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71-075】
发布时间: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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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5】


秦晖

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什么



我们现在讨论大国崛起,本国人民到底会得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在一定的体制中,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会使它的国民能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好处,必须或者只能在这个国家,在领土上处于大扩张时期。


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大国?古奥斯曼、古罗马、古中国?都不是。英国是吗?是。但英国本来是个资源少,人口不多的弱国,稍微知道欧洲历史的都知道,英国可曾是人人可欺的。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既往的规则。


过去,不仅仅是古中国,其他地方也是以“陆地文明”为主的,本土的资源和人口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关键。在东方,古中国一直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在欧亚大陆交界处,却先后有古希腊、古罗马、古阿拉伯帝国。尤其是当年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帝国,不但地盘大,而且兴盛时间长。向东,曾和大唐帝国有过短暂的交锋,但无论是大唐向西,还是阿拉伯向东,都兴趣不大。因为中亚地区气候、资源、地理等,都不是很吸引人的。


因为地理的因素,阿拉伯帝国和古中国接触有限,直接的帝国冲突更少,但是和西方则是打了若干次。不过,后来它们也和古中国的大明和大清一样,玩起了闭关锁国——当伊斯兰文明的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后,伊斯兰文明达到了一个极其强盛的高峰,却也彻底封闭了东西方贸易渠道。


欧洲诸国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被逼下海的,要不,没啥背景的哥伦布为何可以一而再地忽悠到西欧各国的王室贵族出钱出力。


当美洲新大陆发现以后,世界的规则改变了,自此,本土的资源和人口不再是国家强盛的关键,新大陆的资源如同游戏的外挂,而获取外挂的金手指是海军和商船:这就造就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这些本土面积很少的世界强国。而中国、西亚的伊斯兰文明的国家都落后了,世界的强弱之势,从此改变。


因为海洋太大了,要想跨越它,不是单凭人力就能行的,所以海洋文明有一个极大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思维是外向的、合作的。这就造成了科技及金融的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没啥秘密,唯在思维,东方的日本快速崛起,就在于与海洋文明思维的接轨。


于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些欧洲国家的资金、科技、社会发展逐渐超过了东方的中国和中亚的伊斯兰文明。而原本就落后的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则悲惨的被灭绝了——美洲大陆成为欧洲人的后花园,现在的南美洲,基本都以葡语为主,而北美,则基本是英法后裔,尤其是以英国后裔以为主的美国,更是后来者居上,成为海洋文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在英法争霸的过程中,美国作为法国全球战略中打击英国的一个棋子,最终却取代了英法,成为世界霸主,这恐怕是法国当年没有想到的。


与美国同时崛起的还有俄国,同样被西方远远甩下的俄国有一个伟大的首领——彼得大帝,他没有像古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的君主一样固步自封,而是去西方学习了海洋文明和科学技术——在出海通道问题上,日思夜想,经常要大打出手的最突出选手,就是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为了获得通向大洋的道路,为了获得不冻港,为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它迁都、侵略、吞并、欺诈、合作,用尽了手段。你去看看圣彼得堡的历史、塞瓦斯托波尔的历史、塔林的历史、大连的历史,血泪斑斑,都和它有关。


当1840年大清的国门被敲开的时候,面对的是已经发展到蒸气机时代的大英帝国。陆地文明时代的全球第一强国,到了海洋文明时代面对全球第一强国不堪一击——虽然大清帝国的GDP曾一度占到世界的一半。


当地球瓜分完毕的时候,英国、法国这些传统海上强国的发展就慢了下来,而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统一后的德国咄咄逼人。世界又开始了变化。


当地理大发现的外挂失效之后,海军和商船队的金钥匙也就不那么耀眼了,科技成为最强竞争力。谁在科学技术上面攀登的高一点,拿下技术的高端,谁就有一点优势,此时,农业时代的资源、人口、国土,重新变的重要了——前提是观念的更新,拥有海洋文明世界观。


德国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而英法这些地球资源垄断者压制德国,最终战争爆发了。而最大的得益者是美国和俄国——典型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尽管英国和法国打赢了一战,但是代价巨大。美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土广阔、科技领先的国家,开始呈现出潜力。


一战让美国和大英帝国平起平坐,二战则彻底将大英帝国打成了二流国家。当欧洲被打烂的时候,独享资源和市场的殖民地也就自然失去了。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之下,英国、法国、荷兰这些曾领风骚一时的海洋强国失去了领土资源人口,往日的荣光一去不返。


美国趁机获得了欧洲的人才科技。而真正使美国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是冷战。


技术除了要资金,还要需求,当美苏争霸之时,美国凭借着对全球贸易的控制权和货币权获取财富,危机刺激需求,最终发展出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高端技术。苏联也同样发展了仅次于美国的高端技术,只是代价太大,经济失调,最终解体。


冷战的另外两个受害者是英国和法国:借冷战之名,美国彻底清除了英法在全球的势力,独霸除了苏东和中国之外的整个地球。——此时的德国已经被钳制住,倒是投靠在美国羽翼下的日本重新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甚至狂言要买下美国,结果被美国爹搞了一下,至今没醒过神来——要知道,日本至今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美国严格的监控。


除了美国,冷战的另一大受益国是中国,如同英法争霸的收益国美国一样。中国在乱世中保留了国土、人口、资源,差的只是科技——我们早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从1949年开始,就没放松过对科学技术的攀岩,只要爬快一点,从百年耻辱到超级大国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


一句话,说成为全球真正强国为时尚早,但是中国已经在成为强国的道路上了。


大家都知道,古往今来有很多的大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帝国,动不动就是横跨欧亚非的,金戈铁马,历史上很多这样的故事。但是电视剧《大国崛起》并没有选择这些历史上的大国。我的理解,是这个电视剧它是想把大国崛起置于一个近现代化的视野中来考察,因此古代的这些军事大国它并没有放入这个视野中。


也就是说,在近现代视野中,有些大国究竟算不算大国,是值得研究的。比如说就在近代化的开端时期,就在欧亚非这三大洲,当时就崛起过一个很大的大国,奥斯曼帝国。我们知道,伊斯兰文明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过程,几乎和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是同时的,而且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拜占廷,在传统的欧洲史学中一直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近代开始的两大标志。


