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91-095】
发布时间:2019-08-29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5】


徐静波

你根本想不到,日本人是如何做企业的



日本这个国家,现在的制造业已经到了哪一个水平?我想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我今天集中讲三个内容:


第一,日本的制造业如何转型


第二,日本的制造业如何创新


第三,日本的中小企业如何发展


我想起1992年到日本留学的时候,学校安排我们去参观了日本的麒麟啤酒厂。进去一看,就像今天这一会场大的生产车间,只有两名员工。日本的工业自动化和精益化管理,在26年之前,我已经看到了,日本比我们中国早走了至少20年。


谭建荣院士在刚才演讲的过程中也讲到一点,丰田汽车的精细化管理不是自己总结的,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总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道理很简单,日本人总是低着头做事情,从来没想到过要去总结经验去邀功。这就是“中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的一个差别。


中国的企业有了小发明、小创造以后一定要邀功。为什么呢?邀了功以后可以得到许多好处,政策的倾斜、资金的倾斜,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五一劳动奖章都可以获得。


但是,日本任何一家企业,你有了重大的发明、重大的成果、重大的创新,你就得闷声不响的,因为没有人会表彰你。没有一家政府机构会给你政策倾斜,你说了但是最终没有做到完美,那会成为行业的笑柄,有损企业的声誉。这样的环境就导致了日本的企业只是兢兢业业、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日本百年以上的企业有3.5万家。中国有多少家?据说只有5家。瓦房店轴承集团在中国发展了80年,作为制造企业,已经很了不起,据说当初还是日本人在中国建的第一家轴承厂。但是,在日本,像瓦房店轴承集团、像江南造船厂这样的资深制造企业有太多。


为什么3.5万家百年企业可以在日本存续下来?道理很简单,就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不盲目地扩大投资。做好本业是日本企业长久的秘密。


下面我来切入今天的主题。


日本企业如何实现产业转型


日本产业界的转型是从2011年开始的。为什么是从2011年开始呢?日本有一家电气公司叫NEC。大家可能不怎么了解它,日本人叫它“日本电气公司”。


80年代,中国的四通打印机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我们从铅字印刷开始进入了电子打字的时代。这项技术,就是NEC公司提供的。NEC是日本第一台电脑的生产厂商、第一颗人造卫星制造公司。


2011年,家家户户还在购买电脑的时候,NEC公司突然决定抛弃电脑事业,这震惊了日本社会,因为NEC公司是日本电脑的鼻祖。


结果,谁买下了NEC公司的电脑事业呢?是中国的联想集团。


但是,过去了8年,我们发现现在电脑产业已经是夕阳产业。当时NEC要把电脑产业抛弃的时候,卖了一个好价钱。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到后来索尼公司、东芝公司、富士通公司要把电脑产业卖给人家的时候,就没有人接盘了。


NEC抛售电脑,这就是日本制造产业的先见性。NEC公司老早就认识到:传统的电脑最终是要被淘汰的!现在我们来看,联想买了NEC电脑产业后,业绩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NEC公司兴起了产业的转型革命。


那么,现在NEC公司在干什么呢?现在日本大部分的全自动驾驶汽车的系统就是NEC公司研发的。抛弃了电脑产业以后,NEC并没有扔掉自己的半导体技术,而是继续研发尖端的半导体技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产业的革命并不是政府引导的,而是企业的一种自我革命,是一种自我创新。


东芝和索尼抛弃电脑事业以后,索尼公司在今年创下的利润已经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索尼公司把电脑产业卖掉,电视机也做的很少,好像它的产业不太多,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利润?对了,它不做壳,改做内件了。比如,它的传感器已经占到全球份额的70%。


东芝公司把白色家电扔了,扔给谁呢?中国的美的公司。把电视机扔了,扔给谁呢?扔给我们青岛的海信。


前几年,中国媒体当中有一种很大的舆论,觉得我们中国把日本最牛的产业买下来了,日本制造业垮掉了。


大家想一想,现在你的家里还看电视吗?已经不看了。电视机的制造厂商为了把电视机多卖几台,先告诉你客厅里必须有一台,你自己的房间里必须有一台,你孩子的房间也必须有一台。一个家庭三台电视机,现在一台都不看,日本人早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把它扔掉了。


日本认为包括电视机在内的白色家电已经是一个产业包袱,或者说是产业垃圾,中韩等一些国家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必要再维持这一产业。把这个垃圾产业扔掉,他们是轻装上阵,再去开拓新的产业。这是日本电子产业的新的发展理念。


东芝、富士通、松下、夏普把手机都扔掉了。现在日本还有索尼公司在生产一部分手机,一年大概500万台。还有一个京瓷公司,他们自己还在生产一部分手机,因为他们有au移动通信公司,但是都是国内使用的。


大家想想他们把手机扔掉以后,技术怎么办呢?结果它们的零部件大多卖给中国,利润比自己做手机还好。


华为手机这几年发展的很快,你们要知道华为手机基本上是在日本研发的。任正非先生这个人很聪明,他不是把人家的生产线买下来,而是把人家的头脑买下来。


日本这么多公司,把手机扔掉以后,有这么多手机研发人才,他把他们高薪雇佣起来,在横滨设立了一家研究所,招募了400多名日本的手机工程师,帮华为研发智能手机。


同时,日本这些公司的手机零部件业提供给华为、OPPO和小米。华为手机研发的这么好是因为用日本人和日本技术。所以OPPO也学,也在日本设立了研究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把手机产业扔掉了,但手机零部件卖给中国后,获得的利润仍然很高。


富士通现在在构建物联网,同时构建一个宇宙的监测系统。因为日本现在进入到汽车全自动驾驶时代,它的信号不能出现斜折线,必须是直线。也就是每时每刻在日本的上空必须有两颗卫星,这样才能做到它的信号与汽车精准同步,不至于让全自动驾驶汽车出现1秒钟的滞后,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个系统是富士通公司在研发。


再看看佳能。佳能是卖照相机的,但是因为高清镜头的手机的普及,照相机产业日子越来越难过。


佳能也开始转型,你根本想不到,佳能现在在参与研发小型火箭。因为大型火箭的投入太大,佳能成立了一家公司,拿了50%的股权,聚合了一些日本主要的电子与军工企业,在研发小型火箭发射商业卫星。佳能还把东芝的医疗设备公司买下,开始投身医疗产业。


其实日本转型最成功的一家企业是富士胶卷。我们年轻的时候拍照片只有两种胶卷,一个是柯达,一个是富士胶卷。现在柯达死了,富士胶卷还活着。为什么呢?富士胶卷把它做胶片的膜技术提炼出来,用于生产化妆品。


同时,它在研发新药。也就是说,富士胶卷从一家面临淘汰的传统企业成功转型为高新技术企业,没有像柯达那样死掉。


日本企业的自主创新


中国现在在拼命发展电动汽车,日本已经意识到电动汽车的电池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容易老化,就像手机电池,过了一年,发现充电困难。第二个问题是电池处理过程会产生很大的污染。


丰田汽车公司从1992年开始研发氢能源技术,现在这个氢能源汽车已经销售了6000辆,年产3000辆。


这个汽车有什么特点?我去开了一次,这辆汽车充气3分钟,可以开650公里。它跟充汽油一样便捷,而且价格比汽油便宜。中国现在就开始研究日本氢能源的未来发展方向。


丰田汽车公司不仅仅是把氢能源装在汽车上,而是把它开发成移动电源。当地震发生以后,当海啸来的时候,或者当台风来袭时出现停电,这辆汽车的氢能源可以接上家里的电源,保证一户家庭一个星期的正常电力供应。然后,把氢能源反应装置搬到大楼里,可以供这个大楼所有的供电所需。


日本政府现在宣布要进入氢能源社会,家家户户只需要安装小小的氢能源反应装置,就不再需要电力公司提供电网供电,氢能源反应装置排放出来的是清水,对环境没有污染。


氢能源是未来最清洁的能源,也是取之不尽的能源,丰田汽车公司已经宣布完全开放这一技术,造福人类。


大家还要关注软银和丰田汽车公司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软银这几年悄悄地干了一件事,将全世界主要的AI技术公司,以出资或者收购的手段纳入自己的旗下。现在的软银集团是全世界拥有AI技术最多的一家公司。


软银控制了这些技术想干什么呢?他去找了丰田汽车公司的社长丰田章男。大家看到的下图的这辆汽车是今年在美国家电展上展出的丰田概念车。


这辆汽车是一个移动平台,取名叫“E-调色板”,你想把它打扮成什么角色都行。按照丰田社长的说法,买汽车的时候不是消费,是买了以后才消费。


这辆车是全自动驾驶汽车。


早上上班的时候,你通过网约系统把它约上,车自动开到你家门口,把你载上开到上班的地方。


过了上班高峰期以后,它把车开到物流公司的仓库里去做商品配送。然后,中午去办公区卖盒饭。


到了下午,再去送货。


到了傍晚,通过网约系统,再把你们一个个的接上送回家。


到了晚上,它装上啤酒、各种小吃,开到一个热闹的街头,成为一家移动商铺。


这不是一个梦想,它将于2021年全部公开上市。


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很严重,如何帮助这些老人?软银与丰田汽车公司的构想是,当农村的老太太生了病,怎么办?没有子女在身边,就委派一辆全自动驾驶的“调色板”去接她。


