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26-130】
发布时间:2020-04-25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0】

于华:认错改错是一种美德


如果做了错事,要承认错误,要知错必改,这是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而且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恐怕都不例外。然而,连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到了成年之后却屡屡见到大相径庭的现状。


明明错了却死活不认错?找出种种理由、说词进行辩解,例如:“初衷是好的,只是好心办了坏事”;再如:“限于当时情境不得以而为之”;“当时是对的,现在纠正当时也是对的”;更有“过去已久,别再纠结,卸下包袱向前看”云云,……


不认错,还要想方设法掩饰错误。于是为了遮掩一个错误,就要犯下更多的错误,一错再错;撒了一个谎,就要用更多的谎言来圆谎,谎话连篇,一错到底。错误不断积累就变成罪恶,弥天大谎也是罪恶,罪恶越多越无法回头,于是撒谎和犯罪成为惯习。


常被用以文过饰非的一种方式是所谓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即认为凡事都有一方面、另一方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无法做出正确与否的简单判断。用辩证法来遮掩错误,渐成一种思维惯性,长此以往会变得是非不分、善恶不明,丧失基本的论证能力和判断力;更会使人背离常识,罔顾现实,虚构历史,心智混沌;遇事就胡搅蛮缠,说话就云山雾罩;当然也会创造出种种似是而非的“新概念”、“新思想”来欺世盗名。


犯错不承认错误,犯罪不受到惩罚,必导致更多的错误和罪恶。于是好人受难,恶棍横行,好人好事必会越来越少,恶棍恶行定将越来越多;整个社会上行下效,交相作恶,加速堕落,秩序崩解,腐烂溃败。


有错不认,知错不改是权力的毛病,是权势者的恶习。一方面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横暴性使其不需认错;非但不需认错,而且不能惯无权者的毛病——动不动就挑错;另一方面对是非善恶的界定和解释权亦是权力的专属。于是权力精英不认错不改错,升斗小民也不认错不改错,有错不认、知错不改遂成为我们的国民性。


既往中国王朝历史上尚有数十位帝王下过“罪己诏”,今人认个错为何却如此之难。须知,人性决非完美,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由人构成的组织机构也同样会犯错误,没有永远的伟光正。知错认错改错是向善之举,是人之为人的美德。让我们趋善而行。

               

2019年5月23日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9】

不要去和不思考的人争论!

资中筠


我观察过很多“争论”的场景,也经常被卷入争论的漩涡。发现这个现象有其“规律性”:中国式争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争论,多数都是因为话语的对等,陷入抬杠的尴尬境地。


人与人之间一旦开始抬杠,就必然在情绪上严重升级,继而开始出言不逊。


比如有一次我谈到日本人的教养,就有一位同学大为不满,他数落我给日本人涂脂抹粉,长日本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


我没有理他,因为我仅从他的话语中,就发现我们并不在一个平台上说话,彼此说的也不是一回事。他后来气急败坏,开始骂人了。我依然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直到他销声匿迹,不再挑衅。


几年后,我们偶遇,他给我带了一顶“瞧不起人”的大帽子。当时我欣然接受,并且告诉他:我真的瞧不起你,当然不是因为你的钱少,更不是因为你的车不好,而是你白长了一个脑袋,一个只知道吃饭、不知道思考的脑袋。我们之间讨论问题,既没有前提,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也不是一个方向。彼此南辕北辙,如何讨论问题?


我历来主张,不要和不思考的人讨论问题,尤其不要和不思考的人争论什么。


思考,是交流的前提;尽管思考的层次可能会很大,但思考不思考,差异不是螺旋桨和喷气式之间的差异,而是飞机和大炮的差异。


跟一个不懂飞机的人讨论飞机,岂有共同的话题?


尽管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因为见识的差异,阅读的差异,思考的差异,已经使彼此之间行若狗彘。


为什么思考很困难?


因为思考是要有付出的,付出时间大量的阅读,花费钱财增长见识,然后开动脑筋苦思冥想。


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或读书很少的人,焉能有常规的思辨能力?


而思考的考,就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了。


所以绝大多数人,并不擅长于思考。他们随波逐流,甘愿平庸,基本上被时代驱赶着生活。若不幸遇上舆论一律的时代,就更加简单了。凡事跟着感觉走,以“看齐”为天职,把“一致”当圭臬。


这样的人,非但不具备一般的思考能力,而且不具备常识。跟他们讨论人权与主权的差别,岂不是在用擀面杖捅火么?


争论问题,首先是争论的双方要有一个前提:彼此都是思考者。只有这样,才能就共同的话题展开讨论。


凡是正常的争论,比如学术争论,真理争论,争论的双方并无绝对的正确或错误。因为能争论,就必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它好比擂台比武,一个武士,焉能跟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打斗?


至于那些动辄就扣帽子、抡棍子的人,他们不是和你争论,而是无理取闹。对这些人,或回避、或远离、或一笑置之、或请他闭嘴。


他们其实也很可怜,自己不学习、不读书、不思考,却还想显摆显摆,刷个存在感,以表示他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是有思想的翘楚。


比如关于朝鲜战争,就曾发生过很多争论。然而,一些对朝鲜战争不甚了解的人,一些只限于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歌曲所熏陶的人,你和他们争论孰是孰非,岂不是赶着鸭子上架?让猪学狗叫么?


争论还需要共同的逻辑修养,跟一个不懂逻辑的人争论,几句话就必然张冠李戴了。


有一次几个朋友争论人权和主权的问题,一位朋友说:国家的权力,是人们为了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更有保障,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一位老兄大声嚷嚷道:“没有祖国,哪有你?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居然埋汰国家,居心何在?”。


眼看着争论就要演变成一场辱骂,我建议朋友们不要再说话。因为这位老兄的几句话,在逻辑上已经有好几个议题了。这样的争论,已经毫无意义。


有人不断的偷换概念,争论早已经不是原先的话题。再说下去,就是一场无谓的争吵。


当然不是他理屈词穷,有意为之。他不懂,任何的争论,都不应该乱扯一起。


集中话题,才是讨论的基础。


可是,这样的常识,也往往被认为是强词夺理。人与人的争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人的头脑,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定势之源正是几十年的洗脑。这样的人,只能由着他去。争论是很难动摇他的定势的,除非巨大的变革。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8】

葛兆光: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当然要了解现代中国的事情,不过,要了解现代中国,可能还是要知道传统的中国。西方人有一句名言,叫做“过去即一个外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那么,为什么要了解过去或外国呢?其实所谓了解“过去”也好,了解“外国”也好,都是为了了解“现在的中国”。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过去的中国,你就没法知道现代这个中国怎么个现代法,不知道外国有什么和我们不同的文化习惯、风俗特点,就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习惯风俗哪些是“中国”的,这就像你不拿个镜子不知道自己什么样,不看另一个人就无法知道自己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一样。这就是歌德说的“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knows none)。特别是,现在的中国,毕竟是从传统的中国延续过来的。


