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31-135】
发布时间:2020-04-02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5】

不要去和不思考的人争论!

资中筠


我观察过很多“争论”的场景,也经常被卷入争论的漩涡。发现这个现象有其“规律性”:中国式争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争论,多数都是因为话语的对等,陷入抬杠的尴尬境地。


人与人之间一旦开始抬杠,就必然在情绪上严重升级,继而开始出言不逊。


比如有一次我谈到日本人的教养,就有一位同学大为不满,他数落我给日本人涂脂抹粉,长日本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


我没有理他,因为我仅从他的话语中,就发现我们并不在一个平台上说话,彼此说的也不是一回事。他后来气急败坏,开始骂人了。我依然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直到他销声匿迹,不再挑衅。


几年后,我们偶遇,他给我带了一顶“瞧不起人”的大帽子。当时我欣然接受,并且告诉他:我真的瞧不起你,当然不是因为你的钱少,更不是因为你的车不好,而是你白长了一个脑袋,一个只知道吃饭、不知道思考的脑袋。我们之间讨论问题,既没有前提,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也不是一个方向。彼此南辕北辙,如何讨论问题?


我历来主张,不要和不思考的人讨论问题,尤其不要和不思考的人争论什么。


思考,是交流的前提;尽管思考的层次可能会很大,但思考不思考,差异不是螺旋桨和喷气式之间的差异,而是飞机和大炮的差异。


跟一个不懂飞机的人讨论飞机,岂有共同的话题?


尽管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因为见识的差异,阅读的差异,思考的差异,已经使彼此之间行若狗彘。


为什么思考很困难?


因为思考是要有付出的,付出时间大量的阅读,花费钱财增长见识,然后开动脑筋苦思冥想。


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或读书很少的人,焉能有常规的思辨能力?


而思考的考,就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了。


所以绝大多数人,并不擅长于思考。他们随波逐流,甘愿平庸,基本上被时代驱赶着生活。若不幸遇上舆论一律的时代,就更加简单了。凡事跟着感觉走,以“看齐”为天职,把“一致”当圭臬。


这样的人,非但不具备一般的思考能力,而且不具备常识。跟他们讨论人权与主权的差别,岂不是在用擀面杖捅火么?


争论问题,首先是争论的双方要有一个前提:彼此都是思考者。只有这样,才能就共同的话题展开讨论。


凡是正常的争论,比如学术争论,真理争论,争论的双方并无绝对的正确或错误。因为能争论,就必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它好比擂台比武,一个武士,焉能跟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打斗?


至于那些动辄就扣帽子、抡棍子的人,他们不是和你争论,而是无理取闹。对这些人,或回避、或远离、或一笑置之、或请他闭嘴。


他们其实也很可怜,自己不学习、不读书、不思考,却还想显摆显摆,刷个存在感,以表示他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是有思想的翘楚。


比如关于朝鲜战争,就曾发生过很多争论。然而,一些对朝鲜战争不甚了解的人,一些只限于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歌曲所熏陶的人,你和他们争论孰是孰非,岂不是赶着鸭子上架?让猪学狗叫么?


争论还需要共同的逻辑修养,跟一个不懂逻辑的人争论,几句话就必然张冠李戴了。


有一次几个朋友争论人权和主权的问题,一位朋友说:国家的权力,是人们为了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更有保障,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一位老兄大声嚷嚷道:“没有祖国,哪有你?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居然埋汰国家,居心何在?”。


眼看着争论就要演变成一场辱骂,我建议朋友们不要再说话。因为这位老兄的几句话,在逻辑上已经有好几个议题了。这样的争论,已经毫无意义。


有人不断的偷换概念,争论早已经不是原先的话题。再说下去,就是一场无谓的争吵。


当然不是他理屈词穷,有意为之。他不懂,任何的争论,都不应该乱扯一起。


集中话题,才是讨论的基础。


可是,这样的常识,也往往被认为是强词夺理。人与人的争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人的头脑,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定势之源正是几十年的洗脑。这样的人,只能由着他去。争论是很难动摇他的定势的,除非巨大的变革。





来之不易的胜利——周中华漫画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4】


【清明反思】庚子年常常是灾难之年,但或许也是转折之年。

刘宁荣


不少朋友问我怎么没有看到我在新冠肺炎下的演讲、观点和文章?近两个月里,好文何止上百上千?有多少从疫情中央发出的令人潸然泪下的亲身经历?有多少发自内心的自省和思考?有多少对国家未来的焦虑和期许?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同一个时刻、为同一个人、为同一件事发出我们谦卑的声音,吹起我们的口哨声?而这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希望类似的悲剧可以再少些;希望我们无需生活在不必要的恐惧之中;希望这个民族无论何时都是被人敬重的。


这当然是一场灾难。庚子鼠年以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开始了这一场天灾,但这也是一场人祸。根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如果武汉提前三个星期开始狙击这一病毒,仅中国受感染的数目就可以减少95%。当然这只是一项研究,而现实与数字模型之间存在的距离有时可以是如此之大!如果武汉封城之后欧美各国不会如此傲慢,而是积极合作应对,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或许就不会面对这样的人道危机!在全球面临这样的大灾难面前,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自私与自大、嘲讽与指责、恐惧与推卸,甚至阴谋论甚嚣尘上,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反思。面对这样的世纪疫情大流行的恐惧,我们缺乏的远非控制疫情的疫苗!


我们缺乏常识;我们缺乏见识;我们缺乏透明度;我们缺乏同理心;我们缺乏担当;我们缺乏反思……


我们缺乏常识


在这场疫情席卷全球时,新冠肺炎也成了阴谋论的温床。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漏的“泄毒之说”,有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留下八个可疑生化毒物箱的“种毒之说”,有美国参议员柯顿指控毒源来自大陆生化实验室的“放毒之说”,有武汉军运会期间美国兵“播毒之说”,莫衷一是。我从一开始就对阴谋论存疑,我总觉得人性虽恶,但人类的恶行还不至于如此匪夷所思。有些指控,稍微求证,就知道是胡言乱语。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位于武汉新世界国贸大楼第47楼,后院在哪里?生化毒物箱又如何埋在地下1.5公尺处?谎言哗众取宠,但信者众!如果病毒来自中国的生物基因作战实验室,对病毒的认识和控制还会那么难吗?这样低水准的阴谋论竟然畅行全球!其实只要有基本常识,反智的阴谋论就不可能大行其道。


我们缺乏常识也因为我们常常以偏盖全,信息不对称。意大利专家雷穆齐(Giuseppe Remuzzi)表示早在去年11月份,意大利北部就有人染上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不明肺炎。中国的一些媒体第一时间就报道了意大利是源头的说法,让不少中国人信以为真。中国的记者还纷纷打电话去采访,他对自己早先的采访被断章取义非常不满,并指出这是教科书式的“宣传手段”。但之后他纠正中国媒体的说法,并没有被广泛报道。他还在另一个场合表示,武汉可能早已出现新冠肺炎感染,期间有大量中国人从武汉来到意大利,令意大利出现了疑似案例,由于一切来自中国的信息都不透明,才令疫情失去控制的黄金时机。其实意大利北部温州的人很多,而一月的时候,除了武汉,温州疫情也很严重。在中国就有专家因看到浙江有人感染之后,强烈建议武汉必须封城。


疫情刚爆发时,有不少人总在那里质问,美国每年季节性流感死了成千上万人,无人恐慌,世界各国没有切断和美国的联系,但美国为何要切掉和中国的联系?这是否过度反应?是否歧视中国?是否违反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但季节性流感有疫苗,死亡率只有新冠肺炎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事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如今看到疫情蔓延全球,纽约成为另一个武汉,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每年在美国发生的季节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的根本不同。


我们缺乏常识是因为我们受制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见识,无法认识事物的真相;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面对恐惧而惊慌失措,无法理性地看待自媒体时代所获得的虚假资讯;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和偏见挡住了自己的视线,无法走出原有的认知。


我们缺乏见识


同样在欧美各国,不少人还真的将新冠肺炎和季节性流感等同起来,根本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酿成今日欧美各国沦陷的惨痛教训。在发生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公共医疗危机时,不要说普通人,即便全球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对病毒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束手无策,无法预见其发展方向,至多只能依靠模型做出推算,但最终和现实也可能相距甚远。在疫情初期,不要说西方的专家,即便内地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都不认为这次疫情比“非典”严重。因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大学的专家学者敢于发声,袁国勇教授早在1月3日就警告香港政府,这次疫情极为严重,香港特区政府早在1月7日就宣布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列为须呈报的疾病,卫生部门有权强制隔离怀疑患者。管轶教授是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最早发出疫情将失控的警告。


香港因2003年受“非典”的沉重打击,大家记忆犹新,不少香港人对新冠肺炎都非常恐惧,也出现了抢购潮。但在香港的西方人对此的反应就大为不同,包括香港大学中的白人学者也觉得这是类似流感的病毒,只不过传染率和死亡率高而已。这种判断一度让我觉得香港是否过度恐慌了,特别是香港医务人员以罢工逼迫政府封关的举动过激,违背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伦理底线。疫情初期在香港街上也基本看不到有多少西方人戴口罩,所以在西方的华人因为担心感染病毒戴口罩也被视为怪物,不被理解还算次要,还受到白眼和歧视,甚至遭人毒打。因为在西方的文化里,只有得病的人才戴口罩,而你得病了就不该出现在公众的地方。其实西方人这样的行为也是因认知受限,而诉诸暴力的不法之徒更是蔑视人权。


