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66-170】
发布时间:2021-04-27

中国亮点(170)外脑智库

碳中和”有哪些赚钱机会?


最近,在抱团股失去往日荣光的时候,有一个概念板块成为热炒对象,那就是“碳中和”。“碳中和”也是两会重点议题,从环保、工业到金融领域,“碳中和”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实际上,这仅仅是个开始,“碳中和”将在接下来40年里主导我们的经济和生活,彻底改变我们生产和消费的方式。我们从三个部分来聚焦碳中和:


(1)什么是“碳中和”?

(2)“碳中和”离我们有多远?

(3)“碳中和”到底意味着什么?会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01】什么是碳中和?


中和就是互相抵消,“碳中和”简单理解就是,把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通过人为的方式,比如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掉,从而使得释放到大气中的总碳量净值为零。


为什么要追求“碳中和”?这些年地球越来越不太平了,洪涝干旱、极寒热浪、冰川融化、森林火灾,这一切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元凶,那就是温室效应。


人类的活动会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犹如一层厚厚的被子包裹着地球,让地球无法散热。温室气体排放有多种,但主要是二氧化碳,占比超过70%。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碳中和的一个简单背景。


“碳中和”这个概念最早源自《巴黎协定》,就是那个特朗普让美国退出,拜登一上任又宣布美国重新加入的协定。


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国成员国达成了共识,要把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较工业化前不超过2°C之内,并在本世纪后半叶,也就是2050-2100年之间,实现全球“碳中和”。

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布了“碳中和”的目标时间表。我们国家也在去年,2020年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所谓“碳达峰”就是每年碳排放量不再增加,达到峰值。

【02】“碳中和”离我们有多远?


或许大家觉得碳中和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碳排放无处不在,我们的每一次呼吸,穿的每一件衣服,吃的每一顿饭,开的每一盏灯,以及大家在用手机观看这期视频的时候,都会留下碳足迹。


饲养一只中等体积的狗,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4233千克,主要产生于宠物食品生产过程中;一部iPhone的生命周期,也就是从开始生产但最终使用完被回收的这个过程,平均碳排放量为81.74千克,相当于消耗30升柴油的碳排放量,其中45%发生在生产环节,49%来自消费者使用环节,剩下的来自包装和分销。


但我们离“碳中和”这个目标确实挺远的。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目前是全球排碳大户。根据全球能源巨头BP统计,2019年全球碳排放总量341.69亿吨,其中中国排放量98.26亿吨,占比约29%,位居全球首位,且几乎达到同期美国的两倍。


从人均水平看,我国人均碳排放自21世纪以来明显抬升,陆续超越法国和英国,现已逼近德国和日本。


由于大家经济发展节奏的不同,目前中国“碳瘦身”的步伐也落后于发达国家。欧美早在2010年前就已实现了“碳达峰”,这意味着他们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可以有50~70年过渡期,而我们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


【03】“碳中和”到底意味着什么?会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当我们在说“碳中和”的时候,表面上是在谈环保,实际上它是个经济概念。


2030“碳达峰”,2060年 “碳中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个承诺将在未来40年里重塑中国经济,使经济运转方式发生剧烈的变革,它涉及各行各业 ,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所有的变革中,都蕴藏着回报丰厚的投资机会。


接下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碳中和”里有哪些赚钱机会?达成碳中和的主要是两个思路,一个是减少排放,一个是把排放出来的碳吸收回去。


从减少排放这个思路来看,最大的机会一定藏在排碳最多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将迎来最剧烈的变化。来看看这张图,我国碳排放集中在发电与供热部门,占比达到51%;其次是制造与建筑业,占比28%,然后才是交通运输,占比10%。


发电与供热环节排碳量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目前我国发电供热还是以火电为主,也就是靠烧煤、天然气或石油等化石燃料来产生电能。


在“碳中和”大势之下,未来向新能源切换的步伐势必要加快,那么光伏、风电、水电、核电等绿色能源相关企业就会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期。


尤其是光伏和风电,过去几年成本大幅下降,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90%以上,风电成本下降近70%,逐渐进入平价时代,业内预计,2050年后,我国70%的电力将来自风光发电,成为碳中和的主力军。


但利用绿色能源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稳定。大家可还记得去年冬天那场“电荒”,多地开启拉闸限电,关路灯、停电梯,这背后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光和风这些自然资源分布不均,且不是人能控制的,无法灵活调节产能来应对突然激增的需求。


要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痛点。在新能源这块,我们国家存在资源错配,在西北地区有丰富的风力资源,西部地区有充足的光照和水资源,但我们的用电负荷中心集中在东部,所以就需要发展特高压电网来实现“西电东输”。


如果采用普通的高压输电线,长途运输过程中要损失大量电力,而特高压线路的好处是可以大幅降低这种损失,从这个领域来掘金的话,大家可以关注电网建设重点环节的核心企业。


使用新能源还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储能。举个例子,风力发电的高峰在凌晨前后,但这时候大家都睡觉了,是用电低峰,发了很多电却用不完,等到了早上用电高峰期,风却停了,所以终极方案就是储能,在光伏和风能充足时将电能储存起来,在需要时释放储能的电力。


除了在发热和供电这样的“碳源头”推动低碳,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这些“碳应用”环节也大有文章可做,它们的碳排放合计占比达到38%。


这些领域有许多细分的题材可以关注,比如制造业可以关注清洁能源材料、低碳技术,建筑业关注绿色建材、节能系统等等,交通领域里新能源车早已经炒上了天,以及相应的新能源电池及配套充电桩。


这里或许会有人困惑,最近股市上为什么钢铁、煤炭、水泥这些板块涨得那么好?这些不就是造成碳污染的“罪魁祸首”吗?以钢铁为例,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15%。未来都新能源发电了,煤炭这样的高污染能源不是应该被淘汰吗?


但市场的逻辑不是这么直接的,碳中和毕竟是一个过程,我们的经济发展一下子也离不开这些原材料,但在碳中和的目标面前,这些行业又必然要迎来大刀阔斧的整改。


于是那些污染大的落后产能就先被淘汰掉了,比如工信部就发话了,要坚决压缩粗钢产量,随着产量下降,钢铁价格会上涨,优胜劣汰之后,行业集中度也会提高,那么那些环保水平高的龙头公司自然就受益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掘金的方向。


以上主要是从减排的角度,下面我们从增加碳吸收的角度,来聊聊碳中和里的投资机会。增加碳吸收,除了植树造林,不得不提的黑科技就是CCUS——碳捕集、封存和利用。


简单来说,就是把工业生产过程中跑到空气里的二氧化碳逮回来,主要是通过化学反应的手段,捉回来后可以再利用,也可以压缩以后埋到地底下,一般是枯竭的油田、海底等安全场所。


目前我国在CCUS技术领域在相对落后,去年全球将投入运营的21个大型商业CCUS项目中,仅有1个来自于中国,不过在碳中和目标的带动下,未来CCUS技术的发展及产业化进程一定会加快,无论是创业还是投资,这都会是一片蓝海。


为了监督企业实现碳减排,还需要一些配套的设施,比如碳交易。国家每年会给企业发放碳排放配额,排放量少于配额的企业就可以把多余的配额拿到碳交易所出售,而超过排放超过配额的的企业,就需要到市场上去买排放权,这么做好处是可以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企业节约碳排放。


在这个机制下,高耗能的能源企业排碳成本就高,而园林绿化、新能源这些企业就能化身“卖碳翁”,用省下来的碳配额来增加盈利。比如特斯拉,去年终于首次实现了全年盈利,但这个成绩不是靠卖车,而是靠卖碳来的,特斯拉2020全年碳积分收入达15.8亿美元。


最后我们用一张表格来总结一下“碳中和”主题的投资机会。从减排角度,大家可以关注光风水核等新能源、配套的特高压电网和储能等,以及制造业领域的绿色材料和低碳技术,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高碳排”领域的龙头。从吸收角度,碳捕捉技术未来是一片大蓝海,而在碳交易机制下,那些有潜力的“卖碳翁”也值得关注。


眼下,“碳中和”风口正盛,一方面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国家大战略,但另一方面也和当下市场环境有关系。茅台这些高估值的抱团股不行了,“碳中和“主题又恰好和低估值的顺周期行业互有重叠,寻找地位避风港的资金于是开始爆炒“碳中和”。


任何行业和公司,一沾上这个概念,就一通大涨,但大家还是要注意风险,这其中有真正的受益龙头,但也不乏跟风炒作的“垃圾”,就算是龙头里也有不少估值已经被炒上天的公司。


这毕竟是一个贯穿几十年的长期主题,对于真正的长期投资者来说,不妨等鸡犬升天的行情冷静下来,拨开云雾去发现真正的金子。从这个曲线来看,既然现在中美之间前面对比的成长性,有时间轴上如此的差距,如果我们做一个粗线条的预判,未来中美之间这种时间轴上的差距会不会存在?显然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当然,前提是能够继续和平发展。中国必须理性地来认识自己的不足,按照邓小平所说的善于守拙的过程中,要积极学习美国、西方世界他们的一切长处,要积极地和世界上方方面面做朋友,按照经济规律来互通有无,来最大限度地理智地处理自己的一些棘手问题。特别是中国内部改革攻坚克难这个事情,一定是对于中国自己真正释放潜力的一个历史性考验。如果这些事情能掌握得不出大的纰漏,不出低级错误,中国在时间轴上看,我的说法就说得比较直率:时间将是走上坡路的中国最好的朋友。这样一个走上坡路的过程,不是跟外部世界去产生更多的矛盾,而是应该更多融入,大家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交流从而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深信生产力决定着所谓生产关系,就是人际关系,这样的全球化、数字化的经济,已经使共享经济成为一个不可遏制的潮流,这样的一个创新增进共存共赢的客观规律,会促使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仅不会改变,还会更深刻地影响方方面面,使大家来共同认识彼此共同的利益在地球村里是确实存在的,有可能经过努力,使中美之间能够斗而不破,使中国和其他的经济体之间,能够找到更多的互惠互助共同发展的机会。


【4】2021年,企业要为碳中和做三件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我们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具体包括:制定2030年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等。


这是政府在宏观层面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做出的战略部署,那么,对于企业而言,2021年可以做些什么呢?


