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46-050】
发布时间: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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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0】


袁伟时

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



罗卫国2017年11月18日批阅——本文作者袁伟时教授75岁(2007年)时候的一篇演讲,比我们现代多了,先进多了,真是汗颜!


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典籍,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典籍。另一方面,中国也创造了很多珍宝,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思想遗产;有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比如中医。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那里?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


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万8千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


1793、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爷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不足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皇帝按照皇帝规范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法的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把《几何原本》带过来并翻译了六卷,还有九卷没有译出。一直到平定了太平天国,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他接受科学家李善兰的建议,拨款支持把后九卷翻译出版,把以前译出的六卷也校对一遍,出了一个完整的版本。李善兰请曾国藩写个序,曾国藩不懂,就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曾作过中国驻英公使)代笔。曾国藩知道光懂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从小就让儿子学英语,接受现代科学教育。曾纪泽代他爸写的《几何原本》序言说:“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而概之曰:点、线、面、体。……《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这里说透了中西思维方法的差别。《九章算术》共收有 246个数学问题,分为九章。分别是:方田、栗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它的计算方法有成就,但是没有上升为完整的理论。曾国藩看完儿子写的东西后大为赞赏。当年曾纪泽的评价不一定完全正确的,但他的确说透了中国思维方法的弱点。


此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自认为中国的道德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蛮夷,道德文章是永远比不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看来,道德规范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我们道德规范有一些是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比如我们讲“仁、义、礼、智、信”,大致上从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里都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在西方,仁是“博爱”;义是“正义”,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系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进一步考查这些规范的内容,问题就出来了: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用《中庸》的话来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


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


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


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


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


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


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我曾编过一本书:《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回答这些指责,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什么贡献。它不但没有打断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为儒家辩护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在国民党中宣部的支持下,有十个教授发表了一个宣言,里面提到: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中国人都西化了。这是诡辩,为什么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国人了?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


上述两个攻击都不成功,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为儒学辩护。


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


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


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甘阳博士提出来的,六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其他报刊已经多次发表过的他鼓吹这个主张的文章。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


其次,这是对世界发展全局缺乏了解的信口开河。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分严重,为了挽救他的制度,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方面总结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纳粹的倒行逆施和苏联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提出了免于恐惧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既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也继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麦时代就有社会福利制度。综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经验,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成就。1941年《大西洋宪章》将四大自由写进去了;联合国成立以后也将四大自由写进许多国际公约。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WTO的规则,按照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这就够了。


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睛。


为了论证中国与众不同,有好些论点似是而非。


比如,《荀子》有句话:“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有人据此便说:中国知识阶层不是都听皇帝话的,皇帝不遵守道的话,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维护道的权威。任何时候都会有个别人舍生取义。但是作为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形成牵制专制权威的制度,个别人的行为不足以为整个文化的缺陷辩护。


还有其他好的东西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西方的基督教里面类似的东西很多。要强调中国的特性,就要证明西方没有这些东西。


有个流行论调,中国有句“天人合一”,特别注重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证明东方文化足以做环境保护的根据。但是中国是世界上环境破坏最厉害的国家之一。“天人合一”本来的意义是说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天会通过打雷、地震等方式给你惩罚。我们不过是受了西方思想家环境保护思想的影响,回过头来说我们的“天人合一”是重视环境的,这是牵强附会。


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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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9】


俞可平

40年后如何再出发  



“深圳经济特区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排头兵,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其设立和发展过程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其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和成就的缩影。”在2018深圳改革榜单颁奖典礼上,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以《40年后再出发,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发表主题演讲。


俞可平回忆,1984年自己第一次到深圳,住在海上世界,当时深圳已给他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我本人也是深圳从创立、发展到壮大的见证者。”俞可平认为,作为改革开放先锋,深圳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行示范区,除了继续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保持领先优势,还应争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


要做引领者,深圳就要在改革开放再出发进程中,从五个维度起到示范作用:一是做解放思想的引领者,二是做社会公平正义的引领者,三是做政府治理创新的引领者,四是做民主法治建设的引领者,五是做幸福城市的引领者。


“做解放思想的引领者”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也包括治理现代化。比起前者,后者的难度更大。可以说,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俞可平说,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高度的民主和法治,还包括高度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和程序化。


如何争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俞可平认为,深圳首先要“做解放思想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也是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俞可平说,经济特区建设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搬用,如果没有新的观念和思维,就没有新的体制和政策,更不可能有人们津津乐道的“深圳速度”“深圳奇迹”和“深圳现象”。


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俞可平认为,要做到党的十九大强调的“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最根本的办法也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例如,过去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现在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要倡导‘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新理念。又如,在社会治理中,过去习惯政府包揽一切的思路,现在则应当树立‘社会共治’的新理念,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和广大民众在基层治理的作用。”俞可平说。


“做社会公平正义的引领者”


“必须清醒地看到且勇于承认,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和家庭财产存在不平等,还有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等。由此也产生了教育、就业、环境、健康、安全、性别等其他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社会基本保障的不平等,如最低工资、退休、医疗的不同待遇等,这将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他认为,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在于经济利益的分配,要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差距过分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与此同时,还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护等权利。


“显而易见,仅靠发展经济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平正义方面的问题,上述各项任务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希望深圳未来不仅成为生活富裕的榜样,也能成为公平正义的榜样。”俞可平说。


“做政府治理创新的引领者”


再者,俞可平强调深圳要“做政府治理创新的引领者”。“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关键也在于建设创新型政府。”


他说,政府创新首先是一种行政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机构和行政程序的改革,其直接目标是改善政府治理。“政府掌握着国家的公共权力,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如果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国家治理,那么善政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政府创新则是实现善政和善治的最有效途径。”


“深圳一直走在全国政府创新的前列,在我主持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深圳总共获得了11个创新奖,占全部获得项目的6%,是全国所有城市中获奖最多的。希望深圳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尤其在优质政府和专业政府建设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俞可平寄语。


“做民主法治建设的引领者”


“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民主与民生也休戚相关。离开民主谈法治,就像离开市场经济谈自由贸易那样不得要领;离开民主谈民生,就像要求人们的嘴巴只能吃饭不能说话那样没有道理。深圳自设立以来,在发展基层民主、丰富民主形式、拓宽参与渠道、促进社会自治、提高法治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希望能更进一步。”


“做幸福城市的引领者”


“一般认为,幸福是个人在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时产生的愉悦感。从根本上说,幸福应当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不能‘被代表’。然而,人们产生并实现其各自需求和欲望,却通常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政府正是通过创造、提供或取消个人的外部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影响人们的幸福。”


俞可平说,一项关于深圳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显示,在10项“最满意”的指标中,与低碳生活有关的占了前7项。在10项“最不满意”的指标中,道德风气和社会公平的得分最低,其次依次是社区噪音、卫生医疗、社会治安、社区居民参与。“这表明,政府的公共治理与居民的生活幸福和满意程度紧密相关。因此,希望深圳在幸福城市建设中也走在全国前列,使深圳成为全国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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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8】


冯唐

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



罗卫国2017年10月27日于家中——本文作者冯唐,他的名言是:人生苦短,不如不管,继续任性!


