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21-125】
发布时间:2021-08-20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5】

乔治·帕克:一分为四的美国

2021年8月20日罗卫国编辑于荆州

 

   当美国人再也无法对国家的目的、价值观、历史或意义达成一致意见,各方是否还有可能和好如初?


   国家与个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讲述故事的目的都在于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想要成为什么。国家叙事与个人叙事一样,容易陷入多愁善感、委屈、骄傲、羞耻与自欺欺人的情绪。叙事方式从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各种类型的叙事相互竞争并不断变化。最为长久的不是那些最经得起事实检验的,而是那些能够满足人们最深层次的需求与愿望的叙事方式。


   迄今为止,美国人知道了民主取决于彼此共同的现实(指个体通过人际沟通所获得的对共同经验的感知)的基准,也就是说事实具有不确定的可替换性时,人则迷途失路。但是,没有人可以在无休止的自我批评中过上幸福富饶的生活,正如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事实,还有传递道德认同感的故事。长久地对着镜子进行自我审视必须以自我尊重为结局,否则我们会被吞噬。


   追踪国家叙事的演变可以让我们知道国家变革的可能性。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与共和党这两个政党有着明确的身份特性,阐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共和党人为想要出人头地的人发声,而民主党人则代表了那些想要公平待遇的人。共和党人强调个人事业,民主党人则强调社会团结,最终接纳了黑人群体并且放弃了对吉姆·克劳法的承诺。但与今日不同的是,那时两党是在对具有相同认知的国家进行争论。这一共识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末,现在人们仍然对其有所记忆。


   与今天相比,上世纪两党所反映的社会具有更低的自由宽容程度,更少的多样性与选择,但经济更加平等、更能共享繁荣、更能达成政治合作。主张自由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在各自的政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饮食(金枪鱼面砂锅)与电视节目(警匪片《浑身是胆》)的选择上,那时的美国人比我们更统一,甚至他们的体型也看起来更像。尽管1968年解除了压抑与镇压,但他们仍比我们更克制内敛。


   自此以后,两党几乎交换了立场。直至千禧年之交,民主党开始成为富裕的专业人士的家园,而共和党开始听起来像民粹主义叛乱分子。我们必须了解这种立场互换才能知道美国如何走到今天的局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二战后奠基于两党制、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美国告一段落,随其消失的还有“遥遥领先”和“公平待遇”这两种相对稳定的叙事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四种相对立的叙事,四种对美国道德认同的描述。它们根植于历史,又受到新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影响,反映了使我们一分为二的鸿沟两岸的分野,又加深着人们之间的裂痕。过去四年里,四种叙事轮番发挥影响。它们重叠、相互形塑、相互吸引、彼此排斥。要理解其中一个叙事则不能舍弃其余三个,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整体。


   第一个叙事称为“自由美国(Free America)”。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是四种叙事里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一个。“自由美国”借鉴了自由主义思想,并将其安装在消费资本主义的强大引擎中。它所倡导的自由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自治艺术大不相同。这里的个人自由与他人无涉,是一种“不要践踏我”(Don’t Tread on Me)的消极自由。


   上世纪七十年代保守运动开始主导共和党,并于1980年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后开始主导全国大部分地区。如历史学家乔治·H·纳什(George H. Nash)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一运动令人不安地汇聚了几股思想。其一是传统主义,是对现代世俗文明的乌托邦计划和道德混乱的反动。传统主义者有充满罪恶感的新教徒、正统天主教徒、南方农民、潜在的贵族以及不合群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是二战后持异见的人士。他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的自满庸俗感到震惊。他们的英雄是保守克制的化身埃德蒙·伯克,他们的敌人是美国民主哲学家约翰·杜威。


   传统主义者的精英主义使他们与美国的主流生活背道而驰,美国历史上对其最具吸引力的阶段是准封建的旧南方,但他们的著作启发了下一代保守派,其中包括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此人于1955年推出了第一期《国家评论》,著名的主张是“(共和党)敢于横跨历史之潮流,向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大声喊停。”


   其次,接近传统主义的是反共产主义。其中许多人曾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s Chambers)和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他们从左翼转向右翼时随身携带着世界末日的包袱。对他们来说,政治无非是善与恶、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巨大斗争。他们鼓足干劲瞄准了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改良主义信条,将古老的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更加苍白无力的共产主义,伯纳姆称之为“西方自杀的意识形态”。反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一样,对民主持怀疑态度,认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民主的软弱性注定其走向毁灭。如果这些谩骂的悲观主义者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全部成员,那么这场运动就会在1960年因悲观而湮灭。


   自由放任主义者(libertarians)则不同。他们更易融入美国。由于对自由的坚持,他们可以声称自己是洛克、杰斐逊和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后裔。其中一些人将宪法诠释为一份自由主义文件,阐述了有限联邦政府下个人和各州的权利,而不是《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宪法意味着为加强国家力量而建构的国家组织框架。奇怪的是,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是欧洲人,尤其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正值国家权力对经济资源的动员最盛之际的1944年,其反对集体主义的论战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引起美国轰动。


   将自由放任主义者与亲商的传统共和党人加以区分的,是前者纯粹不妥协的观念。哈耶克说道:“计划导致独裁。”政府的目的在于维护个人权利,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一点点的社会福利就会导致自由政府消亡。1937年最高法院对部分新政法案的支持裁决是美国衰落的开始。自由放任主义者反对本世纪中叶的混合经济共识。精神上,他们比保守派更为激进:绝不与社会保障管理员和中央银行家妥协!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必然失败!


   尽管其想法纯粹,也正因其纯粹,自由放任主义者与种族隔离主义者建立了共同的事业,种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影响了前者的政治运动。其首位英雄参议员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 作为一名反对自己政党建立的叛乱分子,于1964年竞选总统,同时以州权为由反对民权法案。


   半个世纪以来,精英传统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作为保守主义运动的前两条脉络,持续根植于其本质之中。最后,美国人民表达了对完完全全享乐的偏爱,第一条脉络随之消失了,冷战的结束使第二条脉络也成为过去时,但是自由放任主义一直延伸到现在。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几乎被遗忘了,但我在各种地方都遇到过安·兰德(Ayn Rand)的狂热支持者,在硅谷风险投资家中,在坦帕湾茶会的办公室里,还有铺路工人。


   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Paul Ryan)(他高中时读过《阿特拉斯耸耸肩》)将兰德无情的利己主义哲学带进了国会山的政策制定过程。自由主义讲述了白手起家和平原上孤独先驱者的美国神话,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是对人类的赞美。像马克思主义一样,这是一个完整的解释机制,吸引了聪明绝伦的工程师和其他从未真正成长的人。


   “自由美国”如何成为了共和党的教条,又是如何长期设定了美国的政治术语?一如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这一改变取决于思想、人们生活的真实联系以及时机。没有经济大萧条就没有罗斯福革命,同样没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没有里根革命。经过多年高失业率、天然气短缺、自由城市的混乱以及史诗般的政府腐败和无能,直到1980年,大批美国人已经做好准备,去聆听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夫妇(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也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妻子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曾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在其名为《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的著作及同名电视节目中的观点,将国家的衰落归咎于商业法规及其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手段。


   但是,当年共和党候选人的“点金术”将减税和放松管制的冷酷准则变成了“山巅上的光辉之城(the shining city on a hill)”(注:指美国在自由民主方面要做全世界的标杆和模范。典故源于“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马太福音5:14)),将美国塑造为朝圣者之圣地、绝望世界之灯塔这一温暖愿景。在里根的花言巧语中,杠杆收购在某种程度上与新英格兰城镇会议的精神异曲同工。里根让“自由美国”听起来像是应许之地,一个欢迎所有人追求幸福的地方。杰斐逊的自耕农后代们渴望独立,成为了强健的汽车公司高管和渴望摆脱大政府模式的投资银行家。


   1980年,也就是我第一次投票的那年,我害怕并憎恨里根。四十年后再听他的话,只要不去理睬很多其他内容,我才能听其雄辩而知其诉求。其中最主要的是里根传达给美国白人半遮半掩的信息:政府只帮助这些人。“自由美国”运用个人主义和财产权的自由主义话语将国家推向公共投资的长期衰退,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几乎不曾消亡。商业优势显而易见。至于普通民众,共和党认为一些美国白人宁可离开,也不愿与新近获得平等权的黑人同胞分享经济繁荣带来的全部好处。


   大部分投票给里根总统的美国人并未被告知“自由美国”将削弱工会并导致社会项目匮乏,也未被告知反垄断政策的改变会孕育一个新的垄断时代,使得沃尔玛、花旗集团、谷歌和亚马逊成为第二个镀金时代的摩根大通和标准石油公司。他们从未听说过家族石油企业的继承人与自由主义的亿万富翁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Koch)。这对兄弟代表企业权力和化石燃料,向“自由美国”的游说、宣传机器与政治运动中倾注金钱。自由在民选官员和企业高管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企业通过对竞选的捐款来换取减税和公司福利。八十年代的众多丑闻暴露了处于“自由美国”核心地带的裙带资本主义。


   “山巅上的光辉之城”应当带领一群精力充沛、富有同情心的公民取代偏僻疏远的大政府,致力于国家复兴的事业。然而,这座城市从未被凝聚起来。它的核心处是中空的,人们总是想要更多。它看得到人们作为企业家、雇员、投资者、纳税人和消费者等任何角色,唯独没有公民这一身份。


   在《独立宣言》中,自由紧随平等之后,但对于里根和“自由美国”叙事来说,这意味着摆脱政府和官僚主义的束缚;这意味着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经营公司的自由,这种自由允许雇主向工人支付市场所能承受的任一水平的工资,允许解散工会,允许你将所有财富留给你的子女,也可以买下一家负债累累的公司并将其为资产而出售;这种自由允许人们拥有七所房产或者无家可归。但是,摆脱一切障碍的自由是贫乏的,它使人堕落。


   真正的自由更接近于挣脱束缚的对立面,意味着成长并获得充分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能力。阻碍这一能力发展的障碍才是需要被移除的障碍。有些障碍来自外部,比如制度和社会条件。有些植根于个人性格,并且妨碍养成自我调节、自我思考,甚至分辨真伪的能力。这些障碍粉碎了热爱自由的人所珍视的个人品质,使其墨守成规、惟命是从,他们呼喊着差不多的内容,这是很容易被识别的煽动者的标记。


   比起其最具意识形态倾向的支持者,里根更关心自治的作用。里根知道如何说服他人、何时应当妥协。但他的离任与不久后的苏联解体,使得“自由美国”失去了叙事的线索脉络。里根的微笑不再,冷战降临,“自由美国”的愿景变得更加黑暗和极端。“自由美国”之精神化作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肉身。这位过去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金里奇不是保守的人,他来到国会不是为了在这里工作,甚至不是为了作出改变,而是为了争权夺利、将其撕裂。


   随着金里奇革命,“政府停摆(government shutdown)”这个词进入词典,政治成为一场永恒的战争。(金里奇本人喜欢引用“没有流血的战争”这一毛泽东对政治的定义。)通过他的策略,建立有限且有效的政府的政治目标变成了破坏政府。在没有积极愿景的情况下,他的政党以权养权,为私营企业盟友牟利。金融的、政治的、知识的、道德的腐败就像朽木上的千疮百孔。


   上世纪六十年代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主流共和党人身上发现了“保守有序的良心”,但热线脱口秀节目和有线新闻中的激进新民粹主义却不曾拥有这一美德。它嘲笑政治和个人的自治,充满了破坏性的冲动,以愤怒和名人文化为食。从里根到金里奇再到泰德·克鲁兹(Ted Cruz),从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到安·库尔特(Ann Coulter)再到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自由美国”领袖的品质不断退步且没有底线。


   虽然“自由美国”的积极叙事大放异彩,但这一叙事所采取的政策腐蚀了其众多信徒的生活方式。有保障的就业与小型企业的消失摧毁了社区。被托克维尔视为个人主义之解药的公民协会随着工作的消失而消亡。城镇主干道的药店与餐馆输给了高速公路旁购物中心里的沃尔格林(Walgreens,美国最大连锁药店)和Wendy's(温蒂汉堡,美国第三大的快餐连锁集团),他们也失去了扶轮社(Rotary Club)(注: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和报纸,失去了本地的自治机构。这种空心化问题使他们暴露在身心同样孤独的流行病症之中。孤立导致了对学校、教会、工会、银行以及媒体等旧权威来源的不信任。


   政府对普通人的帮助微乎其微。与“统治精英”一样,政府仍然是人们的敌人。但对于下沉工人阶级来说,自由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所有经济意义。这事关个人尊严与身份。这一阶级的成员看到四处充斥着入侵者,因此接受了那些由挑衅与全副武装的孤独所组成的标语:滚出我的地盘(Get the fuck off my property);摘下这个口罩,扔开它(Take this mask and shove it)。


   这是一条盘绕的响尾蛇的可怕形象,意味着“别踩我(Don’t tread on me)”(注:指加兹登旗(英语:Gadsden flag),一面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美国黄底旗帜,上面有一个盘绕的美国西部响尾蛇和一行字“别踩我”),而这一标语在一月六日的“冲击国会山”事件中得到了最终表达,国会大厦周围飘扬着黄色的加兹登旗。一群热爱自由的暴徒通过追捕、绑架和杀害民选代表来夺回自己的宪法权利。那是他们纯粹的、沦落的自由。


   乔纳森·弗兰岑 (Jonathan Franzen)2010年的小说《自由》(Freedom)中的主人公沃尔特如此说道:“如果你没有钱,你就会愈发愤怒地紧抓住你的自由不放。就算抽烟会杀死你,就算你喂不饱你的孩子,就算你的孩子会被疯子们用突击步枪射倒。你可以是个穷人,但有一样东西任何人都无法从你手上夺走,那就是你拥有想怎么糟践你的生活就怎么糟践的自由。”这个角色几乎是在复述巴拉克·奥巴马在旧金山筹款活动中对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臭名昭著的描述,“他们紧紧依附于枪支,或者宗教,或者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反感,或者反移民情绪,或者反贸易情绪,以此来解释他们的挫败感。”


   这个想法没有错,但这种屈尊俯就的看法是自证其罪。这表明为什么民主党人无法理解人们可能会“投票反对自身利益”。枪支和宗教曾是数百万美国人的真正利益所在。贸易和移民使其中一些人的处境变得更糟。如果民主党不与他们站在同一边,如果政府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不投票给至少认真地对待了他们的共和党呢?