碳中和与所有的企业都相关,只不过,在碳中和目标之下,不同的行业因业务性质的不同,其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责任也存在差异。


比如说,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行业会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工业制造、交通、建筑等高排放行业则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减少碳排放、实施低碳转型;金融行业自身不属于高排放行业,但其责任在于,要提高绿色金融能力来支持低碳项目,抑制高排放高污染项目,从而推动国家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而其他众多非高排放行业也不能置身事外,这些行业自身的运营要逐步做到零碳化,比如机构所在建筑物的能耗要降低,员工出行也应尽量做到低碳等。


的确,为了顺利实现我国的碳中和目标,所有的企业都责无旁贷。而当下企业存在的问题可能是:一方面,有一些企业对于碳中和目标的意义和影响还缺少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企业意识到了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性,但不知道该如何采取行动,还没有制定明确的低碳转型路线图。


包括碳中和在内的企业ESG(环境、社会、治理)管理,是21世纪经济报道企业公民研究中心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2021年,我们推出了“中国企业公民ESG系列研究报道”,对房地产、银行、保险、互联网、消费服务等不同行业如何提升ESG管理、更好地履行环境责任、实施低碳转型进行了持续的调研和报道;我们还将与合作伙伴北京融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院共同发布“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ESG研究报告”。


我们的另外一家合作伙伴商道纵横前不久发布了“2021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十大趋势”,趋势之一就是“碳中和目标将掀起减碳承诺浪潮”。我们认为,企业应在建设“零碳国家”中承担主体责任,预计企业减碳意识将大面积觉醒,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提出零碳目标。面对低碳转型浪潮,企业要做好自身能力建设,开展碳核算,制定科学的减排目标,在工艺、技术方面转型升级,实施节能减排行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我们与商道纵横共同呼吁企业在2021年采取三项行动:


第一,企业要确定并公布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表。无论是对于中国公司,还是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这个行动都是必要的;


第二,企业要开发至少一个与碳中和相关的产品或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这个行动也是必要的,而且实施难度并不大;


第三,企业要公布其碳足迹管理的进展并做好信息披露。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这基本已是硬性的要求,非上市公司也可积极行动。


自从2020年9月我国公布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以来,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提出了相关的承诺。


2021年1月12日,腾讯宣布启动碳中和规划,响应国家的碳中和目标,成为首批启动碳中和规划的互联网企业之一;1月15日,包括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国中化等在内的17家石油化工企业、化工园区联合签署并共同发布《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碳达峰和碳中和宣言》,提出了相关的倡议和承诺。


在2020年12月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公民论坛上,与会嘉宾曾围绕ESG管理和碳中和话题展开对话。达能大中华区副总裁兼秘书长吴俊财透露,在中国公布碳中和目标之后,达能采取相应的行动,于2020年11月公布了国内第一家工厂将于2022年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过去,我们常看到一些国外跨国公司做出与碳中和相关的承诺,而很少有中国企业这样做。国家碳中和目标的公布,促使中国企业开始了行动。我们呼吁中国企业要敢于做出碳中和承诺,在这方面更大胆、更自信一些。资本市场和消费者会为那些敢于做出承诺的企业买单,企业也会因此而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





中国亮点(169)外脑智库

贾康:

“十四五”、“双循环”、“中美关系”与中国发展前瞻


很高兴参加今天和各位的交流。我接到要讲的题目有三个视角:要展望一下中国的“十四五”;要谈一下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特别是从外资的视角);再有要谈谈怎么认识中美贸易的前景和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我在前面两个视角简要勾画一下基本认识以后,还会结合一个自己准备的PPT,稍微展开一点谈谈列为第三的中美关系问题。


第一个视角上的认识,是中国面对“十四五”,最高决策层做出的规划实际上不限于未来的五年视野,权威的文件是把“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合在一起有一个决策上的《建议》,这个文本引出了不久前两会上已经正式审批通过的整个《规划纲要》。它的眼界其实是15年,其中5年的内容更具体一些,但是从5年到15年,整个的思路和要领,已经有了在中国决策系统里明确的设计和指导。这里面,我觉得特别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15年后要使中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这前面有个节点目标,是没有直接写在文本里、而由领导人在关于“十四五”建议的说明里点出的,已经把“十四五”末期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实际上必须完成的任务,勾画清楚了。习近平主席在《说明》里讲,经过认真的测算和研究,认为到“十四五”结束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希望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高收入发达国家的那样一个标准的量值。现在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万美元出头,也就意味着五年间,我们要达到13000左右,比13000如果再能高一点儿就更好,稳稳坐在高收入经济体这个阵营里——当然还只是坐稳在它的门槛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其实早已经由亚行和世行的专家团队在十多年前就勾画出来:六七十年的全球实践里有一个统计现象,就是有113个在这个时间段里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案例,而这113个案例里,真正的成功者是极少数:能够如愿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有12个。而且,仅靠当前的二十几年里,再没有发生一例成功者的实际情况。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五年里,以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5%跨越这个陷阱?现在看起来是很有希望的,但是我们应该在战略高度上“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要把困难想得更充分一些,要把现在的不确定性对我们形成的挑战更好地加以估量,来追求“稳”字当头而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的升级版这样一个新发展格局里的可持续成长。


“十四五”相关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我认为如果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结构优化支撑的情况下,继续推进现代化的过程,那么到2035建成初步的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做好了进一步的准备,实现中国决策层在原来邓小平说的“三步走”框架下又进一步谋划的2049到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我愿意特别强调一下:这样一个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过程,已经被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多次,是要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实现的,我们作为研究者也非常认同:中国只有和平发展,才可能完成这个所谓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而且这个和平发展是有客观的和学理的依据来支撑的,就是我们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完全可以在生产力发展、创新发展所正面形成的共享经济这个潮流中——由信息革命支撑着它还日新月异地在发展,使大家寻求共存和共赢的过程,同时还受到了也是创新形成的我们不必讳言的核战略平衡的制约——最严重的情况是前面美苏曾落入了冷战而因核威慑没有进入热战,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又完全不同于美苏那个冷战局面里各领一个产业链的格局,是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那么更有可能把共享经济和核威慑合成这样一个整个创新成果决定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落在实际过程中间,推进中美之间也“斗而不破”、维持和平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进一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


下面第二个视角,我想简单说一下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双循环——这是在最新的官方表述上所特别强调的,要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果从实际情况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直是双循环,那么现在为什么说要有新发展格局,这个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新”在哪里?我觉得就是新在要强调“内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在中国的资本形成、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可以支撑着我们更多靠内循环来对冲外部世界的不定性,这样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中国推进自己的现代化过程中,内循环可以更多提供我们在实际通盘掌握中间的主导权,在整个发展局面里对冲不确定性而把握自己的确定性。这种内循环的国内统一市场,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客观发展基础:中国14亿人口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的上半区,投资和消费潜力的释放今非昔比,只要中国自己不犯低级错误,这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应该更有力地支撑与维持基本稳定局面。而同时,这个以内循环为主体更好掌握主导权的内在逻辑,绝对不是忽视外循环的重要性:“改革”旁边匹配的就是“开放”,中国还要更全面的、更高水平的开放,但这个外循环客观来讲,的确是不确定性更明显,领导人称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现在很多地方还说不清楚,出现逆全球化的不良情况不可否定——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等等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挑战,中国的专门会议上甚至提到了要“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所以,继续争取对外循环的过程中,我们内循环要更好地维持基本面。但是外循环的意义却丝毫没有降低:开放按我们研究者的表述来说,对于中国是进一步催化和倒逼自己必须完成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到了深水区,应该讲困难重重,习近平主席把它形容为要“啃硬骨头”了,好吃的肉都吃完了。那么到了深水区,啃硬骨头,更需要得到全面开放的催化和倒逼作用,使中国现代化的经济社会转轨,能够如愿地去克服深水区里既得利益的阻碍。


在实际的生活中,从外资的视角来看,如果客观地讲,我觉得大量的外国投资者还是对于中国的市场潜力高度重视的,认为存在着可观的投资机会。在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之际,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被称为男神式的企业家马斯克,他作为特斯拉的掌门人突然到中国,和上海的市长签约,在上海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这说明的,是真正有胆识的投资家、企业家,认为别人在感觉恐慌的时候反而是他的机会,可以在这时候谈一个好的对价,马上把蓄谋已久的事情落地做成。实践的结果,是一年多一点儿的时候,上海这个工厂的生产线就开始源源不断生产出高水平的新能源汽车,供应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这样的机会,会继续存在,这个内外循环的互动,一定是符合前面我说到的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框架的。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中国追求的一定是和其他的经济体共存,共赢,共荣,一起来享受生产力发展已经推到的全球化共享经济、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这样大家共同利益的实现。这里面的种种正面效应,既会有经济层面和外部世界进一步加强联系的必要性,也有必然由经济层面对接到社会生活交流、人文交流等等更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里这些值得肯定的内容。这是我对于双循环的一个最简要的认识勾画。