车上可以量体温和血压,通过远程问诊,基本数据报给医生以后,到了医院,该手术的就手术,该吃药的就吃药,把基本问题解决在移动过程中。


软银公司和丰田公司,第一不缺钱,第二不缺技术,第三不缺智慧,两家企业巨头开始打造世界上第一个AI社区。


日本的全自动驾驶汽车将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投入使用,出租车和选手村里的所有巴士都要进入全自动驾驶系统,日本要把东京奥运会开成一个“科技奥运”。


这就是日本的科技实力,而这一科技实力在于它的前瞻性,以及为了实现这一前瞻性所默默实施的周全的技术储备。


日本现在很重视尖端医学的研究。今年日本又获得了诺贝尔奖。18年,1年1个。我们中国才2个。


为什么日本的诺贝尔奖会出现井喷现象?因为日本比较重视基础研究,我们中国比较重视应用研究。


马云先生把应用研究做得很好,一个技术拿来以后,做成了一家大电商。马化腾先生也做的很好,一个微信——交友信息软件,可以打造成百货平台和金融平台。


但是,日本人觉得技术应用虽然重要,但基础研究更重要。所以,日本科研经费的55%用于基础研究。


正因为有扎实的基础研究,才会有诺贝尔奖。丰田的氢能源技术从1992年开始研究,到2014年才开始应用。


你说中国哪一家民营企业愿意花20多年的时间去研究一项技术?没有。日本做到了,他们有这个耐心,也愿意花这份钱。研发成功之后,还愿意向全世界公开这项技术,提供免费利用,做得还很有情怀。


日本现在致力于彻底克服癌症堡垒。今年获奖的本庶佑教授,他研究的成果很有意义。


癌细胞和人体的正常细胞之间相互碰撞以后不会产生融合,也就是健康细胞无法消灭癌细胞。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问题,本庶教授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终于发现癌细胞裹了一层蛋白质。于是他跟医药公司合作,发明一种药,可以把这个蛋白质打掉,使健康细胞可以对癌细胞发动进攻,最终把癌细胞消灭掉。


现在这款新药已经开始出售了。日本2万多病人使用了这款新药以后,总有效率达到30%。


本庶教授自然是不满足,他希望今后人们可以像治疗感冒一样,吃几片药打几针就可以治愈癌症。


所以,本庶佑教授将自己未来的专利所获,和诺贝尔奖的所有奖金拿出来,凑1000亿日元,相当于60亿人民币,以个人之力设立一个医学研究基金,最终要攻克癌细胞。我想到了两个字“伟大”。


刚才中国商飞公司副总经理郭博智先生介绍了我们大飞机研发制造的情况,我们为中国开始拥有大飞机感到自豪。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一架大飞机,500多万个零部件,最初在中国只能找到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找不到。所以我们C919客机需要海外200多家一级供应商。


波音787是美国的,但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的准国产飞机。为什么这么讲?我给大家说两个事实。


第一,这个飞机的机体不是用铝合金做的,而是用日本东丽公司研发的碳纤维,造这个机体的是三菱重工。你看波音787客机的翅膀像鲨鱼翅膀一样,是弧形的,铝合金是做不出弧形的,只有碳纤维能做出弧形。


碳纤维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室内温度比铝合金机体的室内温度低6度左右。同时,它的重量比铝合金的重量减少30%,意味着灌同样的油,它可以多飞30%的航程。


第二,它的机头是富士重工造的,它的电子系统是松下电器提供的。


这就是日本的航空工业的现状。大家一定是第一次知道这一事情,因为日本企业做事不吭声,不喜欢张扬。


日本如何扶植中小企业


上午在举行中国前50家制造企业圆桌会议的时候,我就讲到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如何做精益化、数字化、智能化问题。其实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也想了许多的点子,做的也很努力。


我昨天去参观天津的西门子弗莱德公司,他们的精益化做的很好,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把企业管好。


但是,要做到精细化,要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单靠企业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要解决好三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


政府的职责就是要给制造业创造一个很好的舒适的、通畅的行商环境。你鼓励企业去搞数字化、智能化,我买机器人的钱哪里来的?没钱。为什么没钱?我纳的税太高了。你能不能把税给我减一点?政府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日本的法人税已经从30%减到了23%,中小企业的法人税已经从25%减到了15%。我们中国有没有可努力的余地?我想绝对有的。因为我们的政府比日本政府富裕得多。


第二大问题是资本。


一家企业发展需要资本,资本来自什么地方?第一,来自于自身的积累。第二,来自于银行。第三,来自于社会,也就是各种基金资本。


中国制造业现在依赖的资本,最大的不是自有资本,也不是银行资本,而是社会资本。我们这里在座的有投资公司的总裁,你们眼睛盯着的是,投下去以后,什么时候能够把这家企业做上市,我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是多少?


中国创新企业有一个绰号,叫“轮企业”,A轮、B轮、C轮投资结束后,企业还没有实现盈利,但是号称股值已经达到了几百亿美元,于是包装上市,大家分钱。


投资基金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助推企业在初期飞速的发展。但是,它也是一根上吊的绳子。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所有的投资基金,跟企业都有对赌协议,5年或者8年,你做不到他的期望值,你就死掉了。你上市以后,过了若干年,它把资金一抽逃,你怎么办?就像火箭发射卫星,上去以后,还没进入轨道,推动力没了。


所以,许多所谓的创新企业一上市就黄,原因就在这里。大家是玩钱,而不是做实业。


日本怎么做?日本企业几乎都是丰厚的自有资金,为什么日本企业有这么多钱?因为他们善于积累,存钱过日子,不会乱花钱,即使上市,也只做本业,不会盲目扩大投资。


我举个例子,京瓷公司是稻盛和夫先生创办的,稻盛和夫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京瓷公司7年不赚钱,公司也不会垮。什么意思?说明他的公司有很多的现金积累,可以不赚钱也能维持7年,大家要知道,京瓷的员工数是5万人。


日本企业有一句经营行话,叫“安全驾驶”,企业一定要有大量的自有资金的积累,这样的话,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什么金融危机、泡沫经济崩溃,企业都可以支撑3年、4年、5年。


然后,我可以用充裕的时间和财力,慢慢的实行转型,慢慢的提升自己的产业。特朗普再打压,我也不会太害怕。


日本银行协会调查了中小企业,问他们要不要银行贷款?70%的中小企业告诉银行一句话,我们不要你的贷款。


日本的商业贷款的利率是1.5%。这么低的利率大家还不要,说明日本企业真的有点钱,而且还没有太多的野心!


东京股市从安倍上台的2012年的8000点,已经上升到2万2000点。我们必须看到,日本企业这几年不是走下坡路,而是在走上坡路,而且始终是默默地往前走。


我很感激工信部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和制造业国际联盟邀请我担任论坛特别顾问,我建议承办这一论坛的爱波瑞集团的王红艳总裁,明年组织大家到日本去考察,考察日本的行商模式、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还有政府和企业之间如何互动、政策如何制定、如何开拓市场,不单单是精益化管理的问题。


我觉得日本企业这种沉稳、恒久的发展模式应该成为中国企业参考的范本。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4】


朱大可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中国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问题。前年开始很多学者都在提文化复兴的问题,出发点很好,但我没有那么乐观,我用的词是“复苏”。复苏而已,复兴之路太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获得文化复兴的基本条件,比如,大批文艺复兴式的天才、自由原创的环境、内在超越的精神信念、民间商人对艺术家的支撑,如此等等。但是局部的复苏却是有可能的。我今天想讨论的话题是,今天的中国文化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如何来完成文化复苏的使命?


我们要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独立的反思开始。


文化在文明构造中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尺度是产值,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GDP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的代名词。而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阅读方式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强调GDP的弊端,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例证就是文化沙漠———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杆,但是跟台湾相比,它就是一个文化沙漠。这些年来,新加坡自称是“儒家国家”,其实新加坡长期排斥华语,社会中上层人才都由英语学校提供,而从华语学校毕业的那些人,也就是“华校生”,他们只能是最底层的、地位卑微的蓝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突然发现,利用“儒家社会”这个概念,可以重新打造国家形象。于是开始宣传新加坡是儒家文化国家。但我们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一方面,英语占主导地位,但却是最肤浅表层的英语文化,基督教的核心精神根本没有扎根,另一方面,华语和华夏文化遭到打压,这种双重的肤浅化,导致新加坡的文学、电影、电视、戏剧都呈现为沙漠形态。新加坡华文作协主席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不如我们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学生。这和台湾真有天壤之别。


新加坡确实有过很强的经济实力,一度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它的后续发展已经面临问题,新加坡的实力正在衰退,这是因为它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近年来它在中国大陆到处招募文化人才,试图改变这种沙漠化状况,但为时可能已经太晚。任何人文种籽的生长,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衡量“软实力”还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民族创新创意能力。创造力实际上是民族实力的轴心,但是我们的创造力在严重衰退,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国家,绝大多数产品依靠复制、模仿和抄袭,因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最低。当然,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种模仿期。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创新。日本现在是全球科技创新力最强的国家,发明专利远远超过美国,垄断了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而且文化创意力也很亮眼。毫无疑问,什么时候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国,那么中国就成了真正伟大的国家。


