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101-105】
发布时间: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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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5】


梁启超

如何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



导语


这篇文章是1922年梁启超先生应苏州学界之邀作一场演讲,虽然已经过去95年,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但是青年们面对问题极其相似,先生的观点也极具穿透力,非常精彩,值得您细细阅读。


诸君!我在南京讲学将近三个月了。这边苏州学界里头有好几回写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课的,不能分身前来。今天到这里,能够和全城各校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还要请诸君原谅︰因为我一个月以来,都带着些病,勉强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长的讲演,恐怕有负诸君的期望哩。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


诸君啊!我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那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另一个问题。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份,这三部份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知、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知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导人不惑,情育要教导人不忧,意育要教导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1


怎样才能不惑呢?


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


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知识﹔


再进一步,还须有遇事能判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了,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虾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著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


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中国亮点外脑研究院院长罗卫国2018年除夕主编于荆州,陪小公主玩了湿地公园】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


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罕、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等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


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得的知识,就是这一类。


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著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


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一定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


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2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


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


“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来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


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


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一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干”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


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不做便连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说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那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亦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


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持。”“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3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知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样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俗词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论语说︰“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链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


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吧,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是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练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也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


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确实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是算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吧︰你如果做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越多越坏。


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


这些人,当十几年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缦,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屈原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见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会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修养、磨练,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繙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吧!养定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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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4】


朱大可

三千年文化史的欲望叙事



就其本性而言,任何文化史都是欲望史,它向人们揭示了欲望生长的进程、表达形态,以及欲望发生的机制和原因,人处理欲望的各种手法,等等。与传统文化史相比,欲望史将更明澈地展示文明的历史本相。


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欲望是因欠缺而引发的主体心理状态,具有匮乏、收缩和否定性的精神特征,甚至是镜像或语言中的骗局。拉康坚信,欲望只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链”而已。但德勒兹则把欲望视为创造、生产、膨胀和肯定性的要素,具有解放和革命的力量,应当得到充分鼓励。后现代哲学的这种严重分歧,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母题的重大意义。


借用德勒兹的概念,也许可以把华夏农业文明视为一架古老的欲望机器,它按二十四节气的节律生产农作物和欲望,进而产生强大的群体性能量,大幅度修改田野与城镇的面貌。【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这种机器通常拥有一种二元结构:一个来自物质或语词的驱动力,以及一种有效的刹车机制。正是基于这样的驱动/制动机制,欲望的运动,总是在放纵和压制之间摆动,而它的运动踪迹,勾勒出文化史的基本轮廓。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


跟猎人社会相比,“食草型”的农业文明并未大幅提升生活资源的数量,但改善了食物的储备能力。在仓颉造字的年代,“仓”就是粮食的象征,而在日神统治的年代,舜曾因修缮粮仓而遭到家人的谋杀,差一点被烧死。


另一方面,硕鼠偷盗仓粮的不道德行为,也遭到来自民谣歌手的抨击(《诗经·魏风·硕鼠》)。这些神话和历史叙事证明,“仓”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事物,这种粗陋的建筑容器,大幅提升了农夫的储备能力,搭建出“丰衣足食”的幻象,进而膨化消费欲望。对于粮食及肉类的饥渴,从胃和口腔的深处涌出,炽烈地燃烧在殷商和两周的鼎器之中,映照着华夏文明的早期岁月。


几乎所有的历史叙事,都热衷于制造“欲望灭国”的反面神话。(中国亮点罗卫国2019年2月12日编辑于荆州老家)在妹喜、妲己和褒姒的祸国传说背后,是对末代国王的色欲的道德谴责。人们被反复告知,正是王的欲望吞没了他自己的国家。据说,为博得患有严重忧郁症的妺喜一笑,桀王不惜大量撕毁绢帛。这是精神分裂的美学现场,器物的灵魂在惨叫,其间包含着欲望破裂的巨大痛苦,同时也是解忧和欢愉的源泉。裂帛就此超越了物的限定性,跟女人一起,成为情欲和罪恶的担当者。


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轴心时代,“欲望之仓”的储备已经完成,它需要一种更为激烈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区域战争。先秦诸侯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在权贵层面上触发了第一次欲望大爆炸。他们深知,“周礼”必须加以销毁,以便为欲望的生长开辟道路。


为扑灭或加持这场大火,诸子百家被紧急动员起来。思想在权力的压迫下出现分裂:士大夫要么站在欲望的对面,如墨家和道家;要么站在欲望一边,如法家和名家;或者维系着某种暧昧的摇摆立场,如儒家和“黄老之学”。在纷杂的“百家争鸣”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主题,那就是如何处置人的欲望。墨翟赤脚行走在中原大地上,皮肤黝黑,神色坚定,向世人示范低度欲望的生命状态。但在欲望大爆炸的年代,很少有人愿意倾听那孤寂的声音。


从先秦时代到北宋为止,欲望表演的主要舞台基本位于“东轴线”上,也就是从长安、秦岭沿汉水(包括邻近的河南洛阳和开封一带)连通襄阳。这条轴线是西戎人的战地,也是孕育帝国文明和欲望的早期摇篮。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的主要成果,除了贡献诸子百家,还贡献出著名的欲望暴君始皇帝嬴政。营造长城的意义,不仅是在阻止北方蛮族的入侵欲望,而且要阻止本土农夫们的造反欲望。长城是农业时代最严厉的“欲望围城”。不仅如此,在征服六国之后,皇帝竟然下令销熔天下兵器而铸成十二铜人,放置于宫庭之中。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具有更为强烈的象征意义,那就是用暴力征集民间的欲望(铜),并且垄断它们,把它们变成皇帝本人的私人典藏。嬴政就此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欲望独裁者,他垄断了权力、制度、思想、言语、人民、女人、消息、简册、土地、物资和道路,直至世界上最奢华的坟墓。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


经过两汉和魏晋的挣扎,被打压的欲望开始重新生长。“竹林知识分子”躲藏于距京城洛阳四百里之遥的乡野,在纵酒、服药、操琴、吟诗和佯狂的同时,向道家索取抵抗欲望的秘方,却无法避免死亡的危机。嵇康临刑前演奏的《广陵散》,让世人听到了悲愤的裂帛之音,它宣告了欲望躲避策略的失败。