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怜一堆肉躯。曾几何时,我们除了未来一无所有,我们充满好奇,我们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们不怕失去,我们眼里有光,我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下身肿胀,我们激素吱吱作响,我们热爱姑娘,我们万物生长。曾几何时,时间似乎在一夜之间,从“赖着不走“变成“从不停留”。曾几何时,连“曾几何时”这个词都变得如此矫情,如果不是在特殊的抒情场合,再也不好意思从词库里调出来使用,连排比这种修辞都变得如此二逼,不仅写诗歌和小说时绝不使用,写杂文时偶有用了也要斟酌许久。


不可避免的事儿是,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在少年时代,我们看书,我们行路,我们做事,我们请教老流氓们,我们尽量避免成一个二逼的少年。近几年,特别是近两三年,周围的一些中年人被很持续地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油腻。这些中年人有些是我的好朋友,有些是我认识的人,有些我耳闻了很久。他们有的是公共知识分子,有的是意见领袖,有的是相对成功的生意人。小楼一夜听春雨,虚窗整日看秋山,男到中年,我们也该想想,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男。


我请教了一下我周围偶尔或经常被油腻中年男困扰的女性,反观了一下内心,总结如下,供自省:


第一,不要成为一个胖子。如果从小不是个胖子,就要竭尽全力不要在中年成为一个胖子。中年男的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人到中年,新陈代谢速率下降,和少年时代同样的运动量、同样的热量摄取,体重一定增加。管住嘴、迈开腿,人到中年,更重要的还是管住嘴。还要意识到,中年的体重不止是在皮下,更多是在内脏,想想这么多年来吃的红油火锅和红烧肘子就不难理解了。所以,轻度、适度锻炼不能保证体重减少,建议考虑阶段性轻断食。我们曾经玉树临风,现在风在树残,但是树再残再败再劈柴,我们也要努力保持树的重量不变。我们要像厌恶谎言、专制、谬误、无趣、低俗、庸众一样厌恶我们的肚腩,我们要把还能穿进十八岁时候的牛仔裤当成四十岁时候的无上荣耀,朝闻道,夕可死,朝见肚腩,夕可死,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一胖不除,何以除邪魔。如果我们觉得保持体重太难,就多想想我们周围那些为了减轻体重义无反顾、万死不辞的伟大女性们。


第二,不要停止学习。我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听一个心内科副教授和我们谈人生,他大声说:“三十不学艺,真老爷们儿,四十岁之后不必读书。”在我的少年时代,这是第一次有个男人让我体会到了浓重的中年油腻感。如今,有网络和书,随时随地皆可学习。尽管北上广深房价太贵,无房可以堆书,我们还有Kindle。腹有诗书气自华,人丑人到中年更要多学习。吹牛逼能让我们有瞬间快感,但是不能改变我们对一些事情所知甚少的事实,不能代替多读书和多学习。人脑是人体耗能最大的器官,多学习多动脑的另一个好处是帮助减肥。


第三,不要呆着不动。陷在沙发上看新闻,陷在酒桌上谈世界大历史和中国复兴,陷在床上翻新浪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不能让我们远离“三高”,不能让我们真正伟大。四十岁以后,自然规律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下降,但是大剂量运动可以让我们体面地抵抗这一规律。而且,人到中年,能让我们快乐的而且合法合规的事儿越来越少,大剂量运动是剩下不多的一个,大剂量运动之后,给你合法合规的多巴胺。如果肉身已经不能负担大剂量运动,说走就走,去散步,去旅行,也好。


第四,不要当众谈性(除非你是色情书作家)。少年时胯下有猛兽,不谈性不利于成长。中年后大毛怪逐渐和善而狡诈,无勇而想用,要有意识地防止它空谈误国。树立正确的三观,招女生喜欢这件事其实和其他复杂一些的事情一样,天生有就有,天生没就没,少年时不招女生喜欢,中年后招女生喜欢的概率为零,中年后,女生可能喜欢你的其他一切、除了你。如果心中还有不灭的火,正确的心态是:看女色如看山水,和下半身的距离远些,相看两不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和山水不同的是,在征得对方同意之前,请不要盯着女生看。即使忍不住盯着看,也不要一双大眼睛里全是要吃掉她的光芒和一嘴的口水。关于眼神的告诫,也适用于权、钱等其他领域。


第五,不要追忆从前(哪怕你是老将军)。我们都是尘埃,过去的那点成就其实都谈不上不朽。中年不意味着生命终结,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回忆从前。纠集起我们最好的中学校友、最铁的从前同事、最爱的前女友们,畅谈一壶茶、两瓶酒的从前,再尬聊,也只能证明我们了无新意。就算到了二零二九年人类不能永生,四五十岁也不能算是生命的尽头。积攒唠叨从前的力气,再创业,再创造,再恋爱,我们还能攻城略地、杀伐战取。大到创造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产品和服务,小到写一首直给人心的诗、养一盆菖蒲、做一本书、陪一只猫,做我们少年时没来得及做的事,耐心做下去。


第六,不要教育晚辈。我们有我们的三观,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三观。我们的三观有对的成分,年轻人的三观也有对的成分,世界在我们不经意之间一直在变化,年轻人对的成分很可能比我们的高。即使我们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对的,也要牢记孔子的教导:不困不启。尤其是,不要主动教导年轻女性。即使交流中不能说服对方,也不要像我老妈一样祝福其他持不同意见者早死。


