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41-145】
发布时间:20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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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145)外脑智库

机关生存法则

项兆伦


罗卫国2020年5月27日于荆州,请转给公司秘书或者自己当公务员的子女阅读。


本文是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项兆伦同志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专门给年轻人写的一篇文章,对年轻干部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


项兆伦曾长期担任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的办公室主任(即大秘),其机关工作经验异常丰富、弥足珍贵。


而温家宝总理更是体制内多年培养出来的秘书典范(曾任中办主任,服务多届中央领导人),其亲自培养出来的大秘必然更是精英中的精英。


项兆伦的经验,无论对体制内朋友,还是处于体制外职场中的朋友,都有诸多裨益,值得收藏、分享。


“如何较快适应机关工作,成为单位的骨干,并且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是年轻同志关心的事,一定程度上也是年轻同志感到困惑的事。”


帮助年轻同志较快适应机关工作,是领导班子带队伍的重要责任。


我结合自己的体会和机关工作实际,就年轻干部如何较快适应机关工作讲些想法,与大家交流和分享。


适应和胜任机关工作,要有三个基本能力:


准确简洁、逻辑清晰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严谨细致、干净利落的办事能力;


善于沟通、商量办事的协作共事能力。


【表达能力】


就是要善于用最简洁的语言,把复杂的事情讲清楚,把构成事情的各个要素以语言通俗、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是要练就的一个基本功。


有一个管用的训练办法,就是在向上级汇报前,先向自己汇报一遍,用5分钟时间把一件复杂的事情讲清楚,把你了解的情况和你的看法表达清楚。


尤其是随着资历加深、职务提高,需要汇报的事越来越多,很多场合往往需要汇报人在几分钟内把一件事汇报完。这就需要大家具备准确简洁、逻辑清晰的口头表达能力。


养成这个习惯,你开会发言、讲话也会比较简洁,不会东拉西扯,不着边际,长篇大论。


从书面表达能力来说,写出来的稿子一要自己没有疑问,二要经得起上级和别人问。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看了一个稿子,找起草人来问一问这一段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给我解释一番,我听明白了,就说你把刚才解释的话替换进去,稿子就写清楚了。


你可以来跟我解释,但我们很多稿子是要往上面报的,要经过多位领导,你写一段看不明白的话在里面,难道每位领导那里你都去解释一番?


再者,好的稿子应当一目了然,不需要解释。


稿子不仅要经得起问,还要能讲。


好的稿子是可以讲的,给别人念一遍,大家就听得一清二楚,这是最好的稿子。写出来的稿子不应该只能看、不能讲。


如果稿子要反复看才能弄明白,就是写得太复杂了。


因此,一个基本的要领是,我们一定不要“写”文章,而是要想象成自己是在当面跟人说。


把当面说的语言组织成书面的文字,这样讲清楚也就写清楚了。


因此,写文稿首先要会讲文稿。当然,写文稿之前,还要把情况吃透,搞清楚。


总之,提高表达能力需要做到:搞清楚,想清楚,讲清楚和写清楚。


做到这几点,除了逻辑思维、写作能力,还取决于工作基础,取决于你对情况的掌握和工作的细致程度。


文字表达能力,还有个政策素养和语法修辞基本训练问题。


文稿从司局报出,经过一定程序,有的会直接成为国家机关的正式文件,有的会成为有关文件的重要内容,从而成为指导全国某方面工作的重要政策或工作要求。


从内容上说,要成为政策或工作要求,就必须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部门和地方的实际情况,能够解决问题,经得起历史检验。


从文字上说,要体现国家机关文稿的水准,让人一看就是国家机关的水平。


高水准的文稿首先要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


逻辑不通,辞不达意,乃至标点符号错误都是不容许的。


【办事能力】


要做到严谨细致,干净利落,关键是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即谋划在前、请示在先,记录在案、办细办实,报告及时、事后总结。


1、谋划在前。


做任何事情,先把“怎么做、怎么开展”想清楚、理清楚。


我们很多工作要搞工作方案。


如办会要有会议方案,遇到重要的会议,对每个细节、每个环节,每个人负责什么事,都有详细的设计,有一个组织工作方案,各项工作都要按这个方案有条不紊地展开。


2、请示在先。


这里有两个重要环节:


第一是接受任务环节。


接到一个任务,要立即做个确认,是不是准确领会了任务、意图和目的。如果没搞清楚就去做,结果不仅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是南辕北辙,误时误事。


因此,做事前一定要先把意图吃透吃准。


一个简单方法就是简要复述。


上级给你部署一件事,你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上级简要复述一遍,交代的是不是这么一个任务,我这么理解对不对,请上级确认,这样就可以确保起步正确。


第二是执行任务环节。


遇到重要事件或新的情况时,一定不要轻易自作主张,而要在办妥事情的同时及时请示报告。


请示还要注意两点:


一是请示的时候要提出自己的建议,你准备或你建议这事该怎么办,而不是简单地把问题交给上级。


二是要把握好轻重。在执行过程中只有确实重要、需要请示的事才请示,而不是有事没事、大事小事都去请示。好比你受命去攻一个山头,你不能已经攻到半山腰,又跑回来问这样攻对不对。


3、记录在案。


接到每一个指示、电话,向别人转达每一个指示和意见,任务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每一个变化,都要记录在案。


记录既是为了备查,也是便于日后总结。


4、办细办实。


就是注重细节,注重环节,工作到位。发现的每一个问题,可能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要想清楚,想周全;


每一个任务,每一个环节,都要分解到责任人,做到事事有人负责,事事有人检查。


如果这个环节只有你负责,你更要想到这个环节的方方面面,办细办实。


5、报告及时。


这里也有两个要点:


一是及时报告。


你如果是新调进来的,上级交给你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往往心里并不踏实。你及时用三言两语报告一下重要的工作进展,上级一听,办的路子是对的,他心里就踏实了;


办得有些偏差,及时给你指导,就可以马上调整,少走弯路。


同样,及时报告不是随时报告,不是不停地报告自己正在做什么。


你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是最好的报告。


二是按程序报告。


基本要求是不越级,不越权。


如果情况紧急,需要越级向上报告,你也要把有关情况及时告知你的直接主管上级。


另外,出去开会要把会议材料带回来,没有材料也要有一个简要的口头或书面报告,不能参加了就算完了,上级也不知道你去开的这个会到底是什么内容,哪些事是与本单位有关的。


6、事后总结。


要养成打一仗总结一次的习惯。


总结可以加强经验积累,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也可以避免同样的问题重复发生,使我们的工作更加理性,更加规范,不断创新。


【协作共事能力】


这是把事情做好的重要条件,也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


一是要商量办事。


不仅要善于跟同事商量办事,还要善于和其他单位商量办事,更要善于跟下级单位和下属商量办事。


下属习惯于接受指令而不争论,和下属商量办事最重要也最难。


我们承担的绝大部分任务需要许多人多方面的配合才能完成,基本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只靠一个人就能做的,没有协同配合不可能把事情办好。


