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国：我编了一组12篇共计3万字的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疫情后的中国和世界发展，您需要一个小时才能看完。建议您打印装订后看，看纸质版的东西更有味道。
【总】静观2023年三大临界点
伟达 2023-01-20
如果还就目前局面谈什么“政经改革”“扩大开放”等，可能已属于某种奢望。笔者以为，在今年，中国如果能在政治上做到以下“四不要”，尽量保持国稷民生的平稳运行，不发生重大经济失衡失误，就可算是达标。
2022年的世界形势风云突变，跌宕起伏，也为2023年开启可能引发重大改变的若干临界点。积极的方面，譬如卡塔尔世界杯足球大赛，实际代表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和人群已经从三年前全球暴发的冠病疫情中基本恢复正常，并以更大热情、期待和能量，把世界和生活推向前进。
今年充满挑战的方面应主要来自三大临界点：第一，俄乌战争持续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并严重威胁区域稳定和平，挫败俄罗斯侵略至为关键；第二，世界在21世纪的今天仍残存中世纪的黑暗，人类文明仍要面对伊朗和阿富汗现政权为代表的残暴愚蛮，必须驱散这股阴霾；第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果因为疫情泛滥和政策失误而发生不测或危机，将会把全球经济拖入衰退。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已成强弩之末。在正规战场上取胜无望，转而试图靠空袭瘫痪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逼迫乌克兰就范。但乌克兰方面愈战愈勇，国际主流社会也持续大力援助乌克兰抗战。随着交战双方力量对比愈发失衡，普京政权和俄军在一年内某个临界点出现溃败崩盘，将是大概率事件。
目前普京进退两难，困兽犹斗。俄罗斯的帝国沙文主义传统及专制习性，注定了他在全面失败以前，必然还有一番最后的疯狂。这种疯狂可能是胁迫盟友譬如白罗斯参战，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方向发动突袭进攻；也可能是悍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抵挡乌军的全面反攻，尤其是收复克里米亚半岛的努力。
于是，洞察和挫败普京的最后疯狂，就成为2023年世界形势变化的一大临界点。俄乌战争久拖下去，自然是对乌克兰、欧盟及世界的挑战，但对普京和俄罗斯更加不利。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以至于后来的“十月革命”惊天动地，起因就是当时俄国军队在一战前线两年多的军事失利，最终引发国内重大政治动荡。现在普京在国内政治也面对类似困局。至于俄罗斯在国际上失道寡助，更是有目共睹，世界杯比赛都为此开除了俄罗斯队的“球籍”——即参赛资格。
伊朗和阿富汗目前的“政教合一”政权和统治，落后和野蛮程度直接倒退回中世纪的黑暗。这样的政权可以随意剥夺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可以因为蒙面头巾和街头抗议，而拘捕人民和残害生命。
人类主流文明自500多年前起，通过不懈的探索努力抗争，以人权取代教权，以科学取代神学，以自由取代禁锢，已逐步跨越了中世纪的专制愚蛮。但今天仍有个别国家和人群生活在中世纪的阴影之下。长期的自作孽，目前也让这些神棍政权陷于人民的强烈反抗和国际社会的全面讨伐之中。目前的形势是人们知道这样的野蛮政权和统治不可持续，世界知道这样的落伍和反动必遭淘汰。关键在时机，这样的历史变革临界点，应该不太遥远了。
与现代化为敌必误国误民
这也提醒这类神棍政权当下的某些支持者，中国有古训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试问这些支持者，自己会移民到类似的神棍国家去生活吗？会把儿女送去这样的国家留学或工作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与神棍政权沆瀣一气的内在逻辑和后果是什么呢？如果是沿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计谋，那首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搞清楚了吗？这方面的正邪判断应当不难，与中世纪为伍，与现代化为敌，必定误国误民。
最后要说到中国。从前三年的严密清零封控，变成目前的急转放开，中间明显缺乏合理的准备过渡期，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导致目前总体疫情形势的异常严峻，考验空前。有人试图从技术角度检讨防疫过程的得失，但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
譬如有一个现象颇令人费解，即在疫情防治过程中，总是要宣传对比美国如何如何。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因为从防疫角度讲，中国民众最关心的是如何有效保护自己、家人和员工的健康。与之有关的政策、手段、措施、医药等等，才是与大家利益最为相关。总是提美国是什么意思？难道防疫成了国家间的某种虚荣比赛？这对民众安全健康有直接关联和意义吗？
目前有关中国的话题，无论是疫情、经济、外交、科技、教育、军事、文化等等，其实关键都在政治。离开政治讨论这些话题，就属于隔靴挠痒，不得要领。不错，中国在1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高潮期，“泛政治化”倾向曾一度受到冷落和遏制。但这些年情况明显发生了改变，“泛政治化”又大行其道。于是，如果还就目前局面谈什么“政经改革”“扩大开放”等，可能已属于某种奢望。笔者以为，在今年，中国如果能在政治上做到以下“四不要”，尽量保持国稷民生的平稳运行，不发生重大经济失衡失误，就可算是达标。
第一，不要重复走当年满清王朝的国运路径，即封闭—开放—复辟—改革—复辟—崩溃的恶性循环。满清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与现代化打交道和发展融合的最初案例，转型艰难，教训深刻，殷鉴不远，焉能不察？
第二，不要盲目沿袭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兴亡的老路，即军国主义—民粹膨胀—对外侵略—世界大战—战败灭亡。【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22年2月4日主编】日本军国主义就是利用煽动民粹中狭隘的屈辱和报复感，并狂热鼓吹地缘扩张和自我优越，终于把日本拖入大战的深渊，与世界为敌，直至遭遇灭顶之灾。
第三，不要重蹈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覆辙。其中最关键的教训是文革何以发生和肆虐？因为人治代替了法规，极端代替了稳健，野蛮代替了文明，迷信代替了理性，卑鄙代替了良知，禁锢代替了开明。今日中国对文革的态度如果依旧暧昧，“剪不断，理还乱”，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第四，不要罔顾苏联冷战失败消亡的重大历史教训。当年苏联的所作所为，今日中国绝不可东施效颦，甚至变本加厉，包括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科技、社会文化等方面，否则不就是明显地重蹈覆辙？如果说苏联式社会主义不成功，中国要发展自我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无可厚非。但具体操作须有新意和改革，不能照抄苏联那些老一套，穿新鞋走老路，就无法开拓中国发展进步的康庄大道。
文明升级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全面进化过程。人类走过从马车到汽车、从油灯到电灯、从算盘到电脑的种种进步过程。中国和中国人民也走过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和辉煌，绝不能再回到从前悲催潦倒的陈腐老路。在今年，只要世界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维护和平，制止战争；提升文明，荡涤愚蛮，新的希望和发展就在我们的手上。
孙立平：关于当前形势的十点看法
1、许多迹象在明晰化，但总体说仍处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
这些年，我一直在讲不确定性的问题。但从目前来看，一些迹象和走势在逐步明晰化。从疫情来看，可以说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中国在春季就可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是大概率事件；俄乌战争的军事结局基本明朗，变数是在战后进一步的政治结果；中国内外政策的调整出现端倪，进一步的走势还待静观。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原因在于，这是整个世界底层逻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未来的格局正处在形成过程中。正因为如此，人们提出2023年世界十大风险的各种版本。
延伸阅读：风急浪险，关键取决于你的见识：在一个场合谈见识
我理解的见识
朋友提供了一个场合，与一些做企业的朋友进行交流。开始的时候，我有点惶恐，我不是研究经济学的，更不是研究企业管理的，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他们未必有什么帮助，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但在朋友坚持之下，这个交流还是做了下来。在做的过程中，我开始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一个点上：见识。后来，我用王健林和许家印为案例，讨论了见识对于企业家的重要性。然后有网友说，可能用李嘉诚更合适，我想也是，但用李做例子，有些讨论就不太方便了。
在讨论见识的时候，起码有两个词和它比较相近，即聪明与智慧。聪明、智慧、见识，这几个词有时很难在严格的意义上做区分，因为这些词本身就不是能准确定义的。我是在下面的含义上使用这几个概念的：
聪明主要是在智力的含义上，在这方面人与人确实是有差别的。智慧则更多是后天修炼的结果，比聪明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人说，聪明的人不吃亏，有智慧的人则不在乎小的得失。而见识，我将其看作是对自己所处的更大情境的判断和选择，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远见卓识吧。这个区分当然是不严谨的，我不求人们的赞同，更不是为了给这几个词下严格的定义，各位只要知道我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了。
企业家与见识
稻盛和夫说过一句话：企业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层所信奉的哲学和理念。我想，他说的实际上就是见识。这种见识特别表现在一些重要时刻对大势的理解与把握上。就企业而言，在《见识的差异：王健林的满血复活与许家印的苦苦挣扎》一文中，我曾对这两个人做过一个比较：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企业家。我们不能因许家印现在身处困境就否认他的这种能力。但现在两个人现在的处境却天差地别。差在什么地方？可能就是见识，就是对自己和大势的理解与把握上。王健林是一个从体制内出来的人，他既懂体制外，也懂体制内；既懂市场，也懂权力；既懂哪些是自己能左右的，也懂哪些是自己不能左右的。所以，他能在别人还看不懂的时候看懂了，在别人犹豫的时候他行动了。有人说，王健林靠的是幸运。不对的，不是幸运，是见识。
许家印差就差在这里。论商业才能，许家印也许不输于王健林。而且，无论是曾经的大举扩张，还是后来的断臂求生，也都是他们商海中见惯的商业套路。但问题是，许家印沉醉在自己的商业逻辑里，对外部世界即将甚至已经发生的变化，没有能及时感知和醒悟。大错由此铸成。关键的因素游离在他的视野之外。
国家与文明
在个人的层面是如此，在企业的层面是如此，在国家与文明的层面就更是如此。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远见卓识决定着未来。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建国初期的一场争论，即美国是走农业立国的道路还是走工业立国的道路。国务卿杰斐逊认为，美国土地肥沃，人口稀少，应把工业留给欧洲，美国则走商品农业的道路。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则认为，制造业不受土壤、气候影响，比农业有更大的效率和产出，是美国产业发展方向。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汉密尔顿提出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美国最终确定了工业立国的方向。