去年微软企图通过黑屏来解决中国用户的盗版问题,很多人愤怒声讨,我也很不愉快,因为大家都用盗版软件惯了。但是回过来理性地想一想,这其实是在逼着我们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因为过于依赖模仿和剽窃,我们的创造力才会日益萎缩。感谢微软,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创新的历史契机。


中国文化的弊端


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如果不看到弊端,连那些垃圾都要一起继承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复苏,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这里我只想列举四个弊端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无法确立。我们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作儿童、而将儿童当作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随地大小便,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


第二个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它把所有人的关系限定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放弃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放弃了人和神的关系,放弃了内在的超越和终极关怀。儒家现实主义也不需要想象,“子不语怪力乱神”,拒绝言说神话和童话,以致中国上古的起源神话荡然无存。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民族就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与厚黑。


第三是流氓传统对核心价值的瓦解。流氓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个流氓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司法定义的流氓,我讲的流氓是中性的,是人在身份丧失之后的那种状态。如今机场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这些都是流氓主义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流氓意识形态,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维很重要,但它和科学理性不能对立起来,但是中国人是把它们对立起来了,由于这种排斥,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得不到发育,始终处于低幼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本土受教育的学者无法拿到诺贝尔科技奖的原因。而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也导致公共平台倾斜,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


汉文化传统的三次颠覆和复苏


我们讲的中国文化,通常是狭义地指称汉文化。汉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颠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这一次实际上比较有限,它的毁坏性被历史学家夸大了,当时其实也就坑了460多个儒生而已。而且所谓儒生主要是术士,炼长生不老丹药和春药的,跟儒家没什么关系。始皇帝自幼身体有残障,尤其渴望永生,但仙丹吃了没用,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全活埋了。秦始皇没有烧科技书,烧的主要是文艺和历史书,自然也包括当时盛行的创世纪神话。所以汉朝出现了《山海经》,大家都很震惊,其实它不过就是拼凑起来的环球地理与民族神话的碎片而已。汉是个伟大的时代,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阐释工作,先秦文明开始逐渐复苏。


第二次是元代的异族大围剿和明代的文化复苏。宋代之后,中国文化已经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器物文明,而且全球贸易也非常发达。但到了元代,尽管版图和贸易还在不断扩张,但是汉文化却严重凋敝,仅以文学为例,它只能以大众文学的样式,苟活在酒肆和戏栏里,就像我们今天的歌厅。明代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支持下,跟严厉的专制政府展开了艰苦的抗争,同时也学会了隐忍和退让,一直退隐到江南去建立家园,从而发展出诗意的江南园林,这对中国文化的复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江南园林是包罗万象的活生生的文化堡垒,从器物、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形态,全面复苏和推进了中国文化体系。


第三次是20世纪以来的文化大围剿和当下文化复苏运动。这场文化围剿以“文革”为高潮。“文革”中被毁弃的器物之多,秦始皇跟它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圆明园是被西方入侵者焚毁的,但“文革”究竟烧了多少个圆明园呢?我们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一座小小的圆明园,都在那时被付之一炬了。还有,人的爱、尊严、自由、教养、艺术、语言方式,所有这些东西都荡然无存,这是精神的圆明园啊。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严酷的斗争关系。我记得,那时我们和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整天躲在家里,拉着窗帘,因为每天都可能被抄家和揪斗。那种如履薄冰的恐惧感,是你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就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刻,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座历史上庞大的绝无仅有的废墟,这才重新开始艰苦地修复。但这场修复运动,又伴随着新的毁损。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在恢复高考制度,重新印刷出版在“文革”中被焚毁的图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着旧建筑和传统道德,摧毁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


这种摧毁首先体现在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上。应试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试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而已。现在这个被颠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标,而教育目标则异化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成了当下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而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是公平与民主,因为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这些东西也都丧失了。再次是社会正义,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大家的反应越来越冷漠。到了装聋作哑的程度。最后是漠视公共道德,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这些普遍价值的危机,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源于儒释道的三大本土核心价值遭到毁弃。儒家精神强调人的教养和礼仪,“礼”是儒家和“仁”并列的概念,而我们却越是粗鄙、越是无礼越好。这种粗鄙美学上升为我们的国家美学。与自然的和谐是道家的基本价值观,而我们一直把破坏生态赞美成“人定胜天”,直到今天还有所谓的“科学院院士”在胡诌这种反科学理论。整个华夏民族都置身于破坏生态的严重后果中。以善为本,这是佛家的精神,结果却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美,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人们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摧毁了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


中国文化的若干危机


鉴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危机。首先是身体文化的过度膨胀。身体和灵魂的解放是应该对应的。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放纵过度和娱乐过度,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其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其中假唱是最典型的艺术造假,却能在中国横行20多年,也算是一种文化奇迹吧。第三是审美感知体系的退化。现在交响乐早没人听了,要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的这种扁平的二维声音,取代了浑厚的多层次的声音织体,由此导致艺术知觉的退化。这是艺术感知力全面下降的象征。


文学也是如此,对于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读者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进步,前两年我们看《英雄》、《十年埋伏》,都是受罪的感觉,到了看《无极》的时候,差不多就该陷入昏迷了。新拍的《梅兰芳》继续在胡编个人史,掩饰历史真相。但奇怪的是,这些大片居然还能制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问题,又怎么解释这种荒谬的现象?


第四是教育体系的扭曲。这点我不再多说了。第五是知识体系的混乱。很多记忆被蓄意制造了空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文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伤记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回避历史的沧桑,恰恰相反,应该借助反思来获得民族生长的动力,这种记忆和反思是自我进化的重要财富。但是现在它被抽空了,成为历史的盲点。总的来讲,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而这跟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有很大关系。


这种情况导致了第六个危机——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北岛的诗歌明确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到80年代,信仰危机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成了信念危机。到21世纪,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在信仰和信念都丧失了之后,出现了更低层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机。每天早上我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吗?


传统文化复苏的几个热点


正是在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苏和拯救运动,出现了儒学热、国学热和大师热。国学变成一种生意经,开一个星期的国学课程,学费昂贵,举办者可以赚入大笔银子,成了一个狂热的盈利模式。一方面大师林立,一方面文化退化,这情形是不是很荒谬呢?上海市政府封了余作家为大师,结果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最近又有位大师出了问题,那就是文老先生。在分封大师的时刻,标准出了严重偏差。人们忽略了其必须具备的重要禀性——强大的文化原创力、价值体系的建构力。他不应该只是一个学术阐释者。


但人们今天封的所谓“大师”,其实都是阐释者而已,季老先生甚至连“中国学”的阐释者都不是,他只是印度学的阐释者而已,媒体给他戴上“国学大师”桂冠,逻辑上根本讲不通。大师的泛滥造成了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师”这个词,正在走向反面,沦为骂人的字眼。有位朋友对此很敏感。人家戏称他是大师,他当场回敬说:你才是大师!你妈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大师”称谓的这种变异,只能是中国文化的耻辱。


近年来的民俗热,也是传统复苏的一个方面。前段时间我和一位民俗学家公开辩论过,他说要保卫春节,还说磕头是好民俗,应该提倡。我说磕头虽然是传统,但恰恰是一种历史糟粕,磕头就是奴性人格的象征。你尊重家长和父辈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真的爱他们,那就拿你的心灵和行动去表达吧,请不随便忽悠民众,拿他们的脑袋去撞击大地。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人捍卫其挺胸站立的尊严。


原生态热,也是文化复苏的一项成果。这几年在当局推动下,对原生态文化的发掘,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杨丽萍的《云南印象》,她是一个罕见的天才,整场歌舞令人震撼,水准超过了非洲黑人和新西兰毛利人的歌舞。但后来我在想一个问题,把这些质朴的农民弄到大都市演出,他们的灵魂在演第一场和第一百场的时候,会是同一种状态吗?我想一定会有剧烈的变化,一定会有某种东西从里面悄悄地消失掉。这就是我常说的“杨丽萍悖论”。原生态的文化遗产,你不去拯救它,它会死掉,你动手去拯救它,它同样也会死掉。似乎没有人能超越这种深刻的悖论。


拯救过程中出现的误区


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第一是生吞活剥,比如现下流行的汉服运动。穿上那些被简单复制的汉服,就像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戏子。这方面我们似乎应该向当年的上海裁缝学习。他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18个尺寸,从而打造出东方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而这才是有价值的传承方式。


其次是文化造伪。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像紫檀木和生漆,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像榫卯结构,结果势必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顶多就是一个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赏的影视布景而已。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行文化造伪的例证吗?


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种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如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去年好几个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搜索权力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篡义阐释往往也是灾难性的。我们今天阐释古代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随便举个例子,《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它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为了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于是就有人说,这句话表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为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着他们,这不是非常符合现代价值观吗?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底层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你怎么能把“小人”随意阐释为“儿童”呢?


