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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5】
许章润
我拒绝与这个时代和解
曾几何时，年龄与学生相仿。有的同学齿德稍长，社会阅历更多。在师生分际的有限礼仪之下，彼此实际分享的是兄弟情谊，张口喊饭，一笑出门。皆贫，身无分文；都天真，心怀天下。多少个时辰，议酣血热，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风斜河汉天香夜，精神如画。
它们构成了我青春记忆中的一抹彩色，说的是那一种叫做“八十年代”的故事，山远水长。存在长存，万物皆流，流水般的师生来来去去。一转眼，不觉不晓，成了他们的父辈。
突然，有些不适应，怅然若失，欣慰而又张惶。“做人”，这个艰辛而庄敬的字眼，老话，大白话，原来意味着需要以毕生长旅为代价，一步一步往前跋涉，如夫子所言，始能徐徐知之也。
熬到父辈，未必收获到了更多的尊敬，但因代际距离，却有了远远审视的便利。他们还是那般可爱，一如我们曾经在自己的老师眼里的模样，也就如我们的老师在他们的老师心中的记忆。然而，隐隐的，痛痛地，觉得下面要说的这类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名校尤然。
这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呢？略去枝节，概莫如此这般。
首先，他们聪明，但无才华。
会考试，什么样的答案能得高分，就造出什么样的答案来，一点就通。答案之外，多读无用，懒得溜一眼。
细数下来，高分学生，“三好生”，多半读书甚少，好像也基本不读与分数无关的书籍，蔚为学府新景象。会参赛，这个“杯”那个“杯”的赛事啦，培训复加演练，按照要求做就是了，至于有理没理，有趣无趣，何必想那么多，不就是要一个免试入读研究生的资格而已。——也许，有用就是有趣，有用等于有理。
需要什么证书吗？行呀，考一个，至于自己喜欢不喜欢，有意思没意思，另当别论。瞧，“七一”、“十一”的歌台上，就数他与她的声音嘹亮呢，那声音可是完全符合标准的哟！
十多年的应试教育和威权主义生活氛围早已教会他们，按照标准答案行事，不仅可以免去面对未知世界的迷茫，而且，一定引导向成功。执着于面对迷茫的，可能反而遭到淘汰。——我们这些父辈，该当何罪？
其次，他们应变，却不见性情。
小小年纪，就人情练达，识时务，似乎从稚童一步进入成熟的中年，将那个充盈千万种奇思妙想、热血沸腾、叫做青春期的生命时段压根儿删去。
世事洞明，懂得结交“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精于计算哪门课、哪件事有助于“成功”。党团活动，讲一口字正腔圆的；社团活动，来一段热情洋溢的；碰上教授，或许发表点愤愤的；领导面前，即刻大方而娇羞，单纯无辜却又知情达理。可他或者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似乎永远躲在多彩多姿却又不动声色的面庞之后。如今电视中天天出演新闻的那些面孔，不少就是这副德行。
再次，他们有志向，可理想贫乏。
志向就是“成功”，直截了当。或者，换一个表述，“卓越”。再直白而浅显的，叫做“做大做强”。就当今之世的情形来看，多数时候其实不外权钱二字，以及其他可得藉此一般等价物置换的浮世物件。但是，个人志向无涉公共关怀，亦无家国之思，终究苍白。
我们读何秉棣先生的回忆录，翻来覆去的不过就是“出国留学”、“争当第一”这类呜呜呀呀，感觉上甚至不如读杨振宁先生的回忆来得亲切感人，难以生出同情来，原因就在于志向与理想的层阶不同。其志固大，而精神境界渺矣！其业不凡，而人格气象隳矣！
最后，他们敢想敢干，实际上并无血性。
万物皆役于我，这是最敢想的，也是想当然的。似乎屡考屡中的少年得志，更加使得此一虚矫云山雾罩。由此，自私，极度的自私，不是多吃多占式的自私，而是惟我独尊、为了成功不惜一切的虚矫，竟会成为他们的显著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会动手，善执行；从来不曾、永远不会热血沸腾。
看看今日中国问题成堆，而独缺政治决断，表象为温吞，囿于既得利益，实则不敢担当，了无血性，早不复见邓公当年之气吞山河，便可见共和国教育有病，迁延发作罢了。
毕业后，约摸十几、二十来年，他们就会出头，一些人甚至光艳艳，亮灿灿。如今现成的两个词，好像是专为他们打造的。在一种场合，笼而统之社会学意义上的，叫“成功人士”；在另一些场合，直指要害政治学上的定位，称为“技术官僚”，或者，马克斯？韦伯的用语：“专家”。
他们是正常人，太正常了，连自己都容不得自己有一些儿出格。他们明白时代风气的需要、自己的实用价值和努力方向，也太过明白了，太早就明白了。他们奉守成功哲学，孜孜于此，一切围绕于此，也多半会走向梦寐以求的成功。
其实，当年茨威格环顾诗坛，就曾感喟，回想起曾如星汉照耀过自己青年时代的那些可亲可敬的名字时，心中不禁疑惑：“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在我们今天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之中，难道还会有那样一群全心全意献身于抒情诗艺的人吗？”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型生活方式呢？
茨威格说，在这个时代，常年充斥耳膜的不是宣传机器的聒噪就是战争的隆隆炮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扼杀了人的各种内在的专心致志，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把动物驱赶出自己最隐蔽的窝一样。”
可能，这一生活方式终于在神州登场了，而且，来势凶猛，变本加厉。
每念至此，无地彷徨，去找自己的老师，诉说流水帐，絮叨茶杯里的风波。老人家点头又摇头，摇头复点头，一阵忙乱，几场咳嗽。末了，终于平静下来，转过头来，缓缓道来：
“你觉着奇怪吗？”
是呀，看官，你难道觉着有什么奇怪的吗！
可是，我这个教书匠，真的觉着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了。莫非，时移世易，我已成了九斤老太？而身役教书匠，最为惆怅的，莫过于和自己的学生之间有了隔阂。或者，与这个当下时代风气不和。于是，不进则退，自作多情？
又或，“老境何所似，只与少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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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4】
何怀宏
好的生活何以可能？
罗卫国——2018年4月2日阅读于北京家中，这几天在改《认知突围》一书和《极简新利益讲义》。
我想我们是在要争取“好的生活”的前提下讨论“可能的生活”的，即不言而喻，我们是优先考虑要过“好的生活”，过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赵汀阳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叫《论可能生活》，但仅仅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可能生活”并不足以调动我们的生活意志，成为我们的生活目标。人们也并不都是或并不总是想改换生活，并不是总要去尝试新的生活而不满旧的生活。就一个人来说，他只有一个一生，更是无法去过“各种可能的生活”。所以，我以为“好的生活”比“可能生活”还是更能概括我们的生活目标和意愿，先是好的生活，然后是可能性的问题。而可能性的问题的确也很重要。我现在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好的生活何以可能？