大家知道,现在的历史书,把中世纪和近代理解为社会形态的变化,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我们把它的分界线定在英国革命。但是按照欧洲的传统观念,他们当时没有这个社会形态演变的概念,在欧洲传统史学中,所谓中世纪指的就是拜占廷被土耳其人攻陷以前。拜占廷的陷落和新大陆的发现,是近代的开始,是中世纪的结束。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非常重大的,而且自从1453年拜占廷陷落,一直到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扩张最厉害的时候,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可以说占领了整个西亚、北非和东南欧的很大一片地方,形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可以说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的海上霸权,和奥斯曼的陆上霸权,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东西。


但是在《大国崛起》这部系列片中谈到了西、葡、荷,而没有谈土耳其。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因为编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在本质上和前近代的这些军事帝国的扩张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那样一种传统军事帝国的类型,而没有西、葡、荷这些国家,他们崛起的那种所谓的近代意义。


为什么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传统的大国,而后来崛起的西、葡、荷这些国家是近代的大国呢?我认为主要就是两个不同。一个在于立国之“制”对世界、后世的影响,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现代性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的建立所体现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关键还是老百姓从中所得到的,首先在于这种大国崛起中国与民的关系,当然首先是指和本国人民的关系。很多人说在西方列强崛起的过程中,被征服者、被侵略者受到了很大的痛苦,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当然是深有体会。但是在传统军事帝国的夸张中,这种情况也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并不是近代和传统的区别。近代殖民扩张有很多横行霸道的事实,古代的军事帝国扩张,这种事实一点也不少,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强权政治自古以来就有,不是近代才有的。


但是近代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制度背景,第二就是这个制度给人民带来的关系,首先是指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关系——殖民征服对被征服地区的痛苦,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讨论大国崛起,本国人民到底会得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在一定的体制中,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会使它的国民能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好处,必须或者只能在这个国家,在领土上处于大扩张时期。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例子,那就是这一种以国民为本位的制度安排下,国家扩张国民能够得到好处,国家停止扩张国民仍然能够得到好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大国的兴衰,就绝不仅仅是版图的大小、武力的强弱,最本质的是老百姓的权利、福利、利益能够得到多大的增进。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国崛起》这部片子中列的大国就挺有意思。比如说很多议论者提出《大国崛起》中讲的这些国家,有一些无论从武力讲,还是从国家的版图讲,你很难说它是大国,比如荷兰。荷兰的本土一直是小国。有人说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土也很小,但是它有很庞大的殖民地,可是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荷兰也很难算得上一个大国,荷兰虽然进行过海外扩张,但是老实说规模很有限。


荷兰历史上真正有意义的殖民地,就是荷属中印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印尼,当然历史上它也占领过一些地方,但是能够稳定占领的,只有一些很小的地方,而且没有一些太大意义的,比如说荷属安的列斯、荷属圭亚那等几个无足轻重的小不点。虽然我们说荷兰有海上霸权,但是主要是指商业霸权,就打仗而言荷兰人其实很不行。


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深有体会,因为当年就是我们中国人,而且不是清军,而是被清军赶到海里的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郑成功就是一支海上商团,以海上商业势力为基础的这么一支武力。郑成功的军队当时算不算强大呢?我们知道其实并不算强,他在大陆上站不住脚,老实说他能够在大陆站得住脚,就不会去打台湾,他当时之所以进军台湾,就是因为在大陆上跟清朝的作战受到重大的挫败,基地只剩下金门、厦门,而且这两个地方已经是岌岌可危。但是这么一支军队,在大陆上屡战屡败的军队,就在海上把荷兰打败了。


荷兰在东亚败给郑成功,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今天的纽约,最早的名字是叫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荷兰打败了,很快变成了纽约。(中国亮点@外脑智库 罗卫国主编)荷兰如果说是大国,这不是在军事意义上说的,更不是在领土人口意义上。甚至荷兰人都没有很强的祖国意识,荷兰移民跑到一个地方,往往就没有多少的祖国观念。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跑到非洲去的这些荷兰人,他们跑到非洲去之后不久,就自称自己是“非洲人”,语言是“非洲语”,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实际上是荷兰裔南非人,别人把他们叫做“布尔人”。中国养羊业有“布尔山羊”,是很有名的品种,就是这些“布尔人”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从来不说自己是荷兰人,到了南非后不久就脱离母国独立建国了,而且很团结,给英国干过很多次仗,最后英国花了大力气才打败他们。但是说起来也很奇怪,虽然他们被打败了,而且布尔国家也从此灭亡了,但是布尔人在英属的南非,仍然可以说是当家作主,英裔南非人反而一直是势力比较小。


这里我要插一句话,我们现在的一些历史书把“英布战争”解释为英国和荷兰争夺南非的帝国主义战争,我觉得这个提法有一点莫名其妙,可以说是英国争夺南非,但是荷兰并没有来争夺南非,是有一帮荷兰人,但这些荷兰人根本不承认是荷兰国籍的。


所以,无论从本土还是从势力范围而言,荷兰都称不上是大国。我们凭什么说荷兰是大国呢?但是毫无疑问,荷兰当时无疑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国家,而且直到现在,应该说还是这样。不仅荷兰人创造的一些制度,比如说股份公司、联省共和等制度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其商业势力无远弗届。而且它的文化影响力也曾经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传播,以至于日本兰学曾长期成为西学和一切近代知识的代称。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人对蛮夷的翻译,往往是被认为用比较贬义的词,但是到了近代就有了一些好词出现,像英国、美国、德国等等都是一些比较褒义的译法,有些人说其实在明代就有比较褒义的提法,就是指荷兰。我要说荷兰这个译法,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流行,你只要看看明史,明史中并没有把今天的荷兰称为荷兰,而是叫做什么红毛国,真正称荷兰的就是当时的日本人,还有后来的清朝人,清政府曾经跟荷兰联手打郑成功。荷兰人当时是郑成功的敌人,但是是清朝的盟友,因此清朝从日本人那里把荷兰,这个听起来很美的一个名字,荷花、兰花,引进了汉语中,但是明朝人都没有这么说的,明史中也没有荷兰这个名字。


