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51-055】
发布时间: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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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5】


贺雄飞

犹太人的启蒙思想



2017-02-13 罗卫国阅读于北大朗润园 看了14年办公的地方和季羡林先生住的地方 中午和凤群在谢总那吃饭


今天在这里,首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金色的耶路撒冷》。思想能够走多远,智慧就能够走多远。想将大家带到那个遥远的地方——耶路撒冷。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非常激动。我曾经看过中国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以色列研究专家--张平先生的一篇文章,说他参加以色列一个哈希德教派的聚会,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结束,会上有二三百个年轻人拉起手唱歌跳舞,一晚上就唱了一句歌词:“我们将相聚在耶路撒冷”。当时他很奇怪,我们现在就在耶路撒冷,难道有两个耶路撒冷吗?其实每个人心目中都两个耶路撒冷,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地上的耶路撒冷代表了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而天上的耶路撒冷代表了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和那种对智慧、幸福、创造力、信仰和上帝的追求。


中国有很多地方的人被称为中国的 “犹太人”,包括温州人、宁波人、潮汕人,甚至是客家人,核心一点就是因为他们会赚钱。今天早上我看到微信介绍广东有一个人搞了一个所谓的中国犹太商学院,帮助别人3年赚了5000万,说犹太人是世界上最会赚钱的民族、只有1800万人口,但是却控制了世界80%的财富。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犹太智慧的曲解和误导。对于犹太人来说,发了财并没有成功,真正的成功是拥有知识和智慧,文化和智力的寿命比金钱更长。他们伟大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要修复残缺而不完美的世界。他们在流浪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寻找一个智慧的、幸福的、有创造力的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追寻智慧、幸福和创造力,它才能够具有远大的发展潜能。如果仅仅是成为财富的奴隶、一味追求欲望的话,那么就是野蛮而非文明。


人在贫穷时觉得财富、金钱很重要,但是你一旦超越了这个阶段,就会发现财富并不是最重要的。许多人吃饱了喝足了,但是精神上却无家可归。犹太人说发了财并没有成功,真正成功是拥有知识和智慧。


犹太文明的核心在于追求智慧


讲犹太人,核心放在财富上,这是一种误解。如果从哲学而不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说,犹太人创造了上帝,创造了 “摩西十诫”,创造了律法和法律,由信仰上帝到信仰真理、再到信仰法律,上帝、真理、法律,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完整转换。财富对于犹太人来说只是工具和手段,只是附加值和副产品,从来不是最主要的。犹太人的发明和创造很多,包括大家现在喜欢穿的牛仔裤、女性穿的内衣,包括我们吃的避孕药、和 “伟哥”,包括我们曾经打过的西药青霉素、链霉素、小儿麻痹疫苗,照相技术等等。犹太人中被视为真正的聪明人是科学上有所发现、技术上有所发明、思想和艺术上有所创造的人,而不仅仅是有钱人。犹太人的价值观中,地位身份最高的首先是拉比,然后是学者、律师、医生、法官、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最后才是商人。这是犹太人的普世价值观,其实也是犹太人的启蒙思想。


犹太人认为,人类的全部尊严在于智慧。那么,怎样才能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我认为有四步:首先就是学会提问,第二步是能够解决问题,第三步是从小树立目标和理想,第四步是拥有智慧。在完成这四步之后,在从智慧入手,共有五大智慧,最后输出六大价值观。


犹太人的启蒙思想,我想从这六个方面展开来讲。(1)一个谜团:希特勒为什么屠杀犹太人;(2)两部经典:《托拉》和《塔木德》;(3)犹太“三圣”:学院、医院和法院;(4)犹太信仰的四大基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5)通向未来的“五大智慧”;(6)六大启蒙价值观。


希特勒为何屠杀犹太人?


人们常问我,既然你说犹太人这么聪明、这么牛,怎么好久连一个国家都没有?为什么希特勒要屠杀犹太人?关于这个方面的书很多,南京大学有一位徐新教授专门写过一本书《反犹主义解析》。徐新教授认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有四大原因。首先就是宗教原因,中世纪主流反犹的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看来,正是因为犹太人犹大出卖了耶稣基督,但是殊不知基督教的两位创始人耶稣基督本人和保罗都是犹太人。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原因,因为在希特勒法西斯、纳粹党出现的时候,世界上兴起了一股共产主义潮流。共产主义思潮的核心领袖是马克思、拉萨尔、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其实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造共产主义理论,与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因为它是伟大的乌托邦,只不过将上帝的概念置换成一个政治学概念“共产主义”。当时搞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理论家有324位,其中有96位就是犹太人,而主要的领袖人物都是犹太人。苏联24个政治局常委,就有16个有犹太血统。希特勒很痛恨这些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要想统治全世界首先就要消灭共产主义和犹太-布尔什维克。犹太人为什么要搞共产主义运动呢?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犹太人长期以来遭受压迫和反抗,所以犹太人革命性最强。


第三个是经济原因。犹太人在十七八世纪的时候,在经济领域已经崛起,欧洲银行业的30%-40%左右都是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希特勒为了掠夺财富要反犹。另外,一战以后,欧洲的经济衰落,失业率很高,犹太人成了希特勒德国推卸责任的替罪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原因。二战前后,波兰、奥地利、匈牙利等这些国家的医生、律师、法官、教授,有百分之四五十都是犹太人。其他民族的人要想就业,就必须排队等犹太人退休以后才能实现理想。所以希特勒号召大家赶走犹太人,不就有工作岗位了吗?结果一呼百应,几乎将犹太人全部赶走了。此外,为了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希特勒将600万犹太人送入死亡集中营。希特勒发明了世界上最“伟大” 的所谓的没有痛苦的死亡——让你去洗澡,在音乐中让你进入毒气室,就地解决了剩下的这些犹太人。另外的一些犹太人跑到了美国,跑到美国的犹太教授总共有2700多名,其中有33人获得了诺贝尔奖,27个参与了制造原子弹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后来这2700多名教授都成为美国许多大学的开创者,像美国的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哈佛、耶鲁、麻省等大学,1/5的教授都是犹太人,尤其是经济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等,一下子使美国成为思想和艺术方面的 “暴发户”。


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坎德尔曾写过一本书《追寻记忆的痕迹》,就说自此反犹主义出现以后,奥地利就开始彻底衰落。大家都知道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奥地利当时有20万的知识分子,其中有19.6万名是犹太人。书中说,当犹太知识分子离开奥地利以后,在维也纳的剧院里既找不到导演也找不到编剧,更找不到演员和观众。


犹太智慧和信仰的底座


犹太智慧和信仰的底座是两部经典:《托拉》和《塔木德》。其实犹太人的经典不止两部,他们的智慧被分为四个档次,首先就是《托拉》。《托拉》其实就是《圣经》的《旧约》。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是,没有《旧约》和《圣经》,就没有信仰、上帝和耶和华,这是信仰的基础。第二个档次是《密释纳》,这是犹太人的 “生活圣经”。第三个档次就是《塔木德》,现在市场上的所谓《塔木德》写的都是关于怎么赚钱的,而真正的《塔木德》并不是关于赚钱的书,它是研究犹太人的思维传统,教你怎么想问题的书。犹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呢?其中最重要的三个特点,首先是有信仰,第二是追寻智慧,第三是会想问题。会想问题,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传统。


有一个犹太魔术师艾萨克,他养了一只鹦鹉,出去变魔术时总带着鹦鹉,这只鹦鹉也变得越来越聪明。他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想好了一个魔术,结果还没等表演,鹦鹉就将答案告诉观众。回来他就跟鹦鹉说,你能不能不将答案告诉观众,如果老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后就没有饭吃了。鹦鹉说好。但是下次当他变魔术的时候,鹦鹉又将答案提前告诉了观众。于是他就请教一位老者,老者说你买一张船票到耶路撒冷去,找一位拉比去咨询,他会告诉你解决的办法。耶路撒冷的拉比讲道,一般坐第一排的都是最聪明的人,坐在最后一排的都是最愚蠢的。最后一排的人怎么到第一排呢?就是拉比一讲问题,第一排的人就要提问。拉比一般会坐在有7层高的草垫子上,如你提的问题拉比回答不了,他就会撤掉一个坐在屁股下的草垫子,如果你提的所有问题拉比都回答不了,拉比就坐在地板上。如果你能够不断的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从最后一排坐到第一排来。犹太人认为,能够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比回答一大堆愚蠢的问题都有价值,他们有强烈的追求智慧的传统。艾萨克买好了船票,带着鹦鹉去耶路撒冷找拉比请教问题。结果半路上起风浪,一船人都给翻到河里去了,只有艾萨克和鹦鹉活着。从早上到晚上,这只鹦鹉闷闷不乐,没说一句话。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艾萨克对鹦鹉说:“鹦鹉求求你跟我说说话吧,我太闷了。”这时鹦鹉终于说话了:“艾萨克啊,我想了一整天,怎么也想不明白,你将这一船人给搞到哪儿去了?”


犹太人很善于辩论,《塔木德》就是研究如何辩论和辩论的规则。有一个犹太人带着马车夫出差,马车夫也叫艾萨克,到了一个偏远落后且盗贼盛行的地方。因为赶着马车害怕丢东西,老板就睡在旅店里,让艾萨克睡在马车上。老板晚上还是睡不着,于是就把头从窗户里探出来,问艾萨克“你在干什么?” 艾萨克说:“我醒着,我思考。” 老板问艾萨克 “你在想什么呢?”艾萨克说:“我在想家门口种两棵树,挖树坑的土该往哪儿搁呢。” 等到三点钟的时候,老板还是睡不着,又问“艾萨克你在干什么?” 艾萨克说:“我醒着,我思考。” 老板问 “你在思考什么呢?”艾萨克说:“我在想,家里的烟囱烟往哪儿飘。” 等到五点钟的时候,老板又问艾萨克在干什么,艾萨克说:“我醒着,我思考。” 老板说“你想什么呢?” 艾萨克说:“我在想,我们的马车和马到哪儿去了?”


