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46-060】
发布时间:2019-08-29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60】


唐世平

令人焦虑的新时代:拼军备,还是拼规则?



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和西方国家族群国家主义的兴起,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崛起,都对现行的以美国/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产生了挑战,所谓“历史终结”或“单极时刻”的持续性变得不再站得住脚。


谈到国际秩序的未来,我们现在处于令人焦虑的新时代。


现行秩序“自由”吗


“秩序”两个字虽然经常被谈起,但从未被严格界定或测量。


赫德利?布尔将“秩序”界定为“维持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基本或首要目标的活动(或行为)模式”,这一界定得到国际关系学界广泛的承认,但还是存在严重的缺陷:


秩序虽然约束和促进了主体的行为,但主体也能违反秩序。同时,秩序被违反并不意味着秩序不存在了,因为秩序本身并不能决定能动者的行为。更糟糕的是,如果秩序被界定为一种行为模式,我们用它来解释有秩序的行为或者没有秩序的行为时,就会发现这种定义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


我们需要引入更严谨的“秩序”界定。在本体论层面,秩序是社会系统内部正在发生事情的可预测和规律性程度,这大致是因为社会系统内部能动者的行为、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果都在某种规则之下运行。在操作层面,秩序能从四个维度来测量:范围(一种秩序的覆盖范围)、权力相对集中或分散程度(暴力或非暴力)、两个次维度的制度化水平(例如密度与深度)、秩序内部具体规则与准则的内在化程度。


这个概念框架不仅能让我们测量秩序,还能比较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秩序异同。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受吹捧的“自由国际秩序”仅在开放贸易(或经济)意义上是自由的,它并不包括政治意义上的自由。


这里无意对现行秩序可能包含的许多带有自由要素的特定规则提出异议。但对现行国际秩序所贴的标签进行纠正是重要的,原因有四:


①“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观念是西方主要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缺乏批判性反思的产物。拥有权力的主导性国家是“自由民主”国家,并不意味着他们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是自由的。只要秩序是由胜利者强加的,这一秩序就不可能是“政治意义上”自由的。


②恰当地对当前秩序进行定义,有助于更具批判性地检验秩序。只有通过批判性反思,才有希望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


③只有承认现行的国际秩序是不自由的,对它的重塑才是值得尝试的。否则,对任何特定规则的修改行为,都可能被斥责为“不自由的”,尤其当这些修改行为来自“非自由”的南半球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以审慎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来看待规则重塑或搭建新规则的尝试,哪怕这些尝试来自“非自由民主”的国家。


④由于自由国际秩序仅仅存在于开放贸易层面,所以只要一个新兴国家能够依靠和平手段在此秩序中形成特定的规则,那么这个秩序就不会对其崛起产生排异反应。换句话说,现行秩序内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一个“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和平崛起。


总之,过去和未来的国际秩序都是多层次的,而非单一的。而每一个秩序都是基于权力、制度和准则的混合体。如果仅仅基于权力、规则和准则的理想类型界定秩序,就会忽略了秩序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产物的复杂性。在秩序转型中,权力分配的变化总是关键的,但却并非惟一的诱因。


用思想的争论代替武器的较量


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学者都认为全球化将会席卷世界,而这种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西方化或者说美国化的过程。如今,即使美国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这种愿景看上去也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毫无疑问,现行的国际秩序大部分由西方所主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西方一直是支撑当前秩序的主要权力来源;另一方面,塑造这一秩序的主要思想大多是从西方产生的。


目前,西方这种主导地位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原因有二:一是西方不再拥有像以前一样集中的权力。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及来自非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兴起,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发生了扩散。二是西方的思想产出开始放缓。塑造规则是塑造秩序的关键维度,而规则的制定不仅取决于系统内部权力的分布,还取决于更新更好的思想的产生。


质言之,权力和思想对于规则的制定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权力,新思想很难成为维护秩序的规则;没有新思想,则不会有秩序的根本性变化,有的只是秩序的起起落落。规则和准则背后不同思想之间的竞争,以及推动规则发展背后的权力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而如果说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内部有什么真正的自由,那一定是思想在交流互动过程中的相互竞争。涵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与其担心思想在交流中的竞争,不如选择欢迎规则和准则在国际秩序中的论争,用思想的论争代替双方之间武器的较量。


不愿意接受或尊重其他人的想法是受到族群中心主义驱使的结果。【商会会长灵山论坛创办主席、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2019年5月12日编辑于青岛锦江酒店、养老——蓝剑】必须明确的是,他人的观点也可能是积极的,接受他人的观点不意味着情感上受到羞辱。毕竟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社会一直在相互借鉴和学习,并由此推进了人类福祉的改善。


智识的领导力,而不是相对的物质力量和其他支持,是规则制定最有价值的部分。传统上,很少有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能够被纳入到国际制度中,这部分是由于非西方世界缺乏必要的实力支撑其思想,同时也由于非西方世界还没有能力创造出足够好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家应该负起思想创新的责任。


在未来的国际秩序的规则制定中,一个国家在某个特定领域所积累的专业能力,而非其相对军事实力,更应该成为判断这个国家领导力水平的核心标准。欧盟可以带头制定规则、减少不平等、提供全民医疗保障,保护劳工权利等;美国可以率先制定鼓励创新和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则;印度可以为维护多民族社会的民主制度提供宝贵的经验。


自然,中国也可以为国际秩序的规则制定作出贡献。在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建设、减少贫困、经济持续发展等领域,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应该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多引领作用,更好地向国际秩序传递信息。


更加区域化和跨地区的全球化


交叠的区域秩序会成为未来国际秩序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虽然欧盟是我们考虑区域主义时会联想到的模本,但我们不能总以欧盟为标准思考区域主义。


根据托马斯?沃尔杰(Thoms Volgy)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拥有单一大国(如北美)的地区相对和平,没有大国的地区则容易发生暴力,比如中东。当一个地区缺乏强国,或者该强国不能或不愿(或两者兼而有之)建立和平的地区秩序时,这个地区往往不那么和平。


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的地区,其和平与否则取决于地区大国能否合作。区域大国合作往往产生和平(如欧盟),而缺乏合作(如东亚)则容易产生争端。


西欧在二战后基本是和平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和法国之间选择相互合作。同样,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正在把中亚变成一个和平地带。相比之下,东亚的未来看起来则没有那么乐观。这里既缺乏大国间的合作——美日同盟与中国之间更多的是较量,也没有对区域大国领导角色的共识。简单说,东亚缺乏一个真正的区域性项目,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沃尔杰的发现对全球治理意味着什么?我认为,那就是区域韧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之所以如此稳定,正是因为许多地区通过建立更多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使地区和平得以制度化。关键不在于一定要有唯一的规则制定者,而在于每个地区都有规则的存在。


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各个地区的区域主义项目,只有当区域能够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时,整个世界才会更加安全,善治也才更有可能。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安全共同体都是在区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既然区域日益重要,那么区域间的关系对于未来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这种区域间的互动有三种可能的类型:第一种是区域外霸权与区域国家共同展开区域主义项目,或者共同对抗其他地区的区域主义项目。这里,美国一直是传统的区域外霸权。目前,欧盟和中国也可能加入这个行列,亚欧首脑会议、中美首脑会议,和“一带一路”倡议,都是这方面的尝试。


第二种是区域组织之间相互合作,以创造新的区域间合作框架或倡议。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区域是否具备更加成熟的区域主义项目来引领区域间的合作,例如欧盟和东亚,甚至是欧盟、东亚和非盟能否携手合作。


第三种是不同区域霸权之间的合作。在许多议题上,美国是很多国家传统的合作伙伴,这种关系随着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的上台而受到挑战——主要的区域国家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对美国的温和主义路线是否仍然可靠。


最后,多说一句冷战后“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这是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有一个秩序能够覆盖到全球。在这个秩序里,许多区域霸权曾尝试构建能够管理大部分区域问题的区域秩序,但很少有谁能够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背道而驰。那些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将走到尽头,并被另一个全球霸权支撑的新秩序所取代的观点是很难被证实的。


从自上而下到更加自下而上?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主要是由美国及其盟国强加的,因而也是自上而下的。维持这种现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制定规则的风格正在从自上而下转向愈加自下而上。


这主要是由两个变量来推动的:其一,过去国际秩序的转换主要通过战争来达成,由战胜一方强加于战败一方。而今大国之间发生大战的可能性降低,明确的赢家和输家越来越难以出现,很难有一方能够掌握足够大的权力和道德影响力去强行更迭世界秩序。


其二,前面也说过,权力的扩散使得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强加秩序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此外,尽管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的关键参与者,但国家以外的主体在制定规则层面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所有的发展,都指向了多元主体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


例如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受到广泛关注,正是由于区域和次国家行为体的推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保护的议程设置上,科学家联盟和草根运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样,非政府行为者在质量管理、透明会计和企业责任等领域取得了关键进展。ISO证书制度和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等许多来自企业界的重大变革,正在更为广泛地运用在全球治理中。如果没有质量管理和企业责任,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就不太可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记技术突破所产生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将继续不懈地追求科技进步与利润,从而给支撑国际治理的规则带来深刻的改变,尤其是在通信、物流、电子商务和旅游等领域。


所有这些发展都指向了自下而上形塑国际秩序的力量,这些力量涵盖了多元化的主体和倡议。例如,全球的城市可以与草根运动一同合作,在其他领域向各自的国家政府进行施压,就像当国家主导的倡议(如《巴黎协定》)停滞不前时,草根运动可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一样。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即我们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让多个主体在重叠的领域竞争规则制定权所带来的挑战?这是我们当下和未来将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国际秩序的未来


许多“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研究者有一种“正面”偏见,即假定并强调国际制度和秩序中“仁慈、资源、合作和合法”的一面。然而,秩序既然是由权力所创立并支持的,那么它们能够减少人类福祉的可能性也是真实存在的。


在现行秩序之下,存在大量的不公正现象,这种不公正不仅存在与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于西方世界的内部。一直以来,西方权力精英对这许多不公正问题的视而不见,复经2008年经济危机,终于成为国际反自由主义的强大集结点。


在西方世界,这种逆反表现为族群中心主义的崛起。在政治上,它意味着更多的“美国优先”“英国优先”“德国优先”,既加剧了西方的分裂,也挑战了所谓“西方同质性”的观念。在经济上,就像我们这几年所看到的,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开放减少。这两种趋势都对当前秩序的运作构成了挑战。


本文并非在预言现行国际秩序的崩溃,或是西方的衰落,而是说对于现行秩序,应该采取更加清醒的、批判性的态度,揭示其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颂扬也不是颠覆,而是批评,是揭露现行秩序内部虚伪、不公正、不合法的层面,并加以改善,同时也不否定现行的某些秩序确实增进了人类福祉。


至于西方国家,也是时候在西方边界之外寻求更好的国际秩序了。就许多议题而言,西方和非西方国家都需要在西方以外寻找合作伙伴,有些问题需要非西方国家的合作,有些问题则需要西方与非西方的协调。就秩序的研究者而言,则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非西方世界,而不是仅仅将后者作为数据收集中的某串抽象数字来考察。


更重要的是,如果西方国家将自身当成现代化进程中永恒的例外,而不去寻求更加包容的现代化推进项目,这样反而会阻碍现代化进程。


总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那么以西方为中心,不同主体相互竞逐的多边主义时代。未来的国际秩序尽管可能具有一些后西方的性质,但仍然会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关键的不同在于,非西方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会在未来国际秩序的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国际秩序将会是多元主体和观念竞逐的事业,涵盖重叠区域、次区域和多元全球秩序。没有任何国家,尤其是全球和地区大国,可以自私自利而又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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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9】


俞孔坚

一场大脚美学革命



景观是人在大地上的烙印,它是人的,也是自然的。从最早探讨中国人的理想景观,到生态的海绵城市,到针对国土生态重建而提出的“反规划”,再到现在的大脚美学革命,俞孔坚逐步迈向的是生态文明,寻求天地人神的和谐,诗意之栖居。本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智慧,以景观设计来转变现代生产生活,令中国的秀美山河重新显露,表现生存的艺术。


市场上对景观这个概念误解很深,有些环境艺术从业者把街头的霓虹灯和装饰等同于景观,景观等同于园林,这些都给这个词蒙上了许多误解。其实,景观最早是地理学的概念,是土地,是国土,人看到的所有就是景观。


地理学在俄罗斯就被称为景观学,景观就是土地与土地上所有物体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叫景观,所以它是个中性的词,它不一定是美的,因为风景是一个美的概念,是观赏性的。美的景观是风景,而景观是一个科学的含义,它的最早源头就来自于地理学,景观就是土地上的表象。


到了20世纪30年代,景观变成一个生态学的概念,是一个系统,是不同元素在空间之中的一种关系。景观生态学,它不同于森林生态学,不同于湿地生态学,是研究森林和湿地之间、森林和海洋之间、森林和农田之间、森林和城市之间等等的相互关系,是关于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关系,或者是景观元素之间的生态关系。


景观是空间中不同生态系统构成,所以在景观生态学里面,景观跟园林都不是一回事。但为什么现在这个词越来越被误解,是因为许多人不去看书,不去追溯本源,望文生义,把景观当成园林,或当成风景,或当成街景,其实都不准确,所以回到景观的概念,它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讲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讲景观要素之间关系的概念,那么景观设计学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综合体如何进行规划和设计的问题,它不是某一样东西的设计,它不是园林,绿地,公园,景观包括这些内容,但远远不只是这些,景观是土地上所有要素构成的综合体。


人们一说景观设计,这名词一出来,市场接受度很高,景观的概念就变得不确定了,其实环境设计师还是环境设计师,花园设计还是叫花园设计,都是很高尚的职业,但大家为什么都叫成景观设计师呢,在国际上,这个概念还是有它历史发展的根源的,它跟花园、园林、风景都不是一回事,它是有现代科学的含义的,包括生态学的意义,历史和文化,社会因素,以及背后经济学的含义,所以现在自然资源部所管理的对象更适合景观的概念,就是人类所有生产生活的空间,所以现在叫做国土空间规划,实质就是景观规划。当然这个规划要做到具体的设计,可能会做到一个绿地、一个公园、一个街道去了,但是景观本身是个很大的概念,是国土生态系统的概念。


作为古人的理念,天地人神的概念,好的景观是天地人神和谐的一个综合体。天地就讲的是自然,自然的河流山川,自然的植被,自然的湖泊。一个天一个地,和也好,分开也好,讲的都是自然。人,指的是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也是文化的人,景观的设计要研究生物的人的需求以及其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人在大地上和社会中的活动,最终会体现在景观之上。比如路是怎么修的?那么路的两头一定有人在联系。


居住一定是文化的,他会在大地上打上文化的烙印,景观不同于自然。景观不同于自然是因为它有文化性,人在这个地方居住,留下了他的印记,建个村庄,挖口塘,修条路,这都是因为有人的存在,所以这个景观才变成今天的景象,所以景观有它的文化属性,它代表了人的存在,代表了人和土地的一种关系,景观就是人在大地上活动的烙印,它体现为文化的遗产,所以景观既是自然的,又是人的,那么这里面可以解读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它的社会属性。村庄的布置,村庄为什么要这么紧凑呢,这是一个社会,人和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交流,要节约土地,街道要能走的过去,互相之间有边界,这是景观的社会和政治的一些属性。


景观是一个媒介,就像画图的画板,在画图的时候有个基底,有个底图,有一个背景,在这上面放建筑,放园林、环境、河流等等,画完以后,是一个新的景观。所有人类的活动就是在景观之上,它的一张底图,一张宣纸,本身就是一种景观,在上面加一点其他的,就是新的景观,又是一种重新改造过的景观,景观的定义,一眼望去就是土地之上所有物体构成的景象,叫做景观,所以它是一个对客观世界的描述。


人和土地这种精神的联系,它是文化的。国家是一种归属感,认同感,为什么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土地爷?这是个神,土地爷也只是代表了神的存在,而这个神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然力,人所不可逃脱的,不可克服的,人必须要去依赖的,一种精神,一种力量,自然的力量,所谓场地精神。


近两年探讨的问题就是国土生态重建,大到国家的,区域的,城市的,小到家后花园的,都在生态重建,大量的河道重建,生态修复。思考这件事的契机从城市开始,从城市化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河污流的染现在必须要治理,用什么方法治理,怎么治理,这恰恰是思考最多的,我在全国两百个城市都在探索这样的工作。


城乡生态重建是21世纪中国最大的工程,最核心的问题。未来是整个地球的重建,因为全球气候变化,人类必须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重建地球,通过文化改变来降低地球目前气候的影响。如果不进行生态重建而这样下去,人类发展肯定是不可以持续的,有人说一千年后地球就没法生活了。确实是如此。中国耗掉了世界三分之一的能源,百分之五十的煤炭和水泥,这迫使中国必须生态重建,建设美丽中国,走生态文明之路。


有些问题迫在眉睫。第一个是国土空间的问题,国土空间规划。首先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红线。生态安全格局,这是我在哈佛时的博士论文。当时探讨如何协调生态保护、城乡发展、农业生产保障之间的关系,生态要保护什么,红线划在哪?生态的底线在哪?包括北京在内的各个城市的生态红线怎么划?人跟自然的边界在哪?每一寸土地都必须明确是保护还是开发?这是全国已经在做的事,自然资源部的建立正是要做这样的事。


逆向规划讲究的就是先划生态红线,再进行开发建设。经过近四十年的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家都认识到,人类侵占了自然太多。第二个任务是,已经毁掉的要怎么样,如滇池已经污染掉了怎么办,太湖污染了怎么办,环渤海被污染了怎么办?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修复这些,用什么方法去修复?


第一是保护,第二是修复,第三是创造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什么是绿色的?怎么减少碳排放?用什么方法尽量少用电?用什么方法让土地更肥沃?人们的绿色出行,环境教育,这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取决于人们的审美观。新的生活方式是步行和骑自行车更健康,这些观念要建立起来。杯子是“小脚”的还是“大脚”的,取决于人美的一种价值观。许多五星级宾馆用的杯子和碗都是“小脚”的,用起来很不方便,太过于矫情,所以我最后提出来就是“大脚”的美和“小脚”的美的价值观之辨。实际上是价值观和审美观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地球是否可持续。如果是“小脚”的,再高雅,都不可能持续。所以这是三个问题。 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一场革命。 所以为什么叫大脚革命?


革命就是要改变原有的做法,把过去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这种革命当然不是破坏,而是一种重建。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一场革命,如所谓革命,就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所以人们现在是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这场革命,不革命就不可能有价值观的改变。比如说如果不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还是这种依赖小汽车的出行方式,就解决不了碳排放的问题。如果人们还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不改变GDP的这种增长模式,人类的繁荣必将导致生态环境更严重的恶化,因此,这些改变都是革命性的,是两种文明的变革。


“好”是什么?“美”是什么?


