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81-085】
发布时间: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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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5】


钱穆

乡村与城市



2016年4月10日于清华大学三教《慈善法》讲座,乡村是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的,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大群与活动。


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之人生而论,大体说来,似乎人常从自然走向文化,从孤独走向大群,从安定走向活动。自然、孤独与安定,如木之根,水之源。文化、大群与活动,如木之枝,水之流。若文化远离了自然,则此文化必渐趋枯萎。若大群泯失了孤独,此大群必渐成空洞。若活动损害了安定,此活动也必渐感怠倦,而终于不可久。


乡村是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的,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大群与活动。乡村中人无不羡慕城市,乡村也无不逐渐地要城市化。人生无不想摆脱自然,创建文化,无不想把自己的孤独投进大群,无不想在安定中寻求活动。但这里有一限度,正如树木无不想从根向上长,水无不想从源向前流。但若拔了根,倾了源,则枝亦萎了,流亦竭了。没有自然,哪来文化?没有个人,哪来群众?没有安定,哪来活动呢?人的心力体力,一切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无不从自然中汲取,从孤独而安定中成长。人类挟着这些心力体力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才能创建出都市,在大群中活动,来创造出文化,而不断上进,不断向前。但使城市太与自然隔绝了,长在城市居住的人,他们的心力体力也不免会逐渐衰颓。人在大群中,易受感染模仿,学时髦,却湮没他的个性。职业不安定,乃至居处不安定,在活动中会逐渐感到匆忙,敷衍,勉强,不得已。因此精力不支,鼓不起兴趣,于是再向外面求刺激,寻找兴奋资料,乃至于神经过敏,心理失常,种种文化病,皆从违离自然,得不到孤独与安定而起。


一个乡里人走向城市,他带着一身的心力体力,怀抱着满腔的热忱与血气,运用他的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来奋斗,来创造。他能忍耐,能应付。他的生活是紧张的,进取的,同时却也是来消散精力的。一个城里人走向乡村,他只觉得轻松解放,要休息,要遗忘。他的生活是退婴的,逃避的。他暂时感到在那里可以不再需要智慧,不再需要情感,不再需要意志与气魄。他也不再要紧张、奋斗与忍耐。然而他却是来养息精力的。在他那孤独与安定中,重与大自然亲接,他将渐渐恢复他的心力体力,好回头再入城市。


人类断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


因此人类文化之最大危机,莫过于城市僵化,与群体活动之僵化。城市僵化了,群体活动僵化了。再求文化之新生,则必在彻底崩溃中求得之,此乃人类文化一种莫大之损失。大都市易于使城市僵化。严格的法治主义易于使群体僵化。近代托拉斯企业,资本势力之无限集中,与夫机械工业之无限进展,易于使工商业生产种种活动之僵化。此乃近代文化之大隐忧。百万人以上喧嚣混杂的大都市,使人再也感不到孤独的情味,再也经验不到安定的生活。在资本主义绝对猖獗之企业组织中,人人尽是一雇员,再也没有个性自由。而又兼之以机械的尽量利用,每一雇员,同时以做机械的奴隶之身份而从事,更没有个性自由之余地。个性窒息,必使群体空乏。在个性未全窒息,各自奔竞着找出路,?聚到几百万人以上的大都市中,在严格法治与科学的大组合,以及机械的无人情的使用中,人与人相互间,必然会引申出种种冲突来。现世界的不安,其症结便在此。


譬如一个武士,用全副重铠披戴起来,他势必找一敌人来决斗一番,否则便将此全副披戴脱卸,再否则他将感到坐立不安,食不知味,寝不入梦,老披戴着这一副武装,势必病狂而死。目前的世界,几乎对外尽在找敌人厮杀,对内又尽在努力求脱卸此一身重铠,同时亦尽在坐立不宁寝食不遑的心情中走向病狂之路。但我们须知,正因其是一武士,所以能披戴上这一副重铠。并不是披戴上了这一副重铠,而遂始成其为武士的。而没有披戴上这一副重铠的人,却因于惧怕那武士之威力,而急求也同样寻一副重铠披戴上,而他本身又是一羸夫,则其坐立不宁寝食不遑将更甚。其走向病狂之路将更速。若使遇到一敌人厮杀,其仍归于同一的死亡绝命,也就不问可知了。


人类从自然中产出文化来,本来就具有和自然反抗决斗的姿态。然而文化终必亲依自然,回向自然。否则文化若与自然隔绝太甚,终必受自然之膺惩,为自然所毁灭。近代世界密集的大都市,严格的法治精神,极端的资本主义,无论其为个人自由的,抑或阶级斗争的,乃至高度机械工业,正犹如武士身上的重铠,这一个负担,终将逼得向人类自身求决战,终将逼得不胜负担而脱卸。更可怜的,则是那些羸夫而亦披戴上这一副不胜其重的铠胄,那便是当前几许科学落后民族所遭的苦难。这正犹如乡里人没有走进城市去历练与奋斗,而徒然学得了城市人的奢侈与狡猾。


