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沪的文化差异看城市创新的未来
赵红军，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商学院副院长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通常认为，一座城市的创新活力如果不是来源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可以计量的生产要素，就来源于某一时期采取的某一重大政策，或者某一任市长、书记当政时所留下的丰功伟绩。事实上，从更长的时间视野来看，这些可以计量的、难以计量的因素往往都源于一座城市背后深远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今天我们不说别的城市，就拿中国两座最大的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来谈谈这个有趣的问题。
首先来说说上海和北京这两座城市迥异的历史发展路径。先说上海。上海本是一片冲击平原，距今6000年前才逐渐成型，正是由于当时渔民们经常到这里来捕鱼，所以，这里就被称之为沪（扈），其实就是一种捕鱼工具而非地名的意思。到了唐代751年设立了华亭县，也就是后来的松江府。到元朝1292年开始单独设立了上海县。1840年，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于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被迫五口通商，自此上海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所以，上海自华亭县设置开始到今天的时间也就1300多年历史。
反过来看北京，周代就是燕，也就是周武王封召公之地，到今天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北京周口店猿人那里算起，那它的历史肯定要超过几十万年之久了。正是由于两者这种非常不同的历史地理渊源，所以，后来北京成为明清以后国家的首都，而上海则成了一座移民城市，成为清末以来全国最大的工业、经济和远东的金融中心。
其次，正是由于两座城市非常不同的历史负担，所以这两座城市后来的文化也就截然不同了。相对而言，北京的文化更加正统、更加传统，而后者则比较开放、更加包容。北京从明清之后基本上都是国家的首都，而上海从1840年之后，就一直是被帝国主义枪炮打开的通商口岸城市。所以，前者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少，而后者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多。
举一个例子，1793年，当时英国的使节马嘎尔尼来访，带着英国国王要求贸易、建立外交关系的信件，当时乾隆皇帝对英国在那里根本毫无知晓，还拿中国的饮食、服饰、习惯等不适合英国人，以及中国人什么东西都能自己做来说事，结果，非常决绝地回复英王中国不需要跟英国人进行贸易，也无必要建立大使外交关系。反过来看上海，这座城市一开始就是在帝国主义的武力胁迫下被迫开放的，所以，在这座中国的城市里面就设有外国的租界，外国企业来这里经商的时间也很早，外国文化在这里的传播就更早，外国人甚至还直接参与了租界以及城市的管理。
比如，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本是一名政治家， 1854年随着英国军舰来到中国，甚至于1861年起开始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直到1908年离职。他在任期间，不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而且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所以，这座城市后来成为中国早期的金融、经济和工业中心，当然也是著名的国货品牌集聚地，比如，中华牌香烟，中华牙膏，美加净护手霜，永久自行车，上海牌桥车等等。
到了今天，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的特点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前者仍然是首都和政治中心，而后者是中国除香港之外最大的金融、贸易和经济中心。相应地，生活在北京的人大多都是想尽办法进政府、进机关，进外企工作，往往不太愿意去自主创业，而上海的情况正好相反，常常对进政府工作并不是特别感冒，而最想去的单位通常都是大型国企、外企，要么干脆去经商赚钱。不过在疫情过后，在看到旱涝保丰收的安稳工作的巨大好处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进政府工作。即就是在政府里面的办事人员，北京也和上海的风格迥异。北京公务人员无论说话的口气还是办事的作风，往往都带着更多的“官老爷”作风，而上海公务人员的那种服务意识和工作作风都普遍更加亲民和细致不少。
说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说，为何上海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是一件多么有趣和神奇的事情？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也给予了上海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我想最最核心的一点不是别的，而是这里是一个相对国际化的地方，也是外来文化最先到达的地方，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想并不产自中国，而是来自德国、苏联、日本等地的外来文化，正因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包容，这座城市的国际化，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鱼龙混杂，所以，它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如果换做是北京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传统文化和政治力量的集聚地，估计要诞生类似于共产党这样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组织，恐怕都会艰难很多。
第三，然而到了今天，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似乎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难题，尽管其难易的程度有所差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还是央企、国企的集聚地。
当然改革开放之后，也集聚了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但北京的民营经济一直发展得并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企、央企还有一些大型外资企业简直太强大、太厉害了，所谓大树底下不长苗。而上海这座城市也有点类似，它本来应该是民营经济的集聚地，但同样是因为建国之后大量国企的云集，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外资企业的高度集聚，所以，无论是建国以来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民营经济发展得都不好。
反而是在上海周边的杭州、苏州、湖州、温州、扬州、福州以及广东福建等地，因为没有大量国企、外企云集，结果成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天堂。举个例子，当年的阿里巴巴就曾在上海创业，但因为它规模太小，业务太不起眼，所以，它到上海各大国有银行去贷款，结果根本没有人理会它。无论是贷款，还是批地，甚至是合作，阿里巴巴在上海均到处碰壁，最后只能转战杭州。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如今，杭州便成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天堂，而上海北京都成了中国国企、外资的天堂。
所以，今天的上海和北京都面临着这样类似的困境。北京的困境在于，如何在央企、国企和少数顶尖外资企业占据优势的城市大搞创新？而上海的困境有点类似，那就是如何在央企、外企云集，全球五百强云集的超大城市搞创新？老实说，这个是比较难的。
其实，我们研究经济学早就发现，大凡今天中国创新能力比较强的城市往往是历史上接触外来思想和文化比较早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地，也是传统思想与新思想交汇、交融的地方。我和我的学生有个大胆的想法，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大凡今天咖啡店密度高的地方，肯定就是中国今天创新活力最活跃的地方。
一是，咖啡店密度越高，表明这里对外来文化的接纳能力更强；二是，咖啡店密度越高，来这里休闲、闲坐、聊天的人往往越多；三是，到咖啡店里喝咖啡的人越多，这里来自全世界、全国各地的移民数量估计就会比较多。于是，咖啡店肯定就会成为新思想、新观点、新人类诞生、聚集、交汇的地方。
根据上述我有关北京和上海之历史和当下的正反对比，我对未来这两座城市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是，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今后要创新，恐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要不断在这里引入“鲇鱼”，从大学到研发中心，到中小学，到企业，再到商业服务机构，或者是中介组织，都应该引进一些具有外资或者民营经济背景的“鲇鱼”进入体制、进入市场，让这些“鲇鱼”在超大城市这座池塘里面自由搏击，让它们成为现有体制、现有企业、现有产业、现有机构活力迸发的“鲇鱼”。
事实上，今天我们也已经部分地看到了这样的迹象，比如，上海有上海纽约大学，周边还有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宁波诺丁汉，但北京我好像却半天都没有想出来。只想到了一个北京奔驰，但最近有消息说，因为中国国产汽车的崛起，结果弄得北京奔驰的销售增长步履维艰，甚至坊间不断传出北京奔驰面临停产的消息。
不知道这样的消息是真是假？如果是真，我倒感到十分的庆幸，那就意味着，在如今的北京，那些依赖曾经的知名品牌，依赖巨大的规模优势在市场中搏击，到了今天，恐怕已经旧梦难圆了，因为任何大的品牌，任何大的企业，任何大的组织，如果丧失了创新，它都一样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