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5】

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场全国的启蒙

刘道玉

罗卫国：2020年2月15日（正月21日）编于湖北荆州，记录武汉肺炎2020年1月23日封城的日子。

今年年初，在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非常悲壮的，它不仅迅速流行到全国，而且已经传播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警惕。

对于这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疫情，我既不惊慌，也没有恐惧，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本人已是87岁的老人，自知是易感人群，我所能做的：一是闭门不出，自我隔离；二是收看新闻报道，关心疫情的发展；三是进行必要的反思。

我平常坚持“85433”的生活规律，即睡足8小时，步行5公里，写作4小时，吃好3餐饭，做3次自我保健按摩。由于住宅区实行封闭管理，我的生活规律打乱了，也不能购物，只能过最简单的生活。当然，这些与那些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生、护士、警察们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是可以克服的。向国内外对湖北抗疫战斗捐赠和援助的医院、团体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疫情暴发之前，我正在写作第二部自传《其命维新》，第一部自传是《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前者是我人生的一条线，而后者是我人生的一个点。人生就是由许多点和线组成的，这些点和线互相联系起来，就构成了我的人生全部。同时，我还在阅读马国川先生写的《国家的启蒙》。【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可是，当疫情暴发以后，我既没有心情写作也没有心情再阅读了，因为已经失去了沉静的心情。

难道不是悲壮的吗？父亲去世，子女不能送行，只能由殡仪馆的运尸车拖走；儿子去世，父母不能再看上儿子一眼；丈夫去世妻子不能告别，妈妈被运尸车拉走，小女儿跟在后面哭喊着：妈妈，妈妈……偌大的一座城市，封城以后，街上空无一人，在街上行驶的只有救护车、警车、运尸车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的车辆。人们生活极端困难，这些还不悲壮吗？

这次武汉疫情的暴发，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而偶然寓于必然之中。从表面上看，疫情的暴发和失控的直接原因，是与个别专家的错误判断有关，他们收集病毒样本，不是为了迅速找到冠状病毒肺炎的来源，如何控制疫情，而是为了发表论文，这是职业操守的沦丧。从省市领导来看，他们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盲目侥幸心，以至于失去了最宝贵的控制和救治时间，造成了千千万万发烧病人在各医院排队检查和等待住院，真是一床难求呀！

21世纪头20年，世界主要发生三次大的流行病，而两次在中国，从深层角度来看，当政者和民众都应该反思，吸取血的教训。

首先，是应当改变吃野生动物的丑陋习惯，否则我们将继续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建议制定法律，禁止捕猎、贩卖和烹食野生动物，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其次，要改变中国式的聚餐和饭局中的不健康习惯，杜绝疾病传染的渠道。在病毒引发肺炎之初，武汉百步亭还在搞万家宴，假如每家三口人，总共就是三万人。这究竟是文明还是低俗？据说搞了20年，居然没有人质疑。

第三，春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每逢年底，正是流行病发作的季节，几乎全国出动过大年，这个始于农耕社会的传统，也到需要改革的时候了。

时至今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毒源仍然没有剖解，只有从源头切断毒源，才能有效地根治疫情的流行。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恳切地希望有关部门和同胞们觉醒起来，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次全国启蒙，吸取教训，擦干眼泪，继续前进！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4】

喊了这么多年的“一带一路”，你了解多少？

柯银斌  

一、中国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现状

“一带一路”6年了，企业的参与情况怎么样呢？归纳起来是“五多五少”。

第一，中国企业参与多，外国企业参与少。

西门子、GE，赚了很多钱，但总体而言，外国企业参与少。西门子专门有“一带一路”的办公室，汇丰银行也有“一带一路”的办公室，但是相对来讲参与少。

第二，国有企业参与多，民营企业参与少，外商投资企业更少。

统计数据显示，中外合资企业参加一带一路的项目不到1%。

第三，国内企业合作多，中外企业合作少。

一带一路的精神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但是很多企业的行为恰恰相反，是进行不良竞争，本企业利益最大化，无法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中的合作，更多的是国内企业之间的合作。而且，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远大于合作。

第四，市场行为多，非市场行为少。

市场行为就是做生意、做买卖、投资、经营、销售、营销，讲商业回报这类行为多一点。非市场行为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对外援助、慈善、支持研究，这类行为少。环境保护方面的合规管理不足。企业在民心相通当中，应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看到不多。