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科学落后的民族,如何习得科学,建设新都市,投入大群体而活动。城市人如何调整科学发展过度的种种毛病,使僵化了的城市,僵化了的群体生活,依然回过头来重亲自然,还使人享受些孤独与安定的情味。这是现代人所面遇的两大问题。而其求解决困难的方法与途径各不同。这里需要各自的智慧,各自的聪明,谁也不该学步谁,谁也不须欣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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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4】


王缉思

何谓“成功国家”



许多近现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描绘过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孙中山的“天下大同”理念。不过他们的理想社会都建立在国家消亡的基础之上。从今天看,国家消亡还没有任何现实可能。世界上预测未来50年、10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著作很多,我没有读到其中任何一部认为主权国家体系,或作为政治形态的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衰落下去。我认为,即使是从远期来看,更现实的政治目标,不是促进国家消亡,而是建设相对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


理想国的标准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里讨论的核心概念是正义(即本书所说的公正),指出正义是理想城邦的原则。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最高的一部分是“用来学习的”,是为了认识真理,而不那么关心金钱和荣誉。这部分又可称为“爱学和爱智”。灵魂的较低级的两个部分,一是“爱钱”,二是“爱荣誉”。由第一部分统治灵魂的人叫做“爱智者”或者“哲学家”;由金钱统治灵魂的人叫做“爱利者”,由荣誉统治灵魂的人叫做“爱胜者”。与此三种人相应,有三种形式的快乐。只有爱智者的快乐才是“真实的快乐”、“纯粹的快乐”,而爱利者和爱胜者始终得不到这种快乐。正义的政体应当由爱学爱智的哲学家来治理。爱利者(如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爱胜者(如军人),地位都应低于哲学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公正是首要的,军事和财富是次要的。国家显然应由精英政治主导,而不是让平民主义居于统治地位。


孔子和柏拉图几乎可以视为同一个时代的人。虽然古希腊城邦国家和中国春秋列国的国情很不一样,但孔子和柏拉图观察政治的角度颇有些相通之处。《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论及政治,孔子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政者,正也。”这同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核心原则是“正义”的思想完全一致。


《论语》里记载了以下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是说: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有兵和食,但百姓对执政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论语》又有记载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在这里回答说,人多了,要让他们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换言之,富民在先,教民在后。


柏拉图和孔子分别从正反两面划定了理想国的三个标准,就是要有公正,要丰衣足食,还要有维护尊严和安全的军队。在他们的年代,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还没有诞生或者流行,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所以本书中所说的“信仰”,在那个时代远未成型。本书所说的信仰和公正,对应的是孔子所说的“信”和“正”,以及“教之”所要达到的目标。至于现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在奴隶制和流行殉葬的古代社会,连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自然是阙如或极其有限的。


用本书归纳的五大目标来衡量,一个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应当是:第一,没有严重的外部和内部的安全威胁,国内政治稳定,暴力犯罪率低;第二,国家和民众都比较富裕,经济稳步增长;第三,国家有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同时包容一部分公民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对国家认同度高。第四,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不公能够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得到矫正,抑止官员腐败;第五,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同民族、国家的自由相一致。也可以说,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五位一体,是衡量“成功国家”还是“失败国家”的一个有机的指标体系。


丹麦,挪威,哥斯达黎加:好在哪儿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心目中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即“成功国家”,应由强大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所组成。福山称赞丹麦,说它“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家,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中国政治学者刘瑜为福山的近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腐败》写的导读,讲的就是“如何到达丹麦”这种国家的境界——“有法治、又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


我无意否认福山提出的衡量成功国家的尺度,只是想运用本书所提出的由五大目标所组成的指标体系,论证为什么可以认定丹麦等国为成功国家。如果说福山关心的是“如何使国家成功地到达丹麦”,我论证的则是“丹麦的成功表现在哪些方面”。


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以其美丽的童话举世闻名,而丹麦也因此得到“童话王国”的美称,在世人眼里,丹麦在许多方面令人称羡。丹麦自19世纪下半叶实现工业化以后,在欧洲保持中立政策,一直没有卷入战乱。1940年4月9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入侵丹麦,第二天丹麦即宣布投降,二战中经济未遭受重大破坏。1949年北约成立时,丹麦是第一批成员国之一。丹麦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冷战结束后,丹麦参与了北约对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丹麦的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左右,低于北约所要求的2%的比例。就国内外安全而言,当代丹麦没有遭受重大威胁,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业绩出色。


丹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201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5.34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七。丹麦拥有诺和集团、乐高玩具公司等世界著名品牌,科技领先。截至2017年,丹麦有575万人口,呈缓慢增长趋势,其中87%的人口祖籍为丹麦。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丹麦的移民政策相当严格,近年来只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新近加入欧盟的国家吸收少量移民,多从事体力劳动。丹麦国民幸福指数很高,民族凝聚力较强。


丹麦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基督新教路德宗。1953年通过的现行丹麦宪法规定基督新教路德宗(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为国教,国家予以支持。截至2017年1月,76%的丹麦国民是路德宗丹麦教会的成员。不过,宪法仅规定皇室成员必须是丹麦国家教会成员,其余的人均享有宗教自由,国家禁止宗教歧视。不过,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9%的丹麦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有重大意义。


