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16-120】
发布时间:2020-01-12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0】

哈佛何以一流: 人大教授的访学发现

刘守英


罗卫国2020年1月12日阅读:争取去哈佛呆一段时间。今天给子怡配眼镜,吃了鼎丰泰。


自由、包容的空气

走进哈佛校园,最让人羡慕的是,这里有一种让人精神释放的空气,学子和学者沐浴在不被禁止和排斥的气氛中。在这里思考一件事、求解一个问题,是不预设前提的,不会被按阵营划分。


自由的空气,是一种让思想活跃、不被障碍阻断的氛围,一种不受禁锢的、未被人为过滤的吸收知识的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空气下,思想才会自由放飞,创新才会奔涌迸发。只有自由的空气,才使一个机构、一所大学、一个国家成为一流。


自由的空气,实实在在表现为对权威、权力的警惕。在哈佛,不会因为你被树为权威,就受到特别的对待。我在进肯尼迪学院的第一天就领教了这里对特权的排斥。在发给我们的指南中,明确标明了一条条规矩,约束那些特殊化行为和特权意识。


在哈佛,挑战权威的场面比比皆是。我到哈佛第三天,就去听当今制度研究的领军人物、《国家为什么失败》作者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举办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发展经济学讲座。大名鼎鼎的阿氏在一个小时的讲座中,被学生打断四次,一位学者还与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他一堂课下来全身是汗,不知是因为天热,还是因为这种气氛的烘烤。


这种场面在另一位经济学权威的课堂上上演得更烈。去过哈佛的人可能在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re)前面留过影,在这座类似城堡的建筑里,最让人神往的是一些“大牛”的讲座,如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在这里讲过中国专题,当今最火的伦理学家桑德斯的《公正》公开课、大红大紫的经济学教授曼昆的《经济学》课也在这里开课。即便曼昆的课,也曾遭遇70名学生有组织离开的尴尬,原因是学生们抗议他只重视增长,不重视收入分配,不正视贫困。


自由的空气里充满辩论和质疑。在哈佛燕京中国研究专题讲座上,来自彼得森研究所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尼克尔斯·拉迪推销他新近出版的《民进国退》,用40分钟,依靠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论证中国没有国进民退,没有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不存在过高的公务员比重等等。他讲完后,哈佛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生们用事实和观察对他的观点足足质疑了近40分钟。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NBC记者布罗考(Tom Brokaw),当这位曾报道过柏林墙倒下的风云人物侃侃而谈地回忆东欧巨变的历史场景后,两位原东德籍听众就非常执着地严辞质疑了他的讲述。


自由的空气来自平等的氛围。在我听的各种哈佛讲座中,主讲人讲得不多,更多的是提问和交流的时间。一些“牛人”如美国副总统拜登、《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作者福山的演讲都只有30多分钟,讨论时间最起码占一半以上。当主讲人人气太旺时,他们就采取注册登记和随机抽签方式,中签者才能参加。这样的情况我在哈佛遇到过两次:一次是拜登的演讲,还有一次是莫言在哈佛一所教堂的演讲。


充分的公共空间为交流提供方便,为自由空气的流动提供通道。我发觉,在哈佛这样的名校,被个人占据的空间很小,公共空间非常大。这不仅体现在图书馆、教室等,只要在有空隙的地方就会摆上桌椅,供学生之间及学生与老师之间交流。


一些哈佛学生跟我说,学生的成长和进步,除了得益于教授之间的交流,更多是来自学生之间的交流。


自由的空气还意味着包容。当哈佛教育学院邀请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约翰斯顿发表演讲时,有些学生就要求校方撤回对约翰斯顿的邀请,因为他们反对他的一些教育政策。所幸的是,福斯特校长和院长没有妥协。莱恩院长写给这些学生的信中这样说道:“我遇到过很多真诚的人,他们和我都有相同的目标,不过在如何改善教育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存在分歧。在我看来,这些分歧应当经过探究、辩论、挑战和质疑。同时这些分歧也应获得尊重,确实应该被称颂。”


哈佛大学2014年毕业生典礼邀请了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他的演讲重点阐述了大学精神的本质。他认为,“顶尖大学是让各种背景、各种信仰、探寻各种问题的人,能到此自由开放地学习和探讨想法的地方。”“包容他人观点,以及表达自身言论的自由,是顶尖大学不可分割的价值。”“一所大学的职责并不是教学生思考什么,而是教学生如何思考,这就需要倾听不同声音,不带偏见地衡量各种观点,冷静思考不同意见中是否也有公正的论点。在每个问题上,我们都应该遵循有理有据的原则,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只要我们这样做,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打不破的僵局,没有达不成的妥协。”


人文精神的浸染


真正让我感到哈佛之为哈佛的,是她的人文环境。


办理完注册,领到ID卡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位于哈佛庭院北面的怀德勒主图书馆借书。哈佛大学图书馆由80个图书馆组成,有 1800万册以上图书。它是美国最大的学术图书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我在哈佛期间去过的图书馆有怀德勒、拉蒙特、肯尼迪学院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当然还有最大的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进到图书馆,你一下子就能忘掉一切,恢复人的单纯和天真,这里的氛围会让你觉得可以用知识傲视一切。


图书馆的服务会让你就想搞研究,否则觉得对不住这套系统和这里的图书服务人员。听上个世纪90年代曾在这里读书的朋友讲,那时的信息化技术还不是很发达,为了方便哈佛的教授做研究,图书馆是给哈佛最牛的教授留座位的。比如费正清就在主图书馆藏书室有一张桌子,供他平常做研究用。他可以调用任何一本书,堆在那里,没有他的允许,图书馆员是不会清理的。我在哈佛期间占的最大便宜就是可以不受限制地借阅图书。这里的任何一个图书馆我都可以进,哈佛所有图书馆的书我都可以随时调用,甚至可以调用波士顿乃至美国所有图书馆的书。我在哈佛期间曾经对规划问题下过一段功夫。其中有两本书我在肯尼迪学院借阅时没有,再查总馆也没有,最后到设计学院去借也没有,他们就直接到麻省理工学院规划学院图书馆调。有这么好的服务,你怎么好意思将借来的书束之高阁!


图书借阅的方式很简单:你先在图书馆系统里查好书,将信息传到图书服务中心,他们找到以后就通知你,你可以到离你最近的任何一个图书馆去提取。看后还书也是到离你最近的图书馆。除了借阅整本纸质书,许多书已经有电子版,图书馆就直接将电子版发给你了。还有些书,你如果要复印,可以将要复印的部分告知图书馆,有专门人员为你复印。当然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你只能复印其中的某个章节。离开哈佛时,我还叫来同在肯尼迪学院访问的博士生汪广龙,我们俩把几大包几十本书摆在学院图书馆员面前,看着他一本本认真清理,心生敬意也存歉意。比比皆是的人文环境和为知识寻求者优良服务,在这里不好好学习你简直会产生一种犯罪之感。


