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41-045】
发布时间: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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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5】


许章润

我拒绝与这个时代和解  



曾几何时,年龄与学生相仿。有的同学齿德稍长,社会阅历更多。在师生分际的有限礼仪之下,彼此实际分享的是兄弟情谊,张口喊饭,一笑出门。皆贫,身无分文;都天真,心怀天下。多少个时辰,议酣血热,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风斜河汉天香夜,精神如画。


它们构成了我青春记忆中的一抹彩色,说的是那一种叫做“八十年代”的故事,山远水长。存在长存,万物皆流,流水般的师生来来去去。一转眼,不觉不晓,成了他们的父辈。


突然,有些不适应,怅然若失,欣慰而又张惶。“做人”,这个艰辛而庄敬的字眼,老话,大白话,原来意味着需要以毕生长旅为代价,一步一步往前跋涉,如夫子所言,始能徐徐知之也。


熬到父辈,未必收获到了更多的尊敬,但因代际距离,却有了远远审视的便利。他们还是那般可爱,一如我们曾经在自己的老师眼里的模样,也就如我们的老师在他们的老师心中的记忆。然而,隐隐的,痛痛地,觉得下面要说的这类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名校尤然。


这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呢?略去枝节,概莫如此这般。


首先,他们聪明,但无才华。


会考试,什么样的答案能得高分,就造出什么样的答案来,一点就通。答案之外,多读无用,懒得溜一眼。


细数下来,高分学生,“三好生”,多半读书甚少,好像也基本不读与分数无关的书籍,蔚为学府新景象。会参赛,这个“杯”那个“杯”的赛事啦,培训复加演练,按照要求做就是了,至于有理没理,有趣无趣,何必想那么多,不就是要一个免试入读研究生的资格而已。——也许,有用就是有趣,有用等于有理。


需要什么证书吗?行呀,考一个,至于自己喜欢不喜欢,有意思没意思,另当别论。瞧,“七一”、“十一”的歌台上,就数他与她的声音嘹亮呢,那声音可是完全符合标准的哟!


十多年的应试教育和威权主义生活氛围早已教会他们,按照标准答案行事,不仅可以免去面对未知世界的迷茫,而且,一定引导向成功。执着于面对迷茫的,可能反而遭到淘汰。——我们这些父辈,该当何罪?


其次,他们应变,却不见性情。


小小年纪,就人情练达,识时务,似乎从稚童一步进入成熟的中年,将那个充盈千万种奇思妙想、热血沸腾、叫做青春期的生命时段压根儿删去。


世事洞明,懂得结交“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精于计算哪门课、哪件事有助于“成功”。党团活动,讲一口字正腔圆的;社团活动,来一段热情洋溢的;碰上教授,或许发表点愤愤的;领导面前,即刻大方而娇羞,单纯无辜却又知情达理。可他或者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似乎永远躲在多彩多姿却又不动声色的面庞之后。如今电视中天天出演新闻的那些面孔,不少就是这副德行。


再次,他们有志向,可理想贫乏。


志向就是“成功”,直截了当。或者,换一个表述,“卓越”。再直白而浅显的,叫做“做大做强”。就当今之世的情形来看,多数时候其实不外权钱二字,以及其他可得藉此一般等价物置换的浮世物件。但是,个人志向无涉公共关怀,亦无家国之思,终究苍白。


我们读何秉棣先生的回忆录,翻来覆去的不过就是“出国留学”、“争当第一”这类呜呜呀呀,感觉上甚至不如读杨振宁先生的回忆来得亲切感人,难以生出同情来,原因就在于志向与理想的层阶不同。其志固大,而精神境界渺矣!其业不凡,而人格气象隳矣!


最后,他们敢想敢干,实际上并无血性。


万物皆役于我,这是最敢想的,也是想当然的。似乎屡考屡中的少年得志,更加使得此一虚矫云山雾罩。由此,自私,极度的自私,不是多吃多占式的自私,而是惟我独尊、为了成功不惜一切的虚矫,竟会成为他们的显著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会动手,善执行;从来不曾、永远不会热血沸腾。


看看今日中国问题成堆,而独缺政治决断,表象为温吞,囿于既得利益,实则不敢担当,了无血性,早不复见邓公当年之气吞山河,便可见共和国教育有病,迁延发作罢了。


毕业后,约摸十几、二十来年,他们就会出头,一些人甚至光艳艳,亮灿灿。如今现成的两个词,好像是专为他们打造的。在一种场合,笼而统之社会学意义上的,叫“成功人士”;在另一些场合,直指要害政治学上的定位,称为“技术官僚”,或者,马克斯?韦伯的用语:“专家”。


他们是正常人,太正常了,连自己都容不得自己有一些儿出格。他们明白时代风气的需要、自己的实用价值和努力方向,也太过明白了,太早就明白了。他们奉守成功哲学,孜孜于此,一切围绕于此,也多半会走向梦寐以求的成功。


其实,当年茨威格环顾诗坛,就曾感喟,回想起曾如星汉照耀过自己青年时代的那些可亲可敬的名字时,心中不禁疑惑:“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在我们今天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之中,难道还会有那样一群全心全意献身于抒情诗艺的人吗?”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型生活方式呢?


茨威格说,在这个时代,常年充斥耳膜的不是宣传机器的聒噪就是战争的隆隆炮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扼杀了人的各种内在的专心致志,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把动物驱赶出自己最隐蔽的窝一样。”


可能,这一生活方式终于在神州登场了,而且,来势凶猛,变本加厉。


每念至此,无地彷徨,去找自己的老师,诉说流水帐,絮叨茶杯里的风波。老人家点头又摇头,摇头复点头,一阵忙乱,几场咳嗽。末了,终于平静下来,转过头来,缓缓道来:


“你觉着奇怪吗?”


是呀,看官,你难道觉着有什么奇怪的吗!


可是,我这个教书匠,真的觉着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了。莫非,时移世易,我已成了九斤老太?而身役教书匠,最为惆怅的,莫过于和自己的学生之间有了隔阂。或者,与这个当下时代风气不和。于是,不进则退,自作多情?


