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36-140】
发布时间:20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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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40】

郭斌

百年未有之十大变局


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显著提升,许多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疫情的蔓延将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变化?企业应该如何提高自身的生存概率?在这样的大变局当中,中国制造业企业又该如何寻找自己的方向和定位?


从去年的12月份到现在。疫情毫无疑问,已经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回溯到当初的时候,我们在过程中实际上会需要不断思考一个问题:疫情的冲击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疫情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人们对这场疫情的判断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引用一下《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在3月20号在金融时报上写下的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表述:“人类正面临着全球危机,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当风暴过去之后,我们将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当然,对于赫拉利来讲,他关注的是在更大的背景下,疫情对人类社会对全球治理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中国企业上来思考,疫情对中国企业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用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来概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01

短期冲击向长期冲击演变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人们现在已经意识到疫情已经不是一个短期冲击了。事实上,不论是从对社会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还是对于中国,甚至对于世界来说,疫情的影响都已经呈现出一种长期冲击的趋势。换言之,如果我们要去思考它所产生的影响,就不能用两个月之前我们对疫情冲击的思考模式。


因为我们当时的讨论大部分:控制现金流、寻找替代的市场、寻找机会,这些更多的是站在当下的时间点上应对疫情的方式,这是把它当作一个短期冲击来应对。但如果疫情变成一个长期的冲击,虽然这些做法还是很重要。我们所要思考的就不仅仅是这些了。


02

全球经济衰退成为大概率事件


现在一个很明显的趋势,也就是全球的经济衰退已经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这种大概率事件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说三月份及其之前的影响就是整个经济暂时停摆,供应链的中断,企业不得不停止运转。但接下来的一波冲击,就不仅仅表现在供给端了,从最新的一些数据来看,中国的复工复产已经比较有序进行,但是接下来要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是来自需求端的变化,也就是,由于整个疫情向全球的蔓延,导致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需求在收缩,甚至可以预见整个全球的经济也会收缩,这也就意味着需求开始萎缩,需求收缩,反映的比较明显的是对海外市场有比较多的依赖的中国企业已经在面临市场需求收缩,接下来一定会导致很多企业产生问题;这也意味着,虽然企业已经复工复产了,但是需求可能正在不断的减少,随之而来的订单减少,客户流失。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以及接下来我们将会面临需求端带来的第二轮冲击。那么,这场疫情再往下发展的话,实际上我们还会有第三次冲击。


在供给端方面,由于前两轮的冲击,整个供应链上的一些企业现金流耗尽,也会造成供给端整个链条上的冲击扩散问题。同时,在需求端,如果进一步收缩的话,就会产生双向夹击,这个冲击可能是一个非常剧烈的冲击了。因为,无论是对中国企业而言,还是对这个整个世界而言,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生冲击的话,就会带来巨大的螺旋型影响。


03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已转向冲击波下半场


另外还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说在四月份之前,中国在在应对疫情上面已经交出了一份算是不错的答卷。尤其是相对于整个全球而言,我们自身还保持比较乐观的情绪,甚至可以看到现在对疫情的控制已经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了。但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很可能是在后面。


这个挑战是怎么发生的呢?由于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疫情早期的时候反应迟缓,没有及时应对,造成了巨大的问题,整个欧美的国家被迫进入了所谓的群体免疫的这种应对方式,如果这些国家被迫进入了所谓的群体免疫,当绝大多数人群都经历过疫情的冲击之后,反过来中国就会面临的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如果全球的人口都经历了群体免疫,而中国由于控制的比较好,没有经历过群体免疫,那么当国外整个经济重启的时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选择。因为国家经济不可能脱离全球化的背景,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深度的嵌入在全球化里的国家而言。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特效药,或者疫苗也没有完全成功的话,那么到那时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中国不可能完全脱离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转,但是现在为了应对疫情又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对封闭的措施。这样反而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中国企业而言,我们远远不能够进入一种比较乐观的状态;恰恰相反,在接下来的四月份之后到年底,很可能中国企业会遇到很多更大规模的冲击。


04

最有效率地利用短暂时间窗口


以上基于对疫情的分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最高效率的利用现在来之不易的短期的时间窗口。我们在前面针对疫情的防控措施的确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中国经济的运转,相对全球来讲,已经率先进入了一个复苏的正常状态。虽然很多企业还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在接下来的三到六个月能够很好地去应对上文分析的疫情所带来的冲击——从供给端向需求端的冲击,再到供给和需求的双向冲击。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增加我们的生存概率呢?这些就是我们接下来想要探讨另外一个问题——战略需要以未来引导当下的思考与行动。


05

全球供应链配置的再平衡


随着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


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国家考虑试图重新定位制造业的价值,但是它们思考的重心,放在如何通过一些更为高端、技术含量更高、生产效率也更高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来提升制造业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和贡献。


此次疫情将导致全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以及那些大型的本土企业,会发现以往按照市场临近、成本降低、效率优先的原则对全球制造资源进行配置和整合的策略,仅仅对于那些相对稳定的竞争环境或者趋势相对明确的变化环境是很有效的。


但是,在面对此次疫情这样的大型冲击时,由于各个国家出于控制疫情的考虑被迫封闭区域、物流能力受限以及一些零部件的重要厂商因疫情出现工厂停摆,即使是对于一些在正常时期看上去不是很核心的零部件,都可能会造成最终产品生产商因为零部件供应不足而停摆。


这种情况将会导致那些全球运营的或者是全球采购零部件的公司重新设计它们的全球生产网络以及供应链网络,甚至是为了整个生产网络的稳健性而牺牲一部分的成本和效率


06

疫情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毫无疑问,美元已经扮演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世界货币的角色。此次疫情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数,甚至可能引发美国陷入经济危机。


美元作为全球货币,它事实上这些年来一直是依赖于美国强大的经济体系来作为支撑的。美国经济的削弱,将会影响全球对于美元的信心,进而会去寻找一些新的货币作为部分替代。


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地位是很难被替代的,但是在全球贸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部分寻求用一揽子货币来作为风险对冲的选择,这就意味着一些经济保持相对强势的国家其货币将会以组合的方式部分地替代美元所行使的全球货币职能,成为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工具,例如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


微观的一个可见表现就是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来自于企业的使用规模会出现明显的上升。


07

在更长的时期内面对存量竞争格局



中国制造业在从1978年到2018年,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思考的焦点是如何抓住增长的机会,尤其是那些增量增长的机会。但如果由于经济的收缩,被迫进入到存量博弈的阶段,这对企业的挑战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在存量博弈的时代,企业所拥有的任何市场份额都是以其他的企业减少为代价的,这就意味着竞争将会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更加激烈。这就需要企业去调整策略,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已经适应了高速增长的时代所带来的战略的机会。


企业关注销售、关注扩张、关注使用杠杆。但是在存量博弈时代,企业战略就需要很大调整:要有更精细化的管理、对成本更高的控制能力,对市场有更精准的战略定位。这些都是企业需要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仅是在今年,很可能会延续接下来的五年甚至十年的时间。


08

性价比将成为竞争优势的基础


在存量博弈的时代,中国企业更需要利用性价比作为竞争基础。性价比,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是在同等的价格情况下,质量是否是最好的;或者说,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成本和价格是否有竞争力的。


这其实并不容易做到,因为在很多时候产品定位需要有一些平衡。比如说,在传统的定位里市场会被分为高端和低端,高端更多的强调高质高价,低端强调低质低价。


但是中国制造的发展背后,实际上已经有了非常强大的基础,也就是在性价比上面来达到一个极致的平衡。这一点在增量增长的时代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采用低端的方式获得巨大的生存机会。但是,在存量博弈的时代,低质低价的生存模式,特别对中国制造来讲,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窄。


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企业的成本确实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上升的趋势了。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大部分企业来讲,寻求极致的性价比将会成为很好的一条道路。


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很多企业来说,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里,如何把性价比做到极致,是企业生存乃至参与全球竞争的法宝。当然,那些在整体的能力上,或者在一些细分的技术领域或者产业领域里做得非常出色的公司,他们一定会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如何在市场阶梯和技术阶梯上完成向上的迁移。特别是在存量博弈的时代,贸易摩擦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两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向产业链上游迁移,向下整合


09

技术链与新兴产业机会的重要性


现在中国的制造在产业链制造上的环节上,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但是底层的一些重要的设备、应用软件和技术还很难做到完全可以自主可控的地步。所以,如何在技术层面上建立中国的优势,是接下来中国企业一定会遇到的挑战。而这有利于在中国制造业走到顶端的那些企业,或者是在细分领域里取得相当大成就的企业。这些企业将会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


另一个就是,企业可以利用一些新兴的产业机会。事实上,在一些新兴产业里,中国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获得了跟全球同步甚至领先的一些机会了,这个领先并不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因为中国庞大的本土市场所带来的机遇。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利用的一种机会。


10

数字化转型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接下来的十年里,对于中国制造和中国企业来说,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浪潮——数字化转型。


事实上,数字化转型在这个时代也变得更有可能。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面对的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地域上来看,现在的市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广阔。


而且,由于个性化的觉醒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市场的差异化需求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因此,企业需要更敏锐地对市场来做出响应,这就造成了传统的模式驾驭不了日益庞大的组织,也满足不了需要及时响应以及越来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毫无疑问,数字化转型提供一种可能性:数字化不仅仅可以帮助大型的企业适应组织以及市场需求带来的变化,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也可以借助数字化转型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


因为,中小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转型把自己演变成一种即插即用的资源,围绕着产业链集成者形成一个更大的产业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能够将这些资源更好地整合成一个完整的、高效率的生产体系。这也是中国企业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的一个很大优势:


中国企业在单个的意义上也许并不是最强大的,但是如果把这些企业看作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形成的一个整体的产业链条,那么这些企业将会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企业。


所以,中国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少数领先公司,也取决于整个中国制造业是否能形成一种生态式的强大的制造体系。


最后,用2020年4月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当然这句话是站在一个国家的层面来思考的,但是这毫无疑问也适合于当下我们的企业对这场疫情带来的冲击所进行的思考。


我们需要有更长的眼光来思考,在接下来的三到六个月当中,企业如何提高自身的生存概率?我们也需要去思考,在未来的三到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在整个中国面对的这种大变化大变局当中,中国制造业企业应该怎样去寻找自己的方向和定位。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9】

贾康

疫情叠加逆全球化下的中国供应链再配置




一、梳理全球化的底层运行逻辑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掀起逆全球化浪潮。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年初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各国迫不得已暂时闭关锁国,民众生产生活处于停滞状态,疫情进一步加速了逆全球化。据一些医学专家估计,新型冠状病毒难以彻底扑灭,还有可能反复或在局部长期化。全球化的未来,在短期内要看疫情防控发展态势,但从长期来看,全球化取决于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应对。疫情下大国关系可能进一步重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将会重构,供应链配置也将进行结构性调整。全球化何去何从?