如果可以回到百年以前来看中国,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大不一样。举几个例子,人们读的书不是休闲杂志、电脑书籍、报纸漫画,主要还是儒家的古典,以及由这些古典衍生出来的童蒙课本、考试范文,当然也有一些小说、散文和诗歌,但是那主要是士大夫的读物;人获得知识和消息的途径主要不是报纸、广播、电视,而是一些刻印的书本、道听途说的见闻以及乡亲父老的经验传授;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主要是在大家族、家乡中进行的,家乡仿佛是一个圆心或者轴心;人们对于地理远近的观念和今天大不相同,从北京到天津就是出了远门了。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婚、丧、嫁、娶,加上一些年节,以及常常有的驱邪打鬼活动,似乎是最普通的仪式或节日,佛教和道教与人们的生活离得并不远。饮食方面,无论粗细,传统的米饭、面饼、杂粮、小菜加上饮茶,都是主要的东西,吃饭是大事,占了生活中的不少时间。


通常,我们自己不会太注意这些往日生活的记录,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意识里会觉得,这很普通,普通得没有仔细记录的必要。倒是外国人到了中国,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过去”或者“外国”,他们看到的一些生活场景和他们西方的、近代的生活不一样,所以会很惊诧,会津津乐道,于是就画了好多画,拍了好多照片,现在,通过看很多当时外国人的文字记载和摄影作品,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百年前的旧风景。


一、回首已是百年身:唤回历史记忆



当今天的中国人通过这些旧照片、回忆录来回头看自己这些旧时代的生活时,也觉得有些陌生了。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和那时的中国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都说,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的开端是19世纪末。


现在,一般人都会同意当年张之洞的一个说法,自从19世纪近代西洋文明进入中国,使中国经历了一次“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似乎与传统有了“断裂”。举一些身边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如,我们现在的时间观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因为政府的推动,我们不再用王朝与皇帝的纪年,而改用西洋的公历了,可按照传统的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历法改了,这就是“改正朔”,一样的天翻地覆。又比如风俗也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禁止吸食鸦片、妇女缠足,而且我们变革了旧日的称呼,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和自由结婚离婚。我们也渐渐把注意公共卫生和提倡清洁习惯当做文明来提倡,禁止有碍风化的印刷品和广告,而且革除了旧时的礼仪。民国时期一个叫做包天笑的文人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里曾经说到,以前北方人就是请安也有很多规矩,做大官的要会旋转式的请安,因为可能有很多下层会围着你,你得回礼,满族妇女则要会请双安,当然见了皇帝还要三叩九拜,“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可是到了民国时代,1912年就规定新的《礼制》,男子共五条,在各种场合都是脱帽鞠躬,只是多少略有不同,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礼节的更改,但也体现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了。


再说语言文字,今天的汉语已经羼入了太多的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报纸、信件、说话中有好多“经济”、“自由”、“民主”这些看似相识却意义不同的旧词,也有“意识形态”、“电脑网络”、“某某主义”这些过去从未有过的新词,口语中也越来越多地有了“一般说来”、“因为所以”、“作为我来说”这样的语句,甚至还有“秀”(show)、“酷”(cool)、“WTO”这样的进口词,如果一个百年以前的人还能从坟墓中走出来,就像张艺谋拍的《古今大战秦俑情》中的那个人,他肯定听不懂我们说的话。


今天的中国已经大变,中国拥有了太多的现代城市、现代交通、现代通信。过去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四合院、园林、农舍,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乘牛车、马车,所以从四川快运荔枝到长安,就得跑死马,成为奢侈的话题,苏轼被贬海南,就不像今天的旅游节目,连林冲发配沧州,一路上也好像远得可以,使董超、薛霸来得及做好些次手脚,而鲁智深得天天护送。至于信件,更比不上“伊妹儿”,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关于空间远近、时间快慢的观念,和今天大不同,今天的人才真的觉得“天涯若比邻”。同样,今天的中国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西方化了,麦当劳成了年轻人的favorite,吃饭的观念越来越不同于过去了。就说住罢,现代人与人可能头对脚上下楼住得很近,比旧时代的人与人相邻而居还近,但公寓单元式的住房却使人与人实际隔得很远,过去那种大杂院、村落式的邻里关系已经在城市里消失了。至于大家族,那更是少见了,七妯娌八连襟、堂兄堂弟、姑嫂、舅甥的那种矛盾或融洽,都已经像田园诗时代的旧事情,离我们似乎很遥远了,大家族的亲戚关系已经被小家庭的契约关系所替代,所以旧时中国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也就是家族关系、家族礼仪和伦理观念,也已经成了过去的故事。


二、文化与文明:不得不分辨的两个概念



可是,为什么现代还要讲“过去的故事”呢?这一点我们最后再来细说,先说一下“文化”和“文明”的差别。


本来这两个词的差别不是很清楚的,不过,为了下面讨论的方便,我们采取欧洲人伊里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年)在《文明的进程》一书里的说法。第一,我们把“文化”看成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把“文明”看成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第二,我们把“文化”看成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神气质,而把“文明”看成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等词语相连。第三,在某种意义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不变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终在运动的、前进的,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而“文明”与未来有关,表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


那么,在汉族中国古代的历史和传统中,足以表现出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不同的究竟是什么呢?


三、家族与亲情: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



很多人特别是生活在另一文化环境里的异国异族入,如果乍一进入到汉族中国的生活世界,或者在本国突然接触汉族中国移民群,很容易感觉到的是,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来说,血缘所形成的亲族关系和家庭家族中的亲情,是相当重要的和可以依赖的,所谓“血浓于水”这个词就可以形容这种关系,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仍靠父子兵”,也可以说明这种关系和感情的重要。


在前面第二回“从婚礼丧仪想像古代中国”里,我已经详细地说明这一点,即并不是说其他文化圈里的人不重视亲情,而是说在汉族中国,亲缘和亲情不仅表现了个人与家庭、家族的密切关系,而且从中衍生出了整个社会赖以建立的结构和基础。中国的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亲族,不仅在名分上要区别得清清楚楚,强调不同名分之间的不同等级,同时又强调不同名分和等级的人们之间,要各安其位,才能和谐相处。而和谐相处的前提,就是“男女有别,上下有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就说,中国和西洋的基本社会单位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各自立在那里,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我在前面已经讲到,古代中国依靠“五服”和“九族”的观念和制度,建立严格而又整齐的家族秩序。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或者“夫”、“妻”两姓之间的差别,一定要分清楚,这是“内”和“外”。老话讲“胳膊肘子不能向外拐”,就是说,从道理上说,要偏向同姓的族人或家人,这是大原则。老话又说,“女生外向”,就是说嫁出去的女性,她的立场会倾向于夫家,而夫家是另一姓,所以是向外,因此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说法,这个内外界限非常清楚。