人们对何为“好的生活”有不同的理解，而现代人还主张这些不同理解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都是价值平等的，即不同的理解者都有平等的权利去主张和追求自己的“好生活”。不过，我现在讲的“好生活”主要是一种为多数人所认可或理解的“好生活”。这种好生活的内外条件也是指适应于大多数人的可能性。亦即，我这里不说很少数的圣徒和英雄的“好生活”，他们可能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能成就自己。但大多数人却不如此，他们想过的好日子在恶劣的时代和社会里就无法得到保障。
所以，我们要优先考虑争取一个较好的社会，或者低说一点：“尚可的社会”。这个“尚可的社会”至少能为它的所有成员提供“基本的好”。所谓“基本的好”，从罗尔斯的观点来引申，主要是指作为公民或社会成员的一些基本权利；能够生存或符合人的身份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或财产；得到承认的一般尊重等。这些“基本的好”应该有一种制度的保障而不只是统治者的心愿或者话语。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共在的世界，一个互为行为主体、又互为行动对象的世界，我们的行动几乎都会对别人发生影响。所以，我们追求的“好生活”就不应妨碍别人的同样“好生活”，即要让别人的、他同样觉得好的生活也成为可能。反过来也是一样。要防止让一个人占尽一切好处或让一个利益集团通吃成为可能，因为，这样一种可能会扼杀其他一切可能。这样，我们每个人，不论有多大权力财富和名望，就都必须遵循一种基本的伦理，遵循一种对所有人平等的法律。
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平台。而我们争取这样一个平台既是为社会争取，也是为个人争取。至于还有许多“好生活”中的积极和富有个性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好”之上还有一些更多更高的“好”，则主要是让不同的个人自己去争取。这样，我们就必须自己规划自己的一生。个人的努力达成“好生活”的条件主要有：1、能力和性格的天赋；2、后天的训练和努力；3、偶然的运气。而在这些方面，人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就必须首先要认清自己：我有些什么，我究竟要什么，我最看重什么，什么东西最能让我感到安顿以致幸福等等。存在着某一方面甚至多方面的不利并不意味着就得不到“好的生活”——我们可以善加搭配，我们还可以调整自己，包括调整自己的期望，调整自己的内心。而拥有多方面的优势也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好的生活”——如果他认错了自己或错待了他人。
无论如何，我们也还是不能忽视为社会一般所认为的“好”，或者就径直说“权钱名”。尤其是不能忽视“权钱名”的底线——即上面所说的“基本的好”。最好使上面“基本的好”也不缺少，比方说也能过一种像样的物质生活，除非它们和“更高的好”发生非此即彼的冲突。当然，我们同时也应区别“基本”与“更高”之分，让物质基础就是基础，而不要成为上层建筑。
但更大的“权钱名”看来也常常会有一种对“好生活”的背书作用。最近有一个印度电影《三个白痴》，里面讲到一个比较功利的大学毕业生查特，向另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毕业生兰柯打赌，看十年后谁过得更好更成功。结果查特去了美国，十年后事业有成，有了豪宅靓车，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找兰柯，终于在一个山区小学找到了任教的兰柯。查特大快，觉得自己赢了，然而结尾表明，兰柯同时还是一个拥有许多资产和专利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查特又不得不服输了。这结尾像是落入了俗套，但好像也还是带来了安慰，如果兰柯的确就只是一个穷小学教员，又没有例如特雷莎修女那样的名望，查特会服输吗？在世人眼里又是谁生活得更好？而的确还有一些做了类似于特雷莎修女那样一心服务穷人的事情的人，只是没有她做的那么多那么好，但很可能就是终身默默无闻。一般人也还没有那么超凡脱俗。要超凡脱俗，必须内心十分强大才行。而如果选择一条很少人走、也很有意义的生活道路，那就要自问：我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心灵力量来应对一生的贫困和世人的冷遇？有这样心灵的人就接近于是一个圣者了，是人世间的星。
在过一种好生活的能力中，其实也还包括化解生活中不幸的能力。尽力去争取最好的吧，但也准备最坏的。有时对整个社会发生的灾难可能还好忍受些，而仅仅发生于一两个人的灾难就要难忍受得多，但如果它已经对我们发生了，我们也就必须承担。而一种生命的韧性，不仅在圣者那里存在，在普通人那里也并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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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3】
安兰德
什么是西方价值观
【罗老点评】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个人素质应该是优秀的，否则也杀不出一片那么大的天空来。可惜终究是笼中鸟，左突右冲，也突不破制度的藩篱，并且人性中最优秀的因子也得不到最酣畅的发展，反而是恶的东西有可能被激发出来，不恶，怎么应对四周的恶。“如果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你必须获得社会的许可，无论你能否获得这样的许可，那么你都不是自由的。只有奴隶在行动之前需要获得主人的恩准。恩准不是权利。”马云马化腾和海南又“亲近”去了……海南不能跑马，但可以跑两个这样的马？！
【亮点学友】罗老，您做企业家培训，恐怕不能仅仅教会他们赚钱，还得告诉他们要有脊梁，要自信能在社会经济中拥有一方天空，不是谁恩赐的结果，是自己自由意志和向上欲望的产物，有钱了也别整天玩点手串，学点国学附庸风雅，读点西方的东西，具备些现代意识和素质。企业家有独立人格了，有反思精神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就真的强大了。官商和奸商除外哈，他们是吸血鬼和蛆虫。
安兰德（Ayn Rand）是美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她不但是许多共和党人的启蒙导师，其作品和思想（特别是关于“个人主义”的探讨）在党内也有着经久不衰、十分深远的影响。如今，我们转载安兰德对于几个基本概念的经典论述，希望对想要了解美国政治思想的读者有所启迪。
关于美国主义的问答
1.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两大原则之间的对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他人或集体都不得剥夺其权利，所以，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是为了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生存。
集体主义认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他的工作、身体和个性都属于集体，集体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可以用任何方式任意对个人进行处置，所以，个人的存在需得到集体的允许，并且是为了集体而存在。
这两种原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生成的根源。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是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
