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亮点（155）外脑智库
李强
贵族精神的三大支柱：文化教养，社会担当，自由灵魂
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中国的许多有钱人把孩子送到国外的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也能成为贵族。结果他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也要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并接受非常严苛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时。 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贵族精神究竟有何联系。 其实这一点也不希奇，因为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暴发户”精神，而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 富与贵不是一回事 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要实行如此严格和艰苦的管理和训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及强大精神力量，这需要从小培养。 伊顿公学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他在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时候，冒着炮火在前线观察敌情，他的参谋多次劝他早点撤下去，可是威灵顿不为所动。参谋只好问他，您万一阵亡了有什么遗言？威灵顿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们，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 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威灵顿这是自讨苦吃，其实这正是他们所崇尚贵族精神的表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 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 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年纪轻轻就被送到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皇室自然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都将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视为自己的本职。
英国二战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1793年1月21日，法王路易十六，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留下坦然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两个世纪之后，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真诚地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1910年10月28日，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为了拯救备受煎熬一生的灵魂，决意把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随后他离开自己辽阔的庄园出走了，带着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最终像流浪汉一样死在一个荒芜的小车站……他就是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 多年后，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这样感慨道：“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结局无损他的伟大……如果他不是为我们这些人去承受苦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这几位主人公尽管命运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贵族。
贵族代表了尊严和品行 西方直到18世纪，贵族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英国仍然保留着贵族的爵位和封号当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到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的精神浪潮，相反的，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纹饰、徽章，买贵族的头衔，想方设法全方位继承贵族的衣钵。 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 西方中世纪的战争好多跟中国春秋战争非常相似，战场上是对手，下了战场仍然还是朋友。所以那个时候的好多战争，在今天看来就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公元前1135年，英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本身在英国，就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愤不平，在欧洲大陆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那个时候亨利二世很年轻，经验不足，出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筹划，所以大兵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一上岸，就发现钱已花光了，没粮食了。 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亨利二世作出了一个咱们中国人绝对想不到的选择，给对手斯蒂芬写了封求援信，说我出征准备不周，没了粮草，您能不能给我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可后来亨利二世竟然第二次发动了同样的战争来争夺王位。 人家当初接济你，你现在又杀回来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忘恩负义。但欧洲的贵族却认为对手的宽容是理所当然，不过该竞争的还是要接着竞争。结果亨利二世打败了斯蒂芬。最后，交战双方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条约，就是这王位还是由斯蒂芬来做，把亨利二世立为太子，一旦斯蒂芬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来继承王位。 中国的皇位争夺战，从来都是你死我活，像亨利二世这样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另外还有一场战争也非常有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为争夺王位发起了内战。战争的结局竟然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联姻并宣布合并，开创了都铎王朝。 在欧洲的政治中，有一个特殊传统，就是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在欧洲的权力斗争中，很少有像中国那种斩草除根的想法。 要竞争更要有风度 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风度。 1688年，威廉三世攻打詹姆斯二世，把他给俘虏了。詹姆斯二世被关在靠近海边的一座城堡里，但是威廉三世给他留了一条小船。结果詹姆士二世坐着小船逃到了欧洲。 第二年詹姆斯二世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想重新夺回自己的王位。这时威廉三世正在组织和法国进行一场战争，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回国作战。最后虽然打跑了詹姆斯二世打跑，却输了英法战争。 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的，“火药的传入虽然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纪骑士所体现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留”。 这种骑士精神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西方人的民族性格有着长久的影响。 西方进入平民社会之后，贵族之间网开一面的传统在高层政治中还依然得以保留。 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他的对手是大家熟知的林肯，林肯总统同样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贵族风度。本来他确实应该按军法处置罗伯特•李，但是他认为南北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所以他放过了李将军。于是，李将军得以解甲归田，撰写回忆录去了。
