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56-060】
发布时间:2019-08-29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0】


唐世平

令人焦虑的新时代:拼军备,还是拼规则?



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和西方国家族群国家主义的兴起,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崛起,都对现行的以美国/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产生了挑战,所谓“历史终结”或“单极时刻”的持续性变得不再站得住脚。


谈到国际秩序的未来,我们现在处于令人焦虑的新时代。


现行秩序“自由”吗


“秩序”两个字虽然经常被谈起,但从未被严格界定或测量。


赫德利?布尔将“秩序”界定为“维持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基本或首要目标的活动(或行为)模式”,这一界定得到国际关系学界广泛的承认,但还是存在严重的缺陷:


秩序虽然约束和促进了主体的行为,但主体也能违反秩序。同时,秩序被违反并不意味着秩序不存在了,因为秩序本身并不能决定能动者的行为。更糟糕的是,如果秩序被界定为一种行为模式,我们用它来解释有秩序的行为或者没有秩序的行为时,就会发现这种定义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


我们需要引入更严谨的“秩序”界定。在本体论层面,秩序是社会系统内部正在发生事情的可预测和规律性程度,这大致是因为社会系统内部能动者的行为、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果都在某种规则之下运行。在操作层面,秩序能从四个维度来测量:范围(一种秩序的覆盖范围)、权力相对集中或分散程度(暴力或非暴力)、两个次维度的制度化水平(例如密度与深度)、秩序内部具体规则与准则的内在化程度。


这个概念框架不仅能让我们测量秩序,还能比较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秩序异同。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受吹捧的“自由国际秩序”仅在开放贸易(或经济)意义上是自由的,它并不包括政治意义上的自由。


这里无意对现行秩序可能包含的许多带有自由要素的特定规则提出异议。但对现行国际秩序所贴的标签进行纠正是重要的,原因有四:


①“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观念是西方主要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缺乏批判性反思的产物。拥有权力的主导性国家是“自由民主”国家,并不意味着他们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是自由的。只要秩序是由胜利者强加的,这一秩序就不可能是“政治意义上”自由的。


②恰当地对当前秩序进行定义,有助于更具批判性地检验秩序。只有通过批判性反思,才有希望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


③只有承认现行的国际秩序是不自由的,对它的重塑才是值得尝试的。否则,对任何特定规则的修改行为,都可能被斥责为“不自由的”,尤其当这些修改行为来自“非自由”的南半球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以审慎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来看待规则重塑或搭建新规则的尝试,哪怕这些尝试来自“非自由民主”的国家。


④由于自由国际秩序仅仅存在于开放贸易层面,所以只要一个新兴国家能够依靠和平手段在此秩序中形成特定的规则,那么这个秩序就不会对其崛起产生排异反应。换句话说,现行秩序内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一个“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和平崛起。


总之,过去和未来的国际秩序都是多层次的,而非单一的。而每一个秩序都是基于权力、制度和准则的混合体。如果仅仅基于权力、规则和准则的理想类型界定秩序,就会忽略了秩序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产物的复杂性。在秩序转型中,权力分配的变化总是关键的,但却并非惟一的诱因。


用思想的争论代替武器的较量


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学者都认为全球化将会席卷世界,而这种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西方化或者说美国化的过程。如今,即使美国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这种愿景看上去也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毫无疑问,现行的国际秩序大部分由西方所主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西方一直是支撑当前秩序的主要权力来源;另一方面,塑造这一秩序的主要思想大多是从西方产生的。


目前,西方这种主导地位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原因有二:一是西方不再拥有像以前一样集中的权力。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及来自非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兴起,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发生了扩散。二是西方的思想产出开始放缓。塑造规则是塑造秩序的关键维度,而规则的制定不仅取决于系统内部权力的分布,还取决于更新更好的思想的产生。


质言之,权力和思想对于规则的制定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权力,新思想很难成为维护秩序的规则;没有新思想,则不会有秩序的根本性变化,有的只是秩序的起起落落。规则和准则背后不同思想之间的竞争,以及推动规则发展背后的权力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而如果说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内部有什么真正的自由,那一定是思想在交流互动过程中的相互竞争。涵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与其担心思想在交流中的竞争,不如选择欢迎规则和准则在国际秩序中的论争,用思想的论争代替双方之间武器的较量。


不愿意接受或尊重其他人的想法是受到族群中心主义驱使的结果。【商会会长灵山论坛创办主席、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2019年5月12日编辑于青岛锦江酒店、养老——蓝剑】必须明确的是,他人的观点也可能是积极的,接受他人的观点不意味着情感上受到羞辱。毕竟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社会一直在相互借鉴和学习,并由此推进了人类福祉的改善。


智识的领导力,而不是相对的物质力量和其他支持,是规则制定最有价值的部分。传统上,很少有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能够被纳入到国际制度中,这部分是由于非西方世界缺乏必要的实力支撑其思想,同时也由于非西方世界还没有能力创造出足够好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家应该负起思想创新的责任。


在未来的国际秩序的规则制定中,一个国家在某个特定领域所积累的专业能力,而非其相对军事实力,更应该成为判断这个国家领导力水平的核心标准。欧盟可以带头制定规则、减少不平等、提供全民医疗保障,保护劳工权利等;美国可以率先制定鼓励创新和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则;印度可以为维护多民族社会的民主制度提供宝贵的经验。


自然,中国也可以为国际秩序的规则制定作出贡献。在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建设、减少贫困、经济持续发展等领域,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应该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多引领作用,更好地向国际秩序传递信息。


更加区域化和跨地区的全球化


交叠的区域秩序会成为未来国际秩序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虽然欧盟是我们考虑区域主义时会联想到的模本,但我们不能总以欧盟为标准思考区域主义。


根据托马斯?沃尔杰(Thoms Volgy)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拥有单一大国(如北美)的地区相对和平,没有大国的地区则容易发生暴力,比如中东。当一个地区缺乏强国,或者该强国不能或不愿(或两者兼而有之)建立和平的地区秩序时,这个地区往往不那么和平。


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的地区,其和平与否则取决于地区大国能否合作。区域大国合作往往产生和平(如欧盟),而缺乏合作(如东亚)则容易产生争端。