但是,如何使内外沟通、两姓和睦?第一,恰恰是在内外分清的基础上建立关系,通婚使两姓有了亲戚关系,比起没有亲戚关系的家族来说,这两姓之间就比较密切,但是两姓之内,又需要各偏男性姓氏,这样关系就理顺了。第二,古代中国又强调在一个家庭或家族之内,要上下有序,也就是分清上下长幼以建立相互尊重和爱护的关系,父子之间有孝,兄弟之间有悌,兄弟姐妹之间、堂兄弟姐妹之间、表亲之间,甚至同姓一族的人之间,都要有大小上下的次序。大的要爱护小的,长的要照顾幼的,但是小的也要服从大的,幼的也要尊重长的。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远近亲疏的不同等级,把家庭、家族、宗族甚至不同姓氏的家族的秩序建立起来,甚至依据这种秩序扩大到整个社会,建立了国家的、社会的秩序,所以,古代中国不仅有家族族长的权威可以笼罩整个家族,干预任何家庭内部的现象,也有“国家”这样把“国”和“家”连在一起的词汇,还有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的传统。


从家庭、家族到国家,这种秩序叫做“伦理”,“伦”的原意是“水文相次有伦理也”,用在人类身上,就表示社会各种关系有次序、类别、条理。伦理最重要的是分别亲疏远近,《礼记》里面讲有十伦,是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几乎把现实的和虚构的关系全囊括了,但主要是在区别父子、远近、亲疏。这是不可以改变的社会秩序,所以《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就是说这是社会的基本秩序,社会无论怎么变,这是不可以变的,变了就不是“这一个”“古代中国”了。


四、历史与现实:合理的与不合理的



历史地说,在古代社会中这种秩序有它的合理性,它把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力建立的依据和基础,放在了人性中最自然的亲情上了,因为父子之情、手足之情而扩展到社会,成了君臣之义、朋友之谊,而内外有别、上下有序,也就成了建构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使得社会不至于混乱。但是,从现代价值观念上看,这背后也隐藏了深刻的问题,就是说,当这种所谓的亲缘和亲情被放大化、绝对化了的时候,“孝”就绝对优先于一切,甚至使真理和原则也退置于次要地位,形成对长上的绝对服从,所谓“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就是极端的说法。当本来拥有优先价值的亲情被政治权力所占有,成为一种绝对的伦理律令时,于是,本末就倒置了。当这种血缘的天然关系被放大到社会国家的时候,本来应当由社会契约和社会共识确认的政治关系。却成了似乎不需要论证的自然等级关系,于是,君臣的“忠”不仅压倒了父子的“孝”,而且成了对个人专制的基础,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专制政治的极端。显然,当这种家庭、家族的秩序放大为国家政治秩序,并且拥有绝对正确性而不可违逆的时候,国家便不仅绝对优先于家庭,而且绝对优先于个人了这样,从亲情开始建构的社会秩序,反而走向了绝情的极端。


不管怎么说,家庭、家族或宗族为基础的亲缘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相当清楚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产生了很多后果,比如:(一)它使得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这也许是汉文化的一个特色。(二)它也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相当重要的基础,由于这种社会似乎建立在天经地义的服从、爱护、彼此依赖的“亲族”关系上,所以在上面的统治者拥有父亲一样的权威拥有不言而喻的正义和真理、拥有天然的合法性,所以古代中国形成了“绝对的和普遍的皇权”(unconditional and universal kingship)(三)这种皇权的统治又使得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可能存在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宗教权力,皇帝以及朝廷掌握了政权、话语权和神权,于是像佛教、道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只有渐渐屈服,并改变自己的宗教性质和社会位置,在皇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行使辅助性的功能,而同时它又使得宗教信仰者也常常并没有特别清晰和坚定的宗教立场,形成所谓三教混融的实用性宗教观念。在“古代中国的两个信仰世界”中,我已经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这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


五、天人之际: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续)



接下来我要和各位讨论的,是关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尤其是汉族人的理解中,天人关系似乎相当特殊。


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不仅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空间与时间,还是人多理解和判断一切的基本依据,“天”和“人”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互相依赖、互相模仿和互相感应的关系,所以,人一方面应当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一些早期文献中也说,不仅是治理国家要“尚(上)可合星辰日月,下可合阴阳四时”,就连修炼身心也要和“天地四时”对应配合,就是“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犹藁龠也”,天地的一些规律如四季,也影响着人的生活,所以人要像天一样“春产,夏长,秋收,冬藏,此彭祖之道也”,就是说,人的生存原理,就是使自己“与燥湿寒暑相应”,治身就是使天人相应,与天地四时的变化相应,从中求得永恒。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又显现为神秘的希望世界,支撑起人们信心,也为人们解决种种困厄。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掌握了世间权力的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汉代皇家的祭祀要遍祭上夫的神祇,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在人们的心目中,“天”仍然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天是自然的天象,是终极的境界,是至上的神祇,还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和依据。


虽然荀子曾经呼吁中国人要“制天命”也就是征服“天”(自然),但是似乎这种想法在古代中一国起的作用并不大,古代中国主流的观念里,人和天一定要和睦相处,人要尊重和仿效“天”,因为这个“天”是“天经地义”的“天”,是“天理”的“天”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体现着“道”和“自然”的东西。那么怎么才是“奉天承运”或者是“顺天行事”、“替天行道”呢?就是要按照一些化约了的“数字式概念”来思考和处理问题。


六、数字式概念:阴阳五行八卦九宫十二月



什么是化约了的“数字式概念”?就是一些由“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在古代中国被用一二三这样的数字表达出来,而古代中国人就在这些简洁的思路中,把“天”与“人”联系起来。


其中,首先当然是“一”,这是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中心”、“绝对”、“神圣”或“唯一”的概念,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还是天下笼罩和控制众多蛮夷戎狄的唯一中心,“一切都取法于天行或宇宙的结构”,但又不仅指宇宙的运行与结构,这是一种“秩序的观念”。在第一回中,我曾经讲到它对于古代中国天下观念的影响。其次是“二”,“二”当然即阴阳,但它既可以被比拟成日月、天地,也可以象征君世、上下,以及从阴阳中进一步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而且也暗示了一系列的调节技术。再次是“五”,在古代中国人那里,他们曾经把宇宙中最基本的“五”视为五种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叫做五行,而且还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甚至对应人的五种品德“仁义礼智圣”,这说明人们普遍接受和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而有条不紊是符合宇宙法则和人类理性的,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依序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吻合五色的轮次,祭祀的对象,要凸显五方的地位。


这只是简单地说,如果细说,从一到十二都有种种象征:


一,生成天地阴阳万物的“道”,或者是天穹上唯一不动的“极”,或是众神之神的“太一”,这是绝对与唯一的存在本源。


二,天地(或阴阳、乾坤、黑白、寒暑)。


三,天地人,这叫三才,或直接代表人(天一地二人三)。


四,四时(春夏秋冬)、四方(东南西北)、四神(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


五,五音(宫商角徵羽)、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色(青赤白黑黄)等。


六,六合(左右前后上下)、六律(黄钟、太蔟等)等。


七,七曜(日月和五星)或七星(北斗)。


八,八卦(乾坤等)、八风(八方之风)。


九,九宫(八方加上中央)、九土(九州、九野)或九天。


十,十日(十天干)。


十一,六气五行(天六地五)。


十二,十二辰(十二地支)或十二月。


这种“数字式的概念”产生很早,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渗透到各个领域,影响着古代到现代中国人想问题的思路,并且由此衍生出种种知识与技术。