2.什么是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是人们为了能共同生活而遵守的法令。制定这样的法令，必须以一个基本原则作为起点，那就是要首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社会的权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个人主义的回答是：社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因为它受到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的限制，社会只能制定不会侵犯这些权利的法律。
集体主义的回答是：社会的权利是无限的，社会可以任意制定法律，并任意地强加给任何人。
例如：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通过一项法律以结束某个人的生命，哪怕是有百万人之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们就侵犯了保护生存权利的法律，必将受到惩罚。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只要有利可图，任何人多势众的群体（或任何自称可以代表多数人的人）完全可以通过一项法律来结束某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群体）的生命。个人的生存权利在那里是得不到承认的。
根据个人主义原则，杀人是非法的，而保护自己是完全合法的，法律站在权利一边。根据集体主义原则，人多势众的一方杀人是合法的，而自卫却是非法的，法律站在多数人的一边。
在第一种情况里，法律代表的是道德原则。
在第二种情况里，法律代表的是无视道德原则的观点，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他们能在数量上占上风。
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在法律面前任何时候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不论他是势单力薄，还是身后有百万人撑腰。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人们需要拉帮结派，谁的帮派最壮大，谁就拥有所有的权利，而失败者（个人或少数派）却没有任何权利。根据他所在帮派势力的强弱，一个人可以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主人，也可以成为孤苦无助的奴隶。
在你确定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为优越之前，一定要记住以上的分析。你需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社会的权力要么是有限的，要么是无限的，不可能两个同时成立。
3.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
美国是建立在“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原则之上的：
——这些权利属于每个作为个体的人，而不属于作为群体或集体的众人；
——这些权利是无条件的，是每个人私有的，属于个人，而不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不属于团体；
——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社会赋予的；
——个人拥有的这些权利不是来自集体，也不是以集体的利益为目的，它们同集体相对立，是集体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些权利可以保护个人，使他不受到任何他人的侵害；
——只有建立在这些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拥有一个自由、正义、尊严、体面的社会。
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不是限制个人权利的法律，而是限制社会权力的法律。
4.什么是权利？
权利是对独立行为的认可。拥有权利意味着行动不需任何人的许可。
如果你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社会允许你存在，那么你就不具有拥有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外来的许可随时可能取消。
如果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你必须获得社会的许可，无论你能否获得这样的许可，那么你都不是自由的。只有奴隶在行动之前需要获得主人的恩准。恩准不是权利。
千万不要以为工人也是奴隶，以为他是因为老板的恩惠才获得工作的。他不是靠别人的恩惠才拥有工作，而是靠双方自愿签订的合约。工人可以辞职，而奴隶不可以。
5.什么是不可剥夺的人权？
不可剥夺的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生命权是指任何人不会因为他人或集体的利益而被剥夺生命。
自由权是指个人享有个人行动、个人选择、个人创制并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失去了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独立行动就无法得到保障。
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指在尊重他人相同权利的前提下，人有权为了自己而生活，可以选择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生活方式并予以实现。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必为了他人或集体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集体不能决定个人的生存目的，也不能左右他追求幸福的方式。
6.我们怎样承认他人的权利？
既然人人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享有相同的权利，不能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去破坏他人的权利。
例如，一个人有活着的权利，但他无权剥夺另一个人活着的权利；他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他没有奴役他人的权利；他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他没有把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权利（或对他人进行谋杀、抢劫或奴役）。他在享受某种权利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这正是他人也应享受的权利，从而了解他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
千万不要以为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样的话：“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必管别人会怎样。”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光是他自己的，还有别人的。
自由主义者是这样的人：“我不想控制任何人的生活，也不想让任何人控制我的生活。我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我不想作主人，也不想作奴隶。我不愿为任何人牺牲自己，也不愿任何人为我牺牲。”
