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06-110】
发布时间:2019-09-25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10】


石康

幸福与财富



一般人都会同意,我们的幸福取决于我们的健康、教养、社会地位、财富、政治权利、道德能力、生活态度、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因素,事实上,纵观人类历史,人类一直通过伦理学以及后来的人类学及社会学对幸福进行研究,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关注,作为一个人类,我以为,幸福并不是很抽象的,它应有一个基本的基础,做为一个努力工作的中产,经过漫长的时间的寻觅后,我个人把幸福的基础放在财富上。


财富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当我们拥有它,我们便不会再因各种琐事而麻烦别人,我们与别人谈话的内容可以不再涉及一切关联利益,我们不再托谁谁谁办件事儿了,我们不再为小事儿计较,我们会变得较为宽容。


在生活中我观察到,一个坏到家的富人可与一帮好吃懒做的二奶和谐相处,且成天喜笑言开,而一个再好的穷人与一个好吃懒做的结发妻子却很难不恶言相向,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讲,财富直接导致人们的交往目标与交往人群的改变。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必须为我们的闲睱付账,我们也必须为我们的决定付账,我们再无知也能隐隐感到,幸福是有代价的,最适合人类居住与生活的地方,往往也是账单最厚的地方,就连学习与求知也是一样,因较高质量的老师也需要质量较高的生活,追求真理同样需要付账,因有大量的真理需要很多人合作才有可能发现,你必须要为合作者付账,连我们追求的抽象的内心的平静与自由,多半也是在财富支持下更容易得到。


人类活动是在占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除了与自然界争夺以外,人类不得不与同类争夺资源,并且是在人类自行约定的制度下进行的。翻开人类历史,每一行写的都是资源争取史,就连日常生活中,也可处处看到相同情况。


我住的小区原来有很多空的车位,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要停下车非常困难,位置被一个个填满,直至停无可停,若想获得一种停车的方便,就必须付出一种代价,它被制度设计成车位费。车位费的从无到有,令我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资源争夺及解决办法。


事实上,所有的幸福都是在资源不馈乏的条件下展开的,卢梭类的作家特爱谈及一种原始的美感及幸福,但我无法想象,两个付不出房租,衣衫单薄,被冬天的寒风吹得瑟瑟发抖的人,是否还有闲情逸志去感受幸福。


我估计现代人说的幸福与古人说的越来越不是一回事儿了。随着社会发展,我们发现,我们现在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生活水准,竟比古代的皇帝还要高,当然啦,只少了一些一呼百应众星捧月的感觉,但那感觉也是有风险的,古代皇帝的被谋杀的概率是相当高的,表面风光的背后暗藏杀机,估计现代人宁可以不当皇帝。


然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兑换幸福最便捷的方法便是财富与权力。权力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里面有责任,信托,风险,决策,政治手段,挑战,机遇,公共关系,道德谱系等等,而财富相对来讲简单一些,事实上,这两项都是暗指向一种人类稀缺资源——自由。


人类的外表是内心的反映,当然不是最准确的反应,但我们很难想象那些拥有权势与荣华的人是内心极度痛苦与可怜的人,事实上,反例倒是更多见,那些表面不幸的人可因自我膨胀破灭后,可达到别人很难想象的痛苦程度——只简单看看那些失恋的人就能知道我在说什么。


财富是一种缓冲,它使我们的生活拥有一种弹性,不使我们处于极端,我发现,那些拥有一些财富的大龄女性,即使看起来形单影只,也不至使自己落入孤苦无依的地步,比之于那些拥有婚姻的贫苦女性,她们明显要多一些余地,事实上,若她们愿意让一位男性去分享她的财富,她满可以过得很好,但她们宁愿相信独自一人拥有那些财富可使自己生活质量更高。


对于男性,财富与幸福的关系更加明显,在现代社会里,一位男性要是贫穷,招来的多半是百事哀,我们的社会根本不同情那些贫穷的孤男,谁会在意他们深深的叹息呢?


社会用财富与权力划分阶层是一种简单标签式做法,这很势利,当然,也并不是十分客观,但大体上,已被约定俗成了,所谓的特殊阶层,或是可在几个阶层之间自如跨越的阶层一直就很模糊,在古代,人们用政策、契约甚至婚姻来保存利益,现代虽表面变化多端,实际上,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那些灰姑娘的故事从来都是小概率事件而不是普遍的现实——对于中低阶层,说哪一种宽心话,持哪一种哲学观点,也抵不上勤劳致富后的一般性成果,因人类的生活被限定在人际关系之中,你的观点,并不是别人看你的观点,当你的个人观点与社会观点相冲突的时候,你的个人信念通常是无效的。


