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86-090】
发布时间:2019-08-29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0】


廖建文

“商业生态圈“战略



商业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改变。组织、群体间缔结起复杂的竞合网络,形成全新竞争格局,悄然改变了商业活动的游戏规则。


在以分工为特征的工业时代,企业占据着社会生产价值链上一个(或多个)已清晰定义的环节,创造和传递价值的路径方向是既定的。因此,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在所处环节上积累专业知识与技能,在设计、生产、营销和交货等过程及辅助过程中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形成核心竞争力。


进入以连接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尤其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普及后,商业元素间的可连接性大大增加,打破了原本栅格分明的商业关系:行业边界趋于模糊,企业竞争与合作范围无限扩大,我们进入一个“无疆界”的竞合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疏于连接的企业即使核心竞争力再强大,也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要在新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企业须撬动自己所在商业生态圈的价值。可以说,发展生态圈战略,是当下时代向企业提出的新要求。


一、生态圈是什么


商业生态圈是一个宽泛概念,涉及层次多,包括产品、组织、行业和地域等层面。本文讨论的是组织层面商业生态圈,也就是企业与其他组织和个人间的协作、共生关系。


组织层面的商业生态圈是指由多个(三个或以上)具有利益相关关系的不同组织和个人,在彼此依赖、互惠的基础上,为了达成共同目标而采取集体行动的联合体。


任何一个企业都处在不同的生态圈中——毕竟没有一个企业是孤岛,但并非所有企业都善于释放生态圈最大的价值。越来越多的案例揭示出:采用恰当的生态圈战略对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让我们以发生在亚马逊和索尼之间的案例来阐明生态圈的内涵及其重要性。20世纪末,索尼作为电子消费品领域的佼佼者,积累了难以逾越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在电子书阅读器业务上却完败给了后来居上的亚马逊。究其原因,要归结于亚马逊高异质性、嵌入性和互惠性的生态圈。


1、异质性


生态学中有一种“生物多样性导致生态系统功能优化”的学说。同样,一个健康的商业生态圈也需要有异质性的参与者。索尼电子阅读器的生态圈伙伴主要包括合作生产商(飞利浦、E-ink等)和渠道商(Amazon、Target、Waterstone等),是沿着价值链方向的上下游合作者。而亚马逊则开创性地引入价值链以外的伙伴——网络服务商(Sprint)。通过在Kindle中内嵌网络功能,读者可以在阅读器自带的在线书店里选择、购买和阅读图书,极大地提升了体验,丰富了生态圈的功能。


此外,书籍出版商也是重要的异质伙伴。索尼尽管联合了一些传统书籍出版商推出索尼在线书店Connect,但书籍数量一直落后于亚马逊。丰富的内容吸引更多读者购买亚马逊的产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场阅读器之争的胜负。


书籍出版商和网络服务商都是在传统价值链之外的参与者,异质性程度较高。但是它们的加入极大地扩展了生态圈内价值创造的空间。异质性高的伙伴可以是:互补品生产商、投资商、贸易合作伙伴、标准制定机构、工会、政府和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等。


异质性不是盲目增加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而是有目的地完善和丰富生态系统的功能。早期的Windows-Intel联盟分别专注于操作系统和芯片,吸引了众多硬件、软件和渠道商等异质伙伴的参与;淘宝网在早期引入实时通信工具和支付功能,之后又在物流、广告联盟、运费保险和金融服务等异质性领域不断进行合作,使生态圈功能日趋完善。丰富的功能相互辉映,就形成一个“共生”的系统。


2、嵌入性


嵌入度可以理解为一种事物内生或根植于其他事物的现象,是事物间的联系和催生信任的结构。在商业生态圈中,较高的嵌入度意味着成员之间紧密的联动关系:高频率的互动、高水平的投入以及高度的忠诚。


作为以书籍业务起家的网络零售商,亚马逊与读者群体的连接是直接、高频的。因此,亚马逊在其网站主页和书籍商品页面上投放Kindle广告能够很容易地引起读者的共鸣。反观索尼,由于隔了一层零售商,与已有客户没有直接的交互,而是间接的弱连接。从这点来看,索尼与其客户的嵌入关系就要略逊一筹。


在出版商方面,书籍的数字化潜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电子书的经济和技术可行性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这无疑会使出版商踌躇不决。亚马逊的kindle通过完全封闭的技术保护应对潜在的盗版问题:用户不能打印电子书,不能在其他设备上阅读,也不能与他人共享。这降低了出版商的风险,也调动了他们投入的热情。


嵌入性不仅取决于核心企业与其他成员的双边关系,还取决于成员间多边关系的紧密度。索尼的生态圈虽然软硬兼备,但是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而kindle则将无线网络(Sprint服务商)和在线书店(出版商)“内嵌”于设备(亚马逊)中,使消费者的选书、购书、读书和评论一气呵成。可以说,这种“阅读器设备-无线网络功能-电子书内容”的铁三角结构牢牢锁定了消费者。


生态圈参与者的意义不在于“存在与否”,而是建立起彼此嵌入的关系。小米强调的“参与感”,阿里尝试的电商“社交化”,乐视追求的“闭环”都是在加强生态圈要素间的互赖性,以提高嵌入度。而这也就是生态圈“互生”的基础。


3、互惠性


互惠机制保证的是生态圈的平衡与稳定性。企业不仅仅参与创造价值的过程,也应该有合理的价值分配机制,在理想状况下达到多方共赢的结果。


索尼在线书店的定价由出版商决定,普遍为纸质书原价的75%,这个比例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并不大。亚马逊则创造了新的价值分配规则:一边补贴出版商,一边以9.99美元的低价向消费者提供电子书。这样,出版商获得了与出售印刷版图书同样的收入;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获得了图书内容;亚马逊虽然短期内牺牲了利润,但是从长期来看成为了电子书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不同于双边关系,生态圈“互惠”更多的是考虑个体与整体、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价值分配问题。亚马逊突破了出版商与读者之间的双边利益分配关系,进而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高度进行整体协调。这是组织个体与生态整体的互惠性体现。另外,通过放弃短期利益,亚马逊成为电子书阅读器的领袖之后,许多新商业模式的可能性得以打开。这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价值分配。


如果价值分配方式合理,往往可以把蛋糕做得更大,也就是价值的“再生”。


二、生态圈不是什么


商业生态圈不是多元化或整合。很多经营者误认为生态就是不断整合新的业务,然后与已有业务形成协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生态圈强调的是不同组织、个人之间的互动。整合反映的是吃独食的思维,与生态圈共生、互生的精神恰恰是对立的。如果所有的业务都被一个企业整合掉了,恐怕“生态”就应该改称为“帝国”了。


其次,生态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联盟(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主编)。战略联盟发生在组织之间,而商业生态圈还关注组织与个人(如用户)之间的关系,涉及的是更大范围的价值循环。战略联盟需要周密的计划和生命周期管理,企业很难同时管理大量的联盟伙伴。据统计,世界500强企业的联盟伙伴数平均为60个。但是,生态圈的范围可能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以腾讯开放平台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就已集聚了500万的创业者。联盟的切入点是双边或小范围的多边关系,不同联盟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割裂的。生态圈则将所有伙伴视为一个整体。这是不同的世界观。


