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亡说句话——我们讲故事就是为了死去

大卫·斯托姆伯格 著

吴万伟 译

大女儿出生后不久，我就39岁了。在她5个月大时，我猛然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四十岁的年纪，我开始想到，要是我走了，我会留下些什么，至少从文学的视角看。所以，我看了看书架上自己出版过的东西：四本漫画集，两本批评文集，一系列学术论文，一些翻译作品，还有一堆故事和随笔。我觉得已经有不少东西，足够她读几个星期了。以后呢？接下来她要阅读什么呢？

我越想这个问题，越是感受到必须再写点新东西，这让我想到讲故事与死亡之间的纽带。我记得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阅读美国随笔作家和小说家琼·狄迪恩（Joan Didion）的作品尤其是她的经典著作，“我们给自己讲故事是为了活下去，”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在更年轻一些的时候，这话听起来是正确的，但是，若从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来看，我就不敢肯定这是唯一的理由了。我们给自己讲故事或许是为了活下去，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给别人讲故事是为了死去。

在《一千零一夜》中，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Scheherazade）面对每天都可能落入嫉妒的国王之手而死去的危险，她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夜讲到最精彩处，恰好天明，着迷的国王渴望听完故事，便不忍杀她，允许她继续讲下去。但是，故事的确结束了，这本书也结束了。当然，国王放过了她，让她成为王后，但这只是虚构的故事，故事试图给我们可以控制一切的幻觉。因为1001夜---将近3年时间---山鲁佐德度过的每一天，死亡的幽灵一直游荡在从她口中说出的每个字的上空。你说的一句话其实都成了前往死亡之路上的一个台阶。

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知道这一点，难怪在电影《第七封印》中，他让死神下棋而不是听故事。在圣战者骑士的故事中，以上帝的名义杀人后返回家乡的骑士发现他留在身后的社会现在正遭受黑死病瘟疫的肆虐，骑士向死神提出挑战，要下一盘棋。骑士知道他不可能战胜死亡。游戏结束，他就死了。但是，他至少获得了游戏的兴奋和激动。

柏拉图也知道这一点。就在年轻时，他将一个快要死的对话者苏格拉底放进故事的核心。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认为这将让他不朽，那是书中人物苏格拉底的视角，作为真实性的殉道者，杀死自己为的是与其信仰保持一致。柏拉图看到苏格拉底真正留下的就是他的故事而已。因此，他成为他自己故事的最伟大讲述者。他甚至从他讲述的苏格拉底死亡故事中缺席。直到今天，人们更多关心的是苏格拉底之死而非柏拉图之死。与他描述的苏格拉底之死相比，柏拉图之死似乎配不上一个脚注来说明。

就在我反思这些问题时，我一直在担忧，这些是否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的症状。创造这个词语的加拿大裔工业心理学家、精神病学者和顾问埃里奥特·杰奎斯（Elliott Jaques）对心理分析协会产生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当他在宣读论文“中年危机”时，整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沉默不语。在《没有成年人：中年成长的故事》中，专栏作家帕梅拉·德鲁克曼（Pamela Druckerman）报道说，杰奎斯的导师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先驱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有一天曾经告诉他，“如果有一件事是心理分析协会没有办法对付的，那就是死亡主题。”她应该知道。她自己有关死亡驱动在心理中的基本作用的理论同样遭到心理分析协会的批判和拒绝。但是，同样的情况可能适用于大部分社会。在此地，当然在很多其他地方一样，心理分析师也是人，他们并不比我们其他人更聪明。

所以我开始担忧，自己是否实际上已经进入所谓的中年危机之中。中年危机的观念假设我们知道自己大概还能活多长时间。正如杰里·贝尔森（Jerry Belson）早就说过的那样，当我们做出假设（ASSUME）时，我们是在把你（U）和我(ME)都当成了白痴(ASS)。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人到中年。我只是希望还能再活同样长的一段已经活过的岁月。

中年危机应该是反映了我们可能要死的意识。死亡危机则是认识到我们已经处于濒临死亡的危机中。就像认识到我们会死是需要时间一样，死亡可能需要同样长的时间---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事实的时刻，即我们认识的一切都将到达一个临界点，就像我们活着的心智能理解的那样，类似于我们对死亡结局的概念化。

