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21-135】
发布时间:2022-01-03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5】

王志远:佛教的智慧

2022年1月3日,和子怡去荆州看了烟花、吃了海底捞,最近

  

   第一大部分:佛教在中国的历程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佛教的概念,是从不同角度、层面理解中的佛教,它有千千万万的可能性。究竟什么是佛教?其实佛教的内涵在不断充实,博大精深。虽然基本框架千百年不变,但解释和应用却在不断变化。这是佛教充满活力的内在原因。只有深刻了解佛教的进程才能更好的用佛法指导我们今天的修行!


   一、佛教的译传阶段


   唐代之前的五百八十三年,经历了汉末、两晋,南北朝,隋代等很多朝代,在这期间完成了介绍佛教的的工作。用书面语言说就是属于佛经的翻译和传播阶段。


   1、汉代佛教传入并发轫


   汉明帝是光武帝的接班人,从明帝的谥号表明他很英明。体现在他对待佛教大力扶持的态度。明帝从政治家的敏锐发现的作用。将佛教看作思想教化手段,用于辅佐治理国家。汉代社会弥漫着对神秘事情的向往,当时不但有经书,还有纬书。佛教在这时候进入中国就突出和保留了神异色彩。佛教在汉代之前主要在贵族、王族中流行;东汉末年已经和普通民众比较接近。这时候已经出现皈依佛教的出家人。但当时对出家人有限制,因为古代出家人可以脱离国家经济约束。


   最早回答汉代人对佛教疑惑的是《牟子理疑论》,亦称《理惑论》。佛教早期一部经直到今天还在流行;那就是编撰而成的《四十二章经》。透露出佛教给当时人的印象,当时讨论的问题到现在基本没变,体现出佛教最基本思想,其语言非常生动,虽然不系统和理论化。例如佛询问弟子人生命长度的故事。佛回答说:“生命在呼吸之间。”用老百姓都能体会的精粹语言提醒我们生命不是无限的。


   2、三国两晋时期佛教大发展


   唐代之前,佛经不断向内地传播,人们对佛教的兴趣越来越浓。这是儒家基础上的慰籍和思想殿堂的窗口。儒家为文化殿堂打开了大门,道家、佛家开了窗户,三教共同滋养了中国人的心田。这时候大小乘经典同时得到翻译,支楼迦谶(约2世纪),简称支谶,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翻译大乘经典的人。安世高(约二世纪),成为小乘佛经的首译者。从这时起,经过佛经的翻译与介绍,汉族僧人崛起,佛教学派形成。学派围绕经典阐释和弘扬、认同,最终成为宗派的前奏。如地论学派、涅槃学派、般若学派等。


   魏国禁止佛教,但曹操的弟弟曹植信佛。吴国佛教很发达。晋朝五十多年短暂统一。两晋南北朝政权不断更迭带来了两大影响。一、对思想束缚减少;二、人们幻灭感加强。于是佛教成为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寄托。在这583年中成就最突出的是道安法师。被誉为汉族圣僧,是汉人出家人中的第一个最杰出大师级人物。以中国人身份了解佛教道理、讲解佛经、制定规则和僧尼制度,例如日课、晚课、上殿等沿用至今的丛林制度,成为僧尼修行的宪章。他还出家人以释为姓,不再区分僧人的身份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人人都是释迦牟尼弟子,统一了佛教内部。后来其徒弟分散到各地,其中在庐山组织白莲社念佛的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即是其弟子。从他之后中国佛教出现了转折,汉族僧尼成为支撑中国佛教发展的主力。


   二、创造时期


   隋唐两朝大约三百年是佛教中国化的时期。最著名的是被称为智者大师的智顗(538—597)法师 ,南朝陈、隋时代的一位高僧,隋炀帝尊称其为智者大师,是中国天台宗的开宗祖师,有东方小释迦的尊称。智顗法师广弘教法,创五时八教的判教方法,把整个佛教经典和理解层次进行区分。按照由低到高的循序不断升华;解决了不同经典的内在矛盾;区分俗谛、真谛和藏、通、别、圆等佛教概念。在他之前,虽已经有判教,但从他的判教开始,佛教体系内在矛盾才得到解释并得到公认,使人们认识到佛法是佛陀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对象的综合真理。智者大师在概念体系上提出了很多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例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术语。他用中国人语言思维方式整理和表达佛教,用中国化的表达方式开创佛教新的时代,这时期属于富有创造性的中国化佛教的新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已不是之前的翻译阶段。


   三、融合阶段


   从宋真宗公元1000年到今天一千多年,共经历了四个朝代。属于佛法内部各宗派和佛法与中国儒、道等文化的融合阶段。宋元明清四代佛教的突出特点是显宗和密宗在全国并行发展。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高峰宋代儒家和佛教、道家结合。佛教和道教、儒教关系达到和谐。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的观念就是儒佛互补的象征。三教合一于皇权。儒释道三教共同意识到要为国家政权服务,为社会服务。在这个前提下,修正各自理论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要把握住心,佛教成为国家推崇的思想工具。出现一大批和现实结合的国师。佛教对社会的重要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佛教成为心灵慰藉的支柱。下和日常生活结合,上和超越的精神生活互应。作用越来越大。原来北京有数千座寺院。弥漫着浓郁的佛教气氛。明代开始加封很多藏传活佛。清代主要信仰藏传佛教。现在想剥离和泯灭这一传统不可能的。想要加强汉藏和汉蒙的关系,就要正确认识藏密和唐密的价值和作用。要加强认识和了解并保持正知和正信。


   四、近现代佛教的超越阶段


   一百年前主要是帝王、贵族的佛教;辛亥革命之后佛教更广泛的进入公民社会,成为每个公民衷心信仰的精神资粮。针对国民党激进派提出废庙产兴新学的逆流。佛教界积极寻求自强,出现很多佛学院。改良派中的激进者谭嗣同写《仁学》,他也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以生命唤醒大家。认为佛教可以救国,并为佛教在中国的作用勾画了蓝图。筹划佛教在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州、府、县建立类似议会的机构,最终形成佛教国家。他的思想对太虚大师等人起到了启蒙作用。章太炎、熊十力等佛学研究大家,横跨儒家和佛教,其理论主要是校园和课堂里传播。真正用政治角度谈佛教的是谭嗣同。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和“人生佛教”的理念。


   1937年后中国很多事情发生变化。尤其是经济、文化进程受到干扰。1949年之后,佛教界面临被改造的命运,形态转变是另外一个方向。国家现行的宗教政策的最大目标是促进宗教消亡,佛教在当时的命运可想而知。这与佛教在台湾的进程完全不同。台湾光复之后,大批大陆出家人进入台湾,台湾佛教沿着三十年代太虚大师、慈航大师人间佛教思潮的余续继续发展。成为迈向现代化的自然进程。属于佛教对自身的主动改造。为社会服务、与民众结合。而大陆佛教是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五十年代对佛教的改造集中做两件事:一是合并寺院;二是合并后集中规劝其还俗。佛教是在自我批判,只有一小部分人还能坚持修行。1978年之后,佛协会长赵朴初拨乱反正。现在还在世的老和尚是一笔宝贵财富。比如一诚法师坚持正宗禅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韩国敬佩中国佛教的原因也仰赖这些老和尚。


   当今佛教总体上得到迅速发展,它如何以现代形态应对现代社会?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持本色?如果过于世俗化会脱离佛教本意,过于回归山林又不适应现代社会。看来完全脱离和完全融合似乎都不合适,因此佛教可以多样化、多元化。《高僧传》中有十种僧人可以称为高僧。例如:宋代之前以佛教音乐感化人也可以被遵称为高僧。最近筹划的香港国际佛教艺术节就鼓励创造和演唱佛教歌曲,将历史上这一好的传统进行复兴。现在有一个势头,就是大陆一旦作起来,就比台湾做得好。大陆涌现新一代大师和高僧是完全可能的。歌手出家的耀一法师李娜在人们问道其出家的感受时候回答说:“我没有出家,我回家了。”精神家园是真正的家。出家一般指离开家庭到庙宇里去做道士或僧尼。出家人求个内心豁达,任世间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超脱生死,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佛曰:我心既我佛。在家亦可出家!真正出家人离开小家进入大家。失去小我得到大我。


   现在有种宗教市场学的最新理论,从经济学角度讲解宗教信众的增减,认为信教人群像一个大蛋糕,各宗教共同分切蛋糕。宗教消费市场已经从享受型变成服务型,谁提供的精神生活更好谁就会得到更多的信众。话虽然听着难听,但是确很有道理。当今中国作为精神导师之一的出家人大约20几万,与十几亿需要教育的大众相比数量远远不够,寺院数量也差的还远。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赵朴老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教育、教育、还是教育;人才、人才、还是人才!


   1998年举办佛教传入2000年纪念论坛,最高领导人批示要隆重热烈的正面报道。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开创意义,被出家人认为是最高荣耀。意义有二。一是确认中国佛教是三传。中国佛教是一个共同体,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有好处。二是体会外来思想如何最后变成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并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体认佛教滋润中华文化肌体和改变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功绩。


  

   第二部分 佛教的基本理论框架知识


  

   一、佛教基本理论知识举要


   主要有四谛论、缘起论、三法印、十二因缘论、五蕴论等。


   1、四谛论


   “苦、集、灭、道”是佛最初的说法,称为初转*轮。成为佛教的根本教义,是大小乘共同修学的依据和教法,称为“四圣谛”。苦谛和集谛属于世间法,灭谛和道谛属于出世间法。这不是一般人一下子能接受和理解的,有时候苦与乐的关系要身处其中才能体会。


   “苦谛”:是指人们所生活的环境和所追求的物质世界皆是苦,众生不知颠倒认为是快乐、是幸福而追求不舍。佛说此是“苦”,是真实不虚,名为“苦谛”。所以“苦”是逼迫为义,能逼迫众生流转生死不得解脱。此“苦”有多种:有三苦、八苦无量诸苦。


   “集谛”:是指引起苦的原因,是说众生的“苦”是由无始以来的无明烦恼所起,此无明烦恼能使众生起贪嗔痴,对物质名利无止尽的追求,人们对物质、名利的追求,求得也是苦,求不得也是苦,所以使众生永远流转于生死之苦。所以“集”是积聚、招感的意思,是形成苦的原因。“灭谛”:是指灭除一切烦恼苦果,得到清净的解脱涅槃。佛说此“灭”,是真实不虚,名为“灭谛”。所以“灭”是寂灭的意思,是灭除了烦恼、痛苦,超越生死的圆满境界。“道谛”:是指能够灭除众生苦恼,而通向涅槃解脱的道路。是指佛说的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四摄六度等一切法门。所以“道”是通达的意思,能通至涅槃,故名为道。


   四圣谛中,苦、灭二谛是果,集、道二谛是因。此苦、集、灭、道是因果关系,由集苦因而有苦果,由修道之因而得灭苦之果。此“苦、集、灭、道”四谛是佛为众生而说,众生知苦才能离苦,知乐才会求乐。“众生畏果,菩萨畏因。”所以佛先说果后说因。


   2、缘起论


   为阐释宇宙万法皆由因缘所生起之相状及其原由等教理之论说。与‘实相论’相对称。为佛教教理两大系统之一,据说此划分始于隋代之慧远。为教理之论说。缘起论系以‘法印’为基础,以十二缘起、四圣谛、八正道为中心思想。佛教最终目标是达到“常”“乐”“我”“净”。佛像属于教学工具,比如三身佛像是指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法身佛在铸造过程中要在心脏处放法身偈:“诸法因缘生,缘尽法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法身佛即代表法身,法身是真理的化身,看到法身佛是提醒我们想到真理。一个学说最伟大之处在于否定自己,佛法所设定的真理把自己包括在内。佛说一切有为法,因缘聚合才能产生。因缘分散就会消亡。这是佛教最基本理念。


   3、十二因缘论


   华法经云:“及广说十二因缘法: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


   4、三法印


   从法身偈导引出三句话,成为衡量佛法真伪的标准。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句话称为三法印。三法印之内容,一般最常见者为‘三法印’,即:(一)诸行无常,谓自时间上观之,一切现象(有为法)皆属迁流变化而刹那生灭者,故无固定不变坏之物存在。(二)诸法无我,谓自空间上观之,诸法(包括有为、无为法)依缘起之法则,互相依存,而无‘我’之实体可言。(三)涅槃寂静,谓有情众生颠倒诸法实相,妄执有‘我’、‘我所’,因而起惑造业,流转不息;如能悟解‘无我’,则惑乱不起,当下即能正觉诸法实相,深彻法性寂灭,获得无碍自在,而证一切皆即寂静涅槃。三法印是衡量佛教的标准。德国同修问我什么是邪教?我回答违背三法印就是邪教。邪教的特点有:把自己说成永恒的,高于释迦牟尼;追求具体事功,包括敛财、敛色。


   5、五蕴论


   色、受、想、行、识名五蕴。“色”是物质,余四蕴属精神,“蕴”是聚积义。宇宙事物,无量无边,佛陀把它归纳为五类,每一类是由同类的许多法聚积而成,也就是许多同类法的综合。;如来悲愍,说“五蕴”法,使人了知宇宙万法不出五类,人是幻有,离五蕴无体,由此便能通达人无我而断惑业,证得解脱。


   二、中国佛教主要宗派理论知识


   宗派最基本条件推崇一部或者几部经典,并以一部为主。这部经叫做宗经。中国佛教比较有影响的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各宗主要依据经典不同。例如:天台宗依据《法华经》,禅宗《金刚经》、密宗《大日经》、净土宗依据《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和《佛说无量寿经》。经典各宗都可以读诵,单是解释各宗有自己独到之处。


   学派与宗派相比学派没有经济和直接师承的明确关系。宗派的师承消失并不就意味着宗派思想体系的消失。学派比较自由,传播佛教学术思想,主要停留在思想意识的认同上。在中国古代,宗教两字不是现代意识的宗教,而是开宗立教。真能做到不容易。八宗体系不断相互启发各个体系的人。日本佛教各大宗派排他性表现的很尖锐,而中国宗派是圆融的,不是绝对排斥,都争取自己成为最优秀的宗派,但是能包容别的宗派。宗派林立但又相互交往,不会刀剑相加。


   1、天台宗


   又叫法华宗,国清寺是天台宗祖庭。认为《法华经》通俗又高妙。智者大师开创天台宗,属于创造宗派的标志性人物。他成为中国佛教宗派史上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祖师,也是实际的创始者。发明一念三千,二谛论、三谛圆融等思想,成为天台宗的思想体系的支柱。很多人听他说法并皈依门下。


   2、华严宗


   华严宗,又称贤首宗、法界宗、圆明具德宗。为中国十三宗之一,日本八宗之一。本宗依《大方广佛华严经》立法界缘起、事事无碍的妙旨,以隋代杜顺和尚(公元五五七至六四○年,即法顺)为初祖。本宗依《华严经》立名,故称华严宗。


   天台宗认为修行要去妄心,和华严宗没有特别的根本差异。华严和天台就是真心和妄心的差别。华严从真心生起。华严性起论认为世界重重无尽,是真心演化出来的,它把光明悬在我们上方,让往那个上面努力。因此华严和天台目标一样,途径不一样。华严天台是相对的。天台宗特点是去无明,有差别。华严宗特点是去无明,无差别。希望自己的清净性海不受污染。一切差别去掉,因为有差别就有烦恼。人要超越物质的局限,情绪的差异,不断的抑制差别的烦恼,达到无差别境界。


   3、禅宗


   禅宗,又称宗门,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也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汉传佛教宗派多来自于印度,但唯独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是由中国独立发展出的三个本土佛教宗派。其中又以禅宗最具独特的性格。禅宗祖师会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求达到这种境界,这又称开悟。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指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认识自我。


   4、密宗


   唐玄宗开元年间,三位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来到中国传教并创立中国佛教密宗,经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佛教史上称这三位僧人为“开元三大士”。密宗倡导即身成佛。身、口、意三密相应,口要念咒语,身体要调息,意要作观想。修一定的本尊。身口意三密和本尊相应。当下和佛合为一体。藏密对汉地影响教大,很多信徒都有自己的藏族上师并做各种供养,虽然大多数是感性的。因此选择上师要具择法眼,应遵循三法印这一判断标准。密宗能通过法门显示合一很多不可思议的瑞像。比如不怕冷、虹化现象。密宗已经扩散到全世界。西方人对藏传佛教和密宗较为熟悉,对汉族佛教的礼教较为抵制。今天在边疆地区,例如云南、广西还有传承。


   5、净土宗


   净土宗,佛教宗派之一。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念佛法门,故名。该法门以信愿念佛为正行,净业三福、五戒十善为辅助资粮。净土信仰是佛教的基本信仰,大乘各宗多以净土为归。佛法西来,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建立莲社,提倡专修该往生净土的念佛法门,又称莲宗。唐代善导大师也是净宗重要倡导与推动者,被奉为净宗第二代祖师。净宗历代祖师并无传承法统,很多还是宗门教下的大祖师,均为后人据弘扬净土贡献推戴而来。中国净宗十三祖分别是: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祩宏、智旭、行策、实贤、际醒及印光大师。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全事即理,全修即性。行极平常,益极殊胜。良由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理机双契,不可思议。无论佛经佛语,还是古来历史上无数证悟的祖师大德,赞叹净土之法语章句无以计数。弥陀经中,十方佛均出广长舌相,赞叹西方净土殊胜超妙。各大乘经典,处处赞叹指归净土。禅、教、律、密大乘各宗,亦或兼修念佛亦或行归净土。“《华严》海众,尽遵十大愿王。《法华》一称,悉证诸法实相。最胜方便之行,马鸣示于《起信》。易行疾至之道,龙树阐于《婆沙》。释迦后身之智者,说《十疑论》而专志西方。弥陀示现之永明,著《四料简》而终身念佛。汇三乘五性,总证真常。导上圣下凡,同登彼岸。故得九界咸归,十方共赞。千经并阐,万论均宣。诚可谓一代时教之极谈,一乘无上之大教也!不植德本,历劫难逢。既获见闻,当勤修习。”因此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中,如此赞叹念佛人:“若念佛者,当知此人,则是人中芬陀利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胜友,当坐道 场,生诸佛家。”


   现代社会众生,生活节奏紧张、竞争压力大,烦恼业力厚重,贪欲横流,而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日趋劣下。净土念佛法门成为他们最宜普及修习的法门。无论在家出家,无论学生老师、士农工商,学习紧张时,工作压力时,成功时,失意时,工间休息时,早晚睡眠时,时时可念佛片刻,净化心灵缓解压力,熏修改变性格习气,辅疗身心疾患,提升智慧等。心净国土净,娑婆世界本是众生众业所感而成。而佛法净土信仰,众生皈依佛陀之教导,在生按净业三福、五戒十善,环保素食,六度万行等准则妙法提升、改造自己的心性品格,从而净化社会风气,为精神文明,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有法师提倡所谓“人间佛教”,而实际净土法门即是末法时代最好的“人间佛教”!佛法以出世心,行入世事耳。所谓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是也。


   这与基督教相信上帝的救赎往生天堂去实现上帝意志一样都不复杂。信仰人数远远比信仰其他宗派佛教的所谓精英佛教人数多得多。如此多信众的全心向往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


  

   第三部分 佛教的智慧


  

   科学家告诉人类已经知道的只是4%。对于我们未知的领域我们要保持敬畏之心。比如五台山佛光,有人看见,有人却看不见。社科院的一份刊物《科学与无神论》处境很惨。范缜无神论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和佛教徒辩论的反面教材。和范缜辩论的人用八个字评价他:“汝言无神,意欲何为?”。佛教强调因果报应,认为人们现实得到的和他付出的努力相应,要不然人人不信因果,社会将永无宁日。世界和平将是幻想。梁启超,康有为等去欧洲考察时就知道马克思主义。但没有简单的采纳是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其来也速,其变也巨。带来的后果很严重。”若果希望社会长治久安,百姓幸福安康。那么佛教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一、如何转识成智


   法相唯识学最后的目的在转识成智,所以不是唯识学而是唯智学。”唯识学的成佛途径就是转识成智:转舍世俗的心识,成就超越的智慧。这是唯识学的终极关怀,是唯识的实现,也是唯识的超越。“识”分为八,“智”有四种。“转识成智”就是转舍有漏之八识,转得无漏之四智。八识与四智的相应关系是: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可以看出,转舍之八识与转得之四智,在内容上是相互呼应的,与八识一样,四智也有分工与侧重。成所作智是处理种种具体世俗事物的智慧,妙观察智是圆融地认识世界个性与共性的智慧,平等性智是超克自我意识优先性的智慧,大圆镜智则统摄三智,是圆满、绝对、永恒地把握万有的智慧。拥有四智,便能在任何时间地点、任何条件下,对任何对象都拥有的真理性把握,达到这种境界即已成佛。


   二、如何由定生慧


   戒定慧是六波罗蜜的浓缩,六波罗蜜亦称六度,代表万行。浓缩即为戒定慧。佛教称为三无漏学。戒是基础,盖楼房没有牢固的基础是不行的。学佛人首先要遵守戒律,戒不受可以,受了必须要精勤守护千万勿犯戒。犯戒犹如无底的器皿,装入多少水必然漏尽,点滴不剩。所以守戒是修行的根本。定是禅定。色界有四禅,无色界有四定,两者加一起则为四禅八定。禅定全靠自力,很不易行成功。禅定的详细解释。禅定,是佛教译语中特别的译法,「禅」,是印度梵语禅那的简称,其义为「定」、「思维修」、「功德丛林」等,故「禅定」是华、梵兼称。汉语中的定比较容易引起误会。就像般若一词不等于我们所说的智慧。般若是超越智慧的智慧。我们常说的智慧是世间法。例如说毛主席用兵如神,企业家特别有智慧。般若智慧的最大特征不是算计,而是大智慧,要从佛教信仰的角度去了解这种超脱生死的智慧,定不是一般意义的停止,不是stop.定是一种掌控和把握能力,类似于control.每个人其实都有大小不同的定力。比如,孩子成绩不好第一要素是定不下心来,听讲听不进去。听不进入何谈思维。有些很聪明的小孩玩的同时耳朵是打开的,当你突然提问问题,他能马上回答。这就叫有定力,叫做具备三心二意的能力。企业家往往多多少少具备这个能力。可以一边看文件,一边签字,一边还要琢磨下一步怎么办。一般人这几件事连起来就乱了套。定力就是要练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思维。做到想听就听,想看就看。能自由封闭和敞开六根。例如耳朵可以训练到听宏大的和微小的声音,小到老鼠爬的声音也能觉察。人的思维和精神控制能力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断练习的过程。有的人打坐一辈子没有用,因为不知道要打坐干什么。通过无目的的打坐而成佛就像磨砖头成明镜是徒劳的,要能做到通过打坐入定,最后到不论行、住、坐、卧各种状态下均能入定。定这种控制力量,对人很重要,因为由定才能生慧。通过佛教的智慧。产生对整个人生的把握,既有对外部世界的关照,又能关照自己。随时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清晰摆在面前,甚至能追溯到更早的前生和更晚的来世。不要盯在细节上,而是把握全局。跟谷歌地图类似,可以在整个地球和一平方米之间自由转化。有的画家给寺院画画,由于心力高度集中,最后站着往生都不知道。画师用全部身心绘画,倾注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最后把整个生命都画进去。这是这些佛教艺术更给人心灵震颤的原因。


   三、深信因果


   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恐遭恶果,预先断除恶因。由是罪障消灭,功德圆满,直至成佛而后已。而众生却往往等到出现恶果之后才畏惧和后悔。对因果的畏惧可以驱使人去作善因得善果。佛从宏观的法的角度讲解善缘好运的问题。冥冥之中自有公道,是因果的关系。佛教宣扬三世两重因果。三世不仅是前世、后世、今世三世,而是强调因果转移的关系,今世中就有两重因果。佛教因果不是单纯讲三辈子的事情,是阐明过去所作所为影响今天的结果。相信因果规律有利于社会和自己。佛教认为有六道轮回。肉体生命的死亡是假象,神识是不灭的。人死并没有终结,而是进入生命的循环。在六道轮回中要使自己生命获得良性循环,最后达到涅槃寂静。涅槃是脱离生死,做到自觉觉他,最终达到觉行圆满。因果规律一个人不经过人生波折和阅历和正确引导往往不会相信。


   我18岁到内蒙古草原插队作牧民,草原一个风俗很有趣,不管走到哪家,只要往客人位置一坐。主人都会高高兴兴请你吃饭。而客人也是心安理得。牧民家的最后一碗茶要分一半给别人喝。这个大的因果循环没有人去破坏,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和谐,这在当地人看来是正常的。但是现代社会某些人认为自己不需要别人帮助,于是就不去主动帮助别人。政治家和企业家应该肩负社会责任感,要从情理上和道理上揭示这一因果法则,并付诸于真实实践。


   四 、畏业发愿


   业力和愿力,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因果之间推动力是业力。原则是“已作不失,未作不得。”连法力无边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能截断业力。经过努力也没有阻挡住憍萨罗国对释迦族的血腥报复。对业力要有敬畏之心。发愿扬善止恶。地藏菩萨为代表的菩萨为救度众生发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伟大愿力。愿力能力不可思议,可以超越你的业力。企业在紧急关头真正要有愿力才能坚持下去。事业如果真有价值和意义,只要坚持去做就一定会成功。比如当下随着寺院建筑的大规模建设,产生的文化垃圾也很多。我于是发愿把全国最好的从事策划和施工的人才集合在一起,共同为佛教建筑艺术做出了一些贡献。我到欧洲访学看到他们的城堡和教堂很感动。尤其是德国在二战废墟之上很快重建出具有历史沧桑感、作新如旧的教堂。他们的民族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欧洲修建了很多仿古建筑,整体布局和精细程度都如法如理,可见最重要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愿力。万法唯心所造,任何一件事物,如果没有发心去做,永远不会实现。


   五、佛教与人生


   大家看来和佛教有缘,佛法相当于学外语,不分大学小学。没有愚钝与聪明的高下之分。他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功课。我父亲十四岁离开山东老家的一个小山村到北京打拼。只上过五年私塾,最后成为企业家,和众多文化人成为朋友。朋友们都不相信他只读过五年书,可见学问和学历不是绝对对称的,有文凭不等于有文化。我见到很多老人,说话很有文化,是时代和文化阅历给他的礼物。老北京一个满族人的家庭,当时已经没落,家徒四壁。没钱但是有文化,令人肃然起敬。老太太穿的一尘不染,上茶时候说的话令人大开眼界。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告诫我们未知死,焉知生?我们经常忘记人是一定要死的这个真理,生命是有限的。要用有限的生命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现在六十二岁了,父亲是在九十岁去世的。我的人生也就还有三十年,我希望人生三件大事。因为一件大事最少需要十年。比如作为无锡的标志之一的灵山大佛十五年才做到比较完善。时间转瞬即逝,前面已经没有很长的路等着我们。还一件大事,我见到耿市长,听他讲述大同市内修葺华严寺,修复城墙的惠及子孙万代的壮举。没有十年根本不行的。一味追求多快好省往往能够是不可能的。事物通过相互制约才达到最佳比例,客观讲,真正做好一尊大佛像不会一蹴而就。二十年后我可能就不能继续给大家讲佛法了。每个人都要树立生死无常的概念,做到在生命旅程中不迷惑。