在唐宋两朝,农业种植技术已经渐趋成熟,长安街上行走着不同肤色的居民,制造出全球化或半全球化的繁华景象。在那些意乱情迷的青楼上,狎妓咏词成了时尚潮流。文人的风情在吟诵中被放大,在此后的上千年里,持续地引发缠绵而哀怨的回响。


不仅如此,说书人在坊间大量涌现,他们讲述的故事(情爱、神鬼、武侠和探案),不断刷新欲望空间的宽度。而在后宫深处,皇帝和妃子的爱情也在秘密展开。这场最高等级的爱恋,虽然要面对着史官的谴责,却受到文人白居易的喝彩。作为一种宫廷样本,它向草根民众示范了情爱所能企及的深度。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的最大成果,就是“缠足美学”的确立。据说,是南唐舞女窅娘的纤足,因受到后主李煜的青睐,而触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恋足癖风潮。这是一种欲望的双向调节——一方面规训女人的脚足、乳房和灵魂,另一方面鼓舞男人的情欲。女人必须缓慢而小心地低头行走,竭力压抑自身的欲望。但小脚女人的窈窕身姿,反而向男士们发出暧昧的召唤。肉欲在三寸金莲上燃烧和跳跃,犹如千万枝蜡烛,照亮了他们的迷狂表情。


跟“缠足美学”遥相呼应的,是科举制度的确立。它是欲望的大脚,为底层士人提供进入社会高层的便捷方式。它还确立了欲望的联动逻辑:只要“金榜提名”,就能“洞房花烛”。这是权力、情欲和家庭欲望的一揽子实现方案。没有任何书生能对此无动于衷。


中国是个具有高度持续性的道德国家,它接受了儒家、佛家和道家伦理的三位一体管理。男人在科举中题写严肃的政治理想,而女人则在女红中绣入柔媚的情欲。不仅如此,在宋代理学那里,欲望管理在严苛性方面达到了历史高潮。理学家洞察了欲望爆炸的现实,试图阻止它们的快速生长,他们提出“灭人欲”的口号,从反面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泛滥的现状。表情忧戚的道德家,就此向世俗欲望宣战,但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欲望并未被阻断,而道德家却赢得了显赫的名声。


忽必烈家族统治下的元帝国,知识分子的欲望叙事,面临着严重的种族主义障碍。士大夫无法发挥自己的叙写能力,逐渐沦为沉默的一代,只有少数下层文人混迹于勾栏和酒肆,为“低俗喜剧”(杂剧)撰写脚本,并以这种方式向民间欲望致敬。但大多数农夫的理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欲望旅行路线,甚至无法逾越村头社戏舞台的边界。


第三次欲望大爆炸


明代是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越过蛮族统治的岁月,汉人指望重新召回北宋的文化幽灵,由此引发了第三次欲望解放的浪潮。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权力中心向东部转移,形成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轴线(也即东轴线,跟西轴线遥相呼应)。它紧邻太平洋西岸,衔接大陆和海洋,营造出人口和器物流转的全新地理格局。


我们已经看到,工匠及其手工艺在太湖流域得到令人惊讶的勃兴,形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器物制造、贸易和消费中心。木造、织造、瓷造、铁造、酱造和书造等风起云涌,超越了古老丝绸的物种限定,器物的谱系已经大致完备。城市里到处悬挂着商号的五色旗幡。在这个浪潮中,郑和下西洋带回的器物、珠宝、木料和香料,为中国工匠提供了新的灵感源泉。


就在这个年代,鉴于海上非法贸易的兴盛,各种薯类和蔬菜被广泛引入,令中国人的食谱变得更加庞杂。不仅如此,围桌合食的餐饮制被广泛采用,酒与茶的对偶制也已经确立,形成席卷所有餐桌的美食革命。所有人都加入了争夺佳肴的桌面之战。而这种餐桌上的模仿和竞争行为,成为推动食欲的动力。毫无疑问,中国人在面对大饥荒的同时,也经历了食欲大爆炸的蛊惑时刻。


这里要特别提及来自美洲的辣椒。作为一种最犀利的欲望激素,它从江浙一带登陆,而后在全国迅速蔓延,成为民众厨房的核心香料。没有任何一种调味料能像它那样,如此价格低廉而品味锐利,侵入每一道菜肴,刺痛并愉悦舌头,奋力改造着中国人的口味。辣椒是燃烧在身体内部的幽暗火焰。而另一方面,甜味作为富有的象征,占据了太湖流域的餐桌,它傲慢地推开重咸味,企图判处它与穷人为伍。在味觉的层面上,欲望发动了争夺口唇的暗战。


江南私家园林,是第三次欲望浪潮的最高成就。它是欲望表演的精致摇篮,是器物陈列的展室,是家园、戏台、花园、山水和避难所的复合体,是所有欲望及其投射物的百科全书。它以退休官员的名义,向文士、戏子和名妓发出了迷人的召唤。


在道德禁忌瓦解之后,市民社会的风尚开始发生巨变。欲望叙事的2.0版是小说从说书话本文向文人小说的进化。各种内容嚣张的艳情小说被书写出来,在坊间无耻地流传。已经衰败的佣书业重新兴旺起来。抄书匠奋力疾书,用工整的字体,传播饱含欲望的文艺病毒。其中最典型例子就是《金瓶梅》,它被如此广泛地传抄和阅读,成为明代情欲解放的重大标记。潘金莲女士的身影出现在临街的窗框里,犹如一幅迷人的艳情风俗画,鼓舞着市民阶层的犯禁冲动。


帝国晚期的欲望叙事迅速成熟起来。那些流行小说拥有欲望的各种原型——《水浒传》的造反欲望,《三国演义》的忠义欲望,《西游记》的超人欲望,《红楼梦》的恋母欲望,以及《聊斋志异》的变形欲望,如此等等。在经历了三千多年岁月之后,华夏农业文明的欲望叙事谱系,得到空前完备的呈现。


不仅如此,六种中国欲望获得定型化的处理: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功名利禄,富贵荣华,长寿永福,岁岁平安。这些被祝辞固化的欲望模式,最终凝结为福禄寿三神的亲切图像。幸福、官禄和永寿,这是中国化的神圣三位一体,是所有欲望模式的人格化结晶,他们以叙说、题写和镌刻的方式,进入说唱、书卷、音乐和浮雕等各种媒介,带动庞大的“欲望语词体系”,喊出华夏农业文明的最高理想。直到今天,这些欲望祝福图式,还在不倦地指导着世人的日常生活。