简单地说到外资的视角,我认为当然还是首先“在商言商”的立场上去高水平判断自己怎么样以相对的“比较优势”抓住中国市场潜力,从外部介入中国的内循环而形成内循环和双循环相互积极促进和相得益彰的结果——这样的机遇我认为不是故作宣传,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当然,我们也不否定会有一些局部的脱钩,比如说种种因素造成的,真正的高端过去就从没挂上钩、现在更没有挂钩希望了——比如高端的芯片,这已经使中国像华为这样本来发展很好的企业现在到了“至暗”时刻。但是可能中国在自己的努力过程中又要做一个相关分析,内循环被“卡脖子”的这个瓶颈,没有任何希望再去求助外力破解,那么只有横下一条心,走通这个“华山一条路”,那么就是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三年五年不成,七年八年也要把它攻下来,这是给中国人剩下的必然的选择。但这只是一部分领域,在少数的高端领域是如此。这种内循环问题如果真正突破以后,它一定还会继续促进内循环和双循环,因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成功,绝对不像过去的“两弹一星”,必须把这样的高端产品,比如高端芯片,成批量的、稳定高质量高性价比的、源源不断对接世界市场,才能标志这个攻关成功了,否则免提。这个华山一条路的走通,仍然是跟世界市场连通着才能证明它成功的。


下面还有第三个视角,我要抓紧时间结合着一个PPT,跟各位做一个认识交流。中美关系和中国未来发展这方面,我想首先强调一下,我们现在还是要看到中美剑拔弩张之后,毕竟有一个2019年12月14日阶段性贸易协定的达成,这个以后无论是在特朗普在台上,还是特朗普下台拜登上台以后,我观察,中美双方都是非常谨慎地维持这个阶段性成果的,从来没有挑战这样一个已经形成的协议。现在中美之间我们所说的基本面,应该肯定还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维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盘。我前面举的特斯拉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前面一段有消息说埃克森美孚也在考虑有类似更大手笔的投资盘子等等,其实都是基于这个背景的。投资界已经意识到这样共享一个产业链,是有利于双方共赢的,而不是简单地像冷战思维那样滑落。特别是经济界、投资界人士他们感同身受的,是中国确实存在这样的机会。所以,像芯片那样局部脱钩、过去一直就有,现在也完全没有希望再挂上钩,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少数的领域,完全的脱钩,我认为决不可能。


于是处理中美关系大的思路,就是要认清中美也是被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覆盖着的世界上最主要的总量第一、第二这两大经济体。这两国间的关系被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都必然是非常重视它的。中国人这边的战略思维,邓小平过去有表述,那时候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在1989年以后,曾经有非常严峻的一个美国带头的西方全面制裁的局面,但邓小平说,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和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这首先是从经济角度认识到,其实双方不可能完全脱开,他跟着说的是冷静观察,沉着应对,还有对于中国自己,要善于守拙,韬光养晦。这个“韬光养晦”文绉绉的,翻译成英文引起了误解,好像中国人故意要把自己装得可怜巴巴的,什么时候自己有力量了再回过头去反制别人——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意思还是前面那个“善于守拙”,就是知道自己是发展中经济体,知道自己有种种不如人之处。所以,后面跟着的是“决不当头”,邓小平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要想当这个头,很多相对优势反而就会丧失——后面跟着的是“有所作为”,中国毕竟要努力争取一步一步成为发达经济体,有所作为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那么与美国之间,以及西方的发达国家之间,按这样一套邓小平所说的基本原则去掌握关系,必然是要争取斗而不破。这个斗而不破我觉得是有客观可能性的,我们不敢说没有任何擦枪走火这种极端情况的危险,但是如果能够处理得好,这种大的局面上的斗而不破,是很有可能的,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也是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中国的继续和平崛起如果能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就是一个共赢。那么在具体的个别技术方面,我前面已经强调了,在高端的脱钩成为一个更加无法挽回情况之下,无非就是凤凰涅盘式的以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这个事情有不确定性,但是别无选择。


往下咱们就要说一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怎么样?在贸易战打响之后,走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后有一个统计,这个图表表现的是什么呢?到了2019年年底,贸易战差不多两年了,在中美之间主要的贸易品各个门类里,右边蓝色的标记是表明各自降低下来了多少份额,这个退下来的份额看看:第一类是化工产品和金属产品,退得非常有限,大家感觉剑拔弩张之后,这个门类里只退了1%的样子。再看看退得比较厉害的,有一个“玩具和家具”,退了11%,大数说虽退得严重,但在这两年内只退了1/10强。退的比较少的,是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如此而已。那么到了2020年,类似的数据还没有这么精确,但听说2020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没有萎缩,还在总量上有相当可观的表现。为什么呢?疫情造成了中国首先复工复产,美国的市场有这些紧扣需要,自然就刺激了中美之间在贸易方面调动潜力,形成了中美之间的贸易还继续发展这个基本态势。中国和美国之间如此,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的方面,其实大同小异,我们和其他的经济体,包括发达的经济体,欧洲和日本,不能说没有摩擦,但是更多的,还是大家感觉有这种互利互惠的空间。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又由于有了世界工厂这种特征,所以,看中国贸易份额在全球的变化,左边是2000年的情况,那时中国应该在第九位还是第十位,到了2017年的时候中国已经确信无疑超出美国接近2/5的规模,成为世界贸易出口额第一的经济体了,出口额已明显地超过了美国。这个态势可能还会延续若干年。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看看中国和美国展望起来,双方今后的成长性都还存在,但是最可能的轨迹是什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成长性最简单地拿GDP(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来看,就是右边的曲线图,有学者把美国2017年的GDP往前找到整数关口的1900年,画出这个蓝色曲线,是一个很直观的表现,以GDP的增长而体现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成长性是怎么样一路上升。美国的成长性现今具体的速度特征,就是现在它再高高不到3%以上,特朗普上台以后开始他的经济政策是奏效的,曾经在几个季度里美国经济强势增长,但充其量也就是接近3%,年度2.5%以上就非常满意,它不能够在3以上运行,那个时候一定是美联储不得不往下压缩经济热度,因为会有通胀的明显特征——它这种高度发达程度经济体的速度往上走,表现为成长性的量值,也就是3%作为它的天花板。欧洲和日本就更差,他们这几年如果说能达到1.5-2%就很不错了,日本在1%的情况下,就觉得已经比前些年的“20年停滞”好多了。中国现在虽然是中高速,但还是有希望处理得好的话,能以5%-6%的区间,走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换句话说,中国的“中高速”,就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而言的高速,是美国的两倍以上,是欧洲和日本的3倍以上。按照这样一个曲线,咱们从中国和美国对比来看,红线表现同样中国以2017年GDP往前找,因为美国整个118年中GDP总量上升了36倍,中国比照着找其1/36,找到的点是在哪里呢?是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八年了。相对数在这个区间里以36倍作为一个比较,两条线总的趋势是相当一致的,表现的都是36倍GDP的成长性,但时间轴上的对比,是1:3.9。换句话说,这种相对数表现的经济成长性,中国是以一个时间单位,实现了大数说美国四个时间单位才走完的过程,而且这个对比之下的过程,并没有完结,因为中国现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总体来说,后面的空间还相当可观,中国工业化是从中期向中后期、向后期转变的过程,它伴随的城镇化方面,真实城镇化水平也就是50%上下,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4%出头儿,一方面表明我们发展的水平还相对比较低,是发展中经济体,另外一方面已经预示着后面的成长性空间还会相当可观,就是体现为我们管理部门所判断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仍然有相当可观的韧性、回旋余地和潜力释放的前景。




中国亮点(168)外脑智库

张维迎

企业家精神"五不是"


我曾经将企业家的功能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套利,一个是创新。所谓套利,就是利用成熟技术,找到市场机会并赚取利润。所谓的创新,是指要做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技术,并且去创造新的市场。


套利和创新有什么不一样呢?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周期不一样:创新是长周期,套利是短周期;第二是确定性程度不同: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套利的不确定性则比较低。我们也可以将套利的低不确定性称之为风险。应当说,中国四十年来的成就主要来自套利型企业家,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创新型企业家变得越来越多了,对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


套利和创新的利润曲线不同。简单地说,套利是一开始就赚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赚钱越来越难,最后甚至根本无法赚钱了,经济学家将这样的无法赚钱状态称之为“均衡”。而创新是一开始亏损,而且有可能在若干年内持续亏损。到后来,只有运气好的人才可能赚到钱,并且,一旦赚钱,就会越赚越多。当创新开始赚很多钱的时候,别人也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套利。因为套利最后一定会走向不赚钱,这就意味着,创新必须持续,不能只是一次性创新。这一点,对我们的投资人和企业家来说,都非常重要。它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要从套利型转向创新型,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同时,体制也应当为投资人和企业家提供更大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否则,他们可能具有套利的动机,而不会有很强的创新动机。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体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01】创新为何不可预测?


