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36-140】
发布时间:2020-10-15


中国亮点(140)外脑智库

向松祚

任正非真正的忧虑是什么?


【罗卫国】2020年5月21日阅读于老家荆州,刚从姐姐家回来,打357。本文作者为蒙代尔先生中国助理,我父亲任性,算起来我和任正非先生500年前还是一家人。这篇文章建议亮点学友精读。再过10年也就是2030年看。

任正非先生

真正的忧虑是什么?

致敬任正非老先生


任正非先生已经75岁了。


书桌前端坐,再次拜读任正非先生5月21日的长篇访谈。洋洋两万余言,坦诚从容,全面深刻,大气磅礴,感人至深。


读着读着,我突然仰天长叹,悲从中来。呜呼!任正非先生看似坦荡从容的话语,实在是饱含着深沉的悲壮和深深的忧虑。任正非先生所谈者看似是华为,所忧者其实是中华。他关注的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华为如何应对当下所遭遇的困境,实际上内心深处所忧所虑者,却是国家的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科学创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以及全球人才竞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请允许我详细引述任正非先生的访谈,以证实上述所言不虚。


1、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和强盛,人才是最重要的


任正非如是说:“我讲两个故事,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德国因为不投降,最后被炸得片瓦未存,除了雅尔塔留下准备开会,其余地方全被炸成平地。日本也受到了强烈轰炸,如果不投降,美军也要全部炸平,最终日本采取了妥协的方法,保留天皇,日本投降,没有被完全摧毁,但是大量的工业基础被摧毁了。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人还在,就可以重整雄风”,没多少年德国就振兴了,所有房子都修复得跟过去一样。日本的经济也快速恢复,得益于他们的人才、得益于他们的教育、得益于他们的基础,这点是最主要的。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


2、我们和美国科技上的差距还很大,美国在科技上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任正非如是说:“我们首先要肯定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深度、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特别是美国一些小公司的产品是超级尖端的。我们仅仅是聚焦在自己的行业上,做到了现在的领先,而不是对准美国的国家水平。就我们公司和个别的企业比,我们认为已经没有多少差距了;但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



3、中国科技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与我们经济的泡沫化和不能踏踏实实做学问直接相关


任正非如是说:“这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等等泡沫,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4、搞芯片、搞电子工业,光砸钱不行,还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等等


任正非如是说:“我认为,这件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国家发展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5、任正非最深的忧患:我们还有几个人认真读书?


任正非如是质问:“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


我称之为“任正非之问”,此问与“徐匡迪之问”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同一个问题,所问者一也,所忧者国也。




6、中国应该全面改革和改善各项政策,大胆吸引全球人才,搞跨国创新


任正非如是说:“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


当然,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外国高很多,如果来到中国,要多缴这么多税,“雷锋”精神是不可持续的,雷锋是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献给党。但是,毕竟这些顶级专家是从外国回到中国,不仅没有优惠,税收还高很多。最近听说大湾区可以降到15%,实施措施是什么?是不是要在大湾区有户口,是否要在大湾区有工作?换一个地方就不行,这个政策有什么用?科学家本身就是流动的,只在这里上班八小时,还是科学家吗?我们要创造一些让外国科学家回国的路。




7、中国应该调整政策,拥抱这个世界


任正非如是说:第一次世界人才大转移,是苏联的三百万犹太人转移到以色列,以色列成为了一个科技高地。


现在,第二次人才大转移又来了,美国现在排外,大量人才进入不了机密研究。美国著名媒体写了一篇文章反问美国“中国如果发明了抗癌的药物,也危害国家安全吗?”美国癌中心辞退了三个华人科学家,中国人发明的癌症药,难道也危害国家安全了吗?他反问美国。


很多科学家在美国丧失了工作信心,为什么不拥抱他们进来呢?他们问“怎么进来?孩子上学难,没户口买不了车,还要缴很高的税收。


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拥抱这个世界。


美国两百年前是印第安人的不毛之地,就是政策对了,今天是世界霸主。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有这么好的基础,应该拿出政策来拥抱世界人才来中国创业。


大家要想到,东欧国家都比较贫穷,但是美国大量的领袖、科学家、金融家……都是东欧人,我们为什么不大规模吸引东欧人到中国来,或者在东欧建立各种研究基地?




8、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


任正非如是说: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理论基地要突破美国的重围,眼前这个方式比较难,因为中国在基础理论上不够,这些年好一些了。


我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了数学的重要性,听说现在数学毕业生比较好分配了。我们有几个人愿意读数学的?


我不是学数学的,我曾经说,我退休以后想找一个好大学,学数学。校长问我,学数学干什么?我说,想研究热力学第二定律。他问,研究用来做什么?我说,想研究宇宙起源。他说,我很欢迎你!但是我到现在还不能退休,还去不了。我们那时是工科学生,学的是高等数学,最浅的数学。


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


中国过去的哲学体系是玄学,即使有佛教,也是梵文,唐僧应该翻译成汉语,但是没有翻。西方推行的是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产生了物理、化学、数学、几何学……各种学科,所以工业发达,建立了工业社会,占领了全世界。




9、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就会浪费非常多宝贵的时间


任正非如是说:人类在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中,有50%左右是华人,如果他们受到排挤,拥抱他们进入中国,他们就会在底层平台上创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


我认为,如果能够真真实实把优秀人才引进来,对我们改革是好的。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就会浪费非常多宝贵时间。




10、千万不要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是害国的


任正非如是说: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


华为毕竟是商业公司,我们在广告牌上从来没有“为国争光”这类话。只是最近的誓师大会有时候瞎喊几句,但是我们会马上出文件制止他们瞎喊口号,大家开庆功会、发奖章都没有问题,茶余饭后说两句过头话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能煽起民粹主义的风。


我经常举一些例子,其实就是想泼华为公司的冷水,不能使用民粹主义,这是害国的。




11、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


任正非如是说:因为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这次中美会谈完了以后,中央电视台讲到“我们要开放、要改革”,我好高兴。


实际上,我们还是开放晚了、改革晚了,WTO对人家是有承诺的,我们得到好处以后就要去兑现。如果早一些去兑现,做一些贡献,就能团结更多的朋友。


中国的钱太多,为什么只存美国,不存一些到欧洲、俄罗斯、非洲……各个国家?如果说担心他们不还,他们是以国家信用抵押的,今年不还,一百年后还,不行吗?中国又不着急钱,这样就分散了风险。


对于农产品,为什么非买一家?可以买买乌克兰的农产品,乌克兰就不会那么困难。乌克兰是俄罗斯重武器的“粮仓”,买食品粮食时,是不是也可以买重武器“粮食”呢?


