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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20】
刘再复：什么是贵族精神
2020年6月19日精读于广东东莞半山酒店8819房间。
喝个酒被嫖娼，吃个饭被告发，骤然害怕身边不知哪个暗角会冒出小人。小人，痞子，流氓，无赖，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冲击民族的道德底线。这种人得势，真让人觉得沮丧，绝望。刘再复先生这篇文章谈的是贵族，正好是小人的反面。
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大家知道我是研究新文学，就是现代文学，另外我也研究一些文学理论。那么在思考“五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我一直评价很高，“五四运动”的文化领袖，这些文化的改革者，他们是充满慈悲心的，他们对我们中国的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所以他们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情，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它当时有一个重要口号，说是版籍奉还，那么“五四运动”做了件什么事呢，是文字奉还，就是文字不能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也应该让多数人都能够掌握，“五四”以前的文和言是分开的，所以现在要把文和言统一起来。所以要用白话文来写文章。所以它做的事情是一种文字奉还的一个伟大的工程。
另外还有，“五四运动”从思想史来说，它有两点，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它有两个大的发现，一个发现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以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了。这是一点重要的发现，它当时抓住孔夫子作为代表，但是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第二个，它发现了在我们中国的大文化的传统里面，逻辑文化和理性文化的阙如，就是不足，这两个大的发现，使得“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煞。
肯定这两个大的发现之后，我对“五四运动”也做了一些反省，其中有一个方面是当时“五四运动”由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提出来的，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这个建设国民文学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推倒贵族文学，有问题。提出这个口号有两个概念的错位。一个概念错位，就是他们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也可以说没有分清贵族阶级跟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叫做贵族，我们翻开《辞典》它一定会告诉你，贵族就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所以贵族特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要对它推翻，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贵族精神，贵族文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推翻了贵族政权，那开始他激进的一些年头，当然最后，他把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文化留下来。所以在法国，最高的勋章，最高的奖章，都叫做骑士勋章，这个骑士就是次等贵族，骑士是代表侯爵，公爵去替国王打仗的，文化精神跟贵族特权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概念的错位。
另外一个概念的错位是什么呢？就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搞错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不是国民文学，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奴才精神，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而不是平民精神，这是很大的概念的错位。我们这个平民，平民很多都有贵族精神的。你像《红楼梦》里面的那个晴雯，她身为下贱，心比天高，所以那个贾宝玉的《红楼女儿誺》里面就说“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很高贵的，精神很高贵的，贵族精神讲的是人格的贵贱，是人格的高贵，这一点是不能够轻易否定的。五四运动就发生这两个概念的错位，所以我们今天我探讨贵族精神的时候首先从“五四运动”的反省开始。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就是什么是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这个贵族精神，其实我们来看西方的思想史，西方的文化史，社会史，你就会发现，很多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对贵族精神不断做定义，在这个定义里面很多是冲突的，很多是不同的看法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到尼采，罗素，托克维尔，他们这些对贵族都不断进行定义。但是我把他们的定义归纳一下，我把贵族精神归纳成几点。最基本的，就是它的核心的精神几点。
贵族最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这是尼采道破的。这个尼采是很天才的，他是19世纪最后一年去世的，他好像预感到20世纪这贵族将会死亡，也就是贵族精神将会灭亡，他很天才，预见到这个，所以他当时就高举贵族主义的旗帜，所以他在《善恶之彼岸》这本书和《道德系谱学》都写得非常好，他对贵族进行定义，那么定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就是对人的一种自由意志，对人的个人的尊严的一种充分的肯定，尼采他这点有一点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上层人跟下层人，他的道德准则跟精神准则是不相同的，所以他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标准是不同的。他鼓吹说，就是上等人，就是所谓贵族要向下等人开战的，他是贵族主义者，很偏激，但是他所说的这条自尊的精神，这是对的，贵族很讲究自尊，我们知道贵族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就是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贵族伟大的诗人，他们就是决斗而死，那么这个决斗的行为语言，说明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有一种东西是比我生命更加重要的，这就是我个人的尊严，这就是自尊。所以这点是贵族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精神。
还有另外一个，这是讲原则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自尊，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个人的尊严，但是贵族他知道，我们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与人是相关的，既尊重我们自己，还要尊重别人，所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当中要讲规则，讲原则，要讲游戏规则，这是贵族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以决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20米内，你拿着手枪，我拿着手枪，到有一个人倒下为止，一个人死为止，但是你不可以违背规则，你一旦违背规则，首先你就是失败者了，所以要严格遵守规则。
就是说，除了自尊之外，还有个自律，英国它的贵族传统很发达，所以它产生了一种游戏公平原则，就是费尔泼赖，鲁迅先生写《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那时候他是比较激进的，当然在当时有他的道理，后来80年代初，王蒙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论费尔泼赖应该实行》，认为公平原则还是要实行的。要有游戏的规则。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说贵族精神的反面，它的对立项，它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流氓最糟糕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鲁迅先生在定义流氓的时候说，凡是没有一定理论线索可寻的，都可以把他称为流氓，就是没有原则，不讲原则，不讲游戏规则，都可以称为流氓。所以第二条就是原则精神，这是属于自尊之外的自律。
那么第三条就是他的低调，低调。凡是贵族，他的精神里面一定是低调的，这个低调是什么？就是自尊，自立之外，还要有个自明，贵族虽然拥有财富，拥有土地，有钱，但是他自明，因为他有比较高的学养跟修养，知道世界有多大，历史有多长，我们自己的位置，个人的位置，有限性在什么地方，他自己知道，所以不敢唱高调。
其实比较有力量的人都应该是低调的。所以鲁迅先生说，那个猫是比较有力量的，所以它不叫，而老鼠是没有力量，所以它吱吱叫，大象也是这样，大象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它的耳朵是覆盖着的，兔子没有力量，它耳朵是翘起来的。凡是财大气粗的人都不是贵族，凡是贵族一定是财大而气不粗，这种低调是学养跟修养形成的一种精神。我们中国有时候有一句话说，皇帝话少，皇帝，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就是说是第一贵族，所以他呢不能讲太多的话，也要低调才行，所以皇帝话少，不能讲太多。
第四一个呢，贵族的精神是淡漠名利，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这一点是中国南朝时期的沈约在《高士赞》里面特别提出来的，他当时谈到贵族有好几个，他包括把隐士都放进去了，他贵族比较宽泛的一个定义，那么也包含着贵族，因为沈约本身他是一个贵族，他对贵族下了几个定义，比如避世，避言，就是要离俗世，俗人的社会远一点，再一个，他一定要淡漠名利，要安于比较清贫的生活，比较质朴的生活，不要大块吃肉，他把争名夺利看成是一种耻辱，所以这也是贵族精神很重要的一个。
这四点是我概述贵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贵族精神它有历史的积淀，特别在欧洲，贵族历史传统比较久，那么经过长期的积淀以后，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贵族的精神，贵族精神形成以后，它本来是贵族主体创造的，那么后来慢慢形成人类共同的一种财富，大家觉得这种精神不错，变成公认的一种优秀的精神遗产跟精神境界。骑士精神，他也慢慢形成他自己的一套精神，比如我们一谈骑士精神，一定是慷慨，一定是正直，一定是尊重妇女，扶持弱者，我们讲文学史，思想史，它一定讲骑士精神会讲到这几点，也形成它的一个共同的优秀的遗产。
像俄国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反省俄罗斯的国民性的时候，他认为，他说俄国国民性上有个很大的弱点，他说追求神圣，但不追求正直。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缺少欧洲的骑士传统，骑士精神。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也是追求神圣，只是我们不是东正教的背景，我们是孔夫子的背景，我们是追求当圣人，但是不太崇尚追求正直，这是我们的一个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要当圣人，不太容易做到，不太容易做到就不得不戴面具，戴面具就虚伪了，可是虚伪是对人性腐蚀最厉害的一种东西，所以“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的时候有点道理，就说你这旧道德变成伪道德了，变成虚伪了，我们也是缺少欧洲的这种骑士传统，不是崇尚正直。崇尚正直跟崇尚神圣是不同的，所以这个跟过去我们的文化传统缺少骑士传统是有关系的。
贵族的精神表现在文学上，有几个又非常重要的特点，贵族文学是贵族精神的一个载体，也可以说贵族精神的一些精华都在贵族文学里边充分呈现出来了。那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学，特别是西方的文学，它的贵族精神表现出来的有几个重要现象，几个特征吧。我把它概括成六条。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西方的文学跟中国文学里面的贵族精神，是不是能够离开这六条。
第一是品格的高洁。比如普希金和屈原，屈原是典型的贵族，他的《橘颂》，也典型地表现自己的高洁。普希金有很多诗都表现高洁精神，非常像。这种品格的高洁是贵族精神在文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第二是“精神的雄健”，精神雄健，也是贵族表现出来一种精神，比如像我们中国的嵇康，嵇康他也是贵族，嵇康精神的雄健，有几个行为语言，除了他的文字语言，他的行为语言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鲁迅非常崇尚嵇康。我们知道当时他写那个《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当时就是不去当官，山涛要介绍他去当官，他气得要命，就跟他写绝交书了。那我们知道钟会，钟会当时是司马氏王朝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宠臣，那权力非常大的，当时想拉拢嵇康，所以那天就要去带着几个人就要看望嵇康去。结果嵇康看见他进来了，连眼珠都不转过去，种会很生气，后来要走的时候，这个嵇康就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回了一句话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很生气，后来这导致他最后上断头台。你想嵇康当时只要敷衍一下，他就可以当大官，但是他就不能敷衍，行为语言他表现出来，就是精神非常雄健，最后他要上断头台之前，他弹了《广陵散》，他只说了一句话，说从今之后，这《广陵散》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弹了，这也是一种精神的雄健。后来拜伦，20岁左右就在上议院获世袭职位，是一个很典型的贵族，继承爵位的贵族，后来他投身希腊了民族解放的战争，他的诗文跟他的行为语言都是惊人的雄健。
第三是心气的高傲，贵族文学，像屠格涅夫，在俄国的文学里面，屠格涅夫是贵族文学的一个很典型的作家，他写过《贵族之家》，写过《父与子》，都是非常好的贵族文学，我们看到《父与子》里面的主角，巴扎诺夫，你看他的气质，那是非常高傲的一种气质，心气非常高傲，就他所有的表现，都表现血液的深处有一种不可征服的骄傲。
第四是理想的卓越，这理想的卓越，比如说俄国的贵族的诗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像薇拉•妃格念尔的自传，《俄罗斯的寒夜》，这是典型的俄国的女贵族诗人，你看她所写的诗。那所谓十二月党人，他本身是贵族党，那贵族他有一种理想，为这理想而献身，所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面，特别开辟了一章，拜伦，他把拜伦写进了西方的哲学史。分清贵族的造反跟农民的造反的区别，他认为贵族的造反，是有理想的，农民的造反，缺少理想。贵族常常表现理想的卓越。
第五是道德的完善，道德的完善表现得最典型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就是《复活》，所以其中的三个男主角，彼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道德的完善。
第六种是艺术形式的精致，像我国南朝，我刚刚说沈约对四声八病的界定，还有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一种审美要求，都是艺术精致。那么这些都是贵族精神表现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9】
启蒙还是启示？真正的启蒙只能来自神启
刘军宁
罗卫国2020年5月10日于荆州：刘军宁先生1996-1997年我参与策划出版他的书——《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时间一晃过去23年。那时候真是一个好年代啊，思想自由。听陈奕迅和王菲的《因为爱情》。
1 从春节到逾越节
今年一月二十四号开始过年的春节假期是华夏大地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年四月八号开始的逾越节假期是以色列与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日历上，这两个节日相距甚远，人们很少会产生彼此相关的联想。但是这次新冠疫情把这两个节日牢牢地连在一起。中国人在疫情高峰期中度过春节，世界在疫情高峰期中度过逾越节。
据希伯来圣经记载，耶和华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为奴之地的埃及，但是法老不准。虽然耶和华神九次降灾击打埃及，但法老依然心地刚硬，不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在行将降第十灾之际，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每家在门框和门楣涂上羊血，家人守在屋内，以逾越那灭长子的灾祸。后来这一天就成了逾越节，以庆祝以色列人从法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
除去同作为最重要的节日这一点外，中国的春节居然与犹太人的逾越节有着重大的相似之处。作为春节的过年，其背后也是一个与逾越节非常类似的逾越的故事。中国人的过年起源于躲避那相传吃孩子的“年兽”，犹太人逾越节起源于躲避那灭长子的灾祸。为避开这样的血灾，中国人用放鞭炮和用红色的楹联贴在门框与门楣上来驱赶年兽，犹太人用红色的羊血抹在门框与门楣上避开夺命者。这两个节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庆祝的，中国人有全家一起吃团圆饭的习俗，犹太人有逾越节家宴的习俗。
虽然春节和逾越节背后的共同主题是逾越灾难，但是逾越节背后还有若干主题是华人春节所没有的。
逾越节的总指导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灾难，最终靠的是耶和华，这位以色列人唯一的神。华人的春节背后，没有神的踪影，看不到神及其大能。逾越节的家宴中，总是穿插着读经与向神祷告的活动。而传统的华人春节活动至多包含烧香祭祖（烧香拜佛）的内容。
逾越节中的逾越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约定（圣约）。以色列人负责按耶和华说的办，耶和华确保犹太人逾越灾难。各尽其责，合作成功。在华人中，过年与春节则更多是一个传统习俗，是民间的自发行为，没有造物主的身影。
逾越节传达了救赎的信息。逾越是耶和华神施展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得以从此离开为奴四百年的埃及之地以获得自由。而华人的春节，既然背后没有神可以依托，因而也没有发生救赎的事件。华人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摆脱什么。
逾越节传达了恩典的信息。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第十灾，接着走出埃及，至西奈山与神立约，最终在迦南美地安家定居，都是得益于神的恩典。而华人的春节则不传达这一信息。
逾越节之所以成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最重要的节日，是因为逾越日是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节点。逾越节的故事是以色列人如何获得自由的故事。而中国的春节始终与中国人的自由历程无关。
逾越节起源于希伯来圣经中的明确记载与规定，而华人的过年春节则是起源于零星的历史记忆。以色列人把被神拣选以及与神的交往过程明确无误地记录在圣经上。在华夏，则没有记录华夏人与神交往的圣经。
通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知道，仅仅靠他们自己，不能逾越灾祸，不可能获得解放，不可能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使自己获得自由，而是耶和华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而是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犹太人，而且适用于每一个族群。
根据希伯来圣经，世界上的每一个族群家国，都是大洪水之后诺亚一家的后代。华人与中国也不例外。包括个人、族群与家国的命运是由他们与神的关系决定的。其中的关键是神是否与他们同在。如果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得到神的启示、救赎、恩典与保佑。一部以色列与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反复复中不断接近上帝的历史。而一部中华与华夏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复中远离上帝的历史。中华文明至今与神无缘，神始终不与中华文明同在。
对过去一百多年华夏的遭遇，起源于法国与德国的欧陆启蒙思想要负主要的责任。启蒙思想的根本危害在于，它是阻隔中国人与上帝之间一堵高高的观念之墙，它迄今成功地阻止了中国人接近上帝，剥夺了中国人成为上帝选民的机会。这样中国人就只能无绝期地匍匐于人间的权威之下，得不到启示，得不到救赎，得不到恩典，得不到保佑。
2 什么是启蒙？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充满了各种思想之间的争议。但是，争议相对最少的就是启蒙思想。中国的知识人把治疗中国的千年沉疴的寄托在欧陆启蒙这个灵丹妙药上。如果疗效一再不理想，他们不认为是药方有问题，还是以为计量不够。他们会说，中国的思想启蒙还不彻底，启蒙运动的使命在中国还没有完成，还需要“新启蒙”。
