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66-070】
发布时间: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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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0】


万维钢

美国的中年人



最近中美两国发生了一系列的贸易纠纷,特别是中兴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制裁,引起我们的很多思考。从国家竞争的角度,美国是中国的对手,我们肯定要自立自强。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看这些事件也给崛起中的中国人提了一个醒。


美国,是不是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今天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我想说一个小侧面:美国社会的成熟度。


中国游客如果到美国短期旅游观光一下,看看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再想想中国漂亮的城市建设和高铁,难免会有一种自得的情绪。但如果你生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跟老百姓打打交道,甚至哪怕你远在中国,但是你注意到一些细节,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比如前几天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机发生的重大事故。飞机起飞不久,左侧发动机就爆炸了。机长很好地操控了飞机,用一个发动机又飞了40多分钟,迫降,结果只有一名乘客死亡,七人受伤。事后乘客纷纷对机长表示了感谢,说她有“钢铁般的神经”。


我想说的是这件事儿的一个细节。这个机长叫塔米·舒尔茨(Tammie Jo Shults),她是一位56岁的女性。舒尔茨曾经在空军服役多年,飞的是F/A-18战斗机,而在参军之前,她大学本科学的是生物学和综合农业。


舒尔茨能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也许是因为她经历过很多事情。她有不同领域的综合经验,她有能力处理复杂问题。


像这样的人物在美国可以说是车载斗量。再比如2009年,全美航空的一架空客A320客机,也是起飞后不久就发生事故,而且是两个发动机都着火报废,飞机在完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居然奇迹般地在纽约哈德森河的河面上迫降成功,机上155人无一伤亡。而这个飞机的机长叫萨伦伯格,当时是57岁。


萨伦伯格之所以能迫降成功 —— 甚至他之所以能*想到*在河面上降落 —— 很可能是因为他早年飞过水上飞机。萨伦伯格也在空军服役多年,专门负责调查飞行事故。而加入空军之前,他拥有科学、心理学和行政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因为这个事故出名了以后,萨伦伯格又成了电视节目的安全嘉宾、演讲家和畅销书作家。


美国有很多这样经验极其丰富的高水平中年人,而且他们都在第一线工作。


像这种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特色的离奇事迹,似乎发生在美国比较多。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是中国的飞机都比较新,本身就不容易出事故。


但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的人也都比较新。我以前搞物理的时候就有个突出的感受。在美国做个报告,你会发现下面听讲的一大片都是中年人。回中国做个报告,听众几乎全是年轻人。当然这说明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这也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比较……嫩。


以我接触的经验来看,美国中年人的水平非常高。他们不但很能接受新事物,而且玩的比年轻人还好 —— 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新事物的创造者。他们才是科学研究和各大公司技术研发的主力。当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和一个美国中年人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我更多的是看到年轻人向中年人请教。但是在中国,恐怕更多的是工作都是年轻人做。


大概十年前,有个退休的知名物理学家,已经很老了,而且还得了帕金森综合征,他不愿意在家里呆着,每天都到我们物理系上班。物理系给了他一间办公室,但是仅此而已。他没有经费也没有学生,更没有助手,颤颤巍巍行动非常不便。我的办公室跟他很近,我看大家都很尊敬他,但是也没什么人主动找他,毕竟各人都在忙自己的项目。


有一天,老头找到我,说看到我贴在楼道墙上的海报很感兴趣。我们就讨论了一下,他说他有些想法。很快他又来找我,他推导了好几页的公式,而且还整齐地排版打印成了书面的形式!后来我们几个人合作了一篇论文。老人家现在已经去世了,他一直到死,都是一线物理学家。


有这样的人到老都要在第一线做事,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而且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年”很多时候是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年”。六十多岁别人根本不当你老,该干啥干啥。


我妻子以前在 IBM 公司工作。有一次我们去她的一个同事家做客,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工程师 —— 他一直都是工程师。聊天聊到读书,我说 Kindle 是个很好的阅读工具,结果这位工程师和他的妻子都还没用过 Kindle。我心想看来你们真是有点老了,还把我的 Kindle 拿给他们看。


但是聊到专业技术的时候,我感觉他一点都不老。他是研究打印机的,给我讲了几个技术细节、一些研发的故事,我也没记住。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他讲到他们搞的一种打印机,打印出来纸张往外排的速度之快,相当于一个人全速奔跑都跟不上。他讲到这时候眼睛里就好像有光一样。


像这种几乎成了精的老工程师,中国能有多少。而且这位工程师的妻子也挺厉害。按中国标准她应该算是一位家庭主妇,但是我聊天中就发现她谈吐不凡,结果是个非常爱读书的人,基本上各种事儿都知道。


我家有个邻居,五十来岁了,还在搞技术发明,正在跟中国合作,准备创业开公司。我还认识一个人,本来是个中学老师,中年被查出癌症不得不停止工作。结果癌症治好之后再次进入职场,重新学习,这回不当老师了,居然成了一个大公司的部门经理。我儿子以前在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的家长,也是个工程师,但是居然对物理学很感兴趣,问过我一些特别专业的问题,还把物理新闻发给我看,我还跟他有过一次关于全球变暖的辩论。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上物理课,《量子力学》,班上有两位老人,下课后还问我作业题。我就问他们你们也是学生吗?他们说不是,我们是来旁听的 —— 我们想学习量子力学。


所以美国是真没有“中年油腻”这个说法。


美国的人口出生率大约是2.0,比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出生率还高一点,但我的突出感受是,美国是一个由中年人运行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做事就比较靠谱,老百姓情绪就比较理性。


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车,正好坐前排就跟司机聊了几句。司机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啊。司机说,听说中国人抢走了很多美国的工作。结果他刚说完这句话,还没等到我回话,旁边一位中年女性马上就说,“那是美国自己的原因。”


我想这样的老百姓大概不会搞什么抵制中国货的运动。我这么多年来几乎就没见过美国人在公开场合情绪失控的。


去年我儿子要上三年级了,我一看学校网站上的老师介绍,我儿子老师以前的专业居然是体育。我当时心中有点不满,这不真成了“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了”吗?可是跟这个老师一接触,我发现她还真是个好老师。她非常知道给孩子全面的教育,搞了很多跟真实社会有关的教学内容。有一次讲城市建设,她居然还请来了一个真正的城市规划师。但是这位老师仍然在搞体育,她专门请假一周去参加滑雪比赛,还让孩子们上课在网上看直播。


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才能解决复杂的问题。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同时,人也必须变复杂才行。美国社会的宽容度高,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经历,然后哪怕年龄大一点,仍然有机会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事实上因为经历丰富能力复杂,年龄大不但不是劣势,反而还是优势。


