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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5】
秦晖
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什么
我们现在讨论大国崛起，本国人民到底会得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在一定的体制中，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会使它的国民能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好处，必须或者只能在这个国家，在领土上处于大扩张时期。
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大国？古奥斯曼、古罗马、古中国？都不是。英国是吗？是。但英国本来是个资源少，人口不多的弱国，稍微知道欧洲历史的都知道，英国可曾是人人可欺的。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既往的规则。
过去，不仅仅是古中国，其他地方也是以“陆地文明”为主的，本土的资源和人口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关键。在东方，古中国一直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在欧亚大陆交界处，却先后有古希腊、古罗马、古阿拉伯帝国。尤其是当年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帝国，不但地盘大，而且兴盛时间长。向东，曾和大唐帝国有过短暂的交锋，但无论是大唐向西，还是阿拉伯向东，都兴趣不大。因为中亚地区气候、资源、地理等，都不是很吸引人的。
因为地理的因素，阿拉伯帝国和古中国接触有限，直接的帝国冲突更少，但是和西方则是打了若干次。不过，后来它们也和古中国的大明和大清一样，玩起了闭关锁国——当伊斯兰文明的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后，伊斯兰文明达到了一个极其强盛的高峰，却也彻底封闭了东西方贸易渠道。
欧洲诸国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被逼下海的，要不，没啥背景的哥伦布为何可以一而再地忽悠到西欧各国的王室贵族出钱出力。
当美洲新大陆发现以后，世界的规则改变了，自此，本土的资源和人口不再是国家强盛的关键，新大陆的资源如同游戏的外挂，而获取外挂的金手指是海军和商船：这就造就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这些本土面积很少的世界强国。而中国、西亚的伊斯兰文明的国家都落后了，世界的强弱之势，从此改变。
因为海洋太大了，要想跨越它，不是单凭人力就能行的，所以海洋文明有一个极大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思维是外向的、合作的。这就造成了科技及金融的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没啥秘密，唯在思维，东方的日本快速崛起，就在于与海洋文明思维的接轨。
于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些欧洲国家的资金、科技、社会发展逐渐超过了东方的中国和中亚的伊斯兰文明。而原本就落后的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则悲惨的被灭绝了——美洲大陆成为欧洲人的后花园，现在的南美洲，基本都以葡语为主，而北美，则基本是英法后裔，尤其是以英国后裔以为主的美国，更是后来者居上，成为海洋文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在英法争霸的过程中，美国作为法国全球战略中打击英国的一个棋子，最终却取代了英法，成为世界霸主，这恐怕是法国当年没有想到的。
与美国同时崛起的还有俄国，同样被西方远远甩下的俄国有一个伟大的首领——彼得大帝，他没有像古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的君主一样固步自封，而是去西方学习了海洋文明和科学技术——在出海通道问题上，日思夜想，经常要大打出手的最突出选手，就是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为了获得通向大洋的道路，为了获得不冻港，为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它迁都、侵略、吞并、欺诈、合作，用尽了手段。你去看看圣彼得堡的历史、塞瓦斯托波尔的历史、塔林的历史、大连的历史，血泪斑斑，都和它有关。
当1840年大清的国门被敲开的时候，面对的是已经发展到蒸气机时代的大英帝国。陆地文明时代的全球第一强国，到了海洋文明时代面对全球第一强国不堪一击——虽然大清帝国的GDP曾一度占到世界的一半。
当地球瓜分完毕的时候，英国、法国这些传统海上强国的发展就慢了下来，而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统一后的德国咄咄逼人。世界又开始了变化。
当地理大发现的外挂失效之后，海军和商船队的金钥匙也就不那么耀眼了，科技成为最强竞争力。谁在科学技术上面攀登的高一点，拿下技术的高端，谁就有一点优势，此时，农业时代的资源、人口、国土，重新变的重要了——前提是观念的更新，拥有海洋文明世界观。
德国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而英法这些地球资源垄断者压制德国，最终战争爆发了。而最大的得益者是美国和俄国——典型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尽管英国和法国打赢了一战，但是代价巨大。美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土广阔、科技领先的国家，开始呈现出潜力。
一战让美国和大英帝国平起平坐，二战则彻底将大英帝国打成了二流国家。当欧洲被打烂的时候，独享资源和市场的殖民地也就自然失去了。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之下，英国、法国、荷兰这些曾领风骚一时的海洋强国失去了领土资源人口，往日的荣光一去不返。
美国趁机获得了欧洲的人才科技。而真正使美国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是冷战。
技术除了要资金，还要需求，当美苏争霸之时，美国凭借着对全球贸易的控制权和货币权获取财富，危机刺激需求，最终发展出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高端技术。苏联也同样发展了仅次于美国的高端技术，只是代价太大，经济失调，最终解体。
冷战的另外两个受害者是英国和法国：借冷战之名，美国彻底清除了英法在全球的势力，独霸除了苏东和中国之外的整个地球。——此时的德国已经被钳制住，倒是投靠在美国羽翼下的日本重新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甚至狂言要买下美国，结果被美国爹搞了一下，至今没醒过神来——要知道，日本至今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美国严格的监控。
除了美国，冷战的另一大受益国是中国，如同英法争霸的收益国美国一样。中国在乱世中保留了国土、人口、资源，差的只是科技——我们早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从1949年开始，就没放松过对科学技术的攀岩，只要爬快一点，从百年耻辱到超级大国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
一句话，说成为全球真正强国为时尚早，但是中国已经在成为强国的道路上了。
大家都知道，古往今来有很多的大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帝国，动不动就是横跨欧亚非的，金戈铁马，历史上很多这样的故事。但是电视剧《大国崛起》并没有选择这些历史上的大国。我的理解，是这个电视剧它是想把大国崛起置于一个近现代化的视野中来考察，因此古代的这些军事大国它并没有放入这个视野中。
也就是说，在近现代视野中，有些大国究竟算不算大国，是值得研究的。比如说就在近代化的开端时期，就在欧亚非这三大洲，当时就崛起过一个很大的大国，奥斯曼帝国。我们知道，伊斯兰文明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过程，几乎和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是同时的，而且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拜占廷，在传统的欧洲史学中一直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近代开始的两大标志。
大家知道，现在的历史书，把中世纪和近代理解为社会形态的变化，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我们把它的分界线定在英国革命。但是按照欧洲的传统观念，他们当时没有这个社会形态演变的概念，在欧洲传统史学中，所谓中世纪指的就是拜占廷被土耳其人攻陷以前。拜占廷的陷落和新大陆的发现，是近代的开始，是中世纪的结束。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非常重大的，而且自从1453年拜占廷陷落，一直到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扩张最厉害的时候，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可以说占领了整个西亚、北非和东南欧的很大一片地方，形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可以说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的海上霸权，和奥斯曼的陆上霸权，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东西。
但是在《大国崛起》这部系列片中谈到了西、葡、荷，而没有谈土耳其。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因为编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在本质上和前近代的这些军事帝国的扩张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那样一种传统军事帝国的类型，而没有西、葡、荷这些国家，他们崛起的那种所谓的近代意义。
为什么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传统的大国，而后来崛起的西、葡、荷这些国家是近代的大国呢？我认为主要就是两个不同。一个在于立国之“制”对世界、后世的影响，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现代性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的建立所体现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关键还是老百姓从中所得到的，首先在于这种大国崛起中国与民的关系，当然首先是指和本国人民的关系。很多人说在西方列强崛起的过程中，被征服者、被侵略者受到了很大的痛苦，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当然是深有体会。但是在传统军事帝国的夸张中，这种情况也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并不是近代和传统的区别。近代殖民扩张有很多横行霸道的事实，古代的军事帝国扩张，这种事实一点也不少，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强权政治自古以来就有，不是近代才有的。
但是近代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制度背景，第二就是这个制度给人民带来的关系，首先是指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关系——殖民征服对被征服地区的痛苦，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讨论大国崛起，本国人民到底会得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在一定的体制中，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会使它的国民能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好处，必须或者只能在这个国家，在领土上处于大扩张时期。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例子，那就是这一种以国民为本位的制度安排下，国家扩张国民能够得到好处，国家停止扩张国民仍然能够得到好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大国的兴衰，就绝不仅仅是版图的大小、武力的强弱，最本质的是老百姓的权利、福利、利益能够得到多大的增进。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国崛起》这部片子中列的大国就挺有意思。比如说很多议论者提出《大国崛起》中讲的这些国家，有一些无论从武力讲，还是从国家的版图讲，你很难说它是大国，比如荷兰。荷兰的本土一直是小国。有人说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土也很小，但是它有很庞大的殖民地，可是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荷兰也很难算得上一个大国，荷兰虽然进行过海外扩张，但是老实说规模很有限。
荷兰历史上真正有意义的殖民地，就是荷属中印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印尼，当然历史上它也占领过一些地方，但是能够稳定占领的，只有一些很小的地方，而且没有一些太大意义的，比如说荷属安的列斯、荷属圭亚那等几个无足轻重的小不点。虽然我们说荷兰有海上霸权，但是主要是指商业霸权，就打仗而言荷兰人其实很不行。
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深有体会，因为当年就是我们中国人，而且不是清军，而是被清军赶到海里的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郑成功就是一支海上商团，以海上商业势力为基础的这么一支武力。郑成功的军队当时算不算强大呢？我们知道其实并不算强，他在大陆上站不住脚，老实说他能够在大陆站得住脚，就不会去打台湾，他当时之所以进军台湾，就是因为在大陆上跟清朝的作战受到重大的挫败，基地只剩下金门、厦门，而且这两个地方已经是岌岌可危。但是这么一支军队，在大陆上屡战屡败的军队，就在海上把荷兰打败了。
荷兰在东亚败给郑成功，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今天的纽约，最早的名字是叫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荷兰打败了，很快变成了纽约。（中国亮点@外脑智库 罗卫国主编）荷兰如果说是大国，这不是在军事意义上说的，更不是在领土人口意义上。甚至荷兰人都没有很强的祖国意识，荷兰移民跑到一个地方，往往就没有多少的祖国观念。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跑到非洲去的这些荷兰人，他们跑到非洲去之后不久，就自称自己是“非洲人”，语言是“非洲语”，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实际上是荷兰裔南非人，别人把他们叫做“布尔人”。中国养羊业有“布尔山羊”，是很有名的品种，就是这些“布尔人”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从来不说自己是荷兰人，到了南非后不久就脱离母国独立建国了，而且很团结，给英国干过很多次仗，最后英国花了大力气才打败他们。但是说起来也很奇怪，虽然他们被打败了，而且布尔国家也从此灭亡了，但是布尔人在英属的南非，仍然可以说是当家作主，英裔南非人反而一直是势力比较小。
这里我要插一句话，我们现在的一些历史书把“英布战争”解释为英国和荷兰争夺南非的帝国主义战争，我觉得这个提法有一点莫名其妙，可以说是英国争夺南非，但是荷兰并没有来争夺南非，是有一帮荷兰人，但这些荷兰人根本不承认是荷兰国籍的。
所以，无论从本土还是从势力范围而言，荷兰都称不上是大国。我们凭什么说荷兰是大国呢？但是毫无疑问，荷兰当时无疑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国家，而且直到现在，应该说还是这样。不仅荷兰人创造的一些制度，比如说股份公司、联省共和等制度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其商业势力无远弗届。而且它的文化影响力也曾经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传播，以至于日本兰学曾长期成为西学和一切近代知识的代称。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人对蛮夷的翻译，往往是被认为用比较贬义的词，但是到了近代就有了一些好词出现，像英国、美国、德国等等都是一些比较褒义的译法，有些人说其实在明代就有比较褒义的提法，就是指荷兰。我要说荷兰这个译法，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流行，你只要看看明史，明史中并没有把今天的荷兰称为荷兰，而是叫做什么红毛国，真正称荷兰的就是当时的日本人，还有后来的清朝人，清政府曾经跟荷兰联手打郑成功。荷兰人当时是郑成功的敌人，但是是清朝的盟友，因此清朝从日本人那里把荷兰，这个听起来很美的一个名字，荷花、兰花，引进了汉语中，但是明朝人都没有这么说的，明史中也没有荷兰这个名字。
我在这里主要是讲荷兰在当时世界的影响，以至于在日本就把荷兰当做西方的代名词。现在按照大国崛起的说法，荷兰的霸权早就结束了。但是荷兰的霸权虽然早就已经结束，今天的荷兰仍然是一个富裕、文明的国家，仍然让世人称羡，而荷兰人的国家与民族自豪感一点也不亚于当年。
还有一些国家很有趣，比如说瑞典。
瑞典很有意思，瑞典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军事、政治势力曾经非常强大，当时在欧洲可能仅次于英国，和俄罗斯不相上下，曾经几次将俄罗斯打败。它在这一段时间，曾经打败过欧洲的很多强国，包括俄国、波兰、丹麦和德国的很多大诸侯，大家知道当时德国并没有统一，当时德国有一些诸侯是比较强大的，比如说奥地利、普鲁斯等等。
那时候波罗的海被称为瑞典湖，因为整个波罗的海是被瑞典征服的。瑞典军队曾经直逼莫斯科，变波兰为它的附庸，干预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曾经横扫欧亚，和彼得大帝决战于乌克兰的波尔塔瓦，但最后瑞典在这里被打败了，国王没有逃回瑞典，最后是逃到土耳其了，这个地方离土耳其很近，他们的军队因为扩张离瑞典本土已经非常远了。
波尔塔瓦战役终结了瑞典的军事霸权，但是在波尔塔瓦之前，瑞典的军事政治势力很大，可以说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国。但是当时瑞典在世界人民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可是1708年波尔塔瓦战败，国王逃奔土耳其，战后签订的和约使瑞典丧师失地，霸权彻底崩溃，而且从此再没有恢复。瑞典在世界文明的地位，这之后才真正的崛起，战败之后的瑞典废除了专制制度，开始了瑞典历史上著名的“自由时代”，建立了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均居欧洲前列的现代社会制度。
在这个制度的依托下，瑞典没有任何殖民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势力范围。现在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强国都是靠掠夺殖民地起家的，这里我要说对殖民地的掠夺的确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很多近代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殖民地，包括德国在内，瑞典当然也是。瑞典没有任何殖民地，也没有什么势力范围，但是瑞典的工业化后来居上，他的人均产值和收入现在甚至超过英美，是世界最高之列。瑞典的文化我就不用说了，诺贝尔奖就是由瑞典来评的，在世界的各个学科诺贝尔奖几乎都是最高奖，除了数学。
今天的瑞典人有没有人怀念波尔塔瓦战败之前的伟大国王的光荣呢？当然也有，但很少。今天瑞典人的光荣和自豪，岂是当年的臣民可以比较的。所以我说只要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国家强大他们是站立的，即使在国家所谓衰落时期，瑞典和荷兰可以说作为霸权而言，他们后来都衰落了，但是他们的国民仍然是有尊严的。
当然，经过海洋文明洗礼后的现代社会制度，国家强大会带来国民的尊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过去的专制制度不是这样的，国强反而民更辱，这种事情，自己去看历史就行了，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我想，这就是“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大进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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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4】
张志恒
俄国旅游归来的思考
暑假期间国内酷热难耐，沾孩子们对网络比较熟悉的“光”，从网上签证、购票、定便宜旅店，实现了去俄罗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自由行。俄罗斯（苏联）和我们这代人有割不断的情结，从小就知道这个国家和民族，而且都是正面的，“以俄为师”，“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依然记忆犹新。苏联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发展的道路。以至于脑海中所谓“外国”就是只有苏联好，上了中学学的外语课只有俄语。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先是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就开始被否定，继而庞大的苏联几乎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作为一个普通人，过去对国外的认知主要是被动接受传输来的信息，对于亲自去看看外国只能是梦想。如今有了改革开放，了解国外的渠道大大增多，甚至有了走出去的机会，这对我们清理自己杂乱的认知，获得如何认识国家、民族的清晰思路是有帮助的。
认识国家、民族需要注意的问题。世界是复杂的，同时又是多变的。现实中任何具体的个人所能接触到的只可能是局部的，某时刻的信息，不经过思考，不可能得出对“国家”、“民族”的正确认识。同时绝大部分的普通人对外国和其他民族的认识主要都是来源于自己熟悉的语言，直接和你对语言概念理解有关。《圣经》中建立巴比塔的故事很有意思，人类各种纷争不断，要为此受难，“赎罪”没有尽头，无法到达“天国”，而原因就是人们各有各的文字，造成交流的困难。我们每个人对他国的了解和认识主要源于“文字”，而看到的“文章”又是各种各样的人在某个时代“创造”的，又只能从浩瀚的文章中看到很少一部分，由此来知道他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如果文字上的东西再不进行思考分析，得到“真知”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自己国家，自己民族，不通过思考分析，也谈不上有什么认识。如果我们坚持只有“实践出真知”的原则，则我们对他国的任何认知都首先要抱一个怀疑态度，因为那只是“文字”，并非现实。现在回想我们对苏俄历史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教训。
人就是“人”，无论中国人、俄国人都是一样的。麦当劳在俄国比较盛行，每个麦当劳店人都很多，我们在俄也常光顾。无非是说明麦当劳抓住了人在吃饭上的共同需求，人的“共性”使其风靡世界。出国旅游可以亲身体验异国风情，但没必要抱着看“另类”的想法。任何一个概念都有笼统抽象的一面和具体实在的一面，“国家”、“民族”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只存在“张三”、“李四”，而没有“中国人”；只有亚洲的地理区域，而没有笼统的“中国”。我们提到“俄国”，是指一定的地理位置呢？还是指俄国政府，一个俄国人呢？还是笼统的“俄国”（一个概念）？这是我们看文章、写文章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是引起人们争吵的原因，也是产生错误认知的原因。正因为只是一个“概念”，以“国家”、“民族”作为谈论对象的话语只是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看法，是没有“对”、“错”之类的评论意义。我们举个例子就清楚了，前一段有篇文章谈到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懒惰、肮脏，于是很多人表达了对爱因斯坦的不满，认为从此改变了对他的尊敬之情。爱因斯坦在日记里只是谈个人的看法，并没有侮辱具体的某个中国人，也就是谈不上做错了什么，如何能遭到谴责呢？再如柏杨所著《丑陋的中国人》也是谈一种看法，并没具体指责谁，这里“中国人”也只是一个“概念”。再例如我们认为俄国中年以上妇女胖子居多，你去俄国看看，随便可以找到“同意”和“否定”的“证据”。这也给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问题的路径：任何思想观点我们只能从分析推理上去评论，任何记录“实在”的话语文字，只能提供思考（思想）的内容，而不是“肯定”和“否定”某种思想的证据。由此推理：任何笼统的“概念”做主语的说法（也就是一种思想观点），不值得为之“兴奋”、“高兴”或者“沮丧”、“愤怒”。