然而，何谓“启蒙”？同为启蒙哲学家的康德曾经写下“什么是启蒙？”一文。该文对启蒙做了权威性的概述。他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性无能为力。他主张，“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能力！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他进一步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人类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指在宗教事务方面，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又是最可耻的一种。这里康德把矛头指向信仰与宗教，具体地说，就是基督教。
启蒙思想最致力的就是，把神拉下神坛。启蒙时代意味着：“神性的时代”结束，“理性的时代”到来；理性应该取代上帝，成为宇宙中的至高者。启蒙思想家们宣布，从来• 就没有什么造物主、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类不是上帝的仆人，而是自己的主人。人类可以为自己立法，人类凭借理性能力可以为自己设定是非善恶、公平与正义的标准。
启蒙思想家们对人类的理性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因此高扬人的理性，主张用“理性的法庭”来重估一切，审判一切。启蒙思想家相信，如果能够正确地运用理性，“全靠我们自己”，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人间可以变成天堂，英特纳雄纳尔一定会实现。启蒙思想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和进步的可能，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绪，从而具有极大的鼓舞力。他们的口号是“让思想冲破牢笼”，他们的目标是，即使一无所有，“也要做天下的主人！”
启蒙思想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过度崇拜，导向的是对统治者理性能力的信任。这样的崇拜与信任常常以期盼开明专制开始，以铁血独裁落幕。听听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腓特烈大帝的肉麻吹捧：“一个支持宗教启蒙的国家元首其思想气度要比这更进一步，因为他意识到，允许他的臣民公开地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并向世界公开展示他们关于更好立法的思想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法统。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尊敬的这位君主腓特烈大帝，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可以超越他了。”这里康德也把推倒十字架的重任寄托在这位大帝身上。
启蒙思想虽然崇拜理性，他们在政治上诉诸的却不是理性，而是激情。激进主义是启蒙思想的政治表达。一些启蒙思想家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启蒙思想先用想象的罪恶吓倒人，“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再用乌托邦的理想改造人，以专政的手段强制人，发誓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们笃信，一旦将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启蒙思想中有许多抽象的概念，晦涩的术语，复杂的表述，常常令人费解。但是，启蒙思想有个通俗版，中国人个个耳熟能详。这就是著名的《国际歌》。其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可以从某个启蒙思想家那里找到源头与出处。《国际歌》里面的诉求与场景，是欧陆启蒙思想精华的最激动人心的再现。
3 启蒙带来了什么？
起源于法国的欧陆启蒙思想酝酿成启蒙运动之后，从欧洲大陆到远东，一路狂飙突进，攻城略地，俘获了人心无数，只是在英伦与北美没有掀起可观的波澜。在中国至今，一个文人如果不拥护启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无数开明人士，至今仍然把启蒙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答案。
然而，欧陆启蒙思想与运动究竟带来了什么？在法国，启蒙思想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接着在断头台下的高高尸堆上雄起了独裁者拿破仑，他的军国主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了战争。此后的法国一直在共和与帝制的漩涡中挣扎，在一系列的大小战争中连尝败绩，两次被德国占领，直至1958年第五共和才走上正轨。
在德国，启蒙思想与运动带来的是普鲁士专制，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战后在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的武装督导下，才建立了吸取教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俄国，启蒙思想通过《国际歌》与十月革命孵化出了持续七十年的红色苏维埃。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用羡慕的眼光把日本看作是脱亚入“欧”的远东典范。这个“欧”正是“欧”陆启蒙，而不是立足于基督教的英美保守主义。脱亚入欧的直接后果，就像在法国一样，是对内实行现代独裁与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与德国结盟发起二战入侵列国。直到二战后，麦克阿瑟用刺刀逼着日本从欧陆转向英美(逻先生批注：写的太好了）。
纵观起来，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与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都是欧陆启蒙之子之间的战争。欧陆启蒙思想更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极权主义的源头。可见，启蒙之路是一条歧路！
4 当启蒙来到中国
《新青年》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欧陆启蒙思想之子，都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子。启蒙思想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启蒙思想中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每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都致力于推进启蒙，甚至不断地呼唤“新启蒙”。
国共两党知识分子的主体所接受的社会思潮大体都是欧陆启蒙思想。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精神与平等与人民民主的理想进入中国后被《新青年》高度概括性地浓缩为“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科学振兴中华”成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是启蒙思想及其在中国的招牌口号。心血没有白费，经过一代代的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象征着民主的德先生化身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象征科学的赛先生化身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精彩、精彩、精彩啊）。
很多人把中国今天的问题归因于启蒙没有完成，而事实是，中国当代的问题完全是由启蒙运动带来的，就像当年启蒙运动给法国与德国以及俄国带来的一样。
在欧陆，启蒙运动针对的靶子是基督教信仰与教会。而这个靶子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如果启蒙指的是摆脱基督教带来的“蒙昧状态”，则启蒙运动在中国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基督教从未成为中国的公民宗教。在没有基督教的地方，如何摆脱基督教？
有人可能会说，在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但是启蒙运动针对的是象征儒家礼教的“孔家店”。而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一直视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至宝。连中国的皇权专制的政体都成了他们眼中和笔下的“理想国”。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启蒙思想家眼里的分量，就相当于西方政体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分量。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他们找到了孔子的学说。
还有人说，启蒙运动给中国人带来了理性的觉醒，鼓舞了人们对自己理性能力的信心。其实，宋明的理学早就把圣贤情怀深深地植入人心，其对个人（特别是圣贤）的理性能力的崇尚与夸张，丝毫不在启蒙思想之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的四绝句便是其中的典型。王阳明更进一步把理学变成心学，他的一句“心外无物”，迷倒历代知识精英与政商精英无数。这种理性的自负与狂妄，虽欧陆启蒙思想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在本文中，启蒙特指欧陆启蒙。说到启蒙，不能不提到另一种启蒙。在影响中国的欧陆启蒙之外，还有一种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却深深地影响了英国和美国的启蒙，这就是苏格兰启蒙。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是基于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在苏格兰启蒙中，信仰与启蒙是合一的。苏格兰启蒙没有消灭信仰，反而用宪政秩序巩固了信仰。
如果说，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如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指出的，在美国，“启示，是所有地方私人与公共秩序的根基。”（第45页）他在书中进一步指出了英美与欧陆的差异：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靠圣经的教导（启示），法国革命靠的是启蒙思想、个人的理性。他强调，传达给美国建国者们启示的是古代以色列的先知，而非国王。
启示并不排斥人的理性，只是强调人的理性有限，担不起人对它寄托的冀望。人类有其理性能力，但是这一理性能力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对这种理性能力的局限与边界也很难有准确的把握。人的理性能力一旦跃出了其边界，就会带来“致命的自负”和“理性的疯狂”。
5 从启蒙走向启示
在欧陆启蒙的意义上，中国不仅完成了启蒙，而且超额完成。在中国，人们指望启蒙的明灯照亮千年的黑暗，但启蒙不是明灯，连残灯也不是，欧陆启蒙正是黑暗本身。百年启蒙换来的是百年蒙昧。当初的根本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棘手。到头来，启蒙不仅不是中国问题的答案，反而是中国的问题本身。如果启蒙的路走不动，中国往何处去？
逾越节的道理告诉我们：若不信靠耶和华，以色列人无法靠自己的理性能力，来把自己从为奴之地中解救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用了四百年的时间证明，仅仅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人类无法挣脱颈上的重轭、身上的捆绑，因而无法获得造物主赐给每个人的自由。没有来自造物主的启示，更无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荣的秩序。走启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这样走的，英国和美国是这样走的，中国将来也是要这样走的。
启示之路并不是空幻的、玄秘的。这条道路有其明确的内涵：造物主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神，神挑选子民，脱离法老秩序，结下圣约，践行律法，进入神定秩序，就像以色列人所走的路那样：信靠神，出法老，过红海，做子民，签圣约，守律法，永信神。神并没有对每个国家每个国民提出不同的要求，而是相同的启示。上帝给以色列人规定的启示之路，也是给每个国家规定的启示之路。这条路，经过反反复复以色列人走通了，英国美国走通了。只要坚信这条启示之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各国也走的通。因为，耶和华是宇宙与万邦唯一的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列国的神。祂给以色列的启示，也是给列国列邦。
走这一条道路的前提是信靠耶和华神及其启示，而不是信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受到这次严重的疫情袭击之后，美国人深知，战胜疫情不仅需要依托人的理性能力与科学技术，更要依靠上帝。为了抗击疫情，特朗普总统宣布3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并表示：“在我们历史上最紧急的那些时刻，美国人总是会通过祈祷来度过那些充满艰辛和不确定的时期。”“请你与我一起为所有受新冠病毒影响的人们祈祷，并祈祷上帝的治疗之手放在我们国家的民众身上。”
在中国，疫情中广受欢迎的方方日记系列，居然这样结尾：“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段话出自新约中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是中国作家笔下难得流露出来的信仰与启示的思意。这段话与特朗普总统的话，表达了相同的信念：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但是，只有天上的那位至高者，才是我们最终的信靠。这次疫情给中国人传来的最重要的讯息是，走启示之路！这意味着救赎的答案不在人的理性里，而在神及其恩典里。不懂得，不抓住这一讯息，疫情中一切宝贵的生命，一切卓绝的努力，一切昂贵的代价，都白白付出了。
对中国，二十世纪已经是启蒙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启示的世纪。启蒙端赖理性，启示信靠上帝。启蒙用理性主义的眼光看中国。启示用信仰上帝的眼光看中国。从启蒙到启示，中国人必须经历的一个“存在的飞跃”（Leapin Being），否则将继续挣扎在捆绑的、负轭的存在状态之中。
中国需要一次摆脱欧陆启蒙接受启示的大觉醒。真正的启蒙只有一种，那就是启示。真正的启蒙是接受神的光照，接受神的启示。世俗与信仰的选择，启蒙与启示的选择，决定了自由与专制的选择。期盼中国人逾越启蒙的高墙，进入雅威的启示！
希望从今年的春节与逾越节开始，从这次空前的疫情开始，中国进入启示元年。（逻先生：看来，我也要多研究基督教了，我是去过耶路撒冷的人）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8】
葛兆光：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当然要了解现代中国的事情，不过，要了解现代中国，可能还是要知道传统的中国。西方人有一句名言，叫做“过去即一个外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那么，为什么要了解过去或外国呢？其实所谓了解“过去”也好，了解“外国”也好，都是为了了解“现在的中国”。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过去的中国，你就没法知道现代这个中国怎么个现代法，不知道外国有什么和我们不同的文化习惯、风俗特点，就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习惯风俗哪些是“中国”的，这就像你不拿个镜子不知道自己什么样，不看另一个人就无法知道自己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一样。这就是歌德说的“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knows none）。特别是，现在的中国，毕竟是从传统的中国延续过来的。
如果可以回到百年以前来看中国，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大不一样。举几个例子，人们读的书不是休闲杂志、电脑书籍、报纸漫画，主要还是儒家的古典，以及由这些古典衍生出来的童蒙课本、考试范文，当然也有一些小说、散文和诗歌，但是那主要是士大夫的读物；人获得知识和消息的途径主要不是报纸、广播、电视，而是一些刻印的书本、道听途说的见闻以及乡亲父老的经验传授；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主要是在大家族、家乡中进行的，家乡仿佛是一个圆心或者轴心；人们对于地理远近的观念和今天大不相同，从北京到天津就是出了远门了。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婚、丧、嫁、娶，加上一些年节，以及常常有的驱邪打鬼活动，似乎是最普通的仪式或节日，佛教和道教与人们的生活离得并不远。饮食方面，无论粗细，传统的米饭、面饼、杂粮、小菜加上饮茶，都是主要的东西，吃饭是大事，占了生活中的不少时间。
通常，我们自己不会太注意这些往日生活的记录，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意识里会觉得，这很普通，普通得没有仔细记录的必要。倒是外国人到了中国，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过去”或者“外国”，他们看到的一些生活场景和他们西方的、近代的生活不一样，所以会很惊诧，会津津乐道，于是就画了好多画，拍了好多照片，现在，通过看很多当时外国人的文字记载和摄影作品，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百年前的旧风景。
一、回首已是百年身：唤回历史记忆
当今天的中国人通过这些旧照片、回忆录来回头看自己这些旧时代的生活时，也觉得有些陌生了。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和那时的中国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都说，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的开端是19世纪末。
现在，一般人都会同意当年张之洞的一个说法，自从19世纪近代西洋文明进入中国，使中国经历了一次“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似乎与传统有了“断裂”。举一些身边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如，我们现在的时间观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因为政府的推动，我们不再用王朝与皇帝的纪年，而改用西洋的公历了，可按照传统的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历法改了，这就是“改正朔”，一样的天翻地覆。又比如风俗也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禁止吸食鸦片、妇女缠足，而且我们变革了旧日的称呼，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和自由结婚离婚。我们也渐渐把注意公共卫生和提倡清洁习惯当做文明来提倡，禁止有碍风化的印刷品和广告，而且革除了旧时的礼仪。民国时期一个叫做包天笑的文人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里曾经说到，以前北方人就是请安也有很多规矩，做大官的要会旋转式的请安，因为可能有很多下层会围着你，你得回礼，满族妇女则要会请双安，当然见了皇帝还要三叩九拜，“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可是到了民国时代，1912年就规定新的《礼制》，男子共五条，在各种场合都是脱帽鞠躬，只是多少略有不同，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礼节的更改，但也体现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了。
再说语言文字，今天的汉语已经羼入了太多的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报纸、信件、说话中有好多“经济”、“自由”、“民主”这些看似相识却意义不同的旧词，也有“意识形态”、“电脑网络”、“某某主义”这些过去从未有过的新词，口语中也越来越多地有了“一般说来”、“因为所以”、“作为我来说”这样的语句，甚至还有“秀”（show）、“酷”（cool）、“WTO”这样的进口词，如果一个百年以前的人还能从坟墓中走出来，就像张艺谋拍的《古今大战秦俑情》中的那个人，他肯定听不懂我们说的话。
今天的中国已经大变，中国拥有了太多的现代城市、现代交通、现代通信。过去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四合院、园林、农舍，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乘牛车、马车，所以从四川快运荔枝到长安，就得跑死马，成为奢侈的话题，苏轼被贬海南，就不像今天的旅游节目，连林冲发配沧州，一路上也好像远得可以，使董超、薛霸来得及做好些次手脚，而鲁智深得天天护送。至于信件，更比不上“伊妹儿”，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关于空间远近、时间快慢的观念，和今天大不同，今天的人才真的觉得“天涯若比邻”。同样，今天的中国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西方化了，麦当劳成了年轻人的favorite，吃饭的观念越来越不同于过去了。就说住罢，现代人与人可能头对脚上下楼住得很近，比旧时代的人与人相邻而居还近，但公寓单元式的住房却使人与人实际隔得很远，过去那种大杂院、村落式的邻里关系已经在城市里消失了。至于大家族，那更是少见了，七妯娌八连襟、堂兄堂弟、姑嫂、舅甥的那种矛盾或融洽，都已经像田园诗时代的旧事情，离我们似乎很遥远了，大家族的亲戚关系已经被小家庭的契约关系所替代，所以旧时中国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也就是家族关系、家族礼仪和伦理观念，也已经成了过去的故事。
二、文化与文明：不得不分辨的两个概念
可是，为什么现代还要讲“过去的故事”呢？这一点我们最后再来细说，先说一下“文化”和“文明”的差别。