1.全球化会结束吗?


回顾历史,广义的全球化至少出现过6次。第一次:公元前1500年,以埃及帝国为主导的贸易分工体系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形成。随着埃及帝国的衰落,第一次全球化结束。第二次:在罗马帝国主导下,贸易分工体系在地中海地区建立起来。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欧洲倒退回封建庄园经济,第二次全球化结束。第三次:13世纪毛纺织业在弗兰德地区兴起,贸易分工体系将西欧、地中海、中东地区链接在一起。蒙古帝国入侵带来黑死病,第三次全球化结束。第四次: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欧亚非与新大陆由贸易链接在一起,直到17世纪欧洲30年战争和小冰河期,终结了第四次全球化。第五次:18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与工业革命,为资本蓬勃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和科技基础,大英帝国在一个多世纪中成为“日不落帝国”,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将第五次全球化带入闭幕。第六次:也就是当下的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由头号强国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入世后曾得到很大发展。纵观历史上的六次全球化,呈现出“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发展特点,以新代旧,周而复始,任何一次因外力而受挫的全球化,最终都会再找机会回潮。人类文明发展提升的主线上,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只是暂时的洗牌重整。当前以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不可能以各国封关锁国而结束,其实只是要削弱拥有竞争实力可能发起挑战的经济体、打击异己、并在经济上从别国薅更多的羊毛,调整到更有利于头号强国美国的状态上。毋庸置疑,全球化能给参与国带来好处,逆全球化会削弱这种好处,所以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总盘子来说不是好事。但是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如果以“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方式求得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那么总盘子虽然变小但其可能会获得比既往更多的利益,逆全球化行为就成为其显得格外理智的选择。


2.全球化的主流因素


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趋势往往不是由某一个因素决定,而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如同各种外力的矢量和。外力有方向,作用有大小。从当前的全球化特征来看,有三个主流因素决定全球化发展: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将供应链联结到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自由流动从根本上符合产业模式高度分工格局中的各方利益,使各国经济互相依赖、互相融合、共同发展。 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不同文化习俗、不同意识形态不断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价值体系显示了其极为重要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成为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尺,有学者将其上升为“文明冲突论”,但近几百年来的大趋势,是“普适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由“头羊”带头制定游戏规则,并建立各个领域的协调监管机制以确保游戏规则贯彻于有序运行。共同规则的制定有利于头羊国家,与头羊国家信奉同一价值体系的国家一般也随之受益。从原理上讲,统治的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构成统治的合法性。能够主导全球化的国家不仅需要经济、技术、军事、秩序等硬实力,更需要向全世界输出一套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合作秩序。18世纪英法争霸,是英国民主制度与法国皇权专制的竞争,资本选择了民主制度,最终以法国失败告终。国际资本对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理解,比我们深刻得多,那是他们祖先含着泪走过的路。自由市场、精英共和、权力制衡已经深入西方世界的观念骨髓,成为信仰。随着一战二战爆发,资本与人才逐步离开战火纷飞的欧洲,涌向民主、自由、和平的美国,就是奔向更具有盈利性、更安全稳定的资本乐土,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第六次全球化。价值体系与规则体系的差异,会削弱合作但不会中断合作,资本逐利也必逐安全,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与英国主导的第五次全球化所不同的是,全球化形式已悄悄发生变化。世界正在颠覆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形态,以全供应链全球分工合作替代既往的相同供应链(或同一产品)的不同产地竞争,由竞争导向更多地转变为合作导向。如果割裂供应链,那么追加的成本会使盈利变得极为艰难。供应链的上下游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呈现马太效应,越聚集的地方越会吸引更长的上下游链条成为集聚。制约国际资本投资的供应链条配置现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共同信仰(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宜商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资本金主投资决策权衡取舍的关键,国际资本选择的过程艰难而复杂。相同价值体系与规则体系的投资地,会使投资更安全可期,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当前有关供应链再配置问题的讨论,如果只谈经济体系的全球化,避而不谈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则有可能误导我们贻误战机;如果一味强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去中国化”,无视我们当前供应链布局所具有的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则不利于我们找准症结,扬长补短,留住并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所以,我们要透过现象,认明和厘清全球化的底层运行逻辑,积极精准应对。


3.美国为什么要在全球供应链上“去中国化”?


疫情下,世界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剧烈变化。有关全球化的未来,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资本对头羊(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以及规则体系的认同和接受。目前看,美国在本次疫情下的头羊地位既未伤筋也未动骨,继续在剪全世界的羊毛,纾困本土。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非头羊国家,大势上只能积极融入。所谓积极融入是一种主观态度,但客观上是否被接纳是另一个问题。中国能否融入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即便中国拥有任何国际资本都不忍舍弃的巨量消费市场和有识投资家认可的投资市场潜力,但依然受制于头羊美国,中国的全球化之路,无法绕过美国。举个形象些的比喻,欧美之间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调和的经济分歧;我们与美国之间是“阶级矛盾”,是很难调和的价值体系、规则体系分歧。没有中国在场,欧美会因为利益而互掐;有中国在场,欧美会站在一起暂时放下利益摩擦共同对付不同文化、不同颜色、不同规则的中国。所以,这种由价值体系、规则体系导致的对抗,打的就是中国的“举全国之力”体制。欧美感到只有一个一个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联盟,无法跟中国的整个体制抗衡,碎片化的利益集团终将被中国体制逐一击破,这是斗争的残酷性。发达经济体面对的,是一个供应链集聚且产能巨大、动不动就可以“举全国之力”的中国,当经济总量超过其2/3时,美国人感到只有先发制人。美国以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为名寻找盟友共同抵制中国,以规则体系的全球化为抓手挑衅中国,但却对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力量有所低估。本次全球化已经不再是同类产品的各国竞争,各国都被供应链的上下游环节或者产品的前后工序链接在一个大经济体系里,只有主要大国才有条件在国内建立完整的供应链,而解构建构决非一日之功。中国企业融入制造业全球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均使美国“去中国化”之路注定艰辛与无奈,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便如此,也必然会有一些国际资本终将离开中国。


二、中国国内供应链配置布局问题


全球化的本质在于供应链和供给能力体系的上下游分工协作,各国凭借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某一或某些环节,只有少数国家具备完整的供应链条。当前疫情叠加逆全球化,全球供应链正处于再配置阶段,对于中国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


1.中国当前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供应链中


在全球化下,主导供应链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品牌;非龙头企业则按照龙头企业的要求加入分工,负责零部件生产或最终产品的组装。这种国际分工模式,降低了既往各国参与国际贸易与分工在生产能力上的高门槛限制,为能够充当供应链某一(些)环节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捷径。中国是过去30年全球供应链繁荣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融入原以国际资本为龙头的全球供应链。大批中国企业获得了品牌影响、技术升级、资本积累、产品革新以及全球批发和零售网络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成功打入国际市场,一步一个脚印地创造出中国出口业绩,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从数据上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年(2001年)进出口顺差额是1865亿元人民币,2019年进出口顺差额已经是29180亿元人民币,加入世贸19年间累计进出口顺差额是314151亿元人民币,出口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作为世界市场,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让国际资本“难以割舍”;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拥有充足的成熟产业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这些,都是吸引国际资本的优势所在。近日,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受访企业 2020 年仍会考虑增加在华投资。当前,中国早已超越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取胜的阶段。据统计,2019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更长和附加值更高的环节上的贸易比重已提高到接近60%,凭借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正在悄悄地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上游挺进,在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集成电路、电力、光伏、通讯等领域均有不俗表现。


2.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分工


中国企业自加入世贸以后,积极融入制造业全球供应链体系,既拥有劳动密集型低端供应链(以下简称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也参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高端供应链(以下简称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与组装(下游参与)。——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中国企业以供应链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的身份参与了服装鞋帽、玩具和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中国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这些企业每年出口到美国沃尔玛的低价值产品大约500亿美元,占比中国出口美国的10%。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由于其技术含量低、资本门槛低、劳动密集、供应链条短等特点,替代性极强。——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伴随着高考扩招20年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国培养出大批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产品的研发和设计能力不断提升,已经从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参与升级到中游参与,从最初单纯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最终产品逐渐扩展到为国外上游企业提供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中间产品。中国6500亿美元高科技出口中的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加工组装,最终以外国品牌在海外市场销售的。美国处在高端供应链的上游,对本土向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业给予各种资金和政策的扶持,对华限制上游核心技术出口,以“卡脖子”的方式遏制中国从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向上游的升级。——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中国以供应链合作企业的身份参与核心元器件来自国外的高科技产品组装。比如苹果系列产品的iPhone 和 iPad 屏幕玻璃来自肯塔基州,iPhone X 的面容 ID 模块来自德克萨斯州,苹果设备的各种芯片也来自美国本土。苹果只是将不太重要的元器件放到中国生产并最终完成组装。出于技术门槛对产业工人的受教育要求和供应链条聚集带来的成本优势,该部分供应链短期内要想在全球重新配置,难度较大。不容乐观的是,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所处的位置来看,中国在劳动密集、资本低、技术低、链条短的低端供应链中占据更多的主导权;而在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链条长的高端供应链中尚处于中游、下游位置,缺乏主导权,甚至被卡脖子打压。向高端供应链上游挺进,应该成为我国未来产业布局的发力点。在疫情叠加逆全球化的全球供应链再配置紧迫形势下,我们必然要经历全球供应链的结构性调整,有转出有转入。