美国有五十多岁的工程师从头创业,五十多岁的女飞行员迎来人生第一个英雄时刻,五十多岁的癌症患者谋求新行业的一个高薪职位,六十岁的物理学家跟年轻人切磋技艺,六十多岁的工程师埋头攻关,六七十岁的市民开始学习量子力学。


据说曹操有一次接见匈奴使臣,觉得自己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就让一个长得漂亮的人假扮自己,他本人装作是个“捉刀人”站在旁边。结果事后人问匈奴使臣魏王这个人怎么样,匈奴使臣说,魏王的确长得不错 —— 可是我看他身后站着的那个捉刀人,才是真英雄。


所以我们看美国强不强不能光看它的机场和高速公路是不是光鲜照人。美国的高科技、大公司和各种先进东西背后站着的那些中年人,才是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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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9】


朗博

为什么中国人发明了麻将、西方人却发明了扑克?——



2017年2月2日 罗卫国精读于家中 买钢琴 ——西方普世 东方实用


小小的麻将和扑克正好体现着中国与西方人们对人生和生活的不同态度。


春节,是一家人团圆美好的时刻,全家人在一起吃个团圆饭、看春晚、打麻将这三项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衷打麻将而不是打扑克吗?扑克与麻将中包含哪些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呢?


01. 麻将与扑克中包含中西方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


因为中国有个老话,“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麻将正包含这中国人价值观念中的现实功利特色。


中国麻将中的筒是铜钱;条也是索,索在古代穿铜钱的线; 而万铜钱的数量,我们希望钱不是百,这样太少了,也不是千而是万,正表达国人对财富的最大渴望。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代表着四方,出门打拼的游子们远走四方,不正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么?


中、发、白也寄托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过年了,大家拜年的话就是恭喜发财,要么祝愿亲朋早日升迁发达。“发”当然是发财,“中”就中状元,就是考试及第,希望孩子能高考个好学校,也希望亲朋能如古人一样中举人,仕途得到升迁。对将来的美好愿望。而“白”,代表着清白,在当官发财的时候要清清白白,这样才能把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和安稳。


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过年休闲的时候,当然喜欢打麻将了,里面包含着我们对将来新的一年希望。


而扑克的花色代表着什么呢?


4种花色代表中世纪时欧洲社会的 4 种主要行业,其中黑桃代表长矛,象征军人;红桃代表红心,象征牧师;梅花代表三叶草,象征农业;方块代表砖瓦,象征工匠。


这点反映了当时的西方中世纪社会结构。


现在的西方人也把追求价值观念赋予这四个花色之中:黑桃代表橄榄叶,象征和平;红桃为红心型,象征智慧和爱情;梅花为三叶草,意味着幸运;方块呈钻石形状,象征财富。


02. 扑克与麻将的玩法体现着中西方人们的不同性格特征。


扑克的玩法是大牌压制小牌,一切靠实力说话,抓到一副好牌,就有很大赢的几率,就是命中注定的赢局了。可以看出西方人更注重传统出身。


而打麻将一开始通过扔骰子决定如何抓牌。开始抓什么牌不是绝对重要的,那就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麻将时常“歪打歪有理”,即便开始抓牌的时候牌不好,说不定反而能成牌。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不看出身,看以后的发展。


在扑克中,每张牌的大小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所有的人希望抓的牌越大越好。所以扑克牌每张牌是不平等的,如果抓一手不好的牌,那就毫无翻身的希望了。讲究的是规则,拼的是实力,这能看出来西方社会崇尚实力,崇拜强者。


麻将并不会以牌面的大小为实力,而是讲究在群体的中价值,只有和别的牌配合了,才能发挥作用,一张牌的实力作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只要合用,绝无大小之分。加上”吃“和”碰“,也许对别人没有价值的牌,对自己却是很有用的。中国人更注重整体,强调我们是团体中的一员,从不搞个人英雄主义。


打扑克过程充满了火药味道,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对手之间的智慧算计的对抗。西方喜欢竞争。


打麻将过程可以边说笑边打牌,不是要以吃掉杀伤对方为代价的。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等你的牌,我要我的牌,表面上一团和气,好像与他人无争,但暗地里算计别人的牌,我们追求表面和谐。最后以“和”为终局,“和”,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打扑克开始牌的好坏很重要,出牌的技巧很重要,如果具备二者,不赢也比较难。所以,一开始见到自己手里的牌和对手实力,就知道自己的输赢了。所以,不确定性的因素少。


打麻将的过程是十三张牌不断与外界进行交换过程,这就增加很多偶然性和不确定的因素,打牌最难的就是面对将来的未知,打牌过程也就是取舍的过程,我们喜欢权衡得失,考虑问题时想的就是比西方人多。


小小的麻将和扑克正好体现着中国与西方人们对人生和生活的不同态度。


03.麻将和扑克中数字的文化含义。


在扑克54 张牌中,有 52 张是正牌,表示一年里有 52 个星期。两张是副牌,大王代表太阳,小王代表月亮。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分别用黑桃、红桃、梅花、方块来表示。其中红桃、方块是代表白昼,黑桃、梅花是代表黑夜。每一季度是13个星期,扑克牌中每一种花色正好是 13 张;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扑克牌的总点数,把 J 当 11 点,Q 当 12 点,K 当 13点, 13张牌的点数之和正好有91点,等于每一季度的91天;4种花色的点数加起来,然后加上小王的一点,是365点,正好等于一年的天数,如果再加上大王的那一点,是366天,恰好是闰年的天数。原来扑克中隐藏着含西方的历法知识。


再看看麻将,这里面包含着中国古代人民朴素的宇宙观和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中,3为基数,9为极数,所以就有三种花色:万、饼、条、每个花色分别有9张。3也代表着是天、地、人三才。中国人讲究“五行”之说,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等最基本的物质组成,和方位相配分别为: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方戊己土。“白皮”代表地,“发”代表天,“发”是在人的最顶部,所以用发代表天。“中”既代表五行中的中方土,也代表天、地、人“三才”中的人。而中国古人又认为宇宙形态是天圆地方,所以,正是“中”的确定,使东、西、南、北、中和天(发)、地(白皮)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圆。


中国麻将也暗含着12有关的天文历法,中国古代有12地支,暗合这12生肖、12时辰、12个月。一共有144张牌,正好是12的平方,而主牌108张,也是12的倍数。规定每人抓13张牌,而13乘以4等于52,这正暗合了一年有52个星期的规律。


过年时,你在打扑克打麻将时,是否能想到这两娱乐方式里面居然有这么大学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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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8】


梁启超

人要生活在趣味之中



2017年1月26日 罗卫国精读于元宝山 竹林寺——学术的趣味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做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动员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有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有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有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面的几项:


一、劳作,


二、游戏,


三、艺术,


四、学问。


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学问的趣味,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喝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是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是要说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


诸君要尝学问的趣味吗?据我所经历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应走:


第一,无所为。


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另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一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法,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是故弄玄虚,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第二,不息。


"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哪部分搁久了不用,它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口弄坏了,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了。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的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哪里不消耗了,千万不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征候,白白自己剥夺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


趣味总是慢慢地来,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进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门张一张,再不曾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钻,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


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前两段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顽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够和我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搭伙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觉把彼此趣味都摩擦出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说的这四件事,虽然像是老生常谈,但恐怕大多数人都不曾这样做。唉!世上人多么可怜啊!有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没有几个人肯来享受!古书说的故事“野人献曝”,我是尝冬天晒太阳滋味尝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独享,特地恭恭敬敬的来告诉诸君,诸君或者会欣然采纳吧?但我还有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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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7】


韩良

五种方式可使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2016年11月30日 带母亲去了蓝色港湾


今天我从民商法的角度和大家一起探讨企业家的财产权保护问题。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原罪,是社会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之中会有原罪,在财富产生过程中,这个罪责也在产生。因为我们有很多法律界限不太明显,如我们国家目前的税收体制,导致了很多的企业家的账本禁不起查,一查肯定会有问题。在座的民营企业家想一想,恐怕没有人敢内心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清白。这如同在圣经中,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后人,我们不犯罪、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上帝的救赎。我们的民营企业同样需要救赎和保护,民营企业家不能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究竟能不能被赦免,上午都讨论了。既然不能笼统地说被赦免,下面我从民商法的角度,给大家抛砖引玉,看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


第一,是大家熟知的上市方式。一旦企业上市,企业变成了一个公众公司,政府的公权力干涉一个上市公司就不像单纯处置一个私营企业那么容易了。因为一个企业上市的时候,要经过评估,律师、会计等各个中介机构出具相应的报告和意见书,表明上市的资产是合法的,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而来的。比如说黄光裕,他入狱之后,仍然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不能剥夺他的合法财产。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时,几乎不涉及上市公司,涉及到的大部分是房地产企业。这个行业的原罪可能更大,因为在这个行业里确实有很多民营企业说不清楚,这就给了薄熙来们一些机会。因此,民营企业家们将来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后,做成上市公司,哪怕做成新三板公司,都是民营企业保护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第二,是国有企业合资或者被收购的方式。上午我讲了冯仑的例子,他采取了和泰达控股一起组建了房地产公司方式,通过和国有企业“结婚”,解决了财产权保护问题。有些民营企业干脆就被国有企业收购,无论被全资收购还是组建合资公司与国有企业共同持股,都为自己财富的合法性增加了保护层。但被国企看中的民营企业毕竟是少数,随着反腐的深入,国企业存在“怠政”,国企的领导人不会像以前那样敢于收购民营企业以及和民营企业合资,因为存在相当大的被怀疑与民营企业进行“勾兑”的风险,这种“傍大款”的方式现在很难走得通。


第三,是家族信托与私人基金会的方式。家族信托从法理上讲,就是企业家把个人和企业的财产,信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具有了名义上的所有权,受益权归企业家指定的人,包括其亲属、员工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根据《信托法》,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合法的信托财产是不受违法查封、扣押和冻结的。另外,做家族信托的好处还有可以做税收筹划,据说我国的遗产税可能要出来,遗产税的草案是递进制的,根据测算,3000万的遗产要收1034万,三分之一都要被国家收走,而且还是现金的形式。现在北京很多的居民都有一两套房子,差不多都达到上千万资产;按照遗产税草案,都可能成为征税对象。如果生前已经将财产信托给了信托公司,由于财产改变了所有人,原来财产的主人就不会被当做遗产税的课税对象。私人基金会的方式被誉为大陆法系的信托,由于时间关系,不再叙述。


第四,是通过保险的形式。保险被犹太人当做家族财产传承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通过保险的方式传承,保险的收益是免税的,是没有法律风险的。(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主编)其实保险这种方式和信托方式具有类似性,从法律关系上都具有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架构,保险公司起到了信托受托人的作用,实际上两者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保险和信托有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标的物只能是现金,不能是其他的财产。从信托的角度来看,理论上信托财产可以是任何财产,虽然我们国家现在直接以房地产这种不动产做家族信托存在登记上的法律障碍,但我们可以变通一下,比如说可以将房产装入公司的方式做家族信托。我们国家为了避免资金外流,对外汇实行严格管制,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排着队去香港保险公司刷卡,就是为了对资产通过保险的方式进行保护和传承。如果我们想让民营企业家的钱留在国内,就必须能够保证国内的保险真正做到财产保护和增值。我有一个朋友在北美做保险中介服务很成功。一次回到上海,朋友问他,上海好还是温哥华好?他觉得可能直接回答对对方不太礼貌,于是他说,衡量一个地方好与坏,有三个标准,叫好山、好水、好制度。很显然,智商正常和诚实的人会判断出哪个城市更好。为什么国外的保险给客户带来有很高的收益?就是因为山好水好,客户得病少,保险公司赔付少,社会保障制度好,社会恶性案件就少了,保险的收益率就非常高。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真正成为一个山好、水好、制度好的国家。


第五,是通过遗嘱的方式。没有遗嘱,产生很多问题。前一段有一个帖子传遍了整个业界: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父母没有写遗嘱,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父母名下几套房产他能否直接继承呢?大家都知道是不可以的,因为他的父母上面还有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必须所有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放弃了继承,他才可以继承父母的房产。有了遗嘱,在实践中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有两个案例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一个是大连的某房地产企业,父亲先是跟二儿子一块创业,后来二儿子去了国家机关。父亲继续带着大女儿和大儿子继续创业,公司做得很好。后来父亲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就立下了公司不分家,由大女儿进行管理的遗嘱。结果父亲去世后,大儿子率先反对。最后变成了法定继承,一半先给老太太,然后按照第一顺序继承人去分,老太太是最高的。后来老太太又写了遗嘱,把他名下所有财产给大儿子。老太太的遗嘱遭到了其他几个孩子的反对,但法院判决大儿子胜诉。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走向了失和。另外是我国台湾地区长荣集团的案例。父亲生前立下遗嘱由二夫人所生的孩子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持有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结果遭到大夫人所生的子女的全部反对,不仅遗嘱执行不下去,小儿子的董事长职位也被罢免。如果以上两个案例的父亲采取家族信托的方式来处置遗产,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作为民营企业家要很好地筹划,要谋万世,不能只考虑一时一地,要将爱传输给整个家庭、企业和社会。企业家自己的修身齐家其实是最好的自我保护。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面临的原罪,我们现在IT新贵随着企业的兼并重组发展壮大的同时,将近50%的人要对家庭进行重组,要换老婆,从而给自己的事业蒙上了很多阴影。家和万事兴,如果企业家能够对自己和家庭进行很好的约束,对员工和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即使受到了某些司法机关人员的非法对待,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也会迫使这些人员不敢恣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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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秋光

