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46-150】
发布时间:2020-11-25

中国亮点(150)外脑智库

葛兆光:不要只问我从哪里来


犹记得以前一句相当流行的话,“工人阶级无祖国”,但只要听到《国际歌》就能够找到祖国,这让我想起苏东坡的“吾心安处是故乡”,给你安全感的“祖国”是“吾心安处”,而“吾心安处”就是现在时髦理论里的Culture Identity,文化认同与文化归属。


不止问“我们是谁”,也问“谁是我们”


“我们是谁?”


这本是塞缪尔·亨廷顿一本书的书名,也是这次杂志编辑的命题作文。从我这个研究历史的人听来,这大概是要讨论中国人的“来源”,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身上流淌的是谁的血脉?不过,如果把这一问反过来说“谁是我们?”也许意思就反转过来,成了追问中国人的“认同”,就是什么人可以成为“我们”,什么人能够被我们承认为同一文化传统中人?


我曾经多次提到日本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在普遍相信“万世一系”的纯粹历史,普遍自豪大和民族的语言一致、文化一致的东瀛,他居然敢说,日本文化、甚至日本民族不过是“杂种”,很让人肃然起敬。倒是如今的中国人,对“杂种”似乎依然忌讳,尽管当年“古史辨”已经为重建历史,瓦解了传说时代的种种神话,但为了“崛起”时代的重拾自信,还是要证明自己文化“源远流长”和民族“渊源有自”,一句“三皇五帝到如今”,害得地方上又是建炎帝陵、黄帝陵,一个“建立民族自豪感”,还得要级别够高的官员出来,向原本子虚乌有的“先祖”焚香祭拜。


现在不止是炎帝、黄帝,还有女娲,也许将来这份越来越长的祭祀名单上,还得加上颛顼或者蚩尤。


从上游到下游:“我们”这个文化与族群的混融性


尽管“起源传说”很重要,每个传统都会为新人讲述“好久好久以前……”,告诉他们“过去的故事”,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和谁“血浓于水”,我们会有哪些“同祖同宗”的伙伴。但是,实际的传统却常常就像一条河,上游汇入百川,中游携泥带沙,到下游才宏大恣肆,滋养整个流域,甚或冲积成洲扩大疆土。你在长江下游取一瓢饮,这一瓢水可能已汇入青藏之水、巴蜀之水、澧沅之水。前段时间,我曾应一家报纸的邀请,写文章讨论思想传统,我就说,就算孔子韦编三绝学富五车,单靠儒家一脉单传支撑不起文化中国这片天。南朝人宗炳就说,周公、孔子两位老人家没出过国,没有见过独目三首、马闲狗蹄、穿胸旁口的人,没有见过不灰之木、不热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也没有见过西羌、鲜卑、林邑、庸蜀的异俗,“周孔之述,盖于蛮触之域”,怎么可以说儒家就一家独大地代表了中国传统,它就是一脉单传地来自孔子的精髓,它就已经穷尽知识世界,后人只需要吃“现成饭”呢?


所以中国传统里面才有佛教,有祆教、摩尼教以及景教,也刺激出了中国的一个道教。文化如此,族群亦如此。现在的人对汉、唐有无限自豪,恰恰在汉、唐之间胡汉大混融。“三十六国九十九姓”,随着北魏南迁便成了“河南之民”,随北周入关中便成了“京兆人”。隋唐两代的首都长安,好多居民就是“胡种”,据说城里卖珠宝、耍杂艺、传异教的波斯人就好几十万口。说来也无奈,古代经典里面虽然一再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中國和“夷、蠻、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可事实上“中国”仍不免是“杂种”天下。就说唐代罢,不要说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就连刘禹锡也是匈奴人种,元稹也是鲜卑后裔,更不要说当皇上的李家了,身世本来混沌,就算他们“仅就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但经过通婚血缘已经杂糅胡汉,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他们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陈寅恪先生说得是。不止是唐代,宋代也一样,经历了种种异族藩镇和武人在中原的交错从横,经历了各色民族首领先后执政的五代,宋代再强调华夷之大防,很多或明或暗的血统和风俗也还是草蛇灰线地潜入汉族中国,就连大书法家米芾,据说前世便是来自西域的外国人,偏偏他玩儿的是最中国的书法艺术。和陈寅恪并称二陈的另一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写过《元西域人华化考》,说的是蒙元时期好多西域人渐渐融入中国,学了汉家文化,不过,那时也有好多汉人经过通婚与交流,身上也融入了外国人的血脉。反过来,蒙元并不长的一朝里,好多汉族人倒也融入了蒙古,他们不光“辫发椎髻”穿了胡服,也不光“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而且还学了蒙古人的习俗“弟收兄妻,子承父妾”,害得明太祖朱元璋刚刚当皇帝三十八天,就急急忙忙下诏书要移风易俗,“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可是,明朝之后是清朝,又一个不是汉族人的天下。