3.供应链全球再配置对中国的影响


肇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以贸易战形式,可能会演变成金融战、科技战等形式,但其本质是要改变中国颜色或去中国化。美国要解构有中国参与的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建构价值体系的全球化,输出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瓦解中国的“举全国之力”体制,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潜在挑战,继续让美国稳稳地保持住全球化头羊的位置。当下疫情客观上帮助美国收获了更多的反中联盟成员,似有利于联合日欧塑造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协同,变相加速去中国化。当前比较活跃的国际资本大多来自欧美日,如果欧美日三方从战略上联手全球供应链再配置,将会对制造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举措会给市场传递不良信号,影响国际资本的投资或搬迁战略,这将对我国未来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产生如下负面影响。——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当前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沃尔玛来自中国的许多商品位列征税产品清单中,关税几乎可把中国成本优势完全抵消掉。如果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包含大量的外国零部件,这些从外国运到中国的零部件,也要面临25%的关税。这部分产能由于技术与资本门槛低、供应链条短,迁到更具成本优势的东南亚是大概率事件。资本逐利,国际资本必然会流向成本洼地,美国的关税只是加速了低端供给能力出中国的步伐。——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并胁迫欧洲盟友放弃华为的5G移动网络发展计划。2017年,特朗普将美国公司税率从35%下调到20%,以英特尔、惠普、IBM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开始陆续回流美国本土,此外,其他大型跨国公司如韩国的三星、LG,中国的海尔、富士康等,也先后决定在美投资建厂。高端供应链上游能够自发地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力部队,所以说技术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是国际资本的风向标,而我们没有布局高端供应链的主导权。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完全靠市场自发调节,以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尚没有能力引导国际高端供应链布局。我们的优势在于国家出手,“举全国之力”投资高端供应链,辅以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并加大高端供应链产品应用,以拉动国际资本在中国配置跟进投资,而这恰恰正是我们被欧美所诟病的。但在安全的情况下,资本逐利的天性不是哪个国家能左右的。——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成本优势是发达国家把组装环节放在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高盛的研究报告显示,苹果智能手机全球供应链中中国的生产成本占 25%~35%,其中 15%左右为零部件加工和最终组装所投入的劳动力成本。如将在中国的iPhone生产与组装全部移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提高37%(可见中国本土与美国2017年降低税率后情况相比,依然有成本优势),即使苹果花费几年时间用机器替代人工,iPhone终端的售价也将上涨15%。虽然我们依然有这种成本优势,但是近日苹果公司已将中国加工企业10-15%的产能转移到东盟。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参与环节,受迁入国现有供应链布局和成熟技术工人数量所限,会被逐步分流。如果中国没有相应举措逆转这种趋势,这部分供应链会随着此次逆全球化浪潮,逐步搬离中国。除此之外,疫情会促使各国重新思考有关公共危机应急保障的完整供应链本土配置问题。后续各国可能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强制措施使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回流本土。至于是全部搬回还是只搬回保障本土消费对应的那部分产能,看各国补贴后的成本比较,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三、中国吸引国际资本投资要务实并切中要害


没有不掺杂经济因素的政治,也没有不掺杂政治因素的经济,国际资本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都会综合考虑,既会考虑收益也会兼顾合作安全顺畅,即资本逐利也逐安全。如前所述,供应链条配置现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共同信仰(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宜商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投资需要权衡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在供应链条、去政治化和宜商环境上下足功夫,不但尽最大可能集聚、延长供应链条,还要力求从供应链的中下游升级到上游。


1.以供应链条集聚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资


本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复工不能复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上下游链条不能同时“转起来”。如果上游产品过不来,就无法开工生产;如果下游不畅通,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没人接,世界实体经济皆因此受阻。在平常时期,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运转能够做到有条不紊,但在非常时期,空间的阻隔完全可以切断供应链的上下游链条,这种现象亟待我们深入思考供应链条的再配置布局问题。既往供应链条布局缺乏系统全局眼光,碎片化的分布导致运输距离长,时间久,运输不便利还会加高仓储成本,不仅导致链条上下游运行不顺畅,而且供应链条的松散、脆弱还可能导致链条发生断裂的风险。以供应链条集聚的方式增加链条粘性,将是未来我们进行供应链配置布局需要着重思考的关键。众所周知,资本与全球供应链布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越在上游聚集的供应链条越能吸引资本投入,而资本投入越多则供应链条越聚集、越能占据上游链条。为此,当前中国境内已经具备产业集群优势的产业园区将成为吸引国际资本投资的有利因素,未来有产业导向的园区投资建设还可能掀起一股热潮。UNCTAD 发布的《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就强调,高新产业园区建设已成为转型经济体的一项重要投资政策工具,未来可能成为国际资本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国家可以税收、补贴等政策利好方式积极引导高新产业园区建设,为集聚、延长高端供应链做好基础性服务工作:产业园区选址要兼顾交通枢纽、拥有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充足的成熟产业工人和工程师、宜商宜居等要素。“良禽择木而栖”,“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产业园区建设要有主题,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中心,其他相关零部件企业配套跟进,形成产业集聚和生产的规模效应,尽最大可能扩展供应链条。经济体系的全球化永远都是国际资本考量的首要因素,帮助国际资本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应该成为东道国招商引资的服务核心。产业园区运营要去政治因素,尊重价值体系的全球化,对于国际资本而言,无论赚多少钱,如果没有安全都等于零,要给国际资本吃定心丸。战狼式地联系非经济原因抵制日资(钓鱼岛)、韩资(萨德导弹)、一味放嘴炮、大讲缺乏依据的阴谋论等,均会极大地增加国际资本对华投资安全的忧虑,撤资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不得已而为之。产业园区管理要与国际接轨,要保障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维护并遵守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既往我们一直在关注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致力于供应链条的布局,往往对规则体系的全球化以及价值体系的全球化重视不够。当前一些高端供应链环节上的外资,虽然会因搬离中国而带来一些经济损失,却毅然决然地坚持搬离,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地方。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Kearney估计,中美贸易摩擦导致2018年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下降900亿美元,其中310亿美元分流到其他成本更低的亚洲国家。由此数据我们可看到现实既残酷又严峻。供应链再配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中国今天的供应链布局是几十年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结果。趁着东南亚那些低成本小国家基础设施尚未建成、供应链上下游配套亟待补充、产业工人缺乏技术训练的契机,我们要尽快抓紧建设能够承载供应链集聚的高新产业园区,尽最大可能留住现有的供应链外商并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中国。一旦形成供应链集聚,该地域的成本优势会更明显,将进一步集聚更长的供应链条和更强供给能力。


2.高端供应链的保中游追上游战略


美国对中兴、华为等高科技公司的制裁从表象上看是遏制中国发展数字技术,但其本质是想占据高端供应链上游以主导国际资本投资,这其实是决定全球供应链再配置的最核心要素,没有之一。研发突破技术瓶颈。当前嵌入全球高端供应链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靠拼价格的方式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处于生产制造低附加值环节,属于供应链的中游位置。这些企业需要加强对供应链上游核心技术的研发突破,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实现自主可控的产业发展格局。对于短期内无法攻克的技术难关需要另辟蹊径,利用国家建立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按图索骥查询该类技术研发和实际掌控的源头信息,有的放矢地与技术实际掌控方开展合作,努力从供应链的中游升级到上游。走出去积极融入。中国企业要放眼世界,实施“走出去”战略,密切追踪供应链龙头的重组趋势和战略走向,采取跟随战略主动强化与其配套和外包关系,审时度势把一部分产能转移过去,特别是对高端供应链中上游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企业进行追加投资,以重资合作的方式积极投入研发创新,在确保高端供应链中游链条地位的同时,以资本为纽带强化和巩固全球供应链的上下游关系,力争在技术上逐步赶超世界一流。中日韩共荣圈。尽快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是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的有效办法。在中日韩供应链分工中,目前依然是日韩占据核心技术产品研发与设计的供应链上游位置,中国则处于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加工制造装配的供应链中下游位置。如果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落地,将有效缓解以美国发起的“去中国化”供应链全球再配置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落地区域必将形成对国际资本的强劲吸引,中国在高端供应链的中下游链条位置也将得到巩固,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要牢牢把握技术升级的机会,不断向供应链的上游挺进。新基建东风。2020年3月、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提出加快新基建进度,该举措刚好补齐我国因为技术不足而无法由市场自发引导高端供应链配置布局的劣势。新基建为高端供应链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市场,不但可以助力我国从高端产业链的中游攀升到上游,还可以进一步引导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延长高端供应链的链条配置布局。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占GDP比重达到34.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在拉动就业方面,2020年将创造约54万个岗位,2025年,将创造约350万个岗位,2030年将带动超过800万人就业。新基建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实事求是地说,从高端供应链的中下游升级到上游是一项艰苦卓绝的系统工程,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借助新基建的国家导向,投入重金积极打造、升级我国的数字产业,不能用短视的“经济账”去衡量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今天的生聚教训卧薪尝胆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当我们占据高端供应链的上游位置,我们才算成为高端供应链的龙头,才能主导高端供应链的全球配置,吸引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并且才能切实解决“六保”的首要任务——保就业。