人类就是这样,很多人坐在马车上睡觉,但是将马车和马丢了都不知道。犹太人学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预防危机。犹太人认为一个人读了很多书,只有知识没有智慧就是一头驴。上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更要获得智慧,知识+能力=智慧。一个人走向社会找工作只是第一步,紧接着要创业和成家立业、生孩子,如果你只有文凭、只有知识而没有智慧的话,这些问题能够处理吗?犹太人说发了财并没有成功,真正的成功是拥有知识和智慧。所以我提出世界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人的财富在自己的脑袋里。那么,广州人的财富究竟是在自己的脑袋里还是口袋呢?


犹太人说“学者应该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塔木德》说:“宁可变卖所有的财产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为了使女儿嫁给学者,即使丧失一切也无所谓;如果父亲和教师两个人同时坐牢,当儿子的首先应该保释教师;一个学者死了,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一个国王死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取代他。” 犹太“三圣”就是学院、医院和法院。正如犹太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关于医生职业道德,《塔木德》也是有规定的。有这样一则笑话:一个哲学家生病了,找医生看病,医生看了之后说你完蛋了,回家祷告去吧。一年之后这个哲学家没有死,在马路上遇到了医生,医生很奇怪,问道:“你怎么没有死啊?” 哲学家回答说:“是啊,我到地狱走了一趟,在地狱遇到了魔鬼,魔鬼对我说,‘我要让所有的医生都下地狱’,但是您不要害怕,我跟魔鬼说了你不是医生。” 犹太人认为什么都可以堕落,但是学院、医院和法院不能堕落,教堂不能堕落。


犹太信仰的四大基石


犹太信仰的四大基石是: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


第一,仪式。法院有仪式、学校有仪式、教堂有仪式。没有仪式就意味着堕落。教堂、学院、医院、法院都应该有传统。法院有权威、医院有权威、学院有权威、教堂有权威。法律有普遍性,教育有普遍性,这些都是共享的。犹太人通过安息日、成年礼、赎罪日来维护自己的仪式,目的就是为了过神圣而有节制的生活。犹太人在过节的时候都要吹羊角号,告诉人们,“人是不完美的,要赎罪、忏悔、祷告”,一味的顺从欲望放纵自己就等于堕落。


第二,传统。学习是一种信仰,人类的全部尊严在于智慧,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问号代表一切。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将来每一个人如果走向天堂,天使会站在天堂的门口问你,今天你努力学习了吗?你认真的思考了吗?你勤奋的工作了吗?你参与教育后代的活动了吗?你诚实做生意了吗?只有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的人,才可以拿到天堂的钥匙。


第三,权威。爱因斯坦说他一辈子反对权威,不幸的是他自己也成为权威。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反对偶像派崇拜,而中国现在是崇拜名人、歌星和有钱人。犹太知识分子敢于向权力说真话。犹太人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人想法都一致,就不正常了,和谐的基础是不和谐,只有所有人都保持自己的个性,社会才能真正和谐。大家要做的就是互相尊重和理解,让不和谐存在,大家彼此理解和尊重,才能真正实现和谐,而不是消除异端,让所有人保持一种思想,这是不正常的,世界就会因此而灭亡。


第四,普遍性。犹太人认为要捍卫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不能玩忽职守。犹太人认为知识是甜蜜的,犹太小孩上学第一天要由家族德高望重的人送到学校,老师给孩子发一块白板,上面涂着蜂蜜,老师带着孩子们读圣经,然后让孩子们舔蜂蜜,告诉孩子们知识是甜蜜的。苏格拉底说我知道自己的无知,只有知道自己无知的人才会变的真正有知。思想能不能烤出面包?有了思想,还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光有理论没有实践,读死书的人是一头驴。


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这些都是人类的过去,人类要想通向未来,必须拥有五大智慧,这五大智慧正好跟中国的金、木、水、火、土对应。绿色是木头,创造的智慧;黄色是土地,人性的智慧;蓝色是水,和谐的智慧;红色是火,实践的智慧;白色是金,学习的智慧。相对应的就是摩西五经,从而将犹太智慧和中国智慧完美结合,将中国智慧的五行学说和《圣经》打通,也就是说犹太智慧加上中国智慧等于更大的智慧,1+1=11。学习过犹太智慧和中国智慧的孩子,将来会比犹太人聪明,也会比中国人聪明。


犹太人的六大启蒙价值观跟 “大卫之星” 有关系,一个正三角和一个倒三角叠加,就是以色列国旗上的那个图案。教育的本质是塑造人,人的本质是灵魂、品格和智慧,智慧从哪里来?从神学的角度来说,认识上帝和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什么是上帝?上帝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说,没有灵魂的人永远不会忏悔,过有节制的生活,人类的全部尊严在于智慧,问号代表一切,捍卫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思想能不能烤出面包。这就是犹太人的六大启蒙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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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4】


潘向

德国之行的感触



出国走马观花的机会并不少,但近期由于受国内股市低迷、民企举步维艰、中美贸易战升级、经济指标回落等悲观氛围的影响,心情像倒翻的五味瓶,这次再有机会在德国呆一段时间的时候,对他们的城市和企业,观察的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受自然与以前并不一样。


就像以前觉得德国人大白天很多人坐在街边喝啤酒聊天,似乎很惬意,但这一次似乎觉得他们的行为与国内有些人在街边打麻将、斗地主没什么两样,无聊的消遣时光。这种看法的变化可能与心情高度相关,可能会影响我的判断,但还是把它呈现出来与大家分享。


德国企业家眼中的中国企业家


在与一家企业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该企业的运营主管Marda,就好奇地问他,对中国企业家的印象。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也保持了德国人的严谨态度。


他说:任何事物都符合辩证法,有好的一面就会有不好的一面,我就先说中国企业家的三大优点,然后再说三个缺点。


三大优点:


1、办事迅速,执行很快;


2、办事灵活,很会变通;


3、商业意识很强,能敏锐地扑捉到商业机会。


他说既然符合辩证法,那么优点往往也就伴随着缺点,三大缺点也是优点衍生出来的。三大缺点:


1、办事迅速,执行很快,但缺乏持续性,一件事往往缺乏耐心,坚持不了很长的时间;


2、办事灵活,很会变通,但很多时候不讲规矩和程序,有些规则朝令夕改;


3、商业意识很强,能敏锐地扑捉到商业机会,但很多时候只关注短期利益,不太关注中长期持续发展。


看到Marda的回答,我们还会去怀疑老外不了解我们吗?


AI技术的运用劳动力紧缺不再是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离法兰克福不远的一个小镇,我们参观了一家给宝马汽车做配套零部件的企业。在生产线,我们看到除了有几个工人在做搬运,其他的流水线都已经是机器人在操作。


带领我们参观的技术总监介绍,他们公司是从2014年开始引进机器人代替人工,这四年发展迅速。由于德国很重视劳工的保护,工会的力量很强,所以从生产线置换下来的工人,只能逐步裁减和更换工作岗位。在与工会谈判的过程中,他们会陈述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经营的困境,并列举一些同类型企业已经开始把加工制造搬到劳动力便宜的东欧国家。他谈到,在德国只要理由充分,工会都会支持企业的决定。


在与这家企业的管理人交谈中,我们了解到:由于德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高,自2014年之后,AI技术在德国的制造业企业得到加速推广。尽管推广AI技术在开始的时候资本的投入会比较大,但考虑到产品的良品率和后续的维护费用,AI技术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从这家企业了解到,生产线采用机器人之后,良品率能达到95%以上,以前采用人工操作,良品率只能达到60%—70%。


过去我们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换挡走向低增速主要的理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但从AI技术的运用来看,劳动力并不是制约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因素,智能化工厂只需要一些后台管理人员和搬运工。


这让我们联想到近期平安资管准备加大AI技术的运用,裁撤一些投资人员。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谈经济增长的时候,需要把劳动力修改为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研究也需从过去的索罗—斯旺模型过渡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未来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将是资本和创造技术的人力资本。


这对目前工资成本上升的“制造业民工”和“金融民工”而言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迫于人工成本压力的企业可能更愿意选择技术替代。


德国企业家如何看待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


我们与一家被中国企业收购了的制造业企业进行了交流。【中国亮点研究院罗卫国2018年9月20日编辑,收到青岛张总和广东童总的月饼】他们的高管仍然由德国人担任,与收购前相比,变化不大。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问道目前一些西方经济体提到中国资本的收购都很敏感,不知现在德国的企业界怎么认为。


他谈道,近几年来,中国资本确实在德国收购了很多企业,例如去年7月份以来,德国政府已审查50多起企业收购案,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与中国企业有关。这样德国的一些政治家就提出要求限制中资企业购买德国企业股份,还有的政治家建议审查中企收购德国公司股权的触发线,从目前的25%降低到10%。


但他认为这是政治家的看法,作为企业家赚钱是核心,一个企业不赚钱很可能会经营不下去,政治家在台上和在台下都不会去关心、也关心不了你的企业能不能活下去,你要听了他们的话,企业经营不善,最后破产了,没有谁会对你的企业负责,况且政治家很有可能任期满了,下台了,想关心也关心不了。


对于技术存在对中国溢出的影响,他认为,企业要是经营得不错,谁愿意被国外的公司收购?已有的技术让企业经营都很困难,都可能面临破产,这个时候还能被海外企业并购,并且还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对企业而言,并不是坏事。至于同行企业担心技术外溢,那他们可以来收购呀。就像他们企业,发出可以并购的意向很长时间了,可是欧美没哪家企业对他们企业感兴趣,现在中国资本进来,有什么好指责的呢?