历史还需加上现实:对于“我们”的认同与归属从何而来


无法查遍每个人的血统,也无法检验所有人的基因,你不能奢望确知今天的中国人有没有楼兰美人的基因,有没有匈奴、鲜卑、高丽甚至罗马(想想甘肃那个罗马军团的传说)的血缘。也许,当我们追问“谁是我们”的时候,倒可以不必过度追寻血缘,“认同”的基础在文化,钱穆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文化。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话看上去突兀,细细想却有趣,或许这一方面是夫子对诸夏过于自信,或许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把国家秩序建立在文化上而不是制度上。其实就是儒家也承认,如果礼乐遵从中国,那个地方就是中国,如果风俗全是蛮夷,那么即使地方在中国,也只是蛮夷而已。所以孔子才能接受流亡海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犹记得以前一句相当流行的话,“工人阶级无祖国”,但只要听到《国际歌》就能够找到祖国,这让我想起苏东坡的“吾心安处是故乡”,给你安全感的“祖国”是“吾心安处”,而“吾心安处”就是现在时髦理论里的Culture Identity,文化认同与文化归属。


文化认同与文化归属有三个要素,首先,你得承认这些人曾经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其次,你要承认这些人现在与“其他人”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不是人种差异,更重要的是文化差异;最后,这些人相信彼此共享一些价值,相信将来要走一个共同的道路,所以要在这条道路上会同舟共济。这里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面向,所以仅仅靠共同的历史渊源以及共同的肤色、语言、风俗,并不能简单地提供认同与归属,正如骆家辉效忠美利坚,莲舫服务于日本,而同样说汉语的海峡两岸,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样,“认同”并不仅仅依赖于外在的族群特征,而依赖于什么可以是他们共同信赖的“文化”以及它所形塑的“制度”,这种文化与制度是否能够使他们安心,恐怕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让他们安心的东西,一方面是历史,通过无数时代,纠纠缠缠地凑到一起,形成深入内心的文化,一方面是现实,经由种种观察,反复比较后成为共识,铸成普遍依赖的制度。可麻烦的是,除了汉语、孔子之外,仅仅依赖炎帝或者黄帝祭祀?仅仅靠春节的舞狮和联欢?仅仅凭着念诵两句“学而时习之”或供上“天地君亲师”?“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们就自然归属到“炎黄子孙”来了吗?我深感如今我们内心中那些“共同的”、“信赖的”基础并不坚固。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姓社和姓资的两大阵营冷战结束后,曾看到“文明的冲突”,而“文明的冲突”的核心就是“宗教”。也许,他有西方立场或者什么别的意图,也许他是后冷战时期报忧不报喜的“乌鸦嘴”,不过他让我们注意到,引起冲突的绝对信念和唯一信仰来自宗教,给人认同的巨大安慰与群体归属也来自宗教。尽管他沿袭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把中国也看成是人类七大文明之一,但是,缺乏强烈宗教性内核的中国文明,怎样才能像具有强烈甚至激烈的基督教信仰或伊斯兰信仰内核的“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明”那样,把各种各样、分布在世界的“人”凝聚在一个文化和制度的基础上,使“他们”形成“我们”的亲切感?


除了提供历史上“我们”的“共同起源”,谁来提供“现实”中的安全感与亲切感,让我们觉得是“我们”,并且让更多的人觉得,应当认同和归属“我们”?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这是一首曾经很流行的歌,里面有一种漂泊感。现在,有人用“离散”来形容这种悲凉,那么什么才能使人感到“归来”的温暖?古代中国常说“归”,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园田居,少小离家老大归,那个“归”字里,有说不完的意义,并不只是秋风鲈鱼莼菜,要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那种温暖的家,才能唤来“风雪夜归人”,让他们成为“我们”,所以“认同”换个说法可以叫“归属”。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需要问的倒是,什么让人安心,什么让这块土地成为“家园”,什么使人“归来”,最终“他们”成为“我们”。






中国亮点(149)外脑智库

救救孩子:降低一考定终身的残酷性

孙立平

2020年11月25日编辑于67号,雨


首先说明,这篇文章是应一位朋友的要求写的。她在微信中甚至说,求求您了。


朋友还转来一篇《请放过人生只剩作业的孩子》,还有广西一小学女生因没写完作业被老师批评从26楼坠楼身亡的短视频。


但尽管如此,一开始,我还是说我不想写。不是觉得不该写,不是觉得没什么可写的,而是已经处于无语状态,写了也没用,写了也白写。应试教育和高考这个话题,人们说了不知有多少遍了,问题的严重性不但大家心知肚明,甚至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那都是切肤之痛。但把所有这一切重新唠叨一遍,又有什么意义?