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丹麦没有经历过政教合一的罗马帝国统治,因此欧洲中世纪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难以在这个国家立足。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教义推崇诚实可靠,排拒非分之想、不义之财。丹麦政府清廉指数很高,国内贫富悬殊不大,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


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方面,丹麦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自由化的国家之一。196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色情书刊合法化的国家;198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2012年又正式通过法律使之合法化。英国智库列根坦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繁荣指数”排名,综合考量了各国在经济平等、个人自由,社会宽容度、教育、健康、生态环境、国家治理、社会安全等各方面的指标,丹麦在2016年的这项排名中列全球第九。从上述指标看,丹麦被视为“最成功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之无愧。


另一个北欧国家挪威,也同丹麦相仿,在各项社会发展指标中名列世界前茅。比如,在上述列根坦研究所的“繁荣指数”的2016年排名中,挪威名列全球第二;2016年挪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7.08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三。这两项指标都领先于丹麦。挪威出生、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的政治学者斯坦?林根,发表过一篇题为《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国家究竟有多好》的案例研究,对挪威大加赞扬。他说,挪威是“当今最健康最标准的民主国家之一”。他描述道,挪威工业化进程从20世纪初才开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该国就从一个赤贫国家转变为今天世界上几乎最富有的国家。二战期间,挪威遭到法西斯德国5年的残酷统治,这一痛苦经历强化了挪威人的自由、平等思想。现今的挪威社会福利优厚,性别平等,社会和谐,教育发达,社会冲突很少,犯罪率低,政府廉洁,家庭幸福(在欧洲国家中出生率最高),国家财政盈余,等等。但林根同时指出,挪威的代议制民主出现了衰落现象,国民的价值观和社会生活开始缺少凝聚力和生命力。


在福山的著作里,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被描绘为“治理良好的民主国家”和“摆脱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一个好榜样”。哥斯达黎加是族群构成相当单一的国家,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占总人口的95%,黑人占3%,印第安土著居民约0.5%,其他民族占1.5%,95%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奉基督教和犹太教。早在1948年,哥斯达黎加就宣布废除常备军,成立国民警卫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从此杜绝了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这个国家靠1.8万人的警察队伍维持治安。2016年,哥斯达黎加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825美元,在拉美地区名列前茅。按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一年一度的《世界自由度》概览评估,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福山说道:“哥斯达黎加人自己认为,他们一直有平等和民主的文化”。


我在2013年曾经访问过哥斯达黎加,对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水平、服务质量感觉一般,却对该国人民的自豪感印象深刻。在同哥斯达黎加的知识精英交谈时,我问他们对本国的世界地位如何评估,即属于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毫不犹豫的回答让我有些吃惊:“我们当然是西方国家——我们是白人,讲西班牙语,信奉天主教。另外,哥斯达黎加还是民主国家!”


“良治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


西方人眼中的上述三个“良治国家”,以及在国内安全、经济发展、信仰体系、平等公正、个人自由等领域表现相对良好的其他国家,如芬兰、瑞典、爱尔兰、冰岛、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固然有其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各自的优点,但却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共同特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单一族群国家。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单一族群国家一旦放松了移民政策,允许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进入本国的劳工市场,并聚居于中心城市,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肯定要迅速上升,社会凝聚力和国内治安也会受到严重考验。


日本在老龄化、少子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如果能多吸收一些外国移民,应能推动经济发展。但是,许多日本人对本土文化和民族同质性有很强的自豪感,不愿以同质性和安全感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因此,移民是日本和其他单一族群国家长期引起争议的问题。——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9月3日编于雄安白洋淀——安倍晋三领导的日本现政府将提升日本跌入谷底的生育率作为优先事项,同时想通过吸收更多女性和老年人进入劳动市场以填补空白,而非借助移民。


实际上,哪怕是微小的异族影响,也会对传统的同质社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上文提到的林根对挪威社会凝聚力的担忧,绝不是空穴来风。他关于“挪威究竟有多好”的案例研究发表之后不久,挪威就出现了惊人惨案。2011年7月22日,挪威人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政府办公大楼前引爆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然后又在首都奥斯陆以西的小岛上枪杀参加挪威工党青年团夏令营的人群,共造成7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布雷维克是退伍军人、原教旨派的基督徒,持极端右翼民族主义思想,仇视穆斯林、左翼人士和外来移民。这场惨案曾经震惊全球,也给北欧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团结敲起了警钟。


考察丹麦、挪威这些“成功国家”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可以看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于一个在族群、宗教、文化上多元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到达丹麦”不仅涉及政治制度,更需要考虑如何实现各族群融合的问题。全球化很容易使现有的单一族群国家变成族群多元的社会,但把族群多元社会转化为单一族群国家的努力,不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目标,而且会造成族群仇杀的巨大灾难。