工业立国方向的确立，使美国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大萧条之前的20年代，美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非常快。1900年美国的制造业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的30%。在一战正酣的1915年，仅美国福特公司一年制造的汽车就是德、英、法等国总和的14倍。到1920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了全球85%的汽车，拍摄了80%的电影，生产了42%的商品。那时，光纽约市的汽车数量就超过了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美国做了另外一种选择，结果会是怎么样？
实际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不乏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但见识可以决定你在整体上把聪明和智慧用在什么地方。就个人来说，我们能看到一个人很聪明，但把这种聪明用在了歪门邪道上。这就是见识的问题。前一段有一个吐槽式的说法，叫点歪科技树。这也可以引申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将自己的聪敏智慧往哪里用。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我们往往既骄傲而又耿耿于怀。无疑，这些发明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发明既没有往形而上的科学方向延伸，也没有往形而下的技术发明演进。
就是在现在，我们也不能不面对一个问题：我们要把我们的聪明智慧往什么地方用？
缺乏见识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前一段时间，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一群聪明人为什么做出了最愚蠢的决策？这个事情是由一本书引起的。这本书就是，堀田江理的《日本大败局》。该书通过对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分析，力图揭示一群聪明且爱国的决策者们是如何将国家引向灾难的。这本书对其中一些原因的分析是很深刻的。但我觉得，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聪明与见识的关系。
对于发生于1941年12月7日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人们都公认，其在战术上是成功的，但在战略上却无异于是一场自杀。从战术上看，日军在90分钟内炸沉了美国四艘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炸毁飞机188架，受损的建筑、船只和飞机更多。在攻击中，美军约有2400名美国人丧生，1250人受伤。但是，这个战术上的胜利，却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覆灭过程的开始。当时的局势是，日本在中国战区已经开始陷入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树了美国这个强敌，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是这些决策者不够聪明吗？不是，其战术上的精彩与成功，就是明证。关键的问题，是见识，是对世界局势的把握。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史不绝书。德国历史上出现那么多的伟大思想家和这人，但却将德国甚至整个世界推向深渊。这难道仅仅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看看那时德国有多少知识分子追随希特勒就可以找到答案。俄国至今仍陷在自己发动的战争的泥沼中，难道仅仅是信息的失误？对世界大势发生了误判可能才是真正的原因。因此，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能够把握大势，才是最最关键的。这就是见识。
最近看到一句话：决定一个文明能走多远的，是看待世界的认知模式。这句话很值得深思。
2、目前走势：短期比长期乐观
从2022年11月份开始，外资加快了进入中国股市的步伐。高盛进一步调高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本预测增长4.5%，调高0.7个百分点至5.2%。摩根士丹利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由5.4%上调至5.7%。短期乐观的理由主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不断向好，现在是处在低估值区，华尔街投行们看好中国股市。与此同时，风投市场中的长线资金则表现犹豫，其中一些从中国转向美国、印度、北欧、东南亚。最主要影响因素是经济政策的明确性和稳定性、投资的政策与法律环境、地缘政治的可能变化。
延伸阅读：前景判断：短线与长线的差异
昨天发表了《兴衰与更替：历史上的世界工厂》一文，我说那是为备课准备的一点资料。今天这个题目也是。因为对2023年中国经济前景如何判断，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再次强调我没有这个判断能力，甚至我也不太在意一些专家学者是什么看法，我看重的是资本的动向以及在这些动向中体现的他们的判断。
让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
短线资金：看好中国股市
从2022年11月份开始，外资加快了进入中国股市的步伐，其间，连续多日出现数百亿的净买入。
这大体可以体现外国资本对2023年中国经济特别是股市的看法。这当中，为人们提及较多的是高盛的判断。最近，高盛进一步调高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本增长4.5%，调高0.7个百分点至增长5.2%，而环球今年经济增长2%，明年料加快到2.8%。高盛相信今年下半年市场会开始反映有关预期。中国的股票或将再涨15%，而人民币料将触及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摩根士丹利则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由5.4%上调至5.7%，由于中国结束动态清零政策后重新开放，加上对房地产提供政策支持及放松科技行业监管，故调高今年经济预测：预计上半年人民币进一步走强，兑美元的12个月目标6.65。该行表示，相信中国对外重新开放会面临短期阵痛，但可能会被早期和强劲的复苏所抵销，而经济增长和消费今年下半年将基本转向新趋势增长。
概括地说，短线资金对中国市场的看好，大体有如下几个理由。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向好，特别是2023年的恢复期。第二，经过去年的一系列打击，目前股价和一些资产价格处于低估值区。尤其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估值仍处于低位。第三，外资流入将带来潜在动力。北向资金持续涌入A股。外资将是2023年A股的主要增量资金来源之一。随着2023年人民币缓慢升值，中国资产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外资净流入规模有望部分恢复。
长线资金：犹豫与担忧
最近，《财经》杂志发表一篇特别报道，题目是《中国独角兽锐减：危机与生机》。其中讲到风险投资中美元机构的一些动向以及背后的原因。
风险投资在中国发展已经超过十年。在过去若干年，美元基金一直是中国风险投资的主要来源。高峰期时，市场上的美元占比超过70%，尤其在移动互联网领域。
但最近一段时间，这些投资机构的态度出现明显的变化。该报道讲到一位投资机构合伙人的感受。过去，他每年还要飞几趟美国募资。但去年，他一次也没去。这位投资人告诉记者，不去美国，不是因为疫情，而是“美国的LP（有限合伙人）们已经不愿意见我们了”。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报道说，多位美元基金投资人表示，他们很难再募到新的资金，大部分美元基金在中国可能已经是最后一期了。
不仅美国的资金是这样，欧洲、中东大体也是如此。其共同特点是，对于风险投资意愿不高。在这些大基金眼里，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并不是一个最值得投资的市场。除美国外，印度、北欧、东南亚都在2022年吸引了不少新的投资。
该报道总结道，对于中国市场投资信心的快速变化，源于下面几个关键性的事件。首先是2021年对教培行业的整顿。第二是多家体量足够大，都是全球排名前几位的超级独角兽公司，都被认为到了上市节点，但因为一些复杂因素，未能顺利上市。第三个是2022年4月的上海疫情。第四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公司赴美上市通道受阻。2022年中国公司赴美上市共融资5.82亿美元，较2021年全年融资额约减少96%。
短线与长线的对比
从上面两种资金的对比来看，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大体说，短线资金持有明确看好的态度，而中长线资金则仍在犹豫之中。
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中国在抗疫策略上的转变，在国内经济政策及外交政策上进行调整的信号，表明中国经济的最坏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今天是恢复和反弹的一年。而且，由于2022年经济的状况较差，在2023年出现一个相当幅度的反弹，也是大概率事件。还要看到的一点是，股市这样可以快进快出的资本市场，本身就有一种放大效应。因此，短线资金的看好，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中长线资金要考虑的问题则与此不同。他们要更加看重中国经济政策的明确性和稳定性，更加看重中国投资的政策与法律环境，更加看重地缘政治的可能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走向。这都是对中长期投资的风险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在这当中，当前一些政策的调整究竟意味着什么？进一步的走向会是什么样的？这不仅是国外投资者，而且也是国内投资者所普遍关心的。
3、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没有结束，关键是动力与条件
尽管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以过去几十年这样快的速度发展，但从潜力的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没有结束。理由是，工业化的过程没有完全完成，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完成，全球化的过程没有真正完成，地区之间尚存在着巨大差异，城乡居民消费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一个次高的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但这些潜力要能够真正发挥出来，取决于下述动力与条件：通过市场经济焕发出来的经济活力能得以保持，对外开放及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不会中断，完整产业链的优势得以持续。
延伸阅读：该如何看待野蛮生长？
野蛮生长，是这几年的一个流行词。这真是一个生动而神奇的词语。这是这些年中国社会的底色，也是中国这些年很多事情的谜底。
困境中的脊梁
让我们先看最近的一个帖子：
2022年我大中国经济的唯一亮点是：民营企业家真的坚韧异常。比如出口商，年初欧美物流链条崩溃一船难求依然想尽办法贴船费也要一船船把货发出去，到年底连一张订单都收不到也要艰难维持到处借债给阳了的员工发工资，真的熬不下去撒手关门的其实也还不到一成，绝大部分其实都还在幻想2023年可以喘口气继续活着。这股坚韧的精神可以说是感天动地了。
再比如地产商。所谓百强民营地产企业已经全军覆没，全都延发工资一个季度以上，啥债都还不起。但是任何一家都没有申请退市，更不要说申请破产了，全都在苦苦维持着等待奇迹，也不知道奇迹能从何而来。居民的家底早就掏空了根本不可能掏第二次，然而民营地产企业至今都没放弃希望。
还有餐饮业零售业民宿业的小老板们，这一年基本可以说生不如死，天天都在贴钱给员工发工资，但是也没出现全国性的关店潮，实在是贴不出钱的死了两三成，剩下七八成小店居然还能保持不死，让我佩服得无以言表。有这么坚韧耐草的国民，真是捡来的福气啊。
个别字句表达可能不太准确，我还是尊重原文，就这么引用了。这个帖子很值得琢磨。
野蛮生长中的苦辣酸甜
上面这个帖子，让我想到一个词，就是野蛮生长。我不知道人们看了上面的帖子是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就是，这种野蛮生长中蕴含的巨大力量和顽强的韧性。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支撑了中国这片天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有很多朋友或学生是做企业的，其中不少人我们也经常见面聊天。老实说，这几年他们当中很多人过得很艰难，有的就是在那硬抗，一边抗还一边感叹，不知还需要抗多长时间。有的说，如果不是为了手下这帮兄弟，早就关门收摊了。其实，我知道，这当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苦难的磨练，赋予了他们能扛事的耐力与韧性。他们不怕吃苦，也不怕失望。在他们心里，不如意是天经地义，而每当见到哪怕一点若有若无的光亮，就又重新振作起精神去忙活了。
