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21-125】
发布时间:2020-02-08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5】


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场全国的启蒙

刘道玉


罗卫国:2020年2月15日(正月21日)编于湖北荆州,记录武汉肺炎2020年1月23日封城的日子。


今年年初,在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非常悲壮的,它不仅迅速流行到全国,而且已经传播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警惕。


对于这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疫情,我既不惊慌,也没有恐惧,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本人已是87岁的老人,自知是易感人群,我所能做的:一是闭门不出,自我隔离;二是收看新闻报道,关心疫情的发展;三是进行必要的反思。


我平常坚持“85433”的生活规律,即睡足8小时,步行5公里,写作4小时,吃好3餐饭,做3次自我保健按摩。由于住宅区实行封闭管理,我的生活规律打乱了,也不能购物,只能过最简单的生活。当然,这些与那些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生、护士、警察们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是可以克服的。向国内外对湖北抗疫战斗捐赠和援助的医院、团体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疫情暴发之前,我正在写作第二部自传《其命维新》,第一部自传是《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前者是我人生的一条线,而后者是我人生的一个点。人生就是由许多点和线组成的,这些点和线互相联系起来,就构成了我的人生全部。同时,我还在阅读马国川先生写的《国家的启蒙》。【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可是,当疫情暴发以后,我既没有心情写作也没有心情再阅读了,因为已经失去了沉静的心情。

难道不是悲壮的吗?父亲去世,子女不能送行,只能由殡仪馆的运尸车拖走;儿子去世,父母不能再看上儿子一眼;丈夫去世妻子不能告别,妈妈被运尸车拉走,小女儿跟在后面哭喊着:妈妈,妈妈……偌大的一座城市,封城以后,街上空无一人,在街上行驶的只有救护车、警车、运尸车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的车辆。人们生活极端困难,这些还不悲壮吗?


这次武汉疫情的暴发,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而偶然寓于必然之中。从表面上看,疫情的暴发和失控的直接原因,是与个别专家的错误判断有关,他们收集病毒样本,不是为了迅速找到冠状病毒肺炎的来源,如何控制疫情,而是为了发表论文,这是职业操守的沦丧。从省市领导来看,他们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盲目侥幸心,以至于失去了最宝贵的控制和救治时间,造成了千千万万发烧病人在各医院排队检查和等待住院,真是一床难求呀!


21世纪头20年,世界主要发生三次大的流行病,而两次在中国,从深层角度来看,当政者和民众都应该反思,吸取血的教训。


首先,是应当改变吃野生动物的丑陋习惯,否则我们将继续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建议制定法律,禁止捕猎、贩卖和烹食野生动物,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其次,要改变中国式的聚餐和饭局中的不健康习惯,杜绝疾病传染的渠道。在病毒引发肺炎之初,武汉百步亭还在搞万家宴,假如每家三口人,总共就是三万人。这究竟是文明还是低俗?据说搞了20年,居然没有人质疑。


第三,春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每逢年底,正是流行病发作的季节,几乎全国出动过大年,这个始于农耕社会的传统,也到需要改革的时候了。


时至今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毒源仍然没有剖解,只有从源头切断毒源,才能有效地根治疫情的流行。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恳切地希望有关部门和同胞们觉醒起来,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次全国启蒙,吸取教训,擦干眼泪,继续前进!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4】

陈行之

孟子很幸运

罗卫国2020年2月5日(正月十二)编辑于封城的荆州家中,今天确诊接近3万,疑似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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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期以来,我对“孔孟之道”一端的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总是不怎么满意,而对另一端的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却很景仰。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悄悄说吧:我觉得孔老人家心里太惦念他那个“仁”也太惦念“复礼”了,反倒阻碍或者说狭窄了他对人自身的理解;而在他死后将近一百年出现的孟子同志,由于世代的演变,对“复礼”这件事显然没有了那么高的热情,这使得他能够把相当多的精力集注到人本身,从而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儒学中至关重要的关于人的部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施仁政于民,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尽管他也经常把人归到“仁”的政治伦理范畴来谈论。你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孟子这位思想活跃且很独到的同志,儒学还能够如此完整如此疏阔如此深邃,换一句话说,没有孟子的学说,中国儒学就将是缺胳膊短腿的,绝不会横亘两千多年而不衰,更不可能在构成所有中国人最基本人格底色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巨大而直接的作用。


所以,我今天想说一说孟子。

2

孟子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小时候家里挺穷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佐证。假如不是这样,有权有势的娃他妈把娃送到专门为太子们开办的学校——我小时候念小学的时候,在北京就有此类性质的学校——去混个文凭不就行了么?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即使智力有些残缺甚至于仅只是酒囊饭袋,也不妨碍成为权势人物,说不定还能混个君主当当呢,何至于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来来回回搬家呢!现在想起来,孟母这位妇女同志真是不简单啊!