   “自由美国”总是有一种反叛的心态,想要打破而非构建制度,甚至其领导层也具有不负责任的特点。共和党人没有找到能够重建衰落社区的新政策,反而动员起愤怒与绝望的情绪,献祭了替罪羊。他们本以为能够控制这些负面能量以寻求更进一步的权力,但他们却将其消耗掉了。


   新知识经济创造了一个新的阶层,这一阶层的成员拥有大学学位,精通符号和数字,具备信息技术、计算机工程、科学研究、设计、管理咨询、高级公务员、金融分析、法律、新闻、艺术、高等教育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领受薪水。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相互通婚,为大都市的理想社区所吸引,并尽其所能将自身优势留给子女。这一阶层的成员虽然不是收入位于前1%的高管和投资者,但他们占据了美国收入前10%的主要位置,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


   他们在现代化的世界里如鱼得水,早早地采用了那些在表面上使当代生活变得愉快的事物,比如家庭影院、立普妥、美联航“前程万里”计划、MacBook Pro、草饲有机牛肉、冷煮咖啡和亚马逊等。他们欢迎新奇事物并享受多样性,并且认为人口、信息、商品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最终能使世界上大多数人受益。你很难说出这些人来自哪个地区,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经淹没在顶尖大学和精英职业的同质文化中。他们相信证书与专业知识的作用,认为这不仅是通往成功的工具,而且是进入某一阶层的资格。他们虽然不是民族主义,但他们的国家叙事称为“精明美国(Smart America)”。


   “精明美国”的国际化视野在某些领域与“自由美国”的自由主义观点相重合。每个人都拥护资本主义和优绩主义的原则,相信才能与努力应当决定报酬的高低。但对于“精明美国”的精英阶层来说,政府也有必要采取一些干预措施以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晋升机会。比如,应当采取措施弥补种族不平等的悠久历史,例如平权行动、多元化招聘,甚至是对被歧视人种的赔偿。穷人需要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工资;贫困儿童理应得到政府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更多支出。因贸易协定、自动化与全球经济等冲击而流离失所的工人应该接受职业再培训,以便从事新的工作。


   尽管如此,才智精英们接受的政府干预的程度是有限的。对他们来说,社会自由主义比再分配来得更加容易,尤其是当他们能够逐渐积累财富并依靠 401K计划获得长期的安全保障。至于工会,几乎不存在于“精明美国”。工会是阶级团结的工具,而不是个人进步的工具,而个人在“精明美国”和“自由美国”中具有同样的单位价值。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meritocracy”这个词持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当时一位名叫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的英国社会学家出版了反乌托邦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1870—2033》(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1870—2033)。他将这个崭新的词汇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现代社会通过学习如何精确地衡量儿童智力,而后根据其先天能力,将其归属于学校与工作中的不同的阶层。在杨的讽刺幻想中,这种新的不平等形式十分僵化残酷,最终以暴力叛乱而告终。


   然而,这个词汇已经失去了最初反乌托邦的意义。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即G.I. Bill)被执行,标准化测试不断扩展,民权运动兴起,世界顶尖大学向有色人种、妇女和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子女开放,这一切共同提供了一条可能接近真正的平等的道路。


   七十年代以后,优绩主义开始越来越与杨的黑色讽刺小说相似。一个旨在为每代人提供平等崛起机会的制度衍生了新的世袭阶级结构。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会将其金钱、人脉、抱负与职业道德传递给子女,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则被落下更多,目睹其子女实现阶级跨越的机会越来越少。到了幼儿园,专业精英的子女已经比低阶层孩子领先整整两年,二者之间的成绩差距几乎无法弥补。经过七年的优绩主义教育,较低阶层的孩子几乎不可能像1954年那样被常春藤盟校排名前三的大学录取。


   几十年来,这一等级制度在少有人留意的情况下慢慢深化。它以教育和成绩为基础,而教育和成绩都是为人称道的,谁又会质疑呢?由于部分孩子从普通背景攀升到社会制高点,因而更深层次的不公正被这些例外所掩盖。比尔·克林顿谈及“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希拉里·克林顿欣赏“上帝赐予的才能”这一说法,巴拉克·奥巴马说“我们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发展自己的才能、技能与智力;他们三人都是优绩主义的产物。当然,个人确实应当根据自己的能力获得回报。


   还有其他选择吗?集体化或者贵族化。要么不论成就如何每个人都进入同一阶层、获得相同薪水,但这么做不仅有失公允,且极度平庸。要么人人囿于生来所属的阶层,但这样亦不公正的,并且令人可惧得落后。优绩主义制度似乎可以满足托克维尔所称美国人“对平等的热情”。当机会平等时,结果就会是公平的。


   但是正是这种公平的观念说明了优绩主义(注:或译为精英体制)的残酷。如果你没有通过考验,你只能怪自己。那些成功的人会在道德上对自己感到满意——他们的才能、纪律、做出了好的选择——甚至当他们遇到没有成功的人时,会有一种残酷的满足感。他们不会认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会去那里”,不会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而是认为“你应该更像我。”


   政治上,“精明美国”开始与民主党联系在一起。这并非不可避免。如果民主党拒绝承认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关闭工厂是一场自然灾害,如果它成为数百万因去工业化而无处可去和在不断增长的服务经济中挣扎的工人的代言人,它可能仍然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多民族工人阶级政党。的确,南方白人在民权运动后抛弃了民主党,但是种族本身并不能解释工人阶级白人选民划时代的半个世纪的转变。西弗吉尼亚州几乎全是白人,直到2000年还是一个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州。如果你看一下逐个县的全国选举地图,你会发现2000年是农村地区彻底变红的一年。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由于民主党根本性地支持民权运动和其他争取平等的斗争。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民主党成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非白人选民和日益缩小的已经加入工会的工人阶级的家园。民主党越是认同新经济的赢家,共和党就越容易通过诉诸文化价值观来拉拢白人工人。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谈到通过教育和培训让工人进入职业阶层。他们的设想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可以像他们一样做他们所做的事情。


   “自由美国”的叙述塑造了“精明美国”这一可接受的思维参数。自由贸易、放松管制、经济集中和平衡预算成为民主党的政策。它是国际性的,在国内拥抱多元文化政策,欢迎全球化的世界。华尔街和硅谷的捐助集团为民主党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并在华盛顿获得了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没有吸引到该党曾经的选民基础。


   世纪之交是“精明美国”的成就巅峰。克林顿总统的演讲令人欢欣鼓舞——他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中说:“我们很幸运在这个历史时刻还活着。”新经济已经用炫目的技术取代了“过时的意识形态”。繁荣和萧条的商业周期,以及伴之产生的阶级冲突实际上已经被消失了。2000年4月,克林顿主持了一个称为白宫新经济会议的庆祝活动。真诚的目的交织着沾沾自喜,美德与成功击掌相庆——这是“精明美国”的独特氛围。克林顿在某刻告诉与会者,国会即将通过一项与中国建立永久贸易关系的法案,这将使两国更加繁荣,中国更加自由。“我相信计算机和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人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快地摆脱贫困。”他欢欣鼓舞地说。


   你几乎可以把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时间追溯到那一刻。


   “精明美国”的赢家们已经退出了国民生活。他们花费过多的时间工作(甚至睡觉),研究他们孩子的学校,规划他们的活动,购买合适的食物,学习做寿司或弹奏曼陀林,保持身材,关注新闻。所有这些都不能使他们与生活方式之外的其他公民接触。


   学校曾经是我们民主制度中最普遍和最有影响力的机构,现在却把它们隔离开来。工人阶级则默默无闻。


   追求成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精明美国人”是19世纪早期把工作伦理提升为最高的个人美德白手起家的人的后代,也是20世纪早期崇尚专业知识的城市进步主义者的后代。但现在有一个区别:现在的道路更狭窄,这条狭路通向的机构有着更高的围墙,大门更难打开。


   在父母的监督下,“精明美国人”的孩子们在课外活动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精心编写了能够在自夸和谦逊之间游刃有余的个人论文。所有这些努力的目标都是这样一种高等教育:它提供存疑的学问与模棱两可的成就感;学生很有可能因此负债,但能获得确定的社会地位。从一所高级学校毕业标志着进入一个成功的生活。这种仪式被赋予了不可胜数的重要性,却几乎不涉及任何真正的价值。这就像贵族阶级脆弱易折的式微,当人们开始对它反映事物的自然秩序失去信心时,便达到这个阶段。在我们的情况下,一个旨在扩大平等的体系已经成为了不平等的执行者。美国人现在天生就是精英。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基本信念,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假装对此一无所知。


   在俄亥俄州东南部、弗吉尼亚州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等地,人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已不复存在。我曾经听说过一位60多岁的妇女,她是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一名退休市政雇员,在房地产行业赚了钱,然后又赔了钱。她把自己描述为“前中产阶级”的一员。她的意思是她不再有任何安全感。


   “前中产阶级”这一称谓可以适用于年薪5.2万美元但没有加入工会的电工,也可以用来称呼一名时薪12美元的家庭保健助理。前者在经济上仍属于中产阶级,而后者则属于工人阶级——实际上是贫穷的工人阶级。他们的共同点是一个高中学历和一个岌岌可危的前景。他们都对自己的未来毫无信心,遑论自己孩子的未来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过上更好的生活的梦想已经失去了信念,也因此失去了灵感。他们不可能过上他们在服务的精英专业人士家中看到的那种闪亮、井然有序的生活。


   石英台面上放着咖啡机,起居室墙上挂着昂贵的艺术品,孩子们卧室里陈列着书架,这些都是外国文化的一瞥。专业精英到底如何赚取丰厚的收入来买这些好东西是一个谜。他们坐在电脑屏幕前的所有时间对社会、电工的家庭或家庭健康助理(他们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有什么贡献吗?


   所以正在崛起的专业人士和正在衰落的工人这两个阶层在几代人之前,收入相近,道德观念也相差不远——但他们不再相信彼此属于同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无法摆脱对方,他们的共存孕育着屈尊、怨恨和羞耻。


   作为一个国家叙事,“精明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感触很微弱。“精明美国”的成员并不讨厌美国,因为美国对精英阶层一直优待有加。精明美国人相信制度,支持美国在军事联盟和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但是“精明美国”人对爱国主义感到不安。这是一个更早的时间留下的令人不快的遗迹,如香烟烟雾或赛狗。它激起的情绪可能会产生丑陋的后果。由飞机、互联网和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投资连接起来的“精明美国”的赢家们已然无能力也无必要具有对国家身份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理解国家认同对其他人的重要性。这些人充满激情的忠诚属于其家庭,这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身份。除此之外他们忠诚于多样性和效率,原种番茄和自动驾驶汽车。他们看不到爱国主义的意义。


   爱国主义可以转化为好的或坏的目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永远不会消亡。这是一种持久的依恋,就像对家庭的忠诚,是意义和归属感的源泉,在无意识的时候最强烈。国家忠诚是一种对使你的国家成为你的国家的依恋,它有别于其他国家,即使你无法忍受它,即使它伤透了你的心。这种感觉不可能希望消失。


   此外,由于人们仍然生活在真实世界,国家是他们能够获得认同的最大场域。世界公民身份太抽象,不具有意义。如果你想取得重大成就,就必须挖掘爱国主义情感。如果你的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扭转不平等,阻止种族主义,或者重建民主,你将需要爱国主义带来的民族团结。


   这是“精明美国”叙事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把爱国主义丢给其他叙事,那么其中最为恶劣的人就会利用爱国主义。


   2008年秋天,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一次筹款活动上发表讲话。


   候选人们通过避免对媒体和公众使用的直白语言,向自己的选民坦述真相。(奥巴马: “坚持枪支或宗教”;罗姆尼: “47%”;克林顿: “一篮子受谴责的人”),但佩林在公开发言中感到自由。她说:“我们相信,美国最好的一部分就在于我们参观的这些小城镇,在于这些我称之为真正美国的弹丸之地。在这个伟大国家里,与你们所有人一起努力工作,非常爱国,非常支持美国的地区。那些经营我们的工厂,教育我们的孩子,种植我们的食物,为我们打仗的人。”


   使佩林与“精明美国”格格不入的,却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在她的“真实美国”(Real America)集会上排队数小时。她的方言,她富有魅力的基督教信仰,她在攻读学位途中上的四所大学,她五个孩子的名字(Track,Bristol,Willow,Piper,Trig), 她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她怀孕未婚的十几岁女儿,她丈夫的商业捕鱼生意,她的打猎姿势。她属于工人阶级。许多政客曾经来自工人阶级,但佩林从未离开这里。