中国慈善文化:历史与现实



慈善是“为人”与“无我”


首先先说一下慈善和慈善文化是什么?慈善是什么?慈善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慈善是一种“为人”与“无我”,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无私的表现,如果说带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不算什么慈善。也就是说慈善只讲付出,不求回报。


第二,慈善是一种民间的社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这主要讲办慈善的钱,也就是是善源,是来自民间而不是政府。政府用的是国库里的钱扶贫搞救济,那是政府行为而不是慈善,政府救济是其应尽职责的体现。因为政府收了人民的税,就理所当然地要保护纳税人的生命财产及其安全。如果政府能力不够,用民间的钱去救人扶贫,那可以称之为官办慈善。也就是说决定是否慈善就看是用了谁的钱。如果用的是国库里的钱就不是慈善,如果是民间的钱就是慈善。政府可不可以用民间的钱?当然可以,政府有这个能力,民间要奉献这个爱心的时候,政府代替民间用这个钱也可以。政府为人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社会保障。而政府能力有限,需要民间慈善来发挥作用,所以慈善也可以看作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


第三,慈善是一种社会利益的调节器,一种社会再分配的表现形式。社会分配有三次:第一次分配讲效率。是以竞争为动力的分配,即根据能力大小决定收入多寡;第二次分配讲公平,即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讲道德。即有钱人自愿把钱分给穷人,也就是慈善事业。可见,慈善是以社会成员的慈善心为其道德基础,以社会成员的自愿捐献为其经济基础的。换言之,慈善是从慈爱和善意的道德层面出发,通过实际的自愿捐赠等行为和举动,对社会的物质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因此我们说慈善是利益的调节器,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它起着安老助孤、扶贫济困的作用;同时又起着梳理社会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慈善文化包含文化应有的三个层次


“慈善文化”是什么?慈善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文化都是与人连在一起的,不与人连在一起的不是文化,所以文化就是“人化”,人就是“非兽化”。文化也就是人化。是一种行为模式,是一种心理积淀。人是从野蛮的状态出来,“人化”的目标是人要越来越文明,慈善就是文明的一种表现。慈善文化就是围绕着慈善这个主体内容所产生形成的一种文化。它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是平等互助的理念。它同样包含着文化应有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表层,就是物的层次,主要由两个内容组成。一个内容是财富和支配财富的人,即捐赠方的人和物。也可以理解为慈善家和做善事的人与可供捐献的财物与人力资源。另一个内容是被救助的弱势群体,包括所有被捐助的处在困境中的人以及遭到破坏要被救助改造的人的生存环境(土地、房屋、水源、粮食、交通设施)。


第二层是里层,即心的层次。这主要是慈善思想、慈善理念、慈善价值观。它是慈善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慈善的灵魂。是支配从事慈善人的慈善行为的动力源,是决定慈善文化存在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是中间层,是心物结合的层次。这主要是将慈善理念和行为相结合,用组织和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确立一定的行为规范,供从事慈善的人去运作与遵守,如慈善组织、慈善章程、慈善法规等。


上述慈善文化的三个层次的相互运作,就会形成一种机制。(中国亮点@外脑智库 罗卫国主编)但文化不能独立行走。在社会环境中,它只是一个子系统。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都必须相互依存才行。如果社会大环境好,文化机制才会运行得好。千百年来,慈善文化在中国社会大环境中运行有兴有衰。但从古至今,慈善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完好地保存与传承下来了。今天我们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认识到,中华慈善文化是其重要渊源。


中囯慈善文化的历史审视


一、中国古代慈善文化


中国慈善文化可以分作古代、近代、现当代三个时空,因为时空不同,文化的形态和表现形式也就不同。我这里只是宏观的讲,概括地说中国古代慈善文化,我觉得它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慈善文化的根一直深深地扎在中囯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可以说中囯传统文化为慈善文化提供了思想渊源和构筑了核心价值体系。中囯传统文化其实是一种宣扬性善的文化。这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基督教文化宣扬性恶,认为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人生下来就有原罪,人生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人在罪恶中,不可能有爱,不可能懂得爱,所以要皈依上帝才能有爱。这是强调人的爱不是来自人的本身,而是来自一种外在的宗教精神!你要是做慈善的话,也只能说是秉承了上帝的旨意,是赎罪!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帮助你的穷兄弟,这才是对的,否则死了以后上不了天堂。


而中囯文化则认为爱是人的天性。爱是在人之内而不在人之外。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精神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儒家极力宣扬一种道德的仁爱精神,所谓“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孟子认为人性固有四个善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 道家主张“损有余,补不足。”所谓“知足不辱”、“知足常乐”、“知足者富”。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要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要“爱无差等”,“远施周遍”使“天下之人皆相爱”,达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境界。佛家主张“慈悲为怀”,要求摆脱轮回、出离三界、普度众生,实行“与乐、拔苦”的义举,为一切众生造福田。由于慈善文化的根一直深深地扎在中囯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所以积德行善、乐善好施成为中囯文化的传统。从古至今,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囯人,一直以此作为一种良好的行为规范。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动态变化的,同时传统的不一定都是本土的。一些外来的文化传入中国呆的时间久了,与中国本土文化冲突融汇,经过改造,也可以逐渐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体讲在先秦,中国本土文化只有儒、道、墨等各家;到了东汉以后外来了一个佛家;明清之际还外来了一个耶稣会。这些外来的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冲突融汇,经过改造,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慈善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慈善救助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来承担的,民间慈善组织积极参与,处在辅助和补充的位置。政府与民间互动,维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为什么中国古代办理慈善主要是由政府为主体来承担呢?我认为这里面有三个原因在起作用:


一是中国的政府是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指导的。儒家的入世精神、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促使历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看作是政府爱民的表现,是仁政,是其应尽的道德责任。中国守土官员只要当地有灾发生,就要向朝廷奏报,朝廷就会采取措施,实施救助。往往是蠲免钱粮赋税,或颁拨国库银子。隐逸不报是要受处罚的。如果灾情屡发,皇帝还要下诏罪己。


二是中国长期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势力巨大,而民间社会力量弱小,传统社会财富主要藏储于各级政府之中,而人民终年劳作也难以养家糊口,参与慈善活动的经济基础不具备。另外,中国传统社会里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准普遍较低,而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精英又大多为政府所笼络,因此慈善救济行为也只能多由政府承担。但是民间还是有很多的慈善,只是以政府为主体。民间的宗教慈善形态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佛家宗教慈善非常盛行;到了宋代的时候,家族慈善也办得非常突出;到了明清的时候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慈善。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什么要当这个主体呢?这就引出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害怕民间结社,害怕危害自己的统治,所以不让民间去办。救济贫穷只能由政府担当,不能由民间主导。这是出于一种防范的心理。民间办政府补充政府不反对,但是政府担心民间的力量壮大,这个是事实。刚才说宋代家族的慈善办得不是太好,但是以宋代的经济条件也发展得相当不错了。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当时的民间慈善有很好的基础,但到了宋代就把所有的善款都没收,所以宋代基本上是政府在做。