七、东西大不同:这理性不是那理性



这也是一种“理性”的结果,不过,它当然和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式管理”是两回事,也与西方思想有根本的差异。这里不能细说,只是略举一例。《怀海德对话录》里说道:中国发明了磁针,可是,孔子的态度是,“好了,这就足够了,事实就是一切”,他不愿意去追究背后的“理”,而是很快把注意力转向社会道德和伦理领域;可是西方人却不同,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传到欧洲,人们就会提出种种无聊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它要指向北方,要去探究背后的“理”,而正好这种问题是实用主义者所漠视的,但在西方,它却使种种有益的成果纷纷出现。怀海德认为孔子和利威一样,“排斥无聊的想法,单纯的事实便该足够你使用了,别多浪费时间去追问藏在那些单纯事实之下之最后原因”。


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古代中国人并不是很善于推究现象之下的深层道理,也并不是非常习惯于用细致的纯粹的逻辑进行分析。西方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用层层推进的五层逻辑即圣托马斯五路来推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很少有的。所以,有人总说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思维特征一是经常“化约”,二是多用“譬喻”或“象征”、“暗示”、三是思路不是“逻辑,”或“推理”而常常是“体验”和“类推”。这也许没有错。不过,关键是要知道,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早就有这样一个关于“天”、“地”、“人”的基本预设,正是从这个基本的平台出发,依据这种今天看来相当特殊的思路,推想和假设一切现象事物的本质和关联,然后按照这种假设或推想,处理和应对面前的世界,形成自己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这个基本的预设,是“天人”关系,而根据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一基本预设出发,用来理解和判断世间一切现象事物的方法,就是“阴阳五行”。


比如,中国的中医药学就是按照阴阳五行的理论和思路来建立它的诊断和治疗的(《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就是阴阳五行)。在中医中药中,很多病症和药物被“阴”和“阳”的学说归纳为若干种性质,这些性质仿佛天地间的寒热四季变化,用在“人”的身上,被表达为“寒热”、“湿燥”或者是较细致的“热、温、凉、寒”等词语,病症被这些术语分为不同的类型,而使用的药物又被比喻为“君、臣、佐、使”,仿佛社会领域的政治关系,按照互相制约与互相支持的关系搭配使用。可是,所谓“阴阳”、“热寒”,很多是凭藉经验和感觉的,所谓“去火”或“上火”的性质,所谓“阴气”、“阳气”也是无法用实验判断而只能由体验和感觉总结的。古代中国人对于药物、食品、天气、空间的阴阳判断,令很多西洋人难以理解,但是,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凭着感觉区分阴阳,像什么萝卜清火,人参上火,橘子上火,广柑不上火,猪肉性温,羊肉性燥,冬天可以进补,夏天则要清凉等。这都是洋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但难道这里没有一点“道理”吗?


同样,关于人的身体,五脏、五官、四肢和五行、五味、五色、五音等的相互关系,以及分属五行的各种现象和事物何以能够相生相克,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和季节下得到配合,这种关系又如何可以衍伸到人的身体状况和对身体的治疗方法,更是不可以用西洋式的思路和逻辑来理解。像经络学说从西洋的解剖学上完全没有办法解释,可是古代的中国人凭藉自己的体验和揣摩,就是确信“气”和“血”一样,在身体中有它的流动运行路径,像湖北张家山出土的汉代的《引书》、《脉书》,双包山出土的汉代针灸木人,都说明古代人从另一思路,发现了一些真理,而现代对于经脉、针灸的实践,也证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有其特殊处。


当然,除中医中药外,我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在古代中国,很多事情都与阴阳五行有关。比如建造陵墓,需要看阴阳,建造房屋,需要看风水,这都要配合阴阳五行;再比如祭祀天地祖先,祭祀的坛场或祠堂要按照阴阳五行的适当方位,设明堂、圜丘、天坛、灵台等,也要遵照阴阳五行以及九宫八卦的原理;所有的年月日也都配上了阴阳五行,于是每天的行动也要符合阴阳五行的宜避;而天上的星辰、地下的方位,更是被分配了阴阳五行,于是凡是在空间中的行为,也无法离开这种阴阳五行。也许大家还记得,我在关于道教的一回中,曾经在“外丹”和“内丹”两部分里详细地谈到了这种阴阳五行学说在道教思想、技术中的关键性意义。


八、汉字如魔方: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再续)



最后我想举出来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汉字及其对古代思想方式的影响。


我总觉得汉族人很多思考的方式、认知的方式,都和汉字有关,在全世界,现在只有汉字还保存着最初象形文字的基本格局,而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等,都早已在历史中消失,硕果仅存的纳西族文字使用范围很小,可以存而不论。那么,这种以象形为基础,既表意又表音的文字,是否会影响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呢?比如说对文字表达有一种异常的感觉、对纯粹符号运算有一种不适应,对形象思维如比喻、象征的特殊习惯,善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的思考方式,这些和汉字是否都有关系?


古代中国的汉字很有意思,很多字是“象形”的,很直接,像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但也有很多字需要更仔细的、更复杂的表述,于是就别出心裁加上一些,像刀口上加一点是“刃”而不是刀背,手放在树上是“采”,牛关在圈里是“牢”,可是这还算简单,鲁迅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宝”,繁体的“寶”字,是由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组成,而且缶还是杵和臼合成的,五个加在一起,这是“会意”。但是仅会意还不够用,因为有的形太接近,写字又不能画得太细致,所以又有用义类来区分,并加上声音来标志不同,于是有了“形声”,像江、河、松、柏等。


但是,基础还是“形”,汉字很多意思是可以从字的形状中猜测出来的,而且很多意义的字也是从有直接象形的字中孳生出来的,像“木”指树,而“日”在“木”中,太阳从东方升起,就是“东”(東)。“日”是太阳,如果它落在“草”中,那么就是“莫”(暮)。“手”象征力量,而手持木棒,就是掌握权力的“尹”或威严的“父”,可如果是下面加上“口”,表示动口不动手的,就是“君”。而“人”这个字的衍生就多了,很多与人有关的字如“大”、“天”、“欠”、“兄”、“既”、“企”、“见”、“卧”等,都可以看到它字形所表示的意义。这样,汉字就影响了人的思考和想像,也使中国读书人有了“猜”、“揣”,或者说“望文生义”的阅读和思考习惯。