   佩林对贝拉克 · 奥巴马怀有特别的恶意。奥巴马可疑的出身,激进的同事和再分配主义的观点助长了这种恶意。但最严重的是他令人难堪的阶级和种族的混合。奥巴马是一名黑人精英人士,曾就读于最好的学校,远比佩林知道得多,但他太理智,不愿与佩林一起陷入泥潭。


   佩林在竞选中溃败了。她在基本问题中的悲惨表现使她失去了对这一问题持开放态度的美国人的认可。她的共和党上级试图把她雪藏,后来与她撇清关系。在2008年,对于像佩林这样的候选人来说,这个国家还是太理性了。失败后,她辞去了自己不再感兴趣的阿拉斯加州州长一职,开始了新事业,成为了一名真人秀节目主持人、茶党明星和签名商品销售员。


   佩林一直在寻找第二个机会,但从未实现。她遭受了提前成为名人的悲惨命运。因为随着她的参选,某些新兴但传统的事物进入了我们的国家生活。她是一位西方民粹主义者,代表着白人身份政治——从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到特朗普的到来。


   “真实美国(Real America)”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认为真正的民主之心在普通人中跳动得最剧烈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它在平等的建国信条中萌芽。“向农夫和教授陈述一个道德案例,”1787年托马斯·杰弗逊写道:“前者也会断案,而且往往比后者更好,因为他没有被人为的规则引入歧途。” 道德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基础。


   随着新共和国在19世纪头几十年成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民主信条公开转向民粹主义者。安德鲁·杰克逊开始掌权并作为“农民、机械工和劳动者等社会底层成员——”的捍卫者进行统治,而这些底层成员在那个时代被视为真正的美国人。民主党为了主宰选举,把贵族精英主义的指责归咎于联邦党人,然后归咎辉格党人,后者随后意识到他们必须靠小木屋和烈性苹果酒来竞选。


   大众民主的胜利给美国政治带来了反知识分子的偏见,这种偏见从未完全消失。自治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学问,只需要人民自己的智慧。“即使在其早期,”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写道,“美国平等主义的推动力与不信任有关,初期所不信任的可能被称为政治专业化,后期则是专业知识。”对贵族的敌意扩大到对受过教育的老于世故者的普遍怀疑。学识越渊博的公民实际上就越不适合领导;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自普通民众并会一直忠于他们。赚钱并没有违背平等的精神,但是高等知识的氛围却违背了这一精神,特别是当它掩盖了特权的时候。


   大量白人排队等着听佩林演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真实美国”一直是一个白人的国家。杰克逊本人是奴隶贩子和印第安人杀手,他的“农民、机械工和劳工”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劳动人民”、 休·易龙的“小人物”、乔治·华莱士的“乡巴佬”、帕特里克·布坎南的“干草叉队”和佩林的“勤劳的爱国者”。


   这些组织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真正美国身份依然坚定不移,他们相信自己是自治政府的基石。平民大众的政治经常是跨越种族但难以长存的,比如19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民粹党,19世纪30年代的工业劳工运动。这些团体很快都在白人至上的压力下瓦解。“真实美国”总是需要感觉到无能的下层阶级和寄生的精英都依赖于它的劳动力。通过这种方式,它使黑人工人阶级隐形。


   从一开始,“真实美国”就是一个宗教化的国家,并且是一种特殊的方式: 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者,敌视现代思想和知识权威。真相会进入每一个单纯的心灵,它不会以灰色的阴影出现。“如果我们不得不选择放弃宗教或是教育,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教育。”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说道。在他身上,民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结合起来,一直到1925年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在“猴子审判(Monkey trial)”中将他打得四分五裂。


   最后,“真实美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它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是采取孤立主义,敌视人道主义和国际交往,但随时准备对任何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作出积极反应。美国精神的纯洁和力量总是受到外部污染和内部背叛的威胁。“真实美国”的叙事是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


   “真实美国”不是一座大门向世界各地热爱自由的人们敞开的“山巅上的光辉之城”。它也不是一个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有才能与资历便能加入的世界性的俱乐部。这是一个乡村,人人都清楚彼此的生意,没有人比别人更富有,只有少数不合群的人搬走了。村民们可以修理自己的锅炉,特意帮助陷入困境的邻居。街上的新面孔会立即引起注意和怀疑。


   当佩林谈到“真实美国”时,它已经急剧衰落。她所谈及的北卡罗莱纳州皮埃蒙特地区在短短十年内就失去了三大经济支柱:烟草、纺织品和家具制造。当地人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国公司和大政府。曾经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劳作过的烟农终日无所事事,在不停播放福克斯新闻的驼鹿旅馆用塑料杯喝伏特加,因服用冰毒而失去了牙齿。佩林热情洋溢的言论是一代过时的人。


   这种崩溃是在历史性失败的阴影下发生的。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两党统治阶层先是在海外,然后在国内声名狼藉。入侵伊拉克浪费了911袭击之后的国家团结和国际同情。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一个由谎言和自欺欺人造成的战略性愚蠢行为,拙劣的执行又使多年来的灾难雪上加霜。战争的领导人从未付出过代价。


   正如一名驻伊拉克的军官在2007年写道:“一名士兵如果丢失了一支步枪,他承受的后果要远远大于一名将军输掉了一场战争。”战争代价落到了来自小城镇和市中心的年轻男女的身心之上。在伊拉克,遇到任何来自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家庭的军人都是不寻常的,在入伍军人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军队开始撤离伊拉克之后,这种模式在阿富汗继续着。全球反恐战争中牺牲的不平等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精英人士的失败在下层年轻人中播下了愤世嫉俗的种子。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对国内也有类似的影响。罪魁祸首是银行家、交易员、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等精英人士。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是安?兰德(Ayn Rand)的粉丝,他承认危机削弱了自己对自由美国叙事的信心。但是,那些遭受苦难的人属于阶级结构较低的美国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被投入了一所价值缩水一半的房子,退休基金也随之消失,美国工薪阶层被一张解雇通知书抛入贫困之中。银行得到了救助,银行家们保住了饭碗。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体系被局内人所操纵。经济复苏花了数年时间,但信任的恢复从未到来。


   自从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一直是商业利益和不太富裕的白人的联盟,其中许多人是福音派基督徒。维持这一联盟需要双方不断自欺欺人。直到201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仍然是自由美国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庆典。米特·罗姆尼在臭名昭著的筹款活动上告诉捐款人,国家被分为赚钱者和索取者,47% 的美国人不会投票给他。事实上,索取者中包括大量的共和党人,但是政治家和记者几乎没有注意到衰败乡村生活的混乱。


   那些不去教堂的基督徒,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工人,更不用说工会了;不信任邻居的租房者,从连锁电子邮件和边缘网站获取信息的成年人,认为两党都腐败的选民。新闻报道是什么?“真实美国”是大众民主的基石,但没有办法参与自治。结果证明它是随用随弃的,但其愤怒和绝望需要一个目标和一个声音。


   当特朗普竞选总统时,“自由美国”一派陷入了自身的空虚。大多数共和党人不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不希望企业税被清除。他们希望政府之作为有利于自己而非其上或其下的阶层。党内精英与特朗普的支持者太过疏远,被自己陈腐的言辞蒙蔽了双眼,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媒体精英们也同样目瞪口呆。他们被特朗普所取悦和震惊,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外者、威权主义者和一个庸俗的橙色头发的名人。他是这一切的一切。但他有一种爬行动物般的天赋,能够凭直觉感知到民主共和两党精英视为异乡的“真实美国”的情感。他们无法理解特朗普,因此无法阻止他。


   特朗普在许多问题上违反了保守派的正统观念,包括税收和津贴。“我想拯救中产阶级,”他说,“这个国家不是对冲基金的人建立的。这些家伙会到处转移文件,他们很幸运。”但特朗普的主要异端在于贸易、移民和战争。他是第一个成功反对全球化的美国政治家;全球化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政策,多年来为“全球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同时牺牲了“真实美国”一派。


   他也是第一个成功谈到美国的一切都变得多么糟糕的人。2016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说:“他们是我们国家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被遗忘了。”“但他们不会被遗忘太久。”民族主义的外衣到处都是,特朗普抓住了它。“我是你们的声音。”


   在竞选初期,我和一群俄亥俄州坎顿附近小镇的钢铁工人们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肤色有黑又白。。由于合同纠纷,他们被公司拒之门外,于是在工厂外抗议。他们面临着数月没有薪水的窘境,甚至可能失去工作,他们谈论着中产阶级的终结。唯一让他们感兴趣的候选人是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


   一位名叫杰克·鲍姆的钢铁工人告诉我,他支持特朗普。他喜欢特朗普在贸易和移民问题上的“爱国”立场,同时他也觉得特朗普的无礼令人耳目一新,甚至令人兴奋。丑陋是一种报复,鲍姆说:“这是他们看待我们的方式的一面镜子。”他没有具体说明“他们”和“我们”是谁,但也许他没必要这么做。


   也许他认为,像我这样的人看不起像他这样的人。如果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认为像鲍姆这样的钢铁工人是无知、粗鲁和固执的,那么特朗普就会把它推到我们自以为是的脸上。他的语言和行为越低级,媒体对他的诽谤越多,他就越受到人民的欢迎。他是他们的领袖,不会做错事。


   特朗普的语言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与美国流行文化相契合。它不需要专业知识,也没有隐藏意义的密码。它几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令人难忘的短语: “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排干沼泽地的水。”“筑墙。”“把她关起来。”“把她送回去。”这是失去抑制时人们说话的方式,任何愿意加入暴徒的人都可以使用。


   特朗普没有试图用新的词汇和概念在意识形态上塑造他的人民。他利用电台谈话节目、电视真人秀节目、社交媒体和体育酒吧的低俗语言,对他的听众来说,这种语言似乎比“政治正确”的专家们那种矫揉造作的含糊其辞要诚实得多,并且基于常识。他的民粹主义将电视剧《泽西海岸》带入了国家政治。他演讲的目的不是煽动大众歇斯底里,而是为了摆脱羞耻。他把每个人都拉平了。


   成年后,特朗普一直对黑人怀有敌意,蔑视妇女,对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怀有恶意,对弱者残忍。他是主张机会均等的偏执狂。在竞选和入主白宫期间,他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在公开场合,以一种与其他总统不同的方式,与顽固的种族主义者打交道,种族主义者因此而喜欢他。2016年大选之后,大量新闻和社会科学研究致力于发现特朗普的选民到底是被经济焦虑还是种族仇恨所驱动。这两个答案都有证据支持。


   进步人士对国家中半数人愿意支持这个可恶的人感到震惊,他们攥住种族主义这棵救命稻草,将其视作唯一的原因,并着手驳斥每一种选择。但这个答案太令人满意了。种族主义是一种不可宽宥的罪恶,它使进步人士获得了道德制高点,他们摆脱了负担,不必去理解在道德低地同胞的怨恨,更不用说对他们采取行动了。


   这让特朗普的选民们黯然失色。但单靠种族主义无法解释为什么白人男性比白人女性更有可能投票给特朗普,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黑人和拉丁裔男女也是如此。更解释不了为什么预测谁是特朗普选民的最可靠标准不是种族,而是种族和教育的结合。在白人中,38%的大学毕业生投票给特朗普,而在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中,投票比例为64%。“精明美国”和“真实美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决定性的。这使得2016年的选举不同于以往,而这一趋势在2020年有所加剧。


   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他竞选时所提出的问题历经浮沉。留下的是他释放出来的黑暗能量,让他像一个部落首领一样,和他的人民紧紧绑在一起。自由美国的乐观的虔诚已经荡然无存。特朗普的人民仍然谈论自由,但他们所指的是血和土。他们的民族主义就像欧洲和世界各地兴起的种族民族主义。特朗普滥用美国的每一个机构——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武装部队、法院、新闻界、宪法本身——以及为他欢呼的人民。没有什么“拿下自由派”更让他们兴奋的了。没有什么比特朗普的3万个谎言更能说服他们的了。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是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式人物,我们在《当代奸雄》(All the King’s Men)等小说和《公民凯恩》等电影中都很熟悉这样的人物。”耶鲁大学政治理论家布莱恩·加斯滕(Bryan Garsten)写道:“特朗普是我们自己的政府风格所固有的产物,因此我们更难保护自己。他是一个煽动者,一个受欢迎的领导人,他以民主土壤中自然生长的对精英的仇恨混迹政坛。”煽动者可能会成为暴君,但那些想被灌输幻想和谎言的人,那些把自己与同胞区分开来、凌驾于同胞之上的人,让他变成了一个暴君。所以问题不在于特朗普是谁,而是我们是谁。


   2014年,美国人的性格起了变化。


   这一代人中,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人是在统治阶级,特别是商界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精英屡战屡败的阴影下长大的。新一代人对前一代人所提出的观点几乎没有信心:人人生而平等。努力工作,你就能成为任何人。知识就是力量。民主和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也是唯一的制度。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我们这一代人向我们的后代讲述了一个缓慢但稳步发展的故事。美国要为奴隶制(以及种族灭绝、监禁和其他罪行)和曾经可能有过的原罪负责,但美国已经为此负责了,随着民权运动的开展,平等的最大障碍被消除了。如果有人怀疑这个国家正在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那么一位喜欢使用这句话的黑人总统的当选就证明了这一点。


   “罗莎坐着,那么马丁就能走路,巴拉克就能跑,我们就都能飞”——这是一句话中的故事,这句话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自己,都很有说服力,以至于我们迟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对很多35岁以下的人来说意义多么有限。或者我们听到了,但不理解,就把他们打发走了。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不知道1994年的犯罪率是什么样子。智慧的美国人归功于平权法案和儿童健康保险。自由美国人吹捧企业区(注:企业区是为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而给予特别税收减免、监管豁免或其他公共援助的地理区域,它们最常被用来促进城市社区的振兴)和学校代金券。