这是问题的本质。如果买一个水果要包三层塑料纸,这是不美的。但是人们以前都认为包装越精致越美越好。但现在概念需要改变了,一个苹果外面包一个牛皮纸,这就足够好了。茶叶的包装现在慢慢在改变,用牛皮纸来包装,不再用金属和厚重的盒子,这就是价值观的改变。改变了价值观就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改变人们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等等。


我们要做的具体的项目都要展示这样一种价值观,一种审美观。当人们看这个项目时,要传达这样一种价值观:低碳的、节约的,具备生产功能,能够净化水。除此之外,需要向决策者们宣讲生态文明的理念,所以要大量的这种传播,比如《海绵城市》、《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像这些都是专门给市长写的书,必须普及这种价值观。 《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已重印十五次了,应该说差不多市长们人手一册,可见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给市长讲课,改变了一批市长,改变一批人关于城市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影响了决策者,这样,他们才能接受生态理念下的景观和城市设计项目。


海绵城市现在也变成国家的国策了。这些项目有的获得了批复,并被采纳,如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作为一个景观设计师,一定要跳出具体的设计,因为我们希望解决的是国土的问题,要解决是整个国家的生存环境问题,整个民族的生存环境问题。这是“我”最早的一本书,《理想景观探源》,探讨了中国人的理想景观,所以绕了一圈又回到了重造再造秀美山河的问题,回到了营造理想景观的问题,回到重建美好家园的问题来看待我们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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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8】


那国毅

10位世界管理大师及其思想精髓



2017-02-11 罗卫国阅读于古北水镇 策划张永立百强印和百家印


这里,我们选出了10位管理大师,选择的标准是他们所取得的国际公认的成就。思想工具是更高层次和意义上的工具,或者说它是为了制造一般工具的“工具”。这使它很难被掌握,但一旦掌握,你就会感到心手相应,游刃有余。


1 德鲁克的思想


彼得·德鲁克在关于《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一文中写道:


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


——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企业;


——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


——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


——彼得·德鲁克


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管理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其根源几乎可以追溯到200年以前。但管理作为一个学科,其开创的年代应是1954年,彼得·德鲁克所著《管理实践》的问世,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彼得·德鲁克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并精辟地阐述了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


德鲁克对“责任”、管理人员的“责任”、员工的“责任”以及企业的“责任”谈得很多。1973年,德鲁克将自己几十年的知识经验与思考浓缩到一本书中。这本共达839页的浩瀚巨著以其简洁而浓缩的书名道出了管理学的真谛——《管理:任务、责任、实践》。据此,可以把管理诠释为:管理任务、承担责任、勇于实践。令人惊奇的是,当我在这本书中搜索“责任”这一词条时,发现该书索引中有多达36处谈到“责任”,而竟无一处谈到“权力”。


“权力和职权是两回事。管理当局并没有权力,而只有责任。它需要而且必须有职权来完成其责任——但除此之外,决不能再多要一点。”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当局只有在它进行工作时才有职权(authority),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权力”(power)。


德鲁克反复强调,认真负责的员工确实会对经理人提出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真正能胜任工作,要求他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任务和成绩负起责任来。


责任是一个严厉的主人。如果只对别人提出要求而并不对自己提出要求,那是没有用的,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如果员工不能肯定自己的公司是认真的、负责的、有能力的,他们就不会为自己的工作、团队和所在单位的事务承担起责任来。


要使员工承担起责任和有所成就,必须由实现工作目标的人员同其上级一起为每一项工作制定目标。此外,确保自己的目标与整个团体的目标一致,也是所有成员的责任。必须使工作富有活力,以便员工能通过工作使自己有所成就。而员工则需要有他们承担责任而引起的要求、纪律和激励。因此,进入德鲁克管理世界的捷径就是从认识管理人员的责任、员工的责任和企业的责任开始。(那国毅,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教授)


2 波特的思想


作为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和竞争战略方面公认的权威,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可称作“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商学院教授”。事实也是如此,在2002年5月埃森哲公司对当代最顶尖50位管理学者的排名中,迈克尔·波特位居第一,可谓声名赫赫。


迈克尔·波特对于管理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在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其经典著作《竞争战略》中,他提出了行业结构分析模型,即所谓的“五力模型”,认为:行业现有的竞争状况;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客户的议价能力;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威胁;新进入者的威胁,这五大竞争驱动力决定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指出公司战略的核心,应在于选择正确的行业,以及行业中最具有吸引力的竞争位置。


相应地,迈克尔·波特也提出了“三种通用战略”,包括成本领先、差异化和专注化,并说明由于企业资源的限制,往往难以同时追求一个以上的战略目标。


中国企业家已经非常善于以低成本的方式进行竞争。按照大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的说法,中国企业在成本方面的固有优势和以低成本方式为主的竞争手段,已使得在某些行业中国内的产品价格决定了其在全球的价格。正如波特指出的那样,成本领先战略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来自于后来者的模仿。而出于种种原因,中国企业目前大多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附加价值比较低的制造环节,企业的模仿者过多,产品与服务过于同质化,从而形成无奈的竞争格局。


成本竞争的苦果使很多企业家认识到需要新的竞争方式,如产品、技术或者经营模式创新来提高盈利能力与水平。波特为这类战略提供了系统化的思考方式,阐述了企业应该在哪些点上建立竞争力,对于经营实践具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对于中国的管理实践者而言,波特战略理论的意义更多在于阐明了企业战略性思考的重要性。企业经营并不是具有杰克·韦尔奇所说的勇气就已足够,中国企业家缺的不是勇气,而是大胆决策前的谨慎思考,怎样选择最有利的战场、时机和方式进行出击。


波特战略理论被视为80年度主流的战略理论,而商业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得其理论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太适合当今管理实践的需求。如他的战略观念将现有的产业结构视为既定,较少考虑产业变革以及相应如何建立长期竞争优势方面没有论述。


也正因为他假设的产业结构是比较确定的,“五力模型”很难用来分析迅速变化或前景不确定的某些行业。电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技术的迅速发展、标准的不断变化、政府管制政策的调整,使得产业充满不确定性,很难用波特的框架预测行业的竞争格局。(文/樊应斌,毕博管理咨询公司经理)


3 哈默尔的思想


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是Strategos公司的董事长暨创办人,也是前伦敦商学院战略及国际管理教授。他是战略研究的最前沿大师,被《经济学家》誉为“世界一流的战略大师”。


1990年,加里·哈默尔和普哈拉(C. K. Prahalad)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企业的核心能力》。他认为和顾客所需要的最终产品不同,核心产品是企业最基本的核心零部件,而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隐含在核心产品中的知识和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如何将这种核心竞争力转化为竞争优势,需要一定的条件。


在两人合著的《竞争大未来》中,哈默尔指出,企业必须打破旧有的思想框架,以积极开放的胸怀去思考、接受不同的经营架构,把握未来趋势、建立战略架构、组织核心能力,从而在创新中掌握竞争优势。在另一本著名的著作《引导革命》中,哈默尔提出企业的创新不是传统上所认为的开发新产品或采用新技术,而是要产生“新概念”。因此企业要积极开发新的概念,并将概念转为现实的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哈默尔的主要战略思想在于积极建立并发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尤其要重视这方面的学习。


WTO之后,中国的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如何定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的前提;在合理定位核心竞争力之后,则是如何发挥这种核心竞争力,在实践中充分发挥竞争优势。这需要一种大的战略眼光,哈默尔的战略思想无疑很有指导意义:在具体的战略选择上,人们多关注技术上的创新,哈默尔则认为,概念上的创新要优先于技术上的创新,概念创新可能更有效果。这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文/林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


4 克里斯坦森的思想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是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教授,他不仅是个杰出的管理学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管理实践者。


克里斯坦森在研究中发现,许多优秀的企业——曾经被人们崇拜并竭力效仿——最终却在市场和技术发生突破性变化时,丧失了行业领先地位。而导致这些领先企业衰败的决策,都是在它们被普遍视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的时候做出的。


克里斯坦森指出,良好的管理是导致这些企业衰败的原因。这一结论出人意料,但却非常合理。这些企业被顾客的意志所左右,勇于投资新技术,用这些技术向其顾客提供更多他们所想要的那种更好的产品;它们认真研究市场的趋势,系统地将资本投向那些可以保证最佳回报的创新上面。在这样的原则下,积极投资于突破性创新不是这些企业的理智的财务决策,所以绩优企业反而难以应对突破性创新。


克里斯坦森提出了一套突破性创新原则,主要内容是:创建一个围绕突破性技术的新的独立事业部门,不受主流客户的左右,而把自己融入那些需要突破性技术的产品的客户中。


把实现突破性技术商业化的责任,下放给规模恰好与目标市场相匹配的一个小一点的组织,从而更容易对小型市场上出现的成长机会做出反应。既定的思维模式和已有的知识不足以支持对突破性变化进行判断,因此要有计划地学习所需要了解的东西。


组织潜能(组织运行程序和价值观)的可塑性是有限的。分析组织现有的潜能和缺陷,并创造一种新的潜能来解决新的问题。密切关注市场趋势,了解主流客户如何使用产品,才能在所服务的市场上抓住竞争基础变动的关键环节。


这一管理思想对中国经理人有三个主要意义:


①突破性创新是宏观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个体经济动力。


②被广为接受的良好的管理原则,实际上是因时而异的。克里斯坦森的思想可以帮助经理人员判断,什么时候应该遵从那些广为接受的优秀管理原则,什么时候采用其他原则更合适。


③在突破性创新原则的指导下,企业管理者可以同时做好两件事情,一方面保证企业近期内的健康运行,同时动员足够多的资源,关注那些最终可能导致企业走下坡路的突破性技术。(文/邱琼,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5 彼得斯的思想


“市场变得像时装、流行色一样不可捉摸,产品更新必须跟上这个‘毫微秒’时代。”被《财富》和《经济学家》誉为“管理学大师的大师”的斯坦福大学企业管理学博士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如是说。


彼得斯认为:成功的企业各具特色,但其成功经验却都浅显平常,人人皆知,没有什么“新式武器”。他主张面向市场、面向顾客。企业的所有活动都要围着市场和顾客转,而且要把顾客当成有血有肉的人,热爱顾客,满足顾客越来越特色化的特定需求,对顾客偏好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一切以顾客的感觉为依归。


客户服务的思想已经在中国企业中受到重视,这一思想也将成为中国企业生产销售的主导思想。中国的市场已不再是过去的需求单一的市场。顾客需求的多样性要求企业在进行所有经营活动时,从顾客角度出发,秉承顾客至上的信念进行决策,最大程度地满足顾客需求,实现企业增长。


竞争的白热化。愈演愈烈的竞争中,产品差别将不再是竞争的主要焦点。客户服务质量将成为竞争的关键,企业的客户服务做得越好,越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上风。


全新销售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销售战略强调的更多是“我们的产品与竞争对手不同”,而未来销售时代将是与顾客合作的时代,要合作,就要和顾客站在一起,为了顾客的利益销售,达成统一的目标,统一的战略,共同分享回报。(文/闫立罡,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


6 明茨伯格的思想


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zberg)是加拿大著名管理学家,其管理思想也主要体现在组织管理和战略管理方面。


组织管理学方面,明茨伯格的主要贡献是对于经理工作的分析,《经理工作的性质》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明茨伯格强调经理工作对组织的巨大作用,指出经理在工作中担任的10种角色:


挂名领导、联络者、领导者、监听者、传播者、发言人、企业家、故障排除者、资源分配者和谈判者。明茨伯格第一次从实证角度分析经理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将经理的类型分为:联系人、政治经理、企业家、内当家、实时经理、协调经理、专家经理、新经理。


目前,中国职业经理人队伍还处在初创期,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作用逐步被认同。这种背景下,明茨伯格关于经理工作对组织作用的分析,非常有助于职业经理人认清自己的价值。同时职业经理人应依据自己的工作特点,准确定位自己的类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经理在信息方面的角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监听者、传播者、发言人的工作占用的时间少了。(文/徐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7 柯林斯的思想


詹姆斯·柯林斯(James C.Collins)曾获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杰出教学奖,先后任职于麦肯锡公司和惠普公司。与杰里.I.波勒斯合著了《基业长青》一书。书中提出了他的主要管理思想。


“造钟,而不是造时”。柯林斯指出,“伟大的公司的创办人通常都是制造时钟的人,而不是报时的人。他们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时钟,而不只是找对时机,用一种高瞻远瞩的产品打入市场;他们并非致力于高瞻远瞩领袖的人格特质,而是致力于构建高瞻远瞩公司的组织特质,他们最大的创造物是公司本身及其代表的一切。”


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领导人在“造钟”上都不成功。“造钟”就是建立一种机制,使得公司能靠组织的力量在市场中生存与发展,而不必依靠某个人、产品或机会等偶然的东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与规范,企业必须越来越依靠一个好的机制,包括好的组织结构、好的评价考核体系、好的战略管理等。


“利润之上的追求”与“教派般的文化”。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基业长青》中写到,“利润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手段,但对很多高瞻远瞩的公司而言,利润不是目的,利润就像人体需要的氧气、食物、水和血液一样,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目的。但是,没有它们,就没有生命。”利润之上的追求在伟大的公司里,更是被“教派般的文化”灌输。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利润之上的追求”不明确、不具体,动辄就是空洞的大口号。大部分的中国企业没有意识到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教派般的文化”指的是伟大公司必须有很强的共同价值观,这是中国企业成为伟大公司的最大挑战。


“自家长成的经理人”。柯林斯经过研究后发现,“18家伟大的公司在总共长达1700年的历史中,只有四位CEO来自于外部”。“自家长成”的经理人熟悉了解公司文化,更易带领公司进行变革。从国内一些企业的经验来看,内部经理人容易接班,相反“空降兵”即外部经理人接班都不通畅。中国企业应在如何建立内部晋升的机制、如何进行人员培养等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使得“自家的经理人能成长起来”(文/陈刚,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


8 汉默的思想


1993年,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汉默(Michael Hammer)与詹姆斯·钱皮(James Champy)在《公司重组:企业革命宣言》中定义企业业务流程重组(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简称BPR):对企业的业务流程作根本性的思考和彻底重建,目的是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改善,使企业能最大限度地适应以顾客、竞争、变化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经营环境。


相对“劳动分工原理”和“制度化管理理论”等传统管理思想,BPR强调企业内充分发展与合作。核心内容可归结为:


“重组”:实行横向集成,实行团队工作方式,纵向压缩组织,使组织扁平化,授权员工自行做出决定,推行并行工程。强调顾客导向:以顾客为中心考虑经营目标和战略导向,根据顾客需求考虑应设置哪些经营过程。


BPR在中国企业实施,必须首先具备三个主要条件:


①管理者和员工素质必须提高。领导者要勇于革新,有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能与公司内外进行有效沟通,深入领悟BPR的内涵。在实施BPR后,员工拥有更多决策机会,必须有相应的高素质。


②技术层次必须提高。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信息技术应用层次低,生产技术落后。而BPR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也有赖于信息技术的支持。


而我呢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的营造。BPR也在转变企业的经营理念,进而要求营造适宜的企业文化。


9 科特勒的思想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是现代营销的集大成者,被誉为“现代营销学之父”。他几乎成了营销学的同义词——其经典著作《营销管理》一书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商学院首选的营销教材,其本人也被公认为“20世纪50位最佳管理大师之一”。


科特勒致力于营销战略与规划、营销组织、国际市场营销及社会营销的研究,其最新研究领域包括高科技市场营销,城市、地区及国家竞争优势研究等。


科特勒大约在10年前推出的《营销大未来》(原名《社会营销》)一书将营销理念从生产观念、产品观念、营销观念最终推进到“社会营销”阶段。在经济日益全球化、世界更趋多极化、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20世纪末和今天,人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副景象:环境严重恶化、资源日益短缺、人口急剧增长、全球经济紧缩、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公共服务水平下降、艾滋病蔓延、电子垃圾花样百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营销学面临的课题。科特勒提出的“社会营销”观念,将营销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中国市场全面向买方市场过渡的情况下,科特勒的营销理论对推动营销普及和企业营销水准的提升发挥了重大作用。如今,顾客需求、顾客价值、顾客忠诚、整合营销、营销定位、全球营销等概念在国内已经流传很广,并逐步深入人心,许多企业已经或正在向“顾客导向型”企业转变,一批优秀的企业在全面提升营销能力后已经成功走向了国际市场。(文/芮新国,麦肯特企业顾问公司高级营销顾问)


10 科特的思想


约翰·科特(John P. Kotter)是世界领导与变革领域的权威,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科特最重要的思想有下列两项:


1)领导和管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管理者的工作是计划与预算、组织及配置人员、控制并解决问题,其目的是建立秩序;领导者的工作是确定方向、整合相关者、激励和鼓舞员工,其目的是产生变革。


2)企业文化对长期经营绩效有巨大的正相关性,文化变革是耗时且极端复杂的八步骤流程,包括:A.建立更强的紧迫感;B.成立指导联盟;C.形成远景和战略;D.传播变革远景;E.授权员工行动;F.创造近期成果;G.巩固成果并推行更多的变革;H.深植变革于文化中。以上8个步骤必须依顺序执行,否则成功机会非常微小。


中国企业管理者一向对“领导”和“管理”区分不清,大家口中的“我的领导”或“本公司领导”,其实指的都是管理者,对于名词认识不清,自然扮演不好对应的内涵。


中国企业少有长久的企业文化,当强人退休后,企业随之走向败亡之路,“富不过三代”。科特有大量数据支持企业文化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值得我们深思反省。


大多数职业经理人对变革的认识仅停留在《谁动了我的奶酪》程度,远远不足以真正推动变革,科特提出的变革的八个步骤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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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7】


陈少峰

打造城市文化的“十个一工程”



01


一个历史文脉的梳理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讲一个故事或者几个故事来梳理城市的历史文脉。举个例子,对于杭州的城市文化,可以讲述古都文化,也可以讲商人和艺术家、文学家的故事;可以把历史上的名人轶事也融入进去,包括像白居易、苏东坡这种文化全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当然,可以讲述杭州的前世,也可以讲述杭州的今生。


商人的文化贯穿了很多历史文脉的核心内涵,比如通过一个故事就可以把一个历史文脉或者京杭大运河的故事串起来。当然,这个文脉一定是一个比较长的系统,不是仅仅一个点。而且这个故事里还可以把城市及其周边的物产,比如茶、美食、非遗等等,一起融入进去变成植入产品。


02


一个城市的形象定位


当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讲的是一种形象定位,但是这个形象定位所确立的是古代这些个城市的魅力,而不是定位这个城市的文化内涵。这个城市吸引人的东西是什么,就像天堂一样很富庶,讲的一种魅力,不是内涵。我们现在要的一个城市的定位就是有内涵的魅力,比如有品牌、有产业竞争力、音乐之都之类的东西。“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古代的时候可以,在今天你要讲富庶的话估计不见得特别有魅力,“宜居”也不见得有真正的亮点。各个城市可能各有各的特点,但它要重新定位一个城市内涵形象,比如时尚之都或者创意天堂之类的。


03


一个城市文创综合体


所谓文创综合体就是,既有城市的文化产业集聚园,又有城市文化的体验中心。文化产业园做成“四创基地”,扶持文化企业,投资入园企业。同时,把一个历史文脉梳理出来的东西做成体验中心,IP形象可以做吉祥物,可以做衍生品。必须要先讲故事,在文创综合体里可以做故事场景和IP内容的体验。这个体验里的内容肯定按照我们现在的了解,要跟高科技结合,现在跟声光电、跟VR、AR,甚至和人工智能的结合,甚至跟激光、体感,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可以做很多现场的大数据,线上线下一体化联动,大家都能参与、看到、投票,甚至现场直播,所有这些手段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文创综合体。


换句话说,以前有一种商业综合体,现在把商业综合体变成文创综合体;这里面吃喝玩乐购物,旅游里的的游购娱都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卖的商品都是衍生品,不是普通的产品。体验完以后买产品,买的都是衍生品。比如我们做一个场景,这个场景讲一个穿越的故事,穿越故事里有一个护身符,可能大家看了这个穿越故事就想买这个护身符当吉祥物,它就是一个衍生品。


04


一个城市文化(新)地标


这个新地标需要加上一些时尚元素,加上品牌活动,加上时尚产品的发布会,加上年轻人喜欢的很多元素。最好能做成室内室外一体化的活动再加上一些活动型的品牌,一些网红的元素,一些现场时尚互动的体验,等等。比如举办一些音乐节,举办一些发布会,甚至举办一些大型的品牌展示。或者,办车展新款车往那儿一摆,可能就有发布的感觉就出来了,包括很有设计感的东西,最新潮的东西在这儿卖。


当然,文化地标如果跟文创综合体结合在一起,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文化地标要显示的是,你到这个城市就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这才是代表现在的一个城市文化形态。我们现在很多人看的城市都是老城,如果你能在老城区搞出一个文化的新地标当然更好,如果不行的话就在新区搞出一个新地标,不管你是不是传承了你的历史,一定要有现代感,要有时尚感,要有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因为只有年轻人喜欢的文化才有传播力,才有购买力,它才会把文化和消费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讲的文化新地标也是文化消费的新地标。记住,这不是仿古的文化街哦。


05


一个城市的美化系统


类似于我们以前讲的设计城市的CIS,城市的美化系统很多,包括环卫工人的服装都可以设计得有自己城市的感觉,还有路灯,当然,还加上灯光设计。现在很多美化系统还可以转化成某一些地方的夜游经济,像南京的夫子庙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讲的这个美化系统,包括摆花、标识、吉祥物、路标、服饰等等,会有很多角度的美化系统,特别是你通过这种美化系统能够在原来不显眼的或者不好看的地方让它能够变得美感很强,比如夜间立交桥的灯、平时宣传标牌的设计,等等,类似于一个整体的美化系统。当然,美化系统也不一定面面俱到,可能你会提出5-10个特征,或者是几种产品。比如城市里的绿化现在千篇一律啊!城市都没有IP吉祥物(熊猫不属于城市的IP,只有“功夫熊猫”才是)。


06


一个城市IP大戏


一台专门给游客看的大戏,因为本地人看的东西他可以自己去挑,没必要特意去弄,但是专门为外面的人来了解我这个城市文化的一台戏,我觉得会很好。这个戏应该重新安排。比如说,代表传统文化的粤剧,粤剧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粤语的文化符号,另外海外华人很多人喜欢粤剧,但是国内很少人喜欢了。那么,围绕粤剧怎么打造?直接演唱粤剧可能就会有问题,就像直接演昆曲可能会有问题,青春版的《牡丹亭》的昆曲很多人认为它不像昆曲,实际上这是有难度的,最好是结合的。什么叫结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结合得最好的就是《霸王别姬》。你做一台《霸王别姬》,就可以把戏剧演进去;做一台类似于《霸王别姬》的舞台戏粤剧可以把精华都再现出来。所以,它一定要有IP的戏,一定要有一个讲故事的戏,而讲故事还可以改编成电视剧,改编成网络剧,不局限在剧本身。总之,只有融入生活你才有意义。


07


一个城市品牌活动


大型活动,名人都来,一宣传城市就不用打广告了。这几年有一些城市搞这种活动,包括会展,包括体育活动,我把它叫活动经济,就是各种品牌活动带动旅游等消费,比如巴黎的航空展。大型的活动需要有核心资源和品牌号召力,这种大型的活动很多,包括达沃斯论坛,日本东京的动漫展,或者草莓音乐节,波士顿的马拉松,达沃斯论坛,等等。此外,品牌活动需要持续的做,而且要有特色,有时候需要故事引领。比如国内很多地方都做桃花节,这种其实很同质化,如果加一个故事拍摄其中场景,比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么效果就不一样了。


08


一个城市主题微电影


我们可以把最能够代表这个城市特征的东西做成一个系列的微电影,而这个系列微电影的任务就是传播这个城市,带有传播功能的城市微电影。我们现在的微电影分为四个主题,一个主题是故事微电影,一个主题就是企业微电影,一个主题是城市微电影,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景区微电影。像济州岛就是一个景区,如果拍一个系列的微电影,它就属于这种景区的微电影,也可以做一个城市的主题微电影。


09


一个城市夜间好去处


很多城市夜间都有一些酒吧,但是那个酒吧只适合某些年轻人,而且吵得要死,其实酒吧的种类需要比较多样,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情调。此外,夜间应该有游客体验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地方要有酒吧,有各种演出,也要有一些户外的灯光秀之类的,能够让人到这个地方来以后,一个晚上就在这儿消磨时间,特别是外地人。然后这种场景可以融合当地的特色文化、文化产品、美食等等。【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9年3月28日主编,刚体检完】有时候,夜间好去处还要经营成吃夜宵或者文化消费比较晚的地方(比如播放老电影的电影院)。


10


一个城市文旅宣传(新媒体)平台


指一个城市做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一个比较大的新媒体平台,这个平台对外能够交流,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本地人。峰教授发现,全国有很多城市都有非常多的本地人加入的新媒体大号,但是它发布的消息只有本地人看,或者本地人喜欢看,它跟外面的人也没有交流。比如它发布一个旅游的信息也就本地人看,但是本地人不符合旅游的要求。旅游目的地之间可以实现相互支持,你可以有一个平台以后,想办法跟这些全国各地的新媒体平台相互合作,就像“峰火微云”正在做的,把它串起来,但是你首先得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粉丝比较多的平台,这样合作的时候才有份量。


这十个要素每一个都要做,做起来以后这个城市就焕然一新,什么都有,里外都有。有实用的、有传播的,作为提升城市文化的一种标配,叫“文化包”,是这个城市需要做的文化内容和形象,是真正的“文化城市或者城市文化”的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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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6】


冯友兰

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



有许多所谓“大哲学家”也谈命运,不过他们所谈的命运是指“先定”,既有“先定”,就有人要“先知”它,以便从中获利。例如预先知道某种物品将要涨价,就大量买进,便可赚钱;知道某种物品将要跌价,就去卖出,便不亏本。因此大发其财,无怪“大哲学家”们都生意兴隆了。


其实“先定”是没有的,即使有,也勿用先知。如果有先定的命,命中注定你将来要发财,到时自然会发财;命定你要做官,将来自然做官;命定了将来要讨饭,自然要讨饭。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转变,又何必要预先知道呢!