这次疫情在欧美的迅速蔓延终于让西方意识到新冠病毒不只属于亚洲人,他们原先冷眼旁观,以为白种人可以刀枪不入。甚至欧美的不少医学专家初期都低估了这个疫情的风险,从意大利大意失荆州,到英国的“群体免疫”,再到美国的全线沦陷,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他们对这个病毒的有限认知有关,说难听点就是无知。因此政府不敢与普通民众的认知相左,轻易做出封城的决定。医学界本身也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直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专家尼尔·弗格森团队的研究报告做出了令人恐惧的预测之后,英美两国政府才改变被动的应对策略。这份研究报告警告,如果英美两国不积极应对,英国将会有超过50万的人死亡,而美国将有220万人死亡。即便如此,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此之后还是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在英国已经传播了一个多月,大约一半人口已经获得了实质的群体免疫能力。


全球在应对这个新型病毒的侵袭时,因为知识不足,做出了不少错误的判断。在疫情初期,对病毒的严重性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获得人传人的证据之后才被迫做出武汉封城的决定。但同时也因为认知不足,人的见识有限,影响了我们应对病毒的策略。东亚地区有“非典”的惨重教训就极为重视,西方民众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则不同,完全放任。


我们的见识常常受限于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但我们不可能亲临其境去认知每一件事物,因此获取全面的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因防火墙无法获得客观的信息,因处在同温层里拒绝不同的信息,更不要说我们因缺乏透明度难以接收真实的信息。


我们缺乏透明度


回首往事,不少人都低估了疫情的危害!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开始蔓延时,如果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如果吹哨人不被劝诫、警告、和惩罚,或许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历史会改写。许多在武汉不该发生的事一定不会发生,武汉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中国百姓的牺牲也就不会这么大。


从中国最早处理新冠肺炎的不当做法,到世界卫生组织迟迟未对全球发出最高级别的警告,到欧美各国的迟缓应对行动,都和缺乏透明度有关联。这次疫情如此迅猛扩散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武汉当局、湖北当局,他们对公众隐瞒信息甚至掩盖真相,引发了民众的不信任,国际社会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国的死亡率造假。中国最为受伤的就是因封锁和隐瞒信息,导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误,遭到国际社会诟病、排斥和指责。武汉封城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重创的举措和牺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其实刚刚浮现。


美国政客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颇有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特朗普为了选举,为了股市不下跌,不影响经济,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本以为关闭了来往中国的航线,切断了来自中国的人流就万事大吉了。他还不让邮轮上受感染的游客在美国下船,就是要制造美国本土病毒感染者很低的假象。但这样的做法和一切以稳定为首要的考虑有何区别呢?在疫情终于席卷美国之后,他也是不断大事化小,尽量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甚至在感染人数还在不断攀升时竟然表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在复活节就可以恢复正常!所幸美国有独立的媒体,在白宫可以直接和总统公开叫板,不让政府传播的不实消息当道。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媒体公开质疑特朗普的抗疫政策不当,当场质问总统为何不停地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歧视性字眼。


早在1月20日,当我确认这将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时,我就第一时间在我的朋友圈里转发了管轶教授对疫情的“悲观”看法。但他的科学分析在内地被视为耸人听闻,有人甚至借他的“逃跑说”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正是这样客观的信息才有助于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解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去到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其实在发生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危机时,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要阻止谣言,信息的透明就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刻意隐瞒信息,还有虚假资讯泛滥。全球数百名科学家2月上旬出席日内瓦“世卫论坛”,讨论新型冠肺炎疫情,学者就感叹他们不得不面对两条战线作战,除了应付病毒大流行,还要应付虚假资讯大泛滥 ,而应对虚假资讯泛滥比抗疫本身还艰难。网上流传最广最快的往往就是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和渲染成见的看法,这些不实的信息,有恶意造谣,有断章取义,导致非理性的反应和恐慌,甚至制造混乱和分化。世卫顾问隆基尼(Ira Longini)和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曾提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网上的信息都忽略了“如果传播未加抑制”的假设,特意将最坏的可能性无限放大,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在任何一场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是不可能靠屏蔽信息来阻止危机的蔓延。恰恰相反,这只会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即便在上个世纪的苏联时代,对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隐瞒最终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世纪大灾难,更何况我们已经身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


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信息披露和信息对称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地域,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应对策略和措施。不管是对疫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疫情的方法,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相互之间不仅不该嘲笑,反而应该借鉴。我们因条件限制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但至少可以换位思考,从他者的角度看问题,避免幸灾乐祸的看客心理。


我们缺乏同理心


疫情爆发之后,各国不仅有不同的认知过程,而且在获得相同的认知之后所采取的应对也并不相同。武汉封城的消息传出之后,西方的反应也是两极,有称这样的举措是流行病专家的天堂,而这只有在威权国家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只能羡慕。但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看到中国面临的困境,在疫情刚刚爆发时,也带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幸灾乐祸看笑话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抗疫,还把病毒与中国的国民性和低劣文化相联系。


各国抗疫的做法离不开其体制、文化、历史等因素。在中国,一声令下,举国体制立马见效,整个国家有如一部机器,全力抗灾,所有其它事情都要靠边站,甚至做出牺牲,包括在“准战争”状态下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其它病人可否受到正常的医疗救助,都不是最重要的考虑。事实证明,这样的牺牲确实巨大,但这一抗疫历史上未曾经历过的举措,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两个月的战略最终是奏效的。


中国的牺牲阻止了疫情蔓延,可歌可泣。即便如此,可圈可点之处也多如牛毛,野蛮作业的现象也并非个别。中国人不喜欢美国指手画脚,那别的国家难道就喜欢中国这么做?一些自媒体对别国状况一知半解,充满无知、偏见和轻蔑,非要说人家不会抄作业。看看东邻日本,和韩国的做法也不同,连大面积的检测也没做,情况也不算太坏!日本的人口密度还超过中国!但日本人平时的生活和卫生习惯,你又了解多少?其实就是华人社会的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处理方式都不同,当中新加坡的所谓“佛系”防疫措施相当成功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新加坡从“重灾区”到“模范生”,表面上看去似乎选择了“佛系”的抗疫策略,曾引来不少怀疑、甚至嘲笑。新加坡防疫成功是有原因的,其策略可以概括为:最快反应、最早防范、最有系统、最严惩罚、最少折腾、最缺恐慌。新加坡一度是仅次于中国病例第二高的国家,同时人口稠密,还是国际交通枢纽。但新加坡政府反应迅速且效率高,最早限制来自中国的人流,并实施了对不同人群的休假令和居家隔离令。“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疫情警报系统立即派上用场。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集先进的检测、治疗与实验研究为一体,马上研发并合作生产了快速病毒检试剂,有健全的检测体系,保证了疑似患者尽快得到治疗,避免了疫情的传播,加强了民众的信心。新加坡缺乏口罩生产能力,不鼓励大家戴口罩,但政府还是快速购买了五百万个口罩派发到每家每户,安抚民众。新加坡有充足的医疗资源,类似于中国的发热门诊就有873个,相当于北京发热门诊的11倍。我很早在朋友圈里就转发相关的信息看好新加坡的做法,甚至比香港还成功,没有发生香港排长队争口罩、抢厕纸的“奇观”。但话说回来,香港的恐慌是基于香港曾在2003年“非典”时曾遭重创的惨痛历史,以及香港和内地每天有大量的人员来往这一事实。


韩国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法国总统和瑞典首相等多国政要甚至致电韩国讨教。但韩国对疫情的控制到底有何魅力?为何西方愿意到韩国取经和复制韩国模式呢?韩国也曾面对与中国相同的困境,但两国在大范围发生疫情之后,采取了类似的抗疫战略,新增病例曲线迅速被压平。但西方在看韩国的经验时,特别看重韩国没有因疫情出现压制言论和信息受阻的现象,没有因禁令影响民众的行动和自由,国家的经济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韩国的经验可以归结为:早干预、早准备、早检测、早跟踪、早隔离、早观察。韩国的企业早就判断病毒迟早会扩散到韩国,第一时间就研发出检测试剂盒,获得政府的紧急审批投放市场,检测过程只需十分钟,几小时内可以出结果,准确率超过98%。韩国单日可检测近两万人,检测率全球之冠,已有120多个国家争相从韩国进口测试盒。韩国政府还迅速修订法律,网站和手机都可以追踪病发者,一旦有新病例,就可以获得信息和警报。


好的经验当然可以抄,可以借鉴,但不必过分地显耀自己的成功,这只会让人反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中国不准外国人入境,这是因为中国不能再冒第二次疫情失控的风险,于情于理都不是自私自利。同样,疫情爆发初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国等地对中国人封关、撤侨也是同理,人家也同样不愿意看到疫情蔓延,为何那时就可以攻击别人是恶意制造恐慌,是对中国背后插上一刀呢?美国在欧洲疫情严重之后也禁止欧洲人前往美国,最后连英国这个小兄弟也进了入境限制名单。日本现在对包括中国、韩国、美国、欧洲在内的国民入境都采取十四日隔离的政策。疫情初期,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曾经被我们骂得一无是处的大和民族似乎对中国很友好、很善良,向中国捐赠各类物资,而对美国政府的表现极为不满。其实抛开美国民间和企业的资助不提,为何一定就要期待和中国正在打贸易战的特朗普政府对你友好呢?而对中国最早锁国的是朝鲜、俄罗斯、越南等国!


在疫情袭击的恐惧中,我们更不可以幸灾乐祸地嘲笑别人的行为,透过渲染别国的疫情失控来展现自己的英明和伟大,而忘记了自己并没有走出险境。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讣告,看去令人悲伤和沉重,恰恰彰显了人性的一面。中国不少媒体将意大利和美国医院中的尸体的照片无限渲染,而失去亲人的武汉人前去领取骨灰盒,为了正常的悼念发出的哀思和照片却消失了。我们当中总有人不愿正视自己的创伤,不可忍受将苦难、悲剧和丑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人,将读者高达五千万的“日记”视为恶毒、无耻,却又如此钟情地展示“纽约医院尸满为患”、“纽约穷人疫情之下被迫乘坐地铁上班”、“英国政府勒令医生封口”这样的文字和照片。广东一个企业老板竟然建议厂家做假测温枪卖给美国,让感染者越来越多,辽宁有餐厅门外贴出横幅祝贺美日疫情扩散,就不单单是没有同理心了,而是无知的反人类言论。


如果我们可以同样毫无顾虑地拷问自己,犹如如此心安理得地对他人提出质疑,我们的心智就一定不会萎缩,我们兴许也就有了希望。如今,我们甚至无法正常地伸出舌头,道出自己的甜酸苦辣,又何必如此居高临下,带着幸灾乐祸的病态,刻意营造似是而非的场景,来彰显那虚幻的优越感?!但我总是固执地坚信,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勇于承担起苦难中的责任,最终一定是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赞许的。


我们缺乏担当


在这次疫情中最常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甩锅,这场“甩锅大战”从武汉封城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上演,从当地的医疗机构,到各级政府官员,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大家都在问,疫情失控和蔓延的责任在谁?


