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首页 > 创办院长罗卫国 > 外脑智库
外脑智库【091-105】
发布时间:2019-08-29

每天读一卷书【星期三晚上、听亮点之声】每周看三万字


【来做亮点罗老的关怀】如果您是用手机看本文，请您——

1、先点右上角的“...”——

2、在“默认浏览器”或是Safari中打开——

3、再点左上角的“大小”或AA——

再点——“显示阅读模式视图”，这样您就可轻松地看了。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5】


梁启超

如何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


导语


这篇文章是1922年梁启超先生应苏州学界之邀作一场演讲，虽然已经过去95年，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但是青年们面对问题极其相似，先生的观点也极具穿透力，非常精彩，值得您细细阅读。


诸君！我在南京讲学将近三个月了。这边苏州学界里头有好几回写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课的，不能分身前来。今天到这里，能够和全城各校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还要请诸君原谅︰因为我一个月以来，都带着些病，勉强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长的讲演，恐怕有负诸君的期望哩。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


诸君啊！我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那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另一个问题。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份，这三部份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知、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知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导人不惑，情育要教导人不忧，意育要教导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1


怎样才能不惑呢？


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


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知识﹔


再进一步，还须有遇事能判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了，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虾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著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


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中国亮点外脑研究院院长罗卫国2018年除夕主编于荆州，陪小公主玩了湿地公园】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


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罕、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等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


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得的知识，就是这一类。


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著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


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一定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


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2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


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


“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来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


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


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一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干”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


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不做便连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说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那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亦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


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持。”“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3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知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样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俗词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论语说︰“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链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


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吧，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是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练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也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


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确实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是算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吧︰你如果做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越多越坏。


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


这些人，当十几年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缦，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屈原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见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会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修养、磨练，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繙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吧！养定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4】


朱大可

三千年文化史的欲望叙事


就其本性而言，任何文化史都是欲望史，它向人们揭示了欲望生长的进程、表达形态，以及欲望发生的机制和原因，人处理欲望的各种手法，等等。与传统文化史相比，欲望史将更明澈地展示文明的历史本相。


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欲望是因欠缺而引发的主体心理状态，具有匮乏、收缩和否定性的精神特征，甚至是镜像或语言中的骗局。拉康坚信，欲望只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链”而已。但德勒兹则把欲望视为创造、生产、膨胀和肯定性的要素，具有解放和革命的力量，应当得到充分鼓励。后现代哲学的这种严重分歧，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母题的重大意义。


借用德勒兹的概念，也许可以把华夏农业文明视为一架古老的欲望机器，它按二十四节气的节律生产农作物和欲望，进而产生强大的群体性能量，大幅度修改田野与城镇的面貌。【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这种机器通常拥有一种二元结构：一个来自物质或语词的驱动力，以及一种有效的刹车机制。正是基于这样的驱动/制动机制，欲望的运动，总是在放纵和压制之间摆动，而它的运动踪迹，勾勒出文化史的基本轮廓。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


跟猎人社会相比，“食草型”的农业文明并未大幅提升生活资源的数量，但改善了食物的储备能力。在仓颉造字的年代，“仓”就是粮食的象征，而在日神统治的年代，舜曾因修缮粮仓而遭到家人的谋杀，差一点被烧死。


另一方面，硕鼠偷盗仓粮的不道德行为，也遭到来自民谣歌手的抨击（《诗经·魏风·硕鼠》）。这些神话和历史叙事证明，“仓”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事物，这种粗陋的建筑容器，大幅提升了农夫的储备能力，搭建出“丰衣足食”的幻象，进而膨化消费欲望。对于粮食及肉类的饥渴，从胃和口腔的深处涌出，炽烈地燃烧在殷商和两周的鼎器之中，映照着华夏文明的早期岁月。


几乎所有的历史叙事，都热衷于制造“欲望灭国”的反面神话。（中国亮点罗卫国2019年2月12日编辑于荆州老家）在妹喜、妲己和褒姒的祸国传说背后，是对末代国王的色欲的道德谴责。人们被反复告知，正是王的欲望吞没了他自己的国家。据说，为博得患有严重忧郁症的妺喜一笑，桀王不惜大量撕毁绢帛。这是精神分裂的美学现场，器物的灵魂在惨叫，其间包含着欲望破裂的巨大痛苦，同时也是解忧和欢愉的源泉。裂帛就此超越了物的限定性，跟女人一起，成为情欲和罪恶的担当者。


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轴心时代，“欲望之仓”的储备已经完成，它需要一种更为激烈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区域战争。先秦诸侯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在权贵层面上触发了第一次欲望大爆炸。他们深知，“周礼”必须加以销毁，以便为欲望的生长开辟道路。


为扑灭或加持这场大火，诸子百家被紧急动员起来。思想在权力的压迫下出现分裂：士大夫要么站在欲望的对面，如墨家和道家；要么站在欲望一边，如法家和名家；或者维系着某种暧昧的摇摆立场，如儒家和“黄老之学”。在纷杂的“百家争鸣”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主题，那就是如何处置人的欲望。墨翟赤脚行走在中原大地上，皮肤黝黑，神色坚定，向世人示范低度欲望的生命状态。但在欲望大爆炸的年代，很少有人愿意倾听那孤寂的声音。


从先秦时代到北宋为止，欲望表演的主要舞台基本位于“东轴线”上，也就是从长安、秦岭沿汉水（包括邻近的河南洛阳和开封一带）连通襄阳。这条轴线是西戎人的战地，也是孕育帝国文明和欲望的早期摇篮。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的主要成果，除了贡献诸子百家，还贡献出著名的欲望暴君始皇帝嬴政。营造长城的意义，不仅是在阻止北方蛮族的入侵欲望，而且要阻止本土农夫们的造反欲望。长城是农业时代最严厉的“欲望围城”。不仅如此，在征服六国之后，皇帝竟然下令销熔天下兵器而铸成十二铜人，放置于宫庭之中。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具有更为强烈的象征意义，那就是用暴力征集民间的欲望（铜），并且垄断它们，把它们变成皇帝本人的私人典藏。嬴政就此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欲望独裁者，他垄断了权力、制度、思想、言语、人民、女人、消息、简册、土地、物资和道路，直至世界上最奢华的坟墓。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


经过两汉和魏晋的挣扎，被打压的欲望开始重新生长。“竹林知识分子”躲藏于距京城洛阳四百里之遥的乡野，在纵酒、服药、操琴、吟诗和佯狂的同时，向道家索取抵抗欲望的秘方，却无法避免死亡的危机。嵇康临刑前演奏的《广陵散》，让世人听到了悲愤的裂帛之音，它宣告了欲望躲避策略的失败。


在唐宋两朝，农业种植技术已经渐趋成熟，长安街上行走着不同肤色的居民，制造出全球化或半全球化的繁华景象。在那些意乱情迷的青楼上，狎妓咏词成了时尚潮流。文人的风情在吟诵中被放大，在此后的上千年里，持续地引发缠绵而哀怨的回响。


不仅如此，说书人在坊间大量涌现，他们讲述的故事（情爱、神鬼、武侠和探案），不断刷新欲望空间的宽度。而在后宫深处，皇帝和妃子的爱情也在秘密展开。这场最高等级的爱恋，虽然要面对着史官的谴责，却受到文人白居易的喝彩。作为一种宫廷样本，它向草根民众示范了情爱所能企及的深度。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的最大成果，就是“缠足美学”的确立。据说，是南唐舞女窅娘的纤足，因受到后主李煜的青睐，而触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恋足癖风潮。这是一种欲望的双向调节——一方面规训女人的脚足、乳房和灵魂，另一方面鼓舞男人的情欲。女人必须缓慢而小心地低头行走，竭力压抑自身的欲望。但小脚女人的窈窕身姿，反而向男士们发出暧昧的召唤。肉欲在三寸金莲上燃烧和跳跃，犹如千万枝蜡烛，照亮了他们的迷狂表情。


跟“缠足美学”遥相呼应的，是科举制度的确立。它是欲望的大脚，为底层士人提供进入社会高层的便捷方式。它还确立了欲望的联动逻辑：只要“金榜提名”，就能“洞房花烛”。这是权力、情欲和家庭欲望的一揽子实现方案。没有任何书生能对此无动于衷。


中国是个具有高度持续性的道德国家，它接受了儒家、佛家和道家伦理的三位一体管理。男人在科举中题写严肃的政治理想，而女人则在女红中绣入柔媚的情欲。不仅如此，在宋代理学那里，欲望管理在严苛性方面达到了历史高潮。理学家洞察了欲望爆炸的现实，试图阻止它们的快速生长，他们提出“灭人欲”的口号，从反面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泛滥的现状。表情忧戚的道德家，就此向世俗欲望宣战，但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欲望并未被阻断，而道德家却赢得了显赫的名声。


忽必烈家族统治下的元帝国，知识分子的欲望叙事，面临着严重的种族主义障碍。士大夫无法发挥自己的叙写能力，逐渐沦为沉默的一代，只有少数下层文人混迹于勾栏和酒肆，为“低俗喜剧”（杂剧）撰写脚本，并以这种方式向民间欲望致敬。但大多数农夫的理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欲望旅行路线，甚至无法逾越村头社戏舞台的边界。


第三次欲望大爆炸


明代是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越过蛮族统治的岁月，汉人指望重新召回北宋的文化幽灵，由此引发了第三次欲望解放的浪潮。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权力中心向东部转移，形成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轴线（也即东轴线，跟西轴线遥相呼应）。它紧邻太平洋西岸，衔接大陆和海洋，营造出人口和器物流转的全新地理格局。


我们已经看到，工匠及其手工艺在太湖流域得到令人惊讶的勃兴，形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器物制造、贸易和消费中心。木造、织造、瓷造、铁造、酱造和书造等风起云涌，超越了古老丝绸的物种限定，器物的谱系已经大致完备。城市里到处悬挂着商号的五色旗幡。在这个浪潮中，郑和下西洋带回的器物、珠宝、木料和香料，为中国工匠提供了新的灵感源泉。


就在这个年代，鉴于海上非法贸易的兴盛，各种薯类和蔬菜被广泛引入，令中国人的食谱变得更加庞杂。不仅如此，围桌合食的餐饮制被广泛采用，酒与茶的对偶制也已经确立，形成席卷所有餐桌的美食革命。所有人都加入了争夺佳肴的桌面之战。而这种餐桌上的模仿和竞争行为，成为推动食欲的动力。毫无疑问，中国人在面对大饥荒的同时，也经历了食欲大爆炸的蛊惑时刻。


这里要特别提及来自美洲的辣椒。作为一种最犀利的欲望激素，它从江浙一带登陆，而后在全国迅速蔓延，成为民众厨房的核心香料。没有任何一种调味料能像它那样，如此价格低廉而品味锐利，侵入每一道菜肴，刺痛并愉悦舌头，奋力改造着中国人的口味。辣椒是燃烧在身体内部的幽暗火焰。而另一方面，甜味作为富有的象征，占据了太湖流域的餐桌，它傲慢地推开重咸味，企图判处它与穷人为伍。在味觉的层面上，欲望发动了争夺口唇的暗战。


江南私家园林，是第三次欲望浪潮的最高成就。它是欲望表演的精致摇篮，是器物陈列的展室，是家园、戏台、花园、山水和避难所的复合体，是所有欲望及其投射物的百科全书。它以退休官员的名义，向文士、戏子和名妓发出了迷人的召唤。


在道德禁忌瓦解之后，市民社会的风尚开始发生巨变。欲望叙事的2.0版是小说从说书话本文向文人小说的进化。各种内容嚣张的艳情小说被书写出来，在坊间无耻地流传。已经衰败的佣书业重新兴旺起来。抄书匠奋力疾书，用工整的字体，传播饱含欲望的文艺病毒。其中最典型例子就是《金瓶梅》，它被如此广泛地传抄和阅读，成为明代情欲解放的重大标记。潘金莲女士的身影出现在临街的窗框里，犹如一幅迷人的艳情风俗画，鼓舞着市民阶层的犯禁冲动。


帝国晚期的欲望叙事迅速成熟起来。那些流行小说拥有欲望的各种原型——《水浒传》的造反欲望，《三国演义》的忠义欲望，《西游记》的超人欲望，《红楼梦》的恋母欲望，以及《聊斋志异》的变形欲望，如此等等。在经历了三千多年岁月之后，华夏农业文明的欲望叙事谱系，得到空前完备的呈现。


不仅如此，六种中国欲望获得定型化的处理：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功名利禄，富贵荣华，长寿永福，岁岁平安。这些被祝辞固化的欲望模式，最终凝结为福禄寿三神的亲切图像。幸福、官禄和永寿，这是中国化的神圣三位一体，是所有欲望模式的人格化结晶，他们以叙说、题写和镌刻的方式，进入说唱、书卷、音乐和浮雕等各种媒介，带动庞大的“欲望语词体系”，喊出华夏农业文明的最高理想。直到今天，这些欲望祝福图式，还在不倦地指导着世人的日常生活。


欲望出口是丝绸贸易的副产品，也是晚期华夏文明最耐人寻味的成就。在热烈而短暂的瓷茶丝国际贸易中，三位一体的欲望机器秘密出征了。由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功绩，丝绸台布、景德镇瓷盏和福建红茶汤，被组织成“皇家下午茶”的典雅场景。而后，它在世俗中产阶级那里扩散为全民消费风潮。尽管英国人最终找到中国瓷茶丝的廉价代用品，并补充了三种新元素——奶液、蔗糖和小甜饼干，但他们无法抵抗“中国式欲望机器”的入侵。英国人用炮舰击败了东方帝国，而中国人则用欲望征服了受过清教运动洗礼的英国，把它拖入东方式消费的陷阱，直到今天，英国人还没有从这场欲望战争的挫败中醒来。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3】


张曙光

企业家精神与文化的“推”“挽”


我准备将企业家精神的论题扩大一点，放到西方历史，放到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放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来讲，不然，“企业家精神”就成了一个不需要任何语境的、光秃秃的东西，成了几个要素的组合。而精神不是要素，是灵魂，是人们长期历史活动的产物。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个相关的语境中来了解什么是活生生的企业家精神，并对专家们所说的、书本上写的企业家精神有一种反思。


企业家要有企业家精神，那么，企业家精神在整个社会文化中起什么作用？我的看法主要是“推”的作用，即推动社会财富增加、效率提高、竞争合作。这很重要，否则，社会就会停滞下来。但只有推不行，如同列车一味地“提速”不行，社会还要稳、要平衡，人生还要有仁爱、情感，还要有艺术与游戏。所以，我要讲企业家精神，还要讲一下文化，企业家精神既是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从文化的角度也可以反过来看企业家精神的优势与不足，所以，演讲是分析性、反思性的，这与其他学者讲的具体的企业管理的内容有所区别，希望对大家从哲学层面认识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及生成问题，有所帮助。


一，西方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及其内在张力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现代精神，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精神在企业家身上的集中体现（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于是，大家就会想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推崇“入世苦行”的新教伦理（Protestantethics），除了神圣的情感，主要是理性的计算和坚强的意志，孕育、促成了资本主义勤奋工作并厉行节俭的精神。


这一精神的产生还关联着替代了封建制度的新的政治法律制度，这个制度确保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及其“自由权利”。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技术理性等诸多因素。原则上说，这个系统在西方历史上是由希腊理性精神、希伯来宗教精神和罗马法律精神，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孕育而生，至13-14世纪之间，率先出现于西欧的意大利等国家。


韦伯曾列举资本主义经济成立的六项条件：


一，合理的会计制度；二，自由的市场；三，理性的技术；四，可靠的法律；五，自由的劳动力；六，经济生活商业化。


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光有新教伦理是不行的，法律的传统就很重要。


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能推行，法治的维持为首要工作。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无法预为筹划，不能产生一个现代经济体系。”——这一点，我们过去并不特别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根本上是人治，礼教和风俗习惯起到很大的作用，法律特别是刑法是辅助性的。用孔子的话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很明显，政刑也好，德礼也好，都是用来规范老百姓的，不是用来保护他们利益的。普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民众财产并无法律保障。到了清末，才有了中国历史第一部保护私产的法律。


我认为，韦伯在当时看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方面，即节俭苦行这一方面，所以，他特别强调新教伦理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马克思、桑巴特等人所说的“奢侈”的消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缺乏动力。桑巴特指出，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两种力量”出现，“一是对金子的贪婪，一是创设企业的精神”，不久这两种力量凝聚在一起，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韦伯也看到，资本主义一旦启动起来，就获得了内在动力，这就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而竞争，竞争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也导致了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而这又促使劳动者组织成工会，与资方展开利益的博弈。而为了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公正、文明，学者、宗教团体和政府，在维护个人自由与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也有批评，提出改良和限制的措施，通过立法的形式实行第二次分配，照顾弱势群体，倡导慈善事业等等。


这样，原来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因素的新教伦理，虽然起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了，但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基础上，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节俭苦行的精神，进一步变化、丰富，形成诸如“创新”的、“竞争”的、“机灵”“敏锐”的、“冒险”的意识、迎接“挑战”和“抗击打”的能力，以及“慈善”的观念和社会的“责任”感等等，都逐步产生出来。


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要素的相加，而是一种具有自觉性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状态。根本上，它是一种不安分的、进取的、外向性的征服和扩张精神，充满了张力和矛盾。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从事的是“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工作，它主要指从内部不断地创新、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但从广义上，它形象而又辩证地揭示了资本的“善”“恶”的双重性——超越与否定、建设与破坏的双重性，甚至可以说，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恶的作用和人生的“悲剧”性。


人类进入文明状态，其生物性的需要由于意识和精神的介入而成为欲望。按照黑格尔等人的看法，人的自我意识的低级形式是物欲，而普遍的高级的欲望是其主体性的“人格”意识得到满足，即获得他人和社会的“承认”。由于人的天赋和生存条件本来的差异与后天的不平等，在社会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往往只是希望自己的人格和主体性被别人承认，而不愿承认别人。于是，就有了人们围绕“承认”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推动一些人的欲望走向贪欲、权力欲，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恶”。恶的力量是很强的，人往往经受不住恶的诱惑，所以只能够期盼万能的上帝拯救人的灵魂，其实就是靠对超越的绝对价值的信仰，来引导、净化人的心灵，限制人的无限的私欲，这就是所谓的“挽”即挽救。


这是基督教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中国现代学者张东荪认为，西方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前者的作用是“推”，后者的作用是“挽”，其间的张力，带来了西方的进步和社会的相对稳定。


取材于德国民间神话传说的歌德的《浮士德》，所塑造的浮士德博士的精神即“浮士德精神”，就是永远进取、永不满足、追求知识、建功立业的精神，也可以说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这种精神本身就是矛盾的产物，它得益于魔鬼梅菲斯特，梅菲斯特是恶的化身，它是上帝特意安排的，上帝知道“人的活动太容易弛缓，动辄贪求绝对的晏安；因此我才愿意给人添加这个伙伴，他要作为魔鬼来剌激和推动人努力向前。”与浮士德相伴的魔鬼，一直引诱浮士德追求事业的成功与官能的享受，而浮士德自己也声称：“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我内心中体味参详，我的精神抓着至高和至深的东西不放，将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身上，于是小我便扩展成全人类的大我，最后我也和全人类一起消亡。”浮士德精神及浮士德最后归宿于慈善事业，其实是要揭示人生的矛盾，每个人身上的二重性，这里主要是指人的灵与肉、上升与沉沦、奋斗进取与贪图享乐，追求功利与人道情怀等二重性。


资产阶级早期的进取精神，还是与上帝有关联的，但后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本身成了动力，原来的新教伦理也就不再发挥主导作用了。西方越是进入现代，宗教的“挽”的作用似乎就越弱。在哲学上以黑格尔哲学解体为标志，在社会事件上以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整个欧洲都陷入到所谓“虚无主义”之中，这样，也正如韦伯所说，“这种需要人们不停地工作的事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的动机。但与此同时，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它表达了这类生活如此的不乐观。在生活中，一个人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它的生存才经营事业。”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好在西方人通过上帝，并在宗教教会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慈善”观念并成为“事业”，如比尔·盖茨等成功的大企业家的善举。


下面我们回到中国。


二，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及现代境遇


理论界曾经长期争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从自己的商品经济活动中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毛泽东等人当年依据唯物史观，对此给予肯定，认为中国明清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国外的著名学者大都持否定态度。为什么，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经济范畴，还是政治法律范畴。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及其法律权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在当代还在生成之中。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也有两重性，但中国主导的哲学思想认为这两重性不是完全对立的，更不是分属两个世界，而是互动互补的，或者说彼此融合的，古人用“天人合一”、“体用不二”、“道在器中”、“身心一如”等短语来表示，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生的两方面，如阴阳、天地、男女、夫妻、父子、君臣等等，共同构成一个系统整体，形成一个生活的世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视的就是由差异性的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在易经中，构成有机整体的双方不存在高下优劣的问题，非常辩证，但后来的解释和社会的主导观念，如三纲之类，虽然仍然认为它们相反相成，却强调了双方性质和地位不平等，一方为主，一方为辅，一方主导另一方，不能颠倒过来。这样，差异互补的双方很难产生较大的张力，并且在结构上就定型了。


所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缺乏西方那样外向性的“推”的动力和“挽”的力量。从先秦看，法家属于“推”，儒家属于“挽”，但儒家当时却挽不起来。后来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似乎属于“推”了，道家似乎在“挽”，这是就统治者的“有为”和“无为”、就儒生的“入世”和“出世”而言。半自然的农业经济和家庭伦理，很难使中国人普遍地形成浮士德精神，充其量只能形成较弱的浮士德精神。而顺乎自然的生存，所引发的往往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意识（孔子），是“生吾顺事，死吾宁也”的态度（张载），儒家如此，道家的“挽”作为一种“道法自然”的人生哲学，固然在后人那里也能孕育出魏晋玄学和嵇康阮籍那样的人物，但在当时皇权专制和儒家主导的社会语境中，更容易让失意的士人产生类似“犬儒主义”的与世沉浮的观念和心态。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现代企业，但有相当发达的商业，有很多成功的商人，也形成了经商的理念和精神，从他们接受儒家文化这一点来看，我们往往称这些商人为“儒商”。儒商经商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原则是“义与利”的统一，并主张“亲兄弟，明算帐”。但在现实的实践中，由于中国官僚体制的束缚与支配，由于中国没有发育良好的市场和法律的保障，传统的商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与官府相勾结，以求得到官府的庇护和支持，到现在这也是普遍现象。还有许多商人，发了财以后就不再让后代经商，而是让他们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或为自己和后代捐个官。因为在整个社会看来，经商不是人生正途，读书做官才是正途；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有的是地主兼商人。如果买通官府，为富不仁，就会成为类似西门庆一类的人物。我们这里所说的儒商，当然不包括这一类人物。


那么，这种儒商的理念与我们这里说的企业家精神是否一码事？我认为，不是一码事，但有相通之处，并且对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而言，是一笔具有东方特点的宝贵资源。我们需要考察一下两者是什么关系，因为一种精神的发育成长，需要一种文化资源的支持。


先讲一下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作为儒家核心概念的“仁义”的翻译问题。


仁，通常译为Humanity，人道、人性、仁慈之意，但难以表达出中文，如在孔子那里的不同含义，还有亲、爱、宽厚、恩惠等意思，内容丰富，既明确，又有极大的包容性；有的译为Benevolens，仁慈、善意的意思，但偏重心理；还有人译为Consummateperson/conduct，指完美的人或行为，突出的“仁”的理想的方面，较为接近。孔子说“惟圣与仁，则我岂敢？”“仁”所指向的道德境界、精神境界具有至高性、无限性。