我说的“命运”和他们所说的不同。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谈命,如孔子说:“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我说的“命”就是他们所说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他来而来,“节遇”是无意中的遭遇。这才是“命运”的真意。所以“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没有理由可说。譬如说现今的时代是伟大的,我“幸”而生在这时代;也有人说现今的时代是受罪的,我“不幸”而生在这时代。我们生在这时代可以说是幸或不幸,但我们为什么生在这时代,便没有理由可说。


命和运不同,运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的遭遇,命是一个人在一生中的遭遇。某人今年中了特种奖券,是他今年的“运”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还不一定,因为他将来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时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运好。在一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命好。


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力不能战胜,否则就不成其为“命运”。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于危墙之下。”如果一座墙快要倒了,你还以为命好,立在下面,因而压死,都是活该,不能算是知命。又如逃警报,有人躲在一个不甚安全的地方,不意炸死了,这是他的“命”不好,也是他的遭遇不幸。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而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


要成大学问家,必须要有天资,即才。俗话说:“酒有别肠,诗有别才。”一个人在身体机构上有了能喝酒的底子,再加上练习,就能成为一个会喝酒的人。如果身体机构上没有喝酒的底子,一喝就吐,怎样练习得会呢?作诗也是一样,有的人未学过作诗,但是他作起诗来,形式上虽然不好,却有几个字很好,或有几句很好,那种人是可以学作诗的,因为他有作诗的才。有的人写起诗来,形式整整齐齐,平仄合韵,可是一读之后,毫无诗味,这种人就不必作诗。


一个人的才的分量是一定的,有几分就只有几分,学力不能加以增减。譬如写字,你能有几笔写得好,就只能有几笔写得好。学力只不过将原来不好的稍加润饰,使它陪衬你的好的,它只能增加量不能提高质。不过诸位不要灰心,以为自己没有才,便不努力。你有才没有才,现在还不晓得,到时自能表现出来,所谓“自有仙才自不知”,或许你大器晚成呢!既有天才,再加学力,就能在学问上有成就。


至于事功的建立,则是“命运”的成分多。历史上最成功的人是历朝的太祖高皇帝,刘邦因为项羽的不行而成功。如果项羽比他更行,他决不会成功。学问是个人之事,成功则与他人有关。康德成为大哲学家,并不因为英国没有大哲学家。而希特勒的能够横行,却是英国的纵容和法国的疏忽所致。历史上有些人实在配称英雄,可是碰到比他更厉害的人,却失败了。有的人原很不行,可是碰着比他更不行的人,反能成功,所谓“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所以事功方面的成就靠命运的成分大。“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道德方面的成就则需要努力,和天资命运的关系小,因为完成道德,不必做与众不同的事,只要就其所居之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尽伦尽职即可。人伦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必须和别人发生关系,而且必须做事。能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是道德,和自己的地位高下事业大小都没关系。


不论何人,只要尽心竭力,对社会的价值是没有分别的。正如唱戏好的人,和所扮演的角色无关,梅兰芳登台,不一定饰皇后。地位很阔的人不能尽伦尽职,是不道德。村夫野老能尽伦尽职,就是有道德。命运的好坏对于道德的完成也没有关系。文天祥和史可法都兵败身死,可算不幸。但是即使他们能存宋救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再增加一些;他们虽然失败,道德的成就也不因之减少一些。不但如此,有的道德反要在不幸的遭遇下才能表现,如疾风劲草、乱世忠臣。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终身富贵的人,最多能做到前者。做官发财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唯有道德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做不做的权全在自己。


有的人常常说我立志要做大学问家,或立志要做大政治家,这种人是可以失望的。因为如果才不够,不能成为大学问家;命运欠好,不能成为大政治家。唯立志为圣贤,则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成功。圣贤是道德的最完成者。普通人以为圣贤需要特别的在事功文学方面的天才,那是错误的,王阳明并不因为他能带兵而成贤人。所以学问的成就需要才,事功的成就需要幸运的遭遇,道德的成就只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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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5】


贺雄飞

犹太人的启蒙思想



2017-02-13 罗卫国阅读于北大朗润园 看了14年办公的地方和季羡林先生住的地方 中午和凤群在谢总那吃饭


今天在这里,首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金色的耶路撒冷》。思想能够走多远,智慧就能够走多远。想将大家带到那个遥远的地方——耶路撒冷。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非常激动。我曾经看过中国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以色列研究专家--张平先生的一篇文章,说他参加以色列一个哈希德教派的聚会,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结束,会上有二三百个年轻人拉起手唱歌跳舞,一晚上就唱了一句歌词:“我们将相聚在耶路撒冷”。当时他很奇怪,我们现在就在耶路撒冷,难道有两个耶路撒冷吗?其实每个人心目中都两个耶路撒冷,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地上的耶路撒冷代表了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而天上的耶路撒冷代表了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和那种对智慧、幸福、创造力、信仰和上帝的追求。


中国有很多地方的人被称为中国的 “犹太人”,包括温州人、宁波人、潮汕人,甚至是客家人,核心一点就是因为他们会赚钱。今天早上我看到微信介绍广东有一个人搞了一个所谓的中国犹太商学院,帮助别人3年赚了5000万,说犹太人是世界上最会赚钱的民族、只有1800万人口,但是却控制了世界80%的财富。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犹太智慧的曲解和误导。对于犹太人来说,发了财并没有成功,真正的成功是拥有知识和智慧,文化和智力的寿命比金钱更长。他们伟大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要修复残缺而不完美的世界。他们在流浪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寻找一个智慧的、幸福的、有创造力的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追寻智慧、幸福和创造力,它才能够具有远大的发展潜能。如果仅仅是成为财富的奴隶、一味追求欲望的话,那么就是野蛮而非文明。


人在贫穷时觉得财富、金钱很重要,但是你一旦超越了这个阶段,就会发现财富并不是最重要的。许多人吃饱了喝足了,但是精神上却无家可归。犹太人说发了财并没有成功,真正成功是拥有知识和智慧。


犹太文明的核心在于追求智慧


讲犹太人,核心放在财富上,这是一种误解。如果从哲学而不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说,犹太人创造了上帝,创造了 “摩西十诫”,创造了律法和法律,由信仰上帝到信仰真理、再到信仰法律,上帝、真理、法律,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完整转换。财富对于犹太人来说只是工具和手段,只是附加值和副产品,从来不是最主要的。犹太人的发明和创造很多,包括大家现在喜欢穿的牛仔裤、女性穿的内衣,包括我们吃的避孕药、和 “伟哥”,包括我们曾经打过的西药青霉素、链霉素、小儿麻痹疫苗,照相技术等等。犹太人中被视为真正的聪明人是科学上有所发现、技术上有所发明、思想和艺术上有所创造的人,而不仅仅是有钱人。犹太人的价值观中,地位身份最高的首先是拉比,然后是学者、律师、医生、法官、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最后才是商人。这是犹太人的普世价值观,其实也是犹太人的启蒙思想。


犹太人认为,人类的全部尊严在于智慧。那么,怎样才能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我认为有四步:首先就是学会提问,第二步是能够解决问题,第三步是从小树立目标和理想,第四步是拥有智慧。在完成这四步之后,在从智慧入手,共有五大智慧,最后输出六大价值观。


犹太人的启蒙思想,我想从这六个方面展开来讲。(1)一个谜团:希特勒为什么屠杀犹太人;(2)两部经典:《托拉》和《塔木德》;(3)犹太“三圣”:学院、医院和法院;(4)犹太信仰的四大基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5)通向未来的“五大智慧”;(6)六大启蒙价值观。


希特勒为何屠杀犹太人?


人们常问我,既然你说犹太人这么聪明、这么牛,怎么好久连一个国家都没有?为什么希特勒要屠杀犹太人?关于这个方面的书很多,南京大学有一位徐新教授专门写过一本书《反犹主义解析》。徐新教授认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有四大原因。首先就是宗教原因,中世纪主流反犹的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看来,正是因为犹太人犹大出卖了耶稣基督,但是殊不知基督教的两位创始人耶稣基督本人和保罗都是犹太人。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原因,因为在希特勒法西斯、纳粹党出现的时候,世界上兴起了一股共产主义潮流。共产主义思潮的核心领袖是马克思、拉萨尔、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其实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造共产主义理论,与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因为它是伟大的乌托邦,只不过将上帝的概念置换成一个政治学概念“共产主义”。当时搞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理论家有324位,其中有96位就是犹太人,而主要的领袖人物都是犹太人。苏联24个政治局常委,就有16个有犹太血统。希特勒很痛恨这些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要想统治全世界首先就要消灭共产主义和犹太-布尔什维克。犹太人为什么要搞共产主义运动呢?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犹太人长期以来遭受压迫和反抗,所以犹太人革命性最强。


第三个是经济原因。犹太人在十七八世纪的时候,在经济领域已经崛起,欧洲银行业的30%-40%左右都是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希特勒为了掠夺财富要反犹。另外,一战以后,欧洲的经济衰落,失业率很高,犹太人成了希特勒德国推卸责任的替罪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原因。二战前后,波兰、奥地利、匈牙利等这些国家的医生、律师、法官、教授,有百分之四五十都是犹太人。其他民族的人要想就业,就必须排队等犹太人退休以后才能实现理想。所以希特勒号召大家赶走犹太人,不就有工作岗位了吗?结果一呼百应,几乎将犹太人全部赶走了。此外,为了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希特勒将600万犹太人送入死亡集中营。希特勒发明了世界上最“伟大” 的所谓的没有痛苦的死亡——让你去洗澡,在音乐中让你进入毒气室,就地解决了剩下的这些犹太人。另外的一些犹太人跑到了美国,跑到美国的犹太教授总共有2700多名,其中有33人获得了诺贝尔奖,27个参与了制造原子弹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后来这2700多名教授都成为美国许多大学的开创者,像美国的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哈佛、耶鲁、麻省等大学,1/5的教授都是犹太人,尤其是经济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等,一下子使美国成为思想和艺术方面的 “暴发户”。


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坎德尔曾写过一本书《追寻记忆的痕迹》,就说自此反犹主义出现以后,奥地利就开始彻底衰落。大家都知道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奥地利当时有20万的知识分子,其中有19.6万名是犹太人。书中说,当犹太知识分子离开奥地利以后,在维也纳的剧院里既找不到导演也找不到编剧,更找不到演员和观众。


犹太智慧和信仰的底座


犹太智慧和信仰的底座是两部经典:《托拉》和《塔木德》。其实犹太人的经典不止两部,他们的智慧被分为四个档次,首先就是《托拉》。《托拉》其实就是《圣经》的《旧约》。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是,没有《旧约》和《圣经》,就没有信仰、上帝和耶和华,这是信仰的基础。第二个档次是《密释纳》,这是犹太人的 “生活圣经”。第三个档次就是《塔木德》,现在市场上的所谓《塔木德》写的都是关于怎么赚钱的,而真正的《塔木德》并不是关于赚钱的书,它是研究犹太人的思维传统,教你怎么想问题的书。犹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呢?其中最重要的三个特点,首先是有信仰,第二是追寻智慧,第三是会想问题。会想问题,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传统。


有一个犹太魔术师艾萨克,他养了一只鹦鹉,出去变魔术时总带着鹦鹉,这只鹦鹉也变得越来越聪明。他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想好了一个魔术,结果还没等表演,鹦鹉就将答案告诉观众。回来他就跟鹦鹉说,你能不能不将答案告诉观众,如果老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后就没有饭吃了。鹦鹉说好。但是下次当他变魔术的时候,鹦鹉又将答案提前告诉了观众。于是他就请教一位老者,老者说你买一张船票到耶路撒冷去,找一位拉比去咨询,他会告诉你解决的办法。耶路撒冷的拉比讲道,一般坐第一排的都是最聪明的人,坐在最后一排的都是最愚蠢的。最后一排的人怎么到第一排呢?就是拉比一讲问题,第一排的人就要提问。拉比一般会坐在有7层高的草垫子上,如你提的问题拉比回答不了,他就会撤掉一个坐在屁股下的草垫子,如果你提的所有问题拉比都回答不了,拉比就坐在地板上。如果你能够不断的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从最后一排坐到第一排来。犹太人认为,能够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比回答一大堆愚蠢的问题都有价值,他们有强烈的追求智慧的传统。艾萨克买好了船票,带着鹦鹉去耶路撒冷找拉比请教问题。结果半路上起风浪,一船人都给翻到河里去了,只有艾萨克和鹦鹉活着。从早上到晚上,这只鹦鹉闷闷不乐,没说一句话。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艾萨克对鹦鹉说:“鹦鹉求求你跟我说说话吧,我太闷了。”这时鹦鹉终于说话了:“艾萨克啊,我想了一整天,怎么也想不明白,你将这一船人给搞到哪儿去了?”


犹太人很善于辩论,《塔木德》就是研究如何辩论和辩论的规则。有一个犹太人带着马车夫出差,马车夫也叫艾萨克,到了一个偏远落后且盗贼盛行的地方。因为赶着马车害怕丢东西,老板就睡在旅店里,让艾萨克睡在马车上。老板晚上还是睡不着,于是就把头从窗户里探出来,问艾萨克“你在干什么?” 艾萨克说:“我醒着,我思考。” 老板问艾萨克 “你在想什么呢?”艾萨克说:“我在想家门口种两棵树,挖树坑的土该往哪儿搁呢。” 等到三点钟的时候,老板还是睡不着,又问“艾萨克你在干什么?” 艾萨克说:“我醒着,我思考。” 老板问 “你在思考什么呢?”艾萨克说:“我在想,家里的烟囱烟往哪儿飘。” 等到五点钟的时候,老板又问艾萨克在干什么,艾萨克说:“我醒着,我思考。” 老板说“你想什么呢?” 艾萨克说:“我在想,我们的马车和马到哪儿去了?”


人类就是这样,很多人坐在马车上睡觉,但是将马车和马丢了都不知道。犹太人学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预防危机。犹太人认为一个人读了很多书,只有知识没有智慧就是一头驴。上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更要获得智慧,知识+能力=智慧。一个人走向社会找工作只是第一步,紧接着要创业和成家立业、生孩子,如果你只有文凭、只有知识而没有智慧的话,这些问题能够处理吗?犹太人说发了财并没有成功,真正的成功是拥有知识和智慧。所以我提出世界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人的财富在自己的脑袋里。那么,广州人的财富究竟是在自己的脑袋里还是口袋呢?


犹太人说“学者应该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塔木德》说:“宁可变卖所有的财产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为了使女儿嫁给学者,即使丧失一切也无所谓;如果父亲和教师两个人同时坐牢,当儿子的首先应该保释教师;一个学者死了,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一个国王死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取代他。” 犹太“三圣”就是学院、医院和法院。正如犹太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关于医生职业道德,《塔木德》也是有规定的。有这样一则笑话:一个哲学家生病了,找医生看病,医生看了之后说你完蛋了,回家祷告去吧。一年之后这个哲学家没有死,在马路上遇到了医生,医生很奇怪,问道:“你怎么没有死啊?” 哲学家回答说:“是啊,我到地狱走了一趟,在地狱遇到了魔鬼,魔鬼对我说,‘我要让所有的医生都下地狱’,但是您不要害怕,我跟魔鬼说了你不是医生。” 犹太人认为什么都可以堕落,但是学院、医院和法院不能堕落,教堂不能堕落。


犹太信仰的四大基石


犹太信仰的四大基石是: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


第一,仪式。法院有仪式、学校有仪式、教堂有仪式。没有仪式就意味着堕落。教堂、学院、医院、法院都应该有传统。法院有权威、医院有权威、学院有权威、教堂有权威。法律有普遍性,教育有普遍性,这些都是共享的。犹太人通过安息日、成年礼、赎罪日来维护自己的仪式,目的就是为了过神圣而有节制的生活。犹太人在过节的时候都要吹羊角号,告诉人们,“人是不完美的,要赎罪、忏悔、祷告”,一味的顺从欲望放纵自己就等于堕落。


第二,传统。学习是一种信仰,人类的全部尊严在于智慧,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问号代表一切。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将来每一个人如果走向天堂,天使会站在天堂的门口问你,今天你努力学习了吗?你认真的思考了吗?你勤奋的工作了吗?你参与教育后代的活动了吗?你诚实做生意了吗?只有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的人,才可以拿到天堂的钥匙。


第三,权威。爱因斯坦说他一辈子反对权威,不幸的是他自己也成为权威。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反对偶像派崇拜,而中国现在是崇拜名人、歌星和有钱人。犹太知识分子敢于向权力说真话。犹太人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人想法都一致,就不正常了,和谐的基础是不和谐,只有所有人都保持自己的个性,社会才能真正和谐。大家要做的就是互相尊重和理解,让不和谐存在,大家彼此理解和尊重,才能真正实现和谐,而不是消除异端,让所有人保持一种思想,这是不正常的,世界就会因此而灭亡。


第四,普遍性。犹太人认为要捍卫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不能玩忽职守。犹太人认为知识是甜蜜的,犹太小孩上学第一天要由家族德高望重的人送到学校,老师给孩子发一块白板,上面涂着蜂蜜,老师带着孩子们读圣经,然后让孩子们舔蜂蜜,告诉孩子们知识是甜蜜的。苏格拉底说我知道自己的无知,只有知道自己无知的人才会变的真正有知。思想能不能烤出面包?有了思想,还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光有理论没有实践,读死书的人是一头驴。


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这些都是人类的过去,人类要想通向未来,必须拥有五大智慧,这五大智慧正好跟中国的金、木、水、火、土对应。绿色是木头,创造的智慧;黄色是土地,人性的智慧;蓝色是水,和谐的智慧;红色是火,实践的智慧;白色是金,学习的智慧。相对应的就是摩西五经,从而将犹太智慧和中国智慧完美结合,将中国智慧的五行学说和《圣经》打通,也就是说犹太智慧加上中国智慧等于更大的智慧,1+1=11。学习过犹太智慧和中国智慧的孩子,将来会比犹太人聪明,也会比中国人聪明。


犹太人的六大启蒙价值观跟 “大卫之星” 有关系,一个正三角和一个倒三角叠加,就是以色列国旗上的那个图案。教育的本质是塑造人,人的本质是灵魂、品格和智慧,智慧从哪里来?从神学的角度来说,认识上帝和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什么是上帝?上帝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说,没有灵魂的人永远不会忏悔,过有节制的生活,人类的全部尊严在于智慧,问号代表一切,捍卫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思想能不能烤出面包。这就是犹太人的六大启蒙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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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4】


潘向

德国之行的感触



出国走马观花的机会并不少,但近期由于受国内股市低迷、民企举步维艰、中美贸易战升级、经济指标回落等悲观氛围的影响,心情像倒翻的五味瓶,这次再有机会在德国呆一段时间的时候,对他们的城市和企业,观察的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受自然与以前并不一样。


就像以前觉得德国人大白天很多人坐在街边喝啤酒聊天,似乎很惬意,但这一次似乎觉得他们的行为与国内有些人在街边打麻将、斗地主没什么两样,无聊的消遣时光。这种看法的变化可能与心情高度相关,可能会影响我的判断,但还是把它呈现出来与大家分享。


德国企业家眼中的中国企业家


在与一家企业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该企业的运营主管Marda,就好奇地问他,对中国企业家的印象。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也保持了德国人的严谨态度。


他说:任何事物都符合辩证法,有好的一面就会有不好的一面,我就先说中国企业家的三大优点,然后再说三个缺点。


三大优点:


1、办事迅速,执行很快;


2、办事灵活,很会变通;


3、商业意识很强,能敏锐地扑捉到商业机会。


他说既然符合辩证法,那么优点往往也就伴随着缺点,三大缺点也是优点衍生出来的。三大缺点:


1、办事迅速,执行很快,但缺乏持续性,一件事往往缺乏耐心,坚持不了很长的时间;


2、办事灵活,很会变通,但很多时候不讲规矩和程序,有些规则朝令夕改;


3、商业意识很强,能敏锐地扑捉到商业机会,但很多时候只关注短期利益,不太关注中长期持续发展。


看到Marda的回答,我们还会去怀疑老外不了解我们吗?