好在娃很争气,尽管孟子后来带着些遗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意思是我生得太晚,没有机会成为孔先生的学生,我是从很多人那里学习到儒学的,也就是路子有点儿野,但这并没有阻碍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学者”,即我们所说的“士”。千万不要小看“士”这个名头,那可绝不是虚的,绝不像如今某些官员喜欢舞文弄墨,结果弄了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博士头衔,或者干脆成为了著名书法家、著名作家、著名学者什么的,不是这样的。孟子之所以“著名”,是因其扎扎实实的学问,具体说是与他所处时代息息相关的关于国家与人的学问。你想啊,如果丫仅只是一个胸无点墨不择手段善于钻营的家伙,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社会名望,甚至被很多诸侯国君主尊为座上宾,向其请教治国理政的大道理呢?《孟子·滕文公下》就曾经记载说,孟子最得意风光的时候,出行讲学的阵仗那可是相当大的,动辄“后车数十载,从者数百人”,真可谓前呼后拥也!此情此景后来你再看到过吗?绝对看不到了!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名义上虽然为天下共主,在各诸侯国互相征伐的战争中却早已名存实亡,完全丧失了统辖天下的资格。到了战国中期,秦国、楚国、齐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等所谓的“战国七雄”脱颖而出,这就意味着各国相互间的争霸战争还将继续下去,而争霸的资本,没有别的,就是国家必须尽快强盛起来。


孟子虽然仅是个“士”,但“士志于道”(孔子:《论语·里仁》),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大势,他经由孔子的思想达成了自己对国家政治的见解,构建了自己的学说,他期望把这些见解说出来并推行天下,期望如孔子所言“以道事君”,通过“事君”让君主按照符合“仁”的方式治理国家,结果他仿效孔子,也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去了。

3

孟子遇到了一个好时代,别的不说,单就当时诸侯国国君乃至于卿相、大夫都有养“士”的风习来说,就已经是很独特的了。这意味着即使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老九”也还没有走,丫还被留着,没有像后世代那样把他们打入另册,更没有被踏上一只脚让丫永世不得翻身,反之,他们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孟子概括“士”的作用时,就曾经颇为自负地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这绝非孟子轻狂,事实上,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了。有人说“士”这一阶层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拥有了最早的国家智囊团,我认为是有几分道理的。道理不仅在于“智囊”,更在于“国家”,恰恰是后者出于国家的需要而非权力者的需要为前者提供了存在的保障,后者才得以蓬发出思想的力量。


尽管这样,用我们今人的观点看,孟子地位再高,丫终究不过是在国家权力阶序之外的一介白衣,是一个不占社会主流位置,说话没什么遮拦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这位用思想行走因而总是显得形迹可疑的家伙在当时非但没有被国家权力集团搞臭,反而拥有了如此这般的地位和荣誉,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吗?这个很大的奇迹在两千多年前竟然就发生了,这里有没有什么耐人寻味的原因呢?细想想,我觉得原因有二。


原因一,孟子极为幸运地遇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难得的黄金时代,即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概括的“轴心期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这个时代确立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雅思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年)这就是说,那个时代基本上确定了我们今天的思考范围,我们今天谈论的关于世界和人自身的所有问题,都被两千多年以前的思想家思想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甚至可以说,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深邃的原始内容,正是从那个璀璨时代中产生出来的。


好好的,怎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令人惊异的时代呢?


雅思贝尔斯解释说,他是为了寻找理解历史的工具才发现“轴心期”的,具体说就是为了寻找“一个为所有民族……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所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他发现,“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伊朗……希腊贤哲如云……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引文同上。对不起,译文中文水准实在不敢恭维,只能大概其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了。)我理解,所谓“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是指它们是彼此隔绝的,既没有在地理上被人的活动所打通,亦没有在更高层次上建立起文明的交流,在这样的条件下,竟然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了文明的爆发式增长,是不是有些神秘?是不是让人感到特别兴奋?可以这么说,轴心期时代是人类智慧大爆发的时代,是开放的时代,更是给人类最重要的精神活动即思想活动预留了不容干预的神圣地位的时代。


这个所谓的“轴心期时代”,在中国如前所述正是春秋战国时期。也可以这样表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是以人类事件为背景的中国事件,是含蓄在人类事件中的中国事件,这一事件的核心是出现了思想以及思想着的人,思想第一次成为了构成物质社会的精神因子,它们从此彼此纠结再也不可相离。春秋战国时期所发生的这种社会演变,甚至不因周天子统领天下的威权正在被毁坏、诸侯国为了争霸彼此争勇斗狠,战争狼烟遍布大地而减弱,相反,正是得益于这种社会混乱,思想才得以在没有国家权力约束(社会失序)的状态下进行着思想,智慧正是在这种纷乱不堪的社会景况下爆炸性地丰富着智慧!甚至可以说,正是在所谓的“乱世”之中,思想家才用思想在历史幕布上完成了他们对时代篇章的宏阔书写——还有比这更令人激奋、令人赏心悦目的事情吗?!尽管雅思贝尔斯说到中国时没有具体列及孟子的名字,但这个极为优秀的同志是被包含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的,就其思想分量和历史地位来说,被后人封为“亚圣”的孟子毫无疑问是这个伟大群体中的佼佼者,是有幸参与了中华民族最初精神创造的人。