本来这两个词的差别不是很清楚的，不过，为了下面讨论的方便，我们采取欧洲人伊里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年）在《文明的进程》一书里的说法。第一，我们把“文化”看成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把“文明”看成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第二，我们把“文化”看成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神气质，而把“文明”看成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等词语相连。第三，在某种意义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不变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终在运动的、前进的，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而“文明”与未来有关，表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
那么，在汉族中国古代的历史和传统中，足以表现出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不同的究竟是什么呢？
三、家族与亲情：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
很多人特别是生活在另一文化环境里的异国异族入，如果乍一进入到汉族中国的生活世界，或者在本国突然接触汉族中国移民群，很容易感觉到的是，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来说，血缘所形成的亲族关系和家庭家族中的亲情，是相当重要的和可以依赖的，所谓“血浓于水”这个词就可以形容这种关系，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仍靠父子兵”，也可以说明这种关系和感情的重要。
在前面第二回“从婚礼丧仪想像古代中国”里，我已经详细地说明这一点，即并不是说其他文化圈里的人不重视亲情，而是说在汉族中国，亲缘和亲情不仅表现了个人与家庭、家族的密切关系，而且从中衍生出了整个社会赖以建立的结构和基础。中国的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亲族，不仅在名分上要区别得清清楚楚，强调不同名分之间的不同等级，同时又强调不同名分和等级的人们之间，要各安其位，才能和谐相处。而和谐相处的前提，就是“男女有别，上下有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就说，中国和西洋的基本社会单位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各自立在那里，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我在前面已经讲到，古代中国依靠“五服”和“九族”的观念和制度，建立严格而又整齐的家族秩序。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或者“夫”、“妻”两姓之间的差别，一定要分清楚，这是“内”和“外”。老话讲“胳膊肘子不能向外拐”，就是说，从道理上说，要偏向同姓的族人或家人，这是大原则。老话又说，“女生外向”，就是说嫁出去的女性，她的立场会倾向于夫家，而夫家是另一姓，所以是向外，因此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说法，这个内外界限非常清楚。
但是，如何使内外沟通、两姓和睦？第一，恰恰是在内外分清的基础上建立关系，通婚使两姓有了亲戚关系，比起没有亲戚关系的家族来说，这两姓之间就比较密切，但是两姓之内，又需要各偏男性姓氏，这样关系就理顺了。第二，古代中国又强调在一个家庭或家族之内，要上下有序，也就是分清上下长幼以建立相互尊重和爱护的关系，父子之间有孝，兄弟之间有悌，兄弟姐妹之间、堂兄弟姐妹之间、表亲之间，甚至同姓一族的人之间，都要有大小上下的次序。大的要爱护小的，长的要照顾幼的，但是小的也要服从大的，幼的也要尊重长的。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远近亲疏的不同等级，把家庭、家族、宗族甚至不同姓氏的家族的秩序建立起来，甚至依据这种秩序扩大到整个社会，建立了国家的、社会的秩序，所以，古代中国不仅有家族族长的权威可以笼罩整个家族，干预任何家庭内部的现象，也有“国家”这样把“国”和“家”连在一起的词汇，还有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的传统。
从家庭、家族到国家，这种秩序叫做“伦理”，“伦”的原意是“水文相次有伦理也”，用在人类身上，就表示社会各种关系有次序、类别、条理。伦理最重要的是分别亲疏远近，《礼记》里面讲有十伦，是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几乎把现实的和虚构的关系全囊括了，但主要是在区别父子、远近、亲疏。这是不可以改变的社会秩序，所以《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就是说这是社会的基本秩序，社会无论怎么变，这是不可以变的，变了就不是“这一个”“古代中国”了。
四、历史与现实：合理的与不合理的
历史地说，在古代社会中这种秩序有它的合理性，它把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力建立的依据和基础，放在了人性中最自然的亲情上了，因为父子之情、手足之情而扩展到社会，成了君臣之义、朋友之谊，而内外有别、上下有序，也就成了建构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使得社会不至于混乱。但是，从现代价值观念上看，这背后也隐藏了深刻的问题，就是说，当这种所谓的亲缘和亲情被放大化、绝对化了的时候，“孝”就绝对优先于一切，甚至使真理和原则也退置于次要地位，形成对长上的绝对服从，所谓“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就是极端的说法。当本来拥有优先价值的亲情被政治权力所占有，成为一种绝对的伦理律令时，于是，本末就倒置了。当这种血缘的天然关系被放大到社会国家的时候，本来应当由社会契约和社会共识确认的政治关系。却成了似乎不需要论证的自然等级关系，于是，君臣的“忠”不仅压倒了父子的“孝”，而且成了对个人专制的基础，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专制政治的极端。显然，当这种家庭、家族的秩序放大为国家政治秩序，并且拥有绝对正确性而不可违逆的时候，国家便不仅绝对优先于家庭，而且绝对优先于个人了这样，从亲情开始建构的社会秩序，反而走向了绝情的极端。
不管怎么说，家庭、家族或宗族为基础的亲缘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相当清楚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产生了很多后果，比如：（一）它使得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这也许是汉文化的一个特色。（二）它也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相当重要的基础，由于这种社会似乎建立在天经地义的服从、爱护、彼此依赖的“亲族”关系上，所以在上面的统治者拥有父亲一样的权威拥有不言而喻的正义和真理、拥有天然的合法性，所以古代中国形成了“绝对的和普遍的皇权”（unconditional and universal kingship）（三）这种皇权的统治又使得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可能存在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宗教权力，皇帝以及朝廷掌握了政权、话语权和神权，于是像佛教、道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只有渐渐屈服，并改变自己的宗教性质和社会位置，在皇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行使辅助性的功能，而同时它又使得宗教信仰者也常常并没有特别清晰和坚定的宗教立场，形成所谓三教混融的实用性宗教观念。在“古代中国的两个信仰世界”中，我已经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这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
五、天人之际：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续）
接下来我要和各位讨论的，是关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尤其是汉族人的理解中，天人关系似乎相当特殊。
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不仅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空间与时间，还是人多理解和判断一切的基本依据，“天”和“人”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互相依赖、互相模仿和互相感应的关系，所以，人一方面应当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一些早期文献中也说，不仅是治理国家要“尚（上）可合星辰日月，下可合阴阳四时”，就连修炼身心也要和“天地四时”对应配合，就是“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犹藁龠也”，天地的一些规律如四季，也影响着人的生活，所以人要像天一样“春产，夏长，秋收，冬藏，此彭祖之道也”，就是说，人的生存原理，就是使自己“与燥湿寒暑相应”，治身就是使天人相应，与天地四时的变化相应，从中求得永恒。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又显现为神秘的希望世界，支撑起人们信心，也为人们解决种种困厄。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掌握了世间权力的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汉代皇家的祭祀要遍祭上夫的神祇，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在人们的心目中，“天”仍然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天是自然的天象，是终极的境界，是至上的神祇，还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和依据。
虽然荀子曾经呼吁中国人要“制天命”也就是征服“天”（自然），但是似乎这种想法在古代中一国起的作用并不大，古代中国主流的观念里，人和天一定要和睦相处，人要尊重和仿效“天”，因为这个“天”是“天经地义”的“天”，是“天理”的“天”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体现着“道”和“自然”的东西。那么怎么才是“奉天承运”或者是“顺天行事”、“替天行道”呢？就是要按照一些化约了的“数字式概念”来思考和处理问题。
六、数字式概念：阴阳五行八卦九宫十二月
什么是化约了的“数字式概念”？就是一些由“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在古代中国被用一二三这样的数字表达出来，而古代中国人就在这些简洁的思路中，把“天”与“人”联系起来。
其中，首先当然是“一”，这是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中心”、“绝对”、“神圣”或“唯一”的概念，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还是天下笼罩和控制众多蛮夷戎狄的唯一中心，“一切都取法于天行或宇宙的结构”，但又不仅指宇宙的运行与结构，这是一种“秩序的观念”。在第一回中，我曾经讲到它对于古代中国天下观念的影响。其次是“二”，“二”当然即阴阳，但它既可以被比拟成日月、天地，也可以象征君世、上下，以及从阴阳中进一步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而且也暗示了一系列的调节技术。再次是“五”，在古代中国人那里，他们曾经把宇宙中最基本的“五”视为五种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叫做五行，而且还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甚至对应人的五种品德“仁义礼智圣”，这说明人们普遍接受和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而有条不紊是符合宇宙法则和人类理性的，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依序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吻合五色的轮次，祭祀的对象，要凸显五方的地位。
这只是简单地说，如果细说，从一到十二都有种种象征：
一，生成天地阴阳万物的“道”，或者是天穹上唯一不动的“极”，或是众神之神的“太一”，这是绝对与唯一的存在本源。
二，天地（或阴阳、乾坤、黑白、寒暑）。
三，天地人，这叫三才，或直接代表人（天一地二人三）。
四，四时（春夏秋冬）、四方（东南西北）、四神（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
五，五音（宫商角徵羽）、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色（青赤白黑黄）等。
六，六合（左右前后上下）、六律（黄钟、太蔟等）等。
七，七曜（日月和五星）或七星（北斗）。
八，八卦（乾坤等）、八风（八方之风）。
九，九宫（八方加上中央）、九土（九州、九野）或九天。
十，十日（十天干）。
十一，六气五行（天六地五）。
十二，十二辰（十二地支）或十二月。
这种“数字式的概念”产生很早，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渗透到各个领域，影响着古代到现代中国人想问题的思路，并且由此衍生出种种知识与技术。
七、东西大不同：这理性不是那理性
这也是一种“理性”的结果，不过，它当然和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式管理”是两回事，也与西方思想有根本的差异。这里不能细说，只是略举一例。《怀海德对话录》里说道：中国发明了磁针，可是，孔子的态度是，“好了，这就足够了，事实就是一切”，他不愿意去追究背后的“理”，而是很快把注意力转向社会道德和伦理领域；可是西方人却不同，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传到欧洲，人们就会提出种种无聊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它要指向北方，要去探究背后的“理”，而正好这种问题是实用主义者所漠视的，但在西方，它却使种种有益的成果纷纷出现。怀海德认为孔子和利威一样，“排斥无聊的想法，单纯的事实便该足够你使用了，别多浪费时间去追问藏在那些单纯事实之下之最后原因”。
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古代中国人并不是很善于推究现象之下的深层道理，也并不是非常习惯于用细致的纯粹的逻辑进行分析。西方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用层层推进的五层逻辑即圣托马斯五路来推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很少有的。所以，有人总说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思维特征一是经常“化约”，二是多用“譬喻”或“象征”、“暗示”、三是思路不是“逻辑，”或“推理”而常常是“体验”和“类推”。这也许没有错。不过，关键是要知道，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早就有这样一个关于“天”、“地”、“人”的基本预设，正是从这个基本的平台出发，依据这种今天看来相当特殊的思路，推想和假设一切现象事物的本质和关联，然后按照这种假设或推想，处理和应对面前的世界，形成自己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这个基本的预设，是“天人”关系，而根据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一基本预设出发，用来理解和判断世间一切现象事物的方法，就是“阴阳五行”。
比如，中国的中医药学就是按照阴阳五行的理论和思路来建立它的诊断和治疗的（《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就是阴阳五行）。在中医中药中，很多病症和药物被“阴”和“阳”的学说归纳为若干种性质，这些性质仿佛天地间的寒热四季变化，用在“人”的身上，被表达为“寒热”、“湿燥”或者是较细致的“热、温、凉、寒”等词语，病症被这些术语分为不同的类型，而使用的药物又被比喻为“君、臣、佐、使”，仿佛社会领域的政治关系，按照互相制约与互相支持的关系搭配使用。可是，所谓“阴阳”、“热寒”，很多是凭藉经验和感觉的，所谓“去火”或“上火”的性质，所谓“阴气”、“阳气”也是无法用实验判断而只能由体验和感觉总结的。古代中国人对于药物、食品、天气、空间的阴阳判断，令很多西洋人难以理解，但是，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凭着感觉区分阴阳，像什么萝卜清火，人参上火，橘子上火，广柑不上火，猪肉性温，羊肉性燥，冬天可以进补，夏天则要清凉等。这都是洋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但难道这里没有一点“道理”吗？
同样，关于人的身体，五脏、五官、四肢和五行、五味、五色、五音等的相互关系，以及分属五行的各种现象和事物何以能够相生相克，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和季节下得到配合，这种关系又如何可以衍伸到人的身体状况和对身体的治疗方法，更是不可以用西洋式的思路和逻辑来理解。像经络学说从西洋的解剖学上完全没有办法解释，可是古代的中国人凭藉自己的体验和揣摩，就是确信“气”和“血”一样，在身体中有它的流动运行路径，像湖北张家山出土的汉代的《引书》、《脉书》，双包山出土的汉代针灸木人，都说明古代人从另一思路，发现了一些真理，而现代对于经脉、针灸的实践，也证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有其特殊处。
当然，除中医中药外，我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在古代中国，很多事情都与阴阳五行有关。比如建造陵墓，需要看阴阳，建造房屋，需要看风水，这都要配合阴阳五行；再比如祭祀天地祖先，祭祀的坛场或祠堂要按照阴阳五行的适当方位，设明堂、圜丘、天坛、灵台等，也要遵照阴阳五行以及九宫八卦的原理；所有的年月日也都配上了阴阳五行，于是每天的行动也要符合阴阳五行的宜避；而天上的星辰、地下的方位，更是被分配了阴阳五行，于是凡是在空间中的行为，也无法离开这种阴阳五行。也许大家还记得，我在关于道教的一回中，曾经在“外丹”和“内丹”两部分里详细地谈到了这种阴阳五行学说在道教思想、技术中的关键性意义。
八、汉字如魔方：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再续）
最后我想举出来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汉字及其对古代思想方式的影响。
我总觉得汉族人很多思考的方式、认知的方式，都和汉字有关，在全世界，现在只有汉字还保存着最初象形文字的基本格局，而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等，都早已在历史中消失，硕果仅存的纳西族文字使用范围很小，可以存而不论。那么，这种以象形为基础，既表意又表音的文字，是否会影响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呢？比如说对文字表达有一种异常的感觉、对纯粹符号运算有一种不适应，对形象思维如比喻、象征的特殊习惯，善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的思考方式，这些和汉字是否都有关系？
古代中国的汉字很有意思，很多字是“象形”的，很直接，像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但也有很多字需要更仔细的、更复杂的表述，于是就别出心裁加上一些，像刀口上加一点是“刃”而不是刀背，手放在树上是“采”，牛关在圈里是“牢”，可是这还算简单，鲁迅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宝”，繁体的“寶”字，是由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组成，而且缶还是杵和臼合成的，五个加在一起，这是“会意”。但是仅会意还不够用，因为有的形太接近，写字又不能画得太细致，所以又有用义类来区分，并加上声音来标志不同，于是有了“形声”，像江、河、松、柏等。
但是，基础还是“形”，汉字很多意思是可以从字的形状中猜测出来的，而且很多意义的字也是从有直接象形的字中孳生出来的，像“木”指树，而“日”在“木”中，太阳从东方升起，就是“东”（東）。“日”是太阳，如果它落在“草”中，那么就是“莫”（暮）。“手”象征力量，而手持木棒，就是掌握权力的“尹”或威严的“父”，可如果是下面加上“口”，表示动口不动手的，就是“君”。而“人”这个字的衍生就多了，很多与人有关的字如“大”、“天”、“欠”、“兄”、“既”、“企”、“见”、“卧”等，都可以看到它字形所表示的意义。这样，汉字就影响了人的思考和想像，也使中国读书人有了“猜”、“揣”，或者说“望文生义”的阅读和思考习惯。
现在还不能说明白汉字对中国文化以及对汉族人思维的影响。说到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提起书法，但这种影响绝不仅仅在书法等方面。汉族中国人有一些和异族不同的文化现象，也许真的和汉字有关。举一些例子：（一）中国人有“一目十行”的感觉式阅读，以及“望文生义”的诠释和理解方式（古人相信，一贯三为王、推十合一为士，其实就是从文字形状中倒推原始意义的，而古人相信甲像人头，乙像人颈，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则是想像汉字，至于“色”字如蛇，精气等字从“米”，那更是掺入了很多后人的道德观念后对汉字的臆测）。（二）在中国思想世界中，总认为指代的文字符号与被指代的现象世界不可分割，这是说象形的字形和指代的事物之间，不像表音文字那样，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它的形状和原始的涵义有关，原始的涵义又与现在的意义有联系，“能指”和“所指”彼此相关，也就是说，文字与它所指代的事和物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人不习惯脱离具体事物在抽象的纯符号、纯逻辑中思维。古代中国人对于文字有特别的敬畏，关于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的故事，说明了人们想像中文字的魔力，而古代中国人敬惜字纸的习惯，和道教相信画符（文字）念咒（语音）能够灵验的心理，都说明了这种观念。（三）可以提出来的，还有中国古典文学中近体诗和骈偶文、对联的发达，这些文学特征的形成，都依赖于它的语言基础——汉字。（四）特别是因为这种主要依赖字形而不是依赖声音书写的文字，使得使用不同方言的各地汉族人，都有一种可以识别的文字，使他们不至于分裂成不同的区域和文化，维系着汉族的认同。