   我们要充电,增加知识;更重要是提高文化修养。我有一批特别值得信仰的老师,例如具有大儒的风度余敦康老师。一个人要有堂堂正气和泱泱大国的风度,不辜负礼仪之邦的美誉。要认识到语言外壳就是文化的表现,不是无关雅俗的。郭沫若先生举例说:《诗经?雎鸠》篇中的名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如果用汉代汉语说就是:“呱呱叫的大水鸟啊,站在水的中央。”就会被大家笑话没有文化。我和舒乙先生创办幽州书院要求学生从小要背诵经典,六年要背过八万字原汁原味的古文,一张口就是古诗古文。现在语言啰嗦无味。要学到老活到老,曹禺先生逝世前还在刻苦背诵《心经》。连新文化干将和文化巨人大都回归传统,我们要加强修养,延续中华民族文化命脉不要中断。


   人类文化轴心时代奠定了当今世界哲学的基本思想。三千年前的人生存的物质环境不一样,但是对人自身的研究并没有多大变化。不断回顾历史,人生太短暂,不过百年。耗尽几十年产生一点智慧时候就消失了。下一代需要重复学习、经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即使个别人很聪明,大部分过一百岁就没用了。希望我们不要变成老傻瓜。历史是往往重复的,希望大家早开悟,即使在人生最后一刻明白也很好。真理是全部,没有局部真理,真正开悟是事事无碍,每时每刻都可以体悟真理。道无不在,触类是道。学习佛法就能让我们左右逢源,事事无碍,拥有财富、健康和智慧,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愿我们共同努力。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4】

饶毅: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

2021年11月30日于广西茂名化州东绿工业园

  

中国在古代到底有没有过科学?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是误传。误传含有善意的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鼓励自己。


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以后“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这是在我国普遍自信比较低的时代诞生的一个迷思。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


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两百年前的中国是否达到西方科学两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国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百年,人类才认识到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


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展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作为例子,而中国人还称之为“奇技淫巧”。


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而科技对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


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教学的模式和内容。迄今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科学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有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


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当然,李景钧在北大写书的内容仍为西方科学成果。


1949年以前中国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她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省身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尚不敢确定,以后应该会出现。


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


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


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战就开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之一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不敢做官发财,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与民国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带动中国科学。曾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


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误认为有农民背景,而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


2015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卫生部为行政主管,协调全国多个单位。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如果说主要是这十几年,也有一定的道理。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可以算100多年,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只有十几年。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50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此路不通。


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环境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


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的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子弟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面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


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有幼稚的观点,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增加并非无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


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


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


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研究方面突出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


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


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是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


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她的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


而二战之后,特别是50年代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其中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还与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的机构。


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而商业模式变化包括把一个商业渠道改成另外一个商业渠道,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有时增加、有时不增加总量。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


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3】

钱颖一:走向好的市场经济

  

   一、新比较经济学


   我研究转轨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很多人喜欢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确实有特殊的问题,特殊的事情,特殊的约束。但倘若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不仅看中国,也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时还看历史,就会发现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和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并不那么特殊,比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金融市场问题、劳动力问题、腐败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想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正在经历,在其他国家或者是正在经历或者是曾经经历。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过多年,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由美国实业家利兰·斯坦福夫妇成立于1891年。斯坦福本人曾经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美国联邦参议员,同时还经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斯坦福赚了不少钱,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其间也相当腐败。他从联邦政府拿到了2000多万美元的政府补贴,但这些钱没有用于铁路工程,基本上进了自己的公司。他把债务放进一家公司,把盈利放进另一家公司,并且让放债务的那家公司破产。这样的事在当今美国可能不多,但在美国的历史上可能也不少。这也是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所谓的“进步运动”,对垄断的限制等。所以,中国的事情其实并不特殊。


   第二,中国的经济现在日益与国际接轨并融入全球化体系。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不仅要建立市场经济,而且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因此面临的问题更多是与其他国家相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汲取世界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


   比较经济学有旧比较经济学与新比较经济学之分。旧比较经济学是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因为现在仍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已经所剩无几了,新比较经济学应运而生,它研究的是不同的市场经济的比较。


   以下试举10个例子来具体理解新比较经济学。


   第一,不开放的经济一定落后。经济学家对100多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做了研究,经验数据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开放政策可以使一国经济增长提高2个百分点。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意味着每35年翻一番。


   第二,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经济效率较低。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平均而言,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效率比较低。当然,这并不排除可能有很好的国有企业,比如空客与波音的竞争非常激烈。


   第三,新生的私营小企业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动力。我们往往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大公司、几百强企业上,因为它们引人瞩目,也容易获得数据。但是经验证据表明,新生的小企业、小的私营企业才是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使在发达国家,它们也是创造就业的主要力量。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抑或秘鲁、印度,正是这些小的新生企业,而非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私有化后的大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


   第四,高福利、大锅饭的体制无法维持。“二战”以后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它们认为这样更能体现社会主义。但是现在很多证据表明这种制度是难以为继的。例如,北欧国家发现,福利制度刚开始实行的几年很好,但是它对激励的影响以及给财政带来的负担是难以承受的。


   第五,受管制的行业没有竞争力并缺乏创新。一些有力的证据来自于,电信、航空、电力行业在过去几十年内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管制,至少放松了管制。


   第六,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使企业失去竞争力。在很多国家,连私营企业都不能随便解雇工人,比如印度的《劳资争议法》规定,凡是雇工50人以上的企业,解雇工人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经济学家对印度各邦进行了详尽的经验研究,发现实行这一法律的地区,对企业的竞争力有很大影响。


   第七,政府监管不力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快。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包括金融学家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把政府对金融的监管量化,如信息披露到什么程度,多少股东可以召开董事会,有多大的权利,信息披露的形式到底是邮寄还是通知等,从中获得不少发现。政府的监管,即使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都是不一样的,它对金融、资本融资的大小有很大影响,对股权的分散程度也有很大影响。转轨国家也一样,波兰和捷克监管不力,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就非常低。


   第八,没有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经济不能繁荣。一些国家,比如非洲国家,长期处于战争或种族冲突状态,或者像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政府功能失调使黑社会猖獗,都直接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所以,一个稳定的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九,法治和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跨国回归分析发现,法治和产权保护对促进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第十,土地所有权分配的高度不平等阻碍经济发展。我们经常讲分配与效率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方面的证据很难找,因为这两者经常是同时决定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市场经济发展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为什么北美(加拿大和美国)的发展比南美快得多?有意思的是,南美事实上资源比北美更丰富。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南美的土地资源分配高度不平等,这极大地阻碍了教育的投入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而阻碍了后来的经济发展。


   二、如何造就好的市场经济


   总体而言,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一旦我们确定要搞市场经济,而且把视野放到全世界之后,我们就发现市场经济并不是都搞得很好,市场经济中其实也有好有坏。


   市场经济搞得是好是坏,很重要的一条是取决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中有两种政府:一种是“支持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ortinggovernment);另一种是“摧毁市场的政府”(market-destroyinggovernment) 或  “扼杀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ressinggovernment),即政府通过种种干预,或将已有的市场摧毁掉,或把即将出现的市场扼杀在萌芽状态。


   不同的政府,会产生不同的市场经济。观察世界各国的经济,我们发现支持市场的政府都是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而摧毁、扼杀市场的政府或者是无限政府(即全能政府),或者是无效政府。


   那么怎样实现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呢?历史经验表明,法治是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目前人们所实践的、能够维持一个有限和有效政府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所以法治就成了我们所谈论的如何实现好的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一个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法治的概念非常宽泛,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我们这里集中讨论法治和经济的关系,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和什么样的政府,以及如何应用法治来造就这样一个市场和政府。


   三、经济学家论说法治


   新古典经济学最初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分析价格机制在其中的作用。后来人们发现,价格固然重要,但经济运行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价格,还有深层次的产权问题。比如说,产权对人的激励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好的产权制度,人们就没有激励去投资和工作,即使价格正确也没有用,甚至根本无法形成正确的市场价格。产权研究进一步深入,人们就发现法治和法律的重要性。有无法治,不同的法律体系都会导致产权界定、执行、保护以及合同的实施,乃至市场秩序的不同。


   这一学术上的演进过程恰与我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进程非常吻合。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讨论经济问题时,比较普遍的认识是认为企业搞不好的原因是管理落后。到了80年代末人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产权问题。从那时开始诺斯(DouglassNorth)、科斯(RonaldCoase)等人的著作被引入中国。到了90年代,我们的认识又深化了,从产权扩展到整个制度环境。进入21世纪,我们的认识则已经深入到经济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法治大环境了。


   经济学家研究法治问题,并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各国不同领域的众多优秀经济学家以定性或定量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探讨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共性问题。


   经济学家对法律、判例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的知识,可能不如法学家多。但经济学家在研究法治和法律对经济的作用时,有他们的一些长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分析工具有助于将对问题的分析推向深入。经济学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问题,容易理解在不同选择间应做的权衡取舍,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会有机会成本。比如,是通过法庭监管好还是通过行政监管部门监管好,就需要比较这两种机制的成本和收益而进行取舍。这样的分析方法确实有一致性,而且不大会走极端。很多经济学家在法和经济学上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经济发展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越来越受到重视。


   四、推动法治建设的三种力量


   法治不会自动实现,建设法治需要有推动力。同任何制度变迁一样,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首先来自利益相关者的自身利益,这其中包括经济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对于经济人而言,有财产了,财产多了,就要求更多的法律保护。比如说,当住房由过去的公房变为私房,人们就对物业公司有需求,又进一步对保护房产的法律有需求。又比如,老百姓买了上市公司的股票,就会对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有需求,希望对媒体曝光公司恶劣行为的权利提供法律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在不断扩展。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利益相关者对新的法律的需求也不断扩展,对法治和对政府约束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经济发展也有了建设法制所需的经费,因为供给也会增加。


   法治会给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好处,这比较容易理解。法治经济特别强调约束政府的行为,为什么政府会有积极性建设法治呢?实际上法治也会提高政府的利益,这包括多个方面:一是法治可以促使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增加政府税收;二是法治促进社会稳定,这也符合政府的目标;三是政府由很多地区、部门的官员组成,法治有利于政府内部的监督和控制。因此,基于法治的政府,将会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对政府整体的长远利益会有好处。


   第二种推动法制建设的力量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中国加入WTO后,处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WTO的规则就是法治规则。在这种环境中,整个经济的游戏规则就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外部压力不仅对小国重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同样重要。虽然大国相对于小国而言在国际事务中回旋余地较大,但是违反规则带来的损失也大。所以外部压力是推动法治建设的一种力量。


   第三种推动法制建设的力量来自知识,这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力量。学者和媒体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两者是互动的。媒体传递信息,但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它本身也起到创造知识的作用。因此,学者和媒体共同推动知识的发展。


   虽然利益是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但知识的力量不可低估。比如说,计划经济这一想法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20余年。而市场经济这一想法带来了随后40多年的经济繁荣。现在,市场、竞争、价格、激励、产权等重要经济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类似的,法治也是一个想法,与之相连的关于有限政府、程序、透明化等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又比如说,人们通常会以为法治约束自己(包括政府)总是对自己不利的。其实不然。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的知识会告诉人们,这种约束从长远来看对经济人和政府自身都是有益的。因此,要想理解自己利益的真正所在,离不开知识。


   中国以往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加上知识,这三种力量的结合将中国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进。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2】

元宇宙和后人类社会

罗卫国2021年11月8日于西藏林芝比日神山


01.


1992年,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出版,好评如潮。《雪崩》描述的是脱胎于现实世界的一代互联网人对两个平行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但是,不论是作者,还是书评者,都没有预见到在30年之后,此书提出的“元宇宙”(Metaverse)概念形成了一场冲击波。


其标志性事件就是2021年3月10日,沙盒游戏平台Roblox作为第一个将“元宇宙”概念写进招股书的公司,成功登陆纽交所,上市首日市值突破400亿美元,引爆了科技和资本圈。这之后,关于“元宇宙”的概念与文章迅速充斥各类媒体,引发思想界、科技界、资本界、企业界和文化界,甚至政府部门的关注,形成了“元宇宙”现象。


如何解读这样的现象,解释“元宇宙”的定义?关于“元宇宙”最有代表性的定义是:“元宇宙”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又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是映射现实世界的在线虚拟世界,是越来越真实的数字虚拟世界。比较而言,对“元宇宙”的描述比较符合实际的是:通过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呈现收敛性和物理持久性特征的,基于未来互联网的,具有连接感知和共享特征的3D虚拟空间。


也就是说,2021年语境下的“元宇宙”的内涵已经超越了1992年《雪崩》中所提到的“元宇宙”:吸纳了信息革命(5G/6G)、互联网革命(Web 3.0)、人工智能革命,以及VR、AR、MR,特别是游戏引擎在内的虚拟现实技术革命的成果,向人类展现出构建与传统物理世界平行的全息数字世界的可能性;引发了信息科学、量子科学、数学和生命科学的互动,改变了科学范式;推动了传统的哲学、社会学,甚至人文科学体系的突破;囊括了所有的数字技术,包括区块链技术成就;丰富了数字经济转型模式,融合De-Fi、IPFS、NFT等数字金融成果。


如今,“虚拟世界联结而成的元宇宙”,已经被投资界认为是宏大且前景广阔的投资主题,成了数字经济创新和产业链的新疆域。不仅如此,“元宇宙”为人类社会实现最终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并与“后人类社会”发生全方位的交集,展现了一个可以与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时代、宇航时代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新时代。


02.


人类的文明史有多久,人类探讨“宇宙”的历史就有多久。公元前450年,古希腊哲人留基伯(Leucippus,约前500年—前440年),从米利都前往一个叫阿夫季拉的地方,撰写了一本著作《宇宙学》(The Great Cosmology)。之后,他的弟子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前460年—前370年)又写了《宇宙小系统》(Little Cosmology)一书。正是他们师生二人,构建了古典原子论和宇宙学的基础。


当人类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人文思想、技术工具、经济模式和“宇宙”认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被赋予特定理念的“宇宙”就成了“元宇宙”。在这样的意义上,“元宇宙”经历了三个基本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以文学、艺术、宗教为载体的古典形态的“元宇宙”。在这个历史阶段,西方世界的《圣经》、但丁的《神曲》,甚至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巴赫的音乐,都属于“元宇宙”。其中,但丁的《神曲》包含了对人类历经坎坷的“灵魂寓所”——一个闭环式的至善宇宙的想象。在中国,《易经》《河洛图》《西游记》则是具有东方特色的“元宇宙”代表。


第二阶段:以科幻和电子游戏形态为载体的新古典“元宇宙”。其中,最经典的作品是200年前雪莱夫人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和J. K. 罗琳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1996年,通过虚拟现实建模语言(VRML)构建的Cybertown,是新古典“元宇宙”重要的里程碑。最有代表性和震撼性的莫过于1999年全球上映的影片《黑客帝国》(The Matrix),一个看似正常的现实世界可能被名为“矩阵”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所控制。


第三阶段:以“非中心化”游戏为载体的高度智能化形态的“元宇宙”。2003年,美国互联网公司Linden Lab推出基于Open3D的“第二人生”(Second Life),是标志性事件。之后,2006年Roblox公司发布同时兼容了虚拟世界、休闲游戏和用户自建内容的游戏Roblox;2009年瑞典Mojang Studios开发《我的世界》(Minecraft)这款游戏;2019年Facebook公司宣布Facebook Horizon成为社交VR世界;2020年借以太坊为平台,支持用户拥有和运营虚拟资产的Decentraland,都构成了“元宇宙”第三历史阶段的主要的历史节点。


“元宇宙”源于游戏,超越游戏,正在进入第三阶段的中后期:一方面,游戏为主体的“元宇宙”的基础设施和框架趋于成熟;另一方面,游戏与现实边界开始走向消融,创建者仅仅是最早的玩家,而不是所有者,规则由社区群众自主决定。


Roblox的CEO David Baszucki提出了“元宇宙”的八个基本特征:身份(Identity)、朋友(Friends)、沉浸感(Immersive)、低延迟(Low Friction)、多元化(Variety)、随地(Anywhere)、经济系统(Economy)和文明(Civility)。基于Baszucki的标准,“元宇宙”=创造+娱乐+展示+社交+交易,人们在“元宇宙”中可以实现深度体验。


“元宇宙”正在形成其特定的构造。Beamable公司创始人Jon Radoff也提出“元宇宙”构造的七个层面:体验(Experience)、发现(Discovery)、创作者经济(Creator Economy)、空间计算(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人机互动(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2020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以下典型事件触发了人们对“元宇宙”的期待。其一,虚拟演唱会:美国著名流行歌手Travis Scott在游戏《堡垒之夜》(Fortnite)中举办了一场虚拟演唱会,全球1230万游戏玩家成为虚拟演唱会观众。其二,虚拟教育:家长们在沙盘游戏《我的世界》和Roblox上为孩子们举办生日派对。其三,虚拟金融:CNBC报道“元宇宙”的地产浪潮,投资“元宇宙”资产基金的设立,全方位虚拟化“元宇宙”资产和财富模式正在形成。其四,学术活动虚拟化:全球顶级AI学术会议ACAI在《动物森友会》(Animal Crossing Society)上举行研讨会。其五,虚拟创作:Roblox影响了整个游戏生态,吸引的月活跃玩家超1亿人,创造了超过1800万个游戏体验。


如此下去,人们很快可以随时随地切换身份,穿梭于真实和虚拟世界,任意进入一个虚拟空间和时间节点所构成的“元宇宙”,在其中学习、工作、交友、购物、旅游。对于这样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生态,人们目前的想象力显然是不够的。


03.


2021年可以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元宇宙”呈现着超出想象的爆发力,其背后是相关“元宇宙”要素的“群聚效应”(critical mass),近似1995年互联网所经历的“群聚效应”。


要真正理解“元宇宙”,必须引入技术视角。在技术视角下,技术意义的“元宇宙”包括内容系统、区块链系统、显示系统、操作系统,最终展现为超越屏幕限制的3D界面,所代表的是继PC时代、移动时代之后的全息平台时代。


支持“元宇宙”的技术集群包括五个板块:其一,网络和算力技术——包括空间定位算法、虚拟场景拟合、实时网络传输、GPU服务器、边缘计算,降低成本和网络拥堵;其二,人工智能;其三,电子游戏技术——例如,支持游戏的程序代码和资源(图像、声音、动画)的游戏引擎;其四,显示技术——VR、AR、ER、MR,特别是XR,持续迭代升级,虚拟沉浸现实体验阶梯,不断深化的感知交互;其五,区块链技术——通过智能合约,去中心化的清结算平台和价值传递机制,保障价值归属与流转,实现经济系统运行的稳定、高效、透明和确定性。“元宇宙”是以“硬技术”为坚实基础的,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集成电路、通信组件、新型显示系统、混合现实设备、精密自由曲面光学系统、高像素高清晰摄像头。2021年,虚拟现实穿戴设备制造商Oculus的最新VR产品销量持续超预期,再次点燃了市场对于虚拟现实的想象。“元宇宙”形成的产业链将包括微纳加工,高端制造,高精度地图,光学制造(例如衍射波导镜片、微显示和芯片制造),以及相关的软件产业。最终,“元宇宙”的运行需要物理形态的能源。


04.


“元宇宙”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具象的“元宇宙”是以抽象的“元宇宙”为基础的。


抽象的“元宇宙”首先是数学意义的“元宇宙”。抽象代数很可能是研究“元宇宙”的数学工具。因为抽象代数基于“群、环、域”的概念,通过研究确定一个对象集合的性质以理解与解决另一个对象集合中的复杂关系问题,寻找可能存在它们之间的某种集合元素对应变换的等价性,符合“第一同构群定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存在对称和映射关系。如果R是现实世界的客体元素集合,R′是虚拟世界或元宇宙中的虚拟元素集合,进而R′是对现实世界R的缩小或压缩,即虚拟世界R′<现实世界R。所谓的“元宇宙”则是现实世界R+和虚拟世界R′之和。


简言之,抽象代数所建立的同态映射与同构模型,有助于理解“元宇宙”。


此外,还有一个被称为“自然转型”(natural transformation)的理论,属于“范畴理论”(category theory)分支,描述两个数学结构如何存在映射关系,也有助于从抽象数学层次理解“元宇宙”形成的深刻原理。


量子力学也有助于对于“元宇宙”的抽象性理解。在可以观测的宇宙,其大部分的组成来自占26.8%的暗物质和占68.3%的暗能量。不仅如此,物质99%的空间都是空的。唯有量子、粒子作为一个零维的点,可以穿过坚不可摧的墙,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当环境发生变化时,量子可以改变自身的状态。可见,量子力学与全息宇宙的理论存在极大的重合性。


整个宇宙可以被看作一个二维的结构,加上人类信息,构成三维世界模式。在新的模式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编码成量化的意识。或者说,人们的记忆主要依靠的是不同的意识时刻编码形成的信息。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的罗伯特·兰扎(Robert Lanza)教授指出:人们的意识创造了宇宙,而不是宇宙创造了人们的意识,时空是“意识工具”。没有意识,所有的物质都会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下。不仅如此,时间不是真的存在,空间也只是人们感知事物的一个概念。任何关于时间和连续性的看法实际上都是一种错觉。


经过量子力学所诠释的“元宇宙”,就是那些可以完美描述我们所有经历的一个又一个意识的“信息块”。在这样的意义上,“元宇宙”是全息的。


05.


面对正在形成,甚至很快进入“大爆炸”阶段的“元宇宙”,不得不回答“元宇宙”的主体是什么,即“元宇宙”的原住民是谁。


在“元宇宙”的早期,真实世界中的人们通过数字映射的方式获得虚拟身份,通过数字化,实现对传统人的生理存在、文化存在、心理和精神存在的虚拟化配置,进而成为“元宇宙”的第一代虚拟原住民。这些原住民具备现实人与虚拟人双重身份,拥有自我学习的能力,可以在“元宇宙”中互动和交流。若干年前上映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2049》展现了未来社会的“人类”构成:生物人、电子人、数字人、虚拟人、信息人,以及他们繁衍的拥有不同的性格、技能、知识、经验等天赋的后代。


可以肯定,未来的“元宇宙”居民势必多元化,只会比《银翼杀手2049》中的社会更为复杂,每个个体都不会只具有单一身份,而是具有复杂身份,生命也是从有限生命到无限生命。


如果说“元宇宙”的本质是“信息块”,那么,“信息视角下的生命”是什么?作为信息人、数字人、虚拟人,完全可以想象一个由信息构成的网络。


“元宇宙”的主体,生物人、电子人、数字人、虚拟人、信息人,最终都演变为有机体和无机体,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技术的结合,形成所谓的“后人类”。其实,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后人类”问题已经引发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发表《赛博格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一文,将后人类命名为“赛博格”,他们在未来世界将行走于生物体和机器之中,是虚拟和现实之间的新形态人类。


美国的未来学家雷蒙德·库茨魏尔(Ray Kurzweil)于1986年出版的《智能机器人的时代》(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进化概念分成了六个纪元:第一纪元,物理和化学;第二纪元,生物与 DNA;第三纪元,大脑;第四纪元,技术;第五纪元,智慧和技术的结合;第六纪元,宇宙的觉醒。在这个阶段,传统人类成为非生物人类,也就是半个机器人,升级成人类 3.0版本,宇宙面临奇点的最终命运。


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著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中指出:现代生物技术生产的最大危险在于它有可能修改乃至改变人类的本性,“人性终将被生物技术掏空,从而把我们引入后人类的历史时代”。


现在,现实人类和他们创造的虚拟人,正在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连接,成为开拓“元宇宙”边界的先驱者,并在虚拟新大陆上构建“后人类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左右出生的“Y”世代人群,对即时通信、网游、云计算具有天然的接受能力,更在意生活体验,是同时生活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第一代,带动了“YOLO(You Only Live Once)文化”的兴起。但是,2010年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则是人类历史上与生俱来与尖端科技互动,并将科学技术进步完全融入自己生活的第一代人,也将是“元宇宙”完全意义的“原住民”,已经开始参与“元宇宙”的构建,推动“元宇宙”向更高阶的维度发展。


也可以将“后人类社会”形成过程想象为生命形态从所谓的“碳基生命”向“硅基生命”过渡的过程。其间自始至终会存在两种演变:一种演变是生物学的、信息论的、技术的演变;另一种演变则是伦理、文化和社会层面的。这两种演变都同时充满期望和难以预期风险的前景。有一种说法:在未来,90%以上的人类活动,如科研、艺术、教学、开发、设计,都会在元宇宙中进行b。所以,如何评估“元宇宙”模式的风险,需要尽早提上日程。


06.


“元宇宙”时代的到来,不是未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因此,有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如何确定“元宇宙”价值取向、制度选择和秩序。在现实世界,当下的人类具有完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价值取向,还有不同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所以,“元宇宙”需要面对这些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如何避免简单复制现实世界的价值观?如何实现“元宇宙”的“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中要不要坚持自由、主权、正义、平等之类的原则?怎样确定“元宇宙”的秩序和运行规则?何以制定“元宇宙”宪章?简言之,如何确定支持“元宇宙”文明框架的体系?


第二,如何制定“元宇宙”内在的经济规则。在“元宇宙”中,不存在人类经历的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也不存在现实世界的传统产业结构。在“元宇宙”中,“观念经济”将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形态,金融货币的天然形式不可能再是贵金属,而是虚拟的社会货币。现在,处于早期阶段的“元宇宙”经济体系,可以移植和试验所有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包括各类数字货币,试验合作经济、共享经济和普惠金融,消除在现实世界难以改变的“贫富差距”。


第三,怎样避免“元宇宙”内在垄断。“元宇宙”具有避免被少数力量垄断的基因。Roblox的联合创始人Neil Rimer提出:Metaverse的能量将来自用户,而不是公司。任何单独一家公司是不可能建立“元宇宙”的,而是要依靠来自各方的集合力量。Epic公司CEO蒂姆·斯威尼(Tim Sweeney)也强调:“元宇宙”另一个关键要素在于,它并非出自哪一家行业巨头之手,而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共同创作的结晶。每个人都通过内容创作、编程和游戏设计为“元宇宙”做出自己的贡献,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元宇宙”增加价值。2020年,国内流行过一种“全真互联网”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忽视了互联网与区块链结合的趋势,以及Web 3.0的非中心化的特征。“全真互联网”让人们想到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所描写的江湖世界中的那个“全真派”。


第四,如何预防“元宇宙”的霸权主义和“元宇宙”之间的冲突。在未来,“元宇宙”并不是“一个”宇宙,新的“元宇宙”会不断涌现,形成多元化的“元宇宙”体系,如同“太阳系”和“银河系”。不仅如此,“元宇宙”是开放的,任何一个“元宇宙”的居民都可以同时生活在不同的“元宇宙”中。“元宇宙”也存在进化,在这样的场景下,需要建立“元宇宙”之间和谐共存的规则,消除人类曾经构想的“星球大战”的任何可能性。


第五,如何维系现实世界和“元宇宙”之间的正面互动关系。可以预见,因为“元宇宙”,人可以同时栖息在真实与虚拟世界中,导致人的神经感知延伸,意识扩展。“元宇宙”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与现实世界互动,实现两个世界从理念、技术到文化层面的互补和平衡,形成新的文明生态。在“元宇宙”早期阶段,两个世界的互动关系还是通过现实人类不断改变存在身份,以及虚拟机和预言机作为技术性媒介实现的。如果人类和他们的虚拟生命在“元宇宙”的社会活动和生活方式中获得更多的幸福,将这样的感受和体验带回到现实世界,有利于现实世界向善改变,有助于深刻认知“人类共同体”理念。


第六,如何协调资本、政府和民众参与创建“元宇宙”。创建“元宇宙”,政府、资本和民众都有各自的功能。在早期,政府的作用相当重要。2021年5月18日,韩国宣布建立一个由当地公司组成的“元宇宙联盟”,其目标是建立统一的国家级VR和AR的增强现实平台,理清虚拟环境的道德和法律规范,确保元宇宙“不是一个被单一大公司垄断的空间”,将虚拟服务作为一个新的公共品。韩国的“元宇宙联盟”构想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对上述问题的考量,其实都没有彻底摆脱和超越作为当下“人类”的思考模式。如果是“元宇宙”的全新思考范式,就应该相信,“元宇宙”一旦形成,就会有自己的生命力,以及自我调整和演变的内在动力。


07.