原因二,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还处在出现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前夜,作为国家大一统标识的“暴秦”还在未来很远地方准备着承接历史的重任,历史在这短暂的甚至有些偶然的缝隙间,终于给人思索人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机会与条件。梁启超先生用富于诗意与激情的笔触描写过那个伟大的时代:“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极为难得的机会与条件”的出现,我认为甚至比雅思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期”更加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某一特定世代的出现往往潜含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缘由,不管你主观愿望如何,该来的它自然就会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而有利于人的发现和人的发展的历史机缘的出现,却往往带有偶然性或者或然性,它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说不准的。有幸的是,在中国,它出现了,这意味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江河之中,人有意无意间触发了某种社会演变机制,造就出了完全不同的社会样态。换一句话说,创造历史的人并不是必然出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缘由”与“人的发现和人的发展的历史机缘”可遇不可求,相对来说,后者更加难得,它是奢侈品,不是随便就可以遇到的。“春秋战国”、“先秦”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段,就其社会政治特征来说,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与此世代密不可分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想大家的出现,是中国的幸运;反过来说,这个世代也是各种流派、各种思想大家包括孟子同志的幸运。


作为知识分子,以后他们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4

梁启超先生认为以禁锢思想为基本特征的大一统社会始于秦汉,这一点目前已为学界所共识。自秦汉以后,中国这块土地虽然也有王朝倾颓、朝纲混乱的时期,也有所谓××盛世、××之治的时期,但就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来说,再也没有出现过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大狗(君主及其统治集团)叫、小狗(士及其庶民)也叫的大好局面,两千多年以来,自由思想和思想自由一直是既奢侈又危险的事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思想的大规模禁锢与灭失,常常并不是社会动乱纲常失范之际,反而是国家统一、国力强盛之时,这种让人迷惑的特点,近几百年以来,越来越为人所瞩目了。


关于思想在大一统局面下的艰难处境,梁启超分析道:“而其所最不幸者,则建设之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则其所以保之者,莫亟于靖人心。事杂言庞,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之所以滋动也。于是乎靖之之数,莫若取学术思想而一之。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我认为梁先生把话说到了点子上,尤其“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这句话,真乃经世致用之言尔,现如今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难从这简单话语中体验到似曾相识的苦涩况味。


如此说来,我说两千多年前那位叫孟子的同志以及许许多多与他类似的同志很幸运,还真不是矫情,他们幸运地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语见《孟子·尽心上》)的襟怀入世于国家政治,幸运地去周游列国传布自己的思想,说服各诸侯国君主以“仁”治国,想方设法让国家强盛起来,让人民幸福起来……当他们的理想被现实抵触之时,他们没有遭遇很大的祸事,更没有掉脑袋,反之,他们竟然还有退路,退而讲学,远离国家权力,著书立说,由此中华民族才拥有了《论语》、《孟子》之类的精神文化瑰宝。这个一去不再复返的伟大时代,当然值得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就像梁启超先生曾经感到骄傲和自豪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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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会发现,我们拥有的些古代文化典籍,用大量篇幅论述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然而就深入程度来说,前者要远远大于或重于后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秦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脉流,奠定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积极也罢,消极也罢,轻松也罢,沉重也罢,你只要是中国人,就必定打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就像一个人离不开自己的身体,你永远离不开使你成为中国人的这些东西,而赋予你这些东西的人,除了孔子,还有孟子,还有无数用精神站立,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殚精竭虑进行过思想的人。


你当然可以指责说这些人的思想不够先进不够积极,他们的某些主张(“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之类)甚至给我们压上了至今无法卸脱的精神重负,他们带给我们的创伤直到今天还在渗血,但是你无法否认,正是这些人在那个独特时代的精神创造,使中华民族以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丰富与深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达两千五百多年之久,这里必定有独属于他们的天启般的睿智,我们这些后人全都沐泽在他们的思想甘霖之中;他们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拥有什么,我们还缺失什么,我们还需要什么。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无意识的思辨中,我们才成其为了我们,一种活在当下,在现世行走,任何陶醉和憧憬都不能宽慰的现世之在。

2020-1-27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3】

灯塔工厂

世界经济论坛


罗卫国:2020年1月上旬研究于重庆巴涂士科技,并提出“一面之交、一生依附——高质量巴涂士”。


世界经济论坛欢迎18家新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全球灯塔网络由先进制造企业组成,他们在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提升经营绩效和环境影响方面展现了非凡的领导力。


全球灯塔网络设立于2017年,目前共有44家灯塔工厂。作为一个开拓、复制和推广创新的平台,该网络为跨企业学习与协作创造机会,并为全球制造业社区设定新基准。社区致力于分享和学习最佳实践,为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支持,并帮助其他制造商部署技术,采用可持续发展实践以及实现劳动力转型。今天发布的新白皮书《全球灯塔网络:来自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前沿的全新洞见》概述了部分主要成果和影响。