西欧在二战后基本是和平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和法国之间选择相互合作。同样,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正在把中亚变成一个和平地带。相比之下,东亚的未来看起来则没有那么乐观。这里既缺乏大国间的合作——美日同盟与中国之间更多的是较量,也没有对区域大国领导角色的共识。简单说,东亚缺乏一个真正的区域性项目,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沃尔杰的发现对全球治理意味着什么?我认为,那就是区域韧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之所以如此稳定,正是因为许多地区通过建立更多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使地区和平得以制度化。关键不在于一定要有唯一的规则制定者,而在于每个地区都有规则的存在。


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各个地区的区域主义项目,只有当区域能够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时,整个世界才会更加安全,善治也才更有可能。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安全共同体都是在区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既然区域日益重要,那么区域间的关系对于未来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这种区域间的互动有三种可能的类型:第一种是区域外霸权与区域国家共同展开区域主义项目,或者共同对抗其他地区的区域主义项目。这里,美国一直是传统的区域外霸权。目前,欧盟和中国也可能加入这个行列,亚欧首脑会议、中美首脑会议,和“一带一路”倡议,都是这方面的尝试。


第二种是区域组织之间相互合作,以创造新的区域间合作框架或倡议。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区域是否具备更加成熟的区域主义项目来引领区域间的合作,例如欧盟和东亚,甚至是欧盟、东亚和非盟能否携手合作。


第三种是不同区域霸权之间的合作。在许多议题上,美国是很多国家传统的合作伙伴,这种关系随着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的上台而受到挑战——主要的区域国家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对美国的温和主义路线是否仍然可靠。


最后,多说一句冷战后“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这是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有一个秩序能够覆盖到全球。在这个秩序里,许多区域霸权曾尝试构建能够管理大部分区域问题的区域秩序,但很少有谁能够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背道而驰。那些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将走到尽头,并被另一个全球霸权支撑的新秩序所取代的观点是很难被证实的。


从自上而下到更加自下而上?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主要是由美国及其盟国强加的,因而也是自上而下的。维持这种现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制定规则的风格正在从自上而下转向愈加自下而上。


这主要是由两个变量来推动的:其一,过去国际秩序的转换主要通过战争来达成,由战胜一方强加于战败一方。而今大国之间发生大战的可能性降低,明确的赢家和输家越来越难以出现,很难有一方能够掌握足够大的权力和道德影响力去强行更迭世界秩序。


其二,前面也说过,权力的扩散使得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强加秩序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此外,尽管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的关键参与者,但国家以外的主体在制定规则层面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所有的发展,都指向了多元主体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


例如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受到广泛关注,正是由于区域和次国家行为体的推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保护的议程设置上,科学家联盟和草根运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样,非政府行为者在质量管理、透明会计和企业责任等领域取得了关键进展。ISO证书制度和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等许多来自企业界的重大变革,正在更为广泛地运用在全球治理中。如果没有质量管理和企业责任,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就不太可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记技术突破所产生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将继续不懈地追求科技进步与利润,从而给支撑国际治理的规则带来深刻的改变,尤其是在通信、物流、电子商务和旅游等领域。


所有这些发展都指向了自下而上形塑国际秩序的力量,这些力量涵盖了多元化的主体和倡议。例如,全球的城市可以与草根运动一同合作,在其他领域向各自的国家政府进行施压,就像当国家主导的倡议(如《巴黎协定》)停滞不前时,草根运动可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一样。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即我们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让多个主体在重叠的领域竞争规则制定权所带来的挑战?这是我们当下和未来将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国际秩序的未来


许多“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研究者有一种“正面”偏见,即假定并强调国际制度和秩序中“仁慈、资源、合作和合法”的一面。然而,秩序既然是由权力所创立并支持的,那么它们能够减少人类福祉的可能性也是真实存在的。


在现行秩序之下,存在大量的不公正现象,这种不公正不仅存在与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于西方世界的内部。一直以来,西方权力精英对这许多不公正问题的视而不见,复经2008年经济危机,终于成为国际反自由主义的强大集结点。


在西方世界,这种逆反表现为族群中心主义的崛起。在政治上,它意味着更多的“美国优先”“英国优先”“德国优先”,既加剧了西方的分裂,也挑战了所谓“西方同质性”的观念。在经济上,就像我们这几年所看到的,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开放减少。这两种趋势都对当前秩序的运作构成了挑战。


本文并非在预言现行国际秩序的崩溃,或是西方的衰落,而是说对于现行秩序,应该采取更加清醒的、批判性的态度,揭示其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颂扬也不是颠覆,而是批评,是揭露现行秩序内部虚伪、不公正、不合法的层面,并加以改善,同时也不否定现行的某些秩序确实增进了人类福祉。


至于西方国家,也是时候在西方边界之外寻求更好的国际秩序了。就许多议题而言,西方和非西方国家都需要在西方以外寻找合作伙伴,有些问题需要非西方国家的合作,有些问题则需要西方与非西方的协调。就秩序的研究者而言,则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非西方世界,而不是仅仅将后者作为数据收集中的某串抽象数字来考察。


更重要的是,如果西方国家将自身当成现代化进程中永恒的例外,而不去寻求更加包容的现代化推进项目,这样反而会阻碍现代化进程。


总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那么以西方为中心,不同主体相互竞逐的多边主义时代。未来的国际秩序尽管可能具有一些后西方的性质,但仍然会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关键的不同在于,非西方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会在未来国际秩序的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国际秩序将会是多元主体和观念竞逐的事业,涵盖重叠区域、次区域和多元全球秩序。没有任何国家,尤其是全球和地区大国,可以自私自利而又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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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9】


俞孔坚

一场大脚美学革命



景观是人在大地上的烙印,它是人的,也是自然的。从最早探讨中国人的理想景观,到生态的海绵城市,到针对国土生态重建而提出的“反规划”,再到现在的大脚美学革命,俞孔坚逐步迈向的是生态文明,寻求天地人神的和谐,诗意之栖居。本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智慧,以景观设计来转变现代生产生活,令中国的秀美山河重新显露,表现生存的艺术。


市场上对景观这个概念误解很深,有些环境艺术从业者把街头的霓虹灯和装饰等同于景观,景观等同于园林,这些都给这个词蒙上了许多误解。其实,景观最早是地理学的概念,是土地,是国土,人看到的所有就是景观。