贵族精神有很多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比方说，贵族精神当中的低调。 著名的小洛克菲勒上大学时，自己烫裤子、缝钮扣，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爸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这些人看起来很节约，但是并不小气，因为在面向社会进行捐赠的时候，都非常慷慨。还有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后来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捐给了社会。既节约又慷慨，这也是贵族精神非常可取的一部分。 这种精神，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慷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也可以说是一种担当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所以在今天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当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担当精神。 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或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 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长选择了和船共存亡，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乐队的首席乐手在船沉之际，拉起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大家重新开始演奏，安抚客人们的情绪。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这是对贵族精神最好的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
贵族精神的实质 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 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比如张爱玲说旧上海公寓的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这也体现了一种贵族风度。再比如许纪霖教授所说的，有一个下岗的三轮车夫，靠自己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几十个孤儿，一个一个送他们去上学，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具有一定的贵族精神。 所以说，贵族精神说离我们远也远，说离我们近也很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精神贵族。
贵族精神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 因此，它不必然为“贵族”所垄断，普通平民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能够成为具有“贵族精神”的贵族。 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精神的贵族化”，而不是拜金奢靡的贵族式生活方式。这更多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贵族生活，并没有表现人对精神和审美的追求。 消费时代大众媒体传递给我们一种“贵族错觉”，是和真正的贵族文化毫不沾边的虚荣、幼稚、肤浅、粗糙的形式氛围。 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 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意志独立，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不为政治强权或主流意见所奴役。 贵族这一无论是在称谓还是实质性的确认，都必须是与其品德、学识、行为相符合的。否则，即使其权倾天下，富可敌国，亦不能进入贵族的行列中。 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那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去不择手段。
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讲，精神的贵族和所谓富有之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所以，贵族精神并不能在短时间内通过权力和财富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可以说，文明既是孕育贵族精神的土壤，也是贵族精神的一个具体表现。比如“轴心时代”的文明，就创造世界上最早的一批“贵族”；西欧中世纪采邑制度，成为了骑士精神发祥的温床；还有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等现代文明的开端，也造就了各种各样的现代精神贵族。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开篇所言：“文明是世世代代种族的灵魂……但是文明不是由伟大的种族创造，相反，伟大的文明创造了民族”。 在《文明的故事》中，杜兰特把复杂的人类文明梳理为东方、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艺复兴以及欧洲文明五大链条。它们各有其特色，但是却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精神贵族。 换一种视角书写历史，传统史观便会被颠覆。如果将贵族精神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尺度，那些原本被差评的人，尤其是历史的失败者，却是另一番模样。最突出的就是路易十六，杜兰特评价他“几乎具备了所有美德”。 杜兰特以大师的优雅笔法将文明的故事娓娓道来，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从中感知人类文明的美妙和伟大，并以此反思自身。正如《纽约时报》所评，这套书说的是历史故事，“真正的精华却是叙述当代人的思想”。杜兰特更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和“自由勋章奖”。 现在，全球已逾2000万家庭将《文明的故事》列为藏书首选，这套书也是供一个人终生学习和思想进阶的最有分量的文化宝库。
中国亮点（154）外脑智库
姚荣君：巨变时代的企业家需做出四个转变
2020年，我们面临多重大考，诸多不确定性随之而来。2020年，中国企业正处于巨变时代。
企业，作为最主要的市场主体之一，在业务边界、客户、标准、价值链重构，以及全球分工和商业模式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应对巨变下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往往执着于对经济形势及未来可能性的预测和判断。
然而，一百多年前，创新理论鼻祖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洞见。他穷其一生发现，经济具有不可预测性，市场始终变幻莫测，有多种多样的变量。但他找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变量——企业家，正是这个变量，会造成动态失衡。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就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也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他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创造性破坏”），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企业家正是这一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始作俑者”。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发展了熊彼特的理论，他亦认为，未来不可预测，因为存在不可预知的可能性，所以未来可以创造。在他眼里，企业家的本质就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创新，而创新就是改变资源的产出，就是通过改变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是“创新”，企业家的本质应该是“创业家”，而且企业家要承担一种社会责任——把资源从低产出的地方转向高产出的地方，从而节约社会资源。
