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41-145】
发布时间:2020-10-19


中国亮点(145)外脑智库

饶毅: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


如果我们的科研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美,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而商业模式变化包括把一个商业渠道改成另外一个商业渠道,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有时增加、有时不增加总量。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


1


中国在古代到底有没有过科学?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是误传。误传含有善意的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鼓励自己。


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以后“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这是在我国普遍自信比较低的时代诞生的一个迷思。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


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两百年前的中国是否达到西方科学两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国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百年,人类才认识到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


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2


为什么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展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作为例子,而中国人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而科技对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


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教学的模式和内容。迄今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科学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有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


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当然,李景钧在北大写书的内容仍为西方科学成果。


1949年以前中国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她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省身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尚不敢确定,以后应该会出现。


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


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


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战就开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之一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不敢做官发财,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与民国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带动中国科学。曾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


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误认为有农民背景,而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


2015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卫生部为行政主管,协调全国多个单位。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如果说主要是这十几年,也有一定的道理。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可以算100多年,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只有十几年。


3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50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此路不通。


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环境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的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子弟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面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


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有幼稚的观点,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增加并非无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


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4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研究方面突出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


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


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是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她的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的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特别是50年代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其中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还与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的机构。


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而商业模式变化包括把一个商业渠道改成另外一个商业渠道,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有时增加、有时不增加总量。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


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





中国亮点(144)外脑智库

梁建章: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绩。近几年,经济学界常有这样的辩论: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为了提高辩论的效率,我们有必要把这个命题更加明确和具体化。我把这个命题变为:哪些中国独特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可以总结成为经验或者是中国模式。


首先是要看哪些是中国的独特经济和社会政策,有些争论的政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例如产业政策,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或者其他新兴国家都有产业政策,中国的所谓产业政策大都是指导性的,力度相对于中国的整体规模也不比其他国家更有力度。还有对外开放政策,其他国家都有对外开放的政策,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在贸易方面的开放程度是很高的,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处于中等水平,在金融,互联网,移民和旅游签证方面的开放程度是相对很低的。至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是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


所以我们要讲中国模式,就必须把真正独特的政策找出来:中国的确有很多独特的政策,这些独特的政策使得中国成为经济政策的实验场,其中的一些经验很值得总结和研究,让全世界分享。但是绝对不可能一个国家的所有政策都是万无一失,肯定有些政策也是走过弯路的。如果把正确的经验总结出来,就是中国模式,如果把错误的政策当作经验来总结,那就可能误导其他国家,也会误导今后的政策制定。


我觉得最大的独特政策有以下几个,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是世界上基建投入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基建占GDP比例高达8%到9%,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如欧美国家的2.5%和全球平均的3.5%。而且中国独特的体制和土地所有制,极大地促进了这种投入的效率。例如中国的高铁,从零到世界领先只用了十年的时间。中国的公路交通现在已经覆盖了中国的几乎所有自然村,中国二线城市的市容也几乎可以和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媲美。中国在基建方面的独特性是毋庸置疑的。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个独特性都是正面评价的。我觉得中国基础建设综合正面效应是远超过财务回报。这个可能是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经验。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就不可能有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奇迹,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就不可能培育众多世界级的民营企业,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就是依托在超好的物流和通讯的基础设施之上的。还有中国超常的基础设施也缓解了中国城乡的贫富差距。中国的山区里面的公路是世界上建造最好的,甚至比发达国家都要好,这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经济的提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企改革和苏联东欧的休克模式有所不同,中国并没有全盘私有化,保留了国有企业在金融,电信,交通等行业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转型策略政策是相对独特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在一定程度提升了整体经济的运行的稳定性。


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缺乏竞争的压力,经营效率效率普遍不如民营企业。但是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完善的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使得这些国有企业有一定的提升效率的动力。虽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不如民营企业,但是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也不会太影响整体行业的创新。比如支付宝就在国有企业控制的金融行业,做出了领先世界的移动支付的创新。推动整个金融行业的电子化和移动化。所以总的来说国企改革方面的政策效果是偏正面的。


土地和户籍政策中国独特土地政策的独特性之一是全国城市的土地以及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这种独特的所有制使得政府在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特别高。这个对中国经济整体的正面作用是巨大的。


另外一个独特性是禁止农村宅基地流通和城乡两元的户籍制度。虽然很多农民已经虽然进城务工,但是无法把农村的宅基地变现,彻底成为市民。另外,中国的住宅用地供应占比特别少。中国的大城市的一个奇特的风景是在近郊还有大量的农田。2016年住宅用地占总体城镇用地比例只有30%,而一般国家这个比例在50到60%。住宅用地供应偏少,导致中国大城市的房价世界最高(相对于市民收入),这阻碍了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总的来说中国独特的土地政策,虽然历史上有正面的作用,但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人口政策中国是唯一一个还在限制生育的低生育率国家。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1至1.2,也就是平均一个妇女只生1.1至1.2个小孩,在全世界国家中几乎垫底(只有韩国新加坡比中国更低)。但是更加独特的是,其他低生育率国家都在鼓励生育,只有中国还在限制生育。这是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惯性思维在作怪。


现在普遍经济学家的共识,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财富。中国应该尽快开放生育并鼓励生育,如果还不及时调整政策,中国将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中国经济的最大优势——人口和人才的超大规模——也将不复存在。所以我们要反思中国现有独特的人口政策。


总之,要搞清中国模式,就必须认真分析中国真正的独特的政策。这些独特的政策体现在基建、土地、国企改革和人口政策几个方面,中国最大成功经验就是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和极其高效的执行力。最值得我们反思的独特政策是人口政策,近几年越南的经济发展迅速,很多经济政策都在模仿中国,唯独在人口政策方面,非但不学中国,而是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中国亮点(143)外脑智库

草与禾:大家波音对话亮点学友

2020年9月3日 罗卫国编辑于大连康莱德酒店3009房间


为了预热将于2020年9月15日-22日举办的“亮点学友2020放下年会”及“海拉尔双循环主题论坛”,我特地邀请波音老师在亮点学友群里主讲了一个小时的《草与禾》——


在《草与禾》的讲座中,波音希望以多视角的方式,探讨草原文明的发展,以及如何与华夏文明相遇、此消彼长,乃至通过各自的改变去寻求和平与共同发展。“相距千万里的古人们何以超越了不同的自然环境的差异,弥合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在政权体制、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方面的巨大隔阂,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这是波音这本著作试图回答的问题。


波音老师对“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各自的范围进行了划分:“草的世界”包含了北方的蒙古草原及其两侧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或者大略地说是长城之外的区域(长城是在战国时期才出现,秦汉时期形成规模。在此之前,草原文明和华夏文明就已经存在了,姑且用长城来代表两种文明的界限)。“禾的世界”是指在长城以内,以农耕、平原为主干,并且囊括了山川、河湖、沼泽等区域。