中国在“非典”之后耗资11亿,搭建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过去15年间持续监测39种法定传染病。这个全球最快速的疫情上报系统,可以在短短两小时内将疫情上达北京,中国最高的疾病防疫专家在2019年曾经表示中国绝不会重演“非典”悲剧。但话音刚落,这个耗费巨资的系统并没有在这次病毒蔓延中发挥功效。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但有一点很清楚,专业判断在明哲保身、没有承担的官僚系统中被冷冻了,生命的价值也同样在个人权力的棋盘上被抛之脑后。


这场疫情最大的讽刺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面对这场世界公共卫生大危机时,竟然上演了一出极为相似的闹剧。几乎每天陪同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美国传染病首席专家福西不谄媚权贵,不介意道出与他旁边的总统立场不同的看法,其独立的专业精神不受政治的左右,但他的专业判断也同样被美国总统束之高阁。疫情在中国蔓延恶化之时,美国的科学家就发出警告,但美国疾病防疫中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似乎都没有看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更何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了。特朗普向来蔑视科学和专业的意见,联邦政府被一群科学怀疑论者把持。而特朗普就喜欢看极右的福克斯电视台,曾与中国同行舌战的女主播Trish Regan就鼓吹疫情是民主党的阴谋,而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阴谋论者。他同样不信任主流媒体,不停地和主流媒体在白宫记者会上唇枪舌剑,甚至当众侮辱记者。特朗普也不重视来自情报机关的报告,警告疫情的严重性被中国低估和隐瞒,以及疫情将会蔓延全球。此外,特朗普对玩政治的兴趣多过抗疫,为了竞选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对疫情轻描淡写的原因也是因为民主党主政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受到重创,但共和党的红州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纽约时报在3月28日刊登万字文,以“美国错失的一个月”为题,分析了美国因检测技术落后,法规不配套,白宫领导无方,政府官僚作风,导致美国失去了疫情防控的黄金30天。


美国的科技和医疗发达,美国的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最高,达到了近18%,但美国至今的表现为何令人大跌眼镜?无法早期进行检测是疫情蔓延的元凶,美国疾病防控中心也不是不作为,但为何会发生这样灾难性的失误呢?这和欧美社会对新冠肺炎的轻视有相当大的关联。中国在修正了前期隐瞒疫情的错误之后,武汉封城的快速行动,为整个国际社会控制疫情争取了难得的宝贵时间。随后东亚各国和地区也纷纷采取行动,大体上都取得一定的成效,制止了新冠病毒的蔓延。遗憾的是,由于对疫情的认知存在极大的偏差,欧美国家都没有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欧洲和美国先后演变成疫情的重灾区。此次疫情的另一个中心意大利,也只不过停飞了前往中国的航班。而美国早在1月3日就获得了中国的通报, 但美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一直心态超然,觉得自己远隔重洋,“非典”只在东亚流行,便以为此次新冠肺炎也同样会局限在东亚地区。


而疫情在美国开始蔓延后,这场“甩锅”大战竟然也蔓延到国际社会,中美两国爆发了令人捧腹的唇枪舌战。中国外交部的新任发言人在推特上怀疑美军在武汉播毒,特朗普亲自上阵,恶意地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病毒起源地的争论凸显了各方意图透过“甩锅”来推卸应有的责任,其实起源地何罪之有?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特朗普改口之后,还坚持要将武汉病毒写进七大工业国外长的公报里,而被其它国家拒绝。美国自己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疫情失控,特朗普却只会将矛头转移,掩盖自己抗疫能力的失误!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病毒”经过他的大嘴巴,在推特里一天又一天地在说,传遍全球,造成了美国等地歧视亚裔人的犯罪上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全新研究,警告全美针对亚裔人的仇恨犯罪案件数目,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而飙升,危及美国的亚裔社群。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的时候,不仅感慨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战疫的能力,而且惊叹这两个世界大国竟然可以如此低水平地进行“口水战”。


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昔日繁忙的大都会因这场疫情,生活已经停顿。这场疫情不仅暴露了我们制度的缺陷、系统的脆弱、和人性的罪恶,全球已经跌入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不幸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却依旧在那里自我陶醉和自我撕裂!


我们缺乏反思


一场史无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个角落冲撞,死亡笼罩着这个星球。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其中多少人祸是可以避免的呢?


封口vs封城:围绕着这场人道危机的争论焦点从一开始就从这里展开。如果没有发生“封口”事件,新冠肺炎的蔓延是否会有另一个结局?我们无法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至少不会如此惨烈。问题在于一个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度,为何依旧无法实现一个开放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一个自信的社会为何难以拉响危机来临的警报声。而这并非个别和单一现象,这有如隐藏在我们社会中的毒瘤和顽疾,总是如此粗暴地压制善意的提醒和批评。


在危机抵达临界点之后义无反顾的“封城”行动,尽管惨烈,却也是迫不得已的孤注一掷,但我们并非事事都一定要以牺牲个体的代价来实现宏大的目标,文明是体现在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怀上的。“封口”可以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全球失去信用和信任,即便在“封城”的巨大牺牲之后,受感染和死亡的官方的数据还是被质疑。扪心自问,为何中国常常成为这类被怀疑的目标与对象?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和一个透明度高的社会,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真相并向大众提供真相。所幸,在疫情重击下,中国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媒体松绑现象。


另一方面,西方也常常从固有的认知出发,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在这场抗疫中,与东亚各地在武汉“封城”之后迅速进入作战状态完全不同,欧美各国不仅负面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而且没有从中国的“封城”行动中嗅出危机的严重程度。


傲慢vs自大:这让我们再次活生生地看到了傲慢与无知,欧美各国普遍将最初在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归结为黄种人的病。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月份曾在G20财长的一次会议上主动表示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自讨没趣,欧洲国家非常不屑。意大利副总理后来在G7财政会议上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是黄种人才会得的病,和他们西方人没有关系。无怪乎,意大利一度成为中国之外感染者最多的国家。特朗普的傲慢与自大终于在疫情横扫美国之后,被迫承认美国将面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惨重的死亡。


然而与西方的傲慢相对应的则是在中国自媒体的世界里无时不在的自大,在那里你只有看到中国成了全球抗疫的英雄和救世主,所有的悲剧都活脱脱地变成了赞歌的素材,而忘记了病毒是从武汉开始向全国和全球蔓延的。这样的自大在中国抗疫初现曙光之后,更是变成了对他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而最新的对象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美国,却忘记了美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发达的医疗体系,仅ICU(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数量就远远超过中国。而“傲慢”与“自大”这对孪生兄弟却拥有一个共同点:偏见。


吃野味vs戴口罩:在有关病毒源头的吃野味文化,以及防止病毒扩散的戴口罩文化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偏见。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人的确没有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及时关闭野味市场,不少人因而将此次病毒的爆发与中国人喜爱吃野味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中国人是时候改变吃野味的生活习俗。有趣的是,中国网民反而找出了纽约上流社会吃野味的视频,一时之间在朋友圈中疯传,证明美国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这几年比较严重的传染病,包括中东呼吸综合症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并非源自中国。


另一方面,亚洲人戴口罩以防止病毒扩散基本是共识。但西方人,即便是生活在亚洲的西方人也不喜欢戴口罩。在西方,视口罩为病人标志的观念还带来了对亚裔人的歧视。在欧美各国生活的亚裔人处在戴口罩被歧视,不带口罩怕染上病毒的天人交战中。但在这次疫情重击欧美之后,戴口罩抵抗病毒的认知终于慢慢开始在欧美被接受了。


自媒体vs主流媒体(赞美vs批评):在疫情的报道上,中国的主力军是自媒体,不管是赞歌,还是批评,自媒体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性。而在许多其它地方,报道疫情的主力是主流媒体,力求客观。特别是美国媒体,其角色是监督政府,且喜欢监督全世界的政府,多数又是自由主义倾向,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主流媒体。但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CBS记者胆敢在白宫怒怼总统为何要使用歧视性的“中国病毒”;NBC的记者质问特朗普吹捧效果未经证实的抗疫药物是否给美国人虚假的希望,并指美国数百万人活于恐惧中;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 )的“观点”文章,指出中国为美国赢得了时间却被美国白白浪费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词加剧了对亚裔的种族仇恨。


中国自媒体里那个发自纽约的抗疫日记,作者声称其素材全部取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而非道听途说,语带双关。的确,当纽约成为美国的武汉时,我每天在美国电视新闻上看到的几乎全是“负面”消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人世时的凄惨故事;病人因缺乏医疗设备无法获得及时医治的悲剧;医务人员面对死亡威胁战斗在第一线几乎崩溃的场面;停留在街边装满尸体的冰冻车和医院走廊里运尸袋的场景;质问白宫何时可以确保医疗设备运抵现场的愤怒;受到病毒感染威胁下美国海军官兵的呼吁;失去工作的普通人无法交付房贷的忧虑。在这里你看到的是恐惧,是担忧,是悲伤,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赞歌。