九、文化分类：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文化的问题相当复杂，上面只是举了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例子，并不是想以偏概全，对中国文化作一个完整的论述。
问题是，既然很复杂，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或者说是汉民族的文化或传统？这里有一点要特别请大家注意，当我们用“中国”或“汉族”这个词作定语，来修饰“文化”或“传统”的时候，我们就要描述一个可以概括它们同一性的特征，这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人类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分法，但任何分法都不能深刻和准确地区分“文化”的归属问题。比如，你当然可以从人种分，有黑种人、白种人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汉族为主的中国人种可能是由蒙古和马来两个人种组成的，在历史上还曾经融入了相当多不同种族的血液和基因，流行歌曲中唱的“黑头发，黄皮肤”，看来是说中国人，但是又如何区分出也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所以人种或基因并不是根本的区分方法。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语言来分，讲汉语的就是汉族人，可是并不一定，汉语的使用者中，还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使用汉字的更是应当包括古代日本和朝鲜，汉字文化圈这一个概念，其实比汉族文化要大，何况在讲汉语的人中间，还有现在很多“少数民族”。你还可以按照宗教来分，但是宗教更不能区分中国与外国、汉族与其他族群，因为汉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和其他一部分民族共享一个宗教，而另一些人又与其他族群分享一种宗教，甚至一个汉族人可以相信好几种宗教。或者你说，我们可以从地域分，“中国”这个词当然可以包括大部分人，也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人，但是，海外的很多华人，他们也认同中国汉族，他们的文化算不算中国文化？所以地域也不能算划分的基本依据。最后，你也许觉得还可以从阶层分，上等人和下等人，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精英和民众，富人和穷人，我承认，大传统与小传统确实差异很大，但是这种阶层却同属于我们说的“中国文化”。
所以无论“人种”、“语言”、“信仰”、“地域”和“阶层”，都不能和“文化”重叠。那么，文化是什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文化是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的东西，那么，在什么地方才最深刻地表现了中国或汉族的自我和特色？
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是：“文化是指一种由历史延续下来，被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心中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阶层都无须思索地信奉和认同，并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始终表现出来的传统精神。”当然这太抽象了，但是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表达和论证的方法，只能说，中国文化建构了一个文化的中国，这个文化中国有一种传统，它使得中国人和其他人有着不一样的价值标准、生活习惯和精神气质。顺便说一个有趣的笑话，在很多书里都有很多关于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比喻和故事，这些故事和比喻不一定准确，不过不妨听一听。其中一个故事说，面对大象，各民族人被要求写出一篇描述性的论文，于是，德国人写的是一厚册《大象在生物学分类中的位置及其哲学意味》，英国人写的是一本《论大象的绅士风度》，法国人写得最薄，是一小册《大象的爱情》日本人写得最厚，三大册《大象研究资料汇编》，而中国人呢，写的是《象、相、像考》。这当然是玩笑，但是各个文化传统下的人，肯定有相当不同的地方，过去曾经把这种不同称为“民族性”或“国民性”，即英文的nationality，而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于传统积累与熏染的缘故，而同时对这种气质精神不由得有认同感和亲切感，就成了一个民族形成和凝聚的原因，这种传统是每一个人的记忆中自然拥有的东西，也是他们回应变化的环境的时候的天然资源。
十、重新思考中国文化
也许这还是一个相当难以讲述和理解的东西，不过我们要尽可能地在这里进行描述。因此，在前面的十二回里，我讲的就是这个很大的题目：“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在这十二回里面，我讲到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它是怎么样影响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和对于异族的态度的；还从古代中国的家族和仪式讲起，说到儒家和古代中国政治学说的形成；也简单地从老子到庄子，讨论道家的思想和影响；还讨论了古代中国和外部世界交往的途径，当然主要是从佛教进入中国的途径说起的；另外，还简单地介绍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方法、技术和影响，其中特别重点地介绍了观音信仰和禅宗思想，原因是前者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实在是大，而且它的形象和故事演变很有意思，可以折射出不同文化的差异，后者当然是佛教真正中国化的一个典型，它对于中国知识人的影响超过了所有的佛教宗派，也反映了一种异文化要进入中国这种拥有自我完足文化系统时，需要什么样的适应和改变。最后，我还特别介绍了古代中国的两个信仰世界，因为和其他文化圈比较起来，可能这种宗教界限相当模糊而文化层次相当清晰的信仰情况，在中国特别突出。只是这里需要再次提醒各位的是，其实，主要并不在于我“讲”，而在于您“听”，如果您是中国（汉族）人，那么，恰当的途径应当是通过我的“讲”，“激活”您的记忆、体验与经验，反身体验一下自己的周围、自己所处的社会、自己所熟悉的文化，调动心底的“储备”，和我所“讲”的内容一道，重建“中国（汉族）社会与文化”这个大概念。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7】
朱学勤
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2020年2月19日阅读于湖北荆州：鲁迅的批判精神+胡适的自由主义+钱穆的严谨学业；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6】
鲁迅：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末，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
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
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
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
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
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5】
胡适：以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
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煞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
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经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正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4】
钱穆：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
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戒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
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3】
哈佛何以一流: 人大教授的访学发现
刘守英
罗卫国2020年1月12日阅读：争取去哈佛呆一段时间。今天给子怡配眼镜，吃了鼎丰泰。
自由、包容的空气
走进哈佛校园，最让人羡慕的是，这里有一种让人精神释放的空气，学子和学者沐浴在不被禁止和排斥的气氛中。在这里思考一件事、求解一个问题，是不预设前提的，不会被按阵营划分。
自由的空气，是一种让思想活跃、不被障碍阻断的氛围，一种不受禁锢的、未被人为过滤的吸收知识的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空气下，思想才会自由放飞，创新才会奔涌迸发。只有自由的空气，才使一个机构、一所大学、一个国家成为一流。
自由的空气，实实在在表现为对权威、权力的警惕。在哈佛，不会因为你被树为权威，就受到特别的对待。我在进肯尼迪学院的第一天就领教了这里对特权的排斥。在发给我们的指南中，明确标明了一条条规矩，约束那些特殊化行为和特权意识。
在哈佛，挑战权威的场面比比皆是。我到哈佛第三天，就去听当今制度研究的领军人物、《国家为什么失败》作者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举办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发展经济学讲座。大名鼎鼎的阿氏在一个小时的讲座中，被学生打断四次，一位学者还与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他一堂课下来全身是汗，不知是因为天热，还是因为这种气氛的烘烤。
这种场面在另一位经济学权威的课堂上上演得更烈。去过哈佛的人可能在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re）前面留过影，在这座类似城堡的建筑里，最让人神往的是一些“大牛”的讲座，如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在这里讲过中国专题，当今最火的伦理学家桑德斯的《公正》公开课、大红大紫的经济学教授曼昆的《经济学》课也在这里开课。即便曼昆的课，也曾遭遇70名学生有组织离开的尴尬，原因是学生们抗议他只重视增长，不重视收入分配，不正视贫困。
自由的空气里充满辩论和质疑。在哈佛燕京中国研究专题讲座上，来自彼得森研究所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尼克尔斯•拉迪推销他新近出版的《民进国退》，用40分钟，依靠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论证中国没有国进民退，没有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不存在过高的公务员比重等等。他讲完后，哈佛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生们用事实和观察对他的观点足足质疑了近40分钟。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NBC记者布罗考（Tom Brokaw）,当这位曾报道过柏林墙倒下的风云人物侃侃而谈地回忆东欧巨变的历史场景后，两位原东德籍听众就非常执着地严辞质疑了他的讲述。
自由的空气来自平等的氛围。在我听的各种哈佛讲座中，主讲人讲得不多，更多的是提问和交流的时间。一些“牛人”如美国副总统拜登、《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作者福山的演讲都只有30多分钟，讨论时间最起码占一半以上。当主讲人人气太旺时，他们就采取注册登记和随机抽签方式，中签者才能参加。这样的情况我在哈佛遇到过两次：一次是拜登的演讲，还有一次是莫言在哈佛一所教堂的演讲。
充分的公共空间为交流提供方便，为自由空气的流动提供通道。我发觉，在哈佛这样的名校，被个人占据的空间很小，公共空间非常大。这不仅体现在图书馆、教室等，只要在有空隙的地方就会摆上桌椅，供学生之间及学生与老师之间交流。
一些哈佛学生跟我说，学生的成长和进步，除了得益于教授之间的交流，更多是来自学生之间的交流。
自由的空气还意味着包容。当哈佛教育学院邀请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约翰斯顿发表演讲时，有些学生就要求校方撤回对约翰斯顿的邀请，因为他们反对他的一些教育政策。所幸的是，福斯特校长和院长没有妥协。莱恩院长写给这些学生的信中这样说道：“我遇到过很多真诚的人，他们和我都有相同的目标，不过在如何改善教育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存在分歧。在我看来，这些分歧应当经过探究、辩论、挑战和质疑。同时这些分歧也应获得尊重，确实应该被称颂。”
哈佛大学2014年毕业生典礼邀请了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他的演讲重点阐述了大学精神的本质。他认为，“顶尖大学是让各种背景、各种信仰、探寻各种问题的人，能到此自由开放地学习和探讨想法的地方。”“包容他人观点，以及表达自身言论的自由，是顶尖大学不可分割的价值。”“一所大学的职责并不是教学生思考什么，而是教学生如何思考，这就需要倾听不同声音，不带偏见地衡量各种观点，冷静思考不同意见中是否也有公正的论点。在每个问题上，我们都应该遵循有理有据的原则，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只要我们这样做，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打不破的僵局，没有达不成的妥协。”
人文精神的浸染
真正让我感到哈佛之为哈佛的，是她的人文环境。
办理完注册，领到ID卡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位于哈佛庭院北面的怀德勒主图书馆借书。哈佛大学图书馆由80个图书馆组成，有 1800万册以上图书。它是美国最大的学术图书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我在哈佛期间去过的图书馆有怀德勒、拉蒙特、肯尼迪学院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当然还有最大的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进到图书馆，你一下子就能忘掉一切，恢复人的单纯和天真，这里的氛围会让你觉得可以用知识傲视一切。
图书馆的服务会让你就想搞研究，否则觉得对不住这套系统和这里的图书服务人员。听上个世纪90年代曾在这里读书的朋友讲，那时的信息化技术还不是很发达，为了方便哈佛的教授做研究，图书馆是给哈佛最牛的教授留座位的。比如费正清就在主图书馆藏书室有一张桌子，供他平常做研究用。他可以调用任何一本书，堆在那里，没有他的允许，图书馆员是不会清理的。我在哈佛期间占的最大便宜就是可以不受限制地借阅图书。这里的任何一个图书馆我都可以进，哈佛所有图书馆的书我都可以随时调用，甚至可以调用波士顿乃至美国所有图书馆的书。我在哈佛期间曾经对规划问题下过一段功夫。其中有两本书我在肯尼迪学院借阅时没有，再查总馆也没有，最后到设计学院去借也没有，他们就直接到麻省理工学院规划学院图书馆调。有这么好的服务，你怎么好意思将借来的书束之高阁！
图书借阅的方式很简单：你先在图书馆系统里查好书，将信息传到图书服务中心，他们找到以后就通知你，你可以到离你最近的任何一个图书馆去提取。看后还书也是到离你最近的图书馆。除了借阅整本纸质书，许多书已经有电子版，图书馆就直接将电子版发给你了。还有些书，你如果要复印，可以将要复印的部分告知图书馆，有专门人员为你复印。当然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你只能复印其中的某个章节。离开哈佛时，我还叫来同在肯尼迪学院访问的博士生汪广龙，我们俩把几大包几十本书摆在学院图书馆员面前，看着他一本本认真清理，心生敬意也存歉意。比比皆是的人文环境和为知识寻求者优良服务，在这里不好好学习你简直会产生一种犯罪之感。
哈佛大学之所以一流，还在于她为学生开设课程独具匠心。四年本科的入学申请人数其实只占全体学生的很少一部分，本科课程主要为艺术及理学范畴（美国不少专业课程只供本科毕业生修读）。在1978-2008年间，所有本科生需完成七门主修以外的课程，作为核心课程的一部分；之后课程有变动，在2008年之后，所有本科生除了主修课程，还需完成八类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它们分别是：美学与解释性理解（Aesthetic and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文化与信仰（Culture and Belief）,经验与数理（Empirical and Mathematical Reasoning）,伦理（Ethical Reasoning）, 生命科学体系（Science of Living Systems）,物理宇宙科学（Scienc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 世界与社会（Societies of the World）以及美国与世界（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其宗旨是使每个哈佛的毕业生接受广博的教育，接受特定的学术专业和集中的训练。
这种知识架构，很多中国家长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送孩子来美国的名校，就是为了学工作中用得上的知识，出去后能找一份好工作，能挣体面的薪水。后来和一些本科生聊了以后，我发觉了这套知识体系的重要：它让你接受了基本伦理和价值的教育，使你有更坚定的信念，不会被人生的挫折压倒；让你接受了常识性和真理性知识熏陶，使你不会那么短视，可以走得更远；让你浸染了人类最普遍的人文知识，使你变得有教养；让你接受了哲学、生命、数学、物理、伦理、世界等的全面教育，你就不会那么单薄和有缺陷。这些基本的教育，建立了学生对人类的基本认识，而不是一种技术的、功利的认知。
过于技术的教育只能培养工匠型人才，过于功利的教育难以建立学生的道德感和对人类的责任。了解了他们的知识体系以后，你才能理解所看到的哈佛学生为何那么充满天真，对一切具有好奇心、怀疑心；为何那么执着和坚定，为何胸怀远大，充满正义和责任。
全球视野与人类责任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以及智库热的兴起，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国际化”“全球视野”之类的大词汇。在我看来，所谓国际化，是用国际比较的眼光看中国、看他国，而不是以中国为参照看世界；所谓“全球视野”，是分析中国问题和讲中国故事时，脑子里必须有全球背景。先有一个关于全球的框架，有一张全球地图，有一套立足全球的知识体系，一种以全球为立足点看问题的角度。
我曾利用哈佛访学的间隙到世界银行访问。在世行的中国朋友给我讲的一件事，对我理解全球视野很有帮助。世界银行为了增进员工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往往不让本国籍的员工做该国的项目。【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就在做非洲项目、柬埔寨项目、拉美项目，而很多美国人等则在做中国项目、印尼项目、越南项目等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避免在做项目时先入为主，不去花功夫发现受援国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二是有利于国别之间的经验教训借鉴。比如，中国人去做拉美或非洲项目，自然会想同样的项目在中国是如何实施的，如何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引入自己所承担的项目。
哈佛学生和研究者的全球视野是天然的，当然这里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她的地位，国际上哪怕是最牛的学者、教授和政治家也以在这里露一脸为荣。以我在哈佛期间常去听的两个系列讲座为例。一个是哈佛燕京中国问题讲座，在短短半年时间就有如下课程：美国著名中国法专家科恩的“美国的中国观受自由主义思想所蛊惑？”、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裴宜理的“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次新的大跃进？”、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前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中国的转型：习近平的影响”、研究中国经济的著名学者拉迪的“毛以后的市场经济：中国私营经济的兴起”、著名历史学家米尔斯海默的“为什么说中国不能和平崛起：对日本的意义”、著名中国政治学专家尼安友的“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
再看看肯尼迪学院的品牌系列讲座“J.F.肯尼迪论坛”，这一讲座每周三晚六点在肯尼迪学院的Littauer楼举行，短短一学期共举办了25期。罗列一下主要的演讲题目：政治与幽默；见证柏林墙的倒塌；中东的不稳定；一战会重演吗；香港问题的起源；美俄关系危机；政治发展中的亨廷顿遗产；共和党的未来；美国外交政策；中国的其后变化与金融危机；伊朗政策；政府政策与互联网企业发展。邀请演讲和访谈的嘉宾都是国际组织官员，如联合国国际防务高级官员，美国著名政治家如拜登及白宫要员，前财长保尔森，学者福山，各国政治家或学者等等。看看涉猎的主题和授课人，你就可以管窥哈佛学生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下培养国际视野，是在一种怎样的气场养成自己的定力的。
至于对人类的责任，还是以我呆过的肯尼迪学院为例。肯尼迪学院创办于大萧条之后的1936年，学院的院训为“问问你能做什么”（Ask What You Can Do）。这来自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旨在培养学生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这很符合对照当下的反腐：政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给你权力是要你提供公共服务的，不是用来敛财的。