再如“义”，通常译为Justice，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义”，往往是指共同体或小团体内部的相互关照、扶持，或有恩必报，不报恩的人不仁不义。英文却主要指社会正义、制度正义；还有的译为Righteousness，西方人就会想到这是《圣经》中用语，指的服从上帝的意志（obeythewillofGod）；有人按照“义者宜也”来译，即译成Appropriateness，也似乎失去了一些内容。


儒家文化讲仁义，还讲诚信。“信”与“诚”相联，诚首先是对自己不欺，即人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上天，所以，对人也应当诚，不能够欺骗。这在熟人圈子里面容易做到，因为有情感，更有相互的制约。但超出这个圈子，面对陌生人，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有的人还能做到诚实，有的人就做不到了。而近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中的“信用”体系，是不需要“诚”作为前提的，它是等价交换的要求，又是制度化的。


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从中国的三教特别是儒家中寻找与新教接近的思想观点，论证儒家伦理也与新教伦理一样，是理性的，并且主张入世苦行的，从而批评韦伯关于中国的宗教和文化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儒家伦理的确与商业所需要的职业道德有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说能够包容商业道德，因为中国的商业道德无外乎勤俭持家、诚信不欺、货真价实、薄利多销。这种道德对于商业的正常运行的确重要，上世纪80、90年代，一般做生意的，如果能够秉持这种道德，就能够坚持下来，有相当的发展，不至于象许多类似“三鹿”的企业。


但是，我总感觉，象余英时这样的论证，与韦伯唱反调，固然可以矫正韦伯对中国文化看法的偏失，却不足以根本论证中国文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儒家伦理与我们说的现代企业家精神，不停地创新、扩张，不停地冒险、进取的精神，还是有较大的距离的。


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耕文明，儒家文化更是农耕文明的鲜明体现，它维护的是中国人“耕读传世”的生活方式，性格上是保守的、内向的，不是外向的、进取的；因为不是二元论的，所以也不是“超越”的。其中关于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任何时候都有其价值，但并不特指某种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的商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工商经济，从前者到后者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性的转换。


中国近代以来就一直是在“走向现代”和“回归传统”之间摇摆。它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摇摆，实际上是在要不要“现代制度”这个问题上摇摆。


为了避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纠缠，秦晖提出了“文化无优劣，制度有高下”的命题。我认为，它的合理性在于体现了现代社会分化的观点，不合理的地方在于对文化采取了简单的审美的态度，并且回避了制度文化如政治文化。当然这种说法很有策略性，既然制度是可比的，既然相对于现代化建设、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言，你的制度是落后的或不适宜的，你就要进行制度的变革，就要采取或借鉴那些能够切实地维护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制度，而不必考虑文化，文化是个人的事情。


费孝通先生在世时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这很重要。不管你原来是什么样的文化，现代社会是西方资本主义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西方在其中处于“中心”地位，东方处于“边缘”甚至“外部”；你要不想处于边缘或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其实就是被“开除球籍”，你就必须进入这个体系，甚至设法进入中心地带。进入这个体系的中心，你的文化也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你的文化仍然有你的文化的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我的看法是，适当区分“文化”和“文明”，文明要转型，从过去的农耕文明主导变成工商文明主导；而文化，则要继承并创新。通过西方，回到自身；利用传统，改造传统，并形成新的传统，这大概是中国现代化的逻辑。


“现代世界体系”创立者沃伦斯坦写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地球，甚至那些从来没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外部领域的地区，最终也被卷入了进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绝不是由于被融入地区的主动而开始的[1]。他还指出：普遍主义是强者给弱者的一份“礼物”，它以双重的约束出现在弱者面前；拒绝或接受都是失败。既拒绝也接受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现象，成为现代历史的常规情况。


这已说明，现代性精神，包括企业家精神，它在中国既不能不利用传统的资源，但更要从西方引进来，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催生出来；中国传统的文明形态也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换，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精神也需要与时俱进。


三，在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中生成企业家精神


我认为，在中国讲企业家精神，应当特别注意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一书的思想，即道德经济合一、义利合一的思想，也称之为“士魂商才”（这本书上有一节的标题即“士魂商才”）。《论语》指的是“仁义忠恕”的“士魂”，让人树立做人做事的道德信念；算盘即工具理性的“商才”，聪明机智、精打细算。


看起来，这与我们一直讲的德才兼备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们要充分考虑日本文化的特点和日本当时面向西方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福泽谕吉等人就提出“脱亚入欧”的观点，后来这个观点长期支配日本的走向（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占领，在经济和政治上就更是如此了）。与福泽同时代——比福泽出生晚五年——的涩泽自幼学习中国的启蒙读物，精通四书五经，对孔子尤为崇拜；早年赴法国参加万国博览会，在欧洲游历二年，对西方的工业文明留下深刻印象，对股份公司特别关注。回国后在日本积极地鼓吹发展工商业，曾做过明治政府大藏省的高官。后来他辞职投身实业，一生创办的公司有五百余家，成就卓著，晚年也是倾心于慈善事业，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之父、资本主义之父。


涩泽晚年明确而系统地提出的论语加算盘，就不是简单的义利统一、德才兼备的思想，而是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两种理念的结合，把浮士德的取向包容其间，又不丢弃还要发扬儒家的仁义之道。这样，在西方近代工商文明与东方文化之间，就会产生较大的张力，形成一种新的“推”“挽”关系：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原则是“推”，东方的整体主义伦理、道德人格是“挽”。——我想，这大概就是日本的企业家精神。


现在，不妨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刚才说的儒家的“仁义”。仁义的阐释空间很大，它既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其所指向的道德和精神的空间又是无限的。所以，“仁”不是妇人之仁，小恩小惠；学习论语，成为仁人，就是修养出做人的大担当、大胸怀、大原则、大境界。这是做大事的先决条件，也为一个人不断地增长才干、发挥才能，提供了极大的动力和无限的可能性。大家知道项羽，对一般的武艺根本不感兴趣，他要学的是“万人敌”，他要学大武艺缘自于他的大志向。佛家讲“菩萨心肠，霹雳手段”，也有这个意思。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就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先天下后天下的精神，又赋予了现代理性的内容，值得我们学习。当然，有大志向、大才能的人，也会有大阻力，遇到大困难。所以要有大决心、大意志。但不要有大失误，更不要造成大悲剧。


所以，儒家的仁义通过重新阐释，通过与西方理性文化的对话沟通，通过现代化的实践，完全可以获得意蕴的开放性和时代的先进性，其实，按孔子的思想，“仁”本来就包含人的自省和自觉，是可以“一以贯之”的“道”，它当然也可以发展出现代精神，成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根本维度之一。


企业家精神，无论着眼于最后将精神寄托于慈善事业的欧美或日本的企业家，还是以仁义为准则的中国的企业家，说到底，它不仅是一种做事的精神，也是做人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企业家精神，与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学问家的精神是相通的、一致的。


但就整个社会的领域分化和职业分工而言，可否说，企业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推”，因而其精神主要是“推的精神”，社会的其他领域、其他部分，比如文化艺术和教育，还有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推重的主要是“挽”或“挽的精神”？现代社会是多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是相对分化的，所以整个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向度，一种精神，更不能让工具理性主导，需要批评、需要制约，对政府如此，对经济也是如此，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既有生机，又相对稳定。所以，要理解那些后现代批评者对现代性、对普遍理性的批评，从而知道自己的有限性，树立边界意识和平衡思想，避免虚妄，头脑发热。但不必按他们的话去做。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2】


宁向东

管理的“心灵”


      与不少企业家交谈过，发现在企业经营的最初期，重要的问题都来自于外部，比如，与谁竞争，如何竞争等等。而随着企业的规模逐渐做大，业务越来越稳定，他们往往就要追问自己的内心了。问题开始从“术”上升为“道”，关心起“自己是谁？企业是谁？为什么要做企业？每天在为谁而忙碌？忙碌的目标又在哪里？”凡此种种，每一个问题都关乎人生的本源问题。


其实，不仅是企业家，几乎所有的管理者、甚至普通人都会面临着类似的拷问。除非这个人是没有愿景的“混混”，否则就一定无法回避这样的问答。很多人看上去死水微澜，但在内心深处，却无时无刻不涌动着惊天的波澜。


（1）非价值观不能传承


心灵问题是重要的，其核心所在是“价值观”，主要是两大问题：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基于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考量权衡，人方知为人处世之道。而企业家或领导者也才能看清自己的内心，并由此确定组织的去向，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好自己与外部事物的关系。


2010年3月，我访问了日本著名的野村综合研究所，有五位专家与我先后进行了交流。在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他们也向我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这些年有很多企业做得不错，请问宁教授，有什么好的价值观（value）可以与我们分享？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对我而言却难得要死。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少有企业能够提供这样的价值观“案例”，也因为我自己研究企业问题虽然用功，却也很少把价值观这样“虚”的问题当成一回事来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困惑了我好久。我突然意识到，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才是我们活得虽然很忙、但内心很累的根本原因。我们每天都很忙碌，但我们不充实，我们在不断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并不快乐。一句话，我们活得不明白。


人人都需要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而对于组织的领导者，建立一个既服务于自己、又服务于组织的价值观格外难。只有具备适合于自己价值观的心灵，才是充实的心灵，才能够在企业遇到危机、或是需要重大决策的时候，恰当地行动，做出抉择。就我对于一些较为成功的企业家的了解，他们内心的那种压力感，其沉重程度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而只有首先解决好自己心灵问题的领导者，才能够坚定地引领企业走向远方。这个关口实际上拦住了很多人。他们无法率领企业再上一个台阶，在根本上就在于心灵的境界不够。


我曾遇到过两种企业家，并坚信他们无法走得远、走得久。第一种人选择逃避，用句时髦的话叫做“小富即安”，高尔夫球场上常常见到这种人；第二种人则是过分依赖于外人（包括所谓专家）的意见，依赖心灵鸡汤，他们的内心不够清晰、果决和坚忍。


前段时间，丰田出现“召回事件”，沸沸扬扬。我重读丰田的发展史，回顾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丰田利三郎和丰田英二们的旧事，深刻体会到丰田能够成就百年事业的基因是什么。丰田的核心是它的价值观。今天，人们大都知道丰田公司是做汽车的，但丰田公司屹立在世界企业之林的标志性事件，却与汽车无关，而是将近80年前在纺织机械领域与一家英国领袖级企业所签订的生产许可协议。


英国当时是世界织机生产领域的霸主，丰田佐吉用了30多年的时间，让自己的织机获得了英国人的膜拜，其间的起伏波折，惨淡时光，没有坚定的价值观做基础，无法度过。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企业基因，在后来的丰田公司里一直被传承。即使在大野耐一这个典型的职业经理人身上，也可以看到丰田价值观的力量，看到丰田基因的影子。对此，我总结为一句话“非价值观不能传承”。中国的家族企业，目前正在开始进入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传承高峰期，我对不少创业者都讲过这句话，不知自己是否把话说明白了，不知他们是否真的听懂了。


被野村的专家提问之后，我一直在思考着有关价值观的问题，但不得要领。后来，我在台湾做演讲，把这个困惑提给了来自于两岸的企业家。我说，中国人讲求安身立命。现在，我们富裕了，我们可以安身了，我们需要考虑立命了，可“命”究竟是什么，命在哪里，不知谁能告诉我，我求教于大家。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不过，我看得出：大家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大家很热烈地附和着我的疑问。


（2）上市就像一把“青龙偃月刀”


价值观重要吗？在我看，相当重要，它是指导企业发展、把握企业发展节奏最关键的东西。比如，最近有太多企业家面临着上市的诱惑，也有一些企业因为经不住诱惑而丧失了自己多年努力的成果。当然，企业家获得了一定的金钱，但事后他们终于看清了，金钱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而其相当一部分企业也并不缺钱。这些企业家之所以内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和诱惑，是因为看到了过去和自己一样的兄弟公司变成了上市公司，一下得到了60倍的P/E（市盈率），它的老板也因此身价翻了多少倍。不少人焦虑于此，内心里的两个声音就会争吵、冲突，最后经不起诱惑而“失身”。我觉得这是缺乏价值观、或者是价值观不够坚定的结果。


我曾经很深入地研究过几家企业。我以为它们根本不需要上市。首先，它是一个地方性品牌，在地方的影响力非常好，而现阶段企业还缺乏变成全国性品牌，或扩展经营链条以及产品线的机会和可能性。第二，企业不仅不需要资金，而且现有的盈利就无法找到更有利的投资方向，再吸引股东进来，本质上是增加了参与分红的人员。然而，这样的企业为什么会被上市这件事所困扰呢，本质上是没有“定力”，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观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平静地判断问题，按照自己的路数和节奏来把握企业的发展，而不受外界的鼓噪。看企业的视角有两种：一种是企业家的视角；另一种是资本家的视角。企业家的视角是从小看到大；而资本家的视角则是从大看到小。具体来说，企业家创办一个企业总是从小把企业一点点带大，比如做超市的，都是先从一家店开始，形成一定的管理模式和经验，然后再5家、10家、30家、50家，一点点地扩展。而扩展的节奏是看有自己的管理能力、人才储备等等因素能够支撑企业的发展。


资本家看企业固然也会看到经营管理的方面，但它更关注的是资本的回报率，特别是那些财务投资者，或者是打着“战略投资者”旗号的财务投资者，他们关注的就是在自己退出之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增值程度，至于企业一下子从30家变成100家之后，企业还能不能长期有效地经营，则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不在考虑的范围。即使是个乱摊子，企业家也不能撤出，于是，上市便成为资本家鼓噪企业家为自己创造财富的一个噱头。


我常常打比方说，上市就像一把“青龙偃月刀”，一定是个利器，关键就看你的臂力有多大。那刀本身就100斤重，如果你的臂力只有30斤，你趁早不要动这个念头，那不是你的兵器，你的任务是赶紧增加臂力，练好内功。如果你的臂力可以举起100斤重的家伙，你可以考虑耍耍这把刀。但这又分两种情况：第一是使刀人不仅可以提起刀，还可以自如地耍；而另外一种则是耍刀人的力量刚足以把刀转起来，但还不能自如地来运刀，只能借助于惯性，顺着刀的挥动方向借力打力，这就不叫自如。


前一种情况就是企业家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处理上市后的企业，而后一种则是企业家要按照资本家的路数来运营企业。毫无疑问，后一种情况，企业因为上市而陷入危机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企业的并购活动其实与上市也是一样的，都是在“一”的基础上做增量，做好了，是“一加一大于二”，做不好就是“一加一小于一”。而坚守住企业发展的底线，在大策略上伺机而动，则非要有价值观做支撑不可。


（3）完成上帝交给你的功课


我曾经读过“华歌尔”创始人塚本幸一的一句话，大致概括了他的价值观：做好“放弃或者忍耐”的决策，将左右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塚本幸一在二战之后进入商界，最开始做服装配件，后来转而经营女性内衣。内衣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产物，在1940年代末的日本并没有多大市场，但塚本幸一却独具慧眼地进入这一领域，并且不断坚守。华歌尔后来成为了上市公司，继续着它忍耐和坚守的故事。70年代，妇女解放的思潮席卷全球，刚刚有点规模的华歌尔又面临着妇女不穿内衣的流行趋势，业绩不断下滑，有一段时间甚至在财务上都难以为继。塚本幸一在他的信条主张下，依旧苦苦支撑，最后终于渡过难关，现在成为女性内衣的一线品牌。


发现人生价值、并且持续努力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台湾的“诚品书店”。我每次访问台湾，都会尽可能多地花时间流连于“诚品”。最近，我发现诚品的故事对于我们思考企业家的价值观问题，帮助其实非常大。诚品书店，是台湾最著名的文化品牌。作为亚洲的文化重镇，在台湾看中华文明，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位于台北的故宫；还有，就是遍布岛内各个城市的、大大小小的诚品书店。看故宫，可以看到过去的中国历史，看到逝去的中华文明；而看诚品，则更多是为了领略今天用汉字书写的文明。


诚品，是个极有特色的书店。它的经营，采用“连锁、但不复制”的策略，家家都活色生香，特色分明。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位于台北101高楼附近高端商务区的诚品书店。书店共有八层楼，但只有三层楼卖书，其它楼层卖的都不是书，而是与来这个书店的读者群直接相关、并深受他们喜欢的其它商品，比如红酒等等。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个“书店”已经不是书店了，更像是个精英时尚的所在，是个文化中心，书甚至更像个“噱头”。第二个例子是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它倒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店，其特色在于营业时间24小时，昼夜无息。我喜欢敦化南路的这家，在于它就是在深夜里，也能给一个孤独的灵魂提供一个精神的栖息地。第三个例子在年轻人聚集的西门町所开的诚品书店。书店里充满了时尚元素，甚至还有聚集年轻人的小型篮球场。除了以上三个“书店”，诚品还开在大学校园旁边、开在医院里。不过，这些书店彼此之间，有相似的地方，但和而不同。


诚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书店。它的创始人，叫吴清友。吴先生曾经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早年间主要经营为酒店配套的一些设备，曾经在台湾市场的占有率上达到了80%。四十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心脏病几乎要了吴先生的命，鬼门关上走过一圈的吴清友，决定要干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他有一句话，叫做“人生下来，总要完成上帝交给他的功课”。生病，让吴先生有了生命归零的意识，开始意识到什么才是上帝安排给自己的功课。


病愈之后，吴先生开始在台湾创立“诚品”的品牌，创建“诚品书店”。他以为那才是上帝要他做的工作。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只有书籍和音乐，才是使人心安的所在。他要在多元文化的体系下，为现代台湾人修上一座安心的教堂。吴先生的价值观，是他创办“诚品”的核心，这个核心观决定了一系列的理念，使基于理念的人格精神与人格联系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纽带，这个纽带将吴清友和股东、管理者和员工凝聚成一种不可分割的力量，历久经年，终于打造出今日之诚品。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价值观，吴清友在无数的困难面前，才能从容地去应对，心如磐石，百折不挠。2000年，台湾地区发生严重水灾，诚品书店被水淹了，一片混乱。但吴清友先生一边吃着心脏病的药，一边默默地承受，努力地在最大限度上减少水灾的损失。股东没有退股，员工也没有离开，大家一道携手，渡过了这场危机，因为大家都知道诚品事业的价值。因为如果仅仅从赚钱的角度看，很多人会说：吴清友是全台北最大的疯子。做自己的精神贵族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前辈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对于人生境界的一番高论。冯先生以为，人生境界，最低的一层是“自然境界”。活在这个境界里的人，驱使他们做事情的动力大都来自于人的天性，而评价事情的标准，要么是社会上早已约定俗成的规则或社会习惯，要么就依照他们自己的本性，他们未曾了解到这样做事的意义。比这个境界再高一点的，是“功利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的人，判断事情的标准是以个人为中心考虑和决策的，“自我”是一切的核心。再高一点，是“道德境界”。一个人进入了道德境界，就已经可以认识到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了。他们知道，个人是社会中的人，从普通常识中，部分的存在先于总体，但在哲学意义上，则是先有全体，然后始有个体。所以，处于道德境界的人做事情，会权衡自我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会以服务社会为目的。冯友兰先生把人生的最高境界，定义为天地的境界。在这一境界中的人，已经看透了天地的逻辑，做事的格局完全是在为宇宙服务。我个人以为，冯先生对于人生的这一境界之描述，一般人都达不到。冯先生自己也说，中国所谓的圣贤，就是处于他所定义的最高两个境界中的人。贤是处于道德境界；圣是处于天地境界。以我个人的浅见，非由生命历练到七老八十，人很难达到天地之境界，所以，在办事的时候能够把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企业家的心灵问题，大约应是居于道德境界以下的种种纠结和挣扎。


冯先生的境界之说，是为他“人生意义”的理论服务的。意义这件事，本质上是个认识问题。意义来自于对事物了解的程度，没有了解，没有认识，就不会有意义这回事。而认识的程度，又与人生的境界有关。所以，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推理，企业家必须要有眼界、有阅历、有担当，然后，才会发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企业家的境界不同，他所能看到的和想到的东西自然高低不同，于是，他们会在不同的境界里面行动。我以为，境界这件事，是装不来的，是强迫不来的，有点水到渠成的意思。只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它确确实实地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在西方，最近非常流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的社会人”等等观念。说的是，企业虽然是利润的产物，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器，但企业必须要兼顾其“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在欧洲一些国家，中午商人们都是要睡个午觉，然后再开门营业。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有生意不做，他们太懒了。你看看我们，中国人恨不得24小时营业、赚钱，我们的价值观是“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所以，即使是夏天室外40度的高温，我们也还会让我们的农民工在中午的骄阳中工作。无疑，这就是境界的不同，而境界的这种不同，最后导致的结果，日子久了，自然就会显现出来。佛家讲因果报应，该来的，迟早会来。


总之，企业家应该恰当地逐步提升自己的境界，并努力成为精神贵族。雅斯贝尔斯曾经写过这样的话：精神贵族和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于冒险，静静地听着自己内心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定下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我以为，这个论述对于我们建立强大的价值观，为企业家的管理工作立心，为企业家的人生立命，也许会有帮助。


■在浮华的中国学术界，为了一篇研究论文写了八年的有几人？一个低调的经济学家，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都在思考他的问题。走进宁向东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办公室，不大的房间里一抬眼就是满墙的稿纸，上面勾画着各种符号和手写的字迹，外人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第一个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了。"这都是我写作的提纲，"宁向东说，"重要的东西，我都贴上去。"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中国企业改革问题，宁向东执著地在公司治理这个"小圈子"里耕耘。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1】


刘军宁

精神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


    罗卫国：1997年，我在国林风图书中心，就参与出版刘军宁老师自由主义方面的书。


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认识了硫磺，从木耳里认识了硫磺酸。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日本人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了一个民族，中国人一天一杯牛奶，早熟了一个民族。


上面是近来许多人都读到过的民间段子。


上述情形表明，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根本危机是道德危机。具体地说，中国在今后以至于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大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与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纵然是严刑峻法也已经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最直观的现实。由于种种原因，从数千年乃至数十年以来整个社会的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中国发生的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目不暇接，更多的、正在发生的甚至不为人们所知。


最近各种事件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道德亏空的密集还账期，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赤字正在转化成一桩桩人为的灾难，整个社会开始为多年累计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承受沉重的代价，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人的道德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某种程度上，中华文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道德与信仰的废墟


从现在到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将继续生活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中，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而目前的信仰与道德危机是数千年的旧正统与60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尽管这两种价值系统在现实中常常互相支撑，但是丝毫也未能扭转各自主体已经瓦解与坍塌的现状。分别历时数千年与60年的精神主体结构为什么会瓦解与坍塌？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两种价值都不能提供信仰与道德规范的终极源泉。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纲常多半是统治者强加的道德。而且这些道德都是为统治机器服务的。把掌权者的主义当做国民的信仰，并禁止其它信仰，必然导致全社会在信仰上的丧失，导致国民道德与精神的全面退化。


中国在传统上是个世俗社会，绝对多数人没有整全的信仰。可以说，信仰的问题在中国从未真正解决过。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比，不论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后来的政治主张，都是世俗的意识形态。近来大行其道的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其中也难觅宗教的踪影。专制皇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每个王朝后期的政权危机背后的，本质上都是人心的危机、信仰的危机、道德的危机。统治本身就没有道德基础，政治权力自然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


为什么许多国人无信仰无道德底线？因为有信仰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为什么不道德？因为讲道德的代价太大。问题是，如果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全民承受的代价将最大化。没有信仰即没有正义。没有信仰的社会，即是正义失落道德匮乏的社会。


几千年旧的信仰被暴力革命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的信仰又落了空，真正的信仰却领不到准生证。这就是现状。


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


现在许多国人对目前在精神、道德和信仰领域出现的危机已似乎有了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却有重大的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不是经济发展与生活富裕导致的，而是对道德与信仰的禁锢造成的。阻碍自由信仰的不是市场，不是金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照样有信仰危机；信仰危机与市场经济无关。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与宗教信仰从来都并行不悖。