在过去近二十年的企业咨询实践中，我对于两位大师关于“企业家这一个角色是社会经济中最大的变量”的洞见深有感触。我们也不断见证着，一位又一位企业家在不断创造神奇，把变量之下的变化莫测，发展成新产品、新服务、新企业，甚至新产业。
在应对巨变下的多种不确定性时，企业家要将各类纷杂的问题归至核心——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应该是什么、我们的企业为什么而存在（我们承担了什么社会价值）等。
企业如“人”，只有解释了“存在”问题，才能走得更远，迈向“发展”。企业家在进行战略创新时的一大关键是，解释企业给社会创造出哪些独一无二的价值。
比如，飞鹤奶粉掌门人冷友斌，坚守“为中国宝宝留一口中国奶”的初心，用“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冲破笼罩了国产奶粉近十年的阴霾，解释了自己的存在，短短五年从婴幼儿奶粉行业第七跃升为行业第一；波司登羽绒服掌门人高德康，带着“专注羽绒服研发”的精神，用“全球热销的羽绒服专家”，化解四季化服装品牌的竞争，解释了自己的存在，近年来营收大幅攀升突破百亿；雅迪电动车掌门人董经贵，坚信“心中装着消费者，企业就没有风险”，坚持做“更高端的电动车”，突围行业价格战困局，解释了自己的存在，连续3年全球销量第一，并引领行业良性发展；布鲁可科技掌门人朱伟松，秉承“科技陪伴成长”的使命，结合自己作为一名父亲陪伴孩子的深刻体验，创立布鲁可这一“1—6岁儿童积木专家”品牌侧翼国际巨头，在巨大庞杂的玩具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成功脱颖而出高速增长……
类似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和积累，承担着独特的社会责任，在关键时刻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巨变时代，企业家将希望变成现实的一个重点就是转变思维。很多时候，企业家的天花板就是企业的天花板。巨变下的企业家需要打破自己的天花板，以与时俱进的企业家精神，带领企业创新创造。
我认为，巨变时代的企业家，需要做出四点转变。
1.拥有重新定义自己事业的勇气
德鲁克早在《管理的实践》中指出，“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是靠顾客购买产品或服务时获得满足的需求来定义的，所以只能是从外向内看，从顾客和市场的角度来观察事业，时时刻刻都将顾客所见、所思、所相信和所渴求的，视为客观事实，并认真对待。
当前，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权力中心，早已从企业内部，转移到外部的消费者。重新定义我们的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逻辑是，这个事业能否成为某一个领域的第一。如果没有找到成为第一的逻辑可能性和操作可行性，那么，这个事业便岌岌可危。企业要么抢先成为第一，要么能够开创一个领域通过锁定一个特性而成为第一。
“第一”的权重大于一切，因为人类都喜欢第一。因此，企业要让你所在领域的“第一”价值，钻进顾客的大脑。当你成为某个“第一”时，你才能摆脱同质化竞争泥淖，为这个社会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价值，也就解释了你的存在。
雅迪电动车是雅迪集团旗下电动车品牌。2019年度，雅迪集团合共售出609.37万辆两轮电动车，集团的收入增加约20.7%至人民币119.682亿元。此为“雅迪”品牌、产品实力位于中国两轮电动车市场上领先地位的实证。但在五年之前，雅迪还面临着深陷行业价格战多年的窘境。雅迪是通过何种方式重新定义自己的事业并成功突围困境的呢？
此前，随着禁摩令在全国百余大中型城市逐步推行，电动两轮车在2000年后迎来空前发展。2013年，行业年产量达3600多万辆，销售额达数百亿元，其井喷式增长也导致竞争愈加激烈，行业在2014年首次出现下滑。面对竞争，国内企业往往通过降价促销来应对，由此导致业内产品同质化、企业利润微薄。雅迪前身为摩托车企业，其在两轮电动车生产上仍采用摩托车配套体系，用材坚持品质，因而在行业价格战中经受巨大压力。
2015年，雅迪结合自身运营优势及消费升级趋势，集中兵力专注两轮电动车的创新升级，确立“更高端的电动车”战略。
此前一直以来，雅迪企业内部认为自己与其他对手的业务均是电动车，在策略选择上除了从产品层面拼价格以外，还不断延伸产品线做各种类型的电动车，如两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等。事实上，从企业内部生产端来看，生产两个轮子、三个轮子的电动车是同一种生意。但从消费者角度来看，电动车多一个轮子，其面向的消费群体则大有不同。
当2015年雅迪聚焦两轮电动车、锁定“更高端”的方向后，雅迪便不断在产品上创新升级，加强自主研发，主打中高端车型；在市场端停止打折促销，在核心城市建立高端形象店；加大研发投入，创立行业唯一拥有两个国家级企业实验室的CNAS实验室及五大技术研发中心。同时，首创行业领先的石墨烯电池技术等。
雅迪在行业价格血战和竞争僵局之中上演了一场“独角戏”——将顾客内心的“骑起来比邻居更高端、更体面”这一渴求视为客观事实并认真对待，并围绕其构建起一整套运营体系，在顾客认知中“焊”进了一个“更高端”的烙印，从而形成一道屏蔽，构建起自己的核心竞争力。2016年雅迪逆势增长，成为行业首家上市企业。2019年雅迪营收突破百亿，连续3年全球销量第一。2020年疫情发生后，雅迪启动安心出行推广活动，加强新国标电自产品研发，凸显两轮电动车绿色安全价值，撬动原本没有购买计划的主流人群，承接城市主流人群的出行需求。目前，通过围绕“更高端战略”的体系化部署，雅迪更有实力与能力提供让消费者有幸福感的产品，为全球两轮电动车消费者创造“更高端”的绿色生活方式。
2.重新理解跨局域思维的方式
企业家必须从局限于某地域的“农业文明”思维，走向能够跨局域获得资源的、更高级的“工商文明”思维，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重新理解跨局域思维的方式才会把“消费者”作为主体权力中心来思考，即，要让消费者自己觉得，是他自己创造出的需要使用的产品和服务，你只不过是将他的需求挖掘出的第一人。
这体现出一种共鸣的力量。这其中，企业家需要跨越的局域便是用一种独特的知识，跨越“企业”与“消费者认知”的鸿沟，只有做好两者的连接，才能真正将资源转化为成果，承担为社会创造某种独特价值的社会功能。而企业，则可以凭借其经营的独特知识持续创新，迈向基业长青。
飞鹤始建于1962年，是中国最早的奶粉企业之一，2019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7.22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32.0%。招商证券出具的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飞鹤以13.3%的市场占有率成为行业第一。
从2008年国产奶粉遭遇集体重创，到2015年外资奶粉逐渐占据主流，再到2019年飞鹤成婴幼儿奶粉行业第一，历经十多年振兴，飞鹤的成功离不开产品、团队、管理、文化等诸多“正合”的部分——如飞鹤奶源地位于世界五大黄金奶源带之一、在行业里率先打造专属产业集群、是最早研究母乳成分的乳企之一、是第一批成立中国母乳数据库的乳企等。
因为一直以来坚守品质，飞鹤是少数没有发生问题的本土乳企之一，但也受到了2008年奶粉事件的影响。因此，飞鹤的成功更离不开“奇胜”的部分——调动起消费者的力量，本质上就是充分激发潜意识的力量。但潜意识看不见摸不着，飞鹤的做法是通过“寻找常识”来启发消费者。
2015年，飞鹤借力人们心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固有常识，基于中外宝宝体质有差异的事实，基于飞鹤产品“高适应”的特征，确定了“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战略方向及品牌诉求，并基于此在产品研发、战略升级、核心渠道、市场活动、终端建设等方面做了全方位的系统规划。
随后几年，飞鹤将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聚焦到做“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上。包括加大力度研究中国母乳，建立飞鹤-哈佛BIDMC营养实验室，搭建起两国四地科研平台，建立中国首家乳品工程院士工作站，加大“妈妈的爱”研讨会等地面推广活动力度等。
企业通过和顾客的常识、观念发生共鸣、共振，最终赢得更多选择。2017年，飞鹤开始快速增长，逐步引领中国奶粉品牌，把“更适合”变为婴幼儿奶粉品类的最大价值。