从面积上讲,“草的世界”和“禾的世界”基本上是相等的,甚至在有些历史时期,“草的世界”面积更大一些。(比如汉代初年,北方是冒顿时期的匈奴,其统治东起辽河流域,西到今帕米尔高原一带,北抵贝加尔湖,南接长城;再比如唐朝初建时,东、西突厥所控制的范围从大兴安岭延伸到高加索山脉,陈寅恪曾就当时的形势说:“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当一个区域面积足够大时,首先代表着会有更多的人群在活动,也会有更为丰富的物产;其次,当面积足够大的时候,会与其他的地区相邻,因而可能会承担沟通其他区域交通之功用,各种思想、物产、文明都会流通,当面积足够大的时候,这个文明就更具有分量。“草的世界”需要来自外界的物产,以维持草原政权的稳定性,这就提供了文明与文明之间融合的“第一推动力”,中华文明的融合大幕于是拉开了。


4000年间,从“满天星斗”的史前文化时代一路走过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唐宋元明清,也一路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走到大一统的清朝,及受到全球化强烈冲击的清末民初时期。如果要深刻地去理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以单一视角或者是将一种文明隔绝于其它文明来讨论,都有失偏颇。波音在书写中以不同政权模式为依据,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五个部分来讲述。


文明:从对峙到融合


《草与禾》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四、五千年前早期文明形态到秦汉-匈奴时代的“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波音把这个时期的政权模式总结为单一的华夏政权对单一的草原政权。所谓单一的华夏政权,基本上并不控制草原的区域,只是控制了自己的农耕区;单一的草原政权基本上也没有农耕区,以自己草原的游牧方式为经济基础。这个时期大概是从战国的末期到东汉的末年,秦汉与匈奴这两种政权的模式共同谱写了亚洲东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激烈碰撞的历史篇章。


第二章“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中,这个部分包含的年代大概是在三国时代到唐朝末年,如果从草原角度来说,是从匈奴解体之后鲜卑时期、柔然时期、突厥时期到回鹘时期。在这个时期长城地带两侧都曾经尝试着建立一些混合的政权(混合政权的含义为以某一种政权形式为主体,比如农耕社会或游牧社会,然后试图再去包含对方一部分的经济、人口、文明)。例如,鲜卑入主中原之后,经历了混合政权模式到单一华夏政权模式的转变,此后分裂形成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又逐渐有混合政权的样态,到隋唐的时候已经形成一个混合政权的状态,这个混合政权是以华夏为基础或为主的混合政权,包含了一部分“草的世界”。


到了第三个阶段“北驰南渡——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这个时期从唐朝末年的五代十国时期到南宋,从草原的角度来说是从契丹到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跟前面所不同的是,它虽然也是混合政权模式,但这一时期是以游牧民族(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模式,游牧民族先以军事力去冲开了两个世界之间的界限,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政治、文化等,容纳了华夏政权的一些治理模式,但仍旧以自己的草原作为主体。


比如契丹,这个政权的统治范围就包含了北方的一些农耕区,到了女真人建金朝时,它更深入地采取一种混合政权的模式,消灭了北宋以后,它占据了整个黄河流域,这是很大一片农耕区,草原政权也在不断地探索自己执政的方式或者制度。


第四个时期是“万里一统,元朝统一的政权模式”,这个时期大概是从蒙古帝国的建立者成吉思汗一直到明朝的永乐大帝。在这个时期,成吉思汗把草原上过去松散部落联合的结构打破了,建立起了自己的结构,这个结构使得草原的帝国更加地紧密。元朝综合了华夏的生产力、草原的军事力,以及西域的商业力量,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元朝也是商业的王朝,重视商业,用了很多西亚的一些商团来赚钱,维持整个政权的体系。


文明融合的最后一个时期是“天下一家,清朝统一政权模式”,这个模式跟元朝的统一政权模式的区别在于,清朝已经越来越强烈地受到了整个外部世界的影响,世界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的技术和革新,这些革新给清朝带来了好的地方,也带来了不利的地方。好的地方就是使得清朝更容易建立自己的天下,形成了自己的统一政权的模式。


中华文明融合何以发生?


游牧政权本身跟我们所熟悉的华夏文明的王朝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合体。以匈奴为例,匈奴是一个大概在2000多年前就在草原上出现的民族,在秦汉时期形成了草原的游牧帝国,匈奴单于有自己的龙庭,它是在中间,然后有左右的王庭在两边。龙庭本身并不存在像汉地一样的都城,而是不断地游走在草原上,其他所有部落也都在草原上游走着。


居无定所的草原政权如何联合在一起呢?波音认为,一个游牧的帝国或政权,除了用军事力量粘合各个部落之外,它还要能够给自己政权内部的很多部落带来经济利益。单于要为自己的匈奴“大家庭”提供各个部落需要的公共资源。但是,匈奴的财政能力是没有办法跟华夏王朝相比的,华夏王朝有大量的农民和物产,通过对这些农民进行收粮食、收税或者指派劳役,整个中央一级的财政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华夏王朝没有与外界交往的动力。但是匈奴却渴望外界的物产,比如说盐、一些纺织品如丝绸,后期还有茶叶,以及一些手工业的制品等,这些无法依靠自己的生产力获取,只有寄希望于外部政权,即邻居——“禾的世界”。


匈奴获取外界物产的方式有很多,和平的方式就是商品交易,交易马匹、甚至交易骑兵来换取;而和平的方式解决不了的时候,就会采取军事敲诈,比如要求对方上贡或者能带来很多物品的和亲,还有更激烈的方式就是直接去抢。总之,谁能给草原族群提供源源不断的外界物产,谁就有资格统治“草的世界”,这就是草原政权的逻辑。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各个时期边境地区都兵戎不断,重复上演着打来打去、有时候又两败俱伤的戏码。


那么怎样的政权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胜算”大一些?单一的草原政权组织形式显然无法管理华夏,波音老师认为经过多次民族迭代的摸爬滚打,曙光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燕。


以“燕”为国号的地方性政权——前燕、后燕、北燕等出现在辽东地区,那里曾经是汉朝的控制区域,辽东紧邻草原和森林地带,受到草原游牧文化和森林渔猎文化的影响。在这里可以找出华夏村镇与农田、草原游牧营地和丛林村落等不同类型的人类聚集点。前燕是鲜卑人的一支——慕容鲜卑建立的政权,他们在西晋时已经成为辽东的主人,虽然名义上还臣属于晋朝朝廷。337年,慕容皝自称燕王,前燕登上历史舞台。这个地处偏远的政权有着与周边政权不同的组织结构,它是“二元化”的政权,兼具草原与华夏的色彩。


在民政管理方面,它借鉴了华夏王朝的管理模式,大量使用汉族官僚,从而有效管理了境内的汉族人和农田。而在国家军政方面,前燕仍然保留了鲜卑人的部落管理特点,保持了鲜卑人强大的军事力量。


纵观后代在入主中原以后仍旧能统治农耕区域民众的草原背景政权,比如女真人的金朝,无一不具备混合政权的组织结构。


波音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世界遗产》等杂志主编。



答亮点学友问


亮点学友:你的书中谈到“小天下”与“大天下”的概念,可以再谈一下吗?