这18家新工厂提升了灯塔网络的多样性,包括巴西、日本和新加坡等新加入国家,以及半导体和农业设备等新行业。将近一半的新灯塔是端到端工厂,在工厂之外推动价值创造,从而影响整个价值链的转型。


新的18家灯塔工厂如下:


亚洲


宝山钢铁(中国上海):这家拥有40年历史的工厂很早就采用了数字化。宝山钢铁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和高级分析技术,使其在数字时代依然保持行业竞争力,创造出5,000万美元的价值。


福田康明斯(中国北京):福田康明斯在其设计、生产和售后服务的整个端到端产品生命周期中都自主部署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其产品质量和顾客满意度由此提高了40%。


通用电气医疗集团(日本日野):这家拥有30多年精益制造经验的通用电气工厂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转型为数字化精益制造,从而成功取得更高业绩。例如,成本降低30%,周期缩短46%。


海尔(中国沈阳):海尔沈阳电冰箱厂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大规模定制模式的典范。通过部署可扩展的数字平台,实现供应商和用户的端到端连接,从而使其直接劳动生产率提高28%。


日立(日本奥米卡工厂):日立奥米卡工厂在工程、生产和维护运营中应用了一系列工业物联网技术和数据分析,从而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将核心产品的交付周期缩短了50%。


英飞凌(新加坡):英飞凌通过数字化骨干和人员培养,在其制造工厂和供应链网络中应用数据、高级分析和自动化技术,从而降低了30%的直接劳动力成本,提高了15%的资本效率。


强生医疗(中国苏州):该工厂推广了其他强生工厂开发的标准化数字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业绩提升,包括生产率提高了15%。


美光(新加坡):这家半导体制造厂整合了大数据基础设施和工业物联网,以实施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解决方案,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标准,并使新产品的生产速度翻了一番。


宝洁(中国太仓):这家年轻的工厂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打造出宝洁亚洲的首个关灯运营,并连接了端到端供应链。生产率由此提高了 2.5 倍,生产敏捷性大大提高,实现了电子商务增长和员工满意度提升。


潍柴(中国潍坊):潍柴对整个端到端价值链进行了数字化改造,以准确了解客户需求并降低成本。在人工智能和汽车互联网的助力下,潍柴的研发周期缩短了20%,运营成本降低了35%。


欧洲


爱科(德国马克托波道夫):通过将数字解决方案与智能生产线设计相结合,爱科旗下芬特公司(Fendt)可以在一条批量生产线上生产9个系列的拖拉机(从72马力到500马力不等)。由此,生产率提高了24%,生产周期缩短了60%。


葛兰素史克(英国韦尔):这家制药厂在生产运营中全面应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借助高级分析和神经网络充分利用现有数据集。由此,生产速度提高了21%,停工期缩短,产量有所提高,设备整体效能提升了10%。


汉高(德国杜塞尔多夫):汉高开发了一个基于云的数据平台,可以实时连接30多家工厂和10多家分销中心。这有助于满足客户和消费者对服务和可持续性日渐增长的期望值,同时实现了两位数的成本和库存降低。


拉丁美洲


雷诺集团(巴西库里提巴):雷诺库里提巴工厂采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重点关注加强雇员责任感和端到端连接,提高员工敬业度,并携手包括经销商、客户和员工在内的价值链参与方,共同开发互联互通的生态系统。最后,在没有大幅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8%。


MODEC(巴西里约热内卢):MODEC采用先进分析技术以实现对采油船的预防性维护,并合理运用其内部生产装备的数字孪生系统以及专属数据平台,旨在加快开发并实现新算法的指数级扩展,成功使这一海上采油平台的停工时间减少了65%。


中东


Petkim(土耳其伊兹密尔):这家35年历史的石化工厂启动数字转型,推动价值创造。他们自行研发人工智能算法,分析了数十亿种生产情景,优化流程和产品定价,使息税前收益增长20%以上。


联合利华(阿联酋迪拜):为增强成本竞争力,一个当地团队建立了工厂数据湖,大规模开发和部署第四次工业革命用例。尽管投资和时间有限,最终成本降幅仍达25%以上。


北美


强生视力健(美国杰克逊维尔):强生视力健采用数字化形式,建立从供应商到消费者的端到端价值链,采取可重构的制造模式,实现两位数的成本下降和销售增长。



最佳实践


报告聚焦六大最佳实践,推广创新成果:

持续迭代的灵活方针

实现新型协作的技术生态系统

向员工培训新技术的专门措施

为扩大规模而打造的数据架构

支持创新的灵活数字化研究

支持共享最佳实践的治理模式


“全球灯塔网络不仅对高效部署技术成果的领导者和最佳实践做出肯定,更重要的是为行业建立共同学习路径,加快向制造业的未来转型,”世界经济论坛“塑造先进制造与生产的未来”平台总监Francisco Betti表示,“在转型过程中,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并采取专门措施,向员工培训新技术,提高他们的能力。”