社会的这一种势利安排,是让人们易于彼此识别,你是一位能力强、有道德感、有同情的心、肯吃苦、愿意努力的人吗?与同龄人比一比财富就可大致推测出来——说到势利,人人都需要,只是为了快速分辨社会提供的信息。更为了有一天,当我们拥有足够的安全感,使我们可以不势利地细细地了解每一个人,倾听他们的想法,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在此之前,我们通常是后者,事实上,后者由于技能不够,或是他们的技能并不是别人所需,所以很难去帮助别人,对自身的安全感很弱,所以只能奋力进取。


从古至今,对于财富的蔑视也形成一种思潮,用以表现某个人类个体的独特性,与主流思想形成对立,但持有这种思想的人,要么就是财富多得不再需要,要么就是永远无望拥有财富,他们的话并不是很有代表性,盲目地认同这一种想法,会让自己与社会步调不一致,无论被称为清高或颓废,都不能令人感到幸福。


挣取财富的过程,是一个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且用的的社会愿意接受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到现在,是从社会上享受了很多服务的结果,若是不回报,那么社会就无法凝聚成一个分工明确的整体。社会是依靠分工提高效率的,而一个低效的社会,使得人们办事受阻,愿望难以实现,更容易不幸福。


强调财富,特别是强调自己亲手挣得的财富,并不是一个万全之策,但目下并不更好的社会目标与策略,只好先如此,人类的本性是极端好逸恶劳的,为了树立一种激励机制,使人类更加具有活力,历代聪明人可谓绞尽了脑汁儿,但结果就摆在这儿,我们的社会制度已是在现有情况下资源的最佳匹配了,也许以后会产生更好的想法与做法,不过估计我是看不见了。


人类是一种多需求的存在者,人们很难或无法不需求,财富可以很方便快捷地兑现需求,使得拥有财富者可以轻易将需求变成现实,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一种自由感,这是财富本身具有的灵活性,在世上,我们很难找到如此灵活的中介物质,用以联结一盘散沙似的人类个体——而在现实中,我也看到,人们在一起挣取财富方面,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


在韩剧中,一个男主人公若是开着好车,花着不是自己挣的钱,会被视为坏人,姑娘们不会与他谈婚论嫁,因她们知道,花着不是自己挣来的财富,只能说明这个人道德水准较低而已。在中国,正值混乱期,人们更多看结果,而不看过程,这使得富人更多代表积极意义。


不过,在中国大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猜也许十年以后,韩国人的道德水准就会降临到中国人头上——人们必须用自己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来赢得自己的尊严,这是其实是社会管理效率提高造成的,这使得人们必须树立自己的信誉。


我们的社会生产物质的能力越强,对物质就会越依恋,可以断判,我们的幸福感会慢慢对准财富,那需要多年奋斗——然后才是闲暇,情感,教养,知识之类,而那又需要更多年的奋斗。


一般来讲,个人很难超越普遍的人性,也就是说,幸福也分层次,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一般人都可体验着一种因自我存在的而可以感知信息的幸福,接下来,很多人是因一种物质享受而感到幸福,接下来是因懂得一种新情感而幸福,最后是因了解了一种知识而幸福。


当然,极少数人一生中还会经历一种较罕见的幸福,即为全人类创造出一种大家所需要的新知识而感到的幸福。


对于财富的不重视,我个人有过教训,从小到大,我生活的重心在于知识,事实上,我一直在为我好奇心而尽力。但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所关心的事情,也就是说,我所阅读的书籍的作者,以我的生活标准看,他们多数是富人,那是一个夜里,这感觉令我感到难以置信,于是我接连从书架中抽出三十本我喜欢的书,一本本地查看作者的经济情况,不幸的是,这是二十五名传统富人及五名小资,当然那五名小资后来也因著述成名而变成富人,我喜欢的是他们的趣味,而他们的趣咮与他们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关联,比如罗素,据说一生捐款无数,但具体是捐给谁或哪一个组织了,却谁也不知道,他这么不求名利的基础是已经有了名利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能如此高尚,所谓付出型的人,首先,他得有,并且他有的东西为别人所急需,接下来他才有可能付出,最后,他才有机会体会付出所带来的幸福感。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这件事使我懂得了,我喜欢的东西与我本人的现实经济状况有内在矛盾,这个矛盾隐隐存在于我的内心中,却一直找不到语言来形容,现在我可以很明白地说了,那些书才是真正的奢侈品,表面看,它只值二三十块,而它的内容却写的是富人关心的问题,而那些人多半并不是写书后才致富的,而是没写之前就已是富人了,富人因解决了自身的安全感等等基本问题,才把目光投向人群,去解决更大范围内的人群所面临的面题,就连中国文化也把个人奋斗的次序划定为修身,齐家,然后才是天下,在前两项中,解决财富问题无法回避。