我在这里主要是讲荷兰在当时世界的影响,以至于在日本就把荷兰当做西方的代名词。现在按照大国崛起的说法,荷兰的霸权早就结束了。但是荷兰的霸权虽然早就已经结束,今天的荷兰仍然是一个富裕、文明的国家,仍然让世人称羡,而荷兰人的国家与民族自豪感一点也不亚于当年。


还有一些国家很有趣,比如说瑞典。


瑞典很有意思,瑞典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军事、政治势力曾经非常强大,当时在欧洲可能仅次于英国,和俄罗斯不相上下,曾经几次将俄罗斯打败。它在这一段时间,曾经打败过欧洲的很多强国,包括俄国、波兰、丹麦和德国的很多大诸侯,大家知道当时德国并没有统一,当时德国有一些诸侯是比较强大的,比如说奥地利、普鲁斯等等。


那时候波罗的海被称为瑞典湖,因为整个波罗的海是被瑞典征服的。瑞典军队曾经直逼莫斯科,变波兰为它的附庸,干预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曾经横扫欧亚,和彼得大帝决战于乌克兰的波尔塔瓦,但最后瑞典在这里被打败了,国王没有逃回瑞典,最后是逃到土耳其了,这个地方离土耳其很近,他们的军队因为扩张离瑞典本土已经非常远了。


波尔塔瓦战役终结了瑞典的军事霸权,但是在波尔塔瓦之前,瑞典的军事政治势力很大,可以说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国。但是当时瑞典在世界人民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可是1708年波尔塔瓦战败,国王逃奔土耳其,战后签订的和约使瑞典丧师失地,霸权彻底崩溃,而且从此再没有恢复。瑞典在世界文明的地位,这之后才真正的崛起,战败之后的瑞典废除了专制制度,开始了瑞典历史上著名的“自由时代”,建立了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均居欧洲前列的现代社会制度。


在这个制度的依托下,瑞典没有任何殖民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势力范围。现在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强国都是靠掠夺殖民地起家的,这里我要说对殖民地的掠夺的确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很多近代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殖民地,包括德国在内,瑞典当然也是。瑞典没有任何殖民地,也没有什么势力范围,但是瑞典的工业化后来居上,他的人均产值和收入现在甚至超过英美,是世界最高之列。瑞典的文化我就不用说了,诺贝尔奖就是由瑞典来评的,在世界的各个学科诺贝尔奖几乎都是最高奖,除了数学。


今天的瑞典人有没有人怀念波尔塔瓦战败之前的伟大国王的光荣呢?当然也有,但很少。今天瑞典人的光荣和自豪,岂是当年的臣民可以比较的。所以我说只要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国家强大他们是站立的,即使在国家所谓衰落时期,瑞典和荷兰可以说作为霸权而言,他们后来都衰落了,但是他们的国民仍然是有尊严的。


当然,经过海洋文明洗礼后的现代社会制度,国家强大会带来国民的尊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过去的专制制度不是这样的,国强反而民更辱,这种事情,自己去看历史就行了,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我想,这就是“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大进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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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4】


张志恒

俄国旅游归来的思考



暑假期间国内酷热难耐,沾孩子们对网络比较熟悉的“光”,从网上签证、购票、定便宜旅店,实现了去俄罗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自由行。俄罗斯(苏联)和我们这代人有割不断的情结,从小就知道这个国家和民族,而且都是正面的,“以俄为师”,“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依然记忆犹新。苏联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发展的道路。以至于脑海中所谓“外国”就是只有苏联好,上了中学学的外语课只有俄语。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先是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就开始被否定,继而庞大的苏联几乎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作为一个普通人,过去对国外的认知主要是被动接受传输来的信息,对于亲自去看看外国只能是梦想。如今有了改革开放,了解国外的渠道大大增多,甚至有了走出去的机会,这对我们清理自己杂乱的认知,获得如何认识国家、民族的清晰思路是有帮助的。


认识国家、民族需要注意的问题。世界是复杂的,同时又是多变的。现实中任何具体的个人所能接触到的只可能是局部的,某时刻的信息,不经过思考,不可能得出对“国家”、“民族”的正确认识。同时绝大部分的普通人对外国和其他民族的认识主要都是来源于自己熟悉的语言,直接和你对语言概念理解有关。《圣经》中建立巴比塔的故事很有意思,人类各种纷争不断,要为此受难,“赎罪”没有尽头,无法到达“天国”,而原因就是人们各有各的文字,造成交流的困难。我们每个人对他国的了解和认识主要源于“文字”,而看到的“文章”又是各种各样的人在某个时代“创造”的,又只能从浩瀚的文章中看到很少一部分,由此来知道他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如果文字上的东西再不进行思考分析,得到“真知”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自己国家,自己民族,不通过思考分析,也谈不上有什么认识。如果我们坚持只有“实践出真知”的原则,则我们对他国的任何认知都首先要抱一个怀疑态度,因为那只是“文字”,并非现实。现在回想我们对苏俄历史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教训。


人就是“人”,无论中国人、俄国人都是一样的。麦当劳在俄国比较盛行,每个麦当劳店人都很多,我们在俄也常光顾。无非是说明麦当劳抓住了人在吃饭上的共同需求,人的“共性”使其风靡世界。出国旅游可以亲身体验异国风情,但没必要抱着看“另类”的想法。任何一个概念都有笼统抽象的一面和具体实在的一面,“国家”、“民族”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只存在“张三”、“李四”,而没有“中国人”;只有亚洲的地理区域,而没有笼统的“中国”。我们提到“俄国”,是指一定的地理位置呢?还是指俄国政府,一个俄国人呢?还是笼统的“俄国”(一个概念)?这是我们看文章、写文章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是引起人们争吵的原因,也是产生错误认知的原因。正因为只是一个“概念”,以“国家”、“民族”作为谈论对象的话语只是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看法,是没有“对”、“错”之类的评论意义。我们举个例子就清楚了,前一段有篇文章谈到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懒惰、肮脏,于是很多人表达了对爱因斯坦的不满,认为从此改变了对他的尊敬之情。爱因斯坦在日记里只是谈个人的看法,并没有侮辱具体的某个中国人,也就是谈不上做错了什么,如何能遭到谴责呢?再如柏杨所著《丑陋的中国人》也是谈一种看法,并没具体指责谁,这里“中国人”也只是一个“概念”。再例如我们认为俄国中年以上妇女胖子居多,你去俄国看看,随便可以找到“同意”和“否定”的“证据”。这也给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问题的路径:任何思想观点我们只能从分析推理上去评论,任何记录“实在”的话语文字,只能提供思考(思想)的内容,而不是“肯定”和“否定”某种思想的证据。由此推理:任何笼统的“概念”做主语的说法(也就是一种思想观点),不值得为之“兴奋”、“高兴”或者“沮丧”、“愤怒”。