3. 将资源投入无形资产的魄力
很多企业家倾向将资源投入“产品”“土地”等有形资产，正因为执着于“眼见为实”，企业家往往只顾着生产更好的产品，导致整个行业的产品供大于求。最终，产品没有成为商品，反而成为库存。企业竭尽全力，但顾客却毫无感知。
品牌可以连接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断层。今天，品牌不再是一个传播的概念、一个宣传的口号，而是企业跟顾客连接的价值元素，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价值。品牌，对内是一个号令系统，形成指向“独特价值”的运营合力；对外，是一块“兵符”，调动消费者对你的“独特价值”的认知。
因此，企业家要购买“心智地皮”，在消费者心智中完成圈地运动，要有将资源投入无形资产的魄力，让企业所有工作都围绕如何构建品牌在顾客认知里的独特价值来展开，从而更有效地创造顾客。只有拥有了强势品牌，才能赢得顾客优先选择，建立起可持续竞争优势，最终构建起护城河。
波司登创立于1976年，是中国久负盛名的羽绒服品牌，连续25年一直保持全国销量第一的纪录。在品牌打造方面开创行业先河，一句“世界名牌波司登”响彻大江南北。但随着国际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四季服装品牌纷纷推出羽绒服产品，羽绒服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波司登品牌的独特价值难以凸显，曾一度陷入增长困境。
2017年，波司登开启品牌战略重塑，确立回归主业的战略方向，致力将其“全球热销的羽绒服专家”的独特价值传递给消费者。随后，围绕新战略方向，波司登打响了三大“战役”，对运营活动进行取舍和优化，并集中优势资源，在产品、渠道、供应链、运营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升级，让企业所有工作都围绕如何构建波司登品牌在顾客认知里的独特价值——“全球热销的羽绒服专家”来展开。
战役之一：发力品牌，激活品牌认知。波司登参与了一系列国际顶尖时尚活动。如联合高缇耶等国际设计师发布联名系列、发布顶配登峰系列羽绒服产品等，夯实品牌专业形象；登陆纽约时装周、米兰时装周、伦敦时装周等国际舞台，提升品牌全球影响力。
战役二：渠道全面升级。围绕主流人群消费习惯，与法国顶尖设计师合作升级终端形象，提升消费体验。
战役三：整合全球资源，打造产品竞争力。为匹配羽绒服专家形象，波司登持续推进制作工艺、功能研发、面辅料应用和时尚设计等方面的升级。比如，全面提升面料、羽绒、辅料和生产工艺，与“世纪之布”Gore-tex面料等国际顶尖原辅料供应商建立合作。
当波司登重新强化“全球热销的羽绒服专家”认知时，便逐渐重获主流青睐，实现快速增长。波司登集团2019/2020财年收入同比上升17.4%至约人民币122亿元，其中品牌羽绒服业务仍为集团的最大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78.0%。
波司登近年来的一系列战略重塑，都是为了牢牢占据“全球热销的羽绒服专家”这一块“心智地皮”。当在消费者心智中完成圈地运动，画上“波司登=羽绒服”这个双向等号时，波司登这个品牌的护城河就会更加深不可测。
4.与顾客进行价值共创的意识
新技术、新模式、新关系下，万物互联，这为顾客参与价值创造提供了可能性。基于社交网络等新媒介，打破消费者被动接受产品的模式，打造一种参与型的客户关系，势在必行。
值得注意的是，与顾客进行价值共创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认知。洞察隐藏在消费者内心中的隐性需求并率先定义，然后构建出相应的运营体系形成相应的产品或服务，最终通过构建起品牌的独特价值优势，占据消费者的认知。最终实现，从认知中来，到认知中去，提升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让消费及生产都更有效率，让社会资源的利用更有效率，最终达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和谐。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玩具消费市场，76%的消费群体集中于学龄前儿童，积木是玩具第一大品类。其中，1-6岁是儿童成长关键期，孩子发育速度快，成长特征变化大，80%的大脑发育和90%的性格塑造在该阶段完成，对玩具要求极高。但是市面上多是以乐高为代表的为青少年设计的小颗粒积木，这对于1-6岁儿童来说，在玩耍时存在吞吃风险，并且拼搭难度较大、缺少互动。
布鲁可科技公司发现这些痛点后，进一步探测出学龄前儿童需要颗粒更大、玩起来更容易、更有互动感的积木需求。经调研了解到行业和顾客认知中缺乏专家品牌后，创立布鲁可儿童积木品牌，利用自身擅长为低龄儿童设计积木的优势，抢占1-6岁儿童积木专家机会。
为此，布鲁可积木根据1-6岁儿童手掌特点，率先构建起大颗粒积木体系，让积木颗粒大，易拼搭，边角圆润不伤手。设立儿童成长实验室，基于蒙特梭利儿童教育理论与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理论，构建1-6岁儿童成长关键力理论。并依照儿童成长关键力理论进行产品研发，在益智属性、积木颗粒、拼搭难度、主题玩法等方面，进行适配各年龄段的差异化设计。
此外，每一款产品从概念设计到上市，都要经过197道专业工序的层层把关，每款产品需经过超1000名志愿者的玩耍测试后才能上市，确保每款产品的益智属性、积木颗粒、拼搭难度、主题玩法能匹配孩子独特的成长需求。
此外，在“科技陪伴成长”的理念下，布鲁可通过“儿童积木研发互联网编辑器”，在互联网云端实现儿童积木在线收集需求、在线设计主题、在线开发玩法、在线测试、在线修改；通过布鲁可App积极与顾客互动，通过志愿者招募、新品测试和拼搭创意比赛等在线活动与顾客保持黏性。并推出了全域会员管理体系，打通经销、电商、App等多渠道，构建起了庞大私域用户池，持续为1-6岁儿童及其家长提供价值。
目前，布鲁可积木获得了包括哈姆雷斯、孩子王、玩具反斗城等知名玩具连锁品牌的青睐。北京、上海等地超1000家城市幼儿园引入布鲁可积木作为培养幼儿园儿童智力的指定玩具。2020年前三季度，布鲁可积木销量增长超200%，复购率高达50%。
企业家的天性是向上而生，在低潮和落寞时寻找机遇，在机会来临时高歌猛进。短期内保持定力，中期保持耐力，长期保持眼力，不畏浮云遮望眼。
作为企业家，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却仍要大胆拥抱未来。正如德鲁克所呼吁的，我们需要一个企业家社会，但企业家社会不仅是企业家的社会，更是任何具有创新能力的组织的社会。
中国亮点（153）外脑智库
吴军讲5G
2020年12月13日于67号，感谢郭总付费。
在这个急剧变动的时代，对每个人来说，似乎每一天都充满着变化，如何找到个人坐标，让自己能够认识时代，锻炼自己是我们一直要思考的问题。 未来说来就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吗？科技既是一个发展的恒定常量，也是研判未来形势的一个重要变量。
一、什么是5G？
1.对信息来讲，5G意味着什么？
今年8月，深圳已成为中国5G全部覆盖的城市。
5G其实意味着两件事：第一，表面的一次移动通讯升级；第二，真正的万物互联时代已到来，即我们身边所有的工具都可以连到网上去了。
2.比信息本身更重要的，是信息背后的知识
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今讲信息，不谈好和坏，只谈重要或者不重要。没有新闻是最好的新闻，而意想不到的信息是最大的新闻。
用中国古话形容一个人知识渊博，叫做学富五车。若我们理性地思考下，会发现学富五车可能连一个U盘都装不满。其实这五车装的也就是几本书，今天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就可以把美国图书馆全部纸质的书都装进去。因此，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把信息知识全部打破了。
信息很多，但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信息背后的知识，它需要进行信息的处理、传输。
3.5G组网和非独立组网之间的区别
虽然大家都在谈5G，但是实际上每个人谈的5G都不一样。真正终级的5G就好比深圳——独立组网的5G。现在大家谈论的5G很多是非独立组网的，也就是说它其实离不开4G，是4G和5G混合体的过渡阶段。
独立组网有很多的好处，速度快、设备多，延迟短等等，但要求同步比较大，成本比较高。
除了成本比较高，独立组网要占用的频带也较多，很多地区的不同部门间也在争抢着一个频带。一个城市的商业技术要比较注重商业和发展，才会把最宝贵的资源拿出来做5G通信。
二、5G带来的变化
1.万物互联
5G已经开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比如把人完全连到互联网上，而不是简单通过手机去连接。今天的健康码，就是将具体的人连到了整个社会中，让社会知道你的健康状态。
现在哈佛研究出了一种可变颜色的口罩，一旦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口罩的颜色会变。这个信息也可以通过芯片收录到你的手机中，可能你的健康码状态会发生变化，我们将其称为万物互联。
2.万“人”互联
如今，有很多糖尿病患者经常要测血糖，医护人员要手工输入到健康信息中。将来，我们可能通过隐形眼镜来测血氧的量，甚至监测人的新陈代谢。
在美国的部分城市，真正独立组网的5G网络已经开始规划了。比如芝加哥要独立组网，但问题是这个技术标准出来以后真正的要变成5G。