波音:“小天下”是华夏文明的这种伦理道德架构所形成的天下,“大天下”是随着各种文明间的融合而出现的,特别是草原文明和华夏文明融合后,“小天下”体系失效了,并不适应更为广阔的群体。比如元朝时建立了一种“大天下”,“元”这个称呼本身就不是来自商周形成的体系,周以后的各种割据势力,后世在确定自己国家的称谓时,往往从周朝分封的封国名称中选取。而元朝不是这样,它是来自《易经》中的一句话“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本身就表明了他要建立一个大的天下,是融合了不同区域文明、不同族群的大天下。具体到元朝政权的整个架构,也跟之前的华夏王朝有所区别。


亮点学友:这也衍伸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的很早期的周朝建立的一套政权组织形式、一套文化的规制能够在中国被推崇和奉行这么久?


波音:这样的体系如果能长久存在,核心因素当然是自然环境,它也必须要符合该地的经济模式。作为农耕社会,周朝所建立的大宗、小宗等的这种体系,是与农耕社会的安土重迁有关的,其在某一地区的农耕活动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在此地休养生息很久,不会如草原上一般四时游走,社会秩序井然有序。这样的社会体制符合了这种农耕经济的要求,也符合了该地以平原为主的区域环境。因而能够长期为人接受。


亮点学友:你谈到希望有“多个视角”来看待中华文明。但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以华夏文明的视角来看,首先从可见的文字材料来说,大部分都是“禾的世界”提供的,而“草的世界”中,民族迭代频繁,历史上比如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的文字有许多辨识就有难度,然后在记载中也多有神幻色彩,有的是传说,有的结合了宗教,称为宗教信仰,不是信史,所以站在草原文明的角度回望整个文明的演进时,如何保证叙述的准确呢?


波音:我书中几乎没有谈过任何神话或传说,我对于神话传说能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表示怀疑的。有些本身就是后人的架构,甚至是伪造,对于研究历史,很难从中发现一些信息。但是回到古代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时,现代科技有很多方式可以帮助分析古代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考古挖掘,像是良渚文明,虽然没有文字,但是通过挖掘可以了解其社会面貌,这是一个主要的信息来源。


另外,通过语言学研究,可以了解不同族群的变化,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比如通过研究匈奴中官职的名字,它们往往来自于音译,比如单于,汉地文献记载下来以后,通过这些发音,研究得出匈奴的语系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所以人们认为匈奴可能最早是来源于阿尔泰的,这就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此外还有基因学,通过采集墓穴中的人或是现代人的基因,同样能够为我们揭示古代族群的变化。


亮点学友:在左右一个草原族群的发展以及它和中原文明的融合的因素中,宗教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力量吗?


波音:在草原,宗教和信仰是一直存在的,但是从宏观角度,它们几乎没有成为一股决定性力量。不论是匈奴,柔然、突厥、鲜卑、蒙古、契丹,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谈论文明源头时,可以先忽略宗教的影响。当然对于吐蕃来说,在其统一的过程中,宗教是有影响的。从一个原始的宗教开始引进佛教的内容,后来经历了内乱、灭佛事件等。但当谈到文明融合,也不是绝对力量。佛教对于汉藏的融合当然也是有影响的,但是并不是决定因素。


在一些事件中,宗教是发挥了作用的,比如安禄山,这是一个有拜火教背景的人,而突厥帝国也是有拜火教背景的,在安禄山那个时代突厥刚刚被回鹘消灭了,从这个角度来说, 安禄山跟突厥势力是有关系的。安史之乱是有很复杂的宗教背景的,这是我的书中所谈的宗教,涉及并不多。


亮点学友:你在书中所定义的“草的世界”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怎样的?


波音:草的世界更宏观看是欧亚草原带,从欧洲的多瑙河流域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大兴安岭。对中国历史影响比较大的是新疆的阿尔泰山到东北的大兴安岭之间的蒙古高原地带,这是草原的范围。我的书中对“草的世界”的讨论,还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以及东北地区,这就形成了一个更广阔的“草的世界”的概念。“禾的世界”相对简单,包括长城地带以南的地区,这之中不仅有农耕,也有山地,湖泊,统称“禾的世界”。


亮点学友:纵观各个时代,你觉得历史上哪一个时代的文明融合政策是比较有效的?


波音:对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王朝,会形成不同的状况,不同王朝面临不同的文明融合的主题,它需要不断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整体上文明融合是个过程,而且在不断地深化。比如北魏,当它失去了草原部分,所统治的农耕区域越来越大的时候,它该怎么办?是维持原先的草原小王国模式?还是变成一个单独的华夏政权模式?这是它要解决的问题。而当元朝统治广大的土地时,它思考的就是如何构造一个统一、整体的政权模式。不同朝代有不同思考,不能要求汉朝拥有元朝、清朝的意识,这是需要累积的。比如对于汉朝,其实它对草原族群实行有限的打击就足够了,但它非要去远征,这并不是一个理性方式。在汉朝内部,打仗会让一些人获利,一些人受损,所以产生主战派与主和派,司马迁就是主和派,比如《史记》中对于匈奴的记载,往往说匈奴过于凶猛强大,谈到汉军时往往就说我军不行,将领结局很凄惨。


元朝时第一次实现了短暂的文明融合,形成万里一统的一种模式。元朝后经历一段时间的分裂后,清朝又重新实现统一。形成大一统的格局,这基本上是一种必然,融合的趋势是一种必然。


亮点学友:你的书中在第一部分谈到,谁能给草原族群提供源源不断的外界物产,谁就有资格统治“草的世界”,这就是草原政权的逻辑。而国外学者在谈论盛唐时用到一个“文化主义”的词,一个惯常的说法是: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似乎草的文明与禾的文明之间总是有一种权力的上下层的关系?