我们的重武器一定要自力更生吗?没必要,打赢就行。你们可以看看绍伊古的总司令报告,短短的报告,写得非常好。




12、华为高度重视支持科学家,运用美国著名的“拜杜法案”原则


任正非:我们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拥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


我们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而是使用美国“拜杜法案”原则,也就是说,受益的是大学。这样,从我们“喇叭口”延伸出去的科学家就更多了。




13、5G标准源自土耳其科学家的一篇数学论文


大家今天讲5G标准对人类社会有多么厉害,怎么会想到,5G标准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


Arikan教授发表这篇论文两个月后,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开始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一步步研究解体,共投入了数千人。


十年时间,我们就把土耳其教授数学论文变成技术和标准。我们的5G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27%左右,排第一位。


土耳其教授不是华为在编员工,但是我们拿钱支持他的实验室,他可以去招更多的博士生,我们给博士生提供帮助。我们在日本支持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四个博士生全到我们公司来上班,上班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而且他又可以再招四个博士生,等于有八个博士帮做他研究,所有论文等一切都归属他,不归属我们。如果我们要用他的东西,需要商业交易,这就是美国的“拜杜法案”原则,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喇叭口”,延伸出更多的科学家。


上周我们召开了世界科学家大会,我没有去现场,通过视频转播到我的会议室。来了一批科学青年给我做技术翻译,都是博士,很厉害,他们给我解释这些论文对未来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断有这种世界性的交流,我们自己吸收能量,他们也吸收了我们的需求,不断滚动传播。




14、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


任正非如是说: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发现你是人才,就去他们公司实习,专门有人培养你,这不是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概念。


我们扩大了与美国公司争夺人才的机会窗,但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大学生,从大二开始,我们就给他们发offer。


这些孩子超级聪明,举一个例子,新西伯利亚大学连续六年拿到世界计算机竞赛冠军、亚军,但是所有冠军、亚军都被Google用五、六倍的工资挖走了。


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开出比Google更高的薪酬挖他们来,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创新,我们要和Google争夺人才。


我们支持科学家的创新,对科学家不要求追求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因为他们把人才培养出来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前进。




15、基础科学特别是数学具有极端重要性


任正非:举一个例子,P30手机的照相就是数学。


现在的图像不是照出来的,是数学算出来的。因为人的眼睛相当于有一亿个镜头,相机就一个镜头,我们手机通过一个镜头进来的感光点,用数学的方式分解成几千万个视觉镜头,再重新还原出来。


我们公司数学家的口号是“把手机做的比人类眼睛还好”,我还在公司讲话批判过,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他们顽固不化,没有办法。他们说“手机照月亮,可以照一千公里”,可能是真的,因为它是数学,把微弱的信号可能还原。


我去法国尼斯研究所见他们,就说“尼斯的海是蓝的,天是蓝的,数学家的公式为什么也是蓝的?”原来图像偏蓝色基调,现在好像纠正过来了。手机之所以进步这么快,得益于我们的战略“备胎”,因为我们网络建立的战略备胎没有用,就划给了终端。


终端一下如鱼得水,每三个月换一代,主要是数学家的贡献,当然还有物理学家做光的三色传感器。


所以,如果电子工业还停留在买别人零部件来组装,不可能的。当然,他们也有数学,只是数学是别的公司做的,在零部件中加钱卖给他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领导世界的,站在世界最前面的。




16、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


任正非如是说: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


教育手段的商品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认为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因为教师得到被尊重了以后,大家都想做教师。


深圳教师得到了尊重,深圳老师挣钱多,253个人竞争一个教师岗位。我们帮助清华附中建设清澜山中学,校长说将来能做到中国第一的学校,因为收费高。清澜山只招收两千多个学生,对全社会开放,华为员工抢着送孩子进去,送不进去找我,我说我管不了你们。


只有教师的政治地位提升,经济待遇提升了,我认为才可能使得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我个人为什么感受很深?我父母是乡村教师,在贵州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父母这一辈子做教师的体会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是一句话“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如果老师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当老师,国家是后继无人的。我亲身经历了他们政治地位低、受人歧视、经济待遇差的窘境,我们自己跟着他们,也亲身体会了这个苦,所以没有选择去当老师。




17、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任正非如是说: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是国家的基本责任,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担负起一个民族素质提升的责任来。不能说提到了教育就要去做教育。


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企业要做好企业自身的事情。我们是主战部队,“坦克大军”在前进时,拖着几个孩子、拿着几个识字本,就不可能冲得上“上甘岭”。为人类建立这么庞大的网络,就是我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全世界30亿人口是我们联接起来的。特别是非洲地区,因为不赚钱,西方国家不去,是我们去联接起来的。如果华为不存在了,才是对世界的威胁。


我们不会自己去做教育,因为我们的主战部队还要缩减,要把一些次要的组织砍掉,让他们转为民兵组织私有化,跟着我们前进。就像淮海战役一样,民工推着独轮车送粮食,但是要给钱的。今年春节期间员工加班时,有五千多人提供服务,就是民兵组织,春节不仅买东西价格翻倍,还给服务人员一定奖励,及时兑现。




18、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种行动,我就反对


任正非如是说: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


所有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为什么?他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谁也搞不懂。但是我们要看到,科技创新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比如我们的海思并非从源头开始自主创新,也给别人缴纳了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有些协议是永久授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别人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创新。


我们同意鼓励自主创新,但是要把定义讲清楚。相同的东西,你自己做出来了也不能用,也要给人家原创交钱,这是法律,谁先申请归谁。


无线电最早是波波夫发明,但是俄罗斯为了保密,压制了这个东西的公布;意大利的马可尼先申请,所以无线电的发明权归“马可尼”。


飞机的发明者不是莱特兄弟,他们只是完成了飞行。其实真正的发明者是茹柯夫斯基,他的流体力学公式推演了让翅膀如何升起来,奠定了升力流体力学。我们的飞机喷气发动机到今天不过关,但是喷气发动机是谁发明的?中国人。


邓小平到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时,斯贝同意把发动机卖给我们。邓小平问军用的发动机卖不卖?英国人回答说卖。其实中国想买民用发动机,主要做民航机的备件,后来英国人军用发动机也卖,也就是现在轰炸机6用的发动机。


邓小平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英国科学家吓坏了,赶紧站起来回礼,说“感谢中国科学家的伟大发明”。邓小平回来查是谁发明的,是吴仲华。


这人在什么地方?一查这个人在湖北养猪,赶紧调回北京去做热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我们为什么不借着吴仲华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为什么在喷气发动机上不能进行理论突破呢?