好了,为了解决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的内在矛盾,即,普通的经济现状与富人的生活趣味,我决定,还是花几年时间致富吧,我相信,这是绕不过去的,目的哪怕只是为了更好地欣赏那些书。


当然,我相信,那些书还会回报我,即,令我阅读后产生一种超越小我之后的幸福感,也让我有机会去别人去付出。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9】


连新元

波音的领导培训



波音领导培训中心的核心课程包括“向经理层过渡”、“当好中层经理”、“战略领导研讨会”、“高级管理人员项目”以及“全球领导人项目”。这些课程旨在满足领导者在个人职业生涯中各个时期的教育需要。


为开发这些核心课程,全公司的经理和高级管理人员都要明确指出其事业转折点。所谓转折点是指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承担起与以往不同、更具挑战性的新职责的时期。他们普遍认为存在着5个事业转折点:第一次担任管理职务;准备担任中层管理职务;准备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初期;迎接作为全球领导人的挑战。在不同时期公司会安排不同的课程。


当然,这些核心课程并非彼此孤立。它们与所培养的四种领导才能密切相关,这四种才能分别是商业领导才能、经营领导才能、人力资源管理领导才能以及人性化领导才能。作为核心课程的补充,还提供“职能强化项目”(functionalexcellenceprogram)课程和实践管理培训,帮助经理们掌握成熟的方法和技巧。


基层管理培训。新经理最需要了解的是公司政策和运作程序。无论他们担任新职责的时间长短,对其下属的团队来讲,他们都代表着公司。他们在任命、休假、提拔以及纪律方面的决定都代表着公司决策,而这些决策必须正确无误。因此,“向经理层过渡”课程的第一部分便是“从基础做起”(TheBasics),新经理从走进新办公室的那一刻起,就可用计算机学习这一网络课程。新经理在接到任命后的30天内,必须学完这门课程的全部四个部分。教员还要为新经理教授两天的“管理业绩”(ManagingPerformance)课程,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学会如何有效地与他人合作;二是学会如何开展业务。它是企业网络化进程的开端,对于建立统一的企业文化来说至关重要。课程内容包括:建立信任、团队效率、增值活动、客户满意度、股东价值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提高经营业绩。学员们在这里进行决策演练、业务目标确定,并在模拟实际业务的过程中反馈意见。这个独具特色的三步骤管理入门课程,是管理工作获得成功的基础。


中层管理培训。中层经理负责将高级管理人员的构想变成具体计划,还要为基层经理提供资源和帮助。他们必须成为公司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纽带,必须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下命令,什么时候需要说服,什么时候进行协商。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中层经理必须清楚如何激励员工,以及公司凭借什么取得成功。“当好中层经理”的入门练习可帮助学员了解自己对航空航天、综合技术、管理理论、商务活动和世界大事等的认知程度。在来到领导培训中心之前,学员们要对个人的管理风格进行评估。在这一周的时间内,他们会互相比较评估结果,了解个性差异带来的影响,并练习组建才能互补的团队。他们把在名为“明星联盟”(ConfederacyofStars)的集中模拟训练中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


战略领导研讨会。战略领导研讨会(StrategicLeadershipSeminar)的主题并非是如何成为更好的经理,而是学会如何成为战略家,并将关注焦点从一个项目扩展到整个公司。更富挑战性的是,经理在成为高级管理人员后必须要能对未来作长远思考,为此需要他们放弃以往熟悉的日常工作的处理。战略领导研讨会为那些将要成为高级管理人员的经理们提供了一个实践机会。他们可以根据新职位的要求练习如何作出远期决策。学员们将从战略的角度重新审视他们在财务、人力资源、运营和组织等方面的技巧。此外,他们也很重视培养和教育下一代领导人。在研讨会的最后几天,学员们将进行商业模拟训练。各小组制定战略,作出并严格遵守承诺,与企业主要股东交往,进行股票交易并处理意外事件。最后,各小组将其商业战略和实施结果与研究其他领域公司的小组进行对比。每个小组必须从其它行业挑选一家他们愿意投资的公司,这也是市场运作的具体实例之一。


高级管理人员项目。波音领导培训中心设计了高级管理人员培训方法,它类似于波音公司训练飞行员的模拟机。在模拟机上你可以做各种尝试,甚至可以让飞机坠毁并一走了之。通过模拟试验你就能在实施某项计划前,了解哪些有用,哪些没用。波音高级管理人员项目可在两周的时间内,对全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集中培训。采用的形式有听讲座、开专题研讨会、讨论、网络训练,以及最为重要的—全身心投入到业务模拟训练之中。他们的目标是理解波音公司2016年战略构想以及其中的竞争力和价值观内容,并将其落实到行动之中;了解要达到世界一流的运营水准,需要采取的商业和财务措施;积极主动地关注管理方面的发展;为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开展团队合作。经理们通过学习首席执行官、总裁、首席运营官以及其他企业领导人的讲话,了解和掌握公司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