最后,商业生态圈不等同于平台。平台是生态圈的一个特例:它通过连接两个(或更多)的特定群体,提供互动机制,满足所有群体的要求。但不采用平台模式的企业也可以有生态圈。Windows和Intel都不是平台型企业,但是围绕在它们周围的生态圈却一度垄断了整个PC市场。


三、生态圈与核心竞争力


生态圈时代的来临,是否意味着核心竞争力已经过时?答案是:核心竞争力和生态圈优化能力并不冲突,也不具有相互替代的关系。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内部具有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而生态圈优化能力则是企业协调外部伙伴关系的能力。核心竞争力强调自身的内部积累,生态圈构建能力则突出外部关系的协调,可见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核心竞争力是用来解释竞争优势最流行的概念。的确,在产业发展轨迹连续、渐进的情况下,企业凭借自身积累的学识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领先。但企业学识的积累是路径依赖的,这意味着核心竞争力是“刚性”的——在技术突变或者产业融合背景下,仅有核心竞争力就不够了。


在今天这个以“连接”为特征的信息时代,迅速适应新环境的方法就是优化生态圈:高质量的生态圈为企业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外部资源库,使企业能够在专注自身核心业务的同时调动和利用外部资源,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不过,这不意味着企业可以放弃核心竞争力。如果缺乏核心竞争力,企业如何能够吸引优秀的合作伙伴加入生态圈呢?


尽管最初不具有电子阅读器相关的技术优势,但亚马逊不断完善Kindle的性能,逐渐培养起核心竞争力。也正是因为这样,Kindle才能够在之后的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不至于被后起之秀赶超。


在今天异常动荡、复杂的环境下,企业要获得成功必须兼备核心竞争力和优化商业生态圈的能力。而这正是时代给企业领导者提出的新挑战。


四、如何构建商业生态圈


商业生态圈时代重新定义了竞争的游戏规则。在新的规则下构建和优化生态圈,企业领导者们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展开VS收敛:如何勾勒立体的生态圈?如果跳出价值链的框框,引入跨界的生态伙伴,往往能使价值成倍增长。但是,生态圈的立体化会增加与其他生态圈重叠的概率。比如,国内的互联网巨头BAT曾经分耕于搜索、电商和社交业务,但是近年来它们之间的重叠业务越来越多。此外,在组织层面生态立体化的同时,还要避免行业层面生态的恶化。这要求领导者“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对自身所处生态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


控制VS放手:如何定义自身业务的边界?优化生态圈既不是完全控制,也不是完全放手,而是在两者之间作出权衡:哪些事情要自己做,哪些事情让生态圈的伙伴来做?定义业务边界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是:控制与放手将如何影响参与者的嵌入性。如果能够调动起生态伙伴的积极性,形成利益共同体,往往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分享VS获取:如何“聪明”地给予?获取价值不等于榨取价值。从长期来看,一味地索取只会有损于生态圈的整体健康,最终反噬自身。同时,一味地给予也是无法长久的。企业的领导者要学会“聪明地给予”,在个体与整体、当前与未来之间找到互惠、平衡与价值再生的路径。


商业生态圈正在逐渐走向商业舞台的中央。在今天的环境下,拥有核心竞争力已经不能保证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主动构建、优化与生态伙伴的关系,营造共生、互生、再生的商业生态圈,将会成为未来商业游戏的主旋律。


■20151128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主编于青岛中信证券培训中心:刚洗完温泉——所谓的“商业生态圈”,不是多元化或整合,不是联盟,不是平台。它反对“吃独食”思维,强调共生、互生、再生精神。亚马逊、百度、阿里、腾讯、小米、乐视……都在大张旗鼓地筹建着各自的商业生态圈。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9】


石述思

要有超越利润之上的追求



在这个急功近利的商业社会,渴望成功的人很多,真正成功的人却那么少。按照美国人计算的概率,成为百万富翁的比例仅占总人口的1%,所以很多有志青年很着急,于是怀着速成的渴望,如同金庸小说中那些为得到《九阴真经》展开血拼的江湖豪杰一样,集体走进了一个叫成功学的大课堂,结果成就了这个时代一种新的成功人士——成功学讲师。


海外名师的高徒、满身名牌行头、温文尔雅的举止、充满盅惑性的表演、富有激情的演讲、靠万千痴迷者的银子积累的巨富身家,毫无疑问,陈安之先生无疑是当前内地成功学界的江湖盟主。兄弟近日有幸与他进行过面对面的PK。从辩论现场来看,我和著名企业家史晓燕、知名学者王文元先生组成的反方阵营并不占上风。其中一个原因是对面三个成功学讲师带来了不少自己的助手和学生。但也说明这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商界的群众基础还是相当雄厚的。


在辩论现场,刚刚在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商业聚会做完演讲的陈安之先生,继续抖擞精神,调动其多年积累形成的演讲和表演才能,去激发全场受众对成功的渴望。陈安之不断暗示:老师就是教你怎样赚钱的,你想要赚钱就赶快来学成功学。更雷人的是,他还为了让一些善男信女相信进行了一次手劈木板的演习,使我想起不少在80年代风靡一时的大气功师——而且使我受到一定惊吓。我甚至开玩笑说:再反对陈先生,下一个被劈的会不会是鄙人?


成功是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令人惊讶的是,在现场,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的、科学的、符合学术规范的成功学定义。也没有人能举出一个靠学成功学获得成功的例证,倒是靠讲成功学而挣得盆满钵满的成功学讲师现场齐刷刷坐了三位。


我倒试着为成功学找了一个更直白的定义——牛逼学。还替它设计了一个口号:不牛逼,毋宁死。


众所周知,成功也好,牛逼也好,都是一个价值判断,都是一个结果。首先地球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关于成功的理解和实践。比如农民种出无农药残留的粮食蔬菜、工人制造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推销员负责任地卖良心货、大夫对每个病人的命都当成命认真对待且妙手回春、老师能做到德才兼备、真诚付出等都是社会认可的成功。


假如您觉得当普通人很丢脸,非要在商业社会领袖群伦、名利双收,那您简直需要集合整个商业社会所有内因外因一起发挥作用,对个体的要求是人品优秀、目标明确、天赋卓绝、不畏艰险、持续努力,更重要的是还得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你是上帝选中的幸运儿吗?


所以,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商界准精英们投身其中,在一种人为营造的集体无意识中不能自拔。这使我想起古时皇帝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而服用的丹药——红丸,刚吃下时可能红光满面、状态好得能每晚连幸数妃,但结局都一样——暴毙。


不就是想唤醒一点面对竞争压力的信心吗?多看几遍中移动的广告“我能”,想想姚明著名的广告语:“努力不一定成功,放弃一定失败”就行了,而且是免费的,广告商就恨你不看呢——何必花那么多钱去学习一个您本来都明白的常识呢?