威权vs民主:这次全球抗疫的叙事已经成为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争,甚至上升到威权还是民主体制在抗疫中哪个更有成效的争论,但不少人却忘记了无论何种体制都有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欧洲成为重灾区之后,德国的死亡率却一直很低,这或许与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关。在亚洲处于恐慌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跟随中国封城、没有跟随韩国大面积检测,但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失控,这或许与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将抗疫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制的胜利,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又是何种体制?无疑,中国自上而下的动员力量,让全球看到了中国体制战胜疫情的超强能力,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应变和调整能力在纽约成为疫情重灾区之后,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纽约在中央公园、体育场迅速建起方舟医院,并加快对受感染疑似人员的检测。来自全美的六万多名医务人员主动报名成为自愿者,自发前往纽约支援人手不足的医院,“捷蓝”航空免费载送这些医护人员“上战场”,酒店免费提供住宿,企业慷慨捐赠急需的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但没有企业对这些行动发稿、做公关、高调宣传。即便美国总统面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丑态百出,但这个国家所幸不是一个人说的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都不理睬他的狂言妄语。而美国的体制也决定了联邦政府对州一级政府的事务不可干涉,即便特朗普想对纽约和临近的两个州“封城”,但纽约州州长公开反对,使得特朗普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特朗普随心所欲,疫情还未控制,就要求复活节恢复经济运作,但疾病专家和媒体则公开和他唱对台戏。因此,应对病毒需要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里,民众敢于承担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在全球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时,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人类的失误和失败,而非指责和推卸。这场大灾难离落幕之日还有漫漫长路,但这场天灾与人祸也给人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或许全球终将明白这不是“中国病毒”,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病毒恰恰因我们人类的傲慢、自大、和自私而四处肆虐。在这个全球化被污名化的时代,尽管国与国的界线依旧分明,但病毒绝不会只在一国的边境线内停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和全球的胸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去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庚子年常常是灾难之年,但或许也是转折之年。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这不应该是我们重拾孤立的时刻,而是通向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新时代的新起点。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3】

葛兆光: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当然要了解现代中国的事情,不过,要了解现代中国,可能还是要知道传统的中国。西方人有一句名言,叫做“过去即一个外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那么,为什么要了解过去或外国呢?其实所谓了解“过去”也好,了解“外国”也好,都是为了了解“现在的中国”。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过去的中国,你就没法知道现代这个中国怎么个现代法,不知道外国有什么和我们不同的文化习惯、风俗特点,就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习惯风俗哪些是“中国”的,这就像你不拿个镜子不知道自己什么样,不看另一个人就无法知道自己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一样。这就是歌德说的“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knows none)。特别是,现在的中国,毕竟是从传统的中国延续过来的。


如果可以回到百年以前来看中国,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大不一样。举几个例子,人们读的书不是休闲杂志、电脑书籍、报纸漫画,主要还是儒家的古典,以及由这些古典衍生出来的童蒙课本、考试范文,当然也有一些小说、散文和诗歌,但是那主要是士大夫的读物;人获得知识和消息的途径主要不是报纸、广播、电视,而是一些刻印的书本、道听途说的见闻以及乡亲父老的经验传授;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主要是在大家族、家乡中进行的,家乡仿佛是一个圆心或者轴心;人们对于地理远近的观念和今天大不相同,从北京到天津就是出了远门了。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婚、丧、嫁、娶,加上一些年节,以及常常有的驱邪打鬼活动,似乎是最普通的仪式或节日,佛教和道教与人们的生活离得并不远。饮食方面,无论粗细,传统的米饭、面饼、杂粮、小菜加上饮茶,都是主要的东西,吃饭是大事,占了生活中的不少时间。


通常,我们自己不会太注意这些往日生活的记录,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意识里会觉得,这很普通,普通得没有仔细记录的必要。倒是外国人到了中国,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过去”或者“外国”,他们看到的一些生活场景和他们西方的、近代的生活不一样,所以会很惊诧,会津津乐道,于是就画了好多画,拍了好多照片,现在,通过看很多当时外国人的文字记载和摄影作品,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百年前的旧风景。


一、回首已是百年身:唤回历史记忆



当今天的中国人通过这些旧照片、回忆录来回头看自己这些旧时代的生活时,也觉得有些陌生了。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和那时的中国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都说,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的开端是19世纪末。


现在,一般人都会同意当年张之洞的一个说法,自从19世纪近代西洋文明进入中国,使中国经历了一次“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似乎与传统有了“断裂”。举一些身边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如,我们现在的时间观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因为政府的推动,我们不再用王朝与皇帝的纪年,而改用西洋的公历了,可按照传统的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历法改了,这就是“改正朔”,一样的天翻地覆。又比如风俗也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禁止吸食鸦片、妇女缠足,而且我们变革了旧日的称呼,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和自由结婚离婚。我们也渐渐把注意公共卫生和提倡清洁习惯当做文明来提倡,禁止有碍风化的印刷品和广告,而且革除了旧时的礼仪。民国时期一个叫做包天笑的文人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里曾经说到,以前北方人就是请安也有很多规矩,做大官的要会旋转式的请安,因为可能有很多下层会围着你,你得回礼,满族妇女则要会请双安,当然见了皇帝还要三叩九拜,“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可是到了民国时代,1912年就规定新的《礼制》,男子共五条,在各种场合都是脱帽鞠躬,只是多少略有不同,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礼节的更改,但也体现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了。


再说语言文字,今天的汉语已经羼入了太多的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报纸、信件、说话中有好多“经济”、“自由”、“民主”这些看似相识却意义不同的旧词,也有“意识形态”、“电脑网络”、“某某主义”这些过去从未有过的新词,口语中也越来越多地有了“一般说来”、“因为所以”、“作为我来说”这样的语句,甚至还有“秀”(show)、“酷”(cool)、“WTO”这样的进口词,如果一个百年以前的人还能从坟墓中走出来,就像张艺谋拍的《古今大战秦俑情》中的那个人,他肯定听不懂我们说的话。


今天的中国已经大变,中国拥有了太多的现代城市、现代交通、现代通信。过去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四合院、园林、农舍,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乘牛车、马车,所以从四川快运荔枝到长安,就得跑死马,成为奢侈的话题,苏轼被贬海南,就不像今天的旅游节目,连林冲发配沧州,一路上也好像远得可以,使董超、薛霸来得及做好些次手脚,而鲁智深得天天护送。至于信件,更比不上“伊妹儿”,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关于空间远近、时间快慢的观念,和今天大不同,今天的人才真的觉得“天涯若比邻”。同样,今天的中国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西方化了,麦当劳成了年轻人的favorite,吃饭的观念越来越不同于过去了。就说住罢,现代人与人可能头对脚上下楼住得很近,比旧时代的人与人相邻而居还近,但公寓单元式的住房却使人与人实际隔得很远,过去那种大杂院、村落式的邻里关系已经在城市里消失了。至于大家族,那更是少见了,七妯娌八连襟、堂兄堂弟、姑嫂、舅甥的那种矛盾或融洽,都已经像田园诗时代的旧事情,离我们似乎很遥远了,大家族的亲戚关系已经被小家庭的契约关系所替代,所以旧时中国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也就是家族关系、家族礼仪和伦理观念,也已经成了过去的故事。


二、文化与文明:不得不分辨的两个概念



可是,为什么现代还要讲“过去的故事”呢?这一点我们最后再来细说,先说一下“文化”和“文明”的差别。


本来这两个词的差别不是很清楚的,不过,为了下面讨论的方便,我们采取欧洲人伊里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年)在《文明的进程》一书里的说法。第一,我们把“文化”看成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把“文明”看成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第二,我们把“文化”看成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神气质,而把“文明”看成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等词语相连。第三,在某种意义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不变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终在运动的、前进的,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而“文明”与未来有关,表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


那么,在汉族中国古代的历史和传统中,足以表现出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不同的究竟是什么呢?


三、家族与亲情: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



很多人特别是生活在另一文化环境里的异国异族入,如果乍一进入到汉族中国的生活世界,或者在本国突然接触汉族中国移民群,很容易感觉到的是,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来说,血缘所形成的亲族关系和家庭家族中的亲情,是相当重要的和可以依赖的,所谓“血浓于水”这个词就可以形容这种关系,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仍靠父子兵”,也可以说明这种关系和感情的重要。


在前面第二回“从婚礼丧仪想像古代中国”里,我已经详细地说明这一点,即并不是说其他文化圈里的人不重视亲情,而是说在汉族中国,亲缘和亲情不仅表现了个人与家庭、家族的密切关系,而且从中衍生出了整个社会赖以建立的结构和基础。中国的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亲族,不仅在名分上要区别得清清楚楚,强调不同名分之间的不同等级,同时又强调不同名分和等级的人们之间,要各安其位,才能和谐相处。而和谐相处的前提,就是“男女有别,上下有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就说,中国和西洋的基本社会单位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各自立在那里,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我在前面已经讲到,古代中国依靠“五服”和“九族”的观念和制度,建立严格而又整齐的家族秩序。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或者“夫”、“妻”两姓之间的差别,一定要分清楚,这是“内”和“外”。老话讲“胳膊肘子不能向外拐”,就是说,从道理上说,要偏向同姓的族人或家人,这是大原则。老话又说,“女生外向”,就是说嫁出去的女性,她的立场会倾向于夫家,而夫家是另一姓,所以是向外,因此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说法,这个内外界限非常清楚。


但是,如何使内外沟通、两姓和睦?第一,恰恰是在内外分清的基础上建立关系,通婚使两姓有了亲戚关系,比起没有亲戚关系的家族来说,这两姓之间就比较密切,但是两姓之内,又需要各偏男性姓氏,这样关系就理顺了。第二,古代中国又强调在一个家庭或家族之内,要上下有序,也就是分清上下长幼以建立相互尊重和爱护的关系,父子之间有孝,兄弟之间有悌,兄弟姐妹之间、堂兄弟姐妹之间、表亲之间,甚至同姓一族的人之间,都要有大小上下的次序。大的要爱护小的,长的要照顾幼的,但是小的也要服从大的,幼的也要尊重长的。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远近亲疏的不同等级,把家庭、家族、宗族甚至不同姓氏的家族的秩序建立起来,甚至依据这种秩序扩大到整个社会,建立了国家的、社会的秩序,所以,古代中国不仅有家族族长的权威可以笼罩整个家族,干预任何家庭内部的现象,也有“国家”这样把“国”和“家”连在一起的词汇,还有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的传统。


