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国：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参与“科技与伦理”研讨会

差别就在于：是强力治下的社会还是规则治下的社会（上）

丹尼尔·汉南  2022-12-22 07:00 孙立平发表于海南

【昨天，发表了《阿根廷：令人赞叹的足球，令人唏嘘的国家》一文。写这篇文章时，脑子里的问号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国家是如何衰落的？北美和南美同是欧洲的殖民地，为何无论在经济的层面还是在其他层面如此天差地别？这里再转发一篇丹尼尔·汉南的文章，继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作者出生于南美的秘鲁，他的切身体会可能会增进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本文原载于先知书店公众号，原题是《发明自由：同样被殖民，南北美为何大相径庭？》。依据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改为现在的题目。文章本身就比较长，我自己还要在后面发几句评论，因此，我把文章分为上下两部分分两次发表】

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

我出生于胡安·贝拉斯科将军治下的秘鲁，四岁那年，家里的农场闯进了一伙暴徒。妈妈牵着我从后门逃出，我爹很沉着，他要对农场上的伙计们负责。他说，绝不会让一伙城里来的混混把他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他穿着睡袍，坐在那儿，用瘦的跟纸片一样的手给左轮手枪上膛。

贝拉斯科在1968年发动了政变，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直到最近，秘鲁才从混乱中恢复过来。在那场政变中，贝拉斯科对重要工业推行国有化，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法令，把所有农场都分给了军中袍泽。警方自然也见风使舵的不再愿意保护个人财产。

我爹自然知道当局靠不住，他和两个农场保卫朝那伙正在前门放火想冲进来的坏蛋开了枪，赶跑了他们。危险终于过去了。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走运。全国到处都有土地被抢占以及矿井、渔船被强征的事发生。外资纷纷撤离，跨国公司紧急召回了他们的员工，我出生时颇具规模的盎格鲁-秘鲁社区全都消失了。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震惊地发现，当时竟然没有人在乎这一切。在南美，人们默默地接受了财产安全无保障、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民选政府遥遥无期的现状。你拥有的随时可能被抢走，有时甚至连一个像样的理由都不需要。政权更迭如走马灯，宪法频修如变脸。但南美人从不认为这样的事情会在讲英语的国家发生。待到我长大后去英国读书，临假期再回秘鲁，我才开始逐渐意识到两国间的巨大反差。

毕竟，秘鲁名义上也是西方国家，也属于基督教文明体，其建立者视自己为启蒙运动的追随者，坚守理性、科学、民主和民权。然而，秘鲁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总体上从未达到过像北美那样理所当然就存在的法治社会的高度。南北两块几乎同时被殖民的新大陆，活脱脱像一组对照实验。

北美由英国人拓殖，他们带去了对财产权、个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信仰。南美由伊比利亚人殖民，他们则复制了来自西班牙本土的大庄园和专制社会。尽管在自然资源上比她的南部邻居更为贫乏，北美洲却成了全世界最理想的生活地区，吸引着无数怀揣自由梦想的人。与此相反，南美洲仍旧保持着近乎原始的，如霍布斯所描述的政府民选前的黑暗状态。

在这截然分殊下，无法否认这两种不同文化间具有天大的区别。尽管我是忠实的西班牙迷。我热爱西班牙的文学、历史、戏剧和音乐。我在每个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西班牙都过得很开心。只是，待在那里越久，我就越难相信“英语世界”和“西班牙语世界”会共属一个相同的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到底是什么？

说到底，什么是“西方文明”？丘吉尔在1938年说：“没有什么词比文明一词的使用更不严谨了。它究竟指什么？它是指一个建立在民权观念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暴力、武备、军阀统治、骚乱与独裁，让位于制定法律的议会，以及可以长久维护法律的公正的独立法庭。这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会源源生出自由、舒适和文化。当文明统治国家，芸芸众生得享安定之生活。我们珍惜过去的传统，前贤的遗赠正是人人安居乐业的财富。”

丘吉尔的话中包含了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一，法治原则：现代政府无权制定规则，规则存在于更高的维度，并且由独立的仲裁机构进行解释。换句话说，法律不是政府控制国家的工具，而是保证任何个体寻求救济的运行机制。