善于沟通,不仅能得到别人的支持配合,还能吸取别人的经验智慧。


不愿意与人沟通,或者让人觉得不好合作,不仅得不到别人的配合,一旦出了问题、遇到难题,也难以得到别人帮助,最后是既贻误工作,也妨碍自己进步。


二是要互相补台。


这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乐见他人成功,乐见他人把事情做好,分工以内做到位,分工以外不插手,别人的事情多补台。


帮别人补台,当无名英雄,时间长了,终究会让人看到你的为人,最终结果是大家都愿意为你补台。


再能干、再聪明的人总有疏漏的时候,做好工作总是离不开别人帮助,离不开别人补台。


另外,还要养成守纪律、守规矩,钻研业务、勤奋学习的习惯。


一、守纪律、守规矩。


任何单位都有个保密纪律,就是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


还要注意不该交往的不交往,这也是保密纪律中最容易被忽视、又特别需要引起警惕的一件事。


要按规矩办事,不掺杂私人因素,有透明度。


二、钻研业务、勤奋学习。


现在对干部的训练中,有形的培训是各种规章制度、专业读本、操作指南、业务培训,加上上级和同事的传帮带。


无形的培训是工作环境的熏陶和处理事务、办文办会的磨炼。


从我们自身讲,


从事一项工作,就要当这项工作的业务能手;


在一个岗位,就要建成放心岗位;


管一个部门,就要建成放心部门。


从钻研业务来说,除了理论政策文件学习,还有几条非常重要:


一是要把业务书籍当案头书,经常看,带着问题看。


二是要研究性地做工作。接到一项任务,要把任务当作问题来研究,在研究和解决问题过程中了解熟悉情况,掌握和改进工作方法。


三是要眼中有活。要注意发现问题,主动找问题,看到问题不放过。如果同样的问题一再出现,就一定是有一个规律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找到这个关键点,再去下工夫,就可能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四是多读书。一年要读几本理论专著,只要坚持下来,理论水平和思维能力就会不断提高。





中国亮点(144)外脑智库

陈嘉映

救黑熊重要吗?


每个人都希望伸张正义,不论对动物还是人类,都是对自己道德的救助,世界是你跟你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


一、我做的事情重要吗?


一次,跟几个救助黑熊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起常听到的一个质疑: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救助黑熊?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人更重要还是熊更重要?听到这样的质问,朋友们有点儿困惑——是啊,为什么?难道儿童失学不比黑熊受苦更要紧吗?救助黑熊是不是有点儿中产阶级的矫情?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听人这样评论动物保护人士、四合院保护人士。


我不是特别肯定,救助失学儿童一定比救助黑熊重要,但我这种看法说来话长,放过不表。就算救助失学儿童更重要,似乎还有些事情比儿童失学更更重要。艾滋病村里的孩子不仅失学,还面临生命危险。那里的成年人也在等待救助。流浪汉无家可归缺衣少食,被拐卖的孩子沿街乞讨还受到帮主虐待,为自己的最低权利抗争的百姓被投入牢房。如果可以问救助黑熊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能不能问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患者呢?


当然,如果连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都该受质问,天下人谁还不该受质问?索马里的孩子在受难,这个法国人却跑到北京来为四合院奔忙;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有人却还在书房里写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有人在反复训练以把百米成绩提高0.01秒,甚至还有人在花前柳下谈恋爱,在音乐厅听歌剧,在饭馆里嘻嘻哈哈喝酒。环境保护,动物救助,失学儿童资助,这些活动,我自己东一点儿西一点儿参与过,可我大半时候在写论文,带孩子,时不时到饭馆里跟朋友喝酒。


我们问救助黑熊的人士而不问在饭馆喝酒的人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也许是因为救助动物和救助失学儿童这两件事离得比较近,这两种人都在做好事,有可比性,在饭馆喝酒的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懒得去质问他。可是,问题还是摆在那儿:音乐厅里的听众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我在饭馆喝酒的时候,可曾想到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


二、我跟我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


一起聊天的朋友中,有一位本来不知道黑熊胆汁的营生。有一天她去会两个朋友,他们正要到一个黑熊养殖场去,试图说服老板不要再做从黑熊活体抽取熊胆汁的营生。她跟着去了,第一次看到黑熊的悲惨境遇。这个养殖场养着上百头黑熊,它们被一头头分别关在自己的囚牢里。囚牢用水泥砌成,装着厚厚的铁栅门,囚牢很小,黑熊在里面几乎不能转身。这些黑熊每天被抽取一次胆汁——把导管插入熊胆,胆汁顺导管流出。黑熊个个可怜无助,有些在插入导管的操作过程中伤口感染,痛苦异常,有些奄奄一息。这位朋友初次见到这个场面,深感震动。她从前从来没有去想过黑熊,可从那天开始,她投入了救助黑熊的活动。


把这位朋友牵入动物保护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对世上林林总总事业的全盘衡量比较。回顾我们行来之路,哪件事情没有几分偶然?你大学进了化学专业,因为你中学第一次知识竞赛化学卷拿了满分;她后来研究宋词,因为教语文的中学老师长得又帅又特别喜欢讲李清照;并不是,至少主要并不是,化学比物理学更重要,宋词比离骚重要。我们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作为偶然在此的生物爱上这个,做起了那个。


百八十年来,“选择”一直是个时髦的词儿。婚姻自由允许我们选择老婆或老公,自由报考允许我们选择上哪所大学,自由迁徙允许我们选择到上海工作或者到兰州工作。当然,选择差不多总是双向的。我成绩平平,我倒想报考北大清华,人家不选择我;我不爱说谎,倒想当政府发言人,人家不给我这个职位。不过,我这里要说的不是对选择的这类限制,而是要说,即使在我的选择中,也有我的不选择。救助黑熊是我自己的选择,没谁强迫我去,然而,我为什么不选择救助艾滋病人?当然不是因为艾滋病人不如黑熊重要。我被牵进了救助黑熊的活动,我被带到了黑熊养殖场,我看到也感到黑熊可怜,我的好朋友在做这件事,就这样,我被牵进了这个活动。我们并非既站在事外又站在自己之外,一方面计算自己的种种条件,一方面计算候选之事的种种利弊,然后做出理性的决定。我也许可以这样刻画我买股票时的情形,这样刻画我在婚姻介绍所挑肥拣瘦的情形,但有血有肉的生活不是这样。


不时有年轻人问我:天下学说林立,哪些是最重要的学说?我该选择研究哪种学说?尚未入门,或有此一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待你入学渐深,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不相干,你不再是做你选择做的,而是它不由分说地卷着你去做。在婚姻介绍所里,你东张西望挑挑拣拣,找一个你的条件够得上的最佳候选人,这时候,婚姻生活还没有开始。你们结婚十年,对方的优点、缺点、相貌、情性,一切都不再是你站在对面权衡评价的东西,它们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欢喜、埋怨、珍惜。生活深处,世界不是分成你和你要选择的东西,你跟你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如果只关心选择,不妨说,随着生命的深入,一个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然而,生命不是一道关于选择数目的数学题。布里丹的驴子总保留着选择的权利,结果饿死了。与命运为侣一道浮沉就好些吗?我觉得比总在站在外面好些,虽然命运本身不是什么甜美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对面,然后按重要性加以排列。在这个表格里,救助艾滋病人也许比救助濒危动物要紧,救助濒危动物比在饭馆喝酒要紧。我们该请哪位理论家来做这个“价值排序”游戏呢?好,辟划天下的理论家为我们排出了次序。我们该按照这个次序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之后再做次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先来救助艾滋病人,然后再考虑黑熊?大家都来解决无房户问题,等天下寒士都有了地方住,再来建歌剧院?谁会依照这个影子次序生活?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按照一套固定的价值排序来生活,人人都争做影子次序里最重要的事情,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就无人去救助黑熊,那会是一个多么让人丧气的社会。