欲望出口是丝绸贸易的副产品,也是晚期华夏文明最耐人寻味的成就。在热烈而短暂的瓷茶丝国际贸易中,三位一体的欲望机器秘密出征了。由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功绩,丝绸台布、景德镇瓷盏和福建红茶汤,被组织成“皇家下午茶”的典雅场景。而后,它在世俗中产阶级那里扩散为全民消费风潮。尽管英国人最终找到中国瓷茶丝的廉价代用品,并补充了三种新元素——奶液、蔗糖和小甜饼干,但他们无法抵抗“中国式欲望机器”的入侵。英国人用炮舰击败了东方帝国,而中国人则用欲望征服了受过清教运动洗礼的英国,把它拖入东方式消费的陷阱,直到今天,英国人还没有从这场欲望战争的挫败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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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3】


张曙光

企业家精神与文化的“推”“挽”



我准备将企业家精神的论题扩大一点,放到西方历史,放到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放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来讲,不然,“企业家精神”就成了一个不需要任何语境的、光秃秃的东西,成了几个要素的组合。而精神不是要素,是灵魂,是人们长期历史活动的产物。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个相关的语境中来了解什么是活生生的企业家精神,并对专家们所说的、书本上写的企业家精神有一种反思。


企业家要有企业家精神,那么,企业家精神在整个社会文化中起什么作用?我的看法主要是“推”的作用,即推动社会财富增加、效率提高、竞争合作。这很重要,否则,社会就会停滞下来。但只有推不行,如同列车一味地“提速”不行,社会还要稳、要平衡,人生还要有仁爱、情感,还要有艺术与游戏。所以,我要讲企业家精神,还要讲一下文化,企业家精神既是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从文化的角度也可以反过来看企业家精神的优势与不足,所以,演讲是分析性、反思性的,这与其他学者讲的具体的企业管理的内容有所区别,希望对大家从哲学层面认识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及生成问题,有所帮助。


一,西方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及其内在张力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现代精神,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精神在企业家身上的集中体现(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于是,大家就会想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推崇“入世苦行”的新教伦理(Protestantethics),除了神圣的情感,主要是理性的计算和坚强的意志,孕育、促成了资本主义勤奋工作并厉行节俭的精神。


这一精神的产生还关联着替代了封建制度的新的政治法律制度,这个制度确保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及其“自由权利”。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技术理性等诸多因素。原则上说,这个系统在西方历史上是由希腊理性精神、希伯来宗教精神和罗马法律精神,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孕育而生,至13-14世纪之间,率先出现于西欧的意大利等国家。


韦伯曾列举资本主义经济成立的六项条件:


一,合理的会计制度;二,自由的市场;三,理性的技术;四,可靠的法律;五,自由的劳动力;六,经济生活商业化。


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光有新教伦理是不行的,法律的传统就很重要。


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能推行,法治的维持为首要工作。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无法预为筹划,不能产生一个现代经济体系。”——这一点,我们过去并不特别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根本上是人治,礼教和风俗习惯起到很大的作用,法律特别是刑法是辅助性的。用孔子的话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很明显,政刑也好,德礼也好,都是用来规范老百姓的,不是用来保护他们利益的。普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民众财产并无法律保障。到了清末,才有了中国历史第一部保护私产的法律。


我认为,韦伯在当时看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方面,即节俭苦行这一方面,所以,他特别强调新教伦理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马克思、桑巴特等人所说的“奢侈”的消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缺乏动力。桑巴特指出,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两种力量”出现,“一是对金子的贪婪,一是创设企业的精神”,不久这两种力量凝聚在一起,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韦伯也看到,资本主义一旦启动起来,就获得了内在动力,这就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而竞争,竞争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也导致了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而这又促使劳动者组织成工会,与资方展开利益的博弈。而为了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公正、文明,学者、宗教团体和政府,在维护个人自由与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也有批评,提出改良和限制的措施,通过立法的形式实行第二次分配,照顾弱势群体,倡导慈善事业等等。


这样,原来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因素的新教伦理,虽然起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了,但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基础上,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节俭苦行的精神,进一步变化、丰富,形成诸如“创新”的、“竞争”的、“机灵”“敏锐”的、“冒险”的意识、迎接“挑战”和“抗击打”的能力,以及“慈善”的观念和社会的“责任”感等等,都逐步产生出来。


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要素的相加,而是一种具有自觉性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状态。根本上,它是一种不安分的、进取的、外向性的征服和扩张精神,充满了张力和矛盾。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从事的是“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工作,它主要指从内部不断地创新、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但从广义上,它形象而又辩证地揭示了资本的“善”“恶”的双重性——超越与否定、建设与破坏的双重性,甚至可以说,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恶的作用和人生的“悲剧”性。


人类进入文明状态,其生物性的需要由于意识和精神的介入而成为欲望。按照黑格尔等人的看法,人的自我意识的低级形式是物欲,而普遍的高级的欲望是其主体性的“人格”意识得到满足,即获得他人和社会的“承认”。由于人的天赋和生存条件本来的差异与后天的不平等,在社会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往往只是希望自己的人格和主体性被别人承认,而不愿承认别人。于是,就有了人们围绕“承认”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推动一些人的欲望走向贪欲、权力欲,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恶”。恶的力量是很强的,人往往经受不住恶的诱惑,所以只能够期盼万能的上帝拯救人的灵魂,其实就是靠对超越的绝对价值的信仰,来引导、净化人的心灵,限制人的无限的私欲,这就是所谓的“挽”即挽救。


这是基督教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中国现代学者张东荪认为,西方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前者的作用是“推”,后者的作用是“挽”,其间的张力,带来了西方的进步和社会的相对稳定。


取材于德国民间神话传说的歌德的《浮士德》,所塑造的浮士德博士的精神即“浮士德精神”,就是永远进取、永不满足、追求知识、建功立业的精神,也可以说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这种精神本身就是矛盾的产物,它得益于魔鬼梅菲斯特,梅菲斯特是恶的化身,它是上帝特意安排的,上帝知道“人的活动太容易弛缓,动辄贪求绝对的晏安;因此我才愿意给人添加这个伙伴,他要作为魔鬼来剌激和推动人努力向前。”与浮士德相伴的魔鬼,一直引诱浮士德追求事业的成功与官能的享受,而浮士德自己也声称:“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我内心中体味参详,我的精神抓着至高和至深的东西不放,将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身上,于是小我便扩展成全人类的大我,最后我也和全人类一起消亡。”浮士德精神及浮士德最后归宿于慈善事业,其实是要揭示人生的矛盾,每个人身上的二重性,这里主要是指人的灵与肉、上升与沉沦、奋斗进取与贪图享乐,追求功利与人道情怀等二重性。


