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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150）外脑智库
如何理解“双循环”？
徐奇渊
【罗卫国】2020年8月14日于北京家中，今年第一次来北京，刚从重庆回来，世柏去世，郝总送花。
一位拿着拨火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如果讨论是一片土壤，那么一个新词就像是一粒新的种子”。近期，“双循环”这个新词激起了各种猜想、讨论和演绎。凡是能说的事情，都必须说清楚。“双循环”也是一个可以说清楚的概念。要理解这个新词，就需要回顾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经济政策思路的演进。
为了减少个人揣测，笔者尝试从考据的角度对“双循环”的提出过程进行回顾、梳理。
国际大循环与沿海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功
1987年10月底，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副研究员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在当年12月30日的《光明日报》，王建同志答记者问，解释了国际大循环战略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资金与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所积累的资金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国际大循环”的构想很快引发了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并促成了“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
1987年11月至1988年1月初，赵紫阳赴江苏省、福建省考察，并向邓小平呈上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邓小平对该报告做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同年3月中旬，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了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参见李树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文摘》，2008年第11期）。
具体而言，“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三个要点（参见田纪云，《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炎黄春秋》，2015年3期）：第一，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第三，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在此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更快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产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
1992年到2011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了1.1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资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同一时期，中国从全球第12大出口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也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在此基础上，中国彻底解决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双缺口”问题：外汇短缺、国民储蓄短缺。与此同时，中国也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国际规则体系、全球金融市场等维度，深度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
到2011年11月，以国务院批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关于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形成了从南到北、比较完整的体系。
国际大循环战略日益面临挑战
在推动形成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两头在外、出口与投资双驱动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不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而且国内也面临收入分配地区差距扩大，产业升级面临瓶颈制约，生态环境出现恶化等等问题。
此外，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峰值一度达到64%（2006年），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外向型特征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而言，这种经济结构十分少见。
在此背景下，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指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2011年初发布的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国际大循环的思路已经逐渐发生改变，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侧重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外循环相协调。
201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的两个判断指出：（1）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2）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这意味着，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仅面临前述日益显现的弊端，而且还面临新常态下的两大挑战：其一，人口红利减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时代已经过云。其二，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出口的扩大基本取决于竞争优势，而非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
此后的情况是，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于2015年达到峰值，此后到2019年一直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
不过，这一时期国际大循环为主的条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新常态判断当中也提到：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通过直接投资等渠道，中国引进高质量的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走出去的渠道，对外输出直接投资、广泛建立对外经贸联系。
供改下半场环境变化首提“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2016年和2017年以去产能为工作重心，并提前完成大部分目标，2018年更是全部完成了去产能预设目标。从2017年末、2018年初开始，供给侧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去杠杆、防风险。到2019年末，上述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在此过程中，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总需求政策的平衡关系，存在颇多不同观点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应当保持政策定力，着力推进结构改革，同时避免大水漫灌；但也有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适度扩大总需求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在2016、2017年外需不断向好的情况下，扩大总需求的紧迫性有所下降，前一种观点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似乎占了上风。