哈佛大学之所以一流,还在于她为学生开设课程独具匠心。四年本科的入学申请人数其实只占全体学生的很少一部分,本科课程主要为艺术及理学范畴(美国不少专业课程只供本科毕业生修读)。在1978-2008年间,所有本科生需完成七门主修以外的课程,作为核心课程的一部分;之后课程有变动,在2008年之后,所有本科生除了主修课程,还需完成八类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它们分别是:美学与解释性理解(Aesthetic and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文化与信仰(Culture and Belief),经验与数理(Empirical and Mathematical Reasoning),伦理(Ethical Reasoning), 生命科学体系(Science of Living Systems),物理宇宙科学(Scienc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 世界与社会(Societies of the World)以及美国与世界(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其宗旨是使每个哈佛的毕业生接受广博的教育,接受特定的学术专业和集中的训练。


这种知识架构,很多中国家长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送孩子来美国的名校,就是为了学工作中用得上的知识,出去后能找一份好工作,能挣体面的薪水。后来和一些本科生聊了以后,我发觉了这套知识体系的重要:它让你接受了基本伦理和价值的教育,使你有更坚定的信念,不会被人生的挫折压倒;让你接受了常识性和真理性知识熏陶,使你不会那么短视,可以走得更远;让你浸染了人类最普遍的人文知识,使你变得有教养;让你接受了哲学、生命、数学、物理、伦理、世界等的全面教育,你就不会那么单薄和有缺陷。这些基本的教育,建立了学生对人类的基本认识,而不是一种技术的、功利的认知。


过于技术的教育只能培养工匠型人才,过于功利的教育难以建立学生的道德感和对人类的责任。了解了他们的知识体系以后,你才能理解所看到的哈佛学生为何那么充满天真,对一切具有好奇心、怀疑心;为何那么执着和坚定,为何胸怀远大,充满正义和责任。


全球视野与人类责任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以及智库热的兴起,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国际化”“全球视野”之类的大词汇。在我看来,所谓国际化,是用国际比较的眼光看中国、看他国,而不是以中国为参照看世界;所谓“全球视野”,是分析中国问题和讲中国故事时,脑子里必须有全球背景。先有一个关于全球的框架,有一张全球地图,有一套立足全球的知识体系,一种以全球为立足点看问题的角度。


我曾利用哈佛访学的间隙到世界银行访问。在世行的中国朋友给我讲的一件事,对我理解全球视野很有帮助。世界银行为了增进员工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往往不让本国籍的员工做该国的项目。【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就在做非洲项目、柬埔寨项目、拉美项目,而很多美国人等则在做中国项目、印尼项目、越南项目等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避免在做项目时先入为主,不去花功夫发现受援国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二是有利于国别之间的经验教训借鉴。比如,中国人去做拉美或非洲项目,自然会想同样的项目在中国是如何实施的,如何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引入自己所承担的项目。


哈佛学生和研究者的全球视野是天然的,当然这里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她的地位,国际上哪怕是最牛的学者、教授和政治家也以在这里露一脸为荣。以我在哈佛期间常去听的两个系列讲座为例。一个是哈佛燕京中国问题讲座,在短短半年时间就有如下课程:美国著名中国法专家科恩的“美国的中国观受自由主义思想所蛊惑?”、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裴宜理的“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次新的大跃进?”、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前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中国的转型:习近平的影响”、研究中国经济的著名学者拉迪的“毛以后的市场经济:中国私营经济的兴起”、著名历史学家米尔斯海默的“为什么说中国不能和平崛起:对日本的意义”、著名中国政治学专家尼安友的“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


再看看肯尼迪学院的品牌系列讲座“J.F.肯尼迪论坛”,这一讲座每周三晚六点在肯尼迪学院的Littauer楼举行,短短一学期共举办了25期。罗列一下主要的演讲题目:政治与幽默;见证柏林墙的倒塌;中东的不稳定;一战会重演吗;香港问题的起源;美俄关系危机;政治发展中的亨廷顿遗产;共和党的未来;美国外交政策;中国的其后变化与金融危机;伊朗政策;政府政策与互联网企业发展。邀请演讲和访谈的嘉宾都是国际组织官员,如联合国国际防务高级官员,美国著名政治家如拜登及白宫要员,前财长保尔森,学者福山,各国政治家或学者等等。看看涉猎的主题和授课人,你就可以管窥哈佛学生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下培养国际视野,是在一种怎样的气场养成自己的定力的。


至于对人类的责任,还是以我呆过的肯尼迪学院为例。肯尼迪学院创办于大萧条之后的1936年,学院的院训为“问问你能做什么”(Ask What You Can Do)。这来自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旨在培养学生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这很符合对照当下的反腐:政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给你权力是要你提供公共服务的,不是用来敛财的。


校训下面对应的几个词构成了肯尼迪学院学生的责任:一是“知识”(Knowledge),即用你的知识做什么;二是“地方和全球”(Local and Global),即你能为地方和全球做什么;三是“城市”(Urban),即你能为城市做什么;四是“展望”(Perspective),即你能为未来做什么。为了培养学生履行责任的能力,肯尼迪学院的课程分为:政策与制度分析;管理、领导力与决策科学;民主、政治与制度;国际与全球事务;国际贸易与金融;非利润部门;卫生政策;犯罪与刑事法;人力资源、劳动与教育;住房、城市发展与交通;政治经济与发展;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还设立了15个中心: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贝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卡尔人权政策中心;国际发展中心;公共领导力中心;政治所;萨拉法基金会伦理中心;索伦斯坦媒体、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拉曼尼商业与政府中心;拉帕伯特大波士顿研究所;塔博曼国家与地方政府中心;威那社会政策中心;住房研究联合中信;妇女与公共政策项目;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复杂性观察实验室。


一流教授研究一流真问题


哈佛教授的名头是各院系学生最引以为傲的。走进每一个院系,墙上都挂着建院系以来最“大牛”的教授。经济系的走廊两边摆满了一长串的大牌教授,如熊彼特、森、曼昆、巴罗、费尔德斯坦??在肯尼迪学院,就有阿利森、博克、伯加斯、克劳福德、格莱瑟、哥德史密斯、乔根森、奈、普特兰、萨默斯、扎克豪斯等。学生每天沿楼梯走上去,就相当于每天跟这些“大牛”道早安,也激发起他们向前辈挑战的雄心。


通过与哈佛一些教授的交流与观察,我对这些教授何以一流得出几点感悟:


一是选定真问题。大量的研究看上去是问题,但不一定是真问题,也不是重大问题,是过几年就不是问题的问题。这里的教授在选定研究问题时,是非常谨慎的,经过反复权衡,绝不会为了钱去做。在这方面,傅高义堪称典范。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大量产品输出美国市场时,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屑一顾。傅高义经过多年研究的《日本第一》在美国出版,引起美国人对日本的重新审视,加大对日本为何成功的研究和政策应对。同样,在美国人对中国近30年的奇迹傲慢地以老套范式看待时,傅高义十年磨一剑,出版了在美国引起轰动的畅销书《邓小平》。这样的例子在哈佛比比皆是。他们靠自己的远见、对真理的追寻、对事实的分析,改变了社会的偏见,矫正了政策的调整,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二是不受干扰地、“神经质”地专注于一项研究。这些大牌教授一旦确认了自己所研究的大问题,就心无旁骛地追踪下去。这一点差不多成了我所见的一流教授的共同学术品格。比如,帕金斯在完成《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只能到香港去收集资料。当他在资料的故纸堆里迷惑不解时,就会跑到香港最高的大楼上遥望大陆。再以傅高义为例,为了写作《邓小平》,他以70多岁高龄,每年到大陆多次,访问与邓小平多有交集的差不多所有人士,到过邓小平所有工作、学习、生活过的地方。我去拜访他时,他仍操着一口四川音,感觉他仍然还没有从研究邓小平的情景和情感中解脱出来。