三、有些事情只可感召无可谴责


保护黑熊要紧还是救助失学儿童要紧?保障房要紧还是歌剧院要紧?这些问题当然会成为问题。它们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成其为问题。因此,答案不会注定是: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先不管黑熊,在尚有无房户之前就不建歌剧院。


一个决定去做一年志愿者的青年,也许正在考虑他去做动物救助还是失学儿童救助,对他来说,这是个真实的问题。它是真实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自问的问题,而不是别人加到我们头上的问题。若他饫甘餍肥,既不关心动物保护,也没打算去帮助失学儿童,他只是质问你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而去救助濒危物种,他提出这么个问题是啥意思呢?


那么,只有对我重要的才重要?这里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吗?不,正相反,只对我重要的事儿一点儿也不重要;救助黑熊当然不是对我重要,是对黑熊重要,救助失学儿童不是对我重要,是对失学儿童重要。我只是说,无论它多重要,都要跟我相连,不仅要跟我的能力相连——制止霍乱重新泛滥极其重要,但我对此无能为力;而且要我有那份缘分去跟它相连。道不远人。


画家并不每次站到画布前都自问:我做的事情有多重要。倒可以说,他总在考虑怎么把画画好。并非他总是自问:我怎样把画画好。而是他在构图时在着色时,在所有时间里,都在做着怎样把画画好这件事情。我们的一切品质一切愿望都在从事本身中获得意义。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可能停下来问自己:我真该一直做这个吗?我不该离开画室去做个流浪歌手吗?与命运为侣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主动改变习惯,改换追求,不可以离婚或剃度出家。然而,这一点应该是很明显的吧——这时,你不是站在各种选择外面计算利弊,绘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在你自身中选择,不,选择这个词太轻了——你要从你自身挣脱。你与自己的生命对质。实际上,一辈子嘻嘻哈哈喝酒一辈子研究海德格尔而从来不质问自己的人,从来不与自己的生命对质的人,已经丧失了意义。即使你在做通常认为有益的事情,例如救助黑熊,你就不曾自问过:这里有没有中产阶级的矫情?但在这里,也只有自己能够质问自己。在该自己质问自己之际你却闪了,别人的质问又于事何补?


我们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从事某项有益的事业,难免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认识不少投身或参与各种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有扶贫的,有资助失学儿童的,有救助黑熊的,有维权律师,有人权斗士,他们用各种方式号召、感召人们参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并不质问更不谴责谁。不像从前的传教士那样,用不皈依就下地狱来吓唬咱们。为了感召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他提供关于贫困人口各种情况的可靠数据,拍摄贫困地区悲惨图景的照片,讲述巨大贫富差距的危害,但他不谴责。当然,他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我说的不是这个,不从事扶贫事业的人也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


我们谴责眼见幼童落水不施援手,但我们不谴责没有积极投入扶贫活动或救助艾滋病人的人。幼童在你身边落水,那不是发生在你身外的一件事,那是你不能不全身心感到的事情,那是你铁定的“缘分”。我们并非遇事才做选择,我们的基本“选择”,是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那些从事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他们做那些事情,体现了高于常人的德操,但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体现了更高的德操才去做的。他们被牵进了这些活动。你培养自己的德操,你就被牵进有德的活动;你放纵自己的恶习,你就被牵进恶俗的活动。






中国亮点(143)外脑智库

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真没戏了

工业智能化


本文原系某国家级科研机构负责人的自述,在作者看来,中国科研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实际深藏危机,如果继续跟班式搞科研,中国科研就没戏了。究竟是一家之言,危言耸听,还是切中时弊,忧患实多?


01如果再这么玩下去

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我30出头就当上教授,35岁当副所长、40岁当所长,应该说发展得很顺。所以我并不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如意或有什么恩怨才这样说,绝对不是。我其实玩得还比较好,可是如果到了我孩子这一辈还是这个玩法,那就太浪费生命了。


其实不只是我有这种想法。我身边一些做科研的朋友,其实也都做得挺顺,但当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到了最后比较酣畅的时候,就会发出同样的感慨、产生深深的忧虑: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目前中国的科研看起来很繁荣、很热闹,但是你如果静下心来,把中国的科研放到世界竞争的大格局里,站在科技发展的大视野上回望,就会发现:不管是基础研究的理论、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你能看得见的中国人有谁?似乎很难看见谁。


原创性的理论极少有咱们的东西,技术领域更是这样——所有改变我们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有哪些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你再说我们是一个有影响的科技大国,依据在哪里呢?


02

跟班式研究盛行

害人不浅


我们科技工作者也很郁闷:中国人特别勤奋,我们比国外的同行都辛苦,和他们交流的时候觉得一点不比他们笨。还有,国家给我们的钱也挺多,投入的人力更不比他们少。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制约我国科学研究的,是流行的科研方式——跟班式科研,说的恶心一点,是奴才式科研。


跟班式科研的特点是:不去独立思考学科内部的核心矛盾与突破方向,紧跟国际热点,为大牌科学家的理论作无关紧要的修补,有一点成果便自称“重大突破”、“国际领先”;或者紧盯几本流行的科技刊物的研究,改头换面、添油加醋也攒一篇发在影响因子很低的刊物上。


这种研究,作为研究生起步时学习与训练还说得过去,但如果作为独立工作以后还这么做,就很可悲了。更可悲的是,由于这种研究方式发文章快、“效率高”,其从业者甚至很快成为科研价值的评判者,并将“从文献缝隙里找方向、以文章数量与引用为标准”等作为科研工作的正途。久而久之,那些课题时髦、文章多的人就大红大紫、名利双收,而那些研究真问题、做真学问的人反而成了孤独的异类,甚至被打入冷宫。


03

现行的考评政策

与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背道而驰


我们国家现在的研究大致分几类:偏基础理论的研究,偏应用基础的研究,面对工程的技术开发。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


就说基础研究吧。基础研究属于科学部分,它是以探索真理为终极目标的。我觉得基础研究可以和艺术类比,就是说它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自然界,以不同于别人的思路来理解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倡导创新的精神。就像艺术,它也有不同的形式和载体,但它真正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去创造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过程本身。与此类似,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我只是去做这个创造,并不在乎我最后能创造出什么,但是我是在试图与你不同——我不是给谁拍马,也不是去给别人抱大腿。


与众不同,这本身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假如说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崇尚——我就是要做不同的认识世界的这样一个人的话,这个民族的希望就来了。在我看来,追求“与众不同”才是科学真正的价值。


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基础科学的研究短期内没有任何真的用处,它就是通过创新得出来的结果,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自然本身,从而提升民族的整体素质。所以说,基础研究应该是个品位问题,绝对不能说拼数量、靠模仿。假如说靠模仿、以数量取胜,就脱离了它的本真。

但是,我国现在所有的考核评价体系,是不鼓励你去往这个方向上走的。我们也口口声声说创新,但创新的标准,是看谁发表的文章多。


我多次作过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委,也当过学科组的负责人,在评审的时候,说来说去,大家最后还是看你发了多少文章、文章引用数这些东西。我们的国家科技奖,每年都兴师动众、请数千名专家评来评去。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不用找我们这些科学家评,你就从中关村找几个三年级以下的学生来评,评的结果肯定会和我们评的高度一致——不就是数数嘛!