由莫斯科地铁想到的。在俄国的公共场所都清楚标注着“出口”和“入口”,显示了一个社会的“有序”。——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9月30日主编于南京总统府——人的需求是各种各样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任何“秩序”的确定,一定会给一部分人带来方便,也会给一部分人带来不便。例如在莫斯科对不熟悉某座地铁站的人,你走出来后发现错了,想重新回去,很可能要走不少冤枉路去找“入口”。人类社会肯定是“有序”的,“无序”谈不上是文明社会,关键是这个“序”是如何形成的。是大家参与,相互争让,达成一种默契,形成“自然的秩序”;还是靠“强者”来规划,制定“规则”,形成“人为秩序”。由前一种思维使社会形成了“市场经济”;而由后一种思维形成了“计划经济”。俄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功实行了“计划经济”,取得世人瞩目成就。莫斯科地铁至今仍然可以看到昔日强国的“辉煌”。地铁就是一个大半圆柱形巨大通道斜插入地下,又在地下四处延伸,莫斯科不少地铁站入口往往在上面看不到“底”在哪里,让人感到“恐怖”。上、下行的人流分开,中间立起一排柱灯,主要光线不是从上面照下来,像是人们举着火把去地下探险。轰鸣着的滚动电梯源源不断把人流送下去又“捞”出来,永不停息。莫斯科地铁站空间宽阔,照明充分,也有不少艺术装饰。身在地铁站,好像是在普通车站,感觉不出是在几十米深的地下。地铁车次也很密集,几分钟就会有到站的车,虽在地下,但这里并不平静,疾驰的列车促生高频率的刺耳噪音,在长长隧道中来回飘荡,甚至被放大共鸣。这里的地铁不少就是为了战争而建,这噪音让虚弱的人难以承受,突显了“胜者为王”。地铁是现代城市的标配,莫斯科地铁完全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产物;而纽约也有发达地铁,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有人能详细考察一下两个城市地铁的建造历史,对城市产生的影响,现在的运营情况和对将来的预测,做一个全面论述和比较,由此来比较两种经济形式,不是很有说服力吗?


现实的历史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形式现在很少有国家去实践了,俄国经济也在起变化。记得有位哲人讲,把私有市场经济转化成公有计划经济是容易的,如同骟掉一匹公马一样;但把公有计划经济恢复到私有市场经济是困难的,如同让被骟掉的公马恢复生育能力一样。俄国正是面临这种“困难”,在俄国看不到繁荣的商业经济,俄国自己没有现代知名公司和品牌,反而可以见到不少计划经济遗留的痕迹。相信这种经济局面并非俄政府和民众所希望的。


一本书引起的“瞎想”。在圣彼得堡居住的附近有一个小广场,有果戈里青铜像,正在举办小型图书展,无意浏览了一下,多是俄文,有一部分英文版的书。惊奇看到一本书封面上印着隶书体“商君书”,是一本俄文版的《商君书》,但众多书中没有“孔孟”唯有“商君”。这个现象不是碰巧出现的,可能反映了俄国思想界的迷茫。中国有一段“尊法批儒”的狂热时期,如今是大力提倡“国学”,屡屡出现尊孔闹剧。诸子百家的著作几乎所有书店都在出售,但估计多是滞销品。从清末一百多年以来,大家基本达成这样一种观点,这就是中国古代朝代更迭频繁但治国理政没有脱离“秦政”,而秦政的思想基础就是“法家”,多数朝代表面上推崇的又都是“儒家”,形成“儒表法里”的历史。其原因是《商君书》之类的法家著作都是为帝王写的,是所谓的“驭民术”,自然不好鼓励百姓去读,更不可能去广泛普及。当年“批儒尊法”最甚时期,也没见《商君书》大量出版发行,人们只是知道商鞅变法的故事,而不知道他的思想基础。如今商鞅的著作在俄罗斯出版并不值得奇怪,俄国是有很重帝王情结的国家,而且对沙皇的崇拜不是在于“高贵”,而是在于帝王的“强势”。《商君书》的确对如何“强国”,如何做一个强势君王,有其独到的见解,也是有成效的。该书将“国家”和“帝王”混为一谈,一朝“帝王”的兴亡也是“国家”的兴亡。既然“君王”就是“国家”,自然就有了“君王利益”和“百姓的利益”是两回事,该书指出的是“国家”也就是“君王”富裕和强盛的路,而非富民之路。这个观点显然是陈旧的,并不符合现代政治观点。多年前,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巨大变化,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被灭亡,作为“胜利者”一方的西方国家没有去占领、殖民一寸领土,何来“亡国”之说?所发生不过是国家治理方式和“执政者”(“君王”)巨大变化。相信俄罗斯民族是睿智的民族,能够认清自己应该走那条道路。从“苏联”变为今天的俄罗斯基本上是和平过渡来的,在俄罗斯随处可见苏联的遗迹,最重要的镰刀和锤子的图案不少地方都保留了下来。这样的“和平过程”使人们的生活连续而稳定,也容易使很多认知停留在旧意识上,和社会实际变化就显得不合拍,对社会下一步发展走向感到迷茫。