三是不轻易相信已经给出的结论。我在与这些教授交流时,这个感觉非常明显。有许多问题,我们以为是有定论的,是基本事实的东西,但这些教授不会轻易相信。他们会穷尽所有的文献,重新审视每一种说法,掌握充分的事实,经过客观严谨的分析,给出自己的结论。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升自己思维的过程。你不敢轻易说这个就是事实,那个就是定论。在和你聊他们关心的问题时,他们会跟你从头往下刨,会关注你讲的事实,但绝对不会相信你说的结论。如果他觉得你的研究已经给出正确的结论,他们就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研究了。


四是对所研究的问题刨根问底。与我们很多“大牌”学者善于给出大判断不同,这些“大牌”教授更注重细节,善于从细节中形成独特看法。这里的一流教授在交谈中会对细节痴迷,不轻易放过每一个旁枝末节、每一个细小现象。他们会不断地问,不断地跟你讨论,有时候还会再回过来求证。


五是小题大作。尽管是“大牌”教授,他们研究的很多问题都是从小处着手。在哈佛包括在其他美国大学的学者,没有多少学者会在年纪轻轻时就问那些终极的大问题。这些“大牌”的出名作都是非常小的题目,比如裴宜理就以研究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而立于学术界。再比如我所在的肯尼迪学院Ash中心主任安东尼·赛奇教授,他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第一批中英交流学者到中国学习,并因“开门办学”到扬州的一个人民公社锻炼。到现在,他还每年至少七八次到中国的乡村调查,并于去年出版新书《中国村庄、全球市场》,以东莞一个村子的变迁研究中国的全球化。他们善于通过对非常细小问题的研究得出一些基本结论。我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就经常被这样善意地提醒:“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似乎面太宽了,能否聚焦一下。” 好的研究一定是可实施的,可观测、度量和检验的。


我们平常往往会提出很多大题,但是小做,而哈佛这些大牌往往是小题大做。我们经常是十分武断地说“我判断,我觉得”,但这些“判断”和“觉得”的东西是怎么出来的,研究过吗?证伪过吗?


六是好作品是写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在哈佛,好教授都是勤于笔耕的。我到哈佛不久,80多岁高龄的帕金斯教授请我吃饭。我见他时第一句就是问他在忙什么。他告诉我,刚刚完成《东亚经济发展》专著,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接下来还要将三本旧著进行修订再版。之后见赛奇教授时,我也问他在忙什么,他也告诉我在写书,只是被太多的行政事务打断,并叮嘱我在哈佛期间要利用难得的清净写作。去见裴宜理时,她也纳闷中国学者为什么一出名就只说不写了。她非常严肃地说:“一定要写!”我现在也越来越觉得写和说是不一样的!写是要落到纸上的,是有逻辑的,是需要严谨思考的。不写是不会严谨的,不写你的思维会越来越僵化,不写会越来越变成主观主义者。


七是与年轻人的代际交流。在哈佛,我也跟一些教授讨论过为何招博士。他们说,更重要的是学术交流。对教授来说,博士生的作用是开拓他的领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博士生会就一个新的领域开拓,可以帮助老师更新知识。哈佛教授非常注重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肯尼迪学院的老师不大愿意莫名其妙的人去拜访,但是非常愿意和学生交流,原因就是学生能给老师充电。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学者,必定善于跟比他小的年轻人交流。


聚集全球最聪明的年轻脑袋


哈佛最可爱的地方,是她能招收到全球最优秀的年轻脑袋。以2013年为例,哈佛学院接收到27500份入校申请,有2175名得到许可(占8%),其中,1658名可以注册 (占7.6%)。一年级新生95%毕业于高中阶段前10%的学生。人们称哈佛学生时,一般指6000多名在哈佛学院的学生。


像我们这种在哈佛访问的,是不算哈佛人的。中国每年能进到哈佛的本科生差不多就8-10名。这些本科生中60%的学生是有奖学金的。


这些学生好比哈佛的皇族,受到特殊的“关照”。为了保证对他们的教学质量,一个教授无论学术水平多高,都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一些专门给本科生开的课程其他人是注册不进去的。他们的学习、生活都在哈佛庭院里面,住在12处学生宿舍;桑德斯剧场里的学生食堂只向这些本科生提供,我们这些人想混进去吃一顿都会被请出来。


有这么好的条件,对他们的要求也非常严苛。每一门课老师都布置学生阅读至少十本以上的图书。学生们需老老实实把书借来,认真阅读,否则就跟不上课程,在讨论课上,插不上嘴,也难以完成课程论文的撰写。读书对所有哈佛学生来说,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在图书馆里读书到通宵,是不少学生都曾有的经历。


与哈佛学生的交流过程中,更感觉出学生的思维逻辑非常缜密而富有条理。


这一方面与他们的智商有关,更主要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系统而严谨的知识训练。这里的学生提问,不会问那种让你无法回答的“大问题”,也很少有那种偏激或偏执的问题;他们非常善于倾听,在和你交流时,能注意从交流中吸取他想要的东西。


我也能由此感觉到中美学生的一些差异。他们有一种发现的天性,相信任何一个问题没有唯一解。与美国学生相比,在哈佛的中国学生无疑也是最优秀的,但总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质疑和另辟蹊径上缺那么一点。同样是讨论中国问题,西方的学生天性里是不相信的,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既成的答案。美国学生总能在他的知识框架下提出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中国学生问的问题和思考的逻辑,总让你有似曾相识之感。多陈述少疑问,多套路少分岔,说几分钟后你就明白他想说什么,知识背景是从哪里引出来的。


这种“发现”天性的差异是怎么导致的?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我觉得可能跟中美两国小学到中学的教育方式有关。美国的学生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直玩着学,到大学开始灌输系统的知识。


在美国大学里,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是非常辛苦的,一级一级往上,越往上越辛苦,训练非常严格。一个人很小的时候遵照天性发展,没有任何顾忌,进到大学以后,在灵感和天性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严格的训练;再往上,比如说要读博士就要受更严格的训练。


反观我们的教育,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就是做题、考试,基础训练是严格了,但“发现”和灵感被磨灭了。我们的教育,非常大的问题是发现的能力基本被泯灭。如果不在这上面下大功夫改进,还谈什么创新?!