现在飞机发动机设计叫实验科学,不叫理论科学,而飞机一定是理论科学。


F22隐形飞机的隐形原理也是1950年代俄罗斯数学家发明的,俄罗斯数学家说钻石切面是有隐身功能,俄罗斯研究半天觉得这个东西没用,为什么?因为做不到,没有意义,所以批准论文公开发表。


美国人读了以后,如获至宝,花二十年时间把F22隐形飞机做出来了,当然现在我们的米波雷达又把F22看见了。


其实中国五十年代也有很多原创科学家,但是现在都是毛毛糙糙、泡沫化的学风,这种学风怎么能奠定我们国家的基础科研竞争力呢?所以,还是要改造学风。


小结


以上我梳理了任正非先生长篇访谈里十八句最重要的话,也就是十八个最重要的观点。


我衷心希望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有识之士,都能够高度重视任正非先生的真知灼见。


最后,我想引用美国著名科学家、著名科学工作管理者、二战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奠基人范纳维尔布什(Vannevar Bush, 1890-1974)的一段话,以说明任正非先生的真知灼见何等重要!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生长起来的。它们皆源自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新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必须来自最纯粹科学领域持续不懈的艰难探索。如果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前沿科学知识依赖他人,其产业进步必然异常缓慢,其产业和世界贸易竞争力必然极其孱弱。”


任正非和范纳维尔的远见卓识再一次昭示了人类创新历史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规律,那就是划时代的科技和产业创新必定源自划时代的思想创新。唯有创新的思想才能激发创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思想创新的重要性高于一切。正如伟大的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所说:凡是人能想到者,必有人能实现之。




中国亮点(139)外脑智库

暴利的重要作用

文/沃尔特•威廉姆斯 译/觉浅 校/胡释之

罗卫国2020年7月20日于老家,母亲昨天生日,女儿今天中考,不再打花牌。


利润经常被误解,被视为不劳而获,有时还被视为邪恶。有些人常常带着一种道德优越感,虔诚地宣称:“我们是非营利组织。”在站上道德制高点之前,他们应该记住,世界上最大的邪恶、心痛和不满都是非营利组织造成的。这些非营利组织包括:高压政府、邮政服务和公共教育。


在国民收入账户中,利润并不是一个大项。税后利润大概占GDP的6%,而工资占60%以上。像工资、利息、租金一样,利润是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利润?简单地说,利润是一种价格,正如工资、利息、租金是价格一样。利润是作为剩余索取权支付给作为风险承担者、创新者和决策者的企业家的价格。正如工人没有工资就不会提供服务一样,企业家没有利润也不会提供服务。像其他价格一样,利润引导资源从低价值用途转向高价值用途。

成功的商人不仅要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工资、利息、租金,而且要获得利润。为了实现这一壮举,他不仅要取悦顾客,而且必须以高效的方式来取悦顾客。如果他的收入不能覆盖所有的成本,就意味着他没有高效利用资源。


一个企业不能盈利,就会破产。企业的资源、工人、建筑和资本就会移交给其他更高效的企业家来善用。当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来阻挠破产,使资源得以继续低效利用。


你可能会说:“好吧,威廉姆斯,我同意你对正常利润的看法,但你怎么看暴利呢?”


暴利确实超出企业家维持正常经营所需,但暴利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暴利预示着某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需要更多资源来满足这种需求。


例如,当年安德鲁飓风席卷佛罗里达州之后,胶合板价格暴涨。飓风席卷之前的胶合板价格是10美元一张,之后涨到20美元一张。这种利润潜力释放了强烈信号。


胶合板制造商不再把库存的胶合板以8美元一张的价格卖给宾夕法尼亚州的批发商,而是更乐意以更高价卖给佛罗里达州的批发商。其他州的批发商也很乐意把自己的胶合板以更高价运往佛罗里达州。


由于胶合板都被运往佛罗里达州,其他地方的胶合板价格也随之上涨。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真是棒极了。假设我原本计划星期六下午给我的狗盖个房子。我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木材店,想用10美元买一张胶合板,到了那里发现居然要花我18美元。我气坏了:“TMD,就让狗在雨里睡觉吧!”我自愿地让一张胶合板有了更有价值的用途:重建人类的房子。


如果对胶合板实行价格管制,使飓风前后的价格保持不变,这些把胶合板优先运往佛罗里达州的自愿行动就不会发生。自由浮动的价格,以及潜在的暴利机会,都是在激励大家自愿做对社会有利的事。


在自由开放的市场,利润应该受到赞美,而不是被唾弃。





中国亮点(138)外脑智库

刘军宁:美虽新邦 其命惟旧


任何秩序都是建立在特定根基之上的:如果根基是细弱且摇晃的,那么秩序的坍塌就是可期的;如果这些根基是正确而牢固,那么秩序就是坚实持久的。有了好的秩序,强大与繁荣才可以持续。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有不少大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唯有美国是个例外。美国的持续强大不是来自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教育和科技,强大的国防,高素质的民众,而是来自建立在正确原理与根基之上的美国秩序。


柯克先生的《美国秩序的根基》就是致力于揭开美国秩序的奥秘。该书首次出版于1974年,是柯克的两部主要代表作之一。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另一部代表作在中国与读者见面。在对美国秩序的基因分析上,该书是一本难以超越的绝世巨著。通过该书,柯克先生完成了对美国秩序的基因测序,准确地描绘了美国秩序的基因图谱,标出了构成美国的秩序的各个主要源头。


就像思想与历史的导游一样,柯克先生写道,这一美国秩序的寻根之旅,将把读者们带到四个城市:耶路撒冷、雅典、罗马和伦敦,因为今天的美国人所体验到的那种秩序源自这四个古老城市的经验。


耶路撒冷:耶和华在历史与时间中掌权


如果有人说,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政治首都,大家肯定赞同。但若称耶路撒冷是美国的精神首都,一定会有很多人感到惊讶。然而,这却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事实。《美国秩序的根基》阐明:美国秩序不是起源于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而是起源于旧约圣经,起源于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神才是美国秩序的首席作者。希伯来人的这一秩序经过很多世纪传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手中,上帝的律法依旧是秩序的源泉。耶和华在西奈山上通过摩西颁布十诫启示了超验秩序的原理,正是美国秩序的神性根基。所以,美国的秩序是神的杰作,建国者们不过是把神的意图(神意)变成了现实。


今天,关注乃至研究美国的人士很少关心美国的耶路撒冷源头。然而,作者认为,如果缺乏对《圣经》的一定了解,美国秩序的结构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虽然旧约在当代的许多人看来似乎是对旧约年代被遗忘的混乱记载,但却意义深远。永恒的耶路撒冷这座灵性之城是美国秩序的精神源头。律法与先知的教导是美国秩序的希伯来根基。美国秩序的建立,是神的主权以及耶和华与其选民之间的圣约在北美的延伸。


在作者看来,信靠耶和华,就意味着必然要相信耶和华所设计的秩序。(第43页)美国秩序的最重要的根基是相信神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作者相信,所有真正的法律都来自神,而且神是秩序与正义之源。在此信念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秩序便是神定秩序。美国的建国者们非常智慧地选择这一神定秩序,美国也因此长治久安繁荣兴盛。从这种意义上讲,摩西在旧约中所揭示的秩序原理是绝对科学的原理,因为这一先验秩序原理,在经验上被反复证成,从未被证伪。以色列与美国的命运告诉作者,一个国家的命运其实是其在神的主权之下的存在。(第42页)只有神才能保佑美国。