对宗教问题的遐想。在俄罗斯随处可见的就是教堂,旅游景点不少也是选择教堂,如果说中俄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可以说就是对宗教的态度了,正因为这一巨大差别,中俄两国不可能走同样的路。俄国大部分人信仰基督教中的一个分支——东正教。世界最大最好的东正教堂大概都在俄罗斯。我对基督教了解不是很多,见过的教堂也很有限,但从基督教三个主要分支的教堂去看,有这样一个特点,新教(基督教)教堂最简单,彻底的朴实无华,像一间教室;天主教有图片布置,大堂“主席台”有壮观背景;东正教堂复杂,从里到外处处可见装饰,有些完全是“富丽堂皇”(去俄罗斯旅游不可能不去看教堂)。看看基督教有关“十诫”的基本教义,再看看这不同的教堂,颇有感慨。社会行政组织和“宗教”都是人独有的现象,两者都和“人类社会”有关系,但新教(基督教)受世俗社会行政(指权威、等级制度)影响就很低;而天主教和东正教就受世俗行政影响比较大,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裂也和为了争“谁是正统”有关。“宗教”本质是解决人的精神问题,不是解决“现实”问题,基督教“十诫”中前三条直接和人的“精神”有关,而第四条讲了如何在现实中“做到”,这就是要恪守安息日。其中“不得设置偶像”,更是道出“宗教”的精神意义。虔诚的天主教和东正教信徒用富贵的饰品和精美的图片、雕像来表示对神的崇拜,而这恰恰淡化了宗教的意义。人们安息日进教堂,是为了通过自责来求得“上帝”的帮助,是“大脑”的活动,和视觉没有关系。如同通过直观的图片去进行数学教学,只能得到最初级的数学,要得到更多数学知识,除去思考并无它法。更多现实主义的美学掺杂到宗教中,对增强对“神”的信仰并非“福音”。把眼光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不难发现,富裕而且社会稳定的欧美国家几乎都是信仰新教的国家,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次之,而各种问题多的国家多是信东正教的国家,也就是国家稳定人民富裕和教堂的豪华成反比,这真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俄国有一段否定宗教的历史,中断了东正教正常的传承,世界基督教传承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出现萎缩,进教堂的人次在减少,很难想象没有宗教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今天人类社会又需要在宗教问题上做出抉择。如今来到俄罗斯,这是一个重新重视宗教的国家,我不具备深入了解俄国社会的条件,但我分析俄国具有坚定信仰东正教信徒不是很多,东正教的影响是有限的,要恢复昔日东正教对俄社会的巨大影响是不可能的。


对文学艺术的思考。俄罗斯是一个热爱艺术的国家,不仅在公众场所,就是在家庭也可以见到“艺术”。北京机场的宏大莫斯科机场不能比,而莫斯科机场各种艺术性装饰北京机场不能比。在俄住宿的三处都是由民居改造的家庭式旅店,都有文化气息很重的装饰,一处的整体装饰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房间贴有较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凡是有点历史的建筑到处都有雕刻来作为建筑装饰,遍及城市有很多青铜塑像。塑像高大而形象,或立于门口,或立于公园广场;或立于“地”,或立于屋顶“高高在上”。人物有宗教故事中传教士、文学艺术大师,科学家,尤其是俄罗斯建国过程中与邻国发生诸多战役中的将军,应有尽有。除去塑像数不胜数,俄罗斯也是一个热爱美术的国家,不仅有众多民间艺人,还有不少大型油画作品藏于博物馆和画廊,车站铁路旁遮挡工地的挡板也涂鸦不少动漫画。在各种艺术体育中,俄罗斯选手都有出色表现。俄罗斯真是一个追求“美”,也懂得“美”的民族。我在观看俄罗斯诸多油画时,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俄国美术馆实在是藏品太多,匆匆过客不可能仔细欣赏,我没有太多的“艺术细胞”,观看琳琅满目的美术作品也就是“看看而已”。在记忆上给我印象深的是俄国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但没有找到。回过头想想,所看过的美术作品几乎没有类似题材的,感慨万分。真是:“昨日游画廊,归来泪满巾,栩栩如生像,没有劳苦人”。在我辈接受的思想中,通常把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作为“美学”最高境界,文学艺术又必须为人民,也就是为工农大众服务,他们应当是一切文学艺术品的“主角”。这些思想的发源地是苏俄,但从如今俄国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不用翻译的美术雕塑作品,看不出这些思想的遗留。思考这些问题,对我们认识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中的真正作用是有帮助的。文学艺术,“美学”,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并不是人的第一需要,好的作品只能产生于解决温饱之后。对于民众来讲,你如果认为他们太苦、太累,就请具体帮助他们,而不是“歌颂”他们。文学艺术的“主角”不可能是劳苦大众,社会现实问题也不可能靠“文艺”来解决,“艺术家”对解决人世间诸多苦难是无能为力的,不负责任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去表现“苦难”,很可能是嘲笑、戏弄劳苦大众。这些简单“常识”至今在我国也未必认识清楚,在我们两会代表中文学和演艺人员所占比例很高,就说明这一点。莫斯科最值得骄傲的伟大工程应该是地铁,而且很多都是在二战之前修建,当时工程机械化有限,一定有不少人工投入,


修建工程场面一定是很壮观的,按理应该围绕这一伟大工程有不少优秀美术作品问世。苏联革命政权有多半个世纪,但如今见不到这段时期的文艺作品传世,让人不好理解。如果是因为政权更迭,但革命政权期间重要的徽记随处可见并没有去掉,列宁棺木依然在红场停放,都说明不会刻意埋没当时优秀文艺作品。答案只能是一个,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早就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真谛,没有去创造和实践“革命的美学”。常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知识分子工作比他们的“老师”做的好多了,例如油画“父亲”估计在中国美术史会留下记忆。“现实主义”,发挥“正能量”,都将是很长时间我国文学艺术的主调。


外出旅游是十分辛苦的,吃、住、行都是问题,尤其是到国外,还要受语言不通的困扰,忍受进、出关口时“白眼”。然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乐此不疲,这实际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说明国人也开始重视精神生活,真正的旅游应该是对自己“梦想”的现实追求,而实际上很多国人并没有做好准备,是茫然的。只是“购物旅游”,“拍照(看景)旅游”,“随大流旅游”,有些甚至是为了“显摆”。但无论何种目的,走出去就是社会的大进步,不引起人们的联想是不可能的,打开的大门很难再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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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3】


费孝通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该团体之外,象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 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向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不发生这问题的。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


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思,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为什么呢?——这种小河是公家的。


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尘灰堆积,满院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于是象格兰亨姆的公律,坏钱驱逐好钱一般,公德心就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


从这些事上来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现在已成了外国舆论一致攻击我们的把柄了。所谓贪污无能,并不是每个人绝对的能力问题,而是相对的,是从个人对公家的服务和责任上说的。中国人并不是不善经营,只要看南洋那些华侨在商业上的成就,西洋人谁不侧目?中国人更不是无能,对于自家的事,抓起钱来,拍起马来,比那一个国家的人能力都大。因之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显然是和西洋的划法不同。因之,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


