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56-160】
发布时间:2021-02-25


中国亮点(159)外脑智库

马化腾:全真互联网

姜奇平

2021年1月28日于长江67号,打羽毛球、买油瓶子。


本来亦如此


上个月,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提出了一个全新概念一一全真互联网。这从商业上点出了一条互联网拓宽生存空间之路。马化腾说,我相信又一场大洗牌即将开始。就像移动互联网转型一样,上不了船的人将逐渐落伍。如此,这样的信号应该值得关注。


如露亦如电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不再是一维的融合(线的融合),即线下与线上的融合,也不再是二维的融合(面的融合),即店面与桌面的融合,而变成三维的融合(体的融合),即实体空间与虚体空间的融合。虚实融合从线,到面,再到体的演进发展,显然受到VR技术、5G宽带,视频、直播等新界面技术的推动;其在商业上的映射 ,就是具有立体感的“场景”这个词,越来越成为商业热词。


只是先来后到


伴随着“全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挑战与机遇同在,更多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哪些行业、产业和商业场景将最早感受到“全真互联网”的影响?作为个体,如何应对一个快速来临的虚拟和现实边界模糊的世界?这会如何改变人与人的社交方式?如何面向“全真互联网”打造新的交互设计?


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不思考就会落后。


基本问题


首先是人生的基本问题,到底是《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还是《西游记》式的问题。哈姆雷特的人生之问,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把实在与虚无对立起来的问法。孙悟空的人生之问则是:你,到底是什么变的?国学大师牟宗三把前一类问题,归为Being问题,后一类归为Becoming问题。指出这是两种不同世界观(区别在于人生押宝于to be还是 to do)。


全真互联网将是一个在虚与实中不断变来变去的世界。例如,美国嘻哈明星Travis Scott在演唱会中,一会以巨人的姿态出现,一会变成霓虹灯机械人,一会儿变成深海潜水员。这与白骨夫人(俗称白骨精)可以分别变成少女,老婆婆、老公公,有得一比,只是没被孙猴子一棍子打死而已。


本体


其次是真实的本体是什么?当全真互联网在五官可辩识一级,将真实与虚拟变得难以分辩以后,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拟,或许将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假的可能比真的还要真实,如游戏中的人物;而真的也可能比假的还假,比如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伪君子。人们会开始意识到,一切真实皆为意义上的真实。对意义的认同,超过对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认同,有用,有钱,都赶不上使人幸福、快乐,来得更加真实。


吉尔摩与派恩的《湿经济》是第一部全面揭示全真互联网规律的世界名著。全书透过各种虚拟与真实的排列组合,说明体验才是消除虚实界限后最终的存在。强调体验就是“更吸引人、更有意义”。处理虚实的原则是,“寻求定制一切,从化身到与虚拟世界自身互动都要让它们有意义”。“除了机制和故事、美学与技术,无论你设计什么体验,都要明确接受目的,并且了解到,对你的体验这种吸引人投入的方法来说什么是有意义的结果”。


诚,勿自欺也


牟宗三将全真互联网定义为“诚”(当然,他的真身去世于全真互联网问世前25年),他解《中庸》“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时指出虚拟与真实转换的枢机:“在此成始成终之过程中,物得以成其为物,成其为一具体而真实之存在。设将此诚体撤销,则物即不成其为物,不成其为存在,而归于虚无。此即所谓‘不诚无物’”。体验作为一种融心物于一体的行为,使意义(“诚体”)第一次超越虚实而在场。这构成了全真互联网存在的意义。


结语


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





中国亮点(158)外脑智库

陈先达:我对“文化”的若干思考

   “文化”是个内涵广泛的概念,对其理解和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将近年来自己对“文化”的思考获得的一些重要观点,辑录在《学点哲学》一书中。这里,我结合书中的观点对“文化”略作散议。


  

   1、关于“文化决定论”


  