AI技术的运用劳动力紧缺不再是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离法兰克福不远的一个小镇,我们参观了一家给宝马汽车做配套零部件的企业。在生产线,我们看到除了有几个工人在做搬运,其他的流水线都已经是机器人在操作。


带领我们参观的技术总监介绍,他们公司是从2014年开始引进机器人代替人工,这四年发展迅速。由于德国很重视劳工的保护,工会的力量很强,所以从生产线置换下来的工人,只能逐步裁减和更换工作岗位。在与工会谈判的过程中,他们会陈述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经营的困境,并列举一些同类型企业已经开始把加工制造搬到劳动力便宜的东欧国家。他谈到,在德国只要理由充分,工会都会支持企业的决定。


在与这家企业的管理人交谈中,我们了解到:由于德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高,自2014年之后,AI技术在德国的制造业企业得到加速推广。尽管推广AI技术在开始的时候资本的投入会比较大,但考虑到产品的良品率和后续的维护费用,AI技术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从这家企业了解到,生产线采用机器人之后,良品率能达到95%以上,以前采用人工操作,良品率只能达到60%—70%。


过去我们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换挡走向低增速主要的理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但从AI技术的运用来看,劳动力并不是制约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因素,智能化工厂只需要一些后台管理人员和搬运工。


这让我们联想到近期平安资管准备加大AI技术的运用,裁撤一些投资人员。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谈经济增长的时候,需要把劳动力修改为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研究也需从过去的索罗—斯旺模型过渡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未来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将是资本和创造技术的人力资本。


这对目前工资成本上升的“制造业民工”和“金融民工”而言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迫于人工成本压力的企业可能更愿意选择技术替代。


德国企业家如何看待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


我们与一家被中国企业收购了的制造业企业进行了交流。【中国亮点研究院罗卫国2018年9月20日编辑,收到青岛张总和广东童总的月饼】他们的高管仍然由德国人担任,与收购前相比,变化不大。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问道目前一些西方经济体提到中国资本的收购都很敏感,不知现在德国的企业界怎么认为。


他谈道,近几年来,中国资本确实在德国收购了很多企业,例如去年7月份以来,德国政府已审查50多起企业收购案,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与中国企业有关。这样德国的一些政治家就提出要求限制中资企业购买德国企业股份,还有的政治家建议审查中企收购德国公司股权的触发线,从目前的25%降低到10%。


但他认为这是政治家的看法,作为企业家赚钱是核心,一个企业不赚钱很可能会经营不下去,政治家在台上和在台下都不会去关心、也关心不了你的企业能不能活下去,你要听了他们的话,企业经营不善,最后破产了,没有谁会对你的企业负责,况且政治家很有可能任期满了,下台了,想关心也关心不了。


对于技术存在对中国溢出的影响,他认为,企业要是经营得不错,谁愿意被国外的公司收购?已有的技术让企业经营都很困难,都可能面临破产,这个时候还能被海外企业并购,并且还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对企业而言,并不是坏事。至于同行企业担心技术外溢,那他们可以来收购呀。就像他们企业,发出可以并购的意向很长时间了,可是欧美没哪家企业对他们企业感兴趣,现在中国资本进来,有什么好指责的呢?


当然对于去德国收购企业的中国资本,他也建议收购后需要尊重和适应德国的企业文化,避免收购后出现企业核心人员的流失和引起劳资纠纷。


德国人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


在德国的行程中,我们会有意无意地与德国人交流当前中美贸易战,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待的。交流的答案还是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期。


很多交流的德国企业人员认为,中美都属于大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有14亿人口,而德国只有8千万人口,与两个大国比较起来德国属于小国,小国是很难得罪大国的。所以他们建议德国两边都不要得罪,努力地与两个大国都做好生意。


尽管这些话可能是他们看到我们是来自中国,即便对中国近年来的快速扩张有怨言,出于礼貌这样说。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说得也不无道理。德国是一个制造业强国,产品需要销往全球,中国和美国自然是他们的重点客户。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消费市场为主导的市场体系,没有哪个企业会去得罪自己的客户,也没有谁愿意去选择站在哪个客户这一边。


德国人也开始担心“房产泡泡”


在国人的印象中,德国对房地产的把控是最为成功的,国内一直把“德国模式”与“新加坡模式”相提并论,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应该效仿的楷模。


假若新加坡更多是政府作为结果,那么德国是有一套针对房地产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例如:根据德国的《经济犯罪法》,如果房价超过指导价的20%就被认为是超高房价,如果不立即将价格降至合理范围内,出售者将面临最高5万欧元的罚款;如果超过指导价的50%,则被认为是房价暴利,除了巨额罚款以外,还有可能被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在针对炒房方面,更是严格限制,在住房交易中,假若未住满10年就出售,需要缴纳25%的资本利得税。


在与德国人交流的过程中,得知很多人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没有买房,哪怕首付只需要付三成,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德国人不像咱们中国人,他们青年人买房只能靠自己,不太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取到支援,这跟中国的年轻人不一样,国内的很多年轻人购房都是父母提供首付款。所以德国很多年轻人只能靠租房过日子。


从交流的情况来看,德国目前购房和租房的家庭大概各占一半。为了稳定租金价格,德国的州政府与行业协会根据地区与收入差异制定了“合理租价”,一旦房东所定的房租超出“合理租价”的20%,即构成了违法行为。同时德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机制有效,合同一经签订后房东不能随意涨价,房东无权随意终止租房合同。2016年,执政的社会民主党(SPD)颁布了一项名为“禁止房产滥用”的法律,向违法短期出租手中房产的房主征收最多10万欧元的罚款。


即便是这么严格的法律,也并没挡住这两年来德国房地产市场的剧烈升温。与我们一起随行的德国小伙子,一聊到德国的房价,就开始不停地抱怨,说两年前法兰克福的公寓新房才4-5千欧元/平米,现在已经涨到6-7千欧元/平米。他还说整个德国的大城市的房价都在上涨。


在解释房价为何上涨时,他说道,柏林和法兰克福的房价上涨还可以理解,因为柏林出台了很多政策,吸引了很多搞技术产业和创新企业进驻柏林,人口增加自然对房地产的需求会增加。法兰克福房价上涨是因为英国脱欧,法兰克福将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很多金融企业的总部将迁向法兰克福,这将带动需求增加。但其他城市跟着上涨,很难理解。


从公开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看出近两年来德国房地产的情况。英国伦敦的房地产顾问公司Knight Frank最新公布的2017年全球城市房价指数排行榜显示,德国首都柏林房地产的平均价格上涨了20.5%,名列全球第一,汉堡房产价格14.1%的增幅名列全球第7,紧接着就是第8名的慕尼黑(13.8%)以及第10名的法兰克福(13.4%)。报告还称,在2016年房价涨幅超过20%的12个城市里,只有柏林一个城市2017年也实现了超过20%的涨幅。


从中看出,只要存在价值洼地,哪怕限制条件很苛刻,同样会受到青睐。根据Knight Frank的分析,2016年柏林精品房的买主中,来自中国的买主占了14%,加上美国和中东的买主,这3个地区一共占了42%。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国际买主的加入,自然会打破已有的均衡,其他的城市在柏林、法兰克福等城市的带动下,有比价效用的作用,价格也就会跟进。


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在加速,人口的不断增加对房地产的需求自然旺盛,与此同时,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改善性住房的需求也会旺盛,这就要求我们要想实现房地产价格的相对平稳,就需要加大房地产的供给,加大保障房和廉租房的建设来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单靠严刑峻法、苛刻的政策调控是很难改变这一趋势。


市场为王,过去是,未来也是


中美贸易战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有缓和的迹象,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回落的迹象比较明显。此时大家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似乎在加重,目前“国运”一词也成为了网络的热词。


由于改革开放之后,融入到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才迎来了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现在中国与我们最大的出口国出现了贸易摩擦,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很多人担心中国未来的出口以及国际贸易发展空间是否会受到挤压,也就顺理成章。


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并且拥有14亿人口的市场,对全球的企业而言,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没有哪一家企业愿意放弃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政治正确对发达经济体的政治家而言也许是第一要务,但对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家而言,赚钱永远是第一要务。德国的企业家这么想,可以推广的是美国的企业家也会这么想。所以,只要我们自己不改变开放的国策,我们继续的融入到全球的分工体系之中,发达经济体总会盯着咱们这14亿人口市场的“肥肉”,过去是这样,未来也会是这样,国际贸易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会停止,经济体量进一步做大的趋势也不会停止。


因此,面对外部的压力,政策的关键是把内部经济激发出活力,一个充满活力的14亿人口的市场,谁都会流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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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3】


邓晓芒

中西信仰观之辨



举一而反三,闻一而知十,及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朱熹


如果,我们今天为我们没有信仰感到悲哀,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失落,应该说是发现了我们信仰的真相。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捡回我们的信仰,而是反思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信仰的原因,并且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根基。


信仰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以及民族而言,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大问题。如今,我们的道德状况愈来愈令人担忧,愈来愈堕落到一种没有信仰、没有崇高、没有理想,甚至于没有道德底线的状况之下。那么,作为一个拥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民族,倘若失去了道德底线,失去了崇高,失去了理想,它的前途将走向何方?


伴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种异质性的文化在交汇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摩擦。而摩擦的结果,必定会对现有的价值观念体系造成强烈的冲击。即使在西方,同样也存在着信仰危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曾开展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信仰、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大讨论。讨论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为什么失落,我们信仰哪里去了?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曾经有过人文精神,曾经有过信仰。固然,中国历来具有人文精神。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


我们分析一下中国人文精神中的信仰成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是无果而终。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景况愈来愈不容乐观。针对这个现实问题,很多人就想恢复我们的信仰。有的人企图通过引进外来宗教的途径来解决;还有一股很重要的思潮,即想把传统儒学中的理想与追求——“同道精神”、“践履精神”等等,在今天恢复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仰的话,那么我们人文精神的失落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一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谈不上失落,而是要构建,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信仰。


民间信仰在中国盛行了2000多年,1949年以后由于民间信仰中的迷信成分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唯物论,因而民间信仰活动被视为迷信活动而受到严格控制。近20年来,各种民间信仰日趋活跃,求神拜佛等种种迷信活动也死灰复燃。中国人的信仰有着两大特色:其一,中国人的信仰中混杂着种种迷信;其二,中国人的信仰可以包容多种宗教。这是中国信仰的特点。当然,由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在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诸国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民间信仰也具有上述特点。实际上,这种信仰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信仰是指那种超验的、彼岸的信仰,或者说是纯精神性的信仰。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中国人求神拜佛,就是希望神灵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已,并没有在精神上真正信奉和仰慕神灵。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并且以儒家为例证:中国历代士大夫崇尚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是崇高的信仰吗?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许多人看作是中国士大夫崇高信仰的集中体现。但是必须指出,张载的这句名言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信仰,而只是一种信念。


信念与信仰不同。信仰是对世俗的超越,是对彼岸世界的纯精神对象的信服,纯精神层面的信仰不会随世俗生活的改变而改变。比如说基督教,它历经2000多年,许多朝代、民族、种族都改变了,但是这种信仰没有变。它不会因为现实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它是超验的。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张载的那句名言显然体现不出信仰的特征。它是世俗的,不是超验的;它是对此岸世界现实生活的追求,不是对彼岸世界精神对象的向往。所以说,张载的名言只是表明了中国士大夫的某种信念而已,决非信仰。张载的“天地”、“生民”、“往圣”、“万世太平”等都是属于世俗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天理”,看似玄之又玄,其实并不是超越性的概念,而是世俗性的概念,它表明的是人类世俗生活中必须遵从的一种伦理规则。虽然“天道”、“天理”比之“仁”、“义”、“礼”、“智”、“信”等理念显得更为抽象,但是它仍属于信念的范畴,而不属于信仰的范畴。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应该是纯精神性的。信仰最终还是和宗教分不开。在宗教里面,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黑格尔将其划分为自然宗教、实用宗教和自由宗教。


自然宗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迷信,崇拜自然界、大地山川、树木、石头,包括崇拜某个人,崇拜祖先等等。实用宗教要比自然宗教高一层次。在中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对世间事务的重视远远重于对鬼神的关注,对人生价值的展现高于对灵魂有无的探究,这种人本观念使中国人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采取了理智的态度,因此在古代中国虽然也讲神设教,但是一直未能像基督教在西方那样成为人们精神的主导支柱和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国儒学有一个重要概念——“气”,另外一个是“理”的概念。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精神与物质不分。“气”原本是物质的东西,但通过翻阅汉语词典就会发现,凡是有“气”这个字眼或字词,大部分都是表达精神性的东西,但它原来的意思不是表达精神性的东西,就是指空气、气体等实体。中国古代所说的“阴阳而气”,是一种物质性的概念,但是到了哲学领域又变成了精神性的概念。随着它变成精神性的概念之后,又与物质不分。我们讲气功,练气功的人就是要在气中体会出某种精神境界,但这种境界不是凭思想可以想到的,要通过体会、觉悟才能达到。“气”从人的毛孔进入,又跟大自然的气相通。这股气在体内的任督二脉运行,运行到哪个地方,哪个部位都能指得出来。这完全是物质性的讲法。“理”的概念也是如此。理原本也是一个物质的概念,本来指玉石里的纹路、纹理,后来扩展为自然规律的意思,玉石中的纹理扩展为天理、天道、天的规律。这完全是物质的,但是,它跟人世间的道德、伦理这些精神性的东西又有关系。因此,儒家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称之为宗教,只能是介于自然宗教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之间的一个阶段。


在西方,比如古罗马的宗教,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随着罗马军团的开疆拓土,诸多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都成为了帝国的臣民,如埃及、伊比里亚、日耳曼和叙利亚。这些地区固有的神灵崇拜开始在帝国内部流传开来。为了确保在这些地域统治的稳固性,罗马政府就将帝国各地的神灵全部搬进罗马,设一个万神殿,成为了一座集宗教信仰与政治象征于一身的不朽建筑物。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儒家学说和古罗马宗教有个共同特点:它们的信仰与现实的利益考虑密不可分。儒家的士大夫们不可否认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认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要拯救天底下的老百姓。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们可以作出很大的牺牲。在这层意义上,他们确实有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然而,他们的使命在于拯救老百姓的肉体,而不是拯救老百姓的灵魂。古罗马的宗教虽然具有明显的宗教特征,但是它的神灵是分属于社会各行各业的。所以其偶像崇拜依然带着强烈的现实印记,在很多时候反映的是民心所向。因此,古罗马的宗教信仰归根结底依然还是一种没有与物质彻底划分界限的精神追求。


我们在这里着重要讨论的真正信仰是指那些超越物质性的超验层面的信仰,如黑格尔讲的自由宗教,又称绝对宗教。他将基督教归属于自由宗教,这个说法马克思是认可的。马克思把基督教称之为作为宗教的宗教,这个层次应该比前两个层次更高一些。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把精神和物质彻底区分开。如《圣经》所说的,恺撒的归于恺撒,上帝的归于上帝。世俗国是属于恺撒的,是属于皇帝的国,由恺撒管;精神国是上帝的国,由精神来管。这与实用性的宗教完全不同。


真正的宗教必须具有纯粹精神性的内容,如灵魂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灵魂的概念是与物质概念分不开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灵魂的概念是物质的,是唯物主义的,但也不完全如此。它不是纯物质的概念,而是介于精神与物质之间,是精神和物质混淆不分的一个概念。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应该是把两者明确划分开。当然也有人认为其实是划分不开的,因为不论是从科学角度讲,还是从中国传统的信念讲,都是无法清晰划分的。然而信仰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将精神和物质严格区分开来,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


基督教所采取的途径是把灵魂和世俗生活截然划分,认为人的肉体受之父母,但灵魂是上帝赋予的,属于上帝。这样一来,人就具有了一种相对封闭性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与世俗生活乃至与现实的人际关系都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内心的生活、内心的忏悔、内心的道德观、内心的自由意志以及内心的与上帝纯精神的交往等,这种内心世界是纯粹精神的。而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是与外界、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是黏附的。孔子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仁”,仁义道德。“人者,仁也”。人的本质其实就是人际关系,人就在关系之中,不存在封闭的内心世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隐私。中国人犯错误不是要惩罚他的错误,而是要惩罚他的心,要“诛”掉他犯错误的责任、犯错误的心。这就是所谓的“诛心责任”。王阳明讲“破山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国的传统政治依靠这种手段得以维持,人的心稳住了,礼法规范就稳住了。


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总是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哪怕是道德高尚的精神,如仁人志士的精神,也就是为天下人谋福祉,就像我们今天讲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一种真正的信仰,是能提高人的精神层次和自由水平,提高人的素质和人的创造力,使人能够超出动物式的生存。它是纯精神的,不因贫富、苦乐或世俗政权的更替而转移。但是到了我们这个物质生产比较发达的时代,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道德水准却滑坡了。这说明我们的信仰有问题,它是随着我们的世俗生活问题而转移的。世俗生活状况发生了变化,信仰也就随之动摇。


基督教为什么能被称为自由宗教呢?它的特点就在于能够跨越时代、朝代、地域乃至种族、阶级、地位等诸多障碍。它能够使人过上一种脱俗的精神生活。但是这种精神生活和儒家的精神修炼不同,儒家追求的是“天人合一”,与天合为一体,自觉成为圣人,成为救世主了,就能凌驾于别人之上了。基督教的不同之处除了能给人以精神安慰以外,还能给予人以反省的力量,承担痛苦的力量。这一点在新教中体现最明显。许多新教徒将生活的苦难看作是上帝对自己的考验,他们要战胜这种痛苦,要成就一番事业,来证明上帝的荣耀。所以,基督教给人以承担痛苦的能力,有支撑作用,而不仅仅起到安慰的作用。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 特点即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宗教,它是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建立在个人灵魂的独立性之上的。当然,这种独立性是对于他人的灵魂而言的,在上帝面前他没有独立性。所以,基督教也表现出某种奴性。但是在世俗生活中,它表现为一种个性,个性的独立性,就是个体的灵魂都是独立的,互不相干。因此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我意识的宗教是建立在个体的独立意识之上。


个体的独立意识包括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身的意识。基督教就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架构之上。当我把自己当对象看之后,看的自我与被看的自我,这两者之间层次是不同的。这看的自我最根本,被看的自我是被当成对象来看的,不是你的自我。真正自我是“看”,是“看着”。看是看不见自己的。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眼睛本身的,只能看得见别的东西。自我意识也是。自我意识看不见自己,它要看见自己,怎么办呢?它要把自己推开,跳出来,再从更高的高度来看自己。所以,自我意识就是不断地跳出自己来反思自己,追求真我,寻求自我的真相。这种结构是无限的。从简单的形式逻辑可以推出来,一个人要真正把握这“看”,把握真正的自我意识,他只有不断后退,不断地退出自我,退到后面来看自己,再退到后面又来看自己。这样退到最后就是上帝。上帝其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异化,是自我意识结构本身所导致的一个终点。所以西方人所说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自我意识的结构导致的一种异化状态,最后要有一个终点,来把握他自己,那就是上帝。上帝其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异化,是自我意识结构本身所导致的一个终点。上帝有一双眼睛,他高高在上地看着我们。上帝是唯一的知人心者,我对自己是认识不清的,只有上帝才能认识得清。我对自己的认识必须不断地去寻求,但是我相信,最后有一个上帝,他是我的真我。所以西方人所说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自我意识的结构导致的一种异化状态,最后要有一个终点,来把握他自己,那就是上帝。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基督教之所以能称之为纯粹精神性的宗教,跟西方人这种个体灵魂的独立性,包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有极大的关系,或者说有本质的关系。基督徒不是信仰别的,他是信仰他自己,所以他虔诚。当然,这个自己是以异化的形态出现的,以上帝的形态出现的,但对他的灵魂而言却是最亲切的。


中国人是否具有真正的信仰?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不发达,我们通常将其归罪于历史事实。中国人相信物质的东西胜于精神的东西。即便是相信精神的东西,也必须是物质化了的精神,或者说有物质作根据的精神。天道、天理都是一种物质化了的精神。我们把西方的“逻各斯”翻译成“太初有道”,现在有人建议翻译成“太初有言”。因为逻各斯就是“言”,就是说话的意思,而“道”与现实的东西分不开,道,道路,与物质性的东西分不开。但是语言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之间就有一条界线。当然,语言也有物质的载体,比如说空气的振动,写在纸上要用到的纸。但是,基督教讲的逻各斯是抽象化的,它比通常的说话更高一层次。它并不是说上帝说希腊语、希伯来语、英语,或是其他什么语言,上帝只是把话语的意义启示出来,在每个人的内心里把意义启示出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嘴说话,上帝没有感官,他不用嘴说话,而是用启示。逻各斯代表一种纯精神性的东西。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就提出来:神圣的逻各斯。神圣的逻各斯就是“一”。按一般的说法,“一”有多种语言,但神的逻各斯就是“一”,是纯精神性的。任何语言里都有它,但它又不是任何一种语言。西方的逻各斯与物质的东西完全划分开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逻各斯已经成了西方人独立的自我意识本身的一种尺度和法则,它是一种逻辑法则。自我意识的回溯必须要跳出自我,要不断往后跳。这在形式逻辑方面就形成一种悖论,即人永远也跳不出自我,但可以设定有一个终点。那个终点是高高在上的,称为真我。这里有逻各斯的思考在里面,有逻辑的推理在里面。后来中世纪专门分析这个问题,通过逻辑推出人的灵魂与上帝的关系。