四、小结


疫情下,我国政界、商界、学界对逆全球化和供应链再配置等相关问题的观点主要分为两派:有乐观观点认为疫情后将有更多的供应链聚集中国,也有悲观观点认为供应链将陆续搬离中国。我们【逻先生2020年5月12日精读】认为无论有否疫情,产业升级必然带来供应链的结构性调整,疫情会促使人们加快调整速度但不会颠覆调整趋势。中国要综合分析、认真研判并积极应对,努力做到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不宜盲目乐观更不宜妄自菲薄,紧抓机遇并迎接挑战,坚持改革开放,以更宜商的环境建设与和平发展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情拥抱国际资本。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8】

启蒙还是启示?真正的启蒙只能来自神启

刘军宁


罗卫国2020年5月10日于荆州:刘军宁先生1996-1997年我参与策划出版他的书——《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时间一晃过去23年。那时候真是一个好年代啊,思想自由。听陈奕迅和王菲的《因为爱情》。



1 从春节到逾越节


今年一月二十四号开始过年的春节假期是华夏大地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年四月八号开始的逾越节假期是以色列与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日历上,这两个节日相距甚远,人们很少会产生彼此相关的联想。但是这次新冠疫情把这两个节日牢牢地连在一起。中国人在疫情高峰期中度过春节,世界在疫情高峰期中度过逾越节


据希伯来圣经记载,耶和华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为奴之地的埃及,但是法老不准。虽然耶和华神九次降灾击打埃及,但法老依然心地刚硬,不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在行将降第十灾之际,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每家在门框和门楣涂上羊血,家人守在屋内,以逾越那灭长子的灾祸。后来这一天就成了逾越节,以庆祝以色列人从法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


除去同作为最重要的节日这一点外,中国的春节居然与犹太人的逾越节有着重大的相似之处。作为春节的过年,其背后也是一个与逾越节非常类似的逾越的故事。中国人的过年起源于躲避那相传吃孩子的“年兽”,犹太人逾越节起源于躲避那灭长子的灾祸。为避开这样的血灾,中国人用放鞭炮和用红色的楹联贴在门框与门楣上来驱赶年兽,犹太人用红色的羊血抹在门框与门楣上避开夺命者。这两个节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庆祝的,中国人有全家一起吃团圆饭的习俗,犹太人有逾越节家宴的习俗。


虽然春节和逾越节背后的共同主题是逾越灾难,但是逾越节背后还有若干主题是华人春节所没有的。


逾越节的总指导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灾难,最终靠的是耶和华,这位以色列人唯一的神。华人的春节背后,没有神的踪影,看不到神及其大能。逾越节的家宴中,总是穿插着读经与向神祷告的活动。而传统的华人春节活动至多包含烧香祭祖(烧香拜佛)的内容。


逾越节中的逾越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约定(圣约)。以色列人负责按耶和华说的办,耶和华确保犹太人逾越灾难。各尽其责,合作成功。在华人中,过年与春节则更多是一个传统习俗,是民间的自发行为,没有造物主的身影。


逾越节传达了救赎的信息。逾越是耶和华神施展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得以从此离开为奴四百年的埃及之地以获得自由。而华人的春节,既然背后没有神可以依托,因而也没有发生救赎的事件。华人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摆脱什么。


逾越节传达了恩典的信息。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第十灾,接着走出埃及,至西奈山与神立约,最终在迦南美地安家定居,都是得益于神的恩典。而华人的春节则不传达这一信息。


逾越节之所以成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最重要的节日,是因为逾越日是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节点。逾越节的故事是以色列人如何获得自由的故事。而中国的春节始终与中国人的自由历程无关


逾越节起源于希伯来圣经中的明确记载与规定,而华人的过年春节则是起源于零星的历史记忆。以色列人把被神拣选以及与神的交往过程明确无误地记录在圣经上。在华夏,则没有记录华夏人与神交往的圣经。


通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知道,仅仅靠他们自己,不能逾越灾祸,不可能获得解放,不可能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使自己获得自由,而是耶和华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而是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犹太人,而且适用于每一个族群。


根据希伯来圣经,世界上的每一个族群家国,都是大洪水之后诺亚一家的后代。华人与中国也不例外。包括个人、族群与家国的命运是由他们与神的关系决定的。其中的关键是神是否与他们同在。如果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得到神的启示、救赎、恩典与保佑。一部以色列与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反复复中不断接近上帝的历史。而一部中华与华夏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复中远离上帝的历史。中华文明至今与神无缘,神始终不与中华文明同在。


对过去一百多年华夏的遭遇,起源于法国与德国的欧陆启蒙思想要负主要的责任。启蒙思想的根本危害在于,它是阻隔中国人与上帝之间一堵高高的观念之墙,它迄今成功地阻止了中国人接近上帝,剥夺了中国人成为上帝选民的机会。这样中国人就只能无绝期地匍匐于人间的权威之下,得不到启示,得不到救赎,得不到恩典,得不到保佑。


2 什么是启蒙?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充满了各种思想之间的争议。但是,争议相对最少的就是启蒙思想。中国的知识人把治疗中国的千年沉疴的寄托在欧陆启蒙这个灵丹妙药上。如果疗效一再不理想,他们不认为是药方有问题,还是以为计量不够。他们会说,中国的思想启蒙还不彻底,启蒙运动的使命在中国还没有完成,还需要“新启蒙”。


然而,何谓“启蒙”?同为启蒙哲学家的康德曾经写下“什么是启蒙?”一文。该文对启蒙做了权威性的概述。他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性无能为力。他主张,“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能力!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他进一步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人类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指在宗教事务方面,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又是最可耻的一种。这里康德把矛头指向信仰与宗教,具体地说,就是基督教。


启蒙思想最致力的就是,把神拉下神坛。启蒙时代意味着:“神性的时代”结束,“理性的时代”到来;理性应该取代上帝,成为宇宙中的至高者。启蒙思想家们宣布,从来·    就没有什么造物主、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类不是上帝的仆人,而是自己的主人。人类可以为自己立法,人类凭借理性能力可以为自己设定是非善恶、公平与正义的标准。


启蒙思想家们对人类的理性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因此高扬人的理性,主张用“理性的法庭”来重估一切,审判一切。启蒙思想家相信,如果能够正确地运用理性,“全靠我们自己”,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人间可以变成天堂,英特纳雄纳尔一定会实现。启蒙思想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和进步的可能,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绪,从而具有极大的鼓舞力。他们的口号是“让思想冲破牢笼”,他们的目标是,即使一无所有,“也要做天下的主人!”


启蒙思想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过度崇拜,导向的是对统治者理性能力的信任。这样的崇拜与信任常常以期盼开明专制开始,以铁血独裁落幕。听听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腓特烈大帝的肉麻吹捧:“一个支持宗教启蒙的国家元首其思想气度要比这更进一步,因为他意识到,允许他的臣民公开地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并向世界公开展示他们关于更好立法的思想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法统。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尊敬的这位君主腓特烈大帝,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可以超越他了。”这里康德也把推倒十字架的重任寄托在这位大帝身上。


启蒙思想虽然崇拜理性,他们在政治上诉诸的却不是理性,而是激情。激进主义是启蒙思想的政治表达。一些启蒙思想家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启蒙思想先用想象的罪恶吓倒人,“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再用乌托邦的理想改造人,以专政的手段强制人,发誓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们笃信,一旦将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启蒙思想中有许多抽象的概念,晦涩的术语,复杂的表述,常常令人费解。但是,启蒙思想有个通俗版,中国人个个耳熟能详。这就是著名的《国际歌》。其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可以从某个启蒙思想家那里找到源头与出处。《国际歌》里面的诉求与场景,是欧陆启蒙思想精华的最激动人心的再现。


3 启蒙带来了什么?


起源于法国的欧陆启蒙思想酝酿成启蒙运动之后,从欧洲大陆到远东,一路狂飙突进,攻城略地,俘获了人心无数,只是在英伦与北美没有掀起可观的波澜。在中国至今,一个文人如果不拥护启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无数开明人士,至今仍然把启蒙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答案。


然而,欧陆启蒙思想与运动究竟带来了什么?在法国,启蒙思想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接着在断头台下的高高尸堆上雄起了独裁者拿破仑,他的军国主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了战争。此后的法国一直在共和与帝制的漩涡中挣扎,在一系列的大小战争中连尝败绩,两次被德国占领,直至1958年第五共和才走上正轨。


在德国,启蒙思想与运动带来的是普鲁士专制,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战后在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的武装督导下,才建立了吸取教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俄国,启蒙思想通过《国际歌》与十月革命孵化出了持续七十年的红色苏维埃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用羡慕的眼光把日本看作是脱亚入“欧”的远东典范。这个“欧”正是“欧”陆启蒙,而不是立足于基督教的英美保守主义。脱亚入欧的直接后果,就像在法国一样,是对内实行现代独裁与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与德国结盟发起二战入侵列国。直到二战后,麦克阿瑟用刺刀逼着日本从欧陆转向英美(逻先生批注:写的太好了)


纵观起来,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与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都是欧陆启蒙之子之间的战争。欧陆启蒙思想更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极权主义的源头。可见,启蒙之路是一条歧路!