   孩子们当然不买账。在他们眼里,“进步人士”仿佛只占到黑人名人和专业人士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承载着社会的期望,也遭受着社会的偏见,而在他们之下,是糟糕的学校、泛滥的监狱、濒死的街坊邻居。父母也不买账,但我们已经学会了忽视这种规模的不公正,因为成年人为了度过难关而忽略了太多。


   如果说有人能嗅出父母的不信任,那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是在成功的多代家族企业中承受压力、承受着精英统治的心理负担的劳动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背负债务进入工作岗位,就像是在大萧条中失去了机会、行星毁灭的现实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难怪他们的数字生活似乎比他们父母的世界更真实。难怪他们的性生活比上一代少。难怪中年自由主义者平淡的承诺让他们怒不可遏。


   接着是一个又一个警察杀害或伤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的视频。然后是一个公然表现出种族主义的总统的选举。这些都是一代人反抗的原因。


   这个故事叫做“正义美国”。这是另一个来自底层的反叛。


   当“真实美国”打破 “自由美国”僵化的自由放任主义,“正义美国”向“精明美国”自满的精英制度发起了攻击。正义的美国做了其他三个美国以及整个历史上的美国白人都避免的、艰难但必要的事情。正义的美国迫使我们看到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到如今,如此众多的美国黑人所过的第二阶级生活的真实写照——对平等的背叛,这一直是美国巨大的道德耻辱,也是其社会问题的核心。


   但是“正义美国”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因为在它的话语体系中,正义和美国从来都无法合拍。一个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不正义的美国”,是攻击的精神而不是一种志向。对于美国人来说,与其说自己的国家是一个需要改善的自治项目,不如说是一个需要不断与错误斗争的地方。在某些版本的叙事中,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积极的价值,它永远不会变得更好。


   就像自由主义思想在滞涨的20世纪70年代一直在美国人之间流传一样,在幻想破灭的21世纪初,即将成年的年轻人手握关于社会正义的强大思想来解释他们的世界。这些思想来自不同的知识传统: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激进的女权主义,黑人研究。它们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汇聚并重新组合,在这里两代学生都被教导要像批判理论家那样思考。


   批判理论颠覆了启蒙运动的普世价值:客观性、理性、科学、平等、个人自由。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主导群体通过它来征服另一个主导群体。所有的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性的,理性和真理的主张是维持当权者地位的社会建构产物。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批判理论关注的是语言和身份,而不是物质条件。


   批判理论家以主观性取代客观现实,将其置于分析的中心,以显示所谓的普世话术是如何排斥被压迫群体并帮助强权统治他们的。批判理论家认为,启蒙运动,包括美国的建国运动,带有现代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种子。


   身份政治一词诞生于1977年,当时一群名为卡姆比河团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黑人女同性恋者发表声明,将她们的工作定义为从“白人男性统治”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中的自我解放:“主要的压迫系统是相互交织的。这些压迫一起创造了我们的生活条件……这种对我们自身压迫的关注体现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中。我们相信,最深刻的政治和可能最激进的政治就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份”。这种观点开启了一种将争取正义的斗争置于自我之内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是诉诸于理性或普世价值,而是诉诸于身份的权威,即被压迫者的“生活经验”。自我不是一个可以说服其他自我和被其他自我说服的理性存在,因为理性是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被压迫者的历史诉求是作为平等公民被纳入美国的所有机构中。随着身份政治的发展,这种要求变得不同了——不仅仅是扩大机构,而是要深刻地改变它们。当小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游行时,呼吁美国“站起来,实现其信条的真正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是在启蒙运动的框架内要求平等权利(若干年以后,他对于美国的信念的看法变得更复杂了)。


   但在身份政治中,平等指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人,要求采取行动纠正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公平,这往往相当于新形式的歧视。在实践中,身份政治将旧的权力等级制度倒置为一种新的等级制度:让底层在上。权力所固有的透镜使得基于共同人性的真正平等变得不可能。


   那么什么是压迫呢?不是不公正的法律——最重要的法律被民权运动及其后继者推翻了,甚至不是不公正的生活条件。对主体性的关注将压迫从世界转移到了自我和它的痛苦——心理创伤、来自言论和文字的伤害、少数群体成员在不断接触主流文化时感到的疏离感。一个完整的压迫系统可以存在于一个词中。


   到了千禧之年,这些想法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部门几乎无处不在。拥护这些思想已经成为进入教授职位的一个重要凭证。这些思想给了学者们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无论是智识上还是道德上,都可以对他们所处的机构进行批评。这些学者进而形成了美国年轻人的世界观,他们在精英大学接受教育,在功利主义中茁壮成长,学生们从幼年开始就接受培训,做在职业和社会上取得成功的事情。D.H.劳伦斯(D.H Lawrence)写道:“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一代人的想法会成为下一代人的本能”。


   批判理论家的想法成为千禧一代的本能。不需要读过福柯或在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手下学习,就能熟练掌握中心化、边缘化、特权和伤害等术语;不需要相信语言可以是一种暴力形式;不需要用个人真理来结束一般的争论(“你不会明白的”,或者只是“我被冒犯了”);不需要在身份使你失去发言资格时闭口不谈。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年轻人在不了解这些概念的情况下就浸淫在批判理论和身份政治的假设中。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他们的力量。不是每个人都能抵制滥用权力的诱惑。


   2014年,“正义的美国”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叙事。那年夏天,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警察杀害了一名18岁的黑人少年,他的尸体被扔在街上躺了几个小时。这起事件发生的背景是,越来越多的黑人被白人警察殴打并杀害,而白人警察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威胁。这些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观看次数达数百万次,象征着在第一届黑人总统任期的第六年,美国黑人在监狱、社区、学校和工作场所仍然面临着更广泛的不公正。在一个多种族的社会里,不断进步和扩大机会的乐观故事似乎一夜之间破灭了。弗格森事件引发了全国各地城市和校园的抗议运动。


   正义的美国的叙事是什么?它认为美国社会不是混合和流动的,而是一个固定的等级制度,就像一个种姓制度。大量获奖的书籍、散文、新闻、电影、诗歌、流行音乐和学术著作着眼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以便理解现在,就好像福克纳在说:“过去永远不会死去。过去甚至不会过去。”


   《纽约时报》的“1619年项目”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它宣称要把整个美国的故事重述为奴隶制及其后果的故事,把当代现象追溯到种族主义的历史渊源,有时甚至无视相互矛盾的事实。任何关于进步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意识,甚至是“有害的”。无论这个或那个人的行为如何,无论出现了什么新的法律和实践,“白”高于“黑”的等级地位是永恒的。


   这就是叙事的革命性力量:从广义上讲,美国历史(或文学、哲学、经典,甚至数学)被明确定义为是白人的,因此是至上主义者。原本无罪的事情突然被审判,每一个想法都被盘问,在案件审理之前,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到。


   正义的美国关心的不仅仅是种族问题。最激进版本的叙事建立在对一个包罗万象的地狱的猛烈批判之上,这里白人至上,奉行父权制,有着同性恋恐惧症、跨性别恐惧症,由富豪统治,环境遭到破坏,到处是寄生虫——美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恶性力量,它的力量超越了地球上任何其他邪恶群体的压迫。塔内希西·科茨(Ta Nehisi Coates)2015年出版的《世界与我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一书的结尾,对建立公正美国的叙事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书将全球变暖解读为地球对白人贪婪和残忍的重大报复。


   有太多的事情在正义的美国是不能谈论的,以至于这一叙事无法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它不能谈论贫穷的复杂原因。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政策和体制的原因,黑人所遭受的结构性种族主义持续发生的不利条件是真实存在的。但个人代理(注:社会学概念,人们作为社会的个体成员行动)也是如此,在正义美国的叙事中,它并不存在。这种叙事不能谈论黑人社区暴力的主要来源,那是年轻的黑人男子,而不是警察。


   在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的抗议活动中,许多当地黑人市民反对“停止资助警察”,他们希望加强而不是减少治安。正义的美国无法处理对黑人和白人学生的学术评价的顽固分歧。“成就差距”(Achievement Gap)这一个温和的词汇已被摒弃,不仅因为它意味着黑人父母和儿童负有某种责任,而且因为根据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任何差距都是种族主义的。摆脱评价,你就可以结束种族歧视并弥补种族间的差距。


   我夸大了这种新叙事的偶尔性,但并没有夸大太多。2014年之后,事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当时“正义的美国”逃出了校园,弥漫在更广泛的文化中。首先,“软性”职业让位。图书出版商发行了大量关于种族和身份的书籍,年复一年地赢得最负盛名的奖项。以追求报道客观性著称的报纸和杂志转向积极的新闻模式,采用新的价值观和假设以及全新的语言:系统性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白人特权、反黑、边缘化社区、去殖民化、有毒的男性主义。


   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艺术组织、慈善机构、科学机构、技术垄断机构,以及最后的美国企业和民主党中。无可争辩的包容原则推动了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偷换了更具威胁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已经成为身份政治和社会正义的特征:一元化的群体思想,对公开辩论的敌意,以及对道德胁迫的喜好。


   “正义的美国”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谈吐和举止,但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它反映了我们文化中破裂的不信任:有些事情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的社会是不公正的;我们的机构是腐败的。如果这种叙事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刑事司法系统,并将美国黑人带入完全平等的条件,那么它就不会辜负它的承诺。但宏大的系统分析通常以小的象征性政治结束。


   在某些方面,“正义的美国”类似于“真实的美国”,并从另一个方面进入了同样可疑的冲突。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幻灭催生了身份政治,也在许多年轻白人男子中产生了新的独裁主义。正义的美国和真实的美国从对立的立场出发,对建国文件中的普世思想和美国作为一个多元民主国家的承诺共同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但是,另一种理解“正义的美国”的方式是在阶级方面。为什么它的大部分工作都发生在人力资源部门、阅读清单和颁奖仪式上?2020年夏天,拥有高级学位、年薪超过10万美元的千禧一代不成比例的成为美国街头的抗议者。正义的美国是一个关于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的叙事,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断地误读或忽视黑人和拉丁裔工人阶级。这一代年轻专业人士的命运受到了经济停滞和技术动荡的诅咒。他们的父母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已经变得更难得到,这使得功利主义的老鼠赛跑更加令人崩溃。法律、医学、学术界、媒体,最理想的职业都已收缩。其结果是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就业不足的年轻人居住在大都市。


   历史学家彼得·图尔钦创造了“精英过剩”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他发现,在以前的历史时代,如罗马帝国晚期和法国宗教战争,不稳定和暴力的持续来源之一是社会精英的挫败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工作。图尔钦预计这个国家将在未来十年内经历类似的分崩离析。正义的美国吸引了过剩的精英,并将他们的大部分愤怒引向与他们最接近的叙事——“精明美国”。


   社会正义运动是对精英制度的否定,是对父母传给孩子的体制的反叛。名牌大学的学生不再相信他们应该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名额。纽约的活动家们希望废除决定进入该市最具竞争力的高中的考试(亚裔美国人的孩子现在占多数)。在一些小众领域,如文学杂志和研究生教育学校,功名与身份分离的想法已不复存在。


   但大多数正义的美国人仍然属于精英制度,并不愿意放弃其优势。他们无法摆脱其身份焦虑——他们只是将其转移到新的叙事中。他们想成为第一个采用其专家术语的人。在2020年的夏天,人们突然开始说“BIPOC”,就像是他们一辈子都在这样做一样。(BIPOC指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是一种将聚合在有色人种之下的群体分解开、让他们在道德秩序中获得应有的地位的方法,来自波哥大、卡拉奇和首尔的人则在身后紧紧跟随。)


   正义的美国的整体氛围正处在最紧张的时期——害怕说不正确的话、对小错误进行严厉批评的冲动——这是精明美国的激烈竞争精神的变体之一。只是认证的条件变了。由于取得的成绩并非可靠的道德认同基础,当绩优者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时,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就不再有坚实的信心可以依靠。


   正义的美国的规则是不同的,当《纽约时报》、《诗歌》杂志、乔治城大学、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其他主要机构发生了一系列的诋毁事件后,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们很快就学会了这些规则。可接受的表达方式的尺度比过去窄了很多。一种书面思想可以成为一种暴力形式。在一场争论中,最响亮的公众声音将占据上风。得罪他们会让你的职业生涯付出代价。正义就是权力。这些新规则不是基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它们是后自由主义的。


   正义美国的理论起源、它不容忍的教条,以及它的强制策略让我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意识形态。主张白人至上主义的自由主义让人想起共产党对作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的攻击。正义美国的审美准则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正义美国的结局是一场悲剧。这个国家过去曾有过伟大的正义运动,现在急需这样的运动。但为了见效,它必须张开双臂。它必须讲述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故事,并开始走一条我们大多数人都想走的路。


   我所描述的这四种叙事都源于战后美国未能维持和扩大中产阶级民主。它们都对现实问题作出了反应。每一种叙事都提供了其他叙事所需要的价值,却缺少其他叙事所拥有的价值。自由美国颂扬不受拘束的个体的能量。精明美国尊重智慧,欢迎变革。真实的美国致力于寻找方位,有一种局限感。正义的美国要求与其他叙事想要避免的事展开对抗。它们从一个单一的社会中崛起,甚至在我们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它们不断地塑造、吸收,使其蜕变为另一个社会。但它们也倾向于分裂我们,使各部落对立。这些分歧使每一个叙事都变得狭隘,甚至更加极端。