由莫斯科地铁想到的。在俄国的公共场所都清楚标注着“出口”和“入口”，显示了一个社会的“有序”。——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9月30日主编于南京总统府——人的需求是各种各样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任何“秩序”的确定，一定会给一部分人带来方便，也会给一部分人带来不便。例如在莫斯科对不熟悉某座地铁站的人，你走出来后发现错了，想重新回去，很可能要走不少冤枉路去找“入口”。人类社会肯定是“有序”的，“无序”谈不上是文明社会，关键是这个“序”是如何形成的。是大家参与，相互争让，达成一种默契，形成“自然的秩序”；还是靠“强者”来规划，制定“规则”，形成“人为秩序”。由前一种思维使社会形成了“市场经济”；而由后一种思维形成了“计划经济”。俄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功实行了“计划经济”，取得世人瞩目成就。莫斯科地铁至今仍然可以看到昔日强国的“辉煌”。地铁就是一个大半圆柱形巨大通道斜插入地下，又在地下四处延伸，莫斯科不少地铁站入口往往在上面看不到“底”在哪里，让人感到“恐怖”。上、下行的人流分开，中间立起一排柱灯，主要光线不是从上面照下来，像是人们举着火把去地下探险。轰鸣着的滚动电梯源源不断把人流送下去又“捞”出来，永不停息。莫斯科地铁站空间宽阔，照明充分，也有不少艺术装饰。身在地铁站，好像是在普通车站，感觉不出是在几十米深的地下。地铁车次也很密集，几分钟就会有到站的车，虽在地下，但这里并不平静，疾驰的列车促生高频率的刺耳噪音，在长长隧道中来回飘荡，甚至被放大共鸣。这里的地铁不少就是为了战争而建，这噪音让虚弱的人难以承受，突显了“胜者为王”。地铁是现代城市的标配，莫斯科地铁完全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产物；而纽约也有发达地铁，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有人能详细考察一下两个城市地铁的建造历史，对城市产生的影响，现在的运营情况和对将来的预测，做一个全面论述和比较，由此来比较两种经济形式，不是很有说服力吗？
现实的历史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形式现在很少有国家去实践了，俄国经济也在起变化。记得有位哲人讲，把私有市场经济转化成公有计划经济是容易的，如同骟掉一匹公马一样；但把公有计划经济恢复到私有市场经济是困难的，如同让被骟掉的公马恢复生育能力一样。俄国正是面临这种“困难”，在俄国看不到繁荣的商业经济，俄国自己没有现代知名公司和品牌，反而可以见到不少计划经济遗留的痕迹。相信这种经济局面并非俄政府和民众所希望的。
一本书引起的“瞎想”。在圣彼得堡居住的附近有一个小广场，有果戈里青铜像，正在举办小型图书展，无意浏览了一下，多是俄文，有一部分英文版的书。惊奇看到一本书封面上印着隶书体“商君书”，是一本俄文版的《商君书》，但众多书中没有“孔孟”唯有“商君”。这个现象不是碰巧出现的，可能反映了俄国思想界的迷茫。中国有一段“尊法批儒”的狂热时期，如今是大力提倡“国学”，屡屡出现尊孔闹剧。诸子百家的著作几乎所有书店都在出售，但估计多是滞销品。从清末一百多年以来，大家基本达成这样一种观点，这就是中国古代朝代更迭频繁但治国理政没有脱离“秦政”，而秦政的思想基础就是“法家”，多数朝代表面上推崇的又都是“儒家”，形成“儒表法里”的历史。其原因是《商君书》之类的法家著作都是为帝王写的，是所谓的“驭民术”，自然不好鼓励百姓去读，更不可能去广泛普及。当年“批儒尊法”最甚时期，也没见《商君书》大量出版发行，人们只是知道商鞅变法的故事，而不知道他的思想基础。如今商鞅的著作在俄罗斯出版并不值得奇怪，俄国是有很重帝王情结的国家，而且对沙皇的崇拜不是在于“高贵”，而是在于帝王的“强势”。《商君书》的确对如何“强国”，如何做一个强势君王，有其独到的见解，也是有成效的。该书将“国家”和“帝王”混为一谈，一朝“帝王”的兴亡也是“国家”的兴亡。既然“君王”就是“国家”，自然就有了“君王利益”和“百姓的利益”是两回事，该书指出的是“国家”也就是“君王”富裕和强盛的路，而非富民之路。这个观点显然是陈旧的，并不符合现代政治观点。多年前，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巨大变化，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被灭亡，作为“胜利者”一方的西方国家没有去占领、殖民一寸领土，何来“亡国”之说？所发生不过是国家治理方式和“执政者”（“君王”）巨大变化。相信俄罗斯民族是睿智的民族，能够认清自己应该走那条道路。从“苏联”变为今天的俄罗斯基本上是和平过渡来的，在俄罗斯随处可见苏联的遗迹，最重要的镰刀和锤子的图案不少地方都保留了下来。这样的“和平过程”使人们的生活连续而稳定，也容易使很多认知停留在旧意识上，和社会实际变化就显得不合拍，对社会下一步发展走向感到迷茫。
对宗教问题的遐想。在俄罗斯随处可见的就是教堂，旅游景点不少也是选择教堂，如果说中俄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可以说就是对宗教的态度了，正因为这一巨大差别，中俄两国不可能走同样的路。俄国大部分人信仰基督教中的一个分支——东正教。世界最大最好的东正教堂大概都在俄罗斯。我对基督教了解不是很多，见过的教堂也很有限，但从基督教三个主要分支的教堂去看，有这样一个特点，新教（基督教）教堂最简单，彻底的朴实无华，像一间教室；天主教有图片布置，大堂“主席台”有壮观背景；东正教堂复杂，从里到外处处可见装饰，有些完全是“富丽堂皇”（去俄罗斯旅游不可能不去看教堂）。看看基督教有关“十诫”的基本教义，再看看这不同的教堂，颇有感慨。社会行政组织和“宗教”都是人独有的现象，两者都和“人类社会”有关系，但新教（基督教）受世俗社会行政（指权威、等级制度）影响就很低；而天主教和东正教就受世俗行政影响比较大，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裂也和为了争“谁是正统”有关。“宗教”本质是解决人的精神问题，不是解决“现实”问题，基督教“十诫”中前三条直接和人的“精神”有关，而第四条讲了如何在现实中“做到”，这就是要恪守安息日。其中“不得设置偶像”，更是道出“宗教”的精神意义。虔诚的天主教和东正教信徒用富贵的饰品和精美的图片、雕像来表示对神的崇拜，而这恰恰淡化了宗教的意义。人们安息日进教堂，是为了通过自责来求得“上帝”的帮助，是“大脑”的活动，和视觉没有关系。如同通过直观的图片去进行数学教学，只能得到最初级的数学，要得到更多数学知识，除去思考并无它法。更多现实主义的美学掺杂到宗教中，对增强对“神”的信仰并非“福音”。把眼光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不难发现，富裕而且社会稳定的欧美国家几乎都是信仰新教的国家，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次之，而各种问题多的国家多是信东正教的国家，也就是国家稳定人民富裕和教堂的豪华成反比，这真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俄国有一段否定宗教的历史，中断了东正教正常的传承，世界基督教传承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出现萎缩，进教堂的人次在减少，很难想象没有宗教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今天人类社会又需要在宗教问题上做出抉择。如今来到俄罗斯，这是一个重新重视宗教的国家，我不具备深入了解俄国社会的条件，但我分析俄国具有坚定信仰东正教信徒不是很多，东正教的影响是有限的，要恢复昔日东正教对俄社会的巨大影响是不可能的。
对文学艺术的思考。俄罗斯是一个热爱艺术的国家，不仅在公众场所，就是在家庭也可以见到“艺术”。北京机场的宏大莫斯科机场不能比，而莫斯科机场各种艺术性装饰北京机场不能比。在俄住宿的三处都是由民居改造的家庭式旅店，都有文化气息很重的装饰，一处的整体装饰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房间贴有较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凡是有点历史的建筑到处都有雕刻来作为建筑装饰，遍及城市有很多青铜塑像。塑像高大而形象，或立于门口，或立于公园广场；或立于“地”，或立于屋顶“高高在上”。人物有宗教故事中传教士、文学艺术大师，科学家，尤其是俄罗斯建国过程中与邻国发生诸多战役中的将军，应有尽有。除去塑像数不胜数，俄罗斯也是一个热爱美术的国家，不仅有众多民间艺人，还有不少大型油画作品藏于博物馆和画廊，车站铁路旁遮挡工地的挡板也涂鸦不少动漫画。在各种艺术体育中，俄罗斯选手都有出色表现。俄罗斯真是一个追求“美”，也懂得“美”的民族。我在观看俄罗斯诸多油画时，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俄国美术馆实在是藏品太多，匆匆过客不可能仔细欣赏，我没有太多的“艺术细胞”，观看琳琅满目的美术作品也就是“看看而已”。在记忆上给我印象深的是俄国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但没有找到。回过头想想，所看过的美术作品几乎没有类似题材的，感慨万分。真是：“昨日游画廊，归来泪满巾，栩栩如生像，没有劳苦人”。在我辈接受的思想中，通常把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作为“美学”最高境界，文学艺术又必须为人民，也就是为工农大众服务，他们应当是一切文学艺术品的“主角”。这些思想的发源地是苏俄，但从如今俄国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不用翻译的美术雕塑作品，看不出这些思想的遗留。思考这些问题，对我们认识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中的真正作用是有帮助的。文学艺术，“美学”，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并不是人的第一需要，好的作品只能产生于解决温饱之后。对于民众来讲，你如果认为他们太苦、太累，就请具体帮助他们，而不是“歌颂”他们。文学艺术的“主角”不可能是劳苦大众，社会现实问题也不可能靠“文艺”来解决，“艺术家”对解决人世间诸多苦难是无能为力的，不负责任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去表现“苦难”，很可能是嘲笑、戏弄劳苦大众。这些简单“常识”至今在我国也未必认识清楚，在我们两会代表中文学和演艺人员所占比例很高，就说明这一点。莫斯科最值得骄傲的伟大工程应该是地铁，而且很多都是在二战之前修建，当时工程机械化有限，一定有不少人工投入，
修建工程场面一定是很壮观的，按理应该围绕这一伟大工程有不少优秀美术作品问世。苏联革命政权有多半个世纪，但如今见不到这段时期的文艺作品传世，让人不好理解。如果是因为政权更迭，但革命政权期间重要的徽记随处可见并没有去掉，列宁棺木依然在红场停放，都说明不会刻意埋没当时优秀文艺作品。答案只能是一个，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早就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真谛，没有去创造和实践“革命的美学”。常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知识分子工作比他们的“老师”做的好多了，例如油画“父亲”估计在中国美术史会留下记忆。“现实主义”，发挥“正能量”，都将是很长时间我国文学艺术的主调。
外出旅游是十分辛苦的，吃、住、行都是问题，尤其是到国外，还要受语言不通的困扰，忍受进、出关口时“白眼”。然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乐此不疲，这实际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说明国人也开始重视精神生活，真正的旅游应该是对自己“梦想”的现实追求，而实际上很多国人并没有做好准备，是茫然的。只是“购物旅游”，“拍照（看景）旅游”，“随大流旅游”，有些甚至是为了“显摆”。但无论何种目的，走出去就是社会的大进步，不引起人们的联想是不可能的，打开的大门很难再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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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3】
费孝通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该团体之外，象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 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向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不发生这问题的。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
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思，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为什么呢？——这种小河是公家的。
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尘灰堆积，满院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于是象格兰亨姆的公律，坏钱驱逐好钱一般，公德心就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
从这些事上来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现在已成了外国舆论一致攻击我们的把柄了。所谓贪污无能，并不是每个人绝对的能力问题，而是相对的，是从个人对公家的服务和责任上说的。中国人并不是不善经营，只要看南洋那些华侨在商业上的成就，西洋人谁不侧目？中国人更不是无能，对于自家的事，抓起钱来，拍起马来，比那一个国家的人能力都大。因之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显然是和西洋的划法不同。因之，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
西洋的社会有些象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象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就是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和柴不同的地方。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那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
“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无不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指其广亵的意思而且。这个网络象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家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一般的。象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云，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象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给父母膳宿费的西洋社会里，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在团体里的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样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沦”字下也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潘光旦先生曾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见潘光旦《说伦字》《社会研究》第十九期）
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我们现在读来，鬼神、君臣、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怎能和贵贱、亲疏、远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对地位相提并论？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意思是这个社会结构的架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奸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团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
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突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他太死心眼儿，一口咬了一个自己不放，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象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孔子并不象耶稣，耶稣是有超于个人的团体的，他有他的无国，所以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成全天国。孔子呢？不然。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因之，他不能象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至而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赦——这些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孔子呢？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是差序层次，孔子是决不放松的。孔子并不象杨朱一般以小己来应付一切情境，他把这道德范围依着需要而推广或缩校，他不象耶稣或中国的墨翟，一放不能收。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是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这和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
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其实当西洋的外交家在国际会议里为了自己国家争利益，不惜牺牲世界和平和别国合法利益时，也是这样的。所不同的，他们把国家看成了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为这个团体，上下双方都可以牺牲，但不能牺牲它来成全别种团体。这是现代国家观念，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的。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该团体之外，象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向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不发生这问题的。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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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2】
孙立平
新经济体现的是一整套全新的逻辑
前些天，我发了一条微博，说最近想谈谈新经济的问题。其实，说谈这个问题，主要是想把我查找的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以及我自己的一些学习体会和初步的思考呈现给各位，并期待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在那条微博中，我特别强调了，不是使用了新技术的经济就是新经济，不是生产了一类新的产品的经济就是新经济，甚至生产了一种革命性的颠覆性的产品也不见得是新经济。新经济将会体现的是一套与传统经济完全不同的逻辑。这些逻辑有些可能是我们喜欢的，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有的甚至很可能是对我们的一种严峻挑战。但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我们都只能面对它。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为什么我要强调新经济体现的是一整套全新的逻辑？因为这涉及到对新经济的确切界定。我们知道，“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我们用“新”来定义某个事物的时候，其含义往往是模糊的，因为凡是与“旧”有所不同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新”。特别是，我们本来就是处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新的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大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一般意义上的“新”，与能够带来“质”的变化的“新”区别开来，否则新经济的概念会由于过于笼统而失去意义。
正因为如此，我想用“体现一整套新逻辑”的表述，来把新经济分离出来，并将其与传统经济区别开。这个“一整套新逻辑”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探索：新的技术逻辑、新的资本逻辑、新的商业逻辑、新的劳动逻辑。
下面，我就从这四个方面，把我认为有意义的资料以及我在这些资料基础上的一些粗浅思考分列如下。
一、新的技术逻辑：
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是新经济形成的最基本前提。但需要弄明白的是构成新经济基础的新技术究竟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与此前不同的逻辑，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逻辑赋予新经济以一种质的飞跃的。
对于科学技术，我是绝对的外行，但从阅读到的资料看，下面的两个说法可以给人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个是，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曾鸣教授最近提出一个说法：谷歌、亚马逊、脸书、腾讯和阿里巴巴这5家超级公司，已经抢占了未来十年的制高点。而这五家公司的技术优势都包含两个相同的底层密码：数据智能、网络协同。它们能够成长为超级公司，也是“数据智能”和“网络协同”双轮突破的结果。所谓数据智能，简单来说就是让数据帮人类决策。网络协同，则是用算法、云服务来实现资源的匹配。在曾鸣教授看来，数据智能和网络协同，是构成未来新商业文明DNA最重要的“双螺旋”，这两者的有机融合，将创造新商业时代新的物种。
而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和里德利(Matt Ridley)则强调“不同想法的交配”。在《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2010）一书中，里德利说：在过去两个世纪，“不同的想法开始了交配”。比如，火车运输这个点子，源自将高压蒸汽机与在铁轨上行驶的运矿车相结合；而除草机这个主意，则是把缩小版的汽油发动机与缩小版的收割机结合的产物。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发明皆如此。这些想法在脑海中的交汇，带来了各种机械改良的爆炸性涌现。其实，我们可以想想，滴滴也好，共享单车也好，都是在技术进步基础上形成的种种新的想法再交配的结果。
而在所有这些技术进步中，最能够体现上述特质、能够为新经济奠定全新基础的，就是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智力的可能超越。因为我们现在经济中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现有人类智力水平的基础上的。我们现在不知道人工智能会走到那一步。对人类智力的超越虽然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它同时展示的也是一种全新的前景。
二、新的资本逻辑
凯恩斯在分析近代经济增长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的作用。他认为，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从16世纪起，科学和技术发明的伟大时代开始了，在18世纪后这个势头日益强劲，而从19世纪初开始，更进入了鼎盛时期。而在这当中，资本的积累则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资本的积累，在今天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从历史上看，资本的正名则是一场观念革命的结果。我们知道，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在其所形成的朴素价值观中，资本意味着某种罪恶，至少是与不道德相联系的。所以在那时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将钱生钱、利滚利、精于计算等当作负面的东西。如韦伯所指出的，宗教革命，特别是新教伦理的出现，才开始使资本恢复了名誉。
在今天，而在今天，资本尤其是金融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天使投资，没有风险投资这些新的资本形式，很多新的技术和新的想法就会胎死腹中。
资本的本质是增值，并透过其令人惊异的增值过程改变着经济和社会。法国学者皮凯蒂：皮凯蒂利用300多年的跨国历史数据推翻了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证明了在长时段中贫富差距加剧的趋势，而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他的研究表明，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资本收益率会高于经济增长率。话句话说，长时段历史所展示的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拜资本所赐。
而在今天，资本增值的逻辑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线性关系正在被打破。在过去的时代，虽然资本本身有着巨大的增值冲动，但增值的过程却要受到一个基本规律的制约，即投入和产出的线性关系（在并非严格的意义上）。
陈志武教授举了个例子说明这种逻辑是什么样的：在腾讯QQ空间里，一顶虚拟帽子的设计可能要几个设计师与程序员花几天时间，而一旦设计好了，虚拟帽子卖一顶一块钱，卖100万顶创收100万元。由于虚拟帽子销售是电子记账收费，每卖一顶并不需要重新制造，所以，腾讯卖一亿顶虚拟帽子跟卖一万顶在成本上几乎没有差别，但收入却天壤之别。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至少意味着过去多少年来，包括在传统的资本时代所形成的财富逻辑和财富格局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某些具有新特质的资本可能会获得无限赢利的前景。而所谓“融资”、“烧钱”的过程，就是建立在对这种前景的预期的基础上。附带说一句，这也许就是近些年经济中出现明显脱实向虚的趋势的一个重要背景。