第三个特征是:慈善救助的方式是养济为主。是一种消极的救助。只救人的身体,不救人的灵魂。是授人以鱼(传统民间慈善主要是慈善救济:养老、育婴、恤婺、义学、义冢、施衣、施医、施棺、施粥、栖流),而不是授人以渔(慈善教育:贫民学校、贫民工厂、以工代赈、习艺所等)。


二、中国近代慈善文化


而中国近代时空里面的慈善文化,我认为有九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新的慈善思想和理念产生与形成。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和理念主要是救济灾害和贫困,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只能达到救急不救穷,治标不治本的地步。而近代西方新的社会慈善福利观和公益思想通过教会慈善事业、西学报刊、国人海外见闻这三个方面的通道传入中国,主要是不仅仅只救助贫困和弱势(传统民间慈善主要是:育婴、恤婺、施棺、施粥、栖流),还要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改良社会环境,去除社会不良习俗,提高教育知识程度和文明健康水平,使整个全社会的人都受益。而且慈善事业的内容也比过去丰富,包括以工代赈、兴办医院、育婴堂、孤儿院、敬老院、特种教育(盲聋哑学校)等所有公教、公养、公恤机构。


在我们的研究概念里面,慈善就是救助弱势群体,你受到困难,或者以前你不是弱势,突然一个地震就变成弱势群体了,我们讲的慈善最初的含义就是这个。但是现在我们把它扩大了,把慈善和公益联在一起,公益的概念是不一定弱势、不一定贫困,但是有人捐钱要你生活得更好,要你更加富裕。有些国家就是采用的国家福利,但是这个钱不是国家的钱,而是民间捐的钱,我们叫慈善公益。近代传统最大的区别是慈善公益的思想传到中国来。


第二个特征是:慈善救助的主体已经改变,不再是政府,而是民间社会。近代政府让位于民间倒不是政府不想充当这种主体,而是政府无力担当这一重任。进入近代以来,传统的慈善组织机构和事业已经式微,机制运作不行了。而近代以来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譬如战争)又比以往的时代更加频繁和严重,政府本身已经弱势,无力担当才让位于民间。而民间社会通过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培育了地方社会势力。资本主义发展使得一批工商业者聚集了财富,为民间慈善的发展准备了物资条件。加之近代社会民族救亡思潮的涌动,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将慈善事业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激发了广大的民众参与(抗战时几乎全民参与),一大批绅商纷纷成为慈善家,他们组成了一个个慈善家群体,担负了近代慈善救助的重任,替代了缺位或不到位的政府。这时唱主的不是政府,而是民间社会。


第三个特征是:在救助主体上出现了慈善家群体。19世纪80年代初,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聚集了经元善、谢家福、李金镛、盛宣怀、郑观应、严佑之等十余位江浙绅商。他们是办理义赈的人,形成了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随后,在民国时期。如民初湖南慈善界中,绅商沈克刚、李祥霖、汤鲁、胡棣华、周馨祥、劳鼎勋、朱恩绶、傅宗祥等人构成了当时湖南声誉最隆的慈善家群体,主持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湖南救济贫民工艺厂等机构,募捐、司账诸事均有专人负责,善举不辍。1920年华洋义赈会成立后,也很快聚集了一群声誉卓著的慈善家,他们是孙仲英、严兆濂、傅筱庵、余日章、唐少川等。而中国红十字会在民初兵灾赈济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沈敦和、施则敬、任凤苞、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等人在内的慈善家群体,其声誉扬于海内。上海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源地,不仅其慈善机构之多居全国首位,而且慈善家也层出不穷,灿若群星,形成一个又一个慈善家团体。如顾履桂、杨逸、张嘉年、吴馨、莫锡纶等人发起创办了济渡社;姚文楠、王一亭、朱葆三、李平书、熊希龄、徐乾麟、宋汉章、施则敬、虞洽卿、周金箴等人于1919年发起成立了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熊希龄与钱能训、徐世光、杜秉寅、王芝祥、杨圆诚、郑婴芝、王人文等人在1922年10月发起成立了世界红卍字会。


第四个特征是:在救助的组织机构上表现出多样性。有资料显示,在数量上,仅上海一地,1930年前后慈善团体就多达119个。1948年《中国年鉴》记载,当时全国己有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的救济机构有1969个,占47%强。在组织形式上,近代慈善机构已发展演变为以民间慈善团体为主体,辅之以附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慈善团体。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积极参与此次灾荒赈济的民间慈善团体就有京畿农民救济会、北京民生协济会、华北救灾协会、北方工赈协会、山西旱灾救济会、陕西义赈会、上海女界义赈会、中华慈善团、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等数十个。在组织功能上,近代慈善机构可分为募捐机构、实施机构与协调机构三类。民国初年,比较著名的协调性慈善机构还有1919年成立的中华慈善团和1920年创设的国际统一救灾总会。这种慈善协调机构的出现,使原来分散的各慈善机构改变其各行其事的局面,开始携手合作,共同救济需要救济的人们,充分显示出慈善资源优化组合的良好效益,更有利于慈善事业发挥博施济众的社会功能。


第五个特征是:在善款来源上表现出广泛性。概括地说,近代慈善资源有官款和社会捐助两大类。官办慈善机构在晚清依恃的主要是官款,民间的捐助只是其经费中的一小部分。而对于民间慈善组织而言,几乎全靠社会捐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个人捐助的名目甚为繁多,像移助糜费、义演、义卖等都是新的筹捐方式,拓宽了近代慈善事业经费的募集渠道。义演筹款在清末社会已很普遍。以彩票作慈善机构募捐手段始于戊戌时期。购买股票也是近代慈善机构经费来源的崭新渠道之一。


第六个特征是:在救济方式和手段上表现出先进性。救济方式上,近代慈善事业不只是单纯的慈善救济,也包括慈善教育,不是以养为主了,而是教养并重,以教为主导。救济手段上,近代慈善事业已广泛运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首先是电报、电话等信息技术的运用。其次是报刊媒体的介入和推动。申报馆就长期为灾区刊载募捐启事。再次是新式交通工具的运用。19世纪70年代初,上海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交通运输事业的发端。至90年代,中国又开始修筑铁路,新型交通工具火车出现了。民国以后,各地大规模地修筑公路,又有了汽车等交通工具,这就使得远距离运输救济物品成为可能。传统社会如果出现灾害不知道,还需要骑着马,近代社会用电话就很方便了,近代还有火车、轮船也非常方便。