人类在关注和参与“元宇宙”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生命概念、时空概念、能量概念、族群概念、经济概念和价值观念都会被改变和颠覆,触及哲学,甚至伦理学。


因为“元宇宙”,导致人们重新思考基本的哲学概念:先验知识、存在和存在主义、经验主义、二元论、语言本质、超现实社会、单向度,进而影响对以下哲学家所提出的哲学思辨的认知。


第一,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的“二元论”。笛卡儿认为,心灵和身体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而提出是否存在支配两者的普遍法则的问题。在“元宇宙”世界,心灵和身体发生重合,完全实现了“我思故我在”。只有在认识论(epistemology)的意义上,世界才是依赖主体的,或者说是主体建构了世界的性质。


第二,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与“虚无”的关系。萨特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通过“存在与虚无”的二元性代替了“物与人”的二元性,进而提出人被虚无所包围,虚无即是人的真实存在,人终究被非存在所制约。所以,人就是虚无,并且是一切虚无之源。在“元宇宙”的本质,实现了存在和虚无的真实“关联”和“统一”。


第三,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我应该是什么”。根据福柯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在18世纪末以前,并不存在人。“人”是新近的产物,是现代认识型的产物。因此,在《词与物》一书的最后一页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于是,“人之死”(death of men)就不可避免。福柯的后现代理论对现代体制的质疑,为虚拟空间和“元宇宙”造就替代传统人类的“新人类”提供了合法性缘由。


第四,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就是世界。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并不是一个表达世界观的工具,语言本身就是世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理念则是:语言就是游戏,也是一种生活形式。“元宇宙”的语言系统不同于传统人类自然语言,而是计算机程序语言,以及代码转化的文本、声音、图像、视频,以及其他符号形式,进而构成新的文明规则。所以,其中的活动与游戏,以及语言游戏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边界。如果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看到“元宇宙”的语言深层结构,他们会重新定义语言与人类社会活动的关系。


第五,博德里亚尔(Jean Baudrillard)的“大众化的虚无世界”。博德里亚尔在他的《在沉默的大多数的阴影下》(À l’ombre des majorités silencieuses)中,表现出对当代社会的敏锐观察:旧的阶级结构瓦解,传统社会秩序的所有支点都不可避免地“中性化”,进入了所谓的大众化的虚无世界,或者虚无状态,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不得不承认,“元宇宙”就是现代社会走向虚无趋势的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显现。


结束本文的时候,要对中国历史上的哲人充满崇敬之心。南宋哲学家陆九渊(1139—1193)在延续自战国时代关于“宇宙”的诠释,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确认了“心学”的内核。之后的明朝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将“心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当今,要认知“元宇宙”的真谛,需要参透陆九渊和王阳明深邃的思想。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1】

李光耀:我相信人性本恶!

罗卫国:2021年10月15日编辑、母亲去北京、天气转冷,我从重庆刚回来。


一、人性本恶


我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能令人沮丧,但我仍然这样认为。


我们已经征服了太空,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绪,这些本能和情绪对于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时代却没有必要。


虽然儒家思想认为人性可以改良,但我一向认为人类就像动物一样,我不确定能否改良,但我认为可以进行训练,可以进行管教……你可以让一个习惯使用左手的人用右手写字,但你无法真正地改变其与生俱来的本能。


人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或者说应该是平等的……但这种想法现实吗?如果不现实,那么追求平等就会导致倒退。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两个事物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同样小的事物,也没有同样大的事物。事物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即便对于非常相似的双胞胎而言,出生时也有先后之分,先来者优先于后到者。人类是这样,部落是这样,国家也是如此。


人类不是平等的,他们处于极其激烈的竞争中。苏联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试图把利益均等化,这样一来,没有人会努力工作,但每个人都不想比别人得到的少。


我一开始也认为人是平等的……现在我知道这是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人类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绝,独立谋求发展,种族、民族、气候、土壤条件都不尽相同……这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东西,我自己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切。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在1000个新生儿中肯定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接近于天才,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是普通人,也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有点儿愚笨……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


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中表达的观点非常明确,而且具有权威性,与我长期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但他的书没有说明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不明智之处,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些伟人往往认为人类大脑可以设计出一种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比“历史演进”或“经济达尔文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带来的“社会正义”还要多。


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世界的多样化特征太明显了,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各国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全球化的世界,各个社会因卫星、电视、互联网及便捷的旅行条件相联,因此各个社会就会相互影响。


在某个发展阶段,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最好地满足一个民族的需求,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


二、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也许按照欧洲的标准,我是一个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人。


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倡导机会均等,努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还有一定的悲悯之心,希望失败的人不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想让制度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但同时考虑到那些现状不佳的人,因为他们的自然条件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多的资源,或者他们本身缺乏努力奋斗的条件……


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这意味着不要做邪恶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顺父母,忠于妻子,好好抚养孩子,善待朋友,这样他就是忠于皇帝的好公民……


儒家内在的哲学观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美国文化的主要差别所在,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在外出旅行和访问期间,我会注意观察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会思考为什么它们运作得好……人的思想不只来自阅读,你可以从书本中获取,但如果你不把书本知识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书本知识就无用武之地。我自己经常会把读到的东西同自身情况结合起来……


同博学多才的人展开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一定不要忽略,我认为这比单纯孜孜不倦地阅读文献强得多。因为通过短暂的交流,你就能萃取对方的知识和对方的思想精华。


新加坡的模式是无法轻易复制的,我认为这是我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三、性格、经历和思想


我的思想源自于我的性格……还有我的一些生活经历。当你的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时,你就会遇到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出乎意料的情况。我的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日本军队没有在1942年发动侵略,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或许会再持续1000年,但事实上在1942年就终结了。我从来没想过日本人会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还用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们,包括我本人也遭受过日本人的虐待……


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我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日本人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却没有。


当时大英帝国快要走到尽头,在技术、商业和知识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已经没有必要使用残暴的武力了。他们只是在1868年动用印度的犯人劳工们在山上修建了这座巨大的政府办公楼,以此统治人民……我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还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先是英国人在这里,他们是固有的、完全意义上的主人,而之后日本人来了,我们一直奚落日本人是矮胖、短视和斜眼。


当我和在内阁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同事们回首早年治理新加坡的忙碌岁月时,我们都意识到充满磨难的学生时代使我们受益良多。我们遇到了街头恶霸,如果我们没有体验过这种磨难,那么我们就会被打倒。如果我们从未感受过忧患,就像一条狗被圈养在篱笆后面的小屋里那样安全无忧,那么当我们身处危险重重的车流中就会被碾压而亡……


我们的孩子没有经历过那种残暴侵略下的艰难岁月,较年轻的一代部长们也没有过这些经历。激烈的斗争造就了老一辈的部长们,我们中间那些身体虚弱、行动缓慢或者容易紧张的人就成为早期的牺牲品。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就是在达尔文所谓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我们都有强烈的生存本能。


自1973年以来,我学到了什么呢?我学到了一些关于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更加基本的、永恒的道理,学到了如何让人类和人类社会实现更好的发展,学到了倒退和崩溃的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我意识到了一个文明社会是何等脆弱……我还明白了个人成就的重要意义。


在50多岁、将近60岁时,我意识到,同知识、道德和精神上的满足相比,尘世的一切荣耀与成功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切感官上的愉悦和快乐都是短暂的……我不禁开始怀疑我所拥有的东西中有多少是先天决定的,又有多少是后天培养的。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艰难抗争的考验,我会与现在的自己有所不同吗?


作出了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抉择,经历了一次次重大的危机,我的眼光、雄心和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相信这种变化将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所谓的“硬件”(即我的身体、精神和情绪)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我的“软件”(也就是我对上帝、荣耀或金钱的看法)已经受到了人生阅历的深刻影响。


换句话说,无论“硬件”(由先天决定)多么好,没有“软件”(靠后天培养),“硬件”也不会有多大的用武之地。


四、严峻的考验是成绩,而不是承诺


逻辑与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检验。


严峻的考验是成绩,而不是承诺。数百万无依无靠的亚洲人不关心也不想知道什么理论,他们只想过好一点儿的日子,他们想要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就必须找到实际的办法,解决增长与发展问题,而不是寻找这种或那种理论。这也符合理智的要求。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


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如果我面对一个困难、一个重大问题或者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事情,而初步解决方案行不通,那么我就会先看看是否存在备选方案。我会选择一个成功概率比较大的方案,但如果它以失败告终,我还有其他方案,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如果一个方案行得通,我们就实施,这样才有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


面对一个理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它可行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当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之一就是跨国公司压榨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会把一个国家压榨干净……我认为,既然廉价劳动力闲置,那么如果跨国公司想利用,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可以从跨国公司那里学习先进经验,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永远都学不到这些……发展经济学派认为这是压榨,而我们的经历就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我们只是脚踏实地,绝非故意给高深的理论原则挑刺。


我认为,一个理论不会因为听起来悦耳或者看起来符合逻辑就一定具有现实可行性。一个理论最终还是要放到生活中检验,也就是要看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什么,要看能给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带来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制度不一定是理想的或者适用的。我注意到英国人一直在试图模仿美国人……盲目效仿美国制度的人认为,只要美国官员开始披露秘密,那么这种行为就应该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行为表明你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有任何部长或法庭压制真相,你就有义务将其捅给反对派。


这种想法是否合理呢?这还是新事物,还没有得到实践证明。如果你损害了社会基础,就会给下一代或者更下一代人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有两种制度摆在你面前,一种是得到实践检验的,另一种是尚未被检验的,而我又是保守派,我肯定会选择前者,至于后者是否可行,为什么不留给其他人、让他们证明呢?


如果一种制度能推动科技事业大繁荣、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因为害怕引起争议而放弃这种制度,那就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最终的证据是它能给社会带来什么。


五、我崇拜的领导人


戴高乐、邓小平、温斯顿·丘吉尔。


崇拜戴高乐是因为他有巨大的魄力。他的国家被占领了,他是个一星的将军,而且他代表法国……当英国人、美国人收复北非时,他前往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尔,他在那里看到一位四星的法国将军。于是戴高乐说:“吉罗,你是一位法国将军,为什么还要让外面的美国士兵保护你?”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他有勇气、有魄力。


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


我崇拜丘吉尔是因为当时换成其他人可能就放弃了,但他说:“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田野里、在街巷里作战,我们永不投降。”在自己的军队吃了败仗的情况下能说出这种绝不向德国人投降的话是需要巨大意志力、勇气和决心的。


如果你问美国人他们崇拜谁,他们会说罗斯福。但罗斯福手中掌握着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


六、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首先,我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至成功。没有别的了……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


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从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所以我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要负责让国家正常运转……


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罗高素质的下届政府人选。


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我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要盖棺定论,到那时你们再评价我。在闭眼之前,我可能还会做些这样的事情。








每天读一卷书【星期三晚上、听亮点之声】每周看三万字

2021年11月22日12:35分罗卫国整理于湖北荆州松滋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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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0】

魏杰:中国即将发生第3次造富运动

2021-09-26


01


体制造富、产业造富之后,


技术造富时代即将到来


技术创新不行是中国目前的最大短板。华为是很好的企业,结果美国一搅,供应链就出问题。为什么?技术不行。


中国过去的四大发明都是经验,没有人解释问题。像火药,我们只发现能够燃烧,而西方发现了炸药的化学分子式、物理分子式。我们知道指南针能把自己领回家,但不知道为什么。地球万有引力公式,是西方人发现的。


近现代的五大技术(家电、汽车、高铁、飞机、信息)我们都不是原创国。这可能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系,最主要的是研究人和人的关系,宫廷剧一个比一个精彩,不太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的科学技术一直不行。


中美贸易摩擦让我们沉痛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一定要想办法尽快补短板,加快技术创新。


未来,怎么能够做好技术创新?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解决技术创新的资金问题。技术创新是烧钱行为。美国之所以是技术创新大国,是因为它有大量资金支持。美国的很多人离开世界后,他们的钱就变成公益性基金,大量投入了创新领域。公益基金不是慈善基金,他们觉得把钱给穷人,还不如用创造技术来拯救社会。


99%技术创新都是失败的,我们的许多留学生不回国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找不到研究基金。资金投资是今年要解决的问题,最近有两件事已经开始做了:


一是加大政府的资金投资,今年的技术投资应该在1万多亿,是多年来最大的一年。


二是6月13号放开科创板,吸纳社会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


这两件事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社会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


第二件事是建成现代化实验室,构造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没有庞大的实验室经济体系,是不可能搞经济创新的,经济创新都在实验室里完成的。


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实验经济国,从1900年到现在,75%的诺尔贝奖在美国产生,因为它有庞大的物质基础。现在美国对我们全面封锁、彻底封杀,留学生根本不能进入美国核心实验室。怎么办?只有自己干才行。


要注意,一些名词的提法变化很快,过去叫开发区,后来叫产业园,现在是科学城。科学城的核心是现代化的实验室,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现在,北京搞三大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中关村科技城);粤港澳大湾区批准文件提出建立世界一流的华南技术创新中心;杭州成立西湖大学,只招三个专业: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生命生物工程,从招博士开始,博士做论文就在现代化实验室完成。还有浙江大学实验室、阿里巴巴实验室等等。


未来几年内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是推动科学城体系的形成,为企业提供现代化的实验室体系,完成技术创新。


第三件事是调动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做知识产权制度的调整。【中国亮点研究院院长罗卫国2021年9月编辑】过去大型知识产权都是国家或者某个机构的。这次全面修改法律体系,个人可以拥有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收益,他们可以持有股权。


在这个制度的推动下,中国将产生第三次造富行动。


中国的造富分了几个阶段:


阶段一,体制造富。体制内、体制外差异很大,有些体制内的人胆子大,冲到体制外,获得了财富。


阶段二,产业造富,主要是房地产和信息产业。我们国家的富翁基本都产生在2010年以前,2010年后就停止造富了,因为产业已经饱和。


阶段三,技术造富,拥有技术知识产权的人将变成富翁。所以我说中国进入第三次技术造富。我估计要不了三、五年会爆发一批因为技术而产生的富翁。


最近我去调研,有一个实验室凌晨2点还没关灯,在继续干活。这个制度调整让个人能获得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收益,极大地调动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个对未来技术创新有巨大的意义。


我最近查了一下,可能在短期内会有十多项技术类有所突破,产生一大批新富翁。


过去技术不好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升级有问题,而现在要全面调整。这三件事情如果持之以恒做的话,中国的这种短板会很快得以弥补,未来10年内中国技术创新一定会有所改观,逐渐摆脱西方对我们的抑制。


02


再过十年,


人们会看到“一带一路”的价值


第三件事儿,就是构建新的贸易和投资体系,主要表现为要经营好“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是六年前提出来的,当时预计到可能中美之间会出现问题,因为世界上历来老大和老二一定会闹矛盾、有摩擦,老大要遏制老二的崛起。现在再看,还真是看准了。


那时想美国一旦不要中国产品、不要中国投资怎么办?中国要找新的贸易体系和投资体系,于是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这个提法,提出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包括三大洲两大洋,三大洲是亚洲、欧洲、非洲,两大洋是太平洋、印度洋。注意,“一带一路”没有包括大西洋,也没有包括北美,避免和美国直接产生冲突。“一带一路”涉及75%以上的世界GDP总量、85%左右的人口总量。


“一带一路”成了我们现在要做好的一件重要事情。这件事做好的话,在和美国博弈的过程中,中国将有非常大的话语权。


经营好“一带一路”,主要做三件事:


第一,经营服务。中国的产品要(走)出去,企业要(走)出去,经营服务必须得跟上,成立了亚投行。以亚投行为突破点,构建一个发达的经营服务体系。丝路基金也是为这而设的。


第二,基础设施服务。基础设施中的互联互通,最近又增加了两通:电通和网通。我们正在干一件事,用特高压输变电体系把电送到五千公里以外,速度最快、时间最短。像现在的泛亚高铁,从昆明可以直接到雅加达;欧亚高铁的俄罗斯段已经开建了;还在构建空中走廊等等。


总之,我们在构建一个发达的基础设施体系,这样中国的产品、资本才能走出去。


第三,法律服务。我们一直建议成立“一带一路”法院,构建中国庞大的国际律师团队。“一带一路”难免会遇到法律问题,要做好法律服务,为中国的企业服务。


“一带一路”不仅让中国的大企业,而且有大量中小企业也开始走出去了;现在中国人基本是一个群体出去。


像摩洛哥没有任何工业,好多产业在我们国内是过剩的,在那里不过剩。中国中小企业过去就是钱(商机)。据我观察,去摩洛哥的企业家来自福建的比较多,老挝以湖南人为主,可能与朋友介绍有关系。


我建议企业家可以去“一带一路”看看,到处都是机会。


不要小看“一带一路”。再过十年,大家的认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用六年时间消化了中国的6万多亿美金的产品,而这才刚刚开始。未来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可能可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现在效果逐渐出来了,我们对东盟、欧盟、日本的出口额分别占总出口的15%、17%、13%左右,这三个加起来接近50%。


我估计亚洲2050年(市场)基本就饱和了,2050年以后整个经济增长重心将在非洲,未来会有很大的吸纳力。中国提前布局非洲是正确的。


未来的摩擦还会产生,中国人要改变一些观念。


去年调研,我发现好多摩擦是中国人在当地大量买房子、买地引起的,让当地人很头痛。斯里兰卡的第一个直航是从成都开始的,成都人率先过去,有钱以后就买山,而且一买就是一座山,还挂个国旗。斯里兰卡曾是个殖民国家,很害怕别人再殖民它,于是通过一个法律,不准把地卖给中国人。不是这个国家不友好,是害怕。


像澳大利亚为什么现在和我们的关系这么僵,他们也很害怕中国人大量买地,移民投资太大,一个企业家在澳大利亚买了江苏省这么大的地盘。


03


中美贸易摩擦是目前宏观上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可能较长时期都会存在。但是中国和美国绝不打冷战。


中国还要崛起,我们要做好这三件事:一是强化自己的优势,二是补短板,三是构建新的贸易和投资体系。


如果能做好这三件事,未来中国还会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9】

明叔杂谈:孟晚舟案给我们留下的10点思考

罗卫国批注:2021年9月25日晚10点,孟晚舟从加拿大座中国政府的专家绕道北极回深圳。


2021年9月24日晚,有朋友告诉我,可以关注一下孟晚舟案的最新进展。


25日凌晨,美国各大媒体全部报道了一个“重磅消息”:孟晚舟与美国检方达成延迟起诉协议。


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是:


——孟晚舟否认“有罪”,但默认存在“不当行为”;

——美国司法部放弃从加拿大引渡孟晚舟。


根据这一协议,孟晚舟可以立即结束在加拿大此前的“保释状态”,获得人身自由,可以随时回国。


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强调,针对华为的其他指控仍在进行当中。


从2018年12月至今,加拿大司法机构应美国要求,“扣留”孟晚舟已经超过1000天。围绕孟晚舟案,华为从企业角度,参与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国际诉讼,中国、美国和加拿大围绕此案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外交斗争,三国民众、媒体对此案保持了持续的关注。


孟晚舟案至此已经画上了句号,根据延迟起诉协议,不出意外,美国检方将在2022年12月1日正式取消对孟晚舟的指控。


但美国检方同时表示,对华为其他指控仍在走法律程序。


围绕孟晚舟案1000多天的各方博弈,现在终于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此案留给了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


1)如何看待孟晚舟案的后续?


虽然孟晚舟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必须清楚的是,美国围绕华为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打压不会就此停止,美国纠集盟友对中国的打压、遏制和围堵不会就此停止,美国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污蔑和攻击不会就此停止。


未来,中国的发展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中美博弈道阻且长,这是一场持久战。


这是我们必须有的基本认识。


2)如何评价孟晚舟的结果?


孟晚舟与美国检方达成延迟起诉协议,应该说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对于孟晚舟和华为公司来说,坚持了孟晚舟是清白的这一基本立场。


对于中国来说,坚持了美国和加拿大打着司法的幌子,违反国际准则,对中国公民进行任意拘禁的基本立场。


对于美国来说,通过司法部发布的冗长声明,暗示孟晚舟承认自己有一定的过错,力图洗白美国发动此案背后的政治动机和阴谋色彩。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这个结果应该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3)孟晚舟和华为公司最应该感谢的人是谁?


毫无疑问,是坚定捍卫中国公民合法权益、敢于跟美国霸权坚持斗争的中国政府,以及千千万万高度关注此事的中国民众。


孟晚舟案自始至终就是一起“政治案件”,美国和加拿大无论用什么样的司法遮羞布,都掩盖不了这一基本事实。


对于这样的“政治案件”,司法交锋只是明面上的斗争,在表面之下,是一场全世界瞩目的外交斗争、政治斗争和舆论斗争。


中国外交部、相关驻外使领馆,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团队,为了孟晚舟案,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他们的背后,是一个站起来的强大中国。


孟晚舟案,是外交为民、外交捍卫国家利益的最新写照。


孟晚舟能回到国内,是因为她背后的国家叫中国。


4)华为做对了什么?


在孟晚舟案前后1000多天时间内,明面上的司法战和明面下的外交战、舆论战在持续进行当中,华为在将外交战、舆论战交给国家的同时,自身从企业角度出发,坚持走司法程序,坚持用美国和加拿大社会都听得懂的语言进行沟通,没有诉诸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种理性、务实和充满智慧的选择。


5)孟晚舟案对中国跨国企业的启示是什么?


相信此案对华为的冲击非常大。


曾几何时,华为一直强调“在商言商”,但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不管华为曾经给自己如何定位,但在美国人的眼中,华为就是中国高科技的代名词,美国要打压、遏制、围堵中国,就必然会打压华为。


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下,“商业即政治”。


时至今日,美国仍在全球各地污蔑华为、污蔑中国,强迫其他国家不要采用华为的5G网络,这是美国打压、围堵、遏制中国的一部分,也是美国维护其自身霸权的一部分。


对于所有中国跨国企业来说,不要幻想可以通过撇清自己跟中国的关系,去换取美国的“高抬贵手”,这是不可能的。


所有中国跨国企业都要有勇气、有智慧对全世界说清楚:“是的,我们是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但我们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经营都会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我们不会损害任何我们客户的利益。”


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依然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企业,我们要做的不是证明我们不是一家中国企业、更不应该急于撇清跟中国的关系,而是要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我们是遵纪守法的企业,美国等西方国家违背自己宣称的市场原则,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手段处理市场经济问题,这才是可耻的。


6)孟晚舟案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


在孟晚舟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企业和中国国家的利益应该是高度一致的。


当中国企业在国际社会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中国需要用国家的力量捍卫它们的合法权益,这在本质上,是捍卫中国人民的利益,更是在捍卫中国的国家尊严。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一定要跟国家同心同德,保持沟通与信任。企业可以没有国界,但企业家都有国籍。中国企业要用好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用中国的国家品牌为企业品牌背书,更要用良好的企业品牌为中国国家品牌贡献力量。


中国需要在一次又一次的“孟晚舟案”中,确立起美国等西方国家跟中国企业打交道的规则,“中国企业”这个标签不是原罪,而是一种强大的资产。【中国亮点研究院院长罗卫国2021年9月编辑】任何国家如果因为“中国企业”这个标签对中国的企业和公民进行野蛮打压,中国都会做出合理、合法的反应,都会让一意孤行的国家、个人和机构付出应有的代价。


7)美国为何放弃引渡孟晚舟?


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悍然教唆加拿大扣留孟晚舟,还是拜登政府此时放弃引渡孟晚舟,都是美国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为了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做出的选择,美国的政客和司法系统,其本质没有任何变化。


美国放弃引渡孟晚舟,至少出于以下三种考虑:


第一,孟晚舟案的司法理由确实不够充分;


第二,特朗普政府当年发起孟晚舟案时幻想以此打击华为、打击中国高科技行业,这个目标已经流产。华为是一个强大的组织,不管有没有孟晚舟,华为都可以持续、稳定地经营。不管华为今天面临多大的困难,但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中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步伐;


第三,拜登政府希望了结孟晚舟案,释放一定的善意,给接下来中美各层级战略、经贸磋商创造条件。


对于中国来说,拜登政府了结孟晚舟案,这本来就是他们应该做的,这是纠正错误,不是给中国“恩惠”。美国和加拿大释放孟晚舟,是扫清中美、中加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障碍,这不构成中美博弈中美国的重大让步,这一点必须让拜登政府清楚。


8)中加关系将如何发展?


孟晚舟案,可以说是加拿大政府近年来犯下的最严重国际外交错误。


加拿大明显高估了美国政府的诚信,也低估了中国政府捍卫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决心。


美国实际上对很多国家都提出“截留”华为高管的请求,只有加拿大将此事等闲视之,顺从了美国的要求,这是加拿大、美国同属昂格鲁-撒克逊核心种族同盟的结果,也是加拿大在外交上犯了幼稚病的结果。


对于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的事情,本质上跟孟晚舟案没有直接联系。


国际政治从来都是非常复杂的,希望加拿大通过此事弄清楚,任何时候,加拿大如果跟随美国损害中国企业、中国公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今天的中国都有足够的手段和资源,对加拿大带来实质性的报复和伤害。


中加关系将如何发展,关键看加拿大的态度。如果加拿大继续跟随美国,攻击、污蔑中国,参与打压、遏制、围堵中国,中国不会坐视不管,中加关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如果加拿大愿意保持一定的战略自主权,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中国也不会故意要跟加拿大为敌。


9)如何看待华为?


华为目前面临非常大的困难,这是事实。美国在芯片领域对华为的重重封锁,对华为的手机业务,甚至是5G业务,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国内对于华为的支持和热爱,可以理解,但更应该做的事情,是保持理性。


现在很多营销号,动辄高喊“厉害了,我的华为”,制造了很多虚假信息,这是要不得的。


对华为最好的态度就是,让华为去干它自己应该干的事情。如果中美通过全面的磋商,解除或部分解除对华为的封锁,那是好事。如果美国继续全面封锁华为,那也没什么,从长远看,所有的事情都会是好事情。美国对华为的封锁,已经坚定了中国在核心零部件和原材料方面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决心。从过往的历史看,中国科技和产业中最薄弱的环节,只要下定决心,早晚都是可以解决的,从汽车发动机,到航空发动机,都是如此,芯片产业同样如此。


具体来说,28nm制程的芯片,可能这一两年就能解决,但挑战是规模和产量。至于14nm、7nm甚至更先进的芯片,至少还需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


现阶段,任何自媒体宣称华为和中国已经解决芯片难题,都是在胡说八道。


另外,当前的硅基芯片制程已经接近物理极限,或许在下一代芯片架构、设计、材料和制程上,中国能做出一些由点到面的突破。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10)如何看待中美博弈?