第七,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两年前才第一次去日本,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美好到伟大的食物,而是日本人骨子里不愿意给人添麻烦的态度。在高铁车厢里,不仅没人不戴耳机看视频,连打电话都是禁止的。人到中年,管好自己,在经济上、情感上、生活上不给周围人添麻烦。


第八,不要停止购物。不要环顾四周,很冲动地说,断舍离,太多衣服了,车也有了,冰箱里的吃的吃不完,实在没什么想买的东西了。完全没了欲望,失去对美好事物的贪心,生命也就没有生趣。一个老麦肯锡,八十多岁了还在教麦肯锡年轻的项目经理如何管理自己、管理团队、管理事情。他偷偷告诉我保持年轻的诀窍,不能常换年轻女友了,一定要常买最新的电子产品,比如最新的电脑、最新的手机、最新版的VR女友。


第九,不要脏兮兮。少年时代的脏是不羁,中年时代的脏是真脏。一天洗个澡,一身不油光。一旦谢顶,主动在发型上皈依我佛。其实买个松下的电动剃头推子,脱光了蹲在洗手间,自己给自己剃,两周一次,坚持一生,能省下不少时间和金钱。即使为了抵抗雾霾而留鼻毛,也要经常修剪,不要让鼻毛长出鼻孔太多。


第十,不要鄙视和年龄无关的人类习惯。哪怕全世界都鄙视,我还是坚持鼓吹文艺,鼓吹戴手串和带保温杯。所有的世道变坏都是从鄙视文艺开始的,十八子、一百零八子佛珠流转千年,十指连心,触觉涉及人类深层幸福,保温杯也可以不泡枸杞、也可以装一九七一年的单桶威士忌,仗着保温杯和贱也可以走天涯。


因为苦逼而牛逼,因为逗逼而二逼,因为装逼而傻逼。愿我们远离油腻和猥琐,敬爱女生,过好余生,让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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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7】


盛洪

贸易与文明



2019年8月29日罗卫国批阅:盛洪老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先驱,60岁丢下则,转而研究儒学。


贸易与文明,这两个主题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正处在贸易战背景下,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最近刚到北京来,大家都在关注能不能达成一项双方都满意的协议。

 

为什么“文明”非常重要?因为人类文明来之不易。大家知道,人类是从黑猩猩演化而来,我们身上带着非常残忍的基因。经过数万年、尤其是近几千年的发展,人类才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来克服我们人类身上跟黑猩猩类似的残忍基因——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发生利益冲突时,我们经常会倾向于使用暴力。


但文明就不是这样。大概是20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叫《什么是文明》。我当时给“文明”下了一个定义:文明就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过去用武力解决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虽然这句话非常简单。


在人类早期,人类的暴力死亡率大概是15%,这是非常高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降到了3%到5%;到今天,人类的暴力死亡率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在1%以下。为什么?是人类发现了一些文明规则。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规则就是交易,也就是贸易。那么,贸易是什么?贸易就是不要通过暴力来和别人争夺财富,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一方面是一个零和游戏,这个游戏结果没有让整个社会增加什么,另一方面还使其中某些人遭受损失甚至失去生命。但贸易非常伟大,贸易的伟大之处在于,贸易双方用和平方式平等谈判,最后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它的后续结果不止如此,因为达成这个交易,会带来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更广泛的、超出一个动物群的联系,这种联系形成了人类社会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到今天是全球分工——这不是一个很小群体的分工,是全球的分工。


今天,我们不知道身上穿的、或者我们戴的一些产品产自哪儿,地球另外一端有一个人跟我们可能就有关系,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家知道,一个黑猩猩和其他黑猩猩的关系不会超出一个自然群。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由此,贸易带来了人类财富的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分工、通过专业化,通过人和人之间合作推进了技术的创新、制度的创新,产生了巨大的财富的涌流。贸易实际上是一个最基本的文明规则。由于有这个规则,人类才走到了今天,才不会因为想要拥有更多的财富而采用过去那种残忍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而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从这个意义讲,贸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规则。


人类的历史,这几千年、尤其是近几百年,由于贸易的发展、由于贸易的全球化,人类财富越来越多的涌流出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比以前生活得更加幸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非常珍视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中国和美国都强调的市场规则,就是人和人之间平等的进行谈判,自愿达成交易,最后忠实的履行合约。这种规则几乎成为了金科玉律,也被经济学教科书非常凝练地概括、总结出来。


经济学者都坚信这一点:只要给人以自由,那么人和人之间平等谈判、自愿达成交易,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也会在和平的情况下获得更多财富。


但是应该说,这个规则还不是非常完善。大家要知道,经济学在讨论自由贸易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假设。一个假设就是人和人之间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国与国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第二个假设就是自由贸易同时要包含其他的条件。比如还要有资本的自由流动、人口的自由流动。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自由,自由贸易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但事实上,在现实社会当中,这些假设条件不一定同时存在。经济学假设,人和人交易的时候,人都是基本差不多的;但在现实当中,人和人还是有区别的——人在拥有资源禀赋上,在力量上等等各个方面还是不同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男性和女性就不一样。


后来,经济自由主义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如果只是简单的讲经济自由主义,简单假设每个人同等的平等,那是不够的——如果只是假设这一点,那么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努力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人发现并不是如此。经济学有一个学派叫圣塔菲学派,做过对人类社会的计算机模拟:假如这个社会都是经济学假设的那种“经济人”,那么最后会崩溃掉的。所以,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社会还需要有一类人,这类人不仅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且从整个社会利益出发,从维护整个社会的文明规则这个角度出发,当规则受到侵犯时需要挺身而出,去保卫这个规则,为此不惜损害个人的利益。


圣塔菲学派管这种人叫“强互惠者”,其实这就是社会的精英。任何社会之所以凝聚成社会、之所以形成结构,和社会精英是有关的。一个社会就要有这样一些人:一方面要作为“经济人”,努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还要站出来为这个社会而努力,为维护使这个社会更加富裕的文明规则而努力。同时还有一个特点,他不见得是“经济人”,他可能要约束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

 