地理学在俄罗斯就被称为景观学,景观就是土地与土地上所有物体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叫景观,所以它是个中性的词,它不一定是美的,因为风景是一个美的概念,是观赏性的。美的景观是风景,而景观是一个科学的含义,它的最早源头就来自于地理学,景观就是土地上的表象。


到了20世纪30年代,景观变成一个生态学的概念,是一个系统,是不同元素在空间之中的一种关系。景观生态学,它不同于森林生态学,不同于湿地生态学,是研究森林和湿地之间、森林和海洋之间、森林和农田之间、森林和城市之间等等的相互关系,是关于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关系,或者是景观元素之间的生态关系。


景观是空间中不同生态系统构成,所以在景观生态学里面,景观跟园林都不是一回事。但为什么现在这个词越来越被误解,是因为许多人不去看书,不去追溯本源,望文生义,把景观当成园林,或当成风景,或当成街景,其实都不准确,所以回到景观的概念,它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讲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讲景观要素之间关系的概念,那么景观设计学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综合体如何进行规划和设计的问题,它不是某一样东西的设计,它不是园林,绿地,公园,景观包括这些内容,但远远不只是这些,景观是土地上所有要素构成的综合体。


人们一说景观设计,这名词一出来,市场接受度很高,景观的概念就变得不确定了,其实环境设计师还是环境设计师,花园设计还是叫花园设计,都是很高尚的职业,但大家为什么都叫成景观设计师呢,在国际上,这个概念还是有它历史发展的根源的,它跟花园、园林、风景都不是一回事,它是有现代科学的含义的,包括生态学的意义,历史和文化,社会因素,以及背后经济学的含义,所以现在自然资源部所管理的对象更适合景观的概念,就是人类所有生产生活的空间,所以现在叫做国土空间规划,实质就是景观规划。当然这个规划要做到具体的设计,可能会做到一个绿地、一个公园、一个街道去了,但是景观本身是个很大的概念,是国土生态系统的概念。


作为古人的理念,天地人神的概念,好的景观是天地人神和谐的一个综合体。天地就讲的是自然,自然的河流山川,自然的植被,自然的湖泊。一个天一个地,和也好,分开也好,讲的都是自然。人,指的是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也是文化的人,景观的设计要研究生物的人的需求以及其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人在大地上和社会中的活动,最终会体现在景观之上。比如路是怎么修的?那么路的两头一定有人在联系。


居住一定是文化的,他会在大地上打上文化的烙印,景观不同于自然。景观不同于自然是因为它有文化性,人在这个地方居住,留下了他的印记,建个村庄,挖口塘,修条路,这都是因为有人的存在,所以这个景观才变成今天的景象,所以景观有它的文化属性,它代表了人的存在,代表了人和土地的一种关系,景观就是人在大地上活动的烙印,它体现为文化的遗产,所以景观既是自然的,又是人的,那么这里面可以解读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它的社会属性。村庄的布置,村庄为什么要这么紧凑呢,这是一个社会,人和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交流,要节约土地,街道要能走的过去,互相之间有边界,这是景观的社会和政治的一些属性。


景观是一个媒介,就像画图的画板,在画图的时候有个基底,有个底图,有一个背景,在这上面放建筑,放园林、环境、河流等等,画完以后,是一个新的景观。所有人类的活动就是在景观之上,它的一张底图,一张宣纸,本身就是一种景观,在上面加一点其他的,就是新的景观,又是一种重新改造过的景观,景观的定义,一眼望去就是土地之上所有物体构成的景象,叫做景观,所以它是一个对客观世界的描述。


人和土地这种精神的联系,它是文化的。国家是一种归属感,认同感,为什么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土地爷?这是个神,土地爷也只是代表了神的存在,而这个神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然力,人所不可逃脱的,不可克服的,人必须要去依赖的,一种精神,一种力量,自然的力量,所谓场地精神。


近两年探讨的问题就是国土生态重建,大到国家的,区域的,城市的,小到家后花园的,都在生态重建,大量的河道重建,生态修复。思考这件事的契机从城市开始,从城市化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河污流的染现在必须要治理,用什么方法治理,怎么治理,这恰恰是思考最多的,我在全国两百个城市都在探索这样的工作。


城乡生态重建是21世纪中国最大的工程,最核心的问题。未来是整个地球的重建,因为全球气候变化,人类必须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重建地球,通过文化改变来降低地球目前气候的影响。如果不进行生态重建而这样下去,人类发展肯定是不可以持续的,有人说一千年后地球就没法生活了。确实是如此。中国耗掉了世界三分之一的能源,百分之五十的煤炭和水泥,这迫使中国必须生态重建,建设美丽中国,走生态文明之路。


有些问题迫在眉睫。第一个是国土空间的问题,国土空间规划。首先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红线。生态安全格局,这是我在哈佛时的博士论文。当时探讨如何协调生态保护、城乡发展、农业生产保障之间的关系,生态要保护什么,红线划在哪?生态的底线在哪?包括北京在内的各个城市的生态红线怎么划?人跟自然的边界在哪?每一寸土地都必须明确是保护还是开发?这是全国已经在做的事,自然资源部的建立正是要做这样的事。


逆向规划讲究的就是先划生态红线,再进行开发建设。经过近四十年的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家都认识到,人类侵占了自然太多。第二个任务是,已经毁掉的要怎么样,如滇池已经污染掉了怎么办,太湖污染了怎么办,环渤海被污染了怎么办?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修复这些,用什么方法去修复?


第一是保护,第二是修复,第三是创造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什么是绿色的?怎么减少碳排放?用什么方法尽量少用电?用什么方法让土地更肥沃?人们的绿色出行,环境教育,这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取决于人们的审美观。新的生活方式是步行和骑自行车更健康,这些观念要建立起来。杯子是“小脚”的还是“大脚”的,取决于人美的一种价值观。许多五星级宾馆用的杯子和碗都是“小脚”的,用起来很不方便,太过于矫情,所以我最后提出来就是“大脚”的美和“小脚”的美的价值观之辨。实际上是价值观和审美观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地球是否可持续。如果是“小脚”的,再高雅,都不可能持续。所以这是三个问题。 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一场革命。 所以为什么叫大脚革命?