当然对于去德国收购企业的中国资本,他也建议收购后需要尊重和适应德国的企业文化,避免收购后出现企业核心人员的流失和引起劳资纠纷。


德国人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


在德国的行程中,我们会有意无意地与德国人交流当前中美贸易战,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待的。交流的答案还是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期。


很多交流的德国企业人员认为,中美都属于大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有14亿人口,而德国只有8千万人口,与两个大国比较起来德国属于小国,小国是很难得罪大国的。所以他们建议德国两边都不要得罪,努力地与两个大国都做好生意。


尽管这些话可能是他们看到我们是来自中国,即便对中国近年来的快速扩张有怨言,出于礼貌这样说。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说得也不无道理。德国是一个制造业强国,产品需要销往全球,中国和美国自然是他们的重点客户。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消费市场为主导的市场体系,没有哪个企业会去得罪自己的客户,也没有谁愿意去选择站在哪个客户这一边。


德国人也开始担心“房产泡泡”


在国人的印象中,德国对房地产的把控是最为成功的,国内一直把“德国模式”与“新加坡模式”相提并论,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应该效仿的楷模。


假若新加坡更多是政府作为结果,那么德国是有一套针对房地产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例如:根据德国的《经济犯罪法》,如果房价超过指导价的20%就被认为是超高房价,如果不立即将价格降至合理范围内,出售者将面临最高5万欧元的罚款;如果超过指导价的50%,则被认为是房价暴利,除了巨额罚款以外,还有可能被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在针对炒房方面,更是严格限制,在住房交易中,假若未住满10年就出售,需要缴纳25%的资本利得税。


在与德国人交流的过程中,得知很多人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没有买房,哪怕首付只需要付三成,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德国人不像咱们中国人,他们青年人买房只能靠自己,不太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取到支援,这跟中国的年轻人不一样,国内的很多年轻人购房都是父母提供首付款。所以德国很多年轻人只能靠租房过日子。


从交流的情况来看,德国目前购房和租房的家庭大概各占一半。为了稳定租金价格,德国的州政府与行业协会根据地区与收入差异制定了“合理租价”,一旦房东所定的房租超出“合理租价”的20%,即构成了违法行为。同时德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机制有效,合同一经签订后房东不能随意涨价,房东无权随意终止租房合同。2016年,执政的社会民主党(SPD)颁布了一项名为“禁止房产滥用”的法律,向违法短期出租手中房产的房主征收最多10万欧元的罚款。


即便是这么严格的法律,也并没挡住这两年来德国房地产市场的剧烈升温。与我们一起随行的德国小伙子,一聊到德国的房价,就开始不停地抱怨,说两年前法兰克福的公寓新房才4-5千欧元/平米,现在已经涨到6-7千欧元/平米。他还说整个德国的大城市的房价都在上涨。


在解释房价为何上涨时,他说道,柏林和法兰克福的房价上涨还可以理解,因为柏林出台了很多政策,吸引了很多搞技术产业和创新企业进驻柏林,人口增加自然对房地产的需求会增加。法兰克福房价上涨是因为英国脱欧,法兰克福将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很多金融企业的总部将迁向法兰克福,这将带动需求增加。但其他城市跟着上涨,很难理解。


从公开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看出近两年来德国房地产的情况。英国伦敦的房地产顾问公司Knight Frank最新公布的2017年全球城市房价指数排行榜显示,德国首都柏林房地产的平均价格上涨了20.5%,名列全球第一,汉堡房产价格14.1%的增幅名列全球第7,紧接着就是第8名的慕尼黑(13.8%)以及第10名的法兰克福(13.4%)。报告还称,在2016年房价涨幅超过20%的12个城市里,只有柏林一个城市2017年也实现了超过20%的涨幅。


从中看出,只要存在价值洼地,哪怕限制条件很苛刻,同样会受到青睐。根据Knight Frank的分析,2016年柏林精品房的买主中,来自中国的买主占了14%,加上美国和中东的买主,这3个地区一共占了42%。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国际买主的加入,自然会打破已有的均衡,其他的城市在柏林、法兰克福等城市的带动下,有比价效用的作用,价格也就会跟进。


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在加速,人口的不断增加对房地产的需求自然旺盛,与此同时,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改善性住房的需求也会旺盛,这就要求我们要想实现房地产价格的相对平稳,就需要加大房地产的供给,加大保障房和廉租房的建设来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单靠严刑峻法、苛刻的政策调控是很难改变这一趋势。


市场为王,过去是,未来也是


中美贸易战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有缓和的迹象,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回落的迹象比较明显。此时大家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似乎在加重,目前“国运”一词也成为了网络的热词。


由于改革开放之后,融入到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才迎来了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现在中国与我们最大的出口国出现了贸易摩擦,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很多人担心中国未来的出口以及国际贸易发展空间是否会受到挤压,也就顺理成章。


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并且拥有14亿人口的市场,对全球的企业而言,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没有哪一家企业愿意放弃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政治正确对发达经济体的政治家而言也许是第一要务,但对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家而言,赚钱永远是第一要务。德国的企业家这么想,可以推广的是美国的企业家也会这么想。所以,只要我们自己不改变开放的国策,我们继续的融入到全球的分工体系之中,发达经济体总会盯着咱们这14亿人口市场的“肥肉”,过去是这样,未来也会是这样,国际贸易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会停止,经济体量进一步做大的趋势也不会停止。


因此,面对外部的压力,政策的关键是把内部经济激发出活力,一个充满活力的14亿人口的市场,谁都会流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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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3】


邓晓芒

中西信仰观之辨



举一而反三,闻一而知十,及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朱熹


如果,我们今天为我们没有信仰感到悲哀,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失落,应该说是发现了我们信仰的真相。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捡回我们的信仰,而是反思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信仰的原因,并且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根基。


信仰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以及民族而言,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大问题。如今,我们的道德状况愈来愈令人担忧,愈来愈堕落到一种没有信仰、没有崇高、没有理想,甚至于没有道德底线的状况之下。那么,作为一个拥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民族,倘若失去了道德底线,失去了崇高,失去了理想,它的前途将走向何方?


伴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种异质性的文化在交汇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摩擦。而摩擦的结果,必定会对现有的价值观念体系造成强烈的冲击。即使在西方,同样也存在着信仰危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曾开展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信仰、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大讨论。讨论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为什么失落,我们信仰哪里去了?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曾经有过人文精神,曾经有过信仰。固然,中国历来具有人文精神。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


我们分析一下中国人文精神中的信仰成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是无果而终。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景况愈来愈不容乐观。针对这个现实问题,很多人就想恢复我们的信仰。有的人企图通过引进外来宗教的途径来解决;还有一股很重要的思潮,即想把传统儒学中的理想与追求——“同道精神”、“践履精神”等等,在今天恢复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仰的话,那么我们人文精神的失落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一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谈不上失落,而是要构建,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信仰。


民间信仰在中国盛行了2000多年,1949年以后由于民间信仰中的迷信成分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唯物论,因而民间信仰活动被视为迷信活动而受到严格控制。近20年来,各种民间信仰日趋活跃,求神拜佛等种种迷信活动也死灰复燃。中国人的信仰有着两大特色:其一,中国人的信仰中混杂着种种迷信;其二,中国人的信仰可以包容多种宗教。这是中国信仰的特点。当然,由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在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诸国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民间信仰也具有上述特点。实际上,这种信仰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信仰是指那种超验的、彼岸的信仰,或者说是纯精神性的信仰。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中国人求神拜佛,就是希望神灵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已,并没有在精神上真正信奉和仰慕神灵。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并且以儒家为例证:中国历代士大夫崇尚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是崇高的信仰吗?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许多人看作是中国士大夫崇高信仰的集中体现。但是必须指出,张载的这句名言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信仰,而只是一种信念。


信念与信仰不同。信仰是对世俗的超越,是对彼岸世界的纯精神对象的信服,纯精神层面的信仰不会随世俗生活的改变而改变。比如说基督教,它历经2000多年,许多朝代、民族、种族都改变了,但是这种信仰没有变。它不会因为现实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它是超验的。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张载的那句名言显然体现不出信仰的特征。它是世俗的,不是超验的;它是对此岸世界现实生活的追求,不是对彼岸世界精神对象的向往。所以说,张载的名言只是表明了中国士大夫的某种信念而已,决非信仰。张载的“天地”、“生民”、“往圣”、“万世太平”等都是属于世俗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天理”,看似玄之又玄,其实并不是超越性的概念,而是世俗性的概念,它表明的是人类世俗生活中必须遵从的一种伦理规则。虽然“天道”、“天理”比之“仁”、“义”、“礼”、“智”、“信”等理念显得更为抽象,但是它仍属于信念的范畴,而不属于信仰的范畴。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应该是纯精神性的。信仰最终还是和宗教分不开。在宗教里面,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黑格尔将其划分为自然宗教、实用宗教和自由宗教。


