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的战略思维：战略的99%是行动，行动的99%是方法

翟文

罗卫国：一个字——闯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当今，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有的组织和人都被裹挟其中，这就是现实，就是大势。企业如何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是一个迫切需要面对的命题。野蛮生长、机会主义已然无效，我们需要重构响应变局、顺应大势的战略思维以及策略、行动。我们不妨回到改革开放前后，看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是如何调整组织航向、重建发展结构的。

世界上的真理，往往是极简的、底层的，接近于最直观的体验和感悟，但人们也最容易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从而在层层迷雾里看不清、看不见事物的实质。而在笔者看来，邓小平从不被“乱花迷眼”，他极擅长直击本质，既能全面兼顾、统筹协调，又能举要驭繁、务实高效。笔者依据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结合企业经营命题，总结了几条邓小平的战略思维，供企业领导人参考。

01解放思想与凝聚共识相统一

但凡成功的改革，都是解放思想先行，在思想解放中一步步凝聚共识。往远了说，商鞅变法时通过徙木立信，让老百姓看到了政令的畅通，一传十、十传百，本身就是凝聚共识之举。近的如改革开放前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把全国上下的思想从僵化的“两个凡是”中解放了出来。

思想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道理哲理问题，它事关战略方向、事关策略行动。思想不解放，任何新的行动都阻力重重、寸步难行。邓小平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开展全党全国范围的而不是小范围的、长时间持续的而不是“一阵风”似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在人人参与的反复讨论中，让思想解放、让共识凝聚。华为基本法起草过程历时三年，八易其稿，全员参与大讨论，就是一个解放思想与聚集共识结合的成功实践。

解放思想的过程本身就是凝聚共识的过程，二者相互促进，且都不是一时一地能完成的，期间有曲折、有反复，需要较长的时间。

一方面，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有先后之分、程度之别，不可能整齐划一。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之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一直没有断过，典型如“傻子瓜子”，从地方到中央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直到邓小平的一句“不能动”，才定下调子。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外部的不确定性，至少是自己以为的不确定性，往往持观望态度，这是人性使然。比如，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时大家都在看，开始只有1/3的省干，第二年超过2/3，第三年才全部跟上，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还有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

这些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智慧和定力，一是政策定了，就不能动；二是对于遇到的一些新情况，“不争论”“允许看”。事实证明，随着共识的不断达成和发展成效的显现，出现的很多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都会烟消云散，这就是“不争论”的意义。

概言之，解放思想解决的是组织的活力问题，凝聚共识解决的是群体的合力问题，其共同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向前走，实现持续发展、基业长青。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就在于，在国家向何处去、组织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上，以抓解放思想这个决定性环节破局，不破不立、以破促立，既广泛“求同”也允许“存异”，同时，保持战略定力，用事实说话，以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要注意的是，解放思想不是放飞思想，而是要保持组织发展基本思想上的连续性，不能另搞一套。在正确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邓小平是很坚定的，他在各种场合都反复强调要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他这样说：“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他多次提出意见，说道：“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按照这个逻辑，重建结构也不是推翻结构，其实质是，好的方面、基本的东西要保留，不适应发展形势和实践要求的东西就大刀阔斧地改掉。

02 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

重建新的结构，重启新的发展，必须要有顶层设计。邓小平之所以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是因为他以超前的战略眼光，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对国家的重构、对发展的重启作出了顶层设计，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设计既是系统而长远的，也是分阶段有步骤的；既是理论层面的，也是现实可行的。总的方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实事求是”在方法论上的形象表达，如果说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是“实事”，那么，摸着石头过河是“求是”。

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改变了党和国家的命运，有几个典型特点：

一是全局思维。邓小平善于“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搭建了四梁八柱和相关原则。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义的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说的是组织的使命愿景，是前途命运的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强调的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基问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党的领导就要改善党的领导，包括改善领导制度、组织纪律、战斗力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回答的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一个大党，要用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把人凝聚起来的问题。还有如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加强各方面制度建设等，无不是从全局出发作出的思考。

二是举要驭繁。邓小平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在他看来，全党的所有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强调“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政治路线就是发展生产力，而组织路线要保证政治路线的实现。这样一来，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整个组织就有了要领和遵循，进而抓住关键，纲举而目张。