到了2018年后期，经济环境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去杠杆领域已经或正在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短板、梗阻成为供给侧更为突出的问题。第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外部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必要性上升。
与上述两个变化对应，经济政策思路也开始调整。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已经有相应体现，也就是明确提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一方面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供给补短板、供求衔接的角度，这次会议强调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具体地，“巩固”的提法，肯定了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供给侧改革在降成本、补短板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另外，从“畅通”角度出发，这次会议也特别强调了打通经济循环，会议通稿指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虽然只提及“国民经济循环”，不过从具体表述来看还是聚焦在国内经济循环方面。
另一方面，从扩大总需求的角度，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也第二次提出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首次提出是在当时一周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地，会议强调了增强消费能力、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基本沿续了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思路，再次强调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且从“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合理扩大有效投资”等角度，再次指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2019年初，“强大国内市场”的提法也一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和讨论。
此后，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去杠杆的色彩悄然淡出、暂告一段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正式将转向了“补短板、强弱项”。会议内容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与供给侧改革的“补短板”互相衔接起来，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出了具体政策抓手。
从前述政策思路的演进来看，在2018年后期到2019年，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强大国内市场”从需求端对“供给侧改革”的提法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同时，供给侧改革本身的内容更多转向“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延续，并且兼顾了供给、需求两个方面。
疫情冲击、中美摩擦之下的变与不变
2020年之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思路，其对应的主要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2020年初以来，疫情的爆发、中美关系紧张升级，进一步对外部需求、国际供应链带来了双重冲击。“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上的视角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调整。
2020年初疫情爆发，2020年2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部署疫情防控，一边统筹推动复工复产。当时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这次会议提出的“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已经超出供给侧改革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突出重要性的紧急任务。
之后，疫情在全球更大范围、更长时间蔓延，3月中下旬也开始在美国蔓延。由于各种原因，同期中美关系紧张程度明显上升，并且也对我国产业链的稳定带来了新的、更大程度的冲击。
4月之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新的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条例（EAR），并且升级了对华为的制裁，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美国境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美国工业安全局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5月，美国政府发布《对华战略报告》，宣布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采取对华竞争的方针。
6月，随着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推进，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同时，国际环境也在更大范围发生着变化。
在此基础上，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的外延，也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进一步扩展到了产业链安全视角的补短板。
总体上来看，疫情和中美关系紧张，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思路在国内、外空间上进行区别——
其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而且，由于疫情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冲击也将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其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中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
其三，我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上述三点，正是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所进行的详细阐述。
“国民经济循环”向空间、时间维度拓展成为“双循环”
需要说明的是，前述三点论述表明，关于中国经济面临主要挑战的判断，从2020年之前的“体制性、结构性、周期性问题”，又进一步加上了疫情的全球冲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
这些分析揭示了当下的“变”——外部环境重大变化，以及“不变”——国内基本盘保持稳定。这就使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落脚点，具有了国内、国际的空间区分，同时也有了国内、国际重心的区分。正是在这次会议首次公开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与上述背景一致，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基于供给、需求视角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概念：“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与企业家座谈，进一步明确指出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第二，“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这次会议上强调的“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也可以视为“内循环为主”另一种形式的概括。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双循环”的政策思路。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