现在还不能说明白汉字对中国文化以及对汉族人思维的影响。说到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提起书法,但这种影响绝不仅仅在书法等方面。汉族中国人有一些和异族不同的文化现象,也许真的和汉字有关。举一些例子:(一)中国人有“一目十行”的感觉式阅读,以及“望文生义”的诠释和理解方式(古人相信,一贯三为王、推十合一为士,其实就是从文字形状中倒推原始意义的,而古人相信甲像人头,乙像人颈,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则是想像汉字,至于“色”字如蛇,精气等字从“米”,那更是掺入了很多后人的道德观念后对汉字的臆测)。(二)在中国思想世界中,总认为指代的文字符号与被指代的现象世界不可分割,这是说象形的字形和指代的事物之间,不像表音文字那样,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它的形状和原始的涵义有关,原始的涵义又与现在的意义有联系,“能指”和“所指”彼此相关,也就是说,文字与它所指代的事和物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人不习惯脱离具体事物在抽象的纯符号、纯逻辑中思维。古代中国人对于文字有特别的敬畏,关于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的故事,说明了人们想像中文字的魔力,而古代中国人敬惜字纸的习惯,和道教相信画符(文字)念咒(语音)能够灵验的心理,都说明了这种观念。(三)可以提出来的,还有中国古典文学中近体诗和骈偶文、对联的发达,这些文学特征的形成,都依赖于它的语言基础——汉字。(四)特别是因为这种主要依赖字形而不是依赖声音书写的文字,使得使用不同方言的各地汉族人,都有一种可以识别的文字,使他们不至于分裂成不同的区域和文化,维系着汉族的认同。


九、文化分类: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文化的问题相当复杂,上面只是举了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例子,并不是想以偏概全,对中国文化作一个完整的论述。


问题是,既然很复杂,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或者说是汉民族的文化或传统?这里有一点要特别请大家注意,当我们用“中国”或“汉族”这个词作定语,来修饰“文化”或“传统”的时候,我们就要描述一个可以概括它们同一性的特征,这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人类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分法,但任何分法都不能深刻和准确地区分“文化”的归属问题。比如,你当然可以从人种分,有黑种人、白种人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汉族为主的中国人种可能是由蒙古和马来两个人种组成的,在历史上还曾经融入了相当多不同种族的血液和基因,流行歌曲中唱的“黑头发,黄皮肤”,看来是说中国人,但是又如何区分出也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所以人种或基因并不是根本的区分方法。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语言来分,讲汉语的就是汉族人,可是并不一定,汉语的使用者中,还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使用汉字的更是应当包括古代日本和朝鲜,汉字文化圈这一个概念,其实比汉族文化要大,何况在讲汉语的人中间,还有现在很多“少数民族”。你还可以按照宗教来分,但是宗教更不能区分中国与外国、汉族与其他族群,因为汉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和其他一部分民族共享一个宗教,而另一些人又与其他族群分享一种宗教,甚至一个汉族人可以相信好几种宗教。或者你说,我们可以从地域分,“中国”这个词当然可以包括大部分人,也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人,但是,海外的很多华人,他们也认同中国汉族,他们的文化算不算中国文化?所以地域也不能算划分的基本依据。最后,你也许觉得还可以从阶层分,上等人和下等人,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精英和民众,富人和穷人,我承认,大传统与小传统确实差异很大,但是这种阶层却同属于我们说的“中国文化”。


所以无论“人种”、“语言”、“信仰”、“地域”和“阶层”,都不能和“文化”重叠。那么,文化是什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文化是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的东西,那么,在什么地方才最深刻地表现了中国或汉族的自我和特色?


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是:“文化是指一种由历史延续下来,被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心中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阶层都无须思索地信奉和认同,并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始终表现出来的传统精神。”当然这太抽象了,但是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表达和论证的方法,只能说,中国文化建构了一个文化的中国,这个文化中国有一种传统,它使得中国人和其他人有着不一样的价值标准、生活习惯和精神气质。顺便说一个有趣的笑话,在很多书里都有很多关于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比喻和故事,这些故事和比喻不一定准确,不过不妨听一听。其中一个故事说,面对大象,各民族人被要求写出一篇描述性的论文,于是,德国人写的是一厚册《大象在生物学分类中的位置及其哲学意味》,英国人写的是一本《论大象的绅士风度》,法国人写得最薄,是一小册《大象的爱情》日本人写得最厚,三大册《大象研究资料汇编》,而中国人呢,写的是《象、相、像考》。这当然是玩笑,但是各个文化传统下的人,肯定有相当不同的地方,过去曾经把这种不同称为“民族性”或“国民性”,即英文的nationality,而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于传统积累与熏染的缘故,而同时对这种气质精神不由得有认同感和亲切感,就成了一个民族形成和凝聚的原因,这种传统是每一个人的记忆中自然拥有的东西,也是他们回应变化的环境的时候的天然资源。


十、重新思考中国文化



也许这还是一个相当难以讲述和理解的东西,不过我们要尽可能地在这里进行描述。因此,在前面的十二回里,我讲的就是这个很大的题目:“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在这十二回里面,我讲到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它是怎么样影响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和对于异族的态度的;还从古代中国的家族和仪式讲起,说到儒家和古代中国政治学说的形成;也简单地从老子到庄子,讨论道家的思想和影响;还讨论了古代中国和外部世界交往的途径,当然主要是从佛教进入中国的途径说起的;另外,还简单地介绍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方法、技术和影响,其中特别重点地介绍了观音信仰和禅宗思想,原因是前者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实在是大,而且它的形象和故事演变很有意思,可以折射出不同文化的差异,后者当然是佛教真正中国化的一个典型,它对于中国知识人的影响超过了所有的佛教宗派,也反映了一种异文化要进入中国这种拥有自我完足文化系统时,需要什么样的适应和改变。最后,我还特别介绍了古代中国的两个信仰世界,因为和其他文化圈比较起来,可能这种宗教界限相当模糊而文化层次相当清晰的信仰情况,在中国特别突出。只是这里需要再次提醒各位的是,其实,主要并不在于我“讲”,而在于您“听”,如果您是中国(汉族)人,那么,恰当的途径应当是通过我的“讲”,“激活”您的记忆、体验与经验,反身体验一下自己的周围、自己所处的社会、自己所熟悉的文化,调动心底的“储备”,和我所“讲”的内容一道,重建“中国(汉族)社会与文化”这个大概念。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7】

史蒂芬·平克

启蒙运动的四大理念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罗卫国编辑于2012年2月23日湖北荆州,疫情封城】


何为启蒙?1784年,康德在一篇以“启蒙”为题的文章中做了如下回答:启蒙是指“人类从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从因“懒惰和怯懦”而服从于宗教或政治权威的“条规戒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他宣称,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它的基本条件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一个时代绝不能缔结某种条约,以阻碍后来的时代扩展眼界、增进知识、消除错误。这将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因为人性的固有使命正在于这种进步。”



康德的观点在21世纪的物理学家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所著的《无穷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一书中得到了回应。多伊奇在这部为启蒙辩护的著作中强调,只要我们大胆地运用理智,就可以在科学、政治以及道德等所有领域取得进步:



乐观主义(在我主张的意义上)是这样一种理论: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造成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知识与完备状态之间永远隔着无穷的距离。有些问题很困难,但把困难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每一种特定的恶都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乐观主义的文明是开放的,它不害怕创新,以批评的传统为基础。它的体系不断改善,这些体系所实现的知识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样检测和消除错误的知识。