校训下面对应的几个词构成了肯尼迪学院学生的责任：一是“知识”（Knowledge）,即用你的知识做什么；二是“地方和全球”（Local and Global）,即你能为地方和全球做什么；三是“城市”（Urban）,即你能为城市做什么；四是“展望”（Perspective）,即你能为未来做什么。为了培养学生履行责任的能力，肯尼迪学院的课程分为：政策与制度分析；管理、领导力与决策科学；民主、政治与制度；国际与全球事务；国际贸易与金融；非利润部门；卫生政策；犯罪与刑事法；人力资源、劳动与教育；住房、城市发展与交通；政治经济与发展；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还设立了15个中心：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贝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卡尔人权政策中心；国际发展中心；公共领导力中心；政治所；萨拉法基金会伦理中心；索伦斯坦媒体、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拉曼尼商业与政府中心；拉帕伯特大波士顿研究所；塔博曼国家与地方政府中心；威那社会政策中心；住房研究联合中信；妇女与公共政策项目；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复杂性观察实验室。
一流教授研究一流真问题
哈佛教授的名头是各院系学生最引以为傲的。走进每一个院系，墙上都挂着建院系以来最“大牛”的教授。经济系的走廊两边摆满了一长串的大牌教授，如熊彼特、森、曼昆、巴罗、费尔德斯坦??在肯尼迪学院，就有阿利森、博克、伯加斯、克劳福德、格莱瑟、哥德史密斯、乔根森、奈、普特兰、萨默斯、扎克豪斯等。学生每天沿楼梯走上去，就相当于每天跟这些“大牛”道早安，也激发起他们向前辈挑战的雄心。
通过与哈佛一些教授的交流与观察，我对这些教授何以一流得出几点感悟：
一是选定真问题。大量的研究看上去是问题，但不一定是真问题，也不是重大问题，是过几年就不是问题的问题。这里的教授在选定研究问题时，是非常谨慎的，经过反复权衡，绝不会为了钱去做。在这方面，傅高义堪称典范。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大量产品输出美国市场时，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屑一顾。傅高义经过多年研究的《日本第一》在美国出版，引起美国人对日本的重新审视，加大对日本为何成功的研究和政策应对。同样，在美国人对中国近30年的奇迹傲慢地以老套范式看待时，傅高义十年磨一剑，出版了在美国引起轰动的畅销书《邓小平》。这样的例子在哈佛比比皆是。他们靠自己的远见、对真理的追寻、对事实的分析，改变了社会的偏见，矫正了政策的调整，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二是不受干扰地、“神经质”地专注于一项研究。这些大牌教授一旦确认了自己所研究的大问题，就心无旁骛地追踪下去。这一点差不多成了我所见的一流教授的共同学术品格。比如，帕金斯在完成《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只能到香港去收集资料。当他在资料的故纸堆里迷惑不解时，就会跑到香港最高的大楼上遥望大陆。再以傅高义为例，为了写作《邓小平》，他以70多岁高龄，每年到大陆多次，访问与邓小平多有交集的差不多所有人士，到过邓小平所有工作、学习、生活过的地方。我去拜访他时，他仍操着一口四川音，感觉他仍然还没有从研究邓小平的情景和情感中解脱出来。
三是不轻易相信已经给出的结论。我在与这些教授交流时，这个感觉非常明显。有许多问题，我们以为是有定论的，是基本事实的东西，但这些教授不会轻易相信。他们会穷尽所有的文献，重新审视每一种说法，掌握充分的事实，经过客观严谨的分析，给出自己的结论。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升自己思维的过程。你不敢轻易说这个就是事实，那个就是定论。在和你聊他们关心的问题时，他们会跟你从头往下刨，会关注你讲的事实，但绝对不会相信你说的结论。如果他觉得你的研究已经给出正确的结论，他们就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研究了。
四是对所研究的问题刨根问底。与我们很多“大牌”学者善于给出大判断不同，这些“大牌”教授更注重细节，善于从细节中形成独特看法。这里的一流教授在交谈中会对细节痴迷，不轻易放过每一个旁枝末节、每一个细小现象。他们会不断地问，不断地跟你讨论，有时候还会再回过来求证。
五是小题大作。尽管是“大牌”教授，他们研究的很多问题都是从小处着手。在哈佛包括在其他美国大学的学者，没有多少学者会在年纪轻轻时就问那些终极的大问题。这些“大牌”的出名作都是非常小的题目，比如裴宜理就以研究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而立于学术界。再比如我所在的肯尼迪学院Ash中心主任安东尼•赛奇教授，他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第一批中英交流学者到中国学习，并因“开门办学”到扬州的一个人民公社锻炼。到现在，他还每年至少七八次到中国的乡村调查，并于去年出版新书《中国村庄、全球市场》，以东莞一个村子的变迁研究中国的全球化。他们善于通过对非常细小问题的研究得出一些基本结论。我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就经常被这样善意地提醒：“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似乎面太宽了，能否聚焦一下。” 好的研究一定是可实施的，可观测、度量和检验的。
我们平常往往会提出很多大题，但是小做，而哈佛这些大牌往往是小题大做。我们经常是十分武断地说“我判断，我觉得”，但这些“判断”和“觉得”的东西是怎么出来的，研究过吗？证伪过吗？
六是好作品是写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在哈佛，好教授都是勤于笔耕的。我到哈佛不久，80多岁高龄的帕金斯教授请我吃饭。我见他时第一句就是问他在忙什么。他告诉我，刚刚完成《东亚经济发展》专著，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接下来还要将三本旧著进行修订再版。之后见赛奇教授时，我也问他在忙什么，他也告诉我在写书，只是被太多的行政事务打断，并叮嘱我在哈佛期间要利用难得的清净写作。去见裴宜理时，她也纳闷中国学者为什么一出名就只说不写了。她非常严肃地说：“一定要写！”我现在也越来越觉得写和说是不一样的！写是要落到纸上的，是有逻辑的，是需要严谨思考的。不写是不会严谨的，不写你的思维会越来越僵化，不写会越来越变成主观主义者。
七是与年轻人的代际交流。在哈佛，我也跟一些教授讨论过为何招博士。他们说，更重要的是学术交流。对教授来说，博士生的作用是开拓他的领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博士生会就一个新的领域开拓，可以帮助老师更新知识。哈佛教授非常注重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肯尼迪学院的老师不大愿意莫名其妙的人去拜访，但是非常愿意和学生交流，原因就是学生能给老师充电。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学者，必定善于跟比他小的年轻人交流。
聚集全球最聪明的年轻脑袋
哈佛最可爱的地方，是她能招收到全球最优秀的年轻脑袋。以2013年为例，哈佛学院接收到27500份入校申请，有2175名得到许可（占8%）,其中，1658名可以注册 （占7.6%）。一年级新生95%毕业于高中阶段前10%的学生。人们称哈佛学生时，一般指6000多名在哈佛学院的学生。
像我们这种在哈佛访问的，是不算哈佛人的。中国每年能进到哈佛的本科生差不多就8-10名。这些本科生中60%的学生是有奖学金的。
这些学生好比哈佛的皇族，受到特殊的“关照”。为了保证对他们的教学质量，一个教授无论学术水平多高，都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一些专门给本科生开的课程其他人是注册不进去的。他们的学习、生活都在哈佛庭院里面，住在12处学生宿舍；桑德斯剧场里的学生食堂只向这些本科生提供，我们这些人想混进去吃一顿都会被请出来。
有这么好的条件，对他们的要求也非常严苛。每一门课老师都布置学生阅读至少十本以上的图书。学生们需老老实实把书借来，认真阅读，否则就跟不上课程，在讨论课上，插不上嘴，也难以完成课程论文的撰写。读书对所有哈佛学生来说，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在图书馆里读书到通宵，是不少学生都曾有的经历。
与哈佛学生的交流过程中，更感觉出学生的思维逻辑非常缜密而富有条理。
这一方面与他们的智商有关，更主要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系统而严谨的知识训练。这里的学生提问，不会问那种让你无法回答的“大问题”，也很少有那种偏激或偏执的问题；他们非常善于倾听，在和你交流时，能注意从交流中吸取他想要的东西。
我也能由此感觉到中美学生的一些差异。他们有一种发现的天性，相信任何一个问题没有唯一解。与美国学生相比，在哈佛的中国学生无疑也是最优秀的，但总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质疑和另辟蹊径上缺那么一点。同样是讨论中国问题，西方的学生天性里是不相信的，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既成的答案。美国学生总能在他的知识框架下提出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中国学生问的问题和思考的逻辑，总让你有似曾相识之感。多陈述少疑问，多套路少分岔，说几分钟后你就明白他想说什么，知识背景是从哪里引出来的。
这种“发现”天性的差异是怎么导致的？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我觉得可能跟中美两国小学到中学的教育方式有关。美国的学生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直玩着学，到大学开始灌输系统的知识。
在美国大学里，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是非常辛苦的，一级一级往上，越往上越辛苦，训练非常严格。一个人很小的时候遵照天性发展，没有任何顾忌，进到大学以后，在灵感和天性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严格的训练；再往上，比如说要读博士就要受更严格的训练。
反观我们的教育，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就是做题、考试，基础训练是严格了，但“发现”和灵感被磨灭了。我们的教育，非常大的问题是发现的能力基本被泯灭。如果不在这上面下大功夫改进，还谈什么创新？！
丰富的捐款和充沛的资金池
哈佛大学受捐资金居于世界科研机构之首，在2013年已经累计达到320亿美元，是仅次于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捐赠基金。哈佛年平均科研经费超过7.5亿美元，为14个学院、上百个研究机构提供支持。2014年9月，香港恒隆集团及恒隆地产陈曾熙家族旗下的晨兴基金会（The Morningside Foundation），宣布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这是哈佛大学创校以来获得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从2007年开始，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不需要为进入哈佛的孩子支付任何费用，收入在6万到8万美元的家庭一年只需支付几千美元，收入在12万到18万美元的家庭只需支付他们年收入的10%。
在校长和各学院院长、中心主任看来，他们最为荣耀的事情是弄到了多少钱，搞钱是他们在任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哈佛校园和各院系，大到大楼、图书馆，小到教室，都以捐助者的名字命名。比如哈佛法学院的101教室是美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捐款，就标上了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
有钱就是任性，但比金钱更任性的是声誉。我在哈佛的时候亲历了麻省理工学院规划学院接受一位香港企业家1.18亿捐赠的过程。这位捐助者最初从香港到MIT规划系读书时，太穷了，为了支付房租，原来的床是一层的，后来就做成两层，自己睡上面一层，把下面的一层租出去，用租的钱养上面的租金。
他把钱捐助给麻省理工学院规划系，用于资助他们在中国的研究和培训。捐钱也是很有讲究的。捐款人不能以此干预学校如何使用资金，不像国内的一些捐款人，拿了点钱就每天盯着学校的业务，甚至亲自下指示。美国的学校不接受这样设置附加条件的捐助。你捐款是看重学校的声誉，相信他能用好，也有用钱的能力，学校对这种附加条件会非常警惕，怕金钱影响学校的独立性。所以，这笔钱的捐赠双方来来回回就在这件事上谈。最后，麻省理工学院为这笔钱专门成立一个董事会，主席是现在香港大学的校长，委员会监督这笔钱的使用，校方自己也不管这笔钱。
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谈哈佛。我观察哈佛的目的是期望这些能对中国建一流大学、一流智库有所启发和借鉴。在和国外一流大学比较的基础上，提高我们的软实力。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2】
中国人的信仰
葛剑雄
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常有人问起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当他们得知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中国的实际，并且至少已经存在了两三千年。不过他们大概并不了解，虽然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信仰。
近来儒家学说得到主流肯定，于是有人声称中国人在历史上都信奉儒家学说，信仰孔孟之道。翻开历史，表面上似乎的确如此。特别是宋元以后，上至君相鸿儒，下至吏员生童，甚至贩夫走卒，无不崇奉孔孟，讲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实际上，真正的纯儒少而又少，绝大多数人只是打着孔孟的旗号，内心什么都信，佛道鬼神，打卦算命，因果报应，只要于自己有利，或者有一个能自欺欺人的解释，都可以接受，都不妨一试。
至于在民间，尤其是在汉族地区，一般人佛、道、儒都信，天、地、君、亲、师都拜，还有极其广泛的实用性、地方性崇拜。如各地有土地神（或称土地公公）、城隍，家门口有门神，灶头有灶神，理财有财神，科第有魁星，婚姻有月老，求子有送子观音，驱蝗求刘猛将，养蚕祝蚕花娘娘，治蛟找许真君，航海靠妈祖，还有风伯、雨师、雷公、电母、河神、海龙王、阎罗王、玉皇大帝等各司其职，简直无所不包，应有尽有。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祸福，无不有相应的神或鬼督察照料。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内容各异，这些崇拜的核心就是对因果报应的信仰，即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说一时见不到效果，那是因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所以祈求者完全可以“今世不修修来世”，在下一辈子得到弥补。
中国早期的鬼神信仰、多神信仰没有能发展成宗教，本土产生的道教先天不足，外来的佛教越来越与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结合，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君主制度过于强大。皇帝作为"天子"体现了天命和天意，天则通过太阳黑子、日食、彗星、地震等各种天象和灾异显示自己的意图和警告。皇权与佛、道、儒、鬼神早已合为一体，即使偶有冲突，如官府对某些民间崇拜的禁止、对某些宗教活动的取缔，也没有影响这种广泛的结合。改朝换代或皇权的盛衰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反而会产生新的方式，或者使之更加广泛。例如，满族入主中原后，不仅全盘承接了明朝的格局，还密切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加封了班禅额尔德尼。对外来宗教，只要它能服从皇权，主动适应中国的状况，就能得到容许，并为进一步传播获得空间。如利玛窦等擅自修改教规，宣称天主教与儒家学说暗合，容许信徒保持对君主、祖宗、孔子等诸多偶像的崇拜，所以不仅能在明朝生存，还赢得包括大学士徐光启在内的一批高官和社会精英的皈依，使天主教在中国有了传播的基础。
一种信仰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得到长期延续，证明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和民众的需要，无疑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传统的延续起着积极作用。尽管从秦始皇开始，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并逐步巩固，越来越具体和深入，但直到民国年间，政治权力的作用一般仅延伸到县一级，在发达地区才能延伸到部分镇、乡。法律条文堪称严密，但也无法贯彻于基层。中国式的信仰恰当地填补了这些空白，与宗族、乡绅结合，在日常动作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那时的乡村、山区、边远地区根本没有任何行政或军事机构，有的连保甲、乡丁一类治安人员也没有，更没有无所不在的警察和探头，要杀人越货易如反掌，而且几乎不会得到追究，但由于多数人相信因果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即使盗匪也不会过分，如谋财不害命，劫财时给苦主留下保命钱。又如孝道得以长期维持，表面看似乎是儒家学说和统治者倡导之功，实际上是信仰的震慑作用。不孝行为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更会招致天罚。
由于报应可以追溯到前世，延续到来世，这种信仰也淡化了社会不公，缓解了贫富对立，调和了官民冲突。【《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编辑于2019年11月4日，最近家里的阳台在装修！】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和苦难可以解释为本人前世罪孽所致，或者是因此而形成的“命”中注定。他人之所以拥有财富、权力、地位、幸运是由于祖上积德或本人前世的孝行善行。要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途径是从此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为本人修来世，为子孙积德。否则，下一辈子依然做牛做马，不得翻身。而那些奸臣、贪官、为富不仁、怙恶不悛的人即使能逍遥法外，生前享受荣华富贵，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并且比人间的刑罚更加严酷。
神道设教固然不可避免造成迷信，甚至导致愚昧，但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即使是在天灾人祸频繁、分裂割据不断、行政机构瘫痪、鸡犬之声绝迹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还不愿或不敢突破伦理道德的底线，尽量避免伤天害理的行为，或者还会良心发现，主要还不是靠孔孟之道，而是神道设教的效果，使因果报应的观念深入人心。一旦这些观念都被作为封建迷信破除，又没有新的信仰替代，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用之于政治斗争或理论争论或许能鼓舞信心，振奋精神，增加胜算，让普通人当作处世原则却会造孽无穷。
政治家并非不知道信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希望用政治信仰取代其他信仰。政治信仰的对象不能是神，只能是主义或领袖。但主义和领袖是具体的，不可能十全十美，更不可能万能。如果说主义还能通过不断地修正或发展使之长期保持神圣的话，领袖毕竟是人，总不能与时俱进到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还得始终拥有常人所没有的能力和魅力，于是只能将领袖造成神。
政治信仰的确能起作用。且不说革命中的千辛万苦，就是内部的路线斗争或从未间断的什么斗争，按照常理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但信仰不需要求证，只要坚信其正确就行了。主义不会错，错的是有人没有按主义办。领袖不会错，错的都是背着领袖干的。凡自己的想法与主义不合，那肯定是自己错了，知识分子要检查阶级立场，工农出身者得提高理论水平。
政治信仰也不容易恢复。文革初期，我虽然已是中学教师，还是与其他“革命小将”一样，决心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什么事都闻风而动，唯恐跟得不紧。《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不仅夜以继日贴别人大字报，还要引火烧身，鼓励学生贴自己大字报。但以后学校越搞越乱，社会上更乱，出现了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乱象怪事。以我当时的水平，也知道那些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想不到有些事得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肯定。面对报上的白纸红字（当时最新指示大多以红色印刷），我还是认为毛主席不会错，肯定是下面的人隐瞒真相，欺骗了毛主席。但毛主席明察秋毫，怎么会上别人当呢？这种想法刚一露头，我马上警觉起来——这不是怀疑毛主席吗？多么危险！可是等到林彪“自我爆炸”，再听到毛主席给江青的信的传达时，我终于动摇了对他的信仰——既然1966年就识破林彪阴谋，为什么还是让他干那么多坏事，还通过《党章》将他确立为接班人？将毛主席当成神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简便易行的还是宗教信仰或准宗教信仰，如中国以往的神道设教、因果报应等。因为再强大的政党和政府都无法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完全消除社会不公，也不能使每一个人避免不幸遭遇；再发达的科学技术也不能解释自然界的一切未解之谜；再英明的领袖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不犯错误；再先进的理论也不可能指导任何实际。但宗教和神是全能的，物质上不能精神上能，今世不修来世修，此岸办不到的事在彼岸办得到，其他信仰能取代吗？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1】
许嘉璐
传统道德与当今世界
2019年9月30日罗卫国编辑于家中，最近去了大别山、颐和园、大观园。
伦理道德是中华文化最精粹的部分。我们所建构弘扬的伦理道德不能离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不能在屋子里想出来，否则那是人造花，活不了，也不能掐来他国的花插到我们的土地上，它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萌生。
有钱只是富，有文化才能贵
当前为什么“文化”热起来?