4 当启蒙来到中国


《新青年》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欧陆启蒙思想之子,都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子。启蒙思想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启蒙思想中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每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都致力于推进启蒙,甚至不断地呼唤“新启蒙”。


国共两党知识分子的主体所接受的社会思潮大体都是欧陆启蒙思想。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精神与平等与人民民主的理想进入中国后被《新青年》高度概括性地浓缩为“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科学振兴中华”成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是启蒙思想及其在中国的招牌口号。心血没有白费,经过一代代的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象征着民主的德先生化身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象征科学的赛先生化身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精彩、精彩、精彩啊)。


很多人把中国今天的问题归因于启蒙没有完成,而事实是,中国当代的问题完全是由启蒙运动带来的,就像当年启蒙运动给法国与德国以及俄国带来的一样。


在欧陆,启蒙运动针对的靶子是基督教信仰与教会。而这个靶子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如果启蒙指的是摆脱基督教带来的“蒙昧状态”,则启蒙运动在中国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基督教从未成为中国的公民宗教。在没有基督教的地方,如何摆脱基督教?


有人可能会说,在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但是启蒙运动针对的是象征儒家礼教的“孔家店”。而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一直视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至宝。连中国的皇权专制的政体都成了他们眼中和笔下的“理想国”。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启蒙思想家眼里的分量,就相当于西方政体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分量。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他们找到了孔子的学说。


还有人说,启蒙运动给中国人带来了理性的觉醒,鼓舞了人们对自己理性能力的信心。其实,宋明的理学早就把圣贤情怀深深地植入人心,其对个人(特别是圣贤)的理性能力的崇尚与夸张,丝毫不在启蒙思想之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的四绝句便是其中的典型。王阳明更进一步把理学变成心学,他的一句“心外无物”,迷倒历代知识精英与政商精英无数。这种理性的自负与狂妄,虽欧陆启蒙思想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在本文中,启蒙特指欧陆启蒙。说到启蒙,不能不提到另一种启蒙。在影响中国的欧陆启蒙之外,还有一种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却深深地影响了英国和美国的启蒙,这就是苏格兰启蒙。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是基于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在苏格兰启蒙中,信仰与启蒙是合一的。苏格兰启蒙没有消灭信仰,反而用宪政秩序巩固了信仰。


如果说,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如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指出的,在美国,“启示,是所有地方私人与公共秩序的根基。”(第45页)他在书中进一步指出了英美与欧陆的差异: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靠圣经的教导(启示),法国革命靠的是启蒙思想、个人的理性。他强调,传达给美国建国者们启示的是古代以色列的先知,而非国王


启示并不排斥人的理性,只是强调人的理性有限,担不起人对它寄托的冀望。人类有其理性能力,但是这一理性能力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对这种理性能力的局限与边界也很难有准确的把握。人的理性能力一旦跃出了其边界,就会带来“致命的自负”和“理性的疯狂”。


5 从启蒙走向启示


在欧陆启蒙的意义上,中国不仅完成了启蒙,而且超额完成。在中国,人们指望启蒙的明灯照亮千年的黑暗,但启蒙不是明灯,连残灯也不是,欧陆启蒙正是黑暗本身。百年启蒙换来的是百年蒙昧。当初的根本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棘手。到头来,启蒙不仅不是中国问题的答案,反而是中国的问题本身。如果启蒙的路走不动,中国往何处去?


逾越节的道理告诉我们:若不信靠耶和华,以色列人无法靠自己的理性能力,来把自己从为奴之地中解救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用了四百年的时间证明,仅仅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人类无法挣脱颈上的重轭、身上的捆绑,因而无法获得造物主赐给每个人的自由。没有来自造物主的启示,更无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荣的秩序。走启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这样走的,英国和美国是这样走的,中国将来也是要这样走的。


启示之路并不是空幻的、玄秘的。这条道路有其明确的内涵:造物主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神,神挑选子民,脱离法老秩序,结下圣约,践行律法,进入神定秩序,就像以色列人所走的路那样:信靠神,出法老,过红海,做子民,签圣约,守律法,永信神。神并没有对每个国家每个国民提出不同的要求,而是相同的启示。上帝给以色列人规定的启示之路,也是给每个国家规定的启示之路。这条路,经过反反复复以色列人走通了,英国美国走通了。只要坚信这条启示之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各国也走的通。因为,耶和华是宇宙与万邦唯一的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列国的神。祂给以色列的启示,也是给列国列邦。


走这一条道路的前提是信靠耶和华神及其启示,而不是信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受到这次严重的疫情袭击之后,美国人深知,战胜疫情不仅需要依托人的理性能力与科学技术,更要依靠上帝。为了抗击疫情,特朗普总统宣布3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并表示:“在我们历史上最紧急的那些时刻,美国人总是会通过祈祷来度过那些充满艰辛和不确定的时期。”“请你与我一起为所有受新冠病毒影响的人们祈祷,并祈祷上帝的治疗之手放在我们国家的民众身上。”


在中国,疫情中广受欢迎的方方日记系列,居然这样结尾:“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段话出自新约中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是中国作家笔下难得流露出来的信仰与启示的思意。这段话与特朗普总统的话,表达了相同的信念: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但是,只有天上的那位至高者,才是我们最终的信靠。这次疫情给中国人传来的最重要的讯息是,走启示之路!这意味着救赎的答案不在人的理性里,而在神及其恩典里。不懂得,不抓住这一讯息,疫情中一切宝贵的生命,一切卓绝的努力,一切昂贵的代价,都白白付出了。


对中国,二十世纪已经是启蒙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启示的世纪。启蒙端赖理性,启示信靠上帝。启蒙用理性主义的眼光看中国。启示用信仰上帝的眼光看中国。从启蒙到启示,中国人必须经历的一个“存在的飞跃”(Leapin Being),否则将继续挣扎在捆绑的、负轭的存在状态之中。


中国需要一次摆脱欧陆启蒙接受启示的大觉醒。真正的启蒙只有一种,那就是启示。真正的启蒙是接受神的光照,接受神的启示。世俗与信仰的选择,启蒙与启示的选择,决定了自由与专制的选择。期盼中国人逾越启蒙的高墙,进入雅威的启示!


希望从今年的春节与逾越节开始,从这次空前的疫情开始,中国进入启示元年。(逻先生:看来,我也要多研究基督教了,我是去过耶路撒冷的人)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7】

赵燕菁

中国会被世界经济脱钩吗?


【2020年5月5日罗卫国于荆州——货币双轨制,1997年,我在北京大学,看一本《货币银行学》,当时的理论还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与这个国家储备的黄金成正比。】




新冠危机全球爆发后,曾经强大的全球产业链暴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脆弱。经济全球化下,一国经济对外部的高度依赖让各国政府如芒在背。企业家开始担心外资企业在疫后会大规模撤离中国,甚至出现全球经济分工的解体,有人将其称为-全球化2.0。经济学家们则在思考怎样应对疫后可能出现的新世界。


1、危机会导致全球化解体吗?


全球化就是全球分工。人类分工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依靠经济组织或称之为制度,比如家庭组织、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一种是市场,比如农贸市场、劳动市场和股票市场。我们所说的计划经济,就是把国家当作一个企业甚至家庭来加以管理;而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把国家当作一个大的市场来管理。计划和市场是人类分工的两种不同模式。选择哪种模式,取决于哪种模式能够支持并带来更大范围的分工。采用市场经济进行分工所需要的最主要的工具,就是货币:若货币少,则分工范围小,则此时最优的分工模式就是计划经济;若货币多,则分工范围大,这种情形下最优的分工模式就是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前,中国由于货币不足,只能采用计划经济。国内的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由于无法在全世界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也就不能通过“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参与全球分工的前提,就是使用全球的货币。中国市场改革的前提,是要能创造出足够的货币;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就是要能获得全球的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世界货币(美元)同黄金挂钩,黄金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只有少数国家能够进入采用货币的市场分工体系。1970-19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牙买加体系的建立,使得美元取代黄金成为真正的世界货币。巨大的货币数量,为全世界的生产要素提供了统一的比较工具。计划经济的崩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空前规模的全球化,都是这一货币变革衍生出的不同结果。


解释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就可以对全球化是否会出现因疫情而被终结这一疑问做出回答。我们只要对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在疫情结束之后会收缩还是会扩张做出判断,也就可以对全球化的前途做出判断——如果美元继续扩张,全球化就会进一步深化,如此一来那些企图在一国之内重建完整产业链的设想都会成为痴心妄想;而如果美元开始收缩,全球化就会坍塌,所有国家都会回到依靠本国货币展开分工的状态。


博尔顿和黄海洲的认为,如果把国家是做一个公司,其货币就相当于国家的股票。目前美联储向经济无底线注入流动性的做法,相当于无限量增资扩股,强迫稀释老股东的股权进行融资。这对任何一个靠“财政-税收”提供信用来驱动主权货币的国家而言,都有可能因此令货币失去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当美元渐渐脱离其内在价值(国家税收),也就开始了从主权货币(价值贮存)向世界货币(贸易工具)的蜕变。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在出现替代货币之前,美元在全球进一步泛滥是大概率事件。


很多人认为这次美元疯狂救市会导致美元彻底失去信用,若果真如此,我们持有的所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就会像当年苏联解体时以卢布计价的资产一样变得一文不值。但如果美元没有崩溃,与美元脱钩的国家将会无法同世界分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相当于美元违约)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让我宁愿选择相信疫情之后美元依然会是未来的世界货币,而不相反。美元的天量释放相当于在大航海时代南美突然发现的巨量白银,仅没有让白银贬值,反而因为提供了巨量的货币而带来全球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就是所谓的白银时代)。我判断,除非美元被其它竞争性的货币取代,否则美元扩张不仅不会终结全球化,反而会使未来的全球化进一步加深。


2、中国会退出全球化吗?