西洋的社会有些象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象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就是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和柴不同的地方。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那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


“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无不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指其广亵的意思而且。这个网络象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家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一般的。象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云,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象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给父母膳宿费的西洋社会里,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在团体里的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样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沦”字下也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潘光旦先生曾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见潘光旦《说伦字》《社会研究》第十九期)


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我们现在读来,鬼神、君臣、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怎能和贵贱、亲疏、远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对地位相提并论?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意思是这个社会结构的架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奸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团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


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突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他太死心眼儿,一口咬了一个自己不放,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象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孔子并不象耶稣,耶稣是有超于个人的团体的,他有他的无国,所以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成全天国。孔子呢?不然。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因之,他不能象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至而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赦——这些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孔子呢?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是差序层次,孔子是决不放松的。孔子并不象杨朱一般以小己来应付一切情境,他把这道德范围依着需要而推广或缩校,他不象耶稣或中国的墨翟,一放不能收。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是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这和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


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其实当西洋的外交家在国际会议里为了自己国家争利益,不惜牺牲世界和平和别国合法利益时,也是这样的。所不同的,他们把国家看成了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为这个团体,上下双方都可以牺牲,但不能牺牲它来成全别种团体。这是现代国家观念,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的。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该团体之外,象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向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不发生这问题的。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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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2】


孙立平

新经济体现的是一整套全新的逻辑



前些天,我发了一条微博,说最近想谈谈新经济的问题。其实,说谈这个问题,主要是想把我查找的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以及我自己的一些学习体会和初步的思考呈现给各位,并期待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在那条微博中,我特别强调了,不是使用了新技术的经济就是新经济,不是生产了一类新的产品的经济就是新经济,甚至生产了一种革命性的颠覆性的产品也不见得是新经济。新经济将会体现的是一套与传统经济完全不同的逻辑。这些逻辑有些可能是我们喜欢的,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有的甚至很可能是对我们的一种严峻挑战。但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我们都只能面对它。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为什么我要强调新经济体现的是一整套全新的逻辑?因为这涉及到对新经济的确切界定。我们知道,“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我们用“新”来定义某个事物的时候,其含义往往是模糊的,因为凡是与“旧”有所不同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新”。特别是,我们本来就是处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新的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大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一般意义上的“新”,与能够带来“质”的变化的“新”区别开来,否则新经济的概念会由于过于笼统而失去意义。


正因为如此,我想用“体现一整套新逻辑”的表述,来把新经济分离出来,并将其与传统经济区别开。这个“一整套新逻辑”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探索:新的技术逻辑、新的资本逻辑、新的商业逻辑、新的劳动逻辑。


下面,我就从这四个方面,把我认为有意义的资料以及我在这些资料基础上的一些粗浅思考分列如下。


一、新的技术逻辑:


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是新经济形成的最基本前提。但需要弄明白的是构成新经济基础的新技术究竟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与此前不同的逻辑,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逻辑赋予新经济以一种质的飞跃的。


对于科学技术,我是绝对的外行,但从阅读到的资料看,下面的两个说法可以给人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个是,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曾鸣教授最近提出一个说法:谷歌、亚马逊、脸书、腾讯和阿里巴巴这5家超级公司,已经抢占了未来十年的制高点。而这五家公司的技术优势都包含两个相同的底层密码:数据智能、网络协同。它们能够成长为超级公司,也是“数据智能”和“网络协同”双轮突破的结果。所谓数据智能,简单来说就是让数据帮人类决策。网络协同,则是用算法、云服务来实现资源的匹配。在曾鸣教授看来,数据智能和网络协同,是构成未来新商业文明DNA最重要的“双螺旋”,这两者的有机融合,将创造新商业时代新的物种。


而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和里德利(Matt Ridley)则强调“不同想法的交配”。在《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2010)一书中,里德利说:在过去两个世纪,“不同的想法开始了交配”。比如,火车运输这个点子,源自将高压蒸汽机与在铁轨上行驶的运矿车相结合;而除草机这个主意,则是把缩小版的汽油发动机与缩小版的收割机结合的产物。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发明皆如此。这些想法在脑海中的交汇,带来了各种机械改良的爆炸性涌现。其实,我们可以想想,滴滴也好,共享单车也好,都是在技术进步基础上形成的种种新的想法再交配的结果。


而在所有这些技术进步中,最能够体现上述特质、能够为新经济奠定全新基础的,就是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智力的可能超越。因为我们现在经济中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现有人类智力水平的基础上的。我们现在不知道人工智能会走到那一步。对人类智力的超越虽然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它同时展示的也是一种全新的前景。


二、新的资本逻辑


凯恩斯在分析近代经济增长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的作用。他认为,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从16世纪起,科学和技术发明的伟大时代开始了,在18世纪后这个势头日益强劲,而从19世纪初开始,更进入了鼎盛时期。而在这当中,资本的积累则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资本的积累,在今天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从历史上看,资本的正名则是一场观念革命的结果。我们知道,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在其所形成的朴素价值观中,资本意味着某种罪恶,至少是与不道德相联系的。所以在那时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将钱生钱、利滚利、精于计算等当作负面的东西。如韦伯所指出的,宗教革命,特别是新教伦理的出现,才开始使资本恢复了名誉。


在今天,而在今天,资本尤其是金融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天使投资,没有风险投资这些新的资本形式,很多新的技术和新的想法就会胎死腹中。


资本的本质是增值,并透过其令人惊异的增值过程改变着经济和社会。法国学者皮凯蒂:皮凯蒂利用300多年的跨国历史数据推翻了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证明了在长时段中贫富差距加剧的趋势,而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他的研究表明,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资本收益率会高于经济增长率。话句话说,长时段历史所展示的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拜资本所赐。


而在今天,资本增值的逻辑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线性关系正在被打破。在过去的时代,虽然资本本身有着巨大的增值冲动,但增值的过程却要受到一个基本规律的制约,即投入和产出的线性关系(在并非严格的意义上)。