记得几年前，我到妻子的妹妹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做客，她的丈夫理查德得到一条短信说，他的103岁的爷爷去世了。他爷爷度过了幸福而长寿的一生，他奶奶几个月前在101岁的高龄去世。看到理查德悲哀的眼睛，我也忍不住哭泣起来，我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那个时刻，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以最深切可能的方式---真正与创造者联系起来。我感到他的爷爷活得比我们所有人梦想的寿命都要长。现在到了他离开我们其他人的时候，独自面对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无论什么结果。

我能够从学习心理分析著作尤其是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作品中获得的最强有力的见解之一是，它与我们想象的恐惧有关。她的观点是，我们想象的恐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宁愿感受真实的疼痛，也不愿意生活在可能实现的疼痛的恐惧和焦虑中。她认为，我们有时候创造现实中的场景，作为对我们想象的可能发生之事的恐惧的回应。这在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害怕死亡，我们在生活中一直在花费时间讲故事来为死亡做准备。

人们常常认为哈姆莱特最著名的两难困境是生死问题---存在，那是活着，不存在，那是死亡。【中国亮点研究院罗卫国院长精读于2022年9月19日，时隔一年后从荆州回北京——感谢黑龙江亮点学友莫军给我快递礼物：老鼎丰月饼，挺好吃的！】但是，他的区分似乎更加微妙。或许他是在思考活着和存在之间存在的差别，无论这差别可能多么微小。因为存在不是某种真正具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东西---这是我们思考生命的方式。它只有当下时刻。因此，如果稍微修改一下哈姆莱特的说法会怎样呢？真正的问题是“是存在---还是活着？”或许他的问题不是活着还是死去，而是当我们不是活着而只是存在时，想象中的恐惧，也就是对我们的意识或者精神或者体验会变成什么的担忧。“不存在”可以是活着也可以是死亡。存在，作为一种悬置暂停状态，既不是疲惫不堪，也不是未知的梦想，它只是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的生活方式：既不是生也不是死。那是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存在这个事实的一种存在。因此，提出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或许是：“是在乎---还是不在乎？”

我将这些想法与好朋友阿蒙（Amnon）分享，他是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画家，他问我，“什么是死亡？那就像追求知识的驱动力。”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死亡作为终极的边界体验是我们能设想的最神秘之物，同时我们并不知道死亡的实际感觉如何。他说，“想想所有进行过的死亡研究，想想我们知道的有关死亡的一切，实际上却不知道死亡的任何感觉。想想自杀。那就是想知道的一切。”我笑了。我说，“你让我想到了圣经《创世记》。”他笑了，说，“为什么？”我问，“人们最早是在什么时候丧失其长生不老的意识？”他再次笑了，“什么时候？”“当他们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时，”他点点头，“不错，”他最后说，“亚当和夏娃也想知道死亡是什么，即使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他当然是对的，亚当和夏娃因为想知道而被判处死刑。但是，有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我们知道了他们死后的情况，就像我们希望亲人在我们进入天堂之后仍然记得我们一样。

我们获得了前人讲述的故事，通过我们再讲述给其他人。想到生养我们的父母将要死去，除了故事之外，什么也不能留下，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痛苦。但是，知道我们生养了自己的孩子，在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我们也要死去，这就更加令人痛苦。人生中最让我感到最伤心和愤怒的事情之一是，我无法看到女儿成为老态龙钟的老妇的样子。我看不到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皱纹。我将看不到她在我去世之后经过痛苦的磨难而脸上重新露出笑容。就像两个洞悉世界愚蠢之事的老顽固，我们将不能嘲笑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这是活着的真正悲剧。但是，无论是好是坏，这是将她带给我们的那个神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再将它传受给她：生命的力量。

这或许是在表达一种绝望。但是，这也是希望的证明。它反映了一种超越我们自身的生命信仰，通过讲述故事而保留下我们的生活痕迹。它让我们成为在有限的生命结束之后继续存在记忆的组成部分。这不是因为故事把我们变成了神仙，而是因为故事把我们和必死性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人生故事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我们是要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