但事后冷静下来,想想那些可怜的孩子,想想那些无奈的家长,觉得还是应当说点什么。


有人会说,在一个社会中,大学的容量是有限的,总会有人能考上大学,有人考不上,高考的压力在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问题是,文化的因素也好,体制的因素也好,这个事情在中国已经演变为无数个人或孩子的一种梦魇。这种梦魇,不是仅仅出现在考试的关口,甚至也不局限在学校的正常学习中。从学龄前到小学,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校内到校外,这是一条漫长的炼狱之路。在这条路上,不但孩子饱受蹂躏,就是家长也要经受难以承受的折磨。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孩子的心理或性格受到扭曲?有多少家长不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还有多少已婚的年龄人由于惧怕这种压力而放弃人类天性的生育?


现在,真的得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


当然我也知道,体制我们改变不了,让孩子或家长换个思维,只能是一种毫无益处的安慰。但在一些很有限、很具体的地方,也许我们还不能完全放弃努力,在有的地方,也许还多少有点思考的空间。我现在想的,就是在已有的高考制度中,我们能不能想点改善的办法,以降低这个过程的残酷性。而这个问题的焦点,就是我们现在这种高考制度一考定终身的特点。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所改善,贯穿于应试制度全过程的压力也许会有所减轻。


为此,我设想一种高考考分积累制。具体说,就是考生的考分可以由自己选择逐年积累。


比如说,一位考生,今年参加高考,有两科分数比较满意,还有两科分数不甚理想。他可以做一个选择,将今年比较理想的两科成绩积累起来,明年参加另外两科的考试。


明年,该生在剩余的两科考试中,一科考得好,另一科考得不好。可以将考得好的那一科成绩再积累起来。这样,他就有了三科自己觉得过得去的成绩。


第三年,他还有一科要考。因为只有一个科目了,他有可能准备得更充分一些,成绩也有可能更好一些。这样,就可以将这四科的成绩积累在一起,作为他高考的总成绩,作为高考录取的依据。


这就是高考考分积累制。有人可能会说,这样积累起来的总的考分可能会比参加正常考试过程考生的成绩更高一些,这样会不会导致对其他考生不公平?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加以解决。比如,对积累制的高考总分数,可以按照一定的百分比来计算,如90%或80%。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以上所设想的方案也是在朋友和我说到教育的问题后临时想出来的,只能当做一个比较粗糙的、天真的设想来看待。之所以在这里写出来,目的是能引出更多的思考和更好的方案。无论如何,我的意思是明确的,我们应当开动脑筋,想点办法,把这个过于残酷的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改进一下,把其中的残酷性降下来一点。让我们的孩子也好,让我们这个社会也好,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


就在刚才,我听完刘瑜教授一个关于教育的演讲,非常的精彩。她演讲中提到的一个数字,也让我感到感慨和震惊。在演讲中,她提到一个数字。据北京大学儿童少年研究所发布的《中学生自杀现象调查分析报告》,5个中学生中就有1人曾考虑过自杀,占样本总数的20.4%,而为自杀做过准备的占6.5%。据悉,全国13个省约1.5万名学生参与了调查。


也许,这里的所谓考虑过自杀应当理解为孩童的刹那间的、自己也没考虑过实施的幼稚的念头,或者就是一闪念,不必完全当真。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许多调查表明,在中小学生中,存在心理疾病的,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有关一些大学生和研究生轻生的消息,我们更是时有所闻。其实,这些悲剧也往往是与孩童时期由于承受过重的心理压力而造成的心理损害分不开的。


更进一步说,为一考定终身高考制度付出代价的,并不仅仅是学生本身,还有为此而焦头烂额的家长。在这种压力之下,孩子没有正常的人生,大人没有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一些年轻人因为惧怕这种压力而放弃生育,更导致生育率处于低迷状态,社会生活越来越畸形。


可以说,现在到了整个社会应当重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中国亮点(148)外脑智库

杨念群: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好为人师?


罗卫国:2020年10月26日于家中,刚从额济纳回来,和周、朵西行7天。今年9月看了白桦林、10月看了胡杨林。正在炖“木耳+香菇+萝卜+西藏的野生天麻+排骨”。昨天和楚谈实验室软件。


中国人好为人师,大约可以从孔子在世时算起。孔子一开始喜欢当君王的老师,不辞辛苦到处推销自己,可惜没有几个王看得上他,还时常遭人揶揄,最终得了个“丧家之犬”的名号,无奈只能私底下找些学生开班授课。孔子这样不受人待见,后来开始有人出来为他打抱不平,慢慢把他捧成了儒家的圣人。“儒”最早就是专门为“王”服务的神职人员,负责为王们在办事出行前观测天象,沟通天地,预卜吉凶,俗话中所说跳大神的“巫”就是指这批人。跳大神要有规矩,蹦久了形成仪式,就是儒家常挂在嘴边的“礼”。春秋战国时期,“王”的位子被切割成几块,数家争抢不断,每个王都说自己有资格直接和上帝沟通,再不需要“巫”做中介拉关系,“儒”一失业,“礼”的规矩就坏了。孔子有责任心,想把这套规矩在民间传下来,迫不得已私收弟子,当起了平民教师,才说出了“礼失而求诸野”这句心酸话。话里虽透着凄凉,心里却还想着有朝一日朝廷能金榜招贤,有机会重出江湖,当上帝王师。