如果,我们今天为我们没有信仰感到悲哀,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失落,应该说是发现了我们信仰的真相。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捡回我们的信仰,而是反思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信仰的原因,并且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根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实际上,我们的自我意识没有独立,更谈不上用逻辑的眼光去分析我们的自我,去跳出,不断地跳出。当然,中国也有反思的思想,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也讲“慎独”,但这反思精神是一次性的,有个既定的标准,即用传统天道、天理,以三皇五帝传下来的那套法则来反思自己,看自己是不是符合,不符合就自我批评,符合就继续做下去。这是一次性的,不能不断地跳出自我。这是中国人自我意识没有独立起来的明显体现:没有建立独立的内心的精神生活,也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需要。个人与群体是融合为一,不可分割的。天理、天道都是群体的法则,个人不能例外,亦不能跳出去;相反,个人必须用这套现成的法则来办事、来衡量。它是一套既定的标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等等,从远古时代就这么传下来,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中国人从生下来就生活在这种群体关系之中,很难有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所以,中国人在懂事之后,就更加自觉地把自己沉默在群体之中,比如说,他受到委屈和伤害,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找到安慰,或者说就能找到安慰,因为他没有更高的精神要求。西方人在群体中、家庭中可以得到保护,但寻求不到精神安慰。因为他们个体独立了,有他个人的精神追求,与别人无关,在这方面,他们的痛苦和失败在群体中找不到安慰,必须寻求纯精神的上帝才能安慰他们。所以,中国人这种群体使人有一定的精神性,但这只是群体意义上的精神性,而且与群体的物质性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前面讲的,拯救老百姓的肉体,而不是老百姓的灵魂。这种群体的精神性不是灵魂,它是一种“气”,即孟子说的“浩然之气”,这是一种群体意识。天人意识其实是群体意识。天人未分、天人合一,其实是人我合一,人和人没有分开。一旦人和人分开,每个人的精神各不相同,那么天与人也就分开了。所以,中国人在群体关系中,他人就是我,我就是他人,宇宙就是我心,我心就是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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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2】


楼宇烈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左右。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但是由于儒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正统这一事实,一部分学者常常只强调以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忽视或轻视佛道二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作用。这种观点,过分偏重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制度和宗法伦理层面,并把其他层面的文化现象也都纳入到政治和伦理的框架中去考察和理解。这就把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描绘得单调枯燥、死气沉沉,而且不够全面。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化,撇开佛道二家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彩样式和丰富内容的,更是无法全面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儒释道,主要不是指原始形态意义上的儒释道,而是指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融摄了其他学派思想,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发展了的儒释道。因此,我们要比较准确和深入把握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的脉络,以及三家之间的纠葛——矛盾斗争与调和融合。本文即想就此问题作一简要的介绍和评述,以供有兴趣研究或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们参考。


一、在我国历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逐步走向民间,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则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其父司马谈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司马谈引用《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说法,认为这六家的学说都是为安邦治国,他们各有所见,也各有所偏。而由于当时社会上崇尚黄老之学,司马谈也标榜以道家学说统摄各家。他认为,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以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总之,道家是“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然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但接着他又说,十家中“可观者九家而已”(即除去小说家),而各家则都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他同样也引用了上述《系辞》的话,不仅认为各家学说都有其所长和所短,而且还强调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由于当时社会已以儒学为上,所以班固也竭力推崇儒家,认为儒学“于道最为高”(《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这二位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一位论六家,以道家为统;一位明九家,以儒家为高。他们观点的不同,如前所说,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术风尚和他们个人不同的学术师承背景。而他们之所以分别揭橥出道家和儒家为诸子百家的统摄者,如果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分析,正是反映了在诸子百家众多的学派中,儒、道二家思想是最为丰富的。不仅如此,儒、道二家还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自我发展、不断更新的内在机制,所以逐渐成了诸子百家众多学派的代表者。


事实上,自战国中期以后,学术界就呈现一种纷纭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各学派之间相互渗透、彼此融合的发展趋势。中国文化就是在这诸子百家的学派分合之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两汉是儒、道二家广泛吸收诸子百家,充分发展自己、丰富自己,并确立自己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学派地位的时期。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和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敞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大力提倡道家黄老之学。此时的道家黄老之学,处于社会文化思想的代表和指导地位,所以它必须处理好与其他各个不同文化思想学派的关系问题。社会对思想文化的需要是多样的、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然而诚如许多中国思想家所说的,这种多样性又需要“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王弼《周易略例·明彖》),即需要有一个为主的指导者。不过,这种“统”和“会”绝不是以一种样式去排斥或替代其他的样式。因为,如果把其他样式都排斥掉了,只剩下了自己一种样式,那也就不存在什么“统”和“会”的问题了。汉初道家黄老之学,正如司马谈所描述的,它广采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长,正是这种容纳、吸收和融合的精神,使得道家学说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


儒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也有着与道家的相同经历。汉初儒家受荀子学说影响很大,如“六经”之学中的易、诗、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而荀子礼法兼用的思想也普遍为汉儒所接受。西汉大儒董仲舒建议武帝“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以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所本。然而,从董仲舒本身的思想来说,也早已不是单纯的原始儒学了。他不仅大力倡导礼法、德刑并用的理论,而且大量吸收墨家的“兼爱”、“尚同”理论,乃至墨家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儒家学说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中评述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卷二十七上,《五行志上》),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由此可见,经由董仲舒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汉代儒学,如同汉初的道家黄老之学一样,也是广采了阴阳、墨、名、法、道各家之长的。同样也正是这种容纳、吸收和融会的精神,使儒家学说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


二、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以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国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同时必须说明的是,儒、道两家的核心思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调和或相互融摄的。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的主张。其实,这是很不全面也不十分准确的。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同前《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同前五十一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同前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拙(曲),无见于信(伸)”(同前《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韩非在吸收老子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当有为的。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妨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汉初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表彰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了不少汉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言其莫从己出也。”(《主术训》)“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修务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讲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截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


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同时,他也赞扬效法天道无为的尧与舜,如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一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如荀子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不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汙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防止人类有为活动的随意干预,积极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


三、力图把儒、道两家思想融通为一,而且获得相当成功的,是魏晋时代的玄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和实践性性格的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主要是那些与现实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原则。即使像被人们称之为“清谈”、“玄远”的玄学,也不例外。人们所熟知的,玄学讨论的有无、本末、一多、动静等抽象理论问题,其实无一不与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有关。


所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人际等关系之中的,要受到社会职业、地位、法律、道德等的制约。所以,人都是社会的人。但同时,每一个人又都是有其各自的性格、独立的精神世界和意志追求的,所以人又都是个体的人。人的这种两重性,构成了现实生活中社会和个人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探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是中外古今思想家、哲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则尤为关注,可说是它的一个中心议题,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我们在上面提到过,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所以,名教与自然分别是儒、道两家的理论主题和争议焦点之所在。


儒家认为,社会的人重于个体的人,个人服从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着重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所谓名教者,即是用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规定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名分地位以及与其名分地位相应的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然后,以此去要求和检验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协调人际关系、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所以,当子路问孔子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把重新确定社会成员的名分问题,作为“为政”的第一大事。而孔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前《颜渊》),则正是“正名”的具体内容和期望达到的社会效果。儒家名教理论产生于封建时代,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所以,在近代反封建的革命中受到激烈的抨击是完全理所应当的,毫不奇怪的。不过我们说,把社会的某一个(或某一部分)成员定死在某一固定的名分地位上,不许其变动,这是不合理的,也是在实际上做不到的。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样一个真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又必定是处于某一确定的名分地位之中的。而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如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不能各安其名位,各尽其职责,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不会安宁的,也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社会成员的各安名位、各尽职责是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必要条件。从这一角度讲,儒家的名教理论也还是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的。此外,还需说明一点的是,儒家名教理论也不是绝对排斥个人作用的。就其强调调动每个人的道德自觉性这一点来说,儒家比任何其他学派更重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意志力。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儒家名教是轻视个人利益、抑制个人意志自由发展的。这方面的片面性,也正是儒家名教理论不断遭到反对和批判的原因。


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而不应当以社会礼法等种种规范去干预和束缚个人的行为。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又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同前三十八章)这是说,老子把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归结为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这里包含了一种原始素朴的“异化”思想。老子的理想是,希望人们通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少私寡欲”(同前十九章)等去克服和阻止“异化”,以期达到返璞归真,复其自然。庄子认为,任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都是束缚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挥的桎梏,因此必须予以彻底破除。他以“天”喻人的自然本性,以“人”喻社会的制度规范,用寓言的形式,借牛马作比喻,通过北海若之口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不要用社会礼法制度规范来磨灭人的自然本性的思想。庄子向往的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无所待”)的绝对自由——“逍遥游”。而当他的向往在现实社会中行不通时,他就教人们以“齐物论”——相对主义的方法,从认识上去摆脱一切由于分别善恶、是非、利害等等而带来的种种纠葛和苦恼,然后借以获得主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它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


玄学在理论上的任务,就是如何把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儒家名教理论沿袭至汉末,已流弊丛生。它不仅作为统治者压迫、箝制人民的手段,使人们的个性、意志受到摧残,而且还成为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使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的腐蚀。玄学承汉末名教之弊而起,所以首先都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赞扬和提倡道家的自然理论。而同时则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起来。玄学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流派,但他们理论上有一共同之点,即都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


玄学的开创人之一——汉魏的王弼认为,喜怒哀乐等是人人都具有的自然本性,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例外。他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人的道德行为都是人的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如对父母的“自然亲爱为孝”(《论语释疑》)。所以说,社会的一切名教规范都应当是体现人的自然本性的,也只有以人的自然本性为根本,才能更好地发挥名教的社会作用。他激烈批评那种离开人的自然本性,而去一味追逐表面道德名声的社会腐败风气。他认为,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是根本违反道德名教的本意的,也是造成社会风气虚伪、名教制度弊端丛生的根本原因。对此,他作了明确的理论说明。如说:“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具体来说,“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反之,如果“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而具体来说,“弃其所载,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尚焉,义则竞焉,礼则争焉”(《老子》三十八章注)。所以,王弼希望通过“以无(自然)为本”、“举本统末”的理论,在自然的统摄下发挥名教的正常作用。


玄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西晋的郭象,进一步发展了王弼的理论。他在讲本用的关系上,着重强调了两者不可相离的一体性。他把名教规范直接植入到人的自然本性之中去,认为:“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谓多忧也。”(《庄子·骈拇》注)这是说,仁义等道德规范即在人的自然本性之中,所以应当听任人的本性的发挥,不用担心它会离开道德规范。他不同意庄子以络马首、穿牛鼻为违背牛马自然本性的说法,而认为:“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同前《秋水》注)这就是说,那些符合于自然本性的东西,即使是借助于人为的安排,它也还是根植于自然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来是借助于外力的名教规范,其实就存在于人自身的自然本性之中。反过来讲,服从于仁义等名教规范,实际上也正是发挥了人的自然本性,是完全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于是,郭象通过他的“性各有分”、“自足其性”等理论,把外在的名教规范与个人内在的自然本性统一起来,也就是使名教规范获得一种自然合理的形态,使自然本性在一定的限度内得到自我满足。


东晋的玄学家袁宏,综合发展了王弼和郭象的理论。他第一次以“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纪》卷十二,袁宏论曰)的明确提法,点出了玄学在对待儒、道两家关系上的立场。他反复论说“崇长推仁,自然之理也”;“爱敬忠信,出乎情性者也”(同上卷三);“仁义者,人心之所有也”(同上卷二十五)的道理。他毫不隐讳地说:“夫礼也,治心轨物,用之人道者也。”但是,“其本所由,在于爱敬自然,发于心诚而扬于事业者”。于是,“圣人因其自然而辅其性情,为之节文而宣以礼,物于是有尊卑亲疏之序焉”(同上卷十三)。他还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同上卷二十六)这段话可以说是对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合一理论的总结性论述。


以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为基本特征的玄学理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与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治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者不可不知的。我在一篇题为“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论文中(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举出两点为例,以说明玄学的历史作用和理论地位。第一点是说,由玄学发展起来的“自然合理”论,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之一,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自然法则、人文理性而宗教观念相对淡薄的基本性格。第二点是说,玄学认知方法上的“忘象(言)得意”论,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主要特点和根本精神。有兴趣者可找来一读。


四、佛教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当其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把它看成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相类似的学说。如袁宏在《后汉纪》中介绍说:“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卷十)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传译的工作。其间,姚秦时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经,以译文传意达旨,译笔优美通畅,而广为传颂,影响至今尤存。它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东来传教的高僧日多,本土的出家僧众也激增,其间有不少的饱学大德,因此,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接着,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之间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里所说的佛、道冲突中的道,已不单是指先秦的老庄、汉代的黄老等道家,它同时也包括了东汉末产生的道教,而且从形式上来看,更多地是与道教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虽然也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但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从南北朝至五代,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佛教中人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这四次灭佛运动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的,但其中前两次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那两次,则又是与道教的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直接有关。唐武宗会昌五年的那次灭佛运动,其中也有道教人士参与劝谏。只有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运动,未见有道教的掺入。在两教争正统的斗争中,双方都编造了不少荒诞的谎言来互相攻击,抬高自己。如,道教编造《老子化胡经》等,谎称老子西行转生为释迦佛;佛教也如法炮制伪造各种文献,或声称老子转世为佛弟子迦叶,或分派迦叶转生为老子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没有什么价值。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则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不合国情,必欲消灭之而后快。站在佛教立场者,为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则竭力采取调和态度,辩明其不违中国礼俗之根本。如东晋著名高僧慧远就申辩说:“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沙门不敬王者论》“在家一”)这是说,信佛教者是把奉亲敬君放在第一位的,如果得不到君亲的同意或信任,则要退而反省自己的诚意,直到双方都觉悟。这也就是佛教对于民生、治道的俾益。他还说,出家人虽然在服饰上、行为上与在家人有所不同,但他们有益民生、孝敬君亲,与在家人没有两样。所以说:“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同前“出家二”)


从理论方面讲,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梁武帝萧衍甚至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立神明成佛义记》的论文来发明此义。他在文中说:“源神明以不断为精,精神必归妙果。妙果体极常住,精神不免无常。”这里所谓“神明”,指人的灵魂;“不断”,是不灭的意思;“妙果”,则即指成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灵魂要修炼到不灭,才可称作“精”;这种“精”的“神”,最终必定成就佛果。佛果为彻悟之体,所以永恒不变;精神则尚处于过程之中,不能免于流动变迁。沈绩对这句话注解道:“神而有尽,宁为神乎?故经云:吾见死者形坏,体化而神不灭。”他引经据典地说明了“形坏神不灭”的论点。当时的儒、道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又,佛教讲因果报应,特别是讲三世报应,这也是与中国传统观念不一致的。佛教的业报,强调自己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有的现世受报,有的来世受报,有的则经过二生三生,乃至百生千生,然后才受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卦文言”)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所以,晋宋齐梁期间围绕神灭、神不灭和因果报应等问题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这里,我们首先从佛教方面来看一下这种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此即所谓“格义”的方法。如,以无释空,以三畏(《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拟三归(归依佛、法、僧),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喻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等。这种借用现象,在对外来文化的传译初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由于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其了解不深,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陈寅恪先生在其所著《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举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当时般若学中的心无义曰:“种智之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无而能应。居宗至极,其唯无乎?”然后评论说:“此正与上引《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易系辞》(“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之旨相符合,而非般若空宗之义也。”陈先生的评论是很深刻和正确的。


如果说,这种初期的融入尚是不自觉的话,那么后来佛教为了在中国扎下根来,则进行了自觉的、主动的融合。首先在译事方面,佛教学者总结了“格义”法的缺陷以及在翻译中过分讲究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等问题,主动积极地吸收和提倡玄学“得意忘象(言)”的方法,以领会佛典所传达的根本宗旨和思想精神。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高僧传》卷七)又如,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当然,反过来佛教对于玄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两晋之际,玄学家以佛教义理为清谈之言助,已在在皆是,所以玄佛融合成为东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入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正是经过这些众多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终于在中国扎下了根,开出了花,结出了果。与此同时,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佛老。也就是说,这时的佛教文化已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想真正了解和把握魏晋南北朝以后,尤其是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离开了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佛教文化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对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们在形式和理论上自我调整和发展更新。


由于汉末道教的创立和发展,此后道家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道教是在杂糅原始宗教、神仙方术、民间信仰等基础上,附会以道家老子思想为理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后来又受到佛教的影响,仿效佛教的戒律仪轨、经典组织等,使自己不断地完善起来。道教尊奉老子为其教主,以老、庄、文、列诸子的著作作为最根本的经典,如尊《老子》为《道德真经》,尊《庄子》为《南华真经》,尊《文子》为《通玄真经》,尊《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等。所以,就这方面来讲,道教与道家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人们平时所称的儒、释、道中的道,一般都是含混的,并不严格限定它是专指道家还是道教。


其实,道家与道教是有根本区别的。简而言之,道家是一个学术流派,而道教则是一种宗教。先秦道家,尤其是老子倡导的自然无为主义,在描述道的情况时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四章);而在称颂道的崇高品德时则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同前六十四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同前五十一章)等等。这些论述,在当时来讲更是具有一定的反宗教意义。即使在道教问世之后,道家与道教无论从形式上或理论上也还是有区别的。如魏晋玄学家王弼、嵇康、阮籍、郭象、张湛等人所发挥的老、庄、列思想,人们绝不会说他们讲的是道教,而必定是把他们归入道家范畴。反之,对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所阐发的老庄思想,则一定说他们是道教,而不会说他们是道家。这倒并不是因为葛洪等人具有道士的身份,而主要是由于他们把老庄思想宗教化了。具体说,就是把老庄思想与天尊信仰、诸神崇拜、修炼内外丹、尸解成仙等道教的种种宗教寄托和目标融合在一起了。而这些在玄学家所发挥的道家思想中是找不到的。以此为基准去判别汉末以后的数以千计的老、庄、文、列的注解释义著作,那么哪些应归入道家,哪些应归入道教,应当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当然,这种分辨并不涉及这些著作的理论价值的高低评价问题。事实上,在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下,道教理论从广度上和深度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少道教著作在一些方面对道家思想有很多的丰富和发展,有的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总之,所谓儒、释、道中的道,包括了道家和道教。即使当人们把儒、释、道称为“三教”时,其中的道也不是单指道教(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中国传统上所谓“三教”的“教”,其含义是教化的教,而不是宗教的教)。所以,当我们总论“三教”中的“道”时,既要注意道家,也要注意道教,不可偏执;而当我们研究和把握某一具体的著作或思想家时,则应当分清它究竟是道教还是道家,不可笼统。


儒家思想理论在佛教的冲击和影响下,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如上面所提到的,东晋以后佛教思想就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宋元以后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出入于佛老,这些都还只是现象上的描绘。其实,佛教对儒家最主要的影响是在于它促使儒家对发展和建立形上理论的深入探讨。与佛教相比,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更注意实践原则的探讨与确立,其中虽也有一些形上学的命题,但并没有着意去加以发挥。所以在形上理论方面,原始儒家甚至还不如道家。佛教传入后,它那丰富深奥的形上理论,给儒家以极大的冲击和刺激,一度还吸引了大批的优秀知识分子深入佛门,去探其奥秘。而且,确实也由此而涌现出一批积极探讨形上理论的儒家学者。唐代著名学者柳宗元,在评论韩愈的排佛论时说,韩愈给佛教所列的罪状,都是佛教中的一些表面东西,至于佛教内所蕴含的精华,他根本不了解。所以说,韩愈完全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实际上,“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段话表明,柳宗元透过儒、佛表面的矛盾,看到了佛教理论有与儒家思想相合之处,其见地显然高出韩愈一筹。其实,韩愈虽强烈排佛,但也不能完全摆脱佛教的影响。他所标举的儒家道统说,与佛教的判教和传灯思想不能说全无关系。


人们常把宋明理学的萌发,推求于韩愈及其弟子李翱。韩愈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主要在他所标举的儒家道统说。而李翱对宋明理学的贡献,则在于他指出了一条探讨儒家心性形上理论的途径。在韩愈那里,还是遵循比较传统的儒家思路的,即更注重于具体道德原则的探讨。如他在《原道》一文中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对佛、老的去仁义而言道德大加批评,流露出了他对探讨形上问题的不感兴趣。然而,他的弟子李翱则对探讨形上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受佛教的影响,作《复性书》三篇,以探求儒家的形上理论。他在说明他作此文的意图时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那么,他所发掘出来的发挥儒家性命之道的书,是些什么书呢?从他在《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看,主要是《易》和《中庸》。以后,宋明理学发挥儒家性理之学以与佛教抗衡,其所依据的基本经典主要也就是《易》和《中庸》等。开创理学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则进一步通过系统的阐发,又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提到了儒家阐发“性命之道”的基本典籍之列。所以把宋明理学的萌发追溯到唐代的韩、李是很有道理的。


理学以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然而,他们所复兴的儒学,已不完全是先秦的原始儒学了。一方面,理学的形上理论受玄学影响极深,如玄学所提倡的“自然合理”的理论形态,为理学所积极接受和发展。另一方面,理学受佛教理论的影响也甚多。如理学大谈特谈的“主静”、“性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理一分殊”等等,无一不与佛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理学所代表的儒学,在理论形态上与先秦原始儒学存在着不同。先秦原始儒学的许多具体道德规范,到了理学家手中就平添了许多形上学的道理。如,关于“仁”,孔子所论不下数十条,但都是十分具体的。他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答樊迟问仁,曰“爱人”(以上均见《论语·颜渊》),曰“先难而后获”(《雍也》);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阳货》)。此外,又如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刚、毅、木、讷近仁”(《子路》)等等,无一不是具体践行的条目。孟子论仁则除了讲“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外,更推及于“爱物”,并与“义”并提,强调“居仁由义”(《尽心上》),最终具体落实到推行“仁政”等等。可是,到了理学家那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朱熹释“仁”,一则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学而注》);再则说“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颜渊注》)。这里一变而为主要是对“仁”的形上理论的阐发了。这种理论上的差别,也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六、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儒、释、道三家共存并进的格局。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绝大多数时期也都强调三教并用。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是很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所以,当人们随口而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佛、道二家的文化,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说,中华人文精神是在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培育下形成的,这话绝无夸张之意。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1】


张瑞敏

自我重组的6大方法,5大目标



所有的企业现在都在面临着一个物联网时代,也都在发问:究竟应该怎样来面对?怎样来变革?