第五，标准走出去的多，创制国际标准少。

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的途径和方式。“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核心是标准。但是，中国企业标准走出去明显多于创制国际标准。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企业走出去的区别

这两者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的企业没有这个意识，而是按照跨国经营走出去的惯性来共建“一带一路”。总体来看，只不过换了一个词，思维没有换，行为没有换，行为方式没有换。

第一，共建一带一路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

第二，企业走出去，主要是商业行为，共建一带一路要求把商业行为、市场行为做好的同时，还要做社会责任、做环保，做民心相通。

我认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和基础。大的跨国公司有海外分支机构、有海外员工，做民心相通的事，成本少、效率高、效果好。

第三，传统的走出去，不讲全球治理，共建一带一路要讲全球治理，这是本质的区别。

衡量一个项目的一带一路含量有三个指标：

共同发展的程度有多大；

民心相通的贡献有多大；

对全球治理有没有作为。

我们应该在传统的跨国经营、走出去的基础上，再增加新的任务和使命，才是真正的共建一带一路。要摆脱惯性，要有创新思维。

我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全球商业共同体。一带一路，核心是共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的创新课题。

原来的现代化都是单独现代化，民族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但是一带一路创造的现代化，是国际共同体利益第一位，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利益第一位，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从企业角度来讲也一样。9月份美国商业圆桌论坛，188个美国最大公司的CEO，发表了一个企业目的宣言。这个宣言说，原来的企业是为股东创造价值，现在要改成：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这个改变极大，而且特别符合一带一路精神。一带一路的核心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不是其中某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加起来的总利益最大化。

为了实现这种要求，中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能力、准备呢？

共同体理论、和平学理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非市场环境与非市场战略领域、公共外交与公司外交、冲突转化与和平建设、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标准化与规则创制等方方面面的知识，都是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所需要的知识。

三、企业如何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1.要以建构全球商业共同体为目的

全球商业共同体就是某一个全球化商业场景的共同体，它的成员包括跨国公司，以及与这个跨国公司存在某种关系的所有成员。

这些成员分三类。

一是市场利益相关者。是指与这家跨国公司之间存在商业交易与合作关系的供应商、销售商、服务商、客户等等。

二是非市场利益相关者。是与这个企业、与这个项目有关系的政府、政党、国际组织、NGO（非政府组织）、社区、宗教、工会、媒体等机构。它们跟企业之间不是商业协议关系，而是一种社会契约和期望。

三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要参与全球治理的话，必须把国际组织作为利益相关者。因为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和载体。

对应三类成员，可以分解成三个子目标。

第一，与利益相关者要建立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解决发展赤字问题。

第二，与非市场利益相关者要形成价值共同体，实现积极和平，解决和平赤字问题。

第三，与国际组织要形成责任共同体，实现改善治理，解决治理赤字问题。

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国际组织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规则制定者。

联合国、专业机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行业协会，还有国家政府间的组织等等，它们都是规则的制定者。全球治理，就是按照这些规定制定者制定的规则行事。目前，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是核心。

企业要参与全球治理，就要成为这类国际组织的核心成员，提出你的方案，把你的方案变成这个组织的方案，那就是参与和改善了全球治理。

第二类是规则的监督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了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运动，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纠正跨国公司的不良行为，纠正血汗工厂、童工、环境污染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类组织是规则的监督者，包括环保、人权、劳工、企业社会责任、反腐败等组织。在跨国公司眼里，这类组织是麻烦的制造者。

中国企业要做好共建一带一路，必须要学会跟这类组织打交道。但这是目前我们最缺的能力。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碰到工会的麻烦太多了，迄今为止也没有没有人研究中国企业怎么跟工会打交道。

第三类是和平与公益类组织。

和平运动、公益发展援助这类国际组织，跟企业基本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中国企业搞社会责任，然后在外面做慈善，主要是企业自己做。如果跟专业慈善机构合作做，虽然投入一样多，但效果回报可能就大不一样。

比如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做慈善，效果就不及日本企业的效果。因为日本企业大都跟日本NGO或者当地的NGO一起做。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某个国家做项目，出钱修一段路，从公路修到村口。而日本企业也在那里开工厂，出钱把村口的路修到每户村民家门口。最后村民都说日本人好。这就是专业跟不专业做法的区别。