新加坡,美国:缺什么


不过,新加坡的例子似乎可以证明多族群国家也可以走向“理想国”。新加坡人主要由一百多年来从亚洲其他地区迁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移民社会的特性、殖民统治的历史、地理的特殊位置,使这个国家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新加坡公民中的华人占74%,马来族人占13%,印度裔占9%,欧亚裔混血占3%。1965年从马来西亚联邦脱离成为独立国家后,新加坡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今天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20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3万美元,同丹麦不相上下。


但是,为何福山等西方学者不把新加坡视为当代国家中的典范呢?因为在福山眼中,成功国家的三个标准——强大政府、法治、民主负责制,新加坡只居其二,被福山称为“在民主匮乏的情形下取得经济奇迹”的国家。新加坡毗邻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两个比它大得多的伊斯兰国家,需要在大国间维持微妙的战略平衡。新加坡的国防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比丹麦、挪威等国高两倍左右。加上族群多元的特殊国情,使新加坡至今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也就不得不采取相当严格的社会管控政策,牺牲某些个人自由。


且不谈宏观政治制度,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就很特殊。组合房屋(组屋)是新加坡政府建的居民保障房,大部分新加坡居民都住在组屋里。为避免出现分裂的小团体和族群冲突的极端情况。政府不允许一幢楼或一个居民小区里住的全是同一族群的人。于是,组屋每一栋楼的居民构成,除了别的条件以外,都需要按照全国的族群比例来匹配。这一规定不动声色地奠定了族群和谐的基调,营造了社会安定的氛围。在西方发达国家眼里,这种强制性的规定显然是妨碍个人自由的,但在新加坡看来却是维护公正的必须。此外,如何在一般的爱国心之上凝聚国民的共同信仰,能否最终形成“新加坡民族”,也是年轻的新加坡国家建设中长久面临的课题。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世界上不少人都羡慕、向往美国。但是,在各国政治学者(包括福山等美国学者)当中,却没有多少人将美国视为典型的“成功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应当看到,美国独立以来的200多年中,发展步伐是相当快的,成功经验当然不少。但美国在政治上也走过不少弯路,而且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弊病。美国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遍布全球的武装力量,但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自认为面临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美国政府多次动用暴力镇压国内动乱,美国总统几次遭遇政治谋杀。美国的监狱犯人数量长期居世界第一,枪支泛滥,凶杀案频发。美国经济有长期繁荣的时期,但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前后的金融危机都严重打击了本国经济,造成了全球恐慌,并引发不少国家的经济迟滞。美国人的政治信仰相对统一,各派政治势力都以“自由”为旗帜,信奉宗教的人群比例大于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但是,长期被奉为圭臬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基督新教传统受到文化多元主义日益强烈的冲击,政治极化严重。美国有较为完善的法治,但未能消除种族歧视,贫富悬殊持续扩大,引起民众对社会不公现象的强烈不满。


在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2016年公布的一项关于世界各国自由度的研究报告里,丹麦和挪威分别列在“个人自由度”世界排名的第一、第三位,而美国列在第28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是最低的,跟东欧国家不相上下,而且比2008年进行的同一项调查低了很多。这说明从西方标准看来,美国远非“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综上所述,美国距离本书提出的五项“理想国”标准,还差得很远——但愿不是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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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3】


邱震海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缺什么



2016年4月9日于家中,天津段总来,傅林庆相聚!一流的经济大国,二流的政治心态,三流的国民素质。


我主持的节目中,经常有两岸嘉宾的讨论。曾有观众对我说,我同意大陆嘉宾的观点,但不喜欢他的态度,带有一股傲气;而台湾嘉宾的一些观点我可能不认同,但欣赏他的风范和儒雅之气。在我看来,这种风范和儒雅就是中国人真正的气质,但如今在人们身上很难见到。


不久前,《国际先驱导报》有一组专题,谈论了“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其中叶海林先生的文章说,我们认为世界误读我们,其实我们也在误读世界。他总结了国人的三个形象:第一,不再谦虚,第二,不再含蓄,第三,不再容忍。


杨锐先生的文章说,我们拥有一种与大国地位不符的心态,缺乏大国的优雅和从容。他引述了一段话:中国是一流的经济大国,二流的政治心态,三流的国民素质。


种种矛头指向国民心态与国民素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优雅的中国人哪去了?当今国民集体精神世界,到底有什么,缺什么?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什么”


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什么”的问题,中国近代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辜鸿铭先生曾作总结。辜先生通晓九国语言,对西方文化十分了解,但他又留着长辫子,精研国学。


他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精神》,试图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格有三:一是淳朴,二是含蓄,三是聪明。辜先生一百多年前说的,拿到今天来对照我们的同胞,会发现还是很准确的。


中国人很淳朴。就拿“愤青”来说,“愤青”的内在其实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这种感情本身是很简单、淳朴的,只是往往带上过激的情绪。


中国人也很含蓄。由于处于东方文化,本质上,我们是一个很深沉的民族,很多时候不擅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有时候一不小心,又会走向很感性、很情绪化的表达。


中国人很聪明这点就要区分而论,中国人每一个个体都很聪明,但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却往往缺乏一流的创新能力;而聪明也分为大聪明和小聪明,中国人似乎是大聪明不够,小聪明很多。