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改良式创新,一类是颠覆式创新,二者在周期和不确定性方面也存在差异。


创新是不可预测的。仅就此次峰会谈到的若干技术而言,不要说二十年前,就是十年前也没人会提到。同样,我们现在也无法预知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什么是主导性的技术,什么是主导性的产业,至少我认为,这不太好预测。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蒸汽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两百五十多年以前,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他的第一个投资人罗巴克在1773年破产了,手里唯一持有的资产是蒸汽机1/3的专利权。他有几十个债权人,大多认为这个专利一文不值,所以都不肯接手。这时,有一个债权人博尔顿向大家提出:如果大家同意,我愿意用630英镑买断这1/3的股权,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找罗巴克的麻烦了。其他的债权人生怕他改变主意,很快同意了这个交易。他们分了这630英镑,而博尔顿得到了这部分蒸汽机的股权。这件事证明,在当时,大部分人并不看好蒸汽机的前景。


第二个例子是直流电和交流电之争。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既是一个发明家,又是一个企业家。他在最初创造了电力系统之后,社会上对直流电和交流电哪一个会成为主导技术还存在争议。爱迪生认为,直流电会成为主导,而他的竞争对手威斯汀豪斯的看法则截然相反。事实证明,爱迪生预测错了,后来主导电力供应系统的是交流电,不是主流电。所以说,即使是最伟大的企业家,预测未来也存在很大的难度。


同样,在一百二十年前,美国汽车市场拥有量最大的是蒸汽车,其次是电动车,最后才是燃油车。而在当时,爱迪生认为,燃油车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电动车才代表未来,所以他大量投资于电动车。但最后证明,电动车失败了,燃油车成了市场的主导。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未来的一百年,可能汽车市场要发生逆转,电动车已经重新成为今天市场上的投资热点。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显然,仅就过去的一百年而言,爱迪生又一次预测错了。


再讲个飞艇与飞机的例子。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飞艇,它要比飞机大得多,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产的飞艇,其长度大概是现在波音747的三倍以上。1899年,《科学美国人》曾预测,未来主导天空的将是飞艇,而不是飞机。的确,飞艇是在1900年被发明出来的,比飞机的发明时间要早三年。并且,在“一战”之前,飞艇已经投入了商业运营,而飞机在当时还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玩具。飞艇的发明人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甚至认为,历史将证明,飞机只不过是航空史上的一个“脚注”。德国航空工程师、第一次环球飞行的指挥者雨果·埃克纳(Hugo Eckener<1868-1954>)坚定地认为,飞艇一定会打败飞机。他当然有很充分的理由。但美国企业家胡安·泰利·特里普(Juan Trippe)与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飞机才是未来航空世界的主角。“一战”之后,飞艇和飞机之间发生了绝对的较量,最终,在“二战”前夕,飞机以绝对优势胜出,反而是飞艇真正成了世界航空史的“脚注”。


飞机为什么会赢?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与喷气式发动机的诞生有关。而喷气式发动机在发明之初也不被看好,甚至他的发明者怀特尔(Whittle),一个正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实习生,没有钱交纳5英镑的专利费,英国政府也不愿意为他的专利权买单。


在举个比较近的例子:云计算。我非常清楚地记得,2010年3月28日,在深圳的五洲大酒店召开了一次中国IT领袖年会,台上坐着三个人,就云计算的前途进行了辩论。其中有两人都不看好这项技术,只有一个人看好。不看好的是马化腾和李彦宏,二人都是技术大咖。马化腾说,云计算是一个好的概念,可能几百年、一千年以后,会出现像阿凡达那样的现象,但当前做为时过早。李彥宏则认为,云计算是“新瓶装旧酒”,并不是一个新技术。他说,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基于云计算的互联网应用,所以,云计算并不是一个好的赚钱方式。三人中唯一看好云计算的人是马云,他认为,云计算是一种分享,是对数据的处理、储存和分享机制。所以,阿里做云计算,也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现实证明了马云的判断。但与马化腾和李彦宏相比,马云不太懂技术。当然,马化腾和李彦宏也很快就改变了看法。甚至可以说,没有云计算,也不会有腾讯公司的今天。


那么,为什么创新不可预测?因为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创新是不确定的。我将创新的不确定性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技术可行性上的不确定性。所谓技术上的不确定,是说某一种创新,在当时的科学知识水平上,在技术上是否可能,是不确定、不知道的。比如,两百多年前,铁的产量上去了,但是铁还能用来干什么?没有人知道。这时,英国的一位企业家约翰·威尔金森提出,铁可以用来造船。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比水重,在水里无法漂起来,所以传统的船都是木制的。所以,当他提出这样一个设想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而保险公司也是在威尔金森提出铁船概念一百年以后,才愿意为其提供保险服务。


再比如,吉列剃须刀现在很流行,但在100多年前,当吉列提出要造一种超薄的、一次性的、低成本的刀片时,几乎所有著名的金属专家都给出了“不可能”的回答。但这没有影响吉利掌门人的判断,他率领团队孜孜不倦地研究,几年之后,他成功了。


还有,十几年前当乔布斯提出制造iPhone手机的时候,他认为,不论是用电子手写笔输入,还是用传统键盘输入,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必须要“多点触控技术”。当时,苹果公司的技术人员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乔布斯的坚持下,这一全新的技术诞生了,使我们今天得以进入iPhone手机引领下的智能手机时代。可以想象,如果现在的手机仍然是键盘输入式的,需要用两只手来操作,或者如比尔·盖茨想象的,外带一支手写笔,我想,智能手机不可能普及得这么快,也不会如此成功。


今天我们看到好多新技术,包括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技术等等,但是它们仍然存在很多的分支,可能我们并不知道。比如,仅电池技术就有六七种之多,还有氢电池等等,哪一种在未来会获得成功?没有人知道准确的答案。


第二,商业价值的不确定。某种产品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市场是不是接受,我们事先是不知道的,或者是因为消费者的偏好不好预测,或者因为新技术、新产品最初都很粗糙,功能上表现不佳,成本也高。


这里有一个经典案例。两百年前,美国有一个企业家,叫图德(Tudor),想要把冰变成一个市场。他认为,如果能把寒带的冰运到热带,应该能赚很多钱。这在技术上没有问题,成本也不高。于是,他租了船,把冰从波士顿运到加勒比海的岛上。但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冰,不知道冰能干什么。冰卖不出去,慢慢融化了,第一船就亏了4千美元。但图德仍然相信这是一个市场,于是又做了第二次。当然,他又失败了。多次失败使得他负债累累,给他带来了两年的牢狱之灾。但是他仍然不死心,在出狱之后,继续做这个生意,到第十五年的时候,终于开始赚钱了。冰从此成为一种商品,甚至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商品。他的这一理念,进而带动了电冰箱,也就是人工制冰技术的出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如果没有人工制冷技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都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今天的大会在深圳召开,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我们能够端坐在有空调调节温度的会议大厅,不会挥汗如雨,都要感谢两百年前这位企业家的所作所为。


好多在技术上获得成功的产品,包括超音速飞机,在市场上失败了;空客A380,现在也已经停产了。乔布斯在1975年创办了苹果公司,但是在1985年遭到了董事会的开除。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做的麦金塔电脑的销量远远低于预期。


这些优秀的产品,为什么在技术上可行,商业上却可能会失败呢?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虽然你对消费者的偏好本身有一个主观的看法,消费者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需求,但他有最后“投票”的权利。


第三,互补性技术的不确定。一个创新的价值依赖于其他事先不知道的互补性创新是否出现。几乎所有的创新,一开始的时候都不完美,甚至还不如原来的产品。如汽车最初发明的时候,它的速度还没有马车快,而且还带来更多的污染和噪音。飞机刚刚发明的时候,其性能远远不如飞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飞机后,如果没有后续的改进,那么今天,我们也不会有“上天”的机会。这些功能上的不完善和非常高的成本,需要依赖后续大量的技术改进。但是,相关的创新是什么?它们是否会出现?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


比如,瓦特在1765年就发明了蒸汽机,1769年拿到了专利,但是,合格的气缸和活塞却一直不能生产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气缸的光滑度和密封度达不到要求,一直到威尔金森发明了镗床。威尔金森是一名生产加农炮的企业家,因为炮筒的加工要用到机床,这促使他研究和改进了镗床的性能,最后合格的气缸才得以生产出来。所以,直到1776年,因为有了合格的气缸,第一台蒸气机才得以交付使用,而在此后的二十年,瓦特蒸汽机的气缸基本上都是由威尔金森的工厂生产的。


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是激光的“诞生”。现在激光技术无处不在,甚至我们讲课也要用到激光笔,但是在 1960年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第一次发现激光的时候,他们的专利律师认为,激光对通信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不主张申请专利。而在十年之后,美国的康宁公司生产出了一种超清晰度玻璃,即使垒得像公共汽车一样厚,其透光效果与一层窗户玻璃没什么两样。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用这样的玻璃测试激光,效果非常好,这就导致了光纤的出现。基于光纤,我们才有了今天的互联网,才有了一次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激光如今也已经成为一项通用技术,尤其成为一种重要的医疗检测手段。


前面提到电动车和燃油车的竞争,为什么燃油车能获得成功,电动车却失败了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燃油车率先实现了技术改进,包括汽油质量的改进、发动机的改进、传动装置的改进等等,非常快。据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燃油车的能源效率提高了至少八倍,而同期,电动车的效率只不过提高了一倍而已。当然,这种局面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四是体制、文化和政策的不确定性。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破坏意味着什么?就是有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感到不舒服,因为新技术、新产品会替代老技术和老产品。所以一位技术史专家说,每一种创新都生长在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社会中,朋友很少,敌人很多,只有特别顽强的人,运气特别好的人,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比如,咖啡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一般认为,茶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咖啡是西方文化的象征,但事实上,茶叶进入欧洲比咖啡进入欧洲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咖啡原产自东非,最初在土耳其流行起来。奥斯曼帝国的黎巴嫩商人第一次将它引入到欧洲的时候,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欧洲的第一个咖啡馆于1650年出现在牛津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曾规定,学生去咖啡馆喝咖啡必须得到教授的批准,否则是要受到处分的。有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宣称英国人如果喝咖啡,就会退化为土耳其人,因为在英国人看来,土耳其人是野蛮人,只有他们才会喝咖啡。1675年12月,查理二世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全国所有的咖啡馆都必需在第二年的1月10号以前关闭。直到“一战”之前,瑞典才实现了咖啡交易的合法化。