三、新的商业逻辑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10月20日召开的华为Mate 10系列新品发布会上表示：“手机行业在洗牌，未来全球品牌也就3家，甚至更少都有可能，中国市场也会有很多厂家会消失掉。”
上面的话，也许是在用一种形象的语言告诉我们新经济时代一种冷酷无穷的现实：赢者通吃。
过去的几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成功创业的故事，其中的一些，颇有屌丝逆袭的意味。这样的故事很能鼓舞人心，似乎创意价值无限。但要看到，在大多数创业故事的背后，往往都是残酷的资本比拼。最近一段时间，清华大学校园的周围，摆满了一排排的共享单车，黄的，灰的，淡蓝的。。。。可以说凡是能走路的人行道都被摆上了这样的单车。有时候路过这里，我会想，用的了这么多的单车吗？你只要看看那整整齐齐的阵势，只要看看那鲜有的路人，就知道很多单车根本没人动过。
这就是一种阵势，就是一种比拼，就是一种残酷的博弈。那整齐雄伟的车阵，不禁让人想起陕西出土的兵马俑。我们知道，其结局，也许是非常惨烈的。
这种赢者通吃，不仅仅是表现在同行业中，同时也表现在不同行业之间，而后者在过去的传统经济中是很少发生的。在传统经济时代，见多识广的过来人总是告诫后生，千万不要轻易涉足你不熟悉的领域。然而，在新经济时代，这已经成了老黄历。
前一段时间，马云无人超市的消息满天飞。最近的消息是，刘强东也在做无人超市。马云和刘强东比那些多了多少年超市的老板更懂超市吗？显然不是。但那些由经验丰富者经营的超市很可能在这些陌生闯入者的碾压下消失。接着是加油站。马云在10月初宣布，将在杭州建“无人智能加油站”，并在加油点周边配备便利店。到了10月中旬，京东也宣布京东的品牌将会入驻中国石化旗下2.5万家易捷便利店，消费者可以实现网上订单，下线取货。而中石化也将借助京东的电商模式，进一步对加油站进行智能化改革。注意后面一句。
据有关报道，与传统的加油站相比，“无人智能加油站”有颠覆性区别：从你开车进入加油站——加油——付款——离开，没有一个服务员，更没有一个收银员。不用排队、不用下车、不用拧开油盖，一路畅通无阻。
在现代技术和资本这种魔幻般的摧枯拉朽的力量面前，我们最终所要面对的也许是一种很残酷的现实：赢者通吃，横扫天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其他的企业，尤其是其中的弱者，生存之路在哪里？
四、新的劳动逻辑
这是10月23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的封面。图中，一个满脸胡须的年轻乞丐坐在街上乞讨，身旁的机器人向他手里的杯子里投掷螺丝和螺帽，他身旁的小狗也惊讶和担忧地看着旁边走过的机器狗。这张图片的主题是：“未来，人类将会向机器乞讨”。
赢者通吃，通吃的不仅仅是企业，是竞争对手，同时也包括了普通劳动者。当人们听到“无人超市”、“无人加油站”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感觉到的可能不仅仅是惊奇，同时也包含着颤栗。如果说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看到的还仅仅是劳动力的劣势地位，但实际的情形可能要更为糟糕----劳动力资产处于逐步被淘汰的状态。
本世纪初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失业，你这人类自己创造的荒谬》。在这篇文章中我写道：不知道历史上的失业应当如何解释和界定，至少就今天的失业而言，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情景：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种种技术的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组织效率，我们事实上只需要整个劳动力中的一部分按现在的工作时间来劳动，就可以使我们人类生存下去了，而且不但能够生存下去，还会生存得很不错。换句话来说，不需要大家都来劳动了，至少不需要大家都来拼命地工作了。如果是在任何其他动物那里，这将带来一种富足而悠闲的生活，我想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人类这里，却不。在人类这里，把它弄成了一种叫做社会问题的东西，即失业。于是，在物质财富大量涌流的今天，世界各国的政党领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乃至普通老百姓，都在为一个问题发愁：如何在不需要那么多劳动的情况下让人们多劳动，也就是扩大就业。
换言之，我们现在可能还缺少一种能够承接技术进步成果的制度安排。未来的路在哪里？也许哲学才能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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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1】
资中筠
断想数则
2019年8月29日罗卫国批阅：资中筠老师和茅于轼老师都是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7月去了西藏、8月录完了500讲。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按《日知录》明明是这样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引语中间删节处是批评魏晋之士无父无君的话。这是顾炎武的儒家正统思想。姑存不论。他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之流。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土”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匹夫”还是指士大夫，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从何时起“天下”变成了“国家”呢？我没有考证，估计大约在晚清时期，眼看列强环伺清政府无力保国，民间仁人志士蜂起，不论是否喊出这一口号，心中都存此意，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责任。那时的“国家”绝不是清廷，而是中国的疆土，实际上那已是西方的主权、民主、宪政等概念输入之后，这种“匹夫有责”的观念导向了通过革命，推翻朝廷来救国。
根据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最广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个口号确实深入人心，而且覆盖到每一个人，包括贩夫走卒，农夫农妇，此时“天下”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精神上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与现实的保卫主权和疆土是一致的。那是非常时期。然而在平时，细想起来，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责与权应该是相对应的，这是公民社会的观念，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过顾炎武也已认识到，国事只能由在位的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法负责的。至于道义上的担当，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天下”，似乎古今中外的“士”（略相当于知识分子）都是引以为己任的。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或道义原则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证。专制统治者一方面剥夺民间人士为“天下”负责的权利，遇到危机时却又要他们对“国家”负责，其得可乎？
还有，顾炎武所说“率兽食人”，当然不是真的有人领着野兽去吃人，而是出自《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可悲的是，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顾炎武如看到那些讲究的“宠物医院”，同时许多人看不上、看不起病，不知会作何感想。即便不是“率兽食人”，至少也由于“仁义充塞”之故，当属“天下”范畴，因此应在“匹夫”责任之内。但是，我辈“匹夫”怎样对此负责呢？
幸亏有彭德怀冤案
“大跃进”饿死人之事至今有人不承认，现在人们习惯的提法还是“三年自然灾害”。前几年还有北大教师提到这段历史时遭学生当场斥责为造谣，闹到校领导那里，结果竟是这位教员被“下课”。近来还看到网上有为发动“大跃进”的最高领袖辩护，列举其曾批评过下面“浮夸”之“语录”，以说明罪在下面干部而领袖是英明的。对于后面这一点，反驳起来还需费一点考证和口舌。幸好有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敢于撄其逆鳞，引来龙颜大怒，严惩不贷，且株连无数，造成国家级大冤案。此案尽人皆知，有关案情已经详细公布，无法封杀。个中是非彰明较著，而且已有决议正式平反。仅举此一事就足以驳倒所谓领袖受蒙蔽，责任在下面之妄言。假设没有彭老总这样一位显赫人物铸成史有定论的著名冤案，当时千百万凭良心、说真话而遭整肃的小干部、小人物可能淹没于历史谎言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个人以后得以“平反”，也难掀起波澜，扭转广大“被愚民”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讲，彭老总以自己的牺牲作出的另一贡献是为明辨是非功过提供了条铁证。
“官府”是中国经济的克星
近读《文汇报》载一篇关于中国清末民初的“票号”、“钱庄”的文章，说明那时的传统金融借贷制度已经相当发达，并且对实业的发展作出过不少贡献。联想起早期美国华尔街的状况，那是一个大赌场，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相比之下，我国的晋商、徽商所建立的传统借贷制度要更加规范，诚信程度也高得多。华尔街逐步从无序走向有序主要是靠那里的大玩家自己感觉到这样乱杀乱砍几败俱伤，需要建立秩序，立一些规矩，同时涌现出一些有威望、有眼光的领袖人物，逐步建立自己的组织（或俱乐部）、制定规则。总之完全是凭自发的需要和同行的智慧，逐渐规范、繁荣起来。那时政府处于弱势，很难有所作为。政府开始干预是后来的事。
反观我国的商人，其实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自己的行业公会，有自然形成的、威望能服众的领袖人物，每一个阶段也都有一批相当规模的企业及其代表人物，造成一时的繁荣。远的不说，从晚清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实业家，到民国时期形成的现代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都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为什么最终发达不起来？究其因，一是战乱、一是官府。战乱姑不论，中国的民营企业总是与官府呈微妙关系，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受到“关注”，不是成为“唐僧肉”，随时被征调、盘剥，就是社会影响太大遭忌，随时可获罪。于是不少商人就设法在官府中找靠山，或钱权交易，或成为“红顶商人”。但是官场多变，又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洋人常说中国人是天生的企业家，能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大约就是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锻炼出来的。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企业和企业家前仆后继，但最终下场多为悲剧。每一个时代的官商关系在形式上有其特色，而本质上是相同的。到1949年以后，干脆全部消灭民营工商业，全部入“官”。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步恢复民营经济，私人资本又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壮大。而在官府中寻求靠山，或为权力寻租对象，或争取到“红顶”（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也是传统的继续。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民营企业的不安全感有甚于民国时期，因而也更缺乏长远打算，现在新一轮“国进民退”实质上还是百年来官对商的压制的继续。究其因，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始终没有切实的保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是不论是近百年还是近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的发达从根本上讲，还是靠民营经济的繁荣。而民营经济的自然诉求是法治完备和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理想的境界是二者相互促进成为良性循环。中国历史上可能达到过这一循环的边缘，旋即为战乱所打断。现在无战乱之虞，但是还看不出进入这一循环的迹象。
过敏体
有一个常见词“敏感”，其广泛的用途为我国所特有。话题、词语、人名，乃至日期，都可以冠以“敏感”，这个词的含义本身也属于“敏感”，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话题一列入“敏感”，就说不得。每年到敏感日期如临大敌，似乎随时会有洪水滔天。敏感人物有死人也有活人，坚决在一切可能出现的地方予以屏蔽，竭力装作不存在，以至于照片搞换头术，历史被歪曲、改写或干脆留白。活着的敏感人物，轻则封杀其言论空间，重则“上手段”，总之是部分或全部剥夺其公民自由权。至于“敏感”话题，多得不胜枚举，而且无标准、无边缘，无理可喻。多数敏感话题恰好是民众所关心的热点事件。大家越关心，越说不得。有关部门不定期“内部”通告，列出一份话题目录单，在“涉言单位（此词是我杜撰，套用“涉外”单位）层层传达，但仍然是“内部”，公开是不承认的。
在此情况下，“涉言”从业者有两种反应：或练就一副更加过敏的神经，不待指令，体会上意，主动自律，确保安全，其结果肌体日益萎缩，所耕耘的园地日益荒芜；或逐渐产生抗过敏原，虽时或有被病魔击倒之痛，但前仆后继，在风不调、雨不顺的气候中开辟一片抗过敏植物园，自成风景。前一种如成为主流，则不仅是“涉言”领域，将使我泱泱大国成为一个“过敏体”，民族精神日益萎靡。后一种对应之策才是希望所在。
过敏是一种病，我认识过一个孩子，天生对鸡蛋、牛奶、花生等等营养丰富之物都过敏，令人发愁，医生提出的方案是不完全回避，而是反其道而行，把过敏的食物一点点加入饭食，最初极小剂量，让他承受一下，然后慢慢加大。当然有时过量一点也发病，但不会致命，过了这个阶段承受力加强，果然此儿不再过敏，变成一个正常儿童，能够正常地吸收营养，健康成长。我想对于所谓“敏感”话题，也可照此办理，像那位医生一样，逐步推进。当然，这个分寸和剂量应该怎么掌握，有待“涉言”从业者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高度艺术。不过如果一味回避而不推进，最后整个民族就将营养不良而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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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0】
万维钢
美国的中年人
最近中美两国发生了一系列的贸易纠纷，特别是中兴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制裁，引起我们的很多思考。从国家竞争的角度，美国是中国的对手，我们肯定要自立自强。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看这些事件也给崛起中的中国人提了一个醒。
美国，是不是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今天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我想说一个小侧面：美国社会的成熟度。
中国游客如果到美国短期旅游观光一下，看看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再想想中国漂亮的城市建设和高铁，难免会有一种自得的情绪。但如果你生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跟老百姓打打交道，甚至哪怕你远在中国，但是你注意到一些细节，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比如前几天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机发生的重大事故。飞机起飞不久，左侧发动机就爆炸了。机长很好地操控了飞机，用一个发动机又飞了40多分钟，迫降，结果只有一名乘客死亡，七人受伤。事后乘客纷纷对机长表示了感谢，说她有“钢铁般的神经”。
我想说的是这件事儿的一个细节。这个机长叫塔米·舒尔茨（Tammie Jo Shults），她是一位56岁的女性。舒尔茨曾经在空军服役多年，飞的是F/A-18战斗机，而在参军之前，她大学本科学的是生物学和综合农业。
舒尔茨能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也许是因为她经历过很多事情。她有不同领域的综合经验，她有能力处理复杂问题。
像这样的人物在美国可以说是车载斗量。再比如2009年，全美航空的一架空客A320客机，也是起飞后不久就发生事故，而且是两个发动机都着火报废，飞机在完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居然奇迹般地在纽约哈德森河的河面上迫降成功，机上155人无一伤亡。而这个飞机的机长叫萨伦伯格，当时是57岁。
萨伦伯格之所以能迫降成功 —— 甚至他之所以能*想到*在河面上降落 —— 很可能是因为他早年飞过水上飞机。萨伦伯格也在空军服役多年，专门负责调查飞行事故。而加入空军之前，他拥有科学、心理学和行政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因为这个事故出名了以后，萨伦伯格又成了电视节目的安全嘉宾、演讲家和畅销书作家。
美国有很多这样经验极其丰富的高水平中年人，而且他们都在第一线工作。
像这种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特色的离奇事迹，似乎发生在美国比较多。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是中国的飞机都比较新，本身就不容易出事故。
但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的人也都比较新。我以前搞物理的时候就有个突出的感受。在美国做个报告，你会发现下面听讲的一大片都是中年人。回中国做个报告，听众几乎全是年轻人。当然这说明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这也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比较……嫩。
以我接触的经验来看，美国中年人的水平非常高。他们不但很能接受新事物，而且玩的比年轻人还好 —— 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新事物的创造者。他们才是科学研究和各大公司技术研发的主力。当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和一个美国中年人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我更多的是看到年轻人向中年人请教。但是在中国，恐怕更多的是工作都是年轻人做。
大概十年前，有个退休的知名物理学家，已经很老了，而且还得了帕金森综合征，他不愿意在家里呆着，每天都到我们物理系上班。物理系给了他一间办公室，但是仅此而已。他没有经费也没有学生，更没有助手，颤颤巍巍行动非常不便。我的办公室跟他很近，我看大家都很尊敬他，但是也没什么人主动找他，毕竟各人都在忙自己的项目。
有一天，老头找到我，说看到我贴在楼道墙上的海报很感兴趣。我们就讨论了一下，他说他有些想法。很快他又来找我，他推导了好几页的公式，而且还整齐地排版打印成了书面的形式！后来我们几个人合作了一篇论文。老人家现在已经去世了，他一直到死，都是一线物理学家。
有这样的人到老都要在第一线做事，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而且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年”很多时候是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年”。六十多岁别人根本不当你老，该干啥干啥。
我妻子以前在 IBM 公司工作。有一次我们去她的一个同事家做客，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工程师 —— 他一直都是工程师。聊天聊到读书，我说 Kindle 是个很好的阅读工具，结果这位工程师和他的妻子都还没用过 Kindle。我心想看来你们真是有点老了，还把我的 Kindle 拿给他们看。
但是聊到专业技术的时候，我感觉他一点都不老。他是研究打印机的，给我讲了几个技术细节、一些研发的故事，我也没记住。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他讲到他们搞的一种打印机，打印出来纸张往外排的速度之快，相当于一个人全速奔跑都跟不上。他讲到这时候眼睛里就好像有光一样。
像这种几乎成了精的老工程师，中国能有多少。而且这位工程师的妻子也挺厉害。按中国标准她应该算是一位家庭主妇，但是我聊天中就发现她谈吐不凡，结果是个非常爱读书的人，基本上各种事儿都知道。
我家有个邻居，五十来岁了，还在搞技术发明，正在跟中国合作，准备创业开公司。我还认识一个人，本来是个中学老师，中年被查出癌症不得不停止工作。结果癌症治好之后再次进入职场，重新学习，这回不当老师了，居然成了一个大公司的部门经理。我儿子以前在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的家长，也是个工程师，但是居然对物理学很感兴趣，问过我一些特别专业的问题，还把物理新闻发给我看，我还跟他有过一次关于全球变暖的辩论。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上物理课，《量子力学》，班上有两位老人，下课后还问我作业题。我就问他们你们也是学生吗？他们说不是，我们是来旁听的 —— 我们想学习量子力学。
所以美国是真没有“中年油腻”这个说法。
美国的人口出生率大约是2.0，比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出生率还高一点，但我的突出感受是，美国是一个由中年人运行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做事就比较靠谱，老百姓情绪就比较理性。
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车，正好坐前排就跟司机聊了几句。司机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啊。司机说，听说中国人抢走了很多美国的工作。结果他刚说完这句话，还没等到我回话，旁边一位中年女性马上就说，“那是美国自己的原因。”
我想这样的老百姓大概不会搞什么抵制中国货的运动。我这么多年来几乎就没见过美国人在公开场合情绪失控的。
去年我儿子要上三年级了，我一看学校网站上的老师介绍，我儿子老师以前的专业居然是体育。我当时心中有点不满，这不真成了“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了”吗？可是跟这个老师一接触，我发现她还真是个好老师。她非常知道给孩子全面的教育，搞了很多跟真实社会有关的教学内容。有一次讲城市建设，她居然还请来了一个真正的城市规划师。但是这位老师仍然在搞体育，她专门请假一周去参加滑雪比赛，还让孩子们上课在网上看直播。
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才能解决复杂的问题。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同时，人也必须变复杂才行。美国社会的宽容度高，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经历，然后哪怕年龄大一点，仍然有机会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事实上因为经历丰富能力复杂，年龄大不但不是劣势，反而还是优势。
美国有五十多岁的工程师从头创业，五十多岁的女飞行员迎来人生第一个英雄时刻，五十多岁的癌症患者谋求新行业的一个高薪职位，六十岁的物理学家跟年轻人切磋技艺，六十多岁的工程师埋头攻关，六七十岁的市民开始学习量子力学。
据说曹操有一次接见匈奴使臣，觉得自己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就让一个长得漂亮的人假扮自己，他本人装作是个“捉刀人”站在旁边。结果事后人问匈奴使臣魏王这个人怎么样，匈奴使臣说，魏王的确长得不错 —— 可是我看他身后站着的那个捉刀人，才是真英雄。
所以我们看美国强不强不能光看它的机场和高速公路是不是光鲜照人。美国的高科技、大公司和各种先进东西背后站着的那些中年人，才是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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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9】
朗博
为什么中国人发明了麻将、西方人却发明了扑克？——
2017年2月2日 罗卫国精读于家中 买钢琴 ——西方普世 东方实用
小小的麻将和扑克正好体现着中国与西方人们对人生和生活的不同态度。
春节，是一家人团圆美好的时刻，全家人在一起吃个团圆饭、看春晚、打麻将这三项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衷打麻将而不是打扑克吗？扑克与麻将中包含哪些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呢？
01. 麻将与扑克中包含中西方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
因为中国有个老话，“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麻将正包含这中国人价值观念中的现实功利特色。
中国麻将中的筒是铜钱；条也是索，索在古代穿铜钱的线； 而万铜钱的数量，我们希望钱不是百，这样太少了，也不是千而是万，正表达国人对财富的最大渴望。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代表着四方，出门打拼的游子们远走四方，不正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么？