这三类国际组织是很重要的。中国企业必须补上跟它们打交道的能力。

2.要制定实施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战略

这个时代需要竞争，但竞争不是主导，合作才是。就是一带一路讲的，共商、共建、共享。

我们要建立三个层面的合作。

① 利益共同体层面的合作，主要是战略联盟。

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战略联盟是在企业管理领域兴起的一种合作的重要方式。比如，世界五百强之间就建立了上万个战略联盟。

苹果跟华为是不是竞争关系？是。他们有合作吗？有。这一类企业之间都是有合作关系的，这样的联盟也非常多。

对中国企业来讲，重点是研发联盟和国际联盟。由于我们的核心技术比较薄弱，研发联盟要做。国际联盟还有待努力，其发展方向是从利益共同体，发展到商业生态系统，发展到共生共荣的商业共同体。

② 价值共同体层面的合作，主要是非市场战略与公司外交。

非市场战略就是面对非市场利益相关者的战略，比如怎么跟政府打交道，怎么跟NGO打交道，怎么跟媒体打交道，怎么跟社区打交道，这些都是非市场战略。

非市场战略是中国企业最缺乏的一种能力。对一带一路而言，可能难点是在非市场这部分，而不是市场。中国企业在海外跟政府打交道有经验、有能力、有本事。但对非政府组织，我们基本上都不会打交道，这个需要有共生、合作思维，建立合作关系。

③ 责任共同体层面

一是要遵守规则，二是要创制规则，比如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要提高我们的贡献率。

具体怎么合作呢？

第一种，双胞胎合资企业。

就把走出去跟引进来相结合，中国企业跟东道国企业同时设立两家合资企业，一家在中国，一家在东道国，两家企业的经营范围大致相同，股权比例是对称的。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由中国企业主导，在东道国的企业由当地企业来主导，经营范围一样，既走出去，又引进来。这种合资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很好的方式。

第二种，交叉持股。

这是一种很好的合作方式，我在你的公司有股份，你在我的公司有股份。这种方式在日本普遍存在。日本这种企业体制非常独特，有学者认为叫联盟资本主义，跟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

三一重工和它的合作伙伴帕尔非格就是交叉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利益共同体。这样两家企业的合作深度、效率就不一样了。

第三种，第三方市场合作。

这是李克强总理2015年跟法国探讨出来的一种新的合作方式。我认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最好、最合适的方式。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指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共同合作到第三方国家开拓生产经营业务，第三方市场可以是发达国家，但是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

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充分发挥三者的优势、回避三者的劣势。

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是当地市场、当地文化、要素成本等，中国企业最核心的优势是成本创新、应用创新，生产制造能力。发达国家的优势是标准规则的制定者，核心技术的应用，以及全球化管理经验。三者之间正好互补。

第三方市场合作还能回避中国企业缺乏与东道国社会、NGO等打交道这个劣势。如果我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所在的国家，与我们要去的国家，是前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这样可以回避中国企业对当地情况不了解的劣势，也可以防范风险。

第四种，企业跟NGO之间的合作。

从价值链的角度讲，企业如果能进入NGO的价值链里，或者把某些NGO纳入企业的价值链，就会很有优势。

把NGO纳入公司的价值链里，叫混合价值链。所以有人提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叫互惠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共商、共建、共享。

那么NGO如何把企业纳入价值链，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做得非常好，把企业的资源纳入到了NGO价值链当中。

企业与NGO的价值链互嵌，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

3.要实现合作战略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企业的能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实力，一类是软实力，这是大家通常的说法。

硬实力就是企业在市场环境下，执行市场战略的能力。

软实力就是企业在非市场环境下，执行非市场战略的能力。

软实力跟硬实力都需要一种共同的能力，这就是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不管是市场环境、非市场环境，这个能力都是需要的，通用的，基本的。

软实力就是单个问题的处理能力、合作关系的建设能力。软实力的核心就是公司外交能力。

公司外交，就是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公共外交。交往双方有一方不是政府，就叫公共外交。

我个人认为，中国企业除了把自己的生意做好之外，应该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公共关系的目的是打造企业形象，公共外交则是要打造你所在的国家形象。中国跨国公司不光要打造母国的国家形象，还要打造东道国的国家形象。