全球领导人项目。参加全球领导人项目(GlobalLeadershipProgram)的学员主要来自欧洲、亚洲和南美洲,从中他们可以了解波音的客户、供应商以及各自行业的竞争对手。这个为期27天的国际性高级管理人员培训有两个近期目标:首先是要增加高级管理人员对特定地区的历史、政治、文化和习俗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参与培训的人员会逐渐意识到,这些模式是各地区商业规程的一部分。第二个目标是让学员就自己业务部门选定的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计划。有些研究有助于加强他们与海外转包商或客户的关系,有些则涉及建立战略联盟或伙伴关系的合理性。他们也可以在技术交流方面提出建议。这些内容绝不仅限于课堂练习,而是要从中得出可供董事会采纳的新建议。它被称为业务需求推动下的学习行为。通过这种高强度的从早到晚的集中培训,学员们将培养快速进行重大决策的能力、与周围高级管理人员协作的能力以及利用本地或异地资源的能力。第三个长远目标是,当高级管理人员开展实地调研时,他们会与当地的同行进行交流,因为在这些地区社交活动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在这些高级管理人员重返工作岗位之后,他们将把波音这一从事国际业务的国内公司,转变为真正的全球性企业。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8】


吴荻枫

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的断言至为明智。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类的直觉一直与之相反。无论哪个民族,几乎都本能地痛恨商业和商人,“无商不奸”,甚至伟大如莎士比亚都认为商人阴险狡诈、惟利是图、不择手段,他们的财产是不正当的,他们的道德是低下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象,人类一面享受着发达的商业社会所带来的,数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足安逸的生活,一面痛骂着商业和商人,以此为“政治正确”,以此占据道德制高点。


这种对商业的绝大误解,如哈耶克所言,是出于“一种原始的本能”,这种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的本能只能适用于原始的小团体内,而扩展秩序中的规则与把小团体结合在一起的本能直觉是相互冲突的(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9页)。哈耶克认为,必须限制直接的利他本能,才能让人类生存发展,这是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或许难以让人理解,但我们对商业和公益慈善稍加深入对比和分析即可发现,正是基于表面利己的商业,我们才能做到最好地服务于他人,服务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


一、商业的最核心目的就是服务于他人,但免费的公益活动(或慈善)并非如此


我们这里所谈的商业,均是指基于自由选择的交换,而非权力干涉下的垄断或强买强卖。那么显然,在众多相竞争的选择中,要让消费者选择某一商家,高高兴兴地掏出钱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其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求,唯有最能满足消费者的人才是最赚钱的人。这就是米塞斯反复强调的“消费者主权”,也是我们平时常挂在嘴上的“顾客就是上帝”。商业活动归根结底是以消费者为核心,由消费者来决定的。商人既然是以营利为目的,必然会以满足消费者为其最大的追求,调动他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时时刻刻关注消费者千奇百怪变化多端的需求,并据之调整行为,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也只有在商业模式下,消费者才真正最受重视,真正能得到最恰当的服务。


但免费的公益或慈善与此相反。既然是免费,既然不要求从所服务的对象那里获取回报,那么,就是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被服务的对象处于中心地位。


1.从事公益或慈善往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或者是为了实现自身既定的某种理想,以此获得精神收益(包括我自己),所以,其行动方式的设计通常不是以服务对象的各种需求为核心,而是“我要去做什么事”,“我想去做什么事”,等等。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以及从事的大多数职业,都很难满足内心深处那种直接行善的‘利他主义’愿望(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17页)。”公益或慈善提供了满足这种需求的途径。同时,商人是不自由的,他时刻处于消费者的指挥棒之下,要想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必然和商业营利的模式相冲突。


虽然从事公益或慈善之人也是出于自己的(精神)利益,但人们基于利他的“道德”本能,认为这种行为是高尚的、理想主义的,而这提高了公益或慈善行为的收益,鼓励了这种本能的扩张。


2.即使慈善家或公益人诚心实意地要“为人民服务”,但因为缺少了市场价格这一至关重要的信号,他们缺乏指引,不知道怎样做的效果才是最好。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能满足需求的手段是有限的。公益或慈善常常面临需要帮助的人太多,而手上的资源太少的窘境。这种窘境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价格信号,很难人为地为许多看上去都非常迫切的需求进行排序。故决定该怎样服务最终还是取决于提供者,而不是取决于服务对象,以此方式行使,本身就注定是盲目的、效率低下的。