自然宗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迷信,崇拜自然界、大地山川、树木、石头,包括崇拜某个人,崇拜祖先等等。实用宗教要比自然宗教高一层次。在中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对世间事务的重视远远重于对鬼神的关注,对人生价值的展现高于对灵魂有无的探究,这种人本观念使中国人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采取了理智的态度,因此在古代中国虽然也讲神设教,但是一直未能像基督教在西方那样成为人们精神的主导支柱和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国儒学有一个重要概念——“气”,另外一个是“理”的概念。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精神与物质不分。“气”原本是物质的东西,但通过翻阅汉语词典就会发现,凡是有“气”这个字眼或字词,大部分都是表达精神性的东西,但它原来的意思不是表达精神性的东西,就是指空气、气体等实体。中国古代所说的“阴阳而气”,是一种物质性的概念,但是到了哲学领域又变成了精神性的概念。随着它变成精神性的概念之后,又与物质不分。我们讲气功,练气功的人就是要在气中体会出某种精神境界,但这种境界不是凭思想可以想到的,要通过体会、觉悟才能达到。“气”从人的毛孔进入,又跟大自然的气相通。这股气在体内的任督二脉运行,运行到哪个地方,哪个部位都能指得出来。这完全是物质性的讲法。“理”的概念也是如此。理原本也是一个物质的概念,本来指玉石里的纹路、纹理,后来扩展为自然规律的意思,玉石中的纹理扩展为天理、天道、天的规律。这完全是物质的,但是,它跟人世间的道德、伦理这些精神性的东西又有关系。因此,儒家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称之为宗教,只能是介于自然宗教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之间的一个阶段。


在西方,比如古罗马的宗教,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随着罗马军团的开疆拓土,诸多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都成为了帝国的臣民,如埃及、伊比里亚、日耳曼和叙利亚。这些地区固有的神灵崇拜开始在帝国内部流传开来。为了确保在这些地域统治的稳固性,罗马政府就将帝国各地的神灵全部搬进罗马,设一个万神殿,成为了一座集宗教信仰与政治象征于一身的不朽建筑物。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儒家学说和古罗马宗教有个共同特点:它们的信仰与现实的利益考虑密不可分。儒家的士大夫们不可否认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认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要拯救天底下的老百姓。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们可以作出很大的牺牲。在这层意义上,他们确实有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然而,他们的使命在于拯救老百姓的肉体,而不是拯救老百姓的灵魂。古罗马的宗教虽然具有明显的宗教特征,但是它的神灵是分属于社会各行各业的。所以其偶像崇拜依然带着强烈的现实印记,在很多时候反映的是民心所向。因此,古罗马的宗教信仰归根结底依然还是一种没有与物质彻底划分界限的精神追求。


我们在这里着重要讨论的真正信仰是指那些超越物质性的超验层面的信仰,如黑格尔讲的自由宗教,又称绝对宗教。他将基督教归属于自由宗教,这个说法马克思是认可的。马克思把基督教称之为作为宗教的宗教,这个层次应该比前两个层次更高一些。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把精神和物质彻底区分开。如《圣经》所说的,恺撒的归于恺撒,上帝的归于上帝。世俗国是属于恺撒的,是属于皇帝的国,由恺撒管;精神国是上帝的国,由精神来管。这与实用性的宗教完全不同。


真正的宗教必须具有纯粹精神性的内容,如灵魂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灵魂的概念是与物质概念分不开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灵魂的概念是物质的,是唯物主义的,但也不完全如此。它不是纯物质的概念,而是介于精神与物质之间,是精神和物质混淆不分的一个概念。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应该是把两者明确划分开。当然也有人认为其实是划分不开的,因为不论是从科学角度讲,还是从中国传统的信念讲,都是无法清晰划分的。然而信仰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将精神和物质严格区分开来,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


基督教所采取的途径是把灵魂和世俗生活截然划分,认为人的肉体受之父母,但灵魂是上帝赋予的,属于上帝。这样一来,人就具有了一种相对封闭性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与世俗生活乃至与现实的人际关系都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内心的生活、内心的忏悔、内心的道德观、内心的自由意志以及内心的与上帝纯精神的交往等,这种内心世界是纯粹精神的。而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是与外界、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是黏附的。孔子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仁”,仁义道德。“人者,仁也”。人的本质其实就是人际关系,人就在关系之中,不存在封闭的内心世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隐私。中国人犯错误不是要惩罚他的错误,而是要惩罚他的心,要“诛”掉他犯错误的责任、犯错误的心。这就是所谓的“诛心责任”。王阳明讲“破山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国的传统政治依靠这种手段得以维持,人的心稳住了,礼法规范就稳住了。


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总是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哪怕是道德高尚的精神,如仁人志士的精神,也就是为天下人谋福祉,就像我们今天讲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一种真正的信仰,是能提高人的精神层次和自由水平,提高人的素质和人的创造力,使人能够超出动物式的生存。它是纯精神的,不因贫富、苦乐或世俗政权的更替而转移。但是到了我们这个物质生产比较发达的时代,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道德水准却滑坡了。这说明我们的信仰有问题,它是随着我们的世俗生活问题而转移的。世俗生活状况发生了变化,信仰也就随之动摇。


基督教为什么能被称为自由宗教呢?它的特点就在于能够跨越时代、朝代、地域乃至种族、阶级、地位等诸多障碍。它能够使人过上一种脱俗的精神生活。但是这种精神生活和儒家的精神修炼不同,儒家追求的是“天人合一”,与天合为一体,自觉成为圣人,成为救世主了,就能凌驾于别人之上了。基督教的不同之处除了能给人以精神安慰以外,还能给予人以反省的力量,承担痛苦的力量。这一点在新教中体现最明显。许多新教徒将生活的苦难看作是上帝对自己的考验,他们要战胜这种痛苦,要成就一番事业,来证明上帝的荣耀。所以,基督教给人以承担痛苦的能力,有支撑作用,而不仅仅起到安慰的作用。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 特点即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宗教,它是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建立在个人灵魂的独立性之上的。当然,这种独立性是对于他人的灵魂而言的,在上帝面前他没有独立性。所以,基督教也表现出某种奴性。但是在世俗生活中,它表现为一种个性,个性的独立性,就是个体的灵魂都是独立的,互不相干。因此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我意识的宗教是建立在个体的独立意识之上。


个体的独立意识包括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身的意识。基督教就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架构之上。当我把自己当对象看之后,看的自我与被看的自我,这两者之间层次是不同的。这看的自我最根本,被看的自我是被当成对象来看的,不是你的自我。真正自我是“看”,是“看着”。看是看不见自己的。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眼睛本身的,只能看得见别的东西。自我意识也是。自我意识看不见自己,它要看见自己,怎么办呢?它要把自己推开,跳出来,再从更高的高度来看自己。所以,自我意识就是不断地跳出自己来反思自己,追求真我,寻求自我的真相。这种结构是无限的。从简单的形式逻辑可以推出来,一个人要真正把握这“看”,把握真正的自我意识,他只有不断后退,不断地退出自我,退到后面来看自己,再退到后面又来看自己。这样退到最后就是上帝。上帝其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异化,是自我意识结构本身所导致的一个终点。所以西方人所说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自我意识的结构导致的一种异化状态,最后要有一个终点,来把握他自己,那就是上帝。上帝其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异化,是自我意识结构本身所导致的一个终点。上帝有一双眼睛,他高高在上地看着我们。上帝是唯一的知人心者,我对自己是认识不清的,只有上帝才能认识得清。我对自己的认识必须不断地去寻求,但是我相信,最后有一个上帝,他是我的真我。所以西方人所说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自我意识的结构导致的一种异化状态,最后要有一个终点,来把握他自己,那就是上帝。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基督教之所以能称之为纯粹精神性的宗教,跟西方人这种个体灵魂的独立性,包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有极大的关系,或者说有本质的关系。基督徒不是信仰别的,他是信仰他自己,所以他虔诚。当然,这个自己是以异化的形态出现的,以上帝的形态出现的,但对他的灵魂而言却是最亲切的。


中国人是否具有真正的信仰?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不发达,我们通常将其归罪于历史事实。中国人相信物质的东西胜于精神的东西。即便是相信精神的东西,也必须是物质化了的精神,或者说有物质作根据的精神。天道、天理都是一种物质化了的精神。我们把西方的“逻各斯”翻译成“太初有道”,现在有人建议翻译成“太初有言”。因为逻各斯就是“言”,就是说话的意思,而“道”与现实的东西分不开,道,道路,与物质性的东西分不开。但是语言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之间就有一条界线。当然,语言也有物质的载体,比如说空气的振动,写在纸上要用到的纸。但是,基督教讲的逻各斯是抽象化的,它比通常的说话更高一层次。它并不是说上帝说希腊语、希伯来语、英语,或是其他什么语言,上帝只是把话语的意义启示出来,在每个人的内心里把意义启示出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嘴说话,上帝没有感官,他不用嘴说话,而是用启示。逻各斯代表一种纯精神性的东西。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就提出来:神圣的逻各斯。神圣的逻各斯就是“一”。按一般的说法,“一”有多种语言,但神的逻各斯就是“一”,是纯精神性的。任何语言里都有它,但它又不是任何一种语言。西方的逻各斯与物质的东西完全划分开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逻各斯已经成了西方人独立的自我意识本身的一种尺度和法则,它是一种逻辑法则。自我意识的回溯必须要跳出自我,要不断往后跳。这在形式逻辑方面就形成一种悖论,即人永远也跳不出自我,但可以设定有一个终点。那个终点是高高在上的,称为真我。这里有逻各斯的思考在里面,有逻辑的推理在里面。后来中世纪专门分析这个问题,通过逻辑推出人的灵魂与上帝的关系。