我们对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要过于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也不要忽喜忽悲。孟晚舟回国是好事,但也仅此而已,中美博弈、中美斗争,依然道阻且长。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来一场认知革命,打破国内各种崇美、畏美、恐美的思想,要敢于斗争,坚持斗争。美国的制度神话已经破灭,美国是否在走向不可逆转的霸权衰退,全世界人民都看在眼里。特别是,我们要清楚,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不是中国要给美国下绊子、使黑招,相反自始至终都是美国在打压、围堵和遏制中国,我们是正义的一方。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我们最大的理就在于,14亿中国人追求发展、追求过更好日子的梦想,是完全正当的,是完全合理的,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美国这个国家有其独特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它不太懂得“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等中国的传统理念,它更听得懂的语言是“实力”和“利益”。中国要突破美国的打压、围堵和封锁,永远不可能靠讲道理,关键还是要靠基于实力的利益博弈。


那就让我们踏踏实实办好自己的事情,让中国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跟美国来一场持久的较量吧。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8】

我喜欢狼性企业家的几大特质

徐新

2021年9月22日主编,希望企业家精读


我做投资这些年来,从企业家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之前有记者问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都不觉得累?我想说,自己每天都是踏着舞步去上班的,每天都在学习在进步,我很多东西也是从企业家那儿学来的,我很尊重企业家。

1、狼性企业家,拥有这几点特质

我非常看重狼性企业家,他们身上通常具备这样几点特质:

第一,嗅觉灵敏,有洞察力。

有些人确实能够先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先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第二,学习能力强。

8年前的刘强东和现在的刘强东完全不同,他进步太多了,现在我们都要向他学。

现在,京东做物流,他要管一大帮司机、搬运工,十个司机九个偷,那么难管,他也能管得很好,学习能力超强。

你看亚马逊的贝佐斯,年龄也不小52岁了,天天都在学习进步:他带了一个小分队研究线下店,向Costco学习推出会员Prime(亚马逊的Prime服务计划是一项方便注册会员购物的增值计划),解决了长期不盈利的问题。

阿里巴巴上市路演时来了一个神秘的人,坐在下面拿个小本儿使劲记,回去就开始做服装,那个人就是贝佐斯。

第三,领导力强。

能够吸引一帮牛人跟你一起干,带人打胜仗那种感觉也很重要的。很多公司规模到了100人,就管理不下去,创业者反倒成了瓶颈。

考察这一点时,我喜欢观察他的副手,如果副手能力很强,而且跟随他很多年,说明这个人的领导力不错。


2、一个企业家成大气,要有某种东西支撑着他

成功者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延迟满足,过去我见过很多既聪明又能干的人,但他们对自己却没有更高的要求。有的人不满足,到了一定的时间就有更高的自我要求。

在我看来企业家最大的压力就是,所有的问题到你这里都要有答案(罗卫国批注:到顾问这里都有答案),其实有时候你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可你还要硬着头皮给员工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企业家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也是我最尊敬的人。

在美国硅谷,100万个创业想法里,只有6个能成功上市。

根据我的经验,不少人选择创业,可能是一时冲动,可能想赚钱改善生活。但成功的人,往往都非常热爱他的事业,一心想把事业做大。如果创业者很难坚持,那么就难以感染团队。

一个企业家成大气要有某种东西支撑着他,我觉得支撑他的东西不应该是钱,因为赚钱的方法很多,如果没有对这个事业的热爱、没有这个理想就很难做到那一步的,他可能干别的去了。

而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和这样一群有梦想的企业家打交道,所以至今我都非常开心。


3、投资的三类人

做了多年投资后,总结我的投资对象,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人:

第一类是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出来创业,有很明显的优点和缺点,他在大公司受过训练,靠系统管理建立起了企业文化,这类人的专业性比较强,这是他们的优点。

这类人的不足之处,首先不管他们叫什么CXO了,之前更多的还是一个执行者,不是一个战略者。因为战略都是总部定好了,他们是走格子的人,不是划格子的人,格子划好了按照走就可以了,主要的工作基本上是销售加管理。

对于大公司出来的总裁,不要投资他的第一次创业,让他先交学费,如果学费交完了他还想创业,就说明这人有企业家的血液在流动,就可以投了。

第二类是海归派,这类人肯定是比较聪明的人。但是他们管理的经验比较少,中国的海归派平均20-30岁,他们管人和管企业的经验是比较有限的。他们在融资上会有些优势。

第三类是本土企业家,我们还是比较喜欢本土企业家的。

首先,他们量很多。之前有一个数据统计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一共有2900万户;

第二,他们有杀手的直觉,低成本运作已经变成了公司的文化,生命力非常强大;

第三,这些企业家都很善于学习。不足的地方,他们对董事会可能不太懂,老板容易一言堂。


这三类人都有长有短,但我们都会投,而且都有成功的经验。

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不愿意承担:

第一,市场有风险。如果这个行业根本没有需求,不愿意承担;

第二,有需求,但是生意模式不行,做不大或者是有很多需求,人家不肯花钱买你的,不愿意承担;

第三,对人的风险,如果这个人的品德有问题我们一般是不投的。

4、投资理念

我们投资理念有三条,第一投行业,第二投企业家,第三帮助这个企业家打造第一品牌。

行业是第一位的,行业选对了非常重要。我从来不会乱撒胡椒面,只赌赛道,不赌赛手。

很多人会说我们只是看人,行业不重要,我们不太认同这个理念,我们不希望投资一个大家都亏钱的行业,就这一家企业一枝独秀,那风险是很大的。

行业选对了,以后你这个团队有时稍微差一点或者执行力稍微差一点都没有关系,生意模式本身会赋予你很好的门槛、赋予你很好的成长速度,至于后面的执行都是可以学习的,所以一开始要选好一个行业

因为我们经常是跨行业投的,最大的感慨是,我们经常看到一群很能干的人,用着不怎么样的生意模式,一干就是十几年也干不出来,我们就想这些人要干别的行业早就成功了。

在这三点当中最难判断的就是企业家,在中国一旦你选错了企业家,这笔投资就很难成功,所以对企业家的判断是影响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企业家的判断实际上是一门艺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要多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我和他们的核心团队,地区的老大谈一谈,和他们的客户也谈一谈,同样的问题你问过20个人,基本上也能帮助你更好地判断了。

再一个我们也看他的团队怎么样,能干的企业家团队也比较能干,而且是跟他很多年的,这也是我们判断企业家的一个标准。

过去,我做投资有几次说不出来的感觉,不是特别的信赖,没有投都证明是对的。

其实投资这行,成功都是靠你的判断力,靠眼光赚钱的,所以判断力要非常强。

还有一个谈判能力很重要,你能谈一个好价钱,再好的公司你买贵了也是很亏钱的,所以谈判能力也很重要。

我们希望企业家是黑马,能够冲到前面去,打造第一品牌是我们最想帮他做的事情。

这些年我有两个相信: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复合增长的力量。伟大的公司本来就是不多的。

如果你运气够好,又非常努力,正好撞到几个伟大的公司,那么,你真的要长期持有,在它身上赚很多很多的钱。不是每个公司都是伟大的,但是有几个是伟大的就够了。

5、完成一笔投资后,帮着企业家做三件事情

当我们完成一笔投资后,我们会帮着企业家做三件事情:

1.建立绩效考核

有无绩效考核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之前是中华英才网的董事长,在我们成长速度30%的时候,爬不上去了。

后来我们做了几件事,就是绩效考核,【中国亮点研究院院长罗卫国2021年9月编辑】每个人都考核,我们成长的速度从30%到了100%,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2.建立核心文化

如今,我们发现企业找一个能人工资都不便宜,这个能人来了之后如果比总经理工资都高,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改变企业文化。

原来这个企业是艰苦奋斗型的,等钱一到,大家都涨工资,那肯定不行。那如果只是能人一个人工资高,别人工资都低,他也会感到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后来在不想改变一家公司艰苦奋斗的文化的前提下,只能说我们投资人来给企业所需要招的能人发一半的工资,先发1-2年,等到公司规模大了之后,大家就可以接受了。

而且找这能人一定是投资人与企业家共同去找,通常我们会找两三个人给企业家选,他选哪个就是哪个。

我们首先会找市场营销人员;其次会找财务管理人员。这两个是中小企业最缺的。

3.帮助企业家打造行业核心品牌

中产阶级愿意为品牌付溢价,消费者往往是先想到品类再想起品牌,比如想吃方便面之后才会想到康师傅。

特劳特也讲过,做品牌就要做到行业第一,占领一个品类的心智。但是做品牌要有耐心,需要小火慢炖才行

6、成长路上的三点心得

我一直觉得创业者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也是我最尊敬的人,因为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是偶然的。

他们一定是有vision(眼界)的人,他们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一定是内心强大的人,因为他们能承受别人承受不了的压力。他们也是一群有梦想的人,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passion to win(渴望成功)的成就感,他们是改变世界的人!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跟这样的创业者打交道,所以我非常开心,每天都踏着舞步去上班,每天都在学习在进步。我找到了我的passion(激情),那就是投资!

从我的成长经历,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三点心得:

第一、你要有Passion To Win。

你要有激情、你要想赢。你要找到一份你喜欢的工作、你热爱的工作。

人的一生很漫长,工作时间也很长,如果每天早晨爬起来,都不想去工作的话,那你一定过的不开心,那么你就该去寻找一份能让你喜欢的工作。

有的同学说我也不知道我喜欢的工作是什么,那你就应该keep looking,继续寻找。

你的灵感可以来自大量的阅读,特别是人物传记;结交聪明的人,有阅历的人,经常与他们聊天;你也可以大胆尝试不同的东西,看你是否喜欢。

总之,只要你每天都在学习,每天都在进步,相信有一天量变到质变,你就会心中一亮,找到感觉,那就是你热爱的工作。

第二、你要 focus,你要聚焦,要积累一万个小时。

人的智商差别不是很大的,超人的智慧和成就来自于专注。每个成功人士都是在他的行业专注的干了很多年,积累了一万个小时。

一万个小时什么概念呢?那就是,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每天4小时,一星期5天,坚持10年就是一万个小时。我每天大概工作14个小时,做了20年,已经积累了三万个小时。

如果说我的投资有些小小成就的话,那是因为我积累了三万个小时,我想我可以干到80岁,还可以再来三万个小时!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是好朋友,有一次比尔•盖茨的父亲让他们俩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他们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打开他们俩的纸条,上面写着是同一个词:Focus——那就是专注!

第三、你最好能找到人生的榜样 —— role model。

我的榜样就是巴菲特,我读巴菲特的书和他写给股东的信就像读圣经一样,是每天必看的。读他的书,就像跟老朋友聊天一样,英雄所见略同。

巴菲特每天阅读5小时,跟聪明人谈话2小时,84岁的巴菲特每天都在工作,他和他投资的创业者变成终身的朋友,他很享受他的工作,每天过的很开心,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他让你看清前方的路,让你不再害怕孤独,让你心无旁骛,让你每天都在进步。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7】

代表20世纪人类思想最高水平的三场世纪大辩论

2021年9月4日于荆州,明天去深圳,最近国家提共同富裕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回望人类历史,每一次经济大萧条、社会大动荡、文明大倒退,几乎都缘于错误思想的流毒——20世纪的历史,尤其如此。

发生在20世纪的一战、二战、冷战,是人类先辈们不敢想象的——不仅规模空前、损失惨重,更是一种波及所有领域、裹挟所有阶层的“全面战争”。

最令人唏嘘的,是20世纪的多起内战。西班牙内战、越南内战、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以及持续至今横在南北朝鲜之间的三八线……其手段之酷烈、仇恨之深重,甚至远远超过古代的异族征战——冲突双方都坚信,自己正在捍卫一种更先进、更高尚的观念。


然而,与观念带来的后果相比,这些导致了剧烈冲突的观念本身,却因为种种原因,长期无法被大众知晓。


20世纪有三场大辩论非常伟大,兰格VS米塞斯,罗尔斯VS诺齐克,萨特VS阿隆,代表着20世纪人类思想的最高水平,涵盖了经济模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三大战场。它们不仅深刻塑造了当今的人类冲突,也是20世纪极权历史的病理切片,是我们避免重蹈覆辙的重要参考。


▋辩论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亚里士多德说,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但是在整个20世纪,总有人幻想着人类可以达到“全知全能全善”,建成尽善尽美的制度——为着这种观念,他们甘愿赌上(所有人的)性命。

一战前后,恰逢“第二次科技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电气化的起飞,都极大地助长了人类的自负。人们痛恨资本主义的“软弱和不公”,盼望以“科学主义”构建出完美的经济和政治,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1917年,苏联在一战的余烬中诞生。随后,旨在“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通过强大的政府,以科学的方法,管理整个国家生产与需求”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短短几年时间,缔造了20世纪历史上的苏联神话。

就在“苏联神话”让世界侧目时,年仅30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对“苏联神话”,尤其是“经济奇迹是否可行”的问题,发出有力的质疑。

这个话题相当庞大,但米塞斯的论证和逻辑链条非常简洁清晰:

1. 生产、消费是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两者都是靠“经济计算”来达成的。即是说,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估算一笔买卖时,只能凭借“由竞争产生的真实价格”作出决策。

2. 价格反映的是消费者的需求程度,以及生产资料的稀缺性和可靠性——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可能掌握如此庞杂的信息。

3.生产资料一旦被垄断,自由竞争一旦被人为消灭,价格会因此被扭曲,失去其尺度功能——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失去了唯一的参考。

4.生产者为了虚假的需求做无用功,消费者花高价也买不到合适的商品。最终,整个经济体因为严重的浪费和短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简言之,米塞斯以事实和逻辑证明:任何强大的单一组织,都无法完成经济计算,必然导致混乱、奴役和衰败。这篇文章连同后续的论证,后来被扩充为一本旷世巨著《Sozialismus》。


20岁的哈耶克在读完这本书后,立即决定拜米塞斯为师,并从一名“温和的激进主义者”转向了坚定的市场派。而最能代表哈耶克学术水平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正是沿着米塞斯提出的问题,进行的追根溯源之作。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招来严厉的批驳,甚至激烈的谩骂。米塞斯孤军奋战,他的对手却是数不胜数——最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


如同所有乌托邦主义者一样,兰格指出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

1. 自由市场的价格体系和自由竞争,必然导致极大的贫富悬殊、资源错配;


2. 自由市场的无序竞争,将无药可救地导致周期性的“癫痫”——经济危机;


3. 自由市场的这一致命缺陷,必然导致“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轮回……

自由市场真的是弱肉强食、混乱无序吗?计划真的可以弥补市场吗?那些美好的乌托邦愿望,真的能实现吗?……围绕这些问题,米塞斯与兰格等人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它被称为“两种思潮、两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兰格提出了一个“完美方案”:把经济运行的理论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充分利用高效率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简言之,就是“用计划指导市场,弥补市场的不足”。

米塞斯毫不客气地反驳:计划经济无法弥补“市场的弱点”,计划的弊病会扩散到其他领域,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

1.计划经济没有价格激励,创新和互助都会走向衰竭;

2.计划经济的决策者,不用承担破产、退场的后果,因此其错误将会不断扩散;

3.计划经济的成果分配,是靠中央计划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价格贡献,其结果是更严重的不公和贫富差距……

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质疑和预判,每一点都切中要害,也几乎改变了世界的思想版图。

尤其是当兰格辩称“即便没有价格参照,我们也可以更细致地计算生产要素”时,他其实已经承认了米塞斯的预判:计划经济的确摧毁了估算商品的“唯一标尺”——每个外行人都能看懂的“价格”。

遗憾的是,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论战的天平发生反转,【中国亮点研究院院长罗卫国2021年9月编辑】反对市场、支持计划的观点很快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各国央行的通胀政策引发全球性的错误投资,泡沫在1929年爆炸,大萧条横扫世界,各大经济体哀鸿遍野。而苏联由于所有生产资料归政府所独有,靠着控制贸易流量、掠夺私人经济,它躲过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再加上新技术革命的红利,其经济几乎一枝独秀。

尽管米塞斯早就预言了大萧条,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是“兰格驳倒了米塞斯”——这场论战因此被称为“兰格论战”,这套“计划指导市场”的模式也被称为“兰格模式”。

于是,苏联计划体制借着知识精英的背书,戴着“关心劳苦大众”的冠冕,迅速成为摆脱萧条、弱国变强的“救世良方”。致命的病毒开始在全球扩散:当时的纳粹德国、中国国民党政府,甚至美国罗斯福政府和阿根廷政府,都争相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

▋辩论二:平等神话,分配正义与共富

亚当·斯密说:“所谓正义,就是让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然而,古今中外的天才幻想家们,为了实现“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总喜欢以上帝自居,自行设立正义的标准——为了让一部分人得到“不应得的利益”,他们宁愿让另一部分人得到“不应得的下场”。

1971年,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写道:“如果说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是真理,那么社会制度的首要目标,就是正义。”

罗尔斯主张,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实行“平等分配”:

1. 平等自由原则:社会的基本结构要平等自由,即每个人获利的方式,应该符合基本的社会规范。

2. 机会公平原则,结合差别原则:在实现机会公平之后,如果还“不够平等”,就要遵循“差别原则”——天赋高者得利多,就有义务帮助弱者。

天赋高者得利多,为什么“不正义”呢?罗尔斯提出了“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天才富贵,弱者贫困,国家该不该督促天才帮助弱者?角色不同,答案自然不同。如何找到“最正义”的答案呢?


假设我们事先都被挡在幕后,不知道自己将会得到哪一种身份——在那种场景下给出的答案,就是人类理性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最公正的”。

于是,从“分配正义”的目标出发,罗尔斯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架构:权威、社群(国家、教会或别的集体)、法律等都要积极发挥作用,督促富人“负担起帮助穷人的义务”。

这本绿色封皮的书引发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掀起的讨论热潮被称为“绿魔”。罗尔斯备受追捧,讲座场场爆满,甚至被人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

3年后,哈佛大学的同事、诺齐克教授发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质疑所谓“分配正义”,并就正义来源、个人权利、国家权限等问题,与罗尔斯展开论战。


诺齐克认为,真正的正义是“持有正义”,包括:

1. 取得的正义原则。如果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总体也是正义的,反之则不然。祖传的遗产、野地里捡的金子、诚实经营所得的利润,不需要矫正。

2.转移的正义原则。自愿的交换、赠送,属于此类。

3.矫正原则。前两个原则受挫时,需要做出纠正。法院判决的赔偿,属于此列。

诺齐克坚持,不能把天赋、勤奋、幸运所带来的收益,看成“社会”的共同资产——它们都属于“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不能以“社会正义”的名目,使个人遭到无端的侵害——不正义的手段(局部),绝不能带来正义的目的(整体)。

因此,所谓“分配正义”(包括权力主导的“福利”国家),其实质是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对正义原则的歪曲。


罗尔斯的设计,最终是做大国家权力,侵害个人自由。这种“分配正义”越多,国家权力就越横暴,个人自由就越卑微,真正的正义也会因此消亡。

对于国家的功能、权限,必须予以高度警惕——与其做大国家,不如重申国家的限度:国家必须是,也只能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这种保护必须是“被动的”、“最小的”、“守夜人式的”。这样的国家才是正义的、持久的,才可能为个体公民提供中立性的保护。

诺齐克进一步指出,相比追求“平等”的分配正义,保障个人权利的努力通常更紧迫、更艰难。20世纪的一系列乌托邦体制,都打着“平等”的旗号,把国家权力扩大到极致,导致了无数的人祸。

▋辩论三:意识形态与宗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允许”。在“上帝已死”的时代,人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道德伦理,渴望砸碎一切“自由的枷锁”。然而当他们宣称“人类理性已经消解宗教蒙昧,我就是自己的上帝”时,却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宗教战争。

法国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各种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发源地。数百年来,法国思想家不遗余力地创造各种“新信仰”(意识形态),以此抨击教会、讴歌理性。

在意识形态几乎全面统治人类的20世纪,法国思想家保罗·萨特,是当之无愧的意识形态先锋、左翼思想领袖,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因为与他尖锐对立,成为“20世纪和法国人中的双重异类”。

萨特是天才的剧作家,也是激进的革命者。二战前后,他一边组织乌托邦主义运动,一边写哲学《存在与虚无》。

萨特的哲学与其说是无神论,不如说是“反有神论”。他认为: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彻底否定上帝、否定“先于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当下的自己(虚无)、“自己创造自己”,否则就会落入“宿命论”和“任人摆布”的境地;每个人都要争取自由,于是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在孤独、挣扎中成就自己的自由……

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人性假设,萨特非常推崇“斗争哲学”,积极鼓动、亲身参与国内外的阶级斗争。

1960年,萨特会见格瓦拉盛赞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这是革命的蜜月”。


1968年5月,因美国介入越战,法国爆发骚乱——史称“五月风暴”。大学生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占领工厂学校,筑起街垒对抗军警。为声援学生,全国1000万人发起罢工游行。戴高乐总统逃往德国避难,法国几乎爆发内战……堪称法国版“武斗夺权”。

萨特等人前往大学发表演讲,支持学生暴乱。他还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一个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法庭的名誉主席则是大名鼎鼎的伯特兰·罗素。

面对此等荒唐和激进,雷蒙·阿隆批评学生“以自杀行为追求绝对自由”,严厉谴责萨特误导青年,“以意识形态的演说,替代切实可行的政治计划。”


对于“意识形态宗教战争”,阿隆的洞察堪称经典:当一种政治主张借由“科学、理性”的名义,成为不可质疑、不容证伪的意识形态,它就会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的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

宗教曾被当作“人民的鸦片”,雷蒙·阿隆则针锋相对,把“意识形态宗教”比作“知识分子的鸦片”,把知识精英传播意识形态的行为比作“二手烟”——民众接受的是二手知识,因此这种二手烟是更严重的“双重毒害”。


阿隆尖锐地指出:激进的知识精英对传统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深恶痛绝,却对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趋之若鹜;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新宗教”日复一日地对民众X脑、鼓动人性的败坏,才造就了“20世纪的宗教战争”——“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对阶J敌人毫不留情”……

▋当观念之争遭遇“政治正确VS正确”


兰格VS米塞斯,罗尔斯VS诺齐克,萨特VS阿隆的三场大辩论,从出发点上看,兰格、罗尔斯和萨特,都是人类某些“普遍价值”的忠实信徒:兰格担忧“自由市场的无序和冷血”,罗尔斯热爱“正义和平等”,萨特敢于“向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组织开炮”——在今天很多中国读者眼中,这些都是很“右”的价值观。


他们还制定出完备的理论(方案),竭力消除“一切矇昧、不公和束缚”,试图让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自由、平等、正义、和平,这些美好的价值,为何却成了20世纪三场大辩论中六位思想家所捍卫、但却彼此冲突的价值?


其中,某些高尚的理想、完美的方案,为何却将人类导往地狱呢?高喊普遍价值的,到底谁是左,谁是右?

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要跳出观念本身,追溯产生这些观念的思维方式,而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圣化构想”VS“悲观构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恰似为破解以上难题量身定做。

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索维尔认为:知识分子间发生的所谓左右之争,完美与修正之争,现代与未来之争,战争与和平之争,其实都是伪问题——冲突爆发的根源,是他们头脑中两套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其底层冲突正是“圣化构想”和“悲观构想”这两种思维的冲突。

圣化构想,认为任何社会问题都有一个抽象的“理想型”,一切思考均需围绕这个理想型展开,他们并不在意现实条件,就希望把意念中的理想模型强行推广到政治制度或社会生活中。

持有“圣化构想”的知识分子,罔顾人性的复杂,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在头脑中构建出一整套完美的社会蓝图;他们对未来无限乐观,认为依靠人类理性,依靠某些组织或强人,通过某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最终就能建成人间天堂。

与“圣化构想”对应的是,对人类制度的研究,总是一种对“最可容忍的不完美制度”的研究,即悲观构想。


就出发点来说,罗尔斯、萨特等人兼具善良和聪慧,堪称“人类良心”、“知识教皇”。

但是,越是高尚的理想,其迷惑性越强、危害性越隐蔽;越是完美的方案,实现难度越高,权力对人性的强制就越多,个人权利也就越卑微……

这恰恰解释了一个更吊诡的现象——那些看上去越高尚的理想、越完善的理论,带来的后果就越糟糕:


兰格的经济理论,导致反市场的计划思想在全球扩张;罗尔斯的正义观,导致美国的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如“黑命贵”);萨特的思想,成为二战后欧美左派“暴力夺权”的理论武器(如“安提法”)。

与之相反,他们的对手米塞斯、诺齐克、阿隆——这些“永远的少数派”,终其一生都奉行的,是被索维尔称为“悲观构想”的思维:

他们从不敢苛求完美,也拒绝给出任何“包治百病”的药方;他们只是运用逻辑和事实,指出明确的悖谬和“最不坏的选择”,告诉世人“什么可以做,什么绝不能做”;他们的诚实和谦卑在当世当时遭人唾弃,然而,文明的维持、人类的尊严,却总是因他们发出的“杂音”而得以存续。

沿着索维尔的思考,我们判断左与右的根本区别,还不在于是否高喊自由、民主、平等、正义这些普遍价值,而是其观念与行动,秉持的到底是圣化构想还是悲观构想。

再进一步,今天我们反思灾难的源头,不能停留在谴责某些政客的肆意妄为,必须追溯到那些怀揣“圣化构想”知识分子所制造的精神鸦片。而这些,不只是20世纪主要冲突的根源,也是当今世界价值撕裂,秩序失序的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我们如何看待知识分子这一问题,无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知识分子既要批判现实,传播真理,又要超越“横渠四句”的修齐治平,避免陷入索维尔所批判的“圣化构想”。


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不仅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最新锐的系统阐述,也是识别左与右、洞悉当今社会冲突根源的绝佳之作。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6】

117年岁的邓小平

刘胜军

2021年8月26日于家中,骑自行车



我对邓小平始终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和敬意,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感动、感慨和感恩。


我于1974年生于鲁西南的菏泽乡下(范蠡、刘邦和我的家乡)。虽然对文革没有任何记忆,但小时候吃不到肉的饥饿感,至今清晰。1992年小平南巡那一年,我上大学。1997年小平逝世,心中的伤感至今难忘。


夜深人静问自己,为何如此佩服邓小平?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点:


1、有大战略视野。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那篇报告,光看标题就令人钦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复出后,立即访美,留下与李慎之那段著名的“机舱对话”。其格局之宏大,不亚于当年诸葛亮的《隆中对》。举重若轻两步棋,打通了“任督二脉”,成就了中国经济轰轰烈烈的世界奇迹。


2、有胸怀。邓小平一生多历磨难,从1933年“邓毛谢古”路线斗争,到建国后“三落三起”,尤其是长子邓朴方文革期间摔成残疾,内心的悲苦可想而知。在那种政治气候下,“批邓”者难以尽数,然而他却对“笔杆子”胡乔木的道歉信一笑了之,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我不在意,胡只是讲了一些套话”。


3、有魄力。邓小平访美,对卡特说了一句“越南小朋友不听话,要打屁股了”。随即,邓小平不顾军方一些人士的顾虑,发起对越反击,一个月内就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然后迅速撤回,快刀斩乱麻。经此一战,换来几十年边境安定。1984年邓小平拍板: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世称“百万大裁军”。在1977年讨论恢复高考的会议上,温元凯发言时说,“恢复高考,我提 16 个字叫:‘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当场拍板,“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当时已是8月8日,当年的高校招生方案已经印发各地了,邓公却当机立断:“能不能先收回(指已下发的招生方案),我们推迟几个月,今年恢复高考,否则我们又耽误一代人,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轻轻一句话,改写了天下多少士子的人生命运。1977年走进考场的就有李克强、王毅、郭树清、张艺谋、阎焱、钱颖一......