中、发、白也寄托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过年了，大家拜年的话就是恭喜发财，要么祝愿亲朋早日升迁发达。“发”当然是发财，“中”就中状元，就是考试及第，希望孩子能高考个好学校，也希望亲朋能如古人一样中举人，仕途得到升迁。对将来的美好愿望。而“白”，代表着清白，在当官发财的时候要清清白白，这样才能把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和安稳。
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过年休闲的时候，当然喜欢打麻将了，里面包含着我们对将来新的一年希望。
而扑克的花色代表着什么呢？
4种花色代表中世纪时欧洲社会的 4 种主要行业，其中黑桃代表长矛，象征军人；红桃代表红心，象征牧师；梅花代表三叶草，象征农业；方块代表砖瓦，象征工匠。
这点反映了当时的西方中世纪社会结构。
现在的西方人也把追求价值观念赋予这四个花色之中：黑桃代表橄榄叶，象征和平；红桃为红心型，象征智慧和爱情；梅花为三叶草，意味着幸运；方块呈钻石形状，象征财富。
02. 扑克与麻将的玩法体现着中西方人们的不同性格特征。
扑克的玩法是大牌压制小牌，一切靠实力说话，抓到一副好牌，就有很大赢的几率，就是命中注定的赢局了。可以看出西方人更注重传统出身。
而打麻将一开始通过扔骰子决定如何抓牌。开始抓什么牌不是绝对重要的，那就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麻将时常“歪打歪有理”，即便开始抓牌的时候牌不好，说不定反而能成牌。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不看出身，看以后的发展。
在扑克中，每张牌的大小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所有的人希望抓的牌越大越好。所以扑克牌每张牌是不平等的，如果抓一手不好的牌，那就毫无翻身的希望了。讲究的是规则，拼的是实力，这能看出来西方社会崇尚实力，崇拜强者。
麻将并不会以牌面的大小为实力，而是讲究在群体的中价值，只有和别的牌配合了，才能发挥作用，一张牌的实力作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只要合用，绝无大小之分。加上”吃“和”碰“，也许对别人没有价值的牌，对自己却是很有用的。中国人更注重整体，强调我们是团体中的一员，从不搞个人英雄主义。
打扑克过程充满了火药味道，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对手之间的智慧算计的对抗。西方喜欢竞争。
打麻将过程可以边说笑边打牌，不是要以吃掉杀伤对方为代价的。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等你的牌，我要我的牌，表面上一团和气，好像与他人无争，但暗地里算计别人的牌，我们追求表面和谐。最后以“和”为终局，“和”，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打扑克开始牌的好坏很重要，出牌的技巧很重要，如果具备二者，不赢也比较难。所以，一开始见到自己手里的牌和对手实力，就知道自己的输赢了。所以，不确定性的因素少。
打麻将的过程是十三张牌不断与外界进行交换过程，这就增加很多偶然性和不确定的因素，打牌最难的就是面对将来的未知，打牌过程也就是取舍的过程，我们喜欢权衡得失，考虑问题时想的就是比西方人多。
小小的麻将和扑克正好体现着中国与西方人们对人生和生活的不同态度。
03.麻将和扑克中数字的文化含义。
在扑克54 张牌中，有 52 张是正牌，表示一年里有 52 个星期。两张是副牌，大王代表太阳，小王代表月亮。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分别用黑桃、红桃、梅花、方块来表示。其中红桃、方块是代表白昼，黑桃、梅花是代表黑夜。每一季度是13个星期，扑克牌中每一种花色正好是 13 张；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扑克牌的总点数，把 J 当 11 点，Q 当 12 点，K 当 13点， 13张牌的点数之和正好有91点，等于每一季度的91天；4种花色的点数加起来，然后加上小王的一点，是365点，正好等于一年的天数，如果再加上大王的那一点，是366天，恰好是闰年的天数。原来扑克中隐藏着含西方的历法知识。
再看看麻将，这里面包含着中国古代人民朴素的宇宙观和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中，3为基数，9为极数，所以就有三种花色：万、饼、条、每个花色分别有9张。3也代表着是天、地、人三才。中国人讲究“五行”之说，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等最基本的物质组成，和方位相配分别为：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方戊己土。“白皮”代表地，“发”代表天，“发”是在人的最顶部，所以用发代表天。“中”既代表五行中的中方土，也代表天、地、人“三才”中的人。而中国古人又认为宇宙形态是天圆地方，所以，正是“中”的确定，使东、西、南、北、中和天(发)、地(白皮)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圆。
中国麻将也暗含着12有关的天文历法，中国古代有12地支，暗合这12生肖、12时辰、12个月。一共有144张牌，正好是12的平方，而主牌108张，也是12的倍数。规定每人抓13张牌，而13乘以4等于52，这正暗合了一年有52个星期的规律。
过年时，你在打扑克打麻将时，是否能想到这两娱乐方式里面居然有这么大学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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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8】
梁启超
人要生活在趣味之中
2017年1月26日 罗卫国精读于元宝山 竹林寺——学术的趣味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做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动员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有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有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有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面的几项：
一、劳作，
二、游戏，
三、艺术，
四、学问。
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学问的趣味，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喝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是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是要说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
诸君要尝学问的趣味吗？据我所经历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应走：
第一，无所为。
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另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一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法，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是故弄玄虚，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第二，不息。
"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哪部分搁久了不用，它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口弄坏了，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了。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的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哪里不消耗了，千万不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征候，白白自己剥夺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
趣味总是慢慢地来，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进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门张一张，再不曾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钻，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
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前两段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顽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够和我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搭伙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觉把彼此趣味都摩擦出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说的这四件事，虽然像是老生常谈，但恐怕大多数人都不曾这样做。唉!世上人多么可怜啊!有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没有几个人肯来享受！古书说的故事“野人献曝”，我是尝冬天晒太阳滋味尝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独享，特地恭恭敬敬的来告诉诸君，诸君或者会欣然采纳吧？但我还有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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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7】
韩良
五种方式可使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2016年11月30日 带母亲去了蓝色港湾
今天我从民商法的角度和大家一起探讨企业家的财产权保护问题。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原罪，是社会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之中会有原罪，在财富产生过程中，这个罪责也在产生。因为我们有很多法律界限不太明显，如我们国家目前的税收体制，导致了很多的企业家的账本禁不起查，一查肯定会有问题。在座的民营企业家想一想，恐怕没有人敢内心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清白。这如同在圣经中，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后人，我们不犯罪、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上帝的救赎。我们的民营企业同样需要救赎和保护，民营企业家不能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究竟能不能被赦免，上午都讨论了。既然不能笼统地说被赦免，下面我从民商法的角度，给大家抛砖引玉，看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
第一，是大家熟知的上市方式。一旦企业上市，企业变成了一个公众公司，政府的公权力干涉一个上市公司就不像单纯处置一个私营企业那么容易了。因为一个企业上市的时候，要经过评估，律师、会计等各个中介机构出具相应的报告和意见书，表明上市的资产是合法的，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而来的。比如说黄光裕，他入狱之后，仍然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不能剥夺他的合法财产。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时，几乎不涉及上市公司，涉及到的大部分是房地产企业。这个行业的原罪可能更大，因为在这个行业里确实有很多民营企业说不清楚，这就给了薄熙来们一些机会。因此，民营企业家们将来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后，做成上市公司，哪怕做成新三板公司，都是民营企业保护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第二，是国有企业合资或者被收购的方式。上午我讲了冯仑的例子，他采取了和泰达控股一起组建了房地产公司方式，通过和国有企业“结婚”，解决了财产权保护问题。有些民营企业干脆就被国有企业收购，无论被全资收购还是组建合资公司与国有企业共同持股，都为自己财富的合法性增加了保护层。但被国企看中的民营企业毕竟是少数，随着反腐的深入，国企业存在“怠政”，国企的领导人不会像以前那样敢于收购民营企业以及和民营企业合资，因为存在相当大的被怀疑与民营企业进行“勾兑”的风险，这种“傍大款”的方式现在很难走得通。
第三，是家族信托与私人基金会的方式。家族信托从法理上讲，就是企业家把个人和企业的财产，信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具有了名义上的所有权，受益权归企业家指定的人，包括其亲属、员工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根据《信托法》，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合法的信托财产是不受违法查封、扣押和冻结的。另外，做家族信托的好处还有可以做税收筹划，据说我国的遗产税可能要出来，遗产税的草案是递进制的，根据测算，3000万的遗产要收1034万，三分之一都要被国家收走，而且还是现金的形式。现在北京很多的居民都有一两套房子，差不多都达到上千万资产；按照遗产税草案，都可能成为征税对象。如果生前已经将财产信托给了信托公司，由于财产改变了所有人，原来财产的主人就不会被当做遗产税的课税对象。私人基金会的方式被誉为大陆法系的信托，由于时间关系，不再叙述。
第四，是通过保险的形式。保险被犹太人当做家族财产传承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通过保险的方式传承，保险的收益是免税的，是没有法律风险的。（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主编）其实保险这种方式和信托方式具有类似性，从法律关系上都具有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架构，保险公司起到了信托受托人的作用，实际上两者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保险和信托有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标的物只能是现金，不能是其他的财产。从信托的角度来看，理论上信托财产可以是任何财产，虽然我们国家现在直接以房地产这种不动产做家族信托存在登记上的法律障碍，但我们可以变通一下，比如说可以将房产装入公司的方式做家族信托。我们国家为了避免资金外流，对外汇实行严格管制，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排着队去香港保险公司刷卡，就是为了对资产通过保险的方式进行保护和传承。如果我们想让民营企业家的钱留在国内，就必须能够保证国内的保险真正做到财产保护和增值。我有一个朋友在北美做保险中介服务很成功。一次回到上海，朋友问他，上海好还是温哥华好？他觉得可能直接回答对对方不太礼貌，于是他说，衡量一个地方好与坏，有三个标准，叫好山、好水、好制度。很显然，智商正常和诚实的人会判断出哪个城市更好。为什么国外的保险给客户带来有很高的收益？就是因为山好水好，客户得病少，保险公司赔付少，社会保障制度好，社会恶性案件就少了，保险的收益率就非常高。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真正成为一个山好、水好、制度好的国家。
第五，是通过遗嘱的方式。没有遗嘱，产生很多问题。前一段有一个帖子传遍了整个业界：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父母没有写遗嘱，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父母名下几套房产他能否直接继承呢？大家都知道是不可以的，因为他的父母上面还有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必须所有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放弃了继承，他才可以继承父母的房产。有了遗嘱，在实践中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有两个案例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一个是大连的某房地产企业，父亲先是跟二儿子一块创业，后来二儿子去了国家机关。父亲继续带着大女儿和大儿子继续创业，公司做得很好。后来父亲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就立下了公司不分家，由大女儿进行管理的遗嘱。结果父亲去世后，大儿子率先反对。最后变成了法定继承，一半先给老太太，然后按照第一顺序继承人去分，老太太是最高的。后来老太太又写了遗嘱，把他名下所有财产给大儿子。老太太的遗嘱遭到了其他几个孩子的反对，但法院判决大儿子胜诉。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走向了失和。另外是我国台湾地区长荣集团的案例。父亲生前立下遗嘱由二夫人所生的孩子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持有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结果遭到大夫人所生的子女的全部反对，不仅遗嘱执行不下去，小儿子的董事长职位也被罢免。如果以上两个案例的父亲采取家族信托的方式来处置遗产，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作为民营企业家要很好地筹划，要谋万世，不能只考虑一时一地，要将爱传输给整个家庭、企业和社会。企业家自己的修身齐家其实是最好的自我保护。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面临的原罪，我们现在IT新贵随着企业的兼并重组发展壮大的同时，将近50%的人要对家庭进行重组，要换老婆，从而给自己的事业蒙上了很多阴影。家和万事兴，如果企业家能够对自己和家庭进行很好的约束，对员工和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即使受到了某些司法机关人员的非法对待，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也会迫使这些人员不敢恣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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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6】
周秋光
中国慈善文化：历史与现实
慈善是“为人”与“无我”
首先先说一下慈善和慈善文化是什么？慈善是什么？慈善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慈善是一种“为人”与“无我”，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无私的表现，如果说带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不算什么慈善。也就是说慈善只讲付出，不求回报。
第二，慈善是一种民间的社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这主要讲办慈善的钱，也就是是善源，是来自民间而不是政府。政府用的是国库里的钱扶贫搞救济，那是政府行为而不是慈善，政府救济是其应尽职责的体现。因为政府收了人民的税，就理所当然地要保护纳税人的生命财产及其安全。如果政府能力不够，用民间的钱去救人扶贫，那可以称之为官办慈善。也就是说决定是否慈善就看是用了谁的钱。如果用的是国库里的钱就不是慈善，如果是民间的钱就是慈善。政府可不可以用民间的钱？当然可以，政府有这个能力，民间要奉献这个爱心的时候，政府代替民间用这个钱也可以。政府为人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社会保障。而政府能力有限，需要民间慈善来发挥作用，所以慈善也可以看作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
第三，慈善是一种社会利益的调节器，一种社会再分配的表现形式。社会分配有三次：第一次分配讲效率。是以竞争为动力的分配，即根据能力大小决定收入多寡；第二次分配讲公平，即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讲道德。即有钱人自愿把钱分给穷人，也就是慈善事业。可见，慈善是以社会成员的慈善心为其道德基础，以社会成员的自愿捐献为其经济基础的。换言之，慈善是从慈爱和善意的道德层面出发，通过实际的自愿捐赠等行为和举动，对社会的物质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因此我们说慈善是利益的调节器，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它起着安老助孤、扶贫济困的作用；同时又起着梳理社会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慈善文化包含文化应有的三个层次
“慈善文化”是什么？慈善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文化都是与人连在一起的，不与人连在一起的不是文化，所以文化就是“人化”，人就是“非兽化”。文化也就是人化。是一种行为模式，是一种心理积淀。人是从野蛮的状态出来，“人化”的目标是人要越来越文明，慈善就是文明的一种表现。慈善文化就是围绕着慈善这个主体内容所产生形成的一种文化。它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是平等互助的理念。它同样包含着文化应有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表层，就是物的层次，主要由两个内容组成。一个内容是财富和支配财富的人，即捐赠方的人和物。也可以理解为慈善家和做善事的人与可供捐献的财物与人力资源。另一个内容是被救助的弱势群体，包括所有被捐助的处在困境中的人以及遭到破坏要被救助改造的人的生存环境（土地、房屋、水源、粮食、交通设施）。
第二层是里层，即心的层次。这主要是慈善思想、慈善理念、慈善价值观。它是慈善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慈善的灵魂。是支配从事慈善人的慈善行为的动力源，是决定慈善文化存在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是中间层，是心物结合的层次。这主要是将慈善理念和行为相结合，用组织和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确立一定的行为规范，供从事慈善的人去运作与遵守，如慈善组织、慈善章程、慈善法规等。
上述慈善文化的三个层次的相互运作，就会形成一种机制。（中国亮点@外脑智库 罗卫国主编）但文化不能独立行走。在社会环境中，它只是一个子系统。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都必须相互依存才行。如果社会大环境好，文化机制才会运行得好。千百年来，慈善文化在中国社会大环境中运行有兴有衰。但从古至今，慈善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完好地保存与传承下来了。今天我们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认识到，中华慈善文化是其重要渊源。
中囯慈善文化的历史审视
一、中国古代慈善文化
中国慈善文化可以分作古代、近代、现当代三个时空，因为时空不同，文化的形态和表现形式也就不同。我这里只是宏观的讲，概括地说中国古代慈善文化，我觉得它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慈善文化的根一直深深地扎在中囯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可以说中囯传统文化为慈善文化提供了思想渊源和构筑了核心价值体系。中囯传统文化其实是一种宣扬性善的文化。这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基督教文化宣扬性恶，认为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人生下来就有原罪，人生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人在罪恶中，不可能有爱，不可能懂得爱，所以要皈依上帝才能有爱。这是强调人的爱不是来自人的本身，而是来自一种外在的宗教精神！你要是做慈善的话，也只能说是秉承了上帝的旨意，是赎罪！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帮助你的穷兄弟，这才是对的，否则死了以后上不了天堂。