   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一定要弄清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决定论”两者的区别。文化重要,但“文化决定论”是不对的。在当代世界,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是经济实力和军事科技的发展水平。文化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在国际交往中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没有硬实力的后盾支撑作用,单纯文化的作用同样是有限的。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作用日益显著,这与中国整个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不可分的。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很广泛。先进的科学技术、廉价的商品以及各种所谓的“奇技淫巧”都会进来。但西方要以它的文化征服中国,则不可能。因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是物质文明的落后,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抵御西方工业生产方式。文化则不同。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积累的智慧和思想,绝不低于西方文化。它只是暂时被外部势力压抑难以发挥,但始终起着支撑民族精神的作用。一旦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将会再度燃起不可扑灭的智慧火焰。


  

   2、关于文化与文明


  

   文明可以接受、移用。科技和科技产品,近代的铁路、电话以及一切西方发明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东西都可以进口,也可以借鉴、可以学习、可以仿造。文化则不同。文化不可能简单引入。文化可以交流,可以相互学习,但文化的吸取必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底色,是吸收而不是被同化。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同化,表明这个民族之根已枯萎,它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能不能这样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科学技术上可以趋同,落后的国家可以在科学技术上追赶发达国家,而在文化上则应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它可以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但文化本质是存异,而不是趋同。


   文化与文明的发展不是完全同步的。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也是近代中国衰败的表现。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中国文明与文化的发展水平基本是合拍的。而在近代则不同步,因而才可能在晚清产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学为体”的错误,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体”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恰好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文明优于近代中国的地方。而体不变,西学难以为用。我们可以用钱买来军舰大炮,但买不来国家的现代化。洋务运动虽然有点成绩,但其终难成事的原因正在于此。


  

   3、关于文化内涵与文化载体


  

   文化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可延续而泽及后人,器物则可用于当时而毁于当时或后世。阿房宫化为废墟,无论《阿房宫赋》如何铺陈,留下来的只是著名的赋,而阿房宫则无迹可寻。《论语》《道德经》《庄子》等历代经典至今犹存,可同时代的器物大多化为乌有。


   我们重视文化内涵的建设应该重于文化载体的建设。与其建造豪华的大楼,不如多建造一些学校。培养人才是立国之本。所谓薪尽火传者,乃文化也;而薪尽火灭者,乃宫殿楼宇也。真正治国者注重科学文化和教育而不忙于建设豪华楼宇,更不应为了发展旅游而把早已不存在的东西重新建筑。修复古董、遗址重建之类,与文化建设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我们重视文物,不是因为它是物,而在于它是文物,它承载着它那个时代的文化信息。如果复制古董,制造赝品,除了商业价值外,没有文化价值。


   文化传统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从中外历史来看,凡是没有文化支撑而仅仅以军事力量确立的帝国,都不可能持久。例如,古代罗马大帝国,横跨欧亚非,结果仍然解体;再如,英国建立了一个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结果仍回到英伦三岛。没有统一的共同主导的文化的所谓大帝国,无论曾经怎样辉煌,终究会分裂。


  

   4、关于孔子和儒学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力强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成为有影响的大国,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也随之重新焕发活力。孔子真正走出国门,孔子学院在世界很多国家落户。这绝非单纯文化之力,而是民族复兴的硕果。当代的孔子和儒学已经不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孔子和儒学,而是处在一个伟大民族复兴时期的孔子和儒学。处于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中的儒学,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同会获得新的生命力。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同的朝代可以支持不同的宗教或学说,例如汉代重黄老、唐代重佛教,但从总体上说,儒学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宗教,发挥宗教信仰作用,而是因为它的学说内容符合封建时代治国理政、教民化俗的需要。中国近代虽然有人把儒学宗教化,倡导建立孔教,但难成气候。儒学的宗教化是逆历史潮流的思潮,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儒学的世俗化,在封建社会并非以宗教形式成为民间的宗教信仰,而是靠民间乡绅和宗法制度支撑,并以乡规民约的方式施行,凝集在人们的人伦日用、风俗习惯之中。