还有印刷业。我们知道,毕昇在1040年左右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并没有真正流行起来。1445年,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印刷机在欧洲很快得到了普及。但是在伊斯兰世界,直到将近四百年之后,才出现了第一本印刷版的《古兰经》。为什么呢?因为伊斯兰世界有数万名古兰经抄经人,他们的地位非常高,一旦有了印刷的经书,他们就会失业,这必然导致他们坚决的抵制。他们说,《古兰经》是神圣的,必须用手抄写,用机器印刷是对它的玷污。在这样的思潮之下,印刷经书是不能够在当地销售的。


今天我们遇到类似的事情非常多,有人抵制网约车,有人抵制社区团购,有人抵制互联网金融,例子不胜枚举。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价值观的冲突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不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欧关系,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不是源自商业利益的冲突,而是来自于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会导致很多创新遭遇政府的抵制和市场的抵制。我们能见到的,包括华为、抖音和微信所受到的抵制,都与价值观的冲突有关,这对企业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马克思曾说,资本家是没有祖国的,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走。但是在现实当中,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冲突,企业家的商业行为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刚才讲到的飞艇在市场上完败的案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治与德国政治的冲突。兴登堡号飞艇设计时准备使用氦气,而不是传统的氢气。氦气不容易燃烧,比氢气安全得多。但当时只有美国能够生产氦气。而当时的德国处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美国政府担心希特勒会将飞艇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因此拒绝将氦气卖给德国。在这种情况下,飞艇只能改用易燃的氢气。兴登堡号飞艇1937年在一次降落纽约的过程中燃烧起来,艇上的九十几人中,大约有1/3人遇难,剩下的2/3人受伤。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案例。


而对于我们来说,中美之间相互拥抱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国间曾经频繁的科技交流越来越少了,而对抗则变得越来越强烈,因此,未来,相互之间的钳制只会更多,并且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所以,企业家或者投资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只会更多,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生物技术,可以说,过去很多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产品,都是根植于国外技术的,但现在根被斩断了,花和果就有可能凋谢。原来我们可以和美国一起培养科学家,我们有大笔的经费可以投资,有大量的华人科学家,甚至是美国的科学家可以为我所用,但是在未来,这种途径也会越来越少,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2】企业家精神的五个“不是”


过去几年,我自己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不想讲企业家精神“是什么”,而是要告诉大家,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教科书告诉我们,要科学决策,所以我们以为,科学决策就是人类最伟大、最正确的行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尽管在企业当中,有95%以上的决策可以用科学决策,但是仍然会有5%,甚至不到5%的决策是企业家决策,这是无法进行科学决策的部分。


科学决策是什么?就是用数据推导出答案,甚至就像考试一样,正确的答案是唯一的。企业家的决策没有唯一性可言,每个人都要根据直觉、想象力和判断做决策。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直觉、想象力和判断,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同样伟大的企业家,比如马云、马化腾、李彥宏等等,他们都很了不起,但是他们对云计算的判断可能大相径庭。这不是基于数据的不同,而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和判断力不一样。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科学决策是能够形成共识的,而企业家决策是非共识的,没有标准答案。大部分人认为正确的决策、有标准答案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决策,只有大部分人不认同的决策,才有可能是企业家决策。企业家做什么?做新的、没有共识、没有一致意见的决策。当然,有一些决策,原来可能是企业家决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就会演化为管理决策。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大家公认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也为此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誉,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封为“海军大将”。但是仍然有一些贵族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美洲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不需要你的所谓“发现”。哥伦布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不得不与这些人展开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他拿出了一个鸡蛋,问大家,谁能把它立起来?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完成这个任务。鸡蛋转了一圈又回到哥伦布手里,他把鸡蛋拿起来,轻轻一磕,蛋壳的一头碎了,鸡蛋很容易就立了起来——这就是企业家决策。但是在哥伦布以后,任何人用同样的方法实现同样的目标,都不能再称其为企业家决策。只有第一个想到并做到的,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决策。


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英特尔的第五任CEO保罗·欧德宁,在任期尚未结束时就宣布了辞职,原因是他创造了英特尔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决策失误。这个失误是什么呢?当年(大概在2009年吧),乔布斯找到他说,苹果公司要生产一种iPhone手机,希望英特尔帮助生产iPhone手机的芯片,每枚10美元,一分不多。欧德宁为此组织了一个由销售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构成的庞大团队,经过深入研究以后,他们写出了厚厚的调研报告,其核心结论是,这是一个亏本买卖,不值得做。事实证明,这一结论显然是错的,后来,iPhone的销量是英特尔团队预测的一百多倍。欧德宁后来曾经反省说:当时,直觉告诉我,应该接受这笔订单,但我最终还是听取了我的专家们的意见,拒绝了它。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关于创新,关于未来,唯一确定的是专家的意见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错的。这不是我说的,是哈佛大学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说的,他是专门研究创新的著名专家。他本人也做出过同样错误的预测。这个案例说明,即便是专门研究创新的专家,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企业家可以咨询专家,但必须自己做出判断,不要把专家的意见作为定论。企业家不能“随大流”。


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最优的决策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但企业家的作用,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


中国有句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典型的管理思维——没有米是不做饭的理由。而企业家不能这样思考问题。企业家要做的是,如果他判断有人要吃饭,卖饭能够赚钱,就应该考虑开始做饭。没有米可以找米;找不到现成的米,可以找种稻子的人;找不到种稻子的人,还可以说服现在炼钢的人改行种稻子。企业家决策不是满足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按照这样的思维,他就是一个企业家,不论他最终能否成功。


对普通人而言,只有“假设”满足,结论才能成立。而对于企业家而言,把“假设”变成现实,才是他们的工作。特别是,企业家要让一系列互为因果关系的假设变成现实。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家的成功要依赖很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要想有A,先得有B,而要有B,先得有C,在C之前,还得有D,而要有D,先得有A。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循环因果链”。最终,由于各种各样不可控制的因素,可以导致这样的情况:其中的某一个条件没有实现,全盘皆输。一个假设没有变成现实,所有的假设都不成立,最终没有找到米,做不出饭来,但我们已经收了货款,餐馆已经接到了很多的预定。所以说,企业家是成王败寇。企业家一旦取得成功,就是大英雄,万人敬仰;一旦失败,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骗子。而且,你无法在法庭上自证清白,因为你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已经在向大家海阔天空地许诺了。但是如果没有许诺,不可能有人跟着你走。这也是社会应该如何看待企业家的一个新视角。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举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一开始在深圳炒外汇期货,曾经赚过大钱,但之后预测失误,到1989年春天,已经亏了一千四百万。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打击让他一度失去了活着的欲望。但是有一天,就在他躺在床上寻思如何结束这一生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握手,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敏锐地意识以,中苏之间的经济往来会带来巨大的商机。他想,如果能把苏联的马戏团引入中国,也许能赚来巨额利润。事实上,在此之前,他既没有去过苏联,也不认识任何苏联马戏团的人。并且在那个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官方搞,民间很难插手。但是,我的这位朋友先是说服了文化部,然后再去莫斯科寻找愿意合作的马戏团。最后这个马戏团来中国演出了九十七场,让他净挣了一千五百万人民币。他把其中的一千四百万用于还债,剩下的一百万,他拿回到天津,创办了他的集团公司。在这个例子中,好几次,他差点功亏一篑,变成一个“骗子”。


第三,企业家不是唯利润论为目的,他有超越利润的目标。一般认为,企业家的目的就赚钱,最大化预期利润。但是我要说,我们大大低估了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企业家的非利润动机。与其说,利润是企业家的追求和目的,不如说它是企业家衡量自己成功与否和社会约束企业家行为的一种指标。


熊彼特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企业家有三个非金钱动机。首先是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人人都追求成功,而什么是成功?最伟大的成功就是建立一个帝国。过去,靠战争建立帝国,现在则可以靠商业来建立帝国。第二是争强好胜,要出人头地。如王石曾经讲过的:我就是要证明我行,你不行。人与人之间有一点互相较劲的精神,至少要追求胜人一筹,这一点对理解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第三是对创造性的享受。


很多企业家都说过,早知道这么困难,我当初就不会做企业了。但是,一旦成为企业家,就是逆水行舟,不进不行。这些因素都会支配企业家的行为,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利润动机去理解他们。


前面是我讲的企业家的三个最大“不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另外两个“不是”,可以简单概括为:


第四,企业家不是“好员工”。好员工就是循规蹈矩做事,对老板惟命是从。如果一个人规规矩矩地从基层做起,一直靠“听话”得到了提升,这就与企业家精神毫无关系。


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不同。凡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在一个传统的、职业化管理严格的公司,一定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企业家都是由于对原来的老板不满,一定要脱离那个体系,自己创业,或者是被原来的老板炒鱿鱼,不得不自己创业。


第五,企业家不是投资人的执行人。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一定会存在矛盾,这个矛盾不仅仅是利益的矛盾,也包括认知导致的冲突。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就是因为他总是持有与众不同的看法,这个与众不同不仅仅是针对投资人的,甚至和其他企业家也不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利益冲突而言,投资人关心的是投资回报率,而企业家关心的可能是更大的目标。如果投资人不能够尊重企业家的非利润目标,这个矛盾就难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批评主流经济学中有关公司治理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假定,股东总是对的,但事实上,股东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对的,小股东就更不大可能对,因为如果他对,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小股东。