集体主义者会说：“伙计们，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管他好死赖活。”
7.我们如何判断权利受到侵犯？
权利无法受到侵犯，除非是运用武力。一个人无法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无法奴役他，也无法阻止他追求幸福，除非是动用武力。如果一个人不是出于自由自愿的选择而被迫采取行动，那他的权利就受到了侵犯。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权利之间划上一条清楚的分界线。这是一条客观的分界线，不因观点差异而改变，也不受多数人的意见或社会的硬性规定左右。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率先向另一个人动用武力。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遵守着一条简单明确的行为规则：你不能希冀或要求他人采取某种行动，除非这是他人自由自愿的选择。
不要被集体主义的老把戏所迷惑，他们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因为你不能随意杀人，社会不允许你杀人的时候已经约束了你的自由，社会拥有以任何它认为合适的方式约束你自由的权利，所以，丢掉自由的幻想吧——自由取决于社会的决定。
阻止你杀人的不是社会，也不是某种社会权利，而是其他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这不是双方权利之间的“妥协”，而是确保双方权利不受侵犯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不是来自社会法令，而是来自你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无法武断地定义这条分界线，你自身拥有的权利里已经隐含了这条分界线。
在你的权利范围内，你的自由是绝对的。
8.什么是政府正确的职能？
政府正确的职能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到暴力的伤害。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里，人们彼此之间不会动用武力，他们只在自卫时才会诉诸武力，也就是说，他们只用武力来维护受到侵犯的权利。公民赋予政府在反击时使用武力的权力——而且只能在反击时使用。
一个合理公正的政府不会率先动用武力，它只在回应那些首先动武的人时才使用武力。例如：政府逮捕一名罪犯时，侵犯权利的不是政府，而是罪犯，他的所作所为剥夺了自身的权利，人们除了通过武力对付他之外别无他法。
我们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任何被定义为犯罪的行为都是涉及动用武力的行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需要通过武力来回击。
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鬼话，说什么“杀人犯对社会构成犯罪”。杀人犯杀害的不是社会，而是一个个体；他侵犯的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属于个人的权利。他不是因为伤害了一个集体而受到惩罚——他没有伤害整个集体，他伤害的是一个人。如果一个罪犯抢劫了十个人，那么他抢劫的仍然不是“社会”，而是十个个体。根本不存在“对社会构成犯罪”这种情况，所有的犯罪都是针对具体的人，针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保护每一个个体不受到罪犯的伤害，正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公正的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可是，如果政府成为武力的始作俑者，就一定会祸患无穷。
例如：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以处死或监禁作为惩罚，强行命令一个个体工作，并且让他永远束缚于某种工作——这里，率先动用武力的就是政府了。这个个体没有对任何人使用暴力，但是政府却对他施以暴力。这样的做法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其结果只能导致血腥和恐怖，这一点你已经在任何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国家中找到了例证。
如果人类没有政府和任何形式的社会制度，人们可能会通过纯粹的暴力形式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并生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拥有和另一个人抗争的平等权利，但他无法和十个人抗争。一个人需要保护的是不受群体的伤害，而不是某个个体。即使是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虽然多数派可以自行其道，但是少数派还是可以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斗争，使多数派的统治无法长久。
而集体主义连原始的无政府主义都不如：它剥夺了人们反击的权利。在这里，暴力是合法的，而反抗是非法的；在这里，多数派（或任何声称代表多数派的人）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少数派则孤立无援，随时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不公正的事情了。
在现实中，当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社会侵犯了少数人的权利（或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权利）时，多数人往往也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权利，并且受制于某个通过暴力进行统治的小团体。
如果你想了解并且记住把武力作为反击手段（倡导个人主义的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和把武力作为基本政策（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是这样做的）之间的区别，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同杀人和为了自卫杀人之间的区别一样。一个合理公正的政府采取的原则是自卫的原则，而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则与杀人犯同出一辙。
9.“混合的”社会制度存在吗？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混合存在的社会制度。社会要么承认个人的权利，要么不承认，绝不可能出现中立暧昧的状态。
但现在经常发生的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社会缺乏在实际生活中始终坚持原则的勇气、正义感和智慧。由于无知、怯懦或疏漏，这样的社会常常采纳和接受与自己的基本原则相左的法规，从而侵犯了公民的权利，结果使整个社会充满冤屈、邪恶和弊端。如果这样的错误得不到纠正，那么整个社会将陷入集体主义的纷乱之中。