如果,我们今天为我们没有信仰感到悲哀,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失落,应该说是发现了我们信仰的真相。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捡回我们的信仰,而是反思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信仰的原因,并且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根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实际上,我们的自我意识没有独立,更谈不上用逻辑的眼光去分析我们的自我,去跳出,不断地跳出。当然,中国也有反思的思想,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也讲“慎独”,但这反思精神是一次性的,有个既定的标准,即用传统天道、天理,以三皇五帝传下来的那套法则来反思自己,看自己是不是符合,不符合就自我批评,符合就继续做下去。这是一次性的,不能不断地跳出自我。这是中国人自我意识没有独立起来的明显体现:没有建立独立的内心的精神生活,也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需要。个人与群体是融合为一,不可分割的。天理、天道都是群体的法则,个人不能例外,亦不能跳出去;相反,个人必须用这套现成的法则来办事、来衡量。它是一套既定的标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等等,从远古时代就这么传下来,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中国人从生下来就生活在这种群体关系之中,很难有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所以,中国人在懂事之后,就更加自觉地把自己沉默在群体之中,比如说,他受到委屈和伤害,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找到安慰,或者说就能找到安慰,因为他没有更高的精神要求。西方人在群体中、家庭中可以得到保护,但寻求不到精神安慰。因为他们个体独立了,有他个人的精神追求,与别人无关,在这方面,他们的痛苦和失败在群体中找不到安慰,必须寻求纯精神的上帝才能安慰他们。所以,中国人这种群体使人有一定的精神性,但这只是群体意义上的精神性,而且与群体的物质性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前面讲的,拯救老百姓的肉体,而不是老百姓的灵魂。这种群体的精神性不是灵魂,它是一种“气”,即孟子说的“浩然之气”,这是一种群体意识。天人意识其实是群体意识。天人未分、天人合一,其实是人我合一,人和人没有分开。一旦人和人分开,每个人的精神各不相同,那么天与人也就分开了。所以,中国人在群体关系中,他人就是我,我就是他人,宇宙就是我心,我心就是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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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2】


楼宇烈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左右。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但是由于儒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正统这一事实,一部分学者常常只强调以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忽视或轻视佛道二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作用。这种观点,过分偏重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制度和宗法伦理层面,并把其他层面的文化现象也都纳入到政治和伦理的框架中去考察和理解。这就把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描绘得单调枯燥、死气沉沉,而且不够全面。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化,撇开佛道二家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彩样式和丰富内容的,更是无法全面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儒释道,主要不是指原始形态意义上的儒释道,而是指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融摄了其他学派思想,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发展了的儒释道。因此,我们要比较准确和深入把握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的脉络,以及三家之间的纠葛——矛盾斗争与调和融合。本文即想就此问题作一简要的介绍和评述,以供有兴趣研究或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们参考。


一、在我国历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逐步走向民间,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则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其父司马谈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司马谈引用《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说法,认为这六家的学说都是为安邦治国,他们各有所见,也各有所偏。而由于当时社会上崇尚黄老之学,司马谈也标榜以道家学说统摄各家。他认为,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以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总之,道家是“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然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但接着他又说,十家中“可观者九家而已”(即除去小说家),而各家则都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他同样也引用了上述《系辞》的话,不仅认为各家学说都有其所长和所短,而且还强调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由于当时社会已以儒学为上,所以班固也竭力推崇儒家,认为儒学“于道最为高”(《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这二位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一位论六家,以道家为统;一位明九家,以儒家为高。他们观点的不同,如前所说,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术风尚和他们个人不同的学术师承背景。而他们之所以分别揭橥出道家和儒家为诸子百家的统摄者,如果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分析,正是反映了在诸子百家众多的学派中,儒、道二家思想是最为丰富的。不仅如此,儒、道二家还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自我发展、不断更新的内在机制,所以逐渐成了诸子百家众多学派的代表者。


事实上,自战国中期以后,学术界就呈现一种纷纭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各学派之间相互渗透、彼此融合的发展趋势。中国文化就是在这诸子百家的学派分合之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两汉是儒、道二家广泛吸收诸子百家,充分发展自己、丰富自己,并确立自己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学派地位的时期。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和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敞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大力提倡道家黄老之学。此时的道家黄老之学,处于社会文化思想的代表和指导地位,所以它必须处理好与其他各个不同文化思想学派的关系问题。社会对思想文化的需要是多样的、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然而诚如许多中国思想家所说的,这种多样性又需要“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王弼《周易略例·明彖》),即需要有一个为主的指导者。不过,这种“统”和“会”绝不是以一种样式去排斥或替代其他的样式。因为,如果把其他样式都排斥掉了,只剩下了自己一种样式,那也就不存在什么“统”和“会”的问题了。汉初道家黄老之学,正如司马谈所描述的,它广采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长,正是这种容纳、吸收和融合的精神,使得道家学说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


儒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也有着与道家的相同经历。汉初儒家受荀子学说影响很大,如“六经”之学中的易、诗、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而荀子礼法兼用的思想也普遍为汉儒所接受。西汉大儒董仲舒建议武帝“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以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所本。然而,从董仲舒本身的思想来说,也早已不是单纯的原始儒学了。他不仅大力倡导礼法、德刑并用的理论,而且大量吸收墨家的“兼爱”、“尚同”理论,乃至墨家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儒家学说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中评述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卷二十七上,《五行志上》),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由此可见,经由董仲舒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汉代儒学,如同汉初的道家黄老之学一样,也是广采了阴阳、墨、名、法、道各家之长的。同样也正是这种容纳、吸收和融会的精神,使儒家学说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


二、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以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国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同时必须说明的是,儒、道两家的核心思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调和或相互融摄的。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的主张。其实,这是很不全面也不十分准确的。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同前《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同前五十一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同前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拙(曲),无见于信(伸)”(同前《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韩非在吸收老子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当有为的。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妨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汉初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表彰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了不少汉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言其莫从己出也。”(《主术训》)“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修务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讲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截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


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同时,他也赞扬效法天道无为的尧与舜,如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一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如荀子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不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汙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防止人类有为活动的随意干预,积极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


三、力图把儒、道两家思想融通为一,而且获得相当成功的,是魏晋时代的玄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和实践性性格的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主要是那些与现实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原则。即使像被人们称之为“清谈”、“玄远”的玄学,也不例外。人们所熟知的,玄学讨论的有无、本末、一多、动静等抽象理论问题,其实无一不与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有关。


所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人际等关系之中的,要受到社会职业、地位、法律、道德等的制约。所以,人都是社会的人。但同时,每一个人又都是有其各自的性格、独立的精神世界和意志追求的,所以人又都是个体的人。人的这种两重性,构成了现实生活中社会和个人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探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是中外古今思想家、哲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则尤为关注,可说是它的一个中心议题,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我们在上面提到过,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所以,名教与自然分别是儒、道两家的理论主题和争议焦点之所在。


儒家认为,社会的人重于个体的人,个人服从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着重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所谓名教者,即是用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规定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名分地位以及与其名分地位相应的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然后,以此去要求和检验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协调人际关系、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所以,当子路问孔子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把重新确定社会成员的名分问题,作为“为政”的第一大事。而孔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前《颜渊》),则正是“正名”的具体内容和期望达到的社会效果。儒家名教理论产生于封建时代,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所以,在近代反封建的革命中受到激烈的抨击是完全理所应当的,毫不奇怪的。不过我们说,把社会的某一个(或某一部分)成员定死在某一固定的名分地位上,不许其变动,这是不合理的,也是在实际上做不到的。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样一个真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又必定是处于某一确定的名分地位之中的。而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如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不能各安其名位,各尽其职责,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不会安宁的,也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社会成员的各安名位、各尽职责是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必要条件。从这一角度讲,儒家的名教理论也还是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的。此外,还需说明一点的是,儒家名教理论也不是绝对排斥个人作用的。就其强调调动每个人的道德自觉性这一点来说,儒家比任何其他学派更重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意志力。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儒家名教是轻视个人利益、抑制个人意志自由发展的。这方面的片面性,也正是儒家名教理论不断遭到反对和批判的原因。


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而不应当以社会礼法等种种规范去干预和束缚个人的行为。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又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同前三十八章)这是说,老子把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归结为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这里包含了一种原始素朴的“异化”思想。老子的理想是,希望人们通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少私寡欲”(同前十九章)等去克服和阻止“异化”,以期达到返璞归真,复其自然。庄子认为,任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都是束缚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挥的桎梏,因此必须予以彻底破除。他以“天”喻人的自然本性,以“人”喻社会的制度规范,用寓言的形式,借牛马作比喻,通过北海若之口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不要用社会礼法制度规范来磨灭人的自然本性的思想。庄子向往的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无所待”)的绝对自由——“逍遥游”。而当他的向往在现实社会中行不通时,他就教人们以“齐物论”——相对主义的方法,从认识上去摆脱一切由于分别善恶、是非、利害等等而带来的种种纠葛和苦恼,然后借以获得主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它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


玄学在理论上的任务,就是如何把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儒家名教理论沿袭至汉末,已流弊丛生。它不仅作为统治者压迫、箝制人民的手段,使人们的个性、意志受到摧残,而且还成为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使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的腐蚀。玄学承汉末名教之弊而起,所以首先都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赞扬和提倡道家的自然理论。而同时则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起来。玄学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流派,但他们理论上有一共同之点,即都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