当然,如何处理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如果都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就等于消灭了企业家精神。按照我们最规范的公司治理的方法,按照证监会、银监会等等监管机构颁布的条例,就更会消灭企业家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你拿了别人的钱,就不能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否则,没有人会给你投资。怎么办?这是一个永久性的难题。


刚才讲到,创新都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统一意志、统一规划是矛盾的。我为什么不赞成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假定,创新是可以预测的,至少有一部分专家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反垄断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立法者不理解企业家精神。我甚至认为,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理解企业家精神。由于不理解企业家精神,他们就很难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结果就提出反垄断的主张。根据我的观察,只要对市场准入不做人为的限制,没有企业能变成垄断者。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的企业家最有兴趣做的事情就是挑战已有的成功者,把他们拉下马,替代他们。另一方面,一个公司发展起来之后,一定要发生官僚化,官僚化会导致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所谓的垄断,只要创业是自由的,没有企业可以稳坐钓鱼船,没有企业家可以过悠闲自在的生活。


【03】市场是一个纠错机制


创新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事先的规划去创新。创新只能靠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分散决策,每一个企业家自己做判断。因此,计划经济与创新是不兼容的。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集中决策,是少数人说了算的机制。


不论在何种机制之下,决策者都会犯错误。事实上,企业家经常犯错误,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犯过错误。区别在于,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纠错机制,任何一个企业家犯了错误,都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但是在计划经济下,无论是纠正自己的错误还是纠正别人的错误,都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反之,掩盖错误却是一个理性选择。因此,小错误就会积累成大错误。


大家都知道马斯克,他要把人类送到火星。这样的人做企业可怕吗?不可怕。为什么?因为,如果消费者不买单了,投资人不愿在给钱了,他必须停下来。


但是,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马斯克掌握了政府资源,并且这个资源的支配可以不受约束,人类的灾难就会出现。比如,马斯克说,人类要实现火星移民,首先送上去一百万人。但是第一次没成功,一百万人都死了。他说,没关系,这是我们应付的学习成本,下一次,我们再送上去一百万人,至少有五十万能存活下来。最后,或许他成功送一百万人到了火星,在此之前的九百万人都成了试验品。


所以,我们应当感谢市场经济,因为它既能激励企业家为社会创造财富,又能保证企业家不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致使性的灾难。举国体制有利于应对突发性的外部危机,但不能很好地激励创新,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中国亮点(167)外脑智库

西方为何成为强势文化?

邓晓芒

【5A文章】2021年4月26日阅读于涴米河,每天散步2.5公里,3600步。

中西文化比较,特别是中西哲学比较,是当代中国学术的重要课题,也是将来至少一百年内不可回避的话题。然而,至今为止,仍然有不少人把握不住中西比较的宗旨,不明白比较的目的不在于争意气,而在于通过比较促使中华文化开拓视野、认清形势、制定切实的发展规划。中西比较不是要比出双方的优劣,而是要在比较中找出自己文化的欠缺,以求改进。


我认为,在一般意义上,历史有进步,文化无优劣。然而,文化虽然无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之分,但在每一具体的历史时期,一种文化总会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因而必须承认有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之别,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时劣势文化如果不吸收优势文化的长处,努力赶上时代的步伐,就会越来越落后,乃至被淘汰。


所以,劣势文化不等于劣等文化。那些灭亡了的文明,如埃及、玛雅文明,以及那些至今还处于绝对劣势的文明,如澳洲或非洲土著的文明,也不是劣等文明,更不用说今天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华文明了。[1]但在一个文化竞争的时代,如果不看清人类文明的走向,如果劣势文化不努力向优势文化学习,那么历史不会因为你的文明仍然具有多种优良素质而手下留情,让你侥幸逃脱被淘汰的命运。


一个民族的文化最深层次的秘密可以从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中寻求答案。在这里,我想从哲学上阐明,西方文化近一百多年来成为了全球强势文化,其根源何在?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就必须在对比中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即西方哲学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模式。


一、爱智慧论


“哲学”这个概念来自西方,在古希腊,它意味着“爱智慧”(Philosophy),也就是对智慧本身的追求和热爱,将智慧本身视为高于一切其他目的的神圣目的。所以当年日本人最初译这个词为“爱知”,后来才从古汉语中拈出一个“哲”字,改译作“哲学”,意思是“智慧之学”,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人习惯上所用的译名。虽然后来日本又有人把这个译名改了回去,但中国人一直没有跟着改过来,我们觉得“哲学”这个词用得很顺手,也很容易理解。


但把“爱智慧”译作“哲学”(智慧之学),这一译法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错位。因为数千年来,中国哲学有“智慧”,但一直没有“爱智慧”,有“智慧之学”,而没有“爱智慧之学”。


前几年国内学界争论得轰轰烈烈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个假问题。当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philosophie)”时,他讲的“哲学”和汉语语境中的“哲学”讲的并不是一回事。但我们国内学人却连他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就一轰而起,纷纷指责他的“西方中心论”。


其实,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哲学”这个词。如果理解为“爱智慧”,则中国从来没有过,今天也没有。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因为对智慧本身的热爱而研究智慧的,总是为了别的目的,如解脱烦恼,长生久视,如治国平天下,如协调人际关系。


然而,如果把“哲学”按我们通常那样理解为“智慧之学”,中国当然自古就有了,今天也还有的是,甚至是铺天盖地,“从娃娃抓起”。广告词里面天天念叨“道可道”,于丹讲《论语》、讲《庄子》,儿童读经,都属于此列。这些智慧之学是要叫人“受用终身”,但不是叫人探索人生和宇宙的秘密,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老百姓学了“智慧之学”可以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养生,当官的学了可以青云直上、稳座江山,企业家、军事家学了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商(战)场。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不计功利、只求兴趣的倾向。古希腊泰勒斯为观察星空而失足掉入水坑,遭到他的女奴的嘲笑;但他一旦把观察天象的知识用于预测橄榄油丰收,就发了大财。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古希腊哲人明明知道知识的用处,懂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却并不看重这种用处。


赫拉克利特为研究哲学而放弃王位,最后饿死在牛栏;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律,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柏拉图的学园中,有人问学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柏拉图用一个银币打发他开路。亚里士多德总结道:哲学起源于“惊异”。


惊异是一种超功利的兴趣,具有精神上的超越性,它所激发的是一种纯粹的“爱”的追求。什么是“爱”?这是一种生命力的冲动,是生命对精神生活的一种向上的追求。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爱”,缺乏对纯粹精神性的追求,只关心肉体(或与肉体不分的精神),而不关心纯粹精神。所以鲁迅曾把中国社会形容为一个“无爱的人间”。


而亚里士多德把他的“第一哲学”直接称之为“神学”,柏拉图也将世界划分为感性的物质世界和超越的精神世界,由此而导致西方两千多年的“唯心主义”传统。所以,“爱智慧”从古希腊以来就意味着某种超越性,不是用于别的目的,而是超越于一切目的。


当时只有智者派是标榜知识的用处的,但这种用处也不是今天所谓的“经济效益”,而恰好是用于提高人的素质,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素质教育”。他们自称为“智者”(Sophist),适应着当时城邦民主生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智者们教人辩论术和修辞术,贩卖知识,收费授徒,其实际作用是提高人们对当时社会的适应能力(素质)。


但即使这种收费教育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也为一般人所瞧不起,他们特别受到苏格拉底的嘲笑。苏格拉底认为这些自称为“智者”的人太可笑不自量了,因为人的智慧与神的智慧相比有无限的距离,凡人不能自称为“智者”,只能称为“爱智者”,他自己则称自己为“自知其无知”的人。


“爱智慧”的研究当然也会提高人的素质,但这只是后果,其目的不是要提供“有用的人才”,而是这件事本身很有趣,很吸引人,值得去爱、去追求,令人神往。因为它是人的本性,凡是人都忍不住要去追求。而追求的最终的目标就是神。所以苏格拉底把对知识的追求看作自己对神的最好的“侍奉”。


后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这种人神之分更加极端化了。在《圣经·旧约》中,人不配吃“知识之树”的果子,那是上帝的专利,人类僭越了上帝的这一禁令就是犯罪。正是这一“犯罪”的意识把人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之间的无限距离固定下来了,人要取得上帝专有的智慧,必须通过并基于对上帝的无条件的信仰和爱。换言之,人对智慧的爱转变成了对上帝的爱(信仰)。


因此,所谓中世纪的“千年黑暗”虽然导致了西方反智主义的蒙昧,但究其根源,并不是一般地对智慧本身的贬低和仇视,而正是因为对智慧看得太高了。“爱”和“智慧”的分离使得“爱”本身成了反智主义的信仰(如同德尔图良所言:“正因其荒谬,我才相信”),但这种反智只是局限于人的智慧,而并不涉及上帝的智慧。


东罗马帝国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以“智慧”(Sophia,音译为“索菲亚”)命名的,西方人取“索菲亚”为人名的也极其常见。所以,中世纪是以贬抑知识和智慧的方式,恰好曲折地表达了西方文化对知识和智慧的另一种更高的推崇,总地来看,仍然是以“爱智慧”为其一贯的传统。这就为后来的知识、智慧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近代文艺复兴是一场人性的复苏,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以前专属于上帝的智慧也被降为人的一种基本兴趣了,因而人也被提升为最接近于和类似于上帝的存在。对知识和智慧的爱重新占据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人们毕生投身于对科学知识和原理的发现,以及利用这些发现进行发明创造、艺术创新,不是为了发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而是为了好奇,为了探索真理,为了了解上帝是怎么创造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的。