所以，关于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展与成就，尽管学者们能够整理出许多条理清晰的原因，但我想，最重要的，是由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催生出来的野蛮生长。没有这股力量，很难说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由此，也就想到一本书，这就是冯仑那本同名的书，《野蛮生长》。
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冯仑从海南回京，和几个老朋友一起吃饭。饭桌上，他推心置腹地说：我劝各位没下海的别下了，不是能力不行，是自尊心问题。你们自尊心受不了。其时，冯仑的事业已经有不错成就了。他说，到现在，我能够做到的，也就是站着做人，跪着做事。我想，这两句话，站着做人，跪着做事，其中不知包含多少苦辣酸甜。这是一代人的经历，是一代人的心路历程，甚至，也是这一代人今天面临的窘境。
野蛮需要规范，活力需要爱护
草莽出英雄。野蛮生长一般是发生在生机勃勃的创始之初。它孕育着无限的力量，同时也充满着野性和蛮横。所以，冯仑在《野蛮生长》中，一开始就把当时很火的一部电影《色戒》为引子。这也许是一个有意思的隐喻。
色与戒，一边是欲望，一边是规矩；一边是活力，一边是约束。这些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有如此快速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人们的欲望焕发出来了。欲望是一种最原始的动力，既可以是所向披靡，也可以是横冲直撞。但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处在草莽时代，社会要进步。问题是，我们如何从一个草莽的时代进入一个常规化的时代？我们如何在规范野蛮的同时，保持我们这个社会的活力？
我想，意识到这两点可能是重要的。第一，我们终归要告别野蛮生长的时代，但这个告别可能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尤其是在现在，在面临内外各种挑战，经济又在进入下行通道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在规范的同时又能保护社会的活力？你不要期望一个人既是文弱书生，之乎者也，又能力大盖世，勇夺举重冠军。第二，在当今的时代，能够规范野蛮的什么？方式可能不止一种，但唯一真正的出路，只能是文明，是法治。否则，规范野蛮的可能比被规范的还要野蛮，破除垄断的可能比需要破除的还要垄断。历史不断这样提醒我们。
4、世界大拆解过程及其进展
大拆解，是最近几年世界发生的最重要过程，也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外部环境。大拆解是对下述三重依赖的拆解过程：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和资源的依赖，欧洲美国对中国市场和产业链的依赖，中国、俄罗斯对美国西方高科技、高端设备和金融体系的依赖。从目前情况看，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和资源依赖的拆解基本完成，产业链依赖的拆解过程大体过半，科技和高端设备依赖的拆解正在展开。与此同时，新的重组呈现大体轮廓。这是中国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
延伸阅读：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大拆解这个概念
【今天一位朋友说，对您最近提出的大拆解概念特别感兴趣。好吧，把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重新整理一下】
大拆解与脱钩是不同的概念
2022年4月27日，在网易号上我发表了《大拆解：未来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将围绕这样三条主线进行》一文，首次提出了大拆解的概念。
我的意思是说，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把世界凝为一体的过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就是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之中。但是，现在这个过程在发生逆转，似乎正在成为一体的世界在被重新拆解开。
大拆解这个概念，与脱钩的概念是不同的。大拆解是脱钩的大背景。脱钩是局部性的、要素性的，主要指经济技术领域，尤其是产业链和供应链。而大拆解则是整体性的、结构性的，是原有框架的拆除与重新构建。大拆解的主脉络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与价值观。所谓的脱钩就是在大拆解的基本背景下发生的。如果脱离开大拆解这个基本背景，就脱钩说脱钩，往往会发生误判。
比如，在前几年，一位头脑很清醒的人士是这么判断中美之间的脱钩的：全球化搞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说脱钩就脱钩？一个英国脱离欧盟都那么困难，何况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更不要说这还涉及全球许多处在各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国家、成千上万的跨国公司，以及不计其数的中小企业。到现在看，这个判断与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有很大出入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误判？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大拆解这个背景认识不深。
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误判有时是致命的。比如目前的俄乌战争，其发生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其中之一是说情报的不准确，以致误判形势。我认为，误判是肯定的，但主要不是情报误判，而是战略误判。他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大拆解正在发生。他以为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就可以保障欧洲不会深度介入这场战争，同时也低估了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世界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而普京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所包含的重要涵义。
从俄乌战争看大拆解的力度
可以说，俄乌战争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拆解的过程中发生的，同时，俄乌战争也加速了这个过程。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曾多次说过，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有矛盾有冲突，但大体上是斗而不破的，谁也不想彻底翻脸。原因就在于，在几十年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个世界的底层形成了一个互相依赖的基础。最主要的是三重依赖：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和资源的依赖，欧洲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中国、俄罗斯对美国西方高科技、高端设备和金融体系的依赖。
正因为如此，在战争初期，德法等国是顾忌重重的，特别是德国。在欧洲诸国中，德国对俄罗斯能源特别是天然气的依赖是最严重的。有这样一个说法：俄罗斯通过向欧洲出售廉价的天然气发了财，而德国通过向欧洲和世界出售用廉价天然气生产的昂贵商品而变得非常富裕。正因为这样，在战争初期，德国只向乌克兰提供了区区5000个头盔。而法国也想努力维护着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战争情势的演变，最终使欧洲，尤其是德法等国下了与俄罗斯进行彻底拆解的决心。
应当说，这个大拆解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欧洲特别是德国等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是很严重的。想想两三个月前人们是怎么议论的？说欧洲冬天要挨冻了，要过一个寒冷的冬天了。一会儿说人们在囤积劈柴了，一会儿说人们在抢购电暖气和电热毯了。仿佛这个冬天就过不去了。但现在怎么样了？拆了也就拆了。前一段时间，液化天然气油轮大规模涌入欧洲港口，油轮排起长队、无法卸货，甚至导致欧洲天然气的价格一度成为负数。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意识到，大拆解不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前些天我曾说过，全球化上坡吃力，下坡危险。我还举了个例子，骑自行车，上坡的时候，会很吃力，下坡的时候，虽然很省力，但将会很危险。全球化在向前推进的时候，固然充满矛盾和冲突，但全球化的退潮，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直面大拆解的深远影响
大拆解是当今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没有之一。这个大拆解过程对整个世界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至少可以注意一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大拆解的过程中，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变了。我曾多次说过，在全球化时代，通行的是比较优势逻辑和资本逐利逻辑。【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22年2月4日主编】在那个时候，比较优势逻辑就是谁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这儿劳动力便宜，他那儿能源原材料便宜，他那儿物流方便，交通便利，好，组合到一起，这就是一个比较优势的逻辑。谁能用最小成本把这个事干起来，在国际市场交换，就形成了比较优势。在一个就是资本逐利的逻辑，和平年代了，干什么？挣钱啊。世界上哪儿挣钱我就往哪儿去，其他我不管。经过这场大拆解之后，甚至在大拆解之中，会朝着什么方向变呢？安全的逻辑和价值观的逻辑将会凸显出来。
第二，在大拆解的过程中，世界格局将会重构。大拆解会拆成什么样子？拆解后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样的？曾任印度总理辛格国家安全顾问的学者Shivshankar Menon认为，在所有政治实体中，会出现向内的转变，转向寻求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我们将走向一个更加贫乏、吝啬和狭小的世界。”右翼的兴起可以看做是一个体现。但我想，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趋势，还会有另一个趋势，就是重新结盟。前一段时间法国的前总理德维尔潘曾经提了一个概念：未来会不会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各自发展自己的科技体系和科技的生态体系，这样可能最后就是美国和欧洲形成一个体系，中国和非洲形成一个体系。同时他认为，将来印度和俄罗斯很可能会被拉到美国主导的体系当中。而瑞士信贷分析师Zoltan Polzsar则提出了一个“被制裁者联盟”的概念。
第三，在大拆解的推动下，世界可能进入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几种有影响的说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经济正经历一场“根本性转变”:从“相对可预测”的世界转变成“更加脆弱”的世界。任正非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要准备过冬，要将寒意传达给每一个人。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世界正面临“重大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面临“牺牲”，从前的富足生活将不复存在。红杉资本则说得更为明确而具体：美国经济在2020年3月受疫情影响出现下滑，但在之后迅速反弹，这种情况将不会再发生。也就是说，这次将经历的是漫长的L形走势。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经过拆解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将会明显地推高经济活动的成本，并降低经济的活跃度。