丰富的捐款和充沛的资金池

哈佛大学受捐资金居于世界科研机构之首,在2013年已经累计达到320亿美元,是仅次于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捐赠基金。哈佛年平均科研经费超过7.5亿美元,为14个学院、上百个研究机构提供支持。2014年9月,香港恒隆集团及恒隆地产陈曾熙家族旗下的晨兴基金会(The Morningside Foundation),宣布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这是哈佛大学创校以来获得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从2007年开始,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不需要为进入哈佛的孩子支付任何费用,收入在6万到8万美元的家庭一年只需支付几千美元,收入在12万到18万美元的家庭只需支付他们年收入的10%。


在校长和各学院院长、中心主任看来,他们最为荣耀的事情是弄到了多少钱,搞钱是他们在任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哈佛校园和各院系,大到大楼、图书馆,小到教室,都以捐助者的名字命名。比如哈佛法学院的101教室是美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捐款,就标上了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


有钱就是任性,但比金钱更任性的是声誉。我在哈佛的时候亲历了麻省理工学院规划学院接受一位香港企业家1.18亿捐赠的过程。这位捐助者最初从香港到MIT规划系读书时,太穷了,为了支付房租,原来的床是一层的,后来就做成两层,自己睡上面一层,把下面的一层租出去,用租的钱养上面的租金。


他把钱捐助给麻省理工学院规划系,用于资助他们在中国的研究和培训。捐钱也是很有讲究的。捐款人不能以此干预学校如何使用资金,不像国内的一些捐款人,拿了点钱就每天盯着学校的业务,甚至亲自下指示。美国的学校不接受这样设置附加条件的捐助。你捐款是看重学校的声誉,相信他能用好,也有用钱的能力,学校对这种附加条件会非常警惕,怕金钱影响学校的独立性。所以,这笔钱的捐赠双方来来回回就在这件事上谈。最后,麻省理工学院为这笔钱专门成立一个董事会,主席是现在香港大学的校长,委员会监督这笔钱的使用,校方自己也不管这笔钱。


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谈哈佛。我观察哈佛的目的是期望这些能对中国建一流大学、一流智库有所启发和借鉴。在和国外一流大学比较的基础上,提高我们的软实力。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9】


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易中天


罗卫国:2020年1月3-6日编辑于重庆古剑山巴涂士高质量客户日


一,挤压中华泡沫史


所谓“中华5000年文明”就是泡沫史,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


有人说从地下挖出了几万年前的陶罐,证明中华文明还包括“史前史”。这是无知,还挖出过50万年前的头盖骨呢,与文明史扯不上半点关系。文明包含三要素:

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

宗教——人类心灵的寄托;

艺术——人类对万物之美的诠释。


哲学、宗教、艺术萌芽之前,没有文明史,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中华文明史没有5000年,只有3700年。


二,揭穿中华谬论史


比如:究竟是谁“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

——“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

——“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推翻的;

——“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容,史上何来既垄断又竞争的“官僚资本主义”?只有“官僚权本主义”!


“封建制”之后是“集权制”,区别在于:封建制 —— 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集权制 —— 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而且封建社会只有“天子”,集权社会才出现了“皇帝”。


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后,创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


所以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


三、对比中华古今史


比如:“奴隶制”和“极左制”,一对比就明白了,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再比如:“井田制”和“公社制”,一对比又明白了,都是土地公有制!名义上“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


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要剥夺了人们“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只要重蹈“公有制”,那就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复辟。


四、必须借用世界史


比如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警世之言: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言简意赅,醍醐灌顶。“经济民有化”(自由经济)才能“政治民主化”(自由选举)。


作为全面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基本思想的第一位作家,约翰•洛克的警世之言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许多主要哲学家:


——宪政就是契约,契约精神只能源自于经济私有化(民有化)的“自由经济”中。


就是说,没有“自由经济”的“自由选举”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如“坚决不走私有化邪路”的委内瑞拉、纳粹德国、前伊拉克、现伊朗,由于百姓的生计和生活统统依附于“公有制、国有制”,就算东施效颦实行了“自由选举”,选民也空有民主权力,毫无民主能力,只能把查韦斯、希特勒、萨达姆、内贾德、穆兄会、哈马斯等各路骗子或疯子选上台,只会让右翼民族主义、极左民粹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得逞。这绝非宪政民主,统统是垃圾民主,比开明专制更不如。


五、还要总结阶级史


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就是反文明。所以必须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


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却不可以模糊“阶级”之分。人分三六九等,当然有阶级之分,不同的阶级力量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走向。《马论》错在用“贫富”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

——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

——依靠创造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

——特权无门、竞争无能的,是“无产阶级”。


此标准能启迪读者,为啥有的社会进步成了民主?而有的社会依旧轮回在专制?规律是:民主=竞争,同样面对垄断为本的“特权阶级”造成的社会不公,竞争为本的“资产阶级”才能推动民主,而暴力为本的“无产阶级”再怎么造反与革命,都只会重蹈专制。


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党)、意大利工人暴力团伙(法西斯)、红色高棉、红卫兵、造反派等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各路“无产阶级”暴力团伙,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我重写的《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本质史,选票派看了会怒骂、毛派看了会咒骂、同行看了会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


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华史!


——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8】


刘奇

别让农民不食人间烟火


2019年12月5日于安徽蚌埠参加徽商年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乡村治理从整治环境入手,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环境是一个地方的脸面,一乡一村、一家一户,如果环境脏乱差,不要说与现代文明接轨,连古人的传统都没有继承发扬好。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 这是先辈们代代相传的每日必修课。眼下,一场旨在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的环境治理风暴正席卷全国,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成效大显。但一些地方脱离现实,为环境而环境,不顾农民的生产生活,强推一些高大上的做法,农民对此很反感,社会上也颇多微辞。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本是农民祖祖辈辈形成的一种生产生活模式。它的最大好处就是农民利用零碎的空闲时间就近解决自给自足的生活需求。但一些地方却只让种植花草,不许种瓜种豆。农民大把的闲散零碎时间被浪费,却还要花钱去集镇上买各种蔬菜,既要花钱,又不方便。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想必陶渊明东篱的篱笆一定是一些废弃的竹木柴草所编,废物利用,整洁美观,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对那一道篱笆无限倾情。而当下,一些地方对村民院落的篱笆有明确要求,不得使用那些竹木柴草,有碍观瞻,必须使用漆成白色的木条或塑料片。一边是可以利用却不让利用、又无处堆放的废弃物,一边却又要花钱购买别的东西,农民只有叹气摇头。


鸡鸭鹅成群,猪牛羊成圈,曾是体现农民富裕之家的写照,而今的乡村再也见不到这种景象。为了环境,禁养家禽家畜已成了普遍的乡村规则。从生活方式看,农民的肉蛋奶需求就是来自这些自己喂养的禽畜,不让养,农民便断了食用的方便和廉价。


从生产方式看,植物是生产者,禽畜和人是消费者,人以消费种子果实为主,禽畜以消费茎叶为主,然后人禽畜粪便再还田作为下一轮生产的肥料,这是一个大自然安排的生态循环规律,没有家家户户养殖禽畜的消费,便打破了这一自然规律。集中养殖是适应现代化工厂化生产的新方式,问题是集中养殖后的粪肥到不了家家户户的田里。化肥农药猛上,土壤质量下降,农产品再无法优质。


联合国世卫组织把厕所定义为:“人类最廉价的医药”,厕所改造对于改善卫生条件、提高人的健康水平尤其重要,但必须根据客观条件,以科学适用的方法予以改造,一些吃水像吃油的地方也要求装抽水马桶,一些冬天长达半年滴水成冰的地方也装抽水马桶,这就脱离了实际。即便用水充足的地方,农民也心疼用水,他们幽默地说:早晨起来一泡尿,马桶一按,一角钱没了。


桃李杏柿枣梅樱,绕村四季花果香。一般农家房前屋后都要栽植多种果树,一是自用方便,二是美化环境。但一些地方却要求整齐划一,要么全村都种常青树,要么全村都种栽一种果树,农民没有选择权,不仅造成景观单调乏味,也使人们多品种多口味的水果需求化为泡影,即采即食,新鲜方便的生活方式烟消云散。


袅袅炊烟,依依乡情。炊烟是乡村的独特景观,一曲经典的《又见炊烟》,勾起无数人的乡恋乡情。但凡人居处,皆有炊烟起,有炊烟就有熟食,而吃熟食是人和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进入农业文明以来,人们以农作物秸秆烧煮食物,然后把焚烧后的灰烬还田做肥料已成习俗。这是处理农作物秸秆除喂养牲畜之外的第二条途径,这种生活方式造成的空气污染,比起压茬秸秆无处堆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可谓微乎其微。而今一些地方却下令不准烧柴草,只准烧天然气。农民说,这真是不食人间烟火,要成仙了!