胡适有一句话非常好:“怕老婆是一个男人的文明标志”。为什么?我刚才讲过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男人在暴力资源上比女人有优势,但是如果他不约束自己,可能会经常打老婆,这就不是一个使家庭能存在、使婚姻能存在、使社会能存在的文明规则,所以他要约束自己,所以“怕老婆”就是男人文明的标志。

 

茅于轼老师是经济学家,后来他创办了人文经济学会。这是令大家很奇怪的。后来我仔细观察过他的这种转变,我发现一个问题:茅老师原来是工程师,他的数、理、化是比较好的,他完全可以从数学角度进入经济学,但是后来走到人文经济学,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一个问题——跟我刚才发现的问题一样:如果你假设每个数字后面都是没有灵魂的一个单位,那么你作为数理经济学家,你可能走向一种构造主义的方向,那么你其实不是真正懂得这个社会的。这让他明白了,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这些不同的人并不是像经济学假设的那样都是同等的。


茅老师发现这一点后,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是要自我约束的,那么这是一种道德修养。就跟刚才我讲的胡适说“怕老婆”是一样的道理——“怕老婆”就是男人的自我约束。所以,我说这是第二个文明规则。第二个文明规则,我有一个总结:“文明的真正含义并不是作为生产工具的技术的优越性,而是当人们具有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时,不滥用这种优势的道德力量”。这第二种文明规则,才真正使我们社会、我们这个世界走向文明。


把这个话题放得更远一点,就是国与国之间。人和人之间不相同,那么国与国之间就更不相同了。在经济学里,有很多自由贸易的教条,其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个教条是说,通过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要素收入的均等化;换句通俗的话说,只要我们通过自由贸易,我们就可以使各国工资相等、各国人民都有同样的收入水平。这句话应该是错的,为什么?刚才说过了,因为国际贸易跟国内贸易是不一样的,国际贸易是有国家之间的边界,国家之间边界有一个障碍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就是人不能自由流动,不能自由移民。一国之内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国内可以自由移民。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中国的情况:为什么中国40年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没有地域间矛盾呢?因为如果哪个地方富了,其他地方的人可以去那儿去打工。我们这些年经历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城市化。什么叫“城市化”?就是低收入地方的人走向收入高的地方。假如中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西部、一部分是东部,那我们会发现,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边界就会出现美国和墨西哥边界那样的情况。这种国界对自由移民的限制,使得自由贸易不能达成各国人民皆大欢喜的结果。


这个结论也被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强调。中国亮点罗卫国2019年2月12日编辑于荆州老家他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贡献就是“新贸易理论”。他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假如两个国家一大一小,其它条件相同,那么在自由贸易中那个大国就会更有优势”。当然,这个理论后面有很复杂的理论,我只讲一点,就是说大国会有较大的市场,较大的市场就会有较多的需求,然后会带来较大的企业,较大的产业,就会带来一种“规模经济”,会带来平均成本的下降,就会带来国际市场竞争当中的优势。


从这个理论出发,全世界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家都有,那么根据这个理论,不同国家之间竞争力肯定就不会相同。更何况国和国之间还有其他的区别,有的更发达,有的发展不够等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讲自由贸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直到今天,全世界都没有达成经济学家所说的“理想的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因为有很多具体的情况。所以,自由贸易会导致有些国家获得更多的收入,有些国家可能获得更少的收入,不会有皆大欢喜的结果。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但是应该说人类几千年都在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贸易这种格局其实是历史上没有见过的。可以发现历史上有很多由于贸易不平衡导致动用国家力量,动用暴力和武力、甚至产生国家间的战争。只要回顾过去几百年,我们能看到很多战争是因为贸易而起的,因为争夺贸易垄断、争夺对于贸易线路的控制,或贸易的不平衡。比如中国过去的丝绸之路,是一条非常富裕的路,但是经常会受到强盗抢劫,所以这条路是需要受到保护的。那么这条路也可能要置于某些军事集团的控制之下,这都是要互相争夺的。


近代以来的西方,很多战争也是由于贸易而起。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在海上的争霸,实际上是争夺贸易的垄断权和贸易线路的控制权。东西方国家之间,有动用国家力量影响贸易的现象,甚至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都和贸易不平衡有关。


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有悠久的经商传统。我们很早的祖先叫“殷商”,那时候的人叫“商人”,那个词就流传下来。为什么叫“商人”,就是因为他们做贸易,我们其实有非常悠久的贸易历史。中国在历史上非常特殊,确实是幅员辽阔的“最大国家”。在周、汉、唐、宋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变成了一个生产相对比较领先、国家比较富裕的地方。所以在大概16至18世纪的时候,中国的贸易实际上一直是出超。而西方当时没有可以跟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产品相匹敌的产品,在工业革命以前它是没有的。所以16世纪到18世纪时,中国一直有非常大的贸易盈余。当时西方所能够跟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产品就是白银。这是因为欧洲人发现美洲,开发了美洲的白银,当时的国际贸易大概有一半白银流向中国。


但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这一局面其实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贸易逆差同时带来了货币流出,通货紧缩,限制了经济发展。比如说英国,因为英国是没有白银的,顶多是靠海盗船去抢西班牙商船的白银,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东西——鸦片。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英国人说这是贸易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对。因为鸦片使得英国扭转了贸易逆差,中国的顺差就转过去了。总之,历史上因贸易而起的战争是非常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回头看,人类一直走到20世纪,走到今天的WTO体制,确实比以前要文明多了,我们要珍惜这样一种文明的体制。


在贸易历史当中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有一些比较领先、富裕的国家,或者规模比较大的国家,可能在某些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把国内市场作为其它的新兴国家的市场,哺育了这些国家,包括18~19世纪的中国和印度都是这样,它们的市场哺育了当时的工业国。当然只是在一种暴力手段压低关税条件下的哺育。