   儒家学说变为儒教或孔教,就会丧失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崇高地位,变为一种宗教教派。如果人们崇拜孔子,把他作为神而不是作为圣人,把《论语》作为“圣经”而不是作为文化经典,把祭孔变为祭神,孔子从人间升入天国,儒学从思想智慧变为永恒不变的教义,这不是提升儒学,不是尊敬孔子,而是将孔子变为三支香、两根蜡烛就可以打发的泥塑偶像。这是对孔子和儒学最大的伤害。


  

   5、关于儒、释、道


  

   中国习惯称呼的儒、释、道,并非在宗教意义上并称。儒、释、道的融合并非三种宗教的合一,而是思想的相互激荡。儒、释、道合一是从思想史角度说的。儒学,指的是儒家学说;道,不是指道教,不是张天师而是被尊敬为祖师爷的老庄哲学思想,他们是思想家,不是教主;释,指的是佛学思想和智慧,而非释迦牟尼,不是佛教。通称“三教合一”,容易误解为三种宗教的合一。没有见过大雄宝殿中有孔子塑像,或道观中坐上弥陀大佛。教是教,学是学。


   儒家学说的重大作用是教化,而不是神化。虽然儒家学说关于天、关于天命的观点也有超越世俗的神圣性,但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世俗性的教化。只要读读《论语》,就能感受到其中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儒家学说不主张鬼神崇拜,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主张祭祖,慎终追远,是怀念先人,是孝道,而不是相信死后仍然有灵魂;儒家重视祭祀,但祭神如神在,可以说是心祭,而非偶像崇拜。孔子像没有摆进神殿,孔庙是读书人祭孔拜孔的地方,而不是烧香叩头求财求子的地方,不具有“有求必应”的世俗化功效。


  

   6、关于话语、话语权和话语霸权


  

   话语权的确立,既要依靠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又要依靠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因为话语权表现的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一个国家没有国际影响力或者贫困落后,在国际舞台上必然处于失语状态。话语权不一定是话语霸权。中国奉行和平外交,奉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政策,奉行建设和谐世界和与邻为善的政策,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们重视话语权,重视向世界表达我们的观点。


   我们应该区分话语、话语权和话语霸权。话语可以是词语,自由、民主、人权在各种语言中都可以存在;话语权是对它的各自解释;话语霸权是只准一种解释,否定其他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制度。这种只准一种模式、一种解释,就是话语霸权。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一种话语霸权,是独霸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释权。


  

   7、关于文化传统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几千年治国理政的经验,其中有许多值得批判继承的东西。自秦统一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官吏选拔是选贤与能,政府官员须经地方历练才能逐步升迁。这种制度与西方那种靠竞选演说、电台辩论的表演民主,哪种更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实际呢?当然是中国自己的传统。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好的东西,但更应该继承我们自己好的东西。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种选拔方式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当然,社会主义同样需要民主。干部提拔和选用,仍然要经过民主程序。我们不是迷信选票,协商民主的优越在于它不是单纯选票说了算。协商,是了解人和事,参与者充分发表意见;民主,是充分协商后多数人赞成。向西方学习,我们永远要牢记邯郸学步的教训。学步不成,忘其故步,结果匍匐而归。





中国亮点(157)外脑智库

野夫:中年身世似逃禅

2020年1月5日中午于67号



01


   岁暮天寒,一个人郁郁独行,忽然与中年狭路相逢。


   彼此冷冷打量一番,各自倒抽一口寒气。也许久厌兵戈,一时英雄气短,按住腰间那柄祖传的岁月杀猪刀,实在不欲拔出来恶战一场。


   这样的对视终觉尴尬,一方不肯让路,一方无心搏杀。两厢捉对,行者盘算着绕道而行。只是四面山河,肃然如桶,如埋伏已久之陷阱,竟是无路可逃。


   天风凛冽,但见中年兀然霸道在那,满手暗器,嘿然怪笑地候着你的迎战。这一场蓄谋既久,事先张扬的暗算,任谁也插翅难飞。


   惊惶之余,回想天下所有的遭遇,或者都是成就你今生的艳遇,忽然就有了几分气定神闲。虽千万人,横尸于此;虽千万人,吾往矣。设若一个区区中年,你竟战也不过,那接下来还将遭逢的余生,你与走肉何异?