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农民拍手称快,但好事一定得办好,上述种种,究其原因,大体有四个方面:


一是脱离实际的城市思维。


制度设计者久居城市,不了解乡村,只以城市人的视角和思维考虑问题,他们不懂得农民和市民不一样。从生活空间看,农民的家里需要放置如铁锹、水桶、绳索、扁担等一些随时备用的简单农具和临时堆放刚刚收打下的农产品,大多数人家还要放置如机动三轮等小型农机具,而市民不需要这些,上班一个皮包、一台电脑即可。


从生活方式看,市民随时可到遍布市区的超市采买生活用品,但农村各种配套服务设施还很不完善,即便服务齐全,就目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看,也无力承担超出支付能力范围的费用。对于有些日常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如瓜果蔬菜,大多还是在庭院附近自己种植,这样既能利用闲散时间,又可全家男女老少人人参与;既采摘食用方便,又不需额外花钱购买;既能即食即采,吃得新鲜,又无农药化肥污水浇灌之忧,安全放心。


他们不知道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工业有固定的车间厂房,有完善的管理标准,有稳定的产品生产,而农业生产的对象就是广阔无垠的大地,与泥土打交道,旱涝冰虫,风霜雨雪,都可能随时降临。更何况农产品生产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可以搬移,可以倒序,可以间断,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两个约束,它的产品也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可以分段分拆、分别检测,农业生产所有环节的努力,都只能体现在最终一次性显现的产品上。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得它在特定的收种时段,给环境的整洁卫生必然带来临时性的混乱和污染。他们不了解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城市是水泥森林之下,不是水泥铺地,便是绿草铺地,没有产生灰尘的空间。而乡村处处与泥土为伴,被泥土包围,一遇风天,尘土飞扬,再密闭的空间都会落满尘埃。更何况维护城市环境卫生,有财政支付报酬的全国3000多万环卫工人日夜守护,他们还有60%多的机械化率作支撑,而农村则只能靠农民自身维护。以城市思维设计农村的制度必须改变,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让农民为自己谋划,才能使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


二是追求极致的“仙境”思维。


仙境是人类理想的乌托邦,只能见于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在那里:山青水碧,地绿天蓝,云蒸霞蔚,清气怡神,玉宇琼楼,纤尘不染。处处泉水叮咚,移步溪流潺潺,无鸡犬之鸣吠,无车马之闹喧。


长髯仙人,无家无室,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柱杖花间,微微笑,飘飘然,乐陶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稼不穑,不饲不养,不灌不溉,不饮不食,无温饱之忧,无旱涝之患,无疾病之痛,无灾荒之苦。南宋白玉蟾在《赞历代天师》诗中写道:“吸乾酒每一须臾,冠冕玄坛百岁余。不食人间烟火气,能传天上电花书。”这便是仙境中的人物。


理想不是现实,用理想做标准要求现实注定不会成功,也将遭到社会的诟病。经过举国上下多年的拼搏努力,到2020年脱贫攻坚决胜之后,中国农民才刚刚摆脱贫困,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建设一个仙境般的新农村,不现实,不可能,更没必要。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摒弃子虚乌有的理想梦,尊重常识,尊重现实,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因村施策,让乡村充满烟火气,让农民真有幸福感,才是乡村振兴的要义。


三是过重形象的政绩思维。


典型引路,我们需要形象的塑造;激励后进,我们需要榜样的力量。但是别有意图地为形象而形象, 以不顾民力不惜代价的形象工程去谋取政绩,就另当别论了。


去年底被免职的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县委书记潘志立,不顾县财政年收入不足10亿元的现状,盲目举债大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使该县债台高筑达400亿元之巨,且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为了探索路子、找出方法、抓出经验,在乡村建设中,我们精雕细刻,培植“盆景”,培植的目的是想让“盆景”能变成遍地开花的“风景”,对大多数地方有借鉴意义, 有推广价值。如果打造的“盆景” 只具有观赏价值,只适于外人参观,只用于上级评比,只提供领导检查,不可复制、无法学习,这样的“盆景”要不得。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这是每个为政者的追求。在一个地方当官几年,总要弄出点名堂,造出点政绩,于是急功近利者便从人造形象工程打主意。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是一对孪生姊妹。追求政绩是对的,但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所出政绩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民众的检验、历史的检验,那种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不惜利用手中权力大上劳民伤财、浮华无效工程,好大喜功,纯为自我标榜的政绩, 是虚浮的政绩,不光群众反感, 也害人害己,多有后患。


四是整齐划一的军事思维。


中国的乡村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 形成了方方面面既丰富多彩又符合规律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大系统,山水田园、路树沟渠、屋宇院落,都经历了时光的磨洗,环境的考验、习俗的应对、物种的竞择,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为了适应所谓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些地方强行拆旧村建新村,房屋都盖成一个模式,绿化都栽植一个树种,道路横平竖直,禁养各类禽畜,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没了踪迹,多姿的文化淹没于单调的空间,“诗意的栖居”变成了乏味的存在。这种现象不是对传统文明的继承,而是对传统文明的破坏。


现代文明必须根植于传统文明之上才有意义。比如在旧村改造中植入现代元素,让人们在旧居中享受现代生活;在新村建设中不千篇一律,符合自然和社会的生态规律,让自然与社会和谐,使古代与现代统一,既有古典美,又具时尚性。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多种需求,战争年代的军事思维无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7】


宁高宁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该怎么走?


2019年12月4日于合肥天鹅湖503房间,给徽商上课!


今天,国际化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海外并购和走出去的范畴。国际化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即使不选择国际化,国际化也已来到了我们家门口。举个例子,我们听起来最“土气”的业务——农业业务,也已经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行业了。


几年前,国资委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号召。当然,世界一流企业是有标准的,不是我们关起门来说自己是一流企业就行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国际化?企业又该如何走上国际化之路?