5、世界面临的也许是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
新冠疫情的冲击，后全球化时代的大拆解过程，意味着过去30年以低通胀、高增长为特征的发展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可能面临一个明显而又并非短期的经济收缩期。经济发展速度的明显放慢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而且这个收缩期可能并非很快就会过去，因为造成收缩的原因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在这个经济收缩期，不同国家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概括地说，西方面临的是供给问题，中国中国面临的是需求问题。在更现实的意义上，中国如何处理在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世界工厂的巨大产能？
延伸阅读：我们面临的也许是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
首先说明，世界经济是否会走向衰退甚至一场危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判断的能力，我有的只是一些感觉。实际上，也不仅是我，历史上能对危机做出准确判断的，寥若晨星。所以，在这里，我将别人有关的一些看法和我自己的感觉整理一下，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先罗列一下有关人士的说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经济正经历一场根本性转变：从相对可预测的世界转变成更加脆弱的世界。任正非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要准备过冬，要将寒意传达给每一个人。光速创投说：过去十年的繁荣时代毫无疑问已经结束。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世界正面临“重大转变”，“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转折点或大动荡……我们的生活似乎是由一系列危机构成的，一个比一个严重”。马克龙还说，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面临“牺牲”，从前的富足生活将不复存在。
对此，红杉资本则说得更为明确而具体：美国经济在2020年3月受疫情影响出现下滑，但在之后迅速反弹，这种情况将不会再发生。因为，现在货币和财政政策已经用尽，持续的通胀和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限制了宏观层面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红杉资本给人们的建议是：适应与忍耐（Adapting to Endure）。
其实，还有更耸人听闻的种种说法。有人甚至认为，我们也许面临一场类似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前面我就说过，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有这个预测能力，但从目前种种迹象来看，说我们可能面临一个明显的经济收缩期，可能更有把握一些。当然，经济收缩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但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而且，还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个收缩期可能并非很快就会过去，因为造成收缩的原因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
在经济收缩期我们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面的几个概念也许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第一个概念是短缺。短缺，可以说是一个久违的名词了。短缺经济这个概念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的，它本来指的是，在软预算约束的体制下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而这里的短缺所指的意思与此不同。我们知道，在全球化时代，形成的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这是一种以比较优势来进行取舍的配置，并由此产生种种的过剩：相对于廉价的劳动力来说，价格昂贵的劳动力是过剩的；相对于价格低廉的能源和原材料来说，高价能源和原材料是过剩的；相对于成本低廉的运力来说，价格高企的运力是过剩的。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优化的资源配置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各种产品似乎都出现普遍的过剩：卖不出去的商品随地可见，寻找市场成了生产者的第一要务。
而这次的大拆解过程，有可能将短缺经济这个现象，重新拉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大拆解，意味着产业链或供应链的某些环节中断了，缺失了。你得重新来寻找其替代品。而这些替代品并不是想找就能容易找到的。至少说，将一些替代品生产出来，得需要时间。特别是，如果大拆解过程伴随着冲突与制裁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中国汽车里的芯片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概念是高成本时代。眼下，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是一个众所关心的话题。这里我想说的是，不要把这次通货膨胀看作是俄乌战争或新冠疫情造成的一种暂时性现象。欧美央行的加息或许会使通货膨胀回到一个比较温和的水平，但一个物美价廉的时代正在不可挽回地离我们而去。这是很好理解的。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时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优势，为降低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提供了可能。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便利的物流，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所有这一切组合在一起，使得产品的成本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但现在，这一切似乎正在远去。
第三个概念是贸易萎缩。从目前的情况看，世界贸易的萎缩也是可以预见的。今年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就表示，全球贸易明显萎缩。WTO一份报告预计，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应会仅增长1%，远低于之前预测的3.4%。被视为“全球贸易晴雨表”的海运价格近来出现的大幅下跌，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国际航运集团马士基预计，今年全球集装箱需求将下降2%-4%，低于此前预期，不仅如此，2023年集装箱需求也可能继续出现萎缩。
第四个概念是可能的经济衰退。Zoltan Polzsar指出，在西方，只有用一场衰退才能解决目前的通货膨胀。他说，我们需要形成一个大大的“L”型衰退来抑制通胀，我们必须促进一轮负财富效应来压制消费需求，从而使得消费面能够匹配供给面的新的现实。而且，我们无法指望由消费产生这个“/”的上行趋势。我们将不得不自己生产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但由于过去三大支柱的解体，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重组，势必使成本大大增加。这无疑会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而中国的问题则相反，我们过去世界工厂的产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世界工厂的实际产能是大大大于我们国内的正常需求的。即便是人们一再强调的内需问题解决了，还会有一部分产能是过剩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收缩型思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在201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考虑的还主要是人口问题。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可以说是一个高歌猛进的扩张期。经济在扩张，技术在扩张，消费在扩张，人们的欲望也在扩张。我们的经济是扩张型的，我们的货币是扩张型的，我们的预算和财政是扩张型的，我们的行政机构规模是扩张型的，我们的企业是扩张型的，甚至我们家庭和个人的财务与消费也是扩张型的。世界上的一切，几乎都是基于扩张的逻辑安排，都是基于扩张的逻辑展开。而在一个经济收缩的时代，我们需要有一种收缩型思维。
6、疫后的疤痕效应与慢车道上的紧运行
很多人在问：我们能不能回到过去？尽管这次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与金融危机前那种结构性失衡造成的经济震荡不同，但这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会留下一系列长期的疤痕效应，如对于乐观精神和承担风险意愿的打击，对人力资本及工作联系的损害，企业的倒闭、债务甚至僵尸化。因此，疫后首先是一个休整期，应当把受创的元气恢复过来，把被削短的短板补上。而在现实中，却很可能出现一种慢车道上的紧运行，这会使正常的经济过程发生扭曲。
延伸阅读：疫后经济：慢车道上的紧运行
疫情以来，我的四个判断
2020年7月12日，我发表了《疫情以来，我的四个判断》一文，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疫后经济可能的走势，提出了四个判断。这四个判断是，
第一，至暗时刻：悲观但不绝望。这个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废话，或者是什么时候说都不会错的官话。但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感觉就不一样了。当时的背景是：国内的疫情还没有完全从至暗时刻走出来，西方则正在进入水深火热之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甚至说，他当时都想到了“终结人类”这个词。当时，有经济学家讲，这次疫情会使整个世界的GDP损失40-50%。
第二，短暂、表层、强冲击。这次疫情对经济冲击的强度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没有过。但同时要看到，这种冲击可能是表层的、短暂的。如果出现衰退，也是一种非危机性衰退。因为这种冲击并不是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当然，这不是否认疫情前世界经济或某些国家的经济存在问题，而是说，这些问题不是引起这个事情的原因，也不足以引发如此大的冲击。
第三，疫情可能是加速器。当时很多人都在讲疫情是个转折点。甚至有人认为新冠疫情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但我认为，这只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新冠疫情也可以说是一个加速器，它将加速历史的发展，而不是重塑历史。不是每一场危机都是转折点。因为在疫情之前，很多趋势就已经出现了，疫情是加速了而不是改变了这些趋势。
第四，疫后经济将会是慢车道上的紧运行。下面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判断。
什么是慢车道？