任何一个邦国的秩序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灵魂与信仰深处的内在秩序,也叫灵魂秩序;一个是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外在秩序。内在秩序决定外在秩序。一个人的灵魂失序,他就会崩溃;如果一个国家失序,社会就会瓦解。社会政治秩序是建立在关于道德与信仰灵魂秩序之上的,后者是前者的根基。如果要想在邦国中建立秩序,人的灵魂中首先要有秩序。美国秩序背后的灵魂秩序是来自耶路撒冷。作者断言,没有以色列留下的道德遗产,并没有美国的道德秩序。可见,耶路撒冷的传统是美国秩序的关键成分。


作者发现,美国人的灵魂秩序端赖基督教。(第178页)美国秩序是神的作品,美利坚是上帝的新以色列。美国秩序的根基深深地扎在对神的信仰之中。如果不是因为信仰而得到上帝的保佑,美国的荣耀不过像历史上那些强盛一时的帝国一样,过眼的烟云而已。不论美国与神的关联今天在美国受到了多么严重的质疑与挑战,与神的关联依然是美国秩序的支柱。


作者致力于揭示希伯来先知对现代人的持久意义,以及先知们的教导现今是如何深深地嵌入到美国的秩序结构之中的。(第30页)而以色列的君王对美国则毫无影响,也从未被歌颂。


耶路撒冷对美国秩序的影响不仅是最早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和最重大的。作者发现,希伯来的传统对美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对欧洲大陆的影响。(第46页)之所以说美国的秩序是神定的秩序,是因为后来建立十三州的美国人不仅将自己比作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百姓,而且以十诫和《利未记》与《申命记》来建构整个的秩序,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神的指引下再次经历希伯来人的磨难与成就。(第46页)他们期盼并最终得到了上帝的保佑与赐福,直至今日。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上帝的良辰吉日,另有人可能会以审慎与爱心更新与改善这一秩序的结构。”(第477页)


雅典:民治实践是一个教训


说到雅典,人们可能会想到雅典民主对美国秩序的影响。恰恰相反,柯克认为,希腊失败的政治经验提供了某些有益的负面教训。就是说,美国的秩序不是要复制雅典的民主,而要是吸取雅典民主所提供的教训。作者写道:法国大革命的大多数领袖纵情歌颂属于古典希腊与罗马的一切。不过美国革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初期的领袖们在诉诸他们的古典情怀时则有所保留;(第52、54页) 雅典的盛世从未超过五十年,而美国的建国者们希望找到更持久的道路(第56页)。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国几乎是民主政治的同义词。然而这不是事实。该书提醒人们,美国的建国者回避,甚至不愿意把美国政体归入民主政体。熟悉《联邦党人文集》的读者对这一结论并不陌生。作者写到:在雅典与许多城邦国家,希腊的伟大时代是民主的时代。一直到,美国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时代之前,很少有美国政治家声称自己是民主人士,


柯克认为,雅典乃至希腊的政治失败,原因在于希腊政治思想的问题可以归因于希腊的宗教缺陷。他们的美轮美奂的宗教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连贯的道德秩序。雅典也因此未能在其体制内成功构建公义的秩序。至于中国人所推崇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作者认为,说这二位对美国创建者们有非常大的直接影响则可能是错的。


但是,这并不表示美国从希腊那里什么都没有学到。有一位叫梭伦的雅典人在美国建国时期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大致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为雅典制定了一部宪法,美国的革命者也想为美国制定一部宪法。梭伦的宪法所带有审慎与平衡以及混合政体的特质,也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所追求的。第二,梭伦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主动放弃成为独裁者的机会。这一幕也被美国的建国者在制定宪法时重演了一遍。华盛顿拒绝成为国王,制宪者们也制定了一部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这些人正是未来的执政者。


书中印证到,梭伦树立了古典意义上的立法者的典范,不仅是希腊的典范,而且是全人类的典范。他是一位政治家,能够以人民政治家的身份采取有力的措施,因为在他的灵魂中,那些激情都已顺服普遍的秩序。这段描述完全适用于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等人。作者写到,梭伦让自己的灵魂与行为井井有条,与宇宙的秩序协调一致。这种内与外的合一,也存在于美国诸多建国者们的身上。


雅典文明的印记,在美国并不难以发现。作者举出的证据之一,是华盛顿的古典风格的建筑。柏拉图重观念重灵魂轻物质的唯心主义价值观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人的精神气质。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也特别重视思想的力量与观念后果。他们爱说,人是观念的动物。而只有动物才是物质的动物。


罗马:作为混合政体的共和


在美国的建国者们中间,最高的共识就是在美国摒弃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共和是美国秩序的政治标签。如果说民主起源于雅典,那么共和则起源于罗马。共和的本质是政权的公有,是公天下。其对立面是一人独大或一权独大的私天下。相对于专政依靠武力的统治,共和的统治依靠的是和平手段。美国的建国者们从罗马学到了共和。并在罗马的城邦共和的基础上,在美国建立了复合共和,从而避开了城邦共和短命的覆辙。


在古罗马的政治传统中,建国者们最想复制的政治实践是混合政体。这一政体的特点是把一人统治的君主政治、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治与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治融为一炉。美国宪法继承并改良了古罗马的混合政体。总统这个职位脱胎于罗马共和中的执政官,参议院(Senate)照搬自元老院(Senatus),众议院对应于公民大会。联邦最高法院则类似于具有否决权的护民官。两千年之后,罗马宪制的名声依然如此响亮,以至于美国的制宪者们会尽可能地模仿它。(第103-4页)贯穿在混合政体中的则是分权制衡思想,即不论是个人的权力,还是少数人的权力,抑或是多数人的权力,都应加以分立与制衡。美国建国者们试图把凝结在这一传统的规则提炼出来,写进美国的宪法,并植入到美国秩序之中。


美国参议院、众议院两院所在的国会山(Capitol Hill)这个称呼是托马斯•杰斐逊命名的,取自于古罗马的卡皮托林山(Capitoline Hill)。该山是古罗马神话中的诸神朱庇特的神殿所在,也是古罗马政治权力中心元老院所在。以此来比喻美国的立法机关的所在,可见古罗马政治传统在当时之深入人心,也映射出当年这些开国者们深深的罗马情节。


古罗马的政治传统中,对建国者们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西塞罗及其自然法思想。作者对西塞罗多有着墨。西塞罗认为:最高的法律来自神。(第113页)真正的法律必须是符合自然、顺应自然的法律。顺应自然的法律也是普遍适用的,对所有的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就是说,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允许有任何人超然于法律之上之外,不论其位置多高。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论谁制定的,都是恶法。他的有序自由的理论对建国时期的美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美国人正试图实现有序的自由。(第108页)


“Novus ordo seclorum”是一美元纸钞背面的一句拉丁文,这代表了开国者们所要建立的是“历久的新秩序” (New order of the ages)。而这句拉丁语取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可见,为美国宪政贡献巨大的那些故罗马元素,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也值得那些有待实现宪政的国家认真借鉴!