波音:华夏文明的讲述来自于周朝时建立的体系。天下体系认为周王或者之后的皇帝是最高的,天无二主,即使匈奴帝国十分强大,也不能高于华夏的君主,所以会有这样的解释。但我们要注意匈奴人自己解释世界的方式,尽管他们弱小时可能会屈服于这种解释,但他们并不会认可这种解释。有一个例子,大概意思是刘邦死后,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了一封信,说我老婆死了,你老公也死了,我们俩都挺不高兴的,要不你嫁给我吧。这封信在华夏文明的汉人来看是奇耻大辱。但是古代草原文明的规矩是收继婚,就是父亲死后,除了亲妈不可以娶,父亲的其他老婆是可以娶的,兄长死后,嫂子是可以娶过来的。在草原文明看来,冒顿的信并无冒犯。所以就如刚才所说,匈奴人也许会接受商周的话语体系,但他会始终保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目前来讲,世界的主流思潮认为文化是相对主义的,文化是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这是世界主流。我也倾向于认同这个观点。而关于“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样的话,首先它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我们研究历史时,要尽量少有一些价值判断,要把价值判断放在一边,去看待历史,去追寻历史的真实。我倾向于认同文化相对主义,我不会觉得哪一方是野蛮或文明的。


亮点学友:纵观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民族,似乎冲突都是常态(也可能是史书的记载上一般会记载发生战争、发生冲突的事件),边境问题也是每一个朝代所要首先面对的,还有中原文明以和亲等方式来维持短暂的和平局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波音:其实融合是必然的,是历史的结果。今天我们看待中华文明,关键不是看各自生活方式有多大的差异,关键是文明圈已经形成,宏观上是融合的状态,大家彼此有一种属于同一文明圈的认同感。我们是同一个文明圈的,会有相同的思考。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分工的,这是正常的。


在各地有差异化的情况下 ,统治者试图把不同文明整合在一起,这是每一个政权必须的思考。当我们看待元朝、清朝的灭亡时,不要用失败两个字。要系统地思考,他成功的原因在哪里,他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不要简单地说王朝灭亡就是失败。


孟虎之声


大家晚上好 !晚间因乘航班,回来补听了波音老师的精彩讲座,作为钮祜禄氏的后代,我杂谈一下谬论。


首先华夏民族发展的数千年长河中,也是一个高度融合的过程,曾经的匈奴 突厥 契丹 女真 胡 辽 金 元 满一旦进入中原,血缘就逐渐被稀释而退化。


因草原的特殊地理而不产粮,在极寒气候下为生存,只能南下中原抢夺,所以冬季 入侵成了常态。


至于体格强壮是与食肉不无关系,所以过往人吵架会说:”我也不是吃素的”,以来证明乃达官贵人之血统。


从遗传学的角度上说,蒙古人种波及在世界各地(包括很多非洲黑色人种),我们汉族人凡是右脚倒数第二趾(相信有很多亮点学友都脱了袜子在看自己的脚指甲——罗卫国批注)长个复指甲的均是蒙古人后裔,客家人与越南京族人就无此特征(他们是标准的中原人。


草原一马平川无地标参照物,所以那像达慕或一些聚会,大家都带些石头堆砌成敖包,以此方便日后相会。


关于西来说我认为曾经有一支雅利安人,带着埃及文明来到中国,从三星堆出土文物可见一斑,里面所有人物面相与穆巴拉克极其相像, 还有出土的青铜器完全不同于夏商


周与秦出土文物里的铜器元素,反倒是和金字塔出土的文物合金元素成分如出一辙,这工艺后来也失传了。再者《山海经》里提到自南向北流的河,全世界唯一倒流河是埃及的尼罗河。


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强大不止十次,但近代蒸汽机 电力 航空 太空宇航 互联网等各阶段工业革命,我们都没参与其中,好在我们可紧跟发展的脚步,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但很快追到世界前沿没有老师时,不抓基础研究与制造 ,届时将会是一片迷茫。所以综上所述,当代中国与世界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距离,是不能再次被拉远了。


感谢波音老师与罗老师的精彩分享。


顺致各位晚安 !





中国亮点(142)外脑智库

人类农业己走向了邪路

蒋高明

【罗卫国】2020年8月19日精读,收到JW快递的衣服。


今天农业生态系统已经严重失衡,为了生产食物、储存与加工食物,人类发明了数万种化学物质(初步查明农药种类3万种,食品添加剂3万多种),这些物质中除极少数是必要的外,大多数所发挥的作用,是弊端严重超过其好处,并给农资商人创造了赚钱机会。并通过污染食物链,制造大量病人,为医疗系统带来滚滚利润。


害虫除了伤害庄稼,但会对对虫媒花植物起到传花授粉作用。有人见了虫子就杀,为此发明了高达3万种以上的农药。虽暂时控制了虫害,但同时消灭了天敌,消灭了蜜蜂,导致一些蔬菜或瓜果不能传粉。


没有了昆虫授粉,有人又发明了催熟激素,使得某些蔬菜如西红柿、黄瓜、草莓、西瓜等单性结实(相对于女性没有和男性发生关系就生下孩子)。不经授粉就膨大的蔬菜与水果对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今没有人认真研究过。


杂草会与庄稼争营养、水分和空间,于是有人发明了除草剂而生生灭活。这样做,虽然暂时控制了杂草,但也促进了杂草进化,变得更难对付。更糟糕的是,除草剂也消灭了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一些原本具有固氮能力的固氮菌,乃至将多余氮素还原为大气中的氮气的反硝化细菌也遭到了伤害。没有杂草呵护,农田变成光板地,雨季非常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土壤中有益微生物,尤其那些固氮、解钾、解磷的微生物被消灭后,缺乏的养分单纯依靠使用氮、磷、钾为主的化肥补充,这加重了土壤酸化。


土壤酸化后,原本存在的一些重金属物质溶解出来,再加上饲料、农药、化肥中重金属,使得重金属进入食物链。一些重金属本身具有致癌作用,进入人体后很难排出体外。


于是,乌克兰人体清理专家在死亡的病人体中可以清除平均每人3-5公斤毒垢垃圾,相当于体重的4%-6%;其中铅、汞等重金属,氯、硝酸盐,药毒垢等约0.52公斤。


那些不能回到空气氮库(N2)的含氧化合物,如NO, N2O, N2O5摇身一变成为雾霾的前身物质,污染了大气环境,造成了雾霾肆虐。


半个多世纪以前,人类发明了地膜技术,但这一技术放在全球变暖的今天,已出现了其相反的效果:加重植物病害,并造成农产品严重滞销。庄稼生病与地膜覆盖(尤其高温多雨的夏季)和反季节种植有非常大的关系。


植物病了,于是有人发明了给种庄稼治病的各种农药,还是以灭杀对抗为主,针对的对象为病毒、细菌与真菌。


植物病可能暂时控制了,但杀菌药物残留到了食物中,进入了食物链。


反季节种植,抢季节上市,都有地膜和反季节农膜的贡献。但集中上市,造成了农产品价格低迷,西红柿0.5元/斤,蒜薹0.2元/斤,芹菜0.05元/斤还没有人要。农民白费了劳动力不说,投入的农资成本都收不回来,但造成的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人类为了让植物长得更快,泛滥实用各类激素,作物长得更快了,水果和西瓜也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光鲜了,可口感却没有了。


没有了甜味,人类继续用增甜剂使之有甜味,但这样的水果与瓜类,可能含有了不健康的成分。这样的水果或瓜类,已经降低了消费者的食欲,很多原本喜欢用西瓜消暑的家庭,十几年不吃西瓜了,西瓜产出来卖给谁。具有同样的命运还有猕猴桃、柑橘、苹果、香蕉、火龙果等等。


