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16-120】
发布时间:2021-07-25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0】

刘再复:什么是贵族精神

2020年6月19日精读于广东东莞半山酒店8819房间。


喝个酒被嫖娼,吃个饭被告发,骤然害怕身边不知哪个暗角会冒出小人。小人,痞子,流氓,无赖,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冲击民族的道德底线。这种人得势,真让人觉得沮丧,绝望。刘再复先生这篇文章谈的是贵族,正好是小人的反面。


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大家知道我是研究新文学,就是现代文学,另外我也研究一些文学理论。那么在思考“五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我一直评价很高,“五四运动”的文化领袖,这些文化的改革者,他们是充满慈悲心的,他们对我们中国的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所以他们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情,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它当时有一个重要口号,说是版籍奉还,那么“五四运动”做了件什么事呢,是文字奉还,就是文字不能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也应该让多数人都能够掌握,“五四”以前的文和言是分开的,所以现在要把文和言统一起来。所以要用白话文来写文章。所以它做的事情是一种文字奉还的一个伟大的工程。


另外还有,“五四运动”从思想史来说,它有两点,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它有两个大的发现,一个发现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以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了。这是一点重要的发现,它当时抓住孔夫子作为代表,但是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第二个,它发现了在我们中国的大文化的传统里面,逻辑文化和理性文化的阙如,就是不足,这两个大的发现,使得“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煞。


肯定这两个大的发现之后,我对“五四运动”也做了一些反省,其中有一个方面是当时“五四运动”由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提出来的,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这个建设国民文学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推倒贵族文学,有问题。提出这个口号有两个概念的错位。一个概念错位,就是他们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也可以说没有分清贵族阶级跟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叫做贵族,我们翻开《辞典》它一定会告诉你,贵族就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所以贵族特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要对它推翻,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贵族精神,贵族文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推翻了贵族政权,那开始他激进的一些年头,当然最后,他把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文化留下来。所以在法国,最高的勋章,最高的奖章,都叫做骑士勋章,这个骑士就是次等贵族,骑士是代表侯爵,公爵去替国王打仗的,文化精神跟贵族特权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概念的错位。


另外一个概念的错位是什么呢?就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搞错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不是国民文学,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奴才精神,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而不是平民精神,这是很大的概念的错位。我们这个平民,平民很多都有贵族精神的。你像《红楼梦》里面的那个晴雯,她身为下贱,心比天高,所以那个贾宝玉的《红楼女儿誺》里面就说“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很高贵的,精神很高贵的,贵族精神讲的是人格的贵贱,是人格的高贵,这一点是不能够轻易否定的。五四运动就发生这两个概念的错位,所以我们今天我探讨贵族精神的时候首先从“五四运动”的反省开始。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就是什么是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这个贵族精神,其实我们来看西方的思想史,西方的文化史,社会史,你就会发现,很多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对贵族精神不断做定义,在这个定义里面很多是冲突的,很多是不同的看法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到尼采,罗素,托克维尔,他们这些对贵族都不断进行定义。但是我把他们的定义归纳一下,我把贵族精神归纳成几点。最基本的,就是它的核心的精神几点。


贵族最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这是尼采道破的。这个尼采是很天才的,他是19世纪最后一年去世的,他好像预感到20世纪这贵族将会死亡,也就是贵族精神将会灭亡,他很天才,预见到这个,所以他当时就高举贵族主义的旗帜,所以他在《善恶之彼岸》这本书和《道德系谱学》都写得非常好,他对贵族进行定义,那么定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就是对人的一种自由意志,对人的个人的尊严的一种充分的肯定,尼采他这点有一点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上层人跟下层人,他的道德准则跟精神准则是不相同的,所以他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标准是不同的。他鼓吹说,就是上等人,就是所谓贵族要向下等人开战的,他是贵族主义者,很偏激,但是他所说的这条自尊的精神,这是对的,贵族很讲究自尊,我们知道贵族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就是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贵族伟大的诗人,他们就是决斗而死,那么这个决斗的行为语言,说明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有一种东西是比我生命更加重要的,这就是我个人的尊严,这就是自尊。所以这点是贵族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精神。


还有另外一个,这是讲原则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自尊,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个人的尊严,但是贵族他知道,我们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与人是相关的,既尊重我们自己,还要尊重别人,所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当中要讲规则,讲原则,要讲游戏规则,这是贵族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以决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20米内,你拿着手枪,我拿着手枪,到有一个人倒下为止,一个人死为止,但是你不可以违背规则,你一旦违背规则,首先你就是失败者了,所以要严格遵守规则。


就是说,除了自尊之外,还有个自律,英国它的贵族传统很发达,所以它产生了一种游戏公平原则,就是费尔泼赖,鲁迅先生写《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那时候他是比较激进的,当然在当时有他的道理,后来80年代初,王蒙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论费尔泼赖应该实行》,认为公平原则还是要实行的。要有游戏的规则。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说贵族精神的反面,它的对立项,它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流氓最糟糕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鲁迅先生在定义流氓的时候说,凡是没有一定理论线索可寻的,都可以把他称为流氓,就是没有原则,不讲原则,不讲游戏规则,都可以称为流氓。所以第二条就是原则精神,这是属于自尊之外的自律。


那么第三条就是他的低调,低调。凡是贵族,他的精神里面一定是低调的,这个低调是什么?就是自尊,自立之外,还要有个自明,贵族虽然拥有财富,拥有土地,有钱,但是他自明,因为他有比较高的学养跟修养,知道世界有多大,历史有多长,我们自己的位置,个人的位置,有限性在什么地方,他自己知道,所以不敢唱高调。


其实比较有力量的人都应该是低调的。所以鲁迅先生说,那个猫是比较有力量的,所以它不叫,而老鼠是没有力量,所以它吱吱叫,大象也是这样,大象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它的耳朵是覆盖着的,兔子没有力量,它耳朵是翘起来的。凡是财大气粗的人都不是贵族,凡是贵族一定是财大而气不粗,这种低调是学养跟修养形成的一种精神。我们中国有时候有一句话说,皇帝话少,皇帝,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就是说是第一贵族,所以他呢不能讲太多的话,也要低调才行,所以皇帝话少,不能讲太多。


第四一个呢,贵族的精神是淡漠名利,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这一点是中国南朝时期的沈约在《高士赞》里面特别提出来的,他当时谈到贵族有好几个,他包括把隐士都放进去了,他贵族比较宽泛的一个定义,那么也包含着贵族,因为沈约本身他是一个贵族,他对贵族下了几个定义,比如避世,避言,就是要离俗世,俗人的社会远一点,再一个,他一定要淡漠名利,要安于比较清贫的生活,比较质朴的生活,不要大块吃肉,他把争名夺利看成是一种耻辱,所以这也是贵族精神很重要的一个。