对历史器物的胡乱开发,常常会制造出新的文化笑柄。奥运开幕式上“击缶而歌”,就是一个典型的礼制错误。这个缶从先秦以来就是专用的丧器,人死了之后,敲它一敲,表示人们的哀伤之情。庄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这种玩意儿。秦国也流行过击缶作乐,那是因为它虽然军事上很强大,音乐和文学却很低级,六国都瞧不起它。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正在申请文化遗产,也就是集体击缶,专门给死者唱挽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让几千个士兵在那里奋力击缶,请问导演先生,我们是不是得感谢你精心设计的政治暗示?


文化拯救的正确途径


究竟如何进行文化拯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我想至少下面几个方面是必须做的。首先是制度革新。文化的问题,不能由文化自身来解决,应当从文化体系的外面,也就是从制度的层面去解决,否则,文化就只能陷入自我缠绕的逻辑怪圈。而制度革新的第一主题,就应当是为文化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文化高潮不是管教的结果,也不是用金钱喂出来的,而是自由放养的结果。1927到1937年上海文化蜜月,就是因为没有文化部门去干预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创造,由此打造一个健康生长的创新型社会。


必须承认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信念,像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个人尊严、教养和博爱等等。价值的人类普适性,也就是承认人类共同的人性、人类经验和价值诉求,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逻辑前提。反对普世价值,就是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生存依据。一方面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一方面却要对普世价值说“不”,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现状难道不很奇怪吗?


学习西方和台湾的文化保卫经验,尤其是台湾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杰出样本。这个地区完整保存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完成了制度现代化的转型。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对我们展开文化复苏的最大鼓舞。


毫无疑问,我们还要依据普世的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并彻底改造现存教育体制,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重构正确的知识-记忆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已经80多年了,早就应当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精神指南。


我的结语是:我们正处于文化危机的焦虑中,我们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我们正在为文化的修复而呐喊,我们的工作沉重而艰难。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的独立的反思开始。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3】


叶廷芳

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



多年来我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的天资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民族,我们曾创造了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从明代中期起的这五六百年来,我们却衰落了!而恰恰从这时期起,世界上另一个文明古国所在地的欧洲却从中世纪的委顿中重新崛起,走到我们前头去了!什么原因?我想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至少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以传统的建筑文化为例,国人固有的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即制约着建筑业的发展。


首先,我们习惯于向前人看齐,而不习惯于超越前人。我们的木构建筑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的发展,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可谓“两千年一贯制”。而欧洲人的石构建筑,仅自古希腊罗马起,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哥特风格、巴罗克风格、浪漫主义风格、现代主义风格、“后现代主义”风格……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总以前人的水平为坐标,一味以前人的成就为荣耀,为自满。正如鲁迅当年所概括的:我们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


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例子,表现在到处热衷于搞仿古建筑,其中“重修圆明园”的呼声堪称其最高音,说是为了“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殊不知,圆明园作为废墟的历史见证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它作为文化遗存的价值。即使没有上述政治因素,而仅仅是一处文化遗存,圆明园废墟也早已成了宝贵的文物,文物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历史原初性,通过大兴土木“再现”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复制(且不说它有没有本事复制得出来)的假古董,却毁掉了文物本身。


其次,创造意识淡薄,鲜见图变求新。因为人的审美意识是不断变迁的,建筑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和审美的载体,它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


从19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新建筑学理论和新建筑材料的诞生,在世界范围内,建筑开始了一场崭新的革命。中国的木构建筑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也已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面临着蜕变的过程。


近代西方思潮作为强势文化迅猛地涌入我国,我们一边招架,一边接受,来不及细嚼,难免囫囵吞枣。这在开始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异域的人类文明成果,先要“拿来”,而后才能进行鉴别、挑选和借鉴。吸收别人的长处,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


整个20世纪我们在总体上就未能跳出西方建筑的大窠臼,既没有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建筑新胚胎,也没有在世界新思潮中取得令人瞩目的地位。结果,到世纪末一看,缺少自己的东西,没有进行必要的反思,马上又求助于老祖宗,把前人留下的那些遗产,即把“大屋顶”风格当做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建筑美学法则和艺术模式,到处用钢筋水泥搞复古。应该说,作为民族遗产,适可而止地、扎扎实实地搞点是无可厚非的,但铺天盖地地搞就有违历史的规律了。


比如北京,“夺回古都风貌”变成“大贴古建符号”。“夺回古都风貌”这个口号本身是没有错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去“夺”?北京古都乃古代帝王之都。古代帝王为了突出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无上至尊,竭力要求在建筑美学上加以表达,因而对全城做了非常讲究的规划和设计,整体性很强,艺术性很高,规模也很大。它的美学特点是:以规整、恢弘为基调,以南北中轴线上的皇家建筑为主体,以大片民居的低矮衬托它的崇高,以灰暗衬托它的辉煌。这是古都的基本风貌。要维护古都这一固有的风貌或美学特征,首先就要维护皇家建筑的主体地位,保证以它为标志的城市天际线和轮廓线不受干扰,这就必须要求其他新的建筑在体量、高度与色彩上一律采取“让”的姿态,在尺度上保持彼此之间的基本比例关系,以维护其轮廓的雕塑感,并尊重其色调上的反差性。然而,以钢筋水泥一律加“顶”的庞然大物四处与主体古建筑摆出“争”的架势:争高、争大、争辉,从而破坏了古都固有的天际线,涂改了原来的“底色”,填满了几乎所有的“虚空”,把古都的固有风貌搞得“一塌糊涂”(建筑大师贝聿铭语),使世界上最宏伟、最美丽的古都之一的北京不能像罗马、开罗那样雄踞于亚、欧、非的大地上。


第三,理论总结和理论建设的滞后性。罗马人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有了维特鲁威的《十建筑书》。它不仅在希腊、罗马丰富的建筑实践基础上,对当时的建筑技术和艺术做了详尽的记载,而且做了理论提升,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较完备的建筑理论著作。之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又有了帕拉提奥的《建筑四书》(1554年)、阿尔伯蒂的《论建筑》(1485年,又称《建筑十篇》)、维尼奥垃的《五种柱式规范》(1562年)等。它们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对欧洲建筑理论做了认真而详尽的梳理和阐发,对以后的欧美建筑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相比之下,作为木构建筑水平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我们在这方面的建树就要逊色得多。汉代我们有了一部《考工记》。那是官方性质的,主要在技术方面做了一些规定,以利于工程考核和管理之用,属于政策、法规一类。之后过了上千年,到五代至北宋才有了一部《木经》,元代有过《经世大典》和《梓人遗制》,但都不完备。比较完整的是宋代李诫写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是我国建筑遗产的精华,尤其是前者。但它们都着重在建筑材料、施工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记述,理论升华和探索仍较缺乏。


古罗马早在公元3世纪就有了建筑工程技术学校,开始以集群和规模方式培养人才。然而,我国历代的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师徒相授或家族传授的途径。这种方式的狭隘性与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即便是恩师,最后还要留一手“绝招”,以防后生抢了自己的饭碗。在这种封闭条件下,视野狭小,心理封闭,很难获得奇想的灵感。即使获得这种灵感,也很难拿出推陈出新的勇气,因为师傅一般不让他越雷池半步,更不愿看到他超越自己。我国的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始终不能更新换代,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做渐进式的改进和提高,我想这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有很大关系。


这种传授方式还决定着传授内容的片面与有限:师傅教给徒弟的除了直接与建筑有关的纯技术知识外,一般没有相关的科学常识和必要的基础理论。这样学出来的徒弟只能算懂技术的匠人,而不可能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或建筑艺术家。


我国历史上的人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培养官僚的制度,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只有走仕途,才能有出息。学技术到头来还是个体力劳动者,是“工匠”,而不是建筑工程师或建筑艺术家。无怪乎,我国的老百姓,哪怕有大专文化水平,恐怕没有几个说得出两个以上的我国古代建筑师或工匠的名字。不难想象,这种教育制度决定了我国建筑学的命运。它使我国的建筑形式和风格长期停留在单一的局面,形成所谓“两千年一贯制”的“超稳定结构”(建筑学家陈志华语)。


中国建筑两千多年来只对一种形式和风格进行了追求,并使之达到极致。但就我们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毅力和所投入的智慧的总量而言,我们是不如西方人的。


从建筑物所投入的时间和力量来看,我们的大型建筑在古代一般只花几年、十几年,而人家一般需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其中有名的如圣·彼得大教堂前后花了121年,巴黎圣母院经历了139年,科隆大教堂甚至断断续续搞了六百余年!