如果你看到一个社会在某些法律条文中承认人权，而在有的地方又不承认人权，你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混合的”制度，也不要以为这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妥协，能够行之有效地存在下去。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相反，它正日渐解体。解体需要时间，没有一样东西会瞬间四分五裂——人的身体不会，人的社会也不会。
10.没有道德原则的社会能够存在吗？
很多人至今还幼稚地认为，社会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原则可有可无，权利只是一个幻影，权宜之计才是行动的有效指南。
确实，社会可以摒弃道德原则，任凭自己变成无所约束的兽群狂奔地走向灭亡；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似乎也可以选择随时割断自己的喉管。但是，如果他想生存下去，他就不能这样做；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社会想继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摒弃道德原则。
社会是一群生活在同一国家同生同息的人。如果没有一个明确客观的道德规范供大家理解并自觉遵守，人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彼此相待，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彼此会如何行事。不承认道德存在的人是罪犯，对于这样的人你别无他法，只有在他敲碎你脑袋之前敲碎他的脑袋；和这样的人你无话可说，因为你和他之间没有有关行为规范的共同语言。赞同没有道德原则的社会，就是赞同让人们像罪犯一样地生活。
由于传统，我们仍然在遵守很多道德规范，我们对这些规范习以为常，根本不会意识到，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才得以顺利进行。为什么你可以走进拥挤不堪的百货商店，买好东西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你周围的人们和你一样需要商品，他们完全可以轻易地制服商店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售货小姐，把商店抢劫一空，抢走你的背包和钱包。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你——除了尊重个人生命权和财产权的道德原则。
不要错误地以为人们是因为害怕警察才没有为所欲为。如果人们认为抢劫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有再多的警察也没有用。而且，如果其他人认为抢劫有理，那么警察为什么就不能这样想呢？那么，谁还愿意当警察呢？
更何况，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里，警察的职责并不是保护你的权利，而是侵犯你的权利。
如果你认为某个时候的利益驱动可以成为行动的理由，那么抢劫商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如果大家都信奉这样的行为准则，还会有多少百货商店、工厂、农庄或家庭可以存在，可以存在多久？
如果我们摒弃道德，并代之以集体主义的多数裁定原则；如果我们认为多数人的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多数人做的事情一定正确，就因为这是多数人做的事情（这是对或错的唯一标准），那么人们该怎样把这样的做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呢？谁是多数人？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都可能是多数人中的一员，可以随时任意地伤害他。因此，每个人和其他的所有人就成了敌人，每个人都会害怕、怀疑别人，每个人都必须在被抢劫杀害之前去抢劫杀害他人。
对于缺乏思考的人来说，这样的口号确实是很动听的：“公共利益高于任何个人权利。”
但是，没有个人权利，就根本不可能有公共利益。
集体主义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告诉人们为了他们的兄弟牺牲自己的权利，结果，人们除了害怕、憎恨和毁灭自己的兄弟之外别无选择。
和平、安全、繁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善意，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有在个人主义的制度下才能实现。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利，都知道社会可以保护他的权利，而不是要毁灭他。于是，每个人都知道他可以或不可以对自己的邻居做什么，知道他的邻居（一个或一百万个）可以或不可以对他做什么，这样，他就可以坦然地把他们当作朋友，当作一个同类。
没有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存在合理的人类社会。
不承认个人权利，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存在。
11.“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一条道德的原则吗？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最荒谬的口号之一。
这句口号没有具体明确的意义。我们根本无法从善意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解释，它只能用来为那些最邪恶的行为狡辩。
这句口号里的“利益”应该如何定义？无法定义，只能说是有利于最多数人的东西。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下，谁来决定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还用问吗？当然是大多数人。
如果你认为这是道德的，那么你一定也会赞同下面的这些例子，它们正是上面那句口号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奴役了另外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饥饿的人以另外一个伙伴的肉为食；一群残忍的匪徒杀害了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造成威胁的人。
德国有七千万德国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大多数人（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纳粹政府，政府告诉他们，只有消灭少数人（犹太人）并且掠夺他们的财产，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结果。
但是，你可能会说，在上述的例子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利益。对，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为“利益”不是靠数字决定的，也不能通过什么人为了别人所作的牺牲获得。
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上面的那句口号包含着某种高尚的意义，它告诉人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应该牺牲自己。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会不会也高尚一次，愿意为那些邪恶的少数人作点牺牲？不会？那么，为什么那些少数人就一定要为那些邪恶的多数人牺牲自己呢？