在2020年7月15日发表的《第三个预测：慢车道上的紧运行》一文中，我打了个比方：我们可以想象电子游戏中的一个场面，车在快车道上行驶，在一定坡度下，有一条并行的慢车道。这时，一股巨大的力量，将快车道上的车推向慢车道，车并没有翻（所以我说是游戏中的场面）；车在慢车道以另一种速度行驶，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都回不到快车道。疫后世界经济也许就是这样一种情形，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
在那篇文章中，我分析了疫后经济可能进入慢车道的几个原因，此处不再赘述。在这里，我想补充两点最近的认识。
首先是疫情的疤痕效应。前些天，我曾经介绍过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布伦纳梅尔在《韧性社会》一书中提出的疤痕效应这个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讨论疫情会对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长远影响，以及疫后会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切都恢复原状。布伦纳梅尔教授认为，从表面看，这次新冠疫情之前似乎并不存在金融危机前的那种结构性失衡，这就会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只要疫情过去，经济就会很快复苏。但实际不然，这次新冠疫情导致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可能给劳动者和企业留下长期的疤痕效应。
他认为，这次疫情可能会在三个维度上给经济留下深远影响，或称疤痕效应。第一，打击乐观精神和风险承担意愿，在民众的内心中留下疤痕。第二，人力资本因为失业期延长而受损，给劳动力市场留下疤痕。第三，债务积压，特别是破产程序如果久拖不决，会给企业留下疤痕。所有这些都会打击经济活动，压低长期增长率。
其次，是大拆解背景下的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在今年11月22日发表的《我们面临的也许是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一文中，我写道：关于疫后世界经济的走势，人们有许多不同的判断，甚至有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有人甚至认为，我们也许面临一场类似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前面我就说过，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有这个预测能力，但从目前种种迹象来看，说我们可能面临一个明显的经济收缩期，可能更有把握一些。
当然，经济收缩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但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这从国际贸易的萎缩就可见一斑。WTO一份报告预计，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应会仅增长1%，远低于之前预测的3.4%。被视为“全球贸易晴雨表”的海运价格近来出现的大幅下跌，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国际航运集团马士基预计，今年全球集装箱需求将下降2%-4%，低于此前预期，不仅如此，2023年集装箱需求也可能继续出现萎缩。
什么是慢车道上的紧运行？
慢车道上并非是一种悠哉的状态，更大的可能是在慢车道上呈现一种紧运行的状态。所谓紧运行，是指采取非常手段，竭尽全力地提升经济发展速度。恢复发展速度也好，抢占先机也好，都可能造成紧运行。最现实的压力，一方面来自缓解疫情期间造成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国家之间的竞争。
首先，在疫情期间，各国经济均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由此，诸如就业、居民收入等民生问题凸显。国际劳工组织于11月30日发布《2022-2023年全球工资报告》。报告称，由于生活成本飙升，2022年上半年全球人均实际月工资下降了0.9%，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实际工资负增长。这将威胁经济复苏，加剧不平等并引发社会动荡。报告还强调，这场危机正在降低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并对低收入家庭造成尤为严重的打击。
在我国，有人估计，新增失业人数可能已突破7000万。再加上夏天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口未来将突破8000万。此外，中小企业尤其是个体工商户在疫情中受到严重冲击。其中，关门倒闭的不计其数。就这部分人来说，其经济处境甚至比一般的失业者还要艰难。这几年，不少人实际收入减少，甚或完全失去收入来源。但同时还要承担房贷车贷。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带有相当的紧迫性。
另一方面现实的压力来自国际上的竞争，谁都不甘于在慢车道上走，谁都不愿意走得比别人慢。现实是，有些国家较早地结束了疫情，在经济发展上抢占了先机，尤其是特别是印度和越南。越南的GDP一季度增长5.03%，二季度增长7.72%，三季度增长13.7%。越南政府预计今年越南经济将增长8%。而我国走出疫情的时间相对较晚，现在面临着外资撤出，产业链向外转移的的严峻现实。
这都决定了紧运行可能是疫后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征。最近，浙江等省市有相关政府部门出面，用包机的方式组织企业出国联络客户、参加经贸活动。这都是紧运行的典型例子。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中，类似的事情也许我们还会更多见到。但效果如何？特别是在人们习惯于形式主义和运动式运作的情况下，会不会由此造成新的问题？对此要有一种清醒的态度。
7、现在需要一种收缩型思维
我几年前就曾提出收缩型思维的概念。我们过去是一种扩张性思维：经济在扩张，技术在扩张，消费在扩张，人们的欲望也在扩张。世界上的一切，几乎都是基于扩张的逻辑展开和安排。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中，世界上很多的事物都在巨型化。大而胖，成了审美的时代特征。但现在，情况已经明显不同。大拆解的震荡，大流行的折磨，使得世界进入一个收缩型的时代，对此，我们需要有一种收缩型思维。收缩才能有生存，收缩才能有质量，收缩才能积蓄力量，收缩才能有生命和明天。
延伸阅读：我们需要一种收缩型思维：我201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
【这是我2018年《孙立平课堂》中的第28讲。当时的题目是《再谈艰难十年：需要一种收缩型思维》。这是网友帮助整理出来的文字稿。为了保持原貌，没做任何修改】
在第二十五讲中，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目前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有没有可能进入艰难十年？当时我的解释是所谓的“艰难”一方面是指在逻辑上、在理论上我们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发展的条件又会很差。这个概念提出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也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企业界的朋友在问：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那今天我就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谨慎的收缩性思维。无论是在企业的层面、整个社会的层面，乃至于在个人的层面，可能都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社会的层面上而言，我觉得更为重要。
前些天，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谈从扩张性思维向收缩性思维的转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篇文章被莫名其妙地删掉了。在那篇文章中，我主要是用鸟粪经济的例子讲了从扩张性思维转向收缩性思维的必要性和艰难性。关于鸟粪经济，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的一位老朋友郭学明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繁荣过后将会是一场灾难》。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对这样一个题目感到奇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他用了一个例子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这就是秘鲁的鸟粪经济。也就是说在过去成千上万年的时间里，在秘鲁的海边积累了很多的鸟粪。在19世纪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发现这个鸟粪是一种很好的肥料，因为当时还没有化肥，于是开始大量进口鸟粪。秘鲁就从世界上雇佣了很多的工人，包括中国的华工来挖鸟粪，然后出口这个鸟粪。因为鸟粪就在海边，挖出来了装着就可以卖，利润就很高。据说当时的成本只占出口价的4%，那么也就是说剩下的96%都是净赚的。一时之间，秘鲁的经济发展很快，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问题是财政收入增加以后，它用来干什么呢？那么当时他就养越来越大的机构、越来越多的人员、养越来越庞大的军队、上各种各样的项目，花钱也是大手大脚。
但是这个鸟粪不可能永远卖下去，鸟粪越来越少，政府财政收入逐渐没那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机构和人员养不养？还得养。项目还继续不继续投呢？还要继续投。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过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只能增加税赋。我们知道税赋越重，经济就越没有活力。这样经济和社会就逐步失去活力。经济进入衰退的时期，到最后就导致一场经济危机。从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经济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到经济增长放慢，财政支出降不下去，为了维持财政支出而不得不加重税赋，最后到经济社会不堪重负，这样一个整个社会过程和逻辑。
为什么我要讲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你仔细想想，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快速发展也具有一种鸟粪经济的特点。因为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发展，实际上是因为很多有利于发展的条件都凑在一起了。但问题是在快速发展的时期，我们做了什么呢？其实做的和秘鲁差不多，也是建大机构、养越来越多的人员，上越来越多的项目，花钱也是大手大脚。换句话来说，当时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的意义上，我们都是处于扩张期。然而问题是不可能永远保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几年前人们就提出“新常态”的说法，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将会是今后长时间的特征。
那么现在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美贸易关系的恶化，应当说条件就会更为不利。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就进入我前面所讲的“艰难十年”，我们整个社会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实际上，最近债务问题的爆发可以说就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在无论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还是企业的债务，都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哪怕是一些很保险的企业，实际上连负债的利息都付不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现在有的地方连发工资都越来越困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这些情况就说明依靠债务的扩张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条路其实已经走不通了。而且如果考虑到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这一点就更应该早点认识到。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将来国际环境的恶化可以说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那么从国内的情况来说，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开始逐步进入收缩型社会，这一点在东三省已经非常明显了。实际上整个中国进入收缩型社会的时间，也就在今后几年到十几年的时间里。在这种收缩型社会中，养老的负担会加重，劳动力开始短缺，很多问题开始捉襟见肘。特别是有专家指出，一个收缩型社会没有办法继续支持一个扩张型的政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形成收缩型思维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收缩型思维，至少意味着这么几点。第一点：要谨慎地使用现有资源，把这些资源用到关键的地方。应当说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积累了一些价值、积累了一些资源。现在要善用这个资源，谨慎地使用这个资源，要把这个资源更多的用在国内发展上。