第一,国际化必须是思维方式的国际化。


我们首先应该摆脱一个思维惯式,那就是认为到了国外才是国际化。实际上,国际化在当今已经不是地域的概念了。过去,企业将国际化作为一个战略来看待:认为自己原本是国内的企业,现在要去国外经营了,就说是制定了一个新的战略。而如今,真正的国际化思维已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躲也躲不开。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业务看一遍,今天我们的业务只要在国际上没有地位的,在国内一定没有地位;在国内有地位的,在国际上也一定有地位。


中国现在所谓的国际化,最多的是去买资源,买铁矿、买油田等等。中国人走出去经营的很少,大量的企业只是走出去做投资。那我所说的经营是什么?比如,到国外买一片加油站,在那里有雇员、有运营、有销售、有品牌、有完整的业务。这样的海外经营,中国人做的不太多。


反过来讲,现在中国国内的咨询业务、证券业务、评级业务,却都是美国人来做。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到纽约去开一个咨询公司、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又或者是会计事务所?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国际化。


一个企业真正的国际化是随着民族的国际化往前走的。全中国人民都在看美国的篮球比赛、看美国的大片,这让中国某个企业在美国变成影响力很大的品牌就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美国在文化上不接受我们。


举例来说,就像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公司突然来中国卖电脑,就算产品再好,我们也不服他,因为人们还未接受它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的国际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被迫的:从鸦片战争开始,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战争,中国作为整体被迫对外开放并与西方产生联系。


1978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年,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被迫的。二十年前有一本书叫《深圳开放二十年》,讲到改革开放之前小平同志去深圳,一名广州军区司令员向他汇报说,广州每天有几万人向香港跑,因此军区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防叛逃,修了很多铁丝网,抓了很多人回来。


听完汇报之后,小平同志说了这样一句话,老百姓往香港跑,不是老百姓的错,是我们的错,老百姓吃不饱饭能不跑吗?这就是伟人的思维,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也由此而来。


但西方人同我们不一样,西方近代二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全球殖民史,他们在国际化上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豪感和优势。所以,如果我们的民族不强盛,文化不强势,那么企业的国际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能长远。


我记得,联想刚买了IBM电脑业务的时候,杨元庆说他们把业务搬到美国北卡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搬到甘肃这样的地方,便于降低成本。他说,他们所面临的真正难处是中国人的国际化程度不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不够,因此IBM品牌变成了Lenovo以后,就会面临来自世界的质疑和压力。


因此,企业的国际化,第一步就是要把公司变成一个具有国际化思维的公司,有对国际化市场的认识、对国际化经营方式的认识。并不是某个人被派到美国工作,这就是国际化了。


真正的国际化经营方式应该是整个团队被灌输过、培训过、熏陶过、洗礼过,首先要搞清楚国际化经营是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思路、什么样的理念。


如果一个企业不是按照国际化标准来开展经营,那么一切都是空谈,哪怕我们到国外并购了资产回来,没有这样的标准,也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一定会失败。


第二,国际化的战略。


宝洁的国际化对我很有启发,他们的理念是不断地向老市场推出新产品,不断地向新市场推出现有的老产品。比如说,在美国不断推出新的洗发水品牌,待到品牌被验证了,产品被使用了,再卖到新兴市场,这是完全契合市场的,完全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过程,在哪里生产不重要,而是要有步骤和规划。


以品牌创新、技术驱动来实现国际化,这就是国际化的战略。尽管这几年,他们的创新在互联网企业的冲击下已大大减弱,但是他们的国际化经营依然非常强势。


企业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我们必须清楚是什么战略促使我们走向国际化。所谓战略,也就是我们有什么能力、什么核心竞争力、什么市场优势,使得我们能够在一个新市场做得比别人更好,最起码有所不同。


中化的核心竞争力在哪?是技术,是品牌,是成本,还是渠道?团队热情很高不算核心能力,因为核心能力是在假设团队已经建设好了的基础上打造出来的能力。比如说,我认为华为就是一个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的公司。它的国际化怎么来的?是研发带来的。


任正非和我说,华为全球的研发人员目前已有两三万人了,在美国分布较少,因为美国有诸多限制;在欧洲、日本分布很多,而且实力都很强。研发,就是华为国际化的驱动力。而我们现在一想到国际化都想到挣钱,但那是一个结果,不是渠道,也不是路径。


在国际化问题上,一个公司的战略必须和国家的战略达成统一。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到,过去国家进行大面积的粮食补贴,国内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但是也生产了很多质量不高的粮食,以后不再做这样的大规模补贴。那么这样一来,国内的粮食价格会越来越接近国际价格,国际贸易会越来越多,国际贸易公司也就跟着来了,国际贸易的供应链也会跟着来了。那么如果是做粮食贸易的企业,他们的战略就必须跟上国家的步伐。


西方人并不比我们强,他们的战略性和忠诚性比我们差得很远,只不过是交易性、技能性上的能力比我们好而已。所以如果我们的交易是在国际化市场中进行,那么,对市场的熟悉程度,包括对交易风险的控制程度就会变成最大的问题。


每天都有几十上百亿的货在市场上浮动,一有交易波动就可能出现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派出自己的人去管理业务。


人必须要国际化,然后从业务、战略模式上实现前方后方、上游下游的有机协同。现在,企业经常在做完海外投资以后,一年就去两次开个董事会,其他时间都是由老外管理。实际上,如果一个中国企业作为大股东,要真正把握企业的核心理念、经营、战略、管理,就必须有中国人在里面,人的问题很关键。


此外,我们要知道国际化对企业的战略核心产生了什么影响。一个海外并购使我们的企业整体变强了吗?还是仅仅让被并购公司换了一个股东而已?反过来讲,我们能不能通过并购一个公司,使其从管理、文化,到业务本身实现内部协同、有机发展?


如果我们不能给被并购企业带来新的、进步性的东西,而纯粹出于崇拜之心买了这个企业,那么买回来以后也不会成功;而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企业的问题,但买回来之后却能在我们手中将其潜力充分发掘出来,使其实现发展,那么我们的并购才是值得的。


企业的国际化不能是为了要走出去而走出去,一个国家是不会希望把自己的投资赶出国门的,那么为什么还会鼓励企业走出去?是为了求取我们自身业务的发展、市场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因此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战略匹配性很重要。


比如我们对石油上游的投资,目前是资源投资型的模式,我们有股权、不控股,用的是别人的团队、别人的管理、别人的技术、别人的品牌,这是在赌市场,如果市场升了就挣钱,但是这个模式一定不是我们真正走向国际化的模式。


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战略?刚才讲到宝洁,美国人在这里开展了业务,深入到你的生活里去,你想把它赶走都很难。他有品牌、有人、有组织、有网络,深入到你的经济基因里,和你一起成长。


中国经济只要向好,它就一定会向好,它有大市场的思维,进来以后发现不赚钱也没有关系,他会逐步建立一个很强的业务,而不是做完短线就跑了。


中化第一轮的国际化很早就已经走出去了,那时候是作为贸易公司的国际化。中化是走出去最早的企业,在美国买过炼油厂、化肥厂,虽然当时并不算成功,但都是非常好的探索。


但关键问题是我们不能把学费白交,我们一定要逐步地把团队培养起来,把公司内部文化培养起来,从战略上来讲,战略的正确性、战略性和业务的协同性接下来将是我们国际化的基础。


第三,国际化人才。


我不是贬低外语的重要性,但是不能把外语当成国际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个人能不能去国外?看会不会英语。中国人用这个评价标准几十年了。


一个人是否适合国际化,我们必须要全面、综合地选拔人才,同时要培养他、给他机会。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人需要真正懂业务,懂语言、懂战略,有很好的思想和对国家大战略的理解。他的政治素质、忠诚、廉洁、敬业,以及热情、干劲、创造性,这些都需要综合考量。