首先是人民文化生活的急需，包括城乡，尤其是农村。尽管当前整个社会道德严重缺失，可是人们心中还是向往着那种仁、义、礼、智、信的生活。人们慢慢明白了，光有钱只是富，富而不贵，有了文化才高贵。远的像梅兰芳到俄国和欧洲去演出《霸王别姬》，引起轰动，了解这一情形的俄罗斯老人至今谈起那段历史仍然津津有味。近的，如大家知道的华裔哲学家杜维明先生，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舍弃了哈佛大学的优厚待遇回到中国，受到人们的尊重。这都属于“贵”。
其次是人民内心生活的急需。例如我们平日生活里感受到的代沟问题，过去只归结于时代的改变和年龄的差距，其实它还是文化之沟、追求之沟。此外还有一个海沟，即海峡两岸间的文化差异。这道沟不像余光中所说，窄窄的、浅浅的，这个沟很深。再有一个国沟，国和国之间的文化之沟。要和谐，要和平，靠什么?事实证明靠精确制导导弹获得不了和平，多少钱都买不到平等。代沟、海沟和国沟都要靠文化来填平。是不是整个世界都要继续沿着西方理念向前走?事实证明，他们自己也已走不通。作为中国人，不会歧路亡羊，痛哭而返，在物欲和道德的岔路口，我们能找到一条路。因为我们有五千年文明的积淀，我们把精神境界视为最高贵的追求。
近年来“尼山论坛”连续举办，主题分别是“跨越国度，不同信仰，共同伦理”、“信仰伦理”、“不同信仰下的共同伦理”，三届的题目有延续性，一个比一个明确，一次比一次深入。对能不能构建起全人类的共同伦理，西方学术界和国内都有激烈的争论，但是反对者也不否认:尽管信仰不同，但在伦理上，大家有共同点，因为这是人类生存、维护社会平衡最重要的东西，各个民族自古就认识到了。中国理所应当地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发言权，力争成为世界思想界热议的领头羊。
时机到了。
中华文化核心之核心:道德观
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即是人化，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标记和符号，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我以前曾经讲过，文化是分层级的。表层文化，是在物质生活上所体现出的好恶、取舍，主要是衣食住行问题。有人说这是物质文化，我不采用，因为物质本身不是文化。中层文化，风俗礼仪、文学艺术、学术宗教、制度法律等。有些人称之为制度文化，我也没接受，因为制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说风俗是一种无言的制度，礼仪是一种社会规范，那么文学、学术都与制度无关。底层文化，也是最核心的，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宇宙观(世界观)和审美观。有人称之为精神文化或者哲学文化，我也不赞成，因为这是西方的分法。所以我就用中性词表达:表层、中层、底层。
中华文化核心之核心是道德，即“内心”生活。道德观与人生观等等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对文化生活和内心生活二者的需求密不可分。不满足前者，则后者无依托、无凭借，空洞化，人们难以接受;不能满足后者，则前者会贫乏、平凡，碎片化，久而生厌。
中华传统道德，可以用很多词来形容:勤劳、好学、向上、友善、爱国、诚信、和合，等等。它的特征表现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系统细腻，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系统而细腻的文化，其基础、根苗就是仁爱。仁爱不同于博爱，博爱是一种一律之爱，而仁爱是一种普遍而有差别的爱，即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孝、悌、忠、义”等，其实都是“仁”或“爱”放到不同领域的表现。
我用12个词来概括我们的世界观:
无神多神，人最宝贵，以人为本;
和为最要，以礼相与，兵为凶器;
继承发展，生生不息，变动不居;
沟通天地，追求崇高，胸怀寰宇。
这里要澄清一个问题。人本主义、以人为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拜“文艺复兴”之所赐。事实上，公元前若干世纪在我们的文化中就确立了人文主义，后来传教士把《论语》、《老子》和《周易》用拉丁文介绍到欧洲。正在寻找变革旗帜的欧洲，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了希腊、罗马哲学家著作的译本，获得思辨的工具，又从中国发现了人文主义，二者结合促成了“文艺复兴”，于是变革中世纪黑暗统治的新社会开始创立。
数学家、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经沿袭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他根据的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道德观。
罗素在1920年来中国，生活了11个月。回国之后，1922年写了《中国问题》一书，至今还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经典之作。1922年我们是什么情况?积贫积弱，军阀混战，罗素以哲学家犀利的眼光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出中国的前途。他预言几百年后，世界将“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尽管它们贫穷而又弱小。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
弘扬传统，构建新阶段的中华道德体系
当前需要尽快解决突出的矛盾，即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裕和文化生活严重匮乏的矛盾，西方价值观大行其道、传统道德严重缺失和人们渴望回归和谐和睦的矛盾。应对之道就是大力弘扬传统道德理念，并加以创新、发展，在实践中形成新时期的中华道德体系。
任何时代的文化都不可能凭空新造，只能在原有基础上转换、创新。中华文化不变当中有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底层，我们的“四观”;变的是中层和表层。传统道德的形式、适用范围以及一些内容，理所当然需要转换、创新和淘汰。总之，就是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如何着手?首先是以德治国，并在德的基础上强调礼，同时不能没有法，要依法治国。德、礼、法综合才能国泰民安。
抓手和平台是什么?第一是教育，学校(从幼儿园到博士)和家庭。第二是城乡社区。社区是私人生活充实之地，本来应该是彼此关爱的，随着新城镇建设以及城市现代化，旧有的社区被拆散，社区文化需要重建。第三是民间团体，包括公益、慈善、文化社团。第四是宗教，宗教管理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
我认为，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的主力在民间，政府的责任是引导、支持，学者的责任是思考、供给。学者要关心当下、关心世界、关心未来，向社会提供研究成果。教师的责任是普及。教育系统应该逐渐加大传统文化的比重，大学教授们也应该能用通俗的语言，给广大居民讲清。这需要慢慢来，慢慢培养。当前这四个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应该研究中华文化发展战略。最好由民间展开讨论，各方拿出成果来，供国家层面参考。
我想再引用罗素的几段话:“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早已想到几个世纪以后的远虑”。“中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永远忍受外国人的压迫，为了发展智慧，他们愿意吸收我们的优点，我相信，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人民”。我不禁深思，罗素1921年所看到的是如此，今天如何呢?智慧和红宝石哪个宝贵?
90余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若罗素还在，他会认不出这是他曾经居住并创造出哲学辉煌的地球。但是，他以自己的睿智和哲学家的客观冷静对中国和世界文化所作出的预言，却基本无误地正在实现。
文化的复兴和建设要比经济建设难得多，久得多;人的内心建设，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恐怕需要以百年计，因为这要靠父母、老师、社会，代代相传、世世构建，而毁掉它，只需一夜。但是我们有决心、有信心。一因为我们今天的事业和追求，也是五千年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祖祖辈辈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逻辑的发展。“特色”，就特在我们的经济制度根植于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上:哲学的基础、伦理的基础。二因为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重建文化大厦的经验，从学术做起、从教育做起。三因为中华民族和文化传统的基因深深存在于亿万人民的心底。四因为唤醒这一基因的领导者、学者和人民已在行动。
只要传统道德伦理活跃在大街小巷、亿万屋檐下和每个人的心头，新时代的文雅、恬淡、从容、自信、和谐、富裕、欢乐、强大的中华民族就会为世界做出划时代的贡献，受到世界的尊重。人民在期待着、世界在期待着、人类的未来在期待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0】
石康
幸福与财富
一般人都会同意，我们的幸福取决于我们的健康、教养、社会地位、财富、政治权利、道德能力、生活态度、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因素，事实上，纵观人类历史，人类一直通过伦理学以及后来的人类学及社会学对幸福进行研究，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关注，作为一个人类，我以为，幸福并不是很抽象的，它应有一个基本的基础，做为一个努力工作的中产，经过漫长的时间的寻觅后，我个人把幸福的基础放在财富上。
财富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当我们拥有它，我们便不会再因各种琐事而麻烦别人，我们与别人谈话的内容可以不再涉及一切关联利益，我们不再托谁谁谁办件事儿了，我们不再为小事儿计较，我们会变得较为宽容。
在生活中我观察到，一个坏到家的富人可与一帮好吃懒做的二奶和谐相处，且成天喜笑言开，而一个再好的穷人与一个好吃懒做的结发妻子却很难不恶言相向，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讲，财富直接导致人们的交往目标与交往人群的改变。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必须为我们的闲睱付账，我们也必须为我们的决定付账，我们再无知也能隐隐感到，幸福是有代价的，最适合人类居住与生活的地方，往往也是账单最厚的地方，就连学习与求知也是一样，因较高质量的老师也需要质量较高的生活，追求真理同样需要付账，因有大量的真理需要很多人合作才有可能发现，你必须要为合作者付账，连我们追求的抽象的内心的平静与自由，多半也是在财富支持下更容易得到。
人类活动是在占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除了与自然界争夺以外，人类不得不与同类争夺资源，并且是在人类自行约定的制度下进行的。翻开人类历史，每一行写的都是资源争取史，就连日常生活中，也可处处看到相同情况。
我住的小区原来有很多空的车位，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要停下车非常困难，位置被一个个填满，直至停无可停，若想获得一种停车的方便，就必须付出一种代价，它被制度设计成车位费。车位费的从无到有，令我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资源争夺及解决办法。
事实上，所有的幸福都是在资源不馈乏的条件下展开的，卢梭类的作家特爱谈及一种原始的美感及幸福，但我无法想象，两个付不出房租，衣衫单薄，被冬天的寒风吹得瑟瑟发抖的人，是否还有闲情逸志去感受幸福。
我估计现代人说的幸福与古人说的越来越不是一回事儿了。随着社会发展，我们发现，我们现在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生活水准，竟比古代的皇帝还要高，当然啦，只少了一些一呼百应众星捧月的感觉，但那感觉也是有风险的，古代皇帝的被谋杀的概率是相当高的，表面风光的背后暗藏杀机，估计现代人宁可以不当皇帝。
然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兑换幸福最便捷的方法便是财富与权力。权力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里面有责任，信托，风险，决策，政治手段，挑战，机遇，公共关系，道德谱系等等，而财富相对来讲简单一些，事实上，这两项都是暗指向一种人类稀缺资源——自由。
人类的外表是内心的反映，当然不是最准确的反应，但我们很难想象那些拥有权势与荣华的人是内心极度痛苦与可怜的人，事实上，反例倒是更多见，那些表面不幸的人可因自我膨胀破灭后，可达到别人很难想象的痛苦程度——只简单看看那些失恋的人就能知道我在说什么。
财富是一种缓冲，它使我们的生活拥有一种弹性，不使我们处于极端，我发现，那些拥有一些财富的大龄女性，即使看起来形单影只，也不至使自己落入孤苦无依的地步，比之于那些拥有婚姻的贫苦女性，她们明显要多一些余地，事实上，若她们愿意让一位男性去分享她的财富，她满可以过得很好，但她们宁愿相信独自一人拥有那些财富可使自己生活质量更高。
对于男性，财富与幸福的关系更加明显，在现代社会里，一位男性要是贫穷，招来的多半是百事哀，我们的社会根本不同情那些贫穷的孤男，谁会在意他们深深的叹息呢？
社会用财富与权力划分阶层是一种简单标签式做法，这很势利，当然，也并不是十分客观，但大体上，已被约定俗成了，所谓的特殊阶层，或是可在几个阶层之间自如跨越的阶层一直就很模糊，在古代，人们用政策、契约甚至婚姻来保存利益，现代虽表面变化多端，实际上，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那些灰姑娘的故事从来都是小概率事件而不是普遍的现实——对于中低阶层，说哪一种宽心话，持哪一种哲学观点，也抵不上勤劳致富后的一般性成果，因人类的生活被限定在人际关系之中，你的观点，并不是别人看你的观点，当你的个人观点与社会观点相冲突的时候，你的个人信念通常是无效的。
社会的这一种势利安排，是让人们易于彼此识别，你是一位能力强、有道德感、有同情的心、肯吃苦、愿意努力的人吗？与同龄人比一比财富就可大致推测出来——说到势利，人人都需要，只是为了快速分辨社会提供的信息。更为了有一天，当我们拥有足够的安全感，使我们可以不势利地细细地了解每一个人，倾听他们的想法，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在此之前，我们通常是后者，事实上，后者由于技能不够，或是他们的技能并不是别人所需，所以很难去帮助别人，对自身的安全感很弱，所以只能奋力进取。
从古至今，对于财富的蔑视也形成一种思潮，用以表现某个人类个体的独特性，与主流思想形成对立，但持有这种思想的人，要么就是财富多得不再需要，要么就是永远无望拥有财富，他们的话并不是很有代表性，盲目地认同这一种想法，会让自己与社会步调不一致，无论被称为清高或颓废，都不能令人感到幸福。
挣取财富的过程，是一个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且用的的社会愿意接受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到现在，是从社会上享受了很多服务的结果，若是不回报，那么社会就无法凝聚成一个分工明确的整体。社会是依靠分工提高效率的，而一个低效的社会，使得人们办事受阻，愿望难以实现，更容易不幸福。
强调财富，特别是强调自己亲手挣得的财富，并不是一个万全之策，但目下并不更好的社会目标与策略，只好先如此，人类的本性是极端好逸恶劳的，为了树立一种激励机制，使人类更加具有活力，历代聪明人可谓绞尽了脑汁儿，但结果就摆在这儿，我们的社会制度已是在现有情况下资源的最佳匹配了，也许以后会产生更好的想法与做法，不过估计我是看不见了。
人类是一种多需求的存在者，人们很难或无法不需求，财富可以很方便快捷地兑现需求，使得拥有财富者可以轻易将需求变成现实，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一种自由感，这是财富本身具有的灵活性，在世上，我们很难找到如此灵活的中介物质，用以联结一盘散沙似的人类个体——而在现实中，我也看到，人们在一起挣取财富方面，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
在韩剧中，一个男主人公若是开着好车，花着不是自己挣的钱，会被视为坏人，姑娘们不会与他谈婚论嫁，因她们知道，花着不是自己挣来的财富，只能说明这个人道德水准较低而已。在中国，正值混乱期，人们更多看结果，而不看过程，这使得富人更多代表积极意义。
不过，在中国大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猜也许十年以后，韩国人的道德水准就会降临到中国人头上——人们必须用自己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来赢得自己的尊严，这是其实是社会管理效率提高造成的，这使得人们必须树立自己的信誉。
我们的社会生产物质的能力越强，对物质就会越依恋，可以断判，我们的幸福感会慢慢对准财富，那需要多年奋斗——然后才是闲暇，情感，教养，知识之类，而那又需要更多年的奋斗。
一般来讲，个人很难超越普遍的人性，也就是说，幸福也分层次，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一般人都可体验着一种因自我存在的而可以感知信息的幸福，接下来，很多人是因一种物质享受而感到幸福，接下来是因懂得一种新情感而幸福，最后是因了解了一种知识而幸福。
当然，极少数人一生中还会经历一种较罕见的幸福，即为全人类创造出一种大家所需要的新知识而感到的幸福。
对于财富的不重视，我个人有过教训，从小到大，我生活的重心在于知识，事实上，我一直在为我好奇心而尽力。但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所关心的事情，也就是说，我所阅读的书籍的作者，以我的生活标准看，他们多数是富人，那是一个夜里，这感觉令我感到难以置信，于是我接连从书架中抽出三十本我喜欢的书，一本本地查看作者的经济情况，不幸的是，这是二十五名传统富人及五名小资，当然那五名小资后来也因著述成名而变成富人，我喜欢的是他们的趣味，而他们的趣咮与他们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关联，比如罗素，据说一生捐款无数，但具体是捐给谁或哪一个组织了，却谁也不知道，他这么不求名利的基础是已经有了名利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能如此高尚，所谓付出型的人，首先，他得有，并且他有的东西为别人所急需，接下来他才有可能付出，最后，他才有机会体会付出所带来的幸福感。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这件事使我懂得了，我喜欢的东西与我本人的现实经济状况有内在矛盾，这个矛盾隐隐存在于我的内心中，却一直找不到语言来形容，现在我可以很明白地说了，那些书才是真正的奢侈品，表面看，它只值二三十块，而它的内容却写的是富人关心的问题，而那些人多半并不是写书后才致富的，而是没写之前就已是富人了，富人因解决了自身的安全感等等基本问题，才把目光投向人群，去解决更大范围内的人群所面临的面题，就连中国文化也把个人奋斗的次序划定为修身，齐家，然后才是天下，在前两项中，解决财富问题无法回避。
好了，为了解决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的内在矛盾，即，普通的经济现状与富人的生活趣味，我决定，还是花几年时间致富吧，我相信，这是绕不过去的，目的哪怕只是为了更好地欣赏那些书。
当然，我相信，那些书还会回报我，即，令我阅读后产生一种超越小我之后的幸福感，也让我有机会去别人去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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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9】
连新元
波音的领导培训
波音领导培训中心的核心课程包括“向经理层过渡”、“当好中层经理”、“战略领导研讨会”、“高级管理人员项目”以及“全球领导人项目”。这些课程旨在满足领导者在个人职业生涯中各个时期的教育需要。
为开发这些核心课程，全公司的经理和高级管理人员都要明确指出其事业转折点。所谓转折点是指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承担起与以往不同、更具挑战性的新职责的时期。他们普遍认为存在着５个事业转折点：第一次担任管理职务；准备担任中层管理职务；准备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初期；迎接作为全球领导人的挑战。在不同时期公司会安排不同的课程。
当然，这些核心课程并非彼此孤立。它们与所培养的四种领导才能密切相关，这四种才能分别是商业领导才能、经营领导才能、人力资源管理领导才能以及人性化领导才能。作为核心课程的补充，还提供“职能强化项目”（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课程和实践管理培训，帮助经理们掌握成熟的方法和技巧。