中国人缺什么


那么,中国人“缺什么”呢?笔者认为,缺少一种“谦虚而不自卑,自信而不傲慢”的气度。


中国正在崛起,国民自然充满激情和信心,这是好事。然而,这种情绪有时变成自我膨胀,表现出傲气乃至霸气;而有时又会显得迷茫,缺少真正的大气和自信。究其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而国民的集体精神世界也还不够成熟。


探究原因


造成这种结果,除了一些现实的原因,也与中国的历史进程有关:


一、中国没有经历思想启蒙的过程,因此民族心灵较为封闭和保守。这一点,德国与中国很相似。西方世界的思想启蒙进程持续了几百年,英国、法国都顺应了这股潮流,但德国没有参与其中。恩格斯说过: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在18~19世纪就像乌鸦般一片漆黑。人的心灵就像一块璞玉,玉不琢不成器,只有经过教化,才能渐臻成熟。


二、中国的传统文化近几十年来有所断裂,这导致很坏的后果。孔孟之道、儒家哲学是教人知礼,使人保持儒雅风范的。台湾没有经历过传统被阻断的过程,所以传统文化在台湾反而保护得比较好。


有人问,我们既没有开启现代文明的思潮,又没有守住传统文化,那我们得到了什么?现代商业经济的浮躁和冷漠。市场经济会促进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浮躁、功利,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没得到前者,却不经意地拾起了后者。


未来如何解决


那么,这个问题未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有两点要注意的,供读者参考:


第一,呼唤公民的个人良知。社会确实有很多无奈,但这绝不是良知泯灭的代名词,每个人都应当守住自己的底线。或许环境所迫,你不能说真话,但至少不要说假话;或许你不能帮助所有人,但至少不要去害人。


第二,媒体必须有公开讨论的空间。32年前,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这场大讨论影响了一代乃至两代中国人的思想,打开了许多中国人的眼界。


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也存在很多问题,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发起“从我做起”的讨论,并刊发人们的各种意见。通过这样的自由讨论,人们有了辨别的能力,心灵渐趋成熟,视野也慢慢开阔。


中国在精神层面存在一些问题,西方也不是完美的。翻阅西方的历史,西方国家做过的坏事一点也不少。但随着现代化转型,它们普遍建立起民主体制,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普世的价值。


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比作一座山,把中西方比作两个人在爬山,那么,目前可能只是西方比东方爬高了200米,东方正在追赶。后面追赶的,充满激情和自信,但难免浮躁,而前面被追赶的,看到后面的速度那么快,难免有点茫然、害怕,可能还会去阻挠。


这样的冲撞是必然的,但没有什么意义。从历史进程看,两个人离山顶都还很远。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但没有经历过思想启蒙,深厚的文明底蕴尚待开发,而西方尤其欧洲大陆,是一片充满思辨的土地。笔者相信,这两块大陆是可以产生共同智慧的。从这个高度来理解国人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和开放问题,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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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2】


杨东平

向百多年的教育模式宣战!



以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新学为起点,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已逾百年。积百年之功和近30年来的改革发展,我国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社会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源支持。


与此同时,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问题仍很突出。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互联网时代,但教育的“软件”还是旧的。智育至上、唯分数论的升学竞争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损害着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和制度安排,模糊了人的价值、暗淡了人的光芒。


教育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软件”的现代化,是促进人的健全发展。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回答: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兴国立国。我们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从应试教育突围,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宗旨。同时,要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挑战,改革和创新教育,建立教育在社会中的主体性,以及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走向以人为本的教育。


以人为本的教育人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成为任何形式的工具。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其原则是“展个性,尚自然”。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我国于1991年签署的《儿童权利公约》,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通过增进和解放儿童内在的精神力量,发展儿童的个性;使儿童成长为能够对邻里、祖国和人类承担责任的合格公民,以及能够意识到个人尊严的人。


现代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养合格公民。我们需要重温百年前梁启超的《新民说》:“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要通过有效的公民教育,培养学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公民知识、公民价值、公民道德和参与技能,养成他们“清醒而富有理性的精神,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品质;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竺可祯语)。


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用陈鹤琴的话来表达,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一个有根的现代中国人,同时也是世界公民。他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创造的能力,服务的精神,合作的态度和世界的眼光。”


新世纪以来,国家已经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以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为本,而不是以少数人为本、以升学率为本。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在二十一世纪,想象力是第一生产力。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民族的未来。要坚持“儿童优先”的原则,保障儿童的教育权利;要善待儿童,保护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提供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学校不是工厂,教育不是灌水,也不是训练和塑造。教育是启蒙,是唤醒,是点燃,是开悟,是解放。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面向未来的教育,要培养青年适应变革的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教育的四个支柱是:学会学习(Learningtoknow),学会做事(Learningtodo),学会合作(Learningtolivetogether),学会做人(Learningtobe)。


为生活重塑教育当前,我们首先需要从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大规模消灭民族生存力”(陶行知语)的应试教育突围,为生活重塑教育。