4、有威严。“不怒而威”是政治家的境界。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气势凌人来到北京找邓小平“讨价还价”,“硬碰硬”的结果是,会见结束后撒切尔夫人精神恍惚,摔了一跤。邓小平告诉来“谈判”的撒切尔夫人,“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中国亮点研究院院长罗卫国2021年9月编辑】 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回忆:一帮老将军开会吵得不可开交,但邓小平一到,会场鸦雀无声。


5、抓大放小。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邓小平治国,给人的印象是从容潇洒,经常约聂卫平打桥牌。无他,唯抓大放小耳。


6、实事求是。邓小平的朴实有些可爱。女儿问他长征的体会,他呵呵一笑,就三个字“跟着走”。有人请教他法国“勤工俭学”的体会,他说主要是打工,没学啥,连法语都没学会。(长征:扭转国运的人间史诗)


7、懂幽默。儒家文化不太提倡幽默,我一直觉得这是缺憾。邓小平却不乏幽默感。“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农民都听得懂的幽默,浅白又极深刻。1975年邓小平说:“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 既有气势又令人开怀大笑。


8、不拘一格。国家虽大,但人才难得。90年代初经济陷入低谷,邓小平为寻找“懂经济的人”而愁眉不展。邓小平春节来沪度假,与朱镕基交流,不由得眼前一亮:踏破铁鞋无觅处。随后,邓小平顶住各种反对声音,破格“越级”提拔朱镕基,并放话朱镕基“只能当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为朱镕基以副总理身份主持经济金融改革打开了局面(改革家朱镕基)。


9、干练务实。邓小平的务实,从他的语言风格不难体会。他说话总是干脆利落、语言朴实但道理深刻。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90年代的机遇不能再错过,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了。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等等。


10、鞠躬尽瘁。邓小平复出时,已经75岁高龄。他没有浪费时间,带领中国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融入世界经济海洋。1992年,88岁的邓小平用尽生命最后的力量托举改革开放。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评价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在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使邓小平一生的光辉业绩达到新的高度。”(百年传奇:《中国共产党简史》)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5】

乔治·帕克:一分为四的美国

2021年8月20日罗卫国编辑于荆州

 

   当美国人再也无法对国家的目的、价值观、历史或意义达成一致意见,各方是否还有可能和好如初?


   国家与个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讲述故事的目的都在于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想要成为什么。国家叙事与个人叙事一样,容易陷入多愁善感、委屈、骄傲、羞耻与自欺欺人的情绪。叙事方式从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各种类型的叙事相互竞争并不断变化。最为长久的不是那些最经得起事实检验的,而是那些能够满足人们最深层次的需求与愿望的叙事方式。


   迄今为止,美国人知道了民主取决于彼此共同的现实(指个体通过人际沟通所获得的对共同经验的感知)的基准,也就是说事实具有不确定的可替换性时,人则迷途失路。但是,没有人可以在无休止的自我批评中过上幸福富饶的生活,正如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事实,还有传递道德认同感的故事。长久地对着镜子进行自我审视必须以自我尊重为结局,否则我们会被吞噬。


   追踪国家叙事的演变可以让我们知道国家变革的可能性。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与共和党这两个政党有着明确的身份特性,阐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共和党人为想要出人头地的人发声,而民主党人则代表了那些想要公平待遇的人。共和党人强调个人事业,民主党人则强调社会团结,最终接纳了黑人群体并且放弃了对吉姆·克劳法的承诺。但与今日不同的是,那时两党是在对具有相同认知的国家进行争论。这一共识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末,现在人们仍然对其有所记忆。


   与今天相比,上世纪两党所反映的社会具有更低的自由宽容程度,更少的多样性与选择,但经济更加平等、更能共享繁荣、更能达成政治合作。主张自由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在各自的政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饮食(金枪鱼面砂锅)与电视节目(警匪片《浑身是胆》)的选择上,那时的美国人比我们更统一,甚至他们的体型也看起来更像。尽管1968年解除了压抑与镇压,但他们仍比我们更克制内敛。


   自此以后,两党几乎交换了立场。直至千禧年之交,民主党开始成为富裕的专业人士的家园,而共和党开始听起来像民粹主义叛乱分子。我们必须了解这种立场互换才能知道美国如何走到今天的局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二战后奠基于两党制、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美国告一段落,随其消失的还有“遥遥领先”和“公平待遇”这两种相对稳定的叙事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四种相对立的叙事,四种对美国道德认同的描述。它们根植于历史,又受到新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影响,反映了使我们一分为二的鸿沟两岸的分野,又加深着人们之间的裂痕。过去四年里,四种叙事轮番发挥影响。它们重叠、相互形塑、相互吸引、彼此排斥。要理解其中一个叙事则不能舍弃其余三个,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整体。


   第一个叙事称为“自由美国(Free America)”。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是四种叙事里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一个。“自由美国”借鉴了自由主义思想,并将其安装在消费资本主义的强大引擎中。它所倡导的自由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自治艺术大不相同。这里的个人自由与他人无涉,是一种“不要践踏我”(Don’t Tread on Me)的消极自由。


   上世纪七十年代保守运动开始主导共和党,并于1980年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后开始主导全国大部分地区。如历史学家乔治·H·纳什(George H. Nash)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一运动令人不安地汇聚了几股思想。其一是传统主义,是对现代世俗文明的乌托邦计划和道德混乱的反动。传统主义者有充满罪恶感的新教徒、正统天主教徒、南方农民、潜在的贵族以及不合群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是二战后持异见的人士。他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的自满庸俗感到震惊。他们的英雄是保守克制的化身埃德蒙·伯克,他们的敌人是美国民主哲学家约翰·杜威。


   传统主义者的精英主义使他们与美国的主流生活背道而驰,美国历史上对其最具吸引力的阶段是准封建的旧南方,但他们的著作启发了下一代保守派,其中包括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此人于1955年推出了第一期《国家评论》,著名的主张是“(共和党)敢于横跨历史之潮流,向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大声喊停。”


   其次,接近传统主义的是反共产主义。其中许多人曾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s Chambers)和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他们从左翼转向右翼时随身携带着世界末日的包袱。对他们来说,政治无非是善与恶、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巨大斗争。他们鼓足干劲瞄准了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改良主义信条,将古老的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更加苍白无力的共产主义,伯纳姆称之为“西方自杀的意识形态”。反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一样,对民主持怀疑态度,认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民主的软弱性注定其走向毁灭。如果这些谩骂的悲观主义者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全部成员,那么这场运动就会在1960年因悲观而湮灭。


   自由放任主义者(libertarians)则不同。他们更易融入美国。由于对自由的坚持,他们可以声称自己是洛克、杰斐逊和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后裔。其中一些人将宪法诠释为一份自由主义文件,阐述了有限联邦政府下个人和各州的权利,而不是《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宪法意味着为加强国家力量而建构的国家组织框架。奇怪的是,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是欧洲人,尤其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正值国家权力对经济资源的动员最盛之际的1944年,其反对集体主义的论战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引起美国轰动。


   将自由放任主义者与亲商的传统共和党人加以区分的,是前者纯粹不妥协的观念。哈耶克说道:“计划导致独裁。”政府的目的在于维护个人权利,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一点点的社会福利就会导致自由政府消亡。1937年最高法院对部分新政法案的支持裁决是美国衰落的开始。自由放任主义者反对本世纪中叶的混合经济共识。精神上,他们比保守派更为激进:绝不与社会保障管理员和中央银行家妥协!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必然失败!


   尽管其想法纯粹,也正因其纯粹,自由放任主义者与种族隔离主义者建立了共同的事业,种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影响了前者的政治运动。其首位英雄参议员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 作为一名反对自己政党建立的叛乱分子,于1964年竞选总统,同时以州权为由反对民权法案。


   半个世纪以来,精英传统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作为保守主义运动的前两条脉络,持续根植于其本质之中。最后,美国人民表达了对完完全全享乐的偏爱,第一条脉络随之消失了,冷战的结束使第二条脉络也成为过去时,但是自由放任主义一直延伸到现在。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几乎被遗忘了,但我在各种地方都遇到过安·兰德(Ayn Rand)的狂热支持者,在硅谷风险投资家中,在坦帕湾茶会的办公室里,还有铺路工人。


   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Paul Ryan)(他高中时读过《阿特拉斯耸耸肩》)将兰德无情的利己主义哲学带进了国会山的政策制定过程。自由主义讲述了白手起家和平原上孤独先驱者的美国神话,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是对人类的赞美。像马克思主义一样,这是一个完整的解释机制,吸引了聪明绝伦的工程师和其他从未真正成长的人。


   “自由美国”如何成为了共和党的教条,又是如何长期设定了美国的政治术语?一如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这一改变取决于思想、人们生活的真实联系以及时机。没有经济大萧条就没有罗斯福革命,同样没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没有里根革命。经过多年高失业率、天然气短缺、自由城市的混乱以及史诗般的政府腐败和无能,直到1980年,大批美国人已经做好准备,去聆听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夫妇(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也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妻子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曾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在其名为《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的著作及同名电视节目中的观点,将国家的衰落归咎于商业法规及其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手段。


   但是,当年共和党候选人的“点金术”将减税和放松管制的冷酷准则变成了“山巅上的光辉之城(the shining city on a hill)”(注:指美国在自由民主方面要做全世界的标杆和模范。典故源于“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马太福音5:14)),将美国塑造为朝圣者之圣地、绝望世界之灯塔这一温暖愿景。在里根的花言巧语中,杠杆收购在某种程度上与新英格兰城镇会议的精神异曲同工。里根让“自由美国”听起来像是应许之地,一个欢迎所有人追求幸福的地方。杰斐逊的自耕农后代们渴望独立,成为了强健的汽车公司高管和渴望摆脱大政府模式的投资银行家。


   1980年,也就是我第一次投票的那年,我害怕并憎恨里根。四十年后再听他的话,只要不去理睬很多其他内容,我才能听其雄辩而知其诉求。其中最主要的是里根传达给美国白人半遮半掩的信息:政府只帮助这些人。“自由美国”运用个人主义和财产权的自由主义话语将国家推向公共投资的长期衰退,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几乎不曾消亡。商业优势显而易见。至于普通民众,共和党认为一些美国白人宁可离开,也不愿与新近获得平等权的黑人同胞分享经济繁荣带来的全部好处。


   大部分投票给里根总统的美国人并未被告知“自由美国”将削弱工会并导致社会项目匮乏,也未被告知反垄断政策的改变会孕育一个新的垄断时代,使得沃尔玛、花旗集团、谷歌和亚马逊成为第二个镀金时代的摩根大通和标准石油公司。他们从未听说过家族石油企业的继承人与自由主义的亿万富翁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Koch)。这对兄弟代表企业权力和化石燃料,向“自由美国”的游说、宣传机器与政治运动中倾注金钱。自由在民选官员和企业高管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企业通过对竞选的捐款来换取减税和公司福利。八十年代的众多丑闻暴露了处于“自由美国”核心地带的裙带资本主义。


   “山巅上的光辉之城”应当带领一群精力充沛、富有同情心的公民取代偏僻疏远的大政府,致力于国家复兴的事业。然而,这座城市从未被凝聚起来。它的核心处是中空的,人们总是想要更多。它看得到人们作为企业家、雇员、投资者、纳税人和消费者等任何角色,唯独没有公民这一身份。


   在《独立宣言》中,自由紧随平等之后,但对于里根和“自由美国”叙事来说,这意味着摆脱政府和官僚主义的束缚;这意味着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经营公司的自由,这种自由允许雇主向工人支付市场所能承受的任一水平的工资,允许解散工会,允许你将所有财富留给你的子女,也可以买下一家负债累累的公司并将其为资产而出售;这种自由允许人们拥有七所房产或者无家可归。但是,摆脱一切障碍的自由是贫乏的,它使人堕落。


   真正的自由更接近于挣脱束缚的对立面,意味着成长并获得充分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能力。阻碍这一能力发展的障碍才是需要被移除的障碍。有些障碍来自外部,比如制度和社会条件。有些植根于个人性格,并且妨碍养成自我调节、自我思考,甚至分辨真伪的能力。这些障碍粉碎了热爱自由的人所珍视的个人品质,使其墨守成规、惟命是从,他们呼喊着差不多的内容,这是很容易被识别的煽动者的标记。


   比起其最具意识形态倾向的支持者,里根更关心自治的作用。里根知道如何说服他人、何时应当妥协。但他的离任与不久后的苏联解体,使得“自由美国”失去了叙事的线索脉络。里根的微笑不再,冷战降临,“自由美国”的愿景变得更加黑暗和极端。“自由美国”之精神化作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肉身。这位过去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金里奇不是保守的人,他来到国会不是为了在这里工作,甚至不是为了作出改变,而是为了争权夺利、将其撕裂。


   随着金里奇革命,“政府停摆(government shutdown)”这个词进入词典,政治成为一场永恒的战争。(金里奇本人喜欢引用“没有流血的战争”这一毛泽东对政治的定义。)通过他的策略,建立有限且有效的政府的政治目标变成了破坏政府。在没有积极愿景的情况下,他的政党以权养权,为私营企业盟友牟利。金融的、政治的、知识的、道德的腐败就像朽木上的千疮百孔。


   上世纪六十年代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主流共和党人身上发现了“保守有序的良心”,但热线脱口秀节目和有线新闻中的激进新民粹主义却不曾拥有这一美德。它嘲笑政治和个人的自治,充满了破坏性的冲动,以愤怒和名人文化为食。从里根到金里奇再到泰德·克鲁兹(Ted Cruz),从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到安·库尔特(Ann Coulter)再到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自由美国”领袖的品质不断退步且没有底线。


   虽然“自由美国”的积极叙事大放异彩,但这一叙事所采取的政策腐蚀了其众多信徒的生活方式。有保障的就业与小型企业的消失摧毁了社区。被托克维尔视为个人主义之解药的公民协会随着工作的消失而消亡。城镇主干道的药店与餐馆输给了高速公路旁购物中心里的沃尔格林(Walgreens,美国最大连锁药店)和Wendy's(温蒂汉堡,美国第三大的快餐连锁集团),他们也失去了扶轮社(Rotary Club)(注: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和报纸,失去了本地的自治机构。这种空心化问题使他们暴露在身心同样孤独的流行病症之中。孤立导致了对学校、教会、工会、银行以及媒体等旧权威来源的不信任。


   政府对普通人的帮助微乎其微。与“统治精英”一样,政府仍然是人们的敌人。但对于下沉工人阶级来说,自由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所有经济意义。这事关个人尊严与身份。这一阶级的成员看到四处充斥着入侵者,因此接受了那些由挑衅与全副武装的孤独所组成的标语:滚出我的地盘(Get the fuck off my property);摘下这个口罩,扔开它(Take this mask and shove it)。


   这是一条盘绕的响尾蛇的可怕形象,意味着“别踩我(Don’t tread on me)”(注:指加兹登旗(英语:Gadsden flag),一面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美国黄底旗帜,上面有一个盘绕的美国西部响尾蛇和一行字“别踩我”),而这一标语在一月六日的“冲击国会山”事件中得到了最终表达,国会大厦周围飘扬着黄色的加兹登旗。一群热爱自由的暴徒通过追捕、绑架和杀害民选代表来夺回自己的宪法权利。那是他们纯粹的、沦落的自由。


   乔纳森·弗兰岑 (Jonathan Franzen)2010年的小说《自由》(Freedom)中的主人公沃尔特如此说道:“如果你没有钱,你就会愈发愤怒地紧抓住你的自由不放。就算抽烟会杀死你,就算你喂不饱你的孩子,就算你的孩子会被疯子们用突击步枪射倒。你可以是个穷人,但有一样东西任何人都无法从你手上夺走,那就是你拥有想怎么糟践你的生活就怎么糟践的自由。”这个角色几乎是在复述巴拉克·奥巴马在旧金山筹款活动中对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臭名昭著的描述,“他们紧紧依附于枪支,或者宗教,或者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反感,或者反移民情绪,或者反贸易情绪,以此来解释他们的挫败感。”


   这个想法没有错,但这种屈尊俯就的看法是自证其罪。这表明为什么民主党人无法理解人们可能会“投票反对自身利益”。枪支和宗教曾是数百万美国人的真正利益所在。贸易和移民使其中一些人的处境变得更糟。如果民主党不与他们站在同一边,如果政府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不投票给至少认真地对待了他们的共和党呢?


   “自由美国”总是有一种反叛的心态,想要打破而非构建制度,甚至其领导层也具有不负责任的特点。共和党人没有找到能够重建衰落社区的新政策,反而动员起愤怒与绝望的情绪,献祭了替罪羊。他们本以为能够控制这些负面能量以寻求更进一步的权力,但他们却将其消耗掉了。


   新知识经济创造了一个新的阶层,这一阶层的成员拥有大学学位,精通符号和数字,具备信息技术、计算机工程、科学研究、设计、管理咨询、高级公务员、金融分析、法律、新闻、艺术、高等教育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领受薪水。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相互通婚,为大都市的理想社区所吸引,并尽其所能将自身优势留给子女。这一阶层的成员虽然不是收入位于前1%的高管和投资者,但他们占据了美国收入前10%的主要位置,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


   他们在现代化的世界里如鱼得水,早早地采用了那些在表面上使当代生活变得愉快的事物,比如家庭影院、立普妥、美联航“前程万里”计划、MacBook Pro、草饲有机牛肉、冷煮咖啡和亚马逊等。他们欢迎新奇事物并享受多样性,并且认为人口、信息、商品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最终能使世界上大多数人受益。你很难说出这些人来自哪个地区,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经淹没在顶尖大学和精英职业的同质文化中。他们相信证书与专业知识的作用,认为这不仅是通往成功的工具,而且是进入某一阶层的资格。他们虽然不是民族主义,但他们的国家叙事称为“精明美国(Smart America)”。


   “精明美国”的国际化视野在某些领域与“自由美国”的自由主义观点相重合。每个人都拥护资本主义和优绩主义的原则,相信才能与努力应当决定报酬的高低。但对于“精明美国”的精英阶层来说,政府也有必要采取一些干预措施以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晋升机会。比如,应当采取措施弥补种族不平等的悠久历史,例如平权行动、多元化招聘,甚至是对被歧视人种的赔偿。穷人需要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工资;贫困儿童理应得到政府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更多支出。因贸易协定、自动化与全球经济等冲击而流离失所的工人应该接受职业再培训,以便从事新的工作。


   尽管如此,才智精英们接受的政府干预的程度是有限的。对他们来说,社会自由主义比再分配来得更加容易,尤其是当他们能够逐渐积累财富并依靠 401K计划获得长期的安全保障。至于工会,几乎不存在于“精明美国”。工会是阶级团结的工具,而不是个人进步的工具,而个人在“精明美国”和“自由美国”中具有同样的单位价值。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meritocracy”这个词持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当时一位名叫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的英国社会学家出版了反乌托邦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1870—2033》(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1870—2033)。他将这个崭新的词汇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现代社会通过学习如何精确地衡量儿童智力,而后根据其先天能力,将其归属于学校与工作中的不同的阶层。在杨的讽刺幻想中,这种新的不平等形式十分僵化残酷,最终以暴力叛乱而告终。


   然而,这个词汇已经失去了最初反乌托邦的意义。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即G.I. Bill)被执行,标准化测试不断扩展,民权运动兴起,世界顶尖大学向有色人种、妇女和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子女开放,这一切共同提供了一条可能接近真正的平等的道路。


   七十年代以后,优绩主义开始越来越与杨的黑色讽刺小说相似。一个旨在为每代人提供平等崛起机会的制度衍生了新的世袭阶级结构。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会将其金钱、人脉、抱负与职业道德传递给子女,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则被落下更多,目睹其子女实现阶级跨越的机会越来越少。到了幼儿园,专业精英的子女已经比低阶层孩子领先整整两年,二者之间的成绩差距几乎无法弥补。经过七年的优绩主义教育,较低阶层的孩子几乎不可能像1954年那样被常春藤盟校排名前三的大学录取。


   几十年来,这一等级制度在少有人留意的情况下慢慢深化。它以教育和成绩为基础,而教育和成绩都是为人称道的,谁又会质疑呢?由于部分孩子从普通背景攀升到社会制高点,因而更深层次的不公正被这些例外所掩盖。比尔·克林顿谈及“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希拉里·克林顿欣赏“上帝赐予的才能”这一说法,巴拉克·奥巴马说“我们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发展自己的才能、技能与智力;他们三人都是优绩主义的产物。当然,个人确实应当根据自己的能力获得回报。


   还有其他选择吗?集体化或者贵族化。要么不论成就如何每个人都进入同一阶层、获得相同薪水,但这么做不仅有失公允,且极度平庸。要么人人囿于生来所属的阶层,但这样亦不公正的,并且令人可惧得落后。优绩主义制度似乎可以满足托克维尔所称美国人“对平等的热情”。当机会平等时,结果就会是公平的。


   但是正是这种公平的观念说明了优绩主义(注:或译为精英体制)的残酷。如果你没有通过考验,你只能怪自己。那些成功的人会在道德上对自己感到满意——他们的才能、纪律、做出了好的选择——甚至当他们遇到没有成功的人时,会有一种残酷的满足感。他们不会认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会去那里”,不会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而是认为“你应该更像我。”


   政治上,“精明美国”开始与民主党联系在一起。这并非不可避免。如果民主党拒绝承认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关闭工厂是一场自然灾害,如果它成为数百万因去工业化而无处可去和在不断增长的服务经济中挣扎的工人的代言人,它可能仍然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多民族工人阶级政党。的确,南方白人在民权运动后抛弃了民主党,但是种族本身并不能解释工人阶级白人选民划时代的半个世纪的转变。西弗吉尼亚州几乎全是白人,直到2000年还是一个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州。如果你看一下逐个县的全国选举地图,你会发现2000年是农村地区彻底变红的一年。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由于民主党根本性地支持民权运动和其他争取平等的斗争。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民主党成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非白人选民和日益缩小的已经加入工会的工人阶级的家园。民主党越是认同新经济的赢家,共和党就越容易通过诉诸文化价值观来拉拢白人工人。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谈到通过教育和培训让工人进入职业阶层。他们的设想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可以像他们一样做他们所做的事情。


   “自由美国”的叙述塑造了“精明美国”这一可接受的思维参数。自由贸易、放松管制、经济集中和平衡预算成为民主党的政策。它是国际性的,在国内拥抱多元文化政策,欢迎全球化的世界。华尔街和硅谷的捐助集团为民主党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并在华盛顿获得了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没有吸引到该党曾经的选民基础。


   世纪之交是“精明美国”的成就巅峰。克林顿总统的演讲令人欢欣鼓舞——他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中说:“我们很幸运在这个历史时刻还活着。”新经济已经用炫目的技术取代了“过时的意识形态”。繁荣和萧条的商业周期,以及伴之产生的阶级冲突实际上已经被消失了。2000年4月,克林顿主持了一个称为白宫新经济会议的庆祝活动。真诚的目的交织着沾沾自喜,美德与成功击掌相庆——这是“精明美国”的独特氛围。克林顿在某刻告诉与会者,国会即将通过一项与中国建立永久贸易关系的法案,这将使两国更加繁荣,中国更加自由。“我相信计算机和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人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快地摆脱贫困。”他欢欣鼓舞地说。


   你几乎可以把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时间追溯到那一刻。


   “精明美国”的赢家们已经退出了国民生活。他们花费过多的时间工作(甚至睡觉),研究他们孩子的学校,规划他们的活动,购买合适的食物,学习做寿司或弹奏曼陀林,保持身材,关注新闻。所有这些都不能使他们与生活方式之外的其他公民接触。


   学校曾经是我们民主制度中最普遍和最有影响力的机构,现在却把它们隔离开来。工人阶级则默默无闻。


   追求成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精明美国人”是19世纪早期把工作伦理提升为最高的个人美德白手起家的人的后代,也是20世纪早期崇尚专业知识的城市进步主义者的后代。但现在有一个区别:现在的道路更狭窄,这条狭路通向的机构有着更高的围墙,大门更难打开。


   在父母的监督下,“精明美国人”的孩子们在课外活动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精心编写了能够在自夸和谦逊之间游刃有余的个人论文。所有这些努力的目标都是这样一种高等教育:它提供存疑的学问与模棱两可的成就感;学生很有可能因此负债,但能获得确定的社会地位。从一所高级学校毕业标志着进入一个成功的生活。这种仪式被赋予了不可胜数的重要性,却几乎不涉及任何真正的价值。这就像贵族阶级脆弱易折的式微,当人们开始对它反映事物的自然秩序失去信心时,便达到这个阶段。在我们的情况下,一个旨在扩大平等的体系已经成为了不平等的执行者。美国人现在天生就是精英。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基本信念,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假装对此一无所知。


   在俄亥俄州东南部、弗吉尼亚州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等地,人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已不复存在。我曾经听说过一位60多岁的妇女,她是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一名退休市政雇员,在房地产行业赚了钱,然后又赔了钱。她把自己描述为“前中产阶级”的一员。她的意思是她不再有任何安全感。


   “前中产阶级”这一称谓可以适用于年薪5.2万美元但没有加入工会的电工,也可以用来称呼一名时薪12美元的家庭保健助理。前者在经济上仍属于中产阶级,而后者则属于工人阶级——实际上是贫穷的工人阶级。他们的共同点是一个高中学历和一个岌岌可危的前景。他们都对自己的未来毫无信心,遑论自己孩子的未来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过上更好的生活的梦想已经失去了信念,也因此失去了灵感。他们不可能过上他们在服务的精英专业人士家中看到的那种闪亮、井然有序的生活。


   石英台面上放着咖啡机,起居室墙上挂着昂贵的艺术品,孩子们卧室里陈列着书架,这些都是外国文化的一瞥。专业精英到底如何赚取丰厚的收入来买这些好东西是一个谜。他们坐在电脑屏幕前的所有时间对社会、电工的家庭或家庭健康助理(他们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有什么贡献吗?