我们自改革开放后,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是模仿西方的。但是物联网时代到来了,我们应该创变出我们自己的模式,来引领的物联网时代。


物联网的创始者阿什顿在1999年创造了“物联网”这个词,他把每一只口红放入一枚芯片,卖口红时就能通过芯片知道哪一款口红卖得更好。


他当时不知道这个方法应该叫什么,就创造了一个词,叫“物联网”。


阿什顿还认为,物联网在2019年或2020年将会引爆。现在我们好像还没看出这个迹象,但是希望,中国企业能成为第一个引爆者。


美国的专家西蒙·斯涅克提出一个“黄金圈理论”。黄金圈就是三个同心圆:


最中心的圆告诉你为什么开始,告诉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战略;而中间的圆是如何做,也就是战术;最外面的圆是你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当你达到了这个目标,就再从为什么开始,所以他出了本书就叫《从为什么开始》。这是一个一个的循环,不管是人生还是事业,都离不开黄金圈理论。更简练地说就是:


1.第一个圆(Why)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为什么”开始,也就是把握方向。


现在的方向就是“创造性破坏”,这是熊彼特提出来的。所以,创造性破坏,如果我们不把原来经典的、传统的破坏掉,又怎么去创造新的呢?


2.第二个圆(How)


第二步,在破坏之后,要取得创造性的成果。这就是先破后立,有破才有立。


3.第三个圆(What)


最后一步是目标,就是我们要成为物联网时代的引爆者、引领者。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根据时代,不停地循环黄金圈理论。


一、企业为什么要颠覆自我?


为什么要走创造性破坏的方向?有3个方面:


1.自我颠覆


我们现在身处物联网时代,必须把原来经典的、传统的东西都颠覆掉。而且最重要的是观念上的颠覆。那么,怎样才能在颠覆之后,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呢?


就是自我颠覆。


首先,我觉得所有企业都应该从一元化企业变为二元化企业。现在的企业都是一元化,二元化企业是指企业同时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这个很难。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战略,假如已有一条战略,那就在规模和范围上做大。规模和范围的竞争,最早是钱德勒所提出来的,今天我们还在用。大家都在说做大做强,其实规模就是做大、范围就是做强。


但是现在不行了,在物联网时代,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战略。新的战略是什么?就是网络生态的竞争力。


网络生态的竞争力和产品的竞争力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样来同时追求这两个不同的目标?这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提出:企业要有动态能力。


现在的企业往往是静态能力,动态能力的意思是:你要具备不断更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能力。


现在我们的企业,在有了核心竞争力之后,就会沿着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一路往前走,这样早晚有一天会被自己颠覆掉。


例如,柯达曾是世界知名企业,做胶卷是全世界第一名。事实上,它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发明出数码相机的企业。


只不过柯达卖数码相机卖得不怎么样,后来就把数码相机放弃了,又去做胶卷。


如今,柯达已经不复存在,原因就是它的战略只是一元化的,而不是二元化的。柯达在申请破产时,它的数码技术竟然卖出了9亿美金。所以说对企业来讲,你能不能同时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这真的很重要。


所以你不能停滞在现在,就算你现在过得再好也不行。对企业来讲,要具备动态能力,要变成二元化的企业。这就是观念上的颠覆。


2.自以为非


海尔的企业文化就是四个字:自以为非。


但是一般的企业往往是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什么要改变的。


其实不对。黑格尔所说的自我否定哲学,目标就是要达到“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指:追求世界的本源,就要追求永恒的规律,而且要永远不断地追求。


追求过程中的路径是什么?两个字——反思。反思就是:批判和重构我。要批判我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看看哪一些还有问题。


想要重构一个新的东西,自我否定才可以使自己不断地前进和提高。


为了说明自我否定,黑格尔还举了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花蕾孕育出花朵,而花朵又孕育出果实;但盛放的花朵,正是否定了花蕾,结出的果实,也正是否定了花朵。


然而,我们的企业想想,在你鲜花怒放的时刻,你可能不会否定这朵花,你会欣赏它,别人也会欣赏它,但是这样一来,果实就没了。所以自我否定的本质,是在否定过程中包含对上一个阶段的肯定,并上升到更高的阶段。


——这也就是正、反、合三个阶段。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


工业革命时的小作坊就是正题,比如此阶段的服装厂可以定制服装,手工非常好,但是没有规模,也没有效益。所以,反题就是大规模制造,制造得非常快,但是无法给你定制,此阶段的服装有很多不同的号码,供你自己来选。


但是到了合题,就是否定之否定,把前两个阶段都合到里面,既有小作坊式的定制,又能大规模制造。因为现在是物联网时代,万物互联使这种模式能够实现。


3.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企业应该追求动态的平衡,不应该有静态的平衡。


最后,如果我们没有自我颠覆、没有观念上的颠覆的话,很可能会被时代淘汰。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不可能两次置身同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要不断跟着时代走。


海尔认为: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因为所有企业都不能说自己成功,所谓的成功只不过是踏上了时代的节拍,但你是人、不是神,你不可能永远踏准时代的节拍,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会被时代淘汰。


《荀子·劝学篇》中讲: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原因,不是巢穴做得不完善,而是搭建的地方有问题。


所以我们每个企业都要想想,你的企业现在管理得很好,但是你有没有踏进时代的节拍?你的战略是不是符合时代?如果不符合时代,你的管理再好也等于零。


希望我们的企业,都能耐得住寂寞,因为我们需要韧性。


二、自我重组的6大方法


创造性破坏之后是创造性重组。我在这里讲的是这几个重组:模式重组、人的定位重组、考核重组、薪酬重组、组织重组、职能重组。也就是一切经典的管理都要去掉。


经典的管理,主要来自三位古典管理理论先驱:第一个是泰勒,我们现在还在用他发明的流水线;第二个是马克思·韦伯,他的科层制,也叫官僚制,是现在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东西,但是却压制了人的创造性;第三个就是法国人法约尔的职能管理。


尽管这些理论已有一百多年了,但是今天我们要把他们的理论全都颠覆掉,然后再重组。


1.模式重组


我们提出“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就是员工;单,就是用户的需求。


把员工和用户连在一起,每个员工的价值就体现在他为用户创造价值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给用户创造价值,那你就不会有价值。


自2005年提出来,到今天14年的时间,现在连国际管理会议上,所有人都在直接使用“人单合一”这四个汉字,而不用英文翻译。


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成为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范式。人单合一如果再扩大,从供应链扩大到整个生态,这正是物联网时代所需要的。


21世纪的管理一定是量的管理。


德谟克利特第一次提出来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在东方,与他同时代的老子提出来的“道”,是一个系统论。


企业可以看一看两本书。第一本是《量子领导者》,说的是所有企业的领导都要改变自身定位,你不是发号施令的,你是仆人领袖,是给所有员工创造条件、提供服务的。这个要从观念上改变。


这个观点和中国两千多年前老子的观点一样,老子曾说“太上,不知有之”,部下不知道你的存在,你不是发号施令,而是给部下提供一种机制。


另一本书是《量子自我》,认为每个员工都是独立的自我,同时又是“为他”的自我。这就是量子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词——波粒二象性:每一个光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动的。


每个员工也是,他在粒子状态时是静态的,但是他在波动状态时,你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能力,所以必须给他提供造条件。


可是现在我们企业招人时,完全把人才看成一个粒子,用学历、工作经验固化住他。你知道他有多大的能力吗?


所以说到底,人单合一就只有一条原则,就是让人的价值最大化。


2.人的定位重组


我问过很多企业,你能不能把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放下去?他们说那不行,我手里就这三个权,用这三个权可以控制员工,没有的话怎么控制他们?


其实你不应该控制员工,你应该让员工自主来做。


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1960年提出一个词,叫“理性不及”。他说的原话是:理性对于世界总是不及的,你不可能把世界上什么东西都认识到。


所以第一,所有的领导都应该想到自己是理性不及的;第二,员工也是理性不及的。按照哈耶克所说的,每个人都有专长,如果你给员工创造一个平台,他会自己成为每一个方面的专家。


3.考核重组


所有的企业都用KPI考核,国际公司也在用,这似乎成了一个法宝,但现在应该“去KPI”。


去掉KPI后,我们要变成一个生态组织。海尔要做的是“三零”:用户零距离、企业零延误、流程零签字。


我们现在的签字,诸位想一想,有哪一个可以做到对称负责?没有。很多人签字,但出了事找谁也找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去掉签字,每个人对自己的成果负责。


例如差旅费,我们取消签字,只改了一点,员工差旅费抵减团队利润。团队利润如果被抵减了,就没有分享的资格,所以员工出差影响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


海尔的差旅费也是很高的,这个政策第一年实行,差旅费就减少了三分之二。


4.薪酬重组


薪酬是企业的驱动力,这个非常重要。企业可以给员工期权激励,这样会有一些员工很努力,但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努力。


但是我们的人单合一就可以保证。因为员工的所得不是我给他的,而是我给他创造了一个平台,他自己在平台上为自己创造的。


5.组织重组


组织非常重要,我们提出“三生”:生态圈、生态收入、生态品牌。


简单地说,企业原来是科层制,而现在要变成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没有人去指挥你。


我们现在应该变成自组织,自组织就可以自己去创造市场,不靠产品收入,而是靠生态收入,因为将来的产品很可能会成为载体。


好多年前,海尔就开始把12000名中层管理者全部取消掉,中层管理部门全部撤掉,终结科层制,只有一个共享的平台。


6.职能重组


我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有些教授提建议说,海尔的单层创业平台很好,但是没有人来管理员工了,没有职能了,他们怎么去找市场?


所以海尔让所有人都面对市场,把所有人都变成一个很独立的实体。


假如我要卖10万台产品,从开模具到投资,所有事情都能由员工自己决定,爱怎么投怎么投,不用像原来一样打报告,减少了很多道手续。


如果最后这10万台产品达到目标了,员工有增值,就可以分享;如果达不到目标,所有的投入,亏的部分员工要自己填上。


因为现在是复杂经济,不再是均衡的年代。均衡变成暂时的了,不均衡才是永恒的,不均衡、不对称、不确定性是现在的常态。过去我们常用的是演绎推理,今后更多的要用归纳推理。


比方说我进了最好的设备,我招了最好的人才,那么我在这个行业一定能做到最好吗?未必。因为现实是复杂的,很多东西是你不可预测的。


而应对复杂经济,要靠什么呢?就是一个词——自组织,或者叫自我组织。自组织可以做到自我增强。


三、海尔的5大目标


1.人单合一的管理模式


人单合一是第一个目标,我们从2005年提出到现在,探索了14年,现在被国际上的主流媒体和商学院都认同了。


哈佛商学院在三年内,把海尔的人单模式从两个不同角度,分别做了两次案例,在哈佛商学院的历史上从没有这种情况。现在很多国外的企业家也想来学习人单合一,足见其在全世界的影响。


所以我希望,人单合一能成为一个物联网时代的新的商业管理模式。


2.工业4.0


全球工业4.0的标准已经问世,这些标准都通过了三个国际组织的认定。德国人提出的工业4.0,而最后由海尔来主导大规模定制,这是为什么?


德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大众汽车的辉腾,赔了20亿欧元,现在宣布停产。我跟德国人说,我们有一个指标,我认为那个指标才真正体现了工业4.0的核心,那就是不入库率。


我们现在的产品,不入库率可以达到70%,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用户的体验制造了这个产品,制造完成后不会进仓库,而是到用户家里去。


全世界评选的第一批制造业领域“灯塔工厂”有9家,其中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就是海尔。


3.沙拉式文化


国际并购有一个规律,叫“七七定律”,即:跨国并购的企业有70%都最终失败,其中又有70%的是失败于文化的不同。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像沙拉一样的文化,因为沙拉里面可以有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这些代表各个国家、各个企业的不同文化。但是,沙拉酱是统一的,沙拉酱就是人单合一。


海尔并购了美国的GE(通用电气)家电、日本的三洋、意大利的Candy,都是很大的家电企业。但是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还保留原来的人,但条件是必须接受、运用海尔的模式。


例如GE,它在美国有12000多员工,兼并的时候,他们的经营非常差,而且是差在体制上。我在给他们全体干部开会时,一个GE的管理人员站起来提问,他说你们今天收购了我们,你准备怎样领导我们?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们曾经口口声声说学GE,GE是你们的老师,你今天兼并我们,无非是因为有钱而已,你能够管理我们吗?你能够了解我们吗?


我说,你这个问题本质上就错了,我们今天兼并你,但我既不是你的领导,也不是你的上级,我是你的股东,这是我最正确的定位。


现在我要改变他们的什么呢?过去,他们只有顾客,没有用户,把产品卖出去就完了,而用户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不知道。现在,就是要把所有的顾客变成用户。


这样做之后,去年美国整体的家电企业是负增长,但GE是两位数增长。现在,他们非常认同人单合一。


美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句话,是独立宣言第二段的第一句: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美国的大企业从来没有人人生而平等,CEO就是国王和独裁者,而现在,每个员工都是自己的CEO。


这就是人单合一最大的特点,让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价值。


4.共赢增值的财务标准


我们创造了一个“共赢增值表”。


传统的经济里有一个定律,就是边际收益递减:你的一件产品可能一开始能赚5块钱,但后面肯定赚得越来越少。


但是如果我把产品作为载体,而以服务为主体,那就可以边际收益递增。这也是复杂经济学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5.品牌声誉


品牌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传统品牌,比如耐克、阿迪达斯。但这个传统品牌大规模制造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第二个时代是平台品牌,即电商。电商追求的就是流量为王,但是,传统品牌和电商不管怎么做,都有一个问题:只有顾客,没有用户。因为它们不知道用户体验是什么。


电商是可以有无限的选择,但用户提出一个要求,你给我定制,能做到吗?做不到。


第三个时代,就是生态品牌的时代。就是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把各方资源集中在一起,共创共赢,创造用户的最佳体验。


有人说21世纪,企业的竞争力是什么呢?就是要看谁的终身用户最多。而终身用户的本质就是:


只要你把所有的体验都满足给用户,你给用户提供服务方案,而不仅仅是产品,最后用户就可能一直跟着你。


满足你的需求,所以你肯定会成为我的终身用户。


结语


最后的结束语,我引用詹姆斯·卡斯的一本书里的一段话。《有限与无限的游戏》这本书,出版于1987年,至今30多年畅销不衰,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开头第一段就是:


“世界上有两种游戏,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游戏,无限的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我们现在要打破规则,有限的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的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


现在的企业想要成为第一,这就是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的游戏,是以延续游戏为目的,为用户提供最佳的个性化体验,这就永远没有头。海尔也会一直这样做下去。


而且,无限的游戏不能有重点,所以它无法重复。什么意思?


因为无限的游戏相当于是一个热带雨林,它要打造一个生态式的产品,所以它会像热带雨林一样,自己产生新的物种,这怎么可以重复呢?不是它制造一个产品,随便就能模仿。


让我们共同努力,打破现在的规则和边界,创造一个引领世界的物联网模式,谢谢!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50】


袁伟时

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



罗卫国2017年11月18日批阅——本文作者袁伟时教授75岁(2007年)时候的一篇演讲,比我们现代多了,先进多了,真是汗颜!


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典籍,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典籍。另一方面,中国也创造了很多珍宝,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思想遗产;有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比如中医。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那里?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


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万8千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


1793、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爷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不足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皇帝按照皇帝规范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法的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把《几何原本》带过来并翻译了六卷,还有九卷没有译出。一直到平定了太平天国,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他接受科学家李善兰的建议,拨款支持把后九卷翻译出版,把以前译出的六卷也校对一遍,出了一个完整的版本。李善兰请曾国藩写个序,曾国藩不懂,就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曾作过中国驻英公使)代笔。曾国藩知道光懂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从小就让儿子学英语,接受现代科学教育。曾纪泽代他爸写的《几何原本》序言说:“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而概之曰:点、线、面、体。……《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这里说透了中西思维方法的差别。《九章算术》共收有 246个数学问题,分为九章。分别是:方田、栗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它的计算方法有成就,但是没有上升为完整的理论。曾国藩看完儿子写的东西后大为赞赏。当年曾纪泽的评价不一定完全正确的,但他的确说透了中国思维方法的弱点。


此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自认为中国的道德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蛮夷,道德文章是永远比不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看来,道德规范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我们道德规范有一些是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比如我们讲“仁、义、礼、智、信”,大致上从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里都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在西方,仁是“博爱”;义是“正义”,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系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进一步考查这些规范的内容,问题就出来了: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用《中庸》的话来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


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


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


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


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


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


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我曾编过一本书:《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回答这些指责,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什么贡献。它不但没有打断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为儒家辩护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在国民党中宣部的支持下,有十个教授发表了一个宣言,里面提到: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中国人都西化了。这是诡辩,为什么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国人了?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


上述两个攻击都不成功,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为儒学辩护。


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


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


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甘阳博士提出来的,六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其他报刊已经多次发表过的他鼓吹这个主张的文章。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


其次,这是对世界发展全局缺乏了解的信口开河。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分严重,为了挽救他的制度,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方面总结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纳粹的倒行逆施和苏联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提出了免于恐惧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既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也继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麦时代就有社会福利制度。综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经验,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成就。1941年《大西洋宪章》将四大自由写进去了;联合国成立以后也将四大自由写进许多国际公约。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WTO的规则,按照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这就够了。


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睛。


为了论证中国与众不同,有好些论点似是而非。


比如,《荀子》有句话:“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有人据此便说:中国知识阶层不是都听皇帝话的,皇帝不遵守道的话,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维护道的权威。任何时候都会有个别人舍生取义。但是作为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形成牵制专制权威的制度,个别人的行为不足以为整个文化的缺陷辩护。


还有其他好的东西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西方的基督教里面类似的东西很多。要强调中国的特性,就要证明西方没有这些东西。


有个流行论调,中国有句“天人合一”,特别注重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证明东方文化足以做环境保护的根据。但是中国是世界上环境破坏最厉害的国家之一。“天人合一”本来的意义是说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天会通过打雷、地震等方式给你惩罚。我们不过是受了西方思想家环境保护思想的影响,回过头来说我们的“天人合一”是重视环境的,这是牵强附会。


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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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9】


俞可平

40年后如何再出发  



“深圳经济特区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排头兵,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其设立和发展过程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其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和成就的缩影。”在2018深圳改革榜单颁奖典礼上,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以《40年后再出发,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发表主题演讲。


俞可平回忆,1984年自己第一次到深圳,住在海上世界,当时深圳已给他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我本人也是深圳从创立、发展到壮大的见证者。”俞可平认为,作为改革开放先锋,深圳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行示范区,除了继续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保持领先优势,还应争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


要做引领者,深圳就要在改革开放再出发进程中,从五个维度起到示范作用:一是做解放思想的引领者,二是做社会公平正义的引领者,三是做政府治理创新的引领者,四是做民主法治建设的引领者,五是做幸福城市的引领者。


“做解放思想的引领者”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也包括治理现代化。比起前者,后者的难度更大。可以说,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俞可平说,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高度的民主和法治,还包括高度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和程序化。


如何争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俞可平认为,深圳首先要“做解放思想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也是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俞可平说,经济特区建设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搬用,如果没有新的观念和思维,就没有新的体制和政策,更不可能有人们津津乐道的“深圳速度”“深圳奇迹”和“深圳现象”。


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俞可平认为,要做到党的十九大强调的“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最根本的办法也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例如,过去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现在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要倡导‘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新理念。又如,在社会治理中,过去习惯政府包揽一切的思路,现在则应当树立‘社会共治’的新理念,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和广大民众在基层治理的作用。”俞可平说。


“做社会公平正义的引领者”


“必须清醒地看到且勇于承认,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和家庭财产存在不平等,还有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等。由此也产生了教育、就业、环境、健康、安全、性别等其他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社会基本保障的不平等,如最低工资、退休、医疗的不同待遇等,这将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他认为,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在于经济利益的分配,要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差距过分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与此同时,还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护等权利。


“显而易见,仅靠发展经济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平正义方面的问题,上述各项任务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希望深圳未来不仅成为生活富裕的榜样,也能成为公平正义的榜样。”俞可平说。


“做政府治理创新的引领者”


再者,俞可平强调深圳要“做政府治理创新的引领者”。“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关键也在于建设创新型政府。”


他说,政府创新首先是一种行政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机构和行政程序的改革,其直接目标是改善政府治理。“政府掌握着国家的公共权力,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如果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国家治理,那么善政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政府创新则是实现善政和善治的最有效途径。”


“深圳一直走在全国政府创新的前列,在我主持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深圳总共获得了11个创新奖,占全部获得项目的6%,是全国所有城市中获奖最多的。希望深圳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尤其在优质政府和专业政府建设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俞可平寄语。


“做民主法治建设的引领者”


“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民主与民生也休戚相关。离开民主谈法治,就像离开市场经济谈自由贸易那样不得要领;离开民主谈民生,就像要求人们的嘴巴只能吃饭不能说话那样没有道理。深圳自设立以来,在发展基层民主、丰富民主形式、拓宽参与渠道、促进社会自治、提高法治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希望能更进一步。”


“做幸福城市的引领者”


“一般认为,幸福是个人在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时产生的愉悦感。从根本上说,幸福应当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不能‘被代表’。然而,人们产生并实现其各自需求和欲望,却通常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政府正是通过创造、提供或取消个人的外部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影响人们的幸福。”


俞可平说,一项关于深圳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显示,在10项“最满意”的指标中,与低碳生活有关的占了前7项。在10项“最不满意”的指标中,道德风气和社会公平的得分最低,其次依次是社区噪音、卫生医疗、社会治安、社区居民参与。“这表明,政府的公共治理与居民的生活幸福和满意程度紧密相关。因此,希望深圳在幸福城市建设中也走在全国前列,使深圳成为全国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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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8】


冯唐

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



罗卫国2017年10月27日于家中——本文作者冯唐,他的名言是:人生苦短,不如不管,继续任性!