当然,集合了心理学、催眠术、厚黑学、营销学、管理学等种种学科的实用方法,以满足人们短时欲望为终极目标的成功学也并非一无是处。


比如改成销售实战学也许就不会这么备受诟病——但对受众的吸引力会大打折扣。而且,成功学永远追求第一的观念应用到对奥运会选手的指导、对有雄心的大公司老板是有帮助的,但可惜这些人又基本上可以现身说法去讲成功学了。但他们往往都很低调,结果成了成功学讲师的道具。


但我觉得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是一门磨难学。因为相比于成功,失败才是人生的常态,而且真正的成功从来都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那就是守住良心的底线,和理想一起携手漂泊吧。不要抱怨孤独、不要畏惧打击、不要奢求理解。


如果顺应时代潮流,选择了商业,那最好重温《基业常青》中的忠告:有超越利润之上的追求。


如果在拼搏中厌倦,想想这样一句诗:“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8】


李慎之

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我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我在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纪念哥伦布远航美州五百周年的两次会议上提出全球化时代业已开始的时候,全球化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不过几年,这个词儿已经是中国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流行名词了。我当初为了说明全球化的现象借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理论,他们不但指出了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全球化的经济方面,而且指出了全球化必然要达到的政治方面,以至文化方面,向全世界明确提出了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的远景,提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是,现在中国人嘴上和笔下的全球化却大抵只是谈的经济的全球化,不少人还夸张地谈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虽然现在除了欧洲已经跨进一体化的门槛而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起码是要到二十一世纪中期才可见端倪的事情。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我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的提法在国际上开始流行以来(据考证,"全球化"这个词是一九八五年由莱维特TheodoreLevitt在其《市场全球化》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见一九九七年第四期《拉丁美洲研究》江时学文章《全球化与拉丁美洲经济》),各种各样国际性的哲学的、宗教的会议,就差不多年年都要讨论"全球伦理"这样的问题,甚至有人殚思竭虑想要整合全世界的道德和哲学,这当然是各种宗教、各种学派自从建立以来就有的愿望,但是我所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什么天人合一,梵我一如,信、望、爱,理一分殊,外在超越,内在超越……甚至可能全人类都认为值得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真、善、美。我相信各国人民最重要的创造是各个国家的国家制度,正是各色各样的国家制度,决定了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和艺术……以至国民性,也就是各民族的价值取向。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但经济、科学、技术已经趋向全球化,而且各国的国家制度,从而各国的价值也将趋于全球化,这就是全球价值。不过,这个名词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和在野党领袖金大中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在韩文中用的大概是韩文大量使用的中文"世界价值",一翻译成英文就成了"全球价值"(globalvalue)了。


——1: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


二十一世纪,也就是历史的第三个千年,是以一条不大不小然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新闻开始的。


二○○一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新加坡的开国元勋、近十几年一直以积极鼓吹所谓"亚洲价值"而闻名于世的李光耀在谈到全球化对亚洲的影响时指出:"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了,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这种价值必须予以改进。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就是必须放弃的内容之一。"在谈到亚洲金融危机时,李光耀甚至说,新加坡在应付这场危机时表现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我们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美国《新闻周刊》一月二十八日专稿)


李光耀多年来一再声称,他所不遗余力宣传的亚洲价值就是儒家价值,而落实到现代政治上就是有强烈的宗法制--家长制色彩的尊尊亲亲的专制主义。他在达沃斯就餐时曾与计算机业巨子戴尔邻席,当时他问戴尔后者是否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三十岁以前侪身《财富》五百强的首席执行人,戴尔回答说"是,但是我今年三十五岁,已经老多了。"李说:"在信息时代,年龄和一个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李光耀的反思甚至及于作为儒家价值核心的孝道。他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采访时说:"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知识最多,孙子也许懂得更多。"


李光耀宣扬的亚洲价值并不是当今世界上与西方价值对立的唯一的价值系统。光就政治而论,这个世界上还有各色各样的价值系统,我们未必能数得过来,比如二十年前由霍梅尼,而现在由奥萨马·本·拉登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极其有名的一种,而且是很强有力的一种。不过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没有多少特别出色的表现,不像李光耀所说的奉行他所揭橥的亚洲价值的国家,首先有日本在二十世纪经济建设方面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早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到二十世纪下半期又有所谓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表现突出,最后到二十世纪末,作为儒学的发源地与大本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异军突起,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有家有以连续二十年居世界之首的GNP增长率引得世人刮目相看。这些成就都使得李光耀宣扬的亚洲价值有了底气,而且骎骎然有与西方价值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之势。


李光耀本人以一个受过英国高等教育而并不怎么懂得孔孟程朱之学的侨生华人,用一双带着天鹅绒手套的铁腕,使新加坡在不过三十年的时间内(新加坡一九六五年建国)由一个极其落后而在世界上不足挂齿的小岛变成一个世界上最为整洁,最有纪律,秩序最好,效率最高因而赫赫有名的国家,确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功劳。这为他赢得了国际上的声望,他的讲话在世界上也总是有人听。因此,李光耀这次突然转变态度是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的。它表明了亚洲价值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已经结束。他承认"英国殖民地的价值"(其实世界上很多人早已看出了这一点),并且声明"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承认以西方价值为主体的全球价值。


李光耀的觉悟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我希望它有某种普遍意义,因为他过去的错误代表了当今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犯的错误--把物质文明的发展,把GNP的增长率当成了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应该说持有同样错误观点的人在中国人中间占了绝大多数。(不过世界上却也很少有人把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富国当做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不知道只有人的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平等才是现代化的目标,而这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民主才是全人类的共同归趋与共同要求。


——2:"九·一一"事件的世界意义


二十一世纪第一年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当然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劫持三架民航客机冲向美国纽约的两座世贸中心双子楼和华盛顿郊区的五角大楼的事件。美国总统布什立刻宣布这是一场战争,并且认定由奥萨马·本·拉登领导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基地"组织是这一恐怖行动的罪魁祸首,随之就在窝藏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阿富汗发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单独依靠空军进行的战争,不过一个月光景,多年来掌握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已被消灭。国际性的"基地"组织亦已基本就歼,不过还没有丧失继续活动甚至卷土重来的力量,元凶本·拉登则至今尚未缉拿归案。美国方面一再宣布,这场战争是长期的,现在还不能预言何时结束。美国为消除对它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发源地还宣布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三个国家为"邪恶的轴心",军方正在积极准备有朝一日就可能对之发动攻击。


有人把这场恐怖主义的突袭比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但是大多数世界舆论并不附和,因为虽然一时间死伤人数达几千人,但是对比起世界,以至美国的人口来,涉及的毕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世界大局还是和平安定的。只是立国两百多年来一直东边靠大西洋,西边靠太平洋的保护而本土从未遭受过外来袭击的美国则确然已经失去了这种天然屏障,而它的居民因为随时需要高度戒备而处于惴惴不安的恐惧之中。美国人历来引以自豪的自由度不得不因为要保证安全而受到许多的限制,这倒确实类似于某种战争状态。