全球化的加深,未必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工也会加深。美国鹰派遏制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把中国排除在世界分工体系之外。他们想要中美脱钩,并非是美国要重归孤立,而是要在中国与世界间拉上一条“铁幕”。纳瓦罗对美国企业说,回不回美国不重要,只要离开中国,哪里都行。但美国企业明白,只要中国货币能继续与世界货币美元挂钩,离开中国会让他们的竞争对手通过“比较优势”获得不对称的优势。孤立中国的终极办法,就是让中国的货币和世界货币脱钩。


中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始于1994年汇改。如果说农村承包制是“改革”的先声,汇改就是“开放”的原点。但能否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取决于人民币能否通过顺差积累足够的外汇储备。一度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外贸顺差过大了,甚至认为巨大的顺差加上强制结汇被动生成的人民币会导致通货膨胀,这都是源于我们对货币本质的无知。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分工范围,使得货币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极度的短缺状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通过海外贸易,南美和日本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不仅没有导致通货膨胀,反而催生了空前的商品经济繁荣;而同样一旦白银输入减少乃至外流,中国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就会被立刻终结。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从来不是由于货币的数量(纸币挂钩的“锚”)过多,而是由于货币的刻度(纸币相对于“锚”的比率)发生了改变。


如今的美元就相当于当年的白银。只要中国拥有美元,即使和美国的贸易完全停止,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也会把中国的要素价格通过货币传导到美国的生产成本里去。那些撤离中国的企业都会因为失去比较优势在市场上受到惩罚。事实上,1989年之后美国就曾对中国实施过一次严厉的封锁,但1994年汇改使人民币币与美元挂钩后,这些封锁立刻土崩瓦解。从香港、台湾流入中国大陆的美元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使得欧美本土企业在全球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假设美元这次不会出现流动性丧失,那么持有更多的美元以及相关资产,乃是抵抗美国想让世界分工体系去中国化的不二选择。


美国要想将中国驱除出全球分工体系,就必须吸干中国手中的全球货币,或将其压缩到一个极小的规模。让中国购买农产品、对中国产品加关税、不许中国货币贬值……其背后的核心目标,就是限制中国未来进一步通过贸易顺差获取并储蓄世界货币的能力。中国如果要继续维持在国际市场的强大参与,就不仅不能抛弃美元,反而要增持更多的美元。To be close to your friend, but closer to your enemy。只要人民币能保持与美元挂钩,美国就不可能将中国像朝鲜、伊朗那样排除在世界分工体系之外。外资撤离只会给本土企业让出更大的市场。


3、世界货币下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美联储不断通过购买有毒资产和次级债务发行货币,会不会导致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被稀释?按照经济学的常识,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如此一来正确的选择就是应当减持美元资产。但如果观察一下当年西班牙在南美发现大银矿后,彼时中国以白银计价的资产是否稀释?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由于白银增加,使用白银进行贸易的范围扩大,这意味着你用白银可以和更多的人分工。这也是为什么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并没有导致美元及用美元标价的资产贬值的原因。



世界货币与主权货币不同,它无需“锚”资产背书,交易需求本身就是其市场价值的来源。此次美联储大放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2.0版本,意味着美元彻底从主权货币(有锚发行)转向世界货币(无锚发行)。美国就像当年的西班牙一样,只要不断发掘白银,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换取其它国家的财富。它唯一需要提防的,就是其他竞争的货币。一旦出现一个更有流动性的货币,这个财富积累模式也就走到了尽头。


看上去,通过世界货币汲取财富的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游戏,但其背后也隐藏着经济脱实向虚的巨大风险。国家要通过生产货币换取真实财富,就必须对外保持贸易逆差——你必须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别国的实物。如果本国对外部商品没有需求(或出口大于进口),无锚货币就会在国内市场自产自销。换句话说,世界货币必须建立在贸易逆差的基础上,其副作用就是国内市场外流,进而抑制本国制造业。一个国家对于货币是作为世界货币还是主权货币之间做出的选择,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在发展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之间做出的选择。西班牙白银的发现,并没有使西班牙成为工业化国家,反倒是成全了英国的伟大崛起。


美元世界化使美国也开始步上去实体经济的西班牙之路。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就是防止中国像当年的英国那样借西班牙的世界货币成为实体经济的强国。在美国看来,只要产业链被切碎分解到不同的主权国家,他们之间就必须借助美元完成分工。即使美国不再拥有任何制造业,也可以通过美元这一垄断的“商品”,分享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在美国看来,中国对其的威胁不在于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而在于其统一的市场规模过于巨大,这一巨大的市场规模有可能支撑中国发展出强大的全产业链的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国内市场扩大后与美国的内需产生竞争,会严重侵蚀美元的垄断地位。


4、中国的策略选择


强者与弱者的关系从来都是由强者定义的——弱者只有接受,没有选择。中美关系也是如此。今天的美国无疑已经把中国定位战略对手,作为当今市场的顶级玩家,美国具有所有国家所不具备的全球视野,我们只需观察美国不希望中国做什么,大体上也就是中国正确的选择是什么。美国欲孤立中国,中国应采取何种应对之策?简单讲,就是反其道而行——不与世界脱钩,不与美国脱钩,寄生在美元体系之内,比在美元体系之外更能打败对手。


美国要阻止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软肋,就是这次新冠危机美元从主权货币向世界货币的大转变——只要中国能够使用美元参与世界贸易,美国就算和中国没有任何贸易往来,也无法使两国的经济脱钩。世界市场对中美要素的定价,会通过贸易传导到所有使用世界货币结算的国家,包括美国。很多人说,美元转向无锚的世界货币,是剪全世界的“羊毛”,所以中国要与美元脱钩。直观地讲这一判断没错,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美国是在牺牲本国市场为世界分工提供货币这一公共产品——美联储采用直升机撒钱发行出的货币如果不想堆积在国内,必然带来更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这就为中国深度全球化提供了可能。


作为基准货币的美元,在成为世界货币的同时,也就自动失去了汇率的自主权,只要中国维持足够低的汇率,中国就可以通过贸易获得美元。而只要拥有世界货币,美国就无法使中国与全球化脱钩,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就不可动摇。在人民币没有成为世界货币之前,顺差和外储就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保证。当然美元不同于黄金,必须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才能被“拥有”,而一旦你拥有美元资产被剥夺了流动性,你也就不再拥有这些美元。其中对中国美元资产流动性威胁最大的,就是美元的清算系统SWIFT。美国对朝鲜、俄罗斯、伊朗的制裁,向我们演示了剥夺世界货币流动性的真实场景。建立独立的美元清算系统(而不是与美元脱钩),是中国不被美国排除出世界分工的关键(在线支付和网络技术,为这种可能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5、双层的货币


在世界货币体系里,只有美元是真正的货币。其它货币都必须通过与美元挂钩才能实现全球的流通。按照三元悖论,如果没有正确的制度设计,主权货币都会失去独立性(比如港币)。在完全自由的市场条件下,理论上你创造的所有财富,最终都会被美元的制造者“收买”,世界最终会变成单一美元的市场,届时实体财富的创造活动就像如今美国的制造业那样迅速萎缩。实体经济的生产在无限的货币生产面前,会成为没有意义的活动。如果一个主权货币既想参与世界分工,又想保持货币独立,支持实体经济,就要设计一套不同于美元的货币制度。这个制度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将货币分为可贸易和不可贸易两部分——可贸易部分与世界货币挂钩,不可贸易部分与全球货币隔绝。(逻先生2020年5月5日下午3:15精读)


现代货币大体上可以分为央行货币和银行货币两部分。位于底层的央行货币是依靠纳税驱动的法定货币M1,为所有的经济活动提供统一的记账单位。正因如此,央行发行的货币通常是一国流动性最好的货币,也被称之为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M1。央行货币通过买卖国外货币(比如固定汇率结汇)与外币挂钩,汇率也因此决定了各国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比较优势。位于表层的是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发行的银行货币。商业银行通过承诺其货币与基础货币的可兑换性获得与央行货币同等的流动性。商业银行通过债务生成货币M2,其抵押品往往是本地资产,比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以及股票、债券等在国际市场没有流动性的资产。换句话说M1和M2具有不同的国内外流动性。


在双层货币结构下,只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就可以开放贸易项下的自由兑换,使本国的要素可以和其他国家的要素相互比较。本币升值,意味着提高本国要素的价格;本币贬值,等于降低本国要素的价格。资本项下生成的货币M2,本质上是银行自己制造的货币,其价格是抵押资产未来收益的估值(利率、市盈率、售租比),是尚未实现的虚拟财富。一旦开放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虚拟财富就会通过对外投资套现。


之所以要把货币分成两个体系,乃是因为在世界货币体系下,除了世界货币作为本币的国家,所有国家都可以通过操纵汇率,在要素价格上获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与此对称,以世界货币作为本币的国家,虽拥有利率操纵权,但却失去了汇率操纵权(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要通过政治手段,剥夺贸易对手的汇率决定权)。拥有汇率决定权的国家,最优的选择是开放贸易项的货币自由兑换;对于拥有利率决定权的国家,最优的选择是开放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因此,美国要求各国开放资本项货币的自由兑换,反对其他国家操纵贸易项下的汇率,其他国家则倾向于开放贸易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而用货币管制对冲美国操纵利率。脱离货币泛泛地谈论“开放”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汇率应当同外汇储备挂钩——外储低于合意数量,降低汇率;外储高于合意规模,提高汇率。最优汇率取决于合意外储


一旦李嘉诚、吴小晖们把他们在国内获取的虚拟财富M2以境外投资的形式套取M1,则用来支持贸易结算的外汇瞬时就会被虚拟财富兑换一空,其结果就会导致实体经济的全球贸易无法结算。因此,对本币非世界货币得国家,资本项下得外币结算管制,就是没有利率主权国家的必要防火墙。这不是一个国家开不开放的问题,而是货币存在根本差异的问题,资本市场开放取决于本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中的权重。只要美元的生成是被操控的,资本的流动就不应是自由的。开放一般贸易的自由结算,是为了帮助中国的要素在世界分工中寻找价格,而开放资本项下的自由结算,只能让低成本的美元资产收割中国的真实财富。对挂钩货币而言,最优的选择是开放经常项下自由兑换,管制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管理的原则是可以资本项进(FDI),但必须从经常项目出(利润、分红)。