革命就是要改变原有的做法,把过去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这种革命当然不是破坏,而是一种重建。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一场革命,如所谓革命,就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所以人们现在是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这场革命,不革命就不可能有价值观的改变。比如说如果不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还是这种依赖小汽车的出行方式,就解决不了碳排放的问题。如果人们还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不改变GDP的这种增长模式,人类的繁荣必将导致生态环境更严重的恶化,因此,这些改变都是革命性的,是两种文明的变革。


“好”是什么?“美”是什么?


这是问题的本质。如果买一个水果要包三层塑料纸,这是不美的。但是人们以前都认为包装越精致越美越好。但现在概念需要改变了,一个苹果外面包一个牛皮纸,这就足够好了。茶叶的包装现在慢慢在改变,用牛皮纸来包装,不再用金属和厚重的盒子,这就是价值观的改变。改变了价值观就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改变人们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等等。


我们要做的具体的项目都要展示这样一种价值观,一种审美观。当人们看这个项目时,要传达这样一种价值观:低碳的、节约的,具备生产功能,能够净化水。除此之外,需要向决策者们宣讲生态文明的理念,所以要大量的这种传播,比如《海绵城市》、《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像这些都是专门给市长写的书,必须普及这种价值观。 《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已重印十五次了,应该说差不多市长们人手一册,可见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给市长讲课,改变了一批市长,改变一批人关于城市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影响了决策者,这样,他们才能接受生态理念下的景观和城市设计项目。


海绵城市现在也变成国家的国策了。这些项目有的获得了批复,并被采纳,如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作为一个景观设计师,一定要跳出具体的设计,因为我们希望解决的是国土的问题,要解决是整个国家的生存环境问题,整个民族的生存环境问题。这是“我”最早的一本书,《理想景观探源》,探讨了中国人的理想景观,所以绕了一圈又回到了重造再造秀美山河的问题,回到了营造理想景观的问题,回到重建美好家园的问题来看待我们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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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8】


那国毅

10位世界管理大师及其思想精髓



2017-02-11 罗卫国阅读于古北水镇 策划张永立百强印和百家印


这里,我们选出了10位管理大师,选择的标准是他们所取得的国际公认的成就。思想工具是更高层次和意义上的工具,或者说它是为了制造一般工具的“工具”。这使它很难被掌握,但一旦掌握,你就会感到心手相应,游刃有余。


1 德鲁克的思想


彼得·德鲁克在关于《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一文中写道:


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


——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企业;


——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


——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


——彼得·德鲁克


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管理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其根源几乎可以追溯到200年以前。但管理作为一个学科,其开创的年代应是1954年,彼得·德鲁克所著《管理实践》的问世,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彼得·德鲁克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并精辟地阐述了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


德鲁克对“责任”、管理人员的“责任”、员工的“责任”以及企业的“责任”谈得很多。1973年,德鲁克将自己几十年的知识经验与思考浓缩到一本书中。这本共达839页的浩瀚巨著以其简洁而浓缩的书名道出了管理学的真谛——《管理:任务、责任、实践》。据此,可以把管理诠释为:管理任务、承担责任、勇于实践。令人惊奇的是,当我在这本书中搜索“责任”这一词条时,发现该书索引中有多达36处谈到“责任”,而竟无一处谈到“权力”。


“权力和职权是两回事。管理当局并没有权力,而只有责任。它需要而且必须有职权来完成其责任——但除此之外,决不能再多要一点。”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当局只有在它进行工作时才有职权(authority),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权力”(power)。


德鲁克反复强调,认真负责的员工确实会对经理人提出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真正能胜任工作,要求他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任务和成绩负起责任来。


责任是一个严厉的主人。如果只对别人提出要求而并不对自己提出要求,那是没有用的,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如果员工不能肯定自己的公司是认真的、负责的、有能力的,他们就不会为自己的工作、团队和所在单位的事务承担起责任来。


要使员工承担起责任和有所成就,必须由实现工作目标的人员同其上级一起为每一项工作制定目标。此外,确保自己的目标与整个团体的目标一致,也是所有成员的责任。必须使工作富有活力,以便员工能通过工作使自己有所成就。而员工则需要有他们承担责任而引起的要求、纪律和激励。因此,进入德鲁克管理世界的捷径就是从认识管理人员的责任、员工的责任和企业的责任开始。(那国毅,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教授)


2 波特的思想


作为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和竞争战略方面公认的权威,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可称作“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商学院教授”。事实也是如此,在2002年5月埃森哲公司对当代最顶尖50位管理学者的排名中,迈克尔·波特位居第一,可谓声名赫赫。


迈克尔·波特对于管理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在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其经典著作《竞争战略》中,他提出了行业结构分析模型,即所谓的“五力模型”,认为:行业现有的竞争状况;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客户的议价能力;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威胁;新进入者的威胁,这五大竞争驱动力决定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指出公司战略的核心,应在于选择正确的行业,以及行业中最具有吸引力的竞争位置。


相应地,迈克尔·波特也提出了“三种通用战略”,包括成本领先、差异化和专注化,并说明由于企业资源的限制,往往难以同时追求一个以上的战略目标。


中国企业家已经非常善于以低成本的方式进行竞争。按照大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的说法,中国企业在成本方面的固有优势和以低成本方式为主的竞争手段,已使得在某些行业中国内的产品价格决定了其在全球的价格。正如波特指出的那样,成本领先战略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来自于后来者的模仿。而出于种种原因,中国企业目前大多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附加价值比较低的制造环节,企业的模仿者过多,产品与服务过于同质化,从而形成无奈的竞争格局。


成本竞争的苦果使很多企业家认识到需要新的竞争方式,如产品、技术或者经营模式创新来提高盈利能力与水平。波特为这类战略提供了系统化的思考方式,阐述了企业应该在哪些点上建立竞争力,对于经营实践具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对于中国的管理实践者而言,波特战略理论的意义更多在于阐明了企业战略性思考的重要性。企业经营并不是具有杰克·韦尔奇所说的勇气就已足够,中国企业家缺的不是勇气,而是大胆决策前的谨慎思考,怎样选择最有利的战场、时机和方式进行出击。


波特战略理论被视为80年度主流的战略理论,而商业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得其理论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太适合当今管理实践的需求。如他的战略观念将现有的产业结构视为既定,较少考虑产业变革以及相应如何建立长期竞争优势方面没有论述。