人和上帝相比仍然是有限的,但这种有限性本身被赋予了有限的神性,人是上帝的摹本。正如牛顿在《光学》中所说的:“从现象中不是可以看出有一位神吗?他无实体,却生活着,有智慧而无所不在。”[2]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猜到上帝创世的秘密,这极大地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所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主题就是“自然的发现和人的发现”:自然是人所能够把握和描述的自然,人则是以其自然属性呈现出来的人。这两方面都需要人对知识和智慧的不懈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的线索就是人的理性和感觉,或者说,从感觉上升到理性。


爱智慧的“爱”回归到了智慧,但已经不再是直接相关,而是多了一个上帝的维度;这个上帝不再干涉人的探索行为,而是作为一个无限的目标为人的探索行为安身立命,赋予其神圣性和崇高性。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现代甚至后现代西方文化中,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被完全抛弃。西方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爱智慧”的精神。


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本性除了也有动物性的一面之外,还有超越动物性的神性的一面。人吃饭当然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更高的追求,最终是精神上的超越性的追求。人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理想,人要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奇迹”,人就是一个“小神”。所以人是不能当成工具来使用的,否则就成为了“非人”。


但这一切都是基于“爱”。没有爱,任何超越都谈不上。爱是一种精神性的力量;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与其说带来幸福,不如说更多地带来痛苦,因为所爱的对象在彼岸,与现实的人拉开了无限的距离。但也正因此,爱才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在此岸和彼岸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可以摧毁一切障碍。


而在中国文化中,之所以缺乏爱也是因为没有张力,一切都在此岸,都是纯粹技术的问题。中国人的智慧是圣人的智慧,是成功者的智慧,而不是上帝的智慧。因而圣人是不需要“爱智慧”的,他本来就有智慧,只需要回复本心就可以了。


当然,要做到回复本心,也需要下“工夫”,需要“磨性”,也就是时时练习拒绝外界诱惑、放弃个人私欲、包括放弃“爱”的技术,日久天长,驾轻就熟,才能崭露本性。所以,孔子虽然也讲“仁者爱人”,但这种“爱”只须保持而无须追求,当下即得而乐莫大焉,它基于小孩子那种天生对父母的亲情之爱,自然扩展为对他人及万物的同体关爱(民胞物与)。


所以人只要回到小孩子的天真,是很容易做到的,如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所以原则上人人都可以做到成为圣人,甚至“满街皆圣人”。相反,西方的爱智慧则恰好是因为没有人能达到真正的智慧,所以只能“爱”,这种爱不是“工夫”,而是一种意向、兴趣。


二、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


中西哲学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与中西文化背景有关。


西方哲学既然是“爱智慧”,它就有两方面的文化背景。一个是个人的独立性,只有个人独立才会有真正的“爱”,才会为了自己的爱而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一个是宗教意识的升华,智慧只有上升为神的智慧才值得人去追求,才具有最高的神圣性,而不只是工具。


1、个人的独立


个人独立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表现为自由意志、权利和责任等等问题。当然这种个人独立在历史上是相对的,有一个发展过程。古希腊和中世纪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但为此奠定了基础,一个是私有制的基础,一个是个体灵魂学说的基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希腊社会进入人类文明的门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的产生,这导致了希腊城邦国家的产生。而在文化心理上的重要影响就是个体意识的独立,并在这种独立起来的个体意识上建立起了取代家族血缘关系的新型的群体意识,这就是社会法律意识、公正意识。


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的最为根本之点。因为在中国,情况恰好是私有制的不确立,家庭被束缚于氏族宗法体制之中,未能发展为以个体为单位的游离家庭,而国家只不过是氏族宗法的家长制原则的放大,所有这些都不需要有法律意识和公正原则来协调和制衡,而只须由家族习惯的“礼”、“义”制度以及道德观念的“廉耻”之心来调节,就可以维持大致的社会和谐了。


而这种社会和谐的代价显然是个体的不独立,每个人在社会等级关系中都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且这种身份地位不像西方的奴隶和贵族那样是比较固定的,而是不断处于变动之中,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必须注意自己和他人相互之间在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中的相对关系,而遵守在这种特定的关系中所规定的特殊的“礼”。


所以,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东方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时[3],他们无疑也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独立的个体意识的秘密。


古希腊个体意识的独立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契约关系中。所谓契约,是以订约双方个体人格独立及意志自由为前提的,因而是订约双方的一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首先在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取代了以往按照氏族等级关系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的惯例,而使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其次,这种平等关系还体现在由独立个人根据自愿订立的契约所组成的国家(城邦)的政治原则上,当时的城邦法律不是由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某种习惯或礼节,而是由城邦聘请著名哲学家依据平等原则和语言逻辑(逻各斯)来严格制定的法律体系,并且是由城邦公民大会表决通过的。


因此,这种体现在法律上的个体意识不是唯我独尊或为所欲为,而是把个人独立当做一条普遍原则,不但自己借助于法律而获得了独立,而且懂得自己有义务把每个别人也当作独立的来尊重。


与之相反,中国人的个人概念从来都不具有普遍性,要么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天才、圣贤,要么就是必须为了普遍性而牺牲的“人欲”。这种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的个体性只具有一种“独立不依”的假象,因为它本身没有形成一条普遍原则,而只是特定条件(包括天赋条件)下的特殊表现,一旦条件改变,它马上就可以变为奴颜婢膝、丧失人格。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但这一个人也并不真正自由。因为人人都想当“人上人”、当皇帝,而皇帝其实是最不自由、最不独立的。在希腊人眼里,真正的个人独立则是有原则、有根据的,我不是因为我是某个特定的人而独立,而是因为我是一般“人”而独立。希腊人的独立精神体现为契约合作精神,他们由此而建立起了古代民主制和最早的社会契约论。


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极为重要的文化背景。哲学本身就是个人独立的事业,没有一种哲学是集体合作搞出来的,在这方面哲学有点类似于艺术。但同时,哲学和艺术一样,一旦创造出来之后,肯定是全人类的财富。哲学产品是天下之公器,哲学家虽然出自个人的兴趣,但却被视为“献身于”全人类的崇高事业。


所以西方哲学家个性都很强,他们心中有更远大的目标。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西方哲学家不盲从,不满足于解释和发挥师说,而是一代一代地进行创造性的开拓,不断推翻、否定前人,另创新说。


因此西方哲学史显示为一个“逻辑发展”过程,其中的动力就是每个哲学家对理论的推进。在这里,没有新意的哲学家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对话、商谈、交锋,乐此不疲。这些对话和交锋并不是在世俗层面上展开的,而是立足于纯粹思想的领域,其前提是古希腊罗马灵魂学说的形成。


灵魂是个人独有的,不可代替、不容混淆;但又同在超越物质的精神世界中,并有自身纯粹精神的标准,这就是神或上帝。柏拉图强调理性灵魂的自由本性,斯多亚派使灵魂的性质摆脱了本族人和外乡人、贵族和平民、自由民和奴隶等等的世俗的区分,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主义”的人性理想。


世界主义其实是“超世界主义”,即一个超越世界各种区分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具有同一的人性原则和人格独立性。斯多亚派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一起,把个人独立提升到灵魂独立的层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在“超世界”的层面上人人平等。这实际上是近代个体自我意识的主体独立性的先声。


如果说,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毕竟对个体人格有一种压抑,主张为了人的精神而放逐人的肉体,那么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重新把灵与肉统一起来而形成了近代的“人权”概念。在这里,个人真正达到了现实中的普遍独立。在哲学领域,现代西方哲学更是个性化十足的哲学,各种观点不再是单线发展,而是多头并进,百家争鸣。


2、宗教的升华


西方哲学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哲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神学两者在相互冲突中相互提升。有人把哲学当作宗教,有人认为宗教是最高的哲学。只有很少数的唯物主义者否认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但主要是否认那些过时了的宗教形式。例如费尔巴哈在批判了旧的基督教之后,仍然主张建立一种“爱”的新宗教。通常西方哲学家对宗教的批判都指向一种新宗教的建立,实际上使西方宗教提升到一个更高阶段。


古希腊哲学最初就是出身于宗教批判,早期希腊哲学家、特别如赫拉克利特、塞诺芬尼等人,都反对原始宗教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和牺牲献祭,他们嘲笑神话,破除迷信。古典时期的阿那克萨哥拉、智者派更是对传统宗教不屑一顾。而苏格拉底的贡献则在于,他不仅致力于破除旧的宗教,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具有哲学层次的新宗教,或者说,他使哲学本身提升到一种更高的宗教即理性宗教(慧田哲学公号下回复数字该题讲座)。西方宗教从此摆脱了迷信,西方哲学也由自然哲学上升为精神哲学。


相比较而言,中国哲学自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排斥了古代的神话和迷信之后,并没有在纯粹精神的层次上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新宗教来,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扬弃迷信。董仲舒的谶纬神学由于仍然纠缠于“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而成为一种迷信和道德说教的混合物,精神性的东西被层层包裹于物质的外壳之中。




中国亮点(166)外脑智库

韩启德

生死两相安,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2021年4月23日于北京家中,家里刚买了阳台床,给兰各庄和森源达做顾问。


三年前我曾经说过:“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当时我73岁,如今又长了3岁,准备就更充分了。