而中囯文化则认为爱是人的天性。爱是在人之内而不在人之外。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精神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儒家极力宣扬一种道德的仁爱精神，所谓“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孟子认为人性固有四个善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 道家主张“损有余，补不足。”所谓“知足不辱”、“知足常乐”、“知足者富”。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要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要“爱无差等”，“远施周遍”使“天下之人皆相爱”，达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境界。佛家主张“慈悲为怀”，要求摆脱轮回、出离三界、普度众生，实行“与乐、拔苦”的义举，为一切众生造福田。由于慈善文化的根一直深深地扎在中囯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所以积德行善、乐善好施成为中囯文化的传统。从古至今，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囯人，一直以此作为一种良好的行为规范。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动态变化的，同时传统的不一定都是本土的。一些外来的文化传入中国呆的时间久了，与中国本土文化冲突融汇，经过改造，也可以逐渐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体讲在先秦，中国本土文化只有儒、道、墨等各家；到了东汉以后外来了一个佛家；明清之际还外来了一个耶稣会。这些外来的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冲突融汇，经过改造，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慈善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慈善救助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来承担的，民间慈善组织积极参与，处在辅助和补充的位置。政府与民间互动，维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为什么中国古代办理慈善主要是由政府为主体来承担呢？我认为这里面有三个原因在起作用：
一是中国的政府是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指导的。儒家的入世精神、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促使历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看作是政府爱民的表现，是仁政，是其应尽的道德责任。中国守土官员只要当地有灾发生，就要向朝廷奏报，朝廷就会采取措施，实施救助。往往是蠲免钱粮赋税，或颁拨国库银子。隐逸不报是要受处罚的。如果灾情屡发，皇帝还要下诏罪己。
二是中国长期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势力巨大，而民间社会力量弱小，传统社会财富主要藏储于各级政府之中，而人民终年劳作也难以养家糊口，参与慈善活动的经济基础不具备。另外，中国传统社会里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准普遍较低，而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精英又大多为政府所笼络，因此慈善救济行为也只能多由政府承担。但是民间还是有很多的慈善，只是以政府为主体。民间的宗教慈善形态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佛家宗教慈善非常盛行；到了宋代的时候，家族慈善也办得非常突出；到了明清的时候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慈善。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什么要当这个主体呢？这就引出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害怕民间结社，害怕危害自己的统治，所以不让民间去办。救济贫穷只能由政府担当，不能由民间主导。这是出于一种防范的心理。民间办政府补充政府不反对，但是政府担心民间的力量壮大，这个是事实。刚才说宋代家族的慈善办得不是太好，但是以宋代的经济条件也发展得相当不错了。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当时的民间慈善有很好的基础，但到了宋代就把所有的善款都没收，所以宋代基本上是政府在做。
第三个特征是：慈善救助的方式是养济为主。是一种消极的救助。只救人的身体，不救人的灵魂。是授人以鱼（传统民间慈善主要是慈善救济：养老、育婴、恤婺、义学、义冢、施衣、施医、施棺、施粥、栖流），而不是授人以渔（慈善教育：贫民学校、贫民工厂、以工代赈、习艺所等）。
二、中国近代慈善文化
而中国近代时空里面的慈善文化，我认为有九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新的慈善思想和理念产生与形成。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和理念主要是救济灾害和贫困，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只能达到救急不救穷，治标不治本的地步。而近代西方新的社会慈善福利观和公益思想通过教会慈善事业、西学报刊、国人海外见闻这三个方面的通道传入中国，主要是不仅仅只救助贫困和弱势（传统民间慈善主要是：育婴、恤婺、施棺、施粥、栖流），还要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改良社会环境，去除社会不良习俗，提高教育知识程度和文明健康水平，使整个全社会的人都受益。而且慈善事业的内容也比过去丰富，包括以工代赈、兴办医院、育婴堂、孤儿院、敬老院、特种教育（盲聋哑学校）等所有公教、公养、公恤机构。
在我们的研究概念里面，慈善就是救助弱势群体，你受到困难，或者以前你不是弱势，突然一个地震就变成弱势群体了，我们讲的慈善最初的含义就是这个。但是现在我们把它扩大了，把慈善和公益联在一起，公益的概念是不一定弱势、不一定贫困，但是有人捐钱要你生活得更好，要你更加富裕。有些国家就是采用的国家福利，但是这个钱不是国家的钱，而是民间捐的钱，我们叫慈善公益。近代传统最大的区别是慈善公益的思想传到中国来。
第二个特征是：慈善救助的主体已经改变，不再是政府，而是民间社会。近代政府让位于民间倒不是政府不想充当这种主体，而是政府无力担当这一重任。进入近代以来，传统的慈善组织机构和事业已经式微，机制运作不行了。而近代以来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譬如战争）又比以往的时代更加频繁和严重，政府本身已经弱势，无力担当才让位于民间。而民间社会通过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培育了地方社会势力。资本主义发展使得一批工商业者聚集了财富，为民间慈善的发展准备了物资条件。加之近代社会民族救亡思潮的涌动，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将慈善事业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激发了广大的民众参与（抗战时几乎全民参与），一大批绅商纷纷成为慈善家，他们组成了一个个慈善家群体，担负了近代慈善救助的重任，替代了缺位或不到位的政府。这时唱主的不是政府，而是民间社会。
第三个特征是：在救助主体上出现了慈善家群体。19世纪80年代初，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聚集了经元善、谢家福、李金镛、盛宣怀、郑观应、严佑之等十余位江浙绅商。他们是办理义赈的人，形成了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随后，在民国时期。如民初湖南慈善界中，绅商沈克刚、李祥霖、汤鲁、胡棣华、周馨祥、劳鼎勋、朱恩绶、傅宗祥等人构成了当时湖南声誉最隆的慈善家群体，主持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湖南救济贫民工艺厂等机构，募捐、司账诸事均有专人负责，善举不辍。1920年华洋义赈会成立后，也很快聚集了一群声誉卓著的慈善家，他们是孙仲英、严兆濂、傅筱庵、余日章、唐少川等。而中国红十字会在民初兵灾赈济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沈敦和、施则敬、任凤苞、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等人在内的慈善家群体，其声誉扬于海内。上海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源地，不仅其慈善机构之多居全国首位，而且慈善家也层出不穷，灿若群星，形成一个又一个慈善家团体。如顾履桂、杨逸、张嘉年、吴馨、莫锡纶等人发起创办了济渡社；姚文楠、王一亭、朱葆三、李平书、熊希龄、徐乾麟、宋汉章、施则敬、虞洽卿、周金箴等人于1919年发起成立了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熊希龄与钱能训、徐世光、杜秉寅、王芝祥、杨圆诚、郑婴芝、王人文等人在1922年10月发起成立了世界红卍字会。
第四个特征是：在救助的组织机构上表现出多样性。有资料显示，在数量上，仅上海一地，1930年前后慈善团体就多达119个。1948年《中国年鉴》记载，当时全国己有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的救济机构有1969个，占47%强。在组织形式上，近代慈善机构已发展演变为以民间慈善团体为主体，辅之以附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慈善团体。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积极参与此次灾荒赈济的民间慈善团体就有京畿农民救济会、北京民生协济会、华北救灾协会、北方工赈协会、山西旱灾救济会、陕西义赈会、上海女界义赈会、中华慈善团、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等数十个。在组织功能上，近代慈善机构可分为募捐机构、实施机构与协调机构三类。民国初年，比较著名的协调性慈善机构还有1919年成立的中华慈善团和1920年创设的国际统一救灾总会。这种慈善协调机构的出现，使原来分散的各慈善机构改变其各行其事的局面，开始携手合作，共同救济需要救济的人们，充分显示出慈善资源优化组合的良好效益，更有利于慈善事业发挥博施济众的社会功能。
第五个特征是：在善款来源上表现出广泛性。概括地说，近代慈善资源有官款和社会捐助两大类。官办慈善机构在晚清依恃的主要是官款，民间的捐助只是其经费中的一小部分。而对于民间慈善组织而言，几乎全靠社会捐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个人捐助的名目甚为繁多，像移助糜费、义演、义卖等都是新的筹捐方式，拓宽了近代慈善事业经费的募集渠道。义演筹款在清末社会已很普遍。以彩票作慈善机构募捐手段始于戊戌时期。购买股票也是近代慈善机构经费来源的崭新渠道之一。
第六个特征是：在救济方式和手段上表现出先进性。救济方式上，近代慈善事业不只是单纯的慈善救济，也包括慈善教育，不是以养为主了，而是教养并重，以教为主导。救济手段上，近代慈善事业已广泛运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首先是电报、电话等信息技术的运用。其次是报刊媒体的介入和推动。申报馆就长期为灾区刊载募捐启事。再次是新式交通工具的运用。19世纪70年代初，上海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交通运输事业的发端。至90年代，中国又开始修筑铁路，新型交通工具火车出现了。民国以后，各地大规模地修筑公路，又有了汽车等交通工具，这就使得远距离运输救济物品成为可能。传统社会如果出现灾害不知道，还需要骑着马，近代社会用电话就很方便了，近代还有火车、轮船也非常方便。
第七个特征是：在救济范围和区域上表现出广阔性。传统慈善机构都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所开展慈善活动的范围多局限于本籍或当地。清末民初，救济区域比较狭隘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时期一批全国性的慈善机构相继成立。即使是地方性慈善机构，也不再把慈善活动仅仅专注于本区域。1875年丁戊奇荒发生之初，李提摩太等人开始把西方近代慈善事业的运作模式运用到中国，在欧洲及中国沿海开埠地区筹募善款而将之赈济华北晋鲁豫灾区。此后，更多的外国人参与了中国的慈善赈济事业。1904年3月，中外人士就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著名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万里之遥的东北民众进行战地救护、生产赈济或难民安置。民国建元后，中国的一些慈善机构已不再拘泥于本地区内，而是超出空间界限，对全国各地的大灾奇荒都相互救济，并延伸到了域外。1927年熊希龄叙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业绩时说：“近十稔中，若法兰西之大水，俄罗斯之大旱，日本东京之大地震，我人亦尝追随行列，加入救济团中。”总之，随着慈善资源的改善，中国的慈善组织巳走出国门，给遭受重大灾害的国家和地区予以人道主义的慈善救助。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近代变迁中便渐渐融入到国际社会，并且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加快了自身近代化的步伐。
第八个特征是：在制度层面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慈善法制建设。民国创建后，天灾人祸交相迭至。为救济难民，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纷纷创立，而加强对慈善团体的监管也成为一时之急。为鼓励民间捐赠活动，历届民国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法令。据统计，民国北京政府颁布了6项涉及慈善事业的法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制定和颁布的慈善法规大约有20项。从总体上看，北京政府的慈善法规多以条例、规则的形式颁布实施，法律位阶低，有的还没经过完整的法定程序；南京政府的慈善法规不仅对已有法规作了修订增补，而且许多法规的出台都经过了立法院正式的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级较高。总体上说，民国时期的慈善法规已颇具规模，渐臻完备，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慈善事业的兴盛。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界定和规范慈善活动的主体组织及其行为方式；二是鼓励和褒奖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捐赠活动，确立起有利于慈善事业发育的激励机制；三是为慈善事业发展造就所需的社会条件和环境。
第九个特征是：在心理定势上体现出浓厚的慈善民族性及其文化精神。我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讲慈善有民族性，有一个外国朋友反对我的说法，他认为慈善是没有国际的，是人道救助，怎么会有民族性？但我说慈善不仅有民族性，而且还是中国近代的一个特色。慈善事业发扬人道、救死扶伤、赈灾济贫，救助的范围和对象无分地域和人种，怎么会有民族性呢？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因为尽管慈善救助的范围和对象无分地域和人种，可是要知道慈善救助的对象都是生活在一定地域环境（国家和地区）里的人，而这些人不会不具有一定的其本民族的慈善意识和良知。他们被救助之后，本能地产生一种知恩图报的心理，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任何民族的有良知的人概莫能外。这种被人救助之后，想到要去报答别人；或者不再坐待别人救助，而是争取自救；或者在能够自救之后，也要去救助他人。如此等等，可以说就是慈善民族性意识和良知的具体表现。这种慈善意识和良知在其本民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一定的历史场景的促动下，也往往会升华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成为慈善民族性的生动体现。
我们中华民族慈善文化发展到近代，其慈善民族性就曾经焕发出一种强烈的民族精神，慈善事业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彰显国格和人格的重要手段与途径。例如1904年红十字在中国成立，这种来自西方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感动了一大批有良知的中国善士，他们同时在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促动下，将中西慈善文化融合，居然在1922年也创立了一种与红十字会颇相类似的组织，名曰“世界红卍字会”。该会成立后，在囯内外救灾办赈，为慈善救济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该会成立所透露的信息是：中华民族不只是接受外来的救助，也能够自救，而且也可以去救助世界各囯需要救助的人群。担任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熊希龄在1928年这样称道：“连年以来；国内外各项灾燹以及迭次战争发生，本会均竭力设法救济，并组织救济队开赴前方救护伤兵难民，设立收容所，救济妇孺，井于各处被灾区域随时散放急赈，以救垂毙灾黎”。总之是“灾患何时发生，本会即何时赈济”。在平时不发生灾患的时候，便开设和办理“残废院、育婴堂、盲哑院、卍字医院、施诊所、平民工作所、平民贷济处以及平民学校、冬季粥厂、冬赈棉衣等等。用意均在辅助政府，救济平民”。 所有上述，应该说是以世界红卍字会为代表的中华慈善事业发扬人道、无人无我、无界无域，无一切歧视之意，互爱互助，救济中国和世界灾患的真情表白，唯其如此，便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慈善事业所具有的民族性及其文化精神。
我要特别补充一下，在抗战的时候几乎是全民慈善，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几乎是全民慈善，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官方的力量吗？不是，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只能说明这一点。
关于近代的慈善文化我把它概括为几个特征，虽然多了一点，但是哪一个都少不了，我讲得多一点，是让大家知道在近代我们的慈善做得相当不错，至少这几个方面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参考的。
三、中囯现当代慈善文化
中国现当代的慈善文化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慈善文化是一度断层，传统的慈善理念严重缺失。慈善文化早在春秋战国的时期已经萌芽、已经深入人心了。春秋战国本身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当中，到了近代慈善文化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并且和国际接轨。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慈善文化却受到了沉重地打击，由于建国前一些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慈善的幌子，的确做了很多可耻的事，让我们对慈善产生了误解，使得“慈善”蒙垢，产生了负面影响，“慈善”一词在我国历史上也曾一度声名狼藉，慈善事业被视作封建毒素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被扫地出门。我是1985年最早研究慈善的时候，在我之前没有任何慈善的文章，那到辞典里查“慈善”都是非常不好的词汇，但是我就是研究了熊希龄，我认为这个人真的了不起。
当时给慈善扣了两顶帽子，一顶是说它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都是来中国搞情报的。当年有一些帝国主义的间谍，这个不可否认，他们都是披着宗教的外衣，但是不能把所有到中国来的传教士都这样看，有些人来中国办慈善都是发自内心的。第二顶帽子是为中国统治阶级服务，是伪善，是给劳动人民一点小恩小惠。所以新中国以后，首先把这点否决了1950年，政府对民间慈善事业的态度明确地表现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大会上的《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里。报告把包括民间慈善事业在内的旧福利救济事业定性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痹人民的装饰品”，并且表示，在新中国的福利救济事业中，政府是主体，“吸收”个人和团体参加，这无形之中否定了民间慈善事业的独立地位。在随后的四十几年里，在中国大陆上，只有政府救济，没有民间慈善事业，“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慈善事业的否定达到了极点。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不存在慈善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热闹一时的慈善事业立即在神州大地销声匿迹达40余年之久，迟至90年代初，中国才有真正意义的慈善事业出现。在这40年里，没有出现有组织、有规模、经常性的慈善活动；社会上没有人提倡慈善事业，报刊杂志、广播电台也没有宣传慈善事业，慈善也成为人们口头上的禁忌。由于政治导向的失误和政治运动的冲击，慈善的理念被淡化，慈善事业在人们的心目中俨然成了不那么慈善的东西，致使40多年来，慈善事业在我国一直无人问津。中国传统的慈善理念在这漫长的时期内逐渐淡化，出现了一个“断层”。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慈善事业终于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现并迅猛发展起来，主要表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慈善活动以不同形式、不同规模大量出现；民间慈善组织纷纷建立；涌现出一大批为慈善奔走的慈善事业家……但是文化是一个社会积淀最深的东西，在短期内修复40多年慈善文化的空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人们对人道主义、慈善事业的认识相当模糊，社会上虽有一大批热心社会事业者为慈善事业捐款捐物，很多志愿者为慈善事业出力服务，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没有形成大规模和经常性的格局。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随之又出现了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现象，而且民众的慈善理念比较淡薄，对慈善事业不予关注。我国的慈善事业在这种慈善理念缺失的背景下，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现当代慈善事业的第二个特征：我国当代慈善事业仍然是政府主导，呈现出官办慈善事业的格局。很多人问我现在的叫慈善吗？我说当然叫，为什么？因为它用的是民间的钱，这个是慈善最起码的标志，但是这种慈善是官办慈善。这种慈善在宋代早已有之，宋朝就是这么一种做法。现在民间慈善事业只有极少量的部分，无法和民国时期相比，为什么？因为不让成立，中国搞什么都要有一个主管单位，还要到工商税务局去登记，本来是办慈善的最后还要交税，所以现在的格局是没有办法和民国时期相比的。从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到1994年中华慈善会成立，是我国慈善复兴的15年。而从1994年至今，又过去15年了，这15年也是政府主办慈善的15年。成绩当然巨大，但是问题却也不少。
总体而言，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仍十分缓慢落后。几组数字可以清晰地佐证这一结论：
一是筹款的数量与方向不佳。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向媒体透露:“中华慈善总会在最初成立7年中，筹集的善款近12亿元，其中海外50%、港澳台10%多一点，内地捐款只占30%。”而这30%中企业、个人所占比例不高。
二是中国慈善机构的数量不大。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到2004年为止共为395个，而美国1998年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就达120万个之多。而且，中国绝大多数慈善公益机构是“官办”的，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三是动员资源的能力不强。较之国外同类机构，中国慈善机构动员资源的能力非常有限。据统计，美国2003年的慈善捐款总计达6700多亿美元，占全美当年GDP的9%，而我国同期的慈善捐款仅占GDP的0.1%。2004年我国慈善会直接接受捐赠的金额只有168976万元人币，比2003年增长了42.54%，但是与欧美国家的慈善捐助金额比还是相距甚远。
当前，富豪慈善缺位现象己经成为慈善界讨论最热烈和人们最关注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已经涌现富裕阶层。按照常理，富人回报社会，并获得相应的社会荣誉，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曾透露，到2005年11月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另外就上海来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公布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的企业家关注慈善活动和慈善捐款，“有99%的企业家不知道到哪儿捐款。”在各级慈善捐款中，经济实力最弱的普通百姓捐了大头，而富翁们只占很小的一部分。2005年4月26日发布的“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我国一共有135位富豪上榜。入榜的这135位慈善家共捐赠人民币9.85亿元，折合美元约为1亿多，而2000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的捐款总额就达到了650亿美元。”
存在这样的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单单是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还可以从慈善理念的缺失，慈善组织发育不完善，还有慈善法规不健全等方面加以分析。我认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角色的缺位和错位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我为企业家说句良心话，根本不能怪企业家，他们已经为社会创造了那么多的就业机会，你不感谢他，你就是一种关怀的手段去劝劝他，如果天天让他捐他也烦。《瞭望东方周刊》一个上海的记者专门跑到湖南来找我，他说湘潭的企业家举了牌要捐款但是又没有捐，要起诉他。可是你凭什么要起诉他？他可以改变，为什么他不能改变，有什么规定，他是合法的经营者，他又没有违背国家的法律，对这一点不能怎么样。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误区，企业家不捐你要看看是为什么不捐，有很多很多问题。有很多是不愿意捐，因为有的是怀疑捐出去的钱不知道到了哪里，有很多措施现在还没有跟上来。
中国慈善文化的现实思考