三是远近结合。谋划长远，但也分阶段设置具体目标，是中共常用的科学方法。实现共产主义是长远的理想，社会主义是必经阶段，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就是邓小平的历史视野。长远的目标需要一步步实现，于是他提出了“小康”和“三步走”战略，且客观地认为在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才能接近而不是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四是务实精神。邓小平曾说过：“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就是务实精神，形象地说，就是黑猫白猫理论。务实精神本质上是一种问题意识，一切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哪怕解放思想也不是空谈的，必须真正解决问题。

五是自力更生。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一语道出中共不断发展壮大的密码，“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自力更生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环境的重要法宝，要义是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毕竟从根本上说，任何外部力量都是靠不住的，能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只有自己。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自力更生，才可以振奋精神，因为只有放弃依赖心理的时候，组织的团结、人的奋斗才会更加自觉。

有了顶层设计，还要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战略的99%是行动，行动的99%是方法。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方法，摸的是规律，是渐进式过河。改革开放是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的事，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最有效的路径就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这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邓小平简要回顾过这个过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如果农村不稳定，国家也不会稳定，一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改革就从农村转到了城市，这是对内搞活；先搞经济特区，开放4个沿海城市，再扩大到14个沿海城市，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这是对外开放。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引起的社会动荡，保证了改革的稳步推进。

这就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统一，即局部的阶段性改革要在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顶层设计的谋划要以局部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同时，当一个个局部成功后，量变引起质变，整体才会成功。简言之，全力发展经济，打开国门吸引外资，以及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这个过程中，避免两极分化，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邓小平的战略构想，不复杂，却有效，大道至简。

如果再来总结一下，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就在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投石问路，边试边改，始终以中心任务的确定性抵御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确保在从未到过的海域里，行得稳、不翻船。

03 统筹协调与单兵突进相统一

一般来说，发展困局或危局的出现，往往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从这种局面里突围，需要由内而外，使各方面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而改革或变革中的阻力和障碍主要来自组织内部，由于人的想法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如果不能统筹协调，实践中必然疙疙瘩瘩，群体间必然矛盾重重。但是，统筹协调不等于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还要在最重要最紧迫的那个方面，投入资源，单兵突进，打开局面。

“两手抓”是统筹协调的重要方法。邓小平在很多方面都强调过要“两手抓”。

比如，“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里突出的是法制对于建设的保驾护航作用；比如，“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这是强调的是法治的前提作用，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

又如，“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就会影响社会稳定、人心稳定的大局，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要失败。“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这里强调的是在开放过程中有鉴别地引进；

再如，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如果精神文明搞不好，即便经济发展了，社会也要出乱子，改革也要失败，等等。

仅仅“两手抓”也是不够的，还要两手都硬。他在回顾经济特区发展历程时说，特区建设还有明显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只有两手都硬，才能对“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思想政治工作也才能抓好，在当时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才能搞得好。

如果说“两手抓”是整体上协调推进，那么单兵突进就是在重点领域寻求快速突破，深圳特区的建设就是一个典型。1984年，深圳特区成立不久，邓小平前往视察，明确说道，建立经济特区，“不是收，而是放”。一个“放”字，道出了特区不是渐进，而是突进。1992年，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环境影响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了一些声音的干扰，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说出了那段很有名的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一个“闯”字，又道出了单兵突进所需要的精神状态，也道出了所有成功的改革所必备的精神条件。

统筹协调与单兵突进相统一，是更具体的行动意义上的方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就在于，注重整体中的协调发力，不主张平均用力，也不追求齐头并进，这是步子稳，同时在看准了的一个点上大鸣大放、放手一搏，这是胆子大，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蹄疾步稳。

特别要讲的是，邓小平十分重视企业管理，提出了许多影响至远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以前整顿工业期间，他就提出：“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搞好。”1978年9月，谈到鞍钢改造时，指出要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要求企业里要有相当规模的科学研究机构。在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在三个方面加强管理，一是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二是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三是严格考核，赏罚分明，并要求干部抓紧学管理。此后他反复强调，生产管理是科学、是知识，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究其原因，在邓小平看来，重视管理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一部分，也只有做好管理才能提高效率，把设计的蓝图变成现实。这与邓小平重视实践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重视管理就是重视实践。

04 学习借鉴邓小平战略思维，重启重构企业发展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对于当年所设计的改革开放政策，红利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整个发展形势又再次来到一个不同以往的新阶段。对国家来说，进行结构性调整，开启新的发展，依然要靠改革开放创造新的红利。对企业来说，必须适应所处的时代，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变革。