转机发生在汉初,汉武帝喊出了一句“独尊儒术”的口号,透露出想召回儒生上朝问政的意思。今人琢磨着这回儒家铁定又能当上皇帝的老师了,大汉帝国的芸芸众生也顺水推舟全成了儒家的徒弟。其实这是个误解,汉武帝口头上独宠儒家,目的是安抚民心,缓解他们对秦朝苛酷统治的恐惧,并没有举国上下真拿儒生当老师的打算。到了唐代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唐朝开国皇帝有胡人血统,尚武轻文,佞佛缘崇道家,优容各族多样文明,对儒家那套繁琐规矩更是不屑。黄巢起事据说在广州杀了十二万“胡人”,包括穆斯林、犹太人、祆教徒和基督徒,唯独难见儒生的影子,与后来农民军嗜杀读书人的做法大不相同,可见胡汉杂居中儒家未必能得到什么特殊的礼遇。邓子琴先生品藻唐末五代士人习气是“无父”“无君”“无夫妇”,一片欺师灭祖的气象,看样子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人群也根本没把儒家教条放在眼里。


宋代军力薄弱,与北方蛮族对抗少有胜绩,难免产生自卑感。儒生痛心道德沦丧,野蛮与文明界线模糊难辨,想用“文治”的风光掩饰蛮族欺侮的尴尬,提振文化自信心,这正对宋初皇上的心思,民间儒者鼻子很灵,嗅到风向已变,纷纷抢着以“布衣”身份上殿,和皇上面对面谈心。最有名的例子是名相王安石与宋神宗来往密切,疑似成了好“基友”。宋儒当了皇帝的老师,按当时的说法就是要“格君心”,把皇帝训化成一个有道德感的人。只要皇帝肯当一回道德模范,民众才会趋行效仿,下一步才有可能“格民心”。宋儒的想法是,要想让儒学变成让人听得进去干得起来的硬道理,就必须使每个人都觉得生活中缺不了这东西,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用当代话说“拼的就是人品”。“知识”一旦使人向“善”,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得心应手,才会变得有用。所以中国人就是在反反复复“拼人品”的教育下长大的。邓子琴说北宋是“士气中心时代”,给出核心气质的评语是:“宽厚”“沉静”“淡泊”“好学”,恰与唐代嚣嚷蛮横的特性相反。晚清康有为搞变法,还在用同一路数,他的设计是先把光绪皇帝包装成一个“道德完人”,“格”了他的心,这皇帝版道德偶像登台亮相,必定光芒耀眼,吸引疯狂崇拜的人群,维新变法自然水到渠成。


没想到,清朝末年,中国人把这套圈内拼人品、德性比高低的伎俩用在洋人身上却完全失灵。你讲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人家不由分说直接用洋枪大炮把你一顿暴揍,再把浑身带血奄奄一息的你拖到谈判桌前问话。洋人的意思很明白,人品不重要,道德是虚幻,武斗规则讲的是拳拳到肉,谁能使蛮力把对方扳倒,才有资格发话讲理。这种“秀才遇上兵”的强霸姿态古时就有,区别是当年“秀才”一开始示弱,再后发制人,靠道德渗透的揉骨术迂回取胜,蛮族肌肉男块头再大,因姿态不雅也会自感地位卑下,拼的还是人品高低。以往宋朝对抗辽金,就如小民赶路遇到打劫的强人,强人虽耀武扬威,声势逼人,最终还不是觉得自己是野蛮人,面露羞惭模样,在儒家文明点化下乖乖就范。可惜西人不仅有舞刀弄杖的强横霸气,更有整套“奇技淫巧”的硬通货在后面撑腰,靠打粘柔的道德太极吞噬对方没一点胜算,反而被吸纳进去失了立地的根脚。这次不是拼人品,拼的是知识到底能有多少实用的技术含量,儒家的教训始则失位,中经妥协,最后是全面溃败,降服到底。


从“拼人品”转到“拼知识”是从科举崩溃开始的。科举第一场士子仍需靠背四书五经拿分,强化道德记忆永远是第一铁律不可动摇,不过后几场有论、表、诏诰和判语、策问等项,专考你若当官如何随机运用脑子里储备的实用知识,道德涵化与践行的目的一致,学校教化也围绕此目标配置。科举一废,学堂教育多追从西学知识而设,尤重政法理工,其中道德内容大多压缩到可以忽略不计,批量生产出的都是“理工男”和“政法官”,怪不得吴宓当年骂清华只生产满脑子投机的世俗小吏,缺乏大智大勇的学界政界精英。学堂老师的作用类似于复读机,传输的是硬性刻板的规条,没有人生经验的示范。“知识”与“道德”从此脱节,或正是中国文化真正变质的开始。