大家都在这个圈里混,都知道怎么样能够多发文章、快发文章。假如说你在这个领域很牛,你提出一个原创理论,比如说一个人的相貌是由父母的基因决定的,那我马上跟着你这个思路来:我看确实是这样的,但偶尔也有不同,比如你说决定因素是65%,我说经过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67%,对亚洲人来说是63%。这类成果很好宣传,一方面我搞的是“世界的主流”、是站在“世界的前沿”,而且是对现有最权威的理论的突破。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这种工作有用没用呢?有用。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契合科学的精神呢?不是的。但是这种工作是最容易出成果的。


当然,抛开利益来谈科学精神、科学价值是不现实的,不能让每个人说为这个东西去殉道。也许一开始要老师教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比如坚持做学科的难点、甘坐十年板凳冷,等等;但当我在坐十年板凳冷的时候,其他同志该拿到的全都拿到了、该当研究员的全都当研究员了,我还在辛辛苦苦当助研——你说那谁坐得住啊!当然坐不住——我也不傻啊,你那样糊弄事我也会干啊!


所以,整个就把方向搞偏了。后果之一就是:与我们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最终价值南辕北辙。换句话说,就是把一个民族的科学素质——敢于用别人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思路理解问题的气质,彻底消解了。


04

现有的学科体系被冲击得七零八乱

与重大科学突破越来越远


还有一个对我触动很大的是,最近各个大学都在争建世界一流大学。我就问他们:建世界一流大学,以什么为指标呢?他们说主要还是以论文为指标。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状:一个国家的科学体系应该有一个完整合理的布局,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能有什么顶上去。而现在以论文为标准的话,大家一定会偏到“哪个热、哪个好发文章”的领域去。


比如说,搞航空材料的,可能就都偏到纳米去了,因为那一块发文章快、文章引用率高。但是说起材料,我国是最大的钢铁出口国,同时又是最大的钢材进口国,应该在钢材研究上下功夫。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参加高铁的讨论,比如高铁列车的轮子、转向架,我们国家能不能做呢?好像是能做,但是做出来又不太敢用。国外的一个轮子要经过各种载荷下的检验,他们多少年都在做这个玩意。但要在中国这么个做法,可能没等实验做完你就被所在的学校、研究所辞退了,因为你多少年都在做一个又不热、又不时髦的东西。这样下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用的东西没人做,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多用处。


另外,它会把我们现有的相对完整的学科格局都会打乱。按道理说,每一个学科都应该有一帮人在那里弄,弄的时候当然也要注意学科的更新,但大致上一个学科的格局还应该在那儿,更新也应该是间接的、渐进式的。但在现有的考评体系下,大家一看哪个地方热,就哗一下都跑那去了,把一个学科的体系冲击的七零八落、东倒西歪,剩下的就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在那里坚守、呼吁。这样,下一个科学的重大发现就和你无缘了,因为人都已经跑光了。


每一个重大的突破都是需要经过一个不出重大突破的相对困难的沉默期,比方说十年二十年,这就需要有一帮人顶得住。像在国外,经常有的人十年二十年没有什么大的发现,但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声望,个人收入并不受这个影响。大家都觉得他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智者,只是说他还没有到时候、拿出东西而已,对他非常宽容。


我们现在也说宽容,但各种与物质、与利益相关的都不是宽容的,所以就养成跟班式的研究。这是大多利益的约束条件下优化的结果,不能怪科学家不讲良心——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他必须往这个方向走啊。


你要想这件事的话,就会觉得很可怕:跟班式科研不仅冲乱了现有的学科体系,还使得新的重大突破与我们越来越远。


05

久而久之

我们的科学家会丧失科学鉴赏力


跟班式科研损害的,还有科学家的鉴赏力。


就拿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来说吧。自然科学基金分几类,青年基金这一块,看的还是申请者的基本素质,我觉得它不会有恶性引导;但是当你申请面上基金和重点基金时,就不一样了。你要申请面上基金,就要证明你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影响,就得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来证明;当你要想去申请重点的时候,你就要拿出更多文章,证明你是这个圈子里能够数得出来的几个人了。总而言之,你要有文章,要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文章。


另外,无论是青年还是面上、重点基金,申请者都要说热点的话题、流行的话题,因为评委们会觉得:哦,这个人对前沿现状比较了解。你要是说一个冷门问题,很容易引起意见分歧。虽然基金委也有异议的项目,但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可能,因为异议项目需要几个评委一起联名提出,认为它真的好。但是,说句实话,我在那里开了七天会,那么多项目,看那些“差不多”的项目可能都来不及,根本没精力去看看被别人枪毙的项目里有没有金子。


而且,只要是原创性的项目,就一定会和某些评委产生冲突。比方说异议项目拿到我手里审,我过去的工作证明这个杯子是圆的,你却说这个杯子其实不能够用“圆”来形容,而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那我这个评委本能地就会反感,本能的就会给你挑刺。但是你假如说:徐老师说杯子是圆的,这个理论真的很伟大,但我想在这个基础上看看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圆、或者百分之九十九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评委一看心情就很顺,就容易给你打勾。


因此,凡是原创的东西就会冲击大家现有的观念,甚至会冲击到某一派人——他们过去已经靠这个获取过利益。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被PASS 掉的申请书,理由就两句话:“研究队伍不合理,建议不予资助”——其实评委们并没有去深入地了解,就是很武断地给你弄掉。


这样久而久之,最后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丧失对科学的鉴赏力。现在去开会评审的人,应该都是有帽子、有职位的人,但是你和他们来交流时会发现:不管是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审美或是对学科本身的整体把握,你会发现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弱。


我经常拿基础研究和艺术创作来做比较:现在我国不光没有创造艺术的,而且缺乏有艺术审美力的鉴赏家——科学也是这样。结果就是:你画出来的画那我一定觉得不如印刷品,后者多么规范、多么与国际接轨啊,你那个曲里拐弯的啥玩意儿?


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鉴赏力丧失,怎么还能创新?