美国宪法表明,古罗马人的政治智慧与传统乃至教训已经成为汉密尔顿、麦迪逊等美国宪法制定者们的“常识”。美国开国者们试图把凝结在这一传统的规则提炼出来,写进美国的宪法,并植入到政治秩序中来。古罗马对美国的影响也绝不止于上述宪政层面。古罗马的公民精神与公民美德、信仰上的虔诚、诗歌与雄辩、法律传统与政治制度等等,都深度地影响着刚刚建立的美国。


伦敦:法在王上王在法下的法治


作为美国秩序之源的四个城市中,泰晤士河上的伦敦是最年轻的城市。(第184页)英国与美国的秩序一脉相承。伦敦从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吸取了其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些精华又传到了希伯来先知、希腊哲学家和罗马皇帝一无所知的北美大陆。(190页)英国对美国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人熟悉的“英美传统”这个说法中窥到一斑。美国秩序继承了以个人自由、财产权、普通法、大宪章、代议制政府等为特征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传统,即大家常说的英美传统。美国秩序不仅没有抛弃,而是接续了英格兰古老而丰厚的自由传统。伦敦所代表的英国对美国秩序的影响:普通法与法治、代议政府、重要性被严重低估的英语语言、自由市场经济、英国的传统、习俗、民风、观念等等。


作为作者列举的重要个案,以英国《自由大宪章》为节点所确立的法在王上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正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之上。英国的一切法律传统都植根在基督教伦理之中。基督教对人类状况的理解大多经由英国传到美国,让美国的政治秩序获得了内在的统一。(第109页)


英国传统中的信仰上帝与保守传统成为美国秩序的精神本质。《大宪章》是盎格鲁萨克逊自由传统的里程碑。它产生于在英国,但是其作用并不局限于英国。它传达的是普世的信息,它贡献的是人类自由的共同传统。《大宪章》所确立的“法律之下的自由”不仅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且是全人类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作者注意到,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理不止是由国王与议会创制,而且还是他们权力的来源,这一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从首批殖民者开始就传入美国。(第190页)《大宪章》,从发端于英国的自由传统,传承为美国的自由传统。从《大宪章》到美国宪法的传统是一个保守自由的传统。《大宪章》是保守自由的宪章,美国宪法是保守自由的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一部保守主义的宪法,它保守的是《大宪章》所光大的自由传统,继承的是《大宪章》的宪政原则。这一传统在在美国也被称为宪政保守主义的传统。


英国的法治是建立在普通法基础上的。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普通法系国家。作者甚至认为,从渊源上讲,普通法对美国个人自由的贡献可能高于任何其他来源。(第193页),而希伯来法律与基督教伦理都被接纳为普通法的一部分。(第194页)普通法既是秩序的基础,也是自由的基石。在普通法之下,没有人,甚至包括国王,高于或超越于法律。就是说,国王应该在上帝与其律法之下。


美国建国后,《大宪章》从英格兰延伸到北美,构筑了盎格鲁--美利坚的自由传统。当英国的殖民者抵达北美新大陆之后,也将盎格鲁的自由传统与《大宪章》的精神带到了那里。1606年《弗吉尼亚宪章》、后来的《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都贯穿了《大宪章》的政治理念。《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再现了《大宪章》的精华。


作者对那些影响美国秩序的重要元素进行了精湛的蒸馏处理,本书则是蒸馏后的精华。该书证明,美国秩序是人类漫长优秀传统的集大成。永恒的必定是古老的。耶路撒冷启示了秩序的奥秘与原理,雅典贡献了艺术与科学,罗马贡献了政体与自然法,伦敦则贡献了法治、语言、习俗、传统与盎格鲁传承。没有这些传统,就没有后来的美国秩序。在这种意义上,建国者们在根本上都是保守主义者。美国的秩序在性质上是保守主义的,因为美国的宪法是保守主义的。它继承并光大了人类最优秀的传统。


该书颠覆了中国读者对美国的许多错误印象:印象中,美国秩序是启蒙的、进化的、世俗的、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事实是,美国秩序是启示的、神性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印象中,美国秩序是一群政治精英在费城横空出世的妙想;事实是,美国秩序的原理与要件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存在了数千年。印象中,美国是各国的现代化楷模;事实是,美国是雅威智慧之树的新枝。就是说,美虽新邦,其命惟旧。


很多人认为,美国秩序是欧洲启蒙运动结出的果实,美国秩序是建立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构想的抽象原理之上。但是柯克不这么看。美国秩序不是启蒙思想家们所构想的理性王国。美国秩序的永恒之道蕴藏在人类文明的五千年传统之中。美国秩序的原理雅威早已通过《圣经》启示给人类的。美国革命所要建立的是基于古老事物与古老原理的新秩序。当时的美国貌似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实不然。新建的美国不是与过去的决断与割裂,而是对人类自由的大传统的继承。决定美国秩序的是上面提到的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对美国的影响,决定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根本差异。


最后再说说本书的作者。柯克先生被誉为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先知,是二十世纪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有美国保守主义的精神教父之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他差不多凭一己之力在美国复兴了保守主义。他甚至走出书斋,为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助选。他于1918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一个有书香的乡村寒门,那里离底特律不远。在柯克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美国秩序的根基》得以在中国与读者见面,这真是中国读者的幸事。


柯克先生博学而睿智,观点锋锐,才思敏捷,他的文字沉稳而警醒。柯克先生也是里根总统十分赞赏的一位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带来美国复兴的里根总统。感谢作者,感谢译者,感谢出版者,《美国秩序的根基》让中国读者有一个宝贵的机会从最深层面认识美国秩序的根基。





中国亮点(137)外脑智库

刘再复:什么是贵族精神

2020年6月19日精读于广东东莞半山酒店8819房间。


喝个酒被嫖娼,吃个饭被告发,骤然害怕身边不知哪个暗角会冒出小人。小人,痞子,流氓,无赖,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冲击民族的道德底线。这种人得势,真让人觉得沮丧,绝望。刘再复先生这篇文章谈的是贵族,正好是小人的反面。


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大家知道我是研究新文学,就是现代文学,另外我也研究一些文学理论。那么在思考“五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我一直评价很高,“五四运动”的文化领袖,这些文化的改革者,他们是充满慈悲心的,他们对我们中国的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所以他们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情,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它当时有一个重要口号,说是版籍奉还,那么“五四运动”做了件什么事呢,是文字奉还,就是文字不能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也应该让多数人都能够掌握,“五四”以前的文和言是分开的,所以现在要把文和言统一起来。所以要用白话文来写文章。所以它做的事情是一种文字奉还的一个伟大的工程。


另外还有,“五四运动”从思想史来说,它有两点,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它有两个大的发现,一个发现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以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了。这是一点重要的发现,它当时抓住孔夫子作为代表,但是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第二个,它发现了在我们中国的大文化的传统里面,逻辑文化和理性文化的阙如,就是不足,这两个大的发现,使得“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煞。


