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21-125】
发布时间:2020-01-12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3】

灯塔工厂

世界经济论坛


罗卫国:2020年1月上旬研究于重庆巴涂士科技,并提出“一面之交、一生依附——高质量巴涂士”。


世界经济论坛欢迎18家新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全球灯塔网络由先进制造企业组成,他们在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提升经营绩效和环境影响方面展现了非凡的领导力。


全球灯塔网络设立于2017年,目前共有44家灯塔工厂。作为一个开拓、复制和推广创新的平台,该网络为跨企业学习与协作创造机会,并为全球制造业社区设定新基准。社区致力于分享和学习最佳实践,为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支持,并帮助其他制造商部署技术,采用可持续发展实践以及实现劳动力转型。今天发布的新白皮书《全球灯塔网络:来自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前沿的全新洞见》概述了部分主要成果和影响。


这18家新工厂提升了灯塔网络的多样性,包括巴西、日本和新加坡等新加入国家,以及半导体和农业设备等新行业。将近一半的新灯塔是端到端工厂,在工厂之外推动价值创造,从而影响整个价值链的转型。


新的18家灯塔工厂如下:


亚洲


宝山钢铁(中国上海):这家拥有40年历史的工厂很早就采用了数字化。宝山钢铁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和高级分析技术,使其在数字时代依然保持行业竞争力,创造出5,000万美元的价值。


福田康明斯(中国北京):福田康明斯在其设计、生产和售后服务的整个端到端产品生命周期中都自主部署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其产品质量和顾客满意度由此提高了40%。


通用电气医疗集团(日本日野):这家拥有30多年精益制造经验的通用电气工厂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转型为数字化精益制造,从而成功取得更高业绩。例如,成本降低30%,周期缩短46%。


海尔(中国沈阳):海尔沈阳电冰箱厂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大规模定制模式的典范。通过部署可扩展的数字平台,实现供应商和用户的端到端连接,从而使其直接劳动生产率提高28%。


日立(日本奥米卡工厂):日立奥米卡工厂在工程、生产和维护运营中应用了一系列工业物联网技术和数据分析,从而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将核心产品的交付周期缩短了50%。


英飞凌(新加坡):英飞凌通过数字化骨干和人员培养,在其制造工厂和供应链网络中应用数据、高级分析和自动化技术,从而降低了30%的直接劳动力成本,提高了15%的资本效率。


强生医疗(中国苏州):该工厂推广了其他强生工厂开发的标准化数字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业绩提升,包括生产率提高了15%。


美光(新加坡):这家半导体制造厂整合了大数据基础设施和工业物联网,以实施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解决方案,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标准,并使新产品的生产速度翻了一番。


宝洁(中国太仓):这家年轻的工厂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打造出宝洁亚洲的首个关灯运营,并连接了端到端供应链。生产率由此提高了 2.5 倍,生产敏捷性大大提高,实现了电子商务增长和员工满意度提升。


潍柴(中国潍坊):潍柴对整个端到端价值链进行了数字化改造,以准确了解客户需求并降低成本。在人工智能和汽车互联网的助力下,潍柴的研发周期缩短了20%,运营成本降低了35%。


欧洲


爱科(德国马克托波道夫):通过将数字解决方案与智能生产线设计相结合,爱科旗下芬特公司(Fendt)可以在一条批量生产线上生产9个系列的拖拉机(从72马力到500马力不等)。由此,生产率提高了24%,生产周期缩短了60%。


葛兰素史克(英国韦尔):这家制药厂在生产运营中全面应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借助高级分析和神经网络充分利用现有数据集。由此,生产速度提高了21%,停工期缩短,产量有所提高,设备整体效能提升了10%。


汉高(德国杜塞尔多夫):汉高开发了一个基于云的数据平台,可以实时连接30多家工厂和10多家分销中心。这有助于满足客户和消费者对服务和可持续性日渐增长的期望值,同时实现了两位数的成本和库存降低。


拉丁美洲


雷诺集团(巴西库里提巴):雷诺库里提巴工厂采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重点关注加强雇员责任感和端到端连接,提高员工敬业度,并携手包括经销商、客户和员工在内的价值链参与方,共同开发互联互通的生态系统。最后,在没有大幅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8%。


MODEC(巴西里约热内卢):MODEC采用先进分析技术以实现对采油船的预防性维护,并合理运用其内部生产装备的数字孪生系统以及专属数据平台,旨在加快开发并实现新算法的指数级扩展,成功使这一海上采油平台的停工时间减少了65%。