6、中国的资本创造


拒绝廉价美元资本的前提是一个国家可以内生足够的资本。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开放资本市场,乃是由于本国的投资无法获得足够的外部资本。面对这一困境,就需要培育内生的资本市场。黄海洲和博尔顿把微观的公司金融应用到宏观的国家金融后发现,对一个国家的资本结构而言,外债(债权融资)和内债(股权融资)具有本质上的差异。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发达国家相似,都是建立在内债(股权融资)基础上的,这和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债权融资)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之所以可以突破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资本瓶颈,核心秘诀在于过去30年发展起来一个独特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借助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本市场,中国在常规的央行生成的货币M1之外,生成了天量的银行货币M2,全社会的分工范围迅速扩大,深度也得以加深。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美国发动贸易战采取“极限施压”的战略下岿然不动,也没有像股市崩盘的其它经济体那样陷入金融危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波澜不惊。在常规增长下,外贸顺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央行货币M1的发行规模,资本市场则决定了中国银行货币M2的发行规模。但遇到金融危机时,商业银行创造M2的功能会大幅减退,资产的贬值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银行货币进入螺旋式收缩,基于货币M2的分工范围随之缩小,实体经济出现资金断裂。中国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不是资本市场的供给不足,而是资本市场的需求不足。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是央行要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由于更多的M2来自于通过贴现乘数增加创造的虚拟财富,因此从供给侧降息、降准已不能将货币注入创造真实财富的实体经济,此时政府必须亲自出手成为贷款的需求方。危机阶段,启动大规模基建的意义就在于此——非如此,就创造不了足够的货币。而采用这一政策所面临的问题是在危机阶段,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减少(减税),支出增加(救助),通过负债支持财政赤字的能力也在下降。这时就需要金融部门取代财政部门——准确地说,就是央行——担负起更多的融资责任。具体讲,就是仿效地方政府采取的土地金融制度,发行与资产挂钩的货币,通过投行或基金,将货币直接注入实体经济。


7、危机中的增长


在这方面,纳粹德国在危机中快速复甦的做法值得借鉴。丘吉尔(1935)曾称赞希特勒“所做出的成就出乎人们的预料,可以说,这对于人类历史是一大贡献。”。其实,希特勒背后的沙赫特(逻先生批注:黄奇帆的地票)才是德国复兴真正操盘手。面对崩溃的德国财政,沙赫特决定用德国有生产能力的土地为抵押,发行了32亿土地马克。具体作法是,通过德国总理命令德国所有企业以及地主必须将资产放进新设立的土地银行,再由这家银行向企业发放每份代表500土地马克的抵押票据,每张票据的所有者必须为被抵押的资本支付6%的利息,如果企业没有房地产则必须认购土地马克。


沙赫特开放经常项兑换,让土地马克与美元按照4.2土地马克兑1美元挂钩;同时,关闭资本项自由兑换,对于那些从海外市场高息借入外币,兑换成旧马克抢购德国资产,再将其在国际市场抛售套现的犹太金融家,开展了坚决的打击。这一明智的金融政策,帮助德国经济迅速摆脱危机,为随后的德国崛起奠定了货币基础。尽管率先走出危机纳粹德国后来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其危机应对经验,依然能给我们今天带来有价值的启示。


借鉴沙赫特的做法,央行避开了贵金属和外汇不足,财政赤字对货币攻击的限制。通过资产做抵押(Asset-Back Security)提供M2的好处是:(1)低成本货币通过项目,直接进入实体经济,不会带来现有资产价格的膨胀;(2)债务与政府预算脱钩,不会导致财政预算赤字增加;(3)只要设计出有稳定收益的项目,货币创造几乎不受资本金的限制。我们可以以一个保障房项目为例,模拟这一货币创造过程。


住房的全成本由土地和建安两部分组成,假设土地成本折算到住房每平方米是2000元,建安成本也是2000元,合计保障房每平方米的造价就是4000元,一套50平方米的保障房的全成本就是20万元。若每套保障房的月租金是1000元,每套住房每年产生的租金流就是1.2万元。国家成立公共住房基金,每年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共需2万亿。公共住房基金用住房本身的租金做抵押,以0利率向央行负债。1000套(应为1000万套)保障房每年能带来1200亿的现金流,15年后,每户租金累计为18万元,届时租户只需补交剩余的2万元,即可获得完整产权,此时住房基金也结束与央行的债务关系。


由于完整产权的市值肯定大于成本,违约的几率可以忽略不记,在这一过程中,央行通过住房向市场注入2万亿M2。住房市值和成本的差额,就是政府给每个家庭的注资(这要远好于给家庭发放消费券)。1998年房改的实践表明,保障房入市不仅不会打击现有的商品房市场,反而会通过财富效应在短期内创造大量的中产阶级,带来从汽车到家电一系列的衍生需求,显著扩张国内的市场规模。


中央早就意识到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一直没有找到推动城市化的突破口,无论户籍放开,还是农地入市大都效果不彰。关键就是没有抓住住房这个抓手,没有住房的户籍依然无法使居民成为分享财富增长的有产者。过去三十年,中国依靠大规模基建带来的投资,完成了城市政府和企业的重资产,下一个三十年,最大的投资需求不再是政府重资产——基建,而是来自于家庭的重资产——住房


将住房融资的模式复制到各种国家资产的创造,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给市场提供分工所需要的充足货币。只要让中国的货币能和世界货币挂钩,家庭重资产化带来的需求就可以让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而主场优势将会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8、结论



分工范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全球分工于国内分工的差别,如同参加奥运会于全运会的差别。参加奥运会可能胜也可能输,但不参加奥运会,连胜的机会都没有。而世界经济奥运会的入场券,就是世界货币。只要拥有世界货币,即使某个对手抵制与你比赛,你依然可以获得冠军。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就意味着所有国内赛场,就是奥运会赛场。


而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关键一点就是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换句话说,保持贸易顺差是必须的,否则就需要放弃汇率主权。而浮动汇率的结果,就是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哪怕已经完成了,也要经常调整盈亏结果。要想与全球要素比较,就必须保持汇率相对稳定,要想稳定,就需要外储。用外储作为人民币信用锚的一个缺点,就是中国货币主权的丧失。经济只能随美元周期同步起伏,美联储无锚增发美元,也就同时在转移以美元定价的中国财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货币双轨制构筑以国内资产为锚的主权货币发行渠道。以国内现金流(比如税收)驱动内生人民币。由于美元为锚的货币和人民币资产为锚的货币贴现率不同(一个内生、一个外生),区隔人民币资本市场(目前主要是房地产市场)就是双轨制必须的机制。否则就会有人在两个锚货币之间套利(比如李嘉诚)。


今天的货币形成要远比几十年前的金本位复杂。这就需要我们对货币有更深地理解,设计出更加精妙的货币机制,在不被与世界分工脱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机制就是货币双轨制。一旦双轨制完成,中国就既可以利用美元参与全球分工,又可以防止注水的美元转移中国的财富。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6】

杨杜

一个人生在哪个年代,就要做那个年代应该为之奋斗的事



【罗卫国】2020年5月4日编辑于湖北荆州松滋洈水金花村,在姐姐家玩一周,去了叔叔家,每天步行,在田埂上行走,并辅导唐保山和杨小仿服务上市公司董事长。


01我们为什么要拼搏奋斗?


1.个人层面:理想人生应是先逆后忙再闲


从个人层面上来讲,拼搏奋斗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行为,是说的话、做的事儿,面色上所展现出来的精神状态。

历史式的拉长了看,才能让赞成和不赞成拼搏奋斗的人找对自己人生中阶段性的定位,这和身体的精力、素质相关。


中国有句古话,叫“少年经不得顺境,中年经不得闲境,老年经不得逆境”,说的是小时候生活太顺,没经过磨练,长大以后就很难承受挫折;到了中青年就要勤奋忙碌起来,整天游手好闲,懒散惰怠的话人就毁了;进入老年就不能再磕磕绊绊,犯错误。这就是提醒人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经历不同的状况。我们把顺境、闲境、逆境这“三境”换句话说,即,少年不惧逆境,中年争取忙境,老年享受闲境。


青少年时期应该是准备拼搏、准备奋斗的,通过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知识、能力、素质准备走向社会;到了中青年,进入社会各种各样的竞争环境中,你就要有责任感,要养家糊口,如果这时候还不拼搏奋斗,就不能证明自己,不持续奋斗,就不能积累资本,结果就基本是应了另一句古话“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将近寻死路”了;人到了老年,就应该退居二线,让别人去奋斗拼搏,而不是自己冲到前面当英雄。老年人要为青少年、中年人提供平台、提供机制、提供助力。