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是一种最典型的官办慈善事业，我研究过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本来是民办的，在国民政府的时候也想把红十字会收回官办，但是没有成功，红十字会跟别的不一样，国家的元首也只能做他的名誉会长。现在我们的格局是最典型的官办慈善，也有人认为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这话也不错。历史表明，只要政府有能力，就会一直主导慈善。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会让民间去主导。民国时期就是这样。但民国的历史也表明，民办慈善要比官办慈善好，那时政府与民间互动，还进行了慈善的法制建设，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历史对照和现实思考的空间。
我们对照历史，思考现实，在办理慈善这个问题上，主要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应该作什么；第二，政府不应该作什么。换言之，中国当代慈善应当如可发展，政府在这之中起什么作用，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
（一）中国当代慈善应当如何发展？
中国当代慈善是一种官办慈善。对这种官办慈善如何评价？我觉得官办如果因为社会需要它，它就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否则就会成为障碍。从我国慈善事业一度断层40年，突然要恢复办理，没有最有权威的官方重视和扶持怎么能行？故这个时候由官方来办，我认为是合理的、适宜的。但由官方办理多久才是恰当的？5年？10年？15年？这个问题不好说，关键要看民间办的条件是否成熟。这个条件包括：1、政府支持，2、社会氛围，3、善款来源，4、慈善家人物，5、政策法制环境，6、社会监管机制。有了这6个方面的条件就可以了。但是这6个方面的条件，到今天来说也不是完全具备。例如政策法制环境和社会监管机制。怪谁呢？当然要怪政府！你又不退出，又不创造条件，所以慈善还是不得不由你官方来办。
我们看看今天这6个条件是否都已经具备了，朋友们，还不具备。比方说政策法制环境和社会监管机制就没有。这个怪谁？都应该怪政府，主管慈善又不能创造条件，重要的是创造这个条件才能退出，所以还不得不由官方来办。如今我们说官办慈善已经有15年了，一个学走路的孩子也已有15岁了，如果还不让这个孩子独立行走，这个孩子也许就不会独立行走了，这就不好了。所谓不好，还会带来大量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公信力的问题。你是官办，就有一个人家对你相不相信的问题。你手上本来就掌握着纳税人的钱，应该解决纳税人的苦难。而如今你又来收纳税人的捐款，捐款人心理上就有一层障碍，甚至怀疑你是否将捐款用到了实处。所以我国现有捐款的水平很低，不是无缘无故。这与我国的官办慈善体制模式有关。因此我觉得官办慈善应当逐渐淡出。（有人要拿汶川地震捐款的数字来坚持官办慈善是不对的。汶川地震捐款总额达554.58亿元人民币，实际收到总额549.00亿元，已经投入使用548.62亿元。这不是官办慈善公信力的表现，而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当然也有政府和单位部门引导劝捐的作用。民族精神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并不是今天才有。例如丁戊奇荒，捐款的数目都很大。）在抗战的时候是人人慈善、人人捐款，因为是保国保家。我要特别说一句，不是拿了钱就是慈善，无钱出力也是慈善，以后要把义工也要纳入慈善，因为你捐赠的是钱、我捐赠的是力，我现在慈善的演讲我认为也是一种慈善，社会需要这样才行，不能仅仅只把慈善理解为捐钱。
政府总的来说要合理定位，要大力加强社会建没，放手和培育第三域的发展土壤和空间，让NGO和NPO能够有所作为（NGO就是非官方组织，NPO就是非营利组织），政府提供良好的、均等的公共服务就行了。社会的事让社会管，企业的事让企业管，政府只管自己该管的事（政府主要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大职能，不必什么都管。政府行使公共权利，社会和市场要有各自行使自治和自主权利的空间），什么都去管，那是费力不讨好的事！
（二）那么当代中国慈善应当如何发展？
我认为发展的路向应当是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
所谓民营化，就是坚持依靠民间力量独立自主办慈善。不能以政府权责渗入和干预。当然，实现慈善事业的民营化并非要完全排除政府的影响，而是需要政府通过相关法律政策对慈善事业进行引导和规范，进而推动其健康发展。
所谓法制化。就是将慈善纳入法律管理的轨道。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但遗憾的是我国的慈善法至今尚未出台。2005年11月，由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华慈善大会”明确提出，要在5年之内，对慈善政策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初步形成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基本建立适应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据了解，慈善法第一稿2005年就已经完成，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不料，草案在内部引发争议，几易其稿，有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形成完全的共识。比较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慈善的内涵和外延；一个是政府到底如何管理慈善。慈善到底是民间的事业，还是政府也可参与其中的公共事业，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际问题，因为慈善是有资源的、有资产的、有利益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慈善事业属于社会保障体系四大支柱中一个支柱。四大支柱中，如果说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三个板块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力量，那么慈善的力量和责任则主要来自民间社会。这是慈善立法不能忽略的重要背景。而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等基本社会保障法律未出台之前，慈善法不可能先行出台。
所谓系统化，就是各慈善组织之间要加强联系和交流，使全国的慈善组织融为一体，声气相通。这要求各组织在独立自主开展各自活动的同时，更注重信息、经验、善款物的交流及业务协作，使全国范围内善款的募集与流向有序化，提高善款的使用效率。这样，慈善事业的功能将得到充分发挥，既提高募捐、救济等工作的效率，又避免重复募捐及救济工作的疏漏现象。
所谓专业化，就是从事慈善事业人要懂专业。慈善事业的迅速发展，既需要临时志愿工作者，更需要众多接受过专业化知识训练的社工参与。这是稳定慈善工作队伍，提高慈善工作者素质、提高慈善工作效率的客观要求。慈善机构属于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慈善功用，需要慈善事业内部工作的专业化，如有专门的指导机构、劝募宣传机构和实施救助的机构等。指导机构能迅速获得内外信息并依之快捷地做出正确的协调、指导，全面调节慈善资金的流向、流量，并收集反馈的信息。劝募宣传机构负责慈善资金的吸收，并评估计一定时期内各募集领域的适合募集量，防止过度募集和募集不足。实施救助机构专门负责将善款、物资及医疗服务迅速、及时地送给受救助的对象。
所谓普及化，就是要使社会人人都有慈善理念，都参与慈善活动，都实施慈善救助。我国目前慈善事业参与度还远远没达到普及化地步，对慈善事业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人亦尚在。但随着慈善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慈善活动的日益经常化，慈善宣传的日益加强，慈善必然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所有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普及化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向与最终目标。
（三）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运行中起什么作用，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
政府首先要从“官办”的位置上退下来，将自己摆在“官助”的位置。“民办”与“官助”，才是我国当代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这与政府主导社会保障、慈善是社会保障的补充、是政府那一部分职能的延伸并不矛盾。站在政府社会保障的角度，慈善是帮助政府；而站在慈善的角度，政府是支持帮助慈善的发展。帮助了慈善的发展，当然最终还是帮助了政府。
（四）那么政府具体做什么？如何“官助”慈善？
第一是培养国民的慈善意识，营造社会慈善氛围。要努力宣扬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是中国文化宝贵的文化资源之一，也是世界文明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社会，虽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文明也在不断进步，但是弱势群体和各种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亲情、伦理、道德、慈善理念的教育；仍然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对需要关心的群体付出从物质到精神的帮助；仍然需要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是加快慈善事业的立法进程。法律的调控与保护是一切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加强慈善事业立法是慈善事业得以实施与发展的依据和保证。为了强化对慈善事业的依法行政和监管的力度，创造更有利的慈善事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全面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应当促使尽快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促进法》。这部法应当是部慈善事业的基本法，要系统规定基本的慈善法律制度，包括慈善概念、慈善机构、慈善募捐、慈善信托、慈善义工、慈善政策等等；这部法应当是部慈善事业的促进法，要明确规定国家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增益、创新措施；这部法应当是部慈善机构的组织法，要系统规范慈善机构的认定条件、认定机构、认定程序，慈善机构的章程和内部智力结构，慈善机构基本的行为准则；这部法还应当是部慈善事业保障法，要明确政府规范慈善行为的权力界限，包括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处罚以及行政、民事和司法的救济等；要能够设定激励机制，调动一切慈善资源（包括慈善的财源、智力资源、志愿力量等），真正能够做到将好钢用到刀刃上。
第三是对慈善事业实施合理有效的监管。合理有效的监管需要先构建系统的政策法规体系。内容包括包括机构运作、自律与他律制度；从业人员的组织、人事、社会保障、福利等相关制度；慈善机构资格认证制度等。然后需要制度化的管理。这不是要政府直接承担慈善事业，也不是将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下属的部门直接管理，而是指慈善事业要进行法制化管理。政府为此应该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在财务制度方面，应当确立捐赠财务的追踪、反馈、公示制度，提高慈善捐助的透明度；其次在行业自律方面，确立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加快行业自律制度的建设，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再次是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审核评定慈善组织的资质并确立起慈善组织内外部的监督机制。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5】
宋志平
国有企业面对国际质疑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量力而行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建材其实是以“引进来”的方式消化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并通过研究和创新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专长。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建筑材料的水平提高，许多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走出去”。大家可能不清楚，其实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说在中国以外甚至是全球，65%的大型水泥装备都是中国建材来生产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企业有65%的市场占有率应该是很高的。30多年以前，我们做水泥也好，做玻璃也好，成套装备都是从跨国公司引进的。30年之后，大批的跨国公司也都在用中国建材的成套装备。这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从出口成套装备，到现在开始在海外建工厂，中国建材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过去讲中国是世界的工厂，而现在世界是中国的工厂。因为我们不光要跟别人做EPC交钥匙，同时我们还要把资金、技术、装备、管理都一起带出去。
中国公司在“走出去”，包括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应该量力而行。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水泥、玻璃这些投资都是重资产投资，所以中国建材在整个布局上要考虑到自己的承受能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建材不止是进行重资产投资，也对服务业进行了大量投资。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建材现的“六个一”投资战略：
一是我们建了10个建材工业园。我们的工业园不大，每个大约一平方公里左右，建在像赞比亚、哈萨克斯坦、泰国等等国家，大概由水泥厂、混凝土，还有一些墙材厂组成。我们组成规模较小产业园来供应当地的市场，主要想实事求是做事，降低风险。
二是我们做了10个海外仓。我们在迪拜、俄罗斯、坦桑尼亚等地建了海外仓，主要用于把中国的建筑材料运出去。它们不光服务中国建材，也服务包括各省市的建材公司。
三是我们沿着“一带一路”建了10个国际实验室。因为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往往没有行业标准，水泥生产质量不稳定，所以我们也做一些工作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四是我们做100家建材连锁，主要是非洲、南太地区建立小型的建材连锁。
五是我们做外包管理工厂。现在在非洲，如果你和当地企业合作建立水泥厂、玻璃厂等，存在当地人管理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找发达国家合作，他们又不愿意。所以我们选择与印巴公司进行合作，帮助他们管理水泥厂和玻璃厂。这样中国公司依靠收取管理费也赚了不少钱。
六是我们做了100个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的玻璃厂和水泥厂。
通过中国建材“走出去”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要发挥自己的综合优势。
企业学会合作共赢才能扎根海外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还要学会跟跨国公司合作。因为几乎每一个海外市场都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现在中资公司“走出去”，一定要学会合作，而不能造成“我来你走”的局面。例如中国建材在做EPC的过程中，会进行全球采购，向欧洲、美国、日本公司采购许多关键技术和关键装备，所以这些原本的竞争者成了我们的合作者。此外，我们还是联合开发的第三方，比如在非洲，我们和法国的施奈德联合，在东南亚和日本的三菱联合，共同开发，而不是吃独食。这样，我们和其他跨国公司可以保持良好关系，减少恶性竞争。贸易摩擦看似是国家之间的，但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的。所以我认为作为企业来讲，特别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光要竞争，一定要学会合作。
此外，在“走出去”时，中国企业也要学会和当地企业合作。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很欢迎中资公司来，但是如果中资公司来了以后把当地企业的机会都挤占了，他们就不欢迎了。因此我们应该给当地企业机会。比如中国建材在埃及做世界最大的水泥厂时，把一大部分工程承包给埃及军方。我们当时把六条六千吨的生产线的基础建设部分交给了埃及当地的8家公司去做。他们做得非常好，甚至比我们国内工人去做都要好。当时工地最多有1.2万工人，其中中方只有2千人，而当地的8家公司有1万人。假如这1万人都是中国公司派去的话，光食堂都得建100个，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中国的人工成本也并不低。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会和当地公司合作，给人家机会。这样当地政府和当地企业才会欢迎我们。
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高举合作的大旗，站在道德高地上做生意，让当地人欢迎我们；和跨国公司合作，让跨国公司愿意和我们一起开展国际业务。只有这样中国企业才能走深、走远、走长。否则，就会“走出去”又被人家打回来，站不住脚跟。跨国公司一定要学会给大家多分一杯羹，用共享共赢的精神扎根海外市场。
国内外都应破除对国企的误解
我想说的另一个话题是关于国企。在讨论“走出去”的时候，竞争中性原则是一个热点话题。我想就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的国有企业，英文是SOE（State Owned Enterprise）。但中国现在的国有企业是历经了40年改革的国有企业，是经历了上市和混合所有制改造的国有企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既不是我们40年前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也不是西方人理解的那种国有企业。我们用一个最近最热门的词来形容它叫“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既有国有资本，也有非公资本，交叉持股，互相融合的所有制方式。中国在海外进行了许多投资，承接了许多项目，但这些投资和项目不是中国建材集团直接完成的，而是通过它底下的公司去执行的，中国建材集团只是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例如，中国建材集团底下有个中材国际，这家公司进行了许多工厂的建设，那么这个公司是什么股权结构呢？中国建材集团在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中占44%，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在中材国际的股权里占40%。大家想想40%×44%等于多少，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中材国际股份中的比例是小于20%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海外真正参与竞争的企业并不是纯粹的国有集团公司，而是国有集团下面的上市公司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埃及投资做玻璃纤维的巨石公司。它在埃及每年也有几个亿的利润，但这家公司的资本结构也像中材国际那样，中国建材集团在中国建材股份里占44%，中国建材股份在中国巨石里占27%，大家可以算算27%×44%等于多少。这家公司的国有股不足20%，也就意味着8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持股，或者股民持股，或者海外机构投资者持股。
我讲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老说国企、央企，但当真正在市场竞争的企业国有股有多少时，我们的股权比例满足澳大利亚人讲的竞争中性原则。总要有人把这个话讲清楚，这次我去美国和他们交流，就是要把话和他们说清楚，不然总是说“大央企、大国企”来了，产生许多误会。
现在的国企是改革后的企业，是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和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国有企业不同，在国际化过程里，尤其外国的朋友们，大家也能够理解。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合作也做得非常好，很多行业都是民营企业先出去，做了很多工作。央企去的时候，发现到机场接待我们的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代表，在当地见总理、总统的也都是民营企业代表。事实上，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国企、民企不分家，它们是一个军团，在一块儿做事情。所以，“走出去”真的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是一个互相融合、互相理解的过程，不能拘泥于意识形态。
第二个误会是关于国家补贴。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政府有些政策，例如针对水泥业务，如果企业在混合材中加一些电厂的粉煤灰，政府就会给企业一定比例的税收返还；比如政府支持光伏和电动汽车发展过程中也有些税收减免。但是这些税收减免并不只针对国有企业，而是普惠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可以享受。但是税收返还在国有企业财务计帐时会被记入政府补贴栏目，这样通过上市公司公告，大家就会以为这些政府补贴是国有上市公司独有的。但实际上，这部分补贴是大家都可以有的。
前些年，水泥利润低，大家会发现相关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利润来源是政府补贴，但这实际上是企业综合利用了粉煤灰，帮政府解决了环保问题，所以享受了一些税收返还，这是大家都有的，并不存在所有制歧视。我之所以能讲清这个问题，因为我这多年常参加上市公司路演，对财务报表中的政府补贴比较清楚，也经常给投资者解释。
最近，关于国有企业享受政府补贴的说法还有很多，有些人还列举了上市公司公告中的政府补贴。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误会。我在企业工作多年，不论中国建材还是国药集团从来没有享受过特别的针对国有企业性质的政府补贴。反而是我常向政府建议，应适当增加国企的资本金。国企这些年缺乏资本金补入，不少企业杠杆偏高，而且随着上市增发，国家又很少认购，国有股逐渐被稀释。长期看这倒是个问题。
第三，关于融资问题也存在一些误会。不少人认为国企在贷款时受到了银行特别的支持，其实这也是对国企的误解。实际情况是大企业贷款相对容易，中小企业相对难。现在绝大多数银行都实行股份制，是上市公司。因此，银行贷款是根据企业的信用评级决定的，不会因为是国有企业就贷款。前些年关掉了那么多国企，银行也沒有去救。
国企贷款容易是因为今天的国企都是大企业集团，而目前银行货款一般需要母公司对贷款企业出具担保。这一点大企业容易做到，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找担保比较难，只能做财产抵押，但中小企业财产有限，且一般要打一半的折，所以贷款困难。民营企业中的大企业，比如华为和阿里肯定都能贷到款。所以要解决中小企业货款难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银行改革信用担保体系，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要提高商业诚信。我认为目前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国企没有关系，我们不应该把什么问题都归咎于国企和民企的所有制区别。一有问题就怪国企，这既不客观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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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4】
雷军
认知和思考最好的体现是面向未来的行动
周航找到我，说最近写了本书，中信准备出版，请我抽空给写个书序，我甚至连书稿还没来得及看就一口答应下来。
我之所以愿意支持周航的这本新书，主要是因为非常认同他的一个观点：全社会应该更加包容地看待创业者。我从武汉大学大四时参与创办三色公司算起至今创业已经有近 30 年了，深知创业的艰辛不易。对胜利者，我们常常会报以掌声；但是对失败者，我们却嗤之以鼻，长此以往这种社会风气会打击创业者的积极性。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公司、伟大的企业家不经过百转千回，不经过千锤百炼，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创业失败既不可怕，也不可耻，而创业者能否从失败中真实客观地总结教训，则是通往后续成功的关键。周航他能对经营易到过程中的得与失做认真深度的剖析，并且不避讳不加粉饰地将他的思考分享出来，这中间需要很大的勇气，我认为值得鼓励。
我与周航有段相似的经历，2007 年金山软件上市后不久我宣布退休，一边做天使投资，一边对自己在金山的创业历程进行复盘。企业上市本来是成功的标志，但我却没有太多的喜悦感，因为与同时期几家互联网企业相比，我觉得当时的金山软件不够大成。而要想大成，光靠勤奋和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这一次的长考持续了三年之久，直到我在 2010 年创办了小米。