虽然反恐怖战争的规模与性质还要看将来的发展而定,但是这场战争必然会大大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却是可以肯定的。首先,九·一一事件的攻击方--奥萨马·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并不是通常发动国际战争的一个或者几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群信仰相同而国籍不同的个人,这就带有一点全球化的味道了。其次,这次突袭的野蛮性和残酷性极大地刺激了文明人类的感情,或者说价值观,因此美国轻易地就组织起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反恐怖大联盟。不但是联结西欧北美的北大西洋公约首次动用了"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即视为对其他成员国的攻击"的条款,北约国家政府下半旗,人民戴黑纱以表示对美国受难者同情的行动也是历史上空前的。由与美国对抗了半个多世纪的苏联脱胎而出的俄国也坚决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俄国总统普京是第一个向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人。几个月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俄国人几乎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地转向西方,向美军开放了历来被视为俄国的后院与禁脔的中亚以至高加索地区,完全改变了古老的地缘政治学认为自己已被包围、受威胁的观点,而代之以所谓"地缘经济学"的观点,以为这将促进这片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而有利于俄国及其前"属国"的经济发展。改变如此之大,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还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七成上下,这是值得世界上任何政治家羡慕的。有俄国评论家说,普京的事业是三百年前彼得大帝全盘西化的战略经过严重挫折与倒退以后的恢复与延续。追溯俄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只有融入全球文明的主流才是俄国最大的民族利益,这也应该是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必由之路。


我生七十九年,虽然阅历不广、学问不深,但是也总算亲眼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起讫,多少也能看出一些世界历史的轨迹来了。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号称是民主国家同盟对法西斯阵营的战争与胜利,然而那个时候的世界上到底有几个民主国家呢!实打实地算下来,只有英国和美国两国再加上英国统治下的自治领土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几个。其他如德国、日本与意大利已成为法西斯国家,弗朗哥的西班牙和萨拉扎的葡萄牙情况也一样。所谓老牌的民主国家法国则已被德国征服而处于其傀儡贝当的统治下。当时在我们这些左派青年的心目中,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像我们那时候爱唱的《祖国进行曲》里所说的那样,"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但是不过十五年,苏联当政者的罪行披露,苏联原来是专制残暴绝不亚于希特勒德国,而远过于我们心目中专横独裁的蒋介石中国的国家。


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变化真的太大了。所谓世界头等强国的德日意都经过盟军的占领而成为世界民主力量的中坚,还带起了一批在当今国际上堪称模范国家的芬丹挪瑞冰,西、葡也已转变成为民主国家。二十世纪末年苏联东欧集团的自我爆炸不但扩大了民主国家的阵营,尤其证明了人类争取自由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推原起始,也不必远溯古老的历史,我亲身经历的一九四一年八月罗斯福邱吉尔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正是由英国和美国两个近代宪政思想发源国家的政府首脑所宣扬的四大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宣言就是这一大转变的发端。它不但高高举起了一面旗帜,而且指出了一个方向,一个甲子以后的现实,便是其一次又一次的收获。


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在波兰集会并且发表《华沙宣言》,表示"承认被普遍接受的民主价值"。这在我们年青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其中十分触目地没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这几个国家的名字。


不必怀疑,这里面有些国家的"民主"是残缺不全的,未必就能符合世界公认的民主准则,但是它们至少表示了走向民主社会的意图。


由于历史的原因,俄国虽然已转向民主,但是还不是一个充分民主的国家,民主所必须要求的法治(ruleoflaw)还远未确立,目前的转变是它挣脱奴役十年以后的又一次突进,对世界的明天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它不但是世界上地域最广大的国家,还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且千万不可忘记它还有半个世纪称霸半个世界使全世界在它的威胁下战栗的历史,迄今手里还握有威力可与美国比拟的核武器。


九·一一以后,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表示相信"这股邪恶势力的阴影中应当能诞生永久的善良"(英国《经济学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一期文章《重新审视世界》)。我也抱有同样的希望。


——3:中国加入WTO


二十一世纪开局以来,对中国来说,意义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十二月十一日的多哈会议上被接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半年以来,WTO三个英文字母在中国简直成了最热门的语言,到处都可以看得见,听得到。


这是可以理解的,争取到这一步是经过十五年艰苦谈判的结果。据最后一位中国的谈判代表,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的说法,十五年其实只是谈了八个字,就是"市场经济"和"开放市场"。这两者本来是一切国家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然而中国的经济制度太落后,十五年前还以自己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自鸣得意,不敢也不屑向外国开放本国市场,就是国内市场也由于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税费壁垒,还加上到处都是"过手三分肥"的贪官污吏而不可能是统一的,也不可能是自由化的,因此谈判成了一场长达十五年的拉锯战。


参加WTO,中国从此就在经济上正式参加了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国的领导人和各级外贸外交官员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要充分实现对WTO的一切承诺,也就是说从今以后,中国的一切对外经济行为必须按WTO规定的一切规章制度办事。


中国现在的经济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有人说,虽然邓小平在十年前就指出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但是支配中国的仍然是计划经济,赔累严重的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命脉;有人说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然而不是正规的资本主义,而是十分腐败、乱肆掠夺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也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杂交生下的怪胎。我对此不敢下结论,只有改革远不彻底是我能肯定的。不过,由于中国的加入WTO,至少引起了一些好心人的希望,希望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规范中国十分无序的市场经济,再由经济的规范化导致政治的规范化。我也是抱有这种希望的一人。


以上所说的固然不是十分有把握的理想,但是也并非毫无根据的幻想。毕竟经济要求有透明度;也就连带要求政治的透明度;经济要求严格的立法与执法,也很难不要求政治减少黑箱操作。当然改还是不改的权力还是在统治者手里。


——4:民主成为全球价值


二十世纪下半期以来,世界上流行一种理论,说是只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社会上形成了中产阶级,就会出现民主。这是一种十分模糊笼统的说法,既没有精确的量化的概念,也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不过经验的事实倒似乎还有些根据,上面提到的韩国与新加坡就是例证。


在我看来,近代民主的出现与经济的发达并无必然的联系。对全人类而言,其最初的萌芽毋宁是偶然的,可能与不同民族传统中的文化因素有关。而民主一旦确立以后就发生了伟大的示范作用,从而也就有了所谓规律性。大家都知道,近代民主发端于一二一五年的英国大宪章,而基本完成于一七七六年当时几乎完全由英国移民组成的独立的美国在一七八三年制定颁行的宪法。一直到今天为止,英国仍然被认为是世界宪法之祖,虽然它并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因此被称为"柔性宪法");美国宪法仍然被认为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也称为"刚性宪法"),虽然它二百多年来也增添了若干修正案,但是可以说基本不变,而只是增加了进一步保护和扩大人权与改进政府运行机制的内容。


英国与美国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世界上的示范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看看近代史,至迟从美国独立的一七七六年算起,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内忧外患,战乱不已,唯有英美两个国家一直保持了安定,偶尔发生的几起比较严重的内部问题,也都能依靠自己的民主机制而得到解决。就国力的伸张而论,英国曾建立了世界上疆域最大的殖民帝国,在十八十九世纪几乎成为世界的主宰者。现在许多"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新派人物侈谈各式各样的新思想而忘了恰好是英国把现代化的思想和文化传播到世界最广大的地区,当然也伴随着血腥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总是在痛苦中前进的嘛。二次大战以后,英国按照《大西洋宪章》走上了收缩的道路,殖民地从印度到加拿大一一独立,然而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它国内的安定,到现在,它仍然是欧洲各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得最好的国家。