从大的环境来看，与过往这些年相比，正在经历10个方面的重构。

第一，过去是外向为主，现在是内需为主。自建特区以来，就鼓励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然后一直是在外向的道路上顺势而上，特别是入世之后，抓住了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发展水平低，同欧美国家的互补性较强。现在，发展水平上来了，更多的是竞争，是顶风而上，特别是美国把我们视为竞争对手，搞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转为以内需为主的国际国内双循环。

第二，过去是排浪式消费，现在是多样化消费。排浪式消费的主要特征是从众模仿，“你有我有全都有”，是一种“羊群效应”，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消费拉开档次，多样化包括个性化消费成为主流。

第三，过去是投资空间大，现在是投资饱和。因为过去的投资空间大，所以有钱就敢干，投什么都赚钱，现在是许多方面的投资都出现了饱和，社会有资金，但是常常不知道投什么，也不太敢投入。

第四，过去是低成本出口，现在是走出去困难。过去常常讲经济发展依靠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现在这“三驾马车”都出现了一些乏力，出口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变化。

第五，过去是供给不足，现在是结构性供给不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供给不足都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但随着生产积累，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但新技术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结构性供给如何优化升级，成为新的问题。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含科量”也成为企业的共同选择。

第六，过去是靠人口优势，现在是优势趋弱。劳动人口多、人力成本低，一直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生育率水平下降、人力成本攀升等问题的出现，人口发展趋势将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经济发展形态。

第七，过去是低价竞争，现在是追求质量。过去的企业，生产什么都能卖、都好卖，但这些产品很多都是量大、价低、质量不高。现在，必须向生产高质量产品、提供高品质服务转型，才能持续发展。

第八，过去是高耗能高污染，现在是绿色低碳可循环。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粗放式的发展不可为继，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已经成为共识，与以往相比，绿色低碳可循环的发展模式已经到来。

第九，过去是发展掩盖风险，现在是风险影响发展。这就好比一台机器，在高速运转下，为了更多地产生效益，可以忽视零件老化、螺丝不紧等问题，但机器运转一旦慢下来，就必须重视并检修，防止外部“黑天鹅”和内部“蚁穴”的交织叠加影响。

第十，过去是“野蛮型”，现在是规范化。企业依赖税收和土地等优惠政策形成的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不讲规则的野蛮竞争，将不复存在，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必然是制度化、规范化。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要认清并适应外部环境的重构，另一方面，组织本身或整体或局部也要重构，在重构中重启新的发展。

第一，解放思想，解决问题。要把思想从过去的惯性中解放出来，积极适应新的形势、新的变化，不要留恋过往。就像德鲁克所说的，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精力和企业的资源用于为昨天辩护，而是要想清楚“业务应该是什么”，“规划始于抛弃过去，这种抛弃是为实现未来的目标做出的系统性努力的一部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各方面条件，不要主管臆断，不要拍脑门，而要实实在在地奔着解决问题去，这就是重视实践的战略思维。同时，在一开始就要凝聚组织的共识，约翰·科特在组织变革八步法里，第一条就是创造变革的紧迫感，其实质也是凝聚共识，因为只有当企业内部一致产生对变革的强烈诉求时，变革才更容易发生和顺利推进。

第二，做好设计，投石问路。顶层设计要明确愿景，比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邓小平设计的愿景，这个愿景也被称为共同理想。有了愿景，还要系统设计四梁八柱、相关原则、长短期目标等，并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发力。接下来的关键就在于，采用投石问路的方法，围绕目标从事系统的、目的明确的工作。要认识到，除非战略规划能够转化为具体的工作安排，否则再好的规划也不过是美好的愿望。期间，重要的是平衡短期和长期目标，一方面，长期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由短期塑造，短期计划要整合进统一的长期行动计划；另一方面，短期目标的实现所达成的成果，可以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而巩固这些成果，总结好的经验，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经之路。

第三，协调协同，敢闯敢干。组织规模越大，越要面对统筹协调之难、协同推进之难。通观邓小平的战略思维，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平衡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毕竟，不稳的船也跑不快，还有翻船的风险。企业也是如此，协调协同是处理好这对关系的重要方法。同样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既是个试验地，也事关全局，在这里不仅可以尝试和验证新想法，还可以培育和巩固新精神。改革开放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敢闯敢干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也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这种精神不仅过去需要，现在更加需要，不管任何时候，“没有一点闯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