肯定这两个大的发现之后,我对“五四运动”也做了一些反省,其中有一个方面是当时“五四运动”由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提出来的,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这个建设国民文学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推倒贵族文学,有问题。提出这个口号有两个概念的错位。一个概念错位,就是他们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也可以说没有分清贵族阶级跟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叫做贵族,我们翻开《辞典》它一定会告诉你,贵族就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所以贵族特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要对它推翻,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贵族精神,贵族文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推翻了贵族政权,那开始他激进的一些年头,当然最后,他把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文化留下来。所以在法国,最高的勋章,最高的奖章,都叫做骑士勋章,这个骑士就是次等贵族,骑士是代表侯爵,公爵去替国王打仗的,文化精神跟贵族特权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概念的错位。


另外一个概念的错位是什么呢?就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搞错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不是国民文学,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奴才精神,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而不是平民精神,这是很大的概念的错位。我们这个平民,平民很多都有贵族精神的。你像《红楼梦》里面的那个晴雯,她身为下贱,心比天高,所以那个贾宝玉的《红楼女儿誺》里面就说“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很高贵的,精神很高贵的,贵族精神讲的是人格的贵贱,是人格的高贵,这一点是不能够轻易否定的。五四运动就发生这两个概念的错位,所以我们今天我探讨贵族精神的时候首先从“五四运动”的反省开始。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就是什么是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这个贵族精神,其实我们来看西方的思想史,西方的文化史,社会史,你就会发现,很多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对贵族精神不断做定义,在这个定义里面很多是冲突的,很多是不同的看法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到尼采,罗素,托克维尔,他们这些对贵族都不断进行定义。但是我把他们的定义归纳一下,我把贵族精神归纳成几点。最基本的,就是它的核心的精神几点。


贵族最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这是尼采道破的。这个尼采是很天才的,他是19世纪最后一年去世的,他好像预感到20世纪这贵族将会死亡,也就是贵族精神将会灭亡,他很天才,预见到这个,所以他当时就高举贵族主义的旗帜,所以他在《善恶之彼岸》这本书和《道德系谱学》都写得非常好,他对贵族进行定义,那么定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就是对人的一种自由意志,对人的个人的尊严的一种充分的肯定,尼采他这点有一点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上层人跟下层人,他的道德准则跟精神准则是不相同的,所以他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标准是不同的。他鼓吹说,就是上等人,就是所谓贵族要向下等人开战的,他是贵族主义者,很偏激,但是他所说的这条自尊的精神,这是对的,贵族很讲究自尊,我们知道贵族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就是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贵族伟大的诗人,他们就是决斗而死,那么这个决斗的行为语言,说明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有一种东西是比我生命更加重要的,这就是我个人的尊严,这就是自尊。所以这点是贵族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精神。


还有另外一个,这是讲原则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自尊,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个人的尊严,但是贵族他知道,我们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与人是相关的,既尊重我们自己,还要尊重别人,所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当中要讲规则,讲原则,要讲游戏规则,这是贵族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以决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20米内,你拿着手枪,我拿着手枪,到有一个人倒下为止,一个人死为止,但是你不可以违背规则,你一旦违背规则,首先你就是失败者了,所以要严格遵守规则。


就是说,除了自尊之外,还有个自律,英国它的贵族传统很发达,所以它产生了一种游戏公平原则,就是费尔泼赖,鲁迅先生写《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那时候他是比较激进的,当然在当时有他的道理,后来80年代初,王蒙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论费尔泼赖应该实行》,认为公平原则还是要实行的。要有游戏的规则。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说贵族精神的反面,它的对立项,它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流氓最糟糕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鲁迅先生在定义流氓的时候说,凡是没有一定理论线索可寻的,都可以把他称为流氓,就是没有原则,不讲原则,不讲游戏规则,都可以称为流氓。所以第二条就是原则精神,这是属于自尊之外的自律。


那么第三条就是他的低调,低调。凡是贵族,他的精神里面一定是低调的,这个低调是什么?就是自尊,自立之外,还要有个自明,贵族虽然拥有财富,拥有土地,有钱,但是他自明,因为他有比较高的学养跟修养,知道世界有多大,历史有多长,我们自己的位置,个人的位置,有限性在什么地方,他自己知道,所以不敢唱高调。


其实比较有力量的人都应该是低调的。所以鲁迅先生说,那个猫是比较有力量的,所以它不叫,而老鼠是没有力量,所以它吱吱叫,大象也是这样,大象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它的耳朵是覆盖着的,兔子没有力量,它耳朵是翘起来的。凡是财大气粗的人都不是贵族,凡是贵族一定是财大而气不粗,这种低调是学养跟修养形成的一种精神。我们中国有时候有一句话说,皇帝话少,皇帝,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就是说是第一贵族,所以他呢不能讲太多的话,也要低调才行,所以皇帝话少,不能讲太多。


第四一个呢,贵族的精神是淡漠名利,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这一点是中国南朝时期的沈约在《高士赞》里面特别提出来的,他当时谈到贵族有好几个,他包括把隐士都放进去了,他贵族比较宽泛的一个定义,那么也包含着贵族,因为沈约本身他是一个贵族,他对贵族下了几个定义,比如避世,避言,就是要离俗世,俗人的社会远一点,再一个,他一定要淡漠名利,要安于比较清贫的生活,比较质朴的生活,不要大块吃肉,他把争名夺利看成是一种耻辱,所以这也是贵族精神很重要的一个。


这四点是我概述贵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贵族精神它有历史的积淀,特别在欧洲,贵族历史传统比较久,那么经过长期的积淀以后,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贵族的精神,贵族精神形成以后,它本来是贵族主体创造的,那么后来慢慢形成人类共同的一种财富,大家觉得这种精神不错,变成公认的一种优秀的精神遗产跟精神境界。骑士精神,他也慢慢形成他自己的一套精神,比如我们一谈骑士精神,一定是慷慨,一定是正直,一定是尊重妇女,扶持弱者,我们讲文学史,思想史,它一定讲骑士精神会讲到这几点,也形成它的一个共同的优秀的遗产。


像俄国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反省俄罗斯的国民性的时候,他认为,他说俄国国民性上有个很大的弱点,他说追求神圣,但不追求正直。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缺少欧洲的骑士传统,骑士精神。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也是追求神圣,只是我们不是东正教的背景,我们是孔夫子的背景,我们是追求当圣人,但是不太崇尚追求正直,这是我们的一个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要当圣人,不太容易做到,不太容易做到就不得不戴面具,戴面具就虚伪了,可是虚伪是对人性腐蚀最厉害的一种东西,所以“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的时候有点道理,就说你这旧道德变成伪道德了,变成虚伪了,我们也是缺少欧洲的这种骑士传统,不是崇尚正直。崇尚正直跟崇尚神圣是不同的,所以这个跟过去我们的文化传统缺少骑士传统是有关系的。