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不是一项短期考虑，而是“从持久战的角度的认识”。
至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空间上拓展到了“双循环”，在时间上拓展到了持久、中长期的视角。这也意味着，“双循环”将成为中长期经济政策的总体指导思路，尤其将对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工作部署产生重要影响。
回顾1980年代末，“从国内循环转向国际大循环”构想推动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地，那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也将在经济的空间布局上具有重要的含义。
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性
回顾2020年5月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仍在加快。5月《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今年已经或还将分步取消期货、基金、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
在5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也专门指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并在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推进RCEP协定的正式签署。
不过另一方面，外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供给端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端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陷入深入衰退。这些都将使得我国的国际经济循环面临冲击，对外开放的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面临被动局面。
而从国内来看，尽管同样受到疫情冲击，但经济基本盘未变、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国内经济政策仍大有可为。但是国内也存在突出的结构问题，需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其中，效率更多对应于生产环节、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公平更多对应于分配环节，公平分配将使得生产、消费更加畅通循环。
在对外开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边际收益减弱的情况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国内改革、打通内部经济循环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重心。外面刮风下雨，唯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当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从而“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的韧性和主动性，进而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我国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如果说，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对外开放，那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将促使我们更多反思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倒逼国内改革加速。
事实上，对外开放当中面临的很多困难和障碍，其根本制约因素也往往来自于国内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唯有打通国内大循环，才能够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亮点（149）外脑智库
让结构性潜能担当经济复苏下半场的主角
刘世锦
疫情下中国经济的三个特征
上半年中国经济表现总体符合预期，甚至在有些方面超出预期。在疫情这一“压力测试”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出口行业迅速恢复，6月份已恢复正增长，上半年整体呈现小幅增长态势。中国出口行业的竞争力，在此次疫情之中突出表现为“应变能力”和“韧性”，中国“出口大国”的称号再次得到验证。但三季度之后出口是否承压仍有待观察。
第二，前段时间需求的恢复速度慢于供给。对此，我试图给出另一种解释：供给侧的机构更多，需求侧的个人更多，在行政和市场力量下，机构的反应速度一般快于个人，行动能力更强，更容易受到政策驱动，因此供给侧的恢复速度会快于需求侧。
第三，需求侧近期逐步回升，但能否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仍有待观察。周小川行长提出“数字化生存”的概念，值得关注和研究。疫情后部分需求可能会出现“永久性减少”，比如过去参会需要坐飞机、住酒店、在餐馆就餐，但现在都通过网上开会，这些需求就难以恢复。
宏观政策调整需关注资金流向在此次疫情应对中，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度”把握得较好，既保持了充足的流动性，也没有搞“大水漫灌”。但6月份社融和M2增速均创近年新高，和GDP增速的差距明显拉大。在危机中释放流动性，以保持流动性不中断，这是一种“生存性的放松”；当生存问题大体解决之后，增发货币的流向值得关注。
近期股市火爆显然不是业绩的支撑，一些城市也出现房价上涨的苗头。美国在这方面表现更为明显，一些股指已创新高，股市泡沫的上升速度甚至快于病毒的传播速度。
从货币操作上来看，收回释放出去的流动性是很困难的。我们既要考虑到中远期的债务兑付问题，也要考虑到近期如何对付泡沫，以及资金流向问题。有些方向我们不希望资金流入，甚至会采取措施防止流入，比如房市、股市；有些方向我们希望资金流入，比如实体经济，但政策预期和人的行为有时是较着劲的，这是目前面临的难点。
只要疫情存在，就会有疫情防控的“成本折扣”。三季度之后，疫情虽未完全消除，但经济会逐步恢复到常规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要相应调整，回到常态。当然，就目前来看，政策不宜明显收紧，但也要考虑防止泡沫、资金流向等问题。
要发挥结构性潜能的作用如果把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分为上、下场，上半场以宏观救助、恢复增长为主，在经济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之后，下半场的宏观政策就要退居次位，让“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
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赶或跟跑的潜能。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约一万美元，发达经济体多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6万多美元，这中间至少有3万美元的差距。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中国也应做、但尚未做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增长潜能所在。二是新涌现的潜能，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如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结构性潜能的内容很多、且相互关联。在此，我想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产生更高的集聚效应和更高的要素生产率，所以今后十年，中国70%-80%的经济增长潜能都将来自于这一范围。目前人口流动已经反映出这样的规律。