06

中国现在的科研

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


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现在成为大牌科学家的这些人,恰恰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最早“觉悟”的,所以走得最快,现在可能已经是院士、或者某些部门的科技负责人了。这些大牌科学家也许在夜半醒来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做也有些不妥,但是你要是公开说,就真的是动了他的核心利益,所以这种话谁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请加微信公众号:工业智能化(robotinfo) 马云都在关注


所以我们的科学圈里有这样一个怪异的现状:当他(她)有创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时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当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马会反过来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学工作。但说实话,当人超过了五十岁,已经很难做出像样的成果了。


为什么说基础研究年轻的时候容易出成果?因为年轻人没有框框、无知无畏、敢想敢做。而成名的科学家脑子里装的书太多、看的研究报告太多了,头脑里有太多“正确”的条条框框了。但是,科学的很多突破都是在这些看似“不正确”的地方出现的。所以许多院士以前是按错误的模式在走,等他当上院士、觉得不再图什么了,反过来再做真正的科研的时候就晚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创造力了。


而更多的年轻人,还必须像他(她)的老师一样这么走,因为假如你过早地去钻研真问题的话,你就会被淘汰。所以你要想早点功成名就,也得去复制你老师的模式——以最快的方式爬到山顶,然后在山顶上再去悟道。


所以这个事情谁也不好捅破。并且这些人现在已经是占据这样的位置,即使他半夜醒来心里偶尔会惊悚一下,但是他会绝不认账的。


因此,中国现在的科研,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对于基础研究的那些引导、激励措施,其实是在加速让科学下坠——这真的是一个灾难。


“颠覆性技术,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出席在上海大学举行的“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国际高端论坛、做主旨报告时,表达的一则个人看法。


这个论坛的主办方是中国工程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与会代表近200人,来自海内外的院士就有40多人。


所以,听徐匡迪做报告的台下听众,有相当数量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国家科学基金委的负责人——在各类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评审中,他们的作用举足轻重。


哪个科研项目可获支持,扶持力度多大,院士们都是具有“话语权”的评审专家。


或许是徐匡迪感到“个人意见”说出来后得罪人,发言末了,他频频向台下的学术同道们作揖,而他得到的则是全场长时、热烈的掌声。


创新的“顶峰”是什么?正是颠覆性的技术。徐匡迪的报告扣住这一主题开展。他认为,作为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前沿技术,真正的颠覆性技术具有两个共性:


一是基于坚实的科学原理,它不是神话或幻想,而是对科学原理的创新性应用;


二是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创新,并非设计、材料、工艺领域的“线性创新”。


而在近期,以颠覆性技术取得创新成功的最经典案例,非埃隆·马斯克(Elon Mask)莫属。继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之后,马斯克成为又一个时代偶像。


他先后涉足互联网支付Palpay项目、用于未来太空商业旅行及星际太空移民的Space X火箭、颠覆传统燃油发动机汽车的特斯拉(Tesla)电动车以及可能成为人类第五种出行方式的“超回路列车”……


纵观这些项目,其核心都是颠覆性的创新技术。


让徐匡迪颇为感慨的是,马斯克提出的很多创新点子和想法,乍听起来,在行业内都是有悖主流或常理的想法。


就以Space X项目为例,火箭是一个典型的高精尖行业,专家荟萃。火箭在升空过程中,依次完成一级火箭、二级火箭的分离脱落,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火箭推进过程。


所以,从来没有工程师想过要去回收脱落的火箭,直到马斯克提出回收一级火箭、“制造出比别人更便宜的火箭,还可回收使用多次”的想法。


并非火箭专家的马斯克,仅用数月时间就啃下了火箭推进的原理,在遭遇4次失败后,今年4月9日,他组建的Space X终于在海上成功回收了“猎鹰9号”一级火箭。


马斯克的另一个项目“超回路列车”也是如此。


替代今天的高铁和飞机,这种新型高速运输工具的基本思路是:建成一种人工制造的真空管道,让密闭舱利用磁悬浮技术,能在管道中实现超高速的飞驰。


而在交通工程领域,大多数专家们考虑交通工具的提速问题,一般的思维方式都是通过对交通工具外形的改变,减少空气阻力。


和业界主流的想法相悖,提出一个行业里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新问题,这并不妨碍马斯克获得成功。


结合这一案例,徐匡迪话锋一转,谈及眼下国内在颠覆性技术创新领域的问题。


“在古代,那时没有科技部和教育部,也没有各种支持科研的基金,但是我们却有这么多的伟大发明;可现在,无论是科技部、教育部还是国家自然基金委,在科研投入上不差钱,这么多钱为啥就砸不出创新来?!”


之所以抛出“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颠覆性技术难以实现”的观点,徐匡迪说,这正是由颠覆性技术的本质决定的:在新想法、新技术冒尖的时候,大多数人一般都不看好、不赞同,甚至无法理解。


而我们国家现有的重大科研项目都是搞专家评审制,专家们坐在一起评审、投票,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把真正具有创新想法的项目给投没了。


“对颠覆性创新的意愿应给予宽容、理解与支持。”徐匡迪说,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颠覆性创新技术,需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需要战略眼光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


而关于这一点,在马斯克的几次创业经历中都有所印证。无论特斯拉汽车还是超回路列车,它们都得到业界支持,还有风投机构适时介入,这都是马斯克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





中国亮点(142)外脑智库

向松祚

任正非真正的忧虑是什么?


【罗卫国】2020年5月21日阅读于老家荆州,刚从姐姐家回来,打357。本文作者为蒙代尔先生中国助理,我父亲任性,算起来我和任正非先生500年前还是一家人。这篇文章建议亮点学友精读。




任正非先生

真正的忧虑是什么?

致敬任正非老先生


任正非先生已经75岁了。


书桌前端坐,再次拜读任正非先生5月21日的长篇访谈。洋洋两万余言,坦诚从容,全面深刻,大气磅礴,感人至深。


读着读着,我突然仰天长叹,悲从中来。呜呼!任正非先生看似坦荡从容的话语,实在是饱含着深沉的悲壮和深深的忧虑。任正非先生所谈者看似是华为,所忧者其实是中华。他关注的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华为如何应对当下所遭遇的困境,实际上内心深处所忧所虑者,却是国家的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科学创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以及全球人才竞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请允许我详细引述任正非先生的访谈,以证实上述所言不虚。


1、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和强盛,人才是最重要的


任正非如是说:“我讲两个故事,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德国因为不投降,最后被炸得片瓦未存,除了雅尔塔留下准备开会,其余地方全被炸成平地。日本也受到了强烈轰炸,如果不投降,美军也要全部炸平,最终日本采取了妥协的方法,保留天皇,日本投降,没有被完全摧毁,但是大量的工业基础被摧毁了。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人还在,就可以重整雄风”,没多少年德国就振兴了,所有房子都修复得跟过去一样。日本的经济也快速恢复,得益于他们的人才、得益于他们的教育、得益于他们的基础,这点是最主要的。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


2、我们和美国科技上的差距还很大,美国在科技上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任正非如是说:“我们首先要肯定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深度、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特别是美国一些小公司的产品是超级尖端的。我们仅仅是聚焦在自己的行业上,做到了现在的领先,而不是对准美国的国家水平。就我们公司和个别的企业比,我们认为已经没有多少差距了;但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



3、中国科技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与我们经济的泡沫化和不能踏踏实实做学问直接相关


任正非如是说:“这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等等泡沫,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4、搞芯片、搞电子工业,光砸钱不行,还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等等


任正非如是说:“我认为,这件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国家发展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5、任正非最深的忧患:我们还有几个人认真读书?