何为启蒙运动?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正式的答案,因为以康德的文章所命名的那个时代并没有明确的年代界限,不像奥运会那样有开幕仪式和闭幕典礼。同时,这次运动也没有一个宗旨明确的誓言或者信条。通常来说,启蒙运动指的是18世纪的后60年,不过它可以上溯自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理性时代,也可以下延至19世纪上半叶古典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当时,科学探索对传统智慧提出了挑战,宗教战争的血腥残酷让人们记忆犹新,思想的传播和人类的交流也比以往更为迅速频繁。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找到了一条理解人类状况的新途径。在这个时期内,各种思想纷涌迭现,有些还相互矛盾,但有四个理念将它们连在一起,也就是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



第一个理念“理性”是重中之重,因为理性是不容商榷的。只要你站出来讨论生活的意义,或者其他任何问题,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给出的答案真实可靠、令人信服,那么你就是在诉诸理性,并同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给客观标准来检验。如果说启蒙运动思想家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便是主张积极地运用理性的标准去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不能依赖空穴之风、虚幻之源,诸如信仰、教条、神启、权威、异能、神秘主义、占卜、幻觉、直觉,或者宗教经典的阐释文本。



正是理性让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都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位干预人类事物的拟人神。理性告诉我们,有关神迹的描述查无实据、令人生疑,宗教经典的作者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各类自然事件的发生并不会考虑人类的福祉,不同的文化信奉着不同的神,它们壁垒森严、互不相容,没有哪一个不是人类自身想象的产物。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假如三角形也有神,那么它的神一定有三条边。”不过,并非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是无神论者。其中一些人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与有神论者不同,认为上帝在将世界这台机器发动起来之后就退居幕后,听凭世界按照自然法则存在和发展下去。另一些人则是泛神论者,他们将“上帝”作为自然法则的代名词。不过,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信奉《圣经》中那位制定律法、呼风唤雨并赐子降生的上帝。



今天的许多作家往往将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鼓吹与另一种错误观念混为一谈,也就是认为人类是完美无缺的理性主体。这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像康德、斯宾诺莎、托马斯·霍布斯、大卫·休谟以及亚当·斯密这样的学者都是刨根问底的心理学家,他们太了解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非理性情绪和弱点。他们坚信,只有明确指出愚蠢的根源所在,人们才有克服它的希望。可见,正是因为人们日常的思维习惯并不一定能保持理性,所以才必须审慎精细地运用理性。



由此便引申出第二个理念:科学。所谓科学,就是对理性的加工提炼,并以此去解释世界。科学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所带来的各种发现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第二天性,以至于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然而历史学家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提醒说,在1600年,也就是科学革命的前夕,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



他相信女巫可以掀起风暴,淹没大海上的船只。他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狼人存在,尽管碰巧在英国没有,不过迟早会在比利时发现它们。他相信女妖喀耳刻真的把奥德修斯的船员都变成了猪。他相信老鼠是从秸秆堆中自己长出来的。他相信那个时代的魔法师。他见到过传说中的独角兽的角,尽管他并没见过独角兽。



他相信,如果一个人被谋杀,那么只要凶手在场,尸体就会流血。他相信世上有一种药膏,只要涂抹在匕首上,就能愈合这把匕首所造成的伤口。他相信可以通过植物的形状、颜色以及纹理来判断它的药用价值,因为上帝设计自然的目的就是让人类能够理解。他相信炼金术,尽管怀疑是否有人知道如何去做。他相信大自然讨厌真空。他相信彩虹是上帝的旨意,而彗星则是邪恶的预兆。他相信梦可以预示未来,只要能掌握解梦的方法。同样,他相信地球静止不动,日月星辰每24小时绕地一周。



然而130多年后,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就不再会相信这些东西。这不但将人类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也让人类远离无谓的恐惧。社会学家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指出,在中世纪,“这种认为有某种外部力量操控日常生活的想法导致了一种集体妄想症”:



暴雨、雷电、狂风、日食、月食、寒流、热浪、干旱和地震,凡此种种,都被认为是上帝发怒的征兆。如此一来,“恐惧之妖”寄居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海洋成为邪恶之域,森林里到处都是妖兽、女巫和魔鬼,以及真实存在的窃贼和凶犯。……黑夜降临之后,世界上也充满了预示各种危险的信号:彗星、流星、月食以及野兽的嚎叫。



对启蒙运动思想家而言,这个从无知与迷信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既表明传统认知会犯下怎样的错误,又表明科学的方法,例如怀疑论、可谬论(fallibilism)、公开辩论以及实证检验,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指导我们获得可靠的知识。



在这些知识中,也包括对自身的理解。建立一门“人的科学”的要求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并将在其他许多问题上观点各异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康德、孔多塞、狄德罗、达朗贝尔、卢梭和维柯。他们相信存在着普遍的人性,并认为可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因此,他们成为诸多学科的早期实践者,而这些学科直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被正式命名。他们是认知神经学家,试图通过大脑的生理机制来解释思想、情感和精神病理。他们又是进化心理学家,试图描述生命的自然状态,并辨识那些“注入我们身躯之内”的动物本能。他们还是社会心理学家,著书立说,讨论将我们结为一体的道德情感和相互对立的自私情绪,并分析那些干扰各项完美计划的短视行为。他们也是文化人类学家,挖掘旅行者和探险者的实地记录,既收集有关人类共性的数据,也关注世界不同文化在风俗习惯上的多样性。




普遍人性的观点将我们引入第三个理念:人文主义。理性与启蒙运动思想家普遍意识到,必须为道德确立一个世俗基础,因为他们被几个世纪以来宗教屠杀的历史记忆深深困扰,例如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猎捕女巫以及欧洲的宗教战争。他们为今天所称的人文主义奠定了一个基础,也就是将全社会男女老幼的个体利益置于部落、民族、国家或者宗教的荣耀之上。真正能够感受快乐和痛苦、幸福和悲伤的是单独的个人,而非组织或团体。无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最多的人能获得最大的幸福,还是出于“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绝对律令,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看来,正是人类个体对痛苦和幸福拥有相同的感受力,才引发了对道德关怀的呼吁。



幸运的是,人性为响应这个呼吁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被普遍赋予了一种能力:同情。同情,有时也被称为仁慈、怜悯、恻隐等。只要拥有同情他人的能力,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同情之环向外延展,由家庭、宗族出发,去拥抱整个人类,尤其是当理性告诉我们,自己以及所属的群体并没有什么异于他人的属性。我们不得不接纳世界主义,接受世界公民的身份。



这种人文情感促使启蒙运动思想家不仅谴责宗教暴力,同时也对所处时代的世俗暴行大加声讨,例如奴隶制度、专制主义、滥用死刑,以及诸如鞭打、截肢、穿刺、剖腹、轮辗、火烧之类的残酷刑罚。启蒙运动有时也被称为“人道主义革命”,因为它促成了种种野蛮行为的废止取缔,这些行为在各种文明中都曾普遍存在,而且延续了千年之久。



如果废除奴隶制度和残酷刑罚都算不上进步,那这世界上就没有进步可言。由此进入第四个理念:进步。在科学的帮助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日益深入,在理性和世界主义的引发下,同情之心也在不断扩张。因此,人类完全可以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进步。不必屈从于当前的苦难和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必试图将时钟回拨,去寻找失去的黄金时代。