又或,“老境何所似,只与少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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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4】


何怀宏

好的生活何以可能?



罗卫国——2018年4月2日阅读于北京家中,这几天在改《认知突围》一书和《极简新利益讲义》。

    

我想我们是在要争取“好的生活”的前提下讨论“可能的生活”的,即不言而喻,我们是优先考虑要过“好的生活”,过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赵汀阳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叫《论可能生活》,但仅仅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可能生活”并不足以调动我们的生活意志,成为我们的生活目标。人们也并不都是或并不总是想改换生活,并不是总要去尝试新的生活而不满旧的生活。就一个人来说,他只有一个一生,更是无法去过“各种可能的生活”。所以,我以为“好的生活”比“可能生活”还是更能概括我们的生活目标和意愿,先是好的生活,然后是可能性的问题。而可能性的问题的确也很重要。我现在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好的生活何以可能?

  

人们对何为“好的生活”有不同的理解,而现代人还主张这些不同理解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都是价值平等的,即不同的理解者都有平等的权利去主张和追求自己的“好生活”。不过,我现在讲的“好生活”主要是一种为多数人所认可或理解的“好生活”。这种好生活的内外条件也是指适应于大多数人的可能性。亦即,我这里不说很少数的圣徒和英雄的“好生活”,他们可能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能成就自己。但大多数人却不如此,他们想过的好日子在恶劣的时代和社会里就无法得到保障。

  

所以,我们要优先考虑争取一个较好的社会,或者低说一点:“尚可的社会”。这个“尚可的社会”至少能为它的所有成员提供“基本的好”。所谓“基本的好”,从罗尔斯的观点来引申,主要是指作为公民或社会成员的一些基本权利;能够生存或符合人的身份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或财产;得到承认的一般尊重等。这些“基本的好”应该有一种制度的保障而不只是统治者的心愿或者话语。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共在的世界,一个互为行为主体、又互为行动对象的世界,我们的行动几乎都会对别人发生影响。所以,我们追求的“好生活”就不应妨碍别人的同样“好生活”,即要让别人的、他同样觉得好的生活也成为可能。反过来也是一样。要防止让一个人占尽一切好处或让一个利益集团通吃成为可能,因为,这样一种可能会扼杀其他一切可能。这样,我们每个人,不论有多大权力财富和名望,就都必须遵循一种基本的伦理,遵循一种对所有人平等的法律。

  

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平台。而我们争取这样一个平台既是为社会争取,也是为个人争取。至于还有许多“好生活”中的积极和富有个性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好”之上还有一些更多更高的“好”,则主要是让不同的个人自己去争取。这样,我们就必须自己规划自己的一生。个人的努力达成“好生活”的条件主要有:1、能力和性格的天赋;2、后天的训练和努力;3、偶然的运气。而在这些方面,人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就必须首先要认清自己:我有些什么,我究竟要什么,我最看重什么,什么东西最能让我感到安顿以致幸福等等。存在着某一方面甚至多方面的不利并不意味着就得不到“好的生活”——我们可以善加搭配,我们还可以调整自己,包括调整自己的期望,调整自己的内心。而拥有多方面的优势也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好的生活”——如果他认错了自己或错待了他人。

  

无论如何,我们也还是不能忽视为社会一般所认为的“好”,或者就径直说“权钱名”。尤其是不能忽视“权钱名”的底线——即上面所说的“基本的好”。最好使上面“基本的好”也不缺少,比方说也能过一种像样的物质生活,除非它们和“更高的好”发生非此即彼的冲突。当然,我们同时也应区别“基本”与“更高”之分,让物质基础就是基础,而不要成为上层建筑。

  

但更大的“权钱名”看来也常常会有一种对“好生活”的背书作用。最近有一个印度电影《三个白痴》,里面讲到一个比较功利的大学毕业生查特,向另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毕业生兰柯打赌,看十年后谁过得更好更成功。结果查特去了美国,十年后事业有成,有了豪宅靓车,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找兰柯,终于在一个山区小学找到了任教的兰柯。查特大快,觉得自己赢了,然而结尾表明,兰柯同时还是一个拥有许多资产和专利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查特又不得不服输了。这结尾像是落入了俗套,但好像也还是带来了安慰,如果兰柯的确就只是一个穷小学教员,又没有例如特雷莎修女那样的名望,查特会服输吗?在世人眼里又是谁生活得更好?而的确还有一些做了类似于特雷莎修女那样一心服务穷人的事情的人,只是没有她做的那么多那么好,但很可能就是终身默默无闻。一般人也还没有那么超凡脱俗。要超凡脱俗,必须内心十分强大才行。而如果选择一条很少人走、也很有意义的生活道路,那就要自问:我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心灵力量来应对一生的贫困和世人的冷遇?有这样心灵的人就接近于是一个圣者了,是人世间的星。

  

在过一种好生活的能力中,其实也还包括化解生活中不幸的能力。尽力去争取最好的吧,但也准备最坏的。有时对整个社会发生的灾难可能还好忍受些,而仅仅发生于一两个人的灾难就要难忍受得多,但如果它已经对我们发生了,我们也就必须承担。而一种生命的韧性,不仅在圣者那里存在,在普通人那里也并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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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3】


安兰德

什么是西方价值观



【罗老点评】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个人素质应该是优秀的,否则也杀不出一片那么大的天空来。可惜终究是笼中鸟,左突右冲,也突不破制度的藩篱,并且人性中最优秀的因子也得不到最酣畅的发展,反而是恶的东西有可能被激发出来,不恶,怎么应对四周的恶。“如果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你必须获得社会的许可,无论你能否获得这样的许可,那么你都不是自由的。只有奴隶在行动之前需要获得主人的恩准。恩准不是权利。”马云马化腾和海南又“亲近”去了……海南不能跑马,但可以跑两个这样的马?!