最具可比性的是新建的北京西客站和刚刚竣工的柏林火车站,二者都号称“本洲之最”,但我们仅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而柏林火车站却整整用了11年!我想这一现象显然还包含着艺术意识乃至人文观念的差异问题。


从建筑师的地位与影响来看,我们的古代建筑师被载入史册的很少很少,而欧洲的老百姓,谁不知道米开朗琪罗、贝尔尼尼、辛克尔、赖特、格罗皮乌斯……我国自己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被单独列为词条的中国建筑师一共只有16名,其中古代的占8名。这8名中,只有1名有生卒年,两名只有生年,而不知他们的卒年。可这两人分别是我国重要建筑理论著作《营造法式》和《木经》的作者!更甚者另5名生卒年都不详!而这5人中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而且都亲自主持建造了明陵和故宫等一系列宏伟建筑。这与同一部辞书收录的中国其他文艺门类的人物词条相比,真是天渊之别!如中国古代文学家在这部辞书中被单独列为词条的约有一千零五十余位;中国古代美术家被单独收入的有三百多位。


统治者的意向从来都是强调功能而忽视艺术。尤其在古代,有的帝王还提倡过“卑宫菲食”、“茅茨不剪”。节俭当然不是坏事,但重“善”轻“美”对于建筑的发展却不是好事。当时的思想家也不例外,例如墨子认为建筑只要挡风避雨、隔离男女就行了。孔子教授的“六艺”中就不包括建筑。我国的帝王们为了权力和享受需要宏大的宫殿或豪华的园林,但对建筑本身,几乎没有人表现出过特别的兴趣。正如汉初奉命建造未央宫的萧何所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于是我们有了世界上最宏伟的宫殿,至为壮观的陵墓。而老百姓的房屋则是一片低矮和灰暗。这种巨大的反差,鲜明地衬托出伟大与渺小的对立。这种状况必然要在国民的心理上造成负面影响,即压抑感和窒息感。这种压抑感窒息感越严重,则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越不能发挥,那么这个国家怎么能强盛呢?


中国的墙之多为“世界之最”。国家有万里长城,城市有城墙,单位有围墙,家庭有四合院,现在甚至发展到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防盗门,首都的出租汽车还有防盗栏,如此等等。这种强大的“墙文化”反映了历代统治者“一劳永逸”的苟安思想,造成国民心理的单纯防守性和自我封闭性。我们世世代代被无数的墙团团围住,眼界越来越狭小,以致自以为处于世界的“中央之国”,盲目排外。封建主义统治者历来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行愚民政策,使其不易接受外来的“危险思想”,不去串联造反。而封闭的心理有利于养成对统治者的驯服习惯,有利于适应封建主义轻易而稳固的统治。


建筑是一门艺术,而艺术是需要想象的。有为的建筑师都应该把建筑设计视为艺术创作过程。美是流动的,任何一种美的形态其能量是随着时间而消耗的。因此在审美领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美学法则和规范,那种把艺术风格和形式定于一尊的做法和想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艺术的发展是无限的,艺术的方法也是无穷的,因此艺术创作(自然包括建筑设计)已经合乎逻辑地走向了多样性,并且形成互相并存的格局。这意味着艺术家(建筑师)已进入一个“各显神通”的时代,彼此尊重成为他们基本的处世哲学,另外,美是不可重复的,因为原创性的东西是无法复制的。凡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都以重复为耻,他追求独创,要求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新的“焰火”!想要一件成功作品诞生,就必须容忍上百件平庸作品出现。那种对于别人的创新尝试格格不入的人,至少说明他尚未进入艺术的现代语境。


建筑作为审美的客体,人人都有权利欣赏和评论。这种欣赏和评论跟学问的多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跟经验有直接的关系。自从后现代兴起以来,人文追求成为建筑的新的价值衡量尺度。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主张以人为考虑的中心,也就是“以人为本”。


现代建筑像其他艺术一样是不认国界的。例如,美国昔日世界最高的纽约世贸中心是日本人设计的,而现在在建的世贸中心新楼却让德国人中了标;德国国会大厦的改建和法兰克福标志性的金融大厦的设计交给了英国建筑师;法国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在686个竞标图纸中,选中了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合作)的;耸立在悉尼埠头的那座石破天惊的歌剧院是丹麦人的天才奉献……由此看来,一个国家想要在建筑上为本国或本民族争光,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建筑师出来一显身手,也不一定要以本民族的传统风格为基准。只要这座成功的建筑物耸立在你的土地上,就显示了你作为业主的慧眼和格调。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地球村”已进入“多声部”的时代。只是我们需要的是和谐的乐音。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2】


彼得.德鲁克

如何管理自己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如果你有雄心,又不乏智慧,那么不管你从何处起步,你都可以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登上事业的顶峰。


不过,有了机会,也就有了责任。今天的公司并不怎么管员工的职业发展;实际上,知识工作者必须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你应该在公司中开辟自己的天地,知道何时改变发展道路,并在可能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努力、干出实绩。要做好这些事情,你首先要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不仅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新知识和与别人共事的,并且还明白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自己又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大贡献。因为只有当所有工作都从自己的长处着眼,你才能真正做到卓尔不群。


历史上的伟人——拿破仑、达芬奇、莫扎特——都很善于自我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成为伟人的原因。不过,他们属于不可多得的奇才,不但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天资,而且天生就会管理自己,因而才取得了不同于常人的成就。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那些还算有点天赋的人,都不得不通过学习来掌握自我管理的技巧。我们必须学会自我发展,必须知道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才能做出最大的贡献,而且还必须在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投入——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自己应该何时换工作,以及该怎么换。


8-1:我的长处是什么?


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其实不然,更多的情况是,人们只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即便是在这一点上,人们也往往认识不清。然而,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了的事情了。


以前的人没有什么必要去了解自己的长处,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地位和职业:农民的儿子也会当农民,工匠的女儿会嫁给另一个工匠等。但是,现在人们有了选择。我们需要知己所长,才能知己所属。


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唯一途径就是回馈分析法(feedbackanalysis)。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采取重要行动时,你都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12个月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比较。我本人采用这种方法已有15到20年了,而每次使用都有意外的收获。比如,回馈分析法使我看到,我对专业技术人员,不管是工程师、会计师还是市场研究人员,都容易从直觉上去理解他们。这令我大感意外。它还使我看到,我其实与那些涉猎广泛的通才没有什么共鸣。


回馈分析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只要持之以恒地运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可能两三年),发现自己的长处——这是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在采用这种方法之后,你就能知道,自己正在做(或没有做)的哪些事情会让你的长处无法发挥出来。同时,你也将看到自己在哪些方面能力不是特别强。最后,你还将了解到自己在哪些方面完全不擅长,做不出成绩来。


根据回馈分析的启示,你需要在几方面采取行动。首先最重要的是,专注于你的长处,把自己放到那些能发挥长处的地方。


其次,加强你的长处。回馈分析会迅速地显示,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自己的技能或学习新技能。它还将显示你在知识上的差距——这些差距通常都可以弥补。数学家是天生的,但是人人都能学习三角学。


第三,发现任何由于恃才傲物而造成的偏见和无知,并且加以克服。有太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术业有专攻的人,往往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不屑一顾,或者认为聪明的头脑就可取代知识。比如,很多一流的工程师遇上与人相关的事就束手无策,他们还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觉得,对条理清晰的工程师头脑来说,人太混乱无序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人员常常以他们连基本的会计知识或数量分析都一无所知而自傲。不过,人们要是对这样的无知还沾沾自喜的话,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其实,要让自己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你就应该努力学习新技能、汲取新知识。


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纠正你的不良习惯。所谓不良习惯,是指那些会影响你的工作成效和工作表现的事情。这样的习惯能很快地在回馈中反映出来。例如,一位企划人员可能发现自己美妙的计划最终落空,原因是他没有把计划贯彻到底。同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一样,他也相信好的创意能够移动大山。但是,真正移山的是推土机,创意只不过是为推土机指引方向,让它知道该到何处掘土。这位企划人员必须意识到不是计划做好就大功告成,接下来还得找人执行计划,并向他们解释计划,在付诸行动前须做出及时的调整和修改,最后要决定何时中止计划。


与此同时,回馈还会反映出哪些问题是由缺乏礼貌造成的。礼貌是一个组织的润滑剂。两个移动物相互接触时发生摩擦是一个自然规律,不仅无生命的物体是这样,人类也是如此。礼貌,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说声“请”和“谢谢”,记住别人的名字,或问候对方家人这样的小事,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细节,使得两个人能够融洽相处,不管他们彼此之间是否有好感。许多聪明人,尤其是聪明的年轻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回馈分析表明某个人只要一遇到需要别人合作的事就屡屡失败,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人的举止不大得体——也就是缺乏礼貌。


把预期和实际结果进行比较,也会发现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一窍不通、毫无天分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甚至连平庸的水平都达不到。人们,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就不应该试图去完成这些领域的工作和任务。他们应该尽量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不能胜任的领域上,因为从无能到平庸要比从一流到卓越需要人们付出多得多的努力。然而,大多数人,尤其是教师,还有组织,都一门心思要把能力低下的人变成合格者。其实,他们还不如把精力、资源和时间花在将称职者培养成佼佼者上。


8-2: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实际上,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和表现。许多人不是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工作,这当然就容易造成无所作为。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可能比“我的长处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加重要。


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人的个性决定。不管个性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它肯定是早在一个人进入职场前就形成了。正如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是既定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基本固定,它可以略微有所调整,但是不可能完全改变——当然也不会轻易改变。而且就像人们从事自己最拿手的工作容易做出成绩一样,他们要是采取了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方式也容易取得成就。通常,几个常见的个性特征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方式。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首先,你要搞清楚的是,你是读者型(习惯阅读信息)还是听者型(习惯听取信息)的人。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读者型和听者型之说,而且很少有人既是读者型又是听者型。知道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更少。但是,有一些例子说明了这样的无知可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一直是新闻媒体的宠儿。他的记者招待会以其独特的风格出名——不管记者提出什么问题,艾森豪威尔将军都从容地对答如流。无论是介绍情况,还是解释政策,他都能够用两三句言简意赅的话就说清楚。十年后,艾森豪威尔当上了总统,当年曾对他十分崇拜的同一批记者,这时却公开瞧不起他。他们抱怨说,他从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喋喋不休地胡侃着其他事情。他们总是嘲笑他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不合乎语法,糟蹋标准英语。