大众若想受益5G，需要两步：
第一步，需要看各个地区的工程建设进度，中国及其公司（特别是像华为）的工程能力就很强，而有的国家建设了2~5年，花了五倍的成本，应用到各方面可能就要延后。
第二步，应用能不能增长。应用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公司的事情，这个事情需要很多公司加入进来一起做。
三、信息的历史发展
1.信息产业的发展
大家一般认为信息时代是近几十年的事，但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是让信息成为一个产业，比如新闻产业。
当时，莫尔斯发明的电报不知道干什么用，各报社的记者抱团成立一个新闻社，就是今天的美联社，从此就有了全世界的报业。
有了报业后，你会发现商业变了。以前商业都是本地的，你在深圳做点东西，需要卖到东莞去，品牌推出去可能要十年的时间；你推到北京去，可能是两代人的时间。
有了报纸后，大家就可以登广告了，这才出现了全球性的品牌。实际上，信息这个产业诞生，一开始就慢慢改变了人的生活。
到了互联网时代，你想采购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商品或者把产品卖到全世界，因为电商的出现都可以很方便。信息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生活。
谈到信息时，我们会想到烽火戏诸侯，以及比它更早的飞鸽传书。媒体行业也是搭上了当年科技发展的浪潮，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也就是说，今天所谓的一些媒体都是跟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步诞生。
大概100年前，无线电刚出来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让人惊喜的新鲜事物。过了20年后，出现了电视机，图像更生动。
实际上，整个传媒产业和信息产业基本是平行发展的。虽然传媒产业形式变了，但该产业还在，而且新的传媒形式会不断出现。
2.对于芯片方面的发展，中国还有机会吗？
我认为芯片方面，中国有两个优势：
优势一：中国会培养理工科的大学生。未来很大程度上的竞争是人的竞争，人数很重要。美国获得工程学位的人（包括理科学位）大概一年有十万人，比中国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数少很多，所以美国通过签证吸引很多人才移民主要是这一方面原因。
优势二：中国的大环境好。现在，中国造芯片是一个国家行为，后发的一些国家若想在半导体产业上能够占领世界比较大的市场份额，都需要国家的扶持。
四、“熵”和信息之间的联系
一般来讲，“熵”最早是一个热力学的概念，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如果没有新能量注入，那么熵增加会越来越混沌。比如5杯水中，90度、70度、60度很有序地混在一起。
社会亦是如此，如果你没有信息输入，也是一个混沌状态。当你不断输入信息，就会降低熵，让其从无序变成有序。比如深圳到了夏天很闷热，你房间装了空调，就可以输入能量，信息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把社会当做一个城市的封闭系统，到最后，社会变得越来越保守，实际上就是一个熵增的状态。社会中，突然从外面涌进一些新知识，这些新信息加进来以后整个信息就会变得更加有序。
1.量子信息的概念
量子信息，一般叫量子计算或量子通讯。量子和信息的关系，基本是两个讲述不同事情的应用。
量子通讯，是一种新的保密通讯的方式，不是解决通讯速度更快的问题，而是解决信息更安全的问题，这是其主要目标。
量子计算，主要是解决计算瓶颈的问题。10~15年后，物理层面也就基本发展到头了，但在工程上还能有些提高。因此，很多人觉得应该开始下一代的计算机。
量子有很多状态，彼此之间是不干扰、相互独立的。因此，这些状态相当于是叠加起来的，即一个量子不同的状态因互相不干扰，可以同时完成几件事。
原来通过电子经过了一个芯片的某一块电路，产生一个效力，对于量子计算而言，可以并行做很多事。过去，摩尔定律是两倍的提高，量子计算是千倍、万倍的提高。
在未来，量子科技将是突破计算瓶颈的新科学。
2.量子科技的发展
目前，量子科技处于实验室阶段。大家看到比较信服的结果是两年前谷歌做了一些量子芯片，在计算密码破译方面比现有计算机速度高百万倍。
现在有一些公开的必要通用密码（比如手机支付扫码），如果想破译该密码可能计算机最快要算三千年，然而三千年后这个手机也不存在了，破解了密码也没什么用。
如果量子计算一下子速度提高了一千万倍，三千年的事变成了一个小时，大家就会开始担心，会不会有某一家公司掌握了量子计算，而其他公司没有掌握的这类情况。
其实我们大可不用太担心，因为如果破译密码的速度提高了，你的密码还可以加得更复杂，这样，被破译就会非常困难。
密码学，终究是加密的难度永远比破解要容易得多。但有一个前提是，大家要同时掌握量子计算技术，不能只有一家掌握，否则就相当于全世界只有这个公司有计算机，其他公司都是算盘。
五、信息时代下的科学与技术
1.中国还会产生科学伟人吗？
中国要想产生科学伟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需要有一批科学家形成一个梯队，做些暂时没有实际收益的基础科学。
第二个条件：需要国家的持续性支持和投入。这些事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获得经济效益的，所以需要国家来投钱做。
科学，就是把钱变成知识；技术，是把知识变成钱。
国内现在大部分人其实喜欢做第二件事，但知识用一用就用完了，技术没有科学积累就没人用了。
2.重复的成功与叠加的进步
在当下生活中，我们是有可能获得重复的成功与叠加的进步的。在信息提出来以后，人类信息技术进步是很持续稳定的。但在1G手机时代时，我们不可能想到5G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今天的人和100年前的人很大的不同是，今天的人掌握了信息理论及产业最核心的一些规律。比如在理论上，我们知道信息不能被压缩得太厉害，否则信息就会丢掉一些，信息就可能有错误，这些道理在100多年前是没人懂得的。
信息产业的整个发展方向都是要沿着一条路，用更少的能量传输，处理更多的信息。
但在100多年前，哪怕是像特斯拉、巴贝奇这么最聪明的科学家，都是一头雾水。他们的发现很多是偶然间的发现，有时候他们都不能重复自己的成功，完全是在自发状态中摸索。而今天我们有了这些科学理论，大家按照理论去做，很少会失败。
3.信息爆炸会持续下去吗？
相比150年前的铁路，飞机的速度增加得很快，但是很快遇到了瓶颈，其实高铁速度也只增加了10倍。基本上，但凡要大量地消耗能量的产业，都会很快遇到瓶颈。
信息，从它作为一个产业诞生也就170年左右。由于信息可以替代能量，使得能量的使用越来越少，效率越来越高，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没有看到一个尽头，而其他某些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到了尽头。
很多产业的发展需要很多原材料，比如盖房子、造汽车。而信息很奇怪，它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只有两种，一种是铜线，另一种就是沙子。把沙子和铜线转化成芯片最核心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工艺，另一个就是附加在上面的人类智力。
4.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只有逃避之路吗？
在有智能手机之前，我们能利用碎片时间。但实际情况是，有了智能手机，你就没有整块时间，而是全部变成碎片时间了，很多需要动脑的事没有办法做。
曾经我建议一位企业家，每周周五上班时间让员工把手机放在前台，下了班拿走。这样一天下来，员工的工作效率提高了2~3倍。
面对信息，人还是要通过自律自己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因此这种说法不能怪罪在信息上。
古雅典时代的经济发展较快，出现了纸和笔记录这些信息。面对这种记录信息的方式，柏拉图抱怨这是件坏事情，它使得人的记忆力变差了。因此，这一类的抱怨，随着每一次跟信息相关的技术革命不断发展会不断地产生，但实际上，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好处要比坏处多。
5.如何分辨内容的好坏？
现在很多人不会甄别信息，比如牛奶坏了不能闻出味道，当然，如果说这个人天生没嗅觉那也没有办法。
过去的媒体人比较传统，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要报道客观的事实，讲究平衡等等，而且大家看信息的好坏会查来源等习惯。
到了如今，很多人不愿去做这些事，若我们能稍微做一些甄别的动作，内容的好坏还是很容易判断的。
经常有人问我如何甄别信息的真伪。我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来源，信息是来源于权威性的报道，还是自媒体转发的，还是杜撰出来的，甚至包括编辑也参差不齐。现在很多报纸转载自媒体的内容，这本身就很值得怀疑。
六、中国如何成为科技大国？
科技实际是两个词的合成，科学和技术。
我们的科技产业，基本上就是三件事：科学技术；技术到商业产品的转化；科创。