头脑简单的人以为，每个高喊上面那句口号的人都会无私地和那些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自己的少数人站在一起。这怎么可能？那句口号里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努力挤进多数人的队伍，开始牺牲他人。那句口号传递给他的真实信息是，他别无选择，抢劫别人或被别人抢劫，击毁别人或被别人击毁。
这句口号的可鄙之处在于，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要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一个人的所得必须依靠另一个人所失。
如果我们赞成集体主义的教义，认为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他人，那么他享受的每一点快乐（或每一口食物）都是罪恶而不道德的，因为完全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也想得到他的快乐和食物。根据这样的理论，人们不能吃饭，不能呼吸，不能相爱（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私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你的妻子怎么办？），人们不可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最终结果只能是自相残杀。
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
不要认为与“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种提法相反的是“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每个人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希望保留美国的生活方式，那么你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永远从你的思想、言语和情感中清除“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空洞口号。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纯粹集体主义思想的教条。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你就不能接受它。你必须作出选择，非此即彼，不可兼顾。
12.动机能否改变独裁统治的性质？
一个诚实的人有别于集体主义者的标志是，他说话算数，而且十分清楚自己所说的话有什么含义。
当我们说我们认为个人权利不可剥夺时，我们的意思明白无误。“不可剥夺”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在任何时候为任何目的夺走、终止、侵犯、限制或破坏个人权利。
你不能说“除了冷天和每个星期二，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样，你也不能说“除紧急情况外，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或“除非是为了善意的目的，否则人的权利不得侵犯”。
每个人的权利要么是不可剥夺的，要么是可以剥夺的，而不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并存的状态，这就像你不能说自己既神志清醒又神经错乱一样。一旦你开始提出条件，说出保留意见或举出例外的情况，你就已经承认在个人权利之上还存在某种东西或某个人，他们可以任意地侵犯别人的个人权利。是谁？当然是社会，换句话说，是集体。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为了集体的利益。谁来决定什么时候可以侵犯别人的权利？仍然是集体。如果你赞同这一切，你就应该回到你原本属于的陈营，承认自己是个集体主义者，并且承担集体主义可能产生的后果。这里没有任何中间路线。你不能既想吃掉蛋糕，又想把它留下来。你这样做只能欺骗你自己。
不要藏在“中间路线”这样的无稽之谈背后而不敢面对现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是一条路的两侧，留出中间的路让你走。它们是两条方向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条通往自由、正义和繁荣，另一条走向奴役、恐怖和毁灭。要走哪一条路全看你自己的选择。
集体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日益扩张并不归功于集体主义者的聪明才智，而是因为那么表面反对集体主义而其实骨子里信仰它的人。一旦人们接受某个原则，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是那些一心一意的人，而绝不是半心半意的人，是那些坚持到底的人，而不是那些半途而废的人。如果你开始赛跑时就说“我只想跑前十米”，而另一个人却说“我要跑到终点”，那么这个人肯定能打败你。如果你说“我想侵犯一点点人权”，而法西斯分子却说“我要毁灭所有的人权”，他们也肯定会打败你，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你已经为他们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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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2】
陈果
朋友是无用的！
对“朋友”一词的滥用，恐怕仅次于“爱情”。正因为频繁遭到误用，人们对它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误解，“朋友”一词也因此掉价不少。
真挚的“朋友”即是“挚友”。他们不是玩伴，不是酒友，不是寂寞时的慰藉者，不是精神的避难所，也不是基于利益牵扯或实用效果的“人脉”，更不是在场面上随口说说的套话或社交辞令；
“朋友”往往不是哄来哄去的一个群体，也不是扎堆出现的一个圈子；
“朋友”不是对你的主意或见解都抱以赞同、迎合的人，也不是对你事事妥协、盲目跟从的人；
“朋友”不是跟班，不是附庸，也不是陪衬人，而是在人格和精神上彼此对等的人；
“朋友”很少是一见如故者，因为心灵的亲近、精神的契合往往需要在时间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如果我们以为“朋友”就是自己的精神避难所，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将自己无力担当的哀怨情绪一股脑地向他宣泄，也不管他是否愿意、生活处境如何，都要他与我们分担我们的烦恼，至少是倾听我们的满腹牢骚，那我们作为“朋友”恐怕显得过于自私了。
我们这样做，对我们的朋友不好。
或许我们应当意识到，此时的我们是在借“朋友”的名义将他当作我们的情绪宣泄对象、语言垃圾桶，我们毫无节制地让无辜者承受了本应由我们自己消化的怨气冲天——这是一种对友情的滥用、对朋友的损耗，我们实际上在这样喋喋不休的抱怨中浪费了与朋友在一起的宝贵时间。
朋友之间分担“苦”却不分担“怨”，因为“苦”是心灵的受难，“怨”是情绪的毒气；朋友之苦往往也是我们的苦，而一个人绝不会忍心用自己情绪的毒雾笼罩朋友的生活，使其遭受污染。
朋友是“无用”的。
我们之所以交朋友、之所以需要朋友、之所以爱我们的朋友，不是因为他们“有用”。
朋友不是为了“利用”，不是为了找一个安全的情绪宣泄渠道，不是为了索取安慰，不是为了陪衬自己的优越，不是为了多一个“帮手”或“同谋”......