继英国而起的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人人都看得到的,不用我再加申说了。


对世界民主化起过启蒙作用与主导作用的个人(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很多的,但是最主要的还要推两个英国人,就是约翰·洛克(一四三二--一七○四)和亚当·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后者开启了近三百年的市场经济,世界文明至今受其赐,因为马克思都推他为古典经济学的鼻祖,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了。前者则因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恶谥至今仍然存在,在中国长期无人问闻,最近才有人加以研究。中国人只懂得赞扬马克思和列宁赞扬过的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一九七九)。其实被推为思想上的启蒙者,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的法国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一六八九--一七五五),伏尔泰(一六九四--一七七八)都认为自己的学说传承自洛克。由此还可上溯到十六世纪的英国人培根(一五六一--一六二八),以一身而开民主与科学两大价值系统,更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不祧之祖。德国主张自由社会的大思想家康德(一七二四--一八○四)也同样承认是受洛克的影响。法国大革命除了推广自由民主的影响而外,还由于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的思想而发生过灾难性的雅各宾暴政,一直影响到二十世纪的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以及当今世界上某些极左思潮的潜流,后世还有严重的荡涤批判的任务。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之引进民主,是由于一九一九年五四时期陈独秀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进中国来,这也证明了盎格鲁撒克逊智慧的示范作用,因为在此以前,真正把西学真谛介绍到中国来的正是严复认真译介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原富》)和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严译《群己权界论》,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虽然也唱过民主的高调,而且参加政治运动为民主而斗争,实际上并没有把民主作为一种最高价值。我们这些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因为受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相信在民主的价值之上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那才是我们值得为之斗争并为之献身的全球价值。这种思潮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影响广大,一度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


民主之逐步成为全球价值应该追溯到上面所说的罗斯福和邱吉尔联名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它由阐明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作战宗旨而发展成为战争胜利以后成立的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与以后一系列的文件,给全世界确立了民主的全球价值。尤其不能忘却的是纽伦堡和东京的战犯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次,表明了人权高于主权。


——5: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照现在中国报刊媒体上的说法,全球化是自然形成的,不可抗拒的进程,但是,任何不可抗拒的进程也还是总有人抗拒,历来如此,全球化也不例外。


自从一九九九年底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开会,遭到世界各地来的各派组织的强烈抗议几乎开不成会以来,世界贸易组织或世界经济八强的几乎每一次会议都会碰上对全球化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


分属于各个民族的各个群体的利益毕竟是不同的。这恰恰是民主制度所以要存在的理由,正是要依靠民主制度来调和、调整各种不同的利益。最后的希望当然是消解、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紧跟着协调的完成,新的差异、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大概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跟我年轻时相信"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完全一致"的理想相反,抗拒全球化的人群当中竟然有一些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是:货物的自由流通使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受到了穷国商品的排挤,因为穷国工人的工资低,因此成品便宜,也因此挤掉了他们生产的商品,也就挤掉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当然要反对,要抗议。当然,穷国的人民也另有理由反对全球化。生活确实要比理论丰富得多,人类的认识过程因此也永远没有终结的时候。


纯粹出于全球利益而反对全球化的例子是各国的绿党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反对全球化是因为全球化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其中也包括水和空气),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环保本身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全球价值之一,人类如果要避免毁灭,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人文价值而言,全球化首先遭到的抵抗是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


人类最古老的分歧,应该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在几十万年以前就开始形成的体质差异,这就是种族主义的根源,起源于庄子所说"物莫不自贵而相贱"的天性。解决种族主义可能是最后,最艰巨的任务。


我认识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十年前就说中国不能参加WTO,因为WTO的竞技规则(ruleofgames,现在通用的是"游戏规则",不过我还是赞成老的译法)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我们进去,就要服从他们的规则,就要受他们的操纵、欺负和剥削;我们要参加,除非规则由我们来定。这确实是可敬的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可惜就是办不到,除非我们下定决心不要发展经济,不参加全球化的竞争。


应该明确,全球化确实是有强制力的,就像五百年前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出现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一样。许多落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首先就要受先进的西方国家的侵略和统治,同时又必须向后者学习。现在侵略和殖民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学习的过程还远没有完,只有把充分的民主政治学到手,各国之间才能有完全平等的交流。


虽然上面提到,还没有什么严格的论证可以证明经济发展必然出现民主政治(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还是一个仅有三百万人口的农业国,而且半数人口是黑人奴隶,妇女也同样还没有参政议政之权),但是民主政治最有利于发展经济却是当代世界的共识。最新的例证是美俄两国总统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话:"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无需说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反面的事实则有俄国总统普京一个星期以后在上海参加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时的一番谈话:"不要害怕全球化,全球化是客观的经济的过程,我是作为曾闭关自守的国家的一个公民说这话的。闭关自守只能对经济有害。"这番话十分感人,俄国在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也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我想在普京的话后面再加上一句话:"拒绝民主只能对经济有害。"


——6:鉴别真假民主


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来说,在二十一世纪要实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纪来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为全球化的形势,可以说是"万方民主逼人来"。坚持专制难免被鄙视,被孤立。第二是因为已经有百十来个先进国家树立了民主的范例,要学习并不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关实行民主的概念和实践,已经有丰富的积累而十分明确了。


民主起源于人对自己天赋权利的要求,世界各国历史上大概都有很长时期的由自称权力来自于天或上帝的专制君主或者少数有特权的贵族统治人民的时期。所谓启蒙,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权利的觉醒,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专制者或者特权者的统治。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宣言》以来,一七八九年的美国《人权法案》和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都确认: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迁徙权、居住权、私隐权,结社权、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以及以后不断增补扩大的各项权利,写入宪法,成为治理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群体--民族国家绝对不容侵犯的原则。


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的许多宣言和文件,对保障人权都有明确的规定,凡是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遵守。


民主起于人权,人权起于人要求自由的本性,是民主还是专制,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只要以人民是否享有上面所说的权利一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至于组织民主政府的原则,则从选举制度、代议制度、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作为第四权……直到警察制度、监狱制度,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已有成熟的经验,可以为后进国家参考、学习、验证。


充分的民主必须实行充分的法治。如果说民主是人民自己制定宪法来管理自己的话,法律必须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可以处于宪法之外,更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可以居于宪法之上,所谓法治国就是康德所谓"一群人生活在法律规范下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古代的法家也是主张"以法治国"的,不过那是为拥有绝对权威的帝王服务,与民主的法治国毫无共同之处。决不容许以专制君王治人的法制(rulebylaw)与人民自己实行的法治(ruleoflaw)鱼目混珠。


历史上还有所谓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古代如希腊那样人口不过几十万的城邦实行的就是直接民主。一切大事由全体公民投票,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这种民主很容易给人以"最民主"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不但因为后世的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大,直接的辩论和投票在技术上变得不可行,而且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可以不尊重少数,更不懂得保护少数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必要而破坏了民主。另外,一个国家有许多利益各各不同的集团,而确定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方针政策往往要多方面研究考量,而不是一次辩论,一次投票就能作出正确决定的。因此现代的民主国家全部都是实行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的国家,人民由于利害的不同还要组成不同的政党,反复辩论,各自争取群众拥护,形成多数才能最后作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决定。