玄学的开创人之一——汉魏的王弼认为,喜怒哀乐等是人人都具有的自然本性,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例外。他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人的道德行为都是人的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如对父母的“自然亲爱为孝”(《论语释疑》)。所以说,社会的一切名教规范都应当是体现人的自然本性的,也只有以人的自然本性为根本,才能更好地发挥名教的社会作用。他激烈批评那种离开人的自然本性,而去一味追逐表面道德名声的社会腐败风气。他认为,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是根本违反道德名教的本意的,也是造成社会风气虚伪、名教制度弊端丛生的根本原因。对此,他作了明确的理论说明。如说:“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具体来说,“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反之,如果“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而具体来说,“弃其所载,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尚焉,义则竞焉,礼则争焉”(《老子》三十八章注)。所以,王弼希望通过“以无(自然)为本”、“举本统末”的理论,在自然的统摄下发挥名教的正常作用。


玄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西晋的郭象,进一步发展了王弼的理论。他在讲本用的关系上,着重强调了两者不可相离的一体性。他把名教规范直接植入到人的自然本性之中去,认为:“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谓多忧也。”(《庄子·骈拇》注)这是说,仁义等道德规范即在人的自然本性之中,所以应当听任人的本性的发挥,不用担心它会离开道德规范。他不同意庄子以络马首、穿牛鼻为违背牛马自然本性的说法,而认为:“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同前《秋水》注)这就是说,那些符合于自然本性的东西,即使是借助于人为的安排,它也还是根植于自然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来是借助于外力的名教规范,其实就存在于人自身的自然本性之中。反过来讲,服从于仁义等名教规范,实际上也正是发挥了人的自然本性,是完全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于是,郭象通过他的“性各有分”、“自足其性”等理论,把外在的名教规范与个人内在的自然本性统一起来,也就是使名教规范获得一种自然合理的形态,使自然本性在一定的限度内得到自我满足。


东晋的玄学家袁宏,综合发展了王弼和郭象的理论。他第一次以“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纪》卷十二,袁宏论曰)的明确提法,点出了玄学在对待儒、道两家关系上的立场。他反复论说“崇长推仁,自然之理也”;“爱敬忠信,出乎情性者也”(同上卷三);“仁义者,人心之所有也”(同上卷二十五)的道理。他毫不隐讳地说:“夫礼也,治心轨物,用之人道者也。”但是,“其本所由,在于爱敬自然,发于心诚而扬于事业者”。于是,“圣人因其自然而辅其性情,为之节文而宣以礼,物于是有尊卑亲疏之序焉”(同上卷十三)。他还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同上卷二十六)这段话可以说是对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合一理论的总结性论述。


以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为基本特征的玄学理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与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治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者不可不知的。我在一篇题为“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论文中(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举出两点为例,以说明玄学的历史作用和理论地位。第一点是说,由玄学发展起来的“自然合理”论,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之一,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自然法则、人文理性而宗教观念相对淡薄的基本性格。第二点是说,玄学认知方法上的“忘象(言)得意”论,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主要特点和根本精神。有兴趣者可找来一读。


四、佛教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当其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把它看成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相类似的学说。如袁宏在《后汉纪》中介绍说:“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卷十)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传译的工作。其间,姚秦时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经,以译文传意达旨,译笔优美通畅,而广为传颂,影响至今尤存。它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东来传教的高僧日多,本土的出家僧众也激增,其间有不少的饱学大德,因此,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接着,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之间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里所说的佛、道冲突中的道,已不单是指先秦的老庄、汉代的黄老等道家,它同时也包括了东汉末产生的道教,而且从形式上来看,更多地是与道教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虽然也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但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从南北朝至五代,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佛教中人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这四次灭佛运动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的,但其中前两次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那两次,则又是与道教的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直接有关。唐武宗会昌五年的那次灭佛运动,其中也有道教人士参与劝谏。只有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运动,未见有道教的掺入。在两教争正统的斗争中,双方都编造了不少荒诞的谎言来互相攻击,抬高自己。如,道教编造《老子化胡经》等,谎称老子西行转生为释迦佛;佛教也如法炮制伪造各种文献,或声称老子转世为佛弟子迦叶,或分派迦叶转生为老子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没有什么价值。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则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不合国情,必欲消灭之而后快。站在佛教立场者,为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则竭力采取调和态度,辩明其不违中国礼俗之根本。如东晋著名高僧慧远就申辩说:“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沙门不敬王者论》“在家一”)这是说,信佛教者是把奉亲敬君放在第一位的,如果得不到君亲的同意或信任,则要退而反省自己的诚意,直到双方都觉悟。这也就是佛教对于民生、治道的俾益。他还说,出家人虽然在服饰上、行为上与在家人有所不同,但他们有益民生、孝敬君亲,与在家人没有两样。所以说:“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同前“出家二”)


从理论方面讲,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梁武帝萧衍甚至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立神明成佛义记》的论文来发明此义。他在文中说:“源神明以不断为精,精神必归妙果。妙果体极常住,精神不免无常。”这里所谓“神明”,指人的灵魂;“不断”,是不灭的意思;“妙果”,则即指成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灵魂要修炼到不灭,才可称作“精”;这种“精”的“神”,最终必定成就佛果。佛果为彻悟之体,所以永恒不变;精神则尚处于过程之中,不能免于流动变迁。沈绩对这句话注解道:“神而有尽,宁为神乎?故经云:吾见死者形坏,体化而神不灭。”他引经据典地说明了“形坏神不灭”的论点。当时的儒、道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又,佛教讲因果报应,特别是讲三世报应,这也是与中国传统观念不一致的。佛教的业报,强调自己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有的现世受报,有的来世受报,有的则经过二生三生,乃至百生千生,然后才受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卦文言”)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所以,晋宋齐梁期间围绕神灭、神不灭和因果报应等问题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这里,我们首先从佛教方面来看一下这种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此即所谓“格义”的方法。如,以无释空,以三畏(《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拟三归(归依佛、法、僧),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喻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等。这种借用现象,在对外来文化的传译初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由于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其了解不深,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陈寅恪先生在其所著《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举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当时般若学中的心无义曰:“种智之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无而能应。居宗至极,其唯无乎?”然后评论说:“此正与上引《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易系辞》(“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之旨相符合,而非般若空宗之义也。”陈先生的评论是很深刻和正确的。


如果说,这种初期的融入尚是不自觉的话,那么后来佛教为了在中国扎下根来,则进行了自觉的、主动的融合。首先在译事方面,佛教学者总结了“格义”法的缺陷以及在翻译中过分讲究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等问题,主动积极地吸收和提倡玄学“得意忘象(言)”的方法,以领会佛典所传达的根本宗旨和思想精神。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高僧传》卷七)又如,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当然,反过来佛教对于玄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两晋之际,玄学家以佛教义理为清谈之言助,已在在皆是,所以玄佛融合成为东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入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正是经过这些众多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终于在中国扎下了根,开出了花,结出了果。与此同时,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佛老。也就是说,这时的佛教文化已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想真正了解和把握魏晋南北朝以后,尤其是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离开了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佛教文化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对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们在形式和理论上自我调整和发展更新。


由于汉末道教的创立和发展,此后道家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道教是在杂糅原始宗教、神仙方术、民间信仰等基础上,附会以道家老子思想为理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后来又受到佛教的影响,仿效佛教的戒律仪轨、经典组织等,使自己不断地完善起来。道教尊奉老子为其教主,以老、庄、文、列诸子的著作作为最根本的经典,如尊《老子》为《道德真经》,尊《庄子》为《南华真经》,尊《文子》为《通玄真经》,尊《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等。所以,就这方面来讲,道教与道家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人们平时所称的儒、释、道中的道,一般都是含混的,并不严格限定它是专指道家还是道教。


其实,道家与道教是有根本区别的。简而言之,道家是一个学术流派,而道教则是一种宗教。先秦道家,尤其是老子倡导的自然无为主义,在描述道的情况时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四章);而在称颂道的崇高品德时则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同前六十四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同前五十一章)等等。这些论述,在当时来讲更是具有一定的反宗教意义。即使在道教问世之后,道家与道教无论从形式上或理论上也还是有区别的。如魏晋玄学家王弼、嵇康、阮籍、郭象、张湛等人所发挥的老、庄、列思想,人们绝不会说他们讲的是道教,而必定是把他们归入道家范畴。反之,对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所阐发的老庄思想,则一定说他们是道教,而不会说他们是道家。这倒并不是因为葛洪等人具有道士的身份,而主要是由于他们把老庄思想宗教化了。具体说,就是把老庄思想与天尊信仰、诸神崇拜、修炼内外丹、尸解成仙等道教的种种宗教寄托和目标融合在一起了。而这些在玄学家所发挥的道家思想中是找不到的。以此为基准去判别汉末以后的数以千计的老、庄、文、列的注解释义著作,那么哪些应归入道家,哪些应归入道教,应当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当然,这种分辨并不涉及这些著作的理论价值的高低评价问题。事实上,在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下,道教理论从广度上和深度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少道教著作在一些方面对道家思想有很多的丰富和发展,有的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总之,所谓儒、释、道中的道,包括了道家和道教。即使当人们把儒、释、道称为“三教”时,其中的道也不是单指道教(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中国传统上所谓“三教”的“教”,其含义是教化的教,而不是宗教的教)。所以,当我们总论“三教”中的“道”时,既要注意道家,也要注意道教,不可偏执;而当我们研究和把握某一具体的著作或思想家时,则应当分清它究竟是道教还是道家,不可笼统。