当然这件事对中国是不利的。反过来讲,一个国家入超过大也是不利的,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失去了很多企业的发展,同时失去了货币。因为刚才讲到,在过去的国际贸易当中,贵金属作为货币,如果从中国流出,那么中国就减少了货币供给——经济发展很重要一点,就是货币供给的增加——贵金属如果流出,那么这个国家就要陷入通货紧缩。这也是一个矛盾。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20世纪应该说还是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美国的办法。美国的办法非常有意思,美国处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时代了,所以它是用纸币来支付贸易逆差。大家都知道,现代货币最后变成了纸币,这个纸币当然由中央银行发行,用控制利率、控制发放数量保证币值稳定——这跟贵金属一模一样,只因给你带来了某种让你去相信它的信任。但同时这一点也很好——如此一来,这个国家就能承受更多的贸易逆差。大家要知道,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贸易逆差,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应该说,这一方面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市场,另一方面又没使得本国经济衰落下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但这个模式仍然存在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人类要继续走向文明,怎么解决国际贸易上出现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贸易苦乐不均,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优势、劣势,好处、坏处不同的问题,确实要由新崛起的这些国家去思考。其中一点很重要,就是我刚才强调的文明的第二个规则——你不能仅仅以自己的利害去决定你的行为,必须要跳出单方面的利害,要从维护一个使全人类都能获得好处的规则、要从全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时候就不能简单的作一个“经济人”、只遵行当下贸易规则就行了;而是要成为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推进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国家。如果这样做,那将会对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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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宏

学艺术到底有什么用?



罗卫国2017年9月30日于家中——作者周海宏:感性素质!


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感性素质低的民族。


我一直认为,中国当下如此可怕的审美匮乏问题,和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压制人对美的愿望、否定艺术审美功能有关。


如果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能够持续30年强化艺术教育,培养出一代热爱美、热爱艺术的公民来,我们现在苦恼的很多问题都将不存在。


遗憾的是,至今,我们仍然不是这样做的。在当今中国,中小学还是动辄就停掉“音”、“体”、“美”这样的课程。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还在穿着大裤裆、大长袖子的难看校服。


我们正在把孩子所有对美的追求全部扼杀。


你可以回想下:学生时代,有一天你没穿校服上学,老师怎样贬损你的?有一天你的孩子想打扮自己,老师又是怎样羞辱他的?


对艺术的审美是人类的天然本能。


我们的每种感觉器官,都有对美的感官愉悦、感官享受的需要。这也对应了人类创造的各个艺术门类:


长了眼睛,我们要穿好看的衣服。


长了鼻子,我们要闻香味。


长了耳朵,我们要听音乐。


长了嘴巴,要吃美食。


这其中各个感官对美的需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严重缺少音乐享受的一个民族。


不喜欢音乐的人,不是正常人。做一个替代练习你就可以理解这句话。


我不喜欢鲜花——你挺另类。


我不喜欢美食——你有病吧?


我不喜欢音乐——我也不喜欢。


我们正在常年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文化环境。在不正常的文化环境下,你会把“不正常”当作“正常”。


在中国古代也并非如此。


古代形容奢华生活是什么状态?声色犬马。


文人四技是什么?琴棋书画。


音乐排在头号位置。古往今来,人们都把音乐作为人生的至高享受。我们每个人都有天然的本能,对音乐有最直接的审美反应。


如果你是家长,一定会注意过这种情况:6~8个月的婴儿就可以明显且准确地随着音乐律动,1~2岁的小孩就能跟着音乐跳舞。


我给6~8岁的儿童讲音乐,完全不需要讲道理。只要把音乐放上,孩子就可以反应非常敏感、准确。


可是,我们的孩子上学之后,所有学校的音乐课、音乐欣赏,讲的全是乐曲解说。特别恶劣的,是那个标准答案。搞得孩子觉得听音乐总是"理解得不对"。


上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课,终于把大家培养成了现在的样子:推出了音乐大门之外,觉得自己没有音乐细胞。


艺术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与问人“为什么要喝酒”的性质是一样的。


酒、咖啡、茶都不是生存必须品,完全可以没有。但是我们能够想象生活当中没有酒,没有咖啡,没有茶吗?


学艺术,是为了让孩子学会体味幸福。


这么多年来,艺术在中国都是饭后茶余可有可无的东西。


中国的中小学停课先停什么课?音、体、美,这是“小三门”。现在很多家长要求孩子每天除了学习,什么都不做。凡是和学习无关的事,一律都被看为“浪费时间”。


如果你是这样的家长的话,你应该知道:影响人一生幸福最重要的东西,你没有让孩子学,却让他学了大量没用的东西。


有的家长在网上秀自己的成功育子经验:他们把孩子的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满满的。但在这个时间表中,却没有艺术、没有游戏,没有交友、没有自由。一切和升学、考试无关的东西都没有。


家长可能认为,这样就能让孩子获得他们所希望的人生。


我想告诉这样的家长:你正在毁掉孩子的一生。


人的素质发展存在“关键期”,在“关键期”内进行的教育将影响终生。错过这个时期,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大量家长正在把理性的、知识性的东西放在孩子的童年:让孩子数数、背“小九九”,甚至背元素周期表。


当你这样进行所谓的“早教”,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时候,你是:赢在起跑线,输在终点站——你剥夺了孩子“感性素质”的发展机会。


人有两大心智能力,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理性的代表是科学;感性的代表是艺术。科学征服了世界,艺术美化了世界。二者犹如鸟之两翼。如果家长没有从小重视孩子感性意识的发展,将会使孩子一生的幸福化作泡影——你亲手扼杀了孩子一生的幸福。


体验幸福,是需要素质的。


一个人想要获得一生的幸福,不仅要拥有“获得幸福生活条件”的素质,还要拥有“体验幸福感受”的素质。


为什么有的人生活得脏、乱、差,单调乏味


有了“感性素质”这个概念以后,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个人的感性素质低,感觉不到环境多么恶心。


一个人如果感性素质低,他往往会忽略和放弃对环境感性品质的要求。


有一对夫妻,两个人打架。原因是,他们想买一台洗衣机,好看一点的1600块钱,难看一点的1400块钱。老婆的感性素质高一点,想买好看的;老公感性素质低,认为1400块就能用了,为什么要多花200块钱。


表面上是夫妻有分歧。实际原因就在于双方对环境感性品质要求不同。深层原因就在于双方的感性素质有高低。


提醒大家:如果你们的感性素质高低不同的话,你们会在价值观方面发生严重分歧。感性素质高的人,往往愿意为美化环境、享受生活付出成本。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夫妻在装修的时候特别容易吵架呢?因为那是感性素质高低的大暴露。为什么物质条件提高了,幸福却没有如约而至?感性素质低的人,不会享受生活。或者,倒过来讲:不会享受生活,就是由于感性素质低。