这四点是我概述贵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贵族精神它有历史的积淀,特别在欧洲,贵族历史传统比较久,那么经过长期的积淀以后,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贵族的精神,贵族精神形成以后,它本来是贵族主体创造的,那么后来慢慢形成人类共同的一种财富,大家觉得这种精神不错,变成公认的一种优秀的精神遗产跟精神境界。骑士精神,他也慢慢形成他自己的一套精神,比如我们一谈骑士精神,一定是慷慨,一定是正直,一定是尊重妇女,扶持弱者,我们讲文学史,思想史,它一定讲骑士精神会讲到这几点,也形成它的一个共同的优秀的遗产。


像俄国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反省俄罗斯的国民性的时候,他认为,他说俄国国民性上有个很大的弱点,他说追求神圣,但不追求正直。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缺少欧洲的骑士传统,骑士精神。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也是追求神圣,只是我们不是东正教的背景,我们是孔夫子的背景,我们是追求当圣人,但是不太崇尚追求正直,这是我们的一个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要当圣人,不太容易做到,不太容易做到就不得不戴面具,戴面具就虚伪了,可是虚伪是对人性腐蚀最厉害的一种东西,所以“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的时候有点道理,就说你这旧道德变成伪道德了,变成虚伪了,我们也是缺少欧洲的这种骑士传统,不是崇尚正直。崇尚正直跟崇尚神圣是不同的,所以这个跟过去我们的文化传统缺少骑士传统是有关系的。


贵族的精神表现在文学上,有几个又非常重要的特点,贵族文学是贵族精神的一个载体,也可以说贵族精神的一些精华都在贵族文学里边充分呈现出来了。那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学,特别是西方的文学,它的贵族精神表现出来的有几个重要现象,几个特征吧。我把它概括成六条。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西方的文学跟中国文学里面的贵族精神,是不是能够离开这六条。


第一是品格的高洁。比如普希金和屈原,屈原是典型的贵族,他的《橘颂》,也典型地表现自己的高洁。普希金有很多诗都表现高洁精神,非常像。这种品格的高洁是贵族精神在文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第二是“精神的雄健”,精神雄健,也是贵族表现出来一种精神,比如像我们中国的嵇康,嵇康他也是贵族,嵇康精神的雄健,有几个行为语言,除了他的文字语言,他的行为语言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鲁迅非常崇尚嵇康。我们知道当时他写那个《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当时就是不去当官,山涛要介绍他去当官,他气得要命,就跟他写绝交书了。那我们知道钟会,钟会当时是司马氏王朝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宠臣,那权力非常大的,当时想拉拢嵇康,所以那天就要去带着几个人就要看望嵇康去。结果嵇康看见他进来了,连眼珠都不转过去,种会很生气,后来要走的时候,这个嵇康就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回了一句话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很生气,后来这导致他最后上断头台。你想嵇康当时只要敷衍一下,他就可以当大官,但是他就不能敷衍,行为语言他表现出来,就是精神非常雄健,最后他要上断头台之前,他弹了《广陵散》,他只说了一句话,说从今之后,这《广陵散》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弹了,这也是一种精神的雄健。后来拜伦,20岁左右就在上议院获世袭职位,是一个很典型的贵族,继承爵位的贵族,后来他投身希腊了民族解放的战争,他的诗文跟他的行为语言都是惊人的雄健。


第三是心气的高傲,贵族文学,像屠格涅夫,在俄国的文学里面,屠格涅夫是贵族文学的一个很典型的作家,他写过《贵族之家》,写过《父与子》,都是非常好的贵族文学,我们看到《父与子》里面的主角,巴扎诺夫,你看他的气质,那是非常高傲的一种气质,心气非常高傲,就他所有的表现,都表现血液的深处有一种不可征服的骄傲。


第四是理想的卓越,这理想的卓越,比如说俄国的贵族的诗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像薇拉•妃格念尔的自传,《俄罗斯的寒夜》,这是典型的俄国的女贵族诗人,你看她所写的诗。那所谓十二月党人,他本身是贵族党,那贵族他有一种理想,为这理想而献身,所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面,特别开辟了一章,拜伦,他把拜伦写进了西方的哲学史。分清贵族的造反跟农民的造反的区别,他认为贵族的造反,是有理想的,农民的造反,缺少理想。贵族常常表现理想的卓越。


第五是道德的完善,道德的完善表现得最典型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就是《复活》,所以其中的三个男主角,彼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道德的完善。


第六种是艺术形式的精致,像我国南朝,我刚刚说沈约对四声八病的界定,还有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一种审美要求,都是艺术精致。那么这些都是贵族精神表现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9】

启蒙还是启示?真正的启蒙只能来自神启

刘军宁


罗卫国2020年5月10日于荆州:刘军宁先生1996-1997年我参与策划出版他的书——《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时间一晃过去23年。那时候真是一个好年代啊,思想自由。听陈奕迅和王菲的《因为爱情》。



1 从春节到逾越节


今年一月二十四号开始过年的春节假期是华夏大地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年四月八号开始的逾越节假期是以色列与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日历上,这两个节日相距甚远,人们很少会产生彼此相关的联想。但是这次新冠疫情把这两个节日牢牢地连在一起。中国人在疫情高峰期中度过春节,世界在疫情高峰期中度过逾越节。


据希伯来圣经记载,耶和华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为奴之地的埃及,但是法老不准。虽然耶和华神九次降灾击打埃及,但法老依然心地刚硬,不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在行将降第十灾之际,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每家在门框和门楣涂上羊血,家人守在屋内,以逾越那灭长子的灾祸。后来这一天就成了逾越节,以庆祝以色列人从法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


除去同作为最重要的节日这一点外,中国的春节居然与犹太人的逾越节有着重大的相似之处。作为春节的过年,其背后也是一个与逾越节非常类似的逾越的故事。中国人的过年起源于躲避那相传吃孩子的“年兽”,犹太人逾越节起源于躲避那灭长子的灾祸。为避开这样的血灾,中国人用放鞭炮和用红色的楹联贴在门框与门楣上来驱赶年兽,犹太人用红色的羊血抹在门框与门楣上避开夺命者。这两个节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庆祝的,中国人有全家一起吃团圆饭的习俗,犹太人有逾越节家宴的习俗。


虽然春节和逾越节背后的共同主题是逾越灾难,但是逾越节背后还有若干主题是华人春节所没有的。


逾越节的总指导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灾难,最终靠的是耶和华,这位以色列人唯一的神。华人的春节背后,没有神的踪影,看不到神及其大能。逾越节的家宴中,总是穿插着读经与向神祷告的活动。而传统的华人春节活动至多包含烧香祭祖(烧香拜佛)的内容。