资产阶级早期的进取精神,还是与上帝有关联的,但后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本身成了动力,原来的新教伦理也就不再发挥主导作用了。西方越是进入现代,宗教的“挽”的作用似乎就越弱。在哲学上以黑格尔哲学解体为标志,在社会事件上以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整个欧洲都陷入到所谓“虚无主义”之中,这样,也正如韦伯所说,“这种需要人们不停地工作的事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的动机。但与此同时,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它表达了这类生活如此的不乐观。在生活中,一个人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它的生存才经营事业。”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好在西方人通过上帝,并在宗教教会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慈善”观念并成为“事业”,如比尔·盖茨等成功的大企业家的善举。


下面我们回到中国。


二,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及现代境遇


理论界曾经长期争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从自己的商品经济活动中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毛泽东等人当年依据唯物史观,对此给予肯定,认为中国明清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国外的著名学者大都持否定态度。为什么,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经济范畴,还是政治法律范畴。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及其法律权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在当代还在生成之中。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也有两重性,但中国主导的哲学思想认为这两重性不是完全对立的,更不是分属两个世界,而是互动互补的,或者说彼此融合的,古人用“天人合一”、“体用不二”、“道在器中”、“身心一如”等短语来表示,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生的两方面,如阴阳、天地、男女、夫妻、父子、君臣等等,共同构成一个系统整体,形成一个生活的世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视的就是由差异性的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在易经中,构成有机整体的双方不存在高下优劣的问题,非常辩证,但后来的解释和社会的主导观念,如三纲之类,虽然仍然认为它们相反相成,却强调了双方性质和地位不平等,一方为主,一方为辅,一方主导另一方,不能颠倒过来。这样,差异互补的双方很难产生较大的张力,并且在结构上就定型了。


所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缺乏西方那样外向性的“推”的动力和“挽”的力量。从先秦看,法家属于“推”,儒家属于“挽”,但儒家当时却挽不起来。后来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似乎属于“推”了,道家似乎在“挽”,这是就统治者的“有为”和“无为”、就儒生的“入世”和“出世”而言。半自然的农业经济和家庭伦理,很难使中国人普遍地形成浮士德精神,充其量只能形成较弱的浮士德精神。而顺乎自然的生存,所引发的往往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意识(孔子),是“生吾顺事,死吾宁也”的态度(张载),儒家如此,道家的“挽”作为一种“道法自然”的人生哲学,固然在后人那里也能孕育出魏晋玄学和嵇康阮籍那样的人物,但在当时皇权专制和儒家主导的社会语境中,更容易让失意的士人产生类似“犬儒主义”的与世沉浮的观念和心态。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现代企业,但有相当发达的商业,有很多成功的商人,也形成了经商的理念和精神,从他们接受儒家文化这一点来看,我们往往称这些商人为“儒商”。儒商经商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原则是“义与利”的统一,并主张“亲兄弟,明算帐”。但在现实的实践中,由于中国官僚体制的束缚与支配,由于中国没有发育良好的市场和法律的保障,传统的商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与官府相勾结,以求得到官府的庇护和支持,到现在这也是普遍现象。还有许多商人,发了财以后就不再让后代经商,而是让他们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或为自己和后代捐个官。因为在整个社会看来,经商不是人生正途,读书做官才是正途;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有的是地主兼商人。如果买通官府,为富不仁,就会成为类似西门庆一类的人物。我们这里所说的儒商,当然不包括这一类人物。


那么,这种儒商的理念与我们这里说的企业家精神是否一码事?我认为,不是一码事,但有相通之处,并且对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而言,是一笔具有东方特点的宝贵资源。我们需要考察一下两者是什么关系,因为一种精神的发育成长,需要一种文化资源的支持。


先讲一下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作为儒家核心概念的“仁义”的翻译问题。


仁,通常译为Humanity,人道、人性、仁慈之意,但难以表达出中文,如在孔子那里的不同含义,还有亲、爱、宽厚、恩惠等意思,内容丰富,既明确,又有极大的包容性;有的译为Benevolens,仁慈、善意的意思,但偏重心理;还有人译为Consummateperson/conduct,指完美的人或行为,突出的“仁”的理想的方面,较为接近。孔子说“惟圣与仁,则我岂敢?”“仁”所指向的道德境界、精神境界具有至高性、无限性。


再如“义”,通常译为Justice,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义”,往往是指共同体或小团体内部的相互关照、扶持,或有恩必报,不报恩的人不仁不义。英文却主要指社会正义、制度正义;还有的译为Righteousness,西方人就会想到这是《圣经》中用语,指的服从上帝的意志(obeythewillofGod);有人按照“义者宜也”来译,即译成Appropriateness,也似乎失去了一些内容。


儒家文化讲仁义,还讲诚信。“信”与“诚”相联,诚首先是对自己不欺,即人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上天,所以,对人也应当诚,不能够欺骗。这在熟人圈子里面容易做到,因为有情感,更有相互的制约。但超出这个圈子,面对陌生人,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有的人还能做到诚实,有的人就做不到了。而近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中的“信用”体系,是不需要“诚”作为前提的,它是等价交换的要求,又是制度化的。


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从中国的三教特别是儒家中寻找与新教接近的思想观点,论证儒家伦理也与新教伦理一样,是理性的,并且主张入世苦行的,从而批评韦伯关于中国的宗教和文化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儒家伦理的确与商业所需要的职业道德有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说能够包容商业道德,因为中国的商业道德无外乎勤俭持家、诚信不欺、货真价实、薄利多销。这种道德对于商业的正常运行的确重要,上世纪80、90年代,一般做生意的,如果能够秉持这种道德,就能够坚持下来,有相当的发展,不至于象许多类似“三鹿”的企业。


但是,我总感觉,象余英时这样的论证,与韦伯唱反调,固然可以矫正韦伯对中国文化看法的偏失,却不足以根本论证中国文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儒家伦理与我们说的现代企业家精神,不停地创新、扩张,不停地冒险、进取的精神,还是有较大的距离的。