比如并购,我们也不断有些并购的机会。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没有准备、没有人才,就不可能有成功并购的实践。不管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大部分国家市场化的经验比我们早一百年,他们对市场、对企业经营的了解一定比我们深入,如果我们并购了他们的企业,如何去管理是真正需要考虑的。


现在很多并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判断性问题,而是我们对整体不了解,对系统不了解,这其实也是人才的问题。


国际化人才要有大量的商业经验和对资本的判断。未来,中化能不能作为一个国际化企业来经营,能不能有国际化企业的经营水平,最核心就是看人才、看组织。我们老说企业里最主要的是管好成本、管好财务、管好战略,但最终人才是企业管理的基础。


我们的经验积累、人才积累还不够,国际化思维、战略、人才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中化才能真正变成一个国际化公司。


第四、国际化公司的标准。


什么是国际化公司的标准?中化如果走国际化道路应该怎么走?苹果公司、谷歌公司并没有满世界设办公室,如果今天我们还是用去国外买砖头买土地,以这种思维来看国际化一定是不行的。【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也许你买的资源涨了,但这是不是和我们的理想、目标相符呢?今天,国际化企业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一定和我们传统的想象不一样。


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企业就是国际化的企业,而并非必须在全球各地都有资产。全球化、国际化应该是市场的概念,不应该是事务性、资产性的概念。过去,很多人认为必须通过资产性的概念才能达到市场的概念,比如有人说,我在国外没有油田怎么搞国际化?


我不反对有油田,但反过来讲,假设你到了巴西仅仅把巴西的东西运回中国来,你是国际化企业吗?你可以写报告、拍照片、做宣传,但你没有真正把全球市场当成你经营的平台,你只是把那个资源拿回来了。这样去巴西是不是比不去巴西好一点呢?并好不到哪里去。


若干年前,我在其它企业做国际化调研的时候,嘉吉公司董事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们见个面吧,听说你们要在哪里买什么东西,建议你们不要自己买,如果你需要直接联系我,我在这边做了一百年了,比你有很强的成本优势。我说,对不起,在长安街上想买什么就打个电话让人去买,现在中国已不满足、也不放心这样的模式了。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市场是怎么回事,也要知道这个市场到底怎么来做,这才是国际化的意义。什么叫国际化企业?只有把产品卖到全球才叫国际化。我们需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今天的中化。


当然,我们石油转口贸易做了很多,成品油也卖到世界很多地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算是一个国际化经营的企业了。但如果按照刚才讲到的标准,从市场份额、竞争力、品牌、覆盖比例上看,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在这个市场基础之上,国际化的企业去做投资、或者去做业务贸易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大股东地位。


我们的国际化是应该有运营的,是我们来控制的,是得益于我们的控制而增加了价值的,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而不是简单地投一个资,有10%的股权,这种情况下就会比较被动。如果公司股权占比并不大,不能控制战略,不能控制人才,不能控制现金流,也不能控制整个公司发展的速度,这就不是你的公司。


这是一个标准问题。有中国企业说它控制了10个上市公司,但这种战略很难通过管理、自身的优势和能力给公司升值,那它就变成了一个投资比较分散的企业,这个企业就不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企业。


从中化的发展战略来说,如果我们在石油化工领域里真正去做并购的话,我们必须得有一个能够控制管理、控制现金流、实施战略的目标。当然,这样做很有可能在初期不如入小股好,因为入小股本来就是经营挺正常的企业,我们不用管,也挺省事。


但是按我们这样做五年以后就不同了,五年以后就就能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哪怕当下亏钱也没关系,我们有团队,我们放眼未来。


国际化必须要有规划,要有战略,还要有真正的管理,然后是价值的创造,最终使中化集团成为不一样的企业,这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投资驱动的企业去做国际化。


往细处说,我们所有的管理能力,从思维到战略,管理流程、系统、效率、信息、风险的控制都要全面提升起来,今天在国内我们也是这样做的,而这才是我们真正往前走的基础,最终才能实现中化的国际化。


中化集团也将以国际化思维为基础,以国际化产业战略为基本原则,做好人才准备,最终达到我们心目中的国际化标准。


希望国际化这条路,我们大家一起走下去,越走越好。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6】


刘斐

豫商精神与晋商及徽商之比较


提起豫商,尤其不能不提纵跨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富裕十二代,历经四百多年辉煌的巩义康百万家族,该家族可称为历史上豫商当之无愧的代表。康家从明朝中期以经营店铺起家,以利用漕运发家,以收购土地兴家,以儒家文化传家。其产业巨大,声名显赫,他们运用手中财富,凭借黄河、洛河舟楫之便,搞航运贸易,经营盐业、木材、粮食、棉花、布匹、丝绸、钱庄、药材等。到清代中期,康百万家族富甲豫、鲁、陕三省、船行洛、黄、运、泾、渭、沂六河,两次悬挂“良田千顷”金字招牌,土地达十八万亩,财富无以数计,成为中原一大富豪。民谚称其“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一九○○年八国联军攻战北京期间,康家曾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黑石关修建行宫、架设浮桥、铺设御道,还向朝廷奉献百万银两,被慈禧太后赐封“康百万”,名扬天下。民间百姓还将康百万与巨富沈万三、阮子兰并称为“三大活财神”,印成年画张贴,祈致财富。


中国人常言“富不过三代”,而康百万家族却创造了中国财富的神话,堪称一代儒商的典范、豫商的楷模,特别是其富含哲理的家训《留余》令人印象至深: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时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敬题。


世代相传的“留余”祖训所体现的“尚中庸、积荫德、重家教”思想正是传统豫商精神的精髓,与新时期和谐的商业道德要求殊途同归。


以康百万家族为例,可以看出豫商和晋商、徽商在经营思想、经营方式、经营地域、文化理念、财富使用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


从经营思想上看,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贾”(山西常氏家训),全心做生意,从小就教育孩子如何赚钱;徽商重官不重钱,有极重的“官本位”思想,追逐财富只是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从小就教育孩子做官;而豫商往往处变不惊、深藏不露,克服了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尊儒黜商”的传统观念,推崇文化,兼容并蓄,亦儒亦农亦商。以后人对陶朱公“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的评价来概括豫商精神,以崇官、拥官和爱官总结为与官员交际之道是不过分的。豫商真正做到了扬诸商之长、避诸商之短。


从经营方式上看,晋商从小买卖起家,精打细算,以经营票号、高利贷为主,兼营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布、丝绸等;以关公之“义”,在经商处建会馆以结帮,开辟了“走西口”之路,开创了我国的金融业;徽商崇尚文化与政治,主要以钱庄典当为主,经营盐、茶、木材,亦儒亦商,与政治极力结缘,或投机取巧,或以丝绸、粮食等,谋取大利,“足迹遍天下”,有“无徽不成镇”之说;豫商地处中原,认为“金木水火土”,土为中,土生万物,信守“土能生白玉,地可发黄金”的正统思想,守中虚外,因而以土地经营为主,兼营盐业、木材、粮食、棉花、布匹、丝绸、药材等业,从土地的拥有量上,可以说是全国商人之冠。