我们不应该将启蒙运动对进步的信念与19世纪浪漫主义的信仰混为一谈。浪漫主义者相信神秘的力量,相信法律和辩证法,相信斗争、演化和命运,相信古希腊人对人类时代的分期,也相信进化的动力会将人类社会推向理想之境。然而就像康德关于“增加知识、减少错误”的表述一样,启蒙运动对进步的理解并没有那么诗意,进步不过是理性和人文主义的结合。只要关注并了解法律、习俗的现实状况,并设法去改进、实践,然后保留下那些可以造福人类的措施与制度,我们就能逐渐让世界变得更好。科学本身就是在理论和实验的循环中逐步发展,在局部的挫折和倒退中累积经验、持续前进,并由此证明如何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我们也不能将进步的理念与20世纪的社会重塑运动混为一谈,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技术官僚和城市规划者提供方便,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称之为“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 High Modernism)。这场运动否认人性的存在,否认人性对美、自然、传统和社会亲密的复杂需求。这些现代主义者从一块“干净的桌布”出发,设计出各种城市更新项目,用高速公路、摩天大楼、露天广场以及粗野无比的建筑取代充满生活气息的街道社区。他们从理论上解释说“人类将会重生”,并“生活于整体的有序关系之中”。虽然这些发展有时也被冠以“进步”一词,但这种用法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因为缺乏人文主义引导的“进步”不是进步。



启蒙运动思想家并不试图去塑造人性,他们所希望的进步主要集中在人类的各项制度方面。像政府、法律、学校、市场和国际组织这样的人造系统才是理性的用武之地,并由此改善人类的状况。



就此而言,政府并不是一个具有神圣使命的统治机构,也不是“社会”的同义词,或者民族精神、宗教教义、种族之魂的某种化身。政府是人们依据彼此默认的社会契约而发明的一种机构,其目的是协调人们的各种行为、制止损人利己的自私举动,以此来增进公民的福祉。就像启蒙运动最著名的精神成果——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表述的那样:“为了保障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授予而产生的。”



在人们授予政府的各项权力中,惩罚是其中之一,而孟德斯鸠、切萨雷·贝卡里亚以及美国的缔造者们对政府惩罚公民的权力做了重新思考。他们认为,刑罚的实施并非是为了替天行道,而是社会激励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在保证不造成更大伤害的前提下阻止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例如我们主张罪罚相当,这并不是为了维护神秘的正义天平不至倾斜,而是为了确保罪犯能够止步于较小罪行,从而不会升级成更大的罪恶。反观酷刑,无论是否属于所谓的“罪有应得”,它都不如适度而必要的惩罚更为有效,而且酷刑还会使观刑者变得麻木不仁,使这个实施酷刑的社会变得残暴无情。



启蒙运动还首次对财富展开了理性的分析。它的出发点不是如何分配财富,而是如何创造财富。在法国、荷兰以及苏格兰等国经济学家的基础上,亚当·斯密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他指出,大批量的产品无法依靠独立的农民或者工匠来制造,它有赖于一大批高效的专业劳动者,以及那些将他们的才智、技能和劳动成果汇集起来进行交易的人。亚当·斯密举过一个有名的例子,他计算出一个独立工作的制针人一天最多只能制作一枚扣针,然而在工厂中,“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如此一来,平均每个工人一天之内就可以制造将近5 000枚扣针。



专业分工在市场中才有效,市场让专业劳动者能够交换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亚当·斯密解释道,经济活动是一种互惠合作,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每个人收获的利益都大过所放弃的利益。借助自愿交换,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来使他人受益,就像亚当·斯密所说:“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我们并非求助于他们的博爱,而是求助于他们的自利心。”亚当·斯密并不是说人类无比自私,也不是说人类应该如此。事实上,亚当·斯密对人类同情心关注之切、阐释之深,史所少见。他只是强调,在市场中,即便一个人只关心自己与家人的利益,他的工作也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



交换不仅可以使整个社会变得更为富有,也可以使它变得更为和谐,因为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购买商品总是比盗窃商品的成本更加低廉,而对你来说,他人的生存总是比死亡更有价值。正如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几个世纪之后所说:“如果裁缝向面包师开战的话,那他就必须自己烘焙面包。”包括孟德斯鸠、康德、伏尔泰、狄德罗以及阿贝·德·圣皮埃尔(Abbé de saint-Pierre)在内的许多启蒙思想家都赞成“温和的商业”(doux commerce)。而美国的缔造者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尤其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为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设计了各种制度,以培养商业的发展。



这将我们引入和平这个启蒙运动的理念。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曾是如此频繁,以至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和平只有在救世主降临的时代才会到来。但现在,战争不再被认为是来自上天的惩罚,对此只能忍受和哭泣,它也不是一场光荣的竞赛,值得赢取和庆祝。战争只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而且有朝一日终会解决。在《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一文中,康德列举了一系列能够防止领导人将国家拖入战争的措施。康德认为,除了国际贸易外,能够阻止战争爆发的还包括建立代议共和制(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民主制”)、国家之间开诚布公、制定一系列反对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准则、允许自由旅行和移民,以及建立一个能够对争端做出判决的国际联盟。



尽管这些开国者、制宪者和启蒙哲学家都是高瞻远瞩的伟人,但本书并不想掀起一场偶像崇拜。启蒙运动思想家也不过是生活于18世纪的男男女女,他们中有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反犹主义者,也有奴隶主和决斗者。他们所担心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理喻,他们在构建一系列精妙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大量愚蠢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生得太早,无法预料现代人理解现实的一些基本原则。



但我相信,他们会是首先站出来对此表示赞同的人。如果赞成理性,那么你关注的重点就应该是思想的健全,而不是思想家的人格魅力。如果致力于进步,那么你就不能轻易宣称自己弄清了其中的所有奥秘。如果我们对人类状态和进步本质有重要的理论发现,而这些发现并不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知,那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伟大。在我看来,这种发现有三个:熵、进化与信息。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6】

中国官场三大定律

王东京


▋第一定律: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


倘若从现象观察,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地方越穷,想做官的人越多。比如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北方人就比南方人喜欢做官;内地经济赶不上沿海,内地人则比沿海人喜欢做官;中国经济落后于美国,故中国人普遍比美国人喜欢做官。


最近几年,国内不断有买官的事在媒体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罢官判刑。如读者细心,留意一下案发地点,这类案件,都差不多发生在贫穷省份,或者是发达省份的贫穷地区。贫穷地区何以频频出现买官呢?经济学的解释是:一定局限条件下的经济人本性。


经济学讲经济人,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


比如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因为这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进政府的门,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没你的饭碗,国家的大锅饭肯定与你无缘。


我曾听朋友讲过一个笑话。说是春节期间,有一四川民工南下打工,由于人多拥挤,不小心打破了火车上的玻璃。列车长让他赔,他说,火车是国家的,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也有我一份,国家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现在这块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赔了。可列车长说,这块玻璃不是你的,弄坏了还得赔。


此事是否当真,笔者无从查考,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国有资产说起来是全民资产,但平头百姓却没有支配权。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官员支配的。


设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铁道部门的某位局长,列车长会让他赔吗?也许列车长解释说,民工乘车是因私;局长乘车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种特权,损坏东西可以不赔,你说谁不愿去因公呢?所以贫穷地区人们想当官,多半是看透了当官与国有经济的特殊关系。


人要生存,每天都得吃饭,民以食为天嘛!别看吃饭是平常小事,可当不当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饭店吃饭,肯定得自己出钱,可当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发票,回单位报销的。有一次我陪一个国内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吃完饭后,我们管餐厅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却不知发票为何物,待他们找来老板,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在你这里吃了饭,要开发票回国内报销,餐厅老板听了大惑不解。他问:你们不是为自己吃饭吗,为什么要公家付费呢?