第二，个人自由：说任何想说的话的自由，和同气相求者举行集会的自由，不受阻碍地做买卖的自由，自主处置个人资产的自由，选择工作和雇主的自由，雇佣及解雇人员的自由。

第三，代议制政府：不经立法者同意，不能颁布法律，也不得征收税赋；而这些立法者应当是由民众选出并且向民众负责的人。

现在，读者不妨自问有多少习惯上被贴上“西方国家”标签的国家坚持了上述原则？又有多少国家到今天仍然坚定地遵循这些原则？

自我当选欧洲议会议员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不去。欧盟建立的前提是，28个成员国属于同一个文明共同体。理论上，尽管各国文化会有差异，但所有成员都签字承诺共享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但现实并非如此。法治原则、个人自由、民主政府构成西方文明的这三个原则，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当欧盟成员国采取集体行动时，这三个原则随时都会被置于各国的政治需要之下。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精英们只要觉得碍事，就把法治原则扔一边去了。

我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欧元区的救市行为明显就是违法的。《欧盟宪法条约》第125条明确规定：“联盟不得对成员国的中央政府、地区和其他公共机关，由公共法律管理的其他机构，以及公共事业部门提供担保。”这一条款不只是一条技术性规定而已，它是以德国同意停止流通马克为前提的。所以，默克尔说：“在这个条约下，我们不能做任何救市行为。”

但是，当大家发现如果没有现金注入欧元就将不保之时，条约的条条款款立刻被抛在了一边。时任法国财长、现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加油打气，说：“我们违反了所有规定，因为我们要关闭银行，采取行动拯救欧元区。《里斯本条约》是很明确，但它不能救市！”

在英国人看来，这场行动不伦不类。规则已经用律师们可以使用的再清楚不过的语言明确制定出来了，但当它碍事儿的时候，条款就被“蒸发”了。当英国媒体这样报道此事件时，招来的却是诸如“岛国心态”、“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死脑筋”一类冷嘲热讽。正如欧洲议会一名葡萄牙议员对我说的那样，其他人都认为，“实际效果比立法更重要”。

【这是文章的上半部分，比较的是差异，两块土地上的差异。差异在什么地方？作者引用了丘吉尔的话。我想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来表述这个差异：两个地方的天不同。我这里所说的天，是指那个主宰一切的东西。在其中的一块土地上，这个天是规则，也就是法治，在这里规则支配一切。而在另一块地方，这个天则是强力，通常是权力。在后者那里，也不是没有规则的，但那规则是由强力支配的。这两片天是非常不同的。前者用一种权威的、稳定的、明确的规则即法治定型着社会；后者则是用一种随意的、模糊的、变化不定的方式左右着社会，甚至其本身也处在不断变幻之中。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差别就在于：是力量治下的社会还是规则治下的社会（下）

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

这些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地方在欧洲被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这一称号并非基于种族而是依据文化。当法国人或者西班牙人提到这个词时，他们指的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而是说英语并认同小政府的人，无论他们身处旧金山、斯莱哥或者新加坡。

在欧洲大陆的许多评论者看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国家的人构成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体，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都信奉自由市场。19世纪30年代早期，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页就指出，英语国家为新大陆带去了他们独特的政治文化观念，并在新大陆生根发芽，这一过程完全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他写道：“美国人是自治的英国人。”

过去一百年的国际冲突中，自由的北美三度捍卫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冷战中，将个人置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国家战胜了与此相反的国家。在这三次冲突中，有多少国家一直坚定地站在自由一方？这份名单很短但绝大多数是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民主国家。

读者可以看看二战纪念碑在欧洲本土以外的分布，算一算志愿者的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西兰总共动员21.5万人，南非41万，澳大利亚99.5万，加拿大106万，印度240万，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自愿入伍的。

是什么力量召唤着这些年轻人跨过半个地球，就像一战中召唤他们的父辈一样，去为一个他们素未谋面的国家战斗？仅仅是血缘和语言上的联系？！这两次世界大战难道仅仅是一场种族冲突、放大版的南斯拉夫分裂或者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

这一切既不取决于政府动员士兵上战场，也不取决于人们立刻响应了征召。士兵们很少沉溺于感情用事。但在他们的日记和通信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种坚定的斗志——他们正在捍卫一种“优于敌人的生活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都相信自己是在“为自由而战”，正如那个时代的口号一样。

我们通常会认为，今天的普世价值早晚有一天能获得最终胜利。然而，没有什么东西是非赢不可的。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所不同，自由很可能会被逐回北美大陆。如果冷战采取的是不同的方式，那么两大阵营有可能同归于尽。实打实地说，西方的胜利要归功于“英语民族”取得的一系列的军事成功。