二十世纪以来民主还有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分。实质民主也是一个十分蛊惑人心的名词。把"民主"这个概念引进中国的陈独秀,就因为受实质民主的蛊惑,直到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间折腾了二十年之后才觉悟到民主与否不能由一个政党自定的真理来判断,终于认识到自称能给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实质民主"其实"一文不值"。


我在青年时候就是沉浸在宣传之中而迷恋于"实质性民主"的。我觉悟所花的时间比陈独秀还长,一直到老年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旧民主,也没有新民主,民主就是民主。"


民主的精义在确保个人的自由。因此,从人文价值讲,在民主成为全球价值的时代,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该是全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或者用中国人爱说的话来说,是辩证的结合),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研究,这里就先不说了。


另外,这里所讲的全球价值都是指的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价值。再进一步,还有全世界范围的民主,这才是最后的全球民主价值。马克思所说的"因特纳雄奈尔"虽然大概不能实现,康德所说的"世界政府"则大有实现的可能。不过这起码是一二百年以后的事,现在可以先不谈。


最后,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两句名言。一句是邱吉尔说的:


在这个罪恶与灾祸的世界上,各色各样的政府形式都试过了,而且还要再试下去。没有人以为民主是完美无疵的。说实在的,倒是有人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只不过要除掉不断试验过的所有其他一切的政府形式。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下议院讲话)


邱吉尔说的实际上就是"民主是最不坏的政府形式",这也是在世界上广泛流行的版本。


另外一句是当代美国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Nibur)说的:


人行正义的潜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要。(《现代西方神学辞典》R.Nibur条)


人的本性可善可恶,自私与利他,贪婪与慷慨兼有,使人类对社会制度永远只能在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之间作选择。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是我在二十世纪生活了七十七年,只能算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尽管历史上历来善行与恶行连绵不已,但是我所见到二十世纪是历史上集大恶与大善之大成的世纪。一方面是极权专制空前规模地残害人类的罪行,一方面是正义得到伸张,人权得到提高,民主得到推广,同样规模空前的世纪。人类毕竟在进步,我愿以民主价值确立为全球价值来祝福二十一世纪。


■罗卫国2011年7月10日批阅:“慎公”,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对李慎之先生的共称。这位博学通识、铁骨冰心的学者,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却并无专著问世,也没有研究员、教授之类的职称。他自1990年后方重新从事著述,平均每年只写三篇文章,产量不能算高,然而几乎每一篇出来,都能不胫而走,成为思想界的新话题,引起议论纷纭。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7】


葛剑雄

怀疑和想象是创新的前提


人类认识世界——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一个漫长而无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识,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观念和理论。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些知识、观念和理论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谬误,有的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即使至今仍被认为无瑕可击的,至多也只是相对真理,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保持其正确性。如果没有人对它们提出怀疑和挑战,是不会进步和完善的。怀疑不一定正确,但排除怀疑的过程却必不可少。如果怀疑被证明为错误,实际上是更巩固了原来的知识、观念或理论。反之,如果怀疑被证实为正确,那就意味着原来的知识、观念或理论存在局部或整体的谬误,或者需要修正或完善,或者必须完全否定或清除。无论如何,都为新的知识、观念或理论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我们称某一真理为“颠扑不破”或“战无不胜”,就表明它不害怕被怀疑,经得起怀疑,并且能在不断的怀疑中坚持其主体部分,同时在局部得到经常性的修正与完善。任何不允许怀疑的事物,并不能表明它的正确,恰恰显示了它的虚弱。实际上连它的持有者和拥护者心里都明白,它是经不起怀疑的,更害怕受到挑战。


创新的途径很多,但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否定或破坏旧有的,一是在空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前者不能完全脱离旧有的,后者却能凭空产生崭新的。所谓凭空,并非没有实际基础,或者不符合客观条件,只是人们此前尚未认识或拥有。这就需要想象,想象力越丰富越好。想象力可以来自个人的天赋和灵感,也可以出于对被当作天经地义的规律或真理的突破或颠覆。多数想象一时无法成为现实,甚至永远无法证实。但在想象和求证的过程中却形成了大量新的成果。一部分想象纯属胡思乱想,或者被证实是谬误。但只要有一小部分想象产生效果,就能带来人类社会的飞跃。模仿只能形成量的增加,是一时的捷径或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却只能永远跟在创新者的后面,更不会形成质的变化。实验或实践也是创新的途径,但如果不与想象结合,就只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新发现往往是成千上万次实验的结果,或者要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被证实。何况很多自然现象或客观规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还无法通过实践去发现或验证。


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政治权威名存实亡,天下分裂,战乱不断。当时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却是百家争鸣,群星灿烂,不仅是学术思想史上少有的辉煌篇章,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黄金年代。由于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学术权威,也没有一位足以掌控全局的君主,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都随时会面临其他学派或本派内部的质疑和挑战,而只要不介入政治斗争或行政体系,士人可以享受充分的思想自由,他们的想象力也特别丰富。庄子“一尺之棰,日截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并不需要物质可无限分割的实验,而是出于简单的逻辑推理。邹衍提出了“大九州”学说,认为天下由九个互不相连、为大海所包围的大州构成,中国的九州只占其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足迹从未离开中原,他的学说纯粹出于想象,却最接近地球上有七大洲的事实。而当儒家经典被专制集权统治者禁止怀疑后,在黄河正源已被发现时,乾隆皇帝还规定必须坚持《禹贡》中的说法——黄河上游先潜入地下,到积石山后再流出地面。


要说今天创新的障碍在哪里,可以找到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根本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科研和教学中非但不鼓励怀疑和想象,限制甚至禁止怀疑,阻碍甚至扼杀想象。无论是基础教育、家庭教育、高等教育、社会风尚、伦理道德、行政制度、科研政策、学术氛围大多不利于怀疑和想象,近年来的学术腐败和学风不正,更助长了模仿、复制甚至抄袭、剽窃。急功近利的论文竞赛、排名竞争和“山寨文化”,更与创新南辕北辙。


在政治生活、行政管理和社会运作中自然不能滥用怀疑,或者更多需要相信。但在科学研究、学术活动和教育教学中需要充分的思想自由,必须允许并鼓励怀疑。实际上,当局早已确定“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政策,这两方面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不设置禁区不会自然导致创新,鼓励怀疑和想象才是创新的前提。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6】