3.需求是市场中发展的,由于缺乏市场,被服务者也很难提出自己的要求。一方面,白白地得到了他人的恩惠,这在道德上不允许受惠人再提出更多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受惠者无所失而有所得,他很难对自己免费得到的东西进行主观排序,甚至也不清楚自己更迫切的要求是什么。比如你送他一台笔记本电脑,他很高兴地接受了,但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更需要的是一部最新发布的某种智能手机。


二、商业是任何免费公益事业的物质基础


既然商业是财富之源,那么需要消耗财富的公益事业必然要有商业作为物质基础,这一点比较好理解。而其更为具体的表现为:


1.商人是慈善家的最大来源


这一点即使口口声声痛骂“无商不奸”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因为他们同学聚会时也会找老板同学买单,要办活动也会拉企业的赞助,到了有什么天灾人祸,更是点着名要各大企业尽一份“社会责任。”


最简单最表面的道理是,哪怕一个人再大公无私,再发下普度众生的宏大誓愿,也得有钱才行。与其找一百个穷光蛋凑点散碎银子,不如找个有善心的土豪就解决了大问题。


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有许多商人愿意尽这样的“社会责任”?


商人中当然也有一心向善,怜贫济苦的“好人”,也有期望满足直接“利他“的道德本能的需求,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行善也符合成功商人的利益,如果这是他的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对他的要求。别忘了,商人存在的客观意义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a.商人可在提供有偿服务时,附随地提供无偿服务。著名的,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提供的“公厕“,解决了多少年来大城市里解决不了的如厕难问题;最近新闻又爆出这些24小时营业的连锁快餐店为流浪者免费提供栖身之地;而国内的餐馆也渐渐兴起了“待用面条”等公益活动;大型商场也会提供诸多免费服务,成都人最爱的伊藤洋华堂提供的服务达十几种之多;就连我家楼下的小卖部,我也时不时地去叨扰他。存点东西,打个电话,换点零钱,洗个手,等等,而这些事如果求助于别的邻居,就会显得十分冒昧。


b.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源的丰富,商人越来越多地提供边际成本较低的免费商品,以取悦消费者和潜在的消费者。比如谷歌公司几乎所有的软件产品都是免费的,其他的互联网公司也大体以免费为主,这极大地改善了消费者的整体福利。


c.因为消费者希望自己选择的商家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有良心”的商家,为了响应消费者的这种要求,许多成功的企业或企业家在慈善活动中都十分踊跃。这在几次地震和其他严重自然灾害募捐时便可看出。


2.商业较之纯粹的公益慈善事业,其最大优势在于商业具有自扩张的能力


同样是服务于他人,商业能为自身进一步的扩张提供资金资源,但免费的公益不能。


成功的商人,也就是最能让消费者满意的商人,必然是盈利的商人。那么,商人就有资源将这种成功的模式推广开来,以服务于更多的人,如果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就可以扩展更广,便如湖中的涟漪,一圈圈地扩大,直至最远的边界。这就是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商业规模扩大,成本降低,创新不断涌现,消费者的体验得到更大改善。仔细观察那些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产品或服务,莫不如是。


但公益慈善不同,公益慈善不能为自身的扩展提供必要的资源。消耗资源和免费服务之间的矛盾,随着它规模的每一步扩大而日益突出。比如说,办一家公益性的图书馆,所需经费较少,但如果将这个计划推广到全国,要办数十家上百家图书馆的话,所需资金将成十倍百倍增加,庞大的资金全仰仗外界筹款,其负责人就无法专心于业务,主要精力将花在筹资上。事业愈要扩展,这种压力愈大。同时,由于没有利润和价格的信号,公益组织主要依靠精神上的凝聚力,评价和激励其员工存在困难。员工如果是兼职的,那他需要从事别的工作来养家糊口,无法要求他全心全意投入其中;如果是全职的,也难以评估他的工作成绩,以进行奖罚。任何事业要想日益进步,都需要长期的投入和积累,但公益慈善缺乏自扩张的能力,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成为制约它的最大瓶颈。


而唯有商业活动或类商业活动能缓解这种矛盾。比如,直接向服务对象募捐(其实是自愿付费)、为捐赠者提供服务(比如巴菲特午餐或类似计划),或者就某些增值服务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等。


三、穷人更需要的是商业,而不是慈善


对穷人而言,因为其所拥有的资源很少,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是最大的问题。因此,穷人更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商业,而不是低效的慈善,这样,才不会陷入“扶贫扶贫,越扶越贫”的恶性循环。


1.商业能满足穷人最迫切的需求,引导穷人最有效地利用他最有限的资源。


前面已分析过,公益缺乏市场价格,即缺乏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对比信息,不仅会给施惠者分配资源造成困难,也会给受惠者使用资源造成困难。如果是免费得到的东西,即付出的边际成本为零,对它的任何使用其收益都为正,穷人就难以确保最有效率地使用这种稀缺资源。比如,给穷人每人免费发放一万元现金,与他自己挣得的一万元,在消费时的计算方式显然不同。正如俗话所说“有付出才会珍惜”,免费的更容易造成无谓的浪费,而如果免费发放的物质的实际成本高昂且数量稀缺(商家如谷歌主动提供的免费服务不在此限,但大部分生活资料的真实边际成本仍然高昂),这两者之间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易导致慈善行为尤其是长期项目的难以为继最终失败。