我在那段时间的思考几乎像是用手术刀解剖自己，虽然残酷，但非常真实。我先是总结了五点体会：（1）人欲即天理，更现实的人生观；（2）顺势而为，不要做逆天的事情；（3）颠覆创新，用真正的互联网精神重新思考；（4）广结善缘，中国是人情社会；（5）专注，少就是多。
后来还总结了创业十条：1、能洞察用户需求对市场极其敏感。2、志存高远并脚踏实地。3、最好是两三个优势互补的人一起创业。4、一定要有技术过硬并能带队伍的技术带头人。5、低成本情况下的快速扩张能力。6、有创业成功经验的人加分。7、做最肥的市场。【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9年3月28日主编，刚体检完】8、选择最佳的时间点。9、专注、专注再专注。10、业务在小规模被验证。其他像“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专注、极致、口碑、快”互联网七字决这些话在创业者圈子里也都十分流行。
周航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我结合自己这么多年对创业的理解重新梳理做了个小结，大概有这么 10 条，希望是对周航书中观点的回应与补充，同时也能对创业者有所帮助：
1、对创业永怀敬畏之心。创业者哪怕做对了 100 件事，但不幸的是一件事做错了，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前功尽弃。每次听人说觉得“创业 so easy ”，我都觉得其实还是低估了创业的复杂度和成功概率。
2、空杯心态，放下过去所有经验和认知，从零开始全然忘我地学习。
3、创业者仅有创业的激情和毅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看到”努力做到“看穿”，因为“看穿”才敢大赌，才有大赢的机会。
4、真正看好一个创业者，看好的是他的行动，认知和思考最好的体现是面向未来的行动。
5、年轻的创业公司需要时间来沉淀打磨，才能变得更加厚实强大！创业初期需要勇气和决心，但后面越来越需要韧劲与耐力，不要老想着速战速决、一步登天。
6、最好的管理者是自我管理者。我在小米创业初期找的基本上都是自我管理型人才，有了他们我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实践去管理，去 KPI。
7、真正的聪明是厚道。《老子》有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能为他人着想，才能收获信任与回报，才是人生大智慧。
8、当前的创业环境比以往更激烈，但是通常来讲，一个创业的原点最好还是要专注怎么帮解决用户一个具体的痛点，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痛点。
9、除了勤奋之外，创业者还要在自己的事业中找到乐趣和热爱。维珍航空 CEO 理查德·布兰森说：创业的秘诀是什么？不能乐在其中，就别做。
10、保持初心，追随内心。2015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小米当初为什么出发、创业的本质是什么？ 后来我想清楚了，在那一年的小米年会上和全体员工分享了答案：创业心态的本质就是要做自己觉得酷的产品，就是要享受这个过程，在探索的道路上永不止步。
这两年创业似乎成了一件时髦的事，其实创业从不像这个词听上去的那么美好，就如同是在风沙中穿过沙漠去寻找水源，只有在你从所有痛苦和挣扎中走出来之后，忘记了所受的折磨，回忆着种种刻苦铭心的经历，它才是美好的。即使成功，也无定式。因为每个创业企业的情况不一样，别人的成功经验到自己这就不一定有用了。建议大家多看些失败的案例，从中吸取教训，避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或许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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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3】
黄晶生
以社会影响力投资帮助弱势群体
哈佛商学院在1993年就成立了社会企业行动部（Social Enterprise Initiative），开始研究如何用商业的基本逻辑、手段以及管理方式做有社会效益的事。哈佛商学院的230名教授中有将近一百名教授在研究社会企业。这些教授都非常有成绩，他们开的课也非常受欢迎。有一门叫做《在金字塔底层的商业》（Business at the Base of the Pyramid）的选修课，选修人数达140人。每年哈佛商学院的900名MBA学生中有70人根本不去做能给他们带来全职工作的夏季实习，而是去做跟社会企业相关的公益，并且这个数字在逐年增加。哈佛商学院的校友中，也有许多致力于发展社会企业和社会影响力投资，比如第一个提出“社会债券”的Ronald Cohen公爵。
社会影响力投资是用商业的基本逻辑，商业的手段和商业的管理方法来去投资对社会有价值、有影响力的企业。在定义社会影响力投资之前，先要定义社会影响力这个概念。社会影响力投资需要考虑地理、人群和行业三个维度。在地理上，社会影响力投资关注发展程度较低的地方；在人群上，关心的是弱势群体；在行业上，聚焦的是医疗卫生、健康、教育等有正面社会效益的行业。
一般企业的经营活动也能够产生正面的社会效益，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我们称之为“常态”社会影响。讲到投资，是为了获利。一项针对西方资产管理者的问卷调查显示，在社会影响力投资方面，在具有相对较高社会影响力的项目上，66%的投资人期待市场回报率，18%的投资人可以接受略低于市场回报率的投资，只有16% 的人可以接受低于市场回报率接近资本保全的投资。一般的投资追求投向回报率不低于市场回报率的标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则涵盖了社会影响高于“常态”、财务回报可以高于或低于市场回报率的投资。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中国案例：老爸评测、村村乐
第一个案例是老爸评测（Daddy lab）。身为化学工程师的父亲发现自家孩子的书皮气味难闻，检测发现有毒，在与厂商交涉无果后，在网上公布了测评结果，一下刷屏，获得几万家长的关注。在其他家长的请求下，举债200万买设备，继续对其他儿童文具进行评测。在原始资金用完、无奈打算退出时，家长粉丝团纷纷出谋献策，提议众筹，筹集到200万，并建议“卖没有毒的合格儿童文具用品”这个盈利模式。结果因为社会影响力，客户粘性和复购率都非常高，生意和回报率都非常好，最后倒逼文具厂商生产合格产品。
第二个案例是村村乐，一个聚焦中国农村网民，以村庄为单位，提供社区交流和服务的网站。村村乐创始人兼CEO胡伟现身讲述了创办村村乐的初衷、发展过程以及盈利模式。2010年萌生了创办农民的网络平台，用互联网模式记录村庄美好的初衷和创意，2011年村村乐网站上线，通过村友录、村站长的方式累积网民。而最初创业时的“社会影响力投资”来自于胡伟的妻子。
今天，村村乐已经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县乡和50%的村，有8万个村庄站长。中国亮点罗卫国2019年2月12日编辑于荆州老家村村乐近年开始商业化，通过广告、问卷调查、精准寻找某些商品具有购买意向的家户等业务模式创收。
黄晶生先生分析，任何初创企业的存继和成长都需要现金流来支持。传统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CV）的投资周期较短，只有三五年。但老爸评测和村村乐这类社会企业，找到商业模式的时间通常比较长，它们需要一种新型的VC，这就是社会影响力行业的投资人。哈佛商学院有一门课讲述如何做社会影响力投资以及寻找什么样的投资人。
社会影响力投资对投资标的各种衡量标准不同于传统投资，不是单纯将财务回报率作为首要目标，而是将社会价值作为过滤器，在投资过程中，滤去那些不具正面社会效益的企业。这在股票投资被动化（股指投资成为主流）的大趋势下，相比于“追求财务回报”这个投资的原始目的，社会影响力投资代表对投资意义的延伸，追求的是涵盖文化、社交、品味和价值观念等要义的社会回报，使投资开始成为价值表达的一个渠道，一种手段。而将社会影响力纳入投资的一个标准，也会使更多的注意力精准地集中到那些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企业。
黄老师说，所有的社会影响力投资者终将因为在财务回报之上又促进了社会效益而感到更多自豪和幸福。
杨壮点评：北大BiMBA商学教育的“社会情怀”
杨壮教授在点评中指出，社会影响力投资不是一个涉及商业模式改变的简单问题，社会影响力投资是时代变革的产物。当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商业的还是政治的环境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面临许多挑战，中国商业模式、中国企业家经营模式和投资模式都需要深刻反思。社会影响力投资对中国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的企业家从90年代到现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过去中国的企业家在创办企业时，普遍缺乏使命感。而做公益的人又普遍期待在做公益的过程中获得利益和回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人文环境、生态环境、重视实践的传统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使命感的原因，但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而且可以理念先行、用理念投资和创办企业，并且给社会带来价值的时代。带着使命感和价值理念去做企业，才能基业常青。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开始以价值追求为导向，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深思，那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开始关注社会影响力投资？科技、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互联网永远改变不了人性和人心。人具有两面性，有好的、向善的一面，也有贪婪、逐利的一面。互联网时代提供了许多既做公益又能获得回报的机会。社会影响力投资兼顾公益和回报，是符合人性的。人贪婪的本性是改变不了的，但我们必须有一种为社会、为人类带来价值的倡议。社会影响力投资理论倡议的价值投资，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对人性贪婪一面的挑战，对人性美好一面的鼓励和引导。
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对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也很重要。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有一个理念叫做“北大精神、社会情怀、国家发展、全球视野”，我们的学生在今天这种环境下，在做投资、做企业的过程中考虑社会影响力，在做社会公益时，又能充分发挥出商学院学员的特质，用商业管理的逻辑和方式提高效率，把事情做好、做扎实、做精准，为整个社会底层的人做出贡献，这样对中国改变中国的社会价值和人文环境有极大的好处。
做好社会影响力投资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首先要做好人，要知道自己是谁，所往何处，才能做好事情，办好企业。领导力的关键就是身体力行。东西方在谈组织、做企业的时候都强调一个人的能力、品格和价值观与初衷。比如西点军校的领导力培训的理念是“知、行、成”，关键是“成”，英文是Being，在哲学上称为本体论。许多人学习稻盛和夫，但如果思维模式没有跟上，一切都趋于形式，容易急功近利，有短视行为。现在中国社会呼换的价值观不是那种把经济盈利当做人生第一目标的价值观。理念非常重要，没有正确的理念指导，单纯摸着石头过河容易犯错，掉进深渊。
社会影响力就是领导力，领导企业向一个正确方向走在当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经济政治格局变化的今天，赢得拥戴和尊重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投资领域中，能够站在国际社会的制高点上。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2】
唐加文
中华文明
2017年2月7日罗卫国精读于江西铜鼓汤里温泉 农耕文明 游牧文明 海洋文明
我们一般说中华文化五千年，其实它真的跨入成熟文明的门槛，是离现在4200年。现在是公元21世纪，那个是公元前21世纪，等于一张纸对折一下，我们公元后21世纪，那是公元前21世纪，中国文化跨入了成熟文明的门槛。
那么文化成熟的标准是什么？
第一，这种文化必须有文字。
第二，这种文化必须有城市式的居住方式，城市可以小一点，但必须有居住的方式。
第三，必须有青铜器。所谓有青铜器就是必须有金属冶炼，青铜的冶炼熔点很低，人类最早能冶炼青铜器就是能冶炼金属的初步了。
四大文明我们排第几？
4200年前，我们跨入了成熟文明门槛，那在世界上是第几名呢？就像运动员比赛一样总得有个名次，究竟是第几名？肯定不是第一名。我们中国人喜欢称大王，不是第一名就很难过，但事实上的确不是第一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现在日子过得很不好的地方伊拉克。想读更多此类精彩文章请加微信：qss6617。那个地方古代叫巴比伦文明。如果说得更大一点叫两河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文明在西方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是人类最早发现文明的地方。文明最早成熟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就是它的文明高度成熟的时候，中华文明仅仅初露曙光，相差比较远，他们比我们早得多了。
那第二名是谁呢？也不是我们。第二名是尼罗河边上的埃及，这是第二名。第三名照理应该是印度，第四名才是中国，一共四大文明。但是由于这六十七十年来印度的考古发现很少，而中国的考古成果是较多的。于是就有一些人在国际上把中华文明说成了第三名。然而，真正有可能把中国的名次往前推的，推到第三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址是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文化，这个比较早，但这还需要国际上的认定。四大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
您可能会问，一个对后来世界影响极大的希腊文明怎么没算上呢？是这样的，希腊文明，利比亚事件以后中国撤侨，撤到希腊一个岛，叫克里特岛。在这个岛上发现的文明确实很早、很优秀、很灿烂辉煌。但是经过全世界的学者们研究，这种文明是原来讲的第一名巴比伦文明和第二名埃及文明二者在地中海上的遇合，尽管后来有所创造，但不是原创，所以不能算四大文明之一。
还有一个文明，就是现在伊朗，当时叫波斯，波斯文明也很早，但经过研究以后是第一名巴比伦文明和第三名印度文明在陆地上的遇合。因为它们都缺乏原创性，所以具有原创性的文明是四个古文明。这四个古文明我们不管中国是第三名还是第四名，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中断地发展到今天，没有灭亡的只有一个文明，就是中华文明。
有一点很奇怪，文明的原址，现在为什么总是恐怖主义频发，永远是灾难不断、炮火连连，这完全是一个逆反的状态。留存到今天比较完整的文明确实只有中华文明。伊拉克是很少能够看到巴比伦文明的遗留的，虽然文明古老，但是它没有任何存档，永远是战场，几千年来永远是战场。所以他们自己也搞不清古代的东西是什么了。甚至于他们的文化教育情况更是非常的差。
在埃及那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们如今连什么是象形文字都不懂。更严重的是，在埃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法老的后裔，在亚历山大我们现在所能遇到的几乎都是白种人，这是欧洲侵略的混血结果。在他们的首都开罗遇到零星的阿拉伯人，那也是战争以后混血去的结果。法老的后代在哪里？金字塔时代的后裔在哪里？血缘找不到了。我们在尼罗河南部的西岸找到了一个法老村，但是由于几千年的近亲结婚，他们在体力和智力上都特别羸弱，而且他们现在也是信仰伊斯兰教，法老的后代荡然无存。
那么印度呢？印度表面上看起来都在，都有遗留，但遗憾的是他们无数次的中断、无数次的灭亡，连这个过程都没有人记述下来。他们的历史已不清晰，但是有一点知道，《大唐西域记》里面歌颂的佛教是在十三世纪的时候，现在该佛教在印度已经消亡了。现在他们的佛教是倒传进去的。
所以，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孩子，能够很正常地朗诵着2500年前的老人家的话，诸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等，那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这个在中华热土上真正发生了，所以这是一个从4200年前进入文明以后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
炎黄是对头
既然我们成了到现在为止唯一还在延续的文明，如果说我们跳远跳得特别好，就是因为起步的助跑动作应该是有很多到位的准备，热身赛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4200年前中国进行了700年到800年的热身赛。在这个热身赛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起跑的过程当中，有六位伟大的王者，引领我们完成了这700到800年的准备。
第一位是炎帝，第二位是黄帝，第三位我们可能有点陌生叫蚩尤，一个很难听的名字，但是他依然很重要。后面三位是尧、舜、禹。这六位伟大的王者，为我们4200年的跨越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严格讲起来是传说中的人物，可能我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资料，但大体上是这样的：炎帝是个农业科学家，神农氏，首先他教会了我们中国人耕种，这很重要。在炎帝之前，我们是采野果子吃、打野兽的，这完全是被动的。第二，炎帝发现了火，使我们能够吃熟食，我们能够在夜间工作，而且我们可以用火来防止野兽。第三，炎帝亲尝草药，发明了中草药，避免了中华民族最早就有可能完全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传染病，防止了。
那这么伟大的人为什么后来被黄帝打败了呢？
黄帝也许是这样想的，黄帝觉得你虽然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现在的对敌情形太严重了，敌人是野蛮的力量，他要打就打过来了，所以我们要武装自己，我们要冶炼金属，我们要锻造武器，我们要骑上战马，我们要巡视在我们的周边，我们要发动战争来消灭那些野蛮的力量。炎帝觉得我安安静静地在过日子，老农民的生活有什么不好？
黄帝和炎帝就打起来了，打的结果黄帝胜了炎帝败了，打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河北省。这两位老人家浑身鲜血，面对面站着的时候，不知道几千年以后世界上最多的人群把自己说成是炎黄子孙。如果知道的话，他们有可能就不打了。但是他们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喊，他们还是打起来了，我们拉不住我们祖先的衣袖啊！炎帝打败了，黄帝胜利了，黄帝把炎帝的文明接过来了，所以我们叫炎黄子孙。
但黄帝也有一个人打不过，那就是蚩尤。蚩尤管着现在山东、河南的东部和安徽北部那一带，地方也很大。黄帝打不过他，因为他也有金属冶炼，他也在制造武器。黄帝就像我们常人一样，对于打不过的人，对自己的部落讲他是妖怪。因为文字是黄帝时期发明的，所以他把汉字里面最难听的两个字给了他，叫蚩尤。后来由于自然的原因，蚩尤反被打败了，黄帝又一次胜利了。那么蚩尤的后代就只能不断地逃跑，有的就归属于黄帝了，有的继续往南迁徙，黄帝的部队接着再追。追到什么地方呢？贵州附近，现在的苗族据考就是蚩尤的后代。在此特别强调，苗族的祖先不是妖怪，您看苗族姑娘的漂亮，看苗族小伙子的英俊，证明他们的祖先绝对不是妖怪，他们的美貌和善良勤劳是对祖先的一个最有力、最好的平反。
尧、舜、禹是黄帝的继承人，一代代继承下来，完成了这个准备，然后进入了中华民族更加重要的4200年，到了我们跨入文明的门槛。
全人类最聪明的人一起诞生了
古代的历史我们要跳跃性地来看，再过好多好多年，到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一起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全人类最聪明的人一起诞生了。
我们很难相信，我们都以为我们聪明，以为我们越来越聪明，其实不是，我们最多是他们的学生。最聪明的人，那个时候都诞生了。
这话怎么讲呢？我们来列个时间表，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死后10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诞生，古希腊最聪明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只差了7岁。这个座次大家还可以不断地排下去，给大家造成什么印象？聪明人那个时候全出来了，差10岁、14岁不就是同一个时期吗？
大家前后跨入了文明的门槛，然后量变到质变。智能大爆发，人类一起成熟了，聪明的人都一起产生了。那个时代被德国的法兰克部学派称为轴星时代，就是人类智慧的轴星就在那个时候。关键时刻，中华文明没有缺席，古希腊虽然不是原创，但是它那个时候表现得特别优秀。
所以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希腊海边思考的时候，印度的哲学家在恒河岸边打坐，中国的哲学家在黄河岸边散步。
而且他们使命当中也有一个分工：希腊哲学家主要是考虑人和物的关系，印度哲学家主要是考虑人和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主要是考虑人和人的关系。
中国哲学家不管诸子百家哪一家，他们不太去考虑物，他们也不太考虑鬼神，民间信仰到处有鬼神，哲学家不思考，你看诸子百家，他这两头都不太思考。他就思考人和人的关系。
印度哲学家思考人和神的关系，这个神不是迷信，按照我们现在的科学讲超验世界，就是超出我们经验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高层抽象天地，这就是中国哲学所缺乏的。不要以为他们迷信，恰恰是中国哲学所缺乏的。所以玄奘他们要从印度取经回来。西方哲学思考人和物的关系，主要不是考虑完全物质利益，他主要考虑人和客观世界的事情。所以现在，他们自然科学特别发达。
虽然这批人在海边思考，另外一批人在河边漫步，思考再高深的思想，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加持，没有国家力量的保护，他们的思想也将会随风飘散。孔子算得厉害了，他的讲话如果没人听，就算学生听后记了下来，但学生的笔记也会很快被烧掉。那又怎么能够留传下来呢？世界上聪明人多得很，为什么留下了他们几个？必须有行政力量的加持。必须由国家的力量来抵抗野蛮，来捍卫文明。
帝国时代
公元前5世纪前后，人类智能大爆发以后马上进入到了帝国时代。
巴比伦王国，波斯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一个个帝国起来灭亡、起来灭亡，最后地球上有两大帝国，长时间地并肩共存，西半球的罗马帝国，东半球的秦汉帝国。秦朝太短，汉朝时间比较长，秦汉帝国，压住了地球的分量。这两大帝国遇到了共同的敌人，叫做北方蛮族，野蛮力量，遇到北方的野蛮力量。
中国的野蛮力量叫匈奴，对付匈奴，秦汉帝国有两个方法，秦始皇是造长城，汉武帝是打仗。汉武帝在位50几年一直在打仗，培养了魏青、霍去病这些大将军和他们打仗。打的结果呢，匈奴打败了，跑掉了，汉代也打得非常疲惫。我们在这打匈奴的时候，罗马帝国也遇到了北方蛮族。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被北方蛮族打垮了。那么北方蛮族是谁呢？就是被汉武帝打跑的匈奴，跑到西边去了。他和当地的蛮族联合在一起，经过几代的努力，把罗马帝国瓦解了。地球上两大帝国，一个帝国灭亡了，欧洲从此进入中世纪，慢慢长夜一千年哪！
此刻，我枯坐在静静的清华园里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话，就是担心当今和未来的年轻人在历史书上往往看不到这样一些很关键的东西。我们有些历史书总在讲着哪个皇帝和他的弟弟搞什么阴谋，和那个妃子谈恋爱，永远讲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重大的事情都没有讲，这个重大的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帝国灭亡了。
那么中国秦汉文明遇到什么问题？
也遇到了大麻烦，也遇到北方蛮族的进攻，匈奴虽然打跑了，但是北方还有很多蛮族。当时的中国被一个少数民族占领，这个民族叫鲜卑族。鲜卑族来了以后立刻就要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中国的汉族他们会种地，我们不会种地，我们无法统治他们。所以一般认为应该是废除农田，恢复牧场，恢复到游牧文明，那我们就可以统治了（他们熟悉的是游牧文明）。那么有两个策略，一个就是鹰派的策略，把汉族人全部杀光，鸽派的策略是不要杀光，让他们成为奴隶在那劳动。
但是值得炎黄子孙永远万幸的是在鲜卑族里面居然出现了两个极其优秀的人物。一个是女性，她其实血缘是汉族，在那做了太后，叫冯太后，我们不得不叫她文明太后。另外就是她的孙子，是鲜卑族里面有一个拓跋氏，他一个字的名字叫拓跋宏，这个人在汉族的历史书上叫做北魏王朝的孝文帝。
这个人我恳请大家记住他，他非常重要，他年纪很轻，他死的时候才33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王者，但是他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在他奶奶的带领下（奶奶死后，他一个人掌权的时间不长）。在八、九年的时间里面规定了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在军事上是胜利者，但是在文化上我们是汉文化的学生。因此，第一，废除鲜卑语，所有的官员都学汉族。第二，不准再穿鲜卑服装，必须穿汉服。第三，迁都，从他们原来的首都，现在山西大同迁到河南洛阳，迁到农耕文明的中心地，然后实行《均田法》等农耕文明的法律。
最后一条，鲜卑族的贵族努力地和汉族通婚，造成血缘相通。大家不要小看，这几条规定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成果，这个成果是人们无法想象的。首先中华文明不但没有被消灭（差一点被消灭，罗马文明其实当时已经被消灭了），而且更强大了。为什么更强大了？我们的诸子百家好是好，有一个毛病就是太斯文了。
光有他们能不能搞成一番伟大的文明事业？
不可能。缺少生命力，缺少强悍的力量。这一点，鲜卑族给予了，他们可以丢掉自己的鲜卑语言，可以丢掉自己的鲜卑服装，他们丢不掉的是马背上的雄风，他们丢不掉的是我前面讲到了，天苍苍野茫茫的气概。这一点一旦加给我们的儒家学说，加给我们的诸子百家，中华立刻强大无比。大家理解吗？所以我们有的人不了解，以为光是诸子百家的学说就能建立伟大的社稷，不够，一定要有北方少数民族的阳刚之气，野性的加入，中华文明才会平衡。
