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国：这是2015年我在婺源看油菜花
婺源属于江西，按属于文化属于徽州
清末战火中的徽商沉浮
Tea香 国家人文历史
罗卫国：我前后数次去过徽州，盖因为我喜欢“藏传佛教+徽派文化+敦煌文化”，在西递宏村小住过，也去过婺源住在李坑。
自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后，太平军一路高歌猛进，徽州虽地处皖南山区，却成了太平军外接浙赣、内连安庆与芜湖的战略要道，无可幸免地被卷入了这场长达十余年的战乱。
1860年6月，两江总督曾国藩驻兵安徽祁门。李鸿章却认为祁门四面环山，地势如同“釜底”，从战略上看，在此扎营十分危险。而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1862年4月，借着增援被太平军围困的上海之机，跟曾国藩闹不和、闹出走的李鸿章终于下定决心自立门户，带着武器长短不一、临时凑起来的淮军匆匆离开。
随之赴沪的还有一批在当地招揽的文人，其中就有祁门人洪冀昌，其祖父洪炯是一名成功的茶商，曾国藩在祁门的行辕所在地洪家大屋就是他家的豪宅。
李鸿章当时官职不高，只是个任职不久的道员，也就是地县一级官员。作为家境富裕的“富三代”，洪冀昌随他离乡背井来到战火将燃的上海，无疑是一场冒险进取的赌博。
幸运的是，他赌对了。
作为李鸿章的幕府成员之一，洪冀昌1895年以外交使团文员的身份，随李鸿章去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随之被成全的是洪家在上海商界的地位。洪家人来上海继续茶叶生意，据上海市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祁门人洪味三在东唐家弄（今天潼路）怡如里10号开设洪源永茶栈。
洪味三便是洪冀昌的侄子，洪源永是在上海开设的第一家红茶茶栈，日后成为沪上茶业界巨擎，专门批发红茶，出口饼茶、砖茶等，并且为祁门多家茶号提供了收购红茶资金。民国十八年（1929年），土匪朱老五途径祁门，洪源永被抢去了刚从上海解来的10万银元，生意竟然不受影响经营如常。
这似乎印证了胡适先生对自己家乡人的描述：
“一千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
“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徽州人为何会做生意
同样在1862年，在太平天国战火阴霾下，和洪冀昌一样感到前途未卜的，还有几乎所有贩茶的徽州商人。
徽州，今安徽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徽州六县指歙、黟县、休宁、绩溪、婺源（1949年后划入江西）、祁门。
太平军在皖南与清军鏖战，战火波及徽州全境，许多城池易手频繁。茶号茶商们都惟恐避之不及，哪敢贸然进山。
绩溪人胡沇源可不愿这么干看着。胡沇源（1831-1911），少时家贫。徽州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民谚，胡沇源也正是在十三四岁时，被父母送到江苏东台县一家茶叶店当学徒。
胡沇源办事机敏，灵活又细心，对店里的业务能仔细揣摩，很快升职加薪，当上“水客”，负责茶号采购推销茶叶、市场调查、收集茶叶行情。到咸丰年间，胡沇源以多年积蓄和人脉，在泰州的姜堰开了茶号“胡源泰”。
没想到茶号开张不久，就遇上战祸。胡沇源不甘耗尽积蓄开创的事业就此颓败，尽管不知道茶号还能撑几天，但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十次进入徽州六县茶区去收购茶叶。
他的冒险和坚持得到了命运的善待，不久后，胡沇源凭借质优价廉的好口碑，把“胡源泰”开得红红火火，很快还开了分号，后来他的茶号扩展到靖江、上海等地，经过祖孙四代的努力，先后开设茶号、茶庄12家。
这是一条多数徽商都走过的路：从小外出学习经商，以小本经营起家，凭着勤劳吃苦和开拓进取精神，逐步壮大。
对于徽州这种往外闯的劲头，胡适解释过说：
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安徽祁门山水
诚如胡适所言，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耕地少粮食不足，所以人们不得不世代外出谋生，足迹遍布全国。不过幸运的是，在离徽州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大市场——长江三角洲。
在当时的条件下，水运是最便利的运输手段。从徽州出发沿新安江而下，经富春江、钱塘江，即可到达杭州。通过内河航道，还可连接江苏的苏、松、常、太各府州。另一条路线经青弋江等水路进入长江，顺流而下就可至南京、镇江、扬州，经京杭大运河沟通各地。
由于都是顺流而下，徽州的竹、木、石料、药材、纸、茶叶等往外运很容易。【中国亮点外脑智库创办主席罗卫国编于2022年中秋节】所以徽州自古商业活动就频繁。唐以前以经营木、茶为主。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张途的《祈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就曾生动描绘唐代祁门茶贸易：“邑山多而田少，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给衣食，供赋役悉持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每年二、三月，赉银缗缯货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