准备奋斗、持续奋斗、让人奋斗,这既是人生成功的三个阶段,也是一个企业持续成长的三个阶段——创业、成长和成熟。


2.时代因素:做那个时代应该做的事情


从历史上来看,拼搏奋斗跟年龄其实没有多少关系,甚至跟你的意愿也没关系。不管你认同不认同,奋斗不奋斗,反正每个时代里都有人在拼搏奋斗。

从中国史看,20世纪的前半段,“00后”到“40后”的中国人是在流血、流泪的拼搏奋斗中过来的,那时候不是你要不要拼搏奋斗的问题,而是只有拼搏奋斗才能不落到家破国亡的悲惨境地,只有拼搏奋斗才能把国家、把家园建设起来。“50后”到“70后”的一批人,赶上了改革开放,是流汗、流浪地拼搏奋斗,你待在原来的单位和熟悉的家乡就没什么机会,追求奋斗的人们就四处谋生,抛家舍业去到有活儿干的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去,条件艰苦,薪资微薄,也没日没夜地干,有能力和抓住机会的人就成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成了成功的企业家。再往后,“80后”到“00后”这代人,他们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们不再固化在一个公司和一个地域,他们不断地跳槽,闪辞,不断地创业失败,再创业,他们的奋斗不是年龄问题,甚至不是致富问题,而是“从心而欲”的流动,跟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心情走,是寻求“知识的价值化”的流知的一代。

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历了从流血流泪,到流汗流浪,再到流动流知的不同奋斗。一个人生在哪个年代,就要做那个年代应该为之奋斗的事情。


3.环境因素:奋斗是竞争环境逼出来的


讲一个小故事,去年我跟一个公司的老板聊工作,聊到很晚,公司司机一直在外面等,送我回去的时候,我说:“实在抱歉,让你等到这么晚,这活儿不好干啊”,司机说:“杨教授别客气!我要不干,肯定会有人干。”中国人多,总有想干和想挣钱的人,你不想干随时会被别人所替代,所以说,奋斗精神和行为也来自于环境压力,也是竞争出来的。

机会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你不抓住,那就是别人的了。企业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看竞争环境因素下,企业会产生哪几类拼搏者、奋斗者。

第一是干部,一方面因为干部承担更多的企业竞争责任,二是由于职位相对较少,干部比一般员工的竞争也更为激烈。

第二是拼搏奋斗型的员工,就是自驱力强、有进取抱负心的人,闲着就很难受,这样的人有机会提拔为干部。

第三是股东,这部分人应该再界定,有的是拼搏奋斗者,有的不是,股东中有专门吃息的,有上市之后抛掉解禁股票走人的,也有继续奋斗的,情况复杂。

第四是客户,他们有不断变化的需求,逼着公司员工不得不拼搏、不得不奋斗。

第五是合作者,优秀的同伴让你优秀,你想要与更优秀的合作者合作,那你就必须把自己变得更优秀。


第六是竞争对手,假定在产业空间不变的情况下,竞争对手跑得更快,你的份额就会被蚕食,这时候这不是干不干,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活不活着的问题。


虽然从时代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活法,从环境来说,竞争产生奋斗,但具体到个人层面,奋不奋斗还是自己的事情,主动选择的奋斗,才会产生快乐奋斗,产生奋斗的幸福。被外界各种因素强制的奋斗,不就成“劳改”了么?拼搏奋斗一定来自于自己内心驱动。



02 企业怎样激励奋斗者?


1.理解人性:价值观、人生观、苦乐观


任何一个组织里一定有不太奋斗的人,要不然也看不出奋斗的人来。如果企业需要奋斗的人,就去找来这样的人,所谓选人比培养人更重要,培养人是需要成本的,而且人的价值观是很难通过教育改变的。有的人就觉得只有拼搏奋斗才能感到安心、感到快乐,有的人则完全不这么认为,背后就是价值观的不同。


价值观不同是性质的不同,有些价值观是不可通约的,A价值观就是A价值观,B价值观就是B价值观,好比血型,A和B血型不能互输,否则会得溶血症。奋斗和不奋斗都是价值观,一般很难改造。企业只能通过建立奋斗的机制,迫使人从不奋斗的价值观转为奋斗的价值观。


苦乐观也是难以通约的。拼搏奋斗是苦还是乐,人和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闲着就难受,有的人想方设法偷懒,这就是苦乐观不一样。


每个人的人生观也是不一样的,即对人生下来是来干什么的认知不同,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比如杜富国的事迹让我很感动,他在中越边境担当排雷任务,在危险状况面前让战友退后,自己上前,不幸失去了双手,眼睛也失明了,这是牺牲精神,是高于拼搏奋斗精神境界的。


选择做个什么样的人,喜欢安逸生活还是拼搏奋斗,能不能快乐地拼搏奋斗,这和每个人的人生观、苦乐观、价值观有关系,它也不是容易被扭转的,尤其是在企业里。


一个人做什么事都会有个动机的,那么,人为什么会拼搏奋斗?我认为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为财富、为权利、为名望奋斗,这是最基本最世俗的。二是为公司、为家庭、为胜利奋斗。三是为职责、为使命奋斗,比如战士上战场,教师上讲台是职责,党员为组织为国家是使命,必须完成。四是为爱好、为享受、为幸福奋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不管是为了什么而拼搏奋斗,都要站在“人生是自己的,价值是体现在社会上的”之立场上。但是,拼搏奋斗的“姿态”要不断进步:先是勤劳奋斗——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然后是有效奋斗——找对方法,不断改善,提高劳动的产出效率;最后是让自己能够借势、借力,通过领导和管理实现目标。


对企业来说,要理解人的价值观、苦乐观、人生观是有层次的,人的行为背后又是有动机的,这都是人性。只有理解了人性,才能充分尊重人性,从人性出发思考和实践奋斗文化。



2.企业要把拼搏奋斗的价值算清楚



人有太多目的,每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可以。对于组织来说,也要选择适合的进来,要让奋斗者创造价值,也要让他的拼搏奋斗有价值。


拼搏奋斗的价值来自于算账。拼搏者文化、奋斗者文化概念的背后一定是数学逻辑。


但我认为企业不要去评价一个人的动机、年龄、身份,甚至不要太评价他的股权,要评价的是这个人的言论和行为转化成了多少被客户认可的价值。如企业可以计算一下企业的利润表,签了多少单子、创了多少营收,减去各种费用,就是为公司创造的附加值。这些附加值又有多少用于企业未来的持续发展。一个员工为客户做了什么,同时为企业贡献了多少,这就是要衡量的奋斗的价值。


然后要和同行比,找到相应的衡量尺度,才知道拼搏奋斗者为客户创造的价值是否超过了竞争对手。拿中设集团来说,如果按照5000人、40亿元营收计算,人均营收接近80万元,如果这是奋斗的结果,把员工放到别的地方去,他会高于还是低于这个结果?对个人来说,也会算一笔账,我在你这里创造了多少价值,得到了多少回报。


奋斗价值的高和低,按人均算就会比较简单。客户给了公司多少钱,公司给了员工多少钱,是不是比业绩结果更高的薪酬,再跟同行业比一比,就可以衡量奋斗的价值和相对价值了。有价值的奋斗一定是为客户的奋斗,一定是有贡献的奋斗,这样,企业就可以决定到底要鼓励哪种奋斗行为和奋斗者。


当然,不一定只算财务价值账,还可以算组织价值账。同样一个设计方案,一个人去提交可以产生溢价,另一个人就不行,溢价出来的东西就是超额利润和超额价值,与设计人员、营销人员、市场人员等都有关系,要知道是谁能做这样的事。华为叫“刨松土壤”、叫“占领战略制高点”、叫“备胎”,不是计入当期利润表的,但这是有未来价值的重要工作。就可以得到评价拼搏者和奋斗者的价值贡献一个结果,价值衡量就有了落脚点。


一个人加班加点是拼搏、奋斗行为,这会体现组织活力和氛围,但还得看行为的贡献、看回报。一定要量化算账,只有这样,才有奖励激励拼搏者、奋斗者的科学依据。


此外,从需求层次来讲,公司里一定有人挣够钱了就懈怠了、不奋斗了,那就必须再给他设定一个挑战目标,让他有危机感、饥饿感,持续奋斗。


3.保持人力资源的活力曲线



企业的人力资源分布一般是偏正态分布。一个比较有活力的组织应该符合韦尔奇的“二七一”活力曲线。即,跑在最前面的20%是能力强业绩好的,一定是拼搏者、奋斗者,中间的70%跟着前面的20%跑,其中一部分人会跑到20%中去。有了这样的组织氛围和队形后,根不上队形的后面的10%就会被淘汰掉。


拿中设集团来说,算好了账后,就可以依据两个指标“横竖各切一刀”。横切一刀是看他是否认同拼搏者文化,纵切一刀是看他的价值贡献大小,对于不认同拼搏者文化、又没有业绩贡献的,就可以“切掉”。否则不但会破坏整体氛围,还容易出现腐败问题。


华为就是这样,做新员工培训时,一些员工经过了解发现相互不合适,就会选择走人;还有一些人留下来但没干出业绩,就再去淘汰,总体上就是淘汰10%左右。因为在一支队伍跑步前进过程中,在和同行赛跑过程中,如果没有竞争淘汰机制,队伍的整体中心线就会靠后,就会跑不过同行。


在实际操作中,前面的20%还可以再细化。最前面那2%的人中可能有想自己当老板的,或者认为怀才不遇的,公司很难留得住,愿意走的不要强留。剩下那18%的人,一定要玩命儿维护住,一定要有所谓的不公平倾斜,给够他们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收入待遇,特殊人才可以给几倍的待遇,不能小气。这是有贡献的拼搏奋斗者应该得到的回报,华为就是用这种向真正的奋斗者倾斜的机制,使得A、B+和B(待遇级别)都在70%-80%这一群人里。成功的奋斗者占比高了,后在跟着跑的那70%会军心稳定,敢于冲锋。


一个组织不能让多数人是失败者,如果多数人是失败者,成功者就会被孤立。一定要有可操作的评价分配方案,合理的价值分配,才能促进高效的价值创造。是否建立起了合理的价值评价分配机制,衡量标准就是看看调动起来的人数和比例是多少,是否形成了奋斗者吸引奋斗者,奋斗者激励奋斗者的氛围,唯有如此,才可以帮助企业跑得更快、跑过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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