儒家思想理论在佛教的冲击和影响下,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如上面所提到的,东晋以后佛教思想就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宋元以后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出入于佛老,这些都还只是现象上的描绘。其实,佛教对儒家最主要的影响是在于它促使儒家对发展和建立形上理论的深入探讨。与佛教相比,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更注意实践原则的探讨与确立,其中虽也有一些形上学的命题,但并没有着意去加以发挥。所以在形上理论方面,原始儒家甚至还不如道家。佛教传入后,它那丰富深奥的形上理论,给儒家以极大的冲击和刺激,一度还吸引了大批的优秀知识分子深入佛门,去探其奥秘。而且,确实也由此而涌现出一批积极探讨形上理论的儒家学者。唐代著名学者柳宗元,在评论韩愈的排佛论时说,韩愈给佛教所列的罪状,都是佛教中的一些表面东西,至于佛教内所蕴含的精华,他根本不了解。所以说,韩愈完全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实际上,“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段话表明,柳宗元透过儒、佛表面的矛盾,看到了佛教理论有与儒家思想相合之处,其见地显然高出韩愈一筹。其实,韩愈虽强烈排佛,但也不能完全摆脱佛教的影响。他所标举的儒家道统说,与佛教的判教和传灯思想不能说全无关系。


人们常把宋明理学的萌发,推求于韩愈及其弟子李翱。韩愈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主要在他所标举的儒家道统说。而李翱对宋明理学的贡献,则在于他指出了一条探讨儒家心性形上理论的途径。在韩愈那里,还是遵循比较传统的儒家思路的,即更注重于具体道德原则的探讨。如他在《原道》一文中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对佛、老的去仁义而言道德大加批评,流露出了他对探讨形上问题的不感兴趣。然而,他的弟子李翱则对探讨形上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受佛教的影响,作《复性书》三篇,以探求儒家的形上理论。他在说明他作此文的意图时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那么,他所发掘出来的发挥儒家性命之道的书,是些什么书呢?从他在《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看,主要是《易》和《中庸》。以后,宋明理学发挥儒家性理之学以与佛教抗衡,其所依据的基本经典主要也就是《易》和《中庸》等。开创理学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则进一步通过系统的阐发,又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提到了儒家阐发“性命之道”的基本典籍之列。所以把宋明理学的萌发追溯到唐代的韩、李是很有道理的。


理学以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然而,他们所复兴的儒学,已不完全是先秦的原始儒学了。一方面,理学的形上理论受玄学影响极深,如玄学所提倡的“自然合理”的理论形态,为理学所积极接受和发展。另一方面,理学受佛教理论的影响也甚多。如理学大谈特谈的“主静”、“性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理一分殊”等等,无一不与佛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理学所代表的儒学,在理论形态上与先秦原始儒学存在着不同。先秦原始儒学的许多具体道德规范,到了理学家手中就平添了许多形上学的道理。如,关于“仁”,孔子所论不下数十条,但都是十分具体的。他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答樊迟问仁,曰“爱人”(以上均见《论语·颜渊》),曰“先难而后获”(《雍也》);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阳货》)。此外,又如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刚、毅、木、讷近仁”(《子路》)等等,无一不是具体践行的条目。孟子论仁则除了讲“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外,更推及于“爱物”,并与“义”并提,强调“居仁由义”(《尽心上》),最终具体落实到推行“仁政”等等。可是,到了理学家那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朱熹释“仁”,一则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学而注》);再则说“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颜渊注》)。这里一变而为主要是对“仁”的形上理论的阐发了。这种理论上的差别,也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六、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儒、释、道三家共存并进的格局。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绝大多数时期也都强调三教并用。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是很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所以,当人们随口而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佛、道二家的文化,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说,中华人文精神是在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培育下形成的,这话绝无夸张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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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1】


张瑞敏

自我重组的6大方法,5大目标



所有的企业现在都在面临着一个物联网时代,也都在发问:究竟应该怎样来面对?怎样来变革?


我们自改革开放后,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是模仿西方的。但是物联网时代到来了,我们应该创变出我们自己的模式,来引领的物联网时代。


物联网的创始者阿什顿在1999年创造了“物联网”这个词,他把每一只口红放入一枚芯片,卖口红时就能通过芯片知道哪一款口红卖得更好。


他当时不知道这个方法应该叫什么,就创造了一个词,叫“物联网”。


阿什顿还认为,物联网在2019年或2020年将会引爆。现在我们好像还没看出这个迹象,但是希望,中国企业能成为第一个引爆者。


美国的专家西蒙·斯涅克提出一个“黄金圈理论”。黄金圈就是三个同心圆:


最中心的圆告诉你为什么开始,告诉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战略;而中间的圆是如何做,也就是战术;最外面的圆是你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当你达到了这个目标,就再从为什么开始,所以他出了本书就叫《从为什么开始》。这是一个一个的循环,不管是人生还是事业,都离不开黄金圈理论。更简练地说就是:


1.第一个圆(Why)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为什么”开始,也就是把握方向。


现在的方向就是“创造性破坏”,这是熊彼特提出来的。所以,创造性破坏,如果我们不把原来经典的、传统的破坏掉,又怎么去创造新的呢?


2.第二个圆(How)


第二步,在破坏之后,要取得创造性的成果。这就是先破后立,有破才有立。


3.第三个圆(What)


最后一步是目标,就是我们要成为物联网时代的引爆者、引领者。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根据时代,不停地循环黄金圈理论。


一、企业为什么要颠覆自我?


为什么要走创造性破坏的方向?有3个方面:


1.自我颠覆


我们现在身处物联网时代,必须把原来经典的、传统的东西都颠覆掉。而且最重要的是观念上的颠覆。那么,怎样才能在颠覆之后,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呢?


就是自我颠覆。


首先,我觉得所有企业都应该从一元化企业变为二元化企业。现在的企业都是一元化,二元化企业是指企业同时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这个很难。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战略,假如已有一条战略,那就在规模和范围上做大。规模和范围的竞争,最早是钱德勒所提出来的,今天我们还在用。大家都在说做大做强,其实规模就是做大、范围就是做强。


但是现在不行了,在物联网时代,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战略。新的战略是什么?就是网络生态的竞争力。


网络生态的竞争力和产品的竞争力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样来同时追求这两个不同的目标?这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提出:企业要有动态能力。


现在的企业往往是静态能力,动态能力的意思是:你要具备不断更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能力。


现在我们的企业,在有了核心竞争力之后,就会沿着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一路往前走,这样早晚有一天会被自己颠覆掉。


例如,柯达曾是世界知名企业,做胶卷是全世界第一名。事实上,它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发明出数码相机的企业。


只不过柯达卖数码相机卖得不怎么样,后来就把数码相机放弃了,又去做胶卷。


如今,柯达已经不复存在,原因就是它的战略只是一元化的,而不是二元化的。柯达在申请破产时,它的数码技术竟然卖出了9亿美金。所以说对企业来讲,你能不能同时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这真的很重要。


所以你不能停滞在现在,就算你现在过得再好也不行。对企业来讲,要具备动态能力,要变成二元化的企业。这就是观念上的颠覆。


2.自以为非


海尔的企业文化就是四个字:自以为非。


但是一般的企业往往是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什么要改变的。


其实不对。黑格尔所说的自我否定哲学,目标就是要达到“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指:追求世界的本源,就要追求永恒的规律,而且要永远不断地追求。


追求过程中的路径是什么?两个字——反思。反思就是:批判和重构我。要批判我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看看哪一些还有问题。


想要重构一个新的东西,自我否定才可以使自己不断地前进和提高。


为了说明自我否定,黑格尔还举了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花蕾孕育出花朵,而花朵又孕育出果实;但盛放的花朵,正是否定了花蕾,结出的果实,也正是否定了花朵。


然而,我们的企业想想,在你鲜花怒放的时刻,你可能不会否定这朵花,你会欣赏它,别人也会欣赏它,但是这样一来,果实就没了。所以自我否定的本质,是在否定过程中包含对上一个阶段的肯定,并上升到更高的阶段。


——这也就是正、反、合三个阶段。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


工业革命时的小作坊就是正题,比如此阶段的服装厂可以定制服装,手工非常好,但是没有规模,也没有效益。所以,反题就是大规模制造,制造得非常快,但是无法给你定制,此阶段的服装有很多不同的号码,供你自己来选。


但是到了合题,就是否定之否定,把前两个阶段都合到里面,既有小作坊式的定制,又能大规模制造。因为现在是物联网时代,万物互联使这种模式能够实现。


3.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企业应该追求动态的平衡,不应该有静态的平衡。


最后,如果我们没有自我颠覆、没有观念上的颠覆的话,很可能会被时代淘汰。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不可能两次置身同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要不断跟着时代走。


海尔认为: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因为所有企业都不能说自己成功,所谓的成功只不过是踏上了时代的节拍,但你是人、不是神,你不可能永远踏准时代的节拍,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会被时代淘汰。


《荀子·劝学篇》中讲: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原因,不是巢穴做得不完善,而是搭建的地方有问题。


所以我们每个企业都要想想,你的企业现在管理得很好,但是你有没有踏进时代的节拍?你的战略是不是符合时代?如果不符合时代,你的管理再好也等于零。


希望我们的企业,都能耐得住寂寞,因为我们需要韧性。


二、自我重组的6大方法


创造性破坏之后是创造性重组。我在这里讲的是这几个重组:模式重组、人的定位重组、考核重组、薪酬重组、组织重组、职能重组。也就是一切经典的管理都要去掉。


经典的管理,主要来自三位古典管理理论先驱:第一个是泰勒,我们现在还在用他发明的流水线;第二个是马克思·韦伯,他的科层制,也叫官僚制,是现在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东西,但是却压制了人的创造性;第三个就是法国人法约尔的职能管理。