中东


Petkim(土耳其伊兹密尔):这家35年历史的石化工厂启动数字转型,推动价值创造。他们自行研发人工智能算法,分析了数十亿种生产情景,优化流程和产品定价,使息税前收益增长20%以上。


联合利华(阿联酋迪拜):为增强成本竞争力,一个当地团队建立了工厂数据湖,大规模开发和部署第四次工业革命用例。尽管投资和时间有限,最终成本降幅仍达25%以上。


北美


强生视力健(美国杰克逊维尔):强生视力健采用数字化形式,建立从供应商到消费者的端到端价值链,采取可重构的制造模式,实现两位数的成本下降和销售增长。



最佳实践


报告聚焦六大最佳实践,推广创新成果:

持续迭代的灵活方针

实现新型协作的技术生态系统

向员工培训新技术的专门措施

为扩大规模而打造的数据架构

支持创新的灵活数字化研究

支持共享最佳实践的治理模式


“全球灯塔网络不仅对高效部署技术成果的领导者和最佳实践做出肯定,更重要的是为行业建立共同学习路径,加快向制造业的未来转型,”世界经济论坛“塑造先进制造与生产的未来”平台总监Francisco Betti表示,“在转型过程中,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并采取专门措施,向员工培训新技术,提高他们的能力。”


全球灯塔网络由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公司合作管理。


“这44家‘灯塔工厂’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跑者。它们通常以制造环节为出发点,采用最新技术来提高可持续性、敏捷性、新品上市速度和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整个企业层面运营体系的创新。这种创新所带来的价值并不局限于生产车间,而是跨越了从供应商到客户的整个端到端价值链。我们认为,全球‘灯塔工厂’网络今年已经找到摆脱‘试点困境’并实现大规模应用的秘诀。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制造业领跑者已领先同行两到三年,拔得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头筹”。对仍忙于证明技术价值而非利用技术改变工作方式的制造商而言,这无疑敲响了警钟。”麦肯锡全球制造合伙人兼总监Enno de Boer表示。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于本月21日-24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凝聚全球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届时全球3000多名政界、商界、公民社会、学术界、文化艺术及媒体领袖将参加本届年会,围绕年会主题共同探讨如何确立新型模式,在多边主义的世界格局中建设可持续、包容性的社会。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汇聚世界各地最高级别且最具代表性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公民社会、媒体、文化与青年领袖以及顶尖专家,其中包括约50位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300多位部长级政府高官、企业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级别的商界代表。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2】

喊了这么多年的“一带一路”,你了解多少?

柯银斌  


一、中国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现状

“一带一路”6年了,企业的参与情况怎么样呢?归纳起来是“五多五少”。

第一,中国企业参与多,外国企业参与少。

西门子、GE,赚了很多钱,但总体而言,外国企业参与少。西门子专门有“一带一路”的办公室,汇丰银行也有“一带一路”的办公室,但是相对来讲参与少。

第二,国有企业参与多,民营企业参与少,外商投资企业更少。

统计数据显示,中外合资企业参加一带一路的项目不到1%。

第三,国内企业合作多,中外企业合作少。

一带一路的精神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但是很多企业的行为恰恰相反,是进行不良竞争,本企业利益最大化,无法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中的合作,更多的是国内企业之间的合作。而且,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远大于合作。

第四,市场行为多,非市场行为少。

市场行为就是做生意、做买卖、投资、经营、销售、营销,讲商业回报这类行为多一点。非市场行为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对外援助、慈善、支持研究,这类行为少。环境保护方面的合规管理不足。企业在民心相通当中,应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看到不多。

第五,标准走出去的多,创制国际标准少。

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的途径和方式。“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核心是标准。但是,中国企业标准走出去明显多于创制国际标准。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企业走出去的区别


这两者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的企业没有这个意识,而是按照跨国经营走出去的惯性来共建“一带一路”。总体来看,只不过换了一个词,思维没有换,行为没有换,行为方式没有换。

第一,共建一带一路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

第二,企业走出去,主要是商业行为,共建一带一路要求把商业行为、市场行为做好的同时,还要做社会责任、做环保,做民心相通。

我认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和基础。大的跨国公司有海外分支机构、有海外员工,做民心相通的事,成本少、效率高、效果好。