钱理群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


1:又一次民间纪念


今天我们是几代的北大人在这儿聚会,我是30年后的一代,今天到会的老校友蔡恒平他们是60后的一代,还有70年后的一代,在座的大都是80年后的一代,这么几代人这样聚在这里,来纪念北大的110周年。这是一个民间的纪念。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起十年前北大的百周年校庆,那是非常热闹、非常轰动的。当时实际上也有两种纪念,一种就是官方的纪念,可谓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另外还有一种民间的纪念,我们当时专门演出了一出话剧叫作《蔡元培》,并围绕演出,开展了很多活动,其中心就是要寻找老校长,寻找失落的北大精神,大学精神,民族的精神。刚才主持人讲到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说的是在北大二十四周年校庆的时候的纪念,胡适是当时的北大的教务长,他在纪念会上提出,我们应该反省,其实我们北大是徒有其名。我看了很震撼:老一辈人把校庆日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北大的百周年校庆却是一片颂扬之声,而且压制不同的声音。因此,我写这篇《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就发出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提出要反省北大,寻找北大的真声音。本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命题,但是没有想到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我想十年前的这个民间的纪念,它是会留存在北大的校史上的。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进行十年后的110周年的一个民间的纪念。听说今年上面有规定,奥运会之前不能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所以今年北大110周年的校庆,校方准备低调处理,我也同意这样的做法,不一定每一次都搞得那么热闹。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一个小范围内举行民间纪念,就有一种特殊意义。为准备这次纪念,如主持人所说,我们编辑出版了一本《寻找被大——温习一些故事和一种精神》,大家推我作主编,其实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写了一篇序言。


刚才老汉说这本书是遗老遗少的书,那么我就是属于遗老,所以对于北大历史大概是有一点发言权的,但是北大的现实我确实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在2002年8月从北大退休以后,基本上就和北大隔绝了。我记得在一篇文章里,就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感觉中,北大已经变得十分的遥远,更准确地说,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如鲁迅之于他的故乡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大概就因为有了这点“时时反顾”,就欣然同意担任《寻找北大》的主编,并且今天在这里讲北大。


2: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


讲到北大,我想还是从老汉刚才演唱的这首歌说起。以前我看了歌词就很激动,今天听了他自己演唱之后,就更受震撼,我真的想建议,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校歌。这首歌,最能表现北大精神,最让我们感动的,自然是那句反复的吟唱:“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的梦,就在这里”。我在序言里说,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精神的梦乡。顺便在这里做一个广告,我马上要出一本书,把我所有关于北大的文章都汇集起来,我拟的题目就是《精神的梦乡》,副题是《我之北大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会送给一些同学的。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无梦的人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梦的那样一个精神的净土,精神的圣地,那可能是更加可悲的。前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收到大量的外地的中学生给我写信,他们都表现对北大的无限的向往之情,我每次看到这些信,心里的感情都很复杂,因为我在北大,我知道,这些青年梦中的那个北大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我每次写信都给他们去泼冷水,我说我欢迎你们来北大,但是你们先别做梦,你们做好准备,来了北大以后你们会大大地失望的。但我老这么回信,就转而一想,这不对,你老向别人泼冷水也不行,年轻人总要做梦,总要找一个地方,作精神的寄托,一个精神的圣地,让他做梦。如果这个地方都没有了,那这个国家就成问题了,这个民族就成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个梦多少带有点虚幻性,可能也得让它保留着,必须有一个精神的梦乡,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我想,这就是所有的北大人感到骄傲的地方: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的梦乡里。


我今天要说的是,尤其在当下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这个话好像说得有点不大对,有点太脱离现实,不合时宜,因为今天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无梦的国家。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做梦。什么意思呢?所谓梦就是对现实的超越,梦本质上就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一种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为什么对今天的中国特别重要呢?这就需要对中国的这三十年的历史作一个回顾。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这三十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国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这大概就是最基本的主要的收获,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终于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当然,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的地区,还有很多的贫困的人群,还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就大多数地区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这个社会应该向哪里走,这个国家应该往哪方向去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一个十字的路口。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我的想法,当然可能是梦,又是一个新的梦,我这人就是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梦。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个是制度重建,一个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核心是价值重建,还有一个是生活重建,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比较合理的,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这样四大重建,无论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还是生活重建,其实都是一个精神问题,都提出一种超越于物质的精神的追求,而这样的追求它是需要用理想之光(也就是梦之光)来照耀的。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应该“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人来说,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或者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个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的追求,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梦的精神的我的理由。


3:今天大学的精神危机


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中,中国的大学,或者说中国的北京大学,它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什么使命,应该发扬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或者我的大学的理想,我认为大学之为大学,就是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保守性的功能,就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因此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大学,它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堡垒,一个圣地。另外,大学还有革命性的功能,应该有一种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应该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及人类自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且进行新的创造,这样,它就能够成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的发源地。简单说就是两句话,一个是坚守,坚守民族精神,坚守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是批判创造,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要创办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我觉得一流大学就是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应该成为民族的精神堡垒,二应该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这就要说到北大的历史。我们通常说,北大的历史上有两次辉煌,第一次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那个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五四新文化、现代新文化的发源地,第二次是西南联大时期,把北大、清华、南开的传统发扬光大,在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成为民族精神的堡垒,同时它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非常出色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都是西南联大所培育出来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即使北大,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辉煌。但是,其中的某些基本精神,却是具有普遍性的。


要作到“坚守”和“批判、创造”,大学就必须关怀现实,同时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谈距离。在我看来,大学应该保持两个距离,一是要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我是不主张不赞成大学要与时俱进的,大学有时候需要保守,不能那么“时髦”、“摩登”。大学还必须和现状保持距离,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既成形态,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势。


而要保持这两个距离,就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精神。在我看来,大学特别需要三种精神:沉静,清洁,定力,也就是沉,清,定三个字。当整个社会陷入喧闹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的风气被腐败所污染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入浮躁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有定力。也就是应该“洁身自守”,


保持自我精神的清洁和纯正,同时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规范,学术的规范,做人的规范,它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不受任何压力和诱惑左右的,也是决不放弃绝不让步决不妥协的,要守住一些基本的东西。


当然今天说这些话是有些近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现实的大学,也包括现实的北大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腐败;社会浮躁,大学更没有定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弥漫着两种可怕的思潮,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有用就干,无用不干,因此必然是虚无主义,就是除了时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足靠,一切都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放弃抛弃。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就导致了大学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绝,既被大学里的老师所拒绝,也被大学里的学生所拒绝。还有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我觉得这样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思潮所导致的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是现在大学里的两个基本的弊病。同学们身在其中,必须有所警惕,这样才能真正作到“洁身自守”。


另一方面是大学的批判功能,创造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在我看来,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学里的学生也应该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世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追求,大学绝不能代表国家意志,绝不能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自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大学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特立独行。我觉得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一个基本的品格,基本的风格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和学术、思想、行为的特立独行,这样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和创造,才可能真正创造出能够成为社会公器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


而我这样的理想同样是远离现实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正要求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学生,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和辩护士。我曾经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对教授,特别是文科教授,可能也包括大学生的要求,也是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你的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宣传,演戏。这就是今天对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要求,而这是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后来越来越舒服,慢慢地就习惯了,最后就舒舒服服地被收编。当然坦白地,我今天来敢说这个话原因在于我已经退休了,如果我现在还在当教授,可能我还没有勇气说这番话。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制度造成,不单是个人的品德的问题。是教育体制使大学失去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且很多的悲剧今天都很难说是悲剧了,因为悲剧还能给你悲壮感,现在都成了滑稽戏了,现在大学里上演的滑稽戏太多了。同学们身在其中,自然有比我更多的体会。我在同学们面前常有羞愧之感,因为大学老师不能为人师表,不能坚守住最基本的东西,是会影响学生的。这些年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大学生中很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目睹学校里校长、老师中的这些腐败现象,是很容易产生看透一切,调侃一切,进而自己也“玩世不恭”,放弃一切的情绪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大学失精神,提出要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北大精神,并不是和大学生无关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着在座的每一个同学的精神成长的。我们必须明辨是非,追求大学所应该有的独立坚守的精神,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制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把自己培养成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公民。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寻找北大精神,大学精神的意义所在。


