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7】
黄朴民
君子永远斗不过小人
罗卫国2020年2月19日：，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
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黑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他的宝座，消弥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他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朝廷上下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大臣左右洋溢攻讦、倾轧的风尚。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
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咀嚼苦难。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丧失美誉与令名，退出政治舞台；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但无论出现何种结局，对功臣勋将来说，都意味着不再能发挥他的军事才能，不再能为国家、为民族效诚尽力，不再能对历史的演进嬗递施展其个人的任何影响。所以，均是悲剧，皆为不幸。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他，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这方面的嗜好，那么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播弄是非，玩弄权术，做祸国殃民的勾当。
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熬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反过来甚至可以罢你的官，取你的命。
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小人得志者居多，正人君子实干家如意者稀罕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像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之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遭杀，抱恨终生。
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七十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再也无法施展其军事才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
再如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壁不战。这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战略部署，如能贯彻，则潼关或许可保，唐明皇或许不必“千乘万骑西南行”，逃住四川做“太上皇”去了。可是几个奸佞之徒一搅和，唐明皇居然给高、封二人按上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残忍杀害，结果造成军心动摇，大势尽去，并逼得继任者哥舒翰为避免蹈高仙芝、封常清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了贼酋安禄山。潼关终于不守，京城长安终于落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一至于斯!它不仅是功臣勋将的不幸，更是国家、民族的悲哀。
其它像魏末名将邓艾之死，是他的同僚、无耻小人钟会陷害的结果。邓艾率敢死将士翻越人迹罕至的崎岖阴平，出奇制胜，兵临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这让身为主帅、却顿兵挫锐于剑阁的钟会将军感到十分没有面子，这个当年曾经诬陷过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场的恶人，此时妒火中烧，仇恨倍增，竟向邓艾父子下了毒手，给其按上“谋反”的罪名，擅加诛杀。所幸的是“天道有常，报应不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钟会自己也没有获得好下场，不久就死于心肠更歹毒的司马昭之手，罪名与邓艾相同，也是“谋反作乱”。
而南齐名将、时任南兖州刺史的王敬则之死，则是他的东床快婿、著名诗人谢朓告密邀宠的产物。当时昏庸凶残的齐明帝对功臣王敬则颇有猜忌，王敬则忠而见疑，不免乎牢骚太盛，双方关系由此而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伦、佳诗如泉的谢朓诗人，为了摆脱干系，从皇帝那里讨一份残羹剩汤，遂不惜出卖亲情，向朝廷告发其岳丈大人“怀有异志”，致使王敬则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谢朓却用岳丈大人的鲜血从朝廷那里换回一顶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为尚书吏部郎。这位能写“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大诗人，虽然才华横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推崇：“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但是在人品上却不无污点，同样沾染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恶习劣行——寡廉鲜耻，损人利己，投机钻营，落井下石。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总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一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
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最强，功劳最大，贡献最多，也是白搭。中国传统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人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6】
朱学勤
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2020年2月19日阅读于湖北荆州：鲁迅的批判精神+胡适的自由主义+钱穆的严谨学业；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鲁迅：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末，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
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
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
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
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
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以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
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煞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
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经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正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钱穆：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
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戒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
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