自有化肥工业以来,作物产量大幅度提升了,然而连年持续高频率使用化肥,造成了土地板结、土壤酸化、食物质量下降。很多有益元素已严重低于历史的最好水平。比如钙质,根据我们的研究,用化肥生产出来的小麦面粉,比用有机农业模式生产的面粉缺钙76%,其余蔬菜、水果缺钙现象也是非常普通的。


面粉和食物缺钙,人类就发明补钙的方法,但那些无机钙很难被人体吸收。消费者忘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食物补钙才是王道。


植物有虫害、有病害、不抗除草剂、不耐寒、不耐旱、不耐运输和储存,怎么办?一些人更聪明,发明了转基因办法,让植物实现上述功能。但这样的食物出现了另外的问题——原本不带毒的食物带毒了,营养成分更下降了。


“吃种子,留种子”,农民天生就是育种专家;“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有了种子就有了农业的自主权,农民对于种子是高度重视的。但自从有了杂交技术,有了转基因技术,有了资本为主导的种子公司,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民每年种地都要买种子,还经常买到假种子。商业种子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减少种子量,提高单价,搞种子包衣。种子外面包裹了农药,骗农民说是为了保障出苗率,其实是为减少种子量,好卖高价。


种子外包农药,地下害虫不吃了,连老鼠都不吃了,或者老鼠被毒死了。农田里没有了老鼠,以老鼠为食的蛇、猫头鹰、黄鼠狼也基本绝迹。由此引发了更高级别的的生态失衡,从种子,到害虫,到鸟类,直到哺乳动物,人类也难以幸免。


目标害虫不吃被转基因技术保护的庄稼了,改吃别的,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成功上位,变成主要害虫,还得依赖农药来治;转基因作物能够防除草剂了,但杂草也进化了,变得更加高大难以控制,除草剂用少了都不管用;庄稼、水果、蔬菜甚至中草药抗病了,但食物或中草药本身可能也增加了抗生素含量,营养与中药治疗功能下降。转基因不能让农民留种,否则农民就不愿意买他的种子。人类驯化并保留了上万年的多种多样的种子,就这样无情地消失了。


还有动物饲料、人类食物的食品添加剂,由于篇幅限制,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农业生态系统原本平衡的状态打乱了,人类为了果腹,就不得不去吞下更多的有害化学物质。因食物链中充斥了大量的非食物成分的化学物质,以前不曾经出现的怪病多了,突出表现在儿童性早熟、抑郁病、多动症、男女不孕不育症、肥胖症、白血病、各种癌症等集中爆发。当一种农业模式发展到可导致人类生殖都出现困难时,我们不得不反思第一次绿色革命是否真绿色。


一些企业试图发明能够洗净农药残留的装置;制药厂继续生产天文数字的西药;中草药用种庄稼的办法生产,药效下降就加大用量;医院为病人准备了更多的病床,医院大楼越盖越高;墓地每平米价格超过活人住房的好几倍!好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当有人告诉你,人类食物链原本是健康的,是不需要那么多有害物质的,病人也没有那么多的,马上就会有人攻击你是倒退,是反科学、反人类的,是要将人类带回到原始社会去的。他们沾沾自喜的理由是:上述人类的各项农业技术发明都是科学家发明的。


因为科学,所以可放心地食用;因为科学,可以没有智慧。


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主要表现


1、农业生境萎缩,结构单一化


近些年来,伴随着GDP持续、高速和粗放式增长,我国以耕地、林地、草地和淡水为代表的农业自然资源数量与质量呈现持续大幅下降趋向。资料显示,自1958年开始,全国耕地总面积呈现持续减少态势。近50年来,国内主要天然内陆湖泊以年均约20个的速度减少,湖泊湖面湖容呈同步萎缩;林地面积较20世纪50年代初减缩近1/2;约1/4天然草原已经沙化;自然湿地面积近10年间减少近10%;以长江、黄河等为代表的主要江河流量锐减,诸多河流已成季节性河流或出现常年断流现象,农业用水缺口日益扩大,旱象日趋严重或频发;西部地区冰川与冻土层加速萎缩。


同时,全国耕地40%以上出现退化现象,1.05 亿hm2草场不同程度退化;天然林比重日益缩减,林种日趋幼龄化、单一化,林地生态功能退化;农业淡水资源环境质量快速下降,湿地破碎化、人工化倾向凸显。以农田生态为核心的农业生态环境多样性正不断丧失,一些重要特殊的农业生态景观或生态类型面临濒危或永远消失,农业生态系统总体呈现萎缩退化和先天脆弱性强化,并不断向结构单一化或简单化、破碎化方向演进。


2、作物(品种)多样性加速丧失


据FAO估计,20世纪以来,全球农作物(品种)多样性不断丧失,3/4农作物遗传性已经丧失;美国97%曾经栽培的蔬菜品种已经消失;近15年间,印尼有1500个地方水稻品种已经消亡,3/4水稻品种来自单一的母体后代。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1/4的物种将陷入绝境。而一种植物的消失必将导致某一食物链断裂,或进一步诱致或加剧其他10~30种生物的生存危机。


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有200多种高等植物已经灭绝,约4600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状态;全国生物物种数量正以平均每天新增一个濒危甚至走向灭绝的速度减少,农作物栽培品种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相当数量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只能存活于实验室或种子库,很多种类尤其是野生种、半野生种、地方种或传统农家品种等早已在野外难觅踪迹或永远消逝,作物种质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威胁或危机。


3、农业动物(品种)多样性锐减


研究表明,目前全球约有41%的两栖动物物种和26%的哺乳类动物物种正面临灭绝威胁,脊椎动物灭绝速度较一个世纪前加速了100多倍;3/4渔场已枯竭、废弃或面临减产的危险;在7600多种家畜禽遗传资源中,190种已灭绝,1500种濒临灭绝;2012年,全球濒危家畜禽品种则增至22%左右。以家养畜禽为代表的农业动物(品种)多样性业已遭受严重破坏,大量的传统养殖畜禽品种正被现代农业单一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高产新品种快速替代。


中国是全球畜禽品种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但新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426个传统地方品种中,横泾猪等15个品种已不见踪影,55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成华猪等22个品种濒临灭绝;濒危和濒绝品种占地方畜禽品种总量的 14%,约85%的地方猪群体数量呈持续下降 趋势。