“3”指实体经济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第一，基础产业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下一步要开放竞争、提升效率。开放竞争不仅可以促进投资，更可以降低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第二，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要转型升级。在消费升级方面，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重点是增加商品消费，中高阶层的消费重点是扩大服务消费。在产业升级方面，要通过优胜劣汰、重组创新，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第三，高端领域要加强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的能力建设，为长期创新打下牢固基础。补上这三大短板，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三大攻坚战。过了这一关，中国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横向的、对全社会各领域都会发生影响的要素。比如街头卖水果都普遍使用微信支付，这种“地摊数字经济”实际上就体现了数字化对经济的系统化改造。绿色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它会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最近欧盟，特别德国和法国，提出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两个支柱”——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所以“两翼”是全球范围的新潜能。而中国有更为先进的理念、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条件，完全有机会在这“两翼”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不仅为追赶进程提供支撑，也可为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引领。
所以总结来说，“1+3+2”的内涵即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发挥结构性潜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结构性潜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除宏观政策的制定，还需要抓住“1+3+2”的重点，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件的精神，推出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
针对“一个龙头”要强调两大改革。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让宅基地有序流转。第二，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
最近几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杭州和深圳，背后反映出市场的力量。城市化要坚持“以人为中心”，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补齐“新三大短板”应推出针对性的措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通信行业，允许设立一两家由民营资本或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行业外资本投资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这样的改革既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
改进和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在“保基本”基础上，重点转向人力资本“提素质”。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中国虽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但消费能力从哪来？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把消费能力转化成生产和创新能力。近几年数字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基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形成商业模式，利用收入的增长推动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中国不仅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应成为产业链条效率最高、应变能力最强、最具生产力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把消费能力转化为生产和创新能力，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着眼点，也是“内循环”的一个基本含义。
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如杭州、深圳和内地一些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西湖大学开了头，应该支持鼓励更多的类似大学和研究机构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
对外开放应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在国际上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国内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面对卡脖子、脱钩的压力，要利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更大力度、更聪明的方法推动开放，对国际上的某些势力形成有效制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出“三个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张牌，实际推动很难，但要站上制高点，争取国际博弈的主动权。我国的贸易优势与关税保护没有多大关系，要在全球化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上、规则制定上走到前面，至少争取道义上的支持，在博弈中处于有利位置，对全球开放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中国亮点（148）外脑智库
暴利的重要作用
文/沃尔特·威廉姆斯 译/觉浅 校/胡释之
罗卫国2020年7月20日于老家，母亲昨天生日，女儿今天中考，不再打花牌。
利润经常被误解，被视为不劳而获，有时还被视为邪恶。有些人常常带着一种道德优越感，虔诚地宣称：“我们是非营利组织。”在站上道德制高点之前，他们应该记住，世界上最大的邪恶、心痛和不满都是非营利组织造成的。这些非营利组织包括：高压政府、邮政服务和公共教育。
在国民收入账户中，利润并不是一个大项。税后利润大概占GDP的6%，而工资占60%以上。像工资、利息、租金一样，利润是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利润？简单地说，利润是一种价格，正如工资、利息、租金是价格一样。利润是作为剩余索取权支付给作为风险承担者、创新者和决策者的企业家的价格。正如工人没有工资就不会提供服务一样，企业家没有利润也不会提供服务。像其他价格一样，利润引导资源从低价值用途转向高价值用途。
成功的商人不仅要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工资、利息、租金，而且要获得利润。为了实现这一壮举，他不仅要取悦顾客，而且必须以高效的方式来取悦顾客。如果他的收入不能覆盖所有的成本，就意味着他没有高效利用资源。
一个企业不能盈利，就会破产。企业的资源、工人、建筑和资本就会移交给其他更高效的企业家来善用。当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来阻挠破产，使资源得以继续低效利用。
你可能会说：“好吧，威廉姆斯，我同意你对正常利润的看法，但你怎么看暴利呢？”
暴利确实超出企业家维持正常经营所需，但暴利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暴利预示着某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需要更多资源来满足这种需求。
例如，当年安德鲁飓风席卷佛罗里达州之后，胶合板价格暴涨。飓风席卷之前的胶合板价格是10美元一张，之后涨到20美元一张。这种利润潜力释放了强烈信号。
胶合板制造商不再把库存的胶合板以8美元一张的价格卖给宾夕法尼亚州的批发商，而是更乐意以更高价卖给佛罗里达州的批发商。其他州的批发商也很乐意把自己的胶合板以更高价运往佛罗里达州。