陈志武教授举了个例子说明这种逻辑是什么样的:在腾讯QQ空间里,一顶虚拟帽子的设计可能要几个设计师与程序员花几天时间,而一旦设计好了,虚拟帽子卖一顶一块钱,卖100万顶创收100万元。由于虚拟帽子销售是电子记账收费,每卖一顶并不需要重新制造,所以,腾讯卖一亿顶虚拟帽子跟卖一万顶在成本上几乎没有差别,但收入却天壤之别。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至少意味着过去多少年来,包括在传统的资本时代所形成的财富逻辑和财富格局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某些具有新特质的资本可能会获得无限赢利的前景。而所谓“融资”、“烧钱”的过程,就是建立在对这种前景的预期的基础上。附带说一句,这也许就是近些年经济中出现明显脱实向虚的趋势的一个重要背景。


三、新的商业逻辑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10月20日召开的华为Mate 10系列新品发布会上表示:“手机行业在洗牌,未来全球品牌也就3家,甚至更少都有可能,中国市场也会有很多厂家会消失掉。”


上面的话,也许是在用一种形象的语言告诉我们新经济时代一种冷酷无穷的现实:赢者通吃。


过去的几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成功创业的故事,其中的一些,颇有屌丝逆袭的意味。这样的故事很能鼓舞人心,似乎创意价值无限。但要看到,在大多数创业故事的背后,往往都是残酷的资本比拼。最近一段时间,清华大学校园的周围,摆满了一排排的共享单车,黄的,灰的,淡蓝的。。。。可以说凡是能走路的人行道都被摆上了这样的单车。有时候路过这里,我会想,用的了这么多的单车吗?你只要看看那整整齐齐的阵势,只要看看那鲜有的路人,就知道很多单车根本没人动过。


这就是一种阵势,就是一种比拼,就是一种残酷的博弈。那整齐雄伟的车阵,不禁让人想起陕西出土的兵马俑。我们知道,其结局,也许是非常惨烈的。


这种赢者通吃,不仅仅是表现在同行业中,同时也表现在不同行业之间,而后者在过去的传统经济中是很少发生的。在传统经济时代,见多识广的过来人总是告诫后生,千万不要轻易涉足你不熟悉的领域。然而,在新经济时代,这已经成了老黄历。


前一段时间,马云无人超市的消息满天飞。最近的消息是,刘强东也在做无人超市。马云和刘强东比那些多了多少年超市的老板更懂超市吗?显然不是。但那些由经验丰富者经营的超市很可能在这些陌生闯入者的碾压下消失。接着是加油站。马云在10月初宣布,将在杭州建“无人智能加油站”,并在加油点周边配备便利店。到了10月中旬,京东也宣布京东的品牌将会入驻中国石化旗下2.5万家易捷便利店,消费者可以实现网上订单,下线取货。而中石化也将借助京东的电商模式,进一步对加油站进行智能化改革。注意后面一句。


据有关报道,与传统的加油站相比,“无人智能加油站”有颠覆性区别:从你开车进入加油站——加油——付款——离开,没有一个服务员,更没有一个收银员。不用排队、不用下车、不用拧开油盖,一路畅通无阻。


在现代技术和资本这种魔幻般的摧枯拉朽的力量面前,我们最终所要面对的也许是一种很残酷的现实:赢者通吃,横扫天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其他的企业,尤其是其中的弱者,生存之路在哪里?


四、新的劳动逻辑


这是10月23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的封面。图中,一个满脸胡须的年轻乞丐坐在街上乞讨,身旁的机器人向他手里的杯子里投掷螺丝和螺帽,他身旁的小狗也惊讶和担忧地看着旁边走过的机器狗。这张图片的主题是:“未来,人类将会向机器乞讨”。


赢者通吃,通吃的不仅仅是企业,是竞争对手,同时也包括了普通劳动者。当人们听到“无人超市”、“无人加油站”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感觉到的可能不仅仅是惊奇,同时也包含着颤栗。如果说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看到的还仅仅是劳动力的劣势地位,但实际的情形可能要更为糟糕----劳动力资产处于逐步被淘汰的状态。


本世纪初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失业,你这人类自己创造的荒谬》。在这篇文章中我写道:不知道历史上的失业应当如何解释和界定,至少就今天的失业而言,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情景: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种种技术的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组织效率,我们事实上只需要整个劳动力中的一部分按现在的工作时间来劳动,就可以使我们人类生存下去了,而且不但能够生存下去,还会生存得很不错。换句话来说,不需要大家都来劳动了,至少不需要大家都来拼命地工作了。如果是在任何其他动物那里,这将带来一种富足而悠闲的生活,我想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人类这里,却不。在人类这里,把它弄成了一种叫做社会问题的东西,即失业。于是,在物质财富大量涌流的今天,世界各国的政党领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乃至普通老百姓,都在为一个问题发愁:如何在不需要那么多劳动的情况下让人们多劳动,也就是扩大就业。


换言之,我们现在可能还缺少一种能够承接技术进步成果的制度安排。未来的路在哪里?也许哲学才能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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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1】


资中筠

断想数则



2019年8月29日罗卫国批阅:资中筠老师和茅于轼老师都是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7月去了西藏、8月录完了500讲。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按《日知录》明明是这样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引语中间删节处是批评魏晋之士无父无君的话。这是顾炎武的儒家正统思想。姑存不论。他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之流。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土”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匹夫”还是指士大夫,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从何时起“天下”变成了“国家”呢?我没有考证,估计大约在晚清时期,眼看列强环伺清政府无力保国,民间仁人志士蜂起,不论是否喊出这一口号,心中都存此意,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责任。那时的“国家”绝不是清廷,而是中国的疆土,实际上那已是西方的主权、民主、宪政等概念输入之后,这种“匹夫有责”的观念导向了通过革命,推翻朝廷来救国。


根据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最广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个口号确实深入人心,而且覆盖到每一个人,包括贩夫走卒,农夫农妇,此时“天下”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精神上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与现实的保卫主权和疆土是一致的。那是非常时期。然而在平时,细想起来,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责与权应该是相对应的,这是公民社会的观念,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过顾炎武也已认识到,国事只能由在位的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法负责的。至于道义上的担当,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天下”,似乎古今中外的“士”(略相当于知识分子)都是引以为己任的。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或道义原则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证。专制统治者一方面剥夺民间人士为“天下”负责的权利,遇到危机时却又要他们对“国家”负责,其得可乎?