全球灯塔网络由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公司合作管理。


“这44家‘灯塔工厂’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跑者。它们通常以制造环节为出发点,采用最新技术来提高可持续性、敏捷性、新品上市速度和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整个企业层面运营体系的创新。这种创新所带来的价值并不局限于生产车间,而是跨越了从供应商到客户的整个端到端价值链。我们认为,全球‘灯塔工厂’网络今年已经找到摆脱‘试点困境’并实现大规模应用的秘诀。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制造业领跑者已领先同行两到三年,拔得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头筹”。对仍忙于证明技术价值而非利用技术改变工作方式的制造商而言,这无疑敲响了警钟。”麦肯锡全球制造合伙人兼总监Enno de Boer表示。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于本月21日-24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凝聚全球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届时全球3000多名政界、商界、公民社会、学术界、文化艺术及媒体领袖将参加本届年会,围绕年会主题共同探讨如何确立新型模式,在多边主义的世界格局中建设可持续、包容性的社会。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汇聚世界各地最高级别且最具代表性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公民社会、媒体、文化与青年领袖以及顶尖专家,其中包括约50位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300多位部长级政府高官、企业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级别的商界代表。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2】

喊了这么多年的“一带一路”,你了解多少?

柯银斌  


一、中国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现状

“一带一路”6年了,企业的参与情况怎么样呢?归纳起来是“五多五少”。

第一,中国企业参与多,外国企业参与少。

西门子、GE,赚了很多钱,但总体而言,外国企业参与少。西门子专门有“一带一路”的办公室,汇丰银行也有“一带一路”的办公室,但是相对来讲参与少。

第二,国有企业参与多,民营企业参与少,外商投资企业更少。

统计数据显示,中外合资企业参加一带一路的项目不到1%。

第三,国内企业合作多,中外企业合作少。

一带一路的精神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但是很多企业的行为恰恰相反,是进行不良竞争,本企业利益最大化,无法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中的合作,更多的是国内企业之间的合作。而且,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远大于合作。

第四,市场行为多,非市场行为少。

市场行为就是做生意、做买卖、投资、经营、销售、营销,讲商业回报这类行为多一点。非市场行为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对外援助、慈善、支持研究,这类行为少。环境保护方面的合规管理不足。企业在民心相通当中,应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看到不多。

第五,标准走出去的多,创制国际标准少。

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的途径和方式。“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核心是标准。但是,中国企业标准走出去明显多于创制国际标准。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企业走出去的区别


这两者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的企业没有这个意识,而是按照跨国经营走出去的惯性来共建“一带一路”。总体来看,只不过换了一个词,思维没有换,行为没有换,行为方式没有换。

第一,共建一带一路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

第二,企业走出去,主要是商业行为,共建一带一路要求把商业行为、市场行为做好的同时,还要做社会责任、做环保,做民心相通。

我认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和基础。大的跨国公司有海外分支机构、有海外员工,做民心相通的事,成本少、效率高、效果好。

第三,传统的走出去,不讲全球治理,共建一带一路要讲全球治理,这是本质的区别。

衡量一个项目的一带一路含量有三个指标:


共同发展的程度有多大;

民心相通的贡献有多大;

对全球治理有没有作为。


我们应该在传统的跨国经营、走出去的基础上,再增加新的任务和使命,才是真正的共建一带一路。要摆脱惯性,要有创新思维。

我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全球商业共同体。一带一路,核心是共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的创新课题。

原来的现代化都是单独现代化,民族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但是一带一路创造的现代化,是国际共同体利益第一位,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利益第一位,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从企业角度来讲也一样。9月份美国商业圆桌论坛,188个美国最大公司的CEO,发表了一个企业目的宣言。这个宣言说,原来的企业是为股东创造价值,现在要改成: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这个改变极大,而且特别符合一带一路精神。一带一路的核心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不是其中某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加起来的总利益最大化。

为了实现这种要求,中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能力、准备呢?

共同体理论、和平学理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非市场环境与非市场战略领域、公共外交与公司外交、冲突转化与和平建设、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标准化与规则创制等方方面面的知识,都是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所需要的知识。

三、企业如何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1.要以建构全球商业共同体为目的

全球商业共同体就是某一个全球化商业场景的共同体,它的成员包括跨国公司,以及与这个跨国公司存在某种关系的所有成员。

这些成员分三类。

一是市场利益相关者。是指与这家跨国公司之间存在商业交易与合作关系的供应商、销售商、服务商、客户等等。

二是非市场利益相关者。是与这个企业、与这个项目有关系的政府、政党、国际组织、NGO(非政府组织)、社区、宗教、工会、媒体等机构。它们跟企业之间不是商业协议关系,而是一种社会契约和期望。

三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要参与全球治理的话,必须把国际组织作为利益相关者。因为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和载体。

对应三类成员,可以分解成三个子目标。

第一,与利益相关者要建立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解决发展赤字问题。

第二,与非市场利益相关者要形成价值共同体,实现积极和平,解决和平赤字问题。

第三,与国际组织要形成责任共同体,实现改善治理,解决治理赤字问题。


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国际组织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规则制定者。

联合国、专业机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行业协会,还有国家政府间的组织等等,它们都是规则的制定者。全球治理,就是按照这些规定制定者制定的规则行事。目前,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是核心。