况且，中国还不能算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的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个国企，能说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吗？相反，在中国，市场经济像信仰自由一样，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若不是中国有了一点点市场经济，中国今天更是信仰的荒漠。表面上看，国人没有信仰与贪图获利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不该就此得出获利或金钱是导致信仰失落的原因。抢劫犯盗抢珠宝，我们能说是珠宝造就了盗窃犯吗？我们能以销毁珠宝来作为根治抢劫行为的解决方案吗？


为什么信仰会繁荣或衰败？答案隐藏在信仰自身的属性之中。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信仰，而其他动物没有。道德的源头是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底线。信仰是一个人活着的精神寄托。没有真正的信仰，人们就没有正义感责任感，就会无所顾忌，无所敬畏，无有廉耻。信仰指向的是“意义”，并赋予人的生命以意义。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信仰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信仰是人对于无限、永恒、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的追求。信仰涉及的是相对于经验科学而言的超验真理。信仰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因为人在本性上总是在探寻意义，挣脱有限走向无限，趋向超越。信仰必须是由衷的、自觉自愿的、认可、相信、敬仰、崇拜和追求。依靠强迫、利诱、欺骗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仰，也不能维持和改变信仰。信仰与道德的短缺，归根到底是自由的短缺。


所以，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而不是强加的信仰。信仰是理性与信念的产物，而不是强制与暴力的产物。同样，强制与暴力也不可能阻止信仰。因此，不仅要尊重与保护信仰自由，而且应该把信仰自由嵌入到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中去。只有信仰自由，才能产生好的信仰，才能淘汰抑制不良的信仰；没有信仰自由，只有坏的信仰。没有超验，没有信仰，就没有个人的自由。道德问题离不开自由，离不开相应的政体。自由是道德赖以存活的氧气，不论公德与私德。没有自由，任何德性都将窒息。所以，我们说人需要信仰，不是“被信仰”，而是每个人去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寻找自己的精神锚地。


如果说获利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信仰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那么，在中国，解决信仰危机的方案，不是去通过拆除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来加固精神支柱，不是放弃经济发展，而是归还属于每个人的思想、信仰自由。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其精神的根基与力量，而不在于政府权力。中国的精神重建，中国的有限政府，中国的市民社会都离不开信仰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没有精神信仰的国家，再大也是小国！没有信仰自由，不论人均GDP多高，国民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依然是贫困的。国人常说，财大压身，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没有精神与信仰的厚度，也难有物质财富的高度。即使有了，也会被压垮！有了信仰自由，一个人、一个社会信仰什么就会有答案，大家就会自由地去选择、去获得自己的信仰。唯有自由选择的信仰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中国人才有可能走出现在的精神废墟。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阅读吧，给灵魂一次纵情享受的机会......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100】


钱颖一

中国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


教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学生的知识掌握上，更体现在学生的思维发展上，其中的核心是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在理念上，批判性思维可分为能力（skillsets）和心智模式（mindsets）两个层次，而创造性思维可看做由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三个因素决定。在实践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批判性思维教育的9年历程和清华x-lab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创意创新创业教育的5年探索，提供了从理念到行动的两个案例。本文还评述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并对在中国推动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提出若干建议。


第一部分：理念


一、教育的价值：从知识到思维


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对教育价值的认知是知识获取（从学生角度）和知识传授（从教师角度）。目前的应试教育，更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因为考试的基本目的就是测试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学生的职责是学习知识，教师的职责是传授知识，这些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小孩回到家里，家长通常问的问题的是今天你学了什么新知识？具有工作经验的人再回到学校学习，目的是为了更新知识。


知识有各种各样，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前沿知识，即使是在通识教育中，关注的也是通识知识。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知识主要是人文知识和实用知识。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后、知识更多体现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各类应用知识。在应试教育中，知识被浓缩为"知识点"，就是那些关键概念和公式，那些在考题中会出现，在评卷中评审人会去努力寻找的关键词或关键内容。


事实上，知识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中，知识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中国，知识又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历史上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的社会等级制度，而是在科举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现在的高考制度就是通过学习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渠道。"知识改变命运"就是这样把知识与个人发展前途联系在一起。


在当今中国，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观念派生出一系列学生学习知识的特点和方法。首先是学生学习知识投入的时间多。研究发现，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平均每天多两个小时。当然，这会产生挤出效应，由于用在学习知识上的时间多了，投入到其他方面的时间就少了。


学生投入学习时间多，不仅反映在校内学业负担重，而且也反映在课外辅导多。最近教育部门试图减少学生校内学业负担，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校外辅导班的增多。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教育辅导产业，一些这类公司上市了，并且有很高的市值。这都说明了市场对课外辅导的需求。


在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观念下，学生为掌握知识点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对于文科题目，“死记硬背”是传统方式。而理科题目，当然可以死记硬背公式和概念，但是解题就不容易了。不过，学生们也开发出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大量做题"来识别题型，记住解题技巧，最终达到解题的目的。俗话说熟能生巧，题目做得足够多，以至于“刷题”把能够找到的题目都做一遍，这样在考试中遇上做过的类似题目或题型的可能性就大。


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一种经常使用的方法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通常也是以知识为核心的，表现在对成绩好的学生给予特殊培养，主要体现在“学早一点”、“学多一点”、“学深一点”。这里仍然是对知识而言的。我在美国大学任教经历中发现，中国留学生往往在硕士和博士头两年的考试中领先全班。因为他们学得早、学得多、学得深。但是在此之后，当到达了知识前沿时，在需要自己探索新知识的时候，中国学生的通常优势就没有了。这似乎同时印证了"因材施教"方法的长处和短处。


这种对知识点掌握的重视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实上，"知识就是力量"本身是有道理的。知识确实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而教育就是人力资本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中学生在国际测评PISA中表现优秀，以至于近期一些发达国家聘请中国中学教师去教课。大量中国留学生被发达国家大学接受读硕士和博士。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教育有它的长处。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在近期被人诟病的教育中的一个问题，正是学生学习的知识不够，这里的知识就是指各种学科的知识。


不过，中国教育的长处和短处可能正好与美国教育的长处和短处相反。虽然我们重视知识，但是我们存在另外的、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太简单地把教育等同于知识。


教育除了知识之外还有什么呢？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他对教育也有很多深刻见解。我最常引用的爱因斯坦关于教育的一句话是："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学习很多事实，而在于训练大脑会思考."（Thevalueofacollegeeducationisnotthelearningofmanyfactsbutthetrainingofthemindtothink.）他讲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第一次访问美国。当他到达波士顿后，一个记者问他"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当然知道，但是他拒绝回答。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本物理学教科书上找到答案，没有必要记住。随后就讲了上述这句名言。


爱因斯坦这里说的事实就是知识。知识当然重要，但是知识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他在这里提出了有关教育价值的一个新命题，就是教育的价值不是记住很多知识，而是训练大脑的思维。这就提出了教育价值超越知识的另一个维度——思维。而恰恰是在这个维度上，我们中国教育是薄弱的。学生的思维发展正是我们教育中的短板。


思维或思考（thinking）通常被称为能力。能力有别于知识，这样便于区分两者。【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但是在本文中，思维或思考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值取向。所以，本文不局限于讨论思维能力，因为它包含超越能力的部分。


本文将集中讨论两种重要的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有交集。但是并不完全相同。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教育是一个目前在世界范围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受到重视的话题，而创造性思维（creativethinking）教育则是一个在关注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内更加受到重视的话题。在大学中，致力于本科通识教育的人更加关注批判性思维教育。在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中，关注创新的人则更加关注创造性思维教育。我的看法是，这两者之间有密切关联，放在一起讨论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


二、批判性思维教育


哈佛大学原校长博克（DerekBok）在2006年出版的《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这本书基于他对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观察和反思，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提出诸多批评和改革建议。在我看来，他在书中对美国大学生的批评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大学生。


根据对哈佛学生的观察并且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博克在书中把大学本科生的思维模式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IgnorantCertainty"，即"无知的确定性"。这是一个盲目相信的阶段。刚从高中毕业进人大学的新生，往往都处于这个阶段。在中学，学生认为学到的知识是千真万确的，这个确定性来源于学生知识的有限性，因此是一种无知下的确定性。


第二阶段是"lntelligentConfusion"，即"有知的混乱性"。这是一个相对主义阶段。学生上了大学之后，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各种对立的学派。虽然学生的知识增加了，但是他们往往感到各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无法判断出哪个说法更有道理。这就是一种相对主义。


博克观察到大多数本科生的思维水平都停留在第二阶段，只有少数学生的思维水平能够进人第三阶段，就是"CriticalThinking"，即"批判性思维"阶段。这是思维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生可以在各种不同说法之间，通过分析、取证、推理等方式，作出判断，论说出哪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


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高级阶段，它有两个特征①第一，批判性思维首先善于对通常被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结论；第二，批判性思维又是用分析性和建设性的论理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解释并做出判断，而不是同样接受不同解释和判断。这两个特征正是分别针对"无知的确定性"和"有知的混乱性"的，因此批判性思维不同于这两种思维方式。


在这两个特征中，第一条是会质疑即提出疑问。能够提出问题并且善于提出问题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据说犹太人小孩回到家里，家长不是问"你今天学了什么新知识"，而是问"你今天提了什么新问题"，甚至还要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中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这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第二条是在提出疑问之后，能够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把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因为"批判"总是否定的，而"批判性"则是指审辩式、思辨式的评判，多是建设性的。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能力"层次，学生应该获取批判性思维的能力（skillsets）。第二个层次是"心智模式"层次，学生应该获取批判性思维的心智模式（mindsets）。


首先，批判性思维的第一层次是一种能力，有别于知识。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指学科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或是说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也称为可迁徙能力（transferableskills）。这种能力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以及统计推断有关。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层次是可训练的。在国内，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少是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的教科书也大多围绕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展开，也包括统计学内容。


与此相伴的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可测试的。比如，美网ETS（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发的HEIghten批判性思维测试题目就是一种测试。这套考题与ETS的GRE考题中的部分内容有类似之处，它们并不是考学科知识本身，而是测试学生的推理、判断能力。


ETSHEIfhten样品题目中有这样两道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它们是如何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


题目一：下面是网上论坛中两人的一段对话：


Kate：Seti的诗"橡树"比较了橡树周期性脱树皮与作者自己生活中的各种经历。这首诗不可能是在1960年之前写的。在1960年之前，作者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故乡阿拉斯加，那里太冷，不可能有橡树生长。在1960年，Seti访问了澳大利亚，那里橡树十分普遍。所以，这首诗一定是在她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或以后写的。


Miriam：但是Seti完全有可能不需要亲自观察到橡树脱树皮的过程，也能够了解橡树的这种现象。所以，她有可能在她职业生涯中的任何时间写这首诗，她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60年之前。


问题：下面的哪种情况最准确地刻画了Miriam对Kate的反驳？


（A）它说明了Kate的论据假设了她要试图说明的观点。


（B）它从Kate在论说时提供的证据中推出了相反的结论。


（C）它拒绝了Kate的一个没有说出的假定，从而反驳了Kate的说法。


（D）它对Kate用以支持她的结论的一个论点提出了疑问。


正确的答案是（C）。这是因为支持Kate推理的一个没有说出的假定是一个人只有亲身访问澳大利亚后才能观察到橡树脱树皮这种现象，才能对它有所了解。当然这个假定不一定是对的。


题目二：对Longport镇居民的调查发现在过去的12个月中，在上继续教育的人中，修文学课的人数比修艺术课的人数要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是有一些人修了多门艺术课，因为课程注册的数据显示，注册艺术课的人数超过注册文学课的人数。


问题：以上的推理取决于下面的哪一个假定？


（A）非Longport镇的居民中没有很多人注册艺术课。


（B）文学课堂数不多于艺术课堂数。


（C）在过去的12个月中，很少Longport镇的居民既选了艺术课又选了文学课。


（D）在过去的12个月中，多数Longport镇的居民选了至少一门艺术课。


正确的答案是（A）。这是因为在没有太多从Longport镇以外来的人注册艺术课的条件下，从Longport镇上修文学课的人数比修艺术课的人数多这个事实出发，可以推出一些人修了多门艺术课。


以上两道题目旨在发现隐含的未说出的假定和找出推理成立的必要条件，这些逻辑相关问题都是批判性思维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测试对于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所帮助。但是，这种测试也有问题：因为它是可训练的，所以测试成绩好可能是因为学生会考试。在以往的测试中发现，批判性思维的测试成绩与数学、物理等学科的测试成绩有相关性，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2018年中国高考全国II卷中的作文题，也是一个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题目。


题目：根据以下材料写一篇作文。“二次大战”期间，为了加强对战机的防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沃德（AbrahamWald）是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教授，之前也是经济学教授。他是统计决策理论（startisticaldecisiontheory）和序贯分析（sequentialanalysis）的创始人之一。上面的故事是他在“二战”期间帮助美军分析的一个例子，它说明了统计分析中的“幸存者偏差”（survivalbias）问题。那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些能够飞回来的飞机，而看不到那些被击落而没能飞回来的飞机。所以，只是根据“幸存者”的数据做出的判断是不正确的。这是基于统计推断的思维，也是一种批判性思维能力。这种测试题超越传统的知识范围，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可训练、可测试的。但是如果认为批判性思维只是这些内容，那就错了。批判性思维除了在能力层次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它是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称之为心智模式（mindset）。这个层次超越能力，是一个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层次。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值取向。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地是关于“如何思考”（howtothink），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地是关于“思考什么”（whattothink）和“问为什么”（askthewhyquestion）。批判性思维的这个层次是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打破思维“禁区”，走出思维“误区”，走进思维“盲区”。有关“how”方面的问题。多是技术层面，包括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统计推断的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取，也可以通过诸如ETS的考题来测试。而有关“what”和“why”方面的问题，则很难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习，但是它也是可学习的，可以通过被感悟、被启发等方式学习。


心理学家德韦克（CarolDweck）的畅销书Mindset：TheNewPsychologyofSuccess（中文版《看见成长的自己》）描述了两种心智模式——“成长型心智模式”（growthmindsets）和“不变型心智模式”（fixedmindsets）。所谓不变型心智模式就是用固定的、守旧的思维习惯去思考问题。而成长型心智模式就是一种开放式的思维习惯，不断拓宽思维范围，想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同之前没有怀疑过的命题。这就不是“how”（如何）的范畴了，而是进人到“what”（什么）和“why”（为什么）的范畴。


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在训练学生“how”（如何）方面见长。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how”（如何）的，但很少是关于“why”（为何）的。我们往往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知半解，但不求甚解。批判性思维除了要求在逻辑上、统计上不犯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要刨根问底，探究深层次、根本性的原因。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人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三、创造性思维教育


批判性思维教育是一个普遍的教育问题，而创造性思维教育更多地为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所关注。


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已经由高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供给侧要依靠创新驱动，而创新最重要的要素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即创造性人才。中国教育的优势表现在学生整体水平比较高，但是中国教育的弱点是突出人才太少。我曾经用一个统计学术语刻画这个特征：“均值高”、“方差小”，含义是，学生的平均水平较高，但是其中的拔尖人才较少。


这个教育特征对经济发展有双重含义：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模仿追赶阶段，它并不是坏事，至是优势，因为比较整齐、平均水平比较高的人力资源有利于在已有技术条件下的执行和管理。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阶段，缺少突出的、有创造力的人才，对经济发展会很不利。这就是为引么培养创造性人才在今日的中国受到前所未有重视的基本原因。


创新的核心是创造性人才，而创造性人才的核心是人的创造性思维。人的创造性思维是指新的思维、与众不同的思维，它是产生创造力的源泉。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相关，但不完全相同，因为创造力的核心是“新”，发现新规律，发明新产品，运用新方法，解释或解决新问题。


2005年，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一般、更具准确性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不是没有，为什么这么少？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人口的1/5，是美国人口的4.5倍，日本人口的11倍。中国的经济总量（GDP）占全球总量的1/7，是美国GDP的60%，日本GDP的2.5倍。中国也是世界上在校学生最多的国家。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规模有3600多万，高校在校生2700多万，高校每年录取本科专科学生700多万，均为全球第一。相对于这样巨大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受教育者规模，无论是科学技术成就、人文艺术贡献、还是新产品新品牌新商业模式，在中国产生的创新不是没有，确实太少。


近年来，我们也有不小进步。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例。据《自然》杂志引用的数据，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在2005年占全球总量的13%，到2015年增加到占全球总量的20%，仅次于美国。虽然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学研究的突出成果仍然不多。


日本从2000年到2016年间，共有17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每年1个。当然，中国按照人均GDP的发展水平目前还只相当于日本的70年代，不过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获诺贝尔科学奖，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获奖。而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1人获诺贝尔科学奖，况且中国的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1倍。所以，即使拿我们的现在与日本的70年代比，并考虑到我们的人口规模，从诺贝尔科学奖这个指标来看，我们的差距也是明显的。


数学的菲尔兹奖是另一个指标。中国内地至今还没有产生过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中国香港、越南、伊朗都产生过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我们当然不能以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为唯一指标，但是它们有标志性。“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创造性人才的原因是什么？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通常具有哪些要素？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关于创造性思维的三因素假说：创造性思维由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三个因素决定。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而这些正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史蒂夫·乔布斯传》的作者艾萨克森（WalterIsaacson）把乔布斯（SteveJobs）描写为“站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企业家，是指科学与艺术的跨界。马斯克（ElonMusk）的本科专业是商业管理，同时修物理学第二学位，而物理学对他的创新创业有很大影响，这是科学与商业的跨界。所以，即使是在知识层面，我们也需要改革，要超越狭隘的专业知识的范围，更多地强调跨学科和跨界知识。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培养的学生缺乏创造性人才的第一个原因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十几年前，清华大学物理系邀请了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在探讨他们为什么取得科学成就时，清华学生提出的词是基础好、数学好、动手能力强、勤奋、努力等。然而，这四个人回答是一样的，不是这几个词中的任何一个，而是说好奇心最重要。


爱因斯坦说过，“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地好奇。”（Ihavenospecialtalents，Iamonlypas-sionatelycurious）他还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只是局限于我们已知的一切，而想象力将包括整个世界中那些未知的一切。”（Imaginationismoreimportantthanknowledge.Forknowledgeislimitedtoallweknowandunderstand，whileimaginationembracestheentireworld，andallthereeverwillbetoknowandunderstand.）他在这里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超出知识以外的因素，这正是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不受重视的方面。


知识通常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经济学家都是用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并以此测算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就不像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那么简单了，非常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


我们有理由相信，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假定，批评现有框架。当然这些批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正确，所以会被否定，但是这在客观上就产生了压制和否定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好奇心能够在正规教育中幸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Itisamiraclethatcuriositysurvivesformaleducation.）


在我们的应试教育下，情况会更糟。当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好成绩，当教师教书的唯一目标是传授标准答案，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受教育年限越长，教师和学生越努力，虽然学生的知识增长了，知识点掌握多了，但是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却被扼杀得越系统、越彻底，结果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保留得越少。


如果创造性思维是知识与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积：创造性思维=知识x好奇心和想象力，那么，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减少，作为两者乘积的创造性思维就有可能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增加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减少，形成一个倒U形状，而非单纯上升的形状，如图1所示。


这就形成了创造性人才教育上的一个悖论：更多的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力，另一方面又因减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力。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断教育对创造性人才产生的作用变得不那么确定，但是却能为解释一些辍学大学生很有创造力提供了空间。


如果以上分析是对的，那么我对“饯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当前影响创造性人才培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普遍的短期功利主义，具体表现为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果的浮躁心态和浮夸环境。个人和社会都想在创新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插个杆子，太阳一照，马上就能看到影子。各种评价机制多奖励可度量、可量化的成果，但是有创造性和长远的成果往往难度量、难量化。短期功利主义也是创新中的“同质性”和创业中的“羊群效应”的深层次原因。


讲到创新的动机，还是需要引用爱因斯坦的话。爱因斯坦在100年前的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在这篇题为《探索的动机》的讲话中他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爱因斯坦说普朗克是这样的人。爱因斯坦自己也是这样的人。爱因斯坦的信念是“简洁思维”，他相信世界是可以被简洁的理论解释，并可以用简洁的公式表述。他说过，“如果你无法简单地解释，就说明你知道得还不够多。”（Ifyoucan'texplainsomethingsimply，youdon'tknowenoughaboutit.）在他看来，科学研究不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所以，他的创造性的动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来自向往“简洁思维”的激情。


乔布斯的创新也是来自一种激情，他的信念是“不同思维”。面对IBM这样的大公司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乔布斯相信我要与你不同。长期以来，IBM的座右铭是其创始人沃森（ThomasWatson）提出的“Think”（思维），这就是ThinPad名称的来源。1997年，当乔布斯重返苹果时，公司正处于低谷。他为苹果公司精心设计了一个划时代的广告“献给疯狂的人”（TotheCrazyOnes）。在展示出包括爱因斯坦、爱迪生、毕加索等杰出人物（“疯狂的人”）之后，广告推出的主题是苹果公司向这些人致意，与他们为伍，并针对IBM的“Think”推出苹果公司与这些“疯狂的人”的一个共同理念，就是“Thinkdiffcrent”，即“不同思维”。正是这个“不同思维”，成就了苹果公司贡献给世界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新产品。


一般来说，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具体到当前情况，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这些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的结果。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这些需要长期才能见到成效的结果。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由于一种内在动力，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是为了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更幸福。这种内在价值是一种心态，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


如果创造性思维是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三者的乘积：创造性思维=知识x好奇心和想象力x价值取向，那么，在这三种价值取向下人的创新动机不同，所产生的创造力也不同，如图2所示。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虽然也能出创新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创造性，因为太急功近利。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比第一类具有更加长远的目标，可以作出创造性贡献、葚至开创性贡献。但是，这还不是创新动机的最高境界。诸如普朗克、爱因斯坦、乔布斯这样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他们具有第三类动机，是最高的境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


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义。急于求成的心态，成雄败寇的价值观，导致的是抄袭、复制，而不大可能出现真正的创新，更不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不仅是学校，而且整个社会都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另一个极端是科学的发源地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产生是最为纯粹地基于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好奇，以及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在古希腊，求知并非为了实用的目的，而是为了摆脱无知，为求知识而求知识。正是古希腊的那种对智慧的纯粹的热爱，那种完全的非功利主义、不追求任何有用的回报的价值取向，才成就了它辉煌的哲学和科学。当然现代社会的情况不同于古希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中受到启发。


第二部分：实践


四、批判性思维教育：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教育改革九年历程


清华经管学院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院，学科覆盖2个学科门类下的4个一级学科：经济学门类下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管理学门类下的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清华大学每年招收3300名左右本科生，其中经管学院招收200名左右本科生，文理兼招。学院本科共有3个专业：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按照高考成绩衡量，清华经管学院可以说是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生源。


在十年前的2008-2009学年，学院针对本科教育改革进行了一年的调研和讨论。清华大学积极支持学院的改革，分管校领导在2009年春季学期把经管学院列为全校本科教育改革试点学院，先行尝试本科教育改革。我在2011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发表的《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一文对清华经管学院当时的本科教育改革思路有系统介绍。


经管学院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在2009级本科生中实施新的本科培养方案。这个方案的突出点就是把本科教育从知识层面扩大到能力层面和价值层面。为此，学院提出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的“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清华大学在2014年提出的教育40条中，把这个“三位一体”作为整个清华大学的教育理念。


新的本科培养方案有三项具体改革措施。除了实施作为本科教育基础的通识教育和促进个性发展的三个方向（学术、创业、领导力）的“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两项之外，就是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学院把批判性思维教育作为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把批判性思维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把批判性思维教育贯穿于本科教育的全过程。