第七个特征是:在救济范围和区域上表现出广阔性。传统慈善机构都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所开展慈善活动的范围多局限于本籍或当地。清末民初,救济区域比较狭隘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时期一批全国性的慈善机构相继成立。即使是地方性慈善机构,也不再把慈善活动仅仅专注于本区域。1875年丁戊奇荒发生之初,李提摩太等人开始把西方近代慈善事业的运作模式运用到中国,在欧洲及中国沿海开埠地区筹募善款而将之赈济华北晋鲁豫灾区。此后,更多的外国人参与了中国的慈善赈济事业。1904年3月,中外人士就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著名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万里之遥的东北民众进行战地救护、生产赈济或难民安置。民国建元后,中国的一些慈善机构已不再拘泥于本地区内,而是超出空间界限,对全国各地的大灾奇荒都相互救济,并延伸到了域外。1927年熊希龄叙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业绩时说:“近十稔中,若法兰西之大水,俄罗斯之大旱,日本东京之大地震,我人亦尝追随行列,加入救济团中。”总之,随着慈善资源的改善,中国的慈善组织巳走出国门,给遭受重大灾害的国家和地区予以人道主义的慈善救助。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近代变迁中便渐渐融入到国际社会,并且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加快了自身近代化的步伐。


第八个特征是:在制度层面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慈善法制建设。民国创建后,天灾人祸交相迭至。为救济难民,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纷纷创立,而加强对慈善团体的监管也成为一时之急。为鼓励民间捐赠活动,历届民国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法令。据统计,民国北京政府颁布了6项涉及慈善事业的法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制定和颁布的慈善法规大约有20项。从总体上看,北京政府的慈善法规多以条例、规则的形式颁布实施,法律位阶低,有的还没经过完整的法定程序;南京政府的慈善法规不仅对已有法规作了修订增补,而且许多法规的出台都经过了立法院正式的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级较高。总体上说,民国时期的慈善法规已颇具规模,渐臻完备,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慈善事业的兴盛。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界定和规范慈善活动的主体组织及其行为方式;二是鼓励和褒奖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捐赠活动,确立起有利于慈善事业发育的激励机制;三是为慈善事业发展造就所需的社会条件和环境。


第九个特征是:在心理定势上体现出浓厚的慈善民族性及其文化精神。我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讲慈善有民族性,有一个外国朋友反对我的说法,他认为慈善是没有国际的,是人道救助,怎么会有民族性?但我说慈善不仅有民族性,而且还是中国近代的一个特色。慈善事业发扬人道、救死扶伤、赈灾济贫,救助的范围和对象无分地域和人种,怎么会有民族性呢?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因为尽管慈善救助的范围和对象无分地域和人种,可是要知道慈善救助的对象都是生活在一定地域环境(国家和地区)里的人,而这些人不会不具有一定的其本民族的慈善意识和良知。他们被救助之后,本能地产生一种知恩图报的心理,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任何民族的有良知的人概莫能外。这种被人救助之后,想到要去报答别人;或者不再坐待别人救助,而是争取自救;或者在能够自救之后,也要去救助他人。如此等等,可以说就是慈善民族性意识和良知的具体表现。这种慈善意识和良知在其本民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一定的历史场景的促动下,也往往会升华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成为慈善民族性的生动体现。


我们中华民族慈善文化发展到近代,其慈善民族性就曾经焕发出一种强烈的民族精神,慈善事业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彰显国格和人格的重要手段与途径。例如1904年红十字在中国成立,这种来自西方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感动了一大批有良知的中国善士,他们同时在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促动下,将中西慈善文化融合,居然在1922年也创立了一种与红十字会颇相类似的组织,名曰“世界红卍字会”。该会成立后,在囯内外救灾办赈,为慈善救济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该会成立所透露的信息是:中华民族不只是接受外来的救助,也能够自救,而且也可以去救助世界各囯需要救助的人群。担任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熊希龄在1928年这样称道:“连年以来;国内外各项灾燹以及迭次战争发生,本会均竭力设法救济,并组织救济队开赴前方救护伤兵难民,设立收容所,救济妇孺,井于各处被灾区域随时散放急赈,以救垂毙灾黎”。总之是“灾患何时发生,本会即何时赈济”。在平时不发生灾患的时候,便开设和办理“残废院、育婴堂、盲哑院、卍字医院、施诊所、平民工作所、平民贷济处以及平民学校、冬季粥厂、冬赈棉衣等等。用意均在辅助政府,救济平民”。 所有上述,应该说是以世界红卍字会为代表的中华慈善事业发扬人道、无人无我、无界无域,无一切歧视之意,互爱互助,救济中国和世界灾患的真情表白,唯其如此,便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慈善事业所具有的民族性及其文化精神。


我要特别补充一下,在抗战的时候几乎是全民慈善,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几乎是全民慈善,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官方的力量吗?不是,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只能说明这一点。


关于近代的慈善文化我把它概括为几个特征,虽然多了一点,但是哪一个都少不了,我讲得多一点,是让大家知道在近代我们的慈善做得相当不错,至少这几个方面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参考的。


三、中囯现当代慈善文化


中国现当代的慈善文化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慈善文化是一度断层,传统的慈善理念严重缺失。慈善文化早在春秋战国的时期已经萌芽、已经深入人心了。春秋战国本身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当中,到了近代慈善文化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并且和国际接轨。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慈善文化却受到了沉重地打击,由于建国前一些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慈善的幌子,的确做了很多可耻的事,让我们对慈善产生了误解,使得“慈善”蒙垢,产生了负面影响,“慈善”一词在我国历史上也曾一度声名狼藉,慈善事业被视作封建毒素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被扫地出门。我是1985年最早研究慈善的时候,在我之前没有任何慈善的文章,那到辞典里查“慈善”都是非常不好的词汇,但是我就是研究了熊希龄,我认为这个人真的了不起。