   一念及此,遂如小说家言——老夫且硬生生迎了上去……


  

02


   何谓中年?何日为始,何时为终?


   古代的时间很慢,生命很短,却也显得漫长。四十就要不惑于人间绚烂,似乎中年便来得很早。金圣叹说:人生三十未娶则不得再娶,四十未仕则不得再仕。意思大抵是,三四十岁之后,所有的努力皆可放弃,对生活不必再存奢望。故而关汉卿要在杂剧里叹唱——人到中年万事休。一个休字,真是道尽了中年的寒凉。


   网上说,联合国的卫生组织,迩来重新划定了青、中、老的界限,将中年的边际,几乎无限拉长到一个古稀的年段。这算是对迟熟社会的一个奖赏,也可谓对这个难以成人的“类人孩”时代的某种戏谑。


   窃以为,中年绝非一个年轮,不是钟表刻度上的一段时空。中年是一种心态,抑或是心智成熟的一个纬度。王羲之说,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这里的意思非常明白,人在青春里,万事唯知贪欢。对于岁月之逝,原是真无哀愁。那种客舟听雨的怅惘,从来未曾真懂。只有到了中年,才会敏感于人世苦乐;哪怕是与亲友小别,也会数日心情难过。


   03


   我于 44 岁如云而南,寄居苍洱之间读书饮酒,便有近乎于垂老投荒的感觉。那时古镇萧条,来的也多是盛世零落之人。翻检旧作,找出“中年身世似逃禅,面壁澄怀学闭关”——那真是当时的情状。


   中国旧式读书人,向有“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的传统。大意是说,最初以儒家救世情怀为立身之据,后来报国无门,惶惶如丧家之犬,只好以老庄之高蹈避世思想相依为命。然而老庄原非真正清静无为之人,若辈皆有自己的理想国,只是不屑于与此浊世对话而已。于是,最后只好逃入禅门,息影于佛前青灯下,在禅的一花五叶之间,饮茶听钟,出离愤怒,也不立文字。偶然兴起立下的,可做偈诵,可做灯传,亦可刨土添薪,化作舍利一如灰烬。


   李叔同39岁祝发入山,转身为弘一法师,算是中年悟道。而更多的人,在这样的年龄,还在酒色猖狂的日子里浪掷青春。


   董桥先生认为,中年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只有哀愁没有悲怒的年龄。这也许是他的独特体悟。在我看来,中年情味陈窖酒,虽然没了初出蒸锅的火气,却有倍加沉郁的醉意。不悲则已,悲则彻骨;轻易不怒,怒必伤人。


  

04


   我从中年开始告别喧嚣浮躁的京城商业生活,蜗居于一个小村检点半生。那时已经非常拮据了,只能去下关的一个旧货市场,买回一车旧家具,勉强维持日常生活。中年人并不意味着对自己完全具备信心,但是对如何应付人间生存,一般不会像年轻人那么仓皇。


   我的中年已然饱历沉浮荣辱,对于贫富贵贱算是基本看淡。如果一个人到了中年,还没有活出自己的方向感,那他注定一生狼奔豕突,永远在焦虑中拼搏奔波。我那时已经非常明确只身南来的活法——就是写作。在中国,一个人要想凭借写作,且不依赖作协之类体制,而能较为优裕地生活的,其实寥寥可数。