从家庭、家族到国家,这种秩序叫做“伦理”,“伦”的原意是“水文相次有伦理也”,用在人类身上,就表示社会各种关系有次序、类别、条理。伦理最重要的是分别亲疏远近,《礼记》里面讲有十伦,是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几乎把现实的和虚构的关系全囊括了,但主要是在区别父子、远近、亲疏。这是不可以改变的社会秩序,所以《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就是说这是社会的基本秩序,社会无论怎么变,这是不可以变的,变了就不是“这一个”“古代中国”了。


四、历史与现实:合理的与不合理的



历史地说,在古代社会中这种秩序有它的合理性,它把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力建立的依据和基础,放在了人性中最自然的亲情上了,因为父子之情、手足之情而扩展到社会,成了君臣之义、朋友之谊,而内外有别、上下有序,也就成了建构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使得社会不至于混乱。但是,从现代价值观念上看,这背后也隐藏了深刻的问题,就是说,当这种所谓的亲缘和亲情被放大化、绝对化了的时候,“孝”就绝对优先于一切,甚至使真理和原则也退置于次要地位,形成对长上的绝对服从,所谓“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就是极端的说法。当本来拥有优先价值的亲情被政治权力所占有,成为一种绝对的伦理律令时,于是,本末就倒置了。当这种血缘的天然关系被放大到社会国家的时候,本来应当由社会契约和社会共识确认的政治关系。却成了似乎不需要论证的自然等级关系,于是,君臣的“忠”不仅压倒了父子的“孝”,而且成了对个人专制的基础,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专制政治的极端。显然,当这种家庭、家族的秩序放大为国家政治秩序,并且拥有绝对正确性而不可违逆的时候,国家便不仅绝对优先于家庭,而且绝对优先于个人了这样,从亲情开始建构的社会秩序,反而走向了绝情的极端。


不管怎么说,家庭、家族或宗族为基础的亲缘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相当清楚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产生了很多后果,比如:(一)它使得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这也许是汉文化的一个特色。(二)它也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相当重要的基础,由于这种社会似乎建立在天经地义的服从、爱护、彼此依赖的“亲族”关系上,所以在上面的统治者拥有父亲一样的权威拥有不言而喻的正义和真理、拥有天然的合法性,所以古代中国形成了“绝对的和普遍的皇权”(unconditional and universal kingship)(三)这种皇权的统治又使得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可能存在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宗教权力,皇帝以及朝廷掌握了政权、话语权和神权,于是像佛教、道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只有渐渐屈服,并改变自己的宗教性质和社会位置,在皇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行使辅助性的功能,而同时它又使得宗教信仰者也常常并没有特别清晰和坚定的宗教立场,形成所谓三教混融的实用性宗教观念。在“古代中国的两个信仰世界”中,我已经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这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


五、天人之际: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续)



接下来我要和各位讨论的,是关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尤其是汉族人的理解中,天人关系似乎相当特殊。


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不仅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空间与时间,还是人多理解和判断一切的基本依据,“天”和“人”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互相依赖、互相模仿和互相感应的关系,所以,人一方面应当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一些早期文献中也说,不仅是治理国家要“尚(上)可合星辰日月,下可合阴阳四时”,就连修炼身心也要和“天地四时”对应配合,就是“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犹藁龠也”,天地的一些规律如四季,也影响着人的生活,所以人要像天一样“春产,夏长,秋收,冬藏,此彭祖之道也”,就是说,人的生存原理,就是使自己“与燥湿寒暑相应”,治身就是使天人相应,与天地四时的变化相应,从中求得永恒。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又显现为神秘的希望世界,支撑起人们信心,也为人们解决种种困厄。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掌握了世间权力的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汉代皇家的祭祀要遍祭上夫的神祇,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在人们的心目中,“天”仍然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天是自然的天象,是终极的境界,是至上的神祇,还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和依据。


虽然荀子曾经呼吁中国人要“制天命”也就是征服“天”(自然),但是似乎这种想法在古代中一国起的作用并不大,古代中国主流的观念里,人和天一定要和睦相处,人要尊重和仿效“天”,因为这个“天”是“天经地义”的“天”,是“天理”的“天”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体现着“道”和“自然”的东西。那么怎么才是“奉天承运”或者是“顺天行事”、“替天行道”呢?就是要按照一些化约了的“数字式概念”来思考和处理问题。


六、数字式概念:阴阳五行八卦九宫十二月



什么是化约了的“数字式概念”?就是一些由“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在古代中国被用一二三这样的数字表达出来,而古代中国人就在这些简洁的思路中,把“天”与“人”联系起来。


其中,首先当然是“一”,这是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中心”、“绝对”、“神圣”或“唯一”的概念,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还是天下笼罩和控制众多蛮夷戎狄的唯一中心,“一切都取法于天行或宇宙的结构”,但又不仅指宇宙的运行与结构,这是一种“秩序的观念”。在第一回中,我曾经讲到它对于古代中国天下观念的影响。其次是“二”,“二”当然即阴阳,但它既可以被比拟成日月、天地,也可以象征君世、上下,以及从阴阳中进一步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而且也暗示了一系列的调节技术。再次是“五”,在古代中国人那里,他们曾经把宇宙中最基本的“五”视为五种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叫做五行,而且还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甚至对应人的五种品德“仁义礼智圣”,这说明人们普遍接受和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而有条不紊是符合宇宙法则和人类理性的,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依序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吻合五色的轮次,祭祀的对象,要凸显五方的地位。


这只是简单地说,如果细说,从一到十二都有种种象征:


一,生成天地阴阳万物的“道”,或者是天穹上唯一不动的“极”,或是众神之神的“太一”,这是绝对与唯一的存在本源。


二,天地(或阴阳、乾坤、黑白、寒暑)。


三,天地人,这叫三才,或直接代表人(天一地二人三)。


四,四时(春夏秋冬)、四方(东南西北)、四神(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


五,五音(宫商角徵羽)、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色(青赤白黑黄)等。


六,六合(左右前后上下)、六律(黄钟、太蔟等)等。


七,七曜(日月和五星)或七星(北斗)。


八,八卦(乾坤等)、八风(八方之风)。


九,九宫(八方加上中央)、九土(九州、九野)或九天。


十,十日(十天干)。


十一,六气五行(天六地五)。


十二,十二辰(十二地支)或十二月。


这种“数字式的概念”产生很早,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渗透到各个领域,影响着古代到现代中国人想问题的思路,并且由此衍生出种种知识与技术。


七、东西大不同:这理性不是那理性



这也是一种“理性”的结果,不过,它当然和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式管理”是两回事,也与西方思想有根本的差异。这里不能细说,只是略举一例。《怀海德对话录》里说道:中国发明了磁针,可是,孔子的态度是,“好了,这就足够了,事实就是一切”,他不愿意去追究背后的“理”,而是很快把注意力转向社会道德和伦理领域;可是西方人却不同,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传到欧洲,人们就会提出种种无聊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它要指向北方,要去探究背后的“理”,而正好这种问题是实用主义者所漠视的,但在西方,它却使种种有益的成果纷纷出现。怀海德认为孔子和利威一样,“排斥无聊的想法,单纯的事实便该足够你使用了,别多浪费时间去追问藏在那些单纯事实之下之最后原因”。


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古代中国人并不是很善于推究现象之下的深层道理,也并不是非常习惯于用细致的纯粹的逻辑进行分析。西方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用层层推进的五层逻辑即圣托马斯五路来推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很少有的。所以,有人总说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思维特征一是经常“化约”,二是多用“譬喻”或“象征”、“暗示”、三是思路不是“逻辑,”或“推理”而常常是“体验”和“类推”。这也许没有错。不过,关键是要知道,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早就有这样一个关于“天”、“地”、“人”的基本预设,正是从这个基本的平台出发,依据这种今天看来相当特殊的思路,推想和假设一切现象事物的本质和关联,然后按照这种假设或推想,处理和应对面前的世界,形成自己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这个基本的预设,是“天人”关系,而根据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一基本预设出发,用来理解和判断世间一切现象事物的方法,就是“阴阳五行”。


比如,中国的中医药学就是按照阴阳五行的理论和思路来建立它的诊断和治疗的(《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就是阴阳五行)。在中医中药中,很多病症和药物被“阴”和“阳”的学说归纳为若干种性质,这些性质仿佛天地间的寒热四季变化,用在“人”的身上,被表达为“寒热”、“湿燥”或者是较细致的“热、温、凉、寒”等词语,病症被这些术语分为不同的类型,而使用的药物又被比喻为“君、臣、佐、使”,仿佛社会领域的政治关系,按照互相制约与互相支持的关系搭配使用。可是,所谓“阴阳”、“热寒”,很多是凭藉经验和感觉的,所谓“去火”或“上火”的性质,所谓“阴气”、“阳气”也是无法用实验判断而只能由体验和感觉总结的。古代中国人对于药物、食品、天气、空间的阴阳判断,令很多西洋人难以理解,但是,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凭着感觉区分阴阳,像什么萝卜清火,人参上火,橘子上火,广柑不上火,猪肉性温,羊肉性燥,冬天可以进补,夏天则要清凉等。这都是洋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但难道这里没有一点“道理”吗?