贵族的精神表现在文学上,有几个又非常重要的特点,贵族文学是贵族精神的一个载体,也可以说贵族精神的一些精华都在贵族文学里边充分呈现出来了。那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学,特别是西方的文学,它的贵族精神表现出来的有几个重要现象,几个特征吧。我把它概括成六条。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西方的文学跟中国文学里面的贵族精神,是不是能够离开这六条。


第一是品格的高洁。比如普希金和屈原,屈原是典型的贵族,他的《橘颂》,也典型地表现自己的高洁。普希金有很多诗都表现高洁精神,非常像。这种品格的高洁是贵族精神在文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第二是“精神的雄健”,精神雄健,也是贵族表现出来一种精神,比如像我们中国的嵇康,嵇康他也是贵族,嵇康精神的雄健,有几个行为语言,除了他的文字语言,他的行为语言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鲁迅非常崇尚嵇康。我们知道当时他写那个《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当时就是不去当官,山涛要介绍他去当官,他气得要命,就跟他写绝交书了。那我们知道钟会,钟会当时是司马氏王朝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宠臣,那权力非常大的,当时想拉拢嵇康,所以那天就要去带着几个人就要看望嵇康去。结果嵇康看见他进来了,连眼珠都不转过去,种会很生气,后来要走的时候,这个嵇康就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回了一句话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很生气,后来这导致他最后上断头台。你想嵇康当时只要敷衍一下,他就可以当大官,但是他就不能敷衍,行为语言他表现出来,就是精神非常雄健,最后他要上断头台之前,他弹了《广陵散》,他只说了一句话,说从今之后,这《广陵散》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弹了,这也是一种精神的雄健。后来拜伦,20岁左右就在上议院获世袭职位,是一个很典型的贵族,继承爵位的贵族,后来他投身希腊了民族解放的战争,他的诗文跟他的行为语言都是惊人的雄健。


第三是心气的高傲,贵族文学,像屠格涅夫,在俄国的文学里面,屠格涅夫是贵族文学的一个很典型的作家,他写过《贵族之家》,写过《父与子》,都是非常好的贵族文学,我们看到《父与子》里面的主角,巴扎诺夫,你看他的气质,那是非常高傲的一种气质,心气非常高傲,就他所有的表现,都表现血液的深处有一种不可征服的骄傲。


第四是理想的卓越,这理想的卓越,比如说俄国的贵族的诗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像薇拉•妃格念尔的自传,《俄罗斯的寒夜》,这是典型的俄国的女贵族诗人,你看她所写的诗。那所谓十二月党人,他本身是贵族党,那贵族他有一种理想,为这理想而献身,所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面,特别开辟了一章,拜伦,他把拜伦写进了西方的哲学史。分清贵族的造反跟农民的造反的区别,他认为贵族的造反,是有理想的,农民的造反,缺少理想。贵族常常表现理想的卓越。


第五是道德的完善,道德的完善表现得最典型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就是《复活》,所以其中的三个男主角,彼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道德的完善。


第六种是艺术形式的精致,像我国南朝,我刚刚说沈约对四声八病的界定,还有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一种审美要求,都是艺术精致。那么这些都是贵族精神表现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




中国亮点(136)外脑智库

徐景安: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

2020年9月24日晚阅读于河南焦作煤业集团,刚从海拉尔回北京。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主要标志是民营经济的诞生。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因素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勿庸置疑,尤其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民营经济。为了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了不少政策扶持。但是,如今实体经济不振、中小企业困难的境地一直没有改变。尤其是受疫情打击,大批中小企业陷入绝境,企业倒闭、员工失业,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这似乎成为一个悖论:党和政府以及中国社会的主流观点,都是支持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但现实是民营经济越来越困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卡脖子的瓶颈是什么?


所有制理论瓶颈


许多文章盛赞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称为“56789”,即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50%,民间投资占比超60%,民营企业发明专利占比超75%,民营企业就业存量占比近80%,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超95%。结论是“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大主体”。


可是,这些数据正是为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提供了扼制民营经济的实证。


传统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计划经济,二是公有制。改革中邓小平破除了计划经济的教条,转向了市场经济,发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公有制一统天下带来的弊端有所认识,但在理论上,公有制成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最后防线。所以创造了初级阶段理论,为发展民营经济提供合法性。经过40年改革,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冲破了“公有制为主体”的限制。这就造成了实践与理论、事实与法理的冲突。


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05年4月就有人发表《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认为鼓励非公经济发展“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几千万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人民江山将在红旗招展之下悄然变色。”对此提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质疑,我们无从回答。于是在“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长期争论中,民营经济实际上已从顶峰开始滑落,民营企业家普遍处于对前景的迷茫之中,移民与资金外流成为很大一部分人的选择。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改革40年的今天,该是从理论上搞清楚了。


《共产党宣言》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是代之以什么样的所有制,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要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而是“建立公共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应该理解为股份制。


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归结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体集体所有制”,这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历史事实证明,所有实行单一公有制的社主义国家,不是解体,就是贫穷。40年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公有经济,中国综合国力大大提升。这是强化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理论滞后于实践,带来法理严重背离于实际。民营经济在税收、投资、就业、技术等领域的贡献,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政府与民众的收入增加,怎么会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改变社会主义江山的性质?


何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


但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至上呢?这是路径选择的问题,应该说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都走了很大的弯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所有制问题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简单地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从认识论上来说,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当然就是公有制。但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公有制带来生产力的低下是不争的事实。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新和谐公社”的试验,就是由于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状况在实行公有制的苏联、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发生。经济上不去,人民普遍贫困,最终导致苏东崩溃、中国改革。但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的惯性思维牢牢地固化在原教旨社会主义者的头脑里,执着地坚持着。而某些改革派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坚决反对社会主义。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是路径与手段。换言之,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与要求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或者什么领域适合公有制,什么领域适合私有制。所以,把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错误的认知,这还有什么疑义吗?


判断是什么所有制,不是看是谁投资的,而是剩余价值如何分配。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形式,剩余价值归谁所有才是本质。名为公有制,剩余价值被少数人占有,这是假公有制。名为私有制,剩余价值共同分享,可称为共有制,是一种新形式的公有制。共同出资的合伙制,将股权送给员工的持股制,都应该是公有制。传统公有制不准将股权量化给个人,恰恰是违背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设想。


市场经济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所谓资源,包括资本、土地、技术、管理、劳动等,经济成果由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也应该按要素分配。


宏观经济政策瓶颈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各级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减免税费和资金扶持政策,但中小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产品没有销路。从2012年起经济一直呈滑落趋势,于是归因于产能过剩。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我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已达15万公里,大幅度超过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里程。尤其是引为中国骄傲的高铁运营里程突破3.5万公里,约占全球高铁网运营里程的七成。但是产能过剩、经济下滑、实体经济不振、中小企业困难的状态依旧。