   所以正在崛起的专业人士和正在衰落的工人这两个阶层在几代人之前,收入相近,道德观念也相差不远——但他们不再相信彼此属于同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无法摆脱对方,他们的共存孕育着屈尊、怨恨和羞耻。


   作为一个国家叙事,“精明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感触很微弱。“精明美国”的成员并不讨厌美国,因为美国对精英阶层一直优待有加。精明美国人相信制度,支持美国在军事联盟和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但是“精明美国”人对爱国主义感到不安。这是一个更早的时间留下的令人不快的遗迹,如香烟烟雾或赛狗。它激起的情绪可能会产生丑陋的后果。由飞机、互联网和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投资连接起来的“精明美国”的赢家们已然无能力也无必要具有对国家身份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理解国家认同对其他人的重要性。这些人充满激情的忠诚属于其家庭,这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身份。除此之外他们忠诚于多样性和效率,原种番茄和自动驾驶汽车。他们看不到爱国主义的意义。


   爱国主义可以转化为好的或坏的目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永远不会消亡。这是一种持久的依恋,就像对家庭的忠诚,是意义和归属感的源泉,在无意识的时候最强烈。国家忠诚是一种对使你的国家成为你的国家的依恋,它有别于其他国家,即使你无法忍受它,即使它伤透了你的心。这种感觉不可能希望消失。


   此外,由于人们仍然生活在真实世界,国家是他们能够获得认同的最大场域。世界公民身份太抽象,不具有意义。如果你想取得重大成就,就必须挖掘爱国主义情感。如果你的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扭转不平等,阻止种族主义,或者重建民主,你将需要爱国主义带来的民族团结。


   这是“精明美国”叙事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把爱国主义丢给其他叙事,那么其中最为恶劣的人就会利用爱国主义。


   2008年秋天,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一次筹款活动上发表讲话。


   候选人们通过避免对媒体和公众使用的直白语言,向自己的选民坦述真相。(奥巴马: “坚持枪支或宗教”;罗姆尼: “47%”;克林顿: “一篮子受谴责的人”),但佩林在公开发言中感到自由。她说:“我们相信,美国最好的一部分就在于我们参观的这些小城镇,在于这些我称之为真正美国的弹丸之地。在这个伟大国家里,与你们所有人一起努力工作,非常爱国,非常支持美国的地区。那些经营我们的工厂,教育我们的孩子,种植我们的食物,为我们打仗的人。”


   使佩林与“精明美国”格格不入的,却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在她的“真实美国”(Real America)集会上排队数小时。她的方言,她富有魅力的基督教信仰,她在攻读学位途中上的四所大学,她五个孩子的名字(Track,Bristol,Willow,Piper,Trig), 她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她怀孕未婚的十几岁女儿,她丈夫的商业捕鱼生意,她的打猎姿势。她属于工人阶级。许多政客曾经来自工人阶级,但佩林从未离开这里。


   佩林对贝拉克 · 奥巴马怀有特别的恶意。奥巴马可疑的出身,激进的同事和再分配主义的观点助长了这种恶意。但最严重的是他令人难堪的阶级和种族的混合。奥巴马是一名黑人精英人士,曾就读于最好的学校,远比佩林知道得多,但他太理智,不愿与佩林一起陷入泥潭。


   佩林在竞选中溃败了。她在基本问题中的悲惨表现使她失去了对这一问题持开放态度的美国人的认可。她的共和党上级试图把她雪藏,后来与她撇清关系。在2008年,对于像佩林这样的候选人来说,这个国家还是太理性了。失败后,她辞去了自己不再感兴趣的阿拉斯加州州长一职,开始了新事业,成为了一名真人秀节目主持人、茶党明星和签名商品销售员。


   佩林一直在寻找第二个机会,但从未实现。她遭受了提前成为名人的悲惨命运。因为随着她的参选,某些新兴但传统的事物进入了我们的国家生活。她是一位西方民粹主义者,代表着白人身份政治——从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到特朗普的到来。


   “真实美国(Real America)”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认为真正的民主之心在普通人中跳动得最剧烈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它在平等的建国信条中萌芽。“向农夫和教授陈述一个道德案例,”1787年托马斯·杰弗逊写道:“前者也会断案,而且往往比后者更好,因为他没有被人为的规则引入歧途。” 道德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基础。


   随着新共和国在19世纪头几十年成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民主信条公开转向民粹主义者。安德鲁·杰克逊开始掌权并作为“农民、机械工和劳动者等社会底层成员——”的捍卫者进行统治,而这些底层成员在那个时代被视为真正的美国人。民主党为了主宰选举,把贵族精英主义的指责归咎于联邦党人,然后归咎辉格党人,后者随后意识到他们必须靠小木屋和烈性苹果酒来竞选。


   大众民主的胜利给美国政治带来了反知识分子的偏见,这种偏见从未完全消失。自治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学问,只需要人民自己的智慧。“即使在其早期,”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写道,“美国平等主义的推动力与不信任有关,初期所不信任的可能被称为政治专业化,后期则是专业知识。”对贵族的敌意扩大到对受过教育的老于世故者的普遍怀疑。学识越渊博的公民实际上就越不适合领导;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自普通民众并会一直忠于他们。赚钱并没有违背平等的精神,但是高等知识的氛围却违背了这一精神,特别是当它掩盖了特权的时候。


   大量白人排队等着听佩林演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真实美国”一直是一个白人的国家。杰克逊本人是奴隶贩子和印第安人杀手,他的“农民、机械工和劳工”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劳动人民”、 休·易龙的“小人物”、乔治·华莱士的“乡巴佬”、帕特里克·布坎南的“干草叉队”和佩林的“勤劳的爱国者”。


   这些组织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真正美国身份依然坚定不移,他们相信自己是自治政府的基石。平民大众的政治经常是跨越种族但难以长存的,比如19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民粹党,19世纪30年代的工业劳工运动。这些团体很快都在白人至上的压力下瓦解。“真实美国”总是需要感觉到无能的下层阶级和寄生的精英都依赖于它的劳动力。通过这种方式,它使黑人工人阶级隐形。


   从一开始,“真实美国”就是一个宗教化的国家,并且是一种特殊的方式: 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者,敌视现代思想和知识权威。真相会进入每一个单纯的心灵,它不会以灰色的阴影出现。“如果我们不得不选择放弃宗教或是教育,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教育。”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说道。在他身上,民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结合起来,一直到1925年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在“猴子审判(Monkey trial)”中将他打得四分五裂。


   最后,“真实美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它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是采取孤立主义,敌视人道主义和国际交往,但随时准备对任何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作出积极反应。美国精神的纯洁和力量总是受到外部污染和内部背叛的威胁。“真实美国”的叙事是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


   “真实美国”不是一座大门向世界各地热爱自由的人们敞开的“山巅上的光辉之城”。它也不是一个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有才能与资历便能加入的世界性的俱乐部。这是一个乡村,人人都清楚彼此的生意,没有人比别人更富有,只有少数不合群的人搬走了。村民们可以修理自己的锅炉,特意帮助陷入困境的邻居。街上的新面孔会立即引起注意和怀疑。


   当佩林谈到“真实美国”时,它已经急剧衰落。她所谈及的北卡罗莱纳州皮埃蒙特地区在短短十年内就失去了三大经济支柱:烟草、纺织品和家具制造。当地人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国公司和大政府。曾经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劳作过的烟农终日无所事事,在不停播放福克斯新闻的驼鹿旅馆用塑料杯喝伏特加,因服用冰毒而失去了牙齿。佩林热情洋溢的言论是一代过时的人。


   这种崩溃是在历史性失败的阴影下发生的。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两党统治阶层先是在海外,然后在国内声名狼藉。入侵伊拉克浪费了911袭击之后的国家团结和国际同情。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一个由谎言和自欺欺人造成的战略性愚蠢行为,拙劣的执行又使多年来的灾难雪上加霜。战争的领导人从未付出过代价。


   正如一名驻伊拉克的军官在2007年写道:“一名士兵如果丢失了一支步枪,他承受的后果要远远大于一名将军输掉了一场战争。”战争代价落到了来自小城镇和市中心的年轻男女的身心之上。在伊拉克,遇到任何来自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家庭的军人都是不寻常的,在入伍军人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军队开始撤离伊拉克之后,这种模式在阿富汗继续着。全球反恐战争中牺牲的不平等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精英人士的失败在下层年轻人中播下了愤世嫉俗的种子。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对国内也有类似的影响。罪魁祸首是银行家、交易员、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等精英人士。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是安?兰德(Ayn Rand)的粉丝,他承认危机削弱了自己对自由美国叙事的信心。但是,那些遭受苦难的人属于阶级结构较低的美国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被投入了一所价值缩水一半的房子,退休基金也随之消失,美国工薪阶层被一张解雇通知书抛入贫困之中。银行得到了救助,银行家们保住了饭碗。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体系被局内人所操纵。经济复苏花了数年时间,但信任的恢复从未到来。


   自从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一直是商业利益和不太富裕的白人的联盟,其中许多人是福音派基督徒。维持这一联盟需要双方不断自欺欺人。直到201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仍然是自由美国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庆典。米特·罗姆尼在臭名昭著的筹款活动上告诉捐款人,国家被分为赚钱者和索取者,47% 的美国人不会投票给他。事实上,索取者中包括大量的共和党人,但是政治家和记者几乎没有注意到衰败乡村生活的混乱。


   那些不去教堂的基督徒,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工人,更不用说工会了;不信任邻居的租房者,从连锁电子邮件和边缘网站获取信息的成年人,认为两党都腐败的选民。新闻报道是什么?“真实美国”是大众民主的基石,但没有办法参与自治。结果证明它是随用随弃的,但其愤怒和绝望需要一个目标和一个声音。


   当特朗普竞选总统时,“自由美国”一派陷入了自身的空虚。大多数共和党人不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不希望企业税被清除。他们希望政府之作为有利于自己而非其上或其下的阶层。党内精英与特朗普的支持者太过疏远,被自己陈腐的言辞蒙蔽了双眼,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媒体精英们也同样目瞪口呆。他们被特朗普所取悦和震惊,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外者、威权主义者和一个庸俗的橙色头发的名人。他是这一切的一切。但他有一种爬行动物般的天赋,能够凭直觉感知到民主共和两党精英视为异乡的“真实美国”的情感。他们无法理解特朗普,因此无法阻止他。


   特朗普在许多问题上违反了保守派的正统观念,包括税收和津贴。“我想拯救中产阶级,”他说,“这个国家不是对冲基金的人建立的。这些家伙会到处转移文件,他们很幸运。”但特朗普的主要异端在于贸易、移民和战争。他是第一个成功反对全球化的美国政治家;全球化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政策,多年来为“全球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同时牺牲了“真实美国”一派。


   他也是第一个成功谈到美国的一切都变得多么糟糕的人。2016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说:“他们是我们国家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被遗忘了。”“但他们不会被遗忘太久。”民族主义的外衣到处都是,特朗普抓住了它。“我是你们的声音。”


   在竞选初期,我和一群俄亥俄州坎顿附近小镇的钢铁工人们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肤色有黑又白。。由于合同纠纷,他们被公司拒之门外,于是在工厂外抗议。他们面临着数月没有薪水的窘境,甚至可能失去工作,他们谈论着中产阶级的终结。唯一让他们感兴趣的候选人是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


   一位名叫杰克·鲍姆的钢铁工人告诉我,他支持特朗普。他喜欢特朗普在贸易和移民问题上的“爱国”立场,同时他也觉得特朗普的无礼令人耳目一新,甚至令人兴奋。丑陋是一种报复,鲍姆说:“这是他们看待我们的方式的一面镜子。”他没有具体说明“他们”和“我们”是谁,但也许他没必要这么做。


   也许他认为,像我这样的人看不起像他这样的人。如果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认为像鲍姆这样的钢铁工人是无知、粗鲁和固执的,那么特朗普就会把它推到我们自以为是的脸上。他的语言和行为越低级,媒体对他的诽谤越多,他就越受到人民的欢迎。他是他们的领袖,不会做错事。


   特朗普的语言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与美国流行文化相契合。它不需要专业知识,也没有隐藏意义的密码。它几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令人难忘的短语: “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排干沼泽地的水。”“筑墙。”“把她关起来。”“把她送回去。”这是失去抑制时人们说话的方式,任何愿意加入暴徒的人都可以使用。


   特朗普没有试图用新的词汇和概念在意识形态上塑造他的人民。他利用电台谈话节目、电视真人秀节目、社交媒体和体育酒吧的低俗语言,对他的听众来说,这种语言似乎比“政治正确”的专家们那种矫揉造作的含糊其辞要诚实得多,并且基于常识。他的民粹主义将电视剧《泽西海岸》带入了国家政治。他演讲的目的不是煽动大众歇斯底里,而是为了摆脱羞耻。他把每个人都拉平了。


   成年后,特朗普一直对黑人怀有敌意,蔑视妇女,对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怀有恶意,对弱者残忍。他是主张机会均等的偏执狂。在竞选和入主白宫期间,他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在公开场合,以一种与其他总统不同的方式,与顽固的种族主义者打交道,种族主义者因此而喜欢他。2016年大选之后,大量新闻和社会科学研究致力于发现特朗普的选民到底是被经济焦虑还是种族仇恨所驱动。这两个答案都有证据支持。


   进步人士对国家中半数人愿意支持这个可恶的人感到震惊,他们攥住种族主义这棵救命稻草,将其视作唯一的原因,并着手驳斥每一种选择。但这个答案太令人满意了。种族主义是一种不可宽宥的罪恶,它使进步人士获得了道德制高点,他们摆脱了负担,不必去理解在道德低地同胞的怨恨,更不用说对他们采取行动了。


   这让特朗普的选民们黯然失色。但单靠种族主义无法解释为什么白人男性比白人女性更有可能投票给特朗普,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黑人和拉丁裔男女也是如此。更解释不了为什么预测谁是特朗普选民的最可靠标准不是种族,而是种族和教育的结合。在白人中,38%的大学毕业生投票给特朗普,而在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中,投票比例为64%。“精明美国”和“真实美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决定性的。这使得2016年的选举不同于以往,而这一趋势在2020年有所加剧。


   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他竞选时所提出的问题历经浮沉。留下的是他释放出来的黑暗能量,让他像一个部落首领一样,和他的人民紧紧绑在一起。自由美国的乐观的虔诚已经荡然无存。特朗普的人民仍然谈论自由,但他们所指的是血和土。他们的民族主义就像欧洲和世界各地兴起的种族民族主义。特朗普滥用美国的每一个机构——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武装部队、法院、新闻界、宪法本身——以及为他欢呼的人民。没有什么“拿下自由派”更让他们兴奋的了。没有什么比特朗普的3万个谎言更能说服他们的了。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是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式人物,我们在《当代奸雄》(All the King’s Men)等小说和《公民凯恩》等电影中都很熟悉这样的人物。”耶鲁大学政治理论家布莱恩·加斯滕(Bryan Garsten)写道:“特朗普是我们自己的政府风格所固有的产物,因此我们更难保护自己。他是一个煽动者,一个受欢迎的领导人,他以民主土壤中自然生长的对精英的仇恨混迹政坛。”煽动者可能会成为暴君,但那些想被灌输幻想和谎言的人,那些把自己与同胞区分开来、凌驾于同胞之上的人,让他变成了一个暴君。所以问题不在于特朗普是谁,而是我们是谁。


   2014年,美国人的性格起了变化。


   这一代人中,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人是在统治阶级,特别是商界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精英屡战屡败的阴影下长大的。新一代人对前一代人所提出的观点几乎没有信心:人人生而平等。努力工作,你就能成为任何人。知识就是力量。民主和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也是唯一的制度。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我们这一代人向我们的后代讲述了一个缓慢但稳步发展的故事。美国要为奴隶制(以及种族灭绝、监禁和其他罪行)和曾经可能有过的原罪负责,但美国已经为此负责了,随着民权运动的开展,平等的最大障碍被消除了。如果有人怀疑这个国家正在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那么一位喜欢使用这句话的黑人总统的当选就证明了这一点。


   “罗莎坐着,那么马丁就能走路,巴拉克就能跑,我们就都能飞”——这是一句话中的故事,这句话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自己,都很有说服力,以至于我们迟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对很多35岁以下的人来说意义多么有限。或者我们听到了,但不理解,就把他们打发走了。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不知道1994年的犯罪率是什么样子。智慧的美国人归功于平权法案和儿童健康保险。自由美国人吹捧企业区(注:企业区是为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而给予特别税收减免、监管豁免或其他公共援助的地理区域,它们最常被用来促进城市社区的振兴)和学校代金券。


   孩子们当然不买账。在他们眼里,“进步人士”仿佛只占到黑人名人和专业人士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承载着社会的期望,也遭受着社会的偏见,而在他们之下,是糟糕的学校、泛滥的监狱、濒死的街坊邻居。父母也不买账,但我们已经学会了忽视这种规模的不公正,因为成年人为了度过难关而忽略了太多。


   如果说有人能嗅出父母的不信任,那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是在成功的多代家族企业中承受压力、承受着精英统治的心理负担的劳动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背负债务进入工作岗位,就像是在大萧条中失去了机会、行星毁灭的现实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难怪他们的数字生活似乎比他们父母的世界更真实。难怪他们的性生活比上一代少。难怪中年自由主义者平淡的承诺让他们怒不可遏。


   接着是一个又一个警察杀害或伤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的视频。然后是一个公然表现出种族主义的总统的选举。这些都是一代人反抗的原因。


   这个故事叫做“正义美国”。这是另一个来自底层的反叛。


   当“真实美国”打破 “自由美国”僵化的自由放任主义,“正义美国”向“精明美国”自满的精英制度发起了攻击。正义的美国做了其他三个美国以及整个历史上的美国白人都避免的、艰难但必要的事情。正义的美国迫使我们看到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到如今,如此众多的美国黑人所过的第二阶级生活的真实写照——对平等的背叛,这一直是美国巨大的道德耻辱,也是其社会问题的核心。


   但是“正义美国”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因为在它的话语体系中,正义和美国从来都无法合拍。一个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不正义的美国”,是攻击的精神而不是一种志向。对于美国人来说,与其说自己的国家是一个需要改善的自治项目,不如说是一个需要不断与错误斗争的地方。在某些版本的叙事中,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积极的价值,它永远不会变得更好。


   就像自由主义思想在滞涨的20世纪70年代一直在美国人之间流传一样,在幻想破灭的21世纪初,即将成年的年轻人手握关于社会正义的强大思想来解释他们的世界。这些思想来自不同的知识传统: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激进的女权主义,黑人研究。它们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汇聚并重新组合,在这里两代学生都被教导要像批判理论家那样思考。


   批判理论颠覆了启蒙运动的普世价值:客观性、理性、科学、平等、个人自由。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主导群体通过它来征服另一个主导群体。所有的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性的,理性和真理的主张是维持当权者地位的社会建构产物。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批判理论关注的是语言和身份,而不是物质条件。


   批判理论家以主观性取代客观现实,将其置于分析的中心,以显示所谓的普世话术是如何排斥被压迫群体并帮助强权统治他们的。批判理论家认为,启蒙运动,包括美国的建国运动,带有现代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种子。


   身份政治一词诞生于1977年,当时一群名为卡姆比河团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黑人女同性恋者发表声明,将她们的工作定义为从“白人男性统治”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中的自我解放:“主要的压迫系统是相互交织的。这些压迫一起创造了我们的生活条件……这种对我们自身压迫的关注体现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中。我们相信,最深刻的政治和可能最激进的政治就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份”。这种观点开启了一种将争取正义的斗争置于自我之内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是诉诸于理性或普世价值,而是诉诸于身份的权威,即被压迫者的“生活经验”。自我不是一个可以说服其他自我和被其他自我说服的理性存在,因为理性是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被压迫者的历史诉求是作为平等公民被纳入美国的所有机构中。随着身份政治的发展,这种要求变得不同了——不仅仅是扩大机构,而是要深刻地改变它们。当小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游行时,呼吁美国“站起来,实现其信条的真正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是在启蒙运动的框架内要求平等权利(若干年以后,他对于美国的信念的看法变得更复杂了)。


   但在身份政治中,平等指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人,要求采取行动纠正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公平,这往往相当于新形式的歧视。在实践中,身份政治将旧的权力等级制度倒置为一种新的等级制度:让底层在上。权力所固有的透镜使得基于共同人性的真正平等变得不可能。


   那么什么是压迫呢?不是不公正的法律——最重要的法律被民权运动及其后继者推翻了,甚至不是不公正的生活条件。对主体性的关注将压迫从世界转移到了自我和它的痛苦——心理创伤、来自言论和文字的伤害、少数群体成员在不断接触主流文化时感到的疏离感。一个完整的压迫系统可以存在于一个词中。


   到了千禧之年,这些想法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部门几乎无处不在。拥护这些思想已经成为进入教授职位的一个重要凭证。这些思想给了学者们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无论是智识上还是道德上,都可以对他们所处的机构进行批评。这些学者进而形成了美国年轻人的世界观,他们在精英大学接受教育,在功利主义中茁壮成长,学生们从幼年开始就接受培训,做在职业和社会上取得成功的事情。D.H.劳伦斯(D.H Lawrence)写道:“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一代人的想法会成为下一代人的本能”。


   批判理论家的想法成为千禧一代的本能。不需要读过福柯或在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手下学习,就能熟练掌握中心化、边缘化、特权和伤害等术语;不需要相信语言可以是一种暴力形式;不需要用个人真理来结束一般的争论(“你不会明白的”,或者只是“我被冒犯了”);不需要在身份使你失去发言资格时闭口不谈。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年轻人在不了解这些概念的情况下就浸淫在批判理论和身份政治的假设中。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他们的力量。不是每个人都能抵制滥用权力的诱惑。


   2014年,“正义的美国”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叙事。那年夏天,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警察杀害了一名18岁的黑人少年,他的尸体被扔在街上躺了几个小时。这起事件发生的背景是,越来越多的黑人被白人警察殴打并杀害,而白人警察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威胁。这些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观看次数达数百万次,象征着在第一届黑人总统任期的第六年,美国黑人在监狱、社区、学校和工作场所仍然面临着更广泛的不公正。在一个多种族的社会里,不断进步和扩大机会的乐观故事似乎一夜之间破灭了。弗格森事件引发了全国各地城市和校园的抗议运动。


   正义的美国的叙事是什么?它认为美国社会不是混合和流动的,而是一个固定的等级制度,就像一个种姓制度。大量获奖的书籍、散文、新闻、电影、诗歌、流行音乐和学术著作着眼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以便理解现在,就好像福克纳在说:“过去永远不会死去。过去甚至不会过去。”


   《纽约时报》的“1619年项目”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它宣称要把整个美国的故事重述为奴隶制及其后果的故事,把当代现象追溯到种族主义的历史渊源,有时甚至无视相互矛盾的事实。任何关于进步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意识,甚至是“有害的”。无论这个或那个人的行为如何,无论出现了什么新的法律和实践,“白”高于“黑”的等级地位是永恒的。


   这就是叙事的革命性力量:从广义上讲,美国历史(或文学、哲学、经典,甚至数学)被明确定义为是白人的,因此是至上主义者。原本无罪的事情突然被审判,每一个想法都被盘问,在案件审理之前,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到。


   正义的美国关心的不仅仅是种族问题。最激进版本的叙事建立在对一个包罗万象的地狱的猛烈批判之上,这里白人至上,奉行父权制,有着同性恋恐惧症、跨性别恐惧症,由富豪统治,环境遭到破坏,到处是寄生虫——美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恶性力量,它的力量超越了地球上任何其他邪恶群体的压迫。塔内希西·科茨(Ta Nehisi Coates)2015年出版的《世界与我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一书的结尾,对建立公正美国的叙事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书将全球变暖解读为地球对白人贪婪和残忍的重大报复。


   有太多的事情在正义的美国是不能谈论的,以至于这一叙事无法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它不能谈论贫穷的复杂原因。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政策和体制的原因,黑人所遭受的结构性种族主义持续发生的不利条件是真实存在的。但个人代理(注:社会学概念,人们作为社会的个体成员行动)也是如此,在正义美国的叙事中,它并不存在。这种叙事不能谈论黑人社区暴力的主要来源,那是年轻的黑人男子,而不是警察。


   在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的抗议活动中,许多当地黑人市民反对“停止资助警察”,他们希望加强而不是减少治安。正义的美国无法处理对黑人和白人学生的学术评价的顽固分歧。“成就差距”(Achievement Gap)这一个温和的词汇已被摒弃,不仅因为它意味着黑人父母和儿童负有某种责任,而且因为根据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任何差距都是种族主义的。摆脱评价,你就可以结束种族歧视并弥补种族间的差距。


   我夸大了这种新叙事的偶尔性,但并没有夸大太多。2014年之后,事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当时“正义的美国”逃出了校园,弥漫在更广泛的文化中。首先,“软性”职业让位。图书出版商发行了大量关于种族和身份的书籍,年复一年地赢得最负盛名的奖项。以追求报道客观性著称的报纸和杂志转向积极的新闻模式,采用新的价值观和假设以及全新的语言:系统性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白人特权、反黑、边缘化社区、去殖民化、有毒的男性主义。


   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艺术组织、慈善机构、科学机构、技术垄断机构,以及最后的美国企业和民主党中。无可争辩的包容原则推动了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偷换了更具威胁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已经成为身份政治和社会正义的特征:一元化的群体思想,对公开辩论的敌意,以及对道德胁迫的喜好。


   “正义的美国”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谈吐和举止,但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它反映了我们文化中破裂的不信任:有些事情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的社会是不公正的;我们的机构是腐败的。如果这种叙事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刑事司法系统,并将美国黑人带入完全平等的条件,那么它就不会辜负它的承诺。但宏大的系统分析通常以小的象征性政治结束。


   在某些方面,“正义的美国”类似于“真实的美国”,并从另一个方面进入了同样可疑的冲突。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幻灭催生了身份政治,也在许多年轻白人男子中产生了新的独裁主义。正义的美国和真实的美国从对立的立场出发,对建国文件中的普世思想和美国作为一个多元民主国家的承诺共同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但是,另一种理解“正义的美国”的方式是在阶级方面。为什么它的大部分工作都发生在人力资源部门、阅读清单和颁奖仪式上?2020年夏天,拥有高级学位、年薪超过10万美元的千禧一代不成比例的成为美国街头的抗议者。正义的美国是一个关于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的叙事,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断地误读或忽视黑人和拉丁裔工人阶级。这一代年轻专业人士的命运受到了经济停滞和技术动荡的诅咒。他们的父母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已经变得更难得到,这使得功利主义的老鼠赛跑更加令人崩溃。法律、医学、学术界、媒体,最理想的职业都已收缩。其结果是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就业不足的年轻人居住在大都市。


   历史学家彼得·图尔钦创造了“精英过剩”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他发现,在以前的历史时代,如罗马帝国晚期和法国宗教战争,不稳定和暴力的持续来源之一是社会精英的挫败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工作。图尔钦预计这个国家将在未来十年内经历类似的分崩离析。正义的美国吸引了过剩的精英,并将他们的大部分愤怒引向与他们最接近的叙事——“精明美国”。


   社会正义运动是对精英制度的否定,是对父母传给孩子的体制的反叛。名牌大学的学生不再相信他们应该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名额。纽约的活动家们希望废除决定进入该市最具竞争力的高中的考试(亚裔美国人的孩子现在占多数)。在一些小众领域,如文学杂志和研究生教育学校,功名与身份分离的想法已不复存在。


   但大多数正义的美国人仍然属于精英制度,并不愿意放弃其优势。他们无法摆脱其身份焦虑——他们只是将其转移到新的叙事中。他们想成为第一个采用其专家术语的人。在2020年的夏天,人们突然开始说“BIPOC”,就像是他们一辈子都在这样做一样。(BIPOC指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是一种将聚合在有色人种之下的群体分解开、让他们在道德秩序中获得应有的地位的方法,来自波哥大、卡拉奇和首尔的人则在身后紧紧跟随。)


   正义的美国的整体氛围正处在最紧张的时期——害怕说不正确的话、对小错误进行严厉批评的冲动——这是精明美国的激烈竞争精神的变体之一。只是认证的条件变了。由于取得的成绩并非可靠的道德认同基础,当绩优者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时,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就不再有坚实的信心可以依靠。


   正义的美国的规则是不同的,当《纽约时报》、《诗歌》杂志、乔治城大学、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其他主要机构发生了一系列的诋毁事件后,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们很快就学会了这些规则。可接受的表达方式的尺度比过去窄了很多。一种书面思想可以成为一种暴力形式。在一场争论中,最响亮的公众声音将占据上风。得罪他们会让你的职业生涯付出代价。正义就是权力。这些新规则不是基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它们是后自由主义的。