由于胶合板都被运往佛罗里达州，其他地方的胶合板价格也随之上涨。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真是棒极了。假设我原本计划星期六下午给我的狗盖个房子。我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木材店，想用10美元买一张胶合板，到了那里发现居然要花我18美元。我气坏了：“TMD，就让狗在雨里睡觉吧！”我自愿地让一张胶合板有了更有价值的用途：重建人类的房子。
如果对胶合板实行价格管制，使飓风前后的价格保持不变，这些把胶合板优先运往佛罗里达州的自愿行动就不会发生。自由浮动的价格，以及潜在的暴利机会，都是在激励大家自愿做对社会有利的事。
在自由开放的市场，利润应该受到赞美，而不是被唾弃。
中国亮点（147）外脑智库
刘军宁：美虽新邦 其命惟旧
任何秩序都是建立在特定根基之上的：如果根基是细弱且摇晃的，那么秩序的坍塌就是可期的；如果这些根基是正确而牢固，那么秩序就是坚实持久的。有了好的秩序，强大与繁荣才可以持续。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有不少大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唯有美国是个例外。美国的持续强大不是来自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教育和科技，强大的国防，高素质的民众，而是来自建立在正确原理与根基之上的美国秩序。
柯克先生的《美国秩序的根基》就是致力于揭开美国秩序的奥秘。该书首次出版于1974年，是柯克的两部主要代表作之一。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另一部代表作在中国与读者见面。在对美国秩序的基因分析上，该书是一本难以超越的绝世巨著。通过该书，柯克先生完成了对美国秩序的基因测序，准确地描绘了美国秩序的基因图谱，标出了构成美国的秩序的各个主要源头。
就像思想与历史的导游一样，柯克先生写道，这一美国秩序的寻根之旅，将把读者们带到四个城市：耶路撒冷、雅典、罗马和伦敦，因为今天的美国人所体验到的那种秩序源自这四个古老城市的经验。
耶路撒冷：耶和华在历史与时间中掌权
如果有人说，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政治首都，大家肯定赞同。但若称耶路撒冷是美国的精神首都，一定会有很多人感到惊讶。然而，这却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事实。《美国秩序的根基》阐明：美国秩序不是起源于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而是起源于旧约圣经，起源于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神才是美国秩序的首席作者。希伯来人的这一秩序经过很多世纪传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手中，上帝的律法依旧是秩序的源泉。耶和华在西奈山上通过摩西颁布十诫启示了超验秩序的原理，正是美国秩序的神性根基。所以，美国的秩序是神的杰作，建国者们不过是把神的意图（神意）变成了现实。
今天，关注乃至研究美国的人士很少关心美国的耶路撒冷源头。然而，作者认为，如果缺乏对《圣经》的一定了解，美国秩序的结构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虽然旧约在当代的许多人看来似乎是对旧约年代被遗忘的混乱记载，但却意义深远。永恒的耶路撒冷这座灵性之城是美国秩序的精神源头。律法与先知的教导是美国秩序的希伯来根基。美国秩序的建立，是神的主权以及耶和华与其选民之间的圣约在北美的延伸。
在作者看来，信靠耶和华，就意味着必然要相信耶和华所设计的秩序。（第43页）美国秩序的最重要的根基是相信神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作者相信，所有真正的法律都来自神，而且神是秩序与正义之源。在此信念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秩序便是神定秩序。美国的建国者们非常智慧地选择这一神定秩序，美国也因此长治久安繁荣兴盛。从这种意义上讲，摩西在旧约中所揭示的秩序原理是绝对科学的原理，因为这一先验秩序原理，在经验上被反复证成，从未被证伪。以色列与美国的命运告诉作者，一个国家的命运其实是其在神的主权之下的存在。（第42页）只有神才能保佑美国。
任何一个邦国的秩序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灵魂与信仰深处的内在秩序，也叫灵魂秩序；一个是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外在秩序。内在秩序决定外在秩序。一个人的灵魂失序，他就会崩溃；如果一个国家失序，社会就会瓦解。社会政治秩序是建立在关于道德与信仰灵魂秩序之上的，后者是前者的根基。如果要想在邦国中建立秩序，人的灵魂中首先要有秩序。美国秩序背后的灵魂秩序是来自耶路撒冷。作者断言，没有以色列留下的道德遗产，并没有美国的道德秩序。可见，耶路撒冷的传统是美国秩序的关键成分。
作者发现，美国人的灵魂秩序端赖基督教。（第178页）美国秩序是神的作品，美利坚是上帝的新以色列。美国秩序的根基深深地扎在对神的信仰之中。如果不是因为信仰而得到上帝的保佑，美国的荣耀不过像历史上那些强盛一时的帝国一样，过眼的烟云而已。不论美国与神的关联今天在美国受到了多么严重的质疑与挑战，与神的关联依然是美国秩序的支柱。
作者致力于揭示希伯来先知对现代人的持久意义，以及先知们的教导现今是如何深深地嵌入到美国的秩序结构之中的。（第30页）而以色列的君王对美国则毫无影响，也从未被歌颂。
耶路撒冷对美国秩序的影响不仅是最早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和最重大的。作者发现，希伯来的传统对美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对欧洲大陆的影响。（第46页）之所以说美国的秩序是神定的秩序，是因为后来建立十三州的美国人不仅将自己比作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百姓，而且以十诫和《利未记》与《申命记》来建构整个的秩序，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神的指引下再次经历希伯来人的磨难与成就。（第46页）他们期盼并最终得到了上帝的保佑与赐福，直至今日。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上帝的良辰吉日，另有人可能会以审慎与爱心更新与改善这一秩序的结构。”（第477页）
雅典：民治实践是一个教训
说到雅典，人们可能会想到雅典民主对美国秩序的影响。恰恰相反，柯克认为，希腊失败的政治经验提供了某些有益的负面教训。就是说，美国的秩序不是要复制雅典的民主，而要是吸取雅典民主所提供的教训。作者写道：法国大革命的大多数领袖纵情歌颂属于古典希腊与罗马的一切。不过美国革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初期的领袖们在诉诸他们的古典情怀时则有所保留；（第52、54页） 雅典的盛世从未超过五十年，而美国的建国者们希望找到更持久的道路（第56页）。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国几乎是民主政治的同义词。然而这不是事实。该书提醒人们，美国的建国者回避，甚至不愿意把美国政体归入民主政体。熟悉《联邦党人文集》的读者对这一结论并不陌生。作者写到：在雅典与许多城邦国家，希腊的伟大时代是民主的时代。一直到，美国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时代之前，很少有美国政治家声称自己是民主人士，
柯克认为，雅典乃至希腊的政治失败，原因在于希腊政治思想的问题可以归因于希腊的宗教缺陷。他们的美轮美奂的宗教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连贯的道德秩序。雅典也因此未能在其体制内成功构建公义的秩序。至于中国人所推崇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作者认为，说这二位对美国创建者们有非常大的直接影响则可能是错的。
但是，这并不表示美国从希腊那里什么都没有学到。有一位叫梭伦的雅典人在美国建国时期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大致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为雅典制定了一部宪法，美国的革命者也想为美国制定一部宪法。梭伦的宪法所带有审慎与平衡以及混合政体的特质，也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所追求的。第二，梭伦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主动放弃成为独裁者的机会。这一幕也被美国的建国者在制定宪法时重演了一遍。华盛顿拒绝成为国王，制宪者们也制定了一部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这些人正是未来的执政者。
书中印证到，梭伦树立了古典意义上的立法者的典范，不仅是希腊的典范，而且是全人类的典范。他是一位政治家，能够以人民政治家的身份采取有力的措施，因为在他的灵魂中，那些激情都已顺服普遍的秩序。这段描述完全适用于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等人。作者写到，梭伦让自己的灵魂与行为井井有条，与宇宙的秩序协调一致。这种内与外的合一，也存在于美国诸多建国者们的身上。