我曾经坐游轮在桂林游览。在游轮上有两个人,整整三个小时从头睡到尾。有的人旅游就是这样的: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点拍照。 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千万不要和感性素质低的人搭伴——特没劲。他们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不是睡觉就是打牌。


一个细腻、敏感、丰富的人比一个枯燥、乏味、麻木的人,生命质量要高的多。


一个人想要获得一生的幸福,首先要拥有幸福生活的条件。感觉麻木,使很多人失去了本来能够体验到的幸福生活。为什么很多人在物质水平提升了以后,并没有觉得幸福如期而至?就是因为有条件,却没体验。根本原因就在于感性素质低。


当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却缺乏文化艺术享受时,还会滋生很多贫穷社会所没有的社会问题。比如,嗜酒、吸毒、赌博。一个人的生命总量是一个常数,不花在这些地方,总会花在别的地方。


莫让孩子“适应”了不美好。


人的感性素质形成的关键期,在童年。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偏好形成的关键期,在童年。


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在特别丑的摇摇车上长大,你还能指望孩子拥有什么样的审美品味?


人类有一个非常大的本能,叫适应。从小生活在垃圾堆里的孩子,对脏、乱、差环境,会自感官产生适应感。从小长在一个优美、高雅环境里的孩子,对脏、乱、差的环境会有来自感官的不适应,有厌恶感。


我从来不是一个怀旧的人。但是对文化艺术,我总是觉得不满意。我总是回忆其当年我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是《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那时候进口的动画片,是《米老鼠和唐老鸭》、《花仙子》,《蓝精灵》。


那么,我们现在的孩子看的是什么?当孩子在拙劣的美术制作、恶俗的桥段、包含大量错误价值观的动画片面前,看得特别高兴的时候,我想提醒家长:你的脑子要“绷”紧一根弦。当拙劣的审美趣味、恶俗的东西,一并打包进入孩子幼小的心灵后,将来孩子就会以这样的趣味来对待未来的艺术。


但是我们防不胜防。


可能爸爸、妈妈们关于孩子未来的高贵、高雅有无数的期待;也可能你们花了大量的金钱钱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送到那个幼儿园。但是现在这样的恶劣的审美环境,污染了我们的孩子。你的所有对孩子人生的设想,已经毁于一旦。


出路在哪里?毫无疑问,提升全民族的感性素质。


如何提升?


感性素质的培养,要通过艺术教育来实现。我们要让“爱美”成为道德的优越感,让美处在道德上风。唯有如此,才能改变这个社会。


艺术能够培养我们的感性素质,提升感性智慧,美化我们的生活,推动人类感性文明发展。人类在生活当中不可替代的职能,在中华大地上正在被大大忽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了。


缺少艺术教育的人幸福少,缺少艺术教育的人成功难,缺少艺术教育的人破坏大。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口号自改革开放以后被迅速传播,通俗易懂,让我们国民重视了科学重视了理性。


我也想发明类似传播的话,让大家重视艺术:要想成功幸福,从小热爱艺术。这就是为什么我到处去呼吁,让我们全社会都来重视艺术,重视艺术教育,重视各类艺术素养。


良好的感性体验是幸福人生的具体体验。国民的感性素质是环境优美、社会和谐、文化创新的基本保证。感性的文明是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柱。


缺少艺术审美的人生是枯燥乏味的人生。


缺少艺术教育的民族是文明落后的民族。


缺少审美追求的社会是野蛮生长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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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6】


殷海光

知识分子的责任



作者殷海光——罗卫国2017年8月18日17:52分于奉节白帝城的游轮上。今天在华夏神女号的总统套房工作一整天,将以往20年我收集的总计近1000篇雄文中选择的180篇文章再删减至133篇。这133篇中有我撰写的33篇。


从人类望治的心情来说,动乱是和平致治的最大障碍。至少从理知的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专制是自由地创建自由文化的一大病症。治这种病症的特效药世界还未发明。世界有心人士正在苦心焦虑来发明这种药。这种药之难于发明,系因它必须能内外兼治。这也就是说,这种药除了能用于外科,还必须能够用来医治心灵。


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


照《时代周刊》(Times)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制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Richard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Lasch)说知识分子乃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么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史迪文逊(AdlaiStevenson)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的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


维斯(PaulWeiss)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而且也没有什么朋友。赫钦士(RobertHutchins)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试行追求真理的人。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这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持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


海耶克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海耶克的说法没有《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那么严格。我对这两种说法都采用。依照海耶克的说法,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倒是不少。《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前锋;后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站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因此,我们现在谈文化创建,已经不是狭义地局限于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是广义地扩及社会文化的各部门的优秀人物。在一现代化的文化建构上,经济工作者,工业工作者,农业工作者,以至于军事科学工作者,都不可少。可是,在传承上和方便上,以研究学问为专业的人是“搞观念的人”。我在这里所要说的种种是以这类人士为主。当然,这一点也不意含其他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的创建不重要。


知识分子的责任


什么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怎样才能使中国有个光明的远景?关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浓缩成八个字:道德,自由,民主,科学。


只有实现这四目,中国才有希望。我们要实现这四目,必须积极地努力于新的文化创建。要努力于新的文化创建,必须有健全的知识分子作努力。


怎样的知识分子才算得是健全的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健全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


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之中谈道德,不是被人讥为迂阔,就是容易被人认为虚伪。的确,在谈道德的人物中多的是这两种人。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要道德。有没有人因市面流行假钞票而根本不用钞票?稍一反思,现在的道德问题实在是严重。在这迷茫失绪的世界里,人事朝夕变幻多端。我们把握着什么?我们靠什么作定力?我们必须怎样才能免于失落?各种无定向的风在乱吹,一忽儿东,一忽儿西,令人何所适从?我们怎样站稳脚跟?现在,有些人在权势面前是一套,转过背来对弱小是另一套。脸谱的变换,比戏台上还要快。他们到张家是这个样子,到李家是那个样子。中间一点联贯也没有,一点共同的基本原则也没有。自己跟自己不一样。自己把自己在各种不同的应付人事的场合撕成碎片。结果,自己不见了,只剩下一张名片。这样的存在,像马路边灰尘般的存在,像汽车后面排出的烟似的存在。