   正义美国的理论起源、它不容忍的教条,以及它的强制策略让我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意识形态。主张白人至上主义的自由主义让人想起共产党对作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的攻击。正义美国的审美准则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正义美国的结局是一场悲剧。这个国家过去曾有过伟大的正义运动,现在急需这样的运动。但为了见效,它必须张开双臂。它必须讲述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故事,并开始走一条我们大多数人都想走的路。


   我所描述的这四种叙事都源于战后美国未能维持和扩大中产阶级民主。它们都对现实问题作出了反应。每一种叙事都提供了其他叙事所需要的价值,却缺少其他叙事所拥有的价值。自由美国颂扬不受拘束的个体的能量。精明美国尊重智慧,欢迎变革。真实的美国致力于寻找方位,有一种局限感。正义的美国要求与其他叙事想要避免的事展开对抗。它们从一个单一的社会中崛起,甚至在我们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它们不断地塑造、吸收,使其蜕变为另一个社会。但它们也倾向于分裂我们,使各部落对立。这些分歧使每一个叙事都变得狭隘,甚至更加极端。


   这四项叙事都是由地位的竞争所驱动的,这种竞争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和怨恨。它们都是赢家,也都是输家。在自由的美国,缔造者是赢家,输家是想把剩下的人拖垮的索取者,他们永远依赖于一个窒息的政府。在精明的美国,有资格的精英是成功者,而失败者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想要抵制不可避免的进步的人。在真实的美国,胜利者是白人基督教中心地带辛勤工作的人们,而失败者则是奸诈的精英和想毁灭国家的人。在正义的美国,赢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输家是想继续统治的主导群体。


   我不太想住在它们任何一家的共和国中。


   现在听到人们谈论生病的美国,垂死的美国以及美国的末日是很常见的。1861年、1893年、1933年和1968年也有同样的说法,疾病、死亡永远是一种道德状态。也许这是我们清教徒的传统。如果我们快要死了,那不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这一定是一种长期的自杀行为,这是一种谋杀。


   我不认为我们会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一起生活——我们作为同胞被隔离。知道我们是谁,就有可能看到什么样的改变是可能的。国家不是社会科学实验品。它们有一些有机的特质,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破坏性的,并不是希望它消失就能消失的。我们对平等的热情,它所产生的个人主义,对金钱的追求,对新奇事物的热爱,对民主的迷恋,对权威和智慧的不信任,这些都不会消失。


   在通往自由、智慧、现实或正义的乌托邦的道路上,试图逃避或压制它们的前进之路永远不会到来,反而会遭到强烈的反击。但是,使我们成为平等的美国人的唯一基础——拥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共同享有公民权和自治权——这条连接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道路就是前进的道路。


   与此同时,我们仍被困在两个国家中。其中任一都被两种叙事分裂,一边是精明和正义,另一边是自由和真实。分离和征服都不是站得住脚的未来。尽管两国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两国内部的紧张局势也将持续。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4】

中国共产党与第二次文化冲击

姚洋


罗卫国2021年6月29日阅读于古乐乡公园,今天颁发七一勋章。


一、引言


在过去的二千年里,中国经历了两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佛教的传入,另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有限的,但中国却花费了一千多年才完成对佛教的吸收。具有高度中国特征的禅宗成为佛教在中国的主流,而理学通过吸收佛教个人觉悟的修行方法对传统儒家学说进行了改造。相比佛教的冲击,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覆盖技术、生产组织、政治制度、文化和哲学等所有方面。自1840年以来,我国一直处在这个冲击之中。这个冲击如此之猛烈、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至于到今天,西方文明是历史的终结这样的想法,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常识”。然而,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把中华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像我们对待佛教那样,吸收西方文化中的部分价值,把它们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起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我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促成了清廷上下的觉醒,洋务运动应运而生。然而,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惨败让有识之士意识到,仅仅“师夷之长技”不能救中国,制度变革是必由之路。但之后的变革没有挽救清政府,新生的共和政府也无力维持一个长治久安的共和政体。


俄国革命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的宗旨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构想,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建立无阶级差别的新社会。外敌入侵迫使党与各界合作,首先完成救亡的任务。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党开始对中国社会实施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改造奠定了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党放弃苏式社会主义教条,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总目标。由此,党走上一条回归中国传统之路。在哲学层面,党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传统,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层面,党采取中庸和渐进的改革策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混合经济的转型;在政治层面,党沿着中国传统的政治贤能主义进路建立干部队伍的选拔体制,选贤任能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经济的成功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党回归中国传统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奥秘是将西方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的现实和传统相结合。摆在当代中国学者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一过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的思想,进而创造新的中华文明。如同消化佛教冲击一样,中华文明能否成功消化西方文化冲击的标志是:如果不刻意去深究,我们已经不再注意到西方文化的存在。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从今天做起,非常有必要。


今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一方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另一方面,今年也是我们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第一年——到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年的时候,我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结党在百年里的成功经验,创建新的理论,以期在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形成新的中华文明的理论雏形,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中国共产党与第二次文化冲击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远超佛教对中国的冲击。佛教的母国印度并不比中国拥有更先进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无论是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层面,还是在思想层面,都构成对中华文明的压倒性优势。


当1840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的时候,尽管中国的经济体量排世界第一,人均收入也不比西方低多少,但那是农业文明支撑的,而且,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仍然停留在古代社会的层面。西方已经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最为重要的是,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阶段,蒸汽机代替了人力,人类第一次用人造物提供动力,生产力实现了量子级别的飞跃。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的木制战舰在英国蒸汽铁甲舰的炮火下,就像被点燃的火柴盒一样燃烧,其场面,正是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降维打击的惨败之象。然而,这还不足以让清政府醒悟,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清廷才开始洋务运动,希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的成果显著,中国海军成为亚洲第一。不过,正是这样一支海军,却在甲午战争中完败于日本海军之下。全国上下因此激愤,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主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师夷之长技不足以救中国,只有革新制度才能开创新局面。这样就有了戊戌变法。但是,慈禧忌惮维新最终会动摇清廷的统治,维新运动只经历百日就结束,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光绪被软禁。随后的庚子事变给腐朽的清廷最后一击,自此以后,等待清廷的只有革命。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推翻满清政府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革命成果很快被实力派人物袁世凯所占据,随后的北洋政府无力统揽全国,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帝制在中国实施了2000多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在动荡的年代里,中国社会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也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决定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为基础改组国民党。可惜,孙中山过早去世,蒋介石在北伐尚未完成的时候夺取国民党的主导权,并开始“清党”运动,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随着东北易帜,蒋介石基本上实现了对全国的控制。历史此时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完成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的遗愿。可惜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对外,他投靠英美;对内,他依赖官僚资本和大地主。日本的全面入侵让国共两党重新走到一起,共同抗日。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再次错过历史给予他的机会,狂妄地发动内战,最终落得个败走台湾的下场。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时候,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大党章给党确定的任务是消灭阶级,在此之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党联合第三国际,因此党的事业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一大党章一方面为党提出了改造中国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为这个任务确定了时限,即“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之后怎么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要等到邓小平成为党的实质性领袖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开始全面实现一大所确立的建党纲领,在全国发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会改造运动。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工业生产的私有制;妇女解放运动让广大妇女走出家门,提升了她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识字运动和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国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了社会流动性;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了困扰民众的传染性疾病,低成本、广覆盖的医疗卫生制度提高了民众的健康水平,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今天的多数国人对这些成就没有感觉,把它们当作天然的应得之物,但是,横向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能够和中国做得一样好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寥寥无几。和中国最可比的是印度。无论是从人口、历史,还是从发展战略来看,这两个国家都极其相似。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相当,都是人口大国;两国都具有悠久和璀璨的文明,而且,晚近的历史也极为相似,新中国是1949年成立的,而印度是1947年获得独立的;在立国之后的几十年里,两国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然而,到1978年的时候,两国的成就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1978年的时候,印度是一个穷国,但中国比它还穷四分之一。然而,中国在人类发展的其它方面远超印度:成人识字率高25个百分点,期望寿命高12岁,婴儿死亡率低百分之五十。中国唯一比印度做得差的是高等学校入学率,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文革的后遗症,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采取的策略和印度不同:中国重视为广大民众提供基础教育,而印度更重视精英教育(中国的高校学生数量要等到2002年才超过印度)。最后,尽管两个国家都积极实施工业化战略,但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远高于印度:在制造业占GDP的比例方面,中国超越印度23个百分点;在制造业就业比例方面,中国超越印度4.3个百分点。


这些成就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育普及为工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业提供了充足且具有一定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大军,而工业的积累促成了世界工厂在我国的诞生。时至今日,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强,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的积累,这个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如何评价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保守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在清末错过了君主立宪的机会,是造成中国社会百年动荡的原因。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大错特错的话,也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历史浪漫主义遐想。事实上,自打乾隆之后,清朝皇帝的个体生命就一代不如一代,同治、光绪、宣统三代没有子嗣,清朝从生物意义上也该消亡了。然而,两千多年的帝制、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不会轻易让位给一个共和国,革命不可避免。这是欧亚大陆国家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现代化是启蒙运动之后席卷全球的进程,至今仍然没有完成。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差别是工业化、社会结构扁平化、政治开放、超越血缘和地缘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以及思想层面的理性化。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扩大人际交往范围、扩大政治参与,由此为工业化提供空间。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慢得多。相较之下,那些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如印度次大陆上的国家),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消解古代社会遗留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也缓慢得多。


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机会。党本身就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党在建国之后所进行的社会改造,也是实践西方文化中的一支、即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就引进西方思想并付诸实施而言,近代中国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与中国共产党相媲美。但这个过程不是完全西化,而是对西方文明有选择地吸收。当然,党在建国之后实施的巨型社会改造容易犯错误,大跃进及随后发生的饥荒以及文革是最显著的例子。如法国大革命一样,这些错误留下的后遗症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在革命时期,这种否定是必要的,因为旧制度是依托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但是,进入建设时期之后,党需要的不再是一个革命理论和实践,而是长治久安的理论以及促进经济建设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的眼中,邓小平的最大功绩恐怕是引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这首先是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1981年6月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前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总结。随后,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中国社会矛盾进行了重新定义: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它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此基础上,党的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按照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要求,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应当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社会改造的任务已经完成,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已经不再能够指导党的实践。邓小平不是一个以理论见长的领导人,他以自己的实践带领党完成从社会改造到经济建设的转变,而指导他的是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直觉。这个直觉是什么?就是中国自己的务实主义的哲学。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针对的是“两个凡是”,事后回头来看,却是中国共产党脱离教条、走向务实的起点。


马克思成长于德国的思辨哲学传统之中,但却自觉超越思辨哲学,特别是在撰写《资本论》的时候,他已经使用了大量的实证方法。然而,他的理论对于中国人而言,仍然太抽象,特别是他关于终极真理的理论,在中国这片崇尚当下生活的土地上,很难生根发芽。邓小平没有多少理论,但有很多朴素的认知。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老百姓仍然很贫穷,为什么?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第一位的问题。


通过亲身出访以及聆听其他领导人出访带回来的消息,他已经意识到,教条式地执行马克思主义已经让中国落后于周边国家,而引进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自我革新的必由之路。但是,要转变党员干部的观念,必须从根子上做起。这大概是他发起真理问题大讨论的初衷。这个大讨论打破了真理的绝对性,为随后的改革打开了大门。“姓社”还是“姓资”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能否有助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才是根本的问题。


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实践。邓小平的“猫论”恰逢其时:只要目的是合意的,采用何种手段是次要的。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最急迫的问题而发生。农村改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干部为解决温饱问题发起的,很快就从“包产到组”演变为“包产到户”,让农村改革家杜润生都担心起来。改革之所以最终能够打消领导人的疑虑,是因为它几乎在一夜之间解决了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


受农村改革的鼓舞,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关系也开始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地方积极性因此获得极大的提高,为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渐进式改革也成为中国改革的最重要特色,这在1984年秋宣布的城市改革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城市改革的核心是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具体办法是“价格双轨制”:计划内的产量仍然使用计划价格,计划外的产量使用市场价格。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定价的范畴逐步扩大。“一物二价”,正统经济学家会立即告诉你,这是行不通的,因为黑市很快就会出现,即倒卖计划内产品。黑市和“倒爷”的确出现过,但总体而言,价格双轨制却成功了,让中国避免发生像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价格双轨制下的市场轨为乡镇企业创造了生存空间,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进程。


进入九十年代,价格改革完成,以1994年汇率并轨为标志,价格双轨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新一轮的改革围绕着国有企业展开。与农村改革一样,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来自于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财政造成的压力。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率先开始国企改革,原因都是因为国企连年亏损,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到1995年,中央出台“抓大放小”政策,国企改革在全国铺开。


上述实践都先于党的理论,主流意识形态总是追认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实践。作为对农村改革的认可,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于1993年10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响应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是对已有改革的承认,而且还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续改革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九十年代的改革加快了中国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改革的成果也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了体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再次修改了党章,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新提法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全民党的转变。经历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变,“三个代表”是对这些变化的回应。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党不再是西方意义上、仅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的政党,而是为各种利益诉求提供表达的场所;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党本身变成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


党自1978年以来完成了去政治化的过程。这里的“政治”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即政党的阶级或群体属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落后于周边的资本主义社会;邓小平认为,只有破除文革激进思想的阻碍,中国才能以务实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告别文革时代的激进思想,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党都走上了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去政治化是党在回归中国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自此党变为国家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党在实践层面回归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


三、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


当前党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党的实践与党的理论之间的张力。在实践层面,党已然完成中国化,但在理论层面,党的中国化尚未开始。党的理论要回归中国传统,难度很大,毕竟反传统是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的主导思想。但是,站在建党一百周年的节点上,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冲刺阶段的起点上,党在理论层面认真对待中国传统,是时候了。这要求党认识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的其它优秀成分对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哲学理论。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政治和哲学成分有务实主义、个人主义与秩序之间的平衡、贤能主义和德治。


务实主义 中华文明的第一特质、也是中国人的第一特质,是务实主义。中华文明的主体在黄河流域发祥的时候,这一区域比现在要潮湿和温暖得多,属于亚热带气候。水草丰美,植物和动物众多,我们的祖先因而养成了一种乐观和入世的人生态度,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赞美人间的生活,所以我们才能在《诗经》里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优美的爱情诗句。自然青睐我们的祖先,因而我们的祖先没有对神的敬畏,只有对现世生活的憧憬。因为不信神,我们就不相信永恒的真理。这是务实主义的第一要务。


西方世界的许多重大冲突,都是因为相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比其他人的更值得追求造成的,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三十年战争,抑或美苏之间的冷战,都起源于信仰的不同。务实主义会消解这种冲突,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信仰而发生的战争。在和平时期,务实主义拒绝教条,为制度和技术创新打开大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创造世界。这是改革开放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与此相一致,务实主义拒绝把手段作为目的,而是从目的出发,只要目的是合意的,手段是否合法是次要的。映射到现实层面,这意味着制度服务于目的,而不能成为社会追求的目标。这与西方把自由主义民主这样的制度作为终极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一个务实主义者来说,评价一个政体是否合意的标准,是它能否实现正当性目标,而不是它的形式。自由主义民主能够实现一些正当性目标,但不是全部,因此不应该成为历史的终结;反过来,当代中国体制实现了许多正当性目标,因此不能轻易予以否定。


个人主义与秩序 现今的一般观念认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这与清末民初革命者和思想家的观点相左。孙中山认为,中国社会犹如一袋马铃薯,其中的马铃薯不仅相互独立,而且相互碰撞。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小团体社会,西方社会因为宗教团契形成了市民社会。先贤们的观点比现今流行的观点更加符合实际。因为没有宗教,中国基层社会一直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佛教曾经短暂且在个别地方打破了这种格局,但随着佛教的同化,血缘和地缘还是占据中国基层社会的主导地位。在家族与政府之间,中国社会少有其它社会团体。在基层,主导中国社会的是以家族为单位的个人主义,道德规范必须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得以维系。超出血缘和地缘纽带,中国社会就必须依赖政府来维持秩序。可以说,中国的强政府,正是基层家族个人主义所要求的,而中国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老百姓以服从权威换取秩序的表象而已。


这与西方、特别是英国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国,宗教和习惯法法庭在王权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它们是介于个人与王权之间的中间组织,起到了组织和管理社会和对抗王权的作用。中国社会缺少这样的中间组织,大型社会动员和组织都需要政府直接操办。由此,在中国建立问责政府比西方更加困难。然而,中国这样的一种个人主义 + 强政府的治理模式也有其自身的优势。一方面,中国人崇尚个人努力和成功,这使得中国人较容易接受个人价值这样的自由主义原则,也容易产生企业家;另一方面,一旦需要,社会容易听从政府的调遣,在危急时刻容易形成社会合力,成功化解危机。中国的富豪人数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中国应对疫情比西方更加成功,都是证明。


贤能主义 中国式的个人主义的一个后果是贤能主义。不同于西方单一的人性论,儒家认为,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和可塑的。 人生而不同,但除极其聪慧和极其愚笨之人而外,其他人的成就取决于个人后天的努力。对于儒家来说,不存在抽象的平等,因为,一个人最终拥有什么样的才能和成就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抽象平等忽视了努力的作用。儒家只承认关系平等,在社会分配方面,这表现为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平等,即回报与努力成正比。贤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和持久的。在个人层面,它表现为对个人成就的推崇;在政治层面,它表现为政治贤能主义,即公共职位要求官员具备与之相配的道德和能力水平,职位越高,要求越高。从西汉的察举制度,到唐宋形成的科举制度,再到今天的干部选拔制度,政治贤能主义始终贯穿其中。


一个民族的任何优点,也一定是它的缺点。贤能主义也不例外。它最为严重的缺点有二:一是缺乏对个体先天差异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关照,在奖励个人成就的时候会忽视个体和社会偶然因素的作用;二是弱化社会群体意识,强化个人主义对社会共同体意识的排斥。在国内,强政府可以部分弥补这些弱点,但在海外,华人就形成了只顾自己、不关心政治、不融入当地社会的形象。


然而,贤能主义可以成为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一剂解药。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本来不是单纯的民主制,而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共和体制。一战之后、特别是苏联瓦解之后,民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演变为今天的民粹主义。西方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理论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回应战后民主化和民权运动的冲击,他们在理论上为进一步的民主化和均等化提供理论依据。


不过,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纯粹的民主制都无法获得理性的政治决策,放弃政治层级和贤能主义原则,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在长期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无法在其它国家复制,但其背后的政治贤能主义是其它国家可以借鉴的。应对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不是完善民主,而是重新引入贤能主义,完善共和体制。


德治 以往对中国政治的一个批评是,中国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这个批评有很大的合理成分,但由此完全否定“人治”却是过于武断的。世界上没有完备的法治,因此总是给人治留下空间。问题不是要不要人治,而是要什么样的人治。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告诉我们,德治是指导人治的根本原则。对于儒家而言,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是“仁”。“仁者,爱人。”仁政就是服务于天下百姓。要实现“仁”,统治者自己必须首先具备很高的德性,不仅能够克己复礼,而且能够判断什么是“仁”。与当代西方民主强调对政府官员实施问责不同,中国政治强调政府官员的责任。问责是对官员施加的被动约束,而责任是要求官员必须主动地为民众做事情。前者可以弱化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而后者却要求官员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和能力。两者都不能走向极端。西方民主弱化官员的道德要求,因而会出现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中国如果过度强调官员的能动性,就会导致官员对民众权利的侵犯。在现代社会里,以法治为基础,以德治要求官员,应该是最佳的组合。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党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是西风东渐在中国留下来的最为显著的成果,是中国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证明。然而,如何定义“中国特色”,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前一节的讨论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拥有具有世界意义的特质。这些特质应该成为构成“中国特色”的元素。问题是如何把这些特质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政治哲学。


当今的世界文明,是轴心时代的延续。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中华文明大放异彩,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思想资源。构建中国自己的政治哲学,必须从那个时代寻找资源。就其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潜力而言,儒家学说无疑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说。从儒家学说出发,是最可能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的。


与中国的务实主义传统一致,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来自于对人的经验观察,而不是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样,来自于理论构建。人性是人的普遍特性的集合。这种普遍特性又是个人特性的集合,而个人的特性取决于一个人先天的材质、后天的环境和个人努力。现代心理学也告诉我们,个人在大脑生理层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是先天和后天因素累积造成的结果。因此,谈论一个普遍的人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每个人最终形成的人性是不同的,这一点对于政治过程非常重要。政治参与的最小单位是个体,它涉及个人的德性、知识量、判断力和执行力等多方面的因素。由于个人成就不同,因此,不是所有人都应参与所有政治过程。政治层级是不可避免的,不同层级需要不同的个人德性和能力与之相匹配。越高的层级涉及的决策越复杂,因此也需要更高的德性和能力。为此,官员的选拔不应该全部都交给民众来完成,而需要一个中央机构来完成。作为选拔机构,中央机构本身的官员也必须具有很高的德性和能力,正因为此,中央机构也为国家提供大政方针。


不过,中央机构的权力必须受到民选的主权机构的约束,它的人事和大政决策必须经由主权机构同意方可实施。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是仁,中央机构的决策如果是有利于仁的实施,就会不惮于交由主权机构审议;其二,中央机构把决策交由主权机构议决,可以消除民众对主权机构是否诚心实施仁政的猜忌。这里,主权机构的主权是被动的,它不主动提出立法和人事任命,因而与自由主义民主的主权不同。与自由主义民主一致的是,主权机构之下设立行政机构(政府)。另一方面,为防止中央机构滥用权力或出现决策失误,儒家政治还设立一个谏议机构,专门约束中央机构的行为。


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在各政治主体之间取得平衡,为社会提供秩序并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民主制度把社会目标交由多数选民决定,这不一定是社会最优的选择,因为合意的社会目标未必由多数选民所掌握。上述儒家政治架构的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贤能主义,但同时也将西方的民主因素以及权力制衡纳入其中。这样的一种共和体制有利于实施合意的社会目标,同时也可以防止任何权力的独断专行。它与自由主义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最为重要的是,它保护基本的个人自由。但是,它拒绝抽象的平等,只接受比例原则下的平等。由此形成的儒家自由主义,既继承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但又比自由主义更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因而也更可能在现实中得到实施。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与上述儒家政治结构高度重合。中国共产党是中央机构,全国人大是主权机构,国务院是行政机构(政府),人民政协是谏议机构。党在理论层面的中国化,必须从吸收儒家政治哲学开始。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改造原始资本主义的产物,传入中国之后,成为党战胜旧制度及其一切从属势力的武器,也为党改造中国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形态不适合作为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体中国人民齐心协力,而不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不利于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向世界展示中国自己独创的文化。


如何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构建党的新理论,是党在百年当口的最重要任务。一个取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实践分开,继承前者而扬弃后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点与中国的务实主义以及儒家的中庸思想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之上的剥削理论。在资本主义早期,生产相对简单,资本与劳动的分野比较明确,但在当今全球化的生产和交换格局之下,资本和劳动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按要素进行分配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社会分配机制。我国的实践也表明,建立按要素进行分配的市场机制,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秘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儒家政治为体,重新重构党的理论体系,是党完成回归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关键一步。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3】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

周国平

2021年5月21日于喀什古城


怎么判断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他的“自我”呢?


我可以提出一个检验的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独处。


当你自己一个人待着时,你是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呢,还是感到一种宁静、充实和满足?


▌独处,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度


对于有“自我”的人来说,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则有些寂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


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务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这时候,我们独自面对自己和上帝,开始了与自己的心灵以及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的对话。


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灵魂生活都是在独处时展开的。


和别人一起谈古说今,引经据典,那是闲聊和讨论;唯有自己沉浸于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杰作之时,才会有真正的心灵感悟。


和别人一起游山玩水,那只是旅游;唯有自己独自面对苍茫的群山和大海之时,才会真正感受到与大自然的沟通。


所以,一切注重灵魂生活的人对于卢梭的这话都会发生同感:“我独处时从来不感到厌烦,闲聊才是我一辈子忍受不了的事情。”


这种对于独处的爱好与一个人的性格完全无关,爱好独处的人同样可能是一个性格活泼、喜欢朋友的人,只是无论他怎么乐于与别人交往,独处始终是他生活中的必需。


在他看来,一种缺乏交往的生活当然是一种缺陷,一种缺乏独处的生活则简直是一种灾难了。


当然,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与他的同类交往,需要爱和被爱,否则就无法生存。


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绝对的孤独。但是,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却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



世上正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和自己待一会儿,对于他们简直是一种酷刑。


只要闲了下来,他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消遣,什么卡拉OK舞厅啦,录像厅啦,电子娱乐厅啦,或者就找人聊天。自个儿待在家里,他们必定会打开电视机,没完没了地看那些粗制滥造的节目。


他们的日子表面上过得十分热闹,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极其空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看见自己。


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贫乏,和这样贫乏的自己待在一起是顶没有意思的,再无聊的消遣也比这有趣得多。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没有了自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独处的确是一个检验,用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的灵魂的深度,测出一个人对自己的真正感觉,他是否厌烦自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厌烦自己是一个起码要求。


一个连自己也不爱的人,我敢断定他对于别人也是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他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社会交往。他跑到别人那里去,对于别人只是一个打扰,一种侵犯。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


唯有在两个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


我敢担保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找不出一个例子,能够驳倒我的这个论断,证明某一个浅薄之辈竟也会有此种美好的经历。



▌无论多忙,都要保留一个心灵空间


我读到泰戈尔的一段意思相似的话,不过他表达得更好。我把他的话归纳和改写如下——


未被占据的空间和未被占据的时间具有最高的价值。


一个富翁的富并不表现在他的堆满货物的仓库和一本万利的经营上,而是表现在他能够买下广大空间来布置庭院和花园,能够给自己留下大量时间来休闲。


同样,心灵中拥有开阔的空间也是最重要的,如此才会有思想的自由。


接着,泰戈尔举例说,穷人和悲惨的人的心灵空间完全被日常生活的忧虑和身体的痛苦占据了,所以不可能有思想的自由。我想补充指出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类例证,就是忙人。


凡心灵空间的被占据,往往是出于逼迫。如果说穷人和悲惨的人是受了贫穷和苦难的逼迫,那么,忙人则是受了名利和责任的逼迫。


名利也是一种贫穷,欲壑难填的痛苦同样具有匮乏的特征,而名利场上的角逐同样充满生存斗争式的焦虑。


至于说到责任,可分三种情形,一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另当别论,二是为了名利而承担的,可以归结为名利,三是既非内心自觉,又非贪图名利,完全是职务或客观情势所强加的,那就与苦难相差无几了。


所以,一个忙人很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穷人和悲惨的人。



这里我还要说一说那种出自内在责任的忙碌,因为我常常认为我的忙碌属于这一种。一个人真正喜欢一种事业,他的身心完全被这种事业占据了,能不能说他就没有了心灵的自由空间呢?