尽管这些理论已有一百多年了,但是今天我们要把他们的理论全都颠覆掉,然后再重组。


1.模式重组


我们提出“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就是员工;单,就是用户的需求。


把员工和用户连在一起,每个员工的价值就体现在他为用户创造价值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给用户创造价值,那你就不会有价值。


自2005年提出来,到今天14年的时间,现在连国际管理会议上,所有人都在直接使用“人单合一”这四个汉字,而不用英文翻译。


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成为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范式。人单合一如果再扩大,从供应链扩大到整个生态,这正是物联网时代所需要的。


21世纪的管理一定是量的管理。


德谟克利特第一次提出来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在东方,与他同时代的老子提出来的“道”,是一个系统论。


企业可以看一看两本书。第一本是《量子领导者》,说的是所有企业的领导都要改变自身定位,你不是发号施令的,你是仆人领袖,是给所有员工创造条件、提供服务的。这个要从观念上改变。


这个观点和中国两千多年前老子的观点一样,老子曾说“太上,不知有之”,部下不知道你的存在,你不是发号施令,而是给部下提供一种机制。


另一本书是《量子自我》,认为每个员工都是独立的自我,同时又是“为他”的自我。这就是量子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词——波粒二象性:每一个光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动的。


每个员工也是,他在粒子状态时是静态的,但是他在波动状态时,你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能力,所以必须给他提供造条件。


可是现在我们企业招人时,完全把人才看成一个粒子,用学历、工作经验固化住他。你知道他有多大的能力吗?


所以说到底,人单合一就只有一条原则,就是让人的价值最大化。


2.人的定位重组


我问过很多企业,你能不能把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放下去?他们说那不行,我手里就这三个权,用这三个权可以控制员工,没有的话怎么控制他们?


其实你不应该控制员工,你应该让员工自主来做。


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1960年提出一个词,叫“理性不及”。他说的原话是:理性对于世界总是不及的,你不可能把世界上什么东西都认识到。


所以第一,所有的领导都应该想到自己是理性不及的;第二,员工也是理性不及的。按照哈耶克所说的,每个人都有专长,如果你给员工创造一个平台,他会自己成为每一个方面的专家。


3.考核重组


所有的企业都用KPI考核,国际公司也在用,这似乎成了一个法宝,但现在应该“去KPI”。


去掉KPI后,我们要变成一个生态组织。海尔要做的是“三零”:用户零距离、企业零延误、流程零签字。


我们现在的签字,诸位想一想,有哪一个可以做到对称负责?没有。很多人签字,但出了事找谁也找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去掉签字,每个人对自己的成果负责。


例如差旅费,我们取消签字,只改了一点,员工差旅费抵减团队利润。团队利润如果被抵减了,就没有分享的资格,所以员工出差影响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


海尔的差旅费也是很高的,这个政策第一年实行,差旅费就减少了三分之二。


4.薪酬重组


薪酬是企业的驱动力,这个非常重要。企业可以给员工期权激励,这样会有一些员工很努力,但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努力。


但是我们的人单合一就可以保证。因为员工的所得不是我给他的,而是我给他创造了一个平台,他自己在平台上为自己创造的。


5.组织重组


组织非常重要,我们提出“三生”:生态圈、生态收入、生态品牌。


简单地说,企业原来是科层制,而现在要变成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没有人去指挥你。


我们现在应该变成自组织,自组织就可以自己去创造市场,不靠产品收入,而是靠生态收入,因为将来的产品很可能会成为载体。


好多年前,海尔就开始把12000名中层管理者全部取消掉,中层管理部门全部撤掉,终结科层制,只有一个共享的平台。


6.职能重组


我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有些教授提建议说,海尔的单层创业平台很好,但是没有人来管理员工了,没有职能了,他们怎么去找市场?


所以海尔让所有人都面对市场,把所有人都变成一个很独立的实体。


假如我要卖10万台产品,从开模具到投资,所有事情都能由员工自己决定,爱怎么投怎么投,不用像原来一样打报告,减少了很多道手续。


如果最后这10万台产品达到目标了,员工有增值,就可以分享;如果达不到目标,所有的投入,亏的部分员工要自己填上。


因为现在是复杂经济,不再是均衡的年代。均衡变成暂时的了,不均衡才是永恒的,不均衡、不对称、不确定性是现在的常态。过去我们常用的是演绎推理,今后更多的要用归纳推理。


比方说我进了最好的设备,我招了最好的人才,那么我在这个行业一定能做到最好吗?未必。因为现实是复杂的,很多东西是你不可预测的。


而应对复杂经济,要靠什么呢?就是一个词——自组织,或者叫自我组织。自组织可以做到自我增强。


三、海尔的5大目标


1.人单合一的管理模式


人单合一是第一个目标,我们从2005年提出到现在,探索了14年,现在被国际上的主流媒体和商学院都认同了。


哈佛商学院在三年内,把海尔的人单模式从两个不同角度,分别做了两次案例,在哈佛商学院的历史上从没有这种情况。现在很多国外的企业家也想来学习人单合一,足见其在全世界的影响。


所以我希望,人单合一能成为一个物联网时代的新的商业管理模式。


2.工业4.0


全球工业4.0的标准已经问世,这些标准都通过了三个国际组织的认定。德国人提出的工业4.0,而最后由海尔来主导大规模定制,这是为什么?


德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大众汽车的辉腾,赔了20亿欧元,现在宣布停产。我跟德国人说,我们有一个指标,我认为那个指标才真正体现了工业4.0的核心,那就是不入库率。


我们现在的产品,不入库率可以达到70%,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用户的体验制造了这个产品,制造完成后不会进仓库,而是到用户家里去。


全世界评选的第一批制造业领域“灯塔工厂”有9家,其中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就是海尔。


3.沙拉式文化


国际并购有一个规律,叫“七七定律”,即:跨国并购的企业有70%都最终失败,其中又有70%的是失败于文化的不同。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像沙拉一样的文化,因为沙拉里面可以有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这些代表各个国家、各个企业的不同文化。但是,沙拉酱是统一的,沙拉酱就是人单合一。


海尔并购了美国的GE(通用电气)家电、日本的三洋、意大利的Candy,都是很大的家电企业。但是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还保留原来的人,但条件是必须接受、运用海尔的模式。


例如GE,它在美国有12000多员工,兼并的时候,他们的经营非常差,而且是差在体制上。我在给他们全体干部开会时,一个GE的管理人员站起来提问,他说你们今天收购了我们,你准备怎样领导我们?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们曾经口口声声说学GE,GE是你们的老师,你今天兼并我们,无非是因为有钱而已,你能够管理我们吗?你能够了解我们吗?


我说,你这个问题本质上就错了,我们今天兼并你,但我既不是你的领导,也不是你的上级,我是你的股东,这是我最正确的定位。


现在我要改变他们的什么呢?过去,他们只有顾客,没有用户,把产品卖出去就完了,而用户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不知道。现在,就是要把所有的顾客变成用户。


这样做之后,去年美国整体的家电企业是负增长,但GE是两位数增长。现在,他们非常认同人单合一。


美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句话,是独立宣言第二段的第一句: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美国的大企业从来没有人人生而平等,CEO就是国王和独裁者,而现在,每个员工都是自己的CEO。


这就是人单合一最大的特点,让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价值。


4.共赢增值的财务标准


我们创造了一个“共赢增值表”。


传统的经济里有一个定律,就是边际收益递减:你的一件产品可能一开始能赚5块钱,但后面肯定赚得越来越少。


但是如果我把产品作为载体,而以服务为主体,那就可以边际收益递增。这也是复杂经济学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5.品牌声誉


品牌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传统品牌,比如耐克、阿迪达斯。但这个传统品牌大规模制造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第二个时代是平台品牌,即电商。电商追求的就是流量为王,但是,传统品牌和电商不管怎么做,都有一个问题:只有顾客,没有用户。因为它们不知道用户体验是什么。


电商是可以有无限的选择,但用户提出一个要求,你给我定制,能做到吗?做不到。


第三个时代,就是生态品牌的时代。就是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把各方资源集中在一起,共创共赢,创造用户的最佳体验。


有人说21世纪,企业的竞争力是什么呢?就是要看谁的终身用户最多。而终身用户的本质就是:


只要你把所有的体验都满足给用户,你给用户提供服务方案,而不仅仅是产品,最后用户就可能一直跟着你。


满足你的需求,所以你肯定会成为我的终身用户。


结语


最后的结束语,我引用詹姆斯·卡斯的一本书里的一段话。《有限与无限的游戏》这本书,出版于1987年,至今30多年畅销不衰,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开头第一段就是:


“世界上有两种游戏,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游戏,无限的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我们现在要打破规则,有限的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的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


现在的企业想要成为第一,这就是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的游戏,是以延续游戏为目的,为用户提供最佳的个性化体验,这就永远没有头。海尔也会一直这样做下去。


而且,无限的游戏不能有重点,所以它无法重复。什么意思?


因为无限的游戏相当于是一个热带雨林,它要打造一个生态式的产品,所以它会像热带雨林一样,自己产生新的物种,这怎么可以重复呢?不是它制造一个产品,随便就能模仿。


让我们共同努力,打破现在的规则和边界,创造一个引领世界的物联网模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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