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耕文明,儒家文化更是农耕文明的鲜明体现,它维护的是中国人“耕读传世”的生活方式,性格上是保守的、内向的,不是外向的、进取的;因为不是二元论的,所以也不是“超越”的。其中关于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任何时候都有其价值,但并不特指某种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的商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工商经济,从前者到后者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性的转换。


中国近代以来就一直是在“走向现代”和“回归传统”之间摇摆。它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摇摆,实际上是在要不要“现代制度”这个问题上摇摆。


为了避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纠缠,秦晖提出了“文化无优劣,制度有高下”的命题。我认为,它的合理性在于体现了现代社会分化的观点,不合理的地方在于对文化采取了简单的审美的态度,并且回避了制度文化如政治文化。当然这种说法很有策略性,既然制度是可比的,既然相对于现代化建设、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言,你的制度是落后的或不适宜的,你就要进行制度的变革,就要采取或借鉴那些能够切实地维护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制度,而不必考虑文化,文化是个人的事情。


费孝通先生在世时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这很重要。不管你原来是什么样的文化,现代社会是西方资本主义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西方在其中处于“中心”地位,东方处于“边缘”甚至“外部”;你要不想处于边缘或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其实就是被“开除球籍”,你就必须进入这个体系,甚至设法进入中心地带。进入这个体系的中心,你的文化也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你的文化仍然有你的文化的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我的看法是,适当区分“文化”和“文明”,文明要转型,从过去的农耕文明主导变成工商文明主导;而文化,则要继承并创新。通过西方,回到自身;利用传统,改造传统,并形成新的传统,这大概是中国现代化的逻辑。


“现代世界体系”创立者沃伦斯坦写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地球,甚至那些从来没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外部领域的地区,最终也被卷入了进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绝不是由于被融入地区的主动而开始的[1]。他还指出:普遍主义是强者给弱者的一份“礼物”,它以双重的约束出现在弱者面前;拒绝或接受都是失败。既拒绝也接受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现象,成为现代历史的常规情况。


这已说明,现代性精神,包括企业家精神,它在中国既不能不利用传统的资源,但更要从西方引进来,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催生出来;中国传统的文明形态也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换,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精神也需要与时俱进。


三,在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中生成企业家精神


我认为,在中国讲企业家精神,应当特别注意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一书的思想,即道德经济合一、义利合一的思想,也称之为“士魂商才”(这本书上有一节的标题即“士魂商才”)。《论语》指的是“仁义忠恕”的“士魂”,让人树立做人做事的道德信念;算盘即工具理性的“商才”,聪明机智、精打细算。


看起来,这与我们一直讲的德才兼备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们要充分考虑日本文化的特点和日本当时面向西方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福泽谕吉等人就提出“脱亚入欧”的观点,后来这个观点长期支配日本的走向(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占领,在经济和政治上就更是如此了)。与福泽同时代——比福泽出生晚五年——的涩泽自幼学习中国的启蒙读物,精通四书五经,对孔子尤为崇拜;早年赴法国参加万国博览会,在欧洲游历二年,对西方的工业文明留下深刻印象,对股份公司特别关注。回国后在日本积极地鼓吹发展工商业,曾做过明治政府大藏省的高官。后来他辞职投身实业,一生创办的公司有五百余家,成就卓著,晚年也是倾心于慈善事业,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之父、资本主义之父。


涩泽晚年明确而系统地提出的论语加算盘,就不是简单的义利统一、德才兼备的思想,而是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两种理念的结合,把浮士德的取向包容其间,又不丢弃还要发扬儒家的仁义之道。这样,在西方近代工商文明与东方文化之间,就会产生较大的张力,形成一种新的“推”“挽”关系: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原则是“推”,东方的整体主义伦理、道德人格是“挽”。——我想,这大概就是日本的企业家精神。


现在,不妨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刚才说的儒家的“仁义”。仁义的阐释空间很大,它既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其所指向的道德和精神的空间又是无限的。所以,“仁”不是妇人之仁,小恩小惠;学习论语,成为仁人,就是修养出做人的大担当、大胸怀、大原则、大境界。这是做大事的先决条件,也为一个人不断地增长才干、发挥才能,提供了极大的动力和无限的可能性。大家知道项羽,对一般的武艺根本不感兴趣,他要学的是“万人敌”,他要学大武艺缘自于他的大志向。佛家讲“菩萨心肠,霹雳手段”,也有这个意思。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就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先天下后天下的精神,又赋予了现代理性的内容,值得我们学习。当然,有大志向、大才能的人,也会有大阻力,遇到大困难。所以要有大决心、大意志。但不要有大失误,更不要造成大悲剧。


所以,儒家的仁义通过重新阐释,通过与西方理性文化的对话沟通,通过现代化的实践,完全可以获得意蕴的开放性和时代的先进性,其实,按孔子的思想,“仁”本来就包含人的自省和自觉,是可以“一以贯之”的“道”,它当然也可以发展出现代精神,成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根本维度之一。


企业家精神,无论着眼于最后将精神寄托于慈善事业的欧美或日本的企业家,还是以仁义为准则的中国的企业家,说到底,它不仅是一种做事的精神,也是做人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企业家精神,与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学问家的精神是相通的、一致的。


但就整个社会的领域分化和职业分工而言,可否说,企业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推”,因而其精神主要是“推的精神”,社会的其他领域、其他部分,比如文化艺术和教育,还有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推重的主要是“挽”或“挽的精神”?现代社会是多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是相对分化的,所以整个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向度,一种精神,更不能让工具理性主导,需要批评、需要制约,对政府如此,对经济也是如此,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既有生机,又相对稳定。所以,要理解那些后现代批评者对现代性、对普遍理性的批评,从而知道自己的有限性,树立边界意识和平衡思想,避免虚妄,头脑发热。但不必按他们的话去做。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2】


宁向东

管理的“心灵”



      与不少企业家交谈过,发现在企业经营的最初期,重要的问题都来自于外部,比如,与谁竞争,如何竞争等等。而随着企业的规模逐渐做大,业务越来越稳定,他们往往就要追问自己的内心了。问题开始从“术”上升为“道”,关心起“自己是谁?企业是谁?为什么要做企业?每天在为谁而忙碌?忙碌的目标又在哪里?”凡此种种,每一个问题都关乎人生的本源问题。