   这四项叙事都是由地位的竞争所驱动的,这种竞争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和怨恨。它们都是赢家,也都是输家。在自由的美国,缔造者是赢家,输家是想把剩下的人拖垮的索取者,他们永远依赖于一个窒息的政府。在精明的美国,有资格的精英是成功者,而失败者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想要抵制不可避免的进步的人。在真实的美国,胜利者是白人基督教中心地带辛勤工作的人们,而失败者则是奸诈的精英和想毁灭国家的人。在正义的美国,赢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输家是想继续统治的主导群体。


   我不太想住在它们任何一家的共和国中。


   现在听到人们谈论生病的美国,垂死的美国以及美国的末日是很常见的。1861年、1893年、1933年和1968年也有同样的说法,疾病、死亡永远是一种道德状态。也许这是我们清教徒的传统。如果我们快要死了,那不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这一定是一种长期的自杀行为,这是一种谋杀。


   我不认为我们会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一起生活——我们作为同胞被隔离。知道我们是谁,就有可能看到什么样的改变是可能的。国家不是社会科学实验品。它们有一些有机的特质,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破坏性的,并不是希望它消失就能消失的。我们对平等的热情,它所产生的个人主义,对金钱的追求,对新奇事物的热爱,对民主的迷恋,对权威和智慧的不信任,这些都不会消失。


   在通往自由、智慧、现实或正义的乌托邦的道路上,试图逃避或压制它们的前进之路永远不会到来,反而会遭到强烈的反击。但是,使我们成为平等的美国人的唯一基础——拥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共同享有公民权和自治权——这条连接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道路就是前进的道路。


   与此同时,我们仍被困在两个国家中。其中任一都被两种叙事分裂,一边是精明和正义,另一边是自由和真实。分离和征服都不是站得住脚的未来。尽管两国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两国内部的紧张局势也将持续。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4】

中国共产党与第二次文化冲击

姚洋


罗卫国2021年6月29日阅读于古乐乡公园,今天颁发七一勋章。


一、引言


在过去的二千年里,中国经历了两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佛教的传入,另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有限的,但中国却花费了一千多年才完成对佛教的吸收。具有高度中国特征的禅宗成为佛教在中国的主流,而理学通过吸收佛教个人觉悟的修行方法对传统儒家学说进行了改造。相比佛教的冲击,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覆盖技术、生产组织、政治制度、文化和哲学等所有方面。自1840年以来,我国一直处在这个冲击之中。这个冲击如此之猛烈、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至于到今天,西方文明是历史的终结这样的想法,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常识”。然而,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把中华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像我们对待佛教那样,吸收西方文化中的部分价值,把它们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起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我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促成了清廷上下的觉醒,洋务运动应运而生。然而,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惨败让有识之士意识到,仅仅“师夷之长技”不能救中国,制度变革是必由之路。但之后的变革没有挽救清政府,新生的共和政府也无力维持一个长治久安的共和政体。


俄国革命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的宗旨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构想,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建立无阶级差别的新社会。外敌入侵迫使党与各界合作,首先完成救亡的任务。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党开始对中国社会实施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改造奠定了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党放弃苏式社会主义教条,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总目标。由此,党走上一条回归中国传统之路。在哲学层面,党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传统,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层面,党采取中庸和渐进的改革策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混合经济的转型;在政治层面,党沿着中国传统的政治贤能主义进路建立干部队伍的选拔体制,选贤任能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经济的成功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党回归中国传统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奥秘是将西方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的现实和传统相结合。摆在当代中国学者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一过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的思想,进而创造新的中华文明。如同消化佛教冲击一样,中华文明能否成功消化西方文化冲击的标志是:如果不刻意去深究,我们已经不再注意到西方文化的存在。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从今天做起,非常有必要。


今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一方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另一方面,今年也是我们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第一年——到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年的时候,我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结党在百年里的成功经验,创建新的理论,以期在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形成新的中华文明的理论雏形,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中国共产党与第二次文化冲击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远超佛教对中国的冲击。佛教的母国印度并不比中国拥有更先进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无论是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层面,还是在思想层面,都构成对中华文明的压倒性优势。


当1840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的时候,尽管中国的经济体量排世界第一,人均收入也不比西方低多少,但那是农业文明支撑的,而且,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仍然停留在古代社会的层面。西方已经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最为重要的是,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阶段,蒸汽机代替了人力,人类第一次用人造物提供动力,生产力实现了量子级别的飞跃。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的木制战舰在英国蒸汽铁甲舰的炮火下,就像被点燃的火柴盒一样燃烧,其场面,正是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降维打击的惨败之象。然而,这还不足以让清政府醒悟,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清廷才开始洋务运动,希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的成果显著,中国海军成为亚洲第一。不过,正是这样一支海军,却在甲午战争中完败于日本海军之下。全国上下因此激愤,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主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师夷之长技不足以救中国,只有革新制度才能开创新局面。这样就有了戊戌变法。但是,慈禧忌惮维新最终会动摇清廷的统治,维新运动只经历百日就结束,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光绪被软禁。随后的庚子事变给腐朽的清廷最后一击,自此以后,等待清廷的只有革命。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推翻满清政府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革命成果很快被实力派人物袁世凯所占据,随后的北洋政府无力统揽全国,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帝制在中国实施了2000多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在动荡的年代里,中国社会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也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决定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为基础改组国民党。可惜,孙中山过早去世,蒋介石在北伐尚未完成的时候夺取国民党的主导权,并开始“清党”运动,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随着东北易帜,蒋介石基本上实现了对全国的控制。历史此时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完成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的遗愿。可惜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对外,他投靠英美;对内,他依赖官僚资本和大地主。日本的全面入侵让国共两党重新走到一起,共同抗日。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再次错过历史给予他的机会,狂妄地发动内战,最终落得个败走台湾的下场。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时候,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大党章给党确定的任务是消灭阶级,在此之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党联合第三国际,因此党的事业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一大党章一方面为党提出了改造中国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为这个任务确定了时限,即“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之后怎么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要等到邓小平成为党的实质性领袖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开始全面实现一大所确立的建党纲领,在全国发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会改造运动。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工业生产的私有制;妇女解放运动让广大妇女走出家门,提升了她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识字运动和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国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了社会流动性;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了困扰民众的传染性疾病,低成本、广覆盖的医疗卫生制度提高了民众的健康水平,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今天的多数国人对这些成就没有感觉,把它们当作天然的应得之物,但是,横向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能够和中国做得一样好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寥寥无几。和中国最可比的是印度。无论是从人口、历史,还是从发展战略来看,这两个国家都极其相似。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相当,都是人口大国;两国都具有悠久和璀璨的文明,而且,晚近的历史也极为相似,新中国是1949年成立的,而印度是1947年获得独立的;在立国之后的几十年里,两国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然而,到1978年的时候,两国的成就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1978年的时候,印度是一个穷国,但中国比它还穷四分之一。然而,中国在人类发展的其它方面远超印度:成人识字率高25个百分点,期望寿命高12岁,婴儿死亡率低百分之五十。中国唯一比印度做得差的是高等学校入学率,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文革的后遗症,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采取的策略和印度不同:中国重视为广大民众提供基础教育,而印度更重视精英教育(中国的高校学生数量要等到2002年才超过印度)。最后,尽管两个国家都积极实施工业化战略,但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远高于印度:在制造业占GDP的比例方面,中国超越印度23个百分点;在制造业就业比例方面,中国超越印度4.3个百分点。


这些成就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育普及为工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业提供了充足且具有一定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大军,而工业的积累促成了世界工厂在我国的诞生。时至今日,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强,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的积累,这个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如何评价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保守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在清末错过了君主立宪的机会,是造成中国社会百年动荡的原因。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大错特错的话,也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历史浪漫主义遐想。事实上,自打乾隆之后,清朝皇帝的个体生命就一代不如一代,同治、光绪、宣统三代没有子嗣,清朝从生物意义上也该消亡了。然而,两千多年的帝制、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不会轻易让位给一个共和国,革命不可避免。这是欧亚大陆国家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现代化是启蒙运动之后席卷全球的进程,至今仍然没有完成。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差别是工业化、社会结构扁平化、政治开放、超越血缘和地缘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以及思想层面的理性化。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扩大人际交往范围、扩大政治参与,由此为工业化提供空间。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慢得多。相较之下,那些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如印度次大陆上的国家),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消解古代社会遗留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也缓慢得多。


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机会。党本身就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党在建国之后所进行的社会改造,也是实践西方文化中的一支、即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就引进西方思想并付诸实施而言,近代中国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与中国共产党相媲美。但这个过程不是完全西化,而是对西方文明有选择地吸收。当然,党在建国之后实施的巨型社会改造容易犯错误,大跃进及随后发生的饥荒以及文革是最显著的例子。如法国大革命一样,这些错误留下的后遗症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在革命时期,这种否定是必要的,因为旧制度是依托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但是,进入建设时期之后,党需要的不再是一个革命理论和实践,而是长治久安的理论以及促进经济建设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的眼中,邓小平的最大功绩恐怕是引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这首先是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1981年6月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前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总结。随后,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中国社会矛盾进行了重新定义: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它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此基础上,党的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按照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要求,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应当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社会改造的任务已经完成,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已经不再能够指导党的实践。邓小平不是一个以理论见长的领导人,他以自己的实践带领党完成从社会改造到经济建设的转变,而指导他的是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直觉。这个直觉是什么?就是中国自己的务实主义的哲学。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针对的是“两个凡是”,事后回头来看,却是中国共产党脱离教条、走向务实的起点。


马克思成长于德国的思辨哲学传统之中,但却自觉超越思辨哲学,特别是在撰写《资本论》的时候,他已经使用了大量的实证方法。然而,他的理论对于中国人而言,仍然太抽象,特别是他关于终极真理的理论,在中国这片崇尚当下生活的土地上,很难生根发芽。邓小平没有多少理论,但有很多朴素的认知。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老百姓仍然很贫穷,为什么?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第一位的问题。


通过亲身出访以及聆听其他领导人出访带回来的消息,他已经意识到,教条式地执行马克思主义已经让中国落后于周边国家,而引进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自我革新的必由之路。但是,要转变党员干部的观念,必须从根子上做起。这大概是他发起真理问题大讨论的初衷。这个大讨论打破了真理的绝对性,为随后的改革打开了大门。“姓社”还是“姓资”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能否有助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才是根本的问题。


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实践。邓小平的“猫论”恰逢其时:只要目的是合意的,采用何种手段是次要的。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最急迫的问题而发生。农村改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干部为解决温饱问题发起的,很快就从“包产到组”演变为“包产到户”,让农村改革家杜润生都担心起来。改革之所以最终能够打消领导人的疑虑,是因为它几乎在一夜之间解决了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


受农村改革的鼓舞,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关系也开始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地方积极性因此获得极大的提高,为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渐进式改革也成为中国改革的最重要特色,这在1984年秋宣布的城市改革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城市改革的核心是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具体办法是“价格双轨制”:计划内的产量仍然使用计划价格,计划外的产量使用市场价格。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定价的范畴逐步扩大。“一物二价”,正统经济学家会立即告诉你,这是行不通的,因为黑市很快就会出现,即倒卖计划内产品。黑市和“倒爷”的确出现过,但总体而言,价格双轨制却成功了,让中国避免发生像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价格双轨制下的市场轨为乡镇企业创造了生存空间,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进程。


进入九十年代,价格改革完成,以1994年汇率并轨为标志,价格双轨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新一轮的改革围绕着国有企业展开。与农村改革一样,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来自于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财政造成的压力。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率先开始国企改革,原因都是因为国企连年亏损,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到1995年,中央出台“抓大放小”政策,国企改革在全国铺开。


上述实践都先于党的理论,主流意识形态总是追认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实践。作为对农村改革的认可,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于1993年10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响应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是对已有改革的承认,而且还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续改革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九十年代的改革加快了中国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改革的成果也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了体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再次修改了党章,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新提法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全民党的转变。经历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变,“三个代表”是对这些变化的回应。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党不再是西方意义上、仅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的政党,而是为各种利益诉求提供表达的场所;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党本身变成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


党自1978年以来完成了去政治化的过程。这里的“政治”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即政党的阶级或群体属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落后于周边的资本主义社会;邓小平认为,只有破除文革激进思想的阻碍,中国才能以务实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告别文革时代的激进思想,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党都走上了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去政治化是党在回归中国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自此党变为国家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党在实践层面回归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


三、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


当前党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党的实践与党的理论之间的张力。在实践层面,党已然完成中国化,但在理论层面,党的中国化尚未开始。党的理论要回归中国传统,难度很大,毕竟反传统是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的主导思想。但是,站在建党一百周年的节点上,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冲刺阶段的起点上,党在理论层面认真对待中国传统,是时候了。这要求党认识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的其它优秀成分对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哲学理论。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政治和哲学成分有务实主义、个人主义与秩序之间的平衡、贤能主义和德治。


务实主义 中华文明的第一特质、也是中国人的第一特质,是务实主义。中华文明的主体在黄河流域发祥的时候,这一区域比现在要潮湿和温暖得多,属于亚热带气候。水草丰美,植物和动物众多,我们的祖先因而养成了一种乐观和入世的人生态度,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赞美人间的生活,所以我们才能在《诗经》里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优美的爱情诗句。自然青睐我们的祖先,因而我们的祖先没有对神的敬畏,只有对现世生活的憧憬。因为不信神,我们就不相信永恒的真理。这是务实主义的第一要务。