【亮点学友】罗老,您做企业家培训,恐怕不能仅仅教会他们赚钱,还得告诉他们要有脊梁,要自信能在社会经济中拥有一方天空,不是谁恩赐的结果,是自己自由意志和向上欲望的产物,有钱了也别整天玩点手串,学点国学附庸风雅,读点西方的东西,具备些现代意识和素质。企业家有独立人格了,有反思精神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就真的强大了。官商和奸商除外哈,他们是吸血鬼和蛆虫。


安兰德(Ayn Rand)是美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她不但是许多共和党人的启蒙导师,其作品和思想(特别是关于“个人主义”的探讨)在党内也有着经久不衰、十分深远的影响。如今,我们转载安兰德对于几个基本概念的经典论述,希望对想要了解美国政治思想的读者有所启迪。


关于美国主义的问答


1.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两大原则之间的对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他人或集体都不得剥夺其权利,所以,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是为了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生存。


集体主义认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他的工作、身体和个性都属于集体,集体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可以用任何方式任意对个人进行处置,所以,个人的存在需得到集体的允许,并且是为了集体而存在。


这两种原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生成的根源。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是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


2.什么是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是人们为了能共同生活而遵守的法令。制定这样的法令,必须以一个基本原则作为起点,那就是要首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社会的权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个人主义的回答是:社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因为它受到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的限制,社会只能制定不会侵犯这些权利的法律。


集体主义的回答是:社会的权利是无限的,社会可以任意制定法律,并任意地强加给任何人。


例如: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通过一项法律以结束某个人的生命,哪怕是有百万人之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们就侵犯了保护生存权利的法律,必将受到惩罚。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只要有利可图,任何人多势众的群体(或任何自称可以代表多数人的人)完全可以通过一项法律来结束某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群体)的生命。个人的生存权利在那里是得不到承认的。


根据个人主义原则,杀人是非法的,而保护自己是完全合法的,法律站在权利一边。根据集体主义原则,人多势众的一方杀人是合法的,而自卫却是非法的,法律站在多数人的一边。


在第一种情况里,法律代表的是道德原则。


在第二种情况里,法律代表的是无视道德原则的观点,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他们能在数量上占上风。


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在法律面前任何时候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不论他是势单力薄,还是身后有百万人撑腰。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人们需要拉帮结派,谁的帮派最壮大,谁就拥有所有的权利,而失败者(个人或少数派)却没有任何权利。根据他所在帮派势力的强弱,一个人可以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主人,也可以成为孤苦无助的奴隶。


在你确定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为优越之前,一定要记住以上的分析。你需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社会的权力要么是有限的,要么是无限的,不可能两个同时成立。


3.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


美国是建立在“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原则之上的:


——这些权利属于每个作为个体的人,而不属于作为群体或集体的众人;


——这些权利是无条件的,是每个人私有的,属于个人,而不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不属于团体;


——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社会赋予的;


——个人拥有的这些权利不是来自集体,也不是以集体的利益为目的,它们同集体相对立,是集体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些权利可以保护个人,使他不受到任何他人的侵害;


——只有建立在这些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拥有一个自由、正义、尊严、体面的社会。


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不是限制个人权利的法律,而是限制社会权力的法律。


4.什么是权利?


权利是对独立行为的认可。拥有权利意味着行动不需任何人的许可。


如果你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社会允许你存在,那么你就不具有拥有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外来的许可随时可能取消。


如果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你必须获得社会的许可,无论你能否获得这样的许可,那么你都不是自由的。只有奴隶在行动之前需要获得主人的恩准。恩准不是权利。


千万不要以为工人也是奴隶,以为他是因为老板的恩惠才获得工作的。他不是靠别人的恩惠才拥有工作,而是靠双方自愿签订的合约。工人可以辞职,而奴隶不可以。


5.什么是不可剥夺的人权?


不可剥夺的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生命权是指任何人不会因为他人或集体的利益而被剥夺生命。


自由权是指个人享有个人行动、个人选择、个人创制并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失去了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独立行动就无法得到保障。


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指在尊重他人相同权利的前提下,人有权为了自己而生活,可以选择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生活方式并予以实现。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必为了他人或集体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集体不能决定个人的生存目的,也不能左右他追求幸福的方式。


6.我们怎样承认他人的权利?


既然人人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享有相同的权利,不能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去破坏他人的权利。


例如,一个人有活着的权利,但他无权剥夺另一个人活着的权利;他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他没有奴役他人的权利;他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他没有把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权利(或对他人进行谋杀、抢劫或奴役)。他在享受某种权利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这正是他人也应享受的权利,从而了解他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


千万不要以为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样的话:“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必管别人会怎样。”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光是他自己的,还有别人的。


自由主义者是这样的人:“我不想控制任何人的生活,也不想让任何人控制我的生活。我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我不想作主人,也不想作奴隶。我不愿为任何人牺牲自己,也不愿任何人为我牺牲。”


集体主义者会说:“伙计们,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管他好死赖活。”


7.我们如何判断权利受到侵犯?


权利无法受到侵犯,除非是运用武力。一个人无法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无法奴役他,也无法阻止他追求幸福,除非是动用武力。如果一个人不是出于自由自愿的选择而被迫采取行动,那他的权利就受到了侵犯。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权利之间划上一条清楚的分界线。这是一条客观的分界线,不因观点差异而改变,也不受多数人的意见或社会的硬性规定左右。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率先向另一个人动用武力。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遵守着一条简单明确的行为规则:你不能希冀或要求他人采取某种行动,除非这是他人自由自愿的选择。


不要被集体主义的老把戏所迷惑,他们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因为你不能随意杀人,社会不允许你杀人的时候已经约束了你的自由,社会拥有以任何它认为合适的方式约束你自由的权利,所以,丢掉自由的幻想吧——自由取决于社会的决定。


阻止你杀人的不是社会,也不是某种社会权利,而是其他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这不是双方权利之间的“妥协”,而是确保双方权利不受侵犯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不是来自社会法令,而是来自你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无法武断地定义这条分界线,你自身拥有的权利里已经隐含了这条分界线。


在你的权利范围内,你的自由是绝对的。


8.什么是政府正确的职能?