网罗知识的目的仅仅为了寻“客观”,求“真实”,古“道德”虽柔软圆滑,无奈一触碰这硬邦邦的道理支持不了多久就碎了一地。古人谈玄论道本来就是模糊的生命体验,却非要在“真”与“假”的两极辨个你死我活,二中取一。学问中最具灵性的部分一旦放在“客观”模子里锻造敲打,就如那张强盗的大床,把活人放在里面拉来抻去,等到肉身真和床具两头齐等,早已变成毫无生命体征的僵尸一具。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胡适和铃木大拙吵架的那段公案了,在铃木大拙眼里,禅宗明明是不立文字的生命感悟,充满生意盎然的体验,在胡适眼里却如一堆冷冰冰的数据,是可以摆弄计算的客观学问。把禅宗塞入知识的牢笼无异于是对感觉能力的谋杀,胡适恰好做了凶手。近代以来,这类凶手在学堂学校中随处横行,他们一路“好为人师”下来,搞得校园内惨案连连,就如那守在大床边的狰狞大盗,正等着把学生一个个填进去无情宰杀。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不道德教育讲座》中曾经有一讲的题目是:“应当打从心底瞧不起老师吗?”这说法在咱们貌似尊师重教的环境里看上去足够骇人听闻,他却硬是讲出几分道理。三岛认为:“人生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这问题应该由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必须透过阅读、自我思考,才能想出答案。而这方面,老师几乎没传授过我什么。”如果把三岛置于中国古代的学校之中,他肯定不会提出类似的疑问,因为古学要求老师的职责即是“传道”与“授业”。“传道”貌似枯燥的道德说教,实则包含不少教师亲历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技巧;“授业”才指实用的处世知识。近代以来,“道”的部分被贬斥到边缘,学生大脑汲取知识就如往人造乳房中灌注填充物,人美是美,却没什么生命的迹象,故才有三岛之叹。他的结论是:“有了这番体认以后,往后面对老师时,你大可在心里瞧不起他,只要尽量汲取他所传授的知识就够了。你要知道,不论小孩或大人都一样得耗费完全相同的气力来各自解决人生的难题。”这分明是在骂现代教师无资格自称人生导师,充其量只能充当知识传输带里的一个齿轮。


由此联想,古代的“好为人师”与现代“好为人师”的区别大概在于,古人“传道”与“授业”是一体,无法割裂。现代老师只传送知识,不关心“知识”背后的“道”是什么,这道理与自己的人生经验到底有何干系,或仅仅满足于这个“业”是专门化系统中的一个零件,只需要在松动时把它拧紧,学生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的心灵需求为何完全不重要。


可怕的是,现今国人往往根据西方标准伪造出一套貌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生经验,然后执拗地把它灌输给自己的后代,试图垄断他们的个人选择和获取知识的途径。类似的现象如传染病般四处散播,几成精神瘟疫。在生活中,中国父母最容易集体着魔,相互传染,不但热心“逼婚”还疯狂“逼学”。最奇葩的例子是,中国有百万琴童整天在父母呵骂下苦逼地操练自己未必喜欢的这西洋玩意,家长脑子里似乎隐藏着一个集体魔念,他们会众口一词地说,“钢琴”就是培养贵族气质的工具。没有人问:培养贵族的这玩意为什么不是小提琴、中国古琴或者昆曲、京剧?弹琴不是内心自发滋养出的一种欲望和热情,而是为将来在某个聚会中偶尔自鸣得意小露一手的面子道具,到那时,仿佛不弹奏一曲就没办法在大趴聚会中显得体面有身份。


“好为人师”的心态如果在国家层面上持续发酵,就会发展成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中日相互仇视已近百年,我们始终深陷在“好为日本人之师”的错觉里面。中国自古视日本为朝贡圈内臣服之国,遣唐使的故事一直被反复渲染摹写,好像日本文化不过是中国文化的仿制品,故国人面对日本总有一种当过“奶妈”的优势心态在作祟,觉得把你养这么大,不但不知孝顺报恩,反而恩将仇报打起你老妈来,这不是虐待老人吗?可日本人从未真把中国当文化母根看待,日人汲取文化纯取功利态度。由于自己在近代积极与西方靠拢,终于成功切断了和中国的文化联系,摆脱中国控制就像甩掉个拖累的包袱,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事情,负担一卸,日本才真正脱胎换骨,从此具备了和中国争当东亚老大的资格。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从历史上多方寻找证据,苦苦寻求与西方社会的同构之处。比如其幕府藩封制度即与西方的封建制极其相似,而与中国的皇帝集权制大相径庭。于是日人越发自认与西方同源,“脱亚入欧”犹如触手可及的梦想。与之相应,中国积贫积弱,早被日人贬为落伍。日本学界有个“华夷变态”的说法,意思是说原来的“华”(中国)因为不给力逐渐堕落成了野蛮的支那人,本来属于“夷”的日本转眼变成了文明国,强弱角色发生如此惊人的对换,给日本带来了强大的自信心,面对中国这个大块头,过去的“岛夷”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这也是日本侵华所凭恃的最重要理由之一。由此渊源可知,日本人是不可能承认战争罪行的,认罪等于又一次服输,是一种甘当蛮夷的羞耻,日本好不容易才摆脱中国文化附加在身上的历史阴影,绝不能容忍这个心理优势再次发生逆转。可见,中日之间的较量必须放在国人“好为人师”以及日本如何摆脱中国文化奶妈心态这条脉络中才能看得清楚。