西方世界的许多重大冲突,都是因为相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比其他人的更值得追求造成的,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三十年战争,抑或美苏之间的冷战,都起源于信仰的不同。务实主义会消解这种冲突,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信仰而发生的战争。在和平时期,务实主义拒绝教条,为制度和技术创新打开大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创造世界。这是改革开放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与此相一致,务实主义拒绝把手段作为目的,而是从目的出发,只要目的是合意的,手段是否合法是次要的。映射到现实层面,这意味着制度服务于目的,而不能成为社会追求的目标。这与西方把自由主义民主这样的制度作为终极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一个务实主义者来说,评价一个政体是否合意的标准,是它能否实现正当性目标,而不是它的形式。自由主义民主能够实现一些正当性目标,但不是全部,因此不应该成为历史的终结;反过来,当代中国体制实现了许多正当性目标,因此不能轻易予以否定。


个人主义与秩序 现今的一般观念认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这与清末民初革命者和思想家的观点相左。孙中山认为,中国社会犹如一袋马铃薯,其中的马铃薯不仅相互独立,而且相互碰撞。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小团体社会,西方社会因为宗教团契形成了市民社会。先贤们的观点比现今流行的观点更加符合实际。因为没有宗教,中国基层社会一直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佛教曾经短暂且在个别地方打破了这种格局,但随着佛教的同化,血缘和地缘还是占据中国基层社会的主导地位。在家族与政府之间,中国社会少有其它社会团体。在基层,主导中国社会的是以家族为单位的个人主义,道德规范必须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得以维系。超出血缘和地缘纽带,中国社会就必须依赖政府来维持秩序。可以说,中国的强政府,正是基层家族个人主义所要求的,而中国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老百姓以服从权威换取秩序的表象而已。


这与西方、特别是英国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国,宗教和习惯法法庭在王权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它们是介于个人与王权之间的中间组织,起到了组织和管理社会和对抗王权的作用。中国社会缺少这样的中间组织,大型社会动员和组织都需要政府直接操办。由此,在中国建立问责政府比西方更加困难。然而,中国这样的一种个人主义 + 强政府的治理模式也有其自身的优势。一方面,中国人崇尚个人努力和成功,这使得中国人较容易接受个人价值这样的自由主义原则,也容易产生企业家;另一方面,一旦需要,社会容易听从政府的调遣,在危急时刻容易形成社会合力,成功化解危机。中国的富豪人数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中国应对疫情比西方更加成功,都是证明。


贤能主义 中国式的个人主义的一个后果是贤能主义。不同于西方单一的人性论,儒家认为,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和可塑的。 人生而不同,但除极其聪慧和极其愚笨之人而外,其他人的成就取决于个人后天的努力。对于儒家来说,不存在抽象的平等,因为,一个人最终拥有什么样的才能和成就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抽象平等忽视了努力的作用。儒家只承认关系平等,在社会分配方面,这表现为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平等,即回报与努力成正比。贤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和持久的。在个人层面,它表现为对个人成就的推崇;在政治层面,它表现为政治贤能主义,即公共职位要求官员具备与之相配的道德和能力水平,职位越高,要求越高。从西汉的察举制度,到唐宋形成的科举制度,再到今天的干部选拔制度,政治贤能主义始终贯穿其中。


一个民族的任何优点,也一定是它的缺点。贤能主义也不例外。它最为严重的缺点有二:一是缺乏对个体先天差异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关照,在奖励个人成就的时候会忽视个体和社会偶然因素的作用;二是弱化社会群体意识,强化个人主义对社会共同体意识的排斥。在国内,强政府可以部分弥补这些弱点,但在海外,华人就形成了只顾自己、不关心政治、不融入当地社会的形象。


然而,贤能主义可以成为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一剂解药。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本来不是单纯的民主制,而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共和体制。一战之后、特别是苏联瓦解之后,民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演变为今天的民粹主义。西方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理论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回应战后民主化和民权运动的冲击,他们在理论上为进一步的民主化和均等化提供理论依据。


不过,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纯粹的民主制都无法获得理性的政治决策,放弃政治层级和贤能主义原则,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在长期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无法在其它国家复制,但其背后的政治贤能主义是其它国家可以借鉴的。应对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不是完善民主,而是重新引入贤能主义,完善共和体制。


德治 以往对中国政治的一个批评是,中国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这个批评有很大的合理成分,但由此完全否定“人治”却是过于武断的。世界上没有完备的法治,因此总是给人治留下空间。问题不是要不要人治,而是要什么样的人治。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告诉我们,德治是指导人治的根本原则。对于儒家而言,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是“仁”。“仁者,爱人。”仁政就是服务于天下百姓。要实现“仁”,统治者自己必须首先具备很高的德性,不仅能够克己复礼,而且能够判断什么是“仁”。与当代西方民主强调对政府官员实施问责不同,中国政治强调政府官员的责任。问责是对官员施加的被动约束,而责任是要求官员必须主动地为民众做事情。前者可以弱化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而后者却要求官员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和能力。两者都不能走向极端。西方民主弱化官员的道德要求,因而会出现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中国如果过度强调官员的能动性,就会导致官员对民众权利的侵犯。在现代社会里,以法治为基础,以德治要求官员,应该是最佳的组合。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党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是西风东渐在中国留下来的最为显著的成果,是中国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证明。然而,如何定义“中国特色”,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前一节的讨论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拥有具有世界意义的特质。这些特质应该成为构成“中国特色”的元素。问题是如何把这些特质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政治哲学。


当今的世界文明,是轴心时代的延续。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中华文明大放异彩,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思想资源。构建中国自己的政治哲学,必须从那个时代寻找资源。就其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潜力而言,儒家学说无疑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说。从儒家学说出发,是最可能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的。


与中国的务实主义传统一致,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来自于对人的经验观察,而不是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样,来自于理论构建。人性是人的普遍特性的集合。这种普遍特性又是个人特性的集合,而个人的特性取决于一个人先天的材质、后天的环境和个人努力。现代心理学也告诉我们,个人在大脑生理层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是先天和后天因素累积造成的结果。因此,谈论一个普遍的人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每个人最终形成的人性是不同的,这一点对于政治过程非常重要。政治参与的最小单位是个体,它涉及个人的德性、知识量、判断力和执行力等多方面的因素。由于个人成就不同,因此,不是所有人都应参与所有政治过程。政治层级是不可避免的,不同层级需要不同的个人德性和能力与之相匹配。越高的层级涉及的决策越复杂,因此也需要更高的德性和能力。为此,官员的选拔不应该全部都交给民众来完成,而需要一个中央机构来完成。作为选拔机构,中央机构本身的官员也必须具有很高的德性和能力,正因为此,中央机构也为国家提供大政方针。


不过,中央机构的权力必须受到民选的主权机构的约束,它的人事和大政决策必须经由主权机构同意方可实施。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是仁,中央机构的决策如果是有利于仁的实施,就会不惮于交由主权机构审议;其二,中央机构把决策交由主权机构议决,可以消除民众对主权机构是否诚心实施仁政的猜忌。这里,主权机构的主权是被动的,它不主动提出立法和人事任命,因而与自由主义民主的主权不同。与自由主义民主一致的是,主权机构之下设立行政机构(政府)。另一方面,为防止中央机构滥用权力或出现决策失误,儒家政治还设立一个谏议机构,专门约束中央机构的行为。


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在各政治主体之间取得平衡,为社会提供秩序并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民主制度把社会目标交由多数选民决定,这不一定是社会最优的选择,因为合意的社会目标未必由多数选民所掌握。上述儒家政治架构的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贤能主义,但同时也将西方的民主因素以及权力制衡纳入其中。这样的一种共和体制有利于实施合意的社会目标,同时也可以防止任何权力的独断专行。它与自由主义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最为重要的是,它保护基本的个人自由。但是,它拒绝抽象的平等,只接受比例原则下的平等。由此形成的儒家自由主义,既继承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但又比自由主义更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因而也更可能在现实中得到实施。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与上述儒家政治结构高度重合。中国共产党是中央机构,全国人大是主权机构,国务院是行政机构(政府),人民政协是谏议机构。党在理论层面的中国化,必须从吸收儒家政治哲学开始。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改造原始资本主义的产物,传入中国之后,成为党战胜旧制度及其一切从属势力的武器,也为党改造中国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形态不适合作为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体中国人民齐心协力,而不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不利于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向世界展示中国自己独创的文化。


如何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构建党的新理论,是党在百年当口的最重要任务。一个取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实践分开,继承前者而扬弃后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点与中国的务实主义以及儒家的中庸思想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之上的剥削理论。在资本主义早期,生产相对简单,资本与劳动的分野比较明确,但在当今全球化的生产和交换格局之下,资本和劳动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按要素进行分配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社会分配机制。我国的实践也表明,建立按要素进行分配的市场机制,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秘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儒家政治为体,重新重构党的理论体系,是党完成回归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关键一步。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3】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

周国平

2021年5月21日于喀什古城


怎么判断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他的“自我”呢?


我可以提出一个检验的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独处。


当你自己一个人待着时,你是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呢,还是感到一种宁静、充实和满足?


▌独处,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度


对于有“自我”的人来说,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则有些寂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


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务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这时候,我们独自面对自己和上帝,开始了与自己的心灵以及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的对话。


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灵魂生活都是在独处时展开的。


和别人一起谈古说今,引经据典,那是闲聊和讨论;唯有自己沉浸于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杰作之时,才会有真正的心灵感悟。


和别人一起游山玩水,那只是旅游;唯有自己独自面对苍茫的群山和大海之时,才会真正感受到与大自然的沟通。


所以,一切注重灵魂生活的人对于卢梭的这话都会发生同感:“我独处时从来不感到厌烦,闲聊才是我一辈子忍受不了的事情。”


这种对于独处的爱好与一个人的性格完全无关,爱好独处的人同样可能是一个性格活泼、喜欢朋友的人,只是无论他怎么乐于与别人交往,独处始终是他生活中的必需。


在他看来,一种缺乏交往的生活当然是一种缺陷,一种缺乏独处的生活则简直是一种灾难了。


当然,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与他的同类交往,需要爱和被爱,否则就无法生存。


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绝对的孤独。但是,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却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



世上正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和自己待一会儿,对于他们简直是一种酷刑。


只要闲了下来,他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消遣,什么卡拉OK舞厅啦,录像厅啦,电子娱乐厅啦,或者就找人聊天。自个儿待在家里,他们必定会打开电视机,没完没了地看那些粗制滥造的节目。


他们的日子表面上过得十分热闹,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极其空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看见自己。


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贫乏,和这样贫乏的自己待在一起是顶没有意思的,再无聊的消遣也比这有趣得多。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没有了自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独处的确是一个检验,用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的灵魂的深度,测出一个人对自己的真正感觉,他是否厌烦自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厌烦自己是一个起码要求。


一个连自己也不爱的人,我敢断定他对于别人也是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他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社会交往。他跑到别人那里去,对于别人只是一个打扰,一种侵犯。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


唯有在两个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


我敢担保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找不出一个例子,能够驳倒我的这个论断,证明某一个浅薄之辈竟也会有此种美好的经历。



▌无论多忙,都要保留一个心灵空间


我读到泰戈尔的一段意思相似的话,不过他表达得更好。我把他的话归纳和改写如下——


未被占据的空间和未被占据的时间具有最高的价值。


一个富翁的富并不表现在他的堆满货物的仓库和一本万利的经营上,而是表现在他能够买下广大空间来布置庭院和花园,能够给自己留下大量时间来休闲。


同样,心灵中拥有开阔的空间也是最重要的,如此才会有思想的自由。


接着,泰戈尔举例说,穷人和悲惨的人的心灵空间完全被日常生活的忧虑和身体的痛苦占据了,所以不可能有思想的自由。我想补充指出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类例证,就是忙人。


凡心灵空间的被占据,往往是出于逼迫。如果说穷人和悲惨的人是受了贫穷和苦难的逼迫,那么,忙人则是受了名利和责任的逼迫。


名利也是一种贫穷,欲壑难填的痛苦同样具有匮乏的特征,而名利场上的角逐同样充满生存斗争式的焦虑。


至于说到责任,可分三种情形,一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另当别论,二是为了名利而承担的,可以归结为名利,三是既非内心自觉,又非贪图名利,完全是职务或客观情势所强加的,那就与苦难相差无几了。


所以,一个忙人很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穷人和悲惨的人。



这里我还要说一说那种出自内在责任的忙碌,因为我常常认为我的忙碌属于这一种。一个人真正喜欢一种事业,他的身心完全被这种事业占据了,能不能说他就没有了心灵的自由空间呢?


