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逝世：被遗忘的最后三十年

刘怡 三联生活周刊 2022-08-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和塔斯社报道，苏共前领导人、苏联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身患“一种严重的长期疾病”多年后，于2022年8月30日在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去世，享年91岁。戈尔巴乔夫被广泛视为20世纪后半叶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争议人物。围绕他的功过得失的讨论在全世界至今仍未终止。

1996年春天，在苏联解体5年后，告别政坛四载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经过一番不算深思熟虑的考量之后，宣布自己报名参加第二届俄联邦总统选举。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政权在糟糕的经济形势和车臣战争的阴影下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在第一轮民调中，这位戈尔巴乔夫曾经的政治对手的支持率只有可怜的8%。呼声最高的人物是51岁的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直到几年前为止，他还只是苏共宣传部门一位默默无闻的中级干部，但弥漫在整个俄罗斯社会的愤怒情绪和对强大政权的追忆使这位复古主义者获得了远远超出个人才干的支持率。

在那年2月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欧美企业家和政客竞相对久加诺夫献上谄媚，他们急于知晓：如果这位愤怒的咆哮者在几个月后成为俄罗斯的新领导人，自己在旧“铁幕”之后的经济和政治投资会不会瞬间化为乌有。“新俄罗斯”最声名在外的媒体大亨、“七寡头”之一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在酒店的咖啡馆碰上了同为犹太人的对冲基金巨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后者一本正经地规劝这位比自己小15岁的晚辈：“兄弟，你的好日子已经过完了。”假如不想被挂在路灯杆上，最好效仿索罗斯自己在1947年的做法，直接逃之夭夭。

戈尔巴乔夫把这次竞选视为一场个人复仇。在他脑海中的那个平行世界里，正是以叶利钦为首的野心家集团以及久加诺夫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导致了苏联末期改革（Perestroika）的失败，继而迫使他本人以最屈辱的方式离开克里姆林宫。在某些方面，前总统自认为比他的两个竞争对手更有优势：他没有从俄罗斯经济转轨造成的混乱中谋取个人财富，因之不像叶利钦和他的亲随们那般声名狼藉。他也不像久加诺夫一样过度依赖声嘶力竭的恫吓——从发迹之初起，亲近民众的作风和富于幽默感的个人魅力就是戈尔巴乔夫得以在政坛扶摇直上的重要武器。他认为自己可以和自由派经济学者格利高里·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中左翼的工人自治党党魁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Svyatoslav Fyodorov）以及军人出身的平民主义者亚历山大·列别德（Alexander Lebed）结成“第三股势力”联盟，推行一种兼有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铁腕手段的政纲。戈尔巴乔夫认定这会比两个对手更富有吸引力。

1991 年7 月10 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右）祝贺叶利钦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

在年龄上，1996年时的戈尔巴乔夫65岁，还处在大部分政治家的黄金时代。他和赫尔穆特·科尔、雅克·希拉克以及亚西尔·阿拉法特属于同一辈人，同龄人的活跃以及光环当然会刺激苏联前总统不甘寂寞的内心。短短几年前，戈尔巴乔夫还在和里根、老布什、撒切尔夫人谈笑风生，享受整个世界的关注。他无法容忍自己过早成为一名退休老者。

但他似乎忘记了两件事：就在他暂别政坛的几年间，老布什和撒切尔夫人这两位履历更加丰富的西方政治家同样黯然离开了舞台。“冷战”时代的经验被证明已经无法满足正在踊跃投入全球化冒险的年轻一代的口味，而在转轨之后的东欧，前执政党领导人也缺乏通过选举再度掌权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尽管戈尔巴乔夫拥有超过40年的政治经验，但这还是他第一次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公众选举：和改革时期一样，他走上的是一条自己所知甚少的道路。

对戈尔巴乔夫复出一事，西方记者要比普通俄罗斯民众兴奋得多。尽管戈尔巴乔夫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最高时也没有超过2%，难以忘怀“老朋友”的编辑们还是急不可耐地把记者派了出去。现任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当时是英国《金融时报》莫斯科记者站的站长，她和戈尔巴乔夫夫妇一起挤在狭窄的航班经济舱里，从莫斯科飞往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n）做竞选演讲。弗里兰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Raisa Gorbacheva）保持了她一贯的浮夸作风，身着奶黄色套装，戴着名牌墨镜——不同于以往几任苏共领导人低调内敛的配偶，赖莎·戈尔巴乔娃以成为美国式的“第一夫人”作为人生目标，行事高调，富有主见。