政府正确的职能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到暴力的伤害。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里,人们彼此之间不会动用武力,他们只在自卫时才会诉诸武力,也就是说,他们只用武力来维护受到侵犯的权利。公民赋予政府在反击时使用武力的权力——而且只能在反击时使用。


一个合理公正的政府不会率先动用武力,它只在回应那些首先动武的人时才使用武力。例如:政府逮捕一名罪犯时,侵犯权利的不是政府,而是罪犯,他的所作所为剥夺了自身的权利,人们除了通过武力对付他之外别无他法。


我们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任何被定义为犯罪的行为都是涉及动用武力的行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需要通过武力来回击。


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鬼话,说什么“杀人犯对社会构成犯罪”。杀人犯杀害的不是社会,而是一个个体;他侵犯的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属于个人的权利。他不是因为伤害了一个集体而受到惩罚——他没有伤害整个集体,他伤害的是一个人。如果一个罪犯抢劫了十个人,那么他抢劫的仍然不是“社会”,而是十个个体。根本不存在“对社会构成犯罪”这种情况,所有的犯罪都是针对具体的人,针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保护每一个个体不受到罪犯的伤害,正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公正的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可是,如果政府成为武力的始作俑者,就一定会祸患无穷。


例如: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以处死或监禁作为惩罚,强行命令一个个体工作,并且让他永远束缚于某种工作——这里,率先动用武力的就是政府了。这个个体没有对任何人使用暴力,但是政府却对他施以暴力。这样的做法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其结果只能导致血腥和恐怖,这一点你已经在任何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国家中找到了例证。


如果人类没有政府和任何形式的社会制度,人们可能会通过纯粹的暴力形式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并生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拥有和另一个人抗争的平等权利,但他无法和十个人抗争。一个人需要保护的是不受群体的伤害,而不是某个个体。即使是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虽然多数派可以自行其道,但是少数派还是可以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斗争,使多数派的统治无法长久。


而集体主义连原始的无政府主义都不如:它剥夺了人们反击的权利。在这里,暴力是合法的,而反抗是非法的;在这里,多数派(或任何声称代表多数派的人)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少数派则孤立无援,随时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不公正的事情了。


在现实中,当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社会侵犯了少数人的权利(或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权利)时,多数人往往也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权利,并且受制于某个通过暴力进行统治的小团体。


如果你想了解并且记住把武力作为反击手段(倡导个人主义的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和把武力作为基本政策(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是这样做的)之间的区别,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同杀人和为了自卫杀人之间的区别一样。一个合理公正的政府采取的原则是自卫的原则,而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则与杀人犯同出一辙。


9.“混合的”社会制度存在吗?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混合存在的社会制度。社会要么承认个人的权利,要么不承认,绝不可能出现中立暧昧的状态。


但现在经常发生的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社会缺乏在实际生活中始终坚持原则的勇气、正义感和智慧。由于无知、怯懦或疏漏,这样的社会常常采纳和接受与自己的基本原则相左的法规,从而侵犯了公民的权利,结果使整个社会充满冤屈、邪恶和弊端。如果这样的错误得不到纠正,那么整个社会将陷入集体主义的纷乱之中。


如果你看到一个社会在某些法律条文中承认人权,而在有的地方又不承认人权,你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混合的”制度,也不要以为这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妥协,能够行之有效地存在下去。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相反,它正日渐解体。解体需要时间,没有一样东西会瞬间四分五裂——人的身体不会,人的社会也不会。


10.没有道德原则的社会能够存在吗?


很多人至今还幼稚地认为,社会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原则可有可无,权利只是一个幻影,权宜之计才是行动的有效指南。


确实,社会可以摒弃道德原则,任凭自己变成无所约束的兽群狂奔地走向灭亡;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似乎也可以选择随时割断自己的喉管。但是,如果他想生存下去,他就不能这样做;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社会想继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摒弃道德原则。


社会是一群生活在同一国家同生同息的人。如果没有一个明确客观的道德规范供大家理解并自觉遵守,人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彼此相待,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彼此会如何行事。不承认道德存在的人是罪犯,对于这样的人你别无他法,只有在他敲碎你脑袋之前敲碎他的脑袋;和这样的人你无话可说,因为你和他之间没有有关行为规范的共同语言。赞同没有道德原则的社会,就是赞同让人们像罪犯一样地生活。


由于传统,我们仍然在遵守很多道德规范,我们对这些规范习以为常,根本不会意识到,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才得以顺利进行。为什么你可以走进拥挤不堪的百货商店,买好东西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你周围的人们和你一样需要商品,他们完全可以轻易地制服商店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售货小姐,把商店抢劫一空,抢走你的背包和钱包。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你——除了尊重个人生命权和财产权的道德原则。


不要错误地以为人们是因为害怕警察才没有为所欲为。如果人们认为抢劫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有再多的警察也没有用。而且,如果其他人认为抢劫有理,那么警察为什么就不能这样想呢?那么,谁还愿意当警察呢?


更何况,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里,警察的职责并不是保护你的权利,而是侵犯你的权利。


如果你认为某个时候的利益驱动可以成为行动的理由,那么抢劫商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如果大家都信奉这样的行为准则,还会有多少百货商店、工厂、农庄或家庭可以存在,可以存在多久?


如果我们摒弃道德,并代之以集体主义的多数裁定原则;如果我们认为多数人的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多数人做的事情一定正确,就因为这是多数人做的事情(这是对或错的唯一标准),那么人们该怎样把这样的做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呢?谁是多数人?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都可能是多数人中的一员,可以随时任意地伤害他。因此,每个人和其他的所有人就成了敌人,每个人都会害怕、怀疑别人,每个人都必须在被抢劫杀害之前去抢劫杀害他人。


对于缺乏思考的人来说,这样的口号确实是很动听的:“公共利益高于任何个人权利。”


但是,没有个人权利,就根本不可能有公共利益。


集体主义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告诉人们为了他们的兄弟牺牲自己的权利,结果,人们除了害怕、憎恨和毁灭自己的兄弟之外别无选择。


和平、安全、繁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善意,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有在个人主义的制度下才能实现。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利,都知道社会可以保护他的权利,而不是要毁灭他。于是,每个人都知道他可以或不可以对自己的邻居做什么,知道他的邻居(一个或一百万个)可以或不可以对他做什么,这样,他就可以坦然地把他们当作朋友,当作一个同类。