   我并不认为我可以卖文为生,但是,我彻底清醒地认识到——我应该写了。写作是我的存在方式,除此之外,我将什么都不是。如果我没有将我所经历的一切记录于案,历史也必将错过对一些罪恶的指证。


   也就是说,我在度过了大半生的孟浪狂躁之后,忽然在中年沉静下来。那一年,我像获得了某种天启,我必须远离那个浮华且危险的都城。当我背着背篓在乡村集市买菜做饭,在农家小灶沽酒买醉——这些新鲜出炉的纯良土酿,点滴滋润着我开始很接地气的生活。我知道,我赢了,我终于找到了我最想要的日子。


  

05


   很多时候,都是雨打梨花深闭门地活着。院子里手植的梨树石榴,一白一红,轮番点染着中年人的枯寂。邻人做了好菜,必是要送一碗来分享。自家开了新酒,也总要隔篱呼取。夜雨楼头,英雄美人偶来啸聚;尺八呜咽声中,不时还能唤出几行清泪。


   天气晴好之日,独自会背一袋米,提一桶油,去苍山古寺聊做供养。那时的净空法师不似今日之忙,多在庭中金桂之下,泡一壶陈年老普洱,与我负暄闲话。他是武僧出身,腕上缠着几十斤重的熟铜念珠,斟酌之间,滴水不漏。


   无为寺的山规甚严,一直不让用电。当年那些习武的僧童,而今都云游远方了。和尚见我,依旧还要留下用斋。每饭前,必同唱佛号;先退席者,必挨座行礼。这样的古风,仿佛还是虚云老和尚时代。想起虚云上师于江山鼎革时,义不赴京叩阙——自古法王不拜世王——这是怎样的磊落耿介。这样的法脉和道统,可惜只今余几?


   古寺复建了药师殿,唤我为这山河留一点词句。我为正门撰联曰:十二大愿足济世,有师为证;三千红尘除修心,无药可医。再为侧门撰联云:良言如良药,具三聚净戒;心法即佛法,度一切有情。


   这些话,年轻时写不来。看似中年后才有的证悟。至今在那殿门前挂着,老了再去看,是否会汗颜,却是未知。


  

06


   被名山大水拥着的中年,似乎该有一些名门正派的贵气。该说的话,从未三缄其口。该做的事,向来一意孤行。这是一个是非正邪极易混淆的时代,举目乌烟瘴气,只能重建君子心中那个道义江湖。


   一入江湖岁月催,鬓已星星也。这都是古话,道的也是千古炎凉。江湖子弟江湖老,活的正是这样一点骨血。想当年青春许国,揖别了皂隶生涯;几十年风刀霜剑地在俗世突围,要的也就是这样的云水营生,自由西东。


   一日,入魏宝山长春洞借宿,几百年的老道观,傲岸而寂然。逍遥道长与龚道士和一个火工道人,三人在此深林枯涧边,孤守一脉道法。夜来月下,搬出桂花私酿,与我等俗人痛饮。醉罢吹箫弹琴,仙乐飘飘;再于空庭踏罡步斗,打出另一番迥异中原的太极。这样的浮生闲日,何等快活逍遥。


   道观香火寥落,不敷日用。道士须躬耕荒野,聊供盘飧。其处远离人烟,山冷水寒。询之:何以选择如此生涯?答曰:祖宗的衣钵,总会要人守着在。


   虽然云山相隔,我辈守着的,亦是另一种祖宗家法。古语谓盛世拜佛,末世访道。至于书生,千百年来,也就图个在治乱之间,维系那一脉文化江山,以免真正的亡了天下。


  

07


   南迁十载,生年过半。海内外出书十余册,结缘天下同道上百万,我算是对得起我的中年。尽管生活多如黄遵宪诗云:中年岁月苦风飘,强半光阴客里抛。但这样的光阴,自问尚未虚掷。