元朝沉寂一时，明清又以盐业崛起，称雄一时。1492年明代盐法变革为开中折色后（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用粮食换盐票，在内地就可以用银两换取盐票），徽州人成批地来到两淮、两浙经营盐业，逐渐取代山西、陕西商人的优势地位，在此后几百年中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食盐贸易。
茶叶商人足迹亦遍布全国。乾隆时期，北京已有歙人经营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洪家大屋的开创者洪炯，则是在广州做出口茶的贸易，林则徐广州禁烟时，还找他帮忙与英国人联络。
战火中的“徽骆驼”
咸同时期太平天国的兵燹战乱，给绝大多数徽商带来沉重打击。自古徽州由于高山阻隔，向来是很少遇到战祸的地区，但这时却成了太平军于清兵激烈争夺的地带，曾国藩驻师祁门时，更“纵兵大掠，而全郡窖藏为之一空”。
战乱不禁对徽州本地产生了巨大破坏力，徽商活动最活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恰恰也是损毁最严重之地，除了徽州财货及徽商资本遭受巨大损失外，商路也受阻，市镇商业活动陷于瘫痪，长江中下游的贸易往来几乎中断，商贾变贫民，小贩变乞丐的情况比比皆是。
比如当时的阊江水运受到很大阻隔，失去了商道的功能。当时业茶广州的徽商江绍周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今年所做之茶，意想往广，公私两便，不料长毛扰阻，江西路途不通……所有婺源之茶均不能来粤。”
据彭自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记载：“频年以来，武汉屡为贼据，江路梗阻，商贾不通。长江被扰，均各歇业，历今十载有余，并未闻有贩运木材者过关。茶竹出产本少，近因邻氛不了靖，客贩愈觉寥寥。”
胡适家也在这场战祸中受到很大影响。胡适家经商数代，到其祖父胡奎熙时发展到最盛，拥有江苏、上海等地的四个茶号、一个茶庄、一个杂货店以及一个徽菜馆。太平天国起事后，茶号接连毁于战火，其中一个叫“茂春”的茶号，被毁了又建，建好过几年战火又烧过来了，反反复复至少重建了四回，胡家人才不得不部分收歇回老家。
胡适的家乡绩溪上庄
在老家绩溪，最艰难时，胡适全家人只剩下20块银元，于是他的父亲胡传找族兄以利润均分为条件借来50元，又与茶农们赊账购茶，做起了贩茶生意。胡传的哥哥进山收茶，胡传则雇挑夫运茶到屯溪，卖了茶把赢余的钱购米运回上庄，供一家人食用。
而后等到时局稍有好转，胡家便又回到上海经营茶贸易。胡适称徽商为“徽骆驼”，既像骆驼那样坚韧不拔、且有负重致远、跋涉不止的精神，大概就源于自己这些百折不挠的亲人。
当徽商们在战中尘埃中顽强求生时，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祁门南乡贵溪村一个叫胡元龙的年轻茶商正在默默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业。
据郑恭《杂记•祁门红茶源流》载，民国纪元前五十年（1861），有邑人胡元龙、陈烈清相继在祁门西南乡创设茶厂，招工授以焙制方法，祁红才开始萌芽。
这比如今公认的祁红创制时间1875年要早，据汪琼、郑建新考证，胡元龙早在清咸丰初年便审时度势，着手试制祁红，可惜此时太平天国战火逐渐燃遍徽州，胡元龙只好罢手。
胡元龙家族为祁门业茶名家，闻名遐迩。胡元龙从小习文识字，博读书史，同时还练就一身好功夫。年方弱冠便以文武全才闻名乡里，被清政府授予世袭把总一职。这在一般人看来是走上了一条仕途金光大道，然而胡元龙却认为“书可读，官可不做”，18岁时就毅然辞去官职，转而从商，立志要实业救国。
1870年开始，英国逐渐退出从汉口购茶，转向在印度、斯里兰卡发展低廉茶叶，国际茶叶市场形势变化对华茶极为不利。到1875年，中国绿茶外销仅占出口量的10%左右，红茶在国际市场上却很畅销。
而恰在这一年，胡元龙在重金聘请来的宁红制茶师傅的帮助下，试制红茶成功。
红茶或者成了当时祁门商人的最好选择。同年，曾在福建做官的黟县人余干臣，用祁门绿茶仿“闽红”制法，也试制红茶获得成功。
祁红创立之后，由于其特殊的“祁门香”，在茶叶的对外贸易中很快占据主要地位，一改茶叶外销的颓势，据光绪21年（1895）闰5月初6日的《申报》报道：“红茶一业，自咸同以来，茶商均沾微利，故大商小贩莫不踊跃争先”。
胡元龙又不断扩大茶树种植规模，开辟茶山200亩，培育茶树10万株，在贵溪村中建厂，取牌号“胡日顺”，运售汉口，销售得非常成功，英美法等国茶商都来采购，遂使祁红扬名世界。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祁门红茶取得一枚大奖章两枚金质奖章的好成绩。彼时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在战争的打击和内外交困的国运下虽已衰落，但茶业又给徽州大地和中国的外销贸易带来了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