没有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存在合理的人类社会。


不承认个人权利,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存在。


11.“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一条道德的原则吗?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最荒谬的口号之一。


这句口号没有具体明确的意义。我们根本无法从善意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解释,它只能用来为那些最邪恶的行为狡辩。


这句口号里的“利益”应该如何定义?无法定义,只能说是有利于最多数人的东西。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下,谁来决定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还用问吗?当然是大多数人。


如果你认为这是道德的,那么你一定也会赞同下面的这些例子,它们正是上面那句口号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奴役了另外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饥饿的人以另外一个伙伴的肉为食;一群残忍的匪徒杀害了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造成威胁的人。


德国有七千万德国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大多数人(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纳粹政府,政府告诉他们,只有消灭少数人(犹太人)并且掠夺他们的财产,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结果。


但是,你可能会说,在上述的例子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利益。对,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为“利益”不是靠数字决定的,也不能通过什么人为了别人所作的牺牲获得。


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上面的那句口号包含着某种高尚的意义,它告诉人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应该牺牲自己。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会不会也高尚一次,愿意为那些邪恶的少数人作点牺牲?不会?那么,为什么那些少数人就一定要为那些邪恶的多数人牺牲自己呢?


头脑简单的人以为,每个高喊上面那句口号的人都会无私地和那些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自己的少数人站在一起。这怎么可能?那句口号里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努力挤进多数人的队伍,开始牺牲他人。那句口号传递给他的真实信息是,他别无选择,抢劫别人或被别人抢劫,击毁别人或被别人击毁。


这句口号的可鄙之处在于,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要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一个人的所得必须依靠另一个人所失。


如果我们赞成集体主义的教义,认为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他人,那么他享受的每一点快乐(或每一口食物)都是罪恶而不道德的,因为完全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也想得到他的快乐和食物。根据这样的理论,人们不能吃饭,不能呼吸,不能相爱(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私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你的妻子怎么办?),人们不可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最终结果只能是自相残杀。


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


不要认为与“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种提法相反的是“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每个人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希望保留美国的生活方式,那么你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永远从你的思想、言语和情感中清除“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空洞口号。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纯粹集体主义思想的教条。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你就不能接受它。你必须作出选择,非此即彼,不可兼顾。


12.动机能否改变独裁统治的性质?


一个诚实的人有别于集体主义者的标志是,他说话算数,而且十分清楚自己所说的话有什么含义。


当我们说我们认为个人权利不可剥夺时,我们的意思明白无误。“不可剥夺”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在任何时候为任何目的夺走、终止、侵犯、限制或破坏个人权利。


你不能说“除了冷天和每个星期二,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样,你也不能说“除紧急情况外,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或“除非是为了善意的目的,否则人的权利不得侵犯”。


每个人的权利要么是不可剥夺的,要么是可以剥夺的,而不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并存的状态,这就像你不能说自己既神志清醒又神经错乱一样。一旦你开始提出条件,说出保留意见或举出例外的情况,你就已经承认在个人权利之上还存在某种东西或某个人,他们可以任意地侵犯别人的个人权利。是谁?当然是社会,换句话说,是集体。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为了集体的利益。谁来决定什么时候可以侵犯别人的权利?仍然是集体。如果你赞同这一切,你就应该回到你原本属于的陈营,承认自己是个集体主义者,并且承担集体主义可能产生的后果。这里没有任何中间路线。你不能既想吃掉蛋糕,又想把它留下来。你这样做只能欺骗你自己。


不要藏在“中间路线”这样的无稽之谈背后而不敢面对现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是一条路的两侧,留出中间的路让你走。它们是两条方向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条通往自由、正义和繁荣,另一条走向奴役、恐怖和毁灭。要走哪一条路全看你自己的选择。


集体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日益扩张并不归功于集体主义者的聪明才智,而是因为那么表面反对集体主义而其实骨子里信仰它的人。一旦人们接受某个原则,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是那些一心一意的人,而绝不是半心半意的人,是那些坚持到底的人,而不是那些半途而废的人。如果你开始赛跑时就说“我只想跑前十米”,而另一个人却说“我要跑到终点”,那么这个人肯定能打败你。如果你说“我想侵犯一点点人权”,而法西斯分子却说“我要毁灭所有的人权”,他们也肯定会打败你,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你已经为他们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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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2】


陈果

朋友是无用的!



对“朋友”一词的滥用,恐怕仅次于“爱情”。正因为频繁遭到误用,人们对它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误解,“朋友”一词也因此掉价不少。


真挚的“朋友”即是“挚友”。他们不是玩伴,不是酒友,不是寂寞时的慰藉者,不是精神的避难所,也不是基于利益牵扯或实用效果的“人脉”,更不是在场面上随口说说的套话或社交辞令;


“朋友”往往不是哄来哄去的一个群体,也不是扎堆出现的一个圈子;


“朋友”不是对你的主意或见解都抱以赞同、迎合的人,也不是对你事事妥协、盲目跟从的人;


“朋友”不是跟班,不是附庸,也不是陪衬人,而是在人格和精神上彼此对等的人;


“朋友”很少是一见如故者,因为心灵的亲近、精神的契合往往需要在时间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如果我们以为“朋友”就是自己的精神避难所,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将自己无力担当的哀怨情绪一股脑地向他宣泄,也不管他是否愿意、生活处境如何,都要他与我们分担我们的烦恼,至少是倾听我们的满腹牢骚,那我们作为“朋友”恐怕显得过于自私了。


我们这样做,对我们的朋友不好。


或许我们应当意识到,此时的我们是在借“朋友”的名义将他当作我们的情绪宣泄对象、语言垃圾桶,我们毫无节制地让无辜者承受了本应由我们自己消化的怨气冲天——这是一种对友情的滥用、对朋友的损耗,我们实际上在这样喋喋不休的抱怨中浪费了与朋友在一起的宝贵时间。


朋友之间分担“苦”却不分担“怨”,因为“苦”是心灵的受难,“怨”是情绪的毒气;朋友之苦往往也是我们的苦,而一个人绝不会忍心用自己情绪的毒雾笼罩朋友的生活,使其遭受污染。


朋友是“无用”的。


我们之所以交朋友、之所以需要朋友、之所以爱我们的朋友,不是因为他们“有用”。


朋友不是为了“利用”,不是为了找一个安全的情绪宣泄渠道,不是为了索取安慰,不是为了陪衬自己的优越,不是为了多一个“帮手”或“同谋”......