另外，还要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途径，就是牵头制定国际标准。按照严格的定义，国际标准是指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及其这三家国际标准化组织授权的64个国际标准化的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

世界五百强，中国企业129个，占20%。但是2017年中国企业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只占国际标准的0.75%，2015年只有0.45%。

排在中国前面的五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这五个国家牵头制定的标准占全世界国际标准总量的95%。

因此，企业要与国际组织打交道，需要具备三大能力。

一是标准提案的能力。

二是规则运用能力。这个至关重要，国际组织很复杂，很庞大。需要理解、了解规则以后，才能用好。

三是公共外交能力。跨文化沟通、动员，了解国际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能力。

中国企业成长了四十年，前二十年学经济学，学会了怎么抓住市场机会。后二十年学管理学，学会了提升企业能力。

现在进入第三个二十年，在全球化时代，在共建一带一路的任务下，要学会外交与国际关系学，才能帮助企业降低风险，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3】

贺雪峰

当前农村存在的6个问题

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下面分别列举若干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

1、消费层面

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消费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绝大多数农户家庭都已经摆脱贫困，到2015 年全国贫困人口只有5000 万左右。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消费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各种不合理、不理性消费快速增长。

某种意义上，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费增长速度。据我们调查，在一些贫困山区，比如湖北秭归，农民收入的大约1/4 要用于人情开支，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就要上万元，人均达到3000 元左右，人情仪式支出的同时，事主方也要办酒席，酒席的铺张浪费情况也很惊人。

浙江农村办酒席，一桌酒席花三四千元很正常，条件稍好的家庭办酒席，三四十桌的情况也很普遍，婚丧嫁娶办一次酒席就要花费十多万元。与长江流域普遍沉重的人情酒席支出不同，华北农村仪式性支出十分浪费，甚至办丧事也要请戏班子唱戏，其中不少狂歌劲舞，与丧事悲伤凝重的气氛完全不协调。

农村消费中，最大支出是建房。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建了三茬房，由砖瓦房到楼房，再到高标准别墅式装修的住房，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庭到城市购买了商品房。随着住房质量、面积、花费的逐渐提高，每一次新的建房潮都几乎会花完农户所有积蓄，其中多数还会欠下债务。而实际上，农户家庭所建住房往往大而无用，之所以建超过农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高大而奢侈的住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攀比而非实际需要。

最近几年，农村又出现了买小车的攀比，有钱无钱都要买，贷款也要买小车。实际上，很多买车农户常年在外打工，买的车仅仅春节回家时开出来显摆显摆，春节一过，小车就关在车库（如果建了车库的话）里，纯属浪费。

当前农村消费尤其围绕男婚女嫁进行，农村婚嫁中普遍出现了女方索要高额彩礼的情况。除了高额彩礼之外，女方往往还要求男方家庭在城里买房、买小车，索要各种“三金”之类的物品。婚礼仪式也越来越新潮，甚至请婚庆公司来主持，更不用说普遍要拍婚纱照。【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有人形容，农民日常是一分一分地攒钱，到了儿子结婚时就是一万一万地花钱，结一次婚不仅将全家所有积蓄用完，而且往往欠下巨额债务。

此外，农村赌博情况也十分普遍，六合彩在农村更是长期流行。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不合理、不理性的消费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与其说农民之苦是收入太低，不如说是消费不合理。

2、农村人情与村庄社会资本

当前中国有一些农村地区深受人情债的压力之苦，尤其是长江流域的重庆、湖北、湖南的一些地区和东北农村，农民收入的相当部分要用于人情支出。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婚丧嫁娶需要相互来往和互相帮忙。正是通过互惠的人情，熟人社会中的村民被建构为“自己人”，自己人的认同提高了村庄熟人社会共同应对自然和社会风险的能力，以及完成集体行动的协调性与情感，增加了村庄社会资本，构造了村庄社会。也使得熟人社会有了更多的价值内涵。

不过，当前有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利用人情来敛财的现象。刚开始时，婚丧嫁娶办酒席，收取的人情钱多于花费，办酒席有盈余。在传统时期，这种盈余可以算作亲朋邻里对举办人生大事村民家庭的经济支持。