任正非如是质问:“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


我称之为“任正非之问”,此问与“徐匡迪之问”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同一个问题,所问者一也,所忧者国也。




6、中国应该全面改革和改善各项政策,大胆吸引全球人才,搞跨国创新


任正非如是说:“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


当然,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外国高很多,如果来到中国,要多缴这么多税,“雷锋”精神是不可持续的,雷锋是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献给党。但是,毕竟这些顶级专家是从外国回到中国,不仅没有优惠,税收还高很多。最近听说大湾区可以降到15%,实施措施是什么?是不是要在大湾区有户口,是否要在大湾区有工作?换一个地方就不行,这个政策有什么用?科学家本身就是流动的,只在这里上班八小时,还是科学家吗?我们要创造一些让外国科学家回国的路。




7、中国应该调整政策,拥抱这个世界


任正非如是说:第一次世界人才大转移,是苏联的三百万犹太人转移到以色列,以色列成为了一个科技高地。


现在,第二次人才大转移又来了,美国现在排外,大量人才进入不了机密研究。美国著名媒体写了一篇文章反问美国“中国如果发明了抗癌的药物,也危害国家安全吗?”美国癌中心辞退了三个华人科学家,中国人发明的癌症药,难道也危害国家安全了吗?他反问美国。


很多科学家在美国丧失了工作信心,为什么不拥抱他们进来呢?他们问“怎么进来?孩子上学难,没户口买不了车,还要缴很高的税收。


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拥抱这个世界。


美国两百年前是印第安人的不毛之地,就是政策对了,今天是世界霸主。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有这么好的基础,应该拿出政策来拥抱世界人才来中国创业。


大家要想到,东欧国家都比较贫穷,但是美国大量的领袖、科学家、金融家……都是东欧人,我们为什么不大规模吸引东欧人到中国来,或者在东欧建立各种研究基地?




8、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


任正非如是说: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理论基地要突破美国的重围,眼前这个方式比较难,因为中国在基础理论上不够,这些年好一些了。


我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了数学的重要性,听说现在数学毕业生比较好分配了。我们有几个人愿意读数学的?


我不是学数学的,我曾经说,我退休以后想找一个好大学,学数学。校长问我,学数学干什么?我说,想研究热力学第二定律。他问,研究用来做什么?我说,想研究宇宙起源。他说,我很欢迎你!但是我到现在还不能退休,还去不了。我们那时是工科学生,学的是高等数学,最浅的数学。


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


中国过去的哲学体系是玄学,即使有佛教,也是梵文,唐僧应该翻译成汉语,但是没有翻。西方推行的是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产生了物理、化学、数学、几何学……各种学科,所以工业发达,建立了工业社会,占领了全世界。




9、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就会浪费非常多宝贵的时间


任正非如是说:人类在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中,有50%左右是华人,如果他们受到排挤,拥抱他们进入中国,他们就会在底层平台上创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


我认为,如果能够真真实实把优秀人才引进来,对我们改革是好的。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就会浪费非常多宝贵时间。




10、千万不要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是害国的


任正非如是说: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


华为毕竟是商业公司,我们在广告牌上从来没有“为国争光”这类话。只是最近的誓师大会有时候瞎喊几句,但是我们会马上出文件制止他们瞎喊口号,大家开庆功会、发奖章都没有问题,茶余饭后说两句过头话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能煽起民粹主义的风。


我经常举一些例子,其实就是想泼华为公司的冷水,不能使用民粹主义,这是害国的。




11、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


任正非如是说:因为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这次中美会谈完了以后,中央电视台讲到“我们要开放、要改革”,我好高兴。


实际上,我们还是开放晚了、改革晚了,WTO对人家是有承诺的,我们得到好处以后就要去兑现。如果早一些去兑现,做一些贡献,就能团结更多的朋友。


中国的钱太多,为什么只存美国,不存一些到欧洲、俄罗斯、非洲……各个国家?如果说担心他们不还,他们是以国家信用抵押的,今年不还,一百年后还,不行吗?中国又不着急钱,这样就分散了风险。


对于农产品,为什么非买一家?可以买买乌克兰的农产品,乌克兰就不会那么困难。乌克兰是俄罗斯重武器的“粮仓”,买食品粮食时,是不是也可以买重武器“粮食”呢?


我们的重武器一定要自力更生吗?没必要,打赢就行。你们可以看看绍伊古的总司令报告,短短的报告,写得非常好。




12、华为高度重视支持科学家,运用美国著名的“拜杜法案”原则


任正非:我们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拥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


我们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而是使用美国“拜杜法案”原则,也就是说,受益的是大学。这样,从我们“喇叭口”延伸出去的科学家就更多了。




13、5G标准源自土耳其科学家的一篇数学论文


大家今天讲5G标准对人类社会有多么厉害,怎么会想到,5G标准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


Arikan教授发表这篇论文两个月后,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开始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一步步研究解体,共投入了数千人。


十年时间,我们就把土耳其教授数学论文变成技术和标准。我们的5G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27%左右,排第一位。


土耳其教授不是华为在编员工,但是我们拿钱支持他的实验室,他可以去招更多的博士生,我们给博士生提供帮助。我们在日本支持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四个博士生全到我们公司来上班,上班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而且他又可以再招四个博士生,等于有八个博士帮做他研究,所有论文等一切都归属他,不归属我们。如果我们要用他的东西,需要商业交易,这就是美国的“拜杜法案”原则,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喇叭口”,延伸出更多的科学家。


上周我们召开了世界科学家大会,我没有去现场,通过视频转播到我的会议室。来了一批科学青年给我做技术翻译,都是博士,很厉害,他们给我解释这些论文对未来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断有这种世界性的交流,我们自己吸收能量,他们也吸收了我们的需求,不断滚动传播。




14、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


任正非如是说: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发现你是人才,就去他们公司实习,专门有人培养你,这不是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概念。


我们扩大了与美国公司争夺人才的机会窗,但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大学生,从大二开始,我们就给他们发offer。


这些孩子超级聪明,举一个例子,新西伯利亚大学连续六年拿到世界计算机竞赛冠军、亚军,但是所有冠军、亚军都被Google用五、六倍的工资挖走了。


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开出比Google更高的薪酬挖他们来,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创新,我们要和Google争夺人才。


我们支持科学家的创新,对科学家不要求追求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因为他们把人才培养出来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前进。




15、基础科学特别是数学具有极端重要性


任正非:举一个例子,P30手机的照相就是数学。


现在的图像不是照出来的,是数学算出来的。因为人的眼睛相当于有一亿个镜头,相机就一个镜头,我们手机通过一个镜头进来的感光点,用数学的方式分解成几千万个视觉镜头,再重新还原出来。