当时给慈善扣了两顶帽子,一顶是说它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都是来中国搞情报的。当年有一些帝国主义的间谍,这个不可否认,他们都是披着宗教的外衣,但是不能把所有到中国来的传教士都这样看,有些人来中国办慈善都是发自内心的。第二顶帽子是为中国统治阶级服务,是伪善,是给劳动人民一点小恩小惠。所以新中国以后,首先把这点否决了1950年,政府对民间慈善事业的态度明确地表现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大会上的《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里。报告把包括民间慈善事业在内的旧福利救济事业定性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痹人民的装饰品”,并且表示,在新中国的福利救济事业中,政府是主体,“吸收”个人和团体参加,这无形之中否定了民间慈善事业的独立地位。在随后的四十几年里,在中国大陆上,只有政府救济,没有民间慈善事业,“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慈善事业的否定达到了极点。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不存在慈善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热闹一时的慈善事业立即在神州大地销声匿迹达40余年之久,迟至90年代初,中国才有真正意义的慈善事业出现。在这40年里,没有出现有组织、有规模、经常性的慈善活动;社会上没有人提倡慈善事业,报刊杂志、广播电台也没有宣传慈善事业,慈善也成为人们口头上的禁忌。由于政治导向的失误和政治运动的冲击,慈善的理念被淡化,慈善事业在人们的心目中俨然成了不那么慈善的东西,致使40多年来,慈善事业在我国一直无人问津。中国传统的慈善理念在这漫长的时期内逐渐淡化,出现了一个“断层”。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慈善事业终于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现并迅猛发展起来,主要表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慈善活动以不同形式、不同规模大量出现;民间慈善组织纷纷建立;涌现出一大批为慈善奔走的慈善事业家……但是文化是一个社会积淀最深的东西,在短期内修复40多年慈善文化的空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人们对人道主义、慈善事业的认识相当模糊,社会上虽有一大批热心社会事业者为慈善事业捐款捐物,很多志愿者为慈善事业出力服务,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没有形成大规模和经常性的格局。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随之又出现了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现象,而且民众的慈善理念比较淡薄,对慈善事业不予关注。我国的慈善事业在这种慈善理念缺失的背景下,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现当代慈善事业的第二个特征:我国当代慈善事业仍然是政府主导,呈现出官办慈善事业的格局。很多人问我现在的叫慈善吗?我说当然叫,为什么?因为它用的是民间的钱,这个是慈善最起码的标志,但是这种慈善是官办慈善。这种慈善在宋代早已有之,宋朝就是这么一种做法。现在民间慈善事业只有极少量的部分,无法和民国时期相比,为什么?因为不让成立,中国搞什么都要有一个主管单位,还要到工商税务局去登记,本来是办慈善的最后还要交税,所以现在的格局是没有办法和民国时期相比的。从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到1994年中华慈善会成立,是我国慈善复兴的15年。而从1994年至今,又过去15年了,这15年也是政府主办慈善的15年。成绩当然巨大,但是问题却也不少。


总体而言,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仍十分缓慢落后。几组数字可以清晰地佐证这一结论:


一是筹款的数量与方向不佳。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向媒体透露:“中华慈善总会在最初成立7年中,筹集的善款近12亿元,其中海外50%、港澳台10%多一点,内地捐款只占30%。”而这30%中企业、个人所占比例不高。


二是中国慈善机构的数量不大。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到2004年为止共为395个,而美国1998年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就达120万个之多。而且,中国绝大多数慈善公益机构是“官办”的,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三是动员资源的能力不强。较之国外同类机构,中国慈善机构动员资源的能力非常有限。据统计,美国2003年的慈善捐款总计达6700多亿美元,占全美当年GDP的9%,而我国同期的慈善捐款仅占GDP的0.1%。2004年我国慈善会直接接受捐赠的金额只有168976万元人币,比2003年增长了42.54%,但是与欧美国家的慈善捐助金额比还是相距甚远。


当前,富豪慈善缺位现象己经成为慈善界讨论最热烈和人们最关注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已经涌现富裕阶层。按照常理,富人回报社会,并获得相应的社会荣誉,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曾透露,到2005年11月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另外就上海来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公布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的企业家关注慈善活动和慈善捐款,“有99%的企业家不知道到哪儿捐款。”在各级慈善捐款中,经济实力最弱的普通百姓捐了大头,而富翁们只占很小的一部分。2005年4月26日发布的“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我国一共有135位富豪上榜。入榜的这135位慈善家共捐赠人民币9.85亿元,折合美元约为1亿多,而2000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的捐款总额就达到了650亿美元。”


存在这样的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单单是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还可以从慈善理念的缺失,慈善组织发育不完善,还有慈善法规不健全等方面加以分析。我认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角色的缺位和错位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我为企业家说句良心话,根本不能怪企业家,他们已经为社会创造了那么多的就业机会,你不感谢他,你就是一种关怀的手段去劝劝他,如果天天让他捐他也烦。《瞭望东方周刊》一个上海的记者专门跑到湖南来找我,他说湘潭的企业家举了牌要捐款但是又没有捐,要起诉他。可是你凭什么要起诉他?他可以改变,为什么他不能改变,有什么规定,他是合法的经营者,他又没有违背国家的法律,对这一点不能怎么样。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误区,企业家不捐你要看看是为什么不捐,有很多很多问题。有很多是不愿意捐,因为有的是怀疑捐出去的钱不知道到了哪里,有很多措施现在还没有跟上来。


中国慈善文化的现实思考


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是一种最典型的官办慈善事业,我研究过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本来是民办的,在国民政府的时候也想把红十字会收回官办,但是没有成功,红十字会跟别的不一样,国家的元首也只能做他的名誉会长。现在我们的格局是最典型的官办慈善,也有人认为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这话也不错。历史表明,只要政府有能力,就会一直主导慈善。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会让民间去主导。民国时期就是这样。但民国的历史也表明,民办慈善要比官办慈善好,那时政府与民间互动,还进行了慈善的法制建设,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历史对照和现实思考的空间。


我们对照历史,思考现实,在办理慈善这个问题上,主要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应该作什么;第二,政府不应该作什么。换言之,中国当代慈善应当如可发展,政府在这之中起什么作用,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


(一)中国当代慈善应当如何发展?


中国当代慈善是一种官办慈善。对这种官办慈善如何评价?我觉得官办如果因为社会需要它,它就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否则就会成为障碍。从我国慈善事业一度断层40年,突然要恢复办理,没有最有权威的官方重视和扶持怎么能行?故这个时候由官方来办,我认为是合理的、适宜的。但由官方办理多久才是恰当的?5年?10年?15年?这个问题不好说,关键要看民间办的条件是否成熟。这个条件包括:1、政府支持,2、社会氛围,3、善款来源,4、慈善家人物,5、政策法制环境,6、社会监管机制。有了这6个方面的条件就可以了。但是这6个方面的条件,到今天来说也不是完全具备。例如政策法制环境和社会监管机制。怪谁呢?当然要怪政府!你又不退出,又不创造条件,所以慈善还是不得不由你官方来办。