基层管理培训。新经理最需要了解的是公司政策和运作程序。无论他们担任新职责的时间长短，对其下属的团队来讲，他们都代表着公司。他们在任命、休假、提拔以及纪律方面的决定都代表着公司决策，而这些决策必须正确无误。因此，“向经理层过渡”课程的第一部分便是“从基础做起”（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新经理从走进新办公室的那一刻起，就可用计算机学习这一网络课程。新经理在接到任命后的３０天内，必须学完这门课程的全部四个部分。教员还要为新经理教授两天的“管理业绩”（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课程，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学会如何有效地与他人合作；二是学会如何开展业务。它是企业网络化进程的开端，对于建立统一的企业文化来说至关重要。课程内容包括：建立信任、团队效率、增值活动、客户满意度、股东价值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提高经营业绩。学员们在这里进行决策演练、业务目标确定，并在模拟实际业务的过程中反馈意见。这个独具特色的三步骤管理入门课程，是管理工作获得成功的基础。
中层管理培训。中层经理负责将高级管理人员的构想变成具体计划，还要为基层经理提供资源和帮助。他们必须成为公司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纽带，必须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下命令，什么时候需要说服，什么时候进行协商。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中层经理必须清楚如何激励员工，以及公司凭借什么取得成功。【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当好中层经理”的入门练习可帮助学员了解自己对航空航天、综合技术、管理理论、商务活动和世界大事等的认知程度。在来到领导培训中心之前，学员们要对个人的管理风格进行评估。在这一周的时间内，他们会互相比较评估结果，了解个性差异带来的影响，并练习组建才能互补的团队。他们把在名为“明星联盟”（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ｙｏｆＳｔａｒｓ）的集中模拟训练中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
战略领导研讨会。战略领导研讨会（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Ｓｅｍｉｎａｒ）的主题并非是如何成为更好的经理，而是学会如何成为战略家，并将关注焦点从一个项目扩展到整个公司。更富挑战性的是，经理在成为高级管理人员后必须要能对未来作长远思考，为此需要他们放弃以往熟悉的日常工作的处理。战略领导研讨会为那些将要成为高级管理人员的经理们提供了一个实践机会。他们可以根据新职位的要求练习如何作出远期决策。学员们将从战略的角度重新审视他们在财务、人力资源、运营和组织等方面的技巧。此外，他们也很重视培养和教育下一代领导人。在研讨会的最后几天，学员们将进行商业模拟训练。各小组制定战略，作出并严格遵守承诺，与企业主要股东交往，进行股票交易并处理意外事件。最后，各小组将其商业战略和实施结果与研究其他领域公司的小组进行对比。每个小组必须从其它行业挑选一家他们愿意投资的公司，这也是市场运作的具体实例之一。
高级管理人员项目。波音领导培训中心设计了高级管理人员培训方法，它类似于波音公司训练飞行员的模拟机。在模拟机上你可以做各种尝试，甚至可以让飞机坠毁并一走了之。通过模拟试验你就能在实施某项计划前，了解哪些有用，哪些没用。波音高级管理人员项目可在两周的时间内，对全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集中培训。采用的形式有听讲座、开专题研讨会、讨论、网络训练，以及最为重要的—全身心投入到业务模拟训练之中。他们的目标是理解波音公司２０１６年战略构想以及其中的竞争力和价值观内容，并将其落实到行动之中；了解要达到世界一流的运营水准，需要采取的商业和财务措施；积极主动地关注管理方面的发展；为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开展团队合作。经理们通过学习首席执行官、总裁、首席运营官以及其他企业领导人的讲话，了解和掌握公司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
全球领导人项目。参加全球领导人项目（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ｇｒａｍ）的学员主要来自欧洲、亚洲和南美洲，从中他们可以了解波音的客户、供应商以及各自行业的竞争对手。这个为期２７天的国际性高级管理人员培训有两个近期目标：首先是要增加高级管理人员对特定地区的历史、政治、文化和习俗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参与培训的人员会逐渐意识到，这些模式是各地区商业规程的一部分。第二个目标是让学员就自己业务部门选定的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计划。有些研究有助于加强他们与海外转包商或客户的关系，有些则涉及建立战略联盟或伙伴关系的合理性。他们也可以在技术交流方面提出建议。这些内容绝不仅限于课堂练习，而是要从中得出可供董事会采纳的新建议。它被称为业务需求推动下的学习行为。通过这种高强度的从早到晚的集中培训，学员们将培养快速进行重大决策的能力、与周围高级管理人员协作的能力以及利用本地或异地资源的能力。第三个长远目标是，当高级管理人员开展实地调研时，他们会与当地的同行进行交流，因为在这些地区社交活动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在这些高级管理人员重返工作岗位之后，他们将把波音这一从事国际业务的国内公司，转变为真正的全球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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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8】
吴荻枫
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的断言至为明智。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类的直觉一直与之相反。无论哪个民族，几乎都本能地痛恨商业和商人，“无商不奸”，甚至伟大如莎士比亚都认为商人阴险狡诈、惟利是图、不择手段，他们的财产是不正当的，他们的道德是低下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象，人类一面享受着发达的商业社会所带来的，数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足安逸的生活，一面痛骂着商业和商人，以此为“政治正确”，以此占据道德制高点。
这种对商业的绝大误解，如哈耶克所言，是出于“一种原始的本能”，这种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的本能只能适用于原始的小团体内，而扩展秩序中的规则与把小团体结合在一起的本能直觉是相互冲突的（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9页）。哈耶克认为，必须限制直接的利他本能，才能让人类生存发展，这是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或许难以让人理解，但我们对商业和公益慈善稍加深入对比和分析即可发现，正是基于表面利己的商业，我们才能做到最好地服务于他人，服务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
一、商业的最核心目的就是服务于他人，但免费的公益活动（或慈善）并非如此
我们这里所谈的商业，均是指基于自由选择的交换，而非权力干涉下的垄断或强买强卖。那么显然，在众多相竞争的选择中，要让消费者选择某一商家，高高兴兴地掏出钱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其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求，唯有最能满足消费者的人才是最赚钱的人。这就是米塞斯反复强调的“消费者主权”，也是我们平时常挂在嘴上的“顾客就是上帝”。商业活动归根结底是以消费者为核心，由消费者来决定的。商人既然是以营利为目的，必然会以满足消费者为其最大的追求，调动他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时时刻刻关注消费者千奇百怪变化多端的需求，并据之调整行为，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也只有在商业模式下，消费者才真正最受重视，真正能得到最恰当的服务。
但免费的公益或慈善与此相反。既然是免费，既然不要求从所服务的对象那里获取回报，那么，就是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被服务的对象处于中心地位。
1.从事公益或慈善往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或者是为了实现自身既定的某种理想，以此获得精神收益（包括我自己），所以，其行动方式的设计通常不是以服务对象的各种需求为核心，而是“我要去做什么事”，“我想去做什么事”，等等。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以及从事的大多数职业，都很难满足内心深处那种直接行善的‘利他主义’愿望（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17页）。”公益或慈善提供了满足这种需求的途径。同时，商人是不自由的，他时刻处于消费者的指挥棒之下，要想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必然和商业营利的模式相冲突。
虽然从事公益或慈善之人也是出于自己的（精神）利益，但人们基于利他的“道德”本能，认为这种行为是高尚的、理想主义的，而这提高了公益或慈善行为的收益，鼓励了这种本能的扩张。
2.即使慈善家或公益人诚心实意地要“为人民服务”，但因为缺少了市场价格这一至关重要的信号，他们缺乏指引，不知道怎样做的效果才是最好。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能满足需求的手段是有限的。公益或慈善常常面临需要帮助的人太多，而手上的资源太少的窘境。这种窘境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价格信号，很难人为地为许多看上去都非常迫切的需求进行排序。故决定该怎样服务最终还是取决于提供者，而不是取决于服务对象，以此方式行使，本身就注定是盲目的、效率低下的。
3.需求是市场中发展的，由于缺乏市场，被服务者也很难提出自己的要求。一方面，白白地得到了他人的恩惠，这在道德上不允许受惠人再提出更多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受惠者无所失而有所得，他很难对自己免费得到的东西进行主观排序，甚至也不清楚自己更迫切的要求是什么。比如你送他一台笔记本电脑，他很高兴地接受了，但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更需要的是一部最新发布的某种智能手机。
二、商业是任何免费公益事业的物质基础
既然商业是财富之源，那么需要消耗财富的公益事业必然要有商业作为物质基础，这一点比较好理解。而其更为具体的表现为：
1.商人是慈善家的最大来源
这一点即使口口声声痛骂“无商不奸”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因为他们同学聚会时也会找老板同学买单，要办活动也会拉企业的赞助，到了有什么天灾人祸，更是点着名要各大企业尽一份“社会责任。”
最简单最表面的道理是，哪怕一个人再大公无私，再发下普度众生的宏大誓愿，也得有钱才行。与其找一百个穷光蛋凑点散碎银子，不如找个有善心的土豪就解决了大问题。
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有许多商人愿意尽这样的“社会责任”？
商人中当然也有一心向善，怜贫济苦的“好人”，也有期望满足直接“利他“的道德本能的需求，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行善也符合成功商人的利益，如果这是他的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对他的要求。别忘了，商人存在的客观意义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a.商人可在提供有偿服务时，附随地提供无偿服务。著名的，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提供的“公厕“，解决了多少年来大城市里解决不了的如厕难问题；最近新闻又爆出这些24小时营业的连锁快餐店为流浪者免费提供栖身之地；而国内的餐馆也渐渐兴起了“待用面条”等公益活动；大型商场也会提供诸多免费服务，成都人最爱的伊藤洋华堂提供的服务达十几种之多；就连我家楼下的小卖部，我也时不时地去叨扰他。存点东西，打个电话，换点零钱，洗个手，等等，而这些事如果求助于别的邻居，就会显得十分冒昧。
b.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源的丰富，商人越来越多地提供边际成本较低的免费商品，以取悦消费者和潜在的消费者。比如谷歌公司几乎所有的软件产品都是免费的，其他的互联网公司也大体以免费为主，这极大地改善了消费者的整体福利。
c.因为消费者希望自己选择的商家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有良心”的商家，为了响应消费者的这种要求，许多成功的企业或企业家在慈善活动中都十分踊跃。这在几次地震和其他严重自然灾害募捐时便可看出。
2.商业较之纯粹的公益慈善事业，其最大优势在于商业具有自扩张的能力
同样是服务于他人，商业能为自身进一步的扩张提供资金资源，但免费的公益不能。
成功的商人，也就是最能让消费者满意的商人，必然是盈利的商人。那么，商人就有资源将这种成功的模式推广开来，以服务于更多的人，如果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就可以扩展更广，便如湖中的涟漪，一圈圈地扩大，直至最远的边界。这就是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商业规模扩大，成本降低，创新不断涌现，消费者的体验得到更大改善。仔细观察那些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产品或服务，莫不如是。
但公益慈善不同，公益慈善不能为自身的扩展提供必要的资源。消耗资源和免费服务之间的矛盾，随着它规模的每一步扩大而日益突出。比如说，办一家公益性的图书馆，所需经费较少，但如果将这个计划推广到全国，要办数十家上百家图书馆的话，所需资金将成十倍百倍增加，庞大的资金全仰仗外界筹款，其负责人就无法专心于业务，主要精力将花在筹资上。事业愈要扩展，这种压力愈大。同时，由于没有利润和价格的信号，公益组织主要依靠精神上的凝聚力，评价和激励其员工存在困难。员工如果是兼职的，那他需要从事别的工作来养家糊口，无法要求他全心全意投入其中；如果是全职的，也难以评估他的工作成绩，以进行奖罚。任何事业要想日益进步，都需要长期的投入和积累，但公益慈善缺乏自扩张的能力，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成为制约它的最大瓶颈。
而唯有商业活动或类商业活动能缓解这种矛盾。比如，直接向服务对象募捐（其实是自愿付费）、为捐赠者提供服务（比如巴菲特午餐或类似计划），或者就某些增值服务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等。
三、穷人更需要的是商业，而不是慈善
对穷人而言，因为其所拥有的资源很少，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是最大的问题。因此，穷人更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商业，而不是低效的慈善，这样，才不会陷入“扶贫扶贫，越扶越贫”的恶性循环。
1.商业能满足穷人最迫切的需求，引导穷人最有效地利用他最有限的资源。
前面已分析过，公益缺乏市场价格，即缺乏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对比信息，不仅会给施惠者分配资源造成困难，也会给受惠者使用资源造成困难。如果是免费得到的东西，即付出的边际成本为零，对它的任何使用其收益都为正，穷人就难以确保最有效率地使用这种稀缺资源。比如，给穷人每人免费发放一万元现金，与他自己挣得的一万元，在消费时的计算方式显然不同。正如俗话所说“有付出才会珍惜”，免费的更容易造成无谓的浪费，而如果免费发放的物质的实际成本高昂且数量稀缺（商家如谷歌主动提供的免费服务不在此限，但大部分生活资料的真实边际成本仍然高昂），这两者之间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易导致慈善行为尤其是长期项目的难以为继最终失败。
显然，互惠的商业能解决这一问题。交换的价格是高是低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保证双方受益。对商家，收益高于成本；对穷人消费者，收益也高于成本。商人会尽全力满足穷人的最迫切需求（比如尽量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穷人则能确保买来的东西将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否则他就不会买），从而真实地改善他的生活状态。
2.商业会产生资本积累，为穷人提供工作岗位，改善穷人的收入。
商业不仅能帮助穷人以最有效的方式消费，更能提供工作岗位，提高穷人的收入。没有资本的投入，没有资本品的积累（比如工厂厂房、机器设备）等，就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工资（工资高低取决于边际生产率）。授人以渔才是真正的脱贫致富之道。
四、商业能避免免费公益中的寻租行为，减少资源的浪费
总体而言，资源往往是稀缺的，将这种稀缺的资源免费奉送，以满足人们无穷的欲望，显然是不可能，因此，必然存在数量控制。这种数量控制不是通过自愿的市场交易行为自动产生，而是设定某种人为的“客观”（实际上是主观）标准，这就很容易产生寻租。
比如说，我们设定在全国选取十个贫困地区进行扶植，但全国想要得到这种扶植的地区可能数以倍计。这些潜在的竞争者就会各显神通，在非生产性的领域进行争夺，比如动用舆论或政治资源，或是伪造数据，贿赂评委等。这些消耗对每个地区而言有利可图，但对社会显然是无益的，而且其成本高昂，甚至很可能超过将发放的免费资金总额。
由以上可见，商业是一切公益活动的基础，其实它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依赖于我们控制直接行善的利他本能。我们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认识到“市场是唯一已知的方法，它能够提供信息，使个人可以对他们直接有所了解的资源的不同用途的相对利益加以权衡，并且不管他们是否有此意图，他们能够通过利用这些资源，为相距遥远素不相识的个人的需求提供服务（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87页）。”
■罗卫国2012年6月3日阅读于秦岭：经营好+管理好+企业文化好=成熟并受人尊敬。当前，看到很多学员企业业绩下滑，非常痛心。特发此文，希望那些不注重管理的企业立即组织“自救”，我也很乐意参与其中！金凤集团董事长周阿祥感言：我发自内心尊重和感谢的罗老：您好！仕为知己者死，感谢罗老的信任和一直一来的关心关注。我们一直在修炼稻盛和夫先生的六项精进和管理十二条，我坚信，稻盛先生用事实告诉我他老人家管理思想的正确，但罗老更了解金凤！或者非常自豪的说还比较了解我阿祥，如果稻盛哲学是精神食粮的话，那罗老就是首席大厨师，把食粮深加工后有所选择的变成饭菜让我们下肚消化。教育我们如何面对现实、把销售放首位、步步抓执行，并用信息提醒我不为和为，再次感谢！渴求罗老的下一份礼物，就像空气、水、阳光一样珍贵而免费！我所回报的就是金凤实而在，长而远的业绩和实力！——“罗老的礼物，就像空气、水、阳光一样珍贵而免费！”，说的太好了！表扬。罗卫国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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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7】
唐世平
少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
自从“百家讲坛”开坛后，中国历史和所谓的“国学”在大众传媒和科普领域就成了流行。其实,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历史中是极其不健康的。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因为不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