而是为了奉献我们的爱与关怀，为了与之分享心灵的丰富和生活的美好，为了那种相互理解所带来的默契，为了“不时常想起，却无处不在”的空气般的同在感和信赖感。
与朋友在一起，我们不期待得到任何东西，仅那份彼此无需设防的内心松弛、不刻意的流畅自如，已然使我们心满意足。
我的一个同性朋友是这样描述朋友之间的心领神会的，
“执手相看无语，却心事了然”。
确实如此，她一句不经意的“我还不知道你吗”常能让我心生感动、备感幸运——
你知道我，正如我知道你知道我，无需太多解释，因为你懂。
想起了多年前的毕业时节，我的一位异性朋友即将离开学校去远方工作，而我将留在学校继续读书，临别的前一天，我们在校园里散步闲聊，毕业是高兴的事情，也多少带着些告别的忧伤。
他对我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分别之前，我可以和你拥抱一下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却有点不好意思了，支支吾吾地解释：“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当然更没有什么无礼的想法……其实，不拥抱也没什么的……”
记得当时我一把将他拉进自己的怀抱，在他的耳边说：
“不用解释，我明白的。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希望你今后一切顺利。”
我们都明白这个拥抱的意义，这其中没有猜忌，所以为此担心也就没有必要了。
在出现实际的困难时，我们反倒不找朋友帮忙，不向朋友借钱，不要求朋友为我们找工作，不愿意让朋友出面为我们捋平麻烦。
在这一点上，友情与爱情十分相似，纯洁、美丽、近乎神圣，那是一种建立在心心相印基础上的情感关系。
你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因而使自己的soul mate（灵魂伴侣）承担太多现实的功利之用，因为你爱你的朋友，爱他所以不愿轻易增添他的烦恼，也不希望你们质朴的友情因为掺入了任何非友情的因素而变得复杂纠结。
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更愿意让朋友就这样无用着、闲置着，也不舍得将这清水搅浑。
有时，因为这清水太明澈见底，竟会给不知情的旁人造成一种幻象，以为“无水”，以为这两人不是朋友，就像一块明净透亮的大玻璃常常使人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而眼睁睁地一头撞上去。
我们并不常谈及我们的朋友，也不在外人面前炫耀我们深情厚谊的友爱，我们甚至并不与朋友本人频繁地见面、时时沟通，以至于有很多人或许都不知道我们与朋友之间有着日久年深的交情，但即使再长时间不见，一旦相逢交流，仍一如既往的默契，仿佛从未分开过。
朋友不是实用之物，而是奢侈品。
他不符合实用性的标准，却使生命华丽。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拥有朋友本身已然是一种幸福。
所以，如果你所谓的“朋友”是可供你想用时用他一下的工具的话，你就没有脱离实用及功利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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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1】
野夫
在路上
野夫，曾因同情某运动自愿退出警界，1990年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六年，1995年减刑出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尸骨无存。现为自由作家。
法国有一个学者写过一本书，叫做《无所在的故事》。他把人的生活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所在”，一种是“无所在”。
什么叫有所在的生活呢?他的描述是这样，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程序里面，比如说你每天从家走向单位，从单位走向菜场，然后从菜场走回你家的厨房。你的一生沿着这样一个固定的道路，重复着，偶尔有一点点意外。
那还有一种人生呢，叫无所在的状态。就是当你踏出家门的那一刻，你就不知道明天你在哪里，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你在每一个码头、车站，甚至每一个大街转角的地方，你都有可能因为踩住了一个少女的裙边，因为一声道歉，而产生一场意外的爱情，或者其他的故事。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无所在的生活，我的一生就这样走在路上。大家看见我已经50多岁了，还像一个老操哥一样地活着。
但是过去的我并不是这样。
我也曾经在有所在的生活中，度过了我的27年。在我童年、少年、上大学、青春，在我们那个年代，我198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分到一个单位。每天上班，按照领导的部署每天做着同样重复的工作。
我是一个山里的孩子，每一个边镇小镇长大的孩子，都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向往，都渴望走向远方的道路。远方一直是我们心中永恒的诱惑。
而那个时候，我们上完大学又分回了故乡，觉得自己的一生都会埋葬在那个山沟里面，道路对我们构成一种诱惑，也对我们构成一种折磨。
许多年前，民国时期，同样在武陵山区，另外一个湘西青年，沈从文，他在湘西的一个最大的军阀手下做文书，那个军阀叫陈渠珍，他完全可以在那个部队里面成长，当官，但是他怀揣着一个远方的梦，饥寒交迫地来到了北京，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
那这样的故事也激励着后辈的我们，我一直想走出深山，但在那个年代，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中国是一个不能自由迁徙的国度。今天大家看到的可以自由迁徙，只有很短的历史。过去我们的农民进城，甚至十几年前我们的农民进城，都要必须无数个证件，才能来到你自己祖国的其他的地方，没有单位介绍信你是没办法走出远方的。这个国家一切都体制化了，把每一个人，都奴役在它的一个网格之中。
我们要想走向自己的远方，踏上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1985年来到武汉，不敢自己冒昧地过来，而是拿省作协的介绍信才过来。考上武大，之后分配到海口市公安局当了警察，哪怕我已经离开了故乡，走向了远方，走向了天涯，但是还是在体制之内，而且在体制的核心部门。
警察系统是一个半军事化单位，下级要服从上级，每天要必须去执行任务。去蹲守、去便衣化妆、去晚上搜捕，去抓妓女，我审过成百上千的妓女。这样的人生对我来说，它是我需要追求的一份生活吗?