考试至上、智育至上的应试教育,其价值基础是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的。而以人为本、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是生活本位和能力本位的,是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为此,需要更新影响至今的凯洛夫教育学,改变“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陈规,破除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理论与实践的藩篱。学校应当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组织教学,促进教育的人文化和生活化,从而“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陶行知语)。


儿童中心的教育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教育,是亲切与具体的。要摒弃空洞、抽象的说教,重视情感、活动和经验。要从以教为主转为以学为主,手脑结合、教学做合一;要用合作取代竞争,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通过学生的自主、合作和探究性学习,发展“最多样化的个性”(洪堡语)。


促进教育人文化教育不只是考试、分数、升学和谋生。要改变长期以来教育重理轻文、智育至上的价值,充实教育的人文内涵,使教育充满爱的情感和生命温度,成为对孩子头脑和心灵的培育,成为追求幸福的事业。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要高度重视体育,使“健康第一”成为学校教育的现实。张伯苓认为“强国先强身”,不懂体育者,不可以当校长。要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让学生在多样化的体育活动中展现特长与个性,发现自我,享受自我,并将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通过阅读促进母语教育。阅读不仅是母语教育的基础,也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乃至社会文明的基础。通过阅读奠定学生一生的精神底色,构建充盈丰富的内心世界,发展他们分析、表达、反思、鉴赏等各种基本能力,是提升社会基础文明的百年大计。


教育不仅要开创未来,而且要安顿人心,涵养性情。美育是帮助人的美好天性自然生成的最好方式。发展学生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可以提升人生趣味和生活理想,弥补价值真空,从而提升生命质量。


思辨能力(CriticalThinking)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其核心精神是求真、公正、开放、反思。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合理判断;不是压倒对方,而是追求真理,找到更好的理念,做出合理的行动,从而使学习不再是追求标准答案,而是探究和发现的过程。


促进教育多元化中国文化本身是多元性的文化。教育需要尊重和保持这种多元性,传承不同民族的文化,帮助不同文化群体学会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相互尊重和宽容,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教育、民族教育和谐发展,实现文化教育的平等,达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费孝通语)的理想。


要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克服行政化弊端,改变千校一面,万教一法的局面。促进教育家办学,使多样化的教育理念、办学模式、教学模式百花齐放,公办教育、民办教育、草根的创新教育和谐发展,从而促进教育创新,增加教育的丰富性、多样性,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性需求。


促进教育社区化改变学校与社区和社会生活无关、成为“悬浮的孤岛”的状态。学校要向社会开放,鼓励家长、社区和社会力量参与学生活动和学校管理。重视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开拓社会实践、旅行、游学、环境教育、自主学习、在家上学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渠道。


传承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实行有根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家乡的山川自然、历史人文、物产习俗,培育孩子爱父母、爱祖先、爱邻人、爱家乡的真挚情感,使家乡成为有温度、有归属感的精神家园,并将乡愁化为力量,达成对民族、国家和人生的热爱。


严格控制中小学规模,推行“小班小校”。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学校教育,具有为追求效率而牺牲个性的特征。大规模学校缺乏对每一个学生的关注,无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需求,导致强制性的管理主义走火入魔。“小班小校”是现代教育的基本标志。提升教育品质,教育需要回归人的尺度,回归“小的是美好的”这样的常识。


促进教育创新我们现在的学校系统是1893年设计的。而15年之后最热门的工作,要么现在还不存在,要么再也不复存在了。我们必须为明天培养人才,从而创造未来而不是复制过去。


全球化、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革新,各种搜索引擎、内容网站、在线图书、知识分享工具、学习工具、电子设备和终端,视频课程、大型在线课程(MOOC)、虚拟课堂等在线学习形式的出现,使得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获取发生了巨大变革。基于网络的非正式学习、自主交互的社会化学习、打破时空限制的移动学习正在成为现实。以知识记忆、强化训练、考试至上、追求高学历为特征的应试教育模式正在被历史所抛弃。


我们需要通过互联网技术改革传统教学,改善教育的可及性,大幅度提高教育效率,帮助教育边缘化群体获得有质量的教育,弥合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性别之间的教育差距。同时,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教育的个性化、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走向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培养创造力为中心的教育,走向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


这意味着并不是用21世纪的技术去强化19世纪的教学。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文化。我们要汲取互联网所体现的自主性、开放性、互动性、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服务至上、公众参与、信息公开、资源共享等价值,将它们融入现行教育,从而产生革命性的反应。


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因地制宜、自下而上的生长过程。佐藤学认为,主要发生在教育内部和基层的“静悄悄的革命”,“是植根于下层的民主主义的、以学校和社区为基地而进行的革命,是支持每个学生的多元化个性的革命,是促进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革命。”需要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新的变革机制。今天,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自下而上、局部的、零散的、非制度化的自主创新和教育探索,这种微改革、微创新、微公益显示了互联网时代教育创新的新特征:通过每一个人的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参与,促进教育范式的整体转变。