逾越节中的逾越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约定(圣约)。以色列人负责按耶和华说的办,耶和华确保犹太人逾越灾难。各尽其责,合作成功。在华人中,过年与春节则更多是一个传统习俗,是民间的自发行为,没有造物主的身影。


逾越节传达了救赎的信息。逾越是耶和华神施展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得以从此离开为奴四百年的埃及之地以获得自由。而华人的春节,既然背后没有神可以依托,因而也没有发生救赎的事件。华人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摆脱什么。


逾越节传达了恩典的信息。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第十灾,接着走出埃及,至西奈山与神立约,最终在迦南美地安家定居,都是得益于神的恩典。而华人的春节则不传达这一信息。


逾越节之所以成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最重要的节日,是因为逾越日是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节点。逾越节的故事是以色列人如何获得自由的故事。而中国的春节始终与中国人的自由历程无关。


逾越节起源于希伯来圣经中的明确记载与规定,而华人的过年春节则是起源于零星的历史记忆。以色列人把被神拣选以及与神的交往过程明确无误地记录在圣经上。在华夏,则没有记录华夏人与神交往的圣经。


通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知道,仅仅靠他们自己,不能逾越灾祸,不可能获得解放,不可能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使自己获得自由,而是耶和华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而是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犹太人,而且适用于每一个族群。


根据希伯来圣经,世界上的每一个族群家国,都是大洪水之后诺亚一家的后代。华人与中国也不例外。包括个人、族群与家国的命运是由他们与神的关系决定的。其中的关键是神是否与他们同在。如果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得到神的启示、救赎、恩典与保佑。一部以色列与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反复复中不断接近上帝的历史。而一部中华与华夏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复中远离上帝的历史。中华文明至今与神无缘,神始终不与中华文明同在。


对过去一百多年华夏的遭遇,起源于法国与德国的欧陆启蒙思想要负主要的责任。启蒙思想的根本危害在于,它是阻隔中国人与上帝之间一堵高高的观念之墙,它迄今成功地阻止了中国人接近上帝,剥夺了中国人成为上帝选民的机会。这样中国人就只能无绝期地匍匐于人间的权威之下,得不到启示,得不到救赎,得不到恩典,得不到保佑。


2 什么是启蒙?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充满了各种思想之间的争议。但是,争议相对最少的就是启蒙思想。中国的知识人把治疗中国的千年沉疴的寄托在欧陆启蒙这个灵丹妙药上。如果疗效一再不理想,他们不认为是药方有问题,还是以为计量不够。他们会说,中国的思想启蒙还不彻底,启蒙运动的使命在中国还没有完成,还需要“新启蒙”。


然而,何谓“启蒙”?同为启蒙哲学家的康德曾经写下“什么是启蒙?”一文。该文对启蒙做了权威性的概述。他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性无能为力。他主张,“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能力!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他进一步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人类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指在宗教事务方面,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又是最可耻的一种。这里康德把矛头指向信仰与宗教,具体地说,就是基督教。


启蒙思想最致力的就是,把神拉下神坛。启蒙时代意味着:“神性的时代”结束,“理性的时代”到来;理性应该取代上帝,成为宇宙中的至高者。启蒙思想家们宣布,从来•    就没有什么造物主、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类不是上帝的仆人,而是自己的主人。人类可以为自己立法,人类凭借理性能力可以为自己设定是非善恶、公平与正义的标准。


启蒙思想家们对人类的理性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因此高扬人的理性,主张用“理性的法庭”来重估一切,审判一切。启蒙思想家相信,如果能够正确地运用理性,“全靠我们自己”,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人间可以变成天堂,英特纳雄纳尔一定会实现。启蒙思想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和进步的可能,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绪,从而具有极大的鼓舞力。他们的口号是“让思想冲破牢笼”,他们的目标是,即使一无所有,“也要做天下的主人!”


启蒙思想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过度崇拜,导向的是对统治者理性能力的信任。这样的崇拜与信任常常以期盼开明专制开始,以铁血独裁落幕。听听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腓特烈大帝的肉麻吹捧:“一个支持宗教启蒙的国家元首其思想气度要比这更进一步,因为他意识到,允许他的臣民公开地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并向世界公开展示他们关于更好立法的思想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法统。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尊敬的这位君主腓特烈大帝,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可以超越他了。”这里康德也把推倒十字架的重任寄托在这位大帝身上。


启蒙思想虽然崇拜理性,他们在政治上诉诸的却不是理性,而是激情。激进主义是启蒙思想的政治表达。一些启蒙思想家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启蒙思想先用想象的罪恶吓倒人,“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再用乌托邦的理想改造人,以专政的手段强制人,发誓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们笃信,一旦将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启蒙思想中有许多抽象的概念,晦涩的术语,复杂的表述,常常令人费解。但是,启蒙思想有个通俗版,中国人个个耳熟能详。这就是著名的《国际歌》。其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可以从某个启蒙思想家那里找到源头与出处。《国际歌》里面的诉求与场景,是欧陆启蒙思想精华的最激动人心的再现。


3 启蒙带来了什么?


起源于法国的欧陆启蒙思想酝酿成启蒙运动之后,从欧洲大陆到远东,一路狂飙突进,攻城略地,俘获了人心无数,只是在英伦与北美没有掀起可观的波澜。在中国至今,一个文人如果不拥护启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无数开明人士,至今仍然把启蒙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答案。


然而,欧陆启蒙思想与运动究竟带来了什么?在法国,启蒙思想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接着在断头台下的高高尸堆上雄起了独裁者拿破仑,他的军国主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了战争。此后的法国一直在共和与帝制的漩涡中挣扎,在一系列的大小战争中连尝败绩,两次被德国占领,直至1958年第五共和才走上正轨。


在德国,启蒙思想与运动带来的是普鲁士专制,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战后在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的武装督导下,才建立了吸取教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俄国,启蒙思想通过《国际歌》与十月革命孵化出了持续七十年的红色苏维埃。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用羡慕的眼光把日本看作是脱亚入“欧”的远东典范。这个“欧”正是“欧”陆启蒙,而不是立足于基督教的英美保守主义。脱亚入欧的直接后果,就像在法国一样,是对内实行现代独裁与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与德国结盟发起二战入侵列国。直到二战后,麦克阿瑟用刺刀逼着日本从欧陆转向英美(逻先生批注:写的太好了)。


纵观起来,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与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都是欧陆启蒙之子之间的战争。欧陆启蒙思想更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极权主义的源头。可见,启蒙之路是一条歧路!