我们最核心的需要是始终维持自同(selfsameness),是保持内部巩固(innersolidarity),是静悄悄地作自我综合(ego-synthesis)。这就需要德操作中主了。我们处身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要像屹立海岸的奇崖,任它风吹雨打,鱼虾相戏,狂浪拍击,我则屹立不移。坚固道德的完整,方可收敛散漫的心灵。只有照着道德原则的指标走去,才可免于掉进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鳄鱼潭。我们能否见小利而不忘大义?我们能否处贫困而不改素志?我们能否视马路上的富贵若浮云?我们能否坚持理想而不受诱惑?我们能否不把廉价的恭维当作“精神食粮”?我们能否在无端受侮辱与迫害时处之以宁静?凡此等等问题,都是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到的问题,而且在实际中必须认真面对的。这些问题在纸上解答都是容易的,坐而论道也不太难。只有在实际的情况出现,身历其境,受到临场的考验时,才可测出一个人的德操之深浅高低。在这种虚华而又沦丧的岁月,一个知识分子要保持道德原则,实在是难上加难。但是,功夫就在这里。


道德而无相干的知识作充足条件时是盲目的。我们处身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时代,不可少的是分辨能力。据斯泰因(MauriceR.Stein)和维底奇(ArthurJ.Vidich)说,莎士比亚剧中描写的哈姆雷特(Hamlet)的中心性格,是到一个社会里去寻求个人的真实性。而在他所到的社会里,集体的真实性已不复能够认为没有问题了。于是,他的追寻变为寻求他个人的认同。这也就是说,他只能去找和他相同的个人,团体已经不可靠了。但是,他发现这只能藉着细心考查他与他周围之真实的和想像中的人之关系才能得到。结果,哈姆雷特发现男女人们把最光荣的仪态和角色当作真实的,尤其是把合于并保卫他们所喜爱的自我影像的人当作真实的。在《阿塞罗》(Othello)里,莎士比亚告诉大家,有些人的情感导引他们把“虚假的”自我影像和角色当作真实的,以致毁掉了他们的生命。伊亚哥(Iago)装得像是一个顾问和朋友的样子,来导引阿塞罗走入歧途。其实他充满了邪恶的动机。阿塞罗回答伊亚哥的假殷勤,而且受自己被抑压的情感之驱使,他与一个谋杀者同流,并把德士底摩纳(Desdemona)和他自己毁掉了。不过,莎士比亚细心弄明白了,阿塞罗并不止是一个谋杀者而已,他也是很神圣而高贵的。可是,莎士比亚所注意的,是这样的高贵之如朝露,阿塞罗往往表现着两面性格,他没有内在的调和。


在这个时代,伊亚哥这种角色以形形色色的姿态出现。我担心知识分子变成阿塞罗。


际此时日,真是歧路亡羊,是非不明。是非不明,社会没有不乱的。所以清理是非是一百年大计。这件事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中国的传统一向是知识分子乃社会的指南针。是非被保持在知识分子那里,而且真正的知识分子把是非之分际看得非常严重。正因此故,每次大乱过后总可保持一点命脉。清末以来,政事议论,国家大计,也莫不以士流清议为重。行动人物有时也以知识分子的是非为是非。然而,近几十年来逐渐搞倒了头。知识分子逐渐放弃自己的见地,让出自己的思想主权,以行动人物的是非为是非。甚至民国初年以来知识界的若干健将,也失去独自思想的能力,以流行的意见为真理。正所以致此,说来真是话长。我现在只提出几点:第一,有些知识分子所见本来不深。不深的见解易被大众的意见声威所慑伏、所转移。第二,发言投机取巧。这种言论经不起考验。第三,在大震荡之中丧失定见,结果把是非的判断交给果决的行动人物。这是弗洛门(EricFromm)所说“逃离自由”的一面。另外也有知识分子的是非没有完全跟着行动人物的是非走。彼等之所以如此,并非基于认知,而是以承继道统自命,抱紧圣像不放。这类人士倒是有点是非,可惜是“向后看齐”的是非。这种玄古的制式是非,很少切合当前的实际和创新文化的需要。


近几十年来,行动人物的是非和观念人物的是非并不是完全违离的,然而究竟是两个不同的类。关于这两个类之不同,从我在前文所指陈的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之种种不同,可以推论若干出来。真正的观念人物重理想;行动人物重实际。某一个时代,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之中,究竟是哪一类型的人物居于导演的地位,这是各种现实情势造成的。这样的结果,我叫做“历史的偶然”。关于“历史的偶然”,我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只有留待别的机会去讨论。如果历史是人类的舞台,那么似乎本来就是昨天某甲登台表演,今天某乙来表演,明天又不知是谁来表演。同是搞科学工艺的,过去叫做“畴人”。这是一个不被圣化社会重视的类。可是,到了今天搞科学工艺的被叫做“专家”。“专家”几乎是人上人了。同样是弄表演艺术的,过去叫“优伶”,我们由“与倡优同蓄”这一句话可以看出他(她)们的社会地位是够低了。可是到了今天,“歌星”是被捧的对象。据说有的歌星一支曲罢所得胜过一位教授一月的薪金。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某一幕中,行动人物登台献演,这只好说是“时势使然”。然而,如果说行动人物的是非足为天下后世法,并且知识分子的是非也得跟着走,那就似乎有点“越界筑路”。行动人物中之最优秀的,所作所为的重点只在事功。事功上的道理局限得很。更何况有时是离题千里!行动人物的是非,揭开优美的修辞学来看,根本多属从局部的感情、利害、得失、声威要求、个人及团体的意气出发的。我不知道这些因素与知识有什么相干。然而,这些因素经过细心经营而且建构化以后,居然成为是非的标准。影响所及,似乎不是历史上一幕两幕就能过去的。