而是为了奉献我们的爱与关怀,为了与之分享心灵的丰富和生活的美好,为了那种相互理解所带来的默契,为了“不时常想起,却无处不在”的空气般的同在感和信赖感。


与朋友在一起,我们不期待得到任何东西,仅那份彼此无需设防的内心松弛、不刻意的流畅自如,已然使我们心满意足。


我的一个同性朋友是这样描述朋友之间的心领神会的,


“执手相看无语,却心事了然”。


确实如此,她一句不经意的“我还不知道你吗”常能让我心生感动、备感幸运——


你知道我,正如我知道你知道我,无需太多解释,因为你懂。


想起了多年前的毕业时节,我的一位异性朋友即将离开学校去远方工作,而我将留在学校继续读书,临别的前一天,我们在校园里散步闲聊,毕业是高兴的事情,也多少带着些告别的忧伤。


他对我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分别之前,我可以和你拥抱一下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却有点不好意思了,支支吾吾地解释:“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当然更没有什么无礼的想法……其实,不拥抱也没什么的……”


记得当时我一把将他拉进自己的怀抱,在他的耳边说:


“不用解释,我明白的。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希望你今后一切顺利。”


我们都明白这个拥抱的意义,这其中没有猜忌,所以为此担心也就没有必要了。


在出现实际的困难时,我们反倒不找朋友帮忙,不向朋友借钱,不要求朋友为我们找工作,不愿意让朋友出面为我们捋平麻烦。


在这一点上,友情与爱情十分相似,纯洁、美丽、近乎神圣,那是一种建立在心心相印基础上的情感关系。


你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因而使自己的soul mate(灵魂伴侣)承担太多现实的功利之用,因为你爱你的朋友,爱他所以不愿轻易增添他的烦恼,也不希望你们质朴的友情因为掺入了任何非友情的因素而变得复杂纠结。


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更愿意让朋友就这样无用着、闲置着,也不舍得将这清水搅浑。


有时,因为这清水太明澈见底,竟会给不知情的旁人造成一种幻象,以为“无水”,以为这两人不是朋友,就像一块明净透亮的大玻璃常常使人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而眼睁睁地一头撞上去。


我们并不常谈及我们的朋友,也不在外人面前炫耀我们深情厚谊的友爱,我们甚至并不与朋友本人频繁地见面、时时沟通,以至于有很多人或许都不知道我们与朋友之间有着日久年深的交情,但即使再长时间不见,一旦相逢交流,仍一如既往的默契,仿佛从未分开过。


朋友不是实用之物,而是奢侈品。


他不符合实用性的标准,却使生命华丽。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拥有朋友本身已然是一种幸福。


所以,如果你所谓的“朋友”是可供你想用时用他一下的工具的话,你就没有脱离实用及功利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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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1】


野夫

在路上



野夫,曾因同情某运动自愿退出警界,1990年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六年,1995年减刑出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尸骨无存。现为自由作家。


法国有一个学者写过一本书,叫做《无所在的故事》。他把人的生活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所在”,一种是“无所在”。


什么叫有所在的生活呢?他的描述是这样,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程序里面,比如说你每天从家走向单位,从单位走向菜场,然后从菜场走回你家的厨房。你的一生沿着这样一个固定的道路,重复着,偶尔有一点点意外。


那还有一种人生呢,叫无所在的状态。就是当你踏出家门的那一刻,你就不知道明天你在哪里,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你在每一个码头、车站,甚至每一个大街转角的地方,你都有可能因为踩住了一个少女的裙边,因为一声道歉,而产生一场意外的爱情,或者其他的故事。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无所在的生活,我的一生就这样走在路上。大家看见我已经50多岁了,还像一个老操哥一样地活着。


但是过去的我并不是这样。


我也曾经在有所在的生活中,度过了我的27年。在我童年、少年、上大学、青春,在我们那个年代,我198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分到一个单位。每天上班,按照领导的部署每天做着同样重复的工作。


我是一个山里的孩子,每一个边镇小镇长大的孩子,都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向往,都渴望走向远方的道路。远方一直是我们心中永恒的诱惑。


而那个时候,我们上完大学又分回了故乡,觉得自己的一生都会埋葬在那个山沟里面,道路对我们构成一种诱惑,也对我们构成一种折磨。


许多年前,民国时期,同样在武陵山区,另外一个湘西青年,沈从文,他在湘西的一个最大的军阀手下做文书,那个军阀叫陈渠珍,他完全可以在那个部队里面成长,当官,但是他怀揣着一个远方的梦,饥寒交迫地来到了北京,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


那这样的故事也激励着后辈的我们,我一直想走出深山,但在那个年代,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中国是一个不能自由迁徙的国度。今天大家看到的可以自由迁徙,只有很短的历史。过去我们的农民进城,甚至十几年前我们的农民进城,都要必须无数个证件,才能来到你自己祖国的其他的地方,没有单位介绍信你是没办法走出远方的。这个国家一切都体制化了,把每一个人,都奴役在它的一个网格之中。


我们要想走向自己的远方,踏上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1985年来到武汉,不敢自己冒昧地过来,而是拿省作协的介绍信才过来。考上武大,之后分配到海口市公安局当了警察,哪怕我已经离开了故乡,走向了远方,走向了天涯,但是还是在体制之内,而且在体制的核心部门。


警察系统是一个半军事化单位,下级要服从上级,每天要必须去执行任务。去蹲守、去便衣化妆、去晚上搜捕,去抓妓女,我审过成百上千的妓女。这样的人生对我来说,它是我需要追求的一份生活吗?