第三,传统的走出去,不讲全球治理,共建一带一路要讲全球治理,这是本质的区别。

衡量一个项目的一带一路含量有三个指标:


共同发展的程度有多大;

民心相通的贡献有多大;

对全球治理有没有作为。


我们应该在传统的跨国经营、走出去的基础上,再增加新的任务和使命,才是真正的共建一带一路。要摆脱惯性,要有创新思维。

我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全球商业共同体。一带一路,核心是共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的创新课题。

原来的现代化都是单独现代化,民族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但是一带一路创造的现代化,是国际共同体利益第一位,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利益第一位,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从企业角度来讲也一样。9月份美国商业圆桌论坛,188个美国最大公司的CEO,发表了一个企业目的宣言。这个宣言说,原来的企业是为股东创造价值,现在要改成: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这个改变极大,而且特别符合一带一路精神。一带一路的核心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不是其中某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加起来的总利益最大化。

为了实现这种要求,中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能力、准备呢?

共同体理论、和平学理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非市场环境与非市场战略领域、公共外交与公司外交、冲突转化与和平建设、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标准化与规则创制等方方面面的知识,都是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所需要的知识。

三、企业如何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1.要以建构全球商业共同体为目的

全球商业共同体就是某一个全球化商业场景的共同体,它的成员包括跨国公司,以及与这个跨国公司存在某种关系的所有成员。

这些成员分三类。

一是市场利益相关者。是指与这家跨国公司之间存在商业交易与合作关系的供应商、销售商、服务商、客户等等。

二是非市场利益相关者。是与这个企业、与这个项目有关系的政府、政党、国际组织、NGO(非政府组织)、社区、宗教、工会、媒体等机构。它们跟企业之间不是商业协议关系,而是一种社会契约和期望。

三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要参与全球治理的话,必须把国际组织作为利益相关者。因为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和载体。

对应三类成员,可以分解成三个子目标。

第一,与利益相关者要建立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解决发展赤字问题。

第二,与非市场利益相关者要形成价值共同体,实现积极和平,解决和平赤字问题。

第三,与国际组织要形成责任共同体,实现改善治理,解决治理赤字问题。


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国际组织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规则制定者。

联合国、专业机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行业协会,还有国家政府间的组织等等,它们都是规则的制定者。全球治理,就是按照这些规定制定者制定的规则行事。目前,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是核心。

企业要参与全球治理,就要成为这类国际组织的核心成员,提出你的方案,把你的方案变成这个组织的方案,那就是参与和改善了全球治理。

第二类是规则的监督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了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运动,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纠正跨国公司的不良行为,纠正血汗工厂、童工、环境污染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类组织是规则的监督者,包括环保、人权、劳工、企业社会责任、反腐败等组织。在跨国公司眼里,这类组织是麻烦的制造者。

中国企业要做好共建一带一路,必须要学会跟这类组织打交道。但这是目前我们最缺的能力。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碰到工会的麻烦太多了,迄今为止也没有没有人研究中国企业怎么跟工会打交道。

第三类是和平与公益类组织。

和平运动、公益发展援助这类国际组织,跟企业基本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中国企业搞社会责任,然后在外面做慈善,主要是企业自己做。如果跟专业慈善机构合作做,虽然投入一样多,但效果回报可能就大不一样。

比如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做慈善,效果就不及日本企业的效果。因为日本企业大都跟日本NGO或者当地的NGO一起做。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某个国家做项目,出钱修一段路,从公路修到村口。而日本企业也在那里开工厂,出钱把村口的路修到每户村民家门口。最后村民都说日本人好。这就是专业跟不专业做法的区别。

这三类国际组织是很重要的。中国企业必须补上跟它们打交道的能力。

2.要制定实施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战略

这个时代需要竞争,但竞争不是主导,合作才是。就是一带一路讲的,共商、共建、共享。

我们要建立三个层面的合作。

① 利益共同体层面的合作,主要是战略联盟。

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战略联盟是在企业管理领域兴起的一种合作的重要方式。比如,世界五百强之间就建立了上万个战略联盟。

苹果跟华为是不是竞争关系?是。他们有合作吗?有。这一类企业之间都是有合作关系的,这样的联盟也非常多。

对中国企业来讲,重点是研发联盟和国际联盟。由于我们的核心技术比较薄弱,研发联盟要做。国际联盟还有待努力,其发展方向是从利益共同体,发展到商业生态系统,发展到共生共荣的商业共同体。