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1840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1840年前的中国历史更是几乎没有现代意义，至少远不如公元1500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核心主线，也是最血淋淋的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并且享受这种权力所带来的快感。但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言可能是最高的境界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权谋术是人治的核心逻辑，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逻辑，甚至是法治的阻碍，因为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权谋术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最小。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从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来特别强调集体的表面之下，绝大部分个人都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我们为他们定的规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想遵守规矩，特别是别人订的规矩，特别是有权力的人士。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官场的各种乱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权力的人都不守规矩，那我们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规矩呢？因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要不守规矩没有代价，那我们就不要守规矩。
于是乎，在看起来似乎特别强调集体的中国，一遇到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作出选择的时候，许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个人利益。这背后的缘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主义”几乎都全部是强权驱使的结果。而一旦没有强权的驱使，而且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没有个人自觉根基的集体主义便会烟消云散。
相比之下，那些看起来非常个人主义的国家的公民，却真的会在国家民族需要时挺身而出，甚至赴死疆场。美国二战时期的《兄弟连》的真实故事足够说明了吧。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在看起来非常个人主义的背后，这些国家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有相当的自愿成分。
太沉迷于中国历史导致闭目塞听
太过沉迷于中国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还很容易让我们闭目塞听而固步自封（小编曾说这种沉迷情怀属于“学术自恋”，是一种病，得治）。
许多人士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王朝或国家绝不是只有中国一个，而是多达几十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1469至1500年间的崛起和扩张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而英国在1600至1780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两个多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同样可以大书特书。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都曾有过长达20-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但是，在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中，最后只有三十个左右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许多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最后都沉沦了。现代化就像一个孤岛，而在试图游向这个孤岛的过程中，失败是多数，成功是少数。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要么还在原地踏步，要么困在漩涡中，甚至已经沉没。这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是绝对不能再失去一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机会的中国必须吸取的。
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结果是，在追求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在无谓地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
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而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
今后的中国需要更多的能够关心普世问题、提供普世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号、漠不关心（中国和他人的）问题，自欺欺人的所谓专家学者。那些不关心甚至否定普世问题、不能提供普世知识、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太多的贡献。
怎么办？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普都迫切需要转向。
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与此同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少点中国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近现代史。缺少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而过于沉迷于中国历史已经使得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和领导人都懒得了解世界，也没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形成。
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与此同时，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比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些弯路和歧路。
说句大俗话，中国不能还是品着《甄嬛传》和《武媚娘》来和现代世界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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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
穿越政治经济学年代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书评中率先提出，中国还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在这一时代，资源配置的效率往往被放在其次，谁有权力配置资源以及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才是社会各阶层真正关切。与此对应，我引用布坎南的名言“公平的权力分配优先于市场竞争”，来表达我对于解决当下中国各种问题的观点。
2009年在中国经济史上肯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步入衰退，而中国经济不仅率先实现了“V”字形反弹，而且再次在世界经济大格局中借势上位，更牢固地树立了中国由世界经济大国往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形像。这是值得每个中国人足以欣慰的事。
也正是在反危机保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首先，在经历了市场化改革数十年之后，尽管我们反复强调应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中国各级政府仍然具有大规模调动资源的能力。在反危机过程中，最大量的投资来自于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政府掌控的国有经济部门进行，投资方向也大多在政府布点的基础项目或产业领域。也正因此，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中国经济增长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
其次，与货币政策下海量流动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相比较，财政政策作用实际上非常次要。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上看，积极的财政策政策包括了赤字财政与减税，但中国财政整体是正增长，财政盈余大幅提高，而针对中产阶层消费与福利的增税政策不断出台。这背后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有一种解释是：货币政策的后果最后是全社会分摊，而财政却是各级政府的“钱袋子”。而不要忘了，“国富民贫”本来已经成为中国后续发展的隐患。
复次，我们还看到，尽管金融危机肇起于美国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又是因为美国房地产泡沫，并且各国在“去杠杆化”过程中，房地产价格普遍大幅回调；这本来足以让过去若干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发展的中国警醒，但一个反常现象是，中国房地产在经过极短暂调整后，价格飞涨的速度令世人咋舌，远超过不久前同样因地产泡沫破裂遭受重创的迪拜价格。这背后的推手，除了屡次成为“地王”的国企，还有就是卖地收入远超财政一半以上的地方各级政府。在局部与短期利益驱动下，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与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累积，似乎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在09年预期12万亿消费支出中，居民购房一项竟然高达6万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09年年初中央确定的各项经济刺激计划中，惟有保障性住房建设一项进度不到计划的三分之一；更令人不解的是，除了学者与研究机构自相矛盾的“说法”之外，至今也没有一项明确的房地产领域高层调控政策宣示。
又次，我们看到，国际范围内，金融危机背景下，财富缩水最大的是富裕阶层；而在中国，危机中的富裕阶层再度“巧妙地”使自己的财富得以增加。09年新增亿万富翁足比08年高出十几个百分点，而中国也一举拿下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头衔。只不过，在普通劳动者工资占比不断下降、大量临时性就业大学生成为城市边缘的“蚂蚁一族”、更多人因为危机而心忧自己脆弱的饭碗可能不保的背景下，这一头衔显得有些刺眼。【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况且，财政加货币政策指挥棒下的高达十几万亿资金，在经过权力与资本之手之后，最后到底有多少“渗滴”到普通百姓那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人们看得清楚的是：危机一来，一些地方政府竟然以红头文件形式规定，对普通劳动者有利的《劳动合同法》与最低工资标准可以“缓行”，而对于“违法”的企业家却可以“从宽”。
还有，我们看到，尽管09年中国居民消费中一半支出在用于购买房地产，而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是不争的事实；尽管09年下半年以来，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但经营权却垄断于极少数国企的水、电、煤、气、食用油竞相涨价，且报道出来的涨价幅度均不低于10%，但面对统计局发布的仍然是“负值”的CPI以及远超过GDP增长水平的“职工平均收入增长”，各级官员似乎并不知道这不靠谱的数据背后普通百姓生活日增的压力。
最后，我们还看到，腐败仍然在侵蚀着国家的肌体，而多少人呼吁的官员财产公开这样一个简单的“阳光法案”在酝酿多少年后也没有出台；同样，关乎新一轮利益结构调整的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也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通钢事件”背后透视出的改革成本、风险与收益不匹配，政府与媒体都讳莫如深；“钓鱼执法”、野蛮拆迁、司法不公等事件仍然在恶化着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社会领域的诸多怪像，相当程度上仍然在抵销经济增长的光环。
新制度经济学家、经济学诺奖得主诺斯早年笃信“制度有效论”，因为他把经济制度与政策作为“经济体对于资源相对价格变化的最佳反映”；后来，他发现一些“无效经济制度”在各个国家甚至欧洲内部都屡见不鲜，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利益考量”，因此，他从早期单纯研究经济制度安排转向研究“经济制度背后的政治动因”，即“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为此专门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在他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政府悖论”的观点很富有启发性。诺斯认为（1981），为了促使一个社会走上经济增长路径，政府的功能远不是仅仅推行自由放任的原则，它还应该减少市场运作中的交易费用并使得个人企业家从交易中受益成为可能。为此，政府必须足够强大。但他紧接着却悲叹道，“在现阶段，以我们现有的知识，还无人知晓如何创建这样一个实体。”其原因是，“如果一个政府一旦具有了这样强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该政府的人便会因为目标函数上的偏差，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局部或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它人的利益为代价。”
2009年中国反危机过程中各级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会使我们对于“诺斯悖论”有更深刻的了解。如果不是拜赐于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强有力的政策举措，而任凭市场发挥作用，中国经济肯定不会有“V”型反弹；这反过来也使我们庆幸于政府仍然是有效率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全面加强，给后危机时代留下了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而更应该让我们警惕的是，“V”字形反转及经济成果的分配格局，可能使各级政府更加“惟GDP”看成绩，更加迷信于权力推动经济，更加依赖于投资并因此更加亲近资本，与包括垄断性国企与房地产商等在内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更加牢固地绑定在一起。如此下去，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可持续性将大打折扣。
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中国能否顺利穿越政治经济学时代，我个人在诸多场合总是强调：必须下决心推动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建设服务政府为突破口，理顺各种利益关系。
建设服务政府，首先就是要解决“目标函数上的偏差”。现代经济学中的政府所担当的角色，应该是实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不是实现单纯的“GDP”最大化。过去若干年间，正是由于政府把职能重心放在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责任，造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平衡，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不同步，普通百姓住房、医疗、养老、上学等负担沉重。也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将职能重心放在直接抓经济建设，造成了各级政府本能地亲近资本。这一方面为“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勾结”提供了方便，还同时忽视了劳动者利益及全社会平衡，恶化社会公平。建立服务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把职能的重点由原来的经济目标优先，转变为社会目标优先，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着力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在发展主义的旗帜下政府与企业、商人之间的亲和关系，最大限度减少政商之间相互进行利益输送的渠道；才能站在真正“中性”的立场协调和处理包括劳资关系在内的全社会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关系；也才能真正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普通百姓日益增加的消费预期之上。
这倒不是说政府不应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政府主要作用是建立并维护交易的法治框架、限制垄断并促进竞争、提供基础设施与人力投资支持等。除此之外，政府在经济危机过程中的确也有借助于“看得见的手”推动“看不见的手”的责任。但是，在常态情况下，政府不能取代市场直接配置资源。总体上，市场决定效率，政府负责公平，这才是市场经济真正的逻辑。
服务政府也必须同时是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就是必须解决政府与民众之间权力关系问题；而中国社会的和谐首先也端赖于“官民关系的和谐”——“劳资关系和谐”当然也很重要，但只有执政者能够作为公正的第三方存在，才能解决好“劳资关系”。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切实将政府管理经济社会行为纳入依法运转的轨道。而建设责任政府，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实现公民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政府则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深刻转变，保证政府使用权力服从于人民的意志，并始终对人民负责。
“知易行难”。中国要穿越政治经济学年代，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培养与发育，有赖于既得利益者懂得让步，有赖于执政者的自觉。与09年中国经济在危机中成功实现突围一样令我们欣慰的是，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三十年来社会变革与转型几乎走过了西方三百年历程。三十年间，中国不仅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基本保持了政治与社会的宏观稳定。相较于西方在穿越政治经济学时代时历经的巨大代价与曲折，中国绝对算得上是历史的幸运儿。正因此，借用一句俗语结束我的文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