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以批判性思维教育为抓手是有深到思考的，本科教育既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个方面，也有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两个维度。如何把这两个方面和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呢？学院的思路是通过批判性思维教育。批判性思维教育是融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粘合剂，批判性思维教育也是连接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的桥梁。批判性思维教育具有跨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个性发展的一般性特征。学院把批判性思维教育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来认识。这是一个新认识。


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到2018年春季学期结束，新的本科培养方案，特别是批判性思维教育，在清华经管学院已经实践9年。在此期间，学院从未停止过总结和反思批判性思维教育的进展情况。2014年春季学期，在新的培养方案实施5年之际，学院总结本科教育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并以“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为题申请教育成果奖。该申请在同年秋季学期获得每四年评选一次的国家级教育成果一等奖。在2016年秋季学期，在新的培养方案实施7年之际，学院组织了若干场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在2018年春季学期，在批判性思维教育实施9年之际，学院再次进行总结和反思。这期间，我作为清华大学第25次教育研讨会通识教育组联席组长，在讨论会上介绍经管学院的情况，并在学校层面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


在这些总结和反思中很重要的一次是学院在2016年11月25日组织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专场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由学院院长、分管副院长、教学办公室老师、授课教师、学生、校友参加，也邀请了来自大学教务处、教育研究院、新雅书院的老师参加。研讨会对相关课程进行评审，并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那时正值我的《大学的改革》两卷本出版，所以在这个会上印发了收入其中的我的10次讲话，从2009年8月27日在2009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第一次谈到批判性思维教育，到2015年8月20日在2015级本科生入学导向上的讲话。在研讨会上，我结合这10次讲话系统梳理了经管学院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思路与历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回避问题并直面挑战。


这次研讨会上学院决定与ETS合作，使用ETSHEIghten批判性思维测试。学院希望通过这个测试来评估各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校期间的变化，特别是用来评估一些核心课程的直接影响，包括比较不同授课教师之间的差别。学院分别在2017年9月（秋季学期开始）和2018年1月（秋季学期结束）举行了两次测试。第一次测试共有393人参加，主要覆盖学院大一、大二学生。第二次测试共有151人参加，覆盖学院大二学生。从两次测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大二学生在2017年秋季学期学习有关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效果以及不同授课教师的差别。


学院在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方面有两项具体行动，就是重点建设通识教育中的两门课程：《中文写作》和《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


写作课，这是一门目前在国际高校，包括顶尖学府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大一新生必修课。在哈佛，《英文写作》（ExpositoryWriting）是对本科生要求的唯一一门必修课。按照哈佛的要求，写作课作为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方式之一。这门课旨在训练学生就一个主题正确地提出问题，找到强有力的论据，清晰有效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并能客观评估他人观点的能力，最终培养的是学生的理性思维和书面表达能力。这是从高中阶段的作文写作过渡到大学阶段的论说写作的必要训练。一手研究、文本细读、批判性思维是贯穿其中的教学方式。要达到训练目的，以哈佛大学为例，12人一个小班、一个学期要开设70多个课堂，两个学期方可覆盖每年入校的1600名学生。


清华经管学院从2009级本科生开始，把2学分的《中文写作》列为一年级必修课，学生可在大一的秋季学期或春季学期修。这是学院把批判性思维教育落地的第一门课程。《中文写作》课程内容重点是论说文写作，强调写作的说理性，把写作与批判性思维结合起来。写作为什么与批判性思维相关？原因是写不好，是因为想不清。同学们发现，《中文写作》课不单是技术性的写作技巧，而更加是批判性思维的书面呈现。一篇不佳的文章，或者是由于材料搜集不充分，或者是由于逻辑论述不严谨，或者是由于理论应用不恰当。写作的目的是使作者的论说有说服力，最终是要使读者读后信服。


《中文写作》的授课方式采取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和“面批”三种形式。由于受师资所限，课堂在30人左右，与国外大学相比仍然偏大。小组讨论通常是5人左右的小组。“面批”环节是老师与学生一对一，老师当面批改学生写的文章并讲解其中的道理。学生写作的主题方向由老师确定，具体内容学生根据自己兴趣自由选择。实现小班授课，特别是个别指导，是相当花费时间的。仅“面批”一个环节，教师每次与每个学生30分钟沟通，如果每学期“面批”两次，仅一个课堂30人就需要30个小时工作量。


学生对《中文写作》课有不同程度的认可，取决于教师的授课效果和同学的投入程度。一位2017级本科生是某省文科状元，她的高考作文获得58分（满分60分），她在《中文写作》课上投入很多，她的期末文章是关于袖子形成中折射出的汉满蒙三族服饰文化的交融。为此她投入很多精力，做了细致的研究，才完成了写作。她感叹道：“高考写作是应试，不是为了探索、为了了解自己，不是自己与天地与古今中外的对话。现在，通过《中文写作》与《中文沟通》的学习，学习批判性思维，是一个内省的学习，是对自身的否定之否定，给自己的是一种修养。学到了不同沟通风格没有好坏，而是要认识自己，要将自己风格的发挥与情景进行匹配。无论是从对自己人生审视的角度还是对自己职业发展的角度，这两门课都是必备的。”


至今《中文写作》课在清华经管学院一直坚持开设了9年。2018年5月17日，在首场“清华名师教学讲坛”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宣布，清华大学将在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计划到2020年，该课程将覆盖清华所有本科生。这说明了经管学院坚持9年的《中文写作》（以及《中文沟通》课）获得了学校的认可。由学校开设《写作与沟通》课也将缓解学院聘用相关教师的压力。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是学院批判性思维教育落地的第二门课。它从2009级本科生开始成为一门3学分的必修课程，作为必修课它已经连续开设8年。在2011年5月18日，学院邀请了哈佛大学讲授《正义》课程的桑德尔（MichaelSandel）教授为首次成为必修课的这门课讲了一课。哈佛的《正义》课是单纯的道德推理课程，而《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则把批判性思维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是考虑到中国学生特点而设计的课程。如果没有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对道德相关问题只能做肤浅的判断，无法做有深度的道德推理。开始时这门课安排在大二的春季学期，后来放到大二的秋季学期、从下一学年开始，这门课将放到大二的秋季和春季学期，学生可以选择。这门课程目前有3位教师，平均大约30人左右一个课堂。除了课堂讲授之外，还有小班讨论，大约15人一个小班。小班讨论由高年级曾经上过该课的学生担任“教员”（TeachingFellow），独立讲授辅助材料并组织讨论。担任该课教员的学生普遍反映，担任教员的过程比之前的被动学习收获更大。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是清华经管学院通识教育课程中最具创新，也是同学们评价最高的一门课。在这门课上，同学们学习经典著作，辩论热点问题，从提出疑问到收集证据，从推理论证到考察其他可能的解释。这门课的英文名称是“CriticalThinkingandMoralRcasoning”，简称为“CTMR”。经管学院学生的一个口头禅是：你对这个问题CTMR过了吗？意思是你对这个问题是否做过不同的分析思考。CT（计算机断层扫描）和MR（磁共振成像）是两种医疗诊断设备。在清华经管学院，CTMR就是一种思维诊断方法或思维心态。现在，CTMR已经成为了清华经管学院的一张名片。


在每年的毕业季，我作为院长都会问经管学院本科毕业生们一个问题：四年中经管学院的哪门课对你们影响最大？我听到最多的回答是《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同学们对这门课有很多正面的评价。比如，2010级的一位同学说：“有的课能授人以知识，让人具备某种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这种课给人的影响，只是局限在特定的领域。但更有一些课，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提升一个人的思想能力。这样的课程，对人的影响便是一种全方位的提升。而这门《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便是这样一种课。”2012级的一位同学说：“经管学院很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正如很多人说经管上的最有意思和最难忘的课是CTMR。这课对求职、未来发展看不出什么影响，但对于我却是潜移默化的。它让我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比较理性的看法：完善权衡各种事情，做出最好的决定。这种思维和决策方式会帮助我在未来走得更顺和更安心。”


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是这两门通识教育课程，还体现在学院的其他课程中。如果说《中文写作》和《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是人文类的课程，那么大一必修的《新生研讨课》和《经济学原理》这两门课则是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它们也是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清华大学，《新生研讨课》是一门大一学生的选修课。而经管学院则把《新生研讨课》列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每年学院开设10多个不同课堂，15个人左右小班上课，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主题的课堂，课程以批判性讨论为主。这是用批判性思维来连接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原理》课是经管学院的一门共同专业基础课，是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经济问题以及更一般性的社会问题的导论课。我从2002年秋季学期开始与学院其他教师一起讲授《经济学原理》课，至今已经16年。这门课不用数学公式，特别强调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对现实的观察以及经济学直觉，也就是有意识地用批判性思维来讲授。这是用批判性思维来融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一个例子。


批判性思维教育也同样体现在自然科学类课中。2018年春季学期，学院在通识教育课程的“物质科学”课程组中新增加了《物理学简史》课，在“生命科学”课程组中新增加了《生命科学简史》课。传统的《物理学导论》和《生命科学导论》课的重点是传授知识点，公式和实验细节是知识点的重要内容。知识点是科学发现的结果。但是这两门科学史课程重点介绍重要科学发现的历史脉络，让同学们理解科学发现的过程，而科学发现的过程就是一个批判性思维的过程。比如《生命科学简史》课中讲免疫，不仅讲了从接种牛痘到发现青霉素的历史过程，还讲了疫苗引发的副作用，副作引起的疫苗抵制，抵制造成疾病的死灰复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这其中就不乏批判性思维教育。这是学院在自然科学课程中融入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尝试。


批判性思维教育还体现在其他教育环节中。举两个例子。学院在2016年春季学期邀请《从0到1》的作者蒂尔（PeterThiel）先生讲授一门选修课《创办新企业》。事实上，他在课中并没有讲创办新企业的细节，而是特别强调“逆向思维”（contrarianthinking）在创办新企业中的重要性。他解释说，“逆向思维”并不是在多数人的想法前面加一个“负号”，而是要想别人没有思考过的维度，要思考别人还没有想到的领域。比如，当别人都在讨论技术问题时，他就要提出商业模式问题；而当别人都在商业模式上纠缠的时候，他更多思考技术的可行性。这正是批判性思维。“逆向思维”可以说是蒂尔的心智模式。他的这种"“逆向思维”不仅使他在2004年成为facebook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也使他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成为硅谷唯一支持特朗普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


另一个例子是我与特斯拉和SpaceX创始人、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马斯克于2015年10月22日在清华经管学院的一场对话。马斯克在对话中反复强调“反直觉思维”（counter-intuitivethinking）和物理学“第一性原理”（firstprinciples）对他的影响。他从量子力学中受到启发，在量子层面的物理规律与我们从宏观层面物理学中形成的直觉往往相反，却是正确的，因而悟出“反直觉思维”有意义。他又进一步推崇物理学“第一性原理思维”，就是一种刨根问底、追究最原始假设和最根本性规律的思维习惯，并以此对比人们通常使用的"类比"式思维习惯，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走捷径"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他的批判性思维，他说这种"反直觉思维"和"第一性原理思维"是他想建造可回收火箭这一想法的起点。


无论是蒂尔的"逆向思维"，还是马斯克的"反直觉思维"。和"第一性原理思维"，都是批判性思维，而且更多体现的是批判性思维的第二层次，即批判性思维的"心智模式"。显然，批判性思维的这个层次很难从通常的课程中学到，或用ETS的考题来测试。学院所做的是创造条件，邀请像蒂尔和马斯克这样的人来讲课和对话，让学生有机会从中获得感悟，并尝试去调整或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心智模式。这两个例子还启示我们，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有着密切关联。蒂尔的"逆向思维"和马斯克的"反直觉思维"和"第一性原理思维"，既是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也是他们的创造性思维，由此引发他们的创新创业。所以批判性思维教育与创造性思维教育可以，也应该结合在一起。


五、创意创新创业教育：清华x-lab五年探索


在经济管理学科领域，如何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这是所有经济管理学院（或管理学院和商学院）面临的挑战。在学术人才培养上，经济管理学科与自然科学、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面临的问题类似。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模式。但是，经济管理学院如何在本科和研究生（包括专业硕上）阶段培养在商界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


2011年5月11日，借中国MBA教育20周年之际，清华经管学院召开了一个由国内200多所管理学院和商学院院长参加的论坛，探讨管理教育的新方向。我在讲话中提出了三个新方向，即"领导力"、"企业家精神"和"体验式学习"。这三条涵盖了两类问题，一类是教什么（whattoteach），一类是如何教（Howtoteach）。"what"的问题是指教育内容的变化，我提出从过去的"商"（business）和"管理"（Man一agement）向今后的"领导力"Leadership）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curship）的转变。而"How"的问题是指教育方法的变化，即从过去的通过课堂讲授学习、案例教学学习，转变到今后的体验式学习、行动中学习。这两个转变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在商界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这些年来，这个思路在清华经管学院逐渐变成了教育实践，其中一个标志性举措就是清华x-lab（清华x-空间）。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在2013年4月2日清华经管学院联合清华大学十几个院系发起成立清华x-lab----一个创意创新创业的教育平台。它服务于清华全校的学生、校友、教师，并以学生的创造力教育为中心。


清华x-lab从一开始就得到清华大学领导的有力攴持，在2013年4月25日清华x-lab的启动仪式上，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到场致辞。在2014年5月25日清华x-Lab，成立一周年暨首届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举办之际，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到场点评并为获奖者颁奖。


清华X-lab的五年历程是一个探索创意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的过程，它打破了传统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的教育模式。围绕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精心建设了三个平台：学生的教育平台、团队的培育平台、资源聚集和学科交叉的生态平台。


作为学生的教育平台，清华x-Lab先做了三件事：一是实施面向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的"优秀创业人才培养计划"，每年录取15人；二是实施面向清华非经管学院本科生管理学第二学位的"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2018年有56人毕业；三是举办面向清华所有研究生的创新力提升证书项目，自2015年1月推出后已有556人参与。5年来，共有近3万人次清华学生和校友参加了清华x-lab组织的各类课程、讲座、训练营、实践活动。


作为团队的培育平台，清华x-lab注重体验式学习和早期创新创业团队的组成和培育，清华大学首个由校长冠名的、面向学生和校友的真实创新项目比赛——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在清华x一lab创建之初启动，到2018年已经举办到了第五届。5年来，在清华x-lab诞生了一批出众的创新创业团队。截至2017年底，共有1212个入驻创新创业团队，其中创办公司的有494家，获得融资的有159个，融资总额达到27亿元人民币。清华x-Lab培育的创新创业团队还在国内外大赛中多次获奖。


作为资源聚集和学科交叉的生态平台，在清华x-Lab创办之初，一批清华校友率先成为驻校天使投贤人（AiR）和驻校创业导师（EiR）。如今，驻校天使投资人有32位，驻校创业导师有24位，驻场服务机构从银行扩展到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知识产权事务所等共有13家，与清华x-lab合作的投资机构有600多个。此外清华x-lab还有创新中心与功能服务中心15个。这些都是清华x-lab利用自身优势搭建的生态平台。


清华x-lab旨在培养创意创新创业的人才，它是如何在创造力教育上融入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这三个要素的呢？


第一，在知识方面，积极推动学科交叉和跨界资源整合。清华x-lab由经管学院发起，由清华校内15个院系共建，包括理学院、环境学院、机械工程系、建筑学院、材料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航天航空学院、工程物理系、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美术学院。这些学院的学科覆盖理科、工科、文科、医科和艺术。


清华x-lab引导学生把艺术和科学结合起来，把工程和商业结合起来，把技术和生产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学习管理思维、创业思维。以及相关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建立复合型知识体系。另外，通过驻校天使投资人和驻校创业导师指导学生的活动，清华x-lab创造一种环境，有利于学生的跨界学习。


举一例说明。清华x-lab在2017年春季学期联合Facebook开设2学分的全校选修课《创新与创业：硅谷洞察》。在这门课上，Facebook派出7位高管来清华讲课。来自清华21个院系的近200名学生选修该课，其中本科生占23%.硕士研究生占41%，MBA和EMBA学生占23%，博士研究生占13%，国际学生占到1/4，这是清华课程中学生构成最为多元化的一个课堂。这些学生组成了37个实践团队，平均每个团队5-6人。该课责任教师有意识地把不同院系的同学组织到一个团队，使得每个团队中兼具来自多个院系和学科的学生，从而有利于学生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比如，在课程最后的团队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是AiHrt，一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心脏疾病影像智能诊断平台，其团队由来自医学院、经管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生组成。


第二，在好奇心和想象力方面，从创意入手，保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从2013年一开始。学院给清华x-lab的定位就是"三创"而不是"双创"。我们执意从创意人手，并把创意放在创新和创业的前面，就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2015年在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之后，我们没有像有些高校那样一窝蜂搞"双创"。因为我们认为，创意是起点，创意取决于好奇心和想象力，在教育领域，创意教育应该优先于创新和创业教育。


学院通过多种途径向学生讲述好奇心的重要性，学院举办的"院长对话"系列就是其中的一个渠道。近年来，这个对话多次邀请海内外知名创业者，我每次在与这些创业者的对话中，都有意识地挖掘他们的求学经历并发现他们的共同思维特质，让学生亲耳聆听创业者的心路历程。在这些对话中，无论是马斯克还是马化腾，无论是今日头条的张一鸣还是红杉资本的沈南鹏，当我追问他们哪些是推动自己创新创业最重要的特质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好奇心放在了首位。


事实上，这四人的教育背景很不同。马斯克本科学习商业管理和物理学，马化腾本科专业是计算机，张一鸣本科先学习电子工程后来转到软件工程，而沈南鹏本科毕业于数学专业，研究生学习管理。不管学科专业背景，在创新创业中，如同在科学探索中一样，好奇心都是重要源泉。清华x-]ab学生从这些"院长对话"交流中受到的启迪是：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是创新创业重要的推动力，与专业无关。


第三、在价值取向方面，坚持以育人而不是育项目为中心，在育人方面着眼于长远。短期功利主义在学校的一个反映是急于培育项目和产品，急于看到学生的创业成果。但是清华x-lab顶住各种诱惑，坚持把育人放在中心位置。我们不以学生创业为目标，而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认才作为目标。


学院的本科管理学第二学位项目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吸引了清华各院系的优秀学生，其中很多学生并不是为了转专业，也不是为了创业。我们的研究生创新力提升证书项目也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创造力。而不是为了创业而设计的，参加这些项目的学生在x-1ab学习之后，多数并没有马上要创业的打算，也许他们在10年、20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想创业或想做不同的事。如果我们今天的教育对那时的他们有所帮助，那就是我们教育的成效。


对学生价值取向的教育来自多个方面。清华经管学院每年借顾问委员会会议之际举行"顾问委员走进课堂"活动。2015年10月24日，Facebook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学院顾问委员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用中文为清华学生上了一课。有趣的是他讲的主题不是"如何创业"，而是"为什么创业"。他结合自己创建Facebook的经历，讲述了关于"使命"、"用心"、"向前看"的三个故事。他说从一开始他就很明确，他的使命不是创建公司，而是使人连接。他鼓励清华学生创新，但告诫同学们在做事之前，一定要先问"为什么去做"。扎克伯格的这堂课对学生的启示是想清楚"为什么去做"比学会"如何去做"更重要。这就是价值取向的意义。而这正是我们的创新创业教育中最为需要的。


从上可以看出，清华x-lab五年探索本身就是一个创意、创新、创业的过程。可以说，清华经管学院是用创业者的心态和激情打造清华x-lab这样一个创意、创新、创业的教育平台。但这只是开始，探索创意、创新、创业教育的路还很漫长。


六、技术进步的影响和对教育改革的建议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在经济中的作用将产生重要影响，从经济学分析角度看，人工智能既可以帮助人提高生产力——这是互补关系，也可以代替人的工作——这是替代关系。具体是哪种情况，取决于人的工作特点。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人的工作特点与教育有关，在人工智能时代，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虽然我们目前还看不太清楚人工智能的准确影响，但是比较清楚的是，人工智能是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即通过"图像识别"来完成智能化工作的。因此，从逻辑上看，人工智能最有可能替代甚至超越人通过死记硬背、大量做题而获得知识的能力，并且机器在这方面有绝对优势：机器能够学习的知识量超过人，机器的记忆力也超过人。这就是替代作用。苹果公司CEO库克（TimCook）在2017年MIT毕业典礼上说，"我不担心机器像人，我更担心人像机器"。他就是在警告，人如果像机器一样思考的话，将来就很容易被替代。


人工智能机器的这种学习能力已经初见端倪。有报道说，2017年6月7日有两合机器参加了全国高考的数学考试，满分是150分，它们分别得134分和105分，而且只用了10分钟和22分钟完成。据说到2020年机器将参加高考的全部科目，不仅是数学。


可是另一方面，人的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工智能还不能取代的。在这方面，人工智能却可以辅助人，帮助人提高效率，这就是互补作用。所以，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的教育必须要有调整，努力的方向很明确，就是我们教育出来的人要做机器不能做的事，那就是具有创造性的事。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我们的教育改革增加了紧迫感。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更可能替代那些在我们的教育中培养出来的学生的长处，即对已有知识的掌握。我在2017年6月9日举行的国务院参事讲堂首讲中提出了这个警告，受到媒体的关注，一些媒体用了更加醒目的标题来报道我的这个演讲，比如"仅靠死记硬背和大量做题，教育很可能被人工智能拿下"、"人工智能将使中国教育优势荡然无存"。虽然这些标题有些夸张，但是它们说明了大众认同这样的观点，就是我们过去的教育优势更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而能够成为与人工智能互补的那些工作，恰恰需要依赖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教育的短板。在这个意义上，推动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有其紧迫性。


在这种压力之下，教育改革应该把推动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针对批判性思维教育，我提出三条改革建议：


第一，要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大学教育的必要环节。批判性思维教育首先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若干门课程上，比如写作、沟通、逻辑、统计、伦理、道德课程，但也要体现在所有课程和所有培养环节中。


第二，要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心态和习惯即心智模式作为更高的教育目标。这就要求不仅要教学生如何思考，更要启发学生思考什么，并鼓励学生为追究深层次原因多问为什么。


第三，批判性思维教育需要宽松和宽容的氛围。大学和社会都要创造有利于学生自由发展、个性发展的空间和条件。要允许学生犯错、失败，允许学生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成长方式。


针对创造性思维教育，我也提出三条改革建议：


第一，要改变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加学生跨学科、跨领域知识，并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知识。【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www.wainao.com《新利益》信仰学作者罗卫国2018年9月14日编于北京家中、感谢邢金泽给我快递教师节鲜花！】鼓励本科生在第一学位之外学习第二学位，鼓励研究生获得不同学科的双硕士或双博士，鼓励学生融合文、理、工、医、艺。


第二，要有意识地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好奇心是比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更强的创新驱动力，要给学生充分的想象空间，不要轻易打击不符合当前规范的"胡思乱想"。


第三，全社会都要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义，在价值取向上要有更高追求。不能低估推动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可以驱动经济发展，但不只是为了驱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创造力最终使人更自由、更幸福。


推动以上改革的前提是首先要转变教育观念，要从过去以知识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为重视学生思维发展的观念。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是人类文明高级阶段的基石。中国要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不可或缺。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9】


王志文

只想找个可以说话的人


       记得《艺术人生》有一次访谈，朱军问一直单身的演员王志文：40了怎么还不结婚？王志文说：没遇到合适的，朱军问“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孩？”王志文想了想，很认真地说：“就想找个能随时随地聊天的。”


“这还不容易？”朱军笑。


“不容易。”王志文说，“比如你半夜里想到什么了，你叫她，她就会说：几点了？多困啊，明天再说吧。你立刻就没有兴趣了。有些话，有些时候，对有些人，你想一想，就不想说了。找到一个你想跟她说，能跟她说的人，不容易。”