以鱼类为代表的水产养殖生物多样性亦遭受重创,全国近岸海域及主要江河、湖泊、库塘或湿地中的水生、湿生或沼生生物种类、种群数量或结构等均发生显著变化,种类或数量锐减、种群结构日趋单一化。例如,“全球200 佳”生态区域之一的环渤海地区,90%的渔业资源已经商业灭绝;长江主要经济鱼类“四大家鱼”的种苗产量由最高年份的300亿尾降至4 亿尾,捕捞产量不到最高年份的1/4;云南省淡水鱼类中1/3种类濒临灭绝,湖泊鱼类中2/3种类已销声匿迹;高原明珠洱海湖中螺贝类大型底栖动物与大理弓鱼等诸多土著鱼类已经绝迹或濒危。


4、农田物种多样性受创


除主要农作物及其栽培品种多样性的加速丧失,以农田或土壤环境为核心、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多样性同样遭受损害,许多有益动物、沼生湿生或水生植物、昆虫、害虫天敌、真菌、细菌等种类或种群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数量明显减少或永远消失;一些有害生物种类及种群数量则骤增,农田生物多样性丰度显著下降。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近年来,与作物授粉及产量密切相关的蜜蜂种群正以惊人的速度消亡,尤以北半球为甚。


近20年间,美国和欧洲的蜜蜂数量分别下降了30%和10%~30%,中东地区蜜蜂种群规模则缩减85%以上。在国内,诸多研究及大量实证均表明,以鸟类、蛇类、昆虫、蚯蚓、线虫和蚁类等为代表的有益生物或害虫天敌种群数量正快速缩减,而以鼠类为典型的有害生物种群密度飙升,一些农林重大病虫害此起彼伏,危害加重;南方稻田生态系统中水生动物、昆虫类、蛙类、蚯蚓、藻类、杂草及土壤生物等种类或数量明显减少,多样性逐渐丧失。


5、外来生物入侵肆虐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以及气候变化加剧,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外来生物入侵危害度日趋加重,国际公认的最具威胁性外来入侵生物达100种以上。目前,入侵中国的外来生物数量达544种,其中,100种危害较为严重,50种以上为国际公认的最具威胁性的入侵生物。全国每年因烟粉虱、紫茎泽兰、松材线虫等11种农林入侵物种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74亿多元。外来入侵物种已对国家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产业安全及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并对农林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或损害。


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主要诱致因素


1、思想认识滞后


一是危机意识淡薄。长期以来,囿于对大自然与客观世界认知的局限性和自然资源富足的表象,以及舆论导向的偏差或误导,使得人类尤其是国人乃至各级政府及管理部门均普遍存在盲目的优越感,资源环境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严重缺失,并进一步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破坏埋下伏笔。


二是发展观念滞后。长期的贫困落后、物质匮乏与经济发展迟滞,使得国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意愿过度强烈,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色彩浓厚以致过度短视,片面追逐经济总量规模与增速或不切实际的“跨越”发展,而忽视发展的内在质量效率与资源环境成本。同时,误读发展的真正要义,将“发展”简单等同于增长,一味专注于眼前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效益,对发展的科学性、和谐性、均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和“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平衡性缺乏足够认识。


三是认识肤浅。基于生物多样性丧失过程的渐进性、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等客观原因,迄今,众多管理者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乃至科技人员依然尚未真正全面认知和把握生物多样性在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及深远意义,或依然停留于“治污”、“护林”的初始水平,对更深层次的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内涵及重要性缺乏基本认知或一知半解,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严重恶果知之甚少,认识缺位、模糊或片面肤浅,农业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保护意识严重淡薄。


2、不可持续的工业化与城镇化


一是工业化、城镇化对耕地的损毁。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速度惊人,但其对“三农”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掠剥或破坏也同样令人侧目,并呈现出极度的非理性和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人的城镇化显著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工业用地占比过高,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过度超前,且违法违规现象突出;城市新区容积率普遍偏低,土地浪费现象严重,节约集约化水平低下等,致使大量优质耕地、重要天然湿地、草地、湖泊和滩涂等屡遭破坏或永远消失,从而加剧农业生态环境的萎缩、退化或碎片化。


二是工业与城镇排污。伴随粗放、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城镇的过度快速膨胀,全国工业和城镇“三废”排放量与日俱增,但无害化处理率、达标排放率及有效利用率等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偷排、超排和违规排放屡禁不止,“跑冒滴漏”现象严重,致使巨量废污水、固体废物或有毒有害物质不经任何处理肆意排放或堆放,污染或破坏土壤、水体或大气环境,进而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产生不良影响、构成威胁。


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对水资源的掠夺。以水、电为核心的生产生活资源能源需求量与消费量陡增,继而导致各类引(调)水工程、地下水工程和水电工程等项目盲目上马、无序推进乃至泛滥,以及水资源过度开发与配置的失衡,最终加剧农业旱灾常态化、水资源供求矛盾尖锐化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量化。


3、粗放的农业农村生产经营


一是发展理念滞后。古往今来,从国外到国内、科研到生产,获取农业最高或更高产量一向是人们孜孜追求的首要目的乃至终极目标。然而,过度、盲目或片面追逐暂时产量指标、眼前收益或短期效益效率之结果,促使人们从农业新品种培育开始,就急功近利地不断进行人工选择和“优胜劣汰”,以致到生产环节的集约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管理,大面积单一化连年推广种养高产“优良”品种并“不择手段”辅之以一切夺高产、保丰收和增效益的养殖栽培综合措施,而忽视种质资源和遗传多样性保护,轻视生态环境与产业多样性保护,忽视增产、增长或发展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科学性。


二是对农业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基于发展理念偏差和认识局限,追求产量产值、增收增效和脱贫致富的意愿过度强烈,以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信念的客观现实性,致使毁林开荒、围海(湖)造田(地)、盲目外引物种和无序开发野生生物资源等乱象丛生,乱砍滥伐、滥垦滥牧、滥采滥捕和滥引等现象屡禁不止。同时,乡村建设无序失范,土地利用率严重偏低,缺乏规划、布局散乱、盲目攀比、贪大求洋、滥占耕地和奢侈浪费等不良倾向并存,以致对农业资源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产生胁迫。


三是过度的农业化学化。当前,我国以化肥、农药、农膜和抗生素等为代表的农业化学品使用量位居全球榜首,单位面积使用量为发达国家的数倍,且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和国际公认的环境安全上限,并进一步呈现 持续快速增长态势 ,农业对化学品的依赖度达50%以上。同时,农业化学品的有效利用率或回收率长期处于低位徘徊,致使大量化学品或有毒有害物质残留于田间地头或土壤,进而带来农业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严重损毁。


四是不可持续的水利化。传统的水利工程建设乃至现代水利理念或水利化进程中,依然存在诸多粗放、欠科学或不可持续成分。例如,过度规模化或频繁、盲目的远程调(引)水与水坝水库建设,以及日趋硬质化、水泥化和直线化的江河坝堤、田埂沟渠及田间道路等,在大幅度提高排灌能力与防洪抗灾水平的同时,或将进一步导致水生态破坏或水环境恶化,加剧农田生境碎片化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弱化农业环境的自净与自我平衡能力。