这首先要看在从事这种事业的时候,他是否真正感觉到了创造的快乐。


譬如说写作,写作诚然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但必定伴随着创造的快乐,如果没有,就有理由怀疑它是否蜕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事务,乃至一种功利性的劳作。当一个人以写作为职业的时候,这样的蜕变是很容易发生的。


心灵的自由空间是一个快乐的领域,其中包括创造的快乐,阅读的快乐,欣赏大自然和艺术的快乐,情感体验的快乐,无所事事的闲适和遐想的快乐,等等。


所有这些快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共生互通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埋头于写作,不再有工夫和心思享受别的快乐,他创造的快乐和心灵的自由也是大可怀疑的。


我的这番思考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告,同时也是对所有自愿的忙人的一个提醒。我想说的是,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


唯有在这个心灵空间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


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你永远忙碌,你的心灵永远被与事业相关的各种事务所充塞,那么,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了怎样的外在成功,你都只是损耗了你的生命而没有品尝到它的果实。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


我发现,世界越来越喧闹,而我的日子越来越安静了。我喜欢过安静的日子。当然,安静不是静止,不是封闭,如井中的死水。


曾经有一个时代,广大的世界对于我们只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如同螺丝钉被拧在一个不变的位置上。


那时候,我刚离开学校,被分配到一个边远山区,生活平静而又单调。日子仿佛停止了,不像是一条河,更像是一口井。


后来,时代突然改变,人们的日子如同解冻的江河,又在阳光下的大地上纵横交错了。我也像是一条积压了太多能量的河,生命的浪潮在我的河床里奔腾起伏,把我的成年岁月变成了一道动荡不宁的急流。


而现在,我又重归于平静了。不过,这是跌宕之后的平静。在经历了许多冲撞和曲折之后,我的生命之河仿佛终于来到一处开阔的谷地,汇蓄成了一片浩淼的湖泊。


我曾经流连于阿尔卑斯山麓的湖畔,看雪山、白云和森林的倒影伸展在蔚蓝的神秘之中。我知道,湖中的水仍在流转,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静如镜。


我的日子真的很安静。每天,我在家里读书和写作,外面各种热闹的圈子和聚会都和我无关。


我和妻子女儿一起品尝着普通的人间亲情,外面各种寻欢作乐的场所和玩意儿也都和我无关。我对这样过日子很满意,因为我的心境也是安静的。


也许,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是需要某种热闹的。那时候,饱涨的生命力需要向外奔突,去为自己寻找一条河道,确定一个流向。


但是,一个人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托尔斯泰如此自述:“随着年岁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了。”


人们或许会把这解释为衰老的征兆,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即使在老年时,托尔斯泰也比所有的同龄人,甚至比许多年轻人更充满生命力。唯有强大的生命才能逐步朝精神化的方向发展。


现在我觉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


泰戈尔曾说:“外在世界的运动无穷无尽,证明了其中没有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目标只能在别处,即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在那里,我们最为深切地渴望的,乃是在成就之上的安宁。在那里,我们遇见我们的上帝。”


他接着说明:“上帝就是灵魂里永远在休息的情爱。”他所说的情爱应是广义的,指创造的成就,精神的富有,博大的爱心,而这一切都超越于俗世的争斗,处在永久和平之中。


这种境界,正是丰富的安静之极致。


我并不完全排斥热闹,热闹也可以是有内容的。但是,热闹总归是外部活动的特征,而任何外部活动倘若没有一种精神追求为其动力,没有一种精神价值为其目标,那么,不管表面上多么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本质上必定是贫乏和空虚的。


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2】


张维迎

企业家精神"五不是"


我曾经将企业家的功能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套利,一个是创新。所谓套利,就是利用成熟技术,找到市场机会并赚取利润。所谓的创新,是指要做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技术,并且去创造新的市场。


套利和创新有什么不一样呢?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周期不一样:创新是长周期,套利是短周期;第二是确定性程度不同: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套利的不确定性则比较低。我们也可以将套利的低不确定性称之为风险。应当说,中国四十年来的成就主要来自套利型企业家,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创新型企业家变得越来越多了,对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


套利和创新的利润曲线不同。简单地说,套利是一开始就赚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赚钱越来越难,最后甚至根本无法赚钱了,经济学家将这样的无法赚钱状态称之为“均衡”。而创新是一开始亏损,而且有可能在若干年内持续亏损。到后来,只有运气好的人才可能赚到钱,并且,一旦赚钱,就会越赚越多。当创新开始赚很多钱的时候,别人也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套利。因为套利最后一定会走向不赚钱,这就意味着,创新必须持续,不能只是一次性创新。这一点,对我们的投资人和企业家来说,都非常重要。它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要从套利型转向创新型,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同时,体制也应当为投资人和企业家提供更大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否则,他们可能具有套利的动机,而不会有很强的创新动机。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体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01】创新为何不可预测?


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改良式创新,一类是颠覆式创新,二者在周期和不确定性方面也存在差异。


创新是不可预测的。仅就此次峰会谈到的若干技术而言,不要说二十年前,就是十年前也没人会提到。同样,我们现在也无法预知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什么是主导性的技术,什么是主导性的产业,至少我认为,这不太好预测。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蒸汽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两百五十多年以前,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他的第一个投资人罗巴克在1773年破产了,手里唯一持有的资产是蒸汽机1/3的专利权。他有几十个债权人,大多认为这个专利一文不值,所以都不肯接手。这时,有一个债权人博尔顿向大家提出:如果大家同意,我愿意用630英镑买断这1/3的股权,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找罗巴克的麻烦了。其他的债权人生怕他改变主意,很快同意了这个交易。他们分了这630英镑,而博尔顿得到了这部分蒸汽机的股权。这件事证明,在当时,大部分人并不看好蒸汽机的前景。


第二个例子是直流电和交流电之争。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既是一个发明家,又是一个企业家。他在最初创造了电力系统之后,社会上对直流电和交流电哪一个会成为主导技术还存在争议。爱迪生认为,直流电会成为主导,而他的竞争对手威斯汀豪斯的看法则截然相反。事实证明,爱迪生预测错了,后来主导电力供应系统的是交流电,不是主流电。所以说,即使是最伟大的企业家,预测未来也存在很大的难度。


同样,在一百二十年前,美国汽车市场拥有量最大的是蒸汽车,其次是电动车,最后才是燃油车。而在当时,爱迪生认为,燃油车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电动车才代表未来,所以他大量投资于电动车。但最后证明,电动车失败了,燃油车成了市场的主导。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未来的一百年,可能汽车市场要发生逆转,电动车已经重新成为今天市场上的投资热点。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显然,仅就过去的一百年而言,爱迪生又一次预测错了。


再讲个飞艇与飞机的例子。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飞艇,它要比飞机大得多,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产的飞艇,其长度大概是现在波音747的三倍以上。1899年,《科学美国人》曾预测,未来主导天空的将是飞艇,而不是飞机。的确,飞艇是在1900年被发明出来的,比飞机的发明时间要早三年。并且,在“一战”之前,飞艇已经投入了商业运营,而飞机在当时还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玩具。飞艇的发明人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甚至认为,历史将证明,飞机只不过是航空史上的一个“脚注”。德国航空工程师、第一次环球飞行的指挥者雨果•埃克纳(Hugo Eckener<1868-1954>)坚定地认为,飞艇一定会打败飞机。他当然有很充分的理由。但美国企业家胡安•泰利•特里普(Juan Trippe)与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飞机才是未来航空世界的主角。“一战”之后,飞艇和飞机之间发生了绝对的较量,最终,在“二战”前夕,飞机以绝对优势胜出,反而是飞艇真正成了世界航空史的“脚注”。


飞机为什么会赢?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与喷气式发动机的诞生有关。而喷气式发动机在发明之初也不被看好,甚至他的发明者怀特尔(Whittle),一个正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实习生,没有钱交纳5英镑的专利费,英国政府也不愿意为他的专利权买单。


在举个比较近的例子:云计算。我非常清楚地记得,2010年3月28日,在深圳的五洲大酒店召开了一次中国IT领袖年会,台上坐着三个人,就云计算的前途进行了辩论。其中有两人都不看好这项技术,只有一个人看好。不看好的是马化腾和李彦宏,二人都是技术大咖。马化腾说,云计算是一个好的概念,可能几百年、一千年以后,会出现像阿凡达那样的现象,但当前做为时过早。李彥宏则认为,云计算是“新瓶装旧酒”,并不是一个新技术。他说,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基于云计算的互联网应用,所以,云计算并不是一个好的赚钱方式。三人中唯一看好云计算的人是马云,他认为,云计算是一种分享,是对数据的处理、储存和分享机制。所以,阿里做云计算,也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现实证明了马云的判断。但与马化腾和李彦宏相比,马云不太懂技术。当然,马化腾和李彦宏也很快就改变了看法。甚至可以说,没有云计算,也不会有腾讯公司的今天。


那么,为什么创新不可预测?因为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创新是不确定的。我将创新的不确定性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技术可行性上的不确定性。所谓技术上的不确定,是说某一种创新,在当时的科学知识水平上,在技术上是否可能,是不确定、不知道的。比如,两百多年前,铁的产量上去了,但是铁还能用来干什么?没有人知道。这时,英国的一位企业家约翰•威尔金森提出,铁可以用来造船。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比水重,在水里无法漂起来,所以传统的船都是木制的。所以,当他提出这样一个设想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而保险公司也是在威尔金森提出铁船概念一百年以后,才愿意为其提供保险服务。


再比如,吉列剃须刀现在很流行,但在100多年前,当吉列提出要造一种超薄的、一次性的、低成本的刀片时,几乎所有著名的金属专家都给出了“不可能”的回答。但这没有影响吉利掌门人的判断,他率领团队孜孜不倦地研究,几年之后,他成功了。


还有,十几年前当乔布斯提出制造iPhone手机的时候,他认为,不论是用电子手写笔输入,还是用传统键盘输入,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必须要“多点触控技术”。当时,苹果公司的技术人员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乔布斯的坚持下,这一全新的技术诞生了,使我们今天得以进入iPhone手机引领下的智能手机时代。可以想象,如果现在的手机仍然是键盘输入式的,需要用两只手来操作,或者如比尔•盖茨想象的,外带一支手写笔,我想,智能手机不可能普及得这么快,也不会如此成功。


今天我们看到好多新技术,包括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技术等等,但是它们仍然存在很多的分支,可能我们并不知道。比如,仅电池技术就有六七种之多,还有氢电池等等,哪一种在未来会获得成功?没有人知道准确的答案。


第二,商业价值的不确定。某种产品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市场是不是接受,我们事先是不知道的,或者是因为消费者的偏好不好预测,或者因为新技术、新产品最初都很粗糙,功能上表现不佳,成本也高。


这里有一个经典案例。两百年前,美国有一个企业家,叫图德(Tudor),想要把冰变成一个市场。他认为,如果能把寒带的冰运到热带,应该能赚很多钱。这在技术上没有问题,成本也不高。于是,他租了船,把冰从波士顿运到加勒比海的岛上。但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冰,不知道冰能干什么。冰卖不出去,慢慢融化了,第一船就亏了4千美元。但图德仍然相信这是一个市场,于是又做了第二次。当然,他又失败了。多次失败使得他负债累累,给他带来了两年的牢狱之灾。但是他仍然不死心,在出狱之后,继续做这个生意,到第十五年的时候,终于开始赚钱了。冰从此成为一种商品,甚至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商品。他的这一理念,进而带动了电冰箱,也就是人工制冰技术的出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如果没有人工制冷技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都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今天的大会在深圳召开,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我们能够端坐在有空调调节温度的会议大厅,不会挥汗如雨,都要感谢两百年前这位企业家的所作所为。


好多在技术上获得成功的产品,包括超音速飞机,在市场上失败了;空客A380,现在也已经停产了。乔布斯在1975年创办了苹果公司,但是在1985年遭到了董事会的开除。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做的麦金塔电脑的销量远远低于预期。


这些优秀的产品,为什么在技术上可行,商业上却可能会失败呢?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虽然你对消费者的偏好本身有一个主观的看法,消费者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需求,但他有最后“投票”的权利。


第三,互补性技术的不确定。一个创新的价值依赖于其他事先不知道的互补性创新是否出现。几乎所有的创新,一开始的时候都不完美,甚至还不如原来的产品。如汽车最初发明的时候,它的速度还没有马车快,而且还带来更多的污染和噪音。飞机刚刚发明的时候,其性能远远不如飞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飞机后,如果没有后续的改进,那么今天,我们也不会有“上天”的机会。这些功能上的不完善和非常高的成本,需要依赖后续大量的技术改进。但是,相关的创新是什么?它们是否会出现?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


比如,瓦特在1765年就发明了蒸汽机,1769年拿到了专利,但是,合格的气缸和活塞却一直不能生产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气缸的光滑度和密封度达不到要求,一直到威尔金森发明了镗床。威尔金森是一名生产加农炮的企业家,因为炮筒的加工要用到机床,这促使他研究和改进了镗床的性能,最后合格的气缸才得以生产出来。所以,直到1776年,因为有了合格的气缸,第一台蒸气机才得以交付使用,而在此后的二十年,瓦特蒸汽机的气缸基本上都是由威尔金森的工厂生产的。


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是激光的“诞生”。现在激光技术无处不在,甚至我们讲课也要用到激光笔,但是在 1960年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第一次发现激光的时候,他们的专利律师认为,激光对通信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不主张申请专利。而在十年之后,美国的康宁公司生产出了一种超清晰度玻璃,即使垒得像公共汽车一样厚,其透光效果与一层窗户玻璃没什么两样。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用这样的玻璃测试激光,效果非常好,这就导致了光纤的出现。基于光纤,我们才有了今天的互联网,才有了一次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激光如今也已经成为一项通用技术,尤其成为一种重要的医疗检测手段。