在农村社会快速变化且村庄结构性力量弱化的情况下，有农户家庭连续办了多次婚丧嫁娶酒席，收了多次人情。而有些农户若干年都只送出了人情却没有办酒席收回人情的机会，就会在之前相对约定俗成的酒席范围之外办酒席，收人情。

这样的事情有了开头就有人跟风，在过去约定俗成的酒席以外，各种名目的酒席就大量产生，以至于办酒席都不用说明原因，这就是所谓“无事酒”。

由此出现了酒席越办越多、人情越来越高，所有村民都因人情支出受到巨大压力的问题。有少数村民开始退出人情圈，最终越来越多村民退出人情圈，过去作为互惠的人情不再能维系下去，村庄熟人社会变成人情的沙漠，之前依靠人情来将熟人变成自己人的机制也因此很难发生作用，村庄社会资本快速下降。

3、闲暇的无意义感

在机械化快速推进、化肥农药广泛使用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不再是重体力劳动，农忙时间大大缩短。这也许是中国农民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充分的闲暇时间。尤其是在平原和低丘陵地区，因为机械化的普及，每年农忙时间可能只要2～3个月，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农闲，如何度过闲暇就成为决定农民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

传统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只有终日劳作才能解决温饱问题，农忙时节自然忙得不可开交，农闲也要搞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忙各种家务，几乎没有闲暇。仅有的一些农闲时间都安排了各种节庆，比如秋收后有中秋、重阳，春播前有清明，春播后有端午，冬季有春节。节庆就有活动，就要忙碌。

也就是说，在传统时期，农民的时间都被季节性展开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性节庆所占用，几乎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间。仅仅是农村中人数很少的地主阶级有空闲时间，而这个地主阶级一般也要参加劳动，同时又要耕读传家、获取功名。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从农村抽取资源，工业化的成果却迟迟没有回馈农业，农村劳动力在完成传统时期的农业生产任务以外，还被高度组织起来利用冬闲时间建设各种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而且，人民公社还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提高人的素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文艺宣传队、各种会议等等，几乎将农民所有农闲时间都安排满了。

分田到户以后，一方面是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一方面是农业机械化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人多地少的农村的农闲时间大幅度增加，且重体力劳动大幅度减少。几乎是突然而至的大量闲暇让农民难以适应，如何过好闲暇生活在当前农村成了问题。

突然而至的闲暇与千年形成的农耕生活习惯之间的不匹配，在身体上的表现是农村出现了普遍的心血管疾病，生活上的表现则是农民天天打麻将赌博，以及各种低俗文化的兴起。在当前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背景下，农村社会中结构性力量的弱化进一步造成农村人际关系的弱化。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量闲暇时间，可能这些闲暇时间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生活品质的提升，反而造成了他们的无所适从甚至无意义感。赌博、迷信活动、地下宗教、人情泛滥、无序竞争，以及其他以感官刺激为基础的各种低俗文化的泛滥，大都与农村的闲暇安排有关。

4、道德方面

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村庄传统结构性力量解体，基层组织体系功能弱化，农村社会产生了各种问题。其中，农村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最后承受者，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老年人自杀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的农村（尤其集中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有老年人说现在农村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也不全都是因为子女虐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老年父母身体不好的时候担心拖累子女，选择自杀。

他们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再能为子女做贡献了，活着就是拖累子女，即使自己不自杀，村庄舆论也是“某某老糊涂了，都不知道自己该死了”，村庄舆论对处在绝对弱势的老年人十分不利，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尤其是生活难以自理之后，似乎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老年人的普遍的自杀现象会使村庄社会中的所有人产生非常消极的预期。

5、政治的方面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搭便车甚至利用时机捞取好处的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些事事搭便车捞好处的人会付出名誉的代价，并且处在社会边缘的位置。不然，村庄熟人社会就会人人争当搭便车者。人人搭便车，集体行动陷入困境，村庄社会就无法应对共同的生产生活事务，村庄社会就要解体。正是因此，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必有一套抑制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包括舆论力量。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保持了千年的稳定的村庄社会结构面临解体。之前相对封闭的村庄变得开放，农民可以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并且越来越多地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过去约束村庄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解体，越来越多村民学习搭便车，甚至越来越多村民借国家项目在村庄落地的机会当钉子户获利。

