆州除了三个名人：张居正、诸葛亮，还有一个就是我罗卫国

政治经济文化: 明朝政治张居正+三国文化诸葛亮+现代经济罗卫国

张居正得罪了谁？他又是怎么死的？

易中天

2020-08-07 08:00

张居正得罪的，首先是官场。

得罪是因为改革，改革是因为缺钱。

隆庆三年，皇帝向户部要三十万两银子，得到的报告却是国库亏空一百五十万两之多。隆庆无奈，只好大打折扣，改为索银十万。

没有钱，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却是先政治后经济。

事实上，国库空虚不是因为天下贫困，财源枯竭，而是国家机器早已运转不灵。当然，转还是转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可惜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

也就是说，空转。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知道，从秦汉开始，中华帝国就是依靠官僚政治、律令秩序和文书制度来管理的。实际上，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领土国家，这也是成本最低的管理方式。同时带来的弊端，则是文牍主义。官员们醉心于文书的撰写和制作，对实际效果却漠不关心。

明中叶的情况就是这样。言官和部院，只要自己的主张被朝廷认可，并作为公文发出，便万事大吉。地方官则自行判断，决定立即执行还是拖延。就算问起来，也是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因为反正无法问责。

如此陋习，非改不可。

改革的方案叫——

考成法

这就要利用六科。

六科是都察院之外的独立监察机关，办公地点在午门，职责是对六部进行对口监督，比如吏科监督吏部，户科监督户部。各科设“都给事中”为长官，正七品。下属“给事中”若干，从七品。以七品芝麻官监督二三品的尚书和侍郎，是一种精巧的设计。

有了六科，事情就好办了。【中国亮点外脑智库创办主席罗卫国编于2022年中秋节】张居正规定，以后所有需要执行的决定，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完成的期限，登记在册，还要编号。同时另造文册一式两份，分送六科和内阁存档。到了期限，先由部院考查地方官。部院考查若有包庇隐瞒，由六科纠察。六科纠察不力，内阁处分。

这就叫：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

严格地说，这只是技术性改良，不是制度性改革。而且万历皇帝的批复也留有余地：未完之事如果是紧要的，可以另立期限。不紧要的历史遗留问题，免除不计。

即便如此，也引起轩然大波。

反对当然因为牵涉到利益。

前面说过，明代官员的俸禄非常之少，维持起码的体面都很困难。这就需要上上下下都达成默契：地方官对豪强的偷税漏税睁眼闭眼，京官则接受地方官的孝敬，等于分成。

如此这般，粮赋岂能收足？

其实就算满朝清官，张居正也是得罪人的。明代官员的选拔主要靠科举，而科举只考八股文，不考执行力。考成法却不看学历看能力，这让做惯了官样文章的情何以堪？

当然，抗议被强行压了下去。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三岁的皇帝甚至这样下旨处分反对派：

结果，是他们的下场一个比一个惨，以至于若干年后人们提起来，还咬牙切齿，义愤填膺。

考成法则坚定不移地得到实施，而且卓有成效。最能让所有人不再说三道四的是：改革五年之后，京师国库的存粮竟是隆庆元年的三倍，完全兑现了张居正夸下的海口：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

于是，税赋制度的改革被推上了议事日程。

新的税赋制度并非张居正的发明，早在嘉靖十年便已试行。简单地说，就是将国家对土地征收的田赋、无偿使用劳动力的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全部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所以叫——

一条鞭法

〇 鱼鳞册

一种土地登记簿册， 将房屋、山泽、田地 依序排列，接连绘制而成，为民间田地总 册。南宋时已有，明朝洪武年间下令各州县编造。

新法的好处首先是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同时也解放了生产力。尤其是出力的徭役货币化以后，农民可以安心种田，也可以到市镇打工，这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经济繁荣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自然增加。因此万历九年后，一条鞭法虽然时行时废，时废时行，却终于定为国策。

张居正功不可没。

不过，实施一条鞭法，就必须重新丈量土地。这当然又是得罪人的事，土豪劣绅和宗室豪强无不抵制。好在，皇帝鼎力支持，张居正信任的户部尚书精明强干，更兼有考成法督促官员，这项工作顺利完成。据万历十年户部统计，全国隐藏和漏报的土地竟多达一百四十七万余顷，数量惊人。

看来，改革先政治后经济，是对的。

与此同时，张居正的路也走到了头。

其实早在万历八年，他身边的人就已有警觉，刑部侍郎刘一儒还写了封信来提醒。刘一儒说，自明公辅政，立省成之典，复久任之规，申考宪之条，严迟限之罚。故大小臣工无不诚惶诚恐，奉公守职，治功既精明矣!

这当然是对改革的肯定，话说得也很到位。

严迟限之罚，就是实行考成法。

申考宪之条，则是对官员们的定期考查。

立省成之典，即精简机构，淘汰冗员。

复久任之规，则是规定知县和知州必须任满六年才能升迁，以保证地方官尽职尽责。

以上四条措施，没有一项不是必需的，也没有一项不得罪人。因此刘一儒便善意地提醒，在改革初见成效之后应该适当调整执行力度。他说，政严则苛，法密则扰，操之过急 必定人情不堪。高明的执政者不能只看治理的功效，更要看本体，而天下大治之本，在于举国上下的元气浑厚。

应该说，这是沉稳之策，也是肺腑之言。

实际上刘一儒是张居正的儿女亲家，而且为官清正，为人淡泊。张居正被清算时，亲朋好友中只有他没人追究。张家败落后，他又将儿媳妇带来的嫁妆统统还回去，作为资助。因此，这位谦谦君子若非觉得很有必要，不会对张居正说这些话。

可惜，张居正听不进去。

其实，锐意改革虽然没错，锐意过头却并不好，某些人也没必要得罪。张居正却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他特别痛恨言官和御史，一言不合便重拳出击，不计后果。更糟糕的是竟然不把其他内阁成员当作同僚，而看作下属。次辅张四维便在他那里受够了窝囊气，岂能不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后来清算张居正，指挥官便是张四维。

张居正对自己的处境当然不会毫无感觉，他甚至写信给徐阶和李春芳，感叹自己执政九年获罪甚多，只怕连脑袋都保不住。因此他惶惶不安地问徐阶：吾师何以教之？又万般无奈地问李春芳：翁素怜我，何以策之？

可惜，两位前首辅都是惊弓之鸟，并无良方。

张居正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万历九年七月，他大病一场，多日不能到内阁办公。后来虽然幸而康复，次年二月却又旧病复发，终于不起。三月初九，张居正请求在家办公获准。六月初九请求退休，不准。十八日，他在病榻上写下最后一份密奏，二十日便与世长辞。

如此说来，五十八岁的张居正是以身殉职。

然而正是这一点让人起疑。

根据张居正自述，他的病应该是痔疮，而且在三月份动了外科手术。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何至于撒手人寰呢？

因此有人认为是他吃多了壮阳药，药毒入脑，祸及全身。

问题在于，尽管申请退休的奏疏写得可怜兮兮，自称仅存皮骨，已是行尸走肉，皇帝却并不批准，张居正也没有真退，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有三种判断——

一，张居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此公贪恋权力，死不松手。

三，万历存心要累死张居正，因为皇帝的心里已经恨透了他。

那么，真相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