第二点，在国内发展方面，要更多的用在民生上。在民生的问题上，要重点来解决老百姓生活中最棘手的一些问题，要改变“动辄干大事”的倾向。在过去的经济扩张期，特别是在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多干一些大事，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那时候是应该的，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不干这些大事的话，那么到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干不成了。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在经济社会的收缩期，特别是在政府已经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应该大幅度地压缩这方面的开支，要降低各级政府在干大事上的冲动，特别是要减少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和补贴。
第三点，我觉得要抑制从民间抽取资源的行为，要更多的藏富于民。现在很多人对举国体制、对集中资源办大事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绪。当然举国体制确实有其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提是大量资源的集中，也就是将大量的资源从民间那里抽取出来，集中到政府的手里。我前面就在讲，现在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是消费升级的关键期。如果过于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多的从民间抽取资源，过多的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这样势必会削弱民间的消费能力，从而加大经济转型的力度。
第四点：要有真正的壮士断腕的决心，精简机构，实现政府瘦身。因为中国特有的权力机构，现在我们广义的政府可以说是多套系统并行。起大班子，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权力机构所包含的部门繁多，行政的层级也很多。尤其要看到这些年，又增加了很多临时性的部门、临时性的人员，所以我们吃财政饭的人员占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政府的财政支出有相当一部分是用在了人头费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社会结构收缩，卖地等等这些非常规的收入减少。而且在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必须痛下决心，精简机构，减少用员，减轻社会的负担。
第五，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最近我也见到了一些搞企业的朋友，他们也经常在问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企业应该怎么办。老实说，对企业这方面我是外行，但是最基本的思路应该是共通的。总体来说应当收缩规模，停止扩张型发展，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比较有把握的、将来有前景的有限的领域中，把这个事情做精、做好，这可能是将来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基本的保障。所以总体来说，面对艰难十年，我们应当有最基本的思路，那就是要形成收缩型的思维，要改变过去那种扩张型的思维。
8、不分心，将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心无旁骛地将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两个转型：一个是城市中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型，一个是农村中的从过去温饱状态向传统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实现这两个转型，两个巨大的新的需求就会释放出来，新的发展动力就会形成，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要顺势而为，心无旁骛，顺应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和趋势，以贴近民生的方式，促进经济的自然生长。
延伸阅读：中国会不会迎来艰难十年？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都在经常重复一句话：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
确实，近来国内外许多事情的变化，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迎来一段艰难的时间？说得具体一点，会不会迎来艰难十年？
其实我们手里的牌应该是不错的
对我熟悉一点的朋友都知道，在经济上，我一直是一个相对乐观主义者。这可以见我过去写的一系列文章以及相关的音频，特别是《如何看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的经济？》。
在那些文章和音频中，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正在经历两个转型。一个是城市中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型，一个是农村中的从过去温饱状态向传统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前者意味着持续了二十年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可能很快就要结束，要进入后置业时代了。而后置业时代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主要把钱花在房子上，而是想活得好一点，提升点生活品质了。而后者意味着，偌大的一个农村，开始进入过去几十年中城市居民所经历的那个阶段。
如果这个判断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两个转型意味着什么呢？可以说，每一个转型都会释放出一个巨大的新的需求，特别是城市从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变就更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创造出种种相应的经济与社会条件，实现这两个突破，两个转型，两个巨大的新的需求就会释放出来，新的发展动力就会形成，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此而言，中国未来一二十年经济发展的空间应当是非常广阔的。当然，如果这两个突破和转型不能实现，就将会陷入我们几年前就开始讲的中等收入陷阱。
也就是说，我们手上的这把牌其实是不错的，至少从理论和逻辑上说是如此。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创造出有利于实现这两个转型的条件。
国内的变数：民众消费能力
现在面临的新变数主要有两个 。
一个变数是国内的，即老百姓的消费能不能真正上一个台阶。这些年人们都在讲经济转型，但更多的，主要是从产业技术的角度上来讲的，其实质是我们能不能提供更高端的产品。所以，很多人一说就是马桶盖电饭煲，说你看，这些东西都要到日本去买，每年由此流失的购买力就有上万亿，这不是说明我们不能提供这样的产品吗？再进一步的，人们就开始历数我们在产业和技术创新上的差距。
但在我看来，这个经济转型，更主要应该是消费意义上的，即老百姓有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有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有没有相应的消费愿望。如果有这样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愿望，我们还愁生产不出这些产品吗？退一步说，就算我们的创新能力差，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差吗？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和消费能力。而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就在这里。过去这些年高房价和高税负，耗干了人们的消费能力，甚至透支了未来的消费能力。财富的缩水，物价的上涨，未来养老的压力，则在恶化着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
说到这里，我脑子里就浮现一句话：回望2015。2015年是中国这一轮房价翻番式上涨的前夕。我们假设，如果没有2015年底开始热火朝天的去库存，没有后来的房改货币化，可能就不会有这几年房价的疯涨。而在此之前，全国的房价已经处于平稳状态，像苏州和中山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房价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几乎纹丝不动。如果在这时候，就将房价稳在这里，至少不出台造成房价上涨的政策，以时间换空间，使房地产逐步边缘化，将重点转移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上来，也许就是另外一种光景。至少，这几年老百姓在房子上的投入就会减少一半，民众的消费能力也会因此而明显不同。
前几天，我翻到一篇我五六年前没有写完的文章，其中提到这样一种想法：当时应当实行这样一种政策，促有房者消费，帮无房者安居。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怎么样？
国际的变数：贸易战甚或新冷战
在经济上上这样一个台阶，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需要一个好的、和平的、友善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国际环境不仅仅为出口以及技术的引进和吸收所必须，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好的、和平的、友善的国际环境，可以有利于人们形成对未来明确而稳定的预期。而这种预期，无论是对于民间的投资行为，还是对于人们消费愿望的形成，都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方面的条件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利。在前些天的“特朗普为什么会四面出击”那一讲中，我从特朗普四面出击这个现象，分析了在其背后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一个过程是伴随着全球化逆转所逐步出现的贸易争端，另一个是以遏制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准冷战生成的过程。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就不具体说了，现在要说的是这两个新的因素对我们在经济上上这个台阶的影响。
在今年4月10日，我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世界上在发生什么----四个有意思的提法》。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很突兀地说了一句话：历史提前了。这句话，当时可能没有任何人看懂，我也没想让人们看懂。就是想把这句话放到这里。这句话要说的就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的中国发展窗口期的改变。