② 价值共同体层面的合作,主要是非市场战略与公司外交。

非市场战略就是面对非市场利益相关者的战略,比如怎么跟政府打交道,怎么跟NGO打交道,怎么跟媒体打交道,怎么跟社区打交道,这些都是非市场战略。

非市场战略是中国企业最缺乏的一种能力。对一带一路而言,可能难点是在非市场这部分,而不是市场。中国企业在海外跟政府打交道有经验、有能力、有本事。但对非政府组织,我们基本上都不会打交道,这个需要有共生、合作思维,建立合作关系。

③ 责任共同体层面

一是要遵守规则,二是要创制规则,比如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要提高我们的贡献率。

具体怎么合作呢?

第一种,双胞胎合资企业。

就把走出去跟引进来相结合,中国企业跟东道国企业同时设立两家合资企业,一家在中国,一家在东道国,两家企业的经营范围大致相同,股权比例是对称的。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由中国企业主导,在东道国的企业由当地企业来主导,经营范围一样,既走出去,又引进来。这种合资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很好的方式。

第二种,交叉持股。

这是一种很好的合作方式,我在你的公司有股份,你在我的公司有股份。这种方式在日本普遍存在。日本这种企业体制非常独特,有学者认为叫联盟资本主义,跟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

三一重工和它的合作伙伴帕尔非格就是交叉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利益共同体。这样两家企业的合作深度、效率就不一样了。

第三种,第三方市场合作。

这是李克强总理2015年跟法国探讨出来的一种新的合作方式。我认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最好、最合适的方式。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指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共同合作到第三方国家开拓生产经营业务,第三方市场可以是发达国家,但是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

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充分发挥三者的优势、回避三者的劣势。

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是当地市场、当地文化、要素成本等,中国企业最核心的优势是成本创新、应用创新,生产制造能力。发达国家的优势是标准规则的制定者,核心技术的应用,以及全球化管理经验。三者之间正好互补。

第三方市场合作还能回避中国企业缺乏与东道国社会、NGO等打交道这个劣势。如果我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所在的国家,与我们要去的国家,是前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这样可以回避中国企业对当地情况不了解的劣势,也可以防范风险。

第四种,企业跟NGO之间的合作。

从价值链的角度讲,企业如果能进入NGO的价值链里,或者把某些NGO纳入企业的价值链,就会很有优势。

把NGO纳入公司的价值链里,叫混合价值链。所以有人提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叫互惠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共商、共建、共享。

那么NGO如何把企业纳入价值链,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做得非常好,把企业的资源纳入到了NGO价值链当中。

企业与NGO的价值链互嵌,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

3.要实现合作战略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企业的能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实力,一类是软实力,这是大家通常的说法。

硬实力就是企业在市场环境下,执行市场战略的能力。


软实力就是企业在非市场环境下,执行非市场战略的能力。

软实力跟硬实力都需要一种共同的能力,这就是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不管是市场环境、非市场环境,这个能力都是需要的,通用的,基本的。

软实力就是单个问题的处理能力、合作关系的建设能力。软实力的核心就是公司外交能力。

公司外交,就是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公共外交。交往双方有一方不是政府,就叫公共外交。

我个人认为,中国企业除了把自己的生意做好之外,应该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公共关系的目的是打造企业形象,公共外交则是要打造你所在的国家形象。中国跨国公司不光要打造母国的国家形象,还要打造东道国的国家形象。

另外,还要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途径,就是牵头制定国际标准。按照严格的定义,国际标准是指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及其这三家国际标准化组织授权的64个国际标准化的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

世界五百强,中国企业129个,占20%。但是2017年中国企业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只占国际标准的0.75%,2015年只有0.45%。

排在中国前面的五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这五个国家牵头制定的标准占全世界国际标准总量的95%。

因此,企业要与国际组织打交道,需要具备三大能力。


一是标准提案的能力。


二是规则运用能力。这个至关重要,国际组织很复杂,很庞大。需要理解、了解规则以后,才能用好。


三是公共外交能力。跨文化沟通、动员,了解国际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能力。

中国企业成长了四十年,前二十年学经济学,学会了怎么抓住市场机会。后二十年学管理学,学会了提升企业能力。

现在进入第三个二十年,在全球化时代,在共建一带一路的任务下,要学会外交与国际关系学,才能帮助企业降低风险,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1】