显然外国人是不懂中国国情,在我们中国,老百姓才为自己吃饭,一旦当上官,就变成国家干部,吃饭就是为国家吃了,所以得由国家买单。


不仅吃饭如此,坐车也一样。老百姓出门,得自己掏钱挤公交车;一般干部,可以让单位派车,官大一点的,可以有专车。总之,只要当上官,像吃饭坐车一类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费。就冲着这一点,你说贫穷地区想当官的人能不多吗?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


第一个办法,虽有暴利,但利大风险也大,若有闪失,就会人财两丢。这种掉脑袋的事,非虎豹之胆的人不能为也;而行政垄断则不同,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赚起钱来堂而皇之。


像过去价格双轨制时,利用内外价差渔利,不知养肥了多少人。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为数不少。老百姓管这些人为“官倒”,为什么叫“官倒”?因为像批地、倒批文这种营生,没有官位,手中无权,定然是倒不成的。


所以贫困地区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既然当官能无本生利,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尤其是贫穷地区,人们发财无门,可又穷则思变。故千军万马往官道上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


大凡做官,都会有权,但所处位置不同,权又有虚实之分。有的位高权虚,有的位低权实。比如,同是机关的处长,有人管钱管物管人,有人只管上传下达,分发文件。若是不同的部门,处长实权抵不过科长,更是司空见惯。


当然,这里讲的实权,是特指财权、物权、人事权。


经济学研究定律,必须从普遍事实中加以提炼。若就一般性而言,官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年轻时实权大的,往往难当大官。


为什么呢?经济学的第二假定,叫资源稀缺假定。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实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实权越大,就越稀缺。市场上稀缺的东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用行话说,叫做供不应求。既然是供少求多,比起一般岗位来,竞争自是激烈得多。


所以当官有了实权,就会有人惦记,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还有不少则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实权的人,除非你钢铸铁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计,阴沟里也会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个三长两短,被人抓了把柄,不仅升官无望,就连现在的职位,也是凶多吉少,去日不多也。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比如选某人当处长,必须有多数人赞成才行。从理论上说,“多数通过”无可非议,它比一个人乱点鸳鸯谱,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但难点在于,什么叫“多数通过”?


经济学讲多数,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少数人中的多数与多数人中多数。还是以选处长为例,倘是由3个局长(一正两副)决定,则“多数”是两人;若是由全机关人员选举,“多数”可能是几十、甚至上百人。


要知道,局长选人与一般干部选人,角度会有不同。局长选出的处长,与普通干部选出的处长,大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以局长们的选择为准,虽然也是多数通过,但结果却不能代表全局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这里就失灵了。


正是这种少数人选人,使得握有实权的年轻干部,往往难做大官。


假设某处长,管着工程发包。工程发包,是让许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来,那些比处长官大的,就可能写条子,给处长介绍工程队。


处长手里一个工程,也许要收20个条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长只能权衡厉害,把工程包给某重要领导介绍的工程队。


可是,处长讨好了一个领导,却得罪了19个上司。将来开会研究他的提拔时,一个人赞成,19个人反对,结果会是什么情形,人们可想而知。


再有,那些官大的写条子,没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送票子。即使这个处长不收礼,100人送钱,拒绝了99个,而其中一个是丈母娘介绍的,就收下了。可不料东窗事发,结果被人告到纪检委,纪检部门办案,不是看你拒贿多少次,而是看你有过受贿没有,是一票否决。哪怕是一次,该撤职的就得撤职,该法办的就得法办,法纪无情嘛。


所以年轻的实权干部当大官,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败的概率是99%。


读者如若不信,可以看看你所了解的官员,那些仕途通达的,是不是不少都是共青团出身,或是那些年轻时实权不大的人。


为何共青团出身的干部进步快,因为共青团不管钱管物,要想办成一件事,得左右协调、上下周旋,所以工作能力都比较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实权,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第三定律: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这里讲的“好人”,有特定的含义,即大家都说他“好”的人。有句俗语形容这种人,叫“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评过的那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好人,不乏存在。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所以这些人做起官来,大多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其实,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


像寺庙里的菩萨,好人坏人都要烧香,为什么?因为人们想升官发财,希望菩萨保佑;而菩萨呢,则是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要是菩萨真能提拔某人当官,或帮某人发财,那些没有升官发财的人,没准也会写菩萨的告状信。所以菩萨能得万人景仰,众生朝拜,玄妙在于他从不办具体的事。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当菩萨吧?


假如你要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打击假冒伪劣,那么那些制假贩假的,就会对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里去扒你家的祖坟。倘若你办了坏事,如损公肥私,好人又饶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时要敢于得罪坏人,得罪的坏人越多,说明你当官就越称职。


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时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个复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态各异。那些敢做事的好官,只要做事,保不准就会得罪什么人。尽管这些人不一定是坏人,但利益所系,必是如此。


俗话说,众口难调,五个指头伸出来,也不一般齐。同一件事情,由于人们利益不同,有人说好,就有人说坏。若是搞起民主测评来,做事的,就往往比不过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又是另一种民主失灵。


所以人们选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选票,但又不能只比选票。正确的办法应是,坚持多数人选人与“多数通过”规则,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


我们的社会,毕竟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如有70%选民通过,就已是一个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选票,也许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作为一个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难想见,如果我们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能把多数人赞成的人选出来,并委以重任,官风必能大变。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八面玲珑、只谋人不谋事的人,就没了市场;而那些刚正不阿、敢为老百姓办事的人,也没了后顾之忧。


其实,人非神仙,怎能无过?因此要容许干部犯错误。尤其现在改革时期,好多事情前无古人,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靠摸石头过河,就得允许有闪失。不然求全责备,谁敢开拓创新呢?


现在确实有些人,自己无所作为,却总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但究竟如何办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说不练,那么我们的事业靠谁去推动呢?


中国的改革,历来服从一个规律: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农村改革如此,企业改革也如此。倘若当初改革不准试验,只能包对不错,中国的改革断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经济学不反对你做“好人”,但发展经济,却需要的是好官。我们的分析证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笔者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事业的勃兴,最好不要让“好好人”当官。


▋简短的结论


本文所论中国官场三大定律,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客观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深化改革。


如缩短国有经济的战线,取消公款消费,人们的官本位意思必能淡化;


进一步完善民主机制,强化权力制衡与监督,有实权的年轻干部,也能当大官;


而如果让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并贯彻民主集中的原则,不让碌碌无为的人做官,则党风政风,可以焕然一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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