是的，我常常体会到这句话里那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滋味，找一个能随时随地和你聊天的人真的很难。


或许你人缘不错，与你认识的人很多，和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甚或是亲密无间的爱人，你也未必见得想什么时候说就能和他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时候都不必担心失礼，不必自责，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斥责。


茫茫人海，阡陌红尘，通讯录上的名字几十上百，熟悉的容颜更是成百上千，有时候，打开手机，一个一个名字的翻过去，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安心和坦然，可以去打扰，可以去随时随地地畅所欲言？


有些时候，我们宁可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的对自己诉说，也不愿跟身边的人透露一丝半语，一些苦恼和烦闷，一些心情和境遇，别人不曾身临其境，自然不能感同身受，理解的也许能说些中肯宽慰的言语，敷衍的人就只说几句套话，会让你立刻后悔坦露了心迹。


白天我们将自己重重地包裹在铠甲之下，将真实的自己深深地隐匿起来，再亲密的人也会有顾忌，再相知的人也会有猜度。我们就象那一群浑身长满了刺的豪猪，为了御寒，挤在一起，为了自保，维持距离。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是难的。想找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更难。


偶尔我们心中也会有汩汩的清泉流出，我们毫无做作的流露出真诚和热情，在眼与眼中交流，在心与心中温热，但很快地会连我们自己也笑起自己的幼稚，心和心，远远的总是隔着那么一段距离，甚至于永远走不到同一条轨迹。


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真实，越来越找不到真实，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我们的心，我们的，那颗曾经透明如琉璃的，最真实的心，如今，还能到哪里去找寻呢？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8】


稻盛和夫

六项精进


我认为：管理者只要做好“六项精进”，就能搞好企业，并拥有美好的人生。所谓“六项精进”指的是：1、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2、要谦虚，不要骄傲；3、?要每天反省；4、活着，就要感谢；5、积善行、思利他；6、.忘却感性的烦恼。


在我看来，“六项精进”是搞好企业经营所必须的最基本条件，同时也是我们度过美好人生必须遵守的最基本条件。如果我们每天都能持续实践这“六项精进”，我们的人生必将更加美好，甚至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我自己的人生就是如此。


一、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六项精进”中率先登场的就是“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这是企业经营中最重要的一条。


每一天都竭尽全力、拼命工作，是企业经营中最重要的事情。想拥有美好的人生，想成功地经营企业，前提条件就是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做不到这一点，企业经营的成功，人生的成功，都是空中楼阁。


今年也许不景气，但不管哪个年代，不管怎样的不景气，只要拼命工作，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人们常说：经营战略最重要，经营战术不可少。但是我认为：除了拼命工作之外，不存在第二条通向成功之路。


在我27岁时，开始经营企业，成立了“京瓷”公司。当时，我连经营的“经”字都不识，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公司倒闭，不能让支持我、出钱帮我成立公司的人遭殃。为此，我拼命地工作，常常从清晨干到凌晨，正是因为这种勤奋，才有了“京瓷”今天的辉煌。


我常想起我的舅舅。战后他身无一文，做起了蔬菜生意。舅舅的文化程度不过小学毕业，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他每天拉着比自己身体大得多的大板车做买卖，被邻居们嘲笑。他并不知道什么是经营，该怎样做买卖，也不懂会计，但是就是凭借勤奋和辛劳，他的菜铺规模越来越大，直到晚年他的经营一直很顺利。没有学问，没有能耐，但正是这种埋头苦干给他带来了丰硕的成果。舅舅的形象深深刻在了我儿时的心中。


我为什么强调要“拼命工作”呢？


第一，自然界存在的前提，就是一切生命都拼命求生存。稍微有了点钱，公司刚有起色，就想偷懒，就想舒服，这种浅薄的想法也就是我们人类才有。在自然界里，这样的生物绝不存在。


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在环境严酷、灼热的沙漠里，一年也会下几场雨。有些植物趁着这雨，很快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然后枯萎，生命过程只有短短的几周。它们在沙漠里顽强地生存，尽管生命短暂，为了留下子孙，只要有一点雨水，它们就要开花结果，把种子留在地表，以待来年下雨时再次发芽。


在严酷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这是自然界生存的规律，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也必须认认真真、竭尽全力。


我向许多人提问：“你是否在竭尽全力地工作？”“是的，我在努力工作。”我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你是否付出了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如果你不更加认真、更加努力，就不会有理想的结果。


第二。只要喜欢你的工作，再努力也不觉其苦，拼命工作是辛苦的事情，辛苦的事情要一天天持续下去，必须有个条件，那就是让自己喜欢上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有机会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当然很好，但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幸运。一般的人都是为了生计而从事某项工作。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做出努力，让自己去喜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努力了，喜欢上了自己的工作，接下来就好办了。


跟谈恋爱一样，如果喜爱以至迷恋的话，不管怎样的辛苦都不再感觉到辛苦。因此，虽然最初面对的是一个不懂的行业、不喜欢的公司，但我当年就是决心努力让自己喜爱自己的工作、喜爱自己的研究。


第三，全力投入工作就会产生创意。当你每天都聚精会神、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低效的、漫不经心的现象就会消失。不管是谁，只要喜欢上自己的工作，只要进入拼命努力的状态，他就会考虑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就会寻思更好的、更有效的工作方法。


拼命工作的同时又能思考如何改进工作，那么你的每一天都会充满创意。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天要比今天好，这样不断琢磨，反复思索，就会生出好想法，产生有益的启迪。


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但是在每天努力工作的同时，我会开动脑筋，孜孜以求，推敲更好的工作方法。为了增加销售，还有没有更好的促销方案呢？为了提高效率，还有没有更好的生产方式呢？这样不断钻研的结果，往往会出现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进展。京瓷能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就是我们勤于思考、精益求精的结果。


第四，拼命工作可以磨练灵魂。从早到晚辛勤劳作，就没有空闲。古话说：“小人闲居不为善”。人这种动物，一旦有了闲暇，就会动不正经的念头，干不正经的事。但如果忙忙碌碌、专注于工作，就不会有非分之想，没有时间考虑多余的东西了。


禅宗的和尚和修道的修行者们，在刻苦修行的过程中磨练自己的灵魂。将心思集中到一点，抑制杂念狂想，不给它们作祟的空间，通过这样的修行，整理自己的心绪，磨练自己的心志，造就纯粹而优秀的人格。因此说，拼命工作和修行过程一样，能磨练人的灵魂。


25年前，在京瓷规模还不大时，我应大家的要求成立了盛和塾。迄今为止，伴随着京瓷和第二电信电话公司的持续发展，我可以毫不隐瞒地告诉大家，我能传授给你们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竭尽全力拼命工作”这一条。


二、要谦虚，不要骄傲


我认为：谦虚是最重要的人格要素。“要谦虚，不要骄傲”并非只针对成功后骄傲自大的人，而是要求经营者在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


年轻的时候，我知道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唯谦是福”。不谦虚就不能得到幸福，能得到幸福的人都很谦虚。从京瓷还是中小企业的时候起，我就崇尚谦虚。公司经营顺利，规模扩大，人往往会翘尾巴，傲慢起来，但我总是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忘记谦虚二字。


“谦受福”是一句非常重要的格言，我下决心信守这句格言。【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总编、《新利益》人文学派创办人罗卫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用强硬手段排挤别人，看上去也很成功，其实不然。真正的成功者，尽管胸怀火一般的热情和斗志，但他们同时也是谦虚的人、谨慎的人。


三、要每天反省


一天结束以后，回顾这一天，进行自我反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今天有没有让人感到不愉快？待人是否亲切？是否傲慢？有没有卑怯的举止？有没有自私的言行？回顾自己的一天，对照做人的准则，确认言行是否正确，这样的作业十分必要。


抑制自己的邪恶之心，让良心占领思想阵地，这个作业过程就是“反省”。所谓良心指的是“真我”，也就是利他之心，怜爱他人，愿他人过得好。与此相反的是“自我”，指的是利己心，只要自己好，不管别人。贪婪之心就属于“自我”。回顾今天，想想冒出了多少“自我”，抑制这种“自我”，让“真我”也就是利他之心活跃，这样的过程就是“反省”。


自己的言行中，如果有值得反省之处，哪怕只有一点点，也要改正。和第一项一样，天天反省也能磨练灵魂、提升人格。为了获得美好的人生，通过每天的反省，来磨练自己的灵魂和心志是非常重要的。


“竭尽全力拼命工作”，再加上“天天反省”，我们的灵魂就会被净化，就会变得更美丽，更高尚。


我常说：提高心性就能扩展经营。也就是说，不磨练自己的灵魂，就无法搞好经营。我经常和大家谈到这一点，我想和大家一起遵循这个原则。


四、活着，就要感谢


六项精进的第四项是：“活着，就要感谢”。


对一切都要说：“谢谢！”

　

“感谢”非常重要。我们要感谢周围的一切，因为我们不可能单身一人活在这世上。空气、水、食品，还有家庭成员、单位同事，还有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在周围环境的支持下才能生存。不，与其说是“生存”，不如说是“让我生存”。


这样想来，只要我们能健康地活着，就该自然地生出感谢之心，有了感谢之心，我们就能感受到人生的幸福。


“要抱着感谢之心！”这句话说来容易做来难。为此，我年轻时曾对自己说：“就是违心说谎，你也要说一声‘谢谢’。”当“谢谢”这句话一说出口，我的心情就变得轻松、开朗了。


我想，各位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电车上给老人让座，那位老人会弯腰道谢：“谢谢，太感谢了！”这时，给他让座的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心情愉悦。看到这样的情景，周围的人们也感觉很爽，而不会感到别扭。善意传染给了周围的人，善意还将循环下去。


五、积善行、思利他


六项精进的第五项是：“积善行，思利他”。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积善之家有余庆”，意思是：多行善，多做好事就会有好报。不仅当事人，就连家人、亲戚也有好报。一人行善，惠及全家以至亲朋好友，中国先贤们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相信这个法则。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我努力实践这个法则。多做好事，就能使命运朝着好的方向转变，使自己的工作朝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我的信念。


日本过去就有“情不为人”，就是同情并非只为他人这种说法。意思是讲，对别人有情，为他人行善，日后必有好报。


另一方面，也听过这样的事：真心帮助别人，结果反而自己倒霉。比如说，为了帮朋友解脱困境，去充当他的贷款连带保证人，本以为做了善事，想不到出了麻烦，以至连自己的财产也丧失殆尽。还有一种情况，朋友有困难开口借钱，你借给他了，他却迟迟不还，让你陷入困境。


“不是说善有善报吗？怎么我做善事却得到了恶报？”有人这么说。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


在那样的场合，只凭感情，只凭同情，就慷慨解囊，或当他的连带保证人，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善有“大善”和“小善”之分。朋友手头紧，找上门求你帮忙，仅仅因为他来求你，你就同情他，不假思索就出钱相助，表面上看你是帮了他，实际上是害了他。迁就朋友的不合理要求，这是“小善”，你关爱和同情他的方式不对，是帮他的倒忙，让他越陷越深。


朋友找上门来借钱，求你做他的连带保证人，这时，首先你要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要认真调查，如果是由于他做事不检点，乃至挥霍浪费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那么你应该明确告诉他，这钱不能借，而且，你还要劝导他正视眼前的困难，接受教训，重新振作起来。


如果你唯唯诺诺、有求必应，借钱给他，或同意做他的连带保证人，这是“小善”，这种“小善”会把你自己牵连进去，弄得你自己也很狼狈。在需要做出判断的时候，不能感情用事，判断的基准是“大善”还是“小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六、忘却感性的烦恼


六项精进的最后一项是：“不要有感性的烦恼”。


因为我自己年轻时有过各种各样的烦恼，所以才会觉得这一条也很重要。


担心、烦恼、失败等等，是人生的常事。但是，覆水难收，总为已经的失败而悔恨，毫无意义。老是闷闷不乐会引起心病，接下来会引发身体的毛病，最终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不幸。不要让已经过去的事再困扰自己，心里要想新的事情，新的想法要转移到新的行动上去，这一点很重要。


要对过去的事进行深刻的反省，但不要因此在感情和感性的层面上伤害自己，加重自己的心理负担。要运用理性来思考问题，迅速地将精力集中到新的思考和新的行动中去。我认为：这样做就能开创人生的新局面。


二十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当时，我们用陶瓷材料研制成功了人骨的替代品。最初是牙科移植用品，接着又开发出了人工股关节，得到厚生省的认可并开始销售。接下来研制膝关节的呼声很高，但销售必须经过厚生省的批准，为此，必须进行临床试验，然后将有关数据提交给厚生省，需要很长的时间。然而，医生们都认为：陶瓷股关节效果非常好，已经积累了几百个成功病例，同样，用陶瓷制作膝关节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有问题，我们医生可以负责，为了那些因为膝关节不好而痛苦的人们，请你们尽快开发出新产品。我们公司的技术人员也认为：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研制人工膝关节，提供给患者使用。


与人工股关节一样，膝关节的效果也非常好，订制人工膝关节的要求源源不断。正当我们依照客人要求制作时，有人写新闻稿投诉，报纸杂志纷纷登载：“京瓷在没有得到厚生省批准的情况下，销售陶瓷膝关节赚钱。在人命关天的医疗领域，为做生意而销售未经许可的产品，这样的企业太缺德了！”


这不仅有伤我个人的体面，而且媒体连日把矛头指向京瓷公司，指责我们为赚大钱不惜以病人为诱饵。我们多次去厚生省说明解释，并认错道歉。每当此时，媒体的电视摄像机就摆开阵势，我低头道歉的样子连日出现在电视新闻之中。在家族、公司员工以及周围的人群中我抬不起头来，我的名誉、信用都受到了莫大(博客,微博)的伤害。


我坐立不安，心里非常痛苦。那时，我想到了临济宗妙心寺派圆福寺的西山片雪老师，向他倾诉了自己的痛苦和委屈。


“稻盛君，之所以你会感受到这样的苦恼，那是因为你还活着。如果你死了的话，就没什么苦恼了。正因为活着才会有苦恼，这不是件好事吗？”“因为人工膝关节的问题，你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你感到痛苦和烦恼。但是，这种程度的挫折就能把事情了结，就能将你过去的罪孽一笔勾销……稻盛君，该庆祝一番才对啊！”


我觉醒了，灾难的发生，是自己过去犯下罪孽的报应，如果不殃及性命，到此为止的话，那反而是值得庆贺的事。


对挫折和灾难抱上述正面的态度，才会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估计今后经济的不景气将越发严重，销售货款无法回收，到手的支票不能兑现，等等，会发生各种纠纷或灾难。越是面临这些障碍，不让感性的烦恼困扰自己，朝前看，坚强地活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7】


卢新宁

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


——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


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分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


但我先生力劝我来，我的朋友也劝我来，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长。今天，他们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有的已经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的爹，也有的离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网上交流时，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让我一定要来，代表他们，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点什么。


是的，跟你们一样，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青涩的背影都曾被燕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今天或许你们笑称其为空想；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是民主、自由、振兴中华，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拼爹”、“躲猫猫”、“打酱油”；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在三角地游荡，而今天的你们习惯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


我们那时的中国依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苦苦寻找更多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


20多年时光，中国到底走了多远？存放我们青春记忆的“三角地”早已荡然无存，见证你们少年心绪的“一塔湖图”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


我们想说的是，站在这样高的起点，由北大中文系出发，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庇荫，更不少历史文化的熏染。《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词章，构成了你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我不需要提醒你们，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世故，消解你们的万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你们，走入社会，要如何变得务实与现实，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浸淫其中。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信仰。


也许有同学会笑话，大师姐的调子太高了吧。可如果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学，那些不管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遭遇过怎样的人生的同学共同的想法，你们是否会稍微有些重视？是否会多想一下为什么20多年过去，他们依然如此？


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


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讨巧？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


我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同事，在学生时代就很敬重北大，谈到清华、北大的瑜亮情结时，特认真地对我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


这让我想起中文系诞生百年时，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他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的感动：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这应当就是国人眼里北大人的形象。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处何处，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都能常常自问，作为北大人，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浩然之气？那种精神的魅力，充实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出发，20多年社会生活给我的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才能拥有最饱满的人生。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各位的肩上。


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们——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会黑暗。


■罗卫国2013年4月26日于金杭酒店702房间：2005年，我到首都师范大学讲授过《批判精神》，时隔8年了..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6】


宗萨钦哲仁波切

不要陷入宗教的时尚


如同我强调的，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走上佛教这个修道的原因是，我们认为佛法将会解决我们充满问题的生命——那不是正确的发心，那是非常有神论的动机。很多人这样做，基督教徒这样做，穆斯林也这样做。其实你若想要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你不需要佛法，佛法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敢说佛法带来更多的问题（笑声）。你们听到一些像是“无常”这类的讯息，它帮不上忙，而且听起来还很悲哀；像是“无我”等等的讯息，它们帮不了多少忙。


我不怪你们，若要怪，就应该怪老师，特别是西藏的老师，他们把佛教塑造成某种沙文主义、某种充满仪式的宗教──“好，你有某种问题，这就是解救之药，修这个法或那个法。”


假如这些是出自正确的见地、正确的行为、正确的襌修、正确的解释，那非常好！


密续法门非常有威力，它具有启发性，而且很慈悲，很不可思议！但若是出于只想要解决一时问题的这种动机，那就很危险，会造成误导。就是因为如此，你们很多人最后努力学习的是西藏文化，而不是佛法。假如你是个“西藏学”学者，尽管这么去做，因为这是你来这里的原因；但是假如你想要成佛，你不需要西藏的教育、文化，它们不是究竟必需的条件。当然，不论老师给你什么都是必要的。


说这些，是因为我质疑我们许多人的动机，包括我自己的动机。至今为止，作为一名佛教徒，我可以很骄傲地对这世界说，我们还没有用佛法僧的名义去屠杀许多人、造成流血、侵略别的国家、用武力改变别人的信仰，我们还没有这么做！我特别强调“还没有”，是因为这有可能发生，我觉得有这个倾向，因为大多数佛教徒是如此热爱佛教的文化层面而不是佛法本身。所以，我相信，“动机”是我们必须自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质疑我们的“动机”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为何要成为佛教徒？我们为何遵行佛法之道？还有，我们遵行的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佛教只是一个规范，是道德的某种形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有儒家思想的人，我们热爱伦理道德，我们基于伦理道德成长，我们听了很多关于孝顺父母、祖父母、师长等等的训诫。我觉得我们这种对伦理道德规范的过度强调，凌驾在真正的佛法之上。真正的佛法是一种摧毁偏执的艺术，一种摧毁执迷的艺术。记得卧室拖鞋的例子，你把拖鞋丢到空中然后放松自己――那就是佛法，真的！完全不在乎，那是真正的佛法；而我们却相反地变得如此偏执。


告诉各位，身为一个老师，我不断担心自己做这样的事。我举某个经验为例。最近我有些时间和我父亲在一起，我的父亲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大圆满上师。多年来，我都没有真正正式从他那里接受教法，这次我去他那里请求某些教导。当然，他大部分的教导是用批评、责骂的方式，但是他说的某些话确实对我造成数日或数月的冲击，令我置身在另一个世界，并且思索多日。之后，我真的很感激那些出自他自身经验的话语。


他不只是一位学者，藏文里有“给丛桑坡”一词，“给”是有学问的人、学者，“丛”是戒律，“桑坡”是仁慈。我们很多人受到学者的吸引，那是值得赞扬的，所以请继续保持；但是我们也应该尊崇那些有学问也有戒律的人。不过，我们也还可以忘掉这两个特质。当你碰到一位仁者，而且这仁慈是出自经验，你就可以忽略这两个特质。


我父亲指着我这样说：“你这辈子永远不会成佛，”我感到讶异而震惊。“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太理性，你陷入理性主义之中。”他的话非常真确，因为我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为了让大家喜欢我，甚至是为了让大家赞美我！有个人拿相机对着你，你就会像这样浅浅的微笑（笑声），因为那是仁波切应该要做的；假如你坦胸露背，就会想要遮掩起来。所有这些行动藏文称作“秀哲”，基本上就是虚荣。腿和胸没什么不同。记得我们昨天提到的时尚风格，这就是宗教的时尚，这完全是作秀、伪善，里面空无一物。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表现和善，让别人喜欢你，你在欺骗你自己，也欺骗别人。


你们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吗？它出于我们以为佛法是好的规范或好的道德，或是我们用佛法来解决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超越这些，怎么做呢？学习！利用任何的教授，像是大成就者维如巴及伟大的萨迦大师们的口诀，也就是“囊颂”。所以，我们应该以何种动机来取代这种动机（注:以为佛法是个好的规范或好的道德，或是用来解决我们生活中各种问题的这种动机）？想要改变、变更、重新整理我们的感知的这种动机，就是“囊颂”。


我们有不清净现分，那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感知都源于自我、嫉妒、骄慢等等，有关不清净现分我们昨天谈了很多。我们所有的感知比如朋友、敌人、劳斯莱斯、腿等等，全都是不清净的感知，因为这些都源自希望与恐惧，希望能见容于社会。


我有个用了很多次的好例子，现在再用一次。比如打领带，这块布其实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它没有口袋可以装硬币，用来保暖又不够大，吃东西时它扼住你的喉咙；但是你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条纹绳索却是你花很长时间去选购的一块布。去到店里时，你还得真正知道要如何选择一条领带！有哪件衣服或西装可以搭配这条领带？皮带或鞋子的颜色，一切都得配好。打领带也并不容易，它不像外套，只要穿上就好，领带你必须结好。此外，有时在大楼电梯里，我注意到电梯里都有镜子，有些商业高级主管，一走进电梯就像这样看着镜子......（笑声），他们都在调整领带。从你戴上领带的那一刻起，直到拿掉为止，这是个连续不断的偏执。有的领带还很贵，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领带是如此的昂贵，一条领带足以提供衣索比亚一千个小孩一个月的食物！


伟大的圣人维如巴在这里是怎么说的？他并非说你不应该打领带，完全不是这样。假如你说领带是无用的、是荒谬的，它不好所以你不应该戴它，维如巴可不是这样说的；因为假如他这样说的话，那就有点像是声闻乘之道了。逃避，抛弃领带，摆脱领带――他不是那样说。他说你应该戴着领带，但同时知道它是荒谬的。你戴着领带，好好戴着，并且不断地想，我戴的是最荒谬无用的一块布。这是不清净感知，这是我的不清净感知，但是我戴着它让我的老板、同事快乐，让有些人可能因为我的外表而受到启发。假如你能结合这点，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接受轮回的荒谬，并且把它融入修道中。


金刚乘密续道像是一个很大的资源回收器，收集各式各样的垃圾，然后把它变成某种有用的东西。那就是密续的全部目的。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5】


徐静波

你根本想不到，日本人是如何做企业的


日本这个国家，现在的制造业已经到了哪一个水平？我想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我今天集中讲三个内容：


第一，日本的制造业如何转型


第二，日本的制造业如何创新


第三，日本的中小企业如何发展


我想起1992年到日本留学的时候，学校安排我们去参观了日本的麒麟啤酒厂。进去一看，就像今天这一会场大的生产车间，只有两名员工。日本的工业自动化和精益化管理，在26年之前，我已经看到了，日本比我们中国早走了至少20年。


谭建荣院士在刚才演讲的过程中也讲到一点，丰田汽车的精细化管理不是自己总结的，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总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道理很简单，日本人总是低着头做事情，从来没想到过要去总结经验去邀功。这就是“中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的一个差别。


中国的企业有了小发明、小创造以后一定要邀功。为什么呢？邀了功以后可以得到许多好处，政策的倾斜、资金的倾斜，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五一劳动奖章都可以获得。