第二，这个北魏孝文帝觉得自己没有文化，那就拜汉族文化为老师，而且也可以拜其他文化为老师。所以他又拜了印度文化做老师，因为当时正好佛教传入了。佛教里面有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留下的希腊文明的遗留；他又拜希腊文化做老师，印度文化和波斯文化很近，他又拜波斯文化做老师；拜巴比伦文化做老师。全世界重要的文化都被请进来当了中华文明的老师。
您如果不相信，可以到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去看一看，你进去就感到很奇怪，怎么感到是罗马的廊柱呢？那是希腊文明的余留。那些佛像是印度文明，不然为什么都是高鼻梁深眼窝的呢？这是希腊雕刻家的余留。希腊雕刻家经过几次转折以后，通过迦陀螺文化等等的余留，还有波斯文化，还有巴比伦文化，都在那里，仅仅是云岗石窟就成了世界文明的大聚会。
请允许我为您做个比喻，这些文明本来都很骄傲，互相之间没什么关系，就像我们大学里面那些教授都很骄傲，互相之间见面的时候，礼貌点头互相不理，但没想到来了一个年轻的办公室主任，把每个教授都当成他的老师，殷勤地找他们喝茶、吃饭，拉到一起开会，结果这些教授关系良好了，融合在一起了。这个年轻的办公室主任就是我们北魏的孝文帝，文明融合了。多么了不起！
第一，中华文明突然走向了健全平衡，走向了雄气勃勃的强大。
第二，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优秀因子融合了，这样的话，诸子百家两个毛病克服了。诸子百家一个毛病就是太斯文，没有执行力。
他们太封闭，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文化。我们现在老在讲国学，讲文化，我们要看到它的毛病，毛病就是这两个，一个没有执行力的斯文，第二个就是不了解其他文明的封闭。
但是公元5世纪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这两个毛病已经克服了。这两个毛病克服以后，第三个优点又出来了，就是他不是主张通婚吗？主张通婚以后，造就了新一代身体强壮、受良好教育的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所以，一个伟大的朝代马上就要来了，这个朝代就叫唐代。
一个伟大的朝代
一个伟大的朝代就要来了，这个朝代就叫唐代。
中华由此就迈向大唐了，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就开始了。而且大家注意，大唐之前的隋炀帝和大唐的唐太宗，他们的血缘二分之一是鲜卑族血缘。到了武则天的先生唐高宗，他四分之三是鲜卑族。所以一个小小的民族由于它的英明的决策，把它的血缘输入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创建了一个伟大的朝代。所以，我们对北魏孝文帝这个33岁去世的皇帝要表示一种尊重。因为，他不但避免了中华民族的一次非常有可能的灭亡，而且还一次性补强了中华文化所有的重大缺陷。
公元5世纪以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沦落了，已经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了。但中国由于孝文帝等人的努力，又经过一百多年进入了伟大的唐朝，公元7世纪的唐朝，到现在为止还是让人激动万分。我们不管是哪个地方来的人，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子民，对大唐都可能持有一种非常大的骄傲之情，非常了不起。
当时，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城的人口不到五万，当时欧洲一个一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是像模像样的城市了。而当时大唐的首都长安城内的人口不算城外就是一百万，70几个外交使团，三万多个外国留学生，城里面吃的是阿拉伯面食，用的是罗马医术，通用拜占廷的金币和波斯王朝的银币。世界各国的宗教在那都有道场。物价非常便宜，刑事案件极其的少，这我们从唐代的历史书里都可以看到。人们的幸福指数极高，证据之一是几乎人人都在写诗，上至太后下到船夫轿夫都写一手好诗，而且写的水平很高。《全唐诗》里面任何一首诗都超过乾隆皇帝写的那些自鸣得意的诗，唐朝是让人羡慕的。
我有一次到埃及南部的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叫底比斯，一个英文的讲解员在讲解，他说我们这个底比斯很可能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城市。刚一说完她自己赶紧用英文加了一句补充，当然除了唐代的长安。她必须讲当然除了唐代的长安，不讲就没有常识了。因为唐代太伟大了，太辉煌了。
有人说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文化中心有三个，一个就是公元7世纪的长安，19世纪的巴黎和今天的纽约。
什么叫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就是全世界的文化创造者都集中在那，而且把文化成果在那发布，这叫文化中心。19世纪的巴黎、现在的纽约和公元7世纪的长安比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缺少诗意。
长安那可是充满了诗意，晚上是宵禁，宵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管理秩序，108个坊的门关了，人只能在坊里面活动。所以下午就很重要了，有很多很多酒吧，这些酒吧都是中亚（按照现在讲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那些国家）的漂亮女孩——被叫作胡姬来开的。傍晚时分，李白、王维这些人骑着白马就到胡姬酒店喝酒，这都有大量的记述，他们自己也有大量的诗歌来描写这个情景。如果你更开放，你受不了宵禁，那么你可以往东走到洛阳，洛阳也很繁华，不需要宵禁。如果你更浪漫一点，那你继续往东走，到扬州，那是什么限制也没有的了。所以，他们的梦想就是到扬州去。当时除了这些城市之外，成都也已经很繁华。
这是唐代，公元7世纪到8世纪的唐代，中华文明发挥得非常优秀非常精彩，而且由于丝绸之路、和日本的交往，所以它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了，这一点全世界都公认。
宋代和元代是不是好朝代？
宋代你看不好的理由很多，我们打仗老打不过人家，两个皇帝都被人家抢走了，这个很丢人吧？好不容易有个会打仗的人叫岳飞又被杀掉了，你看宋江活不下去了、武松活不下去了、林冲也活不下去了，都只能上梁山了。好像没人能够打仗了，所以只能依靠一个家庭负责所谓的国防，这个叫衙门，衙门里的男人不知道到哪去了，衙门是女将在守着国防。那么他们的司令员是谁呢？叫百岁挂帅的老太太佘老太君，一百岁挂帅，你想这个国家多么的荒唐？皇帝被抢走了、英雄上梁山了，国防由一个家庭的女士们管着，总指挥是个老太太。这个好多都是小说和戏剧的产物，大家不要完全相信。
看看蛮好玩的，因为小说戏剧有的时候不完全讲历史，我们不能用历史的真实来要求艺术。想读更多此类精彩文章请加微信：qss6617。所以吴晗说过，我们这些搞历史的人最喜欢看杨门女将这样的事了，因为它没有发生过，所以看着特别轻松。
这些年，人类的历史观已经从朝廷兴旺式转向全民生态式。
我们过去相信的全是朝廷兴旺式，这个哥哥怎么把弟弟杀了，这个阴谋，这个宰相，完全是朝廷兴旺式。其实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全民生态式。
宋朝如果从朝廷兴旺来讲不太好，但是按全民生态式来讲就非常好，主要的证据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汴梁的一个商业景象的展现。按照我们现代经济学家的概念，宋代的GDP是唐代的两倍，它的各行各业都很发达，你看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了，从全民生态式来说，宋代很不错。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文明确实打不过游牧文明。几十万匹马队浩浩荡荡南下，你在农田里面抓壮丁抓来的那些士兵是很难抵抗的，有再多的岳飞也很难抵抗。
最后把宋朝灭了的是谁的部队？
成吉思汗的部队。成吉思汗的部队世界上谁抵得过他？没有人抵得过他！他把半个亚洲占领了，把半个欧洲占领了，在要渡过地中海占领非洲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读到非洲皇帝的日记，说成吉思汗要来了，我们赶快准备投降的仪式吧！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成吉思汗本人而是他的后代了。
蒙古部队来了，元代就不太好了吧？
有的汉族教科书里面老是说元代不好，说元代汉人的地位很低，时间也很短，才90几年。其实不，这是汉族历史学家太狭隘的思维。我们今天用当代的世界思维来考虑，元代很优秀。
我们举几个证据来证明它的优秀。
第一大家知道后来欧洲终于醒来了，醒来以后有一本书使他们激动不已，他们的航海家拼了老命都要根据这本书去开抢新的地盘。新的地理大发现的这样一个时代，把它开拓出来了。哥伦布的驾驶台上放着一本书，麦哲伦的驾驶台上也放着一本书，达伽马的驾驶台上还放着那本书，这本书叫《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这个旅行家是欧洲威尼斯人，威尼斯在欧洲是最美的了，但是马可波罗告诉欧洲人说我的家乡不算美，世界上最美丽、最高贵的地方在中国，他去了杭州去了北京去了好多地方，说最美的地方在中国，又富裕、又文明、又有礼貌，结果那些航海家疯了一样往中国走。哥伦布到死都不知道，他发现的是南美洲，他以为是印度，离中国已经不远了。那让整个欧洲激动万分的《马可波罗游记》，它写的是哪个朝代？当然是元代。所以元代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些历史老师讲的那么糟糕，元代是非常精彩的。你看看马可波罗的描写就知道了，非常精彩，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觉得元代不错的地方是蒙古军队的强大，是它把中华帝国的版图安定下来了。我们现在外交部发言人说新疆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实行有效统治；西藏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实行有效统治。因为在唐代文成公主嫁过去那还不是有效统治。不仅是新疆、西藏，广西、贵州、云南也是从元代开始实行有效统治的。就是那个蒙古马队，正是它把大中华的国境大体安定下来的，这是元代的第二个功劳。
元代的第三个功劳，艺术特别繁荣。富春山居图是什么朝代的画？元代。青花瓷出最优秀的产品是什么时候？元代。大家记住这是不到百年的一个短暂的朝代，什么都产生了。
那时候似乎中国文化什么都有了，遗憾的是就缺了一个项目——戏剧。
什么意思？孔子没看过戏，孟子没有看过戏，艺术成就那么高的屈原也没有看过戏，这倒罢了，连李白、杜甫都没看过戏，中国好奇怪！2500年前，希腊悲剧很繁荣，印度梵剧很繁荣，中国一直没有戏，中国为什么没有戏剧？
但是到了元代，这些问题全解决了。元代停止了多少年的科举制度，结果使原来要考试的人，他没有饭吃就到流浪的那些杂技班、戏班子里面去，说我给你们写点东西吧？这些人里面有关汉卿，有写《西厢记》的王实甫、有写《赵氏孤儿》的纪君祥，有马致远这么一大群人，结果元代产生的戏剧使中国的戏剧快速地赶上了古希腊悲剧、古印度梵剧，使中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而元代的统治者汉文程度不高，看戏很高兴，所以结果戏剧大繁荣。后来，昆剧、京剧其实在文学上都赶不上元杂剧，赶不上关汉卿，赶不上西厢记，赶不上赵氏孤儿，都赶不上。所以元代很了不起，短短的90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文化专制主义与禁海
遗憾的是明代清代反而不好，明代清代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辉煌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产生了自满保守不开放。第二，朱元璋是草根出来的，他实行了文化专制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就是文字狱，你有一个字说得不对，全家杀头，有的时候还株连九族，这个字写得好不好对不对，完全看人怎么解释了。朱元璋过生日，人家说生日的生，他说你是不是讽刺我，我做过和尚，是唐僧的僧的谐音，把他杀了，拍马屁都被杀了。在这种思维下就造成了文化思维、文化创作力的严重落后，再加上我们的封闭。
明代国力开始很强，结果从明代一直到清代，开始走向衰弱。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欧洲突然迅猛发展。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就是这样，他们经过一千年的沉睡，夜实在太长，所以他们对黎明的感觉特别深刻。
而中国唐代宋代历史上太辉煌，所以我们对黎明没有感觉，反而走向平庸了。
这是明代和清代的问题。这里面让我们现在有一点痛心疾首的就是我们明代清代的皇帝，他的脑子只管着北方的长城边疆。
实际上，世界上三种文明形态，一种叫农耕文明，一种叫游牧文明，成吉思汗他们叫游牧文明，另一种叫海洋文明。中国主要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我们和他们打交道，造长城、打仗都是游牧文明，后来关系好了不怕了，到清朝已经不修长城了，关系好了。但是对海洋文明，我们一直都是井底之蛙。明代的时候出过郑和下西洋，但是回来都疯了，我们连郑和先生死在哪里都不知道，他的墓在哪里我们一无所知。就是海禁的封闭时代，结果这个教训我们今天还在承受。
海被武装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海被瓜分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东海南海有多少问题都和明代清代有关。我们在历史书上经常会看到一个章节，明代的时候打倭寇，我们出现了像戚继光这样的英雄。倭寇确实需要打，因为有很多的海盗，但是已经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有好多当时做海外贸易的人我们把他当作了倭寇。因为海外贸易在当时情况下需要武装保护，武装保护自己，明代的皇帝觉得你们怎么能有自己的武装？就把他们当做寇打了。
所以如今经过历史研究我们发现，当时的倭寇，我们以为是日本人，当时以为个子矮的人都是日本人，其实所有倭寇的最高领袖是中国的安徽人叫汪直，他死的时候留下了遗言，给朝廷讲意思是开放海禁，鼓励贸易。如果开放海禁的话，寇也成了商人。如果不开放的话，商人也成了寇。这是汪直的遗言。汪直还说，如果你们承认我的话，东海各岛屿都能归入中华版图，都是我管的。但是，我们还是把他杀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误会，就是我们的封闭、我们的保守、我们的失误，我们的文化专制主义使明代清代两个漫长的朝代跟原来完全没法比了，和中国历史上原来没法比了。我们在文化上经明清两代，能够和以前的文化相比，就是和孔子孟子屈原苏东坡，和李白杜甫相比的人有几个呢？很少，也许只有两个人，明清两代几百年只有两个人能够和早期的那些杰出人物相提并论，一个是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一个是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他们能够和前面的这些人比一比，其他的都比不上了，文化专制主义。
当然我说句更悲哀的话就是近代和现代，我们连王阳明这样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连曹雪芹这样的小说家也没有出过，文化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创造力不断地降低。而欧洲醒来以后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结果就造成了19世纪的中华文化的悲剧。
什么悲剧呢？就是每一个仗都是海上来的，不是长城来的。第二，每个仗我们都失败了，输得一败涂地。开始我们败在远方的英美手里，英国和法国手里。但是最后又败在我们原来一个小徒弟日本的手里，甲午海战。
至此，中华文化自信崩溃。现在，中国签订的一个条约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个条约规定中国要向列强支付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个条约是最耻辱的，因为中国当时的人数正好是四亿五千万，就是我们的曾祖父都承受过这样的耻辱，他很可能是很普通的老百姓，没见过白银，但是也必须在血汗中赔出一两给外来的侵略者。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当时英国德国法国的一些学者写的书，说这么大的一个赔款，如果落在任何一个富裕民族的头上，叫谁赔，谁也将贫困得万劫不复，万劫不复就是多少年都翻不过身来、永远都翻不过身来了啊！这是当时那个条约签订以后的时候，有良心的欧洲哲学家们所说的话，今天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我们今天可以给我们的曾祖父的在天之灵讲了，我们没有万劫不复，我们的外汇储备还是全球第一。
曾经的辉煌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咱中华民族实在是饱经风霜啊……毕竟中华文明走过来了，为什么突然这一百年又过来了呢？这是4200年前的一种雄浑支撑着，在灾难的时候，这个民族一定有一种临危意识；在灾难的时候，这个民族他有一种历史的光荣被调动起来，其中有一些是孔子他们的优秀的设计使他调动起来了，所以他又回过神来了，成为到现在为止还是生机勃勃的一种文明。
从4200年前，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我们进入了一个智能大爆发，孔子他们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起思考问题。然后进入了帝国时期，我们成为地球上两大帝国之一。
到了公元5世纪那个帝国灭亡了，我们中国的帝国反而浴火重生建立了伟大的唐代，又建立了宋代，很了不起，元代也不错，但是没想到人家醒来了，人家一醒把我们比下去了，到19世纪我们被逼得非常狼狈，逼得最狼狈的时候，中华文明过去的一种优势又被唤醒，所以到现在为止还不错。
这里面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比如为什么聪明人一起诞生了？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分工？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两个我们完全不理解的事，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马上要灭亡的时候，节骨眼上防卫北京的一个官员叫王懿荣，就是他发现了甲骨文，恰恰是他发现的甲骨文。他在八国联军进入的那一天自杀了，书桌上还放着甲骨文的残片，而甲骨文告诉我们中国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商代，四千多年前。想读更多此类精彩文章请加微信：qss6617。然后就是在那两天，八国联军进入北方的那两天，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告诉大家中国有个唐代。
请您允许我对这两件事情做个比喻，就是有一个武士被人家打败了，浑身都是鲜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自己童年的歌声，他又拄着棍子站起来了。这童年的歌声就是那个时候的甲骨文，就是那个时候唐代曾经辉煌的证据的发现，他又站起来了。
这是一位久经磨难唯一不死，永远也不会被打垮的伟大英雄！他的名字，叫做中华民族。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1】
苏小和
真正的转型——从知识的学习者转型为信仰的学习者
上帝是知识的创造者，人类是知识的发现者。所以关于知识的方法，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康德，他们都推荐了一条作为一切哲学家以及一切科学方法的原则。这个原则主张同等地遵守两个法则：归同法则和分异法则，二者不能有所偏废。
所谓归同法则，就是指按照事物之间的相似和共同特点，把他们归为类别，然后把类别归为属性，再把属性归向原因，一直到最后得到一个包罗一切的最高理念。所以归同法则最终是先验的，更是超验的，本质的，与万物是一致的，因而对归同法则的理解，必须是信仰意义上的绝对信心，也必须是知识意义上的假设前提条件。
一个知识的思想者和发现者，必须要理解归同法则，否则不可能理解分异法则。所谓分异法则，就是指绝对相信归同法则的前提条件下，“千万不要轻率地减少实体的多样性。”这是康德的名言，简而言之，事实上就是要总是承认万事万物的多样性，秉持万事互相效力的原则，然后展开无穷无尽的细分过程。叔本华说，不要试图对综合概念加以细分，更不要随便跳过任何下一级的种类，因为任何一个事物和任何一个概念都存在被分类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分类的智慧，让人类发现了丰富的知识。
每个人因为人性论的幽暗性和认识论的局部性，因此都处在某种单向度的知识状态。我想说明的是，对于康德或者叔本华而言，他们生活在绵长而且稳定的基督信仰观念传统之中，已经形成了基于上帝信仰的“归同法则”意识。所以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需要努力的乃是“分异法则”。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整个西方思想史。事实就是这样，西方思想史就是建立在上帝绝对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下的知识分类历史。
对于一名中国读者而言，我的辨析应该是这样的，由于我们在超验和经验的传统观念意义上没有稳定的信仰秩序，导致我们没有建立起关于知识的“归同法则”，理所当然，这就导致了我们失去了深度细分的能力，也就是说，导致我们的“分异法则”也处在非常低级的水平。那么理所当然，我们要形成知识的发现能力，要养成知识为什么成为可能的问题意识，首先需要展开的工作并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学习信仰。
这就是我从一个知识的学习者转型为一个基督信仰的学习者的认识论原因。
基督信仰是一个天天念叨的过程，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只要吃东西，就必须想起餐前祷告，必须参加主日敬拜，必须读圣经，必须写读经笔记，必须去做义工，帮助穷苦的人们，这要成为一种习惯，要每天练习，早晨起来祷告，晚上睡前祷告，这样的练习，一生的时间都不够，死了都要祷告，死了都要爱上帝。
从哲学维度看，基督信仰是一个人最好的形而上训练课，是归同法则的训练课。在认识论的意义上，缺少严谨细密的形而上训练，是不可思议的，会导致人的思想方式同时失去方向感和坐标系，人的生命变成一个点，一个小平面，失去不断提出为什么的问题意识。——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8月26日主编——导致一个人无法走向深刻，无法走向终极，前面没有天使引路，后面缺少悲剧推动，一个人是自己的消费者，是自己的坟墓。
一个人的道德生活，来自于内心的道德尺度，而不是外在行为，这个内心的尺度就是上帝的绝对命令，理解这个绝对命令，只有通过归同法则才能习得。
“左手做的事情，不能让右手知道”，“荣耀归给神”。这些话很难理解，但通过举例可以展开问题。有人做好事，为什么会详细写在日记里？日记是给谁看的，撇开阴谋论，日记至少是给自己看的。陈光标做慈善，为什么要别人拍手攥钞票的照片，这种照片给谁看，恐怕主要是给领导看，给别人看的。道德的问题，要怀疑到极致，怀疑到无话可说。一个人只有在终极的绝对的上帝面前静默，才是真正的静默。
但这种怀疑，发生在一个人的心灵范围之内，如此隐秘的工作，力量来自哪里？要把对人性的怀疑逼到深处，这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起点。问题逼问到这一步，就会意识到所谓自我批评的说法，是非常荒诞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自己对自己展开批评呢。一个人表面看上去的自我批评，应该是上帝在他的里面所展开的对他的批评，上帝是批评家，人是被批评者，如此一个人才终于拥有自我批评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的心灵之中没有上帝的绝对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认为，他的所有自我批评都是自我辩护。
这个时候，人会无条件地陷入两个困境，要么是被他人逼着就范，要么是自我掩饰。被他人逼着，这是奴役之路；自我掩饰，这是谎言。
让人回到自我审视的惟一命题，就是死亡，而死亡的权柄在上帝手上，人类死亡的解决方案在耶稣基督这里，复活才是死亡惟一的解决方案。这个简单的观点是如此重要，如果我不接受这个观点，那么我要么像动物一样回避死亡，要么我理性自负地认为自己可以找到死亡的答案，甚至以为自己可以寻找到不死的方法论。
即使是一些远离上帝话语的哲学家，也会意识到死亡问题的重要性。海德格尔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死亡问题。罗素也说，死亡就是身体腐烂，灵魂消失。想到死亡，罗素充满绝望，只能回过头来通过对世界的肯定来安慰自己的绝望感。所以罗素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人类灵魂的导师，事实上他再明白不过了，只要他死去，这个世界对于他而言，就不存在了，所有的情欲都过去了。罗素一生和自己的妻子情感疏淡，原因是在他太自以为是，以为女人无法理解他磅礴的思想。某种意义上，罗素很像一个中国的儒家士大夫，对世界充满关怀，但不思考死亡问题，仅仅这一条，就与哲学毫无关系了。
中国的当代哲学家邓晓芒先生把这种认知现象界定为“一种道术”，很准确，意思是这些哲学家缺乏形而上追问的超越能力。有趣的是，邓先生的批评不错，但他自己却宣告，自己并不相信上帝，他相信一种绝对的善。这其实还是处在罗素和儒生的认知水准，热爱这个世界，不思考死亡问题，属于认识论的纠缠。这是我的理解，中国文化是一套针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纠缠技术，从儒家到法家再到道家，这种道术一脉相承，儒家温文尔雅，法家怒目金刚，道家无为而治，追求的都是对人的奴役。
这些思考，的确涉及到了人所面临的空间问题，宇宙太大了，自然秩序太深邃了，而我们人看上去很小。如何处理问题，归同法则和分异法则能够让我们建立方法论，不至于走向神秘主义，更不至于走向掐指算命。
人是一个多么令人讶异的存在，我们有学习的能力，不仅可以学习知识，而且可以学习信仰。当我们感叹宇宙太大，自然太深邃的时候，这些感叹都发生在我们的心灵之中。这意味着一个了不起的事实，人的灵魂比宇宙要大一厘米。或许，人类的所有的天文学想象，都应该用灵魂去丈量宇宙，而不是用身体。相比距离人类1400光年的星球上是否存在生命的问题，或许人类更应该思考，1400万年前地球上的生命是什么形态，为什么与人类文明有关的记载仅仅延伸到几千年之前，难道人类文明是突然兴起的吗？我相信，如果人类把自己的灵魂问题想清楚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也随之就清楚了。
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知识人而言，从一名知识的学习者转型为一名信仰的学习者，就变得极其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基督信仰传统秩序之外的人们而言，这个转型不仅决定着我们的思想的深度和知识的深度，而且决定着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