五是生物化的风险。一方面,农业转基因或高产杂交新品种的不断选育研发和推广扩散,致使传统地方品种、农家品种逐渐萎缩乃至消亡,从而加速基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农田生态多样性的丧失。同时,极易引发新生重大病虫害的侵袭危害,导致农业生物种群结构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基因漂移与污染,在严重破坏农业生物遗传的完整性、多样性与生存能力的同时,或将进一步催生新的超级有害生物或增强有害生物的危害性;进入土壤的转基因生物残余,则产生新毒素而殃及土壤生物。


4、日趋恶化的农业生态环境


一是耕地污染严重,质量下降。当前,我国近 20%耕地土壤污染物超标,约 20%耕地遭受重(类)金属污染,1300万~1600万hm2耕地受化学农药污染,2500万hm2以上农田受塑料残膜污染,大面积土壤遭受硝酸盐、亚硝酸盐等化肥残余物污染,受酸雨危害农田达 266.67万hm2,污灌区面积为650万~700万 hm2。同时,全国耕地等级总体偏低,质量欠佳或较差,60%以上耕地无水源保障;40%以上土壤出现退化现象,中低产田占比高达 71%;土壤营养失衡严重,沙化、盐碱化突出,水土流失加剧。


二是水环境堪忧。环境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地表水总体呈轻度污染,十大江河水系 50%受污染;近 40%国控重点湖泊水质达污染级;约 60%地下水水质较差或极差;近岸海域 1/3以上遭受污染,局部污染严重。


三是大气环境质量下降。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至今,全国大气环境中的氨通量增加了数倍;农业产业排放的痕量温室气体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500多万hm2耕地遭受不同程度大气污染。目前,全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不足1%,雾霾范围、频次和持续时间不断刷新纪录。农业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进一步加速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5、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


当下,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自然灾害频发,影响愈益广泛深远。气候的持续暖化及降雨量的时空剧变,一方面,可以直接改变农业生物生存发育及地理分布区间,加剧沿海土壤盐渍化、沼泽化进程,导致农业生境萎缩;另一方面,则使原有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以特大干旱、旱涝急转、罕见暴风雨(雪)、沙尘暴、低温冰冻、高温酷暑、泥石流等为主导的极端异常天气与自然灾害的频现高发,已经并正在带来农业生态环境的直接损毁或破坏,加剧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已悄然而至并日趋严峻,其成因是复杂多层面的,既与直接、主观和可控的人为因素密切关联,又有客观、难以抗拒的自然力量综合作用。但归根结底,人类活动或人为损毁是导致并加剧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或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人们长期背离客观自然规律、急功近利、逆天而行和盲目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生物多样性丧失过程又是渐进、持续、隐蔽、复杂和不可逆的,其影响是广泛、深刻、严重和持久的。


因此,亟须以全球大视野、国际大背景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审视、认识和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唯有充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彻底转变陈旧、落后和非理性的传统发展观念与粗放低效发展模式,牢固树立科学可持续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并一以贯之,方能有效保障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安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


有人是发现问题的高手,有人是制造问题(为少数人谋利)的高手,或许我们是解决问题的民间高手……


中国只用0.12%的国土做试验基地并启动超级商业模式就能颠覆世界,你信吗?




中国亮点(141)外脑智库

中美真正的差距是什么?

吴国盛+夏昆


2020年10月12日于亮点书屋,刚挂上窗帘,买了去额济纳的票。


这么多年来,美国科技实力为何能引领全球?中美之间,最根本的差距在哪里?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科技创新?政府、教育、科学界以及全社会需要做出哪些改变?以下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的观点。在当下的大转折时期,他的观点犀利而又警醒。


中美之间真正的差距是什么?


对于中美两国的科技实力,我认为国人应该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立体架构,包含着三方面:


1、基础研究。


2、应用研究。


3、面向市场的开发研究。


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也是由这三个方面所决定的。但凡有一项存在短板,那么它的科技实力就是偏颇的。


二十世纪三个伟大的发现,无线电、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什么都出现在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基础、应用以及开发研究都非常强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美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并不惜重金投入。二战后,美国创办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FS),为其基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为什么美国这么重视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决定了它在原创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它能诞生多少原始创新,当“原始创新”不断滚雪球壮大,后面的应用和开发研究也会随之壮大。如此一来,美国的科技实力自然会日益增长。


而中国的短板,恰恰就在于对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缺乏正确的认识。


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对科学、真理和创造的支持。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化转型中,我们所强调的科学,很少单纯地是为了追求真理、展现个人创造力、好奇宇宙的奥秘,大部分强调的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一些文化诉求。这就导致我们更多的会从一种功利角度、实用角度来看待科学。


在一些人看来,你搞科学,要么像陈景润一样为国争光,要么像钱学森一样保家卫国,要么像袁隆平一样解决吃饭,什么效果都没有,那还能叫科学?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从骨子里就包含着“应用性目的”。


这几年科技领域的创新尤其如此:像国家看准的,以国家财力为支撑的,集中力量办起来的工程,它们的发展都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我们的高铁、航空航天。但如果缺少了基础研究的部分,我们更多的还是偏向于一些追赶型的科技创新,也就是在别人已有的技术基础之上做一些局部突破,反正目标在那,不惜代价,举国之力,大概怎么都能取得一些成绩。


可真正的原始创新是需要想象力的,基础研究薄弱,我们的原创能力就始终上不来,就好比别人是从头做起,而你只能拿过来做一些局部上的改进,但这是暂时的、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在国家一开始的阶段,我们需要这种模仿、这种迭代,需要这种“从1到100”的创新。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我们更需要的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这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


所以,我认为我们与美国的科技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唯有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对科学、对基础研究、对创造性文化的看法,才能真正缩小二者之间的科技差距。当然,这个路途很可能道阻且长。


三个因素,掣肘了中国的创新能力


从长远来看,中华民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培育起我们的科学文化。


在中国文化里,很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相等同。其实这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技术其实是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事情。而科学则是含有创造性的,最终是根植于人性自由的维度,没有自由发展的个性,没有自由的空间,创新和创造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这需要教育界、科学家们,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其中至少存在三大问题,我觉得也必要和大家阐释清楚。


教育方面


首先是教育方面,在科学文化的培养上,主要有3大症结:


1)当下的教育,与创新、创造的思维模式要求相悖。目前这种死记硬背、单纯记忆和服从型的教育方式需要加快改革,郑也夫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说:“拉磨一年,终生无缘千里马。”千里马必须在自由辽阔的境地中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拉磨的那些驴、骡子从事的是比较单纯的简单劳动,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有这样一种可怕的趋势,力图把孩子们都变成骡子、驴,不让他们成为千里马。


郑老师还有一个预言,他说:“凡是在中国接受过初等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学生,将来都不可能成为原创性的科学家。”尽管这个说法可能有些惊悚,但背后折射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教育思想中如果不能极大程度地发挥少年儿童的个性,那么中国的科技创新就是没有根基的。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从小到大都是让他听话,循规蹈矩,读到博士了突然让他创新,他能创新什么,又怎么去创新?