教育变革需要新学校、新教育、新父母、新企业。走在风气之先,勇于变革和创新的企事业机构应当率先抛弃迷信文凭的用人制度,重视人的基本素质、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应当鼓励有理想、有条件的企事业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自主创办以人为本的新型幼儿园和中小学。我们不仅可以“用脚投票”逃离应试教育,也可以脚踏实地,通过“教育自救”创新教育。


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创新最重要的动力。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教兴学的巨大热情和深厚传统。需要改革教育治理方式,简政放权,促进教育的下放、开放和解放,恢复学校的自主性和办学活力,形成教育家辈出的环境和土壤,使教育重新成为社会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重新焕发文明古国的教育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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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1】


王迎晖

美国顶尖智库的资金来源及运作分析



“智库”最早诞生于美国,以后才逐渐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与美国大学一样,美国的一些顶尖智库也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在全球各项智库排名中名列前茅,其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对美国的决策层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智库的成功常常取决于其充足的资金及科学的资金运作。


1、美国智库的主要资金来源


政府或国会支持。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是有着深厚官方背景的智库,其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部门和军方,通常占到其总收入的70%~80%左右。布鲁金斯学会也是一家半官方智库,但其从政府部门得到的资助仅占其总收入的不到20%。


就兰德公司来说,它通常与美国联邦政府签订合同,比如国防部、卫生部、人力资源部、教育部、国家科学基金、国家医学研究院、统计局,等等。兰德公司和上述许多客户有着3~5年或每年更新的服务合同,合同数额在数千万美元左右,每年约有700个项目同时开展。


基金会资助。美国有很大比例的智库都是个人投资创办的,历史最悠久的智库已经存在了100年左右。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政府研究所成立于1916年,胡佛研究所成立于1919年,外交关系协会则诞生于1921年。


这些智库在成立之初都是企业家或官员先期投入的,有的还创立了基金会以长久吸纳运营资金。如布鲁金斯学会最早是由慈善家罗伯特·S·布鲁金斯创办的。他还资助成立了其他两个组织:经济研究所和圣路易斯市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这三个机构于1927年12月8日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


而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桑顿中心又是由前高盛集团的首席执政官约翰·桑顿捐巨资设立的。


企业资助。企业资助是非官方或半官方智库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公司资助,达到其总收入的32%。布鲁金斯学会的收入来源中,大公司的赞助占全部经费的近1/2,而董事会主席就是其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外交关系协会是典型的非官方智库,它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就是企业会员的会费。1953年在创立“公司项目”时,它只拥有25名会员,而现在已经扩大到170名公司会员,来自全世界各个行业和地区。公司会员通过捐助,获得参与国际会议的机会,能够聆听到业内顶尖专家的分析,与知名公司同行共同参与讨论获得商机等。


国外资助。美国著名智库大多是放眼全球的,其所从事的国际事务研究通常要和世界各地的机构合作,同时也可能得到国外的资助。如布鲁金斯学会的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能够从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得到大量资助,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设有日本研究项目主席,就是因为得到了日本的资助。


从2014年起,由于经费有限,布鲁金斯学会也改变了邀请各国访问学者的政策,仅限于来自为该中心提供资助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


个人捐赠。个人捐赠也占赞助费用的一个重要部分。传统基金会获取的资金赞助都是由富人捐赠的。像布鲁金斯学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样的民间智库,个人捐赠一般不超过其总收入的10%。


个人捐赠者包括公司董事、国际委员、顾问委员会成员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42位董事中,有20位个人年度捐赠超过5万美元。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斯考克罗夫特、前国防部长科恩等前政府官员或知名学者都是其董事会成员,但他们的个人捐赠均未超过5万美元。


2、美国四大顶尖智库资金收入及使用分析


兰德公司(RandCooperation)。兰德公司是一个有着官方背景的全球型智库,关注问题范围广泛,包括医疗、教育、国家安全、国际事务、法律、商业以及环境。


该公司2014财年总收入约为2.6亿美元,其中有1.9亿美元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及军方的资助,是其收入的主要部分,约占总收入的72%,有1780万美元来自非官方性质的组织,占总收入的6%,剩下的部分则来自高校、个人或其他杂项。


经费使用方面,大部分都用于研究和分析,占总开销的77%,基础设施投入为9%,用于员工培训等花销占13%,另外还有1%用于募捐项目。(数据来自兰德公司官方网站,《兰德公司2014年度报告》)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注重科研和教育的组织,带有更多的学术特征,多年来一直名列美国最有影响的智库之首。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度报告显示,该学会2014年总收入为1亿756万美元,比2013年上涨1000万美元,其中86%来自资助和津贴,10%来自其基金会,2%为出版收入,其余的2%是一些其他收入。


用于项目研究的经费为7456万美金,其中,用于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约2290万美金,占总项目开支的31%;第二大开支为经济研究项目,约1719万美金,占总项目开支的23%;都市政策项目开销占16%,政府治理研究项目占9%,出版物花费约占4%,全球经济与发展研究项目占14%,剩余3%用于交流项目。(数据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官方网站,《布鲁金斯2014年度报告》)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属于半官方智库,素有“冷战思想库”之称。2013年总收入为3230万美元,其中公司资助为32%,基金会捐赠为29%,政府捐赠为19%,个人捐赠为9%,其他收入为6%,慈善捐赠为5%。