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怜一堆肉躯。曾几何时,我们除了未来一无所有,我们充满好奇,我们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们不怕失去,我们眼里有光,我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下身肿胀,我们激素吱吱作响,我们热爱姑娘,我们万物生长。曾几何时,时间似乎在一夜之间,从“赖着不走“变成“从不停留”。曾几何时,连“曾几何时”这个词都变得如此矫情,如果不是在特殊的抒情场合,再也不好意思从词库里调出来使用,连排比这种修辞都变得如此二逼,不仅写诗歌和小说时绝不使用,写杂文时偶有用了也要斟酌许久。


不可避免的事儿是,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在少年时代,我们看书,我们行路,我们做事,我们请教老流氓们,我们尽量避免成一个二逼的少年。近几年,特别是近两三年,周围的一些中年人被很持续地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油腻。这些中年人有些是我的好朋友,有些是我认识的人,有些我耳闻了很久。他们有的是公共知识分子,有的是意见领袖,有的是相对成功的生意人。小楼一夜听春雨,虚窗整日看秋山,男到中年,我们也该想想,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男。


我请教了一下我周围偶尔或经常被油腻中年男困扰的女性,反观了一下内心,总结如下,供自省:


第一,不要成为一个胖子。如果从小不是个胖子,就要竭尽全力不要在中年成为一个胖子。中年男的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人到中年,新陈代谢速率下降,和少年时代同样的运动量、同样的热量摄取,体重一定增加。管住嘴、迈开腿,人到中年,更重要的还是管住嘴。还要意识到,中年的体重不止是在皮下,更多是在内脏,想想这么多年来吃的红油火锅和红烧肘子就不难理解了。所以,轻度、适度锻炼不能保证体重减少,建议考虑阶段性轻断食。我们曾经玉树临风,现在风在树残,但是树再残再败再劈柴,我们也要努力保持树的重量不变。我们要像厌恶谎言、专制、谬误、无趣、低俗、庸众一样厌恶我们的肚腩,我们要把还能穿进十八岁时候的牛仔裤当成四十岁时候的无上荣耀,朝闻道,夕可死,朝见肚腩,夕可死,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一胖不除,何以除邪魔。如果我们觉得保持体重太难,就多想想我们周围那些为了减轻体重义无反顾、万死不辞的伟大女性们。


第二,不要停止学习。我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听一个心内科副教授和我们谈人生,他大声说:“三十不学艺,真老爷们儿,四十岁之后不必读书。”在我的少年时代,这是第一次有个男人让我体会到了浓重的中年油腻感。如今,有网络和书,随时随地皆可学习。尽管北上广深房价太贵,无房可以堆书,我们还有Kindle。腹有诗书气自华,人丑人到中年更要多学习。吹牛逼能让我们有瞬间快感,但是不能改变我们对一些事情所知甚少的事实,不能代替多读书和多学习。人脑是人体耗能最大的器官,多学习多动脑的另一个好处是帮助减肥。


第三,不要呆着不动。陷在沙发上看新闻,陷在酒桌上谈世界大历史和中国复兴,陷在床上翻新浪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不能让我们远离“三高”,不能让我们真正伟大。四十岁以后,自然规律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下降,但是大剂量运动可以让我们体面地抵抗这一规律。而且,人到中年,能让我们快乐的而且合法合规的事儿越来越少,大剂量运动是剩下不多的一个,大剂量运动之后,给你合法合规的多巴胺。如果肉身已经不能负担大剂量运动,说走就走,去散步,去旅行,也好。


第四,不要当众谈性(除非你是色情书作家)。少年时胯下有猛兽,不谈性不利于成长。中年后大毛怪逐渐和善而狡诈,无勇而想用,要有意识地防止它空谈误国。树立正确的三观,招女生喜欢这件事其实和其他复杂一些的事情一样,天生有就有,天生没就没,少年时不招女生喜欢,中年后招女生喜欢的概率为零,中年后,女生可能喜欢你的其他一切、除了你。如果心中还有不灭的火,正确的心态是:看女色如看山水,和下半身的距离远些,相看两不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和山水不同的是,在征得对方同意之前,请不要盯着女生看。即使忍不住盯着看,也不要一双大眼睛里全是要吃掉她的光芒和一嘴的口水。关于眼神的告诫,也适用于权、钱等其他领域。


第五,不要追忆从前(哪怕你是老将军)。我们都是尘埃,过去的那点成就其实都谈不上不朽。中年不意味着生命终结,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回忆从前。纠集起我们最好的中学校友、最铁的从前同事、最爱的前女友们,畅谈一壶茶、两瓶酒的从前,再尬聊,也只能证明我们了无新意。就算到了二零二九年人类不能永生,四五十岁也不能算是生命的尽头。积攒唠叨从前的力气,再创业,再创造,再恋爱,我们还能攻城略地、杀伐战取。大到创造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产品和服务,小到写一首直给人心的诗、养一盆菖蒲、做一本书、陪一只猫,做我们少年时没来得及做的事,耐心做下去。


第六,不要教育晚辈。我们有我们的三观,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三观。我们的三观有对的成分,年轻人的三观也有对的成分,世界在我们不经意之间一直在变化,年轻人对的成分很可能比我们的高。即使我们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对的,也要牢记孔子的教导:不困不启。尤其是,不要主动教导年轻女性。即使交流中不能说服对方,也不要像我老妈一样祝福其他持不同意见者早死。


第七,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两年前才第一次去日本,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美好到伟大的食物,而是日本人骨子里不愿意给人添麻烦的态度。在高铁车厢里,不仅没人不戴耳机看视频,连打电话都是禁止的。人到中年,管好自己,在经济上、情感上、生活上不给周围人添麻烦。


第八,不要停止购物。不要环顾四周,很冲动地说,断舍离,太多衣服了,车也有了,冰箱里的吃的吃不完,实在没什么想买的东西了。完全没了欲望,失去对美好事物的贪心,生命也就没有生趣。一个老麦肯锡,八十多岁了还在教麦肯锡年轻的项目经理如何管理自己、管理团队、管理事情。他偷偷告诉我保持年轻的诀窍,不能常换年轻女友了,一定要常买最新的电子产品,比如最新的电脑、最新的手机、最新版的VR女友。


第九,不要脏兮兮。少年时代的脏是不羁,中年时代的脏是真脏。一天洗个澡,一身不油光。一旦谢顶,主动在发型上皈依我佛。其实买个松下的电动剃头推子,脱光了蹲在洗手间,自己给自己剃,两周一次,坚持一生,能省下不少时间和金钱。即使为了抵抗雾霾而留鼻毛,也要经常修剪,不要让鼻毛长出鼻孔太多。


第十,不要鄙视和年龄无关的人类习惯。哪怕全世界都鄙视,我还是坚持鼓吹文艺,鼓吹戴手串和带保温杯。所有的世道变坏都是从鄙视文艺开始的,十八子、一百零八子佛珠流转千年,十指连心,触觉涉及人类深层幸福,保温杯也可以不泡枸杞、也可以装一九七一年的单桶威士忌,仗着保温杯和贱也可以走天涯。


因为苦逼而牛逼,因为逗逼而二逼,因为装逼而傻逼。愿我们远离油腻和猥琐,敬爱女生,过好余生,让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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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7】


盛洪

贸易与文明



2019年8月29日罗卫国批阅:盛洪老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先驱,60岁丢下则,转而研究儒学。


贸易与文明,这两个主题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正处在贸易战背景下,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最近刚到北京来,大家都在关注能不能达成一项双方都满意的协议。

 

为什么“文明”非常重要?因为人类文明来之不易。大家知道,人类是从黑猩猩演化而来,我们身上带着非常残忍的基因。经过数万年、尤其是近几千年的发展,人类才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来克服我们人类身上跟黑猩猩类似的残忍基因——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发生利益冲突时,我们经常会倾向于使用暴力。


但文明就不是这样。大概是20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叫《什么是文明》。我当时给“文明”下了一个定义:文明就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过去用武力解决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虽然这句话非常简单。


在人类早期,人类的暴力死亡率大概是15%,这是非常高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降到了3%到5%;到今天,人类的暴力死亡率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在1%以下。为什么?是人类发现了一些文明规则。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规则就是交易,也就是贸易。那么,贸易是什么?贸易就是不要通过暴力来和别人争夺财富,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一方面是一个零和游戏,这个游戏结果没有让整个社会增加什么,另一方面还使其中某些人遭受损失甚至失去生命。但贸易非常伟大,贸易的伟大之处在于,贸易双方用和平方式平等谈判,最后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它的后续结果不止如此,因为达成这个交易,会带来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更广泛的、超出一个动物群的联系,这种联系形成了人类社会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到今天是全球分工——这不是一个很小群体的分工,是全球的分工。


今天,我们不知道身上穿的、或者我们戴的一些产品产自哪儿,地球另外一端有一个人跟我们可能就有关系,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家知道,一个黑猩猩和其他黑猩猩的关系不会超出一个自然群。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由此,贸易带来了人类财富的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分工、通过专业化,通过人和人之间合作推进了技术的创新、制度的创新,产生了巨大的财富的涌流。贸易实际上是一个最基本的文明规则。由于有这个规则,人类才走到了今天,才不会因为想要拥有更多的财富而采用过去那种残忍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而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从这个意义讲,贸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规则。


人类的历史,这几千年、尤其是近几百年,由于贸易的发展、由于贸易的全球化,人类财富越来越多的涌流出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比以前生活得更加幸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非常珍视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中国和美国都强调的市场规则,就是人和人之间平等的进行谈判,自愿达成交易,最后忠实的履行合约。这种规则几乎成为了金科玉律,也被经济学教科书非常凝练地概括、总结出来。


经济学者都坚信这一点:只要给人以自由,那么人和人之间平等谈判、自愿达成交易,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也会在和平的情况下获得更多财富。


但是应该说,这个规则还不是非常完善。大家要知道,经济学在讨论自由贸易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假设。一个假设就是人和人之间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国与国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第二个假设就是自由贸易同时要包含其他的条件。比如还要有资本的自由流动、人口的自由流动。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自由,自由贸易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但事实上,在现实社会当中,这些假设条件不一定同时存在。经济学假设,人和人交易的时候,人都是基本差不多的;但在现实当中,人和人还是有区别的——人在拥有资源禀赋上,在力量上等等各个方面还是不同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男性和女性就不一样。


后来,经济自由主义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如果只是简单的讲经济自由主义,简单假设每个人同等的平等,那是不够的——如果只是假设这一点,那么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努力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人发现并不是如此。经济学有一个学派叫圣塔菲学派,做过对人类社会的计算机模拟:假如这个社会都是经济学假设的那种“经济人”,那么最后会崩溃掉的。所以,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社会还需要有一类人,这类人不仅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且从整个社会利益出发,从维护整个社会的文明规则这个角度出发,当规则受到侵犯时需要挺身而出,去保卫这个规则,为此不惜损害个人的利益。


圣塔菲学派管这种人叫“强互惠者”,其实这就是社会的精英。任何社会之所以凝聚成社会、之所以形成结构,和社会精英是有关的。一个社会就要有这样一些人:一方面要作为“经济人”,努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还要站出来为这个社会而努力,为维护使这个社会更加富裕的文明规则而努力。同时还有一个特点,他不见得是“经济人”,他可能要约束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

 

胡适有一句话非常好:“怕老婆是一个男人的文明标志”。为什么?我刚才讲过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男人在暴力资源上比女人有优势,但是如果他不约束自己,可能会经常打老婆,这就不是一个使家庭能存在、使婚姻能存在、使社会能存在的文明规则,所以他要约束自己,所以“怕老婆”就是男人文明的标志。

 

茅于轼老师是经济学家,后来他创办了人文经济学会。这是令大家很奇怪的。后来我仔细观察过他的这种转变,我发现一个问题:茅老师原来是工程师,他的数、理、化是比较好的,他完全可以从数学角度进入经济学,但是后来走到人文经济学,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一个问题——跟我刚才发现的问题一样:如果你假设每个数字后面都是没有灵魂的一个单位,那么你作为数理经济学家,你可能走向一种构造主义的方向,那么你其实不是真正懂得这个社会的。这让他明白了,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这些不同的人并不是像经济学假设的那样都是同等的。


茅老师发现这一点后,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是要自我约束的,那么这是一种道德修养。就跟刚才我讲的胡适说“怕老婆”是一样的道理——“怕老婆”就是男人的自我约束。所以,我说这是第二个文明规则。第二个文明规则,我有一个总结:“文明的真正含义并不是作为生产工具的技术的优越性,而是当人们具有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时,不滥用这种优势的道德力量”。这第二种文明规则,才真正使我们社会、我们这个世界走向文明。


把这个话题放得更远一点,就是国与国之间。人和人之间不相同,那么国与国之间就更不相同了。在经济学里,有很多自由贸易的教条,其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个教条是说,通过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要素收入的均等化;换句通俗的话说,只要我们通过自由贸易,我们就可以使各国工资相等、各国人民都有同样的收入水平。这句话应该是错的,为什么?刚才说过了,因为国际贸易跟国内贸易是不一样的,国际贸易是有国家之间的边界,国家之间边界有一个障碍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就是人不能自由流动,不能自由移民。一国之内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国内可以自由移民。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中国的情况:为什么中国40年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没有地域间矛盾呢?因为如果哪个地方富了,其他地方的人可以去那儿去打工。我们这些年经历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城市化。什么叫“城市化”?就是低收入地方的人走向收入高的地方。假如中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西部、一部分是东部,那我们会发现,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边界就会出现美国和墨西哥边界那样的情况。这种国界对自由移民的限制,使得自由贸易不能达成各国人民皆大欢喜的结果。


这个结论也被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强调。中国亮点罗卫国2019年2月12日编辑于荆州老家他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贡献就是“新贸易理论”。他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假如两个国家一大一小,其它条件相同,那么在自由贸易中那个大国就会更有优势”。当然,这个理论后面有很复杂的理论,我只讲一点,就是说大国会有较大的市场,较大的市场就会有较多的需求,然后会带来较大的企业,较大的产业,就会带来一种“规模经济”,会带来平均成本的下降,就会带来国际市场竞争当中的优势。


从这个理论出发,全世界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家都有,那么根据这个理论,不同国家之间竞争力肯定就不会相同。更何况国和国之间还有其他的区别,有的更发达,有的发展不够等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讲自由贸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直到今天,全世界都没有达成经济学家所说的“理想的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因为有很多具体的情况。所以,自由贸易会导致有些国家获得更多的收入,有些国家可能获得更少的收入,不会有皆大欢喜的结果。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但是应该说人类几千年都在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贸易这种格局其实是历史上没有见过的。可以发现历史上有很多由于贸易不平衡导致动用国家力量,动用暴力和武力、甚至产生国家间的战争。只要回顾过去几百年,我们能看到很多战争是因为贸易而起的,因为争夺贸易垄断、争夺对于贸易线路的控制,或贸易的不平衡。比如中国过去的丝绸之路,是一条非常富裕的路,但是经常会受到强盗抢劫,所以这条路是需要受到保护的。那么这条路也可能要置于某些军事集团的控制之下,这都是要互相争夺的。


近代以来的西方,很多战争也是由于贸易而起。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在海上的争霸,实际上是争夺贸易的垄断权和贸易线路的控制权。东西方国家之间,有动用国家力量影响贸易的现象,甚至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都和贸易不平衡有关。


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有悠久的经商传统。我们很早的祖先叫“殷商”,那时候的人叫“商人”,那个词就流传下来。为什么叫“商人”,就是因为他们做贸易,我们其实有非常悠久的贸易历史。中国在历史上非常特殊,确实是幅员辽阔的“最大国家”。在周、汉、唐、宋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变成了一个生产相对比较领先、国家比较富裕的地方。所以在大概16至18世纪的时候,中国的贸易实际上一直是出超。而西方当时没有可以跟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产品相匹敌的产品,在工业革命以前它是没有的。所以16世纪到18世纪时,中国一直有非常大的贸易盈余。当时西方所能够跟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产品就是白银。这是因为欧洲人发现美洲,开发了美洲的白银,当时的国际贸易大概有一半白银流向中国。


但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这一局面其实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贸易逆差同时带来了货币流出,通货紧缩,限制了经济发展。比如说英国,因为英国是没有白银的,顶多是靠海盗船去抢西班牙商船的白银,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东西——鸦片。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英国人说这是贸易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对。因为鸦片使得英国扭转了贸易逆差,中国的顺差就转过去了。总之,历史上因贸易而起的战争是非常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回头看,人类一直走到20世纪,走到今天的WTO体制,确实比以前要文明多了,我们要珍惜这样一种文明的体制。


在贸易历史当中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有一些比较领先、富裕的国家,或者规模比较大的国家,可能在某些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把国内市场作为其它的新兴国家的市场,哺育了这些国家,包括18~19世纪的中国和印度都是这样,它们的市场哺育了当时的工业国。当然只是在一种暴力手段压低关税条件下的哺育。


当然这件事对中国是不利的。反过来讲,一个国家入超过大也是不利的,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失去了很多企业的发展,同时失去了货币。因为刚才讲到,在过去的国际贸易当中,贵金属作为货币,如果从中国流出,那么中国就减少了货币供给——经济发展很重要一点,就是货币供给的增加——贵金属如果流出,那么这个国家就要陷入通货紧缩。这也是一个矛盾。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20世纪应该说还是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美国的办法。美国的办法非常有意思,美国处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时代了,所以它是用纸币来支付贸易逆差。大家都知道,现代货币最后变成了纸币,这个纸币当然由中央银行发行,用控制利率、控制发放数量保证币值稳定——这跟贵金属一模一样,只因给你带来了某种让你去相信它的信任。但同时这一点也很好——如此一来,这个国家就能承受更多的贸易逆差。大家要知道,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贸易逆差,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应该说,这一方面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市场,另一方面又没使得本国经济衰落下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但这个模式仍然存在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人类要继续走向文明,怎么解决国际贸易上出现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贸易苦乐不均,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优势、劣势,好处、坏处不同的问题,确实要由新崛起的这些国家去思考。其中一点很重要,就是我刚才强调的文明的第二个规则——你不能仅仅以自己的利害去决定你的行为,必须要跳出单方面的利害,要从维护一个使全人类都能获得好处的规则、要从全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时候就不能简单的作一个“经济人”、只遵行当下贸易规则就行了;而是要成为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推进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国家。如果这样做,那将会对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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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宏

学艺术到底有什么用?



罗卫国2017年9月30日于家中——作者周海宏:感性素质!


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感性素质低的民族。


我一直认为,中国当下如此可怕的审美匮乏问题,和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压制人对美的愿望、否定艺术审美功能有关。


如果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能够持续30年强化艺术教育,培养出一代热爱美、热爱艺术的公民来,我们现在苦恼的很多问题都将不存在。


遗憾的是,至今,我们仍然不是这样做的。在当今中国,中小学还是动辄就停掉“音”、“体”、“美”这样的课程。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还在穿着大裤裆、大长袖子的难看校服。


我们正在把孩子所有对美的追求全部扼杀。


你可以回想下:学生时代,有一天你没穿校服上学,老师怎样贬损你的?有一天你的孩子想打扮自己,老师又是怎样羞辱他的?


对艺术的审美是人类的天然本能。


我们的每种感觉器官,都有对美的感官愉悦、感官享受的需要。这也对应了人类创造的各个艺术门类:


长了眼睛,我们要穿好看的衣服。


长了鼻子,我们要闻香味。


长了耳朵,我们要听音乐。


长了嘴巴,要吃美食。


这其中各个感官对美的需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严重缺少音乐享受的一个民族。


不喜欢音乐的人,不是正常人。做一个替代练习你就可以理解这句话。


我不喜欢鲜花——你挺另类。


我不喜欢美食——你有病吧?