前面提到电动车和燃油车的竞争,为什么燃油车能获得成功,电动车却失败了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燃油车率先实现了技术改进,包括汽油质量的改进、发动机的改进、传动装置的改进等等,非常快。据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燃油车的能源效率提高了至少八倍,而同期,电动车的效率只不过提高了一倍而已。当然,这种局面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四是体制、文化和政策的不确定性。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破坏意味着什么?就是有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感到不舒服,因为新技术、新产品会替代老技术和老产品。所以一位技术史专家说,每一种创新都生长在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社会中,朋友很少,敌人很多,只有特别顽强的人,运气特别好的人,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比如,咖啡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一般认为,茶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咖啡是西方文化的象征,但事实上,茶叶进入欧洲比咖啡进入欧洲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咖啡原产自东非,最初在土耳其流行起来。奥斯曼帝国的黎巴嫩商人第一次将它引入到欧洲的时候,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欧洲的第一个咖啡馆于1650年出现在牛津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曾规定,学生去咖啡馆喝咖啡必须得到教授的批准,否则是要受到处分的。有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宣称英国人如果喝咖啡,就会退化为土耳其人,因为在英国人看来,土耳其人是野蛮人,只有他们才会喝咖啡。1675年12月,查理二世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全国所有的咖啡馆都必需在第二年的1月10号以前关闭。直到“一战”之前,瑞典才实现了咖啡交易的合法化。


还有印刷业。我们知道,毕昇在1040年左右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并没有真正流行起来。1445年,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印刷机在欧洲很快得到了普及。但是在伊斯兰世界,直到将近四百年之后,才出现了第一本印刷版的《古兰经》。为什么呢?因为伊斯兰世界有数万名古兰经抄经人,他们的地位非常高,一旦有了印刷的经书,他们就会失业,这必然导致他们坚决的抵制。他们说,《古兰经》是神圣的,必须用手抄写,用机器印刷是对它的玷污。在这样的思潮之下,印刷经书是不能够在当地销售的。


今天我们遇到类似的事情非常多,有人抵制网约车,有人抵制社区团购,有人抵制互联网金融,例子不胜枚举。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价值观的冲突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不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欧关系,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不是源自商业利益的冲突,而是来自于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会导致很多创新遭遇政府的抵制和市场的抵制。我们能见到的,包括华为、抖音和微信所受到的抵制,都与价值观的冲突有关,这对企业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马克思曾说,资本家是没有祖国的,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走。但是在现实当中,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冲突,企业家的商业行为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刚才讲到的飞艇在市场上完败的案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治与德国政治的冲突。兴登堡号飞艇设计时准备使用氦气,而不是传统的氢气。氦气不容易燃烧,比氢气安全得多。但当时只有美国能够生产氦气。而当时的德国处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美国政府担心希特勒会将飞艇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因此拒绝将氦气卖给德国。在这种情况下,飞艇只能改用易燃的氢气。兴登堡号飞艇1937年在一次降落纽约的过程中燃烧起来,艇上的九十几人中,大约有1/3人遇难,剩下的2/3人受伤。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案例。


而对于我们来说,中美之间相互拥抱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国间曾经频繁的科技交流越来越少了,而对抗则变得越来越强烈,因此,未来,相互之间的钳制只会更多,并且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所以,企业家或者投资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只会更多,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生物技术,可以说,过去很多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产品,都是根植于国外技术的,但现在根被斩断了,花和果就有可能凋谢。原来我们可以和美国一起培养科学家,我们有大笔的经费可以投资,有大量的华人科学家,甚至是美国的科学家可以为我所用,但是在未来,这种途径也会越来越少,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2】企业家精神的五个“不是”


过去几年,我自己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不想讲企业家精神“是什么”,而是要告诉大家,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教科书告诉我们,要科学决策,所以我们以为,科学决策就是人类最伟大、最正确的行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尽管在企业当中,有95%以上的决策可以用科学决策,但是仍然会有5%,甚至不到5%的决策是企业家决策,这是无法进行科学决策的部分。


科学决策是什么?就是用数据推导出答案,甚至就像考试一样,正确的答案是唯一的。企业家的决策没有唯一性可言,每个人都要根据直觉、想象力和判断做决策。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直觉、想象力和判断,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同样伟大的企业家,比如马云、马化腾、李彥宏等等,他们都很了不起,但是他们对云计算的判断可能大相径庭。这不是基于数据的不同,而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和判断力不一样。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科学决策是能够形成共识的,而企业家决策是非共识的,没有标准答案。大部分人认为正确的决策、有标准答案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决策,只有大部分人不认同的决策,才有可能是企业家决策。企业家做什么?做新的、没有共识、没有一致意见的决策。当然,有一些决策,原来可能是企业家决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就会演化为管理决策。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大家公认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也为此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誉,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封为“海军大将”。但是仍然有一些贵族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美洲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不需要你的所谓“发现”。哥伦布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不得不与这些人展开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他拿出了一个鸡蛋,问大家,谁能把它立起来?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完成这个任务。鸡蛋转了一圈又回到哥伦布手里,他把鸡蛋拿起来,轻轻一磕,蛋壳的一头碎了,鸡蛋很容易就立了起来——这就是企业家决策。但是在哥伦布以后,任何人用同样的方法实现同样的目标,都不能再称其为企业家决策。只有第一个想到并做到的,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决策。


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英特尔的第五任CEO保罗•欧德宁,在任期尚未结束时就宣布了辞职,原因是他创造了英特尔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决策失误。这个失误是什么呢?当年(大概在2009年吧),乔布斯找到他说,苹果公司要生产一种iPhone手机,希望英特尔帮助生产iPhone手机的芯片,每枚10美元,一分不多。欧德宁为此组织了一个由销售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构成的庞大团队,经过深入研究以后,他们写出了厚厚的调研报告,其核心结论是,这是一个亏本买卖,不值得做。事实证明,这一结论显然是错的,后来,iPhone的销量是英特尔团队预测的一百多倍。欧德宁后来曾经反省说:当时,直觉告诉我,应该接受这笔订单,但我最终还是听取了我的专家们的意见,拒绝了它。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关于创新,关于未来,唯一确定的是专家的意见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错的。这不是我说的,是哈佛大学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说的,他是专门研究创新的著名专家。他本人也做出过同样错误的预测。这个案例说明,即便是专门研究创新的专家,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企业家可以咨询专家,但必须自己做出判断,不要把专家的意见作为定论。企业家不能“随大流”。


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最优的决策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但企业家的作用,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


中国有句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典型的管理思维——没有米是不做饭的理由。而企业家不能这样思考问题。企业家要做的是,如果他判断有人要吃饭,卖饭能够赚钱,就应该考虑开始做饭。没有米可以找米;找不到现成的米,可以找种稻子的人;找不到种稻子的人,还可以说服现在炼钢的人改行种稻子。企业家决策不是满足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按照这样的思维,他就是一个企业家,不论他最终能否成功。


对普通人而言,只有“假设”满足,结论才能成立。而对于企业家而言,把“假设”变成现实,才是他们的工作。特别是,企业家要让一系列互为因果关系的假设变成现实。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家的成功要依赖很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要想有A,先得有B,而要有B,先得有C,在C之前,还得有D,而要有D,先得有A。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循环因果链”。最终,由于各种各样不可控制的因素,可以导致这样的情况:其中的某一个条件没有实现,全盘皆输。一个假设没有变成现实,所有的假设都不成立,最终没有找到米,做不出饭来,但我们已经收了货款,餐馆已经接到了很多的预定。所以说,企业家是成王败寇。企业家一旦取得成功,就是大英雄,万人敬仰;一旦失败,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骗子。而且,你无法在法庭上自证清白,因为你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已经在向大家海阔天空地许诺了。但是如果没有许诺,不可能有人跟着你走。这也是社会应该如何看待企业家的一个新视角。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举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一开始在深圳炒外汇期货,曾经赚过大钱,但之后预测失误,到1989年春天,已经亏了一千四百万。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打击让他一度失去了活着的欲望。但是有一天,就在他躺在床上寻思如何结束这一生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握手,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敏锐地意识以,中苏之间的经济往来会带来巨大的商机。他想,如果能把苏联的马戏团引入中国,也许能赚来巨额利润。事实上,在此之前,他既没有去过苏联,也不认识任何苏联马戏团的人。并且在那个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官方搞,民间很难插手。但是,我的这位朋友先是说服了文化部,然后再去莫斯科寻找愿意合作的马戏团。最后这个马戏团来中国演出了九十七场,让他净挣了一千五百万人民币。他把其中的一千四百万用于还债,剩下的一百万,他拿回到天津,创办了他的集团公司。在这个例子中,好几次,他差点功亏一篑,变成一个“骗子”。


第三,企业家不是唯利润论为目的,他有超越利润的目标。一般认为,企业家的目的就赚钱,最大化预期利润。但是我要说,我们大大低估了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企业家的非利润动机。与其说,利润是企业家的追求和目的,不如说它是企业家衡量自己成功与否和社会约束企业家行为的一种指标。


熊彼特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企业家有三个非金钱动机。首先是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人人都追求成功,而什么是成功?最伟大的成功就是建立一个帝国。过去,靠战争建立帝国,现在则可以靠商业来建立帝国。第二是争强好胜,要出人头地。如王石曾经讲过的:我就是要证明我行,你不行。人与人之间有一点互相较劲的精神,至少要追求胜人一筹,这一点对理解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第三是对创造性的享受。


很多企业家都说过,早知道这么困难,我当初就不会做企业了。但是,一旦成为企业家,就是逆水行舟,不进不行。这些因素都会支配企业家的行为,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利润动机去理解他们。


前面是我讲的企业家的三个最大“不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另外两个“不是”,可以简单概括为:


第四,企业家不是“好员工”。好员工就是循规蹈矩做事,对老板惟命是从。如果一个人规规矩矩地从基层做起,一直靠“听话”得到了提升,这就与企业家精神毫无关系。


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不同。凡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在一个传统的、职业化管理严格的公司,一定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企业家都是由于对原来的老板不满,一定要脱离那个体系,自己创业,或者是被原来的老板炒鱿鱼,不得不自己创业。


第五,企业家不是投资人的执行人。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一定会存在矛盾,这个矛盾不仅仅是利益的矛盾,也包括认知导致的冲突。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就是因为他总是持有与众不同的看法,这个与众不同不仅仅是针对投资人的,甚至和其他企业家也不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利益冲突而言,投资人关心的是投资回报率,而企业家关心的可能是更大的目标。如果投资人不能够尊重企业家的非利润目标,这个矛盾就难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批评主流经济学中有关公司治理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假定,股东总是对的,但事实上,股东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对的,小股东就更不大可能对,因为如果他对,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小股东。


当然,如何处理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如果都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就等于消灭了企业家精神。按照我们最规范的公司治理的方法,按照证监会、银监会等等监管机构颁布的条例,就更会消灭企业家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你拿了别人的钱,就不能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否则,没有人会给你投资。怎么办?这是一个永久性的难题。


刚才讲到,创新都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统一意志、统一规划是矛盾的。我为什么不赞成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假定,创新是可以预测的,至少有一部分专家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反垄断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立法者不理解企业家精神。我甚至认为,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理解企业家精神。由于不理解企业家精神,他们就很难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结果就提出反垄断的主张。根据我的观察,只要对市场准入不做人为的限制,没有企业能变成垄断者。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的企业家最有兴趣做的事情就是挑战已有的成功者,把他们拉下马,替代他们。另一方面,一个公司发展起来之后,一定要发生官僚化,官僚化会导致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所谓的垄断,只要创业是自由的,没有企业可以稳坐钓鱼船,没有企业家可以过悠闲自在的生活。


【03】市场是一个纠错机制


创新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事先的规划去创新。创新只能靠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分散决策,每一个企业家自己做判断。因此,计划经济与创新是不兼容的。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集中决策,是少数人说了算的机制。


不论在何种机制之下,决策者都会犯错误。事实上,企业家经常犯错误,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犯过错误。区别在于,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纠错机制,任何一个企业家犯了错误,都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但是在计划经济下,无论是纠正自己的错误还是纠正别人的错误,都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反之,掩盖错误却是一个理性选择。因此,小错误就会积累成大错误。


大家都知道马斯克,他要把人类送到火星。这样的人做企业可怕吗?不可怕。为什么?因为,如果消费者不买单了,投资人不愿在给钱了,他必须停下来。


但是,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马斯克掌握了政府资源,并且这个资源的支配可以不受约束,人类的灾难就会出现。比如,马斯克说,人类要实现火星移民,首先送上去一百万人。但是第一次没成功,一百万人都死了。他说,没关系,这是我们应付的学习成本,下一次,我们再送上去一百万人,至少有五十万能存活下来。最后,或许他成功送一百万人到了火星,在此之前的九百万人都成了试验品。


所以,我们应当感谢市场经济,因为它既能激励企业家为社会创造财富,又能保证企业家不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致使性的灾难。举国体制有利于应对突发性的外部危机,但不能很好地激励创新,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1】

饶毅: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


如果我们的科研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美,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而商业模式变化包括把一个商业渠道改成另外一个商业渠道,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有时增加、有时不增加总量。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


1


中国在古代到底有没有过科学?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是误传。误传含有善意的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鼓励自己。


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以后“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这是在我国普遍自信比较低的时代诞生的一个迷思。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


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两百年前的中国是否达到西方科学两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国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百年,人类才认识到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


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2


为什么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展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作为例子,而中国人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而科技对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


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教学的模式和内容。迄今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科学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有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


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当然,李景钧在北大写书的内容仍为西方科学成果。


1949年以前中国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她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省身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尚不敢确定,以后应该会出现。


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


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


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战就开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之一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不敢做官发财,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与民国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带动中国科学。曾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


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误认为有农民背景,而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


2015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卫生部为行政主管,协调全国多个单位。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如果说主要是这十几年,也有一定的道理。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可以算100多年,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只有十几年。


3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50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此路不通。


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环境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的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子弟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面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


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有幼稚的观点,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增加并非无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


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4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研究方面突出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


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


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是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她的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的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特别是50年代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其中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还与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的机构。


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而商业模式变化包括把一个商业渠道改成另外一个商业渠道,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有时增加、有时不增加总量。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


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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