其实,不仅是企业家,几乎所有的管理者、甚至普通人都会面临着类似的拷问。除非这个人是没有愿景的“混混”,否则就一定无法回避这样的问答。很多人看上去死水微澜,但在内心深处,却无时无刻不涌动着惊天的波澜。


(1)非价值观不能传承


心灵问题是重要的,其核心所在是“价值观”,主要是两大问题: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基于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考量权衡,人方知为人处世之道。而企业家或领导者也才能看清自己的内心,并由此确定组织的去向,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好自己与外部事物的关系。


2010年3月,我访问了日本著名的野村综合研究所,有五位专家与我先后进行了交流。在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他们也向我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这些年有很多企业做得不错,请问宁教授,有什么好的价值观(value)可以与我们分享?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对我而言却难得要死。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少有企业能够提供这样的价值观“案例”,也因为我自己研究企业问题虽然用功,却也很少把价值观这样“虚”的问题当成一回事来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困惑了我好久。我突然意识到,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才是我们活得虽然很忙、但内心很累的根本原因。我们每天都很忙碌,但我们不充实,我们在不断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并不快乐。一句话,我们活得不明白。


人人都需要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而对于组织的领导者,建立一个既服务于自己、又服务于组织的价值观格外难。只有具备适合于自己价值观的心灵,才是充实的心灵,才能够在企业遇到危机、或是需要重大决策的时候,恰当地行动,做出抉择。就我对于一些较为成功的企业家的了解,他们内心的那种压力感,其沉重程度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而只有首先解决好自己心灵问题的领导者,才能够坚定地引领企业走向远方。这个关口实际上拦住了很多人。他们无法率领企业再上一个台阶,在根本上就在于心灵的境界不够。


我曾遇到过两种企业家,并坚信他们无法走得远、走得久。第一种人选择逃避,用句时髦的话叫做“小富即安”,高尔夫球场上常常见到这种人;第二种人则是过分依赖于外人(包括所谓专家)的意见,依赖心灵鸡汤,他们的内心不够清晰、果决和坚忍。


前段时间,丰田出现“召回事件”,沸沸扬扬。我重读丰田的发展史,回顾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丰田利三郎和丰田英二们的旧事,深刻体会到丰田能够成就百年事业的基因是什么。丰田的核心是它的价值观。今天,人们大都知道丰田公司是做汽车的,但丰田公司屹立在世界企业之林的标志性事件,却与汽车无关,而是将近80年前在纺织机械领域与一家英国领袖级企业所签订的生产许可协议。


英国当时是世界织机生产领域的霸主,丰田佐吉用了30多年的时间,让自己的织机获得了英国人的膜拜,其间的起伏波折,惨淡时光,没有坚定的价值观做基础,无法度过。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企业基因,在后来的丰田公司里一直被传承。即使在大野耐一这个典型的职业经理人身上,也可以看到丰田价值观的力量,看到丰田基因的影子。对此,我总结为一句话“非价值观不能传承”。中国的家族企业,目前正在开始进入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传承高峰期,我对不少创业者都讲过这句话,不知自己是否把话说明白了,不知他们是否真的听懂了。


被野村的专家提问之后,我一直在思考着有关价值观的问题,但不得要领。后来,我在台湾做演讲,把这个困惑提给了来自于两岸的企业家。我说,中国人讲求安身立命。现在,我们富裕了,我们可以安身了,我们需要考虑立命了,可“命”究竟是什么,命在哪里,不知谁能告诉我,我求教于大家。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不过,我看得出:大家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大家很热烈地附和着我的疑问。


(2)上市就像一把“青龙偃月刀”


价值观重要吗?在我看,相当重要,它是指导企业发展、把握企业发展节奏最关键的东西。比如,最近有太多企业家面临着上市的诱惑,也有一些企业因为经不住诱惑而丧失了自己多年努力的成果。当然,企业家获得了一定的金钱,但事后他们终于看清了,金钱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而其相当一部分企业也并不缺钱。这些企业家之所以内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和诱惑,是因为看到了过去和自己一样的兄弟公司变成了上市公司,一下得到了60倍的P/E(市盈率),它的老板也因此身价翻了多少倍。不少人焦虑于此,内心里的两个声音就会争吵、冲突,最后经不起诱惑而“失身”。我觉得这是缺乏价值观、或者是价值观不够坚定的结果。


我曾经很深入地研究过几家企业。我以为它们根本不需要上市。首先,它是一个地方性品牌,在地方的影响力非常好,而现阶段企业还缺乏变成全国性品牌,或扩展经营链条以及产品线的机会和可能性。第二,企业不仅不需要资金,而且现有的盈利就无法找到更有利的投资方向,再吸引股东进来,本质上是增加了参与分红的人员。然而,这样的企业为什么会被上市这件事所困扰呢,本质上是没有“定力”,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观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平静地判断问题,按照自己的路数和节奏来把握企业的发展,而不受外界的鼓噪。看企业的视角有两种:一种是企业家的视角;另一种是资本家的视角。企业家的视角是从小看到大;而资本家的视角则是从大看到小。具体来说,企业家创办一个企业总是从小把企业一点点带大,比如做超市的,都是先从一家店开始,形成一定的管理模式和经验,然后再5家、10家、30家、50家,一点点地扩展。而扩展的节奏是看有自己的管理能力、人才储备等等因素能够支撑企业的发展。


资本家看企业固然也会看到经营管理的方面,但它更关注的是资本的回报率,特别是那些财务投资者,或者是打着“战略投资者”旗号的财务投资者,他们关注的就是在自己退出之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增值程度,至于企业一下子从30家变成100家之后,企业还能不能长期有效地经营,则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不在考虑的范围。即使是个乱摊子,企业家也不能撤出,于是,上市便成为资本家鼓噪企业家为自己创造财富的一个噱头。


我常常打比方说,上市就像一把“青龙偃月刀”,一定是个利器,关键就看你的臂力有多大。那刀本身就100斤重,如果你的臂力只有30斤,你趁早不要动这个念头,那不是你的兵器,你的任务是赶紧增加臂力,练好内功。如果你的臂力可以举起100斤重的家伙,你可以考虑耍耍这把刀。但这又分两种情况:第一是使刀人不仅可以提起刀,还可以自如地耍;而另外一种则是耍刀人的力量刚足以把刀转起来,但还不能自如地来运刀,只能借助于惯性,顺着刀的挥动方向借力打力,这就不叫自如。