当然,中日冲突的背后操盘手仍是西方世界,他们时刻观察着中国和日本的进步是否符合近代化的标准,利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所发生的心理暗战,和日本争当东亚老大的心理,操控着双方相互打压对抗,个中款曲之处不得不察。


由此可知,国人“好为人师”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多已形成习惯,在国际关系网络中也有表现,这类现象的发生与中国文化频繁向西方标准看齐的当代际遇密切相关。



   





中国亮点(147)外脑智库

陈来:儒家治国有六大精髓,当代中国儒学发展进入第四阶段

罗卫国2020年10月12日于五道营胡同,在友谊宾馆贵宾厅接待蒋总


一百多年来,儒学在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现代化过程的考验后,又开始焕发生机。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和儒学有着高度的热情,儒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时代的变化,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一、儒家治国理想的六大精髓


(一)以人为本。


在古代,以人为本是儒家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的观点。以人为本,在儒家思想中,有自己的一些提法,它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其一,解决人和神的关系。


儒家讲以人为本,与之相对的是以神为本的思想,所以它代表一种人文思想的进步。其实从西周开始就有人文思潮的跃动。在这个跃动中,把人和神的关系颠倒过来,不是“神是人的”,而是“人是神的”。


其二,解决人和法的问题。


荀子讲:“有治人,无治法。” 即没有现成的法律,你拿过来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只有找到对的人,有君子,才能够实行这套法律。当时他讲的法,更多讲的是法代表的制度,最关键的是人和法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人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人和法之间要以人为本,人和制度之间也要以人为本,这是古代儒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的思想、善的力量不能代替行政的力量,可是制度本身并没有实践能力,所以人和制度两方面要结合起来,结合的模式是以人为本。


其三,解决人和物的关系。


人的生存依赖于物品,对物品的欲望是人的第一个欲望。但是坚持人本,反对物本,就是人不能为物品所左右,要坚持人对物的主导性。除此以外,再提到一点,如果和整个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相对比的话,中国的以人为本有什么特点呢?西方的人文思潮,这个“人”更多的是个人,强调个人的权利。古代中国的“人”,以人为本,这个“人”不是以个人为本,它不是仅仅孔子和儒学对当今社会管理的意义强调自我发展,重视个人权益,而且是更多地强调在人际关系中、在人文关系中所存在的人。


(二)以民为本。


刚才我们讲以人为本,这个“人”还是比较抽象。如果再进一步看儒家的治国理念,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君主为本。有一句话是讲人民跟上天的关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孟子的时代,儒家的思想大师提出“民贵君轻”,就是人民的地位和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君主。


在君主制的时代,这是很难得的。这样的思想支配了中国几千年。“以民为本”,这个“民”字里包含什么样的内容?近代以来,比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就有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不同的层次。应该说在古代儒家思想里,“以民为本”中的“民”字,强调的是民生方面。


(三)以德为本。


在第三点和第二点之间有一个过渡,就是孟子的思想—“善政不如善教”。善政就是善于政治管理,善教就是善于教化人民。“善政使民畏之,善教使民爱之。”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就孟子来讲,他是把行政力、执行力看得很重要,但是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行政力、执行力在聚敛财富、得民财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从治理国家的大局来看,得民心更重要。以德为本就是要得民心。


关于怎样为政,孔子最典型的一个回答,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仅仅靠法律、政令以及刑罚去治理一个国家,在这样的社会,人民是没有羞耻心的。如果一个国家治理得再井井有条,但是人们没有羞耻心,这不能算是成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更可取。“有耻且格”,人民有羞耻心,这才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治国方式。


(四)修身为本。


修身又叫作“正身”,就是修正自身。修身不是修理你的身体,身是代表你的行为,你要修正你的行为,“正”也是说要端正你的行为。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你自己率先修身、正身,谁还能不正。他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对孔子来讲,政治的本质不是去纠正人民,民为贵,人民是最重要的,“正”是要正领导者自己。他对领导者的表率作用,有特别大的信任,这是儒家思想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以身作则,领导要起表率作用,这是孔子始终强调的一点。