显然,互惠的商业能解决这一问题。交换的价格是高是低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保证双方受益。对商家,收益高于成本;对穷人消费者,收益也高于成本。商人会尽全力满足穷人的最迫切需求(比如尽量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穷人则能确保买来的东西将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否则他就不会买),从而真实地改善他的生活状态。


2.商业会产生资本积累,为穷人提供工作岗位,改善穷人的收入。


商业不仅能帮助穷人以最有效的方式消费,更能提供工作岗位,提高穷人的收入。没有资本的投入,没有资本品的积累(比如工厂厂房、机器设备)等,就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工资(工资高低取决于边际生产率)。授人以渔才是真正的脱贫致富之道。


四、商业能避免免费公益中的寻租行为,减少资源的浪费


总体而言,资源往往是稀缺的,将这种稀缺的资源免费奉送,以满足人们无穷的欲望,显然是不可能,因此,必然存在数量控制。这种数量控制不是通过自愿的市场交易行为自动产生,而是设定某种人为的“客观”(实际上是主观)标准,这就很容易产生寻租。


比如说,我们设定在全国选取十个贫困地区进行扶植,但全国想要得到这种扶植的地区可能数以倍计。这些潜在的竞争者就会各显神通,在非生产性的领域进行争夺,比如动用舆论或政治资源,或是伪造数据,贿赂评委等。这些消耗对每个地区而言有利可图,但对社会显然是无益的,而且其成本高昂,甚至很可能超过将发放的免费资金总额。


由以上可见,商业是一切公益活动的基础,其实它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依赖于我们控制直接行善的利他本能。我们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认识到“市场是唯一已知的方法,它能够提供信息,使个人可以对他们直接有所了解的资源的不同用途的相对利益加以权衡,并且不管他们是否有此意图,他们能够通过利用这些资源,为相距遥远素不相识的个人的需求提供服务(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87页)。”


■罗卫国2012年6月3日阅读于秦岭:经营好+管理好+企业文化好=成熟并受人尊敬。当前,看到很多学员企业业绩下滑,非常痛心。特发此文,希望那些不注重管理的企业立即组织“自救”,我也很乐意参与其中!金凤集团董事长周阿祥感言:我发自内心尊重和感谢的罗老:您好!仕为知己者死,感谢罗老的信任和一直一来的关心关注。我们一直在修炼稻盛和夫先生的六项精进和管理十二条,我坚信,稻盛先生用事实告诉我他老人家管理思想的正确,但罗老更了解金凤!或者非常自豪的说还比较了解我阿祥,如果稻盛哲学是精神食粮的话,那罗老就是首席大厨师,把食粮深加工后有所选择的变成饭菜让我们下肚消化。教育我们如何面对现实、把销售放首位、步步抓执行,并用信息提醒我不为和为,再次感谢!渴求罗老的下一份礼物,就像空气、水、阳光一样珍贵而免费!我所回报的就是金凤实而在,长而远的业绩和实力!——“罗老的礼物,就像空气、水、阳光一样珍贵而免费!”,说的太好了!表扬。罗卫国眉批:))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7】


唐世平

少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



自从“百家讲坛”开坛后,中国历史和所谓的“国学”在大众传媒和科普领域就成了流行。其实,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历史中是极其不健康的。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因为不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


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1840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1840年前的中国历史更是几乎没有现代意义,至少远不如公元1500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核心主线,也是最血淋淋的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并且享受这种权力所带来的快感。但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言可能是最高的境界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权谋术是人治的核心逻辑,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逻辑,甚至是法治的阻碍,因为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权谋术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最小。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从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来特别强调集体的表面之下,绝大部分个人都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我们为他们定的规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想遵守规矩,特别是别人订的规矩,特别是有权力的人士。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官场的各种乱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权力的人都不守规矩,那我们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规矩呢?因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要不守规矩没有代价,那我们就不要守规矩。


于是乎,在看起来似乎特别强调集体的中国,一遇到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作出选择的时候,许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个人利益。这背后的缘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主义”几乎都全部是强权驱使的结果。而一旦没有强权的驱使,而且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没有个人自觉根基的集体主义便会烟消云散。


相比之下,那些看起来非常个人主义的国家的公民,却真的会在国家民族需要时挺身而出,甚至赴死疆场。美国二战时期的《兄弟连》的真实故事足够说明了吧。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在看起来非常个人主义的背后,这些国家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有相当的自愿成分。