从现实的情况看，上述的两个过程，无论是哪一个过程，都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形成明显的影响。因为从全球化的过程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的发展，与全球化所提供的机会是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个条件变化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而这个冷战的过程又会给我们造成一系列的陷阱。关于这样的陷阱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利的条件，在以前的文章和音频中我都分析过，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
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认真思考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一方面，遏制和围堵中国将会成为美国和西方长期的战略方针，至少，未来的竞争将会是非常激烈的。另一方面，在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冲突的可能性也并不大。未来的竞争可能更多体现在，一是经济的竞争，二是谁的价值观能够得到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认同。
在这样的基本背景下，调整我们的发展战略，强调以民生为基础的发展，同时形成一种收缩型思维，创造条件上经济转型的台阶，是至关重要的。而这至少意味着这么几点：
第一，要谨慎地使用现有资源，把这些资源用到关键的地方。应当说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积累了一些价值、积累了一些资源。现在要善用这个资源，谨慎地使用这个资源，要把这个资源更多的用在国内发展上。
第二，在国内发展方面，要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在民生上。而在民生的问题上，要重点来解决老百姓生活中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在过去的经济扩张期，特别是在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多干一些大事，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是应该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要降低各级政府在干大事上的冲动，特别是要减少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和补贴。
第三，要更多地藏富于民。现在很多人对举国体制、对集中资源办大事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绪。当然举国体制确实有其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提是大量资源的集中。现在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是消费升级的关键期。如果过于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多的从民间抽取资源，这样势必会削弱民间的消费能力，从而加大经济转型的力度。
第四，要有真正的壮士断腕的决心，精简机构，实现政府瘦身。因为中国特有的权力机构，现在我们广义的政府可以说是多套系统并行。几大班子，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权力机构所包含的部门繁多，行政的层级也很多，由此形成的财政负担相当沉重。因此，必须痛下决心，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减轻社会的负担。
第五，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最近我也见到了一些搞企业的朋友，他们也经常在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企业应该怎么办。老实说，对企业我是外行，但是最基本的思路应该是共通的。总体来说应当收缩规模，停止扩张型发展，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比较有把握的、将来有前景的有限的领域中。把这个事情做精、做好，这可能是将来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基本的保障。
9、既要星辰大海，也要柴米油盐
未来，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民生问题。一老一小，是未来民生问题的核心部位。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福祉，是解决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关切。所以，真正的大国重器是小民琐事。小民琐事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但一个国家最深厚的潜力，一个国家长远的实力，可能就是在这里。我们曾经有过两段历史。一段是有心栽花花不开，另一段是无意插柳柳成荫。历史在不断警醒我们。
延伸阅读：柴米油盐还是星辰大海
1、前一段时间，星辰大海这个词很热。《人民日报》在评论各大互联网巨头热火朝天布局社区团购的时候，评论说：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互联网巨头们应投身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什么是星辰大海？意思是我们要有很远大的目标。星辰代表遥远和未知，而大海表示宏大无比。
2、白菜水果与星辰大海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但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方向，同时也隐喻着中国发展模式中某种内在的张力。全球化的过程，国际政治的演变以及疫情的冲击，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在这样的一种新环境中，中国以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向前走？
3、纵观现在与未来，三个因素构成对中国走向的重要影响。一是疫情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获得在世界经济中高端位置的可能性在加大，中国经济能不能由此跃上世界经济的最高端？二是中美关系恶化，西方麻烦不断且渐显颓势，中国崛起信心倍增，历史的机会似乎在发出呼唤。三是未来的民生面临巨大压力，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如何未雨绸缪？
4、三种驱力以及我们对此的认知，会汇聚成一个焦点性的问题：柴米油盐还是星辰大海？换个说法，如何处理柴米油盐和星辰大海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定位在哪里？有限的资源投向何方？如果把这个问题置于下面的背景之下，其间的张力就更为凸显：中国体量巨大，发展迅速，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大经济体的距离越来越小；同时，中国又人口众多，发展的人均水平还处于低位，尤其是民生问题，不容乐观。
5、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柴米油盐与星辰大海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当说，我们曾经有过两段历史。一段是有心栽花花不开，另一段是无意插柳柳成荫。前一段，竭尽全力超英赶美，结果最后是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后一段，放下身段，注重民生，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中国反倒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在一个论坛上说，收收心，把中国本身的事情办好，非常重要。
6、从中国自己发展阶段看，我们正在经历两个转型。一个是城市中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型，一个是农村中的从过去温饱状态向传统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如果实现了这两个转型，两个巨大的新的需求就会释放出来，新的发展动力形成，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这两个突破和转型不能实现，就会陷入我们几年前就开始讲的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真正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能仅仅看名义上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是要看14亿人口的生活能不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7、再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的变化，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我们也确实面对着新的制约因素。（1）世界工厂时代基本结束。（2）学习与模仿的后发优势大打折扣。（3）结构性优惠会越来越少。（4）世界和平红利结束。冷战期间苏联军费开支占GDP比重接近10%，最高时约15%。（5）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对抗卷土重来。这次疫情，有意无意之间，成了一种体制的竞赛。这些大多是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美国和西方处于艰难甚至迷惘的时期。
8、中国未来面临着严峻的民生问题。未来养老问题的严峻性，可能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个问题很多人谈过了，不再赘言。同样严重的是生育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的白领或中产阶层，生育的意愿极为低下，很多人甚至一个都不想生。1990年1月1日，上海总共出生2784人。2000年1月1日，上海总共出生1148人。2010年1月1日，上海总共出生380人。到了2020年1月1日，上海出生人数仅有156人。虽然这当中有统计的口径问题，如实际上在上海安家但并不拥有上海户口的部分人所生的孩子没有统计在内等，但这个数字也足以说明问题的严峻性。也就是说，未来民生问题的挑战是巨大的。应对这个挑战需要巨量的资源，现在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
9、就在要结束本文的时候，我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为何在短短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影无踪？》。这篇文章是写苏联的。在一段时间里，苏联的经济和技术，几乎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在有的领域，甚至超过美国。但仅仅在20年的时间里，一个如此强大的经济体系居然急剧衰落得面目全非。这篇文章可以让我们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国民经济是脆弱的。不要以为厂房在那，机器在那，技术人员在那，道路桥梁在那，就是坚不可摧的。现代经济的脆弱可能是金融意义上的，也可能是实体经济意义上的。对于金融意义上的，我们见得多了，但对于实体经济意义上的，我们见到的比较少。苏联的前车之鉴，可以让人们警醒。居安思危，是需要的。
10、个人方面是预期，社会层面是弹性
千头万绪，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预期，一个是弹性。2016年，我曾提出，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民众的希望感。要形成一种积极的、稳定的预期。给人们以安全感。再一个就是弹性，经济与社会的弹性。弹性是活力之源。改革开放以及后来的高速发展，靠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弹性和灵活性。随着有关法律的健全和完善，随着监管技术手段的进步，监管的严格性会不断提高，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如果过度使用这种能力和技术，则会窒息社会的活力。