前一种情况就是企业家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处理上市后的企业,而后一种则是企业家要按照资本家的路数来运营企业。毫无疑问,后一种情况,企业因为上市而陷入危机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企业的并购活动其实与上市也是一样的,都是在“一”的基础上做增量,做好了,是“一加一大于二”,做不好就是“一加一小于一”。而坚守住企业发展的底线,在大策略上伺机而动,则非要有价值观做支撑不可。


(3)完成上帝交给你的功课


我曾经读过“华歌尔”创始人塚本幸一的一句话,大致概括了他的价值观:做好“放弃或者忍耐”的决策,将左右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塚本幸一在二战之后进入商界,最开始做服装配件,后来转而经营女性内衣。内衣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产物,在1940年代末的日本并没有多大市场,但塚本幸一却独具慧眼地进入这一领域,并且不断坚守。华歌尔后来成为了上市公司,继续着它忍耐和坚守的故事。70年代,妇女解放的思潮席卷全球,刚刚有点规模的华歌尔又面临着妇女不穿内衣的流行趋势,业绩不断下滑,有一段时间甚至在财务上都难以为继。塚本幸一在他的信条主张下,依旧苦苦支撑,最后终于渡过难关,现在成为女性内衣的一线品牌。


发现人生价值、并且持续努力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台湾的“诚品书店”。我每次访问台湾,都会尽可能多地花时间流连于“诚品”。最近,我发现诚品的故事对于我们思考企业家的价值观问题,帮助其实非常大。诚品书店,是台湾最著名的文化品牌。作为亚洲的文化重镇,在台湾看中华文明,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位于台北的故宫;还有,就是遍布岛内各个城市的、大大小小的诚品书店。看故宫,可以看到过去的中国历史,看到逝去的中华文明;而看诚品,则更多是为了领略今天用汉字书写的文明。


诚品,是个极有特色的书店。它的经营,采用“连锁、但不复制”的策略,家家都活色生香,特色分明。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位于台北101高楼附近高端商务区的诚品书店。书店共有八层楼,但只有三层楼卖书,其它楼层卖的都不是书,而是与来这个书店的读者群直接相关、并深受他们喜欢的其它商品,比如红酒等等。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个“书店”已经不是书店了,更像是个精英时尚的所在,是个文化中心,书甚至更像个“噱头”。第二个例子是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它倒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店,其特色在于营业时间24小时,昼夜无息。我喜欢敦化南路的这家,在于它就是在深夜里,也能给一个孤独的灵魂提供一个精神的栖息地。第三个例子在年轻人聚集的西门町所开的诚品书店。书店里充满了时尚元素,甚至还有聚集年轻人的小型篮球场。除了以上三个“书店”,诚品还开在大学校园旁边、开在医院里。不过,这些书店彼此之间,有相似的地方,但和而不同。


诚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书店。它的创始人,叫吴清友。吴先生曾经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早年间主要经营为酒店配套的一些设备,曾经在台湾市场的占有率上达到了80%。四十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心脏病几乎要了吴先生的命,鬼门关上走过一圈的吴清友,决定要干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他有一句话,叫做“人生下来,总要完成上帝交给他的功课”。生病,让吴先生有了生命归零的意识,开始意识到什么才是上帝安排给自己的功课。


病愈之后,吴先生开始在台湾创立“诚品”的品牌,创建“诚品书店”。他以为那才是上帝要他做的工作。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只有书籍和音乐,才是使人心安的所在。他要在多元文化的体系下,为现代台湾人修上一座安心的教堂。吴先生的价值观,是他创办“诚品”的核心,这个核心观决定了一系列的理念,使基于理念的人格精神与人格联系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纽带,这个纽带将吴清友和股东、管理者和员工凝聚成一种不可分割的力量,历久经年,终于打造出今日之诚品。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价值观,吴清友在无数的困难面前,才能从容地去应对,心如磐石,百折不挠。2000年,台湾地区发生严重水灾,诚品书店被水淹了,一片混乱。但吴清友先生一边吃着心脏病的药,一边默默地承受,努力地在最大限度上减少水灾的损失。股东没有退股,员工也没有离开,大家一道携手,渡过了这场危机,因为大家都知道诚品事业的价值。因为如果仅仅从赚钱的角度看,很多人会说:吴清友是全台北最大的疯子。做自己的精神贵族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前辈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对于人生境界的一番高论。冯先生以为,人生境界,最低的一层是“自然境界”。活在这个境界里的人,驱使他们做事情的动力大都来自于人的天性,而评价事情的标准,要么是社会上早已约定俗成的规则或社会习惯,要么就依照他们自己的本性,他们未曾了解到这样做事的意义。比这个境界再高一点的,是“功利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的人,判断事情的标准是以个人为中心考虑和决策的,“自我”是一切的核心。再高一点,是“道德境界”。一个人进入了道德境界,就已经可以认识到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了。他们知道,个人是社会中的人,从普通常识中,部分的存在先于总体,但在哲学意义上,则是先有全体,然后始有个体。所以,处于道德境界的人做事情,会权衡自我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会以服务社会为目的。冯友兰先生把人生的最高境界,定义为天地的境界。在这一境界中的人,已经看透了天地的逻辑,做事的格局完全是在为宇宙服务。我个人以为,冯先生对于人生的这一境界之描述,一般人都达不到。冯先生自己也说,中国所谓的圣贤,就是处于他所定义的最高两个境界中的人。贤是处于道德境界;圣是处于天地境界。以我个人的浅见,非由生命历练到七老八十,人很难达到天地之境界,所以,在办事的时候能够把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企业家的心灵问题,大约应是居于道德境界以下的种种纠结和挣扎。


冯先生的境界之说,是为他“人生意义”的理论服务的。意义这件事,本质上是个认识问题。意义来自于对事物了解的程度,没有了解,没有认识,就不会有意义这回事。而认识的程度,又与人生的境界有关。所以,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推理,企业家必须要有眼界、有阅历、有担当,然后,才会发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企业家的境界不同,他所能看到的和想到的东西自然高低不同,于是,他们会在不同的境界里面行动。我以为,境界这件事,是装不来的,是强迫不来的,有点水到渠成的意思。只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它确确实实地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在西方,最近非常流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的社会人”等等观念。说的是,企业虽然是利润的产物,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器,但企业必须要兼顾其“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在欧洲一些国家,中午商人们都是要睡个午觉,然后再开门营业。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有生意不做,他们太懒了。你看看我们,中国人恨不得24小时营业、赚钱,我们的价值观是“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所以,即使是夏天室外40度的高温,我们也还会让我们的农民工在中午的骄阳中工作。无疑,这就是境界的不同,而境界的这种不同,最后导致的结果,日子久了,自然就会显现出来。佛家讲因果报应,该来的,迟早会来。


