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情结

文 | 李庆刚

■ 诗书传家的文化氛围

周恩来的祖上一直是诗书传家，从其高祖开始形成师爷世家。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师爷出身，他的亲叔伯四人也都是做文书工作的师爷。师爷虽不是官职，却也算得上中等的封建知识分子。周恩来成长的家庭中不仅男性亲属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就女性来说，也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周恩来的生母读过五六年私塾，嗣母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周恩来就这样受到两个有文化教养的母亲的教育。家庭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母爱的影响是最深沉的。出生在一个有如此背景的知识分子家庭里，周恩来与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周恩来的童年在淮安度过。这里人才荟萃，文化昌明，出了不少知识分子。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给周恩来以很大影响。他在作文中称自己“少游江淮，纵览名胜”，并在作文中多次将幼时记在头脑中的一些史实事迹写出来。人文气息的浸染熏陶，刺激了他的求知欲，使他对博学之士格外注目。

周恩来从来没有否认过家庭对他的影响，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三次著名讲话中，除了第二次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外，其他两次——1951年9月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和1962年3月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皆以自己为例，提到了家庭对个人的影响。他坦言自己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他又说：“我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如上塾馆，拜过‘天地君亲师’，……封建教育嘛！”但是他没有完全否定这一切，主张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其中一些有用的东西。

■ 求学道路上幸遇良师

周恩来在接受教育、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阶段中，得到了众多慧眼识才的知识分子的教诲。对于教过他的老师，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并在不同的场合对给予自己影响的老师表达了感激之情。

周恩来在生母、嗣母过世后，接受教育的机会没有中断，他得到了表舅龚荫孙及其家塾周（一说邹）老师的教导。他们对周恩来影响很大。周恩来后来曾把表舅称作自己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周（邹）老师则是他文化上的老师。

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学习期间，周恩来也遇到了几位好老师，高亦吾就是其中的一位。高先生无论是在做学问还是在做人方面，都赢得了周恩来的敬重，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当他们临别时，高先生赠给周恩来一张照片，周恩来一直带在身边，保存了整整50年，师生之谊由此可见一斑。1950年冬，周恩来接见高先生的儿子高肇甫时说：“没有高老师的教导，我不会有今天。”

在南开中学时，周恩来与许多有正义感的老师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校长张伯苓很喜欢周恩来，对家人说他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与张伯苓后来虽政见不同，但这没有影响他们的师生情。周恩来评价张伯苓是爱国的、进步的，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校董严修慧眼识才，说周恩来有“宰相之才”，对他关怀有加。在周恩来被捕出狱后，严修向张伯苓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出洋留学，其中一个是周恩来。他还亲自给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等。为了在经济上资助他们，严修在南开学校特设“范孙奖学金”，给了他们很大帮助。

周恩来对严修不拘一格的提拔奖掖之心，没有忘记。周恩来后来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南开的国文教师张皞如、化学教师伉乃如与周恩来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恩来与张老师有诗的应和传世。他们在思想上、学业上和生活上给予周恩来的帮助，周恩来也始终没有忘记。1957年4月，周恩来陪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天津。

他在全市高等学校欢迎会上讲话时说：“我每次来至天津，总是告诉我过去的师友说：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我便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知识。”

从在私塾读书起，到从南开中学毕业，正是周恩来思想性格定型，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很少有人像周恩来一样遇到了这么多的良师，得到了他们如此多的帮助和积极影响。这使周恩来在内心深处怀有一种深深的报恩之情。他在1918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佛说上报恩为上，……俗语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可见他对老师之恩是铭记在心的。

实际上他对一切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怀有尊敬信赖之情，这在以后的工作中也表现出来。如抗战时期在重庆工作时，周恩来提出了“中学教员是党在青年运动中的骨干”的观点。他说：“根据经验，即使是中学教员（也）能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他可以影响很多学生。尽管是启蒙工作，将来的作用非常之大。”从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这些认识与他在青少年时期亲身体验的中学教员对教育的作用与影响，是多么密切相关。这里的“根据经验”，就包含着周恩来个人的亲身体验，认为有正气的知识分子是可信赖的，是值得尊重的。

这种情结一直到他身为大国总理时，仍不能释怀。

■ “教育救国”的理想

周恩来曾抱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幻想，把发展教育和实业看作是拯救国家、壮大国家的根本方法。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学习时，他对非洲小国克兰斯法尔办学救国很感兴趣，认为：“中国图强，就得想救国的办法，就得把教育办好。”他在《奉天东关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感言》一文中，亦认为中国要图强，应该从根本上做起，把教育办好。

在南开中学时，他也一度抱有这一思想，以至于在初离学校时，他曾想选择学校教育工作作为他的事业。

在日本留学时，周恩来曾为成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努力过，并为没能考取官费留学生而苦恼过。他在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失败后，在日记中写道：“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但是时势造英雄，历史造就了周恩来以革命改造中国的身份。他逐渐认识到，在当时条件下，“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都不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从而自觉地否定这种认识。

在当时，“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并不是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只是发展教育、发展实业都不是周恩来所追求的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只有革命才可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一俟革命成功，发展教育和实业才有广阔的空间，才可真正发挥壮大国家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应该说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了。因此，看到知识分子价值和教育价值的周恩来第一个指出：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是他第一个极为珍视知识分子的劳动，把那种不重视知识分子、不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情形，看作是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浪费；是他第一个提出“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

周恩来认识到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解决后，发展教育就会成为图强的要事，知识分子才真正体现出他们的价值。这些思想观点无不与他青少年时代的探索、认识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