但是，日本任何一家企业，你有了重大的发明、重大的成果、重大的创新，你就得闷声不响的，因为没有人会表彰你。没有一家政府机构会给你政策倾斜，你说了但是最终没有做到完美，那会成为行业的笑柄，有损企业的声誉。这样的环境就导致了日本的企业只是兢兢业业、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日本百年以上的企业有3.5万家。中国有多少家？据说只有5家。瓦房店轴承集团在中国发展了80年，作为制造企业，已经很了不起，据说当初还是日本人在中国建的第一家轴承厂。但是，在日本，像瓦房店轴承集团、像江南造船厂这样的资深制造企业有太多。


为什么3.5万家百年企业可以在日本存续下来？道理很简单，就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不盲目地扩大投资。做好本业是日本企业长久的秘密。


下面我来切入今天的主题。


日本企业如何实现产业转型


日本产业界的转型是从2011年开始的。为什么是从2011年开始呢？日本有一家电气公司叫NEC。大家可能不怎么了解它，日本人叫它“日本电气公司”。


80年代，中国的四通打印机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我们从铅字印刷开始进入了电子打字的时代。这项技术，就是NEC公司提供的。NEC是日本第一台电脑的生产厂商、第一颗人造卫星制造公司。


2011年，家家户户还在购买电脑的时候，NEC公司突然决定抛弃电脑事业，这震惊了日本社会，因为NEC公司是日本电脑的鼻祖。


结果，谁买下了NEC公司的电脑事业呢？是中国的联想集团。


但是，过去了8年，我们发现现在电脑产业已经是夕阳产业。当时NEC要把电脑产业抛弃的时候，卖了一个好价钱。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到后来索尼公司、东芝公司、富士通公司要把电脑产业卖给人家的时候，就没有人接盘了。


NEC抛售电脑，这就是日本制造产业的先见性。NEC公司老早就认识到：传统的电脑最终是要被淘汰的！现在我们来看，联想买了NEC电脑产业后，业绩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NEC公司兴起了产业的转型革命。


那么，现在NEC公司在干什么呢？现在日本大部分的全自动驾驶汽车的系统就是NEC公司研发的。抛弃了电脑产业以后，NEC并没有扔掉自己的半导体技术，而是继续研发尖端的半导体技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产业的革命并不是政府引导的，而是企业的一种自我革命，是一种自我创新。


东芝和索尼抛弃电脑事业以后，索尼公司在今年创下的利润已经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索尼公司把电脑产业卖掉，电视机也做的很少，好像它的产业不太多，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利润？对了，它不做壳，改做内件了。比如，它的传感器已经占到全球份额的70%。


东芝公司把白色家电扔了，扔给谁呢？中国的美的公司。把电视机扔了，扔给谁呢？扔给我们青岛的海信。


前几年，中国媒体当中有一种很大的舆论，觉得我们中国把日本最牛的产业买下来了，日本制造业垮掉了。


大家想一想，现在你的家里还看电视吗？已经不看了。电视机的制造厂商为了把电视机多卖几台，先告诉你客厅里必须有一台，你自己的房间里必须有一台，你孩子的房间也必须有一台。一个家庭三台电视机，现在一台都不看，日本人早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把它扔掉了。


日本认为包括电视机在内的白色家电已经是一个产业包袱，或者说是产业垃圾，中韩等一些国家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必要再维持这一产业。把这个垃圾产业扔掉，他们是轻装上阵，再去开拓新的产业。这是日本电子产业的新的发展理念。


东芝、富士通、松下、夏普把手机都扔掉了。现在日本还有索尼公司在生产一部分手机，一年大概500万台。还有一个京瓷公司，他们自己还在生产一部分手机，因为他们有au移动通信公司，但是都是国内使用的。


大家想想他们把手机扔掉以后，技术怎么办呢？结果它们的零部件大多卖给中国，利润比自己做手机还好。


华为手机这几年发展的很快，你们要知道华为手机基本上是在日本研发的。任正非先生这个人很聪明，他不是把人家的生产线买下来，而是把人家的头脑买下来。


日本这么多公司，把手机扔掉以后，有这么多手机研发人才，他把他们高薪雇佣起来，在横滨设立了一家研究所，招募了400多名日本的手机工程师，帮华为研发智能手机。


同时，日本这些公司的手机零部件业提供给华为、OPPO和小米。华为手机研发的这么好是因为用日本人和日本技术。所以OPPO也学，也在日本设立了研究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把手机产业扔掉了，但手机零部件卖给中国后，获得的利润仍然很高。


富士通现在在构建物联网，同时构建一个宇宙的监测系统。因为日本现在进入到汽车全自动驾驶时代，它的信号不能出现斜折线，必须是直线。也就是每时每刻在日本的上空必须有两颗卫星，这样才能做到它的信号与汽车精准同步，不至于让全自动驾驶汽车出现1秒钟的滞后，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个系统是富士通公司在研发。


再看看佳能。佳能是卖照相机的，但是因为高清镜头的手机的普及，照相机产业日子越来越难过。


佳能也开始转型，你根本想不到，佳能现在在参与研发小型火箭。因为大型火箭的投入太大，佳能成立了一家公司，拿了50%的股权，聚合了一些日本主要的电子与军工企业，在研发小型火箭发射商业卫星。佳能还把东芝的医疗设备公司买下，开始投身医疗产业。


其实日本转型最成功的一家企业是富士胶卷。我们年轻的时候拍照片只有两种胶卷，一个是柯达，一个是富士胶卷。现在柯达死了，富士胶卷还活着。为什么呢？富士胶卷把它做胶片的膜技术提炼出来，用于生产化妆品。


同时，它在研发新药。也就是说，富士胶卷从一家面临淘汰的传统企业成功转型为高新技术企业，没有像柯达那样死掉。


日本企业的自主创新


中国现在在拼命发展电动汽车，日本已经意识到电动汽车的电池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容易老化，就像手机电池，过了一年，发现充电困难。第二个问题是电池处理过程会产生很大的污染。


丰田汽车公司从1992年开始研发氢能源技术，现在这个氢能源汽车已经销售了6000辆，年产3000辆。


这个汽车有什么特点？我去开了一次，这辆汽车充气3分钟，可以开650公里。它跟充汽油一样便捷，而且价格比汽油便宜。中国现在就开始研究日本氢能源的未来发展方向。


丰田汽车公司不仅仅是把氢能源装在汽车上，而是把它开发成移动电源。当地震发生以后，当海啸来的时候，或者当台风来袭时出现停电，这辆汽车的氢能源可以接上家里的电源，保证一户家庭一个星期的正常电力供应。然后，把氢能源反应装置搬到大楼里，可以供这个大楼所有的供电所需。


日本政府现在宣布要进入氢能源社会，家家户户只需要安装小小的氢能源反应装置，就不再需要电力公司提供电网供电，氢能源反应装置排放出来的是清水，对环境没有污染。


氢能源是未来最清洁的能源，也是取之不尽的能源，丰田汽车公司已经宣布完全开放这一技术，造福人类。


大家还要关注软银和丰田汽车公司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软银这几年悄悄地干了一件事，将全世界主要的AI技术公司，以出资或者收购的手段纳入自己的旗下。现在的软银集团是全世界拥有AI技术最多的一家公司。


软银控制了这些技术想干什么呢？他去找了丰田汽车公司的社长丰田章男。大家看到的下图的这辆汽车是今年在美国家电展上展出的丰田概念车。


这辆汽车是一个移动平台，取名叫“E-调色板”，你想把它打扮成什么角色都行。按照丰田社长的说法，买汽车的时候不是消费，是买了以后才消费。


这辆车是全自动驾驶汽车。


早上上班的时候，你通过网约系统把它约上，车自动开到你家门口，把你载上开到上班的地方。


过了上班高峰期以后，它把车开到物流公司的仓库里去做商品配送。然后，中午去办公区卖盒饭。


到了下午，再去送货。


到了傍晚，通过网约系统，再把你们一个个的接上送回家。


到了晚上，它装上啤酒、各种小吃，开到一个热闹的街头，成为一家移动商铺。


这不是一个梦想，它将于2021年全部公开上市。


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很严重，如何帮助这些老人？软银与丰田汽车公司的构想是，当农村的老太太生了病，怎么办？没有子女在身边，就委派一辆全自动驾驶的“调色板”去接她。


车上可以量体温和血压，通过远程问诊，基本数据报给医生以后，到了医院，该手术的就手术，该吃药的就吃药，把基本问题解决在移动过程中。


软银公司和丰田公司，第一不缺钱，第二不缺技术，第三不缺智慧，两家企业巨头开始打造世界上第一个AI社区。


日本的全自动驾驶汽车将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投入使用，出租车和选手村里的所有巴士都要进入全自动驾驶系统，日本要把东京奥运会开成一个“科技奥运”。


这就是日本的科技实力，而这一科技实力在于它的前瞻性，以及为了实现这一前瞻性所默默实施的周全的技术储备。


日本现在很重视尖端医学的研究。今年日本又获得了诺贝尔奖。18年，1年1个。我们中国才2个。


为什么日本的诺贝尔奖会出现井喷现象？因为日本比较重视基础研究，我们中国比较重视应用研究。


马云先生把应用研究做得很好，一个技术拿来以后，做成了一家大电商。马化腾先生也做的很好，一个微信——交友信息软件，可以打造成百货平台和金融平台。


但是，日本人觉得技术应用虽然重要，但基础研究更重要。所以，日本科研经费的55%用于基础研究。


正因为有扎实的基础研究，才会有诺贝尔奖。丰田的氢能源技术从1992年开始研究，到2014年才开始应用。


你说中国哪一家民营企业愿意花20多年的时间去研究一项技术？没有。日本做到了，他们有这个耐心，也愿意花这份钱。研发成功之后，还愿意向全世界公开这项技术，提供免费利用，做得还很有情怀。


日本现在致力于彻底克服癌症堡垒。今年获奖的本庶佑教授，他研究的成果很有意义。


癌细胞和人体的正常细胞之间相互碰撞以后不会产生融合，也就是健康细胞无法消灭癌细胞。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问题，本庶教授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终于发现癌细胞裹了一层蛋白质。于是他跟医药公司合作，发明一种药，可以把这个蛋白质打掉，使健康细胞可以对癌细胞发动进攻，最终把癌细胞消灭掉。


现在这款新药已经开始出售了。日本2万多病人使用了这款新药以后，总有效率达到30%。


本庶教授自然是不满足，他希望今后人们可以像治疗感冒一样，吃几片药打几针就可以治愈癌症。


所以，本庶佑教授将自己未来的专利所获，和诺贝尔奖的所有奖金拿出来，凑1000亿日元，相当于60亿人民币，以个人之力设立一个医学研究基金，最终要攻克癌细胞。我想到了两个字“伟大”。


刚才中国商飞公司副总经理郭博智先生介绍了我们大飞机研发制造的情况，我们为中国开始拥有大飞机感到自豪。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一架大飞机，500多万个零部件，最初在中国只能找到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找不到。所以我们C919客机需要海外200多家一级供应商。


波音787是美国的，但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的准国产飞机。为什么这么讲？我给大家说两个事实。


第一，这个飞机的机体不是用铝合金做的，而是用日本东丽公司研发的碳纤维，造这个机体的是三菱重工。你看波音787客机的翅膀像鲨鱼翅膀一样，是弧形的，铝合金是做不出弧形的，只有碳纤维能做出弧形。


碳纤维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室内温度比铝合金机体的室内温度低6度左右。同时，它的重量比铝合金的重量减少30%，意味着灌同样的油，它可以多飞30%的航程。


第二，它的机头是富士重工造的，它的电子系统是松下电器提供的。


这就是日本的航空工业的现状。大家一定是第一次知道这一事情，因为日本企业做事不吭声，不喜欢张扬。


日本如何扶植中小企业


上午在举行中国前50家制造企业圆桌会议的时候，我就讲到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如何做精益化、数字化、智能化问题。其实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也想了许多的点子，做的也很努力。


我昨天去参观天津的西门子弗莱德公司，他们的精益化做的很好，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把企业管好。


但是，要做到精细化，要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单靠企业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要解决好三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


政府的职责就是要给制造业创造一个很好的舒适的、通畅的行商环境。你鼓励企业去搞数字化、智能化，我买机器人的钱哪里来的？没钱。为什么没钱？我纳的税太高了。你能不能把税给我减一点？政府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日本的法人税已经从30%减到了23%，中小企业的法人税已经从25%减到了15%。我们中国有没有可努力的余地？我想绝对有的。因为我们的政府比日本政府富裕得多。


第二大问题是资本。


一家企业发展需要资本，资本来自什么地方？第一，来自于自身的积累。第二，来自于银行。第三，来自于社会，也就是各种基金资本。


中国制造业现在依赖的资本，最大的不是自有资本，也不是银行资本，而是社会资本。我们这里在座的有投资公司的总裁，你们眼睛盯着的是，投下去以后，什么时候能够把这家企业做上市，我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是多少？


中国创新企业有一个绰号，叫“轮企业”，A轮、B轮、C轮投资结束后，企业还没有实现盈利，但是号称股值已经达到了几百亿美元，于是包装上市，大家分钱。


投资基金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助推企业在初期飞速的发展。但是，它也是一根上吊的绳子。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所有的投资基金，跟企业都有对赌协议，5年或者8年，你做不到他的期望值，你就死掉了。你上市以后，过了若干年，它把资金一抽逃，你怎么办？就像火箭发射卫星，上去以后，还没进入轨道，推动力没了。


所以，许多所谓的创新企业一上市就黄，原因就在这里。大家是玩钱，而不是做实业。


日本怎么做？日本企业几乎都是丰厚的自有资金，为什么日本企业有这么多钱？因为他们善于积累，存钱过日子，不会乱花钱，即使上市，也只做本业，不会盲目扩大投资。


我举个例子，京瓷公司是稻盛和夫先生创办的，稻盛和夫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京瓷公司7年不赚钱，公司也不会垮。什么意思？说明他的公司有很多的现金积累，可以不赚钱也能维持7年，大家要知道，京瓷的员工数是5万人。


日本企业有一句经营行话，叫“安全驾驶”，企业一定要有大量的自有资金的积累，这样的话，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什么金融危机、泡沫经济崩溃，企业都可以支撑3年、4年、5年。


然后，我可以用充裕的时间和财力，慢慢的实行转型，慢慢的提升自己的产业。特朗普再打压，我也不会太害怕。


日本银行协会调查了中小企业，问他们要不要银行贷款？70%的中小企业告诉银行一句话，我们不要你的贷款。


日本的商业贷款的利率是1.5%。这么低的利率大家还不要，说明日本企业真的有点钱，而且还没有太多的野心！


东京股市从安倍上台的2012年的8000点，已经上升到2万2000点。我们必须看到，日本企业这几年不是走下坡路，而是在走上坡路，而且始终是默默地往前走。


我很感激工信部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和制造业国际联盟邀请我担任论坛特别顾问，我建议承办这一论坛的爱波瑞集团的王红艳总裁，明年组织大家到日本去考察，考察日本的行商模式、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还有政府和企业之间如何互动、政策如何制定、如何开拓市场，不单单是精益化管理的问题。


我觉得日本企业这种沉稳、恒久的发展模式应该成为中国企业参考的范本。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4】


朱大可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中国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问题。前年开始很多学者都在提文化复兴的问题，出发点很好，但我没有那么乐观，我用的词是“复苏”。复苏而已，复兴之路太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获得文化复兴的基本条件，比如，大批文艺复兴式的天才、自由原创的环境、内在超越的精神信念、民间商人对艺术家的支撑，如此等等。但是局部的复苏却是有可能的。我今天想讨论的话题是，今天的中国文化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如何来完成文化复苏的使命？


我们要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独立的反思开始。


文化在文明构造中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尺度是产值，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GDP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的代名词。而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阅读方式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强调GDP的弊端，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例证就是文化沙漠———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杆，但是跟台湾相比，它就是一个文化沙漠。这些年来，新加坡自称是“儒家国家”，其实新加坡长期排斥华语，社会中上层人才都由英语学校提供，而从华语学校毕业的那些人，也就是“华校生”，他们只能是最底层的、地位卑微的蓝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突然发现，利用“儒家社会”这个概念，可以重新打造国家形象。于是开始宣传新加坡是儒家文化国家。但我们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一方面，英语占主导地位，但却是最肤浅表层的英语文化，基督教的核心精神根本没有扎根，另一方面，华语和华夏文化遭到打压，这种双重的肤浅化，导致新加坡的文学、电影、电视、戏剧都呈现为沙漠形态。新加坡华文作协主席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不如我们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学生。这和台湾真有天壤之别。


新加坡确实有过很强的经济实力，一度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它的后续发展已经面临问题，新加坡的实力正在衰退，这是因为它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近年来它在中国大陆到处招募文化人才，试图改变这种沙漠化状况，但为时可能已经太晚。任何人文种籽的生长，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衡量“软实力”还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民族创新创意能力。创造力实际上是民族实力的轴心，但是我们的创造力在严重衰退，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国家，绝大多数产品依靠复制、模仿和抄袭，因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最低。当然，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种模仿期。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创新。日本现在是全球科技创新力最强的国家，发明专利远远超过美国，垄断了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而且文化创意力也很亮眼。毫无疑问，什么时候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国，那么中国就成了真正伟大的国家。


去年微软企图通过黑屏来解决中国用户的盗版问题，很多人愤怒声讨，我也很不愉快，因为大家都用盗版软件惯了。但是回过来理性地想一想，这其实是在逼着我们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因为过于依赖模仿和剽窃，我们的创造力才会日益萎缩。感谢微软，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创新的历史契机。


中国文化的弊端


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如果不看到弊端，连那些垃圾都要一起继承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复苏，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这里我只想列举四个弊端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无法确立。我们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作儿童、而将儿童当作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随地大小便，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


第二个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它把所有人的关系限定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放弃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放弃了人和神的关系，放弃了内在的超越和终极关怀。儒家现实主义也不需要想象，“子不语怪力乱神”，拒绝言说神话和童话，以致中国上古的起源神话荡然无存。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民族就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与厚黑。


第三是流氓传统对核心价值的瓦解。流氓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个流氓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司法定义的流氓，我讲的流氓是中性的，是人在身份丧失之后的那种状态。如今机场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这些都是流氓主义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流氓意识形态，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维很重要，但它和科学理性不能对立起来，但是中国人是把它们对立起来了，由于这种排斥，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得不到发育，始终处于低幼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本土受教育的学者无法拿到诺贝尔科技奖的原因。而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也导致公共平台倾斜，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


汉文化传统的三次颠覆和复苏


我们讲的中国文化，通常是狭义地指称汉文化。汉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颠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这一次实际上比较有限，它的毁坏性被历史学家夸大了，当时其实也就坑了460多个儒生而已。而且所谓儒生主要是术士，炼长生不老丹药和春药的，跟儒家没什么关系。始皇帝自幼身体有残障，尤其渴望永生，但仙丹吃了没用，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全活埋了。秦始皇没有烧科技书，烧的主要是文艺和历史书，自然也包括当时盛行的创世纪神话。所以汉朝出现了《山海经》，大家都很震惊，其实它不过就是拼凑起来的环球地理与民族神话的碎片而已。汉是个伟大的时代，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阐释工作，先秦文明开始逐渐复苏。


第二次是元代的异族大围剿和明代的文化复苏。宋代之后，中国文化已经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器物文明，而且全球贸易也非常发达。但到了元代，尽管版图和贸易还在不断扩张，但是汉文化却严重凋敝，仅以文学为例，它只能以大众文学的样式，苟活在酒肆和戏栏里，就像我们今天的歌厅。明代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支持下，跟严厉的专制政府展开了艰苦的抗争，同时也学会了隐忍和退让，一直退隐到江南去建立家园，从而发展出诗意的江南园林，这对中国文化的复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江南园林是包罗万象的活生生的文化堡垒，从器物、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形态，全面复苏和推进了中国文化体系。


第三次是20世纪以来的文化大围剿和当下文化复苏运动。这场文化围剿以“文革”为高潮。“文革”中被毁弃的器物之多，秦始皇跟它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圆明园是被西方入侵者焚毁的，但“文革”究竟烧了多少个圆明园呢？我们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一座小小的圆明园，都在那时被付之一炬了。还有，人的爱、尊严、自由、教养、艺术、语言方式，所有这些东西都荡然无存，这是精神的圆明园啊。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严酷的斗争关系。我记得，那时我们和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整天躲在家里，拉着窗帘，因为每天都可能被抄家和揪斗。那种如履薄冰的恐惧感，是你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就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刻，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座历史上庞大的绝无仅有的废墟，这才重新开始艰苦地修复。但这场修复运动，又伴随着新的毁损。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在恢复高考制度，重新印刷出版在“文革”中被焚毁的图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着旧建筑和传统道德，摧毁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


这种摧毁首先体现在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上。应试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试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而已。现在这个被颠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标，而教育目标则异化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成了当下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而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是公平与民主，因为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这些东西也都丧失了。再次是社会正义，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大家的反应越来越冷漠。到了装聋作哑的程度。最后是漠视公共道德，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这些普遍价值的危机，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源于儒释道的三大本土核心价值遭到毁弃。儒家精神强调人的教养和礼仪，“礼”是儒家和“仁”并列的概念，而我们却越是粗鄙、越是无礼越好。这种粗鄙美学上升为我们的国家美学。与自然的和谐是道家的基本价值观，而我们一直把破坏生态赞美成“人定胜天”，直到今天还有所谓的“科学院院士”在胡诌这种反科学理论。整个华夏民族都置身于破坏生态的严重后果中。以善为本，这是佛家的精神，结果却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美，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人们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摧毁了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


中国文化的若干危机


鉴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危机。首先是身体文化的过度膨胀。身体和灵魂的解放是应该对应的。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放纵过度和娱乐过度，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其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其中假唱是最典型的艺术造假，却能在中国横行20多年，也算是一种文化奇迹吧。第三是审美感知体系的退化。现在交响乐早没人听了，要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的这种扁平的二维声音，取代了浑厚的多层次的声音织体，由此导致艺术知觉的退化。这是艺术感知力全面下降的象征。


文学也是如此，对于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读者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进步，前两年我们看《英雄》、《十年埋伏》，都是受罪的感觉，到了看《无极》的时候，差不多就该陷入昏迷了。新拍的《梅兰芳》继续在胡编个人史，掩饰历史真相。但奇怪的是，这些大片居然还能制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问题，又怎么解释这种荒谬的现象？


第四是教育体系的扭曲。这点我不再多说了。第五是知识体系的混乱。很多记忆被蓄意制造了空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文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伤记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回避历史的沧桑，恰恰相反，应该借助反思来获得民族生长的动力，这种记忆和反思是自我进化的重要财富。但是现在它被抽空了，成为历史的盲点。总的来讲，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而这跟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有很大关系。


这种情况导致了第六个危机——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北岛的诗歌明确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到80年代，信仰危机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成了信念危机。到21世纪，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在信仰和信念都丧失了之后，出现了更低层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机。每天早上我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吗？


传统文化复苏的几个热点


正是在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苏和拯救运动，出现了儒学热、国学热和大师热。国学变成一种生意经，开一个星期的国学课程，学费昂贵，举办者可以赚入大笔银子，成了一个狂热的盈利模式。一方面大师林立，一方面文化退化，这情形是不是很荒谬呢？上海市政府封了余作家为大师，结果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最近又有位大师出了问题，那就是文老先生。在分封大师的时刻，标准出了严重偏差。人们忽略了其必须具备的重要禀性——强大的文化原创力、价值体系的建构力。他不应该只是一个学术阐释者。


但人们今天封的所谓“大师”，其实都是阐释者而已，季老先生甚至连“中国学”的阐释者都不是，他只是印度学的阐释者而已，媒体给他戴上“国学大师”桂冠，逻辑上根本讲不通。大师的泛滥造成了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师”这个词，正在走向反面，沦为骂人的字眼。有位朋友对此很敏感。人家戏称他是大师，他当场回敬说：你才是大师！你妈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大师”称谓的这种变异，只能是中国文化的耻辱。