村庄缺少约束“刁民”的力量，“刁民”成为村庄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刁民”得到好处，成为示范，就有越来越多村民变成“刁民”。“刁民”泛滥蔓延的结果就是，不仅村庄内部为公共利益所进行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而且国家要为村庄做好事也会处处遇到钉子户的刁难，好事不好办，好事办不好。

6、终极价值方面

传统中国农村，农民的宗旨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围绕生儿育女来完成人生任务，获得人生意义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正是有了明确的传宗接代任务，农民所有行为都有目标，所有辛苦都有理由。这样的终极价值让农民可以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的子孙延续的意义。

当前农村快速的变动不仅彻底打破了农民对传宗接代终极价值的信仰，而且让农民失去了进行村庄社会性竞争的稳定条件，从而在农村中普遍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正是本体性价值的丧失造成了村庄中激烈的社会性价值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荒漠化。农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对的。

以上六点应当是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可以总括为文化失调的问题，当前农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质匮乏，不是苦于劳动繁重，而更是苦于他们在生活中丧失了价值感。缺少了由人与人之间稳定联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与合作，无法从闲暇中生产出有品质的生活，反而产生出来各种低俗的伤害身心的恶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2】

黄朴民

君子永远斗不过小人

罗卫国2020年2月19日：，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

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黑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他的宝座，消弥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他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朝廷上下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大臣左右洋溢攻讦、倾轧的风尚。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

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咀嚼苦难。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丧失美誉与令名，退出政治舞台；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但无论出现何种结局，对功臣勋将来说，都意味着不再能发挥他的军事才能，不再能为国家、为民族效诚尽力，不再能对历史的演进嬗递施展其个人的任何影响。所以，均是悲剧，皆为不幸。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他，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这方面的嗜好，那么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播弄是非，玩弄权术，做祸国殃民的勾当。

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熬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反过来甚至可以罢你的官，取你的命。

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小人得志者居多，正人君子实干家如意者稀罕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像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之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遭杀，抱恨终生。

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七十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再也无法施展其军事才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

再如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壁不战。这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战略部署，如能贯彻，则潼关或许可保，唐明皇或许不必“千乘万骑西南行”，逃住四川做“太上皇”去了。可是几个奸佞之徒一搅和，唐明皇居然给高、封二人按上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残忍杀害，结果造成军心动摇，大势尽去，并逼得继任者哥舒翰为避免蹈高仙芝、封常清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了贼酋安禄山。潼关终于不守，京城长安终于落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一至于斯!它不仅是功臣勋将的不幸，更是国家、民族的悲哀。

其它像魏末名将邓艾之死，是他的同僚、无耻小人钟会陷害的结果。邓艾率敢死将士翻越人迹罕至的崎岖阴平，出奇制胜，兵临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这让身为主帅、却顿兵挫锐于剑阁的钟会将军感到十分没有面子，这个当年曾经诬陷过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场的恶人，此时妒火中烧，仇恨倍增，竟向邓艾父子下了毒手，给其按上“谋反”的罪名，擅加诛杀。所幸的是“天道有常，报应不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钟会自己也没有获得好下场，不久就死于心肠更歹毒的司马昭之手，罪名与邓艾相同，也是“谋反作乱”。

而南齐名将、时任南兖州刺史的王敬则之死，则是他的东床快婿、著名诗人谢朓告密邀宠的产物。当时昏庸凶残的齐明帝对功臣王敬则颇有猜忌，王敬则忠而见疑，不免乎牢骚太盛，双方关系由此而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伦、佳诗如泉的谢朓诗人，为了摆脱干系，从皇帝那里讨一份残羹剩汤，遂不惜出卖亲情，向朝廷告发其岳丈大人“怀有异志”，致使王敬则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谢朓却用岳丈大人的鲜血从朝廷那里换回一顶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为尚书吏部郎。这位能写“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大诗人，虽然才华横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推崇：“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但是在人品上却不无污点，同样沾染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恶习劣行——寡廉鲜耻，损人利己，投机钻营，落井下石。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总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一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

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最强，功劳最大，贡献最多，也是白搭。中国传统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人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1】

朱学勤

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2020年2月19日阅读于湖北荆州：鲁迅的批判精神+胡适的自由主义+钱穆的严谨学业；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鲁迅：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末，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

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

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

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

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

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以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

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煞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

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经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正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钱穆：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

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戒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

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