贺雪峰

当前农村存在的6个问题


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下面分别列举若干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

1、消费层面


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消费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绝大多数农户家庭都已经摆脱贫困,到2015 年全国贫困人口只有5000 万左右。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消费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各种不合理、不理性消费快速增长。


某种意义上,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费增长速度。据我们调查,在一些贫困山区,比如湖北秭归,农民收入的大约1/4 要用于人情开支,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就要上万元,人均达到3000 元左右,人情仪式支出的同时,事主方也要办酒席,酒席的铺张浪费情况也很惊人。


浙江农村办酒席,一桌酒席花三四千元很正常,条件稍好的家庭办酒席,三四十桌的情况也很普遍,婚丧嫁娶办一次酒席就要花费十多万元。与长江流域普遍沉重的人情酒席支出不同,华北农村仪式性支出十分浪费,甚至办丧事也要请戏班子唱戏,其中不少狂歌劲舞,与丧事悲伤凝重的气氛完全不协调。


农村消费中,最大支出是建房。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建了三茬房,由砖瓦房到楼房,再到高标准别墅式装修的住房,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庭到城市购买了商品房。随着住房质量、面积、花费的逐渐提高,每一次新的建房潮都几乎会花完农户所有积蓄,其中多数还会欠下债务。而实际上,农户家庭所建住房往往大而无用,之所以建超过农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高大而奢侈的住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攀比而非实际需要。


最近几年,农村又出现了买小车的攀比,有钱无钱都要买,贷款也要买小车。实际上,很多买车农户常年在外打工,买的车仅仅春节回家时开出来显摆显摆,春节一过,小车就关在车库(如果建了车库的话)里,纯属浪费。

当前农村消费尤其围绕男婚女嫁进行,农村婚嫁中普遍出现了女方索要高额彩礼的情况。除了高额彩礼之外,女方往往还要求男方家庭在城里买房、买小车,索要各种“三金”之类的物品。婚礼仪式也越来越新潮,甚至请婚庆公司来主持,更不用说普遍要拍婚纱照。有人形容,农民日常是一分一分地攒钱,到了儿子结婚时就是一万一万地花钱,结一次婚不仅将全家所有积蓄用完,而且往往欠下巨额债务。


此外,农村赌博情况也十分普遍,六合彩在农村更是长期流行。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不合理、不理性的消费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与其说农民之苦是收入太低,不如说是消费不合理。

2、农村人情与村庄社会资本


当前中国有一些农村地区深受人情债的压力之苦,尤其是长江流域的重庆、湖北、湖南的一些地区和东北农村,农民收入的相当部分要用于人情支出。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婚丧嫁娶需要相互来往和互相帮忙。正是通过互惠的人情,熟人社会中的村民被建构为“自己人”,自己人的认同提高了村庄熟人社会共同应对自然和社会风险的能力,以及完成集体行动的协调性与情感,增加了村庄社会资本,构造了村庄社会。也使得熟人社会有了更多的价值内涵。


不过,当前有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利用人情来敛财的现象。刚开始时,婚丧嫁娶办酒席,收取的人情钱多于花费,办酒席有盈余。在传统时期,这种盈余可以算作亲朋邻里对举办人生大事村民家庭的经济支持。


在农村社会快速变化且村庄结构性力量弱化的情况下,有农户家庭连续办了多次婚丧嫁娶酒席,收了多次人情。而有些农户若干年都只送出了人情却没有办酒席收回人情的机会,就会在之前相对约定俗成的酒席范围之外办酒席,收人情。


这样的事情有了开头就有人跟风,在过去约定俗成的酒席以外,各种名目的酒席就大量产生,以至于办酒席都不用说明原因,这就是所谓“无事酒”。


由此出现了酒席越办越多、人情越来越高,所有村民都因人情支出受到巨大压力的问题。有少数村民开始退出人情圈,最终越来越多村民退出人情圈,过去作为互惠的人情不再能维系下去,村庄熟人社会变成人情的沙漠,之前依靠人情来将熟人变成自己人的机制也因此很难发生作用,村庄社会资本快速下降。


3、闲暇的无意义感


在机械化快速推进、化肥农药广泛使用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不再是重体力劳动,农忙时间大大缩短。这也许是中国农民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充分的闲暇时间。尤其是在平原和低丘陵地区,因为机械化的普及,每年农忙时间可能只要2~3个月,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农闲,如何度过闲暇就成为决定农民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