但一般民众、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只会记得，1984年，当生活物资包括食品短缺的阴影仍然徘徊在千万个苏联家庭上空时，随丈夫出访伦敦的赖莎却在哈罗德百货（Harrods）用东道主提供的美国运通金卡消费。关于赖莎频繁置喙丈夫的政治活动、甚至主动插手高层间关系的往事，俄罗斯民间流传着众多真假不一的传说，但戈尔巴乔夫夫妇对此置若罔闻。当几位同机的乘客认出这位前领导人、并请求他签名时，弗里兰发现戈尔巴乔夫“高兴得像是中了六合彩”。

但重回聚光灯前的兴奋感只持续了短短一天。第二天，弗里兰察觉到所有本地媒体都从戈尔巴乔夫的活动现场消失了。罗斯托夫大学临时取消了前总统与该校教师的见面会，因为俄联邦政府禁止候选人在学术机构进行“政治宣传”：这项法令并不适用于叶利钦本人。地方行政官员、报纸记者和电台通讯员对戈尔巴乔夫的现身视而不见，只有一家很小的私营广播电台派来了采访者。罗斯托夫市市长被“巧合”地召往莫斯科开会；几天后，当戈尔巴乔夫抵达他担任过7年第一书记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Stavropol Krai）时，当地的政府官员也不约而同地“出差”了。仅仅五六年前，这些官员还在趋之若鹜地争夺受到最高领导人接见的机会，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被提拔到了登堂入室的位子，但他们现在选择了对自己的未来更有好处的做法。戈尔巴乔夫失望地告诉弗里兰：“我能理解他们的恐惧：在这样一个时刻，不忠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损失。我很清楚，在俄罗斯，失去权力意味着什么。”

他其实并不完全清楚：反对他的不只是叶利钦及其附庸，还有在改革时代为他充当过马前卒的那些人。【罗卫国《新利益》学习谷】安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彼得·阿文（Petr Aven）以及“青年改革派”的成员们曾经是戈尔巴乔夫赖以规划其经济蓝图的主要智囊，现在他们正和“七寡头”结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叶利钦连任成功。这些人或者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青睐才跻身政治舞台，或者在改革造成的动荡期掘到了商业生涯的第一桶金，但他们并不感谢那个创造了变化可能的人：戈尔巴乔夫的刚愎个性，他试图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营造平衡、却又极为拙劣的斗争手腕，以及他那不可预测的情绪波动，已经令他和新贵阶层渐行渐远。1987年之后，“青年改革派”实际上逐步放弃了陷入困境的戈尔巴乔夫，转而在看似更坚决的叶利钦身上下注。前总统过往的政治经历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负资产：对经济转轨来说不够彻底，而那些刚刚在大动荡中失去了一生积蓄和价值归属感的普通俄罗斯人对他的仇恨却在与日俱增。

戈尔巴乔夫臆想的“政治盟友”们同样对这份负资产唯恐避之而不及。无论是日里诺夫斯基、费奥多罗夫还是列别德都拒绝和他联手；戈尔巴乔夫在演讲中的某些措辞，更折射出这位前最高领导人思绪的混乱和不合时宜。他依然沉浸在80年代的陈旧叙事中，极力辩解自己“一直试图拯救苏联”，这一点甚至触怒了曾经对他抱有好感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历史与现实，苏联人和“新俄罗斯人”的身份冲突，市场机制和贫富分化之间的关系，这些正严重困扰着普通俄罗斯人的概念，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同样是一片混沌。他似乎永远被困在了解体前夕晦暗不明的泥沼中。

不只是大人物们厌弃戈尔巴乔夫，在普通民众中，他受到的攻击甚至更加直接和露骨。在前总统度过少年时代的小镇克拉斯诺维申斯克（Krasnovishersk），农夫们气势汹汹地要求戈尔巴乔夫“把权力还给那些人”，还以世故的口吻“教导”他说：“俄罗斯需要的是铁腕。”在罗斯托夫的高尔基公园，一位听众吆喝道：“当初叶利钦被选为俄罗斯总统时，你就应该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在戈尔巴乔夫的出生地普利沃诺耶村（Privolnoye），一个23岁的年轻人瓦列里告诉弗里兰：“我们穷得想出去也出不去，留在这里又只能无所事事。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你说奔头在哪儿？”

而戈尔巴乔夫对此的反应，流露出了他内心中最矫情、也最糟糕的个人特质。在克拉斯诺维申斯克，他对着批评者们大声嚷道：“要是你们想，那就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好了。反正耶稣被送去髑髅地的时候，人们也是这么骂他、要求把他钉死的。”自比殉道的耶稣基督，自恋自艾却又极度傲慢，这种表达在任何形式的选举中都只会是不折不扣的毒药。只有传记作者会对政治人物的心路历程感兴趣，普通选民要的是方案和实绩——在80年代中期是通过改革实现复兴经济的愿景，在1996年则是走出困境的计划。而戈尔巴乔夫似乎既不清楚俄罗斯人关心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也没有任何能力给出哪怕是权宜性质的应对方案。在65岁这一年，他已经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物了。