企业要参与全球治理,就要成为这类国际组织的核心成员,提出你的方案,把你的方案变成这个组织的方案,那就是参与和改善了全球治理。

第二类是规则的监督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了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运动,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纠正跨国公司的不良行为,纠正血汗工厂、童工、环境污染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类组织是规则的监督者,包括环保、人权、劳工、企业社会责任、反腐败等组织。在跨国公司眼里,这类组织是麻烦的制造者。

中国企业要做好共建一带一路,必须要学会跟这类组织打交道。但这是目前我们最缺的能力。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碰到工会的麻烦太多了,迄今为止也没有没有人研究中国企业怎么跟工会打交道。

第三类是和平与公益类组织。

和平运动、公益发展援助这类国际组织,跟企业基本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中国企业搞社会责任,然后在外面做慈善,主要是企业自己做。如果跟专业慈善机构合作做,虽然投入一样多,但效果回报可能就大不一样。

比如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做慈善,效果就不及日本企业的效果。因为日本企业大都跟日本NGO或者当地的NGO一起做。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某个国家做项目,出钱修一段路,从公路修到村口。而日本企业也在那里开工厂,出钱把村口的路修到每户村民家门口。最后村民都说日本人好。这就是专业跟不专业做法的区别。

这三类国际组织是很重要的。中国企业必须补上跟它们打交道的能力。

2.要制定实施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战略

这个时代需要竞争,但竞争不是主导,合作才是。就是一带一路讲的,共商、共建、共享。

我们要建立三个层面的合作。

① 利益共同体层面的合作,主要是战略联盟。

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战略联盟是在企业管理领域兴起的一种合作的重要方式。比如,世界五百强之间就建立了上万个战略联盟。

苹果跟华为是不是竞争关系?是。他们有合作吗?有。这一类企业之间都是有合作关系的,这样的联盟也非常多。

对中国企业来讲,重点是研发联盟和国际联盟。由于我们的核心技术比较薄弱,研发联盟要做。国际联盟还有待努力,其发展方向是从利益共同体,发展到商业生态系统,发展到共生共荣的商业共同体。

② 价值共同体层面的合作,主要是非市场战略与公司外交。

非市场战略就是面对非市场利益相关者的战略,比如怎么跟政府打交道,怎么跟NGO打交道,怎么跟媒体打交道,怎么跟社区打交道,这些都是非市场战略。

非市场战略是中国企业最缺乏的一种能力。对一带一路而言,可能难点是在非市场这部分,而不是市场。中国企业在海外跟政府打交道有经验、有能力、有本事。但对非政府组织,我们基本上都不会打交道,这个需要有共生、合作思维,建立合作关系。

③ 责任共同体层面

一是要遵守规则,二是要创制规则,比如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要提高我们的贡献率。

具体怎么合作呢?

第一种,双胞胎合资企业。

就把走出去跟引进来相结合,中国企业跟东道国企业同时设立两家合资企业,一家在中国,一家在东道国,两家企业的经营范围大致相同,股权比例是对称的。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由中国企业主导,在东道国的企业由当地企业来主导,经营范围一样,既走出去,又引进来。这种合资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很好的方式。

第二种,交叉持股。

这是一种很好的合作方式,我在你的公司有股份,你在我的公司有股份。这种方式在日本普遍存在。日本这种企业体制非常独特,有学者认为叫联盟资本主义,跟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

三一重工和它的合作伙伴帕尔非格就是交叉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利益共同体。这样两家企业的合作深度、效率就不一样了。

第三种,第三方市场合作。

这是李克强总理2015年跟法国探讨出来的一种新的合作方式。我认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最好、最合适的方式。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指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共同合作到第三方国家开拓生产经营业务,第三方市场可以是发达国家,但是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

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充分发挥三者的优势、回避三者的劣势。

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是当地市场、当地文化、要素成本等,中国企业最核心的优势是成本创新、应用创新,生产制造能力。发达国家的优势是标准规则的制定者,核心技术的应用,以及全球化管理经验。三者之间正好互补。

第三方市场合作还能回避中国企业缺乏与东道国社会、NGO等打交道这个劣势。如果我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所在的国家,与我们要去的国家,是前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这样可以回避中国企业对当地情况不了解的劣势,也可以防范风险。

第四种,企业跟NGO之间的合作。

从价值链的角度讲,企业如果能进入NGO的价值链里,或者把某些NGO纳入企业的价值链,就会很有优势。

把NGO纳入公司的价值链里,叫混合价值链。所以有人提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叫互惠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共商、共建、共享。

那么NGO如何把企业纳入价值链,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做得非常好,把企业的资源纳入到了NGO价值链当中。

企业与NGO的价值链互嵌,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

3.要实现合作战略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企业的能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实力,一类是软实力,这是大家通常的说法。

硬实力就是企业在市场环境下,执行市场战略的能力。


软实力就是企业在非市场环境下,执行非市场战略的能力。

软实力跟硬实力都需要一种共同的能力,这就是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不管是市场环境、非市场环境,这个能力都是需要的,通用的,基本的。