同样,关于人的身体,五脏、五官、四肢和五行、五味、五色、五音等的相互关系,以及分属五行的各种现象和事物何以能够相生相克,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和季节下得到配合,这种关系又如何可以衍伸到人的身体状况和对身体的治疗方法,更是不可以用西洋式的思路和逻辑来理解。像经络学说从西洋的解剖学上完全没有办法解释,可是古代的中国人凭藉自己的体验和揣摩,就是确信“气”和“血”一样,在身体中有它的流动运行路径,像湖北张家山出土的汉代的《引书》、《脉书》,双包山出土的汉代针灸木人,都说明古代人从另一思路,发现了一些真理,而现代对于经脉、针灸的实践,也证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有其特殊处。


当然,除中医中药外,我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在古代中国,很多事情都与阴阳五行有关。比如建造陵墓,需要看阴阳,建造房屋,需要看风水,这都要配合阴阳五行;再比如祭祀天地祖先,祭祀的坛场或祠堂要按照阴阳五行的适当方位,设明堂、圜丘、天坛、灵台等,也要遵照阴阳五行以及九宫八卦的原理;所有的年月日也都配上了阴阳五行,于是每天的行动也要符合阴阳五行的宜避;而天上的星辰、地下的方位,更是被分配了阴阳五行,于是凡是在空间中的行为,也无法离开这种阴阳五行。也许大家还记得,我在关于道教的一回中,曾经在“外丹”和“内丹”两部分里详细地谈到了这种阴阳五行学说在道教思想、技术中的关键性意义。


八、汉字如魔方: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再续)



最后我想举出来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汉字及其对古代思想方式的影响。


我总觉得汉族人很多思考的方式、认知的方式,都和汉字有关,在全世界,现在只有汉字还保存着最初象形文字的基本格局,而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等,都早已在历史中消失,硕果仅存的纳西族文字使用范围很小,可以存而不论。那么,这种以象形为基础,既表意又表音的文字,是否会影响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呢?比如说对文字表达有一种异常的感觉、对纯粹符号运算有一种不适应,对形象思维如比喻、象征的特殊习惯,善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的思考方式,这些和汉字是否都有关系?


古代中国的汉字很有意思,很多字是“象形”的,很直接,像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但也有很多字需要更仔细的、更复杂的表述,于是就别出心裁加上一些,像刀口上加一点是“刃”而不是刀背,手放在树上是“采”,牛关在圈里是“牢”,可是这还算简单,鲁迅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宝”,繁体的“寶”字,是由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组成,而且缶还是杵和臼合成的,五个加在一起,这是“会意”。但是仅会意还不够用,因为有的形太接近,写字又不能画得太细致,所以又有用义类来区分,并加上声音来标志不同,于是有了“形声”,像江、河、松、柏等。


但是,基础还是“形”,汉字很多意思是可以从字的形状中猜测出来的,而且很多意义的字也是从有直接象形的字中孳生出来的,像“木”指树,而“日”在“木”中,太阳从东方升起,就是“东”(東)。“日”是太阳,如果它落在“草”中,那么就是“莫”(暮)。“手”象征力量,而手持木棒,就是掌握权力的“尹”或威严的“父”,可如果是下面加上“口”,表示动口不动手的,就是“君”。而“人”这个字的衍生就多了,很多与人有关的字如“大”、“天”、“欠”、“兄”、“既”、“企”、“见”、“卧”等,都可以看到它字形所表示的意义。这样,汉字就影响了人的思考和想像,也使中国读书人有了“猜”、“揣”,或者说“望文生义”的阅读和思考习惯。


现在还不能说明白汉字对中国文化以及对汉族人思维的影响。说到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提起书法,但这种影响绝不仅仅在书法等方面。汉族中国人有一些和异族不同的文化现象,也许真的和汉字有关。举一些例子:(一)中国人有“一目十行”的感觉式阅读,以及“望文生义”的诠释和理解方式(古人相信,一贯三为王、推十合一为士,其实就是从文字形状中倒推原始意义的,而古人相信甲像人头,乙像人颈,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则是想像汉字,至于“色”字如蛇,精气等字从“米”,那更是掺入了很多后人的道德观念后对汉字的臆测)。(二)在中国思想世界中,总认为指代的文字符号与被指代的现象世界不可分割,这是说象形的字形和指代的事物之间,不像表音文字那样,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它的形状和原始的涵义有关,原始的涵义又与现在的意义有联系,“能指”和“所指”彼此相关,也就是说,文字与它所指代的事和物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人不习惯脱离具体事物在抽象的纯符号、纯逻辑中思维。古代中国人对于文字有特别的敬畏,关于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的故事,说明了人们想像中文字的魔力,而古代中国人敬惜字纸的习惯,和道教相信画符(文字)念咒(语音)能够灵验的心理,都说明了这种观念。(三)可以提出来的,还有中国古典文学中近体诗和骈偶文、对联的发达,这些文学特征的形成,都依赖于它的语言基础——汉字。(四)特别是因为这种主要依赖字形而不是依赖声音书写的文字,使得使用不同方言的各地汉族人,都有一种可以识别的文字,使他们不至于分裂成不同的区域和文化,维系着汉族的认同。


九、文化分类: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文化的问题相当复杂,上面只是举了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例子,并不是想以偏概全,对中国文化作一个完整的论述。


问题是,既然很复杂,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或者说是汉民族的文化或传统?这里有一点要特别请大家注意,当我们用“中国”或“汉族”这个词作定语,来修饰“文化”或“传统”的时候,我们就要描述一个可以概括它们同一性的特征,这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人类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分法,但任何分法都不能深刻和准确地区分“文化”的归属问题。比如,你当然可以从人种分,有黑种人、白种人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汉族为主的中国人种可能是由蒙古和马来两个人种组成的,在历史上还曾经融入了相当多不同种族的血液和基因,流行歌曲中唱的“黑头发,黄皮肤”,看来是说中国人,但是又如何区分出也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所以人种或基因并不是根本的区分方法。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语言来分,讲汉语的就是汉族人,可是并不一定,汉语的使用者中,还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使用汉字的更是应当包括古代日本和朝鲜,汉字文化圈这一个概念,其实比汉族文化要大,何况在讲汉语的人中间,还有现在很多“少数民族”。你还可以按照宗教来分,但是宗教更不能区分中国与外国、汉族与其他族群,因为汉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和其他一部分民族共享一个宗教,而另一些人又与其他族群分享一种宗教,甚至一个汉族人可以相信好几种宗教。或者你说,我们可以从地域分,“中国”这个词当然可以包括大部分人,也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人,但是,海外的很多华人,他们也认同中国汉族,他们的文化算不算中国文化?所以地域也不能算划分的基本依据。最后,你也许觉得还可以从阶层分,上等人和下等人,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精英和民众,富人和穷人,我承认,大传统与小传统确实差异很大,但是这种阶层却同属于我们说的“中国文化”。


所以无论“人种”、“语言”、“信仰”、“地域”和“阶层”,都不能和“文化”重叠。那么,文化是什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文化是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的东西,那么,在什么地方才最深刻地表现了中国或汉族的自我和特色?


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是:“文化是指一种由历史延续下来,被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心中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阶层都无须思索地信奉和认同,并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始终表现出来的传统精神。”当然这太抽象了,但是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表达和论证的方法,只能说,中国文化建构了一个文化的中国,这个文化中国有一种传统,它使得中国人和其他人有着不一样的价值标准、生活习惯和精神气质。顺便说一个有趣的笑话,在很多书里都有很多关于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比喻和故事,这些故事和比喻不一定准确,不过不妨听一听。其中一个故事说,面对大象,各民族人被要求写出一篇描述性的论文,于是,德国人写的是一厚册《大象在生物学分类中的位置及其哲学意味》,英国人写的是一本《论大象的绅士风度》,法国人写得最薄,是一小册《大象的爱情》日本人写得最厚,三大册《大象研究资料汇编》,而中国人呢,写的是《象、相、像考》。这当然是玩笑,但是各个文化传统下的人,肯定有相当不同的地方,过去曾经把这种不同称为“民族性”或“国民性”,即英文的nationality,而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于传统积累与熏染的缘故,而同时对这种气质精神不由得有认同感和亲切感,就成了一个民族形成和凝聚的原因,这种传统是每一个人的记忆中自然拥有的东西,也是他们回应变化的环境的时候的天然资源。


十、重新思考中国文化



也许这还是一个相当难以讲述和理解的东西,不过我们要尽可能地在这里进行描述。因此,在前面的十二回里,我讲的就是这个很大的题目:“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在这十二回里面,我讲到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它是怎么样影响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和对于异族的态度的;还从古代中国的家族和仪式讲起,说到儒家和古代中国政治学说的形成;也简单地从老子到庄子,讨论道家的思想和影响;还讨论了古代中国和外部世界交往的途径,当然主要是从佛教进入中国的途径说起的;另外,还简单地介绍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方法、技术和影响,其中特别重点地介绍了观音信仰和禅宗思想,原因是前者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实在是大,而且它的形象和故事演变很有意思,可以折射出不同文化的差异,后者当然是佛教真正中国化的一个典型,它对于中国知识人的影响超过了所有的佛教宗派,也反映了一种异文化要进入中国这种拥有自我完足文化系统时,需要什么样的适应和改变。最后,我还特别介绍了古代中国的两个信仰世界,因为和其他文化圈比较起来,可能这种宗教界限相当模糊而文化层次相当清晰的信仰情况,在中国特别突出。只是这里需要再次提醒各位的是,其实,主要并不在于我“讲”,而在于您“听”,如果您是中国(汉族)人,那么,恰当的途径应当是通过我的“讲”,“激活”您的记忆、体验与经验,反身体验一下自己的周围、自己所处的社会、自己所熟悉的文化,调动心底的“储备”,和我所“讲”的内容一道,重建“中国(汉族)社会与文化”这个大概念。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2】

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2020年3月18日罗卫国编于荆州,作者吴思先生曾提出《潜规则》。


吴思


早就有人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


这些年,金庸编织的成人童话风靡汉语世界。他给我们编织了什么梦? 我们如此上瘾地读金庸,显露出我们内心和我们社会的什么东西?