这三年来,我认识的人中不断有人告别,他们中很多是我尊重的长者,或者比较亲近的人。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生死的距离也在重新丈量。悼念者成了被悼念者,就亲人来讲,原来是兄弟姐妹悼念母亲,近年轮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了,去年我最亲近的二姐去世了。曾经像我父亲一样呵护我的导师,前年也走了,94岁,已经是高寿。最近,同事传给我一张病理生理学界前辈在改革开放初期聚会的老照片,他们都是我非常尊敬和亲近的老师,如今有一半多也都离开了我。


不久前,我们北大医学部相继送别了徐天民副书记和出版社陆银道社长。还有韩济生院士的夫人朱秀媛老师,她一直与我亦师亦友,非常亲近,两个月前也离开了。我的一些大学或研究生时期的同学,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人去世,他们跟我的年龄接近,他们的离开自然会在自己的意识中引起一些波动与感慨。


我已经对死做好了准备,倒是没有什么恐惧,只是每每感慨,人生真如白驹过隙,一眨眼的工夫,一生就走完了。于是追问,我们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死亡又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回答死亡的叩问,关键还是要理解生命的含义。


人都怕死,尤其今天的生活水准提高得太快,世俗的诱惑太多,我们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因此,对死亡好像更加恐惧。王一方老师说,如果怕死,就会让人始终活在恐惧中,而死的时候会痛苦万分,难以解脱。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生死无常,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死,不要以为年轻就无忧无虑,最近我们就送别了一位年轻医生,他是我们北医八年制的毕业生,在清华长庚医院工作,才28岁。更不要说像我这样年龄的老人,谁知道什么时候身体重要器官一下子就发生了扳机效应,突然告别人世呢?但是,一个人如果害怕死的话,就会永远处于恐慌之中,始终活在怕死的阴影之中,这是很悲哀的。


现在的过度医疗,很大程度上也与对死亡的恐惧有关。人体的复杂性与医疗技术的有限性,决定了医学的不确定性。现有的临床诊断与治疗指南,一般都只能提供一种概率。所谓成熟的医疗技术,也不过是正确的概率比较高而已,所以临床上没有打包票的事情。


比如, CT检查肺中有一个小的阴影,尽管根据经验,是恶性肺癌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会迅速发展并转移的恶性肺癌。尽管手术治疗会带来相应的身体损害,而不予治疗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 “万一” 呢?这个 “万一” 可是死亡啊!于是多数情况下为了排除这个 “万一”,一般都会选择手术切除治疗,而宁可承受非常大的非死亡损伤。如果一个人对死亡看得淡一些,可能就会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譬如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这个病变会有什么进展。


2003年我担任领导职务后,伴随体检的升级,当然还有医疗检测技术的飞快发展,我身上不断发现有可疑癌症的肿块,现在至少有4-5个地方了,但保持观察,结果都没有进展。到我这个年龄,前列腺基本都会发生单纯性肥大,我也不例外,超声检查诊断明确,症状基本可控,相安无事。


前年新增磁共振检查,结果发现前列腺底部右叶有疑似癌症的病灶,前列腺癌抗原标记物(PSA)超标,医生约谈,告诉我有癌症可能,征求我是否做进一步活检检查,我决定继续观察。4个月后检查没有明显变化,再4个月检查,发现病灶缩小,但另一部位——前列腺尖部左叶却出现新的可疑病灶。再过半年检查,没有变化;又过了半年,仍然没有变化,尽管PSA仍轻度增高,医生已经改变诊断为增生结节了。


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在当地体检时,发现可疑前列腺癌,来北京301医院就诊,医生建议做活检,惊吓之余电话咨询我的意见,我介绍他到北大医院泌尿外科,给他做超声检查后明确告诉他可以排除癌症,高高兴兴回去了。但过一段时间,想想还是放不下心来,又去省上的大医院检查,在活检时不幸被严重感染,虽然最后证明不是前列腺癌,却差一点丧命于脓毒血症。


我想,从上面的例子大家很能体会到对死亡的恐惧程度会怎样引起到过度治疗。


对死亡的恐惧还会造成临终阶段的过度抢救。“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成为很多病人与其家庭成员的宗旨,结果浑身插满管子,无辜经受地狱般的煎熬,最后在极度痛苦下离世。


我曾在第二次清明论坛时做过一个讲话,后来整理成一篇题为 “感悟死亡” 的文章,收在《医学的温度》这本书里面,得到很多读者的肯定,所以我就不展开了。总之,我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体会人在宇宙里是多么的渺小,在历史的长河里又是多么短暂的一瞬,我们每个人的生死实在是不足为道。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一个人活着的意义。


其实,人作为一个物种,作为这个地球上大千世界的一个生物,他与别的生物是有共性的,那就是活着是为了传承。很多动物一旦完成繁育以后就死,因为已经完成了它的生命价值。人作为一个物种,活着的生物学意义也在于基因的传承。人的物种能够得以保存,能够不断演进,都与死亡紧密相关。


当然,人跟别的物种有所不同,人有记忆,有认知,所以能创造知识,会思考意义。随之也需要学习,不仅需要身体基因的传承,还需要文化的传承,我们称之为 “模因”(meme)的传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活这一辈子,除了生物学因素的传承以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人类创造的知识与精神财富通过自己传承下去。


我们中国文化伟大的地方,就是信奉敬天法祖,我们这一代敬的是逝去的祖宗,而对后代来讲,我们也是祖宗。我们敬仰祖宗,就是要把前辈的文化,加上自己所活这段时间里所创造的价值和塑造的观念传下去。就这样,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走到今天,文化薪传,绵延不断,这一点比别的民族做的更好。


我很欣赏作家史铁生的观点,即我们每个人都自带光芒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文化与文明添彩。他说:“我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上添一丝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只含泪的蜡烛。” 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如果说的再简洁一点,就是让后人记得我们曾经来过、爱过、为这个世界的美好奋斗过。如果每个人都能这么想这么做,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电影《寻梦环游记》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只要你还在人的心里,那你就没有死,只有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掉了,那你就真的死了。所以,事实上我们活着的时间都很短,但是我们来过、爱过、奋斗过,还做出了贡献,留下一点光亮,那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了。这么想的话,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就会好得多。如果我们都能做到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的 “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总之,我们要从观念上、思想上对死亡有更加深入的哲学思考,想开了,想透了,就获得了彻底的自由。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帮助人们做到生死两安,特别是让人能在生命最后阶段走得好一点,让死后对亲人的抚慰做得好一点。


生命最后一段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参照全社会的平均期望寿命,特别是健康寿命,65岁以后的老人就应该得到全社会更好的照顾。在我看来,老年失能以后,如果说再加上一些基础疾病,求医问药是必须的,但最后的一段时光在医院里面度过,肯定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因为医院主要治疗疾病,让失衡、失序的生命状态得到恢复或达到新的平衡,而不是来解决衰老问题的。


衰老患者长期离不开医院,是很痛苦和悲哀的,他们需要适老的居家或者良好的社区或养老院照护。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多宣传。对老年康养,不仅政府要在政策与投入上给予保障,全社会都要重视并付之行动。我也相信,老年康养一定会成为朝阳产业。


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应该得到更好的临终关怀。当下,安宁疗护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政府正紧锣密鼓的出台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投入也越来越多,发展势头不错。最近,在卫健委的组织和支持下,《姑息治疗与安宁疗护基本用药指南》出台,这份指南花了很大的功夫,做得非常好,标志着安宁疗护事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总体来说,这项事业还刚刚开始,还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要广泛推广还很艰巨。


要做到生死两安,还要做好死者亲人的精神抚慰,这就牵扯到我们的丧葬文化。中国人有崇敬祖先的优良传统,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丧葬都很讲究,举办得很隆重。现在,我们一方面要移风易俗,另一方面要提倡先进的丧葬文化,提高丧葬的质量,通过丧葬活动让亲人的哀伤得到缓解,让后人得到教育。


最近,网上对当下盛行的 “131” 的殡仪模式表达了不满,所谓 “131”,就是在殡仪馆里由主持人念一遍悼词,大家鞠三个躬,绕着遗体转一圈就匆匆结束。平心而论,这种形式确实不能充分体现我们活着的人对死者的深切悼念。


前不久,北大哲学系有一位著名老教授去世,学校和弟子为他设了个灵堂,大家都可以相约在一星期的时间内去祭拜。我第一天没有时间去送行,后来抽得时间,赶紧去追思祭奠。在灵堂里,我看到老教授生前出版的书,还有录像资料记录了他的执教生涯和晚年生活,看后觉得音容宛在,起到了很好的追思效果,是一种教育与激励。像这样的悼念活动,值得进一步丰富和推广。


当前还存在一个墓地问题,它正在成为一个社会热点,有人说墓地成了新一轮的房地产,有人圈地后把价格抬得奇高。对此,我们要提早警惕,有所防范,切不可造成新一轮的社会不公,或催生新的不良社会风气。


现在还有人提出医疗与殡葬一体化的问题,就是要把分属两个管理部门的医疗与殡丧的工作统筹和衔接好,这是一个创新,难点还不在具体做法上,而在怎么才能从文化观念上面衔接起来。


王一方教授提出“围死亡”的新概念,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以前的妇产科与儿科是分开的,孕期归产科管,生出来的孩子归儿科管,后来有了围产期与围生期的概念,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产妇跟新生儿的医疗服务质量马上就上去了。现在建立 “围死亡” 的概念,就是把生命最后阶段的临终关怀和丧葬期哀伤抚慰统合起来做,我觉得这无论对减轻死亡痛苦,还是对改善丧葬文化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我期待大家对此有充分的讨论,提出更好的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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