打个比方，5G最基本的技术就是科学理论，算法是上世纪60年代诞生的，那个时代要问科学家算法的用处，他们也不知道，但在今天我们可以无线传信息。因此，科学是一件非常长远且具有前瞻性的事情。
因此，要成为一个科技大国要做好这三件事。
第一，大学和公司都要下大力气培养工程师，培养一位好工程师可能要十年。
第二，让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第三，科创是每一个人的事情，需要社会、政府的支持。
我总是这样去鼓励很多人，未来的时代会比今天的时代更好，而且未来最伟大的公司今天还没有诞生，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中国亮点（152）外脑智库
钱乘旦：全球化的历史演变与新走向
2020年12月9日编于67号
一战和二战对全球化的影响
人们一般认为全球化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认为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上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之间彼此很少有联系，或者不联系。
十五十六世纪交接时期，葡萄牙、西班牙开启大航海之后形成了世界贸易。用马克思的话讲，“历史成为世界史”。我们有段时间只关注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纵向变化，但没有重视马克思对于历史横向转变的看法。
随着英国、法国、西欧、北欧等国家进入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性运动，海上扩张殖民活动最终形成各个世界性大帝国。
帝国的出现将整个地球划分成若干个势力范围，比如英帝国和法帝国。这个阶段是走向全球一体化的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帝国自身是封闭体系，在宗主权的思想和指导原则之下，宗主国和殖民地形成经济和贸易圈。在这样的封闭体系中，宗主国是中心，殖民地处于边缘。边缘向中心提供原料、市场、劳动力，中心是技术中心、资本中心，也是帝国范围内的经济中心。
这样的态势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世界格局已经在向全球一体化方向发展，但存在障碍。障碍在于，资金、资本、人员、技术在帝国内部自由流动，但帝国之间存在“围墙”，彼此防范，甚至对立、对抗。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六个帝国之间的战争，协约国是英帝国、法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同盟国为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被帝国瓜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六大帝国中的俄罗斯帝国于1917年被革命党推翻，形成苏维埃国家。奥斯曼帝国完全碎片化，留下破碎的中东。奥匈帝国解体出现东欧一批国家。德意志第二帝国消失了，填补其空位的是魏玛共和国。一战整体上改变了从大航海以来所形成的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帝国式的全球分割，全球一体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一战使帝国地位严重动摇，二战则给殖民体系更沉重的打击，再过二十年，整个帝国体系全部瓦解。
在大英帝国瓦解的过程中，英国人仍试图维护苏伊士运河以西的帝国范围，曾经想以非洲为中心建立第三英帝国，但没能成功，被美国、苏联联手破坏。苏伊士运河事件对英国打击非常严重，对英帝国几乎是毁灭性破坏。丘吉尔当时设想的英国以帝国为基础形成世界三级格局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法帝国在上世纪60年代彻底解体，标志是越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帝国轰然崩塌。跟英帝国解体后形成英联邦不同，戴高乐政府几乎在一夜间放弃殖民地。
二战后尽管帝国体系完全瓦解，但全球一体化仍然不可行，因为二战结束后形成了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两个阵营相互对立，彼此隔绝，进入冷战时代。这样的局面因苏联解体而发生改变。以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宣告终结，为世界真正的一体化创造了条件。
钱乘旦教授
二战后美国领导全球化进程
从理论上讨论全球化，指资本、人员、科学技术不受阻碍地在全球流动。我主要讲的是经济全球化，没有涉及到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问题。苏联解体以后，再加上一些国家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全球化趋势，互联网的出现对信息的全球流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全球化的态势以及相关的概念、理论阐释风靡于世。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可以追溯到一战结束，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一整套方案。作为当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物质实力无可置疑，威尔逊想要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但他的梦想并未实现，威尔逊没有在美国国内得到足够的支持，当时美国人没做好思想准备。
到了二战时，美国人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好要领导世界。而且二战后，全球一体化的客观条件也已经具备，这时美国开始领导全球化的进程。
从经济角度来讲，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美国掌控全世界的基本秘诀。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期内独霸世界成为强大的帝国力量，我认为是由于三大霸权——美元霸权、美军霸权、意识形态霸权。意识形态霸权在二战后形成世界话语权，美国的各种理论让人们以为是绝对真理。比如，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
建立美元霸权所使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和黄金固定比价为基础的金本位制。美国通过美元霸权掌控世界金融，并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美国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最大利益，因此美国非常乐意推动全球化，并从中占据最大份额。
后工业化理论存在现实悖论
与全球化现象紧密相关的是后工业化理论。后工业化指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超过工业和农业的一种发展趋势。按照这种理论，人类近代生产方式发生过两次根本性革命。第一次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农业生产形态转变为工业生产形态。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整个世界都走向这种转变。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二战以后，工业的生产形态、生产方式向后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形态、阶级形态转变。标志是第三产业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国家主导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
按照人类不断进步的说法，第一次转变，工业取代农业，第二产业取代第一产业，是人类进步，第二次转变也是进步。但我不这样认为。
从现实角度看，美国、英国、北欧等发达国家，分析其经济结构的数据，后工业化理论是成立的，但问题出在第三产业上。第三产业即各类服务或商品。和普通老百姓理解的餐饮、家政不同，第三产业还包括金融业、商务服务、公共管理、咨询等部门。最重要的是，服务本身并不生产，而是服务于实体经济。
如果一个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是高生活水平的体现。但事实上，类似吃用穿等日常生活品的生产都被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成为主导，并以此控制了世界一体化的经济活动的源头。华尔街控制整个世界资金的流动；大量中国造的产品，其高端技术的源头不在中国，全球生产也被发达国家控制。
因此，如果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结构是一种进步，那么实体经济该如何存在？少数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是可行的，但全世界不可能以第三产业为主，不能放弃实体经济，并且要加强实体经济。美国也意识到这一点了，从奥巴马时代开始提出制造业回归美国，“美国再次伟大”的重要内容即制造业回归。