金庸对 武侠 的想象色彩缤纷,但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伤害,自己却有能力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


当然,有能力伤害别人,并不一定就要使用这种能力。真正的武侠,可以称为侠的人,一定要有武德,要遵守天道,不仅不使用超常的暴力害人,还要保护弱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武侠就是凭一己之力匡扶正义的人,也是替天行道的人。


我们愿意当这样的人吗?如果需要算计一下再做回答,那好,请留意以下几项条件。


第一,当这样的人门槛很低。无须特别的家庭背景和超人的资质,我辈寻常人就可以入选。入选后,也无须吃特别多的辛苦,莫名其妙的几次奇遇就能使你获得常人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积累起来的功力。保持这种功力,还无须戒酒肉,更无须远女色。


第二,一旦成为这样的人,便会有美女——通常还不止一个——芳心暗许,闹得你的生活充满月影花香,情趣盎然。


第三,你的大名在江湖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敬。凭着这个名头,走哪儿吃哪儿,华服美屋,还动辄有几百两银子的进项(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不过二十两),无须当牛做马为稻粱谋,永远不必为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操心。


第四,法律管不着你。哪怕杀人如麻,大侠们也没有通缉逃亡之苦。没有查夜,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暂住证,住店也不用登记姓名。


其实,不用这么充分的条件,只要有一两条就足够我满意的了 。金庸笔下的大侠既富且贵,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正义的事,受人感激的事,这等十全十美的好事谁不想撞上。


我们当然知道,维护正义是很麻烦的。在当代社会中,这是检察官、律师和法官们,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费了无数的心血和麻烦,勉勉强强还未必能维持一个大概的。指望一个武术高手在短时间内明辨是非,以暴力维持公平和正义,这简直是一个神话。不过神话恰恰是既省事又省心的故事。我们特别怕麻烦,怕费心,怕受约束,还怕合作,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怕走复杂的组织程序,怕背诵复杂的法律条文,我们幻想舍弃这一切麻烦,不支付任何代价,像呼唤神灵一般地把正义从空中呼唤出来。


原来,我们的白日梦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懒汉的富贵幻想 。究竟什么人拥有超强的暴力,不受暴力的威胁,却能以暴力贯彻自己的意图?究竟什么人可以衣食无忧,既富且贵,身边美女如云?这种拥有“匡扶正义”的地位,凭借暴力获得立法和执法权威的社会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皇帝的生活,乃是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尘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不过金庸又替我们想象了一个比皇上还幸福的角色,也就是大侠。


皇帝还有许多不自由,还有上早朝的义务,处理公文的义务,不能睡懒觉,不能自由出入民间,被迫忍受许多约束。武侠没有这些烦人的事。这是一个摆脱了讨厌的义务,又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自由权利的角色。除了内心,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的力量。


总之,武侠梦就是中国男人的改良皇帝梦。

我得承认,金庸对帝制颇为反感 。在他笔下,凡是有一统天下的野心的人,几乎都是大号的反面角色。但是,设身处地替皇上想一想,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一统天下正是追求社稷安全的合乎逻辑的行为。大侠凭着独步天下的武功不受任何威胁,皇上只有剪除异己才能不受任何威胁。在寻求绝对安全的意义上,追求绝顶武功的人,与追求天下一统的人,实属一丘之貉。


其实,做改良的皇帝梦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就很喜欢做。皇帝梦中的许多东西,也是人类普遍的幻想和渴望。譬如公正,强大,受人尊敬,衣食不愁,美女如云,安全,有成就,不受管束和约束,不干没有意思的苦工,等等。我们当然可以看出来,这些幻想不仅简单幼稚,而且自相矛盾。但我们愿意梦想的恰恰是这种简单幼稚和自相矛盾的东西。


与几百年前的《水浒》和《三侠五义》比起来,在金庸笔下,忠孝和义气之类的许多说教消失了,杀人不眨眼的蛮横减少了,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的爱情气息、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出现了。经过这些调整,金庸编织的梦境就更对当代人的胃口,更容易通过具有当代口味的良知或超我的审查。


为什么武侠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 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气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适宜。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缺少类似的先例。孙悟空,梁山好汉,都是超强暴力的拥有者。他们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即使那些大魔头,由于武功高强,也成为人们羡慕尊敬的对象。只有平民是不值得一提的。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假如换一个社会和时代,幻想的对象大概就不再是武侠,而是亿万富翁,似乎那才是西方男人的幻想中心。体现这些幻想的作品有《百万英镑》、《基督山恩仇记》,还有那些畅销的关于巨富的传记。西方男人的幻想可以集中在巨大的财富上,但中国的财富很缺乏自卫能力,不那么值得幻想。在一个缺乏财产安全和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加害能力的幻想那么具有根本性。


在金庸笔下, 男主人公最后总是赢了,消除了对自身和江湖的重大威胁,携神仙美眷飘然而去。不过在我看来,更普通因此也更深刻的问题此时刚刚出现:大侠赢了以后怎么办? 大侠在逃避了追杀,赢得了美人心,清除了各种威胁之后,终于可以过正常生活了,就好像我们大多数人如今每天面对的问题一样,那时候,他怎么过?如何养家糊口供房子?当保镖?当武术教练?他不觉得口中寡淡吗?如果这种问题不能提出来,如果解决这种问题的想象不能流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走出童年?或者我们太老太累太无能,只好在装嫩中尝一点乐趣?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31】

史蒂芬·平克

启蒙运动的四大理念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罗卫国编辑于2012年2月23日湖北荆州,疫情封城】


何为启蒙?1784年,康德在一篇以“启蒙”为题的文章中做了如下回答:启蒙是指“人类从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从因“懒惰和怯懦”而服从于宗教或政治权威的“条规戒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他宣称,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它的基本条件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一个时代绝不能缔结某种条约,以阻碍后来的时代扩展眼界、增进知识、消除错误。这将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因为人性的固有使命正在于这种进步。”



康德的观点在21世纪的物理学家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所著的《无穷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一书中得到了回应。多伊奇在这部为启蒙辩护的著作中强调,只要我们大胆地运用理智,就可以在科学、政治以及道德等所有领域取得进步:



乐观主义(在我主张的意义上)是这样一种理论: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造成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知识与完备状态之间永远隔着无穷的距离。有些问题很困难,但把困难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每一种特定的恶都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乐观主义的文明是开放的,它不害怕创新,以批评的传统为基础。它的体系不断改善,这些体系所实现的知识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样检测和消除错误的知识。



何为启蒙运动?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正式的答案,因为以康德的文章所命名的那个时代并没有明确的年代界限,不像奥运会那样有开幕仪式和闭幕典礼。同时,这次运动也没有一个宗旨明确的誓言或者信条。通常来说,启蒙运动指的是18世纪的后60年,不过它可以上溯自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理性时代,也可以下延至19世纪上半叶古典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当时,科学探索对传统智慧提出了挑战,宗教战争的血腥残酷让人们记忆犹新,思想的传播和人类的交流也比以往更为迅速频繁。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找到了一条理解人类状况的新途径。在这个时期内,各种思想纷涌迭现,有些还相互矛盾,但有四个理念将它们连在一起,也就是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



第一个理念“理性”是重中之重,因为理性是不容商榷的。只要你站出来讨论生活的意义,或者其他任何问题,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给出的答案真实可靠、令人信服,那么你就是在诉诸理性,并同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给客观标准来检验。如果说启蒙运动思想家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便是主张积极地运用理性的标准去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不能依赖空穴之风、虚幻之源,诸如信仰、教条、神启、权威、异能、神秘主义、占卜、幻觉、直觉,或者宗教经典的阐释文本。



正是理性让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都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位干预人类事物的拟人神。理性告诉我们,有关神迹的描述查无实据、令人生疑,宗教经典的作者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各类自然事件的发生并不会考虑人类的福祉,不同的文化信奉着不同的神,它们壁垒森严、互不相容,没有哪一个不是人类自身想象的产物。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假如三角形也有神,那么它的神一定有三条边。”不过,并非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是无神论者。其中一些人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与有神论者不同,认为上帝在将世界这台机器发动起来之后就退居幕后,听凭世界按照自然法则存在和发展下去。另一些人则是泛神论者,他们将“上帝”作为自然法则的代名词。不过,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信奉《圣经》中那位制定律法、呼风唤雨并赐子降生的上帝。



今天的许多作家往往将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鼓吹与另一种错误观念混为一谈,也就是认为人类是完美无缺的理性主体。这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像康德、斯宾诺莎、托马斯·霍布斯、大卫·休谟以及亚当·斯密这样的学者都是刨根问底的心理学家,他们太了解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非理性情绪和弱点。他们坚信,只有明确指出愚蠢的根源所在,人们才有克服它的希望。可见,正是因为人们日常的思维习惯并不一定能保持理性,所以才必须审慎精细地运用理性。



由此便引申出第二个理念:科学。所谓科学,就是对理性的加工提炼,并以此去解释世界。科学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所带来的各种发现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第二天性,以至于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然而历史学家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提醒说,在1600年,也就是科学革命的前夕,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



他相信女巫可以掀起风暴,淹没大海上的船只。他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狼人存在,尽管碰巧在英国没有,不过迟早会在比利时发现它们。他相信女妖喀耳刻真的把奥德修斯的船员都变成了猪。他相信老鼠是从秸秆堆中自己长出来的。他相信那个时代的魔法师。他见到过传说中的独角兽的角,尽管他并没见过独角兽。