作家马克·史坦一贯话糙理不糙，他说，大陆欧洲为世界贡献了精美的油画、悦耳的交响乐、法国红酒、意大利女演员，以及足以使我们迷上多元文化的种种事物。

但当我们审视这一段以忠于自由民主为特征的“政治化的西方”概念形成的过程时，不难发现，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所有政治领导人的童年都是在专制中度过的，希拉克和默克尔也是如此。我们忘了，和平的宪法改革在这个世界上何其之少，而发生在盎格鲁圈以外的更是寥寥无几。

意识形态的边界推进得远比国境线要快得多。欧洲国家全面拥抱西方价值的浪潮，第一波发生于1945年后，第二波则在1989年。在此语境下使用“西方价值”一词，其实是相当客气了。我们真正的意思是说，这些国家已经接受了盎格鲁-美利坚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选举议会、人身保护令、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开放的市场、出版自由、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陪审制……以上种种，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个先进社会生来就有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借助英语语言发展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特产物。这种意识形态，连同这种语言，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它们的源头实际独一无二。

欧亚大陆西端一隅湿冷岛国上的居民，偶然地确立起政府必须服从法律、舍此别无他途的观念。法律之治确保了财产及合同的安全，反过来催生了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奖励生产而不是支持掠夺的制度。事实证明，这一制度为讲英语的移民所携带，一路漂洋过海，在费城古老的议会大厅中，最终以精妙的方式结晶为美国宪法。

美国的榜样如此成功，以致当今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几乎都想复制此例，至少想克隆出其外壳。就算是最无耻的独裁政权，现如今也一样有了所谓的国会。战战兢兢的代表们正云集于所谓的政党组织中扎堆开会，仰承总裁的意志。

甚至连最肮脏的专制政权也有了自己的最高法院，起码从纸面上看，它不再是权力的工具。但是真正有意义的政治自由——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的法治之下的自由——依然还只是一个不多见的现象。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一制度会比英语民族的霸权更长寿，实在是个错误。

盎格鲁圈与其说是一个民族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概念

盎格鲁圈与其说是一个民族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这正是她影响力的最大来源。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们尽力想证明英语民族在人种上的优越，他们的证据在当时就有争议，而今更难立足。居住在墨尔本的希腊夫妇的孩子比他在米蒂利尼岛上的堂兄更富有也更自由，原因无关种族，只关乎政治制度。

要成为盎格鲁圈的成员，需要遵循那些构成英语文化核心的基本习俗和价值观，它们包括个人自由、法律之治、注重合同与契约、自由是政治及文化价值的第一追求。组成盎格鲁圈的国家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大宪章》，英国和美国《权利法案》，陪审制、无罪推定以及“一人之家即他的城堡”等普通法原则。

将自由的传播与盎格鲁圈兴起的过程视为一体，这一观点一度毫无争议。宗教改革后，很多讲英语者将他们文明的优越视为上帝所助。他们的文明就是要建一个新以色列，一个被上帝选中、受命要给世界带来自由的国家。

英美历史学家找到了他们的先辈在走向现代化和伟大之路上的串串脚印：普通法的形成、《大宪章》《大谏章》、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美国宪法》、技术革命、废除奴隶制......

自由与其说是“西方的”、毋宁说是“英国的”独特发明。选举议会、人身保护令、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开放的市场、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以上种种，皆是英语民族对世界政治意识形态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想认识现代世界的真实面貌，就不得不面对盎格鲁圈。盎格鲁圈，即指受英国自由价值观影响的、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前身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核心是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盎格鲁圈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为什么属于盎格鲁圈的英国、美国能长期保持国际领导地位？为什么这个圈中的国家能占据大半个世界的几乎所有的制高点？想认识现代世界的真实面貌，就不得不面对盎格鲁圈。

英语民族成功的秘密，以及英国脱欧的另一种解释。自由是英语民族成功的秘密，随着自由阵营赢得了二战这场宏大战争的胜利，自由已经成为现代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脱欧并不是简单的黑天鹅事件，脱欧的公投结果植根于英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之中，在汉南看来没理由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与越来越官僚化的欧盟同床异梦……英国人并不把自己视为欧洲人，英国与欧陆国家结合是一种错误的政治选择，不能让欧洲变得更好，反而让英国变得更糟。

孙立平：安宁与繁荣来自哪里：谈谈读完那篇文章之后的一点感想

人类似乎找到了点门道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大体说来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安宁与和平，一个是发展与繁荣，再简化一点说，就是安宁与繁荣。这也是人类福祉的基本来源。

安宁与繁荣，说起来是两个很平常的字眼，但同时而持续地接近和实现这两个东西，人类却用了几千年时间的努力，才终于找到了点门道。甚至到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在这门道之外徘徊。这个门道是什么？我尽量想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概念：蕴含着动力的秩序。