还有,顾炎武所说“率兽食人”,当然不是真的有人领着野兽去吃人,而是出自《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可悲的是,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顾炎武如看到那些讲究的“宠物医院”,同时许多人看不上、看不起病,不知会作何感想。即便不是“率兽食人”,至少也由于“仁义充塞”之故,当属“天下”范畴,因此应在“匹夫”责任之内。但是,我辈“匹夫”怎样对此负责呢?


幸亏有彭德怀冤案


“大跃进”饿死人之事至今有人不承认,现在人们习惯的提法还是“三年自然灾害”。前几年还有北大教师提到这段历史时遭学生当场斥责为造谣,闹到校领导那里,结果竟是这位教员被“下课”。近来还看到网上有为发动“大跃进”的最高领袖辩护,列举其曾批评过下面“浮夸”之“语录”,以说明罪在下面干部而领袖是英明的。对于后面这一点,反驳起来还需费一点考证和口舌。幸好有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敢于撄其逆鳞,引来龙颜大怒,严惩不贷,且株连无数,造成国家级大冤案。此案尽人皆知,有关案情已经详细公布,无法封杀。个中是非彰明较著,而且已有决议正式平反。仅举此一事就足以驳倒所谓领袖受蒙蔽,责任在下面之妄言。假设没有彭老总这样一位显赫人物铸成史有定论的著名冤案,当时千百万凭良心、说真话而遭整肃的小干部、小人物可能淹没于历史谎言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个人以后得以“平反”,也难掀起波澜,扭转广大“被愚民”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讲,彭老总以自己的牺牲作出的另一贡献是为明辨是非功过提供了条铁证。


“官府”是中国经济的克星


近读《文汇报》载一篇关于中国清末民初的“票号”、“钱庄”的文章,说明那时的传统金融借贷制度已经相当发达,并且对实业的发展作出过不少贡献。联想起早期美国华尔街的状况,那是一个大赌场,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相比之下,我国的晋商、徽商所建立的传统借贷制度要更加规范,诚信程度也高得多。华尔街逐步从无序走向有序主要是靠那里的大玩家自己感觉到这样乱杀乱砍几败俱伤,需要建立秩序,立一些规矩,同时涌现出一些有威望、有眼光的领袖人物,逐步建立自己的组织(或俱乐部)、制定规则。总之完全是凭自发的需要和同行的智慧,逐渐规范、繁荣起来。那时政府处于弱势,很难有所作为。政府开始干预是后来的事。


反观我国的商人,其实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自己的行业公会,有自然形成的、威望能服众的领袖人物,每一个阶段也都有一批相当规模的企业及其代表人物,造成一时的繁荣。远的不说,从晚清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实业家,到民国时期形成的现代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都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为什么最终发达不起来?究其因,一是战乱、一是官府。战乱姑不论,中国的民营企业总是与官府呈微妙关系,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受到“关注”,不是成为“唐僧肉”,随时被征调、盘剥,就是社会影响太大遭忌,随时可获罪。于是不少商人就设法在官府中找靠山,或钱权交易,或成为“红顶商人”。但是官场多变,又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洋人常说中国人是天生的企业家,能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大约就是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锻炼出来的。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企业和企业家前仆后继,但最终下场多为悲剧。每一个时代的官商关系在形式上有其特色,而本质上是相同的。到1949年以后,干脆全部消灭民营工商业,全部入“官”。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步恢复民营经济,私人资本又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壮大。而在官府中寻求靠山,或为权力寻租对象,或争取到“红顶”(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也是传统的继续。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民营企业的不安全感有甚于民国时期,因而也更缺乏长远打算,现在新一轮“国进民退”实质上还是百年来官对商的压制的继续。究其因,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始终没有切实的保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是不论是近百年还是近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的发达从根本上讲,还是靠民营经济的繁荣。而民营经济的自然诉求是法治完备和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理想的境界是二者相互促进成为良性循环。中国历史上可能达到过这一循环的边缘,旋即为战乱所打断。现在无战乱之虞,但是还看不出进入这一循环的迹象。


过敏体


有一个常见词“敏感”,其广泛的用途为我国所特有。话题、词语、人名,乃至日期,都可以冠以“敏感”,这个词的含义本身也属于“敏感”,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话题一列入“敏感”,就说不得。每年到敏感日期如临大敌,似乎随时会有洪水滔天。敏感人物有死人也有活人,坚决在一切可能出现的地方予以屏蔽,竭力装作不存在,以至于照片搞换头术,历史被歪曲、改写或干脆留白。活着的敏感人物,轻则封杀其言论空间,重则“上手段”,总之是部分或全部剥夺其公民自由权。至于“敏感”话题,多得不胜枚举,而且无标准、无边缘,无理可喻。多数敏感话题恰好是民众所关心的热点事件。大家越关心,越说不得。有关部门不定期“内部”通告,列出一份话题目录单,在“涉言单位(此词是我杜撰,套用“涉外”单位)层层传达,但仍然是“内部”,公开是不承认的。


在此情况下,“涉言”从业者有两种反应:或练就一副更加过敏的神经,不待指令,体会上意,主动自律,确保安全,其结果肌体日益萎缩,所耕耘的园地日益荒芜;或逐渐产生抗过敏原,虽时或有被病魔击倒之痛,但前仆后继,在风不调、雨不顺的气候中开辟一片抗过敏植物园,自成风景。前一种如成为主流,则不仅是“涉言”领域,将使我泱泱大国成为一个“过敏体”,民族精神日益萎靡。后一种对应之策才是希望所在。


过敏是一种病,我认识过一个孩子,天生对鸡蛋、牛奶、花生等等营养丰富之物都过敏,令人发愁,医生提出的方案是不完全回避,而是反其道而行,把过敏的食物一点点加入饭食,最初极小剂量,让他承受一下,然后慢慢加大。当然有时过量一点也发病,但不会致命,过了这个阶段承受力加强,果然此儿不再过敏,变成一个正常儿童,能够正常地吸收营养,健康成长。我想对于所谓“敏感”话题,也可照此办理,像那位医生一样,逐步推进。当然,这个分寸和剂量应该怎么掌握,有待“涉言”从业者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高度艺术。不过如果一味回避而不推进,最后整个民族就将营养不良而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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