他相信,如果一个人被谋杀,那么只要凶手在场,尸体就会流血。他相信世上有一种药膏,只要涂抹在匕首上,就能愈合这把匕首所造成的伤口。他相信可以通过植物的形状、颜色以及纹理来判断它的药用价值,因为上帝设计自然的目的就是让人类能够理解。他相信炼金术,尽管怀疑是否有人知道如何去做。他相信大自然讨厌真空。他相信彩虹是上帝的旨意,而彗星则是邪恶的预兆。他相信梦可以预示未来,只要能掌握解梦的方法。同样,他相信地球静止不动,日月星辰每24小时绕地一周。



然而130多年后,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就不再会相信这些东西。这不但将人类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也让人类远离无谓的恐惧。社会学家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指出,在中世纪,“这种认为有某种外部力量操控日常生活的想法导致了一种集体妄想症”:



暴雨、雷电、狂风、日食、月食、寒流、热浪、干旱和地震,凡此种种,都被认为是上帝发怒的征兆。如此一来,“恐惧之妖”寄居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海洋成为邪恶之域,森林里到处都是妖兽、女巫和魔鬼,以及真实存在的窃贼和凶犯。……黑夜降临之后,世界上也充满了预示各种危险的信号:彗星、流星、月食以及野兽的嚎叫。



对启蒙运动思想家而言,这个从无知与迷信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既表明传统认知会犯下怎样的错误,又表明科学的方法,例如怀疑论、可谬论(fallibilism)、公开辩论以及实证检验,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指导我们获得可靠的知识。



在这些知识中,也包括对自身的理解。建立一门“人的科学”的要求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并将在其他许多问题上观点各异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康德、孔多塞、狄德罗、达朗贝尔、卢梭和维柯。他们相信存在着普遍的人性,并认为可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因此,他们成为诸多学科的早期实践者,而这些学科直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被正式命名。他们是认知神经学家,试图通过大脑的生理机制来解释思想、情感和精神病理。他们又是进化心理学家,试图描述生命的自然状态,并辨识那些“注入我们身躯之内”的动物本能。他们还是社会心理学家,著书立说,讨论将我们结为一体的道德情感和相互对立的自私情绪,并分析那些干扰各项完美计划的短视行为。他们也是文化人类学家,挖掘旅行者和探险者的实地记录,既收集有关人类共性的数据,也关注世界不同文化在风俗习惯上的多样性。




普遍人性的观点将我们引入第三个理念:人文主义。理性与启蒙运动思想家普遍意识到,必须为道德确立一个世俗基础,因为他们被几个世纪以来宗教屠杀的历史记忆深深困扰,例如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猎捕女巫以及欧洲的宗教战争。他们为今天所称的人文主义奠定了一个基础,也就是将全社会男女老幼的个体利益置于部落、民族、国家或者宗教的荣耀之上。真正能够感受快乐和痛苦、幸福和悲伤的是单独的个人,而非组织或团体。无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最多的人能获得最大的幸福,还是出于“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绝对律令,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看来,正是人类个体对痛苦和幸福拥有相同的感受力,才引发了对道德关怀的呼吁。



幸运的是,人性为响应这个呼吁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被普遍赋予了一种能力:同情。同情,有时也被称为仁慈、怜悯、恻隐等。只要拥有同情他人的能力,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同情之环向外延展,由家庭、宗族出发,去拥抱整个人类,尤其是当理性告诉我们,自己以及所属的群体并没有什么异于他人的属性。我们不得不接纳世界主义,接受世界公民的身份。



这种人文情感促使启蒙运动思想家不仅谴责宗教暴力,同时也对所处时代的世俗暴行大加声讨,例如奴隶制度、专制主义、滥用死刑,以及诸如鞭打、截肢、穿刺、剖腹、轮辗、火烧之类的残酷刑罚。启蒙运动有时也被称为“人道主义革命”,因为它促成了种种野蛮行为的废止取缔,这些行为在各种文明中都曾普遍存在,而且延续了千年之久。



如果废除奴隶制度和残酷刑罚都算不上进步,那这世界上就没有进步可言。由此进入第四个理念:进步。在科学的帮助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日益深入,在理性和世界主义的引发下,同情之心也在不断扩张。因此,人类完全可以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进步。不必屈从于当前的苦难和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必试图将时钟回拨,去寻找失去的黄金时代。



我们不应该将启蒙运动对进步的信念与19世纪浪漫主义的信仰混为一谈。浪漫主义者相信神秘的力量,相信法律和辩证法,相信斗争、演化和命运,相信古希腊人对人类时代的分期,也相信进化的动力会将人类社会推向理想之境。然而就像康德关于“增加知识、减少错误”的表述一样,启蒙运动对进步的理解并没有那么诗意,进步不过是理性和人文主义的结合。只要关注并了解法律、习俗的现实状况,并设法去改进、实践,然后保留下那些可以造福人类的措施与制度,我们就能逐渐让世界变得更好。科学本身就是在理论和实验的循环中逐步发展,在局部的挫折和倒退中累积经验、持续前进,并由此证明如何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我们也不能将进步的理念与20世纪的社会重塑运动混为一谈,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技术官僚和城市规划者提供方便,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称之为“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 High Modernism)。这场运动否认人性的存在,否认人性对美、自然、传统和社会亲密的复杂需求。这些现代主义者从一块“干净的桌布”出发,设计出各种城市更新项目,用高速公路、摩天大楼、露天广场以及粗野无比的建筑取代充满生活气息的街道社区。他们从理论上解释说“人类将会重生”,并“生活于整体的有序关系之中”。虽然这些发展有时也被冠以“进步”一词,但这种用法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因为缺乏人文主义引导的“进步”不是进步。



启蒙运动思想家并不试图去塑造人性,他们所希望的进步主要集中在人类的各项制度方面。像政府、法律、学校、市场和国际组织这样的人造系统才是理性的用武之地,并由此改善人类的状况。



就此而言,政府并不是一个具有神圣使命的统治机构,也不是“社会”的同义词,或者民族精神、宗教教义、种族之魂的某种化身。政府是人们依据彼此默认的社会契约而发明的一种机构,其目的是协调人们的各种行为、制止损人利己的自私举动,以此来增进公民的福祉。就像启蒙运动最著名的精神成果——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表述的那样:“为了保障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授予而产生的。”



在人们授予政府的各项权力中,惩罚是其中之一,而孟德斯鸠、切萨雷·贝卡里亚以及美国的缔造者们对政府惩罚公民的权力做了重新思考。他们认为,刑罚的实施并非是为了替天行道,而是社会激励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在保证不造成更大伤害的前提下阻止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例如我们主张罪罚相当,这并不是为了维护神秘的正义天平不至倾斜,而是为了确保罪犯能够止步于较小罪行,从而不会升级成更大的罪恶。反观酷刑,无论是否属于所谓的“罪有应得”,它都不如适度而必要的惩罚更为有效,而且酷刑还会使观刑者变得麻木不仁,使这个实施酷刑的社会变得残暴无情。



启蒙运动还首次对财富展开了理性的分析。它的出发点不是如何分配财富,而是如何创造财富。在法国、荷兰以及苏格兰等国经济学家的基础上,亚当·斯密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他指出,大批量的产品无法依靠独立的农民或者工匠来制造,它有赖于一大批高效的专业劳动者,以及那些将他们的才智、技能和劳动成果汇集起来进行交易的人。亚当·斯密举过一个有名的例子,他计算出一个独立工作的制针人一天最多只能制作一枚扣针,然而在工厂中,“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如此一来,平均每个工人一天之内就可以制造将近5 000枚扣针。



专业分工在市场中才有效,市场让专业劳动者能够交换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亚当·斯密解释道,经济活动是一种互惠合作,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每个人收获的利益都大过所放弃的利益。借助自愿交换,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来使他人受益,就像亚当·斯密所说:“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我们并非求助于他们的博爱,而是求助于他们的自利心。”亚当·斯密并不是说人类无比自私,也不是说人类应该如此。事实上,亚当·斯密对人类同情心关注之切、阐释之深,史所少见。他只是强调,在市场中,即便一个人只关心自己与家人的利益,他的工作也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



交换不仅可以使整个社会变得更为富有,也可以使它变得更为和谐,因为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购买商品总是比盗窃商品的成本更加低廉,而对你来说,他人的生存总是比死亡更有价值。正如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几个世纪之后所说:“如果裁缝向面包师开战的话,那他就必须自己烘焙面包。”包括孟德斯鸠、康德、伏尔泰、狄德罗以及阿贝·德·圣皮埃尔(Abbé de saint-Pierre)在内的许多启蒙思想家都赞成“温和的商业”(doux commerce)。而美国的缔造者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尤其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为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设计了各种制度,以培养商业的发展。



这将我们引入和平这个启蒙运动的理念。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曾是如此频繁,以至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和平只有在救世主降临的时代才会到来。但现在,战争不再被认为是来自上天的惩罚,对此只能忍受和哭泣,它也不是一场光荣的竞赛,值得赢取和庆祝。战争只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而且有朝一日终会解决。在《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一文中,康德列举了一系列能够防止领导人将国家拖入战争的措施。康德认为,除了国际贸易外,能够阻止战争爆发的还包括建立代议共和制(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民主制”)、国家之间开诚布公、制定一系列反对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准则、允许自由旅行和移民,以及建立一个能够对争端做出判决的国际联盟。



尽管这些开国者、制宪者和启蒙哲学家都是高瞻远瞩的伟人,但本书并不想掀起一场偶像崇拜。启蒙运动思想家也不过是生活于18世纪的男男女女,他们中有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反犹主义者,也有奴隶主和决斗者。他们所担心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理喻,他们在构建一系列精妙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大量愚蠢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生得太早,无法预料现代人理解现实的一些基本原则。



但我相信,他们会是首先站出来对此表示赞同的人。如果赞成理性,那么你关注的重点就应该是思想的健全,而不是思想家的人格魅力。如果致力于进步,那么你就不能轻易宣称自己弄清了其中的所有奥秘。如果我们对人类状态和进步本质有重要的理论发现,而这些发现并不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知,那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伟大。在我看来,这种发现有三个:熵、进化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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