(五)亲情为本


古代用“家”这个字来代表亲情。家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学;另一方面是伦理学。在政治学方面,孔子认为家是一个国家最基层的单位,家道与治国之道有内在的一致性。比如《大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连续体,这就是强调家道、齐家的重要性的原因。


孔子认为整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来源于齐家之道,而齐家之道,从根本上讲是亲情的伦理,就是父子、夫妇、兄弟、夫妻。中国人讲五伦,五伦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五义就是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在传统社会,治家之道同时是治国之道,家庭伦理可以作为国家政治伦理的基础。


在中国文化中,对亲情的重视具有社会意义。儒家讲礼必基于人情,任何一个政策、制度,都不能脱离人情。


(六)王道为本


这个问题比较大,这不仅仅是我们内部的关系,还涉及到外部的关系。王道的问题,即崇尚王道。王道是以礼待人,以德服人,而霸道是以力服人。孟子讲得很清楚,“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就能够统一天下。今天我们主要把王道理解为对外关系的一种战略,但是就古代来讲,王道有内有外,它始终涉及到怎样得民心的问题。


二、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 年到1965 年


这个阶段叫政治建构的阶段,因为它在本质上延续了前面的政治革命,甚至可以说它是国内革命战争的一种政治的继续。这一阶段的基调是革命,即用革命的意识形态,来批判各种日常生活的文化。儒家讲究的日常的道德伦理和生活规则,在1949 年以后受到革命文化的批判。儒家允许革命,但是儒家在原则上不把革命看成常态,所以它不提倡革命主义,而认为常态是日常生活伦理。


第二阶段:1966 年到1976 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用一个正面的词叫“继续革命”。这一阶段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批孔,当时认为法家是革新的,儒家是保守的,因此用一种斗争的意识形态来批判守成的文化主义。毛主席很强调斗争,他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知道,儒家是崇尚安定团结的文化,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受到了批判。


第三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总体来讲,这个阶段是比较忽略文化的,因为经济改革是这个时期主要的任务。在这个阶段,儒学的角色不是给经济改革提供一种动员的力量,而是“正其谊不谋其利”等高尚人格的倡导者,因为儒学本质上是道德秩序的维护者。


第四阶段:新世纪以来


这个阶段的重点是整个文化秩序的重建,我国从阶级斗争转变到经济建设,从单纯的经济改革走向和谐社会的建构,所以我们开始更加重视安定团结、治国安邦的思想。


尤其是在20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两个口号提出以后,我们又开始看到,社会从下往上、从上往下,对传统文化和儒学有高度的热情。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重视协调发展和文化重建的阶段,跟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儒学开始复兴。


一百多年来,儒学走出低谷之后,在新世纪,可以说,我们在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经受现代化过程的考验的过程中,在儒学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化之后,开始焕发生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今天跟30 年前、60 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中国亮点(146)外脑智库

克里斯坦森: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2020年10月3日写于家中,在家整理36张的讲义,蓝剑老师昨日早晨心肌梗塞去世,写纪念文章——互相帮助、蓝能可贵、北京榜样!


我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的课程,是帮助学生理解何为好的管理理论,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在最后一堂课上,我总会要求学生利用所学,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确保在职业生涯中感到快乐?


其次,如何确保与配偶及家人的关系成为持续幸福的源泉?


第三,如何确保不陷入牢狱之灾?


尽管最后一个问题听上去像是在开玩笑,但我是认真的。我当年在牛津大学就读的班级,所有同学都获得了Rhodes奖学金,但是后来32个人里两人坐过牢。


在学生讨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用自己的一生作为案例,向他们阐释该如何利用课堂所学,来帮助自己做出人生的三个关键决定。


有一个理论为第一个问题——如何确保我们从事业中感到快乐,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这就是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的理论。他认为人生的强大动力并非来自金钱,而是来自学习、在责任中成长、为他人奉献以及成就获得认可。


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管理者能够卓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么管理会是最崇高的职业。没有任何一项职业能像管理一样提供如此多的方式,来帮助他人学习和成长、承担责任、从成就中获得认可,并对团队的成功做出贡献。


制定人生战略


另一套理论有助于回答第二个问题——如何确保与配偶及家人的关系成为持久幸福的源泉。


自1979年以来,我注意观察了哈佛商学院同班同学的命运,在同学聚会上我看见越来越多人变得不快乐、离了婚或与孩子关系疏远。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没有一个人毕业时打算故意离婚或是与孩子疏远。然而,有很多人让这样的事发生了。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才华和精力时,并没有将人生目标放在首位。


对我来说,有一个清晰的人生目的至关重要,但想清楚这件事耗费了我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我的人生目标源于我的宗教信仰,但信仰并非帮助人们做出决定的唯一来源。例如,我之前的一个学生决定他的人生目标是,要将诚信和经济繁荣引入自己的国家,并将培养自己的孩子像他一样有能力担此重任。他的人生目标是关爱家庭和他人,与我一样。


选择并追求一份成功的职业,仅仅是实现你人生目标的一种工具。如若没有目标,人生会变得空洞无物。


资源与战略相匹配


你如何配置你的时间、精力和才华,最终决定了你的人生战略。


我有很多事情在争夺我的这些资源:我想与妻子建立双方都满意的关系、培养优秀的孩子、为社区做贡献、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为教会做贡献等。我面临的难题和公司一样:手头资源有限,该如何针对每项“业务”进行配置?