4 当启蒙来到中国


《新青年》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欧陆启蒙思想之子,都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子。启蒙思想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启蒙思想中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每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都致力于推进启蒙,甚至不断地呼唤“新启蒙”。


国共两党知识分子的主体所接受的社会思潮大体都是欧陆启蒙思想。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精神与平等与人民民主的理想进入中国后被《新青年》高度概括性地浓缩为“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科学振兴中华”成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是启蒙思想及其在中国的招牌口号。心血没有白费,经过一代代的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象征着民主的德先生化身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象征科学的赛先生化身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精彩、精彩、精彩啊)。


很多人把中国今天的问题归因于启蒙没有完成,而事实是,中国当代的问题完全是由启蒙运动带来的,就像当年启蒙运动给法国与德国以及俄国带来的一样。


在欧陆,启蒙运动针对的靶子是基督教信仰与教会。而这个靶子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如果启蒙指的是摆脱基督教带来的“蒙昧状态”,则启蒙运动在中国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基督教从未成为中国的公民宗教。在没有基督教的地方,如何摆脱基督教?


有人可能会说,在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但是启蒙运动针对的是象征儒家礼教的“孔家店”。而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一直视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至宝。连中国的皇权专制的政体都成了他们眼中和笔下的“理想国”。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启蒙思想家眼里的分量,就相当于西方政体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分量。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他们找到了孔子的学说。


还有人说,启蒙运动给中国人带来了理性的觉醒,鼓舞了人们对自己理性能力的信心。其实,宋明的理学早就把圣贤情怀深深地植入人心,其对个人(特别是圣贤)的理性能力的崇尚与夸张,丝毫不在启蒙思想之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的四绝句便是其中的典型。王阳明更进一步把理学变成心学,他的一句“心外无物”,迷倒历代知识精英与政商精英无数。这种理性的自负与狂妄,虽欧陆启蒙思想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在本文中,启蒙特指欧陆启蒙。说到启蒙,不能不提到另一种启蒙。在影响中国的欧陆启蒙之外,还有一种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却深深地影响了英国和美国的启蒙,这就是苏格兰启蒙。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是基于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在苏格兰启蒙中,信仰与启蒙是合一的。苏格兰启蒙没有消灭信仰,反而用宪政秩序巩固了信仰。


如果说,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如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指出的,在美国,“启示,是所有地方私人与公共秩序的根基。”(第45页)他在书中进一步指出了英美与欧陆的差异: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靠圣经的教导(启示),法国革命靠的是启蒙思想、个人的理性。他强调,传达给美国建国者们启示的是古代以色列的先知,而非国王。


启示并不排斥人的理性,只是强调人的理性有限,担不起人对它寄托的冀望。人类有其理性能力,但是这一理性能力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对这种理性能力的局限与边界也很难有准确的把握。人的理性能力一旦跃出了其边界,就会带来“致命的自负”和“理性的疯狂”。


5 从启蒙走向启示


在欧陆启蒙的意义上,中国不仅完成了启蒙,而且超额完成。在中国,人们指望启蒙的明灯照亮千年的黑暗,但启蒙不是明灯,连残灯也不是,欧陆启蒙正是黑暗本身。百年启蒙换来的是百年蒙昧。当初的根本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棘手。到头来,启蒙不仅不是中国问题的答案,反而是中国的问题本身。如果启蒙的路走不动,中国往何处去?


逾越节的道理告诉我们:若不信靠耶和华,以色列人无法靠自己的理性能力,来把自己从为奴之地中解救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用了四百年的时间证明,仅仅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人类无法挣脱颈上的重轭、身上的捆绑,因而无法获得造物主赐给每个人的自由。没有来自造物主的启示,更无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荣的秩序。走启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这样走的,英国和美国是这样走的,中国将来也是要这样走的。


启示之路并不是空幻的、玄秘的。这条道路有其明确的内涵:造物主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神,神挑选子民,脱离法老秩序,结下圣约,践行律法,进入神定秩序,就像以色列人所走的路那样:信靠神,出法老,过红海,做子民,签圣约,守律法,永信神。神并没有对每个国家每个国民提出不同的要求,而是相同的启示。上帝给以色列人规定的启示之路,也是给每个国家规定的启示之路。这条路,经过反反复复以色列人走通了,英国美国走通了。只要坚信这条启示之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各国也走的通。因为,耶和华是宇宙与万邦唯一的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列国的神。祂给以色列的启示,也是给列国列邦。


走这一条道路的前提是信靠耶和华神及其启示,而不是信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受到这次严重的疫情袭击之后,美国人深知,战胜疫情不仅需要依托人的理性能力与科学技术,更要依靠上帝。为了抗击疫情,特朗普总统宣布3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并表示:“在我们历史上最紧急的那些时刻,美国人总是会通过祈祷来度过那些充满艰辛和不确定的时期。”“请你与我一起为所有受新冠病毒影响的人们祈祷,并祈祷上帝的治疗之手放在我们国家的民众身上。”


在中国,疫情中广受欢迎的方方日记系列,居然这样结尾:“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段话出自新约中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是中国作家笔下难得流露出来的信仰与启示的思意。这段话与特朗普总统的话,表达了相同的信念: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但是,只有天上的那位至高者,才是我们最终的信靠。这次疫情给中国人传来的最重要的讯息是,走启示之路!这意味着救赎的答案不在人的理性里,而在神及其恩典里。不懂得,不抓住这一讯息,疫情中一切宝贵的生命,一切卓绝的努力,一切昂贵的代价,都白白付出了。


对中国,二十世纪已经是启蒙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启示的世纪。启蒙端赖理性,启示信靠上帝。启蒙用理性主义的眼光看中国。启示用信仰上帝的眼光看中国。从启蒙到启示,中国人必须经历的一个“存在的飞跃”(Leapin Being),否则将继续挣扎在捆绑的、负轭的存在状态之中。


中国需要一次摆脱欧陆启蒙接受启示的大觉醒。真正的启蒙只有一种,那就是启示。真正的启蒙是接受神的光照,接受神的启示。世俗与信仰的选择,启蒙与启示的选择,决定了自由与专制的选择。期盼中国人逾越启蒙的高墙,进入雅威的启示!