也正因为他假设的产业结构是比较确定的,“五力模型”很难用来分析迅速变化或前景不确定的某些行业。电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技术的迅速发展、标准的不断变化、政府管制政策的调整,使得产业充满不确定性,很难用波特的框架预测行业的竞争格局。(文/樊应斌,毕博管理咨询公司经理)


3 哈默尔的思想


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是Strategos公司的董事长暨创办人,也是前伦敦商学院战略及国际管理教授。他是战略研究的最前沿大师,被《经济学家》誉为“世界一流的战略大师”。


1990年,加里·哈默尔和普哈拉(C. K. Prahalad)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企业的核心能力》。他认为和顾客所需要的最终产品不同,核心产品是企业最基本的核心零部件,而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隐含在核心产品中的知识和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如何将这种核心竞争力转化为竞争优势,需要一定的条件。


在两人合著的《竞争大未来》中,哈默尔指出,企业必须打破旧有的思想框架,以积极开放的胸怀去思考、接受不同的经营架构,把握未来趋势、建立战略架构、组织核心能力,从而在创新中掌握竞争优势。在另一本著名的著作《引导革命》中,哈默尔提出企业的创新不是传统上所认为的开发新产品或采用新技术,而是要产生“新概念”。因此企业要积极开发新的概念,并将概念转为现实的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哈默尔的主要战略思想在于积极建立并发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尤其要重视这方面的学习。


WTO之后,中国的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如何定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的前提;在合理定位核心竞争力之后,则是如何发挥这种核心竞争力,在实践中充分发挥竞争优势。这需要一种大的战略眼光,哈默尔的战略思想无疑很有指导意义:在具体的战略选择上,人们多关注技术上的创新,哈默尔则认为,概念上的创新要优先于技术上的创新,概念创新可能更有效果。这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文/林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


4 克里斯坦森的思想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是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教授,他不仅是个杰出的管理学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管理实践者。


克里斯坦森在研究中发现,许多优秀的企业——曾经被人们崇拜并竭力效仿——最终却在市场和技术发生突破性变化时,丧失了行业领先地位。而导致这些领先企业衰败的决策,都是在它们被普遍视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的时候做出的。


克里斯坦森指出,良好的管理是导致这些企业衰败的原因。这一结论出人意料,但却非常合理。这些企业被顾客的意志所左右,勇于投资新技术,用这些技术向其顾客提供更多他们所想要的那种更好的产品;它们认真研究市场的趋势,系统地将资本投向那些可以保证最佳回报的创新上面。在这样的原则下,积极投资于突破性创新不是这些企业的理智的财务决策,所以绩优企业反而难以应对突破性创新。


克里斯坦森提出了一套突破性创新原则,主要内容是:创建一个围绕突破性技术的新的独立事业部门,不受主流客户的左右,而把自己融入那些需要突破性技术的产品的客户中。


把实现突破性技术商业化的责任,下放给规模恰好与目标市场相匹配的一个小一点的组织,从而更容易对小型市场上出现的成长机会做出反应。既定的思维模式和已有的知识不足以支持对突破性变化进行判断,因此要有计划地学习所需要了解的东西。


组织潜能(组织运行程序和价值观)的可塑性是有限的。分析组织现有的潜能和缺陷,并创造一种新的潜能来解决新的问题。密切关注市场趋势,了解主流客户如何使用产品,才能在所服务的市场上抓住竞争基础变动的关键环节。


这一管理思想对中国经理人有三个主要意义:


①突破性创新是宏观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个体经济动力。


②被广为接受的良好的管理原则,实际上是因时而异的。克里斯坦森的思想可以帮助经理人员判断,什么时候应该遵从那些广为接受的优秀管理原则,什么时候采用其他原则更合适。


③在突破性创新原则的指导下,企业管理者可以同时做好两件事情,一方面保证企业近期内的健康运行,同时动员足够多的资源,关注那些最终可能导致企业走下坡路的突破性技术。(文/邱琼,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5 彼得斯的思想


“市场变得像时装、流行色一样不可捉摸,产品更新必须跟上这个‘毫微秒’时代。”被《财富》和《经济学家》誉为“管理学大师的大师”的斯坦福大学企业管理学博士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如是说。


彼得斯认为:成功的企业各具特色,但其成功经验却都浅显平常,人人皆知,没有什么“新式武器”。他主张面向市场、面向顾客。企业的所有活动都要围着市场和顾客转,而且要把顾客当成有血有肉的人,热爱顾客,满足顾客越来越特色化的特定需求,对顾客偏好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一切以顾客的感觉为依归。


客户服务的思想已经在中国企业中受到重视,这一思想也将成为中国企业生产销售的主导思想。中国的市场已不再是过去的需求单一的市场。顾客需求的多样性要求企业在进行所有经营活动时,从顾客角度出发,秉承顾客至上的信念进行决策,最大程度地满足顾客需求,实现企业增长。


竞争的白热化。愈演愈烈的竞争中,产品差别将不再是竞争的主要焦点。客户服务质量将成为竞争的关键,企业的客户服务做得越好,越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上风。


全新销售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销售战略强调的更多是“我们的产品与竞争对手不同”,而未来销售时代将是与顾客合作的时代,要合作,就要和顾客站在一起,为了顾客的利益销售,达成统一的目标,统一的战略,共同分享回报。(文/闫立罡,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


6 明茨伯格的思想


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zberg)是加拿大著名管理学家,其管理思想也主要体现在组织管理和战略管理方面。


组织管理学方面,明茨伯格的主要贡献是对于经理工作的分析,《经理工作的性质》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明茨伯格强调经理工作对组织的巨大作用,指出经理在工作中担任的10种角色:


挂名领导、联络者、领导者、监听者、传播者、发言人、企业家、故障排除者、资源分配者和谈判者。明茨伯格第一次从实证角度分析经理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将经理的类型分为:联系人、政治经理、企业家、内当家、实时经理、协调经理、专家经理、新经理。


目前,中国职业经理人队伍还处在初创期,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作用逐步被认同。这种背景下,明茨伯格关于经理工作对组织作用的分析,非常有助于职业经理人认清自己的价值。同时职业经理人应依据自己的工作特点,准确定位自己的类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经理在信息方面的角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监听者、传播者、发言人的工作占用的时间少了。(文/徐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7 柯林斯的思想


