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  毙

阎连科

上世纪70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人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学一起，大串联到过省会郑州，因为想家，又挤不上进京的火车，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错过了她一生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主席这人，虽然伟大，可他不是医生，不能帮我大姐治病。这就使得我们家的生活，离革命远了一步，如同乡村，离城市远了一步；农民，离市民远了一步；穷人，离富人远了一步。但革命的气息，总还如夏热冬寒般，风风火火，时时常常地扑进我家院落，扑进乡村的田野。记得20世纪70年代之初，社会上的“文攻武斗”，都已渐次地过去，我同生产队的老少社员，一边遥望着革命，一边本能地促进着生产。有一天，在田里翻着红薯秧子，不知为何，竟有两辆卡车拉了革命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野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草上。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进了红薯秧的垄沟。起身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这革命从何而来，又到何而去。于是间，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者的背影大喊大叫：“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事儿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年代中无论何样岁月，中国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经在新、旧中国的革命中和革命有过密切联系的人。但乡村，解放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或多或少，已经有了角色的根本变化，只是社会主角的群体配角，是革命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情，并不生产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堆将死尸，能筑起一个新的三峡大坝。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这样的学生割草放牛。读书和割草放牛，说不清哪个是正业，哪个才是业余。在割草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的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心愿。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

并不认真知道，知青们来自哪里，但却相信，他们一定来自城市——洛阳或者郑州。事实证明，他们确是来自遥不可及的、我梦寐以求的那些城市，七人或者六人，家在省会郑州；还有一个，来自洛阳。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为他们收整干净的大队部里。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物质匮乏，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可是国家，却只给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和权力。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但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地有着。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地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吹吹笛子，举起柳枝，轰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

那时我小，看知青们不下地劳动，穿得光鲜干净，日子就是在村头漫步和吹笛，也就渐渐明白，乡村人是如此的低贱，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贵神仙。我不恨他们生在城市，只是无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这个乡村。他们吹笛散步，指着从他们面前过去的农民，偷偷笑着说些什么。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中饭，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一家一个、两个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后换户。我母亲是村里爱着干净的妇女，每天除了扫地整屋，连我家大门之外，也都要每日打扫一遍。于是，我家就成了最为合适被“派饭”的一户人家。

有了派饭的任务，母亲和病轻的大姐，就要提前忙乎几天，淘麦磨面，等着知青到我家里隆重吃饭。一般说来，我们一家人都吃细粮白面时候，必是春节和一年里的几个重要节日。其余时间，尽皆顿顿都是粗粮，如玉米黄面和红薯黑面等。其余时间能吃到细粮白面的，就是每逢阴历五日、十日、十五日的逢五街集，外公从更远一些的乡下到村里赶集，母亲才会给外公做上一碗白面捞面，或烙一张白面烙馍。还有就是，父亲下地过分劳累时，母亲也才会给他偶尔吃些细粮白面。也有时候，大姐病重，母亲会给大姐烧上一碗细白的葱花面条。

可是知青派饭，轮到我们家里，却总是要顿顿细粮白面。中午一般都是白面手擀面条，晚间都是葱花油烧烙饼。他们吃饭时候，我常常嘴馋得站在边上盯着他们，翘首以待，想念着吃喝和未来如他们一样的人生。母亲觉得，我站在那儿看人家吃饭确实不好，就总是把我打发到门外的别处，去做些旁它的事情。时日久后，我为了不看着嘴馋，也就在知青到我家里吃饭时候，必然地躲着他们，闪到门外坐在一棵树下，或一堆对面人家准备盖房的石头堆上，盯着我家大门，看个时时日日，岁月久长，忖着一个乡村孩子的幼稚心事，直至饭后的知青从我家大门里慢慢出来，用手绢擦着油嘴，款款地朝村里去了，我也才可以急急地回到家里。

每次回到家里，都渴望知青们或男或女，在我家有吃不完东西留下。可是，每次慌慌地扑回家里，他们都未曾留下什么。这让我有些失望，不知是母亲给他们做的饭食原本就少，还是因为他们年轻，正当生长时候（可我也是），有多有少，一概都能吃下。

话又说将回来，他们吃饭，也都不是白吃。每个星期，会按一顿饭两毛钱和二两粮票的流行价目，算好了留在我家桌上或门前的石条凳上。现在算计起来，他们留的，远远少于他们吃的。然而那时，他们每周留时，我母亲都会推推让让，说留的太多太多。母亲的宽善，让我也就确实认为，他们留的钱和粮票，兴许的确多了。是因为多了，母亲才总是那样热情？还是因为多了，我们家才让他们无论何时，都享受到外公来赶集时、父亲劳动累到过度之后，才有的那种慷慨阔厚的待遇？还有大姐病中，才偶尔可以吃到的细米白面？直到后来，忽然有许多被“派饭”的人家庄户，都偷偷找到村里干部，说这样地吃着细米白面，哪能行啊？说一顿两顿，就是一月两月，也还算可以。可这样的久久长长，一年半年，谁家能经受起这种吃法？直到后来，一边供着知青们的派饭，一边又不断地向干部反映那个年代的——关于一种饥饿与吃的情况。又直到半年之后，那些知青们开始自己立火烧饭，村人们也才长长舒了一口暗气，有了一种为吃几顿白面而背上包袱的解脱。