   方今之世,看着快似要到真正的一元复始之际了。我辈拼命也要从中年活到老年那里去的唯一兴趣,正是想要见证我们平生努力的这一切,该怎样在未来散枝开花。


   朋辈勉之曰:该行的路我们已经行过了,该打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我曾过眼的天地烟云,我曾亲炙的当世贤哲,我曾结交的美人英雄,也许是他三世也不能遭逢的幸运。


   十年前的大年三十上午,我路过喜州古镇,看见一个少女还在寒风中独守小摊,零售著名的喜州粑粑。我问她为什么还不回家去团年?她说她在昆明上大学,平日都是妈妈卖粑粑供她。她放假回来才能帮一下妈妈,只等这些粑粑卖完了,她就回去团年。那一刻,我忽然背身拭泪。我买完了她所有的几十个粑粑,对她说:你是好孩子,快回去吃年饭吧。


   她端着空了的簸箕,对我躬身一揖说:叔叔,你是善良人,会有善报的。


   这个白族少女的话,我视为对我中年的最高奖掖。我一直深怀善意地行走于大地上,背负欺凌侮辱,也背负着无数真善美的目光。正是这些弱小者的鼓励,使得我辈行走在中年的路上,走得还算很有力量。





中国亮点(156)外脑智库

钱乘旦:亚洲文明的“回归”

2020年12月18日 编辑于涴米河、刚写完《网》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四大文明发源地有3个在亚洲,第四个(尼罗河文明)也在亚洲和非洲的交界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亚洲养育了人类的文明,没有亚洲就没有文明。


   在几千年的时间中,“东方”发达和“西方”不发达是一种常态


   最早的农业出现在亚洲,而农业的出现直接催生了人类文明。在几千年时间中,亚洲是全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在农业时代,亚洲一直领先于世界,创造着辉煌的农业文明。亚洲的草原和沙漠孕育了草原文明和游牧文明,这些文明与农耕世界的交流和互动,曾一次又一次震撼世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商业也是亚洲的骄傲,数千年中,中国的商业、印度的商业、波斯的商业、阿拉伯的商业、中亚的商业都很发达。正是这些商业编织了古代最重要的世界商业网络,其标志就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当时人们所知道的世界,即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在一起。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直到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时一直是这样,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正本清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时,世界上存在着4个文化圈,其中3个在亚洲,它们是东亚文化圈(以儒学思想为核心)、南亚文化圈(以婆罗门教-印度教为核心)、西亚北非文化圈(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第4个在欧洲,即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化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在人类文明史上,“东方”3个文化圈一直比“西方”那个文化圈发展得更充分:生产力水平更高、生活更加富裕、社会组织能力更强。即使在“西方”,东面那个部分也比西面那个部分发展得更充分:拜占庭帝国远比西欧要富裕,而拜占庭的物质基础恰恰在亚洲,丢掉了亚洲,拜占庭也就没落了。在几千年的时间中,“东方”发达和“西方”不发达是一种常态,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


   从文明的两个载体审视四大文化圈


   四大文化圈各有优劣,取决于文明的两个载体的相互关系。任何文明若想延续,都需要有两个载体:一是精神的载体,即宗教或非宗教学说,构成了文明的意识形态;二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力量,构成了文明的制度保障。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缺一不可,否则文明就无所依赖,站立不稳。用这个标准观察资本主义之前的四大文化圈,可以看到以下情况:


   欧洲一直没有形成两大载体的有机搭配,希腊时期既没有完整的国家(只有城邦),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罗马时期形成了强大的帝国,却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等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即将形成时,罗马国家却解体了。中世纪的西欧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却丢掉了“国家”,封建领地瓦解了社会。由此我们看到,在有文明覆盖的地区,西欧的发展是最不充分的,原因在于文明的两大载体一直处于跛脚状态,中世纪所谓“上帝和恺撒各司其职”就是这种情形的经典概括。