艾森豪威尔显然不知道自己属于读者型,而不是听者型。当他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的助手设法确保媒体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至少在记者招待会开始前半小时以书面形式提交。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完全掌握了记者提出的问题。而当他就任总统时,他的两个前任都是听者型——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这两位总统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并且都喜欢举行畅所欲言的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可能认为他必须去做两位前任所做的事。可是,他甚至连记者们在问些什么都从来没听清楚过。而且,艾森豪威尔并不是个极端的例子。


几年后,林登·约翰逊把自己的总统职位给搞砸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人。他的前任约翰·肯尼迪是个读者型的人,他搜罗了一些出色的笔杆子当他的助手,要求他们每次进行当面讨论之前务必先给他写通报。约翰逊留下了这些人,他们则继续写通报。可是他显然根本看不懂他们写的东西。不过,约翰逊以前当参议员时曾经表现非凡,因为议员首先必须是听者型。更多关于如何了解自己的分享,推荐关注环球人力资源智库,微信搜索GHR即可关注。


没有几个听者型的人可以通过努力变成合格的读者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努力,反之亦然。因此,试图从听者型转为读者型的人会遭受林登·约翰逊的命运,而试图从读者型转为听者型的人会遭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命运。他们都不可能发挥才干或取得成就。


8-3:我如何学习?


要了解一个人的工作方式,需要弄清的第二点是,他是如何学习的。许多一流的笔杆子都不是好学生——温斯顿·邱吉尔就是一例。在他们的记忆中,上学往往是十足的折磨。然而,他们的同学有这种记忆的却很少。他们可能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乐趣,对他们来说上学的最大痛苦是无聊。有关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笔头好的人一般不靠听和读来学习,而靠写来学习,这已成了一种规律。学校不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学习,所以他们的成绩总是很糟糕。


所有的学校都遵循这样的办学思路:只有一种正确的学习方式,而且人人都得遵从。但是,对学习方式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学生来说,被迫按学校教的方式来学习就是地狱。实际上,学习大概有六七种不同的方式。


像邱吉尔这样的人靠写来学习。还有些人以详尽的笔记来学习。例如,贝多芬留下了许多随笔小抄,然而他说,实际上他作曲时从来不看这些随笔小抄。当被问及他为什么还要用笔记下来时,据说他回答道:“如果我不马上写下来的话,我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我把它们写到小本子上,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也用不着再看一眼。”有些人在实干中学习。另一些人通过听自己讲话学习。


我认识一位公司总经理,他把一个平庸的小家族企业发展成行业领军企业。他是一个通过讲话学习的人。他习惯于每周一次把全体高层管理人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随后对他们讲上两三个小时。他总是提出政策性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提出三种不同观点。但他很少请这帮同事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他只需要听众听他讲话。这就是他的学习方式。虽然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通过讲话学习绝不是一种少见的方法。成功的出庭律师也以同样的方式学习,许多诊断医师也是如此(我自己也是这样)。


在所有最重要的自我认识当中,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的。当我问人们:“你怎么学习?”大多数人都知道答案。但是,当我问:“你根据这个认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吗?”没有几个人回答“是”。然而,知行合一是取得成就的关键;如果知行不合一,人们就会无所作为。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我如何学习?这是你首先要问自己的问题。但是,光这些问题显然不够。要想做好自我管理,你还需要问这样的问题:我能与别人合作得好吗?还是喜欢单枪匹马?如果你确实有与别人进行合作的能力,你还得问问这个问题:我在怎样的关系下与他人共事?


有些人最适合当部属。二战时期美国的大英雄乔治·巴顿将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顿是美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然而,当有人提议他担任独立指挥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可能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伯乐,乔治·马歇尔将军说:“巴顿是美国陆军造就的最优秀的部下,但是,他会成为最差劲的司令官。”


一些人作为团队成员工作最出色。另一些人单独工作最出色。一些人当教练和导师特别有天赋,另一些人却没能力做导师。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取得成果——是作为决策者还是作为顾问?许多人做顾问时的表现会很出色,但是不能够承担决策的负担和压力。与此相反,也有许多人需要顾问来迫使他们思考,随后他们才能做出决定,接着迅速、自信和大胆地执行决定。


顺便说一下,一个组织的二号人物在提升到一号职位时常常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高职位需要一个决策者,而一个强势的决策者常常把其信赖的人放在二号位置,当他的顾问。顾问在二号位置上往往是很出色的,但是换到一号位置,他就不行了。他虽然知道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是不能接受真正做决定的责任。


其他有助于认识自我的重要问题包括:我是在压力下表现出色,还是适应一种按部就班、可预测的工作环境?我是在一个大公司还是在一个小公司中工作表现最佳?在各种环境下都工作出色的人寥寥无几。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些人在大公司中十分成功,换到小公司中则很不顺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下面这个结论值得我们反复强调:不要试图改变自我,因为这样你不大可能成功。但是,你应该努力改进你的工作方式。另外,不要从事你干不了或干不好的工作。


8-4: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要能够自我管理,你最后不得不问的问题是:我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有关伦理道德的问题。道德准则对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对一个人的道德进行测试,方法很简单。我把它称为“镜子测试”。


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显然,他命中注定会承担重任,即使不当本国的总理,至少也要当外交部长。然而,在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且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说:“我不想早晨刮脸时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


这就是镜子测试。我们所遵从的伦理道德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个组织或一种情形下合乎道德的行为,在另一个组织或另一种情形下也是合乎道德的。但是,道德只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来说。


如果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不为自己所接受或者与自己的价值观不相容,人们就会备感沮丧,工作效力低下。


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十分成功的人力资源主管的经历。这位主管所在的公司被一家大企业收购。收购之后,她得到了提升,从事的是她以前做得最出色的工作,包括为重要职位挑选人才。这位主管深信,在选人时,公司只有在排除内部的所有可能人选后才能从外部招聘人才。但是她的新公司认为应该首先从外部招聘,以吸收新鲜血液。对于这两种方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根据我的经验,适当的方式是两者兼顾。然而,这两种方式在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表面上是政策不同,实质是价值观的不同。这说明在该公司人们对以下三个问题有着不同看法:组织与员工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组织应该为员工以及员工的发展承担何种责任;一个人对企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经过几年挫折,这位主管最终辞职——尽管她的经济损失很大。她的价值观和这个组织的价值观就是无法融合。


同样,一家制药公司无论是通过不断的小幅改进,还是通过几次费用高昂、风险巨大的“突破”来取得出色业绩,都主要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两种战略的结果可能都差不多。实质上,这是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一种价值体系认为公司的贡献是帮助医生把他们已经在做的工作锦上添花,另一种价值体系的取向是进行更多的科学发现。


至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是着眼于短期结果,还是注重长远发展,这同样是价值观问题。财务分析师认为,企业可两者同时兼顾。成功的企业家知道得更清楚。诚然,每一家公司都必须取得短期成果。但是在短期成果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冲突中,每一家公司都将决定自己所选择的重点。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关于企业职能与管理层责任的价值观冲突。


价值观冲突并不限于商业组织。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个牧师教会,衡量工作成败的尺度是新教徒的人数。它的领导层认为,重要的是有多少新教徒入会。随后,上帝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或者至少会满足足够比例的新教徒的需求。另一个福音派牧师教会认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成长。这个教会慢慢地让那些形式上入会但精神上并没有融入教会生活的新教徒选择了离开。


这同样不是一个数量问题。乍一看,第二个教会好像发展较慢。但是,它留住新教徒的比例要远高于第一个。换言之,它的发展比较稳固。这也不是一个神学问题,至少首先并不是神学问题,而是有关价值观的问题。在一次公开辩论中,一位牧师这样说:“除非你先加入教会,否则你永远找不到天国之门。”


而另一位牧师反驳说:“不,除非你先有心寻找天国之门,否则你就不属于教会。”


组织和人一样,也有价值观。为了在组织中取得成效,个人的价值观必须与这个组织的价值观相容。两者的价值观不一定要相同,但是必须相近到足以共存。不然,这个人在组织中不仅会感到沮丧,而且做不出成绩。


一个人的工作方式和他的长处很少发生冲突,相反,两者能产生互补。但是,一个人的价值观有时会与他的长处发生冲突。一个人做得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好、相当成功的事情——可能与其价值体系不吻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所做的工作似乎并不值得贡献毕生的精力(甚至没必要贡献太多的精力)。


如果可以,请允许我插入一段个人的故事。多年前,我也曾不得不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做得很成功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在伦敦做投资银行业务,工作非常出色。这项工作显然能发挥我的长处。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担任资产管理人是在做贡献。我认识到,我所重视的是对人的研究。我认为,一生忙于赚钱、死了成为墓地中的最大富翁没有任何意义。当时我没有钱,也没有任何就业前景。尽管当时大萧条仍在持续,我还是辞去了工作。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换言之,价值观是并且应该是最终的试金石。


8-5:我属于何处?