说句实在话，上世纪80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从本根上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在那土地上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块土地和在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依实而言，在我家乡那块偏僻的土壤上，没有大批的知青如黑龙江的建设兵团样，人头攒动地走来串往，但却断断续续，每个村庄，都有着知青们客人般的到达。他们和旅人一样，在那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后，也就陆续走了。光荣地，回城去了。

我没有听到见到过，知青们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共有的苦难；成为了他们的一段珍贵而欢乐的历史回忆。包括后来，村里不断地丢鸡丢狗，甚至有整头的山羊、绵羊，都会突然丢失。然你在四处寻找了三朝两日之后，那狗头羊毛，却在知青点的房子周围，赫然地扔着挂着，仿佛是一种旗帜在向敌营示威，是城市向农村示威。在我的记忆里，对知青们没有爱恨，也没有什么美好与羞丑。更没有激情和所谓的无奈。只是觉得，那是那个年代的一桩事情，就像季节中的一场风雨，来就来了，去就去了。

记忆犹新之时，令人痛惜之事，是1967还是哪一年里，村头的河滩地上，要枪毙几个犯人。其中之一的是个男的农民，他的死与知青有关。说他翻越知青点的院墙，企图强奸一个女的知青。虽未得逞，但却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也就只能将他认真毙了。

枪毙那天，人山人海，庙会一般，先在附近各村进行了一翻游行，让犯人们都站在卡车两侧，反绑了双手，胸前挂了纸牌，上写罪犯的人名罪名，如欲要强奸女知青的那个年轻农民，他的黑墨名字上，划了鲜红的墨水红叉，名字之下，又写了“强奸犯”三个大字。后背上还如戏台上的死刑犯样，插了木牌，写了他的人名罪名。

人山人海。游行的卡车，从人群中缓缓过去。

人山人海，人们都把坚硬的泥巴、石块，投到那所谓的“强奸犯”的脸上身上。而不去投那也要枪毙的杀人犯和放火偷盗犯的人的脸上。

也就认认真真地，将他毙了。

几声枪响之后，一切又归于风平浪静，和雨过天晴后一模一样。

待那河滩地上的人潮退去不久，我和几个同伴去枪毙人的现场找着看了。确实看到，沙地上有着一些血迹，就像一些黏稠的浑水，浸染了沙地上的沙土。也就有些惘然。有了对知青们的惊恐和敬而远之。因为，就此之前，在我们邻村的一个知青点里，有着一桩同样的事情，只是角色倒了过来。是个男的知青，强奸了村里的一个女孩子，十六七岁，她去地里割草，被知青骗到屋里生生奸了。事情的结果，是那女孩从知青点里哭着出来，就在村头投河自杀。而那男的知青，听说女的死了，也就连夜逃出村庄，回了城里。女方父母，为此痛哭不止，葬了女儿，也曾上告政府，可政府并没有因此施法而进城抓人。更是没有，把那男的抓了判了。

那男的知青是强奸成的，且乡村女孩还已死去。人命关天，对那男的知青，却并未怎样有个说法。只是政府的干部陪着男的父母，从城里来到乡下，作赔了一些钱物。还有，世界上最为真诚的一种臃肿的道歉。然在半年之后，有了同类事情，犯人是农民，虽为强奸未遂，人却猛地一下，轰然毙了。

那一天的黄昏时分，河滩上流动着夏天的闷热和潮润的水汽。我们那些半大的孩子，寂寞地站在做过刑场而热闹过后的河滩上的一湾空旷里，就在那湾空旷之中，我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困惑；对那些知青，也不再存有仰视和羡慕，而且还生出了一丝怨恨，深藏在了自己的内心。从此，记住了他们在村里的不劳而获和偷鸡摸狗，记住了他们在我们乡村如度假一样的生活。不太明白，我们乡村本就田少粮少，革命、时代和伟人为何还要派这些城里的孩子，到这儿祸害乡村的人们。也就盼着他们赶快离开，回到他们家里，让城市乡村，两相疏离，彼此平静，相安无事。

也就在我不慎的一天，他们果然走了。

那个暑假，我去了洛阳舅舅领的一个建筑队里，搬砖提灰，做小工挣钱，以补家缺之用。可在暑假之后，回到村里，也就轰然听说，知青们哗哗走了，就像听说了风吹云散一样。就像风吹必然云散一样，并不觉得，对他们走去有什么惊异。然在那天夜里，却总是想着知青们走了，村里又归了平静，还不如他们不走，总会有着事情的发生。

那一夜，我反复记起，有个姓黄的知青，女的，在我们家吃着派饭的时候，母亲给她烙了一个葱花油饼，把那油饼十字切开，一分为四，而她却是唯一一个没有把那油饼吃完的人。她吃了一半，还剩着一半。

她去吃饭的时候，我依然在门外的石头上等她吃完离去。可等了不久，她就从我家推门出来，看看左右，径直朝我走来，什么也没说，递给我一块纸包的油饼。原来，她在我家只吃了油饼的四分之一。知青走了，让我总是想着她的模样，和那一块四分之一的油饼。来日里下田干活，我抽空去了知青点的几间空屋，以为能找些什么，结果却是一片的狼藉空荡，如同风吹云散之后的一地柴草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