4:大学的自由言说空间和校园民主


以上所说,是从我的大学理想出发的;下面,我想从更现实的层面,谈谈我的一些忧虑。


2007年,关于大学教育我心中有三大疼痛。尽管这些年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大学,我更关注中小学教育,更关注农村教育、边远地区的教育,因为我对大学已经失望了,也许在农村,在边远地区还有说话的某种余地,但我还是很关心大学教育,有三件事让我非常痛心,我称为“我的2007年之痛”。


第一痛是关于我们北大的,北大三角地被取消,这件事引起我很大的震动,我想不只是我,应该说引起了所有的老北大人的心中之痛,因为三角地凝聚了我们最神圣最美好的记忆。我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个标志性的地方,一个是老北大,解放前的北大,今天沙滩那里的北大民主广场,第二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北大三角地,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北大的圣地,北大最光辉的历史瞬间都发生在这里。我在前面说曾经说过,北大历史有两次辉煌,我现在要补充,北大历史有五次辉煌,但是在座的同学可能只知道1917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前面说的和清华、南开共有的西南联大的辉煌,其实还有三次辉煌,一次就是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这是一个北大学生发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就发生在当年的大礼堂,即今天的百年讲堂和三角地。第二次辉煌,大家更不知道了,1980年北大有一个选举运动,当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要改革什么,怎样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都关系着“中国向何处去”,就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北大学生站出来说话了,提出对中国改革的种种设想。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再回过头来看,就发现当年提出的许多预警,都不幸而言中,当年提出的许多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我写了一篇《被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在网上发表了,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看。再一次就是八十年代末,那也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些都是北大历史上应该记住的日子,都是和三角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三角地就成为了北大的精神象征。现在这个象征在整顿校园的合理合法的名义下被撤销了。要整顿校园秩序,好像你也没有什么话可讲,但背后却隐含了巨大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三角地撤不撤,由此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北大还要不要建立一个师生们自由表达思想,交换思想的精神空间,如何重新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实行校园民主,我们怎样实行校园民主。这就已经不仅北大的问题,而是关系着中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大问题。


我们已经很多年不提校园民主了,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民主已经是当下流行的词语,已经进入十七大报告,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为什么校园民主就很少提呢?我在退休之后写的唯一的一篇关于北大的长文,没有人注意,那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题目叫做《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我说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和权利的问题,实际上现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师是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的,更没有维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被缩小为每年组织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职工代表大会最多是一种咨询作用,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效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员工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研究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这里有两个问题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也很怪,中国的大学也挺怪,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想为别人争取权利(当然公共知识分子是有义务为公众争取权利的),却很少想为自己争取权利,不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个,好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中国的教育部门老是例外,现在全国都在谈政府部门的转变职能,要分权,要放权,然而教育部越来越扩大自己的权力,几乎扩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比如前不久竟然宣布,要规定中小学音乐课都要唱京戏,这种事该教育部来管吗?还提倡在中学跳华尔兹舞,权力扩张到可怕的地步。还有所谓的“教育评估”,更是有计划、有领导的,大规模,长时间的权力扩张,管了许多教育部不应该管的事情,弄得怨声载道,连大学生、研究生都受到牵累,但仍然坚持到底,舆论监督也没有用。全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是要放权,这都是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作为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教育部,却反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这背后有没有既得利益问题?


现在全国进行政治体制,社会改革,要搞基层民主选举,我想大学能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研究生会、学生会是怎么选的,研究生会、学生会是不是可以直选,是不是可以搞竞选(前面说过,北大本来是有竞选传统的),在农村可以搞,为什么大学不能搞呢?你说农民没有文化,那大学生总有文化吧。还有校长、系主任能不能民主选举,我刚刚说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来了,要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那大学能不能成为民主实验区呢?北京大学是不是可以做实验,民主需要素质,北京大学师生素质最高了,而且成本也不高,都在一个校园里。所以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也许我又在做梦,我早就提出建议,认为北大应该成为民主改革的特区,可以做些试验,可以先走一步。


这些事,并非和大学生无关,因为你们也是大学的主人,你们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实际上,今天大学里最缺的,就是“主人”意识,大学教师没有,大学生也没有。没有这样的意识,不仅是观念上不提“谁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主体”这样的问题,更是因为没有制度的保证。我们现在都在讲“依法治国”,大学也应该“依法治校”。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大学法”,如果有,是否应该根据今天大学教育的新问题,进行修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心与追问的。同学们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要依靠你们,你们在学校期间,至少应该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关心校园民主的发展,这也是你们的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过程。我们不能空喊民主,民主是需要学习的,这里不仅有民主理念的问题,而且有履行民主的能力和习惯问题。所以大学民主,是更具有教育意义的:在实行校园民主的过程中培养具有民主意识,民主能力和习惯的未来的民主治国的人才,这关系到每一个同学的长远发展,更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5:大学教育与就业


去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导,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这就是说,未来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简单地说,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这是新的人才观。如果你过早的只顾及某一个职业,某一方面的训练、过分狭窄的训练,就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的竞争,一个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因此仅仅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全面的发展的规划。在我看来,大学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要成为现代公民之外,至少应该具备三大能力。一个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这里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利用文献、工具书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维能力,具有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三大能力,你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强了,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工作和社会角色,这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弃这一点,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了一时之效,可能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底气不足,在持久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你们已经吃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了,在应试教育之下,你们的学养、素质已经非常的狭窄了,如果在大学里再浪费大好时光,再只关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培养,那你是目光短浅,你要抱恨终生。第四个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具体技能培养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在工作之前进行训练就行了,大家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终身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


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6: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好像我说得实在太长了,这一番又是梦话,又是忧患之词,就此打住吧。谢谢大家!


■罗卫国2012年5月7日阅读:我自从1996年来北大学习,至今已经16年。钱理群教授我1997年听过他的讲座,记得的主要有三条:一是他在贵州呆了18年;二是他提出大学生活三件事,读书、友谊和爱情;第三他说要“读不求甚解的书、吃不求饱的点心、喝不解渴的酒水”,还说鲁迅写作的时候不穿衣服。那些年见了些真正的学者,一是于光远先生,他说要最充分地适应新世纪的时代,80多岁了,因为没有话语权,还自己上网更新网页,喊出“我要现代化”;二是冰心先生,那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上,有一条挽联写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第三就是季羡林先生了,我原来的办公室在北大一塌糊涂旁的建筑公司院内,离季羡林先生在朗润园的住所只有200米。现在10多年过去,一直很少见到真正做学问的人......


亮点人 亮点事 邀请外脑罗院长 ©版权所有: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备案号:京ICP备1601463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