花费情况:总支出为3220万美元,其中项目花费为78%,管理和总务费用为16%,6%用于公司再发展。从近几年财务报告情况看,该中心对项目的投入增长很快,其用于学术项目和出版物的投入呈直线上涨趋势,产生的效果也非常突出。


如该中心2012年《数字中的CSIS》报告显示,2005年,其政策报告和评论的数量仅为51篇和24篇,而在2011年这两个数字已经上升为111篇和94篇。CSIS制作的声像作品也从2005年的20个上升到2011年的886个(数据来自CSIS官方网站CSIS年度报告)。


经费收入的增长也使得该中心改善了自身的基础设施。2013年9月,CSIS整体搬迁到了罗得岛大道的新总部。这个新的大厦耗资1亿美元,CSIS拥有地上9层办公区和3层地下车库。


外交关系协会(CFR)。外交关系协会特别强调自身的无党派和独立性,不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任何资助。外交关系协会的会员近4900名,包括政府官员、学者、企业领导、记者、法官、宗教领导和非政府组织专业人员等。


其中有600多名签约会员。根据外交关系协会2014年度报告,其总资产现为4.9亿美元,年度总收入为5893万美元,分别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会费(约600万)、年度捐款(约840万)、企业会员会费及相关收入(约810万)、个人馈赠和捐助(约1100万)、《外交》杂志盈利(约820万)、现有业务的投资回报(约1500万)、租借收入(约200万)、杂费(约15万),等等。


年度总营业花费为6108万美元,其中项目支出为4450万(主要用于在纽约的会议、华盛顿的项目、特别活动、《外交杂志》、国内项目、国外项目、网站运营、培训项目等),辅助性支出约为1654万(主要用于公司建设、公司项目、顾问费、日常管理和总务等)。(数据来自外交关系协会官方网站)


3、美国智库资金筹集使用的特点及原则


资金来源多样并保持收支平衡。美国智库在发展早期就意识到在政策制定研究过程中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在资金来源上也就有相应的考虑。布鲁金斯学会每年的预算收入有65%左右是来自民间的捐款,而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只占3%~4%,这有助于学会长期保持无党派的独立立场。


布鲁金斯学会还非常注重收支平衡,使资金状况能够适应当前及长期研究项目的经费需求,并通过高效的基金管理运作,以确保各个研究项目的正常进行。兰德公司努力通过拥有不同性质客户的形式来保持其独立性。


虽然兰德公司的客户大部分是美国联邦政府,但是即使就一个客户而言,比如五角大楼,其内部也有陆、海、空、情报、国防部长办公室等许多不同的机构。兰德公司通过与不同部门打交道,来实现一定的独立性。


2016年2月4日,中美两国专家在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出席中美关系研讨会。


同时,兰德公司还有许多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及海外客户等,而且慈善捐赠的支持也使得兰德公司能够开展更多具有公益性的研究项目。


经费支持者不能干预研究题目和研究结论。美国非官方或半官方智库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基金会、公司和个人的捐款,以及一些出版物收入和其他投资收入。


但是,当智库把筹到的资金用于研究和教育活动时,这些捐助者没有权力对研究项目和研究结论进行干预。


而且,许多智库也进行少量的非保密的与政府签合同的研究,但它保留发表这些成果的权利。资助者,无论是官方还是企业,理论上都无法干预项目的观点和最后结论。


智库依托于政府又独立于政府。美国智库始终坚守的信条是保持学术独立性,认为这是智库生命力的来源。智库人士认为,自身要得到政府的重视,正是要有在这个领域的权威与公信力,而公信力来自于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


因此,许多美国智库尽管为政府部门提供建议并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资助,但靠着严格的内部管理和行业自律管理机制,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兰德公司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于联邦、军方、州和地方政府机构,但是长期以来坚持自己只是一个非营利的民办研究机构,独立地开展工作,与美国政府保持客户合同关系。


一方面,尽管兰德公司等智库的大部分研究项目与经费来自政府,但如果研究成果不如人意,政府完全可以不支付这笔经费。


另一方面,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不受美国某一行政机关直接管理,他们的研究员不是政府公务员,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仅负有个人责任。


智库管理方面,经营与研究分开。美国智库的日常运行遵循企业管理的方法,由总裁负责。在总裁之下,学会的构成分为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两大部分。


拿布鲁金斯学会为例,总裁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首席执行官,负责推荐研究项目,批准出版,挑选研究员。有三个机构支持他的工作,即行政办公室、总顾问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


行政管理部分由5个部门组成,即财务部、运营部、联络部、发展部和出版社,每一个部门由一名副总裁掌管,并兼任该部门的总监或主任,直接对总裁负责。研究部分根据研究领域划分为五个部门,分别是:外交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经济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


每一个部门也由一名副总裁主管,并下设若干个研究中心。研究部门和经营部门分开,一是有利于各司其职,提高效率;二是在经费使用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区分研究经费和行政费用等杂费,对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管理,将主要的经费用在项目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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