也有一些人表达过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同情和支持，主要是在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前总统在报名参选后的第一个月就征集到了超过100万个签名，是所有候选人中速度最快的。但当竞选活动深入到那些较小的城市时，反响是压倒性的负面：在西伯利亚城市鄂木斯克，有人冲上台扇了戈尔巴乔夫一个耳光。在伏尔加格勒（即斯大林格勒）的卫国战争纪念馆，戈尔巴乔夫夫妇献上的鲜花被丢还了回来，院墙外还出现了“圣地斯大林格勒没有叛徒的立足之地”的标语。就连赖莎·戈尔巴乔娃也不相信丈夫还能东山再起：第一轮投票之前几个星期，莫斯科的二手服饰店主发现前第一夫人正在兜售自己几年前的宴会礼服，她认为以后不会再有需要穿上它们了。戈尔巴乔夫在第一轮投票中最终只得到0.5%的有效选票，在11位候选人中排名第7。属于他的政治生涯过早、但已经是永远地结束了。

对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的戈尔巴乔夫来说，参加总统选举只是若干种找回个人存在感的渠道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方法：一是接受欧美媒体专访，二是出版书籍。弗里兰和戴维·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只是他在英语传媒圈的若干位“老朋友”之二；从1992年开始，每逢苏联解体之日和“8·19事件”纪念日，戈尔巴乔夫都会雷打不动地接受西方媒体采访，并就俄罗斯和东欧政治的最新发展发表一些往往前后不一的看法。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常驻莫斯科的欧美记者，并在舆论场里占据了一个不可替代、虽然不算太显赫的位置。他还反反复复地发表不同形式的小册子和回忆录，数量超过了20种，尤其是在1999年赖莎·戈尔巴乔娃因病去世之后。在那些书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回顾、乃至改写自己关于80年代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看法，并为自己当时的决定辩护。他甚至还发展了一项独一无二的副业，在各种形式的商业广告和电影中客串角色，扮演的是他自己——一个依然存活于世、但已经成为化石的大人物。其中以1997年的“必胜客”批萨广告和2007年路易·威登的手提包广告最为著名。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就表现出一种高度分裂的矛盾性：他越是在西方世界被视为伟大的政治家、悲剧英雄、殉道使徒，在俄罗斯就越是会被诅咒为叛徒、蠢材、伪君子。2011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耗资5万美元的80周岁生日慈善晚宴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莎朗·斯通和凯文·史派西主持了这场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活动，施瓦辛格、U2乐队主唱博诺和“警察”乐队主唱斯汀现身致辞——或许，演艺界人士会更容易、或者说更愿意相信那个关于悲剧英雄的传奇故事。同一年，俄罗斯的一项独立民调显示，76%的受访者对戈尔巴乔夫怀有敌意或者漠不关心。同一项调查还显示，45%的受访者宁可回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以前的时代：属于苏联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观点，对作为政治人物的戈尔巴乔夫都是多多少少的误解。他无疑属于苏联政治体制培养出的典型精英：敏锐，果敢，雄心勃勃。他在80年代中期巩固个人地位时表现出的雷厉风行，和他本人在晚年刻意塑造出的“不贪恋权位”的形象完全是两回事。但戈尔巴乔夫闯进了一个自己并不完全理解的空间，并把那些陌生的字眼，诸如“改革”、“公开性”（Glasnost）和“市场”，与维持既有权力结构乃至谋求个人的历史地位等芜杂的诉求搅拌到了一起。那些从混沌中被释放出来的古老诅咒，从新老民族主义、对秩序和威望的渴求到浪漫化的复古想象，令他疲于奔命，并最终选择放弃。20世纪后半叶最重大的地理政治变化之一以世人始料未及的方式发生，其遗产至今仍在影响现实世界的走向。而戈尔巴乔夫，更像是一个因为过度自负而冒失点燃了导火索的人。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最后30年里所做的一切，从他对俄罗斯政府摇摆不定的评论，到他在传媒、文献乃至重大事件纪念日时不甘寂寞的登场，恰恰是最真实、也最意味深长的。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认知者来说，真实发生的史实有时会和对这些史实的人为阐释具有不相上下的重要性。对那个已经被封印在1991年冬天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之后漫长的30年，从重登政坛、出版著作到化身为广告主角，都属于个人历史阐释学的复杂注脚。对关注并试图理解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人来说，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依然存在着无数盲点：或许，那也是他有意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