软实力就是单个问题的处理能力、合作关系的建设能力。软实力的核心就是公司外交能力。

公司外交,就是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公共外交。交往双方有一方不是政府,就叫公共外交。

我个人认为,中国企业除了把自己的生意做好之外,应该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公共关系的目的是打造企业形象,公共外交则是要打造你所在的国家形象。中国跨国公司不光要打造母国的国家形象,还要打造东道国的国家形象。

另外,还要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途径,就是牵头制定国际标准。按照严格的定义,国际标准是指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及其这三家国际标准化组织授权的64个国际标准化的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

世界五百强,中国企业129个,占20%。但是2017年中国企业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只占国际标准的0.75%,2015年只有0.45%。

排在中国前面的五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这五个国家牵头制定的标准占全世界国际标准总量的95%。

因此,企业要与国际组织打交道,需要具备三大能力。


一是标准提案的能力。


二是规则运用能力。这个至关重要,国际组织很复杂,很庞大。需要理解、了解规则以后,才能用好。


三是公共外交能力。跨文化沟通、动员,了解国际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能力。

中国企业成长了四十年,前二十年学经济学,学会了怎么抓住市场机会。后二十年学管理学,学会了提升企业能力。

现在进入第三个二十年,在全球化时代,在共建一带一路的任务下,要学会外交与国际关系学,才能帮助企业降低风险,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1】

贺雪峰

当前农村存在的6个问题


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下面分别列举若干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

1、消费层面


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消费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绝大多数农户家庭都已经摆脱贫困,到2015 年全国贫困人口只有5000 万左右。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消费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各种不合理、不理性消费快速增长。


某种意义上,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费增长速度。据我们调查,在一些贫困山区,比如湖北秭归,农民收入的大约1/4 要用于人情开支,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就要上万元,人均达到3000 元左右,人情仪式支出的同时,事主方也要办酒席,酒席的铺张浪费情况也很惊人。


浙江农村办酒席,一桌酒席花三四千元很正常,条件稍好的家庭办酒席,三四十桌的情况也很普遍,婚丧嫁娶办一次酒席就要花费十多万元。与长江流域普遍沉重的人情酒席支出不同,华北农村仪式性支出十分浪费,甚至办丧事也要请戏班子唱戏,其中不少狂歌劲舞,与丧事悲伤凝重的气氛完全不协调。


农村消费中,最大支出是建房。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建了三茬房,由砖瓦房到楼房,再到高标准别墅式装修的住房,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庭到城市购买了商品房。随着住房质量、面积、花费的逐渐提高,每一次新的建房潮都几乎会花完农户所有积蓄,其中多数还会欠下债务。而实际上,农户家庭所建住房往往大而无用,之所以建超过农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高大而奢侈的住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攀比而非实际需要。


最近几年,农村又出现了买小车的攀比,有钱无钱都要买,贷款也要买小车。实际上,很多买车农户常年在外打工,买的车仅仅春节回家时开出来显摆显摆,春节一过,小车就关在车库(如果建了车库的话)里,纯属浪费。

当前农村消费尤其围绕男婚女嫁进行,农村婚嫁中普遍出现了女方索要高额彩礼的情况。除了高额彩礼之外,女方往往还要求男方家庭在城里买房、买小车,索要各种“三金”之类的物品。婚礼仪式也越来越新潮,甚至请婚庆公司来主持,更不用说普遍要拍婚纱照。【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有人形容,农民日常是一分一分地攒钱,到了儿子结婚时就是一万一万地花钱,结一次婚不仅将全家所有积蓄用完,而且往往欠下巨额债务。


此外,农村赌博情况也十分普遍,六合彩在农村更是长期流行。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不合理、不理性的消费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与其说农民之苦是收入太低,不如说是消费不合理。

2、农村人情与村庄社会资本


当前中国有一些农村地区深受人情债的压力之苦,尤其是长江流域的重庆、湖北、湖南的一些地区和东北农村,农民收入的相当部分要用于人情支出。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婚丧嫁娶需要相互来往和互相帮忙。正是通过互惠的人情,熟人社会中的村民被建构为“自己人”,自己人的认同提高了村庄熟人社会共同应对自然和社会风险的能力,以及完成集体行动的协调性与情感,增加了村庄社会资本,构造了村庄社会。也使得熟人社会有了更多的价值内涵。


不过,当前有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利用人情来敛财的现象。刚开始时,婚丧嫁娶办酒席,收取的人情钱多于花费,办酒席有盈余。在传统时期,这种盈余可以算作亲朋邻里对举办人生大事村民家庭的经济支持。


在农村社会快速变化且村庄结构性力量弱化的情况下,有农户家庭连续办了多次婚丧嫁娶酒席,收了多次人情。而有些农户若干年都只送出了人情却没有办酒席收回人情的机会,就会在之前相对约定俗成的酒席范围之外办酒席,收人情。