少数人很早就知道他们属于何处。比如,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通常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成为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了。物理学家通常在十几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的工作生涯。但是,大多数人,尤其是很有天赋的人,至少要过了二十五六岁才知道他们将身属何处。然而,到这个时候,他们应该知道上面所谈的三个问题的答案:我的长处是什么?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我的价值观是什么?随后,他们就能够并且应该决定自己该向何处投入精力。


或者,他们应该能够决定自己不属于何处。已经知道自己在大公司里干不好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在一个大公司中任职。已经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决策者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做决策工作。巴顿将军(他自己大概永远不知道这一点)本来应该学会拒绝担任独立总指挥的。


同样重要的是,知道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也使得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一个机会、一个邀请或一项任务。“是的,我将做这件事。但是,我将按照我自己的特点,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进行这样的组织安排,这样来处理当中所牵涉的关系。这是我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应该会取得的成果,因为这就是我。”


成功的事业不是预先规划的,而是在人们知道了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后,准备把握机遇时水到渠成的。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可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成出类拔萃的工作者。


8-6:我该做出什么贡献?


综观人类的发展史,绝大多数人永远都不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该做出什么贡献?因为他们该做出什么贡献是由别人告知的,他们的任务或是由工作本身决定的(例如农民或工匠的任务),或是由主人决定的(例如佣人的任务)。以前的人大多都处于从属地位,别人吩咐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时涌现出的知识工作者(即所谓的“组织人”,organizationman)还指望公司的人事部为他们做职业规划。


随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再没有人想让别人来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了。年轻的男男女女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我想做什么?而他们所听到的答案就是“你们自行其是吧”。但是,这种回答同“组织人”听命公司的做法一样错误。那些相信自行其是就能做出贡献、实现抱负、取得成功的人,一般连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做不到。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走回头路,让别人来吩咐、安排自己要干什么。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他们还不得不提出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我的贡献应该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必须考虑三个不同的因素:当前形势的要求是什么?鉴于我的长处、我的工作方式以及我的价值观,我怎样才能对需要完成的任务做出最大贡献?最后,必须取得什么结果才能产生重要影响?


请看一位新任命的医院院长的经历。这是一所享有盛名的大医院,30年来一直就靠名气顺利经营着。新院长上任后决定了自己应做的贡献:两年内在医院的某个重要领域建立起卓越服务的标准。他决定以急诊室为重点,因为该院的急诊室地方比较大,受人注意,而又秩序混乱。他决定,到急诊室就诊的每一个患者必须在60秒钟之内由一名合格的护士接待。一年之内,该医院的急诊室变成了美国所有医院的样板,又过了两年,整个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正如这个事例所表明的,把眼光放得太远是不大可能的——甚至不是特别有效。一般来说,一项计划的时间跨度如果超过了18个月,就很难做到明确和具体。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在哪些方面能取得将在今后一年半内见效的结果?如何取得这样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对几个方面进行权衡。首先,这些结果应该是比较难实现的——用当前的一个时髦词说,就是要有“张力”(stretching)。但是,这些结果也应该是能力所及的。设定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或者只能在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实现的目标,根本不能叫雄心勃勃,简直就是愚蠢。其次,这些结果应该富有意义,要能够产生一定影响。最后,结果应该明显可见,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能够衡量。确定了要实现的结果之后,接着就可以制订行动方针:做什么,从何处着手,如何开始,目标是什么,在多长时间内完成。


8-7:我对人际关系负责


除了少数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和运动员,很少有人是靠自己单枪匹马而取得成果的。不管是组织成员还是个体职业者,大多数人都要与别人进行合作,并且是有效的合作。要实现自我管理,你需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起责任。这包括两部分内容。


首先是要接受别人是和你一样的个体这个事实。他们会执意展现自己作为人的个性。这就是说,他们也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做事方式和自己的价值观。因此,要想卓有成效,你就必须知道共事者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这个道理听起来让人很容易明白,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会去注意。一个习惯于写报告的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第一份工作时就培养起写报告的习惯,因为他的老板是一个读者型的人,而即使下一个老板是个听者型,此人也会继续写着那肯定没有任何结果的报告。这位老板因此肯定会认为这个员工愚蠢、无能、懒惰,肯定干不好工作。但是,如果这个员工事先研究过新老板的情况,并分析过这位老板的工作方式,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


老板既不是组织结构图上的一个头衔,也不是一个“职能”。他们是有个性的人,他们有权以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方式来工作。与他们共事的人有责任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并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去适应老板最有效的工作方式。事实上,这就是“管理”上司的秘诀。


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与你共事的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做事方法,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工作,而不是按你的方法来工作。重要的是,他们能否有所作为以及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至于工作方式,人各有别。提高效力的第一个秘诀是了解跟你合作和你要依赖的人,以利用他们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工作关系应当既以工作为基础,也以人为基础。


人际关系责任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沟通责任。在我或是其他人开始给一个组织做咨询时,我们听到的第一件事都与个性冲突有关。其中大部分冲突都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他们又是采取怎样的工作方式,专注于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以及期望得到怎样的结果。而这些人不了解情况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去问,结果也就不得而知。


这种不去问明情况的做法,与其说是反映了人类的愚蠢,倒不如说是历史使然。在以前,人们没必要把这些情况告诉任何人。比如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个区的每一个人从事的行业都一样。在乡村,土地刚一解冻,山谷里的每一个人就开始播种同一种农作物。即使有少数人做的事情和大家不一样,他们也是单独工作,因此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在做什么。


而现在,大多数人都与承担着不同任务和责任的人一道工作。市场营销副总裁可能是销售出身,知道有关销售的一切,但是,对于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比如定价、广告、包装等等,就一无所知了。所以,那些正在做这些工作的人必须确保营销副总裁懂得他们设法做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将如何去做以及期望取得什么结果。


如果营销副总裁不懂得这些高层次的、知识型的专业人士在做什么,错主要在后者身上,而不在自己。反过来说,营销副总裁的责任则是确保他的所有同事都知道自己是怎样看待营销这项工作的: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如何工作,以及他对他本人和他的每一个同事有什么期望。


即使一些人懂得负起人际关系责任的重要性,他们和同事的交流也往往不够。他们总是有所顾虑,怕别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冒昧、愚蠢、爱打听的人。他们错了。因为我们看到,每当有人找到他的同事说“这是我所擅长的工作。这是我的做事方式。这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我计划做出的贡献和应当取得的成果”,这个人总会得到如此回答:“这太有帮助了,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如果一个人继续问道:“那么,关于你的长处、你的工作方式、你的价值观以及你计划做出的贡献,我需要知道什么?”他也会得到类似的答复——据我的经验,无一例外。事实上,知识工作者应该向与他们共事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下属、上司、同事还是团队成员,都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且,每次提出此类问题,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谢谢你来问我。但是,你为什么不早点问我?”


组织已不再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彼此喜欢对方,而是意味着彼此了解。因此,人们绝对有必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责。这是一种义务。不管一个人是公司的一名成员,还是公司的顾问、供应商或经销商,他都需要对他的所有共事者负起这种责任。所谓共事者,是指在工作上他所依赖的同事以及依赖他的同事。


8-8:管理后半生


当多数人的工作是体力劳动时,你不必为自己的后半生担心。你只要继续从事你一直在做的工作就行了。如果你够幸运,能在工厂或铁路辛勤工作40年后撑下来,你就可以快乐地度过余生,什么也用不着干。然而,现在的多数工作都是知识工作,而知识工作者在干了40年后,仍能发挥余热,他们只是有些厌倦。


我们听到了许多有关经理人中年危机的谈论,“厌倦”这个词在其中频频出现。45岁时,多数经理人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做了20年完全相同的工作之后,他们已经得心应手。但是他们学不到新东西,也没有什么新贡献,从工作中得不到挑战,因而也谈不上满足感。然而,在他们面前,还有20到25年的职业道路要走。这就是为什么经理人在进行自我管理后,越来越多地开始发展第二职业的原因。


发展第二职业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完全投身于新工作。这常常只需要从一种组织转到另一种组织。例如,一家大公司某事业部的会计师成为一家中型医院的财务总监。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完全不同的职业。例如,公司经理在45岁时进入政府内阁;或者中层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20年后离职,到法学院进修,成为一个小镇的律师。


还有许多人在第一份职业中取得的成功有限,于是改行从事第二职业。这样的人有很多技能,他们也知道该如何工作。而且,他们需要一个社群——因为孩子已长大单飞,剩下一座空屋。他们也需要收入。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挑战。


为后半生做准备的第二种方式是,发展一个平行的职业。许多人的第一职业十分成功,他们还会继续从事原有工作,或全职或兼职,甚至只是当顾问。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会开创一项平行的工作,通常是在非营利机构,每周占用10个小时。例如,他们可能接手教会的管理,或者担任当地女童子军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们也可能管理受虐妇女庇护所,担任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儿童图书管理员,或在学校董事会任职等。