詹姆斯·柯林斯(James C.Collins)曾获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杰出教学奖,先后任职于麦肯锡公司和惠普公司。与杰里.I.波勒斯合著了《基业长青》一书。书中提出了他的主要管理思想。


“造钟,而不是造时”。柯林斯指出,“伟大的公司的创办人通常都是制造时钟的人,而不是报时的人。他们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时钟,而不只是找对时机,用一种高瞻远瞩的产品打入市场;他们并非致力于高瞻远瞩领袖的人格特质,而是致力于构建高瞻远瞩公司的组织特质,他们最大的创造物是公司本身及其代表的一切。”


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领导人在“造钟”上都不成功。“造钟”就是建立一种机制,使得公司能靠组织的力量在市场中生存与发展,而不必依靠某个人、产品或机会等偶然的东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与规范,企业必须越来越依靠一个好的机制,包括好的组织结构、好的评价考核体系、好的战略管理等。


“利润之上的追求”与“教派般的文化”。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基业长青》中写到,“利润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手段,但对很多高瞻远瞩的公司而言,利润不是目的,利润就像人体需要的氧气、食物、水和血液一样,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目的。但是,没有它们,就没有生命。”利润之上的追求在伟大的公司里,更是被“教派般的文化”灌输。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利润之上的追求”不明确、不具体,动辄就是空洞的大口号。大部分的中国企业没有意识到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教派般的文化”指的是伟大公司必须有很强的共同价值观,这是中国企业成为伟大公司的最大挑战。


“自家长成的经理人”。柯林斯经过研究后发现,“18家伟大的公司在总共长达1700年的历史中,只有四位CEO来自于外部”。“自家长成”的经理人熟悉了解公司文化,更易带领公司进行变革。从国内一些企业的经验来看,内部经理人容易接班,相反“空降兵”即外部经理人接班都不通畅。中国企业应在如何建立内部晋升的机制、如何进行人员培养等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使得“自家的经理人能成长起来”(文/陈刚,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


8 汉默的思想


1993年,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汉默(Michael Hammer)与詹姆斯·钱皮(James Champy)在《公司重组:企业革命宣言》中定义企业业务流程重组(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简称BPR):对企业的业务流程作根本性的思考和彻底重建,目的是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改善,使企业能最大限度地适应以顾客、竞争、变化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经营环境。


相对“劳动分工原理”和“制度化管理理论”等传统管理思想,BPR强调企业内充分发展与合作。核心内容可归结为:


“重组”:实行横向集成,实行团队工作方式,纵向压缩组织,使组织扁平化,授权员工自行做出决定,推行并行工程。强调顾客导向:以顾客为中心考虑经营目标和战略导向,根据顾客需求考虑应设置哪些经营过程。


BPR在中国企业实施,必须首先具备三个主要条件:


①管理者和员工素质必须提高。领导者要勇于革新,有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能与公司内外进行有效沟通,深入领悟BPR的内涵。在实施BPR后,员工拥有更多决策机会,必须有相应的高素质。


②技术层次必须提高。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信息技术应用层次低,生产技术落后。而BPR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也有赖于信息技术的支持。


而我呢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的营造。BPR也在转变企业的经营理念,进而要求营造适宜的企业文化。


9 科特勒的思想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是现代营销的集大成者,被誉为“现代营销学之父”。他几乎成了营销学的同义词——其经典著作《营销管理》一书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商学院首选的营销教材,其本人也被公认为“20世纪50位最佳管理大师之一”。


科特勒致力于营销战略与规划、营销组织、国际市场营销及社会营销的研究,其最新研究领域包括高科技市场营销,城市、地区及国家竞争优势研究等。


科特勒大约在10年前推出的《营销大未来》(原名《社会营销》)一书将营销理念从生产观念、产品观念、营销观念最终推进到“社会营销”阶段。在经济日益全球化、世界更趋多极化、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20世纪末和今天,人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副景象:环境严重恶化、资源日益短缺、人口急剧增长、全球经济紧缩、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公共服务水平下降、艾滋病蔓延、电子垃圾花样百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营销学面临的课题。科特勒提出的“社会营销”观念,将营销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中国市场全面向买方市场过渡的情况下,科特勒的营销理论对推动营销普及和企业营销水准的提升发挥了重大作用。如今,顾客需求、顾客价值、顾客忠诚、整合营销、营销定位、全球营销等概念在国内已经流传很广,并逐步深入人心,许多企业已经或正在向“顾客导向型”企业转变,一批优秀的企业在全面提升营销能力后已经成功走向了国际市场。(文/芮新国,麦肯特企业顾问公司高级营销顾问)


10 科特的思想


约翰·科特(John P. Kotter)是世界领导与变革领域的权威,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科特最重要的思想有下列两项:


1)领导和管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管理者的工作是计划与预算、组织及配置人员、控制并解决问题,其目的是建立秩序;领导者的工作是确定方向、整合相关者、激励和鼓舞员工,其目的是产生变革。


2)企业文化对长期经营绩效有巨大的正相关性,文化变革是耗时且极端复杂的八步骤流程,包括:A.建立更强的紧迫感;B.成立指导联盟;C.形成远景和战略;D.传播变革远景;E.授权员工行动;F.创造近期成果;G.巩固成果并推行更多的变革;H.深植变革于文化中。以上8个步骤必须依顺序执行,否则成功机会非常微小。


中国企业管理者一向对“领导”和“管理”区分不清,大家口中的“我的领导”或“本公司领导”,其实指的都是管理者,对于名词认识不清,自然扮演不好对应的内涵。


中国企业少有长久的企业文化,当强人退休后,企业随之走向败亡之路,“富不过三代”。科特有大量数据支持企业文化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值得我们深思反省。


大多数职业经理人对变革的认识仅停留在《谁动了我的奶酪》程度,远远不足以真正推动变革,科特提出的变革的八个步骤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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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7】


陈少峰

打造城市文化的“十个一工程”



01


一个历史文脉的梳理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讲一个故事或者几个故事来梳理城市的历史文脉。举个例子,对于杭州的城市文化,可以讲述古都文化,也可以讲商人和艺术家、文学家的故事;可以把历史上的名人轶事也融入进去,包括像白居易、苏东坡这种文化全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当然,可以讲述杭州的前世,也可以讲述杭州的今生。