总之,企业家应该恰当地逐步提升自己的境界,并努力成为精神贵族。雅斯贝尔斯曾经写过这样的话:精神贵族和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于冒险,静静地听着自己内心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定下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我以为,这个论述对于我们建立强大的价值观,为企业家的管理工作立心,为企业家的人生立命,也许会有帮助。


■在浮华的中国学术界,为了一篇研究论文写了八年的有几人?一个低调的经济学家,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都在思考他的问题。走进宁向东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办公室,不大的房间里一抬眼就是满墙的稿纸,上面勾画着各种符号和手写的字迹,外人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第一个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了。"这都是我写作的提纲,"宁向东说,"重要的东西,我都贴上去。"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中国企业改革问题,宁向东执著地在公司治理这个"小圈子"里耕耘。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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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1】


刘军宁

精神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



    罗卫国:1997年,我在国林风图书中心,就参与出版刘军宁老师自由主义方面的书。


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认识了硫磺,从木耳里认识了硫磺酸。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日本人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了一个民族,中国人一天一杯牛奶,早熟了一个民族。


上面是近来许多人都读到过的民间段子。


上述情形表明,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根本危机是道德危机。具体地说,中国在今后以至于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大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与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纵然是严刑峻法也已经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最直观的现实。由于种种原因,从数千年乃至数十年以来整个社会的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中国发生的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目不暇接,更多的、正在发生的甚至不为人们所知。


最近各种事件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道德亏空的密集还账期,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赤字正在转化成一桩桩人为的灾难,整个社会开始为多年累计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承受沉重的代价,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人的道德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某种程度上,中华文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道德与信仰的废墟


从现在到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将继续生活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中,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而目前的信仰与道德危机是数千年的旧正统与60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尽管这两种价值系统在现实中常常互相支撑,但是丝毫也未能扭转各自主体已经瓦解与坍塌的现状。分别历时数千年与60年的精神主体结构为什么会瓦解与坍塌?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两种价值都不能提供信仰与道德规范的终极源泉。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纲常多半是统治者强加的道德。而且这些道德都是为统治机器服务的。把掌权者的主义当做国民的信仰,并禁止其它信仰,必然导致全社会在信仰上的丧失,导致国民道德与精神的全面退化。


中国在传统上是个世俗社会,绝对多数人没有整全的信仰。可以说,信仰的问题在中国从未真正解决过。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比,不论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后来的政治主张,都是世俗的意识形态。近来大行其道的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其中也难觅宗教的踪影。专制皇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每个王朝后期的政权危机背后的,本质上都是人心的危机、信仰的危机、道德的危机。统治本身就没有道德基础,政治权力自然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


为什么许多国人无信仰无道德底线?因为有信仰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为什么不道德?因为讲道德的代价太大。问题是,如果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全民承受的代价将最大化。没有信仰即没有正义。没有信仰的社会,即是正义失落道德匮乏的社会。


几千年旧的信仰被暴力革命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的信仰又落了空,真正的信仰却领不到准生证。这就是现状。


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


现在许多国人对目前在精神、道德和信仰领域出现的危机已似乎有了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却有重大的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不是经济发展与生活富裕导致的,而是对道德与信仰的禁锢造成的。阻碍自由信仰的不是市场,不是金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照样有信仰危机;信仰危机与市场经济无关。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与宗教信仰从来都并行不悖。


况且,中国还不能算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的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个国企,能说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吗?相反,在中国,市场经济像信仰自由一样,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若不是中国有了一点点市场经济,中国今天更是信仰的荒漠。表面上看,国人没有信仰与贪图获利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不该就此得出获利或金钱是导致信仰失落的原因。抢劫犯盗抢珠宝,我们能说是珠宝造就了盗窃犯吗?我们能以销毁珠宝来作为根治抢劫行为的解决方案吗?


为什么信仰会繁荣或衰败?答案隐藏在信仰自身的属性之中。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信仰,而其他动物没有。道德的源头是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底线。信仰是一个人活着的精神寄托。没有真正的信仰,人们就没有正义感责任感,就会无所顾忌,无所敬畏,无有廉耻。信仰指向的是“意义”,并赋予人的生命以意义。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信仰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信仰是人对于无限、永恒、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的追求。信仰涉及的是相对于经验科学而言的超验真理。信仰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因为人在本性上总是在探寻意义,挣脱有限走向无限,趋向超越。信仰必须是由衷的、自觉自愿的、认可、相信、敬仰、崇拜和追求。依靠强迫、利诱、欺骗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仰,也不能维持和改变信仰。信仰与道德的短缺,归根到底是自由的短缺。


所以,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而不是强加的信仰。信仰是理性与信念的产物,而不是强制与暴力的产物。同样,强制与暴力也不可能阻止信仰。因此,不仅要尊重与保护信仰自由,而且应该把信仰自由嵌入到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中去。只有信仰自由,才能产生好的信仰,才能淘汰抑制不良的信仰;没有信仰自由,只有坏的信仰。没有超验,没有信仰,就没有个人的自由。道德问题离不开自由,离不开相应的政体。自由是道德赖以存活的氧气,不论公德与私德。没有自由,任何德性都将窒息。所以,我们说人需要信仰,不是“被信仰”,而是每个人去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寻找自己的精神锚地。


如果说获利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信仰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那么,在中国,解决信仰危机的方案,不是去通过拆除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来加固精神支柱,不是放弃经济发展,而是归还属于每个人的思想、信仰自由。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其精神的根基与力量,而不在于政府权力。中国的精神重建,中国的有限政府,中国的市民社会都离不开信仰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没有精神信仰的国家,再大也是小国!没有信仰自由,不论人均GDP多高,国民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依然是贫困的。国人常说,财大压身,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没有精神与信仰的厚度,也难有物质财富的高度。即使有了,也会被压垮!有了信仰自由,一个人、一个社会信仰什么就会有答案,大家就会自由地去选择、去获得自己的信仰。唯有自由选择的信仰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中国人才有可能走出现在的精神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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