最后一种方法是社会创业。社会创业者通常是在第一职业中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对他们已经不再有挑战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虽然继续做着原来的工作,但在这份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同时开创了另一项事业,通常是非营利性活动。例如,我的朋友鲍勃·布福德创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电视公司,现在他仍然经营着。但与此同时,他还创建了一个与新教教会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也做得非常成功。现在他又创建了一个组织,专门指导社会创业者在经营原有业务的同时,如何管理自己另外创办的非营利机构。


管理好自己后半生的人可能总是少数。多数人可能“一干到底”,数着年头一年一年过去,直至退休。但是,正是这些少数人,这些把漫长的工作寿命看做是自己和社会之机会的男男女女,才会成为领袖和模范。


管理好后半生有一个先决条件:你必须早在你进入后半生之前就开始行动。当30年前人们首次认识到工作寿命正在迅速延长时,许多观察家(包括我自己)认为,退休人员会越来越多地成为非营利机构的志愿者。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个人如果不在40岁之前就开始做志愿者,那他60岁之后也不会去做志愿者。


同样,我认识的所有社会创业者,都是早在他们原有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前就开始从事他们的第二事业。请看一名成功律师的例子。这位律师是一家大公司的法律顾问,他同时在自己所在的州开办了模特培训学校。早在他35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志愿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40岁时被推选为一家学校的董事会成员。50岁时,他积累起了一笔财富,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建立并经营模特培训学校。然而此时,他依旧在那家他年轻时参与创建的公司里担任首席法律顾问,而且几乎是全职工作。


发展第二兴趣(而且是趁早发展)还有一个原因:任何人都不能指望在生活或工作中很长时间都不遭遇严重挫折。有一位很能干的工程师在45岁时错过了晋升的机会。另一位也很能干的普通学院的教授在42岁时认识到,即使她完全具备担任教授的资格,她永远也不会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里获得教授职位。还有一位则是在家庭生活里出现了悲剧:婚姻破裂或者痛失子女。在这样的时刻,第二兴趣——不仅仅是业余爱好——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这位工程师现在知道他在工作上并不十分成功。但是,在公司以外的活动中,例如负责教会资金的管理,他是成功的。一个人可能家庭破碎,但是他能在第二兴趣的活动中发现还有社区这个大“家庭”。


在一个崇尚成功的社会里,拥有各种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历史上来看,却没有“成功”一说。绝大多数人只期望坚守“适当的位置”。唯一的流动性是向下的流动性。然而,在知识社会里,我们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取得成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许多人来说,能避免失败就行。可是有成功的地方,就会有失败。因此,有一个能够让人们做出贡献、发挥影响力或成为“大人物”的领域,这不仅对个人十分重要,对个人的家庭也同样重要。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有机会成为领袖、受到尊重、取得成功的第二领域——可能是第二份职业,也可能是平行的职业或社会创业。


自我管理中面临的挑战看上去比较明显,甚至非常基本,其答案可能不言自明,甚至近乎幼稚。但是,自我管理需要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做出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实际上,自我管理需要每一个知识工作者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更进一步来看,这样的转变——从一切听从别人吩咐的体力劳动者到不得不自我管理的知识工作者——也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历史上每一个社会,甚至是个人主义倾向最强的社会,都认为两件事情理所当然(即使只是下意识的):第一,组织比员工更长寿;第二,大多数人从不挪地方。


如今,情况恰恰相反。知识工作者的寿命超过了组织寿命,而且他们来去自如。于是,人们对自我管理的需要在人类事务中掀起了一场革命。


■罗卫国2014年11月19日阅读于潍坊怡家客房五洲店:本文为《哈佛商业评论》创刊以来重印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该文首次发表于1999年,节选自管理大师德鲁克先生著作《21世纪的管理挑战》。这不正是15年后的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吗?学会管理自己、管理人际关系,比做事本身更重要。文章略长,但值得精读,特别适合总办会集体学习!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1】


海德格尔

我为什么住在乡下(妙不可言)



南黑森林一个开阔的陡峭斜坡上,有一间滑雪小屋,海拔1150米。小屋仅6米宽,7米长。低矮的屋顶覆盖着三间房间:厨房兼起居室,卧室和书房。整个狭长的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林子里,那里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晴空里盘旋,舒缓,自在。


这便是我的“工作的世界”——由观察者(访客和夏日度假者)的眼光所见的情况。严格说来,我自己从不“观察”这里的风景。我只是在季节变换之际,日夜地体验它每一时刻的变化。群山无言地庄重,岩石原始地坚硬,杉树缓慢精心地生长,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而又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原肃穆的单一——所有的这些风物变幻,都穿透日常存在,在这里突现出来,不是在“审美的”沉浸或人为勉强的移情发生的时候,而仅仅在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


严冬的深夜里,风雪在小屋外肆虐,白雪覆盖了一切,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思考的呢?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这样的思想产生的成果只能是原始而犀利的。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风暴的场景一样。


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它属于类似农夫劳作的自然过程。当农家少年将沉重的雪撬拖上山坡,扶稳撬把,推上高高的山毛榉,沿危险的斜坡运回坡下的家里;当牧人一无所思,漫长缓行赶着他的牛群上山;当农夫在自己的棚屋里将数不清的盖屋顶用的木板整理就绪:这类情景和我的工作是一样的。思想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生活,二者亲密无间。


城市里的人认为屈尊纡贵和农民作一番长谈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夜间工作之余,我和农民们一起烤火,或坐在“主人的角落”的桌边时,通常很少说话。大家在寂静中抽着烟斗,偶尔有人说起伐木工作快结束了,昨夜有只貂钻进了鸡棚,有头母牛可能早晨会产下牛犊,某人的叔伯害着中风,或者天气很快就要“转”了。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扎根于南黑森林,扎根于这里的农民几百年来未曾变化的生活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大地的根基。


生活在城里的人一般只是从所谓的“逗留乡间”获得一点“刺激”,我的工作却是整个儿被这里的一切所支持和引导。后来,我在小屋里的工作一次次被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演讲邀请、会议和弗莱堡的教职所打断。然而,只要我一回到那里,甚至是在那小屋里“存在”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以前追问思索的整个世界就会以我离去时的原样重新向我涌来。我只是进入工作自身的节奏,从根本意义上讲,我自己并不能操纵它。城市人总担心,在山里和农民呆那么长时间,生活一无变化,人会不会觉得寂寞?其实,在这里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大都市中,人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难感到寂寞,但绝对想象不出这份孤独。孤独有某种特别的原始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


在公众社会里,人可以靠报纸记者的宣传,一夜间成为名人。这是造成一个人本来的意愿被曲解,并很快被彻底遗忘的最确定无疑的遭际了。


相反,农民的记忆有其朴素明确永志不忘的忠实性。前些时候,那里的一位农妇快要去世了,她平日很爱和我聊天,告诉我许多村子里的古老传说。她的质朴无文的谈吐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她还在使用村里许多年轻人不再熟悉很快就会漂没的不少古字和习语。去年,我独自在小屋里接连住过几个星期。那阵子,这位农妇经常不顾83岁高龄,爬上山坡来看我。照她自己说,她一次次来,不过是想看看我是否还在这里,或者,是否有人突然把我的小屋洗劫一空。整个弥留之夜,她都在跟家人谈话。就在生命最后一刻前一个半钟头,她还要人向那个“教授”致意。这样的记忆,胜过任何国际性报刊对据说是我的哲学思想的聪明的报道。


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错误的危险。都市人想到农民的世界和存在时,常常有意把他们那种其实非常顽固的炫耀生活暂时收敛一番,殊不知这与他们心底的实情——和农民的生活尽量疏远,听任他们的存在一如既往,不逾旧轨,对学究们言不由衷的关于“民风”、“土地的根基”的长篇大论嗤之以鼻——又自相矛盾了。农民不需要也不想要这种城市派头的好管闲事。他们所需所想的是对其存在与自主的静谧生活的维系。但是今天许多城里人在村子里,在农民的家里,行事往往就跟他们在城市的娱乐区“找乐子”一样。这种行为一夜之间破坏的东西比百年关于民俗民风的博学炫耀所能毁坏的还要多。


让我们抛开这些屈尊俯就的熟悉和假冒的对“乡人”的关心,学会严肃地对待那里的原始单纯的生存吧!惟其如此,那种原始单纯的生存才能重新向我们言说它自己。


附:大卫的新诗


一些事物倘若过于庞大就会有害

比如寂寞——

比如爱——


我爱你,樱桃颤抖

我爱你,鸽子生锈


必须给你新的孤独

以便你的绝望

和我的绝望同步


你有三千人的美

我有一个人的罪


我爱你腹部的十万亩玫瑰

也爱你舌尖上小剂量的毒


■罗卫国2015年1月23日读于家中: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同时在科学方面,海德格尔也有着很高的修养,可以和海森堡进行高层次的科学对话。这位人类思想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大师级人物,用这篇简短的精品小文部分回答了诞生其思想瑰宝的源泉来自何方。也许城乡的境地之差并非“钢筋混凝土”与“沃野、雪山或荒原”的不同,而在于那份“极致的孤独”;也许也正是这份“孤独”引领着不少都市人对于牧歌田园的深深向往。


亮点人 亮点事 邀请外脑罗院长 ©版权所有: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备案号:京ICP备1601463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