商人的文化贯穿了很多历史文脉的核心内涵,比如通过一个故事就可以把一个历史文脉或者京杭大运河的故事串起来。当然,这个文脉一定是一个比较长的系统,不是仅仅一个点。而且这个故事里还可以把城市及其周边的物产,比如茶、美食、非遗等等,一起融入进去变成植入产品。


02


一个城市的形象定位


当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讲的是一种形象定位,但是这个形象定位所确立的是古代这些个城市的魅力,而不是定位这个城市的文化内涵。这个城市吸引人的东西是什么,就像天堂一样很富庶,讲的一种魅力,不是内涵。我们现在要的一个城市的定位就是有内涵的魅力,比如有品牌、有产业竞争力、音乐之都之类的东西。“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古代的时候可以,在今天你要讲富庶的话估计不见得特别有魅力,“宜居”也不见得有真正的亮点。各个城市可能各有各的特点,但它要重新定位一个城市内涵形象,比如时尚之都或者创意天堂之类的。


03


一个城市文创综合体


所谓文创综合体就是,既有城市的文化产业集聚园,又有城市文化的体验中心。文化产业园做成“四创基地”,扶持文化企业,投资入园企业。同时,把一个历史文脉梳理出来的东西做成体验中心,IP形象可以做吉祥物,可以做衍生品。必须要先讲故事,在文创综合体里可以做故事场景和IP内容的体验。这个体验里的内容肯定按照我们现在的了解,要跟高科技结合,现在跟声光电、跟VR、AR,甚至和人工智能的结合,甚至跟激光、体感,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可以做很多现场的大数据,线上线下一体化联动,大家都能参与、看到、投票,甚至现场直播,所有这些手段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文创综合体。


换句话说,以前有一种商业综合体,现在把商业综合体变成文创综合体;这里面吃喝玩乐购物,旅游里的的游购娱都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卖的商品都是衍生品,不是普通的产品。体验完以后买产品,买的都是衍生品。比如我们做一个场景,这个场景讲一个穿越的故事,穿越故事里有一个护身符,可能大家看了这个穿越故事就想买这个护身符当吉祥物,它就是一个衍生品。


04


一个城市文化(新)地标


这个新地标需要加上一些时尚元素,加上品牌活动,加上时尚产品的发布会,加上年轻人喜欢的很多元素。最好能做成室内室外一体化的活动再加上一些活动型的品牌,一些网红的元素,一些现场时尚互动的体验,等等。比如举办一些音乐节,举办一些发布会,甚至举办一些大型的品牌展示。或者,办车展新款车往那儿一摆,可能就有发布的感觉就出来了,包括很有设计感的东西,最新潮的东西在这儿卖。


当然,文化地标如果跟文创综合体结合在一起,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文化地标要显示的是,你到这个城市就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这才是代表现在的一个城市文化形态。我们现在很多人看的城市都是老城,如果你能在老城区搞出一个文化的新地标当然更好,如果不行的话就在新区搞出一个新地标,不管你是不是传承了你的历史,一定要有现代感,要有时尚感,要有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因为只有年轻人喜欢的文化才有传播力,才有购买力,它才会把文化和消费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讲的文化新地标也是文化消费的新地标。记住,这不是仿古的文化街哦。


05


一个城市的美化系统


类似于我们以前讲的设计城市的CIS,城市的美化系统很多,包括环卫工人的服装都可以设计得有自己城市的感觉,还有路灯,当然,还加上灯光设计。现在很多美化系统还可以转化成某一些地方的夜游经济,像南京的夫子庙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讲的这个美化系统,包括摆花、标识、吉祥物、路标、服饰等等,会有很多角度的美化系统,特别是你通过这种美化系统能够在原来不显眼的或者不好看的地方让它能够变得美感很强,比如夜间立交桥的灯、平时宣传标牌的设计,等等,类似于一个整体的美化系统。当然,美化系统也不一定面面俱到,可能你会提出5-10个特征,或者是几种产品。比如城市里的绿化现在千篇一律啊!城市都没有IP吉祥物(熊猫不属于城市的IP,只有“功夫熊猫”才是)。


06


一个城市IP大戏


一台专门给游客看的大戏,因为本地人看的东西他可以自己去挑,没必要特意去弄,但是专门为外面的人来了解我这个城市文化的一台戏,我觉得会很好。这个戏应该重新安排。比如说,代表传统文化的粤剧,粤剧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粤语的文化符号,另外海外华人很多人喜欢粤剧,但是国内很少人喜欢了。那么,围绕粤剧怎么打造?直接演唱粤剧可能就会有问题,就像直接演昆曲可能会有问题,青春版的《牡丹亭》的昆曲很多人认为它不像昆曲,实际上这是有难度的,最好是结合的。什么叫结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结合得最好的就是《霸王别姬》。你做一台《霸王别姬》,就可以把戏剧演进去;做一台类似于《霸王别姬》的舞台戏粤剧可以把精华都再现出来。所以,它一定要有IP的戏,一定要有一个讲故事的戏,而讲故事还可以改编成电视剧,改编成网络剧,不局限在剧本身。总之,只有融入生活你才有意义。


07


一个城市品牌活动


大型活动,名人都来,一宣传城市就不用打广告了。这几年有一些城市搞这种活动,包括会展,包括体育活动,我把它叫活动经济,就是各种品牌活动带动旅游等消费,比如巴黎的航空展。大型的活动需要有核心资源和品牌号召力,这种大型的活动很多,包括达沃斯论坛,日本东京的动漫展,或者草莓音乐节,波士顿的马拉松,达沃斯论坛,等等。此外,品牌活动需要持续的做,而且要有特色,有时候需要故事引领。比如国内很多地方都做桃花节,这种其实很同质化,如果加一个故事拍摄其中场景,比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么效果就不一样了。


08


一个城市主题微电影


我们可以把最能够代表这个城市特征的东西做成一个系列的微电影,而这个系列微电影的任务就是传播这个城市,带有传播功能的城市微电影。我们现在的微电影分为四个主题,一个主题是故事微电影,一个主题就是企业微电影,一个主题是城市微电影,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景区微电影。像济州岛就是一个景区,如果拍一个系列的微电影,它就属于这种景区的微电影,也可以做一个城市的主题微电影。