我们公司数学家的口号是“把手机做的比人类眼睛还好”,我还在公司讲话批判过,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他们顽固不化,没有办法。他们说“手机照月亮,可以照一千公里”,可能是真的,因为它是数学,把微弱的信号可能还原。


我去法国尼斯研究所见他们,就说“尼斯的海是蓝的,天是蓝的,数学家的公式为什么也是蓝的?”原来图像偏蓝色基调,现在好像纠正过来了。手机之所以进步这么快,得益于我们的战略“备胎”,因为我们网络建立的战略备胎没有用,就划给了终端。


终端一下如鱼得水,每三个月换一代,主要是数学家的贡献,当然还有物理学家做光的三色传感器。


所以,如果电子工业还停留在买别人零部件来组装,不可能的。当然,他们也有数学,只是数学是别的公司做的,在零部件中加钱卖给他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领导世界的,站在世界最前面的。




16、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


任正非如是说: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


教育手段的商品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认为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因为教师得到被尊重了以后,大家都想做教师。


深圳教师得到了尊重,深圳老师挣钱多,253个人竞争一个教师岗位。我们帮助清华附中建设清澜山中学,校长说将来能做到中国第一的学校,因为收费高。清澜山只招收两千多个学生,对全社会开放,华为员工抢着送孩子进去,送不进去找我,我说我管不了你们。


只有教师的政治地位提升,经济待遇提升了,我认为才可能使得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我个人为什么感受很深?我父母是乡村教师,在贵州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父母这一辈子做教师的体会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是一句话“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如果老师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当老师,国家是后继无人的。我亲身经历了他们政治地位低、受人歧视、经济待遇差的窘境,我们自己跟着他们,也亲身体会了这个苦,所以没有选择去当老师。




17、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任正非如是说: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是国家的基本责任,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担负起一个民族素质提升的责任来。不能说提到了教育就要去做教育。


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企业要做好企业自身的事情。我们是主战部队,“坦克大军”在前进时,拖着几个孩子、拿着几个识字本,就不可能冲得上“上甘岭”。为人类建立这么庞大的网络,就是我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全世界30亿人口是我们联接起来的。特别是非洲地区,因为不赚钱,西方国家不去,是我们去联接起来的。如果华为不存在了,才是对世界的威胁。


我们不会自己去做教育,因为我们的主战部队还要缩减,要把一些次要的组织砍掉,让他们转为民兵组织私有化,跟着我们前进。就像淮海战役一样,民工推着独轮车送粮食,但是要给钱的。今年春节期间员工加班时,有五千多人提供服务,就是民兵组织,春节不仅买东西价格翻倍,还给服务人员一定奖励,及时兑现。




18、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种行动,我就反对


任正非如是说: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


所有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为什么?他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谁也搞不懂。但是我们要看到,科技创新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比如我们的海思并非从源头开始自主创新,也给别人缴纳了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有些协议是永久授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别人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创新。


我们同意鼓励自主创新,但是要把定义讲清楚。相同的东西,你自己做出来了也不能用,也要给人家原创交钱,这是法律,谁先申请归谁。


无线电最早是波波夫发明,但是俄罗斯为了保密,压制了这个东西的公布;意大利的马可尼先申请,所以无线电的发明权归“马可尼”。


飞机的发明者不是莱特兄弟,他们只是完成了飞行。其实真正的发明者是茹柯夫斯基,他的流体力学公式推演了让翅膀如何升起来,奠定了升力流体力学。我们的飞机喷气发动机到今天不过关,但是喷气发动机是谁发明的?中国人。


邓小平到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时,斯贝同意把发动机卖给我们。邓小平问军用的发动机卖不卖?英国人回答说卖。其实中国想买民用发动机,主要做民航机的备件,后来英国人军用发动机也卖,也就是现在轰炸机6用的发动机。


邓小平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英国科学家吓坏了,赶紧站起来回礼,说“感谢中国科学家的伟大发明”。邓小平回来查是谁发明的,是吴仲华。


这人在什么地方?一查这个人在湖北养猪,赶紧调回北京去做热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我们为什么不借着吴仲华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为什么在喷气发动机上不能进行理论突破呢?


现在飞机发动机设计叫实验科学,不叫理论科学,而飞机一定是理论科学。


F22隐形飞机的隐形原理也是1950年代俄罗斯数学家发明的,俄罗斯数学家说钻石切面是有隐身功能,俄罗斯研究半天觉得这个东西没用,为什么?因为做不到,没有意义,所以批准论文公开发表。


美国人读了以后,如获至宝,花二十年时间把F22隐形飞机做出来了,当然现在我们的米波雷达又把F22看见了。


其实中国五十年代也有很多原创科学家,但是现在都是毛毛糙糙、泡沫化的学风,这种学风怎么能奠定我们国家的基础科研竞争力呢?所以,还是要改造学风。


小结


以上我梳理了任正非先生长篇访谈里十八句最重要的话,也就是十八个最重要的观点。


我衷心希望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有识之士,都能够高度重视任正非先生的真知灼见。


最后,我想引用美国著名科学家、著名科学工作管理者、二战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奠基人范纳维尔布什(Vannevar Bush, 1890-1974)的一段话,以说明任正非先生的真知灼见何等重要!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生长起来的。它们皆源自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新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必须来自最纯粹科学领域持续不懈的艰难探索。如果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前沿科学知识依赖他人,其产业进步必然异常缓慢,其产业和世界贸易竞争力必然极其孱弱。”


任正非和范纳维尔的远见卓识再一次昭示了人类创新历史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规律,那就是划时代的科技和产业创新必定源自划时代的思想创新。唯有创新的思想才能激发创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思想创新的重要性高于一切。正如伟大的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所说:凡是人能想到者,必有人能实现之。






中国亮点(141)外脑智库

为什么顶尖高手,都是长期主义者?

刘润


  真正聪明的人,都在做笨的事情。


  一、赚钱,从来都不是商业的起点


  真正聪明的人,都在做笨的事情。我经常喜欢说一句话:

  一切商业的起点,都是消费者获益。

  我们的学员,已经听了几百遍了,耳朵都磨破了。

  但即便听了几百遍,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同学表面点头称道、心里暗自嘀咕:

  这种漂亮话,说说而已。

  赚钱,才是商业的起点吧。

  赚钱从来都不是商业的起点。赚钱是终点。

  有很多明星喜欢开餐厅。

  但常常是一开始门庭若市,稍微过一段时间就没人去了,然后亏损关门。

  为什么?

  粉丝喜爱明星,明星的影响力可以给餐厅带来“流量”。

  哇,我一定要去试试,说不定还能要个签名呢。

  可是尝过鲜之后,有些餐厅粉丝们再也不去第二次了。

  为什么?因为菜品不好吃。

  所以,这家餐厅没有“复购率”。

  做餐厅,是流量更重要,还是复购率更重要?

  当然是复购率。

  餐厅开在一个固定的物理位置。

  它只能服务附近几公里范围内的有限人群。

  就算明星影响力再大,这个“有限人群”都来吃了第一次,但只要菜品不好吃,没有复购率,顾客最终会越来越少,直到关门。

  让消费者获益,也就是把菜品做好吃,是一家餐厅的起点。

  赚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是终点。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天啊,这也听上去太显而易见了吧?