希望从今年的春节与逾越节开始,从这次空前的疫情开始,中国进入启示元年。(逻先生:看来,我也要多研究基督教了,我是去过耶路撒冷的人)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8】

葛兆光: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当然要了解现代中国的事情,不过,要了解现代中国,可能还是要知道传统的中国。西方人有一句名言,叫做“过去即一个外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那么,为什么要了解过去或外国呢?其实所谓了解“过去”也好,了解“外国”也好,都是为了了解“现在的中国”。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过去的中国,你就没法知道现代这个中国怎么个现代法,不知道外国有什么和我们不同的文化习惯、风俗特点,就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习惯风俗哪些是“中国”的,这就像你不拿个镜子不知道自己什么样,不看另一个人就无法知道自己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一样。这就是歌德说的“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knows none)。特别是,现在的中国,毕竟是从传统的中国延续过来的。


如果可以回到百年以前来看中国,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大不一样。举几个例子,人们读的书不是休闲杂志、电脑书籍、报纸漫画,主要还是儒家的古典,以及由这些古典衍生出来的童蒙课本、考试范文,当然也有一些小说、散文和诗歌,但是那主要是士大夫的读物;人获得知识和消息的途径主要不是报纸、广播、电视,而是一些刻印的书本、道听途说的见闻以及乡亲父老的经验传授;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主要是在大家族、家乡中进行的,家乡仿佛是一个圆心或者轴心;人们对于地理远近的观念和今天大不相同,从北京到天津就是出了远门了。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婚、丧、嫁、娶,加上一些年节,以及常常有的驱邪打鬼活动,似乎是最普通的仪式或节日,佛教和道教与人们的生活离得并不远。饮食方面,无论粗细,传统的米饭、面饼、杂粮、小菜加上饮茶,都是主要的东西,吃饭是大事,占了生活中的不少时间。


通常,我们自己不会太注意这些往日生活的记录,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意识里会觉得,这很普通,普通得没有仔细记录的必要。倒是外国人到了中国,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过去”或者“外国”,他们看到的一些生活场景和他们西方的、近代的生活不一样,所以会很惊诧,会津津乐道,于是就画了好多画,拍了好多照片,现在,通过看很多当时外国人的文字记载和摄影作品,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百年前的旧风景。


一、回首已是百年身:唤回历史记忆


当今天的中国人通过这些旧照片、回忆录来回头看自己这些旧时代的生活时,也觉得有些陌生了。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和那时的中国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都说,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的开端是19世纪末。


现在,一般人都会同意当年张之洞的一个说法,自从19世纪近代西洋文明进入中国,使中国经历了一次“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似乎与传统有了“断裂”。举一些身边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如,我们现在的时间观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因为政府的推动,我们不再用王朝与皇帝的纪年,而改用西洋的公历了,可按照传统的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历法改了,这就是“改正朔”,一样的天翻地覆。又比如风俗也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禁止吸食鸦片、妇女缠足,而且我们变革了旧日的称呼,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和自由结婚离婚。我们也渐渐把注意公共卫生和提倡清洁习惯当做文明来提倡,禁止有碍风化的印刷品和广告,而且革除了旧时的礼仪。民国时期一个叫做包天笑的文人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里曾经说到,以前北方人就是请安也有很多规矩,做大官的要会旋转式的请安,因为可能有很多下层会围着你,你得回礼,满族妇女则要会请双安,当然见了皇帝还要三叩九拜,“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可是到了民国时代,1912年就规定新的《礼制》,男子共五条,在各种场合都是脱帽鞠躬,只是多少略有不同,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礼节的更改,但也体现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了。


再说语言文字,今天的汉语已经羼入了太多的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报纸、信件、说话中有好多“经济”、“自由”、“民主”这些看似相识却意义不同的旧词,也有“意识形态”、“电脑网络”、“某某主义”这些过去从未有过的新词,口语中也越来越多地有了“一般说来”、“因为所以”、“作为我来说”这样的语句,甚至还有“秀”(show)、“酷”(cool)、“WTO”这样的进口词,如果一个百年以前的人还能从坟墓中走出来,就像张艺谋拍的《古今大战秦俑情》中的那个人,他肯定听不懂我们说的话。


今天的中国已经大变,中国拥有了太多的现代城市、现代交通、现代通信。过去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四合院、园林、农舍,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乘牛车、马车,所以从四川快运荔枝到长安,就得跑死马,成为奢侈的话题,苏轼被贬海南,就不像今天的旅游节目,连林冲发配沧州,一路上也好像远得可以,使董超、薛霸来得及做好些次手脚,而鲁智深得天天护送。至于信件,更比不上“伊妹儿”,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关于空间远近、时间快慢的观念,和今天大不同,今天的人才真的觉得“天涯若比邻”。同样,今天的中国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西方化了,麦当劳成了年轻人的favorite,吃饭的观念越来越不同于过去了。就说住罢,现代人与人可能头对脚上下楼住得很近,比旧时代的人与人相邻而居还近,但公寓单元式的住房却使人与人实际隔得很远,过去那种大杂院、村落式的邻里关系已经在城市里消失了。至于大家族,那更是少见了,七妯娌八连襟、堂兄堂弟、姑嫂、舅甥的那种矛盾或融洽,都已经像田园诗时代的旧事情,离我们似乎很遥远了,大家族的亲戚关系已经被小家庭的契约关系所替代,所以旧时中国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也就是家族关系、家族礼仪和伦理观念,也已经成了过去的故事。


二、文化与文明:不得不分辨的两个概念



可是,为什么现代还要讲“过去的故事”呢?这一点我们最后再来细说,先说一下“文化”和“文明”的差别。


本来这两个词的差别不是很清楚的,不过,为了下面讨论的方便,我们采取欧洲人伊里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年)在《文明的进程》一书里的说法。第一,我们把“文化”看成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把“文明”看成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第二,我们把“文化”看成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神气质,而把“文明”看成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等词语相连。第三,在某种意义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不变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终在运动的、前进的,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而“文明”与未来有关,表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


那么,在汉族中国古代的历史和传统中,足以表现出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不同的究竟是什么呢?


三、家族与亲情: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



很多人特别是生活在另一文化环境里的异国异族入,如果乍一进入到汉族中国的生活世界,或者在本国突然接触汉族中国移民群,很容易感觉到的是,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来说,血缘所形成的亲族关系和家庭家族中的亲情,是相当重要的和可以依赖的,所谓“血浓于水”这个词就可以形容这种关系,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仍靠父子兵”,也可以说明这种关系和感情的重要。


在前面第二回“从婚礼丧仪想像古代中国”里,我已经详细地说明这一点,即并不是说其他文化圈里的人不重视亲情,而是说在汉族中国,亲缘和亲情不仅表现了个人与家庭、家族的密切关系,而且从中衍生出了整个社会赖以建立的结构和基础。中国的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亲族,不仅在名分上要区别得清清楚楚,强调不同名分之间的不同等级,同时又强调不同名分和等级的人们之间,要各安其位,才能和谐相处。而和谐相处的前提,就是“男女有别,上下有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就说,中国和西洋的基本社会单位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各自立在那里,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我在前面已经讲到,古代中国依靠“五服”和“九族”的观念和制度,建立严格而又整齐的家族秩序。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或者“夫”、“妻”两姓之间的差别,一定要分清楚,这是“内”和“外”。老话讲“胳膊肘子不能向外拐”,就是说,从道理上说,要偏向同姓的族人或家人,这是大原则。老话又说,“女生外向”,就是说嫁出去的女性,她的立场会倾向于夫家,而夫家是另一姓,所以是向外,因此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说法,这个内外界限非常清楚。