我们看看今天这6个条件是否都已经具备了,朋友们,还不具备。比方说政策法制环境和社会监管机制就没有。这个怪谁?都应该怪政府,主管慈善又不能创造条件,重要的是创造这个条件才能退出,所以还不得不由官方来办。如今我们说官办慈善已经有15年了,一个学走路的孩子也已有15岁了,如果还不让这个孩子独立行走,这个孩子也许就不会独立行走了,这就不好了。所谓不好,还会带来大量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公信力的问题。你是官办,就有一个人家对你相不相信的问题。你手上本来就掌握着纳税人的钱,应该解决纳税人的苦难。而如今你又来收纳税人的捐款,捐款人心理上就有一层障碍,甚至怀疑你是否将捐款用到了实处。所以我国现有捐款的水平很低,不是无缘无故。这与我国的官办慈善体制模式有关。因此我觉得官办慈善应当逐渐淡出。(有人要拿汶川地震捐款的数字来坚持官办慈善是不对的。汶川地震捐款总额达554.58亿元人民币,实际收到总额549.00亿元,已经投入使用548.62亿元。这不是官办慈善公信力的表现,而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当然也有政府和单位部门引导劝捐的作用。民族精神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并不是今天才有。例如丁戊奇荒,捐款的数目都很大。)在抗战的时候是人人慈善、人人捐款,因为是保国保家。我要特别说一句,不是拿了钱就是慈善,无钱出力也是慈善,以后要把义工也要纳入慈善,因为你捐赠的是钱、我捐赠的是力,我现在慈善的演讲我认为也是一种慈善,社会需要这样才行,不能仅仅只把慈善理解为捐钱。


政府总的来说要合理定位,要大力加强社会建没,放手和培育第三域的发展土壤和空间,让NGO和NPO能够有所作为(NGO就是非官方组织,NPO就是非营利组织),政府提供良好的、均等的公共服务就行了。社会的事让社会管,企业的事让企业管,政府只管自己该管的事(政府主要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大职能,不必什么都管。政府行使公共权利,社会和市场要有各自行使自治和自主权利的空间),什么都去管,那是费力不讨好的事!


(二)那么当代中国慈善应当如何发展?


我认为发展的路向应当是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


所谓民营化,就是坚持依靠民间力量独立自主办慈善。不能以政府权责渗入和干预。当然,实现慈善事业的民营化并非要完全排除政府的影响,而是需要政府通过相关法律政策对慈善事业进行引导和规范,进而推动其健康发展。


所谓法制化。就是将慈善纳入法律管理的轨道。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但遗憾的是我国的慈善法至今尚未出台。2005年11月,由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华慈善大会”明确提出,要在5年之内,对慈善政策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初步形成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基本建立适应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据了解,慈善法第一稿2005年就已经完成,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不料,草案在内部引发争议,几易其稿,有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形成完全的共识。比较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慈善的内涵和外延;一个是政府到底如何管理慈善。慈善到底是民间的事业,还是政府也可参与其中的公共事业,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际问题,因为慈善是有资源的、有资产的、有利益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慈善事业属于社会保障体系四大支柱中一个支柱。四大支柱中,如果说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三个板块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力量,那么慈善的力量和责任则主要来自民间社会。这是慈善立法不能忽略的重要背景。而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等基本社会保障法律未出台之前,慈善法不可能先行出台。


所谓系统化,就是各慈善组织之间要加强联系和交流,使全国的慈善组织融为一体,声气相通。这要求各组织在独立自主开展各自活动的同时,更注重信息、经验、善款物的交流及业务协作,使全国范围内善款的募集与流向有序化,提高善款的使用效率。这样,慈善事业的功能将得到充分发挥,既提高募捐、救济等工作的效率,又避免重复募捐及救济工作的疏漏现象。


所谓专业化,就是从事慈善事业人要懂专业。慈善事业的迅速发展,既需要临时志愿工作者,更需要众多接受过专业化知识训练的社工参与。这是稳定慈善工作队伍,提高慈善工作者素质、提高慈善工作效率的客观要求。慈善机构属于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慈善功用,需要慈善事业内部工作的专业化,如有专门的指导机构、劝募宣传机构和实施救助的机构等。指导机构能迅速获得内外信息并依之快捷地做出正确的协调、指导,全面调节慈善资金的流向、流量,并收集反馈的信息。劝募宣传机构负责慈善资金的吸收,并评估计一定时期内各募集领域的适合募集量,防止过度募集和募集不足。实施救助机构专门负责将善款、物资及医疗服务迅速、及时地送给受救助的对象。


所谓普及化,就是要使社会人人都有慈善理念,都参与慈善活动,都实施慈善救助。我国目前慈善事业参与度还远远没达到普及化地步,对慈善事业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人亦尚在。但随着慈善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慈善活动的日益经常化,慈善宣传的日益加强,慈善必然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所有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普及化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向与最终目标。


(三)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运行中起什么作用,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


政府首先要从“官办”的位置上退下来,将自己摆在“官助”的位置。“民办”与“官助”,才是我国当代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这与政府主导社会保障、慈善是社会保障的补充、是政府那一部分职能的延伸并不矛盾。站在政府社会保障的角度,慈善是帮助政府;而站在慈善的角度,政府是支持帮助慈善的发展。帮助了慈善的发展,当然最终还是帮助了政府。


(四)那么政府具体做什么?如何“官助”慈善?


第一是培养国民的慈善意识,营造社会慈善氛围。要努力宣扬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是中国文化宝贵的文化资源之一,也是世界文明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社会,虽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文明也在不断进步,但是弱势群体和各种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亲情、伦理、道德、慈善理念的教育;仍然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对需要关心的群体付出从物质到精神的帮助;仍然需要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是加快慈善事业的立法进程。法律的调控与保护是一切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加强慈善事业立法是慈善事业得以实施与发展的依据和保证。为了强化对慈善事业的依法行政和监管的力度,创造更有利的慈善事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全面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应当促使尽快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促进法》。这部法应当是部慈善事业的基本法,要系统规定基本的慈善法律制度,包括慈善概念、慈善机构、慈善募捐、慈善信托、慈善义工、慈善政策等等;这部法应当是部慈善事业的促进法,要明确规定国家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增益、创新措施;这部法应当是部慈善机构的组织法,要系统规范慈善机构的认定条件、认定机构、认定程序,慈善机构的章程和内部智力结构,慈善机构基本的行为准则;这部法还应当是部慈善事业保障法,要明确政府规范慈善行为的权力界限,包括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处罚以及行政、民事和司法的救济等;要能够设定激励机制,调动一切慈善资源(包括慈善的财源、智力资源、志愿力量等),真正能够做到将好钢用到刀刃上。


第三是对慈善事业实施合理有效的监管。合理有效的监管需要先构建系统的政策法规体系。内容包括包括机构运作、自律与他律制度;从业人员的组织、人事、社会保障、福利等相关制度;慈善机构资格认证制度等。然后需要制度化的管理。这不是要政府直接承担慈善事业,也不是将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下属的部门直接管理,而是指慈善事业要进行法制化管理。政府为此应该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在财务制度方面,应当确立捐赠财务的追踪、反馈、公示制度,提高慈善捐助的透明度;其次在行业自律方面,确立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加快行业自律制度的建设,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再次是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审核评定慈善组织的资质并确立起慈善组织内外部的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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