我一直质疑着自己的生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出口。


1989年,我决定从此离开这个体制,踏上自己的真正的自由的道路。——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主席2018年8月27日主编——那个晚上,我在痛哭喝醉之后,写下了几千字的辞职信,然后第二天,用警帽端着自己的警官证、肩章、徽章、警号、手枪等等这一切走向办公室,非常神圣地给我的领导们说,老子不干了。


在那样一个年代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很少或者说很少有中国人,敢公然背叛自己的体制,敢公然背叛自己被规定的道路。我尝试着这样去做了,而且义无反顾。甚至在后来的审查之中,我的局长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现在要是检讨,要是悔过,要是交代,我们还可能把你留下,但是我放弃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山里,回到了我的故乡。成了一个烟厂的工人。


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但是不能多说,就是我突然又从警察变成了一个囚徒,而且就在这个附近不远的地方坐牢。


坐牢的生活当然是被规定好了的。每天六点钟吹哨子集合,每天要六次点名,每次点名你都要立正答:到!


这就是我的被规定的生活,我一生都不喜欢这种被规定,我一生渴望自由,我渴望自由带来的全是锁链,但我相信我会挣脱它。


1995年我回到人间,那个时候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我家破人亡了。


武汉是我的伤心城市,我决定离开它,再次踏上道路。我的一个兄弟叫李斯,今天没有来,他原来说要来的,是中国著名的一个翻译家,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下岗的知识分子。他和另外一位朋友送我到武昌南站,1996年的正月十二,是中国所有的农民工开始蜂拥而出打工的时候。


在武昌南站的门口,所有的农民工背着卧具、被子、行李,蜿蜒曲折地在南站门口排着队。警察保安不断地训斥,不断地用脚踢那些农民。排好一点队,不许插队等等训斥来自于我的耳边。我们三个人默默地跟随着在队伍之中走,我对我的兄弟李斯说,我从此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我说,我心态非常平和,这就是我的道路的开始。


我的另外一个来送我的好朋友,最奇怪的是他给我拎了一口锅来,他非要我带着这口锅到北京去。我说,我已经有换洗衣服,我不能带一口锅去。他担心我在北京需要买锅,需要埋锅造饭。我说我要是带了这口锅离开武汉到北京去的话,我一生都会抬不起头来。这口锅你必须把它带回去,否则我就在铁轨上把它砸碎。因为古人说,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锅砸碎了,这个命押上去了,赌进去了。


于是我的朋友终于把他的一口新锅拎回去了,我没有带着。我相信这个世界,我所到之处都有我的锅。


我怀揣着这样的信念去了北京,在北京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活。成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也完成了原始积累,又过上了一个规范的生活。


居家过日子,生活一天天开始沉闷起来。每天晚上要打电话向全国各地讨账,因为各地的批发商都欠我的账。我活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活得像一个黑道人物一样,而且不惜在电话里面威胁:你欠我的钱再不拿来我一定要找上门去。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再一次醒悟了。我想我还是应该踏上我的道路。于是,离婚,把所有的财产放弃,一个人开着一辆破车离开北京,到了云南。


再次踏上了我的道路,就像我的背景这幅画一样的铁轨,这是我一个朋友画的,这个画家叫孟煌,现在在德国。他的这一组画的主题就叫“在远方”。


我到了大理之后,又一次把自己洗白了,又一次一无所有了。于是我开始写作,到处行走、访友、喝酒。我突然发现我真正地在46岁以后,找到了我真正渴望和喜欢的生活。


我结交了天下无数的义人,我们行走在公益的路上,默默无闻地做很多很多的慈善的、维权的、救助的、公益的各种各样的好事,我结识了这个世界上一批真正怀揣着良知,为了自由而奔走于途的人们。他们就像当年墨子的子弟一样的行侠仗义,扶弱抗暴。


这都不是我的虚构,我一直说江湖不死,江湖社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心底。这些年来我做过无数次关于江湖的演讲,我们这些喜欢道路的人,喜欢自由的人,从我们自身的生活开始革命。


革命不意味着是暴力,我最喜欢的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如果没有一种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深刻的革命,即使有一场社会的革命,我们依旧还会活在奴役之中。


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没有了,皇室没有了,但是中国人的奴性到今天为止还一直残留着。


那么在路上的人生,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是对体制的一种挑战,一种背叛。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个性之中,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活好,我们把真与爱的火种传遍天下,那这个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获救。


我在我的这种在路上的生活中感到了特别的快乐,无论是方外之交,无论是底层的,那些普通平民,还有那些草根知识分子,就像刚才大家听见的这位乐手,莫西子诗。在我的行走的路上,我结识一大批这样的民谣歌手,就像大家熟知的周云蓬啊等等这些人,俊德啊舌头乐队的。这样一些乐手我为什么喜欢他们,我在我的行走的路上经常看见他们,到了黄昏摆一个地摊儿,自弹自唱,为孩子挣一点点奶粉钱。这是他们真实的生活。


但是当你驻足坐下来,听他们的歌声,听清楚他们的歌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歌声里面,有非常美丽的诗句,有非常警醒人的很多哲理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乐句,在嘲弄批判着这个恶世。


他们也要行走在路上,他们不行走在路上他们就无法生活。他们一点点地走,一点点去挑战着黑暗,一点点地嬉笑怒骂着他们所不习惯的锁链。


我们都各自行走在自己的命途之中,我们必须对自己规定的命运进行一场反叛,否则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每个人一生要么早夭,要么寿终。早夭和寿终,如果它是一个平庸的生命,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喜欢把自己的生命过得特别精彩,我们去结交每一个朋友,就像阅读一本本不同的精彩的书一样。


我是在这样的路上,因为结交了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于是我开始写作。写作给我带来了生存的资源,也给我带来了荣誉,带来了尊严。


我从我的故乡那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小镇出发,湖北省的最偏僻的那个角落,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今天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甚至出国,欧洲、美国、东亚。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少年的梦,一直激励着我,就是我们被道路诱惑着。


我们如果一生在一种有所在的生活下,完全地循规蹈矩地忍受着自己的那份被奴役的生活,我觉得那样的生命是可悲的,至少是让我感到可怜的。


我常常喜欢鼓励,现在的年轻人,包含我也有孩子,我的孩子可能跟在座很多人一样,甚至比你们还大一点,我都鼓励他们去漫游。就像刚才这位莫西子诗的最后一首歌的主题一样,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当我离开体制,当我写出报告 ,背叛体制,发誓放弃很多人眼中一份很有权力的工作的时候,很多人是充满了害怕的。我的母亲父亲都为我害怕,我的朋友都为我担心,事实上,厄运有多么可怕呢?不就是像我那样,失去几年自由嘛?