2016年至2019年的数据显示: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0%,企业利润增长39%,企业亏损额下降了11.7%,而民营企业营业收入下降了17.6%,利润下降了28%,亏损额大幅度上升了104%。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为国有大企业提供了订单。而中小企业的需求主要是居民消费。对于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拉动经济的内生动力主要是居民消费。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达历史最低水平,2018年只回升到38.8%,低于世界平均的居民消费率58%。


导致居民消费率低的原因是:初次分配中,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17年回升到51.8%。然而严重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联合国约有 190 多个国家,在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 150 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 0.49 的10 个,排除了中国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如果按财产计算的基尼系数中国则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富人与穷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同,少数高收入者不会增加正常消费,他们的奢侈品消费又往往由国外进口,中国奢侈品进口消费居世界第二。中产阶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但人数不多。绝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缺乏支付能力。


这又回到原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以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为本质。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带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必须通过合理的分配。然而正是在分配上出了问题。


中国不只是一次分配不公,主要是财政二次分配实行逆向调节,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城市与农村间,向城市倾斜:官员与民众间,向官员倾斜:户籍与非户籍间,向户籍倾斜:高学历与低学历间,向高学历倾斜。总之,越有保障越多保障,越需保障越少保障。


2019年全国大陆总人口14亿人,乡村常住人口5.51亿人,城镇常住人口8.48亿人,其中户籍人口6.21亿,常住非户籍人口2.27亿。按照现行政策,6.21亿户籍人口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救济等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大大高于常住非户籍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


贫富悬殊严重、社会保障不均,使得中国大多数低层人口缺乏支付能力,导致居民消费率过低,这是造成中国产能过剩、经济下滑、实体经济不振、中小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


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这本来就是发展经济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今天又是有效拉动经济的手段,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


2020年5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记者问时说:“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提出:“稳就业、保民生,使居民有消费能力,有利于促消费、拉动市场”,“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而且中小微企业在吸纳就业中占90%以上”,“我们这次所采取的规模性政策,用了70%左右的资金比较直接地去支撑居民收入”。


希望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真正体现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社会公共利益之上,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为中国经济增长、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巨大市场。


企业经营理念瓶颈


中国民营企业对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出现了华为、腾讯、阿里巴巴一批优秀企业。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民营企业有着强烈的谋利动机,这无可厚非。尤其是创业、生存阶段,关系生死存亡。但许多案例表明,有的就是抱着捞取不义之财作为创业动机,如最近发生的瑞幸咖啡造假案,从造假始到造假终。


我1987年从国家体改委到深圳任体改委主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推进股份制改革、创建证券市场,为企业融资开辟渠道。但实践中却成为不少企业圈钱之地。2016年被各大证券媒体称为“监管年”。可是,2017年违法违规更严重,做出行政处罚决定224件,罚没款金额74.79亿元,市场禁入44人,三项创历史新高。有的企业以虚构客户和业务、伪造合同等方式虚增收入和利润,骗取首次公开发行核准。上市后,又虚增利润,虚增银行存款,虚列预付工程款。所有都是造假,最后以涉嫌欺诈犯罪移送公安机关。


有的是为了争夺市场,完全丧失良知和道德,不惜损害顾客的健康和生命。距离三鹿奶粉事件12年的今天,湖南郴州无良商家将不是奶粉的“固体饮料”冒充“特效奶粉”销售,“大头娃娃”病再次出现,居然由郴州儿童医院医生向患者推荐。


具有300年历史的中国名牌老店同仁堂,一直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老遗训,2012年评为中国上市公司最具投资价值100强。2018年12月16日被爆北京同仁堂将大量过期和临近过期的蜂蜜回收,送入原料库,作为中药原料。一个坚守了300年遗训的老店,一夜名声扫地。


类似事件不胜枚举。


商人者,即做生意的人,是社会分工中职业不同之人,凡人都要有良心,讲道德,古人云取财有道。这样生意才能做得大,以不义之财发家的人,内心焦燥、恐惧、不安,是不会幸福的,不知什么时候倾家荡产、灾难临头。


做一个企业家,首先应该做个好人,这是前提。但好人,不一定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有企业家的品格与企业家精神。


我特意区分了企业家品格与企业家精神。


何谓企业家品格?就是经商的品德、能力、专长。比如有敏锐、前膽的眼光,善于捕捉商机,不断创新。独具匠心,注重细节,顾客为上,尽心服务。百折不挠,不畏艰难,意志坚定,坚守追求等。


何谓企业家精神?就是超越物质追求的升华和永恒,它以企业为载体,追求的是可以传承、发扬的文化与理念,它不能用财富来衡量,无法用企业家的行为来解释。


德胜洋楼(苏州)公司,是设计和建造美制木结构住宅的。这只是一家营业额6亿元的规模不大的公司。为什么会成为企业家的朝圣之地?


德胜的创始人聂圣哲留学美国,回来可以当教授,也可做官,但选择了办企业。他说:“办实业可让我深刻了解社会,提供我思考问题的素材,并且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生活及研究的经费,还可以让我在国民性改造上作一些试验⋯⋯”


聂圣哲办企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进行国民性改造的试验?


他的主张是:“我们必须要回到正确的价值观上来,那就是:可以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立即着手建立有效的教育体系,精心、慎重地设计公平、公正的社会发展模型,绝大多数人树立有效的信仰,建立属于中华民族的健康、优良的文化,不断有自己的思想家出现,和谐社会自然会出现,这样就可以进入无论是有权的没权的、有钱的没钱的人,都生活得幸福的祥和社会。”


“企业始终推动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不断制造新的需求,简化交换规则,最终导致人类形态的进步。所以,真正的企业家是能够推动环境改善和社会进步的人。”


聂圣哲可以说是仅剩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不只是有理想,而且把理想作为目标、至上、终极,并且又务实地从平民教育做起,办企业是培养有素养、有爱心的产业工人,办学校是培养有技能、有道德的合格公民。


创造全球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不是乔布斯,而是他的接班人库克。他的经营理念恰恰不是盈利至上,他公开宣布:“如果你让我做事的时候,唯一关心的就是投资回报率,那我希望你马上抛出苹果的股票。”


一个能够造福员工、顾客、社会的企业怎么会不赚钱呢?所有这一切取于老板的人生理念。


为什么要办企业?这是值得中国民营企业家思考的一个哲学命题。


经商就是为了赚钱。的确,不赚钱,还是企业吗?但赚钱是否是企业唯一、至上、终极的目的?


当今社会,拥有财富,不仅是利,还有名。那么获取名和利又是为了什么?是一个人获得社会认同、肯定的存在感与造福他人和社会的生命价值的体现,最终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中国民营企业家需要一场理念的创新和革命,应该从资本原始积累的状态中蜕变。从根本上来说,企业不只是赚钱的机器,而是生命价值的载体。以有限的生命造福社会和人类实现永恒!中国需要一批良知、担当、责任、善心的企业家,来改造社会、温暖社会,从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现代文明转向追求幸福最大化的人类新文明。




亮点人 亮点事 邀请外脑罗院长 ©版权所有: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备案号:京ICP备1601463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