太沉迷于中国历史导致闭目塞听


太过沉迷于中国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还很容易让我们闭目塞听而固步自封(小编曾说这种沉迷情怀属于“学术自恋”,是一种病,得治)。


许多人士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王朝或国家绝不是只有中国一个,而是多达几十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1469至1500年间的崛起和扩张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而英国在1600至1780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两个多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同样可以大书特书。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都曾有过长达20-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但是,在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中,最后只有三十个左右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许多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最后都沉沦了。现代化就像一个孤岛,而在试图游向这个孤岛的过程中,失败是多数,成功是少数。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要么还在原地踏步,要么困在漩涡中,甚至已经沉没。这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是绝对不能再失去一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机会的中国必须吸取的。


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结果是,在追求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在无谓地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


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而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


今后的中国需要更多的能够关心普世问题、提供普世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号、漠不关心(中国和他人的)问题,自欺欺人的所谓专家学者。那些不关心甚至否定普世问题、不能提供普世知识、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太多的贡献。


怎么办?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普都迫切需要转向。


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与此同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少点中国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近现代史。缺少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而过于沉迷于中国历史已经使得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和领导人都懒得了解世界,也没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形成。


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与此同时,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比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些弯路和歧路。


说句大俗话,中国不能还是品着《甄嬛传》和《武媚娘》来和现代世界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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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6】


卢周来

穿越政治经济学年代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书评中率先提出,中国还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在这一时代,资源配置的效率往往被放在其次,谁有权力配置资源以及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才是社会各阶层真正关切。与此对应,我引用布坎南的名言“公平的权力分配优先于市场竞争”,来表达我对于解决当下中国各种问题的观点。


2009年在中国经济史上肯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步入衰退,而中国经济不仅率先实现了“V”字形反弹,而且再次在世界经济大格局中借势上位,更牢固地树立了中国由世界经济大国往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形像。这是值得每个中国人足以欣慰的事。


也正是在反危机保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首先,在经历了市场化改革数十年之后,尽管我们反复强调应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中国各级政府仍然具有大规模调动资源的能力。在反危机过程中,最大量的投资来自于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政府掌控的国有经济部门进行,投资方向也大多在政府布点的基础项目或产业领域。也正因此,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中国经济增长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


其次,与货币政策下海量流动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相比较,财政政策作用实际上非常次要。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上看,积极的财政策政策包括了赤字财政与减税,但中国财政整体是正增长,财政盈余大幅提高,而针对中产阶层消费与福利的增税政策不断出台。这背后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有一种解释是:货币政策的后果最后是全社会分摊,而财政却是各级政府的“钱袋子”。而不要忘了,“国富民贫”本来已经成为中国后续发展的隐患。


复次,我们还看到,尽管金融危机肇起于美国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又是因为美国房地产泡沫,并且各国在“去杠杆化”过程中,房地产价格普遍大幅回调;这本来足以让过去若干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发展的中国警醒,但一个反常现象是,中国房地产在经过极短暂调整后,价格飞涨的速度令世人咋舌,远超过不久前同样因地产泡沫破裂遭受重创的迪拜价格。这背后的推手,除了屡次成为“地王”的国企,还有就是卖地收入远超财政一半以上的地方各级政府。在局部与短期利益驱动下,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与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累积,似乎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在09年预期12万亿消费支出中,居民购房一项竟然高达6万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09年年初中央确定的各项经济刺激计划中,惟有保障性住房建设一项进度不到计划的三分之一;更令人不解的是,除了学者与研究机构自相矛盾的“说法”之外,至今也没有一项明确的房地产领域高层调控政策宣示。


又次,我们看到,国际范围内,金融危机背景下,财富缩水最大的是富裕阶层;而在中国,危机中的富裕阶层再度“巧妙地”使自己的财富得以增加。09年新增亿万富翁足比08年高出十几个百分点,而中国也一举拿下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头衔。只不过,在普通劳动者工资占比不断下降、大量临时性就业大学生成为城市边缘的“蚂蚁一族”、更多人因为危机而心忧自己脆弱的饭碗可能不保的背景下,这一头衔显得有些刺眼。况且,财政加货币政策指挥棒下的高达十几万亿资金,在经过权力与资本之手之后,最后到底有多少“渗滴”到普通百姓那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人们看得清楚的是:危机一来,一些地方政府竟然以红头文件形式规定,对普通劳动者有利的《劳动合同法》与最低工资标准可以“缓行”,而对于“违法”的企业家却可以“从宽”。