因此，我认为后工业化理论有问题，尽管后工业化理论符合全球化理想状态。从全球化理论来看，每个国家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组合并设计经济，发达国家掌握资本和高端技术，不发达国家提供人力和资源，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是配套的。但这种状况造成了相当严重的问题。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此消彼长
在全球布局之下，并没有出现按照全球化的理想方案配置产生的结果。理想的方案认为，全球化能够最大程度发挥每个地区和国家的资源优势，因此，能带给每个地区和国家最大的利益，整个世界因而得到最大的好处。但现实并非如此。现实是，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得到最大好处，大多数国家没有获利，甚至吃亏。
全球化过程没有缩小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甚至在发达国家内部，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内部差距也在扩大。例如美国的“铁锈地带”，由于第二产业迁移，该地区发展式微，贫富差距拉大。这样的后果是全球化方案设计者们没有预想到的。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确实有少数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机会好、政策恰当、人民勤劳，利用了全球化当中所提供的一系列条件迅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中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金砖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使得整体世界格局发生变化。
新兴经济体令西方发达国家感觉到威胁，并不是新兴经济体有意识地、故意地挑战，而是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无形的压力。美国对此感受深刻，甚至认为自己相比之下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吃了亏，便开始试图摆脱自己一手构建的全球化世界体系。
实际上，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反全球化思潮。有两种反全球化力量，一种是穷人穷国反对富人富国的全球化，因为穷人穷国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反而有的下降；另一种是美国的反全球化，是富人富国的反全球化，这是最近这几年，尤其特朗普时期世界大乱的原因。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两股力量正在此消彼长。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布雷顿森林体系消失对地缘政治的破坏力极其巨大。这种反全球化力量，我认为不会由于特朗普下台或者美国政府更迭而得到彻底改变。特朗普在美国的社会基础是后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受害者群体，他们的力量很强大。
因此，我认为需要认真思考后工业社会理论。无论在美国或在全世界，反全球化力量相当强大，现实让更多的人对全球化产生怀疑甚至对立的情绪，后工业社会理论本身的逻辑有问题。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走向区块化
疫情让资本、人员、技术的自由流动受到阻碍，飞机和火车的跨国境出行出现困难。人们把希望寄托于疫苗，但我个人认为短期之内并不现实。在全球化遭受严重打击时，人们思考该如何理解全球化，全球化是否还能延续。
从中国角度来讲，我们希望不断推进全球化的过程，因为中国充分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发展了经济。但是，不能认为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变化，让中国改变了自己，全球化只是提供了环境和条件。如果没有中国的体制优势、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等内在因素，即使有全球化提供的机遇，中国仍然无法发展。外部机遇只是提供了客观条件，但能不能做得好，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
关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经过这几年的变化尤其是疫情之后，人们应当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因此希望大家从理性出发，各国和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包括疫情、气侯、环境等在内的一系列挑战，真正形成大同世界的全球化。这是最乐观、最好的结局，但也是最不可能出现的结局。
如果美国继续选择“退群”，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没有美国的全球化？我认为这是不现实的，没有美国参与的全球化不可想象，因为美国是世界上一支强大的力量，没有美国的全球化是不完整的。进一步说，目前，唯一能够主导全球化的单一国家是美国，其他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做好准备。
第三种说法，是全球化不存在了，变成半球化，世界再度一分为二，美国和其盟友是一半，另一半由对峙力量领导，回到冷战时代。我个人认为不可能。世界不存在再一次一分为二的物质和思想基础。
我认为世界格局将向“区块化”发展，区块化即区域性的地区结构，比如RCEP。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潜力最大、成员结构最多元的自贸区机制，它标志着一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有共同的意愿。其实，“区块化”这种形式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出现，比如欧盟、东盟、非盟、南美等。我认为在今后全球一体化举步维艰，反全球化力量越来越强大时，“区块化”演变的可能性最大。
区块内部由于地区相关性，就存在更大的利益相关性，再加上地区内文化共同性更大、传统更加密切等原因，无论有形还是无形、物质还是非物质，在区块范围之内更容易解决问题，彼此的合作也相对容易。区块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区块和区块之间的联系形成全球性连接。
我个人认为，全球化可能发展为以区块为基础的新全球化。这种以区块为基础的新全球化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最大区别在于——没有霸权国家。美国在这种趋势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块，在新的全球化中扮演新角色。
中国亮点（151）外脑智库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李强
中国历史上的24个王朝，完成全国性统一的王朝有11个，存活过百年的只有6个。
这其中有四个朝代，先不提北宋，西汉、唐、清在统治稳定之后，都有至少一个在位超40年的皇帝：汉武帝，唐玄宗，康熙和乾隆。
其共同特点是：存在感非常强，一提到某王朝，大家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在其治下，王朝走到强悍之巅，称之为名震寰宇也不为过。
北宋同样拥有一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您第一时间会想起谁？
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军州”的宋太祖赵匡胤，是“烛影斧声、弑兄夺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还是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宗？
都不是。这个人叫赵祯，庙号“宋仁宗”让人“意外”的是，宋仁宗迥异于其他朝代那几位皇帝：他既没有历史上的“存在感”，也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
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民间闲谈，说到他，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较注重休养生息，一个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还有点儿傻......