这首先要看在从事这种事业的时候,他是否真正感觉到了创造的快乐。


譬如说写作,写作诚然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但必定伴随着创造的快乐,如果没有,就有理由怀疑它是否蜕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事务,乃至一种功利性的劳作。当一个人以写作为职业的时候,这样的蜕变是很容易发生的。


心灵的自由空间是一个快乐的领域,其中包括创造的快乐,阅读的快乐,欣赏大自然和艺术的快乐,情感体验的快乐,无所事事的闲适和遐想的快乐,等等。


所有这些快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共生互通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埋头于写作,不再有工夫和心思享受别的快乐,他创造的快乐和心灵的自由也是大可怀疑的。


我的这番思考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告,同时也是对所有自愿的忙人的一个提醒。我想说的是,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


唯有在这个心灵空间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


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你永远忙碌,你的心灵永远被与事业相关的各种事务所充塞,那么,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了怎样的外在成功,你都只是损耗了你的生命而没有品尝到它的果实。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


我发现,世界越来越喧闹,而我的日子越来越安静了。我喜欢过安静的日子。当然,安静不是静止,不是封闭,如井中的死水。


曾经有一个时代,广大的世界对于我们只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如同螺丝钉被拧在一个不变的位置上。


那时候,我刚离开学校,被分配到一个边远山区,生活平静而又单调。日子仿佛停止了,不像是一条河,更像是一口井。


后来,时代突然改变,人们的日子如同解冻的江河,又在阳光下的大地上纵横交错了。我也像是一条积压了太多能量的河,生命的浪潮在我的河床里奔腾起伏,把我的成年岁月变成了一道动荡不宁的急流。


而现在,我又重归于平静了。不过,这是跌宕之后的平静。在经历了许多冲撞和曲折之后,我的生命之河仿佛终于来到一处开阔的谷地,汇蓄成了一片浩淼的湖泊。


我曾经流连于阿尔卑斯山麓的湖畔,看雪山、白云和森林的倒影伸展在蔚蓝的神秘之中。我知道,湖中的水仍在流转,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静如镜。


我的日子真的很安静。每天,我在家里读书和写作,外面各种热闹的圈子和聚会都和我无关。


我和妻子女儿一起品尝着普通的人间亲情,外面各种寻欢作乐的场所和玩意儿也都和我无关。我对这样过日子很满意,因为我的心境也是安静的。


也许,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是需要某种热闹的。那时候,饱涨的生命力需要向外奔突,去为自己寻找一条河道,确定一个流向。


但是,一个人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托尔斯泰如此自述:“随着年岁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了。”


人们或许会把这解释为衰老的征兆,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即使在老年时,托尔斯泰也比所有的同龄人,甚至比许多年轻人更充满生命力。唯有强大的生命才能逐步朝精神化的方向发展。


现在我觉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


泰戈尔曾说:“外在世界的运动无穷无尽,证明了其中没有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目标只能在别处,即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在那里,我们最为深切地渴望的,乃是在成就之上的安宁。在那里,我们遇见我们的上帝。”


他接着说明:“上帝就是灵魂里永远在休息的情爱。”他所说的情爱应是广义的,指创造的成就,精神的富有,博大的爱心,而这一切都超越于俗世的争斗,处在永久和平之中。


这种境界,正是丰富的安静之极致。


我并不完全排斥热闹,热闹也可以是有内容的。但是,热闹总归是外部活动的特征,而任何外部活动倘若没有一种精神追求为其动力,没有一种精神价值为其目标,那么,不管表面上多么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本质上必定是贫乏和空虚的。


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2】


张维迎

企业家精神"五不是"


我曾经将企业家的功能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套利,一个是创新。所谓套利,就是利用成熟技术,找到市场机会并赚取利润。所谓的创新,是指要做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技术,并且去创造新的市场。


套利和创新有什么不一样呢?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周期不一样:创新是长周期,套利是短周期;第二是确定性程度不同: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套利的不确定性则比较低。我们也可以将套利的低不确定性称之为风险。应当说,中国四十年来的成就主要来自套利型企业家,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创新型企业家变得越来越多了,对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


套利和创新的利润曲线不同。简单地说,套利是一开始就赚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赚钱越来越难,最后甚至根本无法赚钱了,经济学家将这样的无法赚钱状态称之为“均衡”。而创新是一开始亏损,而且有可能在若干年内持续亏损。到后来,只有运气好的人才可能赚到钱,并且,一旦赚钱,就会越赚越多。当创新开始赚很多钱的时候,别人也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套利。因为套利最后一定会走向不赚钱,这就意味着,创新必须持续,不能只是一次性创新。这一点,对我们的投资人和企业家来说,都非常重要。它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要从套利型转向创新型,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同时,体制也应当为投资人和企业家提供更大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否则,他们可能具有套利的动机,而不会有很强的创新动机。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体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01】创新为何不可预测?


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改良式创新,一类是颠覆式创新,二者在周期和不确定性方面也存在差异。


创新是不可预测的。仅就此次峰会谈到的若干技术而言,不要说二十年前,就是十年前也没人会提到。同样,我们现在也无法预知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什么是主导性的技术,什么是主导性的产业,至少我认为,这不太好预测。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蒸汽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两百五十多年以前,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他的第一个投资人罗巴克在1773年破产了,手里唯一持有的资产是蒸汽机1/3的专利权。他有几十个债权人,大多认为这个专利一文不值,所以都不肯接手。这时,有一个债权人博尔顿向大家提出:如果大家同意,我愿意用630英镑买断这1/3的股权,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找罗巴克的麻烦了。其他的债权人生怕他改变主意,很快同意了这个交易。他们分了这630英镑,而博尔顿得到了这部分蒸汽机的股权。这件事证明,在当时,大部分人并不看好蒸汽机的前景。


第二个例子是直流电和交流电之争。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既是一个发明家,又是一个企业家。他在最初创造了电力系统之后,社会上对直流电和交流电哪一个会成为主导技术还存在争议。爱迪生认为,直流电会成为主导,而他的竞争对手威斯汀豪斯的看法则截然相反。事实证明,爱迪生预测错了,后来主导电力供应系统的是交流电,不是主流电。所以说,即使是最伟大的企业家,预测未来也存在很大的难度。


同样,在一百二十年前,美国汽车市场拥有量最大的是蒸汽车,其次是电动车,最后才是燃油车。而在当时,爱迪生认为,燃油车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电动车才代表未来,所以他大量投资于电动车。但最后证明,电动车失败了,燃油车成了市场的主导。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未来的一百年,可能汽车市场要发生逆转,电动车已经重新成为今天市场上的投资热点。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显然,仅就过去的一百年而言,爱迪生又一次预测错了。


再讲个飞艇与飞机的例子。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飞艇,它要比飞机大得多,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产的飞艇,其长度大概是现在波音747的三倍以上。1899年,《科学美国人》曾预测,未来主导天空的将是飞艇,而不是飞机。的确,飞艇是在1900年被发明出来的,比飞机的发明时间要早三年。并且,在“一战”之前,飞艇已经投入了商业运营,而飞机在当时还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玩具。飞艇的发明人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甚至认为,历史将证明,飞机只不过是航空史上的一个“脚注”。德国航空工程师、第一次环球飞行的指挥者雨果•埃克纳(Hugo Eckener<1868-1954>)坚定地认为,飞艇一定会打败飞机。他当然有很充分的理由。但美国企业家胡安•泰利•特里普(Juan Trippe)与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飞机才是未来航空世界的主角。“一战”之后,飞艇和飞机之间发生了绝对的较量,最终,在“二战”前夕,飞机以绝对优势胜出,反而是飞艇真正成了世界航空史的“脚注”。


飞机为什么会赢?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与喷气式发动机的诞生有关。而喷气式发动机在发明之初也不被看好,甚至他的发明者怀特尔(Whittle),一个正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实习生,没有钱交纳5英镑的专利费,英国政府也不愿意为他的专利权买单。


在举个比较近的例子:云计算。我非常清楚地记得,2010年3月28日,在深圳的五洲大酒店召开了一次中国IT领袖年会,台上坐着三个人,就云计算的前途进行了辩论。其中有两人都不看好这项技术,只有一个人看好。不看好的是马化腾和李彦宏,二人都是技术大咖。马化腾说,云计算是一个好的概念,可能几百年、一千年以后,会出现像阿凡达那样的现象,但当前做为时过早。李彥宏则认为,云计算是“新瓶装旧酒”,并不是一个新技术。他说,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基于云计算的互联网应用,所以,云计算并不是一个好的赚钱方式。三人中唯一看好云计算的人是马云,他认为,云计算是一种分享,是对数据的处理、储存和分享机制。所以,阿里做云计算,也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现实证明了马云的判断。但与马化腾和李彦宏相比,马云不太懂技术。当然,马化腾和李彦宏也很快就改变了看法。甚至可以说,没有云计算,也不会有腾讯公司的今天。


那么,为什么创新不可预测?因为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创新是不确定的。我将创新的不确定性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技术可行性上的不确定性。所谓技术上的不确定,是说某一种创新,在当时的科学知识水平上,在技术上是否可能,是不确定、不知道的。比如,两百多年前,铁的产量上去了,但是铁还能用来干什么?没有人知道。这时,英国的一位企业家约翰•威尔金森提出,铁可以用来造船。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比水重,在水里无法漂起来,所以传统的船都是木制的。所以,当他提出这样一个设想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而保险公司也是在威尔金森提出铁船概念一百年以后,才愿意为其提供保险服务。


再比如,吉列剃须刀现在很流行,但在100多年前,当吉列提出要造一种超薄的、一次性的、低成本的刀片时,几乎所有著名的金属专家都给出了“不可能”的回答。但这没有影响吉利掌门人的判断,他率领团队孜孜不倦地研究,几年之后,他成功了。


还有,十几年前当乔布斯提出制造iPhone手机的时候,他认为,不论是用电子手写笔输入,还是用传统键盘输入,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必须要“多点触控技术”。当时,苹果公司的技术人员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乔布斯的坚持下,这一全新的技术诞生了,使我们今天得以进入iPhone手机引领下的智能手机时代。可以想象,如果现在的手机仍然是键盘输入式的,需要用两只手来操作,或者如比尔•盖茨想象的,外带一支手写笔,我想,智能手机不可能普及得这么快,也不会如此成功。


今天我们看到好多新技术,包括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技术等等,但是它们仍然存在很多的分支,可能我们并不知道。比如,仅电池技术就有六七种之多,还有氢电池等等,哪一种在未来会获得成功?没有人知道准确的答案。


第二,商业价值的不确定。某种产品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市场是不是接受,我们事先是不知道的,或者是因为消费者的偏好不好预测,或者因为新技术、新产品最初都很粗糙,功能上表现不佳,成本也高。


这里有一个经典案例。两百年前,美国有一个企业家,叫图德(Tudor),想要把冰变成一个市场。他认为,如果能把寒带的冰运到热带,应该能赚很多钱。这在技术上没有问题,成本也不高。于是,他租了船,把冰从波士顿运到加勒比海的岛上。但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冰,不知道冰能干什么。冰卖不出去,慢慢融化了,第一船就亏了4千美元。但图德仍然相信这是一个市场,于是又做了第二次。当然,他又失败了。多次失败使得他负债累累,给他带来了两年的牢狱之灾。但是他仍然不死心,在出狱之后,继续做这个生意,到第十五年的时候,终于开始赚钱了。冰从此成为一种商品,甚至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商品。他的这一理念,进而带动了电冰箱,也就是人工制冰技术的出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如果没有人工制冷技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都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今天的大会在深圳召开,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我们能够端坐在有空调调节温度的会议大厅,不会挥汗如雨,都要感谢两百年前这位企业家的所作所为。


好多在技术上获得成功的产品,包括超音速飞机,在市场上失败了;空客A380,现在也已经停产了。乔布斯在1975年创办了苹果公司,但是在1985年遭到了董事会的开除。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做的麦金塔电脑的销量远远低于预期。


这些优秀的产品,为什么在技术上可行,商业上却可能会失败呢?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虽然你对消费者的偏好本身有一个主观的看法,消费者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需求,但他有最后“投票”的权利。


第三,互补性技术的不确定。一个创新的价值依赖于其他事先不知道的互补性创新是否出现。几乎所有的创新,一开始的时候都不完美,甚至还不如原来的产品。如汽车最初发明的时候,它的速度还没有马车快,而且还带来更多的污染和噪音。飞机刚刚发明的时候,其性能远远不如飞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飞机后,如果没有后续的改进,那么今天,我们也不会有“上天”的机会。这些功能上的不完善和非常高的成本,需要依赖后续大量的技术改进。但是,相关的创新是什么?它们是否会出现?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


比如,瓦特在1765年就发明了蒸汽机,1769年拿到了专利,但是,合格的气缸和活塞却一直不能生产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气缸的光滑度和密封度达不到要求,一直到威尔金森发明了镗床。威尔金森是一名生产加农炮的企业家,因为炮筒的加工要用到机床,这促使他研究和改进了镗床的性能,最后合格的气缸才得以生产出来。所以,直到1776年,因为有了合格的气缸,第一台蒸气机才得以交付使用,而在此后的二十年,瓦特蒸汽机的气缸基本上都是由威尔金森的工厂生产的。


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是激光的“诞生”。现在激光技术无处不在,甚至我们讲课也要用到激光笔,但是在 1960年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第一次发现激光的时候,他们的专利律师认为,激光对通信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不主张申请专利。而在十年之后,美国的康宁公司生产出了一种超清晰度玻璃,即使垒得像公共汽车一样厚,其透光效果与一层窗户玻璃没什么两样。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用这样的玻璃测试激光,效果非常好,这就导致了光纤的出现。基于光纤,我们才有了今天的互联网,才有了一次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激光如今也已经成为一项通用技术,尤其成为一种重要的医疗检测手段。


前面提到电动车和燃油车的竞争,为什么燃油车能获得成功,电动车却失败了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燃油车率先实现了技术改进,包括汽油质量的改进、发动机的改进、传动装置的改进等等,非常快。据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燃油车的能源效率提高了至少八倍,而同期,电动车的效率只不过提高了一倍而已。当然,这种局面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四是体制、文化和政策的不确定性。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破坏意味着什么?就是有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感到不舒服,因为新技术、新产品会替代老技术和老产品。所以一位技术史专家说,每一种创新都生长在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社会中,朋友很少,敌人很多,只有特别顽强的人,运气特别好的人,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比如,咖啡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一般认为,茶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咖啡是西方文化的象征,但事实上,茶叶进入欧洲比咖啡进入欧洲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咖啡原产自东非,最初在土耳其流行起来。奥斯曼帝国的黎巴嫩商人第一次将它引入到欧洲的时候,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欧洲的第一个咖啡馆于1650年出现在牛津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曾规定,学生去咖啡馆喝咖啡必须得到教授的批准,否则是要受到处分的。有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宣称英国人如果喝咖啡,就会退化为土耳其人,因为在英国人看来,土耳其人是野蛮人,只有他们才会喝咖啡。1675年12月,查理二世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全国所有的咖啡馆都必需在第二年的1月10号以前关闭。直到“一战”之前,瑞典才实现了咖啡交易的合法化。


还有印刷业。我们知道,毕昇在1040年左右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并没有真正流行起来。1445年,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印刷机在欧洲很快得到了普及。但是在伊斯兰世界,直到将近四百年之后,才出现了第一本印刷版的《古兰经》。为什么呢?因为伊斯兰世界有数万名古兰经抄经人,他们的地位非常高,一旦有了印刷的经书,他们就会失业,这必然导致他们坚决的抵制。他们说,《古兰经》是神圣的,必须用手抄写,用机器印刷是对它的玷污。在这样的思潮之下,印刷经书是不能够在当地销售的。


今天我们遇到类似的事情非常多,有人抵制网约车,有人抵制社区团购,有人抵制互联网金融,例子不胜枚举。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价值观的冲突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不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欧关系,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不是源自商业利益的冲突,而是来自于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会导致很多创新遭遇政府的抵制和市场的抵制。我们能见到的,包括华为、抖音和微信所受到的抵制,都与价值观的冲突有关,这对企业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马克思曾说,资本家是没有祖国的,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走。但是在现实当中,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冲突,企业家的商业行为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刚才讲到的飞艇在市场上完败的案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治与德国政治的冲突。兴登堡号飞艇设计时准备使用氦气,而不是传统的氢气。氦气不容易燃烧,比氢气安全得多。但当时只有美国能够生产氦气。而当时的德国处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美国政府担心希特勒会将飞艇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因此拒绝将氦气卖给德国。在这种情况下,飞艇只能改用易燃的氢气。兴登堡号飞艇1937年在一次降落纽约的过程中燃烧起来,艇上的九十几人中,大约有1/3人遇难,剩下的2/3人受伤。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案例。


而对于我们来说,中美之间相互拥抱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国间曾经频繁的科技交流越来越少了,而对抗则变得越来越强烈,因此,未来,相互之间的钳制只会更多,并且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所以,企业家或者投资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只会更多,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生物技术,可以说,过去很多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产品,都是根植于国外技术的,但现在根被斩断了,花和果就有可能凋谢。原来我们可以和美国一起培养科学家,我们有大笔的经费可以投资,有大量的华人科学家,甚至是美国的科学家可以为我所用,但是在未来,这种途径也会越来越少,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2】企业家精神的五个“不是”


过去几年,我自己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不想讲企业家精神“是什么”,而是要告诉大家,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教科书告诉我们,要科学决策,所以我们以为,科学决策就是人类最伟大、最正确的行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尽管在企业当中,有95%以上的决策可以用科学决策,但是仍然会有5%,甚至不到5%的决策是企业家决策,这是无法进行科学决策的部分。


科学决策是什么?就是用数据推导出答案,甚至就像考试一样,正确的答案是唯一的。企业家的决策没有唯一性可言,每个人都要根据直觉、想象力和判断做决策。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直觉、想象力和判断,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同样伟大的企业家,比如马云、马化腾、李彥宏等等,他们都很了不起,但是他们对云计算的判断可能大相径庭。这不是基于数据的不同,而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和判断力不一样。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科学决策是能够形成共识的,而企业家决策是非共识的,没有标准答案。大部分人认为正确的决策、有标准答案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决策,只有大部分人不认同的决策,才有可能是企业家决策。企业家做什么?做新的、没有共识、没有一致意见的决策。当然,有一些决策,原来可能是企业家决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就会演化为管理决策。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大家公认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也为此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誉,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封为“海军大将”。但是仍然有一些贵族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美洲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不需要你的所谓“发现”。哥伦布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不得不与这些人展开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他拿出了一个鸡蛋,问大家,谁能把它立起来?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完成这个任务。鸡蛋转了一圈又回到哥伦布手里,他把鸡蛋拿起来,轻轻一磕,蛋壳的一头碎了,鸡蛋很容易就立了起来——这就是企业家决策。但是在哥伦布以后,任何人用同样的方法实现同样的目标,都不能再称其为企业家决策。只有第一个想到并做到的,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决策。


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英特尔的第五任CEO保罗•欧德宁,在任期尚未结束时就宣布了辞职,原因是他创造了英特尔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决策失误。这个失误是什么呢?当年(大概在2009年吧),乔布斯找到他说,苹果公司要生产一种iPhone手机,希望英特尔帮助生产iPhone手机的芯片,每枚10美元,一分不多。欧德宁为此组织了一个由销售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构成的庞大团队,经过深入研究以后,他们写出了厚厚的调研报告,其核心结论是,这是一个亏本买卖,不值得做。事实证明,这一结论显然是错的,后来,iPhone的销量是英特尔团队预测的一百多倍。欧德宁后来曾经反省说:当时,直觉告诉我,应该接受这笔订单,但我最终还是听取了我的专家们的意见,拒绝了它。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关于创新,关于未来,唯一确定的是专家的意见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错的。这不是我说的,是哈佛大学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说的,他是专门研究创新的著名专家。他本人也做出过同样错误的预测。这个案例说明,即便是专门研究创新的专家,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企业家可以咨询专家,但必须自己做出判断,不要把专家的意见作为定论。企业家不能“随大流”。


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最优的决策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但企业家的作用,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


中国有句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典型的管理思维——没有米是不做饭的理由。而企业家不能这样思考问题。企业家要做的是,如果他判断有人要吃饭,卖饭能够赚钱,就应该考虑开始做饭。没有米可以找米;找不到现成的米,可以找种稻子的人;找不到种稻子的人,还可以说服现在炼钢的人改行种稻子。企业家决策不是满足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按照这样的思维,他就是一个企业家,不论他最终能否成功。


对普通人而言,只有“假设”满足,结论才能成立。而对于企业家而言,把“假设”变成现实,才是他们的工作。特别是,企业家要让一系列互为因果关系的假设变成现实。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家的成功要依赖很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要想有A,先得有B,而要有B,先得有C,在C之前,还得有D,而要有D,先得有A。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循环因果链”。最终,由于各种各样不可控制的因素,可以导致这样的情况:其中的某一个条件没有实现,全盘皆输。一个假设没有变成现实,所有的假设都不成立,最终没有找到米,做不出饭来,但我们已经收了货款,餐馆已经接到了很多的预定。所以说,企业家是成王败寇。企业家一旦取得成功,就是大英雄,万人敬仰;一旦失败,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骗子。而且,你无法在法庭上自证清白,因为你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已经在向大家海阔天空地许诺了。但是如果没有许诺,不可能有人跟着你走。这也是社会应该如何看待企业家的一个新视角。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举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一开始在深圳炒外汇期货,曾经赚过大钱,但之后预测失误,到1989年春天,已经亏了一千四百万。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打击让他一度失去了活着的欲望。但是有一天,就在他躺在床上寻思如何结束这一生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握手,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敏锐地意识以,中苏之间的经济往来会带来巨大的商机。他想,如果能把苏联的马戏团引入中国,也许能赚来巨额利润。事实上,在此之前,他既没有去过苏联,也不认识任何苏联马戏团的人。并且在那个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官方搞,民间很难插手。但是,我的这位朋友先是说服了文化部,然后再去莫斯科寻找愿意合作的马戏团。最后这个马戏团来中国演出了九十七场,让他净挣了一千五百万人民币。他把其中的一千四百万用于还债,剩下的一百万,他拿回到天津,创办了他的集团公司。在这个例子中,好几次,他差点功亏一篑,变成一个“骗子”。


第三,企业家不是唯利润论为目的,他有超越利润的目标。一般认为,企业家的目的就赚钱,最大化预期利润。但是我要说,我们大大低估了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企业家的非利润动机。与其说,利润是企业家的追求和目的,不如说它是企业家衡量自己成功与否和社会约束企业家行为的一种指标。


熊彼特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企业家有三个非金钱动机。首先是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人人都追求成功,而什么是成功?最伟大的成功就是建立一个帝国。过去,靠战争建立帝国,现在则可以靠商业来建立帝国。第二是争强好胜,要出人头地。如王石曾经讲过的:我就是要证明我行,你不行。人与人之间有一点互相较劲的精神,至少要追求胜人一筹,这一点对理解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第三是对创造性的享受。


很多企业家都说过,早知道这么困难,我当初就不会做企业了。但是,一旦成为企业家,就是逆水行舟,不进不行。这些因素都会支配企业家的行为,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利润动机去理解他们。


前面是我讲的企业家的三个最大“不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另外两个“不是”,可以简单概括为:


第四,企业家不是“好员工”。好员工就是循规蹈矩做事,对老板惟命是从。如果一个人规规矩矩地从基层做起,一直靠“听话”得到了提升,这就与企业家精神毫无关系。


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不同。凡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在一个传统的、职业化管理严格的公司,一定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企业家都是由于对原来的老板不满,一定要脱离那个体系,自己创业,或者是被原来的老板炒鱿鱼,不得不自己创业。


第五,企业家不是投资人的执行人。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一定会存在矛盾,这个矛盾不仅仅是利益的矛盾,也包括认知导致的冲突。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就是因为他总是持有与众不同的看法,这个与众不同不仅仅是针对投资人的,甚至和其他企业家也不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利益冲突而言,投资人关心的是投资回报率,而企业家关心的可能是更大的目标。如果投资人不能够尊重企业家的非利润目标,这个矛盾就难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批评主流经济学中有关公司治理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假定,股东总是对的,但事实上,股东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对的,小股东就更不大可能对,因为如果他对,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小股东。


当然,如何处理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如果都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就等于消灭了企业家精神。按照我们最规范的公司治理的方法,按照证监会、银监会等等监管机构颁布的条例,就更会消灭企业家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你拿了别人的钱,就不能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否则,没有人会给你投资。怎么办?这是一个永久性的难题。


刚才讲到,创新都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统一意志、统一规划是矛盾的。我为什么不赞成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假定,创新是可以预测的,至少有一部分专家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反垄断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立法者不理解企业家精神。我甚至认为,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理解企业家精神。由于不理解企业家精神,他们就很难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结果就提出反垄断的主张。根据我的观察,只要对市场准入不做人为的限制,没有企业能变成垄断者。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的企业家最有兴趣做的事情就是挑战已有的成功者,把他们拉下马,替代他们。另一方面,一个公司发展起来之后,一定要发生官僚化,官僚化会导致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所谓的垄断,只要创业是自由的,没有企业可以稳坐钓鱼船,没有企业家可以过悠闲自在的生活。


【03】市场是一个纠错机制


创新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事先的规划去创新。创新只能靠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分散决策,每一个企业家自己做判断。因此,计划经济与创新是不兼容的。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集中决策,是少数人说了算的机制。


不论在何种机制之下,决策者都会犯错误。事实上,企业家经常犯错误,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犯过错误。区别在于,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纠错机制,任何一个企业家犯了错误,都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但是在计划经济下,无论是纠正自己的错误还是纠正别人的错误,都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反之,掩盖错误却是一个理性选择。因此,小错误就会积累成大错误。


大家都知道马斯克,他要把人类送到火星。这样的人做企业可怕吗?不可怕。为什么?因为,如果消费者不买单了,投资人不愿在给钱了,他必须停下来。


但是,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马斯克掌握了政府资源,并且这个资源的支配可以不受约束,人类的灾难就会出现。比如,马斯克说,人类要实现火星移民,首先送上去一百万人。但是第一次没成功,一百万人都死了。他说,没关系,这是我们应付的学习成本,下一次,我们再送上去一百万人,至少有五十万能存活下来。最后,或许他成功送一百万人到了火星,在此之前的九百万人都成了试验品。


所以,我们应当感谢市场经济,因为它既能激励企业家为社会创造财富,又能保证企业家不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致使性的灾难。举国体制有利于应对突发性的外部危机,但不能很好地激励创新,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1】

饶毅: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


如果我们的科研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美,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而商业模式变化包括把一个商业渠道改成另外一个商业渠道,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有时增加、有时不增加总量。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


1


中国在古代到底有没有过科学?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是误传。误传含有善意的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鼓励自己。


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以后“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这是在我国普遍自信比较低的时代诞生的一个迷思。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


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两百年前的中国是否达到西方科学两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国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百年,人类才认识到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


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2


为什么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展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作为例子,而中国人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而科技对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


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教学的模式和内容。迄今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科学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有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


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当然,李景钧在北大写书的内容仍为西方科学成果。


1949年以前中国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她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省身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尚不敢确定,以后应该会出现。


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


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


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战就开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之一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不敢做官发财,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与民国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带动中国科学。曾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


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误认为有农民背景,而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


2015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卫生部为行政主管,协调全国多个单位。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如果说主要是这十几年,也有一定的道理。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可以算100多年,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只有十几年。


3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50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此路不通。


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环境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的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子弟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面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


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有幼稚的观点,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增加并非无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


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4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研究方面突出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


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


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是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她的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的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特别是50年代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其中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还与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的机构。


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而商业模式变化包括把一个商业渠道改成另外一个商业渠道,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有时增加、有时不增加总量。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


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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