这样的事情有了开头就有人跟风,在过去约定俗成的酒席以外,各种名目的酒席就大量产生,以至于办酒席都不用说明原因,这就是所谓“无事酒”。


由此出现了酒席越办越多、人情越来越高,所有村民都因人情支出受到巨大压力的问题。有少数村民开始退出人情圈,最终越来越多村民退出人情圈,过去作为互惠的人情不再能维系下去,村庄熟人社会变成人情的沙漠,之前依靠人情来将熟人变成自己人的机制也因此很难发生作用,村庄社会资本快速下降。


3、闲暇的无意义感


在机械化快速推进、化肥农药广泛使用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不再是重体力劳动,农忙时间大大缩短。这也许是中国农民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充分的闲暇时间。尤其是在平原和低丘陵地区,因为机械化的普及,每年农忙时间可能只要2~3个月,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农闲,如何度过闲暇就成为决定农民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


传统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只有终日劳作才能解决温饱问题,农忙时节自然忙得不可开交,农闲也要搞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忙各种家务,几乎没有闲暇。仅有的一些农闲时间都安排了各种节庆,比如秋收后有中秋、重阳,春播前有清明,春播后有端午,冬季有春节。节庆就有活动,就要忙碌。


也就是说,在传统时期,农民的时间都被季节性展开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性节庆所占用,几乎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间。仅仅是农村中人数很少的地主阶级有空闲时间,而这个地主阶级一般也要参加劳动,同时又要耕读传家、获取功名。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从农村抽取资源,工业化的成果却迟迟没有回馈农业,农村劳动力在完成传统时期的农业生产任务以外,还被高度组织起来利用冬闲时间建设各种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而且,人民公社还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提高人的素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文艺宣传队、各种会议等等,几乎将农民所有农闲时间都安排满了。


分田到户以后,一方面是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一方面是农业机械化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人多地少的农村的农闲时间大幅度增加,且重体力劳动大幅度减少。几乎是突然而至的大量闲暇让农民难以适应,如何过好闲暇生活在当前农村成了问题。


突然而至的闲暇与千年形成的农耕生活习惯之间的不匹配,在身体上的表现是农村出现了普遍的心血管疾病,生活上的表现则是农民天天打麻将赌博,以及各种低俗文化的兴起。在当前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背景下,农村社会中结构性力量的弱化进一步造成农村人际关系的弱化。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量闲暇时间,可能这些闲暇时间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生活品质的提升,反而造成了他们的无所适从甚至无意义感。赌博、迷信活动、地下宗教、人情泛滥、无序竞争,以及其他以感官刺激为基础的各种低俗文化的泛滥,大都与农村的闲暇安排有关。


4、道德方面


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村庄传统结构性力量解体,基层组织体系功能弱化,农村社会产生了各种问题。其中,农村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最后承受者,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老年人自杀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的农村(尤其集中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有老年人说现在农村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也不全都是因为子女虐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老年父母身体不好的时候担心拖累子女,选择自杀。


他们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再能为子女做贡献了,活着就是拖累子女,即使自己不自杀,村庄舆论也是“某某老糊涂了,都不知道自己该死了”,村庄舆论对处在绝对弱势的老年人十分不利,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尤其是生活难以自理之后,似乎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老年人的普遍的自杀现象会使村庄社会中的所有人产生非常消极的预期。


5、政治的方面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搭便车甚至利用时机捞取好处的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些事事搭便车捞好处的人会付出名誉的代价,并且处在社会边缘的位置。不然,村庄熟人社会就会人人争当搭便车者。人人搭便车,集体行动陷入困境,村庄社会就无法应对共同的生产生活事务,村庄社会就要解体。正是因此,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必有一套抑制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包括舆论力量。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保持了千年的稳定的村庄社会结构面临解体。之前相对封闭的村庄变得开放,农民可以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并且越来越多地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过去约束村庄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解体,越来越多村民学习搭便车,甚至越来越多村民借国家项目在村庄落地的机会当钉子户获利。


村庄缺少约束“刁民”的力量,“刁民”成为村庄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刁民”得到好处,成为示范,就有越来越多村民变成“刁民”。“刁民”泛滥蔓延的结果就是,不仅村庄内部为公共利益所进行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而且国家要为村庄做好事也会处处遇到钉子户的刁难,好事不好办,好事办不好。


6、终极价值方面


传统中国农村,农民的宗旨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围绕生儿育女来完成人生任务,获得人生意义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正是有了明确的传宗接代任务,农民所有行为都有目标,所有辛苦都有理由。这样的终极价值让农民可以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的子孙延续的意义。


当前农村快速的变动不仅彻底打破了农民对传宗接代终极价值的信仰,而且让农民失去了进行村庄社会性竞争的稳定条件,从而在农村中普遍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正是本体性价值的丧失造成了村庄中激烈的社会性价值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荒漠化。农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对的。


以上六点应当是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可以总括为文化失调的问题,当前农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质匮乏,不是苦于劳动繁重,而更是苦于他们在生活中丧失了价值感。缺少了由人与人之间稳定联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与合作,无法从闲暇中生产出有品质的生活,反而产生出来各种低俗的伤害身心的恶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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