这不是宋仁宗的悲哀，尽管，他是中国第一个“仁宗”。
事实上，皇帝堆儿里，庙号仁宗的都跟伟大扯不上关系。国人崇拜雄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开疆裂土的强人，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
提起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自己的“带头大哥”，为自己谋得了千般富贵、万世太平。
于是，我们记得几乎所有的“太祖”“太宗”，连发动玄武门之变，同室操戈的李世民，也被赞为千秋“大义”。
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
人文、科技、金融，这三项现代人最重视的软实力，竟然如此钟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难。
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
宽 厚
赵祯（1010－1063），宋仁宗，北宋第四位皇帝
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他将要效力的皇帝，简直“大逆不道”。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这时，仁宗却发话了：
“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
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某次，包拯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罢免他。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依着张贵妃的恩宠任此要职，包拯这么一闹，仁宗感到很难办。
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说，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词壮声高，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
仁宗也有些动气：“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
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气得干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回到后宫，憋了一肚子怨气的仁宗，把闷火撒在张贵妃头上，他对张贵妃吼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当时同时任命四职）！你哪里知道，现在是包拯当御史呢！”
口含天宪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千古无有！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
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唐太宗节俭爱民，宋仁宗就把节俭做到极致。
唐太宗有一个好老婆，宋仁宗就硬着头皮接受了非常讨厌的曹皇后；唐太宗写了《贞观政要》，宋仁宗就写了《洪范政鉴》。
唐太宗擅长飞白，宋仁宗就苦练飞白；唐太宗沉迷丹药，宋仁宗没有。
唐太宗也曾有杀掉魏征的念头“杀此田舍汉”，宋仁宗除了回到后宫对妃子发点牢骚，可是真没动过此念，“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如果这还仅仅涉及一些所谓的“面子”，下面这件事似乎触动了“骨子”。
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
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
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
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仁宗一朝，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
并且，不仅是对知识分子。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审 慎
仁宗朝，三冗问题已积重难返，宰相文彦博提出裁兵6万，仁宗犹豫不决---他担心，裁兵一时爽，兵变火葬场，多出来的6万人如何处置？
相比较，明末崇祯帝精简驿站时，一次裁掉8万员工，为朝廷省下大量白银，是不是很英明、很果敢？
但稍具历史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万员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仁宗反复与文彦博探讨，直到文彦博详细给他列出裁员条例和后续措施，并立下军令状，保证不会发生兵变，仁宗才最终拍板。
何况，宋仁宗清楚，之前王则起义（仁宗朝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就是文彦博轻松平掉的，这是宋仁宗拍板的底气之一。
最终，裁员任务顺利完成。
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
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人民不堪交趾国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
这本是好事，但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若换成国人所膜拜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交趾三线开战，先打他娘再说。
宋仁宗不敢冒险。他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这边，暂且放弃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撑不下去，投降了交趾，并帮助交趾攻宋，这就是所谓的侬智高起义。
不过他起义时，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让西军将领狄青去平侬智高，很快顺利解决。三个威胁全部解除。
“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什么人喜欢战争？想靠战争获利的人，吃饱了没事干的人。
在宋仁宗眼里，战争是什么？“将以利物，不以害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
战争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带来灾难，“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
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可贵，但有多少人会认为他了不起？“岁币”一直被视为宋仁宗妥协大辽的屈辱。
但是，假如宋仁宗宁愿背负屈辱也要践行他的理念，这样的人古今有多少？
民间有俗语，爷们汉唐娘们宋，意即大宋阉割了民族的血性。
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主义者在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仍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在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
然而，如果所谓的血性，就是让更多老百姓成为无谓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会力挺这种血性呢？
克 制
某日早朝，一大臣发现仁宗脸色难看，问何故。仁宗道：我不太舒服。
大臣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昨晚贪图美色用力过猛了，就婉劝皇上别那么玩命。
仁宗哈哈一笑：哪有此事！我是昨晚饿的。本来想吃口烧羊肉，但没现成的，就忍了一宿。
大臣们众口一词：何不传御膳房？
仁宗道：唉，我当时考虑，老祖宗的法度中，也没有夜供烧羊的先例啊！
要是开了这个头，后世子孙就有可能一辈一辈传下去，这今后不知夜里要杀多少只羊啊！还是拉倒吧！
不要以为仁宗真的简单是因为“祖制”而节欲。仁宗清楚，放纵自己的欲望，便意味着朝廷权力的扩张，同时意味着民间权利的退缩与失守。
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那些酒楼在玩耍。
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却忍不住接着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这哪成啊！
这时，宋仁宗说出一句如此牛逼的话：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想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仁宗有一些妃嫔，服侍多年一直未晋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说：“无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说我答应了，朝廷恐怕也通不过。”
众妃嫔都不信：“皇上所言即为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仁宗笑道：“你们不信？好吧，我现在就为你们写一道圣旨。”结果，朝廷中枢果真否决了圣旨。
不久，又有妃嫔要求给她们晋升封官，仁宗这次不废话，取来彩笺，上书某人某官，众妃嫔称谢而去。
发薪时，她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加薪，管理部门却不认这个帐，将御书全部退回。
妃嫔们来告御状，看到仁宗“为难”的样子，当着仁宗面撕了御书，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事实上，历代帝王揽权，常用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手诏。
仁宗并非没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他性子软，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处在于，仁宗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总是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要亲审一起案件，被法官们断然拒绝。
詹姆士大怒：我是国王，和你们一样具有理性，由我进行审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
詹姆士更加生气：你们还要不要国王的领导了? 大法官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对应大明万历36年。但是，让我们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
宋仁宗也曾要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当时的风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准备直接给近臣判罪。
“近臣”为皇帝身边的内侍，属于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处置理论上并无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贽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
假如“一切出于圣断”，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差异裁决，闹出笑话。况且，君主当法官，叫专业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是怎么回应的？“许之”
两个故事相似，但结局大不同。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
随后被免职。宋仁宗却最终采纳了王贽的意见。很显然，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
晚清的立宪派一直想说服清廷“虚君立宪”，终究失败，如果将满清转换成宋仁宗时代，“虚君立宪”的转型，又将是一副何等气象？
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实事求是地说，宋仁宗的确谈不上雄才大略，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根本算不得杰出。
但他节俭、谨慎、宽容，他有私德、不折腾，仁宗时期的中国或许不是“大国”，彼时的宋朝人却最接近“大国公民”的表征，这，也许才是文明的真正内涵。
然而，我们不得不抛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皇帝，为何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被大书特书？更加遗憾的是，为何这种更符合人性的国家治理方式，没有流传到后世？
事实上，大多数朝代创建之初，基本上都是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当国力渐渐恢复，基于专制统治的独占性本质，皇权与无为而治思想无法兼容，朝代之初的治理理念必然被碾压。
因此，历史上数百位皇帝中，也仅仅有汉文帝、宋仁宗等极少数几位将这种道家思想贯彻到底。
同理，尽管在宋朝这样一个拥有宽松环境的时代，宋仁宗的出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传统制度的“人治”本质，必然导致再好的治理模式也将无法常继。
道家古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就这样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着微弱的火花，但恰恰是这微弱的火花，最贴近现代文明中的保守主义思想。
宽容、审慎、克制等关键词，就是保守主义的基本要素。
宋仁宗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主要因为他选则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
古代中国有儒道法三大“思潮”，而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诞生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思想等数十种思潮，思潮的博弈，推动着历史的深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