但是,如何使内外沟通、两姓和睦?第一,恰恰是在内外分清的基础上建立关系,通婚使两姓有了亲戚关系,比起没有亲戚关系的家族来说,这两姓之间就比较密切,但是两姓之内,又需要各偏男性姓氏,这样关系就理顺了。第二,古代中国又强调在一个家庭或家族之内,要上下有序,也就是分清上下长幼以建立相互尊重和爱护的关系,父子之间有孝,兄弟之间有悌,兄弟姐妹之间、堂兄弟姐妹之间、表亲之间,甚至同姓一族的人之间,都要有大小上下的次序。大的要爱护小的,长的要照顾幼的,但是小的也要服从大的,幼的也要尊重长的。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远近亲疏的不同等级,把家庭、家族、宗族甚至不同姓氏的家族的秩序建立起来,甚至依据这种秩序扩大到整个社会,建立了国家的、社会的秩序,所以,古代中国不仅有家族族长的权威可以笼罩整个家族,干预任何家庭内部的现象,也有“国家”这样把“国”和“家”连在一起的词汇,还有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的传统。


从家庭、家族到国家,这种秩序叫做“伦理”,“伦”的原意是“水文相次有伦理也”,用在人类身上,就表示社会各种关系有次序、类别、条理。伦理最重要的是分别亲疏远近,《礼记》里面讲有十伦,是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几乎把现实的和虚构的关系全囊括了,但主要是在区别父子、远近、亲疏。这是不可以改变的社会秩序,所以《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就是说这是社会的基本秩序,社会无论怎么变,这是不可以变的,变了就不是“这一个”“古代中国”了。


四、历史与现实:合理的与不合理的



历史地说,在古代社会中这种秩序有它的合理性,它把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力建立的依据和基础,放在了人性中最自然的亲情上了,因为父子之情、手足之情而扩展到社会,成了君臣之义、朋友之谊,而内外有别、上下有序,也就成了建构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使得社会不至于混乱。但是,从现代价值观念上看,这背后也隐藏了深刻的问题,就是说,当这种所谓的亲缘和亲情被放大化、绝对化了的时候,“孝”就绝对优先于一切,甚至使真理和原则也退置于次要地位,形成对长上的绝对服从,所谓“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就是极端的说法。当本来拥有优先价值的亲情被政治权力所占有,成为一种绝对的伦理律令时,于是,本末就倒置了。当这种血缘的天然关系被放大到社会国家的时候,本来应当由社会契约和社会共识确认的政治关系。却成了似乎不需要论证的自然等级关系,于是,君臣的“忠”不仅压倒了父子的“孝”,而且成了对个人专制的基础,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专制政治的极端。显然,当这种家庭、家族的秩序放大为国家政治秩序,并且拥有绝对正确性而不可违逆的时候,国家便不仅绝对优先于家庭,而且绝对优先于个人了这样,从亲情开始建构的社会秩序,反而走向了绝情的极端。


不管怎么说,家庭、家族或宗族为基础的亲缘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相当清楚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产生了很多后果,比如:(一)它使得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这也许是汉文化的一个特色。(二)它也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相当重要的基础,由于这种社会似乎建立在天经地义的服从、爱护、彼此依赖的“亲族”关系上,所以在上面的统治者拥有父亲一样的权威拥有不言而喻的正义和真理、拥有天然的合法性,所以古代中国形成了“绝对的和普遍的皇权”(unconditional and universal kingship)(三)这种皇权的统治又使得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可能存在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宗教权力,皇帝以及朝廷掌握了政权、话语权和神权,于是像佛教、道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只有渐渐屈服,并改变自己的宗教性质和社会位置,在皇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行使辅助性的功能,而同时它又使得宗教信仰者也常常并没有特别清晰和坚定的宗教立场,形成所谓三教混融的实用性宗教观念。在“古代中国的两个信仰世界”中,我已经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这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


五、天人之际: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续)



接下来我要和各位讨论的,是关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尤其是汉族人的理解中,天人关系似乎相当特殊。


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不仅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空间与时间,还是人多理解和判断一切的基本依据,“天”和“人”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互相依赖、互相模仿和互相感应的关系,所以,人一方面应当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一些早期文献中也说,不仅是治理国家要“尚(上)可合星辰日月,下可合阴阳四时”,就连修炼身心也要和“天地四时”对应配合,就是“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犹藁龠也”,天地的一些规律如四季,也影响着人的生活,所以人要像天一样“春产,夏长,秋收,冬藏,此彭祖之道也”,就是说,人的生存原理,就是使自己“与燥湿寒暑相应”,治身就是使天人相应,与天地四时的变化相应,从中求得永恒。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又显现为神秘的希望世界,支撑起人们信心,也为人们解决种种困厄。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掌握了世间权力的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汉代皇家的祭祀要遍祭上夫的神祇,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在人们的心目中,“天”仍然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天是自然的天象,是终极的境界,是至上的神祇,还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和依据。


虽然荀子曾经呼吁中国人要“制天命”也就是征服“天”(自然),但是似乎这种想法在古代中一国起的作用并不大,古代中国主流的观念里,人和天一定要和睦相处,人要尊重和仿效“天”,因为这个“天”是“天经地义”的“天”,是“天理”的“天”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体现着“道”和“自然”的东西。那么怎么才是“奉天承运”或者是“顺天行事”、“替天行道”呢?就是要按照一些化约了的“数字式概念”来思考和处理问题。


六、数字式概念:阴阳五行八卦九宫十二月



什么是化约了的“数字式概念”?就是一些由“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在古代中国被用一二三这样的数字表达出来,而古代中国人就在这些简洁的思路中,把“天”与“人”联系起来。


其中,首先当然是“一”,这是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中心”、“绝对”、“神圣”或“唯一”的概念,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还是天下笼罩和控制众多蛮夷戎狄的唯一中心,“一切都取法于天行或宇宙的结构”,但又不仅指宇宙的运行与结构,这是一种“秩序的观念”。在第一回中,我曾经讲到它对于古代中国天下观念的影响。其次是“二”,“二”当然即阴阳,但它既可以被比拟成日月、天地,也可以象征君世、上下,以及从阴阳中进一步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而且也暗示了一系列的调节技术。再次是“五”,在古代中国人那里,他们曾经把宇宙中最基本的“五”视为五种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叫做五行,而且还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甚至对应人的五种品德“仁义礼智圣”,这说明人们普遍接受和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而有条不紊是符合宇宙法则和人类理性的,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依序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吻合五色的轮次,祭祀的对象,要凸显五方的地位。


这只是简单地说,如果细说,从一到十二都有种种象征:


一,生成天地阴阳万物的“道”,或者是天穹上唯一不动的“极”,或是众神之神的“太一”,这是绝对与唯一的存在本源。


二,天地(或阴阳、乾坤、黑白、寒暑)。


三,天地人,这叫三才,或直接代表人(天一地二人三)。


四,四时(春夏秋冬)、四方(东南西北)、四神(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


五,五音(宫商角徵羽)、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色(青赤白黑黄)等。


六,六合(左右前后上下)、六律(黄钟、太蔟等)等。


七,七曜(日月和五星)或七星(北斗)。


八,八卦(乾坤等)、八风(八方之风)。


九,九宫(八方加上中央)、九土(九州、九野)或九天。


十,十日(十天干)。


十一,六气五行(天六地五)。


十二,十二辰(十二地支)或十二月。


这种“数字式的概念”产生很早,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渗透到各个领域,影响着古代到现代中国人想问题的思路,并且由此衍生出种种知识与技术。


七、东西大不同:这理性不是那理性



这也是一种“理性”的结果,不过,它当然和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式管理”是两回事,也与西方思想有根本的差异。这里不能细说,只是略举一例。《怀海德对话录》里说道:中国发明了磁针,可是,孔子的态度是,“好了,这就足够了,事实就是一切”,他不愿意去追究背后的“理”,而是很快把注意力转向社会道德和伦理领域;可是西方人却不同,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传到欧洲,人们就会提出种种无聊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它要指向北方,要去探究背后的“理”,而正好这种问题是实用主义者所漠视的,但在西方,它却使种种有益的成果纷纷出现。怀海德认为孔子和利威一样,“排斥无聊的想法,单纯的事实便该足够你使用了,别多浪费时间去追问藏在那些单纯事实之下之最后原因”。


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古代中国人并不是很善于推究现象之下的深层道理,也并不是非常习惯于用细致的纯粹的逻辑进行分析。西方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用层层推进的五层逻辑即圣托马斯五路来推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很少有的。所以,有人总说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思维特征一是经常“化约”,二是多用“譬喻”或“象征”、“暗示”、三是思路不是“逻辑,”或“推理”而常常是“体验”和“类推”。这也许没有错。不过,关键是要知道,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早就有这样一个关于“天”、“地”、“人”的基本预设,正是从这个基本的平台出发,依据这种今天看来相当特殊的思路,推想和假设一切现象事物的本质和关联,然后按照这种假设或推想,处理和应对面前的世界,形成自己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这个基本的预设,是“天人”关系,而根据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一基本预设出发,用来理解和判断世间一切现象事物的方法,就是“阴阳五行”。


比如,中国的中医药学就是按照阴阳五行的理论和思路来建立它的诊断和治疗的(《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就是阴阳五行)。在中医中药中,很多病症和药物被“阴”和“阳”的学说归纳为若干种性质,这些性质仿佛天地间的寒热四季变化,用在“人”的身上,被表达为“寒热”、“湿燥”或者是较细致的“热、温、凉、寒”等词语,病症被这些术语分为不同的类型,而使用的药物又被比喻为“君、臣、佐、使”,仿佛社会领域的政治关系,按照互相制约与互相支持的关系搭配使用。可是,所谓“阴阳”、“热寒”,很多是凭藉经验和感觉的,所谓“去火”或“上火”的性质,所谓“阴气”、“阳气”也是无法用实验判断而只能由体验和感觉总结的。古代中国人对于药物、食品、天气、空间的阴阳判断,令很多西洋人难以理解,但是,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凭着感觉区分阴阳,像什么萝卜清火,人参上火,橘子上火,广柑不上火,猪肉性温,羊肉性燥,冬天可以进补,夏天则要清凉等。这都是洋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但难道这里没有一点“道理”吗?


同样,关于人的身体,五脏、五官、四肢和五行、五味、五色、五音等的相互关系,以及分属五行的各种现象和事物何以能够相生相克,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和季节下得到配合,这种关系又如何可以衍伸到人的身体状况和对身体的治疗方法,更是不可以用西洋式的思路和逻辑来理解。像经络学说从西洋的解剖学上完全没有办法解释,可是古代的中国人凭藉自己的体验和揣摩,就是确信“气”和“血”一样,在身体中有它的流动运行路径,像湖北张家山出土的汉代的《引书》、《脉书》,双包山出土的汉代针灸木人,都说明古代人从另一思路,发现了一些真理,而现代对于经脉、针灸的实践,也证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有其特殊处。


当然,除中医中药外,我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在古代中国,很多事情都与阴阳五行有关。比如建造陵墓,需要看阴阳,建造房屋,需要看风水,这都要配合阴阳五行;再比如祭祀天地祖先,祭祀的坛场或祠堂要按照阴阳五行的适当方位,设明堂、圜丘、天坛、灵台等,也要遵照阴阳五行以及九宫八卦的原理;所有的年月日也都配上了阴阳五行,于是每天的行动也要符合阴阳五行的宜避;而天上的星辰、地下的方位,更是被分配了阴阳五行,于是凡是在空间中的行为,也无法离开这种阴阳五行。也许大家还记得,我在关于道教的一回中,曾经在“外丹”和“内丹”两部分里详细地谈到了这种阴阳五行学说在道教思想、技术中的关键性意义。


八、汉字如魔方: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再续)



最后我想举出来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汉字及其对古代思想方式的影响。


我总觉得汉族人很多思考的方式、认知的方式,都和汉字有关,在全世界,现在只有汉字还保存着最初象形文字的基本格局,而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等,都早已在历史中消失,硕果仅存的纳西族文字使用范围很小,可以存而不论。那么,这种以象形为基础,既表意又表音的文字,是否会影响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呢?比如说对文字表达有一种异常的感觉、对纯粹符号运算有一种不适应,对形象思维如比喻、象征的特殊习惯,善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的思考方式,这些和汉字是否都有关系?


古代中国的汉字很有意思,很多字是“象形”的,很直接,像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但也有很多字需要更仔细的、更复杂的表述,于是就别出心裁加上一些,像刀口上加一点是“刃”而不是刀背,手放在树上是“采”,牛关在圈里是“牢”,可是这还算简单,鲁迅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宝”,繁体的“寶”字,是由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组成,而且缶还是杵和臼合成的,五个加在一起,这是“会意”。但是仅会意还不够用,因为有的形太接近,写字又不能画得太细致,所以又有用义类来区分,并加上声音来标志不同,于是有了“形声”,像江、河、松、柏等。


但是,基础还是“形”,汉字很多意思是可以从字的形状中猜测出来的,而且很多意义的字也是从有直接象形的字中孳生出来的,像“木”指树,而“日”在“木”中,太阳从东方升起,就是“东”(東)。“日”是太阳,如果它落在“草”中,那么就是“莫”(暮)。“手”象征力量,而手持木棒,就是掌握权力的“尹”或威严的“父”,可如果是下面加上“口”,表示动口不动手的,就是“君”。而“人”这个字的衍生就多了,很多与人有关的字如“大”、“天”、“欠”、“兄”、“既”、“企”、“见”、“卧”等,都可以看到它字形所表示的意义。这样,汉字就影响了人的思考和想像,也使中国读书人有了“猜”、“揣”,或者说“望文生义”的阅读和思考习惯。