雅典文明的印记，在美国并不难以发现。作者举出的证据之一，是华盛顿的古典风格的建筑。柏拉图重观念重灵魂轻物质的唯心主义价值观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人的精神气质。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也特别重视思想的力量与观念后果。他们爱说，人是观念的动物。而只有动物才是物质的动物。
罗马：作为混合政体的共和
在美国的建国者们中间，最高的共识就是在美国摒弃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共和是美国秩序的政治标签。如果说民主起源于雅典，那么共和则起源于罗马。共和的本质是政权的公有，是公天下。其对立面是一人独大或一权独大的私天下。相对于专政依靠武力的统治，共和的统治依靠的是和平手段。美国的建国者们从罗马学到了共和。并在罗马的城邦共和的基础上，在美国建立了复合共和，从而避开了城邦共和短命的覆辙。
在古罗马的政治传统中，建国者们最想复制的政治实践是混合政体。这一政体的特点是把一人统治的君主政治、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治与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治融为一炉。美国宪法继承并改良了古罗马的混合政体。总统这个职位脱胎于罗马共和中的执政官，参议院（Senate）照搬自元老院（Senatus），众议院对应于公民大会。联邦最高法院则类似于具有否决权的护民官。两千年之后，罗马宪制的名声依然如此响亮，以至于美国的制宪者们会尽可能地模仿它。（第103-4页）贯穿在混合政体中的则是分权制衡思想，即不论是个人的权力，还是少数人的权力，抑或是多数人的权力，都应加以分立与制衡。美国建国者们试图把凝结在这一传统的规则提炼出来，写进美国的宪法，并植入到美国秩序之中。
美国参议院、众议院两院所在的国会山（Capitol Hill）这个称呼是托马斯·杰斐逊命名的，取自于古罗马的卡皮托林山（Capitoline Hill）。该山是古罗马神话中的诸神朱庇特的神殿所在，也是古罗马政治权力中心元老院所在。以此来比喻美国的立法机关的所在，可见古罗马政治传统在当时之深入人心，也映射出当年这些开国者们深深的罗马情节。
古罗马的政治传统中，对建国者们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西塞罗及其自然法思想。作者对西塞罗多有着墨。西塞罗认为：最高的法律来自神。（第113页）真正的法律必须是符合自然、顺应自然的法律。顺应自然的法律也是普遍适用的，对所有的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就是说，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允许有任何人超然于法律之上之外，不论其位置多高。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论谁制定的，都是恶法。他的有序自由的理论对建国时期的美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美国人正试图实现有序的自由。（第108页）
“Novus ordo seclorum”是一美元纸钞背面的一句拉丁文，这代表了开国者们所要建立的是“历久的新秩序” （New order of the ages）。而这句拉丁语取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可见，为美国宪政贡献巨大的那些故罗马元素，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也值得那些有待实现宪政的国家认真借鉴！
美国宪法表明，古罗马人的政治智慧与传统乃至教训已经成为汉密尔顿、麦迪逊等美国宪法制定者们的“常识”。美国开国者们试图把凝结在这一传统的规则提炼出来，写进美国的宪法，并植入到政治秩序中来。古罗马对美国的影响也绝不止于上述宪政层面。古罗马的公民精神与公民美德、信仰上的虔诚、诗歌与雄辩、法律传统与政治制度等等，都深度地影响着刚刚建立的美国。
伦敦：法在王上王在法下的法治
作为美国秩序之源的四个城市中，泰晤士河上的伦敦是最年轻的城市。（第184页）英国与美国的秩序一脉相承。伦敦从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吸取了其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些精华又传到了希伯来先知、希腊哲学家和罗马皇帝一无所知的北美大陆。（190页）英国对美国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人熟悉的“英美传统”这个说法中窥到一斑。美国秩序继承了以个人自由、财产权、普通法、大宪章、代议制政府等为特征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传统，即大家常说的英美传统。美国秩序不仅没有抛弃，而是接续了英格兰古老而丰厚的自由传统。伦敦所代表的英国对美国秩序的影响：普通法与法治、代议政府、重要性被严重低估的英语语言、自由市场经济、英国的传统、习俗、民风、观念等等。
作为作者列举的重要个案，以英国《自由大宪章》为节点所确立的法在王上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正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之上。英国的一切法律传统都植根在基督教伦理之中。基督教对人类状况的理解大多经由英国传到美国，让美国的政治秩序获得了内在的统一。（第109页）
英国传统中的信仰上帝与保守传统成为美国秩序的精神本质。《大宪章》是盎格鲁萨克逊自由传统的里程碑。它产生于在英国，但是其作用并不局限于英国。它传达的是普世的信息，它贡献的是人类自由的共同传统。《大宪章》所确立的“法律之下的自由”不仅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且是全人类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作者注意到，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理不止是由国王与议会创制，而且还是他们权力的来源，这一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从首批殖民者开始就传入美国。（第190页）《大宪章》，从发端于英国的自由传统，传承为美国的自由传统。从《大宪章》到美国宪法的传统是一个保守自由的传统。《大宪章》是保守自由的宪章，美国宪法是保守自由的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一部保守主义的宪法，它保守的是《大宪章》所光大的自由传统，继承的是《大宪章》的宪政原则。这一传统在在美国也被称为宪政保守主义的传统。
英国的法治是建立在普通法基础上的。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普通法系国家。作者甚至认为，从渊源上讲，普通法对美国个人自由的贡献可能高于任何其他来源。（第193页），而希伯来法律与基督教伦理都被接纳为普通法的一部分。（第194页）普通法既是秩序的基础，也是自由的基石。在普通法之下，没有人，甚至包括国王，高于或超越于法律。就是说，国王应该在上帝与其律法之下。
美国建国后，《大宪章》从英格兰延伸到北美，构筑了盎格鲁--美利坚的自由传统。当英国的殖民者抵达北美新大陆之后，也将盎格鲁的自由传统与《大宪章》的精神带到了那里。1606年《弗吉尼亚宪章》、后来的《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都贯穿了《大宪章》的政治理念。《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再现了《大宪章》的精华。
作者对那些影响美国秩序的重要元素进行了精湛的蒸馏处理，本书则是蒸馏后的精华。该书证明，美国秩序是人类漫长优秀传统的集大成。永恒的必定是古老的。耶路撒冷启示了秩序的奥秘与原理，雅典贡献了艺术与科学，罗马贡献了政体与自然法，伦敦则贡献了法治、语言、习俗、传统与盎格鲁传承。没有这些传统，就没有后来的美国秩序。在这种意义上，建国者们在根本上都是保守主义者。美国的秩序在性质上是保守主义的，因为美国的宪法是保守主义的。它继承并光大了人类最优秀的传统。
该书颠覆了中国读者对美国的许多错误印象：印象中，美国秩序是启蒙的、进化的、世俗的、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事实是，美国秩序是启示的、神性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印象中，美国秩序是一群政治精英在费城横空出世的妙想；事实是，美国秩序的原理与要件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存在了数千年。印象中，美国是各国的现代化楷模；事实是，美国是雅威智慧之树的新枝。就是说，美虽新邦，其命惟旧。