这个想法来自丹尼尔·汉南那篇文章的启发。所以，这几天，我用两期转载了那篇文章。文章的原题是《发明自由：同样被殖民，南北美为何大相径庭？》，我将其改为《差别就在于：是强力治下的社会还是规则治下的社会》。

丹尼尔·汉南，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后移民英国，是英国著名历史学者、政治家，曾任欧洲议会保守与改革党团秘书长。他也是英国脱欧运动的发起人和领袖之一。其主要著作有《自由的基因》、《通往奴役的新道路》等。我们一会再说那篇文章，我们先回到现实中来。

近三个世纪的两个奇迹

不错，我们对今天的世界也不甚满意。我们今天的世界还有战争，还有社会动荡，还有饥饿和贫困，还有黑暗和压迫，还有种种的人间悲剧。

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奇迹其实正在发生。

第一个奇迹是发展与繁荣。有人计算过，在1500～1700年这两个世纪中，荷兰人均GDP增长率为0.52%，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收入从754美元提升到2110美元。英国人均GDP增长率为0.28%，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收入从714美元提升到1250美元。与此同时，同时代的那些世界文明大国，比如中国和意大利，经济均停滞不前，为零增长。

荷兰在今天虽然仍是发达国家，但就对世界的影响而言，有点昙花一现。真正带领人类走进经济发展新时代的是英国和美国。我看到一个数字，在100年前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那时制造了全球85%的汽车，拍摄了世界上80%的电影，生产了世界上42%的商品。如果再加上英国的份额呢？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整个世界经济是处于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第二个奇迹是安宁与和平。不错，在当今的世界上，仍然有种种的冲突和战争。但我们应当正视这样的现实：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很少发生正面的战争，发达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因外国入侵重新划定国家边界的情况很少出现，几乎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国家由于被外部征服完全从地图上抹去。甚至有人说，在 21 世纪的前二十年，人类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少于自杀、车祸或与肥胖相关的疾病。火药的杀伤力已不如糖。

这里最典型的是欧洲。有人统计过，在欧洲内部，在二战之前的1000年间里，只有15年的和平时光。谁和谁都打。从粗线条的线索来说，就有北部的蛮族与南部的罗马之间的战争，西部的英格兰岛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的战争，东部的斯拉夫民族与中部日耳曼的战争。而在同一民族内部，往往也是战争不断。然而，在二战后，欧洲基本无战事。

一种源自蕴含着动力的秩序

这是两个奇迹，两个最重要的奇迹，两个与人类福祉关系最密切的奇迹。那这两个奇迹的谜底是什么？就是我这里概括的：一种源自蕴含着动力的秩序。

在丹尼尔·汉南的那篇文章中，他引用了丘吉尔在1938年说的一段话：“没有什么词比文明一词的使用更不严谨了。它究竟指什么？它是指一个建立在民权观念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暴力、武备、军阀统治、骚乱与独裁，让位于制定法律的议会，以及可以长久维护法律的公正的独立法庭。这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会源源生出自由、舒适和文化。当文明统治国家，芸芸众生得享安定之生活。我们珍惜过去的传统，前贤的遗赠正是人人安居乐业的财富。”

对于丘吉尔的这段话，丹尼尔·汉南将其提炼为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而我认为，这三个要素的实质，是世界秩序的模式变了。这个模式的变化，我将其概括为：从强力治下的社会到规则治下的社会，从而形成了一种蕴含着动力的秩序。分开说，就是有规则的动力与有弹性的秩序。弹性的秩序保障了安宁和和平，有规则的动力则带来了发展和繁荣。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取得的最大成就。

而在此前的历史上，往往是僵硬与动荡的交替，要么是强力维系安宁于一时，社会处于僵硬之中；要么是动荡打破脆弱的安宁，社会处于折腾之中。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强力会维系一段长时间的安宁与繁荣，但你能知道，这种局面是没有保障的，随时都可能中断。而现在，一种蕴含着动力的秩序，则结束了这让人无奈的循环，至少是在一些地方呈现出一种有保障的、持续的安宁与繁荣。这就是文明演进的曙光。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蕴含着动力的秩序来自哪里？它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的力量？在转载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曾经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这就是天。这个天将任性的强力加以驯服。那什么是天？天就是一种神圣的、不可触犯的规则体系。天，在用一种权威的、稳定的、明确的规则即法治定型着社会。你的力量再强，也不过是天下面漂浮的白云，也得在这天的下面行事。没有这个天，那就是无法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