在那失去几年自由的日子里面,锻炼了我的人格 ,训练了我的力量,使我更敢于挑战。我觉得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怀揣着一种雄性意识去生活。不要害怕,在这个时代,活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不去偷不去抢我们一样可以活得非常的好。


我常常对我的女儿,那时她在北京,我经常开着车带着她。我说,你看看那个路边拎着一桶水甩着毛巾的人,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就像你父亲当年来到这个城市一样,从中国的各个乡村来到北京,他们没有生存技能,没有人缘关系,但是他知道,买一个塑料桶只要几块钱,拎一桶水,拿一个毛巾,在路边甩手帕,洗车,他们也可以活下来,就在这个城市。


生活,只要你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很低的话,你永远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的草根。大家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大学生,我要去摆个地摊儿会很没有面子。不要有任何一点虚荣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我们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即使我们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我们也应该白手起家,也应该沿着自己的道路走,而不是要完全去沾父辈的光。


我喜欢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前几天在大理遇见了一个老大姐,75岁,她看见我认出我来。她说我是你的粉丝,她要跟我合影,我很难想像有一个75岁的老大姐会是我的粉丝。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她说我上微博啊,上网啊。我说75岁还上微博吗?她说,你太瞧不起我了。她说,我55岁的时候,我在新疆生活了55年,55岁终于退休,之后我才开始我的人生。从新疆出发,现在行进了大半个中国。65岁的时候在三亚去学习潜海,72岁的时候徒步进入西藏,一直过着背包客的生活。


我问她最近在大理做什么,她在大理做志愿者。一个75岁的人做志愿者,就是到每一个她喜欢的客栈或者书店,就说,我给你打一份义工,不要工资,你只给我一个住的地方。她就这样地活着,一个老大姐,75岁的老人,跟着很多年轻人徒步穿越。


她说,有一天我就这样死在路上,我会觉得非常高兴。我终于从55岁开始了我的真正的生命。


在大理还有一个老人,今年将近80岁,在大理的人民路。我现在说到这儿,你们以后每一个去大理的人,都会在人民路上看到我说的这样一个画面。


在人民路的中段,每天黄昏,有时是下午就开始了,会在路边席地而坐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而且是白族老人,他面前摆着三摞诗集,是他的三本诗,他每天就卖他的诗集。


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因为中国有很多老干部写着那种老干部体的诗歌,歌颂共产党、国庆有感等等这些,我以为这是又一个老干部诗人。但是有一天我蹲下来去翻他的诗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80来岁的老人写着非常现代的,非常新潮的新诗,他的笔名叫北海。


我问他,靠卖诗集能活吗?他说,我靠卖我自己的诗集不仅我活得很好,而且我还给女儿置办了全部嫁妆。然后我跟他交谈,发现这个老人一生都活得非常诗性。我说你这样的人才是诗人。诗人从来不是以你出版的著作有多少,写过的诗歌有多少,而是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诗性的生活方式。这个老人就是这样的诗性的生活方式。


我也是一个诗人,我觉得我的一生活得非常诗性,我一点没有辜负我的生命。我这样一个土家族的青年,能够在今天被大家认识,被大家了解,还能走上这样一个T型台。这是我第一次上来的,过去是明星站的或者是扭着猫步上来的,第一次在T型台做这样的演讲。


我觉得我为我的诗性的生活付出过很多痛苦,我也流过很多泪。我也有过凡人所不能承受的一些痛苦,我今天因为不是诉苦大会,但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经验。


就是只要你怀揣着一种到远方去的梦,怀揣着一种在路上的使命,永远告诉自己,不要怕,你一定会在这个世界结交很多很多的奇人,结交很多很多的朋友,你一定会找到你的同道。当有一天 这个社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挽手,成为新的人墙。我们活着的意义,正是为了推进时代的一点一点的进步。有一天当你们到了文明社会你们会发现,我们还活在野蛮社会之中。我们为了心中的耻辱,我们也要背叛这份被规定的生活。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活,我们一定要去为自己,甚至为你的同胞争取更大的一点空间。自由从来不是自天而降的,自由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它的时候,它才会来到我们身边。


我的故事,既不是孔繁森的故事,也不是雷锋的故事,是一个平常寻常男人的故事。这样一个男人的故事,它给大家示范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谈不上高大上,但是我认为它充满了真善美。


我们在路上唱歌,我们在路上相爱,我们在路上彼此鼓励,我们在路上经历精彩的山水和人生。


我希望所有的青年,在座的不管来自于哪个省,我相信更多的是我们的三楚子弟。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地热爱生活,热爱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热爱自由。如果没有自由的生活,人生和畜生无异。我们一定要摆脱一种猪一般的生活。猪一般的生活就是吃饱喝足就够了,永远呆在自己的圈里。我是那头一定要越过圈栏的野猪。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猪跑了》。猪跑了是村里面的一件大事,我住在一个村子里面,一个农民的猪跑了,全村的人都去寻找这个猪。我从这个逃亡的猪里面,写下了这首诗。


我笑着告诉那些人,我说这个猪在即将成人的日子里面,终于翻越了它的圈栏,然后奔向了它的自由。


我是一个一生都渴望摆脱心中那个像猪一样活着的耻辱感的一个男人。我今天能给大家说的就是这样的,我的人生故事太多太精彩的故事,以后的时光我们有机会再慢慢分享。


我曾经说过,道路既给我们诱惑,同时还是我们的陷阱。我一边发誓要把天下的道路走成拖鞋,


像拖鞋一样被我们拖在了后面,但同时我也知道,我说道路啊,你总要以我们这些行动者的血,来填补你那苍白的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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