很多人认为，美国秩序是欧洲启蒙运动结出的果实，美国秩序是建立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构想的抽象原理之上。但是柯克不这么看。美国秩序不是启蒙思想家们所构想的理性王国。美国秩序的永恒之道蕴藏在人类文明的五千年传统之中。美国秩序的原理雅威早已通过《圣经》启示给人类的。美国革命所要建立的是基于古老事物与古老原理的新秩序。当时的美国貌似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实不然。新建的美国不是与过去的决断与割裂，而是对人类自由的大传统的继承。决定美国秩序的是上面提到的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对美国的影响，决定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根本差异。
最后再说说本书的作者。柯克先生被誉为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先知，是二十世纪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有美国保守主义的精神教父之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他差不多凭一己之力在美国复兴了保守主义。他甚至走出书斋，为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助选。他于1918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一个有书香的乡村寒门，那里离底特律不远。在柯克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美国秩序的根基》得以在中国与读者见面，这真是中国读者的幸事。
柯克先生博学而睿智，观点锋锐，才思敏捷，他的文字沉稳而警醒。柯克先生也是里根总统十分赞赏的一位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带来美国复兴的里根总统。感谢作者，感谢译者，感谢出版者，《美国秩序的根基》让中国读者有一个宝贵的机会从最深层面认识美国秩序的根基。
中国亮点（146）外脑智库
刘再复：什么是贵族精神
2020年6月19日精读于广东东莞半山酒店8819房间。
喝个酒被嫖娼，吃个饭被告发，骤然害怕身边不知哪个暗角会冒出小人。小人，痞子，流氓，无赖，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冲击民族的道德底线。这种人得势，真让人觉得沮丧，绝望。刘再复先生这篇文章谈的是贵族，正好是小人的反面。
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大家知道我是研究新文学，就是现代文学，另外我也研究一些文学理论。那么在思考“五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我一直评价很高，“五四运动”的文化领袖，这些文化的改革者，他们是充满慈悲心的，他们对我们中国的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所以他们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情，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它当时有一个重要口号，说是版籍奉还，那么“五四运动”做了件什么事呢，是文字奉还，就是文字不能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也应该让多数人都能够掌握，“五四”以前的文和言是分开的，所以现在要把文和言统一起来。所以要用白话文来写文章。所以它做的事情是一种文字奉还的一个伟大的工程。
另外还有，“五四运动”从思想史来说，它有两点，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它有两个大的发现，一个发现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以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了。这是一点重要的发现，它当时抓住孔夫子作为代表，但是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第二个，它发现了在我们中国的大文化的传统里面，逻辑文化和理性文化的阙如，就是不足，这两个大的发现，使得“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煞。
肯定这两个大的发现之后，我对“五四运动”也做了一些反省，其中有一个方面是当时“五四运动”由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提出来的，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这个建设国民文学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推倒贵族文学，有问题。提出这个口号有两个概念的错位。一个概念错位，就是他们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也可以说没有分清贵族阶级跟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叫做贵族，我们翻开《辞典》它一定会告诉你，贵族就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所以贵族特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要对它推翻，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贵族精神，贵族文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推翻了贵族政权，那开始他激进的一些年头，当然最后，他把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文化留下来。所以在法国，最高的勋章，最高的奖章，都叫做骑士勋章，这个骑士就是次等贵族，骑士是代表侯爵，公爵去替国王打仗的，文化精神跟贵族特权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概念的错位。
另外一个概念的错位是什么呢？就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搞错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不是国民文学，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奴才精神，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而不是平民精神，这是很大的概念的错位。我们这个平民，平民很多都有贵族精神的。你像《红楼梦》里面的那个晴雯，她身为下贱，心比天高，所以那个贾宝玉的《红楼女儿誺》里面就说“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很高贵的，精神很高贵的，贵族精神讲的是人格的贵贱，是人格的高贵，这一点是不能够轻易否定的。五四运动就发生这两个概念的错位，所以我们今天我探讨贵族精神的时候首先从“五四运动”的反省开始。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就是什么是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这个贵族精神，其实我们来看西方的思想史，西方的文化史，社会史，你就会发现，很多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对贵族精神不断做定义，在这个定义里面很多是冲突的，很多是不同的看法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到尼采，罗素，托克维尔，他们这些对贵族都不断进行定义。但是我把他们的定义归纳一下，我把贵族精神归纳成几点。最基本的，就是它的核心的精神几点。
贵族最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这是尼采道破的。这个尼采是很天才的，他是19世纪最后一年去世的，他好像预感到20世纪这贵族将会死亡，也就是贵族精神将会灭亡，他很天才，预见到这个，所以他当时就高举贵族主义的旗帜，所以他在《善恶之彼岸》这本书和《道德系谱学》都写得非常好，他对贵族进行定义，那么定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就是对人的一种自由意志，对人的个人的尊严的一种充分的肯定，尼采他这点有一点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上层人跟下层人，他的道德准则跟精神准则是不相同的，所以他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标准是不同的。他鼓吹说，就是上等人，就是所谓贵族要向下等人开战的，他是贵族主义者，很偏激，但是他所说的这条自尊的精神，这是对的，贵族很讲究自尊，我们知道贵族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就是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贵族伟大的诗人，他们就是决斗而死，那么这个决斗的行为语言，说明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有一种东西是比我生命更加重要的，这就是我个人的尊严，这就是自尊。所以这点是贵族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精神。