从经营地域上,晋商的主要经营范围是通过走西口,以耐风沙干旱的骆驼为主要运载工具,向晋北、内蒙古甚至白俄发展;徽商则主要在两淮、江浙或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船队为主要运载工具,有时顺运河甚至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区;而康百万则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线,通过黄河、泾河、渭河、洛河、运河、沂河等水路,向周围发展,西部最远至兰州,东部最远北至京津,南达沪杭等地。运载工具既有敢于在险峰恶浪中行驶的船队,又有适宜长途贩运的骡马“高脚队”。


从文化理念上看,晋商信奉“学而优则贾”,让家族中一二流子弟经商,三四流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用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经营头脑缔造晋商队伍,从而使其异军突起;徽商贾而好儒,经商喜欢文化,以文会友,书不离手,由儒而商,由商做官,官商互济,成功之后,买书、刻书、买画、听戏、建书院、建园林;豫商位于天下之中,经济交通发达,中原地区文化源远流长,豫商深受河洛文化、儒家文化影响,并吸取了法、兵、道诸家文化思想,以农为本,亦农亦商亦儒,把书读好、经商与土地联系起来。


从财富使用上看,晋商发达之后,在家乡建立起宽阔的宅院、城堡式建筑;徽商则无外乎两条路,一是在家乡盖豪宅、别墅、园林和戏楼,购买土地,悠游天下,养老送终,建牌坊、造祠堂;一是让自己的儿子读书考科举,做官;豫商则把自己积累的财富购买大量土地,并构筑起庞大的地主庄园。作为豫商代表的康百万,良田上千亩,建起了占地二百四十多亩、由十九个独立区域组成的犹如一个小型社会的庄园,关起门来,便可以自给自足、自产自销。


从创业方面看,晋商以小胜大,往往从小商贩开始,精打细算,滚雪球,各成体系,渐成气候;徽商则以观察入手,投机取巧,互相联合,形成商帮;康家采用的是诚信经营、勤俭持家、多种经营、制度取胜。康家认为金银财宝都属于“浮财”,容易一朝散尽,因此靠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靠“贡献”得官,形成农、官、商一体。


从家庭、婚姻来看,晋商、徽商“轻离别”,一去数十年不回属寻常事,豫商以河洛文化为核心,重乡土,恋家乡。晋商长期在外,婚姻不幸;徽商灯红酒绿,多纳妻妾;康百万则要求妇女“三从四德”(仪礼·丧服·子夏传)、家教极严,而且打破传统,实行“一夫一妻”制。[原载《读书》2010年第9期]


豫商精神厚重而深沉,又充满了生命力。既如张民服先生所说:“豫商在中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纵横驰骋了四千余年,不仅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商品物资,而且创造出诚实守信、忠贞敬业、坚韧不拔、刻苦耐劳、处变不惊、沉着应对、积德行善、扶危济困等许多优秀的豫商精神,这些精神财富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一部分。”又如现代豫商的优秀代表许家印在二○○七年第二届豫商大会上讲到的,“优秀豫商不论大小都有共同之处,都带有中原文化气息和故乡情感的草根精神,开拓进取的精神,钻研精神,吃苦精神,创业精神,诚信精神,奉献精神等等,豫商精神已成为中原文化新的组成部分和宝贵财富”。他们对于豫商精神都进行了凝练的概括。


以康百万家族为例,分析豫商、晋商和徽商的差异,可以大致总结出豫商独特的精神特点,即崇尚中庸、低调内敛,勤俭为本、耕读传家,乐善好施、欲取先予,诚信义利、知人善任,审时度势、敢为人先,保持特色、勇创品牌。


其一,崇尚中庸,低调内敛。康家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备至,其中“忠、孝、节、义”,在其处处悬挂的匾额、楹联上多有体现,比如“致中和”(《中庸》)、“居贵敬”(《论语·雍也》)、“行贵简”(《论语·雍也》)、“端洁退让”《礼记·曲礼》等等不一而足,一种处惊不变,博大宽容的气魄自然而成。其中康家家训更加充分诠释了这种精神:“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康家处处恪守“留余忌尽”的家训,既传承了传统的儒家中庸之道,又与当今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二,勤俭为本,耕读传家。“克俭克勤思其艰以图其易,是彝是训言有物而行有恒”,勤俭治家、为诚于国,经过十几代的苦心经营,终积累起百万巨富,曾两次悬挂“良田千顷”匾牌,置地达十八万亩,雄冠全国。“处世无他莫若为善,传家有道还是读书。”(《书经·周书·蔡仲之命》)耕读有道、诗书传家,康家重视读书和教育,契合了当前大力提倡的“学习型社会”和科教兴国战略,既是康氏家族商业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是豫商长盛不衰的动力源泉。


其三,乐善好施,欲取先予。康百万家族富仁兼备,重视慈善事业,多次以公益为手段,修黄河大堤,建学校、赈灾民,既纾解国难,又救民于倒悬,被山东开封等受灾的老百姓称为“大善人”,赢得了民心和朝廷的赏赐,既达到做官的目的,又得到了朝野主流的认可、赞誉。灾荒之年,在自己产业所在烧毁契约,仗义疏财,设置粥棚,赈济灾民,赢得一方百姓的良好口碑,良好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形象反过来又促进了其商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如今,悬挂于门前“一门里”、“毁家纾难”(《左传·庄公三十年》)、“德懋行芳”(《船山史论》)等匾额仍在述说着其功绩。


其四,诚信义利,知人善任。康百万家族在经商和理财的过程中,以优良的商业道德营造了和谐的经商氛围,终于赢得广阔的市场和经久不衰的品牌声誉。康家经营管理系统中当时有四老相公(相公相当于现在的管理者)、八大相公、三十二相公之说,构建起一个运转高效、合理的金字塔式的商业和家族管理机构,在人才方面层层选拔,选贤任能,用先进适用的管理方法,把家族企业变为企业家族,使管理日臻完善,保持商业健康良性地发展。


其五,审时度势,敢为人先。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尊儒黜商”、“重农轻商”思想,对河南人的影响非常深远,而康百万家族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勇于突破,大胆经商,且以经商盈利,以利促教,以教促进入仕。古代交通以水路最便利、成本最低,康百万家地处河洛交汇之区和古都洛阳较近,第六代庄园主康大永大胆突破“仕不经商”思想,开辟大河行船。经营长途运输贸易,促进了各地的商贸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六,保持特色、勇创品牌。康百万所经营产业,对于客户服务细致,坚持“以义致利,以义为上”,不以盈利多寡而有参差之别,即使在康百万家族面临极端困难时也能以信为本,履行合同,优秀的经商作风为康氏家族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响当当的“康百万”的金字招牌。这又与现代积极提倡的品牌意识不谋而合。


“豫商”久远而厚重,令人景仰。韶华易逝,沧海桑田,世界在变化,豫商精神也在不断的发展中传承着,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它新的内涵。


面对着悠久的历史和蓬勃发展的今天,豫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豫商的交易成本比较高,就是因为河南商业诚信品牌的缺失。而且,豫商与其他商帮相比,略显得较为分散,也没有在某个行业形成强大的“垄断力量”。还有“官商”过多也成为一把双刃剑,豫商要真正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团体,还需要在中原这片文化沃土中汲取更多的营养,锻造出更加适应现代发展的商帮文化。“如果没有一种凝聚力的文化,商帮的概念就是虚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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