2)不能把学校当作“官场”来办。现在,我们的书记和校长中,有很多人按照官场那一套系统来办学校,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学校应该和文化机构一样,有一套自己的运作逻辑,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把文化机构当“官场”来办,比如校长一般都会有任期,但校长为什么要有任期的限制呢?校长是一个特有的文化职业,一个好校长可以干一辈子,这样他才能更好的把教育理念持续地贯彻在学校的经营建设之中。如果把校长当作科级干部、处级干部,像训练官员一样不断地让他调岗、轮岗,学校怎么可能办得好,办得再好也不过就是一个进行流水线生产的工厂。


3)教师的思想不够开放、明朗。说实话,教育思想的转变还是比较难的。我们现在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多人就是在僵化、守旧的教育思想下培养出来的。尽管社会上一直在呼吁,但具体执行的还是这些老师,他们如果不从自身改变,这件事就会一直很难。


现在高教领域向先进教育理念看齐做得还是不错的,但初等教育还是比较封闭,死角特别多,像最近暴露出来的体罚、儿童自杀等事件,就反映出了我们初等教育的问题,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科学家共同体方面


科学家共同体要呼吁科学文化,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迹象,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共同体内部也慢慢养成了准官僚化的配置。比如院士成了学术资源的主要提供和接受方,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焦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院士手上的钱用不完,天天想着怎么花钱,而年轻的科学家找不到钱,没有钱可用,共同体内部需要一些机制来变革。


当然,国家这几年也在做出改变,像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这个机构做得就不错,它有一整套匿名评审机制和同行评价制度。国家应鼓励这样的自我调整,而不应该不闻不问,甚至是打压,总之,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要形成一个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


社会层面


社会上要对科学有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会在某种意义上渗透在教育和科学家共同体里。我认为社会上要有一种正确的风气,不要一窝蜂,好像重视一个科学家,某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就要有重大的突破,如果科学家失败了,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或者怎么样。


过去我们一谈创新,就强调要面向市场、面向科学前沿,而一个好的科学文化还要面向全民,要让全体公民有科学意识,要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对创新的容错和鼓励氛围。


功利主义害了中国的创新!


在当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对于创新的氛围是一种极大的损伤。


从科学的根本来说,一切创造性的发现和研究本质上都是非功利的。保持一颗超越功利之心才能进入创造的状态,不能老想着做出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因为有好处的事情都是根据既往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而创造性是要打破既往的约束,开拓出新的东西,所以功利心太重了不可能做出非常好的创造性工作。


而这一点也是中国的文化比较欠缺的一部分,我们功利文化的倾向实在太重了。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荣誉头衔,其实就是人为制造的一种科学界功利系统。一些发达国家科学的发展中也有荣誉系统的存在,但它是科学共同体自发组织起来的。打个比方,西方评奖走的不是申报制度,没听说需要哪个诺奖得主先填写一张申请表。而中国的奖项基本都要事先申报,是求出来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人格侮辱,因为申报本身就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了功名利禄之徒。


而且申报往往还会造成浮夸的风气,就是自己吹自己,科技界和学术界也有很多例子,一些造假的事件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明知是假的也要吹,吹着吹着自己就当真了,最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另外,我们在评奖的时候还要讲究地区平衡、行业平衡以及人际关系平衡,长此以往,你获了奖大家也不会认为你真的达到某个水平,而是归为平衡的结果。这里面往往还存在一些诀窍,以至于有些人就专门玩起了这种奖,比如相互串通,这次你评我,下次我评你,完全起不到什么激励的作用了。


显然,对于科学界的奖励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奖不是超功利之心颁发出来的,而是平衡出来的,不是你凭真才实学得来的,而是单位帮你跑来的,那这个奖还有什么意思,它只能代表功利意义,而非荣誉意义。


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讲,我说评奖这个过程能不能不要让人申报,这一申报就变了味,我们可以让专家来提名,然后内部讨论,慢慢地让这个奖形成口碑。像民间办的“未来科学大奖”就没有申报这一说,由同行专家提名,然后专家委员会进行评选,这样的奖才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而现实却是,明知很多国家奖是平衡出来的结果,我们在学科评估和高校排名时往往还只认国家奖,这不是进一步强化了功利的目的了吗?


你做科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你获得荣誉也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你的真理而向你由衷的致谢,当科学研究变成一个赚钱的生意时,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


所以,要想真正营造出创新的氛围,就必须要在奖励机制与惩罚机制上下功夫,让吹牛造假的代价远高于他的潜在收益,把奖金和荣誉给到真正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人手中。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培育起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对宇宙奥秘的好奇,这才是驱动科技创新的源头所在。否则,即便某些东西暂时做的还不错,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最终还是会落后的,甚至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的创新需要全民的努力


那么,该如何破解这样一个科学文化上的功利主义的难题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的事情,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解开所有问题的关键扣子,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对全民觉醒的呼吁和呼唤。


从大的方面来看,科技创新问题其实是文化转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近20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保守转向开放,这个转型是全方位的,但它还没有完成。


而中国社会的科技创新以及科技制度的建立有赖于整体文化转型的成败,如果整体上转不过去,科技也不可能单独的就转成了,这是没有过的事情。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的科学家、教育界以及每个个体都可以在这场转型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一,科学家必须要主动说话,有意识地出来讨论观点。如果科学家都不说话,一些人闷声发大财,一些人愤世嫉俗,这样肯定不好,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的方案,只有让科学家多发言才会形成比较平衡的态势,要鼓励科学家讲话。


第二,教育上要放开,国家应容许私立教育的大力发展。谈到科学文化时,我始终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影响是长远的,在孩子脑神经发育的关键时期,约束他们的创造力,杀死潜在的可能性,十年二十年之后,很可能会造成整个民族智商和创造力的退化。


目前来看,我们的公立教育机构比较庞大、惯性很大,也难以轻易转向,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公立教育放在基本部分,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大力发展私立教育,以此来推动教育思想的转变,如果教育不放开,我们长远的科学创新文化将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第三,无论你的社会身份是什么,身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要充分理解现代竞争的实质是什么,究竟又意味着什么。有一个事实需要讲清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被迫的,不是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被西方文明裹挟进来的,所以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很别扭。


但我们要理解这个别扭,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别扭里有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哪些东西虽然是我们内心不愿意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哪些东西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或者是应该加以避免的,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在这样一个大转折时期,如果没有一个对世界大局、人类文明大局以及中西文化大局的清醒思考和正确认知,就很可能迷失在剧烈转型和变革之中。


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谈论科学文化的意义所在。


亮点人 亮点事 邀请外脑罗院长 ©版权所有: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备案号:京ICP备1601463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