我们在知识分子之间可以很显著地看到这种影响。当梁启超的新说风靡时,当早期的陈、胡倡导的新潮澎湃时,有许多人赞同,也有不少人反对。赞同的是真诚地赞同,否则不会产生那么广大的影响。反对的也是真诚地反对,否则保守势力不会那么顽强。这种真诚,到现在似乎愈来愈微茫了。时至今日,知识分子似乎愈来愈彼此陌生,而且互相怀疑彼此的动机。若干知识分子之狂热追求个人的煌大,远甚于追求真理。彼等一般地对个人声名的饥渴,远甚于对真理的饥渴。于是,知识方面的工作被用为达到这类目标的手段。评论往往变成捧或骂的化身。未羼入私人因素的文字实在难逢。现代生活日重享受,彼此之间的竞争不易避免。个人的现实需求挤走了对无关利害的客观真理之追求。这一趋势,把人们的思路引向一条死巷子:一切思想言论几乎已无客观效准可言。一切思想言论都依利益或人事关系来解释。只要是在同一条线上的,便捧入九天之上;只要不是在同一条线上的,便踩入九地之下。彼此的语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也不求了解。各人努力的方向像光线的漫射。彼此努力的成果流失在相互的抵消中。几十年来现实权利争夺所铸成的意识型模已在知识分子之间隐约可见。现今的若干知识分子一般地把个人或团体的情绪当真理,把一时流行的意见当是非的准绳,而思想则随着流行的音乐打转。所以,知识界成为一个失血的人。他除了制造大量的统计数字以外,剥落了昔日的光和热,更未能给人以新的展望。


社会总要有些知识分子来累积、保存、再制,并传授知识。知识分子是一般地失落了。要救起知识分子的还只有知识分子自己。每个人有而且只有一个一生。这一个一生极容易自己浪费或被别人浪费掉了。无论是自己浪费或被别人浪费掉了,既已逝矣,即永不再来了。回顾这几十年来,在时代的大波动中,比起别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浪费委实是太多太大了。人生不能仅靠反什么而活。只有积极的努力所产生的积极成果才能在当今之世发生自救救人的真实作用。就知识分子而论,努力于知识和真理的探求是中心的任务。从一长远的过程和根本的培养来说,一个社会文化还有什么比知识和真理更重要呢?然而,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真理是吃素的。当财富太多时,真理就逃走了。当权势临头时,真理就远避了。财富可以购买金山,但买不来一条定律。权势可以使人在它面前谄笑,可以使人在它面前歌颂,可以使人在它面前屈膝,但是制造不出真理。一切靠权势支持的“真理”都是可疑的。一切从权势里分泌出来的“真理”更属可疑。权势可以毁灭人的身体,但是毁灭不了真理。有而且只有这样的真理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古往今来,献身追求真理的人,常能和寂寞为友。真理是轻微的声音,他要诉说于清醒的心灵。太好热闹、不甘寂寞的人,周旋在鸡尾酒会里,听一片喧笑,到哪里去找到真理的踪影?真理不靠权威成长。大众的起哄只有把真理吓跑了。牛顿定律不产生于群众大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集体创作。罗素的哲学更不是遵照什么路线走出来的。独自的探索,是通向真理的幽径。多数的协作和讨论可以给人启发,但最后的吸收和创造,还是着落到个人的独自思考。


从人类望治的心情来说,动乱是和平致治的最大障碍。至少从理知的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专制是自由地创建自由文化的一大病症。治这种病症的特效药世界还未发明。世界有心人士正在苦心焦虑来发明这种药。这种药之难于发明,系因它必须能内外兼治。这也就是说,这种药除了能用于外科,还必须能够用来医治心灵。就我的了解,医治心灵尤为重要。可是,这种药还很少——虽然宗教可能代替一部分。世界现在缺少这种药,所以在面对病症时,在观念思想上总显得缺少活力。维特夫哥(KarlA.Wittfogel)说:“你不能拿无何有来对抗什么东西。在一个危机的时代,任何思想的真空,正像任何权力真空一样,足以招致灾害。”他是抓住了这个问题的要点。


海耶克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说:


在为获得世界人民的道德支持的奋斗里,西方人自己缺乏坚定的信持,因此使西方世界陷于重大不利之中。西方知识界的领袖们的心情长久以来一直是对于西方的原理原则感到幻灭了。他们轻蔑西方的成就,并且一心一意要创造“较好的世界”。西方人士自己的心情如此,我们就不要希望别人跟着我们跑了。如果我们在目前世界观念的大冲斗中想要获致成功,那么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我们信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不随风飘摇的话,那么我们心中也得明白我们所要保持的是什么。我们与别的人民发生关系时也必须将我们的理想明白说出。时至今日,我们的外交政策上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的政治哲学能否胜过别人的问题。而且,我们的生存端赖我们能否在一个共同理想之下集结世界足够坚强的部分。


在西方世界,同样有理想虚渺的问题。所不同的,是西方世界的学人不粉饰自己,正视问题,而且提出来认真地讨论。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提出一个文化理想,就是自创一个什么意底牢结,或者是关起门来为世界设计一个什么“蓝图”。这个时代已到尾声了。我们要树立一个文化理想,有人的普遍价值之实现作远景,有现成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可资利用。


就中国的社会文化所出的大病症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既然中国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于是有必要也有义务在世界的配景之中来研究这类问题。中国的问题既然根本是出在社会文化上,于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在根本上从社会文化的创建着手。这里所说创建社会文化,就是从头创建一个适于大家生存和发展的现代文化。我们需要从目的社会(telocraticsociety)走向波柏尔(K.Popper)所说的开放社会(opensociety)。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再受无谓的前例、禁忌、复杂意结、人身神话等等的束缚;而是以合于人生的德目及理知为指归。一谈到这些问题,事体就大了,端绪就多了,可努力的方向也多了。首先,我们在从事这一金字塔式的工作时,我们的胸襟必须是“为万世开太平”而铺路。我们希望透过自由文化的默运力,中国终于能够消解目前的种种暴戾之气,而出现一个重道德、有自由、行民主的境象。就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值得做?还有什么工作比这更巨大?还有什么境界比这更开阔?照我看来,将我们的才智和努力安置在这一配景之中,我们就会觉得人生有了意义,人生有了价值,人生有了确实的目的。


当然,从事社会文化的创建,正同从事一切根本之图一样,收效是比较缓慢的,但确会宏大让一切短视的现实主义远离我们。我们应须走一条冗长的路。除了这一条远路以外,别无近路可抄,也无近功可图。曾国藩说:“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孟轲说:


……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


七年之病,需求三年之艾。百年大病,最少需求三十年之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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