你的配置决定,有可能让人生变得与你最初计划的截然不同。有时这样很好,因为一些机会将不期而至。但如果资源投入出现失误,结果可能会很糟糕。


当人们极度渴望成功时,会下意识将自己额外的半小时或任何一丁点儿剩余的精力,用到能立竿见影带来成绩的行动上。

然而,当你将时间和精力投资在与配偶和孩子的关系上,却往往无法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孩子们每天都会淘气。你要等到20年后才能骄傲地说:“我培养了一个不错的孩子。”你可以忽视与配偶的关系,日复一日,似乎也看不出事情正在恶化。那些追求卓越的人总是下意识地愿意在工作上花更多时间和精力,而忽视家庭,即使与家人的亲密关系是他们获得幸福感的持续来源。


如果你研究一些商业灾难的根源,就会不断发现,当事人都有追求快速满足的倾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他们的个人生活,就会发现令人吃惊又发人深省的规律:在他们曾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他们分配的资源却越来越少。


营造家庭文化


我教授的课程中有一个被称为“合作工具”的重要模型。合作理论从两个维度——即组织成员对“加入公司想要获得的回报”的认同度,以及对“公司要采取什么行动,才能产生预期回报”的认同度,来决定如何运用这些工具。当员工对这两个维度的认同都很低时,就必须要用“权力工具”(包括强制、胁迫、惩罚等)来确保合作。


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德加•施恩(Edgar Schein)把这一过程称为文化的形成机制。最终,人们甚至不再思考自己做事的方式是否会成功,不再一项项清晰地做出决策,而是依靠本能和推测选择优先事项、根据工作程序行事——这意味着组织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文化以一种无法言传又带有强制性的方式,要求组织成员在遭遇经常出现的问题时,采用那些已被证明、广为接受的方法。在遇到不同类型的问题时,文化还可以定义优先顺序。


在使用这个模型回答“如何确保家庭成为幸福的持久来源”这个问题时,我的学生们很快发现,家长为了让孩子合作,所采用的最简单工具就是权力工具。可当孩子们长到十几岁时,权力工具就失效了。此时,家长们才开始想到应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家庭文化,让他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尊重自己的兄弟姐妹、听父母的话、做正确的事。家庭和企业一样,都有自己的文化。家庭文化可以有意识地营造,也可以在不经意间形成。


远离“边际成本”错误


在财务和经济学课上,我们都学过在评估投资机会时的一条原则:忽略沉没成本和固定成本,依据每项投资产生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来做决策。我们在课上还学到,这一原则令企业倾向于利用过去为了取得成功而投入的资源,而非将它们打造未来所需的能力。


要是我们知道未来恰如昨天,这种做法还可行;但如果未来发生变化——而这几乎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错误的。


这个理论可以解答我向学生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如何永葆诚信,远离牢狱之灾。


在人生需要做出对与错的选择时,我们往往会下意识地使用边际成本理论。我们脑中有一个声音说:“我知道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不该这么做。但现在情况特殊,情有可原,就这一次,没事的。” “就这一次”错误的边际成本似乎低得永远令人难以拒绝。但你会因此而深陷进去,人们在替自己的不忠和失信行为辩解时,所说的“就这一次”就源自经济学中的边际成本原理。


另外,100%坚守原则要比98%坚守原则容易。如果你基于边际成本分析,屈服于“就这一次”,那你就会后悔自己的选择。你必须明确所要坚守的原则,并为此设定底线。


牢记谦虚重要性


谦虚的人拥有一个共同特征:很强的自尊感。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并对此感觉很好。我们还发现,谦虚不是指要有自我贬低的行为或态度,而是对待他人要尊重。谦虚之人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好的行为。


在这个世界上,怀有谦虚之心很重要。而当你从哈佛商学院或其他顶级学校结束学业后,你在工作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或许并不如你聪明。如果你的态度是,只有聪明人才能教导你,你的学习机会将会受限。但如果你拥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每个人学习,你的学习机会将永无止境。通常,只有当你真正对自己怀有自信时才会表现谦虚,你也会想要帮助身边的人提升他们的自尊感。


我们看到有些人以一种傲慢无礼、颐指气使的方式对待别人,其实他们的粗暴行为说明他们缺乏自尊。这些人需要通过贬低他人来让自己感觉良好。


别担心你能取得多大成就,想想你能帮多少人变得更美好吧。我最后的忠告是:思考一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找到答案并下定决心每天坚持。然后,当你在生命走到尽头时,你的人生被就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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