延伸阅读：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
前几天，发表了《警惕失业潮的袭来》一文。在经济遇冷的背景下，失业潮的到来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如何缓解失业这个难题？我不禁想到改革开放之初。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是百废待兴，数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就业的问题极为严峻。
那时，以中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政府的财力，还无法实施什么加大投资力度创造就业机会之类的措施。而是选择了另外的一条路。
这条路就是广开就业门路。1980年，中央提出，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
有人说，这不就是今天所说的灵活就业吗？不就是自谋生路吗？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在这个广开门路之下，实际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体制的管控在放松，社会的灵活性在增加，许多原来不允许个人做的事情允许做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劳动者出现了，作为独立经营实体的个体户出现了，各个单位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以安排职工子女就业为主旨的三产公司。后两者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先驱。同时，为了适应这种需求，体制的规则也在发生变化，当时叫政策允许范围内。在当时，这个“范围内”在不断扩大。
在我对中国改革过程的研究中，我将其称之为自由流动资源的释放和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社会的灵活性在增强。这种灵活性，不但促进了当时就业问题的解决，而且为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积聚了力量。可以说，没有这个因素，后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温故而知新。
那个时候，没有国家的大量投入，没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大规模的举债，就靠这个灵活性，就解决了数以亿计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所以，在前几天被删除的《霸州、薇娅、公务员减薪、房产税，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一文中，我写到：水至清则无鱼。最近几年，经济下行迹象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问题意识应当突出出来。第一，如何保持和营造人们容易找到生存机会的社会生态，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第二，如何保持一定的灵活空间，使经济能够维持活力。
现在，一说到稳增长，一说到稳就业，想到的就是大上项目，就是基建大基建。其结果，可能对促进就业收效甚微，而且会进一步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而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借鉴改革开放之初的经验，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
纯粹就经济而言，营造环境的弹性，至少涉及到如下几点。第一，以政策弹性拯救小微企业并促进其发展。第二，营造人们比较容易找口饭吃的社会生态。第三，给民营经济以发展的空间。第四，在监管上保留一定的弹性。
前面三点，其他人已经说过许多了，有的我以前也曾经论述过，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谈谈第四点，即在监管上保留一定的弹性。
有报道称，今年前11个月，在经济遇冷，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失业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个人收入所得税却增长了20.3%。随着有关法律的健全和完善，随着监管技术手段的进步，监管的严格性会不断提高。应当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道理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对薇娅的处罚之所以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议论，不是说薇娅不应该处罚，而是人们担心，这是否会开一个头，涉及到人们戏称的灵鹫宫即灵活就业人员的问题。有人说，这类人群目前已经有两亿人之多。
灵活就业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活在经济的灰色地带。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种灰色地带，既是经济保持一定活力的源泉，也是相当一部分人谋生的必要手段。比如，前一段也曾引起热议的条码支付纳入监管的问题。按照有关部门的解释，以后不能用个人二维码收经营性收款。但问题来了，菜市场卖菜的小贩，现在普遍用二维码收付。如果上面的规定实行，从监管的角度看是完善了，从税收的角度看是增加了，但一些以此为生的人的生存可能会更加艰难。
保持监管上的灵活性，而不是一味依靠技术进步等因素编织资源汲取之网，其实质是将富民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特别是在三驾马车中外贸将来可能面临严峻局面，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强弩之末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总】紧生活：我们紧张与疲惫的根源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慢车道上的紧运行的概念，说的是疫后经济可能的运行状态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种种问题（见孙立平：警惕陷阱：再谈慢车道上的紧运行）。今天我们不说这个，现在我们说说社会生活层面的一种紧运行，我把它叫做紧生活。
紧，紧张的紧
我原来曾经讲过一件事，石扉客先生在朋友圈上传了一个宠物狗的短视频，然后写了一句话：一家人或工作或学习都屁滚尿流，只有这狗东西日子过得爽极了。
屁滚尿流四个字，形象地诠释了什么叫紧生活。最典型的情景是：大厂那些带着一脸疲倦在快深更半夜才踏入家门的996们，在路口红灯转绿时第一个冲出去甚至连红灯有时都闯过去的外卖小哥们，早晨揉着眼睛打着哈欠背着书包的学生们。从他们脸上人们看到了什么？就是紧张与疲惫。其实，紧张与疲惫的又何止他们？那些体制内的人们，甚至被人们称之为成功者的老板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更进一步说，这里的紧，还不完全是节奏的快，身体的累。真正的疲惫是在内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身心俱疲。
一位网友曾经感慨地说: 我觉得很奇怪。明明现在家里比以前钱多了很多，可是越活压力越大，心越累。我本来想仿照人生识字忧患始，写一句人生识字焦虑始。仔细一想，不对。紧张和焦虑哪里是始自识字，有的不是刚刚学会走路就被家长拖曳在去兴趣班的路上吗？再大一点，就开始几乎永远地告别了轻松。然后，就是无休无止的疲惫与紧张。
我们这是怎么了？自认为万物之灵，却比任何动物都疲惫不堪。
不要小看了这个紧
我们累，我们节奏快，我们有效率，我们能够创造更多财富。我们经常这样自我论证。但这是真的吗？代价呢？我们社会中许多现象，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奇怪，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如果你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怪现象往往与这个紧字不无关系。或者说，那往往是是对紧生活无奈的反抗。
这几年，很多人都在说内卷，还有更多人不说但实际上在内卷。其实，生活太紧了就很容易内卷。【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22年2月4日主编】内卷，这个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提出的概念，其具体内涵在学者中都是有争议的。但这样一个多少有点深奥的学术概念，现在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有一种无力、无奈的感觉，但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内卷不仅仅是无望时的放弃，也源于收益与代价之间的权衡。如果一点点成就需要用无尽的疲惫去换取，人们会怎么选择呢？
内卷的极端就是不婚不育。现在 ，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跌破1%，人口总数出现负增长。要知道，这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以少子化著称的日本等国家的水平。而在这背后的，就是人们的生育意愿急剧下降。这是一种对紧生活的极端式的反抗，也是一种你拿它最没有办法的反抗。
我原来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先有生活，然后才会有生育》。我们现在的现实是，在这种紧生活中，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小，人们的心思越来越不在生活上，甚至人们已经越来越顾不上生活，生活已经成为疲于奔命的同义语。试问，没有生活，哪来的生育？
我们紧张，我们疲惫，我们紧张和疲惫是为了生活。但如果这时生活已经没有了呢？
这个紧从何而来？
有时想起来，这个世界真的很荒诞。马克思曾经设想，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人们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人们就不至于成为一个单纯的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就不至于异化。而现实却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财富在大量被创造出来的今天，人们却离这个愿景越来越远。
问题出在哪里呢？一句话，作茧自缚。
首先，是人们被管理得越来越科学了。有人讲到一件事情：某市的一家科创公司，给员工发了一种高科技的坐垫，并要求员工都要用。这样，就可以监测每个人的心跳、呼吸和坐姿等，可以发现每个员工在不在工位上。这就是所谓数字时代的管理。我用一个比方来形容数字时代的这种劳动管理：一个瓶子里，放几块石头，再也放不进去了，满了吗？满了。但实际上没满。然后再放沙子，直到放不进去为止，满了吗？满了。但实际上还是没满。接着，再往里面倒水，不少的水又可以倒进去了。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满了，没有任何空隙地满了。我们的管理已经接近这个水平。
其次，人们的疲惫与焦虑，还来自对系统的无所不在的依赖。这是进化的结果，也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在传统社会，一个普通农民，只要还有一口饭吃，如果没有更高生活目标的话，就可以勉强生活下去，因为那时人们对社会这个系统依赖性不是很高。但在今天，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生活，都在系统化，市场化、国民化。你生活中许多必需的物品，都需要用货币去购买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最低数量的货币，连最低的生存都难以维持。
生活的紧张，人的疲惫，也与积累的不断被清零有关。一个传统社会的农民，如果有几间房，有几亩地，只要没有天灾人祸，日子就可以凑合过下去。但在今天的时代，有多少积累可以让你高枕无忧？若干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像驴子一样不停地奔跑》，说的就是这个：跑一圈不算，再跑一圈还不算。这样你就永远处于跑圈的过程中。
当然，对一部分人来说，紧张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的压力，同时还来自其内心的催逼。那是一种异化的心灵。经常有人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人生的意义就是每一天感受的总和。紧张还是轻松？即是这感受总和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