还有另外一个，这是讲原则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自尊，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个人的尊严，但是贵族他知道，我们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与人是相关的，既尊重我们自己，还要尊重别人，所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当中要讲规则，讲原则，要讲游戏规则，这是贵族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以决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20米内，你拿着手枪，我拿着手枪，到有一个人倒下为止，一个人死为止，但是你不可以违背规则，你一旦违背规则，首先你就是失败者了，所以要严格遵守规则。
就是说，除了自尊之外，还有个自律，英国它的贵族传统很发达，所以它产生了一种游戏公平原则，就是费尔泼赖，鲁迅先生写《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那时候他是比较激进的，当然在当时有他的道理，后来80年代初，王蒙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论费尔泼赖应该实行》，认为公平原则还是要实行的。要有游戏的规则。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说贵族精神的反面，它的对立项，它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流氓最糟糕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鲁迅先生在定义流氓的时候说，凡是没有一定理论线索可寻的，都可以把他称为流氓，就是没有原则，不讲原则，不讲游戏规则，都可以称为流氓。所以第二条就是原则精神，这是属于自尊之外的自律。
那么第三条就是他的低调，低调。凡是贵族，他的精神里面一定是低调的，这个低调是什么？就是自尊，自立之外，还要有个自明，贵族虽然拥有财富，拥有土地，有钱，但是他自明，因为他有比较高的学养跟修养，知道世界有多大，历史有多长，我们自己的位置，个人的位置，有限性在什么地方，他自己知道，所以不敢唱高调。
其实比较有力量的人都应该是低调的。所以鲁迅先生说，那个猫是比较有力量的，所以它不叫，而老鼠是没有力量，所以它吱吱叫，大象也是这样，大象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它的耳朵是覆盖着的，兔子没有力量，它耳朵是翘起来的。凡是财大气粗的人都不是贵族，凡是贵族一定是财大而气不粗，这种低调是学养跟修养形成的一种精神。我们中国有时候有一句话说，皇帝话少，皇帝，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就是说是第一贵族，所以他呢不能讲太多的话，也要低调才行，所以皇帝话少，不能讲太多。
第四一个呢，贵族的精神是淡漠名利，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这一点是中国南朝时期的沈约在《高士赞》里面特别提出来的，他当时谈到贵族有好几个，他包括把隐士都放进去了，他贵族比较宽泛的一个定义，那么也包含着贵族，因为沈约本身他是一个贵族，他对贵族下了几个定义，比如避世，避言，就是要离俗世，俗人的社会远一点，再一个，他一定要淡漠名利，要安于比较清贫的生活，比较质朴的生活，不要大块吃肉，他把争名夺利看成是一种耻辱，所以这也是贵族精神很重要的一个。
这四点是我概述贵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贵族精神它有历史的积淀，特别在欧洲，贵族历史传统比较久，那么经过长期的积淀以后，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贵族的精神，贵族精神形成以后，它本来是贵族主体创造的，那么后来慢慢形成人类共同的一种财富，大家觉得这种精神不错，变成公认的一种优秀的精神遗产跟精神境界。骑士精神，他也慢慢形成他自己的一套精神，比如我们一谈骑士精神，一定是慷慨，一定是正直，一定是尊重妇女，扶持弱者，我们讲文学史，思想史，它一定讲骑士精神会讲到这几点，也形成它的一个共同的优秀的遗产。
像俄国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反省俄罗斯的国民性的时候，他认为，他说俄国国民性上有个很大的弱点，他说追求神圣，但不追求正直。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缺少欧洲的骑士传统，骑士精神。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也是追求神圣，只是我们不是东正教的背景，我们是孔夫子的背景，我们是追求当圣人，但是不太崇尚追求正直，这是我们的一个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要当圣人，不太容易做到，不太容易做到就不得不戴面具，戴面具就虚伪了，可是虚伪是对人性腐蚀最厉害的一种东西，所以“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的时候有点道理，就说你这旧道德变成伪道德了，变成虚伪了，我们也是缺少欧洲的这种骑士传统，不是崇尚正直。崇尚正直跟崇尚神圣是不同的，所以这个跟过去我们的文化传统缺少骑士传统是有关系的。
贵族的精神表现在文学上，有几个又非常重要的特点，贵族文学是贵族精神的一个载体，也可以说贵族精神的一些精华都在贵族文学里边充分呈现出来了。那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学，特别是西方的文学，它的贵族精神表现出来的有几个重要现象，几个特征吧。我把它概括成六条。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西方的文学跟中国文学里面的贵族精神，是不是能够离开这六条。
第一是品格的高洁。比如普希金和屈原，屈原是典型的贵族，他的《橘颂》，也典型地表现自己的高洁。普希金有很多诗都表现高洁精神，非常像。这种品格的高洁是贵族精神在文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第二是“精神的雄健”，精神雄健，也是贵族表现出来一种精神，比如像我们中国的嵇康，嵇康他也是贵族，嵇康精神的雄健，有几个行为语言，除了他的文字语言，他的行为语言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鲁迅非常崇尚嵇康。我们知道当时他写那个《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当时就是不去当官，山涛要介绍他去当官，他气得要命，就跟他写绝交书了。那我们知道钟会，钟会当时是司马氏王朝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宠臣，那权力非常大的，当时想拉拢嵇康，所以那天就要去带着几个人就要看望嵇康去。结果嵇康看见他进来了，连眼珠都不转过去，种会很生气，后来要走的时候，这个嵇康就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回了一句话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很生气，后来这导致他最后上断头台。你想嵇康当时只要敷衍一下，他就可以当大官，但是他就不能敷衍，行为语言他表现出来，就是精神非常雄健，最后他要上断头台之前，他弹了《广陵散》，他只说了一句话，说从今之后，这《广陵散》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弹了，这也是一种精神的雄健。后来拜伦，20岁左右就在上议院获世袭职位，是一个很典型的贵族，继承爵位的贵族，后来他投身希腊了民族解放的战争，他的诗文跟他的行为语言都是惊人的雄健。
第三是心气的高傲，贵族文学，像屠格涅夫，在俄国的文学里面，屠格涅夫是贵族文学的一个很典型的作家，他写过《贵族之家》，写过《父与子》，都是非常好的贵族文学，我们看到《父与子》里面的主角，巴扎诺夫，你看他的气质，那是非常高傲的一种气质，心气非常高傲，就他所有的表现，都表现血液的深处有一种不可征服的骄傲。
第四是理想的卓越，这理想的卓越，比如说俄国的贵族的诗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像薇拉·妃格念尔的自传，《俄罗斯的寒夜》，这是典型的俄国的女贵族诗人，你看她所写的诗。那所谓十二月党人，他本身是贵族党，那贵族他有一种理想，为这理想而献身，所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面，特别开辟了一章，拜伦，他把拜伦写进了西方的哲学史。分清贵族的造反跟农民的造反的区别，他认为贵族的造反，是有理想的，农民的造反，缺少理想。贵族常常表现理想的卓越。
第五是道德的完善，道德的完善表现得最典型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就是《复活》，所以其中的三个男主角，彼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道德的完善。
第六种是艺术形式的精致，像我国南朝，我刚刚说沈约对四声八病的界定，还有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一种审美要求，都是艺术精致。那么这些都是贵族精神表现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