传统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只有终日劳作才能解决温饱问题,农忙时节自然忙得不可开交,农闲也要搞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忙各种家务,几乎没有闲暇。仅有的一些农闲时间都安排了各种节庆,比如秋收后有中秋、重阳,春播前有清明,春播后有端午,冬季有春节。节庆就有活动,就要忙碌。


也就是说,在传统时期,农民的时间都被季节性展开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性节庆所占用,几乎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间。仅仅是农村中人数很少的地主阶级有空闲时间,而这个地主阶级一般也要参加劳动,同时又要耕读传家、获取功名。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从农村抽取资源,工业化的成果却迟迟没有回馈农业,农村劳动力在完成传统时期的农业生产任务以外,还被高度组织起来利用冬闲时间建设各种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而且,人民公社还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提高人的素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文艺宣传队、各种会议等等,几乎将农民所有农闲时间都安排满了。


分田到户以后,一方面是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一方面是农业机械化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人多地少的农村的农闲时间大幅度增加,且重体力劳动大幅度减少。几乎是突然而至的大量闲暇让农民难以适应,如何过好闲暇生活在当前农村成了问题。


突然而至的闲暇与千年形成的农耕生活习惯之间的不匹配,在身体上的表现是农村出现了普遍的心血管疾病,生活上的表现则是农民天天打麻将赌博,以及各种低俗文化的兴起。在当前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背景下,农村社会中结构性力量的弱化进一步造成农村人际关系的弱化。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量闲暇时间,可能这些闲暇时间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生活品质的提升,反而造成了他们的无所适从甚至无意义感。赌博、迷信活动、地下宗教、人情泛滥、无序竞争,以及其他以感官刺激为基础的各种低俗文化的泛滥,大都与农村的闲暇安排有关。


4、道德方面


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村庄传统结构性力量解体,基层组织体系功能弱化,农村社会产生了各种问题。其中,农村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最后承受者,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老年人自杀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的农村(尤其集中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有老年人说现在农村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也不全都是因为子女虐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老年父母身体不好的时候担心拖累子女,选择自杀。


他们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再能为子女做贡献了,活着就是拖累子女,即使自己不自杀,村庄舆论也是“某某老糊涂了,都不知道自己该死了”,村庄舆论对处在绝对弱势的老年人十分不利,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尤其是生活难以自理之后,似乎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老年人的普遍的自杀现象会使村庄社会中的所有人产生非常消极的预期。


5、政治的方面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搭便车甚至利用时机捞取好处的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些事事搭便车捞好处的人会付出名誉的代价,并且处在社会边缘的位置。不然,村庄熟人社会就会人人争当搭便车者。人人搭便车,集体行动陷入困境,村庄社会就无法应对共同的生产生活事务,村庄社会就要解体。正是因此,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必有一套抑制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包括舆论力量。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保持了千年的稳定的村庄社会结构面临解体。之前相对封闭的村庄变得开放,农民可以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并且越来越多地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过去约束村庄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解体,越来越多村民学习搭便车,甚至越来越多村民借国家项目在村庄落地的机会当钉子户获利。


村庄缺少约束“刁民”的力量,“刁民”成为村庄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刁民”得到好处,成为示范,就有越来越多村民变成“刁民”。“刁民”泛滥蔓延的结果就是,不仅村庄内部为公共利益所进行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而且国家要为村庄做好事也会处处遇到钉子户的刁难,好事不好办,好事办不好。


6、终极价值方面


传统中国农村,农民的宗旨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围绕生儿育女来完成人生任务,获得人生意义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正是有了明确的传宗接代任务,农民所有行为都有目标,所有辛苦都有理由。这样的终极价值让农民可以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的子孙延续的意义。


当前农村快速的变动不仅彻底打破了农民对传宗接代终极价值的信仰,而且让农民失去了进行村庄社会性竞争的稳定条件,从而在农村中普遍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正是本体性价值的丧失造成了村庄中激烈的社会性价值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荒漠化。农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对的。


以上六点应当是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可以总括为文化失调的问题,当前农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质匮乏,不是苦于劳动繁重,而更是苦于他们在生活中丧失了价值感。缺少了由人与人之间稳定联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与合作,无法从闲暇中生产出有品质的生活,反而产生出来各种低俗的伤害身心的恶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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