我不喜欢音乐——我也不喜欢。


我们正在常年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文化环境。在不正常的文化环境下,你会把“不正常”当作“正常”。


在中国古代也并非如此。


古代形容奢华生活是什么状态?声色犬马。


文人四技是什么?琴棋书画。


音乐排在头号位置。古往今来,人们都把音乐作为人生的至高享受。我们每个人都有天然的本能,对音乐有最直接的审美反应。


如果你是家长,一定会注意过这种情况:6~8个月的婴儿就可以明显且准确地随着音乐律动,1~2岁的小孩就能跟着音乐跳舞。


我给6~8岁的儿童讲音乐,完全不需要讲道理。只要把音乐放上,孩子就可以反应非常敏感、准确。


可是,我们的孩子上学之后,所有学校的音乐课、音乐欣赏,讲的全是乐曲解说。特别恶劣的,是那个标准答案。搞得孩子觉得听音乐总是"理解得不对"。


上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课,终于把大家培养成了现在的样子:推出了音乐大门之外,觉得自己没有音乐细胞。


艺术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与问人“为什么要喝酒”的性质是一样的。


酒、咖啡、茶都不是生存必须品,完全可以没有。但是我们能够想象生活当中没有酒,没有咖啡,没有茶吗?


学艺术,是为了让孩子学会体味幸福。


这么多年来,艺术在中国都是饭后茶余可有可无的东西。


中国的中小学停课先停什么课?音、体、美,这是“小三门”。现在很多家长要求孩子每天除了学习,什么都不做。凡是和学习无关的事,一律都被看为“浪费时间”。


如果你是这样的家长的话,你应该知道:影响人一生幸福最重要的东西,你没有让孩子学,却让他学了大量没用的东西。


有的家长在网上秀自己的成功育子经验:他们把孩子的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满满的。但在这个时间表中,却没有艺术、没有游戏,没有交友、没有自由。一切和升学、考试无关的东西都没有。


家长可能认为,这样就能让孩子获得他们所希望的人生。


我想告诉这样的家长:你正在毁掉孩子的一生。


人的素质发展存在“关键期”,在“关键期”内进行的教育将影响终生。错过这个时期,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大量家长正在把理性的、知识性的东西放在孩子的童年:让孩子数数、背“小九九”,甚至背元素周期表。


当你这样进行所谓的“早教”,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时候,你是:赢在起跑线,输在终点站——你剥夺了孩子“感性素质”的发展机会。


人有两大心智能力,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理性的代表是科学;感性的代表是艺术。科学征服了世界,艺术美化了世界。二者犹如鸟之两翼。如果家长没有从小重视孩子感性意识的发展,将会使孩子一生的幸福化作泡影——你亲手扼杀了孩子一生的幸福。


体验幸福,是需要素质的。


一个人想要获得一生的幸福,不仅要拥有“获得幸福生活条件”的素质,还要拥有“体验幸福感受”的素质。


为什么有的人生活得脏、乱、差,单调乏味


有了“感性素质”这个概念以后,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个人的感性素质低,感觉不到环境多么恶心。


一个人如果感性素质低,他往往会忽略和放弃对环境感性品质的要求。


有一对夫妻,两个人打架。原因是,他们想买一台洗衣机,好看一点的1600块钱,难看一点的1400块钱。老婆的感性素质高一点,想买好看的;老公感性素质低,认为1400块就能用了,为什么要多花200块钱。


表面上是夫妻有分歧。实际原因就在于双方对环境感性品质要求不同。深层原因就在于双方的感性素质有高低。


提醒大家:如果你们的感性素质高低不同的话,你们会在价值观方面发生严重分歧。感性素质高的人,往往愿意为美化环境、享受生活付出成本。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夫妻在装修的时候特别容易吵架呢?因为那是感性素质高低的大暴露。为什么物质条件提高了,幸福却没有如约而至?感性素质低的人,不会享受生活。或者,倒过来讲:不会享受生活,就是由于感性素质低。


我曾经坐游轮在桂林游览。在游轮上有两个人,整整三个小时从头睡到尾。有的人旅游就是这样的: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点拍照。 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千万不要和感性素质低的人搭伴——特没劲。他们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不是睡觉就是打牌。


一个细腻、敏感、丰富的人比一个枯燥、乏味、麻木的人,生命质量要高的多。


一个人想要获得一生的幸福,首先要拥有幸福生活的条件。感觉麻木,使很多人失去了本来能够体验到的幸福生活。为什么很多人在物质水平提升了以后,并没有觉得幸福如期而至?就是因为有条件,却没体验。根本原因就在于感性素质低。


当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却缺乏文化艺术享受时,还会滋生很多贫穷社会所没有的社会问题。比如,嗜酒、吸毒、赌博。一个人的生命总量是一个常数,不花在这些地方,总会花在别的地方。


莫让孩子“适应”了不美好。


人的感性素质形成的关键期,在童年。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偏好形成的关键期,在童年。


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在特别丑的摇摇车上长大,你还能指望孩子拥有什么样的审美品味?


人类有一个非常大的本能,叫适应。从小生活在垃圾堆里的孩子,对脏、乱、差环境,会自感官产生适应感。从小长在一个优美、高雅环境里的孩子,对脏、乱、差的环境会有来自感官的不适应,有厌恶感。


我从来不是一个怀旧的人。但是对文化艺术,我总是觉得不满意。我总是回忆其当年我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是《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那时候进口的动画片,是《米老鼠和唐老鸭》、《花仙子》,《蓝精灵》。


那么,我们现在的孩子看的是什么?当孩子在拙劣的美术制作、恶俗的桥段、包含大量错误价值观的动画片面前,看得特别高兴的时候,我想提醒家长:你的脑子要“绷”紧一根弦。当拙劣的审美趣味、恶俗的东西,一并打包进入孩子幼小的心灵后,将来孩子就会以这样的趣味来对待未来的艺术。


但是我们防不胜防。


可能爸爸、妈妈们关于孩子未来的高贵、高雅有无数的期待;也可能你们花了大量的金钱钱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送到那个幼儿园。但是现在这样的恶劣的审美环境,污染了我们的孩子。你的所有对孩子人生的设想,已经毁于一旦。


出路在哪里?毫无疑问,提升全民族的感性素质。


如何提升?


感性素质的培养,要通过艺术教育来实现。我们要让“爱美”成为道德的优越感,让美处在道德上风。唯有如此,才能改变这个社会。


艺术能够培养我们的感性素质,提升感性智慧,美化我们的生活,推动人类感性文明发展。人类在生活当中不可替代的职能,在中华大地上正在被大大忽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了。


缺少艺术教育的人幸福少,缺少艺术教育的人成功难,缺少艺术教育的人破坏大。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口号自改革开放以后被迅速传播,通俗易懂,让我们国民重视了科学重视了理性。


我也想发明类似传播的话,让大家重视艺术:要想成功幸福,从小热爱艺术。这就是为什么我到处去呼吁,让我们全社会都来重视艺术,重视艺术教育,重视各类艺术素养。


良好的感性体验是幸福人生的具体体验。国民的感性素质是环境优美、社会和谐、文化创新的基本保证。感性的文明是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柱。


缺少艺术审美的人生是枯燥乏味的人生。


缺少艺术教育的民族是文明落后的民族。


缺少审美追求的社会是野蛮生长的社会。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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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6】


殷海光

知识分子的责任



作者殷海光——罗卫国2017年8月18日17:52分于奉节白帝城的游轮上。今天在华夏神女号的总统套房工作一整天,将以往20年我收集的总计近1000篇雄文中选择的180篇文章再删减至133篇。这133篇中有我撰写的33篇。


从人类望治的心情来说,动乱是和平致治的最大障碍。至少从理知的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专制是自由地创建自由文化的一大病症。治这种病症的特效药世界还未发明。世界有心人士正在苦心焦虑来发明这种药。这种药之难于发明,系因它必须能内外兼治。这也就是说,这种药除了能用于外科,还必须能够用来医治心灵。


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


照《时代周刊》(Times)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制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Richard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Lasch)说知识分子乃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么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史迪文逊(AdlaiStevenson)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的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


维斯(PaulWeiss)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而且也没有什么朋友。赫钦士(RobertHutchins)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试行追求真理的人。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这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持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


海耶克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海耶克的说法没有《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那么严格。我对这两种说法都采用。依照海耶克的说法,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倒是不少。《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前锋;后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站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因此,我们现在谈文化创建,已经不是狭义地局限于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是广义地扩及社会文化的各部门的优秀人物。在一现代化的文化建构上,经济工作者,工业工作者,农业工作者,以至于军事科学工作者,都不可少。可是,在传承上和方便上,以研究学问为专业的人是“搞观念的人”。我在这里所要说的种种是以这类人士为主。当然,这一点也不意含其他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的创建不重要。


知识分子的责任


什么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怎样才能使中国有个光明的远景?关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浓缩成八个字:道德,自由,民主,科学。


只有实现这四目,中国才有希望。我们要实现这四目,必须积极地努力于新的文化创建。要努力于新的文化创建,必须有健全的知识分子作努力。


怎样的知识分子才算得是健全的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健全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


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之中谈道德,不是被人讥为迂阔,就是容易被人认为虚伪。的确,在谈道德的人物中多的是这两种人。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要道德。有没有人因市面流行假钞票而根本不用钞票?稍一反思,现在的道德问题实在是严重。在这迷茫失绪的世界里,人事朝夕变幻多端。我们把握着什么?我们靠什么作定力?我们必须怎样才能免于失落?各种无定向的风在乱吹,一忽儿东,一忽儿西,令人何所适从?我们怎样站稳脚跟?现在,有些人在权势面前是一套,转过背来对弱小是另一套。脸谱的变换,比戏台上还要快。他们到张家是这个样子,到李家是那个样子。中间一点联贯也没有,一点共同的基本原则也没有。自己跟自己不一样。自己把自己在各种不同的应付人事的场合撕成碎片。结果,自己不见了,只剩下一张名片。这样的存在,像马路边灰尘般的存在,像汽车后面排出的烟似的存在。


我们最核心的需要是始终维持自同(selfsameness),是保持内部巩固(innersolidarity),是静悄悄地作自我综合(ego-synthesis)。这就需要德操作中主了。我们处身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要像屹立海岸的奇崖,任它风吹雨打,鱼虾相戏,狂浪拍击,我则屹立不移。坚固道德的完整,方可收敛散漫的心灵。只有照着道德原则的指标走去,才可免于掉进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鳄鱼潭。我们能否见小利而不忘大义?我们能否处贫困而不改素志?我们能否视马路上的富贵若浮云?我们能否坚持理想而不受诱惑?我们能否不把廉价的恭维当作“精神食粮”?我们能否在无端受侮辱与迫害时处之以宁静?凡此等等问题,都是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到的问题,而且在实际中必须认真面对的。这些问题在纸上解答都是容易的,坐而论道也不太难。只有在实际的情况出现,身历其境,受到临场的考验时,才可测出一个人的德操之深浅高低。在这种虚华而又沦丧的岁月,一个知识分子要保持道德原则,实在是难上加难。但是,功夫就在这里。


道德而无相干的知识作充足条件时是盲目的。我们处身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时代,不可少的是分辨能力。据斯泰因(MauriceR.Stein)和维底奇(ArthurJ.Vidich)说,莎士比亚剧中描写的哈姆雷特(Hamlet)的中心性格,是到一个社会里去寻求个人的真实性。而在他所到的社会里,集体的真实性已不复能够认为没有问题了。于是,他的追寻变为寻求他个人的认同。这也就是说,他只能去找和他相同的个人,团体已经不可靠了。但是,他发现这只能藉着细心考查他与他周围之真实的和想像中的人之关系才能得到。结果,哈姆雷特发现男女人们把最光荣的仪态和角色当作真实的,尤其是把合于并保卫他们所喜爱的自我影像的人当作真实的。在《阿塞罗》(Othello)里,莎士比亚告诉大家,有些人的情感导引他们把“虚假的”自我影像和角色当作真实的,以致毁掉了他们的生命。伊亚哥(Iago)装得像是一个顾问和朋友的样子,来导引阿塞罗走入歧途。其实他充满了邪恶的动机。阿塞罗回答伊亚哥的假殷勤,而且受自己被抑压的情感之驱使,他与一个谋杀者同流,并把德士底摩纳(Desdemona)和他自己毁掉了。不过,莎士比亚细心弄明白了,阿塞罗并不止是一个谋杀者而已,他也是很神圣而高贵的。可是,莎士比亚所注意的,是这样的高贵之如朝露,阿塞罗往往表现着两面性格,他没有内在的调和。


在这个时代,伊亚哥这种角色以形形色色的姿态出现。我担心知识分子变成阿塞罗。


际此时日,真是歧路亡羊,是非不明。是非不明,社会没有不乱的。所以清理是非是一百年大计。这件事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中国的传统一向是知识分子乃社会的指南针。是非被保持在知识分子那里,而且真正的知识分子把是非之分际看得非常严重。正因此故,每次大乱过后总可保持一点命脉。清末以来,政事议论,国家大计,也莫不以士流清议为重。行动人物有时也以知识分子的是非为是非。然而,近几十年来逐渐搞倒了头。知识分子逐渐放弃自己的见地,让出自己的思想主权,以行动人物的是非为是非。甚至民国初年以来知识界的若干健将,也失去独自思想的能力,以流行的意见为真理。正所以致此,说来真是话长。我现在只提出几点:第一,有些知识分子所见本来不深。不深的见解易被大众的意见声威所慑伏、所转移。第二,发言投机取巧。这种言论经不起考验。第三,在大震荡之中丧失定见,结果把是非的判断交给果决的行动人物。这是弗洛门(EricFromm)所说“逃离自由”的一面。另外也有知识分子的是非没有完全跟着行动人物的是非走。彼等之所以如此,并非基于认知,而是以承继道统自命,抱紧圣像不放。这类人士倒是有点是非,可惜是“向后看齐”的是非。这种玄古的制式是非,很少切合当前的实际和创新文化的需要。


近几十年来,行动人物的是非和观念人物的是非并不是完全违离的,然而究竟是两个不同的类。关于这两个类之不同,从我在前文所指陈的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之种种不同,可以推论若干出来。真正的观念人物重理想;行动人物重实际。某一个时代,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之中,究竟是哪一类型的人物居于导演的地位,这是各种现实情势造成的。这样的结果,我叫做“历史的偶然”。关于“历史的偶然”,我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只有留待别的机会去讨论。如果历史是人类的舞台,那么似乎本来就是昨天某甲登台表演,今天某乙来表演,明天又不知是谁来表演。同是搞科学工艺的,过去叫做“畴人”。这是一个不被圣化社会重视的类。可是,到了今天搞科学工艺的被叫做“专家”。“专家”几乎是人上人了。同样是弄表演艺术的,过去叫“优伶”,我们由“与倡优同蓄”这一句话可以看出他(她)们的社会地位是够低了。可是到了今天,“歌星”是被捧的对象。据说有的歌星一支曲罢所得胜过一位教授一月的薪金。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某一幕中,行动人物登台献演,这只好说是“时势使然”。然而,如果说行动人物的是非足为天下后世法,并且知识分子的是非也得跟着走,那就似乎有点“越界筑路”。行动人物中之最优秀的,所作所为的重点只在事功。事功上的道理局限得很。更何况有时是离题千里!行动人物的是非,揭开优美的修辞学来看,根本多属从局部的感情、利害、得失、声威要求、个人及团体的意气出发的。我不知道这些因素与知识有什么相干。然而,这些因素经过细心经营而且建构化以后,居然成为是非的标准。影响所及,似乎不是历史上一幕两幕就能过去的。


我们在知识分子之间可以很显著地看到这种影响。当梁启超的新说风靡时,当早期的陈、胡倡导的新潮澎湃时,有许多人赞同,也有不少人反对。赞同的是真诚地赞同,否则不会产生那么广大的影响。反对的也是真诚地反对,否则保守势力不会那么顽强。这种真诚,到现在似乎愈来愈微茫了。时至今日,知识分子似乎愈来愈彼此陌生,而且互相怀疑彼此的动机。若干知识分子之狂热追求个人的煌大,远甚于追求真理。彼等一般地对个人声名的饥渴,远甚于对真理的饥渴。于是,知识方面的工作被用为达到这类目标的手段。评论往往变成捧或骂的化身。未羼入私人因素的文字实在难逢。现代生活日重享受,彼此之间的竞争不易避免。个人的现实需求挤走了对无关利害的客观真理之追求。这一趋势,把人们的思路引向一条死巷子:一切思想言论几乎已无客观效准可言。一切思想言论都依利益或人事关系来解释。只要是在同一条线上的,便捧入九天之上;只要不是在同一条线上的,便踩入九地之下。彼此的语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也不求了解。各人努力的方向像光线的漫射。彼此努力的成果流失在相互的抵消中。几十年来现实权利争夺所铸成的意识型模已在知识分子之间隐约可见。现今的若干知识分子一般地把个人或团体的情绪当真理,把一时流行的意见当是非的准绳,而思想则随着流行的音乐打转。所以,知识界成为一个失血的人。他除了制造大量的统计数字以外,剥落了昔日的光和热,更未能给人以新的展望。


社会总要有些知识分子来累积、保存、再制,并传授知识。知识分子是一般地失落了。要救起知识分子的还只有知识分子自己。每个人有而且只有一个一生。这一个一生极容易自己浪费或被别人浪费掉了。无论是自己浪费或被别人浪费掉了,既已逝矣,即永不再来了。回顾这几十年来,在时代的大波动中,比起别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浪费委实是太多太大了。人生不能仅靠反什么而活。只有积极的努力所产生的积极成果才能在当今之世发生自救救人的真实作用。就知识分子而论,努力于知识和真理的探求是中心的任务。从一长远的过程和根本的培养来说,一个社会文化还有什么比知识和真理更重要呢?然而,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真理是吃素的。当财富太多时,真理就逃走了。当权势临头时,真理就远避了。财富可以购买金山,但买不来一条定律。权势可以使人在它面前谄笑,可以使人在它面前歌颂,可以使人在它面前屈膝,但是制造不出真理。一切靠权势支持的“真理”都是可疑的。一切从权势里分泌出来的“真理”更属可疑。权势可以毁灭人的身体,但是毁灭不了真理。有而且只有这样的真理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古往今来,献身追求真理的人,常能和寂寞为友。真理是轻微的声音,他要诉说于清醒的心灵。太好热闹、不甘寂寞的人,周旋在鸡尾酒会里,听一片喧笑,到哪里去找到真理的踪影?真理不靠权威成长。大众的起哄只有把真理吓跑了。牛顿定律不产生于群众大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集体创作。罗素的哲学更不是遵照什么路线走出来的。独自的探索,是通向真理的幽径。多数的协作和讨论可以给人启发,但最后的吸收和创造,还是着落到个人的独自思考。


从人类望治的心情来说,动乱是和平致治的最大障碍。至少从理知的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专制是自由地创建自由文化的一大病症。治这种病症的特效药世界还未发明。世界有心人士正在苦心焦虑来发明这种药。这种药之难于发明,系因它必须能内外兼治。这也就是说,这种药除了能用于外科,还必须能够用来医治心灵。就我的了解,医治心灵尤为重要。可是,这种药还很少——虽然宗教可能代替一部分。世界现在缺少这种药,所以在面对病症时,在观念思想上总显得缺少活力。维特夫哥(KarlA.Wittfogel)说:“你不能拿无何有来对抗什么东西。在一个危机的时代,任何思想的真空,正像任何权力真空一样,足以招致灾害。”他是抓住了这个问题的要点。


海耶克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说:


在为获得世界人民的道德支持的奋斗里,西方人自己缺乏坚定的信持,因此使西方世界陷于重大不利之中。西方知识界的领袖们的心情长久以来一直是对于西方的原理原则感到幻灭了。他们轻蔑西方的成就,并且一心一意要创造“较好的世界”。西方人士自己的心情如此,我们就不要希望别人跟着我们跑了。如果我们在目前世界观念的大冲斗中想要获致成功,那么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我们信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不随风飘摇的话,那么我们心中也得明白我们所要保持的是什么。我们与别的人民发生关系时也必须将我们的理想明白说出。时至今日,我们的外交政策上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的政治哲学能否胜过别人的问题。而且,我们的生存端赖我们能否在一个共同理想之下集结世界足够坚强的部分。


在西方世界,同样有理想虚渺的问题。所不同的,是西方世界的学人不粉饰自己,正视问题,而且提出来认真地讨论。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提出一个文化理想,就是自创一个什么意底牢结,或者是关起门来为世界设计一个什么“蓝图”。这个时代已到尾声了。我们要树立一个文化理想,有人的普遍价值之实现作远景,有现成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可资利用。


就中国的社会文化所出的大病症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既然中国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于是有必要也有义务在世界的配景之中来研究这类问题。中国的问题既然根本是出在社会文化上,于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在根本上从社会文化的创建着手。这里所说创建社会文化,就是从头创建一个适于大家生存和发展的现代文化。我们需要从目的社会(telocraticsociety)走向波柏尔(K.Popper)所说的开放社会(opensociety)。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再受无谓的前例、禁忌、复杂意结、人身神话等等的束缚;而是以合于人生的德目及理知为指归。一谈到这些问题,事体就大了,端绪就多了,可努力的方向也多了。首先,我们在从事这一金字塔式的工作时,我们的胸襟必须是“为万世开太平”而铺路。我们希望透过自由文化的默运力,中国终于能够消解目前的种种暴戾之气,而出现一个重道德、有自由、行民主的境象。就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值得做?还有什么工作比这更巨大?还有什么境界比这更开阔?照我看来,将我们的才智和努力安置在这一配景之中,我们就会觉得人生有了意义,人生有了价值,人生有了确实的目的。


当然,从事社会文化的创建,正同从事一切根本之图一样,收效是比较缓慢的,但确会宏大让一切短视的现实主义远离我们。我们应须走一条冗长的路。除了这一条远路以外,别无近路可抄,也无近功可图。曾国藩说:“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孟轲说:


……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


七年之病,需求三年之艾。百年大病,最少需求三十年之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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