还有,我们看到,尽管09年中国居民消费中一半支出在用于购买房地产,而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是不争的事实;尽管09年下半年以来,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但经营权却垄断于极少数国企的水、电、煤、气、食用油竞相涨价,且报道出来的涨价幅度均不低于10%,但面对统计局发布的仍然是“负值”的CPI以及远超过GDP增长水平的“职工平均收入增长”,各级官员似乎并不知道这不靠谱的数据背后普通百姓生活日增的压力。


最后,我们还看到,腐败仍然在侵蚀着国家的肌体,而多少人呼吁的官员财产公开这样一个简单的“阳光法案”在酝酿多少年后也没有出台;同样,关乎新一轮利益结构调整的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也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通钢事件”背后透视出的改革成本、风险与收益不匹配,政府与媒体都讳莫如深;“钓鱼执法”、野蛮拆迁、司法不公等事件仍然在恶化着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社会领域的诸多怪像,相当程度上仍然在抵销经济增长的光环。


新制度经济学家、经济学诺奖得主诺斯早年笃信“制度有效论”,因为他把经济制度与政策作为“经济体对于资源相对价格变化的最佳反映”;后来,他发现一些“无效经济制度”在各个国家甚至欧洲内部都屡见不鲜,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利益考量”,因此,他从早期单纯研究经济制度安排转向研究“经济制度背后的政治动因”,即“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为此专门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在他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政府悖论”的观点很富有启发性。诺斯认为(1981),为了促使一个社会走上经济增长路径,政府的功能远不是仅仅推行自由放任的原则,它还应该减少市场运作中的交易费用并使得个人企业家从交易中受益成为可能。为此,政府必须足够强大。但他紧接着却悲叹道,“在现阶段,以我们现有的知识,还无人知晓如何创建这样一个实体。”其原因是,“如果一个政府一旦具有了这样强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该政府的人便会因为目标函数上的偏差,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局部或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它人的利益为代价。”


2009年中国反危机过程中各级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会使我们对于“诺斯悖论”有更深刻的了解。如果不是拜赐于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强有力的政策举措,而任凭市场发挥作用,中国经济肯定不会有“V”型反弹;这反过来也使我们庆幸于政府仍然是有效率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全面加强,给后危机时代留下了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而更应该让我们警惕的是,“V”字形反转及经济成果的分配格局,可能使各级政府更加“惟GDP”看成绩,更加迷信于权力推动经济,更加依赖于投资并因此更加亲近资本,与包括垄断性国企与房地产商等在内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更加牢固地绑定在一起。如此下去,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可持续性将大打折扣。


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中国能否顺利穿越政治经济学时代,我个人在诸多场合总是强调:必须下决心推动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建设服务政府为突破口,理顺各种利益关系。


建设服务政府,首先就是要解决“目标函数上的偏差”。现代经济学中的政府所担当的角色,应该是实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不是实现单纯的“GDP”最大化。过去若干年间,正是由于政府把职能重心放在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责任,造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平衡,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不同步,普通百姓住房、医疗、养老、上学等负担沉重。也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将职能重心放在直接抓经济建设,造成了各级政府本能地亲近资本。这一方面为“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勾结”提供了方便,还同时忽视了劳动者利益及全社会平衡,恶化社会公平。建立服务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把职能的重点由原来的经济目标优先,转变为社会目标优先,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着力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在发展主义的旗帜下政府与企业、商人之间的亲和关系,最大限度减少政商之间相互进行利益输送的渠道;才能站在真正“中性”的立场协调和处理包括劳资关系在内的全社会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关系;也才能真正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普通百姓日益增加的消费预期之上。


这倒不是说政府不应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政府主要作用是建立并维护交易的法治框架、限制垄断并促进竞争、提供基础设施与人力投资支持等。除此之外,政府在经济危机过程中的确也有借助于“看得见的手”推动“看不见的手”的责任。但是,在常态情况下,政府不能取代市场直接配置资源。总体上,市场决定效率,政府负责公平,这才是市场经济真正的逻辑。


服务政府也必须同时是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就是必须解决政府与民众之间权力关系问题;而中国社会的和谐首先也端赖于“官民关系的和谐”——“劳资关系和谐”当然也很重要,但只有执政者能够作为公正的第三方存在,才能解决好“劳资关系”。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切实将政府管理经济社会行为纳入依法运转的轨道。而建设责任政府,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实现公民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政府则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深刻转变,保证政府使用权力服从于人民的意志,并始终对人民负责。


“知易行难”。中国要穿越政治经济学年代,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培养与发育,有赖于既得利益者懂得让步,有赖于执政者的自觉。与09年中国经济在危机中成功实现突围一样令我们欣慰的是,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三十年来社会变革与转型几乎走过了西方三百年历程。三十年间,中国不仅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基本保持了政治与社会的宏观稳定。相较于西方在穿越政治经济学时代时历经的巨大代价与曲折,中国绝对算得上是历史的幸运儿。正因此,借用一句俗语结束我的文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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