09


一个城市夜间好去处


很多城市夜间都有一些酒吧,但是那个酒吧只适合某些年轻人,而且吵得要死,其实酒吧的种类需要比较多样,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情调。此外,夜间应该有游客体验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地方要有酒吧,有各种演出,也要有一些户外的灯光秀之类的,能够让人到这个地方来以后,一个晚上就在这儿消磨时间,特别是外地人。然后这种场景可以融合当地的特色文化、文化产品、美食等等。【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9年3月28日主编,刚体检完】有时候,夜间好去处还要经营成吃夜宵或者文化消费比较晚的地方(比如播放老电影的电影院)。


10


一个城市文旅宣传(新媒体)平台


指一个城市做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一个比较大的新媒体平台,这个平台对外能够交流,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本地人。峰教授发现,全国有很多城市都有非常多的本地人加入的新媒体大号,但是它发布的消息只有本地人看,或者本地人喜欢看,它跟外面的人也没有交流。比如它发布一个旅游的信息也就本地人看,但是本地人不符合旅游的要求。旅游目的地之间可以实现相互支持,你可以有一个平台以后,想办法跟这些全国各地的新媒体平台相互合作,就像“峰火微云”正在做的,把它串起来,但是你首先得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粉丝比较多的平台,这样合作的时候才有份量。


这十个要素每一个都要做,做起来以后这个城市就焕然一新,什么都有,里外都有。有实用的、有传播的,作为提升城市文化的一种标配,叫“文化包”,是这个城市需要做的文化内容和形象,是真正的“文化城市或者城市文化”的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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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6】


冯友兰

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



有许多所谓“大哲学家”也谈命运,不过他们所谈的命运是指“先定”,既有“先定”,就有人要“先知”它,以便从中获利。例如预先知道某种物品将要涨价,就大量买进,便可赚钱;知道某种物品将要跌价,就去卖出,便不亏本。因此大发其财,无怪“大哲学家”们都生意兴隆了。


其实“先定”是没有的,即使有,也勿用先知。如果有先定的命,命中注定你将来要发财,到时自然会发财;命定你要做官,将来自然做官;命定了将来要讨饭,自然要讨饭。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转变,又何必要预先知道呢!


我说的“命运”和他们所说的不同。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谈命,如孔子说:“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我说的“命”就是他们所说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他来而来,“节遇”是无意中的遭遇。这才是“命运”的真意。所以“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没有理由可说。譬如说现今的时代是伟大的,我“幸”而生在这时代;也有人说现今的时代是受罪的,我“不幸”而生在这时代。我们生在这时代可以说是幸或不幸,但我们为什么生在这时代,便没有理由可说。


命和运不同,运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的遭遇,命是一个人在一生中的遭遇。某人今年中了特种奖券,是他今年的“运”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还不一定,因为他将来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时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运好。在一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命好。


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力不能战胜,否则就不成其为“命运”。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于危墙之下。”如果一座墙快要倒了,你还以为命好,立在下面,因而压死,都是活该,不能算是知命。又如逃警报,有人躲在一个不甚安全的地方,不意炸死了,这是他的“命”不好,也是他的遭遇不幸。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而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


要成大学问家,必须要有天资,即才。俗话说:“酒有别肠,诗有别才。”一个人在身体机构上有了能喝酒的底子,再加上练习,就能成为一个会喝酒的人。如果身体机构上没有喝酒的底子,一喝就吐,怎样练习得会呢?作诗也是一样,有的人未学过作诗,但是他作起诗来,形式上虽然不好,却有几个字很好,或有几句很好,那种人是可以学作诗的,因为他有作诗的才。有的人写起诗来,形式整整齐齐,平仄合韵,可是一读之后,毫无诗味,这种人就不必作诗。


一个人的才的分量是一定的,有几分就只有几分,学力不能加以增减。譬如写字,你能有几笔写得好,就只能有几笔写得好。学力只不过将原来不好的稍加润饰,使它陪衬你的好的,它只能增加量不能提高质。不过诸位不要灰心,以为自己没有才,便不努力。你有才没有才,现在还不晓得,到时自能表现出来,所谓“自有仙才自不知”,或许你大器晚成呢!既有天才,再加学力,就能在学问上有成就。


至于事功的建立,则是“命运”的成分多。历史上最成功的人是历朝的太祖高皇帝,刘邦因为项羽的不行而成功。如果项羽比他更行,他决不会成功。学问是个人之事,成功则与他人有关。康德成为大哲学家,并不因为英国没有大哲学家。而希特勒的能够横行,却是英国的纵容和法国的疏忽所致。历史上有些人实在配称英雄,可是碰到比他更厉害的人,却失败了。有的人原很不行,可是碰着比他更不行的人,反能成功,所谓“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所以事功方面的成就靠命运的成分大。“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道德方面的成就则需要努力,和天资命运的关系小,因为完成道德,不必做与众不同的事,只要就其所居之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尽伦尽职即可。人伦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必须和别人发生关系,而且必须做事。能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是道德,和自己的地位高下事业大小都没关系。


不论何人,只要尽心竭力,对社会的价值是没有分别的。正如唱戏好的人,和所扮演的角色无关,梅兰芳登台,不一定饰皇后。地位很阔的人不能尽伦尽职,是不道德。村夫野老能尽伦尽职,就是有道德。命运的好坏对于道德的完成也没有关系。文天祥和史可法都兵败身死,可算不幸。但是即使他们能存宋救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再增加一些;他们虽然失败,道德的成就也不因之减少一些。不但如此,有的道德反要在不幸的遭遇下才能表现,如疾风劲草、乱世忠臣。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终身富贵的人,最多能做到前者。做官发财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唯有道德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做不做的权全在自己。


有的人常常说我立志要做大学问家,或立志要做大政治家,这种人是可以失望的。因为如果才不够,不能成为大学问家;命运欠好,不能成为大政治家。唯立志为圣贤,则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成功。圣贤是道德的最完成者。普通人以为圣贤需要特别的在事功文学方面的天才,那是错误的,王阳明并不因为他能带兵而成贤人。所以学问的成就需要才,事功的成就需要幸运的遭遇,道德的成就只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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