   亚洲的情况各有不同。南亚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早熟,统一的国家姗姗来迟。印度河流域曾经有过远古文明,后来雅利安人到来,消灭了原有的古老文明,带来了种姓制度和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婆罗门教/印度教。精神的载体是强大的,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然而在政治方面,南亚次大陆长时间小国林立,有数百个地方政权,彼此征战不息,政局动荡不已。政治上的真正统一要到英国征服印度才出现,所以在南亚,精神载体的强大和政治载体的相对弱势很明显。


   相比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最早(公元前2世纪)把文明的精神载体(孔子学说)和政治载体(帝国结构)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套学说倡导和平、反对战争,颂扬公德、反对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而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社会的稳定,它与孔子学说的结合,形成了文明两大载体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关系,古代中国在整体发展方面的长期领先,不得不归功于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的高度结合。


   总之,两大载体的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的生存能力,西欧在这个方面表现最差,直接导致了“东方”的领先和“西方”的落后。


   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格局


   但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格局。中世纪晚期开始,西欧进入重新整合的过程,封建领地在专制王权的强行压制下按地域整合,形成一个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它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政治载体和精神载体由此衔接,在西方开启走向现代的步伐。在民族国家的扶持下,一种新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兴起,资本是它的轴心,市场是它的动力,工业和商业围绕它旋转,科学和技术是它的工具。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整个世界都被它拉着走。“西方中心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普世”之说也由此而产生。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的霸权神圣化,把西方说成是世界的发展方向。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存在了,西方要独吞世界。这种叙事方法在黑格尔那里就很清楚,到福山那里就成了“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亚洲沉沦了,它无法抵御西方的冲击,古老的文明被蒙上殖民主义的阴影。


   殖民的历史是血与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入侵,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亚洲已经被整体征服,古老的国家纷纷瓦解,古老的文明危机四伏。面对西方的冲击,亚洲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绝境逢生,要么万劫不复。就在西方霸权登峰造极、众多文明存亡危殆之时,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形成了,这个运动叫“现代化”。文明复兴的过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复兴的工具恰恰是“现代化”。通过现代化,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而追赶西方,迅速跻身于现代世界。21世纪开始时,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已取得巨大成就,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正在到来。亚洲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又迅速发展自身经济,努力完成现代化。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亚洲彻底改变了面貌,古老的文明之光又一次大放异彩。


   研究我们身处的亚洲有着特殊的意义


   今天我们看亚洲,这是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从东亚到西亚,从北冰洋到印度洋,到处生机勃勃,到处在追求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转变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几乎都是古老文明的核心区: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伊朗、阿拉伯……它们代表着前资本主义时代亚洲古代文明的后继,体现着文明的故乡正在复苏。


   亨廷顿显然注意到这个现象,因此他不认为历史会终结,相反,他认为古老的文明正在新生,他因而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今后世界的主旋律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保证西方能在这场冲突中胜出,他提供了一整套战略思考方案。但亨廷顿和其他西方战略家一样,其基本思路是“零和游戏”:一方的赢,是另一方的输,输赢相加等于零。然而,能不能换个思路:双赢或多赢,各方都不输,各方都得分?这就是东方的智慧,按中国人的说法:兼收并取,共生共荣。


   地球之大容得下多种多样的现代文明,现代化正在塑造丰富多彩的现代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亚洲的古老文明获得了新生,它们恢复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正在被重新扭转,我们看见了“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间的关系重新平等;“回归”也意味着人们更多地思考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现代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自由与约束的关系,等等。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上,只有依靠所有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共同努力、携手共进,才能解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亚洲承担着新的使命。为了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要努力推进亚洲研究。中国身处亚洲,是东亚大国。我们周边有许多国家,它们是我们的邻居。它们各有其文明形态,各有其特殊国情。亚洲因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群多样和文化丰富而充实着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但我们对亚洲的研究却是不充分的,需要花大力气努力补充。在今天世界正发生重大变局的时刻,研究我们身处的亚洲有着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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