  谁不知道把东西做好很重要啊?

  是的。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当你没有坚守长期主义,自己活下去都很困难的时候。

  就会在消费者获益和自己获益之间,无比纠结,难以取舍。

  大部分人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

  他们会问:我都要死了,还管消费者?

  能在产品原材料上,偷工减料,就立刻克扣。

  能多赚一分,绝不少赚一分。

  这时候,坚守长期主义,就给了你巨大的战略定力。

  有了“长期主义”护身符,就可以坚定地创造“客户价值”,从容地成长为巨人。

  关于长期主义,冯仑先生举过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一个油饼五毛钱成本,卖两块钱,能挣一块五。

  一个人把钱看得很绝对,认为多就是多,少就是少,钱很重要,所以觉得五毛钱成本太高,那能不能用地沟油?

  成本三毛钱就行。蚂蚱也是肉,为什么不吃?多挣两毛钱也好啊。

  于是,这个炸油饼的人就会面少一点、油也差一点。

  但是可能又来了一个大妈,她觉得还是要让人吃了身体健康。

  她的心思在健康上,没在钱上,她就用品质最好的油、最好的面。

  同时还考虑别人拿饼的时候别烫手,再在拿油饼的这张纸上面写几个字,提醒注意烫。

  她心中有别人,结果别人都知道她们家的油饼是健康的,服务是贴心的,她们家门口的排队越排越长,那家就不好了。


  注重眼前利益的人,拼命压榨“价值空间”,一点“价值空间”都不想留给对方。

  注重长期主义的人,拼命退让“价值空间”,想要“价值空间”最大化留给对方。

  注重眼前利益的人,一时赚得盘满钵满,未来路却越走越窄。

  注重长期主义的人,一时利润不尽人意,未来路却越走越宽。


  二、重视长远价值,通常不会失去眼前利益


  有一次,进化岛上的同学问我:润总,我如何才能像华为一样成功?

  我说,我对华为的了解很浅薄。

  但据我所知,华为的成功,是和以下几点分不开的:

  ①只占公司1%股份的任正非,用梦想和利益团结了一大批员工;然后共同选择了一条长长的、厚厚的、湿湿的雪道;开始艰难地推动雪球,并坚持把每年收入的10%投入研发,滚大雪球;他们就这样艰苦地推动了32年,以奋斗者为本,以用户为中心;然后上天决定,在上百个关键时刻,都撒上了一些运气;最终,这个团队走到了今天。

  这位同学一听,皱起眉头。非要推动32年吗?

  这个时代,有更有效的办法吧?

  小米不是创业9年,就成为了世界500强吗?

  我说,我对小米也了解一点。据我所知,小米的创业,其实不止9年。

  ①19922007年,雷军做金山软件,积累了16年的软件经验;20072010年,雷军做天使投资,积累了3年的资本经验;20102019年,雷军做小米科技。虽然只有9年,但他每天睡4-5小时,被称为劳模;小米的成功,你看上去是9年的薄发,但却是即便勤奋如雷军,也必须经历的30多年的厚积。


  他说:可是,那马云呢?马云就说自己不勤奋,但是马云不是更成功吗?勤奋,不如选择重要吧……

  听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停下来,重新审视他最开始的问题。

  华为成功的路径他嫌长,小米成功的路径他嫌累。

  他想要的,其实不是成功的“路径”,而是成功的“结果”。

  看到成功的人、成功的企业,我们羡慕,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学习。

  就像很多人都想学巴菲特的价值投资。

  但如果我告诉你,价值投资,让巴菲特在50岁以后,赚到了人生99.8%的财富。

  估计很多人可能立刻就会问:啊?要等到50岁啊?能不能早一点啊?

  等到50岁,已经没有青春去挥霍财富了呢!

  很多人都想“复制”他99.8%的财富这个“结果”。

  而不是“学习”他从10岁到50岁这一路走来的“过程”。

  甚至连这个过程之中,是否果断放弃眼前的丰厚利益,内心都要犹豫煎熬。

  牺牲眼前到手的利益,去换取未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极为痛苦。

  因为眼前的利益,所有人都看得到,长远的利益却很难看到。

  重视长远价值,通常不会失去眼前利益。

  仅仅重视眼前利益,则往往会失去长远价值。


  三、只有客户成功,我们才能成功


  关于长期主义,让我想起一次我邀请前阿里巴巴总裁卫哲到我的企业家私董会做的分享。

  卫哲说的一段话很触动我。

  他说:你们都说客户至上,但是你们开会讨论什么问题?看什么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这三张表代表谁的利益?都只代表股东的利益。你们开会时只讨论股东利益,凭什么说客户至上?

  听完这段话,我当时一震。

  是啊,很多公司都在说客户至上,但是开会看“客户报表”吗?

  你每周,或者每个月,看客户有没有因为你而赚钱了吗?

  看客户因为你而少花钱了吗?

  看客户因为你而拿到投资、甚至上市了吗?


  卫哲给我分享了一个故事。

  早期阿里巴巴的主营业务,是通过互联网,帮助中国供应商对接海外买家。

  也就是所谓B2B国际电商。

  他们有支强大的地推团队,被称为“中供铁军”,就是做这件事的。

  有一次,卫哲检查工作时发现,有一个“铁军”卖了20万的B2B国际电商服务,给一家中国本土的房地产公司。

  卫哲一看就知道,这个销售一定是用了所谓“把梳子卖给和尚”的技巧,卖给了客户一个根本就不需要的服务,从而完成自己的业绩。

  这时候怎么办?把销售骂一顿,然后说下不为例?很多人估计都会这么做。

  这么做,就不是阿里了。

  阿里怎么做?

  阿里把这名销售开除了。然后把20万,退给了客户。真的退了。

  进了口袋的钱退出去,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阿里是希望大家知道:

  只有客户成功,我们才能成功。

  否则,这个钱不是赚来的,是骗来的。


  四、最后的话


  在进化岛上,我曾经分享过对于聪明人的看法:

  有一次和晨兴资本的刘芹聊天。

  聊到一个项目。他说早期就不太看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创始人太聪明了。

  什么意思?太聪明也不对吗?

  聪是听力好,明是视力好。

  太聪明,每天都能看到各种机遇,接触更多资源,想到各种激动人心的模式。

  因此,他们常常受不了诱惑,不断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在红利和风口间上下起伏,非常容易失焦,非常容易患得患失。

  而创业呢?

  是把一件事坚持做到极致。

  一定程度的“傻”,有助于这种坚持。

  其实,可以看到全世界,听到全世界,有时是一种惩罚。

  太聪明的人,需要对抗全世界。

  我说,那不是真正聪明的人。

  真正聪明的人,都在做笨的事情。

  真正聪明的人,他们不断在问“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那件事情的逻辑是什么”。

  真正聪明的人,都会坚守长期主义。

  然后坚定地创造客户价值,给合作伙伴,给消费者,留出足够的“价值空间”。

  在商业战场上,什么样的竞争对手最可怕?

  认真坚守长期主义的人,而不是聪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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