现在还不能说明白汉字对中国文化以及对汉族人思维的影响。说到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提起书法,但这种影响绝不仅仅在书法等方面。汉族中国人有一些和异族不同的文化现象,也许真的和汉字有关。举一些例子:(一)中国人有“一目十行”的感觉式阅读,以及“望文生义”的诠释和理解方式(古人相信,一贯三为王、推十合一为士,其实就是从文字形状中倒推原始意义的,而古人相信甲像人头,乙像人颈,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则是想像汉字,至于“色”字如蛇,精气等字从“米”,那更是掺入了很多后人的道德观念后对汉字的臆测)。(二)在中国思想世界中,总认为指代的文字符号与被指代的现象世界不可分割,这是说象形的字形和指代的事物之间,不像表音文字那样,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它的形状和原始的涵义有关,原始的涵义又与现在的意义有联系,“能指”和“所指”彼此相关,也就是说,文字与它所指代的事和物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人不习惯脱离具体事物在抽象的纯符号、纯逻辑中思维。古代中国人对于文字有特别的敬畏,关于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的故事,说明了人们想像中文字的魔力,而古代中国人敬惜字纸的习惯,和道教相信画符(文字)念咒(语音)能够灵验的心理,都说明了这种观念。(三)可以提出来的,还有中国古典文学中近体诗和骈偶文、对联的发达,这些文学特征的形成,都依赖于它的语言基础——汉字。(四)特别是因为这种主要依赖字形而不是依赖声音书写的文字,使得使用不同方言的各地汉族人,都有一种可以识别的文字,使他们不至于分裂成不同的区域和文化,维系着汉族的认同。


九、文化分类: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文化的问题相当复杂,上面只是举了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例子,并不是想以偏概全,对中国文化作一个完整的论述。


问题是,既然很复杂,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或者说是汉民族的文化或传统?这里有一点要特别请大家注意,当我们用“中国”或“汉族”这个词作定语,来修饰“文化”或“传统”的时候,我们就要描述一个可以概括它们同一性的特征,这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人类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分法,但任何分法都不能深刻和准确地区分“文化”的归属问题。比如,你当然可以从人种分,有黑种人、白种人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汉族为主的中国人种可能是由蒙古和马来两个人种组成的,在历史上还曾经融入了相当多不同种族的血液和基因,流行歌曲中唱的“黑头发,黄皮肤”,看来是说中国人,但是又如何区分出也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所以人种或基因并不是根本的区分方法。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语言来分,讲汉语的就是汉族人,可是并不一定,汉语的使用者中,还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使用汉字的更是应当包括古代日本和朝鲜,汉字文化圈这一个概念,其实比汉族文化要大,何况在讲汉语的人中间,还有现在很多“少数民族”。你还可以按照宗教来分,但是宗教更不能区分中国与外国、汉族与其他族群,因为汉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和其他一部分民族共享一个宗教,而另一些人又与其他族群分享一种宗教,甚至一个汉族人可以相信好几种宗教。或者你说,我们可以从地域分,“中国”这个词当然可以包括大部分人,也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人,但是,海外的很多华人,他们也认同中国汉族,他们的文化算不算中国文化?所以地域也不能算划分的基本依据。最后,你也许觉得还可以从阶层分,上等人和下等人,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精英和民众,富人和穷人,我承认,大传统与小传统确实差异很大,但是这种阶层却同属于我们说的“中国文化”。


所以无论“人种”、“语言”、“信仰”、“地域”和“阶层”,都不能和“文化”重叠。那么,文化是什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文化是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的东西,那么,在什么地方才最深刻地表现了中国或汉族的自我和特色?


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是:“文化是指一种由历史延续下来,被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心中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阶层都无须思索地信奉和认同,并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始终表现出来的传统精神。”当然这太抽象了,但是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表达和论证的方法,只能说,中国文化建构了一个文化的中国,这个文化中国有一种传统,它使得中国人和其他人有着不一样的价值标准、生活习惯和精神气质。顺便说一个有趣的笑话,在很多书里都有很多关于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比喻和故事,这些故事和比喻不一定准确,不过不妨听一听。其中一个故事说,面对大象,各民族人被要求写出一篇描述性的论文,于是,德国人写的是一厚册《大象在生物学分类中的位置及其哲学意味》,英国人写的是一本《论大象的绅士风度》,法国人写得最薄,是一小册《大象的爱情》日本人写得最厚,三大册《大象研究资料汇编》,而中国人呢,写的是《象、相、像考》。这当然是玩笑,但是各个文化传统下的人,肯定有相当不同的地方,过去曾经把这种不同称为“民族性”或“国民性”,即英文的nationality,而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于传统积累与熏染的缘故,而同时对这种气质精神不由得有认同感和亲切感,就成了一个民族形成和凝聚的原因,这种传统是每一个人的记忆中自然拥有的东西,也是他们回应变化的环境的时候的天然资源。


十、重新思考中国文化



也许这还是一个相当难以讲述和理解的东西,不过我们要尽可能地在这里进行描述。因此,在前面的十二回里,我讲的就是这个很大的题目:“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在这十二回里面,我讲到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它是怎么样影响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和对于异族的态度的;还从古代中国的家族和仪式讲起,说到儒家和古代中国政治学说的形成;也简单地从老子到庄子,讨论道家的思想和影响;还讨论了古代中国和外部世界交往的途径,当然主要是从佛教进入中国的途径说起的;另外,还简单地介绍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方法、技术和影响,其中特别重点地介绍了观音信仰和禅宗思想,原因是前者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实在是大,而且它的形象和故事演变很有意思,可以折射出不同文化的差异,后者当然是佛教真正中国化的一个典型,它对于中国知识人的影响超过了所有的佛教宗派,也反映了一种异文化要进入中国这种拥有自我完足文化系统时,需要什么样的适应和改变。最后,我还特别介绍了古代中国的两个信仰世界,因为和其他文化圈比较起来,可能这种宗教界限相当模糊而文化层次相当清晰的信仰情况,在中国特别突出。只是这里需要再次提醒各位的是,其实,主要并不在于我“讲”,而在于您“听”,如果您是中国(汉族)人,那么,恰当的途径应当是通过我的“讲”,“激活”您的记忆、体验与经验,反身体验一下自己的周围、自己所处的社会、自己所熟悉的文化,调动心底的“储备”,和我所“讲”的内容一道,重建“中国(汉族)社会与文化”这个大概念。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7】

朱学勤

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2020年2月19日阅读于湖北荆州:鲁迅的批判精神+胡适的自由主义+钱穆的严谨学业;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6】

鲁迅: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末,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


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


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

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


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

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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