近年来的民俗热，也是传统复苏的一个方面。前段时间我和一位民俗学家公开辩论过，他说要保卫春节，还说磕头是好民俗，应该提倡。我说磕头虽然是传统，但恰恰是一种历史糟粕，磕头就是奴性人格的象征。你尊重家长和父辈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真的爱他们，那就拿你的心灵和行动去表达吧，请不随便忽悠民众，拿他们的脑袋去撞击大地。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人捍卫其挺胸站立的尊严。


原生态热，也是文化复苏的一项成果。这几年在当局推动下，对原生态文化的发掘，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杨丽萍的《云南印象》，她是一个罕见的天才，整场歌舞令人震撼，水准超过了非洲黑人和新西兰毛利人的歌舞。但后来我在想一个问题，把这些质朴的农民弄到大都市演出，他们的灵魂在演第一场和第一百场的时候，会是同一种状态吗？我想一定会有剧烈的变化，一定会有某种东西从里面悄悄地消失掉。这就是我常说的“杨丽萍悖论”。原生态的文化遗产，你不去拯救它，它会死掉，你动手去拯救它，它同样也会死掉。似乎没有人能超越这种深刻的悖论。


拯救过程中出现的误区


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第一是生吞活剥，比如现下流行的汉服运动。穿上那些被简单复制的汉服，就像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戏子。这方面我们似乎应该向当年的上海裁缝学习。他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18个尺寸，从而打造出东方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而这才是有价值的传承方式。


其次是文化造伪。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像紫檀木和生漆，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像榫卯结构，结果势必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顶多就是一个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赏的影视布景而已。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行文化造伪的例证吗？


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种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如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去年好几个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搜索权力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篡义阐释往往也是灾难性的。我们今天阐释古代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随便举个例子，《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它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为了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于是就有人说，这句话表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为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着他们，这不是非常符合现代价值观吗？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底层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你怎么能把“小人”随意阐释为“儿童”呢？


对历史器物的胡乱开发，常常会制造出新的文化笑柄。奥运开幕式上“击缶而歌”，就是一个典型的礼制错误。这个缶从先秦以来就是专用的丧器，人死了之后，敲它一敲，表示人们的哀伤之情。庄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这种玩意儿。秦国也流行过击缶作乐，那是因为它虽然军事上很强大，音乐和文学却很低级，六国都瞧不起它。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正在申请文化遗产，也就是集体击缶，专门给死者唱挽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让几千个士兵在那里奋力击缶，请问导演先生，我们是不是得感谢你精心设计的政治暗示？


文化拯救的正确途径


究竟如何进行文化拯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我想至少下面几个方面是必须做的。首先是制度革新。文化的问题，不能由文化自身来解决，应当从文化体系的外面，也就是从制度的层面去解决，否则，文化就只能陷入自我缠绕的逻辑怪圈。而制度革新的第一主题，就应当是为文化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文化高潮不是管教的结果,也不是用金钱喂出来的，而是自由放养的结果。1927到1937年上海文化蜜月，就是因为没有文化部门去干预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创造，由此打造一个健康生长的创新型社会。


必须承认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信念，像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个人尊严、教养和博爱等等。价值的人类普适性，也就是承认人类共同的人性、人类经验和价值诉求，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逻辑前提。反对普世价值，就是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生存依据。一方面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一方面却要对普世价值说“不”，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现状难道不很奇怪吗？


学习西方和台湾的文化保卫经验，尤其是台湾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杰出样本。这个地区完整保存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完成了制度现代化的转型。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对我们展开文化复苏的最大鼓舞。


毫无疑问，我们还要依据普世的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并彻底改造现存教育体制,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重构正确的知识-记忆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已经80多年了，早就应当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精神指南。


我的结语是：我们正处于文化危机的焦虑中，我们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我们正在为文化的修复而呐喊，我们的工作沉重而艰难。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的独立的反思开始。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3】


叶廷芳

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


多年来我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的天资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民族，我们曾创造了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从明代中期起的这五六百年来，我们却衰落了！而恰恰从这时期起，世界上另一个文明古国所在地的欧洲却从中世纪的委顿中重新崛起，走到我们前头去了！什么原因？我想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至少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以传统的建筑文化为例，国人固有的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即制约着建筑业的发展。


首先，我们习惯于向前人看齐，而不习惯于超越前人。我们的木构建筑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的发展，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可谓“两千年一贯制”。而欧洲人的石构建筑，仅自古希腊罗马起，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哥特风格、巴罗克风格、浪漫主义风格、现代主义风格、“后现代主义”风格……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总以前人的水平为坐标，一味以前人的成就为荣耀，为自满。正如鲁迅当年所概括的：我们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


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例子，表现在到处热衷于搞仿古建筑，其中“重修圆明园”的呼声堪称其最高音，说是为了“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殊不知，圆明园作为废墟的历史见证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它作为文化遗存的价值。即使没有上述政治因素，而仅仅是一处文化遗存，圆明园废墟也早已成了宝贵的文物，文物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历史原初性，通过大兴土木“再现”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复制(且不说它有没有本事复制得出来)的假古董，却毁掉了文物本身。


其次，创造意识淡薄，鲜见图变求新。因为人的审美意识是不断变迁的，建筑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和审美的载体，它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


从19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新建筑学理论和新建筑材料的诞生，在世界范围内，建筑开始了一场崭新的革命。中国的木构建筑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也已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面临着蜕变的过程。


近代西方思潮作为强势文化迅猛地涌入我国，我们一边招架，一边接受，来不及细嚼，难免囫囵吞枣。这在开始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异域的人类文明成果，先要“拿来”，而后才能进行鉴别、挑选和借鉴。吸收别人的长处，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


整个20世纪我们在总体上就未能跳出西方建筑的大窠臼，既没有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建筑新胚胎，也没有在世界新思潮中取得令人瞩目的地位。结果，到世纪末一看，缺少自己的东西，没有进行必要的反思，马上又求助于老祖宗，把前人留下的那些遗产，即把“大屋顶”风格当做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建筑美学法则和艺术模式，到处用钢筋水泥搞复古。应该说，作为民族遗产，适可而止地、扎扎实实地搞点是无可厚非的，但铺天盖地地搞就有违历史的规律了。


比如北京，“夺回古都风貌”变成“大贴古建符号”。“夺回古都风貌”这个口号本身是没有错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去“夺”？北京古都乃古代帝王之都。古代帝王为了突出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无上至尊，竭力要求在建筑美学上加以表达，因而对全城做了非常讲究的规划和设计，整体性很强，艺术性很高，规模也很大。它的美学特点是：以规整、恢弘为基调，以南北中轴线上的皇家建筑为主体，以大片民居的低矮衬托它的崇高，以灰暗衬托它的辉煌。这是古都的基本风貌。要维护古都这一固有的风貌或美学特征，首先就要维护皇家建筑的主体地位，保证以它为标志的城市天际线和轮廓线不受干扰，这就必须要求其他新的建筑在体量、高度与色彩上一律采取“让”的姿态，在尺度上保持彼此之间的基本比例关系，以维护其轮廓的雕塑感，并尊重其色调上的反差性。然而，以钢筋水泥一律加“顶”的庞然大物四处与主体古建筑摆出“争”的架势：争高、争大、争辉，从而破坏了古都固有的天际线，涂改了原来的“底色”，填满了几乎所有的“虚空”，把古都的固有风貌搞得“一塌糊涂”(建筑大师贝聿铭语)，使世界上最宏伟、最美丽的古都之一的北京不能像罗马、开罗那样雄踞于亚、欧、非的大地上。


第三，理论总结和理论建设的滞后性。罗马人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有了维特鲁威的《十建筑书》。它不仅在希腊、罗马丰富的建筑实践基础上，对当时的建筑技术和艺术做了详尽的记载，而且做了理论提升，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较完备的建筑理论著作。之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又有了帕拉提奥的《建筑四书》(1554年)、阿尔伯蒂的《论建筑》(1485年，又称《建筑十篇》)、维尼奥垃的《五种柱式规范》(1562年)等。它们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对欧洲建筑理论做了认真而详尽的梳理和阐发，对以后的欧美建筑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相比之下，作为木构建筑水平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我们在这方面的建树就要逊色得多。汉代我们有了一部《考工记》。那是官方性质的，主要在技术方面做了一些规定，以利于工程考核和管理之用，属于政策、法规一类。之后过了上千年，到五代至北宋才有了一部《木经》，元代有过《经世大典》和《梓人遗制》，但都不完备。比较完整的是宋代李诫写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是我国建筑遗产的精华，尤其是前者。但它们都着重在建筑材料、施工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记述，理论升华和探索仍较缺乏。


古罗马早在公元3世纪就有了建筑工程技术学校，开始以集群和规模方式培养人才。然而，我国历代的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师徒相授或家族传授的途径。这种方式的狭隘性与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即便是恩师，最后还要留一手“绝招”，以防后生抢了自己的饭碗。在这种封闭条件下，视野狭小，心理封闭，很难获得奇想的灵感。即使获得这种灵感，也很难拿出推陈出新的勇气，因为师傅一般不让他越雷池半步，更不愿看到他超越自己。我国的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始终不能更新换代，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做渐进式的改进和提高，我想这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有很大关系。


这种传授方式还决定着传授内容的片面与有限：师傅教给徒弟的除了直接与建筑有关的纯技术知识外，一般没有相关的科学常识和必要的基础理论。这样学出来的徒弟只能算懂技术的匠人，而不可能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或建筑艺术家。


我国历史上的人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培养官僚的制度，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只有走仕途，才能有出息。学技术到头来还是个体力劳动者，是“工匠”，而不是建筑工程师或建筑艺术家。无怪乎，我国的老百姓，哪怕有大专文化水平，恐怕没有几个说得出两个以上的我国古代建筑师或工匠的名字。不难想象，这种教育制度决定了我国建筑学的命运。它使我国的建筑形式和风格长期停留在单一的局面，形成所谓“两千年一贯制”的“超稳定结构”(建筑学家陈志华语)。


中国建筑两千多年来只对一种形式和风格进行了追求，并使之达到极致。但就我们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毅力和所投入的智慧的总量而言，我们是不如西方人的。


从建筑物所投入的时间和力量来看，我们的大型建筑在古代一般只花几年、十几年，而人家一般需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其中有名的如圣·彼得大教堂前后花了121年，巴黎圣母院经历了139年，科隆大教堂甚至断断续续搞了六百余年!


最具可比性的是新建的北京西客站和刚刚竣工的柏林火车站，二者都号称“本洲之最”，但我们仅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而柏林火车站却整整用了11年!我想这一现象显然还包含着艺术意识乃至人文观念的差异问题。


从建筑师的地位与影响来看，我们的古代建筑师被载入史册的很少很少，而欧洲的老百姓，谁不知道米开朗琪罗、贝尔尼尼、辛克尔、赖特、格罗皮乌斯……我国自己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被单独列为词条的中国建筑师一共只有16名，其中古代的占8名。这8名中，只有1名有生卒年，两名只有生年，而不知他们的卒年。可这两人分别是我国重要建筑理论著作《营造法式》和《木经》的作者!更甚者另5名生卒年都不详!而这5人中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而且都亲自主持建造了明陵和故宫等一系列宏伟建筑。这与同一部辞书收录的中国其他文艺门类的人物词条相比，真是天渊之别!如中国古代文学家在这部辞书中被单独列为词条的约有一千零五十余位；中国古代美术家被单独收入的有三百多位。


统治者的意向从来都是强调功能而忽视艺术。尤其在古代，有的帝王还提倡过“卑宫菲食”、“茅茨不剪”。节俭当然不是坏事，但重“善”轻“美”对于建筑的发展却不是好事。当时的思想家也不例外，例如墨子认为建筑只要挡风避雨、隔离男女就行了。孔子教授的“六艺”中就不包括建筑。我国的帝王们为了权力和享受需要宏大的宫殿或豪华的园林，但对建筑本身，几乎没有人表现出过特别的兴趣。正如汉初奉命建造未央宫的萧何所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于是我们有了世界上最宏伟的宫殿，至为壮观的陵墓。而老百姓的房屋则是一片低矮和灰暗。这种巨大的反差，鲜明地衬托出伟大与渺小的对立。这种状况必然要在国民的心理上造成负面影响，即压抑感和窒息感。这种压抑感窒息感越严重，则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越不能发挥，那么这个国家怎么能强盛呢？


中国的墙之多为“世界之最”。国家有万里长城，城市有城墙，单位有围墙，家庭有四合院，现在甚至发展到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防盗门，首都的出租汽车还有防盗栏，如此等等。这种强大的“墙文化”反映了历代统治者“一劳永逸”的苟安思想，造成国民心理的单纯防守性和自我封闭性。我们世世代代被无数的墙团团围住，眼界越来越狭小，以致自以为处于世界的“中央之国”，盲目排外。封建主义统治者历来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行愚民政策，使其不易接受外来的“危险思想”，不去串联造反。而封闭的心理有利于养成对统治者的驯服习惯，有利于适应封建主义轻易而稳固的统治。


建筑是一门艺术，而艺术是需要想象的。有为的建筑师都应该把建筑设计视为艺术创作过程。美是流动的，任何一种美的形态其能量是随着时间而消耗的。因此在审美领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美学法则和规范，那种把艺术风格和形式定于一尊的做法和想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艺术的发展是无限的，艺术的方法也是无穷的，因此艺术创作(自然包括建筑设计)已经合乎逻辑地走向了多样性，并且形成互相并存的格局。这意味着艺术家(建筑师)已进入一个“各显神通”的时代，彼此尊重成为他们基本的处世哲学，另外，美是不可重复的，因为原创性的东西是无法复制的。凡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都以重复为耻，他追求独创，要求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新的“焰火”!想要一件成功作品诞生，就必须容忍上百件平庸作品出现。那种对于别人的创新尝试格格不入的人，至少说明他尚未进入艺术的现代语境。


建筑作为审美的客体，人人都有权利欣赏和评论。这种欣赏和评论跟学问的多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跟经验有直接的关系。自从后现代兴起以来，人文追求成为建筑的新的价值衡量尺度。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主张以人为考虑的中心，也就是“以人为本”。


现代建筑像其他艺术一样是不认国界的。例如，美国昔日世界最高的纽约世贸中心是日本人设计的，而现在在建的世贸中心新楼却让德国人中了标；德国国会大厦的改建和法兰克福标志性的金融大厦的设计交给了英国建筑师；法国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在686个竞标图纸中，选中了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合作)的；耸立在悉尼埠头的那座石破天惊的歌剧院是丹麦人的天才奉献……由此看来，一个国家想要在建筑上为本国或本民族争光，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建筑师出来一显身手，也不一定要以本民族的传统风格为基准。只要这座成功的建筑物耸立在你的土地上，就显示了你作为业主的慧眼和格调。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地球村”已进入“多声部”的时代。只是我们需要的是和谐的乐音。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2】


彼得.德鲁克

如何管理自己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如果你有雄心，又不乏智慧，那么不管你从何处起步，你都可以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登上事业的顶峰。


不过，有了机会，也就有了责任。今天的公司并不怎么管员工的职业发展；实际上，知识工作者必须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你应该在公司中开辟自己的天地，知道何时改变发展道路，并在可能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努力、干出实绩。要做好这些事情，你首先要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不仅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新知识和与别人共事的，并且还明白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自己又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大贡献。因为只有当所有工作都从自己的长处着眼，你才能真正做到卓尔不群。


历史上的伟人——拿破仑、达芬奇、莫扎特——都很善于自我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成为伟人的原因。不过，他们属于不可多得的奇才，不但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天资，而且天生就会管理自己，因而才取得了不同于常人的成就。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那些还算有点天赋的人，都不得不通过学习来掌握自我管理的技巧。我们必须学会自我发展，必须知道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才能做出最大的贡献，而且还必须在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投入——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自己应该何时换工作，以及该怎么换。


8-1：我的长处是什么？


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其实不然，更多的情况是，人们只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即便是在这一点上，人们也往往认识不清。然而，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了的事情了。


以前的人没有什么必要去了解自己的长处，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地位和职业：农民的儿子也会当农民，工匠的女儿会嫁给另一个工匠等。但是，现在人们有了选择。我们需要知己所长，才能知己所属。


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唯一途径就是回馈分析法（feedbackanalysis）。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采取重要行动时，你都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12个月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比较。我本人采用这种方法已有15到20年了，而每次使用都有意外的收获。比如，回馈分析法使我看到，我对专业技术人员，不管是工程师、会计师还是市场研究人员，都容易从直觉上去理解他们。这令我大感意外。它还使我看到，我其实与那些涉猎广泛的通才没有什么共鸣。


回馈分析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只要持之以恒地运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可能两三年），发现自己的长处——这是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在采用这种方法之后，你就能知道，自己正在做（或没有做）的哪些事情会让你的长处无法发挥出来。同时，你也将看到自己在哪些方面能力不是特别强。最后，你还将了解到自己在哪些方面完全不擅长，做不出成绩来。


根据回馈分析的启示，你需要在几方面采取行动。首先最重要的是，专注于你的长处，把自己放到那些能发挥长处的地方。


其次，加强你的长处。回馈分析会迅速地显示，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自己的技能或学习新技能。它还将显示你在知识上的差距——这些差距通常都可以弥补。数学家是天生的，但是人人都能学习三角学。


第三，发现任何由于恃才傲物而造成的偏见和无知，并且加以克服。有太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术业有专攻的人，往往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不屑一顾，或者认为聪明的头脑就可取代知识。比如，很多一流的工程师遇上与人相关的事就束手无策，他们还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觉得，对条理清晰的工程师头脑来说，人太混乱无序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人员常常以他们连基本的会计知识或数量分析都一无所知而自傲。不过，人们要是对这样的无知还沾沾自喜的话，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其实，要让自己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你就应该努力学习新技能、汲取新知识。


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纠正你的不良习惯。所谓不良习惯，是指那些会影响你的工作成效和工作表现的事情。这样的习惯能很快地在回馈中反映出来。例如，一位企划人员可能发现自己美妙的计划最终落空，原因是他没有把计划贯彻到底。同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一样，他也相信好的创意能够移动大山。但是，真正移山的是推土机，创意只不过是为推土机指引方向，让它知道该到何处掘土。这位企划人员必须意识到不是计划做好就大功告成，接下来还得找人执行计划，并向他们解释计划，在付诸行动前须做出及时的调整和修改，最后要决定何时中止计划。


与此同时，回馈还会反映出哪些问题是由缺乏礼貌造成的。礼貌是一个组织的润滑剂。两个移动物相互接触时发生摩擦是一个自然规律，不仅无生命的物体是这样，人类也是如此。礼貌，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说声“请”和“谢谢”，记住别人的名字，或问候对方家人这样的小事，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细节，使得两个人能够融洽相处，不管他们彼此之间是否有好感。许多聪明人，尤其是聪明的年轻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回馈分析表明某个人只要一遇到需要别人合作的事就屡屡失败，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人的举止不大得体——也就是缺乏礼貌。


把预期和实际结果进行比较，也会发现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一窍不通、毫无天分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甚至连平庸的水平都达不到。人们，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就不应该试图去完成这些领域的工作和任务。他们应该尽量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不能胜任的领域上，因为从无能到平庸要比从一流到卓越需要人们付出多得多的努力。然而，大多数人，尤其是教师，还有组织，都一门心思要把能力低下的人变成合格者。其实，他们还不如把精力、资源和时间花在将称职者培养成佼佼者上。


8-2：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实际上，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和表现。许多人不是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工作，这当然就容易造成无所作为。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可能比“我的长处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加重要。


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人的个性决定。不管个性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它肯定是早在一个人进入职场前就形成了。正如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是既定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基本固定，它可以略微有所调整，但是不可能完全改变——当然也不会轻易改变。而且就像人们从事自己最拿手的工作容易做出成绩一样，他们要是采取了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方式也容易取得成就。通常，几个常见的个性特征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方式。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首先，你要搞清楚的是，你是读者型（习惯阅读信息）还是听者型（习惯听取信息）的人。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读者型和听者型之说，而且很少有人既是读者型又是听者型。知道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更少。但是，有一些例子说明了这样的无知可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一直是新闻媒体的宠儿。他的记者招待会以其独特的风格出名——不管记者提出什么问题，艾森豪威尔将军都从容地对答如流。无论是介绍情况，还是解释政策，他都能够用两三句言简意赅的话就说清楚。十年后，艾森豪威尔当上了总统，当年曾对他十分崇拜的同一批记者，这时却公开瞧不起他。他们抱怨说，他从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喋喋不休地胡侃着其他事情。他们总是嘲笑他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不合乎语法，糟蹋标准英语。


艾森豪威尔显然不知道自己属于读者型，而不是听者型。当他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的助手设法确保媒体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至少在记者招待会开始前半小时以书面形式提交。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完全掌握了记者提出的问题。而当他就任总统时，他的两个前任都是听者型——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这两位总统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并且都喜欢举行畅所欲言的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可能认为他必须去做两位前任所做的事。可是，他甚至连记者们在问些什么都从来没听清楚过。而且，艾森豪威尔并不是个极端的例子。


几年后，林登·约翰逊把自己的总统职位给搞砸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人。他的前任约翰·肯尼迪是个读者型的人，他搜罗了一些出色的笔杆子当他的助手，要求他们每次进行当面讨论之前务必先给他写通报。约翰逊留下了这些人，他们则继续写通报。可是他显然根本看不懂他们写的东西。不过，约翰逊以前当参议员时曾经表现非凡，因为议员首先必须是听者型。更多关于如何了解自己的分享，推荐关注环球人力资源智库，微信搜索GHR即可关注。


没有几个听者型的人可以通过努力变成合格的读者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努力，反之亦然。因此，试图从听者型转为读者型的人会遭受林登·约翰逊的命运，而试图从读者型转为听者型的人会遭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命运。他们都不可能发挥才干或取得成就。


8-3：我如何学习？


要了解一个人的工作方式，需要弄清的第二点是，他是如何学习的。许多一流的笔杆子都不是好学生——温斯顿·邱吉尔就是一例。在他们的记忆中，上学往往是十足的折磨。然而，他们的同学有这种记忆的却很少。他们可能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乐趣，对他们来说上学的最大痛苦是无聊。有关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笔头好的人一般不靠听和读来学习，而靠写来学习，这已成了一种规律。学校不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学习，所以他们的成绩总是很糟糕。


所有的学校都遵循这样的办学思路：只有一种正确的学习方式，而且人人都得遵从。但是，对学习方式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学生来说，被迫按学校教的方式来学习就是地狱。实际上，学习大概有六七种不同的方式。


像邱吉尔这样的人靠写来学习。还有些人以详尽的笔记来学习。例如，贝多芬留下了许多随笔小抄，然而他说，实际上他作曲时从来不看这些随笔小抄。当被问及他为什么还要用笔记下来时，据说他回答道：“如果我不马上写下来的话，我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我把它们写到小本子上，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也用不着再看一眼。”有些人在实干中学习。另一些人通过听自己讲话学习。


我认识一位公司总经理，他把一个平庸的小家族企业发展成行业领军企业。他是一个通过讲话学习的人。他习惯于每周一次把全体高层管理人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随后对他们讲上两三个小时。他总是提出政策性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提出三种不同观点。但他很少请这帮同事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他只需要听众听他讲话。这就是他的学习方式。虽然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通过讲话学习绝不是一种少见的方法。成功的出庭律师也以同样的方式学习，许多诊断医师也是如此（我自己也是这样）。


在所有最重要的自我认识当中，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的。当我问人们：“你怎么学习？”大多数人都知道答案。但是，当我问：“你根据这个认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吗？”没有几个人回答“是”。然而，知行合一是取得成就的关键；如果知行不合一，人们就会无所作为。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我如何学习？这是你首先要问自己的问题。但是，光这些问题显然不够。要想做好自我管理，你还需要问这样的问题：我能与别人合作得好吗？还是喜欢单枪匹马？如果你确实有与别人进行合作的能力，你还得问问这个问题：我在怎样的关系下与他人共事？


有些人最适合当部属。二战时期美国的大英雄乔治·巴顿将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顿是美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然而，当有人提议他担任独立指挥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可能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伯乐，乔治·马歇尔将军说：“巴顿是美国陆军造就的最优秀的部下，但是，他会成为最差劲的司令官。”


一些人作为团队成员工作最出色。另一些人单独工作最出色。一些人当教练和导师特别有天赋，另一些人却没能力做导师。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取得成果——是作为决策者还是作为顾问？许多人做顾问时的表现会很出色，但是不能够承担决策的负担和压力。与此相反，也有许多人需要顾问来迫使他们思考，随后他们才能做出决定，接着迅速、自信和大胆地执行决定。


顺便说一下，一个组织的二号人物在提升到一号职位时常常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高职位需要一个决策者，而一个强势的决策者常常把其信赖的人放在二号位置，当他的顾问。顾问在二号位置上往往是很出色的，但是换到一号位置，他就不行了。他虽然知道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是不能接受真正做决定的责任。


其他有助于认识自我的重要问题包括：我是在压力下表现出色，还是适应一种按部就班、可预测的工作环境？我是在一个大公司还是在一个小公司中工作表现最佳？在各种环境下都工作出色的人寥寥无几。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些人在大公司中十分成功，换到小公司中则很不顺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下面这个结论值得我们反复强调：不要试图改变自我，因为这样你不大可能成功。但是，你应该努力改进你的工作方式。另外，不要从事你干不了或干不好的工作。


8-4：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要能够自我管理，你最后不得不问的问题是：我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有关伦理道德的问题。道德准则对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对一个人的道德进行测试，方法很简单。我把它称为“镜子测试”。


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显然，他命中注定会承担重任，即使不当本国的总理，至少也要当外交部长。然而，在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且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说：“我不想早晨刮脸时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


这就是镜子测试。我们所遵从的伦理道德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个组织或一种情形下合乎道德的行为，在另一个组织或另一种情形下也是合乎道德的。但是，道德只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来说。


如果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不为自己所接受或者与自己的价值观不相容，人们就会备感沮丧，工作效力低下。


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十分成功的人力资源主管的经历。这位主管所在的公司被一家大企业收购。收购之后，她得到了提升，从事的是她以前做得最出色的工作，包括为重要职位挑选人才。这位主管深信，在选人时，公司只有在排除内部的所有可能人选后才能从外部招聘人才。但是她的新公司认为应该首先从外部招聘，以吸收新鲜血液。对于这两种方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根据我的经验，适当的方式是两者兼顾。然而，这两种方式在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表面上是政策不同，实质是价值观的不同。这说明在该公司人们对以下三个问题有着不同看法：组织与员工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组织应该为员工以及员工的发展承担何种责任；一个人对企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经过几年挫折，这位主管最终辞职——尽管她的经济损失很大。她的价值观和这个组织的价值观就是无法融合。


同样，一家制药公司无论是通过不断的小幅改进，还是通过几次费用高昂、风险巨大的“突破”来取得出色业绩，都主要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两种战略的结果可能都差不多。实质上，这是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一种价值体系认为公司的贡献是帮助医生把他们已经在做的工作锦上添花，另一种价值体系的取向是进行更多的科学发现。


至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是着眼于短期结果，还是注重长远发展，这同样是价值观问题。财务分析师认为，企业可两者同时兼顾。成功的企业家知道得更清楚。诚然，每一家公司都必须取得短期成果。但是在短期成果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冲突中，每一家公司都将决定自己所选择的重点。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关于企业职能与管理层责任的价值观冲突。


价值观冲突并不限于商业组织。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个牧师教会，衡量工作成败的尺度是新教徒的人数。它的领导层认为，重要的是有多少新教徒入会。随后，上帝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或者至少会满足足够比例的新教徒的需求。另一个福音派牧师教会认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成长。这个教会慢慢地让那些形式上入会但精神上并没有融入教会生活的新教徒选择了离开。


这同样不是一个数量问题。乍一看，第二个教会好像发展较慢。但是，它留住新教徒的比例要远高于第一个。换言之，它的发展比较稳固。这也不是一个神学问题，至少首先并不是神学问题，而是有关价值观的问题。在一次公开辩论中，一位牧师这样说：“除非你先加入教会，否则你永远找不到天国之门。”


而另一位牧师反驳说：“不，除非你先有心寻找天国之门，否则你就不属于教会。”


组织和人一样，也有价值观。为了在组织中取得成效，个人的价值观必须与这个组织的价值观相容。两者的价值观不一定要相同，但是必须相近到足以共存。不然，这个人在组织中不仅会感到沮丧，而且做不出成绩。


一个人的工作方式和他的长处很少发生冲突，相反，两者能产生互补。但是，一个人的价值观有时会与他的长处发生冲突。一个人做得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好、相当成功的事情——可能与其价值体系不吻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所做的工作似乎并不值得贡献毕生的精力（甚至没必要贡献太多的精力）。


如果可以，请允许我插入一段个人的故事。多年前，我也曾不得不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做得很成功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在伦敦做投资银行业务，工作非常出色。这项工作显然能发挥我的长处。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担任资产管理人是在做贡献。我认识到，我所重视的是对人的研究。我认为，一生忙于赚钱、死了成为墓地中的最大富翁没有任何意义。当时我没有钱，也没有任何就业前景。尽管当时大萧条仍在持续，我还是辞去了工作。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换言之，价值观是并且应该是最终的试金石。


8-5:我属于何处？


少数人很早就知道他们属于何处。比如，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通常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成为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了。物理学家通常在十几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的工作生涯。但是，大多数人，尤其是很有天赋的人，至少要过了二十五六岁才知道他们将身属何处。然而，到这个时候，他们应该知道上面所谈的三个问题的答案：我的长处是什么？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我的价值观是什么？随后，他们就能够并且应该决定自己该向何处投入精力。


或者，他们应该能够决定自己不属于何处。已经知道自己在大公司里干不好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在一个大公司中任职。已经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决策者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做决策工作。巴顿将军（他自己大概永远不知道这一点）本来应该学会拒绝担任独立总指挥的。


同样重要的是，知道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也使得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一个机会、一个邀请或一项任务。“是的，我将做这件事。但是，我将按照我自己的特点，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进行这样的组织安排，这样来处理当中所牵涉的关系。这是我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应该会取得的成果，因为这就是我。”


成功的事业不是预先规划的，而是在人们知道了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后，准备把握机遇时水到渠成的。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可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成出类拔萃的工作者。


8-6:我该做出什么贡献？


综观人类的发展史，绝大多数人永远都不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该做出什么贡献？因为他们该做出什么贡献是由别人告知的，他们的任务或是由工作本身决定的（例如农民或工匠的任务），或是由主人决定的（例如佣人的任务）。以前的人大多都处于从属地位，别人吩咐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时涌现出的知识工作者（即所谓的“组织人”，organizationman）还指望公司的人事部为他们做职业规划。


随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再没有人想让别人来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了。年轻的男男女女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我想做什么？而他们所听到的答案就是“你们自行其是吧”。但是，这种回答同“组织人”听命公司的做法一样错误。那些相信自行其是就能做出贡献、实现抱负、取得成功的人，一般连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做不到。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走回头路，让别人来吩咐、安排自己要干什么。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他们还不得不提出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我的贡献应该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必须考虑三个不同的因素：当前形势的要求是什么？鉴于我的长处、我的工作方式以及我的价值观，我怎样才能对需要完成的任务做出最大贡献？最后，必须取得什么结果才能产生重要影响？


请看一位新任命的医院院长的经历。这是一所享有盛名的大医院，30年来一直就靠名气顺利经营着。新院长上任后决定了自己应做的贡献：两年内在医院的某个重要领域建立起卓越服务的标准。他决定以急诊室为重点，因为该院的急诊室地方比较大，受人注意，而又秩序混乱。他决定，到急诊室就诊的每一个患者必须在60秒钟之内由一名合格的护士接待。一年之内，该医院的急诊室变成了美国所有医院的样板，又过了两年，整个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正如这个事例所表明的，把眼光放得太远是不大可能的——甚至不是特别有效。一般来说，一项计划的时间跨度如果超过了18个月，就很难做到明确和具体。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在哪些方面能取得将在今后一年半内见效的结果？如何取得这样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对几个方面进行权衡。首先，这些结果应该是比较难实现的——用当前的一个时髦词说，就是要有“张力”（stretching）。但是，这些结果也应该是能力所及的。设定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或者只能在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实现的目标，根本不能叫雄心勃勃，简直就是愚蠢。其次，这些结果应该富有意义，要能够产生一定影响。最后，结果应该明显可见，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能够衡量。确定了要实现的结果之后，接着就可以制订行动方针：做什么，从何处着手，如何开始，目标是什么，在多长时间内完成。


8-7:我对人际关系负责


除了少数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和运动员，很少有人是靠自己单枪匹马而取得成果的。不管是组织成员还是个体职业者，大多数人都要与别人进行合作，并且是有效的合作。要实现自我管理，你需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起责任。这包括两部分内容。


首先是要接受别人是和你一样的个体这个事实。他们会执意展现自己作为人的个性。这就是说，他们也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做事方式和自己的价值观。因此，要想卓有成效，你就必须知道共事者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这个道理听起来让人很容易明白，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会去注意。一个习惯于写报告的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第一份工作时就培养起写报告的习惯，因为他的老板是一个读者型的人，而即使下一个老板是个听者型，此人也会继续写着那肯定没有任何结果的报告。这位老板因此肯定会认为这个员工愚蠢、无能、懒惰，肯定干不好工作。但是，如果这个员工事先研究过新老板的情况，并分析过这位老板的工作方式，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


老板既不是组织结构图上的一个头衔，也不是一个“职能”。他们是有个性的人，他们有权以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方式来工作。与他们共事的人有责任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并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去适应老板最有效的工作方式。事实上，这就是“管理”上司的秘诀。


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与你共事的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做事方法，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工作，而不是按你的方法来工作。重要的是，他们能否有所作为以及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至于工作方式，人各有别。提高效力的第一个秘诀是了解跟你合作和你要依赖的人，以利用他们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工作关系应当既以工作为基础，也以人为基础。


人际关系责任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沟通责任。在我或是其他人开始给一个组织做咨询时，我们听到的第一件事都与个性冲突有关。其中大部分冲突都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他们又是采取怎样的工作方式，专注于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以及期望得到怎样的结果。而这些人不了解情况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去问，结果也就不得而知。


这种不去问明情况的做法，与其说是反映了人类的愚蠢，倒不如说是历史使然。在以前，人们没必要把这些情况告诉任何人。比如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个区的每一个人从事的行业都一样。在乡村，土地刚一解冻，山谷里的每一个人就开始播种同一种农作物。即使有少数人做的事情和大家不一样，他们也是单独工作，因此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在做什么。


而现在，大多数人都与承担着不同任务和责任的人一道工作。市场营销副总裁可能是销售出身，知道有关销售的一切，但是，对于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比如定价、广告、包装等等，就一无所知了。所以，那些正在做这些工作的人必须确保营销副总裁懂得他们设法做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将如何去做以及期望取得什么结果。


如果营销副总裁不懂得这些高层次的、知识型的专业人士在做什么，错主要在后者身上，而不在自己。反过来说，营销副总裁的责任则是确保他的所有同事都知道自己是怎样看待营销这项工作的：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如何工作，以及他对他本人和他的每一个同事有什么期望。


即使一些人懂得负起人际关系责任的重要性，他们和同事的交流也往往不够。他们总是有所顾虑，怕别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冒昧、愚蠢、爱打听的人。他们错了。因为我们看到，每当有人找到他的同事说“这是我所擅长的工作。这是我的做事方式。这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我计划做出的贡献和应当取得的成果”，这个人总会得到如此回答：“这太有帮助了，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如果一个人继续问道：“那么，关于你的长处、你的工作方式、你的价值观以及你计划做出的贡献，我需要知道什么？”他也会得到类似的答复——据我的经验，无一例外。事实上，知识工作者应该向与他们共事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下属、上司、同事还是团队成员，都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且，每次提出此类问题，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谢谢你来问我。但是，你为什么不早点问我？”


组织已不再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彼此喜欢对方，而是意味着彼此了解。因此，人们绝对有必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责。这是一种义务。不管一个人是公司的一名成员，还是公司的顾问、供应商或经销商，他都需要对他的所有共事者负起这种责任。所谓共事者，是指在工作上他所依赖的同事以及依赖他的同事。


8-8:管理后半生


当多数人的工作是体力劳动时，你不必为自己的后半生担心。你只要继续从事你一直在做的工作就行了。如果你够幸运，能在工厂或铁路辛勤工作40年后撑下来，你就可以快乐地度过余生，什么也用不着干。然而，现在的多数工作都是知识工作，而知识工作者在干了40年后，仍能发挥余热，他们只是有些厌倦。


我们听到了许多有关经理人中年危机的谈论，“厌倦”这个词在其中频频出现。45岁时，多数经理人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做了20年完全相同的工作之后，他们已经得心应手。但是他们学不到新东西，也没有什么新贡献，从工作中得不到挑战，因而也谈不上满足感。然而，在他们面前，还有20到25年的职业道路要走。这就是为什么经理人在进行自我管理后，越来越多地开始发展第二职业的原因。


发展第二职业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完全投身于新工作。这常常只需要从一种组织转到另一种组织。例如，一家大公司某事业部的会计师成为一家中型医院的财务总监。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完全不同的职业。例如，公司经理在45岁时进入政府内阁；或者中层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20年后离职，到法学院进修，成为一个小镇的律师。


还有许多人在第一份职业中取得的成功有限，于是改行从事第二职业。这样的人有很多技能，他们也知道该如何工作。而且，他们需要一个社群——因为孩子已长大单飞，剩下一座空屋。他们也需要收入。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挑战。


为后半生做准备的第二种方式是，发展一个平行的职业。许多人的第一职业十分成功，他们还会继续从事原有工作，或全职或兼职，甚至只是当顾问。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会开创一项平行的工作，通常是在非营利机构，每周占用10个小时。例如，他们可能接手教会的管理，或者担任当地女童子军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们也可能管理受虐妇女庇护所，担任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儿童图书管理员，或在学校董事会任职等。


最后一种方法是社会创业。社会创业者通常是在第一职业中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对他们已经不再有挑战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虽然继续做着原来的工作，但在这份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同时开创了另一项事业，通常是非营利性活动。例如，我的朋友鲍勃·布福德创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电视公司，现在他仍然经营着。但与此同时，他还创建了一个与新教教会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也做得非常成功。现在他又创建了一个组织，专门指导社会创业者在经营原有业务的同时，如何管理自己另外创办的非营利机构。


管理好自己后半生的人可能总是少数。多数人可能“一干到底”，数着年头一年一年过去，直至退休。但是，正是这些少数人，这些把漫长的工作寿命看做是自己和社会之机会的男男女女，才会成为领袖和模范。


管理好后半生有一个先决条件：你必须早在你进入后半生之前就开始行动。当30年前人们首次认识到工作寿命正在迅速延长时，许多观察家（包括我自己）认为，退休人员会越来越多地成为非营利机构的志愿者。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个人如果不在40岁之前就开始做志愿者，那他60岁之后也不会去做志愿者。


同样，我认识的所有社会创业者，都是早在他们原有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前就开始从事他们的第二事业。请看一名成功律师的例子。这位律师是一家大公司的法律顾问，他同时在自己所在的州开办了模特培训学校。早在他35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志愿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40岁时被推选为一家学校的董事会成员。50岁时，他积累起了一笔财富，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建立并经营模特培训学校。然而此时，他依旧在那家他年轻时参与创建的公司里担任首席法律顾问，而且几乎是全职工作。


发展第二兴趣（而且是趁早发展）还有一个原因：任何人都不能指望在生活或工作中很长时间都不遭遇严重挫折。有一位很能干的工程师在45岁时错过了晋升的机会。另一位也很能干的普通学院的教授在42岁时认识到，即使她完全具备担任教授的资格，她永远也不会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里获得教授职位。还有一位则是在家庭生活里出现了悲剧：婚姻破裂或者痛失子女。在这样的时刻，第二兴趣——不仅仅是业余爱好——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这位工程师现在知道他在工作上并不十分成功。但是，在公司以外的活动中，例如负责教会资金的管理，他是成功的。一个人可能家庭破碎，但是他能在第二兴趣的活动中发现还有社区这个大“家庭”。


在一个崇尚成功的社会里，拥有各种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历史上来看，却没有“成功”一说。绝大多数人只期望坚守“适当的位置”。唯一的流动性是向下的流动性。然而，在知识社会里，我们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取得成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许多人来说，能避免失败就行。可是有成功的地方，就会有失败。因此，有一个能够让人们做出贡献、发挥影响力或成为“大人物”的领域，这不仅对个人十分重要，对个人的家庭也同样重要。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有机会成为领袖、受到尊重、取得成功的第二领域——可能是第二份职业，也可能是平行的职业或社会创业。


自我管理中面临的挑战看上去比较明显，甚至非常基本，其答案可能不言自明，甚至近乎幼稚。但是，自我管理需要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做出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实际上，自我管理需要每一个知识工作者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更进一步来看，这样的转变——从一切听从别人吩咐的体力劳动者到不得不自我管理的知识工作者——也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历史上每一个社会，甚至是个人主义倾向最强的社会，都认为两件事情理所当然（即使只是下意识的）：第一，组织比员工更长寿；第二，大多数人从不挪地方。


如今，情况恰恰相反。知识工作者的寿命超过了组织寿命，而且他们来去自如。于是，人们对自我管理的需要在人类事务中掀起了一场革命。


■罗卫国2014年11月19日阅读于潍坊怡家客房五洲店：本文为《哈佛商业评论》创刊以来重印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该文首次发表于1999年，节选自管理大师德鲁克先生著作《21世纪的管理挑战》。这不正是15年后的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吗？学会管理自己、管理人际关系，比做事本身更重要。文章略长，但值得精读，特别适合总办会集体学习！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1】


海德格尔

我为什么住在乡下（妙不可言）


南黑森林一个开阔的陡峭斜坡上，有一间滑雪小屋，海拔1150米。小屋仅6米宽，7米长。低矮的屋顶覆盖着三间房间：厨房兼起居室，卧室和书房。整个狭长的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林子里，那里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晴空里盘旋，舒缓，自在。


这便是我的“工作的世界”——由观察者（访客和夏日度假者）的眼光所见的情况。严格说来，我自己从不“观察”这里的风景。我只是在季节变换之际，日夜地体验它每一时刻的变化。群山无言地庄重，岩石原始地坚硬，杉树缓慢精心地生长，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而又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原肃穆的单一——所有的这些风物变幻，都穿透日常存在，在这里突现出来，不是在“审美的”沉浸或人为勉强的移情发生的时候，而仅仅在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


严冬的深夜里，风雪在小屋外肆虐，白雪覆盖了一切，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思考的呢？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这样的思想产生的成果只能是原始而犀利的。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风暴的场景一样。


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它属于类似农夫劳作的自然过程。当农家少年将沉重的雪撬拖上山坡，扶稳撬把，推上高高的山毛榉，沿危险的斜坡运回坡下的家里；当牧人一无所思，漫长缓行赶着他的牛群上山；当农夫在自己的棚屋里将数不清的盖屋顶用的木板整理就绪：这类情景和我的工作是一样的。思想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生活，二者亲密无间。


城市里的人认为屈尊纡贵和农民作一番长谈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夜间工作之余，我和农民们一起烤火，或坐在“主人的角落”的桌边时，通常很少说话。大家在寂静中抽着烟斗，偶尔有人说起伐木工作快结束了，昨夜有只貂钻进了鸡棚，有头母牛可能早晨会产下牛犊，某人的叔伯害着中风，或者天气很快就要“转”了。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扎根于南黑森林，扎根于这里的农民几百年来未曾变化的生活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大地的根基。


生活在城里的人一般只是从所谓的“逗留乡间”获得一点“刺激”，我的工作却是整个儿被这里的一切所支持和引导。后来，我在小屋里的工作一次次被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演讲邀请、会议和弗莱堡的教职所打断。然而，只要我一回到那里，甚至是在那小屋里“存在”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以前追问思索的整个世界就会以我离去时的原样重新向我涌来。我只是进入工作自身的节奏，从根本意义上讲，我自己并不能操纵它。城市人总担心，在山里和农民呆那么长时间，生活一无变化，人会不会觉得寂寞？其实，在这里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大都市中，人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难感到寂寞，但绝对想象不出这份孤独。孤独有某种特别的原始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


在公众社会里，人可以靠报纸记者的宣传，一夜间成为名人。这是造成一个人本来的意愿被曲解，并很快被彻底遗忘的最确定无疑的遭际了。


相反，农民的记忆有其朴素明确永志不忘的忠实性。前些时候，那里的一位农妇快要去世了，她平日很爱和我聊天，告诉我许多村子里的古老传说。她的质朴无文的谈吐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她还在使用村里许多年轻人不再熟悉很快就会漂没的不少古字和习语。去年，我独自在小屋里接连住过几个星期。那阵子，这位农妇经常不顾83岁高龄，爬上山坡来看我。照她自己说，她一次次来，不过是想看看我是否还在这里，或者，是否有人突然把我的小屋洗劫一空。整个弥留之夜，她都在跟家人谈话。就在生命最后一刻前一个半钟头，她还要人向那个“教授”致意。这样的记忆，胜过任何国际性报刊对据说是我的哲学思想的聪明的报道。


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错误的危险。都市人想到农民的世界和存在时，常常有意把他们那种其实非常顽固的炫耀生活暂时收敛一番，殊不知这与他们心底的实情——和农民的生活尽量疏远，听任他们的存在一如既往，不逾旧轨，对学究们言不由衷的关于“民风”、“土地的根基”的长篇大论嗤之以鼻——又自相矛盾了。农民不需要也不想要这种城市派头的好管闲事。他们所需所想的是对其存在与自主的静谧生活的维系。但是今天许多城里人在村子里，在农民的家里，行事往往就跟他们在城市的娱乐区“找乐子”一样。这种行为一夜之间破坏的东西比百年关于民俗民风的博学炫耀所能毁坏的还要多。


让我们抛开这些屈尊俯就的熟悉和假冒的对“乡人”的关心，学会严肃地对待那里的原始单纯的生存吧！惟其如此，那种原始单纯的生存才能重新向我们言说它自己。


附：大卫的新诗


一些事物倘若过于庞大就会有害

比如寂寞——

比如爱——


我爱你，樱桃颤抖

我爱你，鸽子生锈


必须给你新的孤独

以便你的绝望

和我的绝望同步


你有三千人的美

我有一个人的罪


我爱你腹部的十万亩玫瑰

也爱你舌尖上小剂量的毒


■罗卫国2015年1月23日读于家中：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同时在科学方面，海德格尔也有着很高的修养，可以和海森堡进行高层次的科学对话。这位人类思想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大师级人物，用这篇简短的精品小文部分回答了诞生其思想瑰宝的源泉来自何方。也许城乡的境地之差并非“钢筋混凝土”与“沃野、雪山或荒原”的不同，而在于那份“极致的孤独”；也许也正是这份“孤独”引领着不少都市人对于牧歌田园的深深向往。


亮点人 亮点事 邀请外脑罗院长 ©版权所有：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备案号：京ICP备16014639号-1 备案号：京ICP备1601463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