我一直质疑着自己的生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出口。
1989年，我决定从此离开这个体制，踏上自己的真正的自由的道路。——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主席2018年8月27日主编——那个晚上，我在痛哭喝醉之后，写下了几千字的辞职信，然后第二天，用警帽端着自己的警官证、肩章、徽章、警号、手枪等等这一切走向办公室，非常神圣地给我的领导们说，老子不干了。
在那样一个年代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很少或者说很少有中国人，敢公然背叛自己的体制，敢公然背叛自己被规定的道路。我尝试着这样去做了，而且义无反顾。甚至在后来的审查之中，我的局长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现在要是检讨，要是悔过，要是交代，我们还可能把你留下，但是我放弃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山里，回到了我的故乡。成了一个烟厂的工人。
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但是不能多说，就是我突然又从警察变成了一个囚徒，而且就在这个附近不远的地方坐牢。
坐牢的生活当然是被规定好了的。每天六点钟吹哨子集合，每天要六次点名，每次点名你都要立正答：到!
这就是我的被规定的生活，我一生都不喜欢这种被规定，我一生渴望自由，我渴望自由带来的全是锁链，但我相信我会挣脱它。
1995年我回到人间，那个时候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我家破人亡了。
武汉是我的伤心城市，我决定离开它，再次踏上道路。我的一个兄弟叫李斯，今天没有来，他原来说要来的，是中国著名的一个翻译家，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下岗的知识分子。他和另外一位朋友送我到武昌南站，1996年的正月十二，是中国所有的农民工开始蜂拥而出打工的时候。
在武昌南站的门口，所有的农民工背着卧具、被子、行李，蜿蜒曲折地在南站门口排着队。警察保安不断地训斥，不断地用脚踢那些农民。排好一点队，不许插队等等训斥来自于我的耳边。我们三个人默默地跟随着在队伍之中走，我对我的兄弟李斯说，我从此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我说，我心态非常平和，这就是我的道路的开始。
我的另外一个来送我的好朋友，最奇怪的是他给我拎了一口锅来，他非要我带着这口锅到北京去。我说，我已经有换洗衣服，我不能带一口锅去。他担心我在北京需要买锅，需要埋锅造饭。我说我要是带了这口锅离开武汉到北京去的话，我一生都会抬不起头来。这口锅你必须把它带回去，否则我就在铁轨上把它砸碎。因为古人说，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锅砸碎了，这个命押上去了，赌进去了。
于是我的朋友终于把他的一口新锅拎回去了，我没有带着。我相信这个世界，我所到之处都有我的锅。
我怀揣着这样的信念去了北京，在北京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活。成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也完成了原始积累，又过上了一个规范的生活。
居家过日子，生活一天天开始沉闷起来。每天晚上要打电话向全国各地讨账，因为各地的批发商都欠我的账。我活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活得像一个黑道人物一样，而且不惜在电话里面威胁：你欠我的钱再不拿来我一定要找上门去。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再一次醒悟了。我想我还是应该踏上我的道路。于是，离婚，把所有的财产放弃，一个人开着一辆破车离开北京，到了云南。
再次踏上了我的道路，就像我的背景这幅画一样的铁轨，这是我一个朋友画的，这个画家叫孟煌，现在在德国。他的这一组画的主题就叫“在远方”。
我到了大理之后，又一次把自己洗白了，又一次一无所有了。于是我开始写作，到处行走、访友、喝酒。我突然发现我真正地在46岁以后，找到了我真正渴望和喜欢的生活。
我结交了天下无数的义人，我们行走在公益的路上，默默无闻地做很多很多的慈善的、维权的、救助的、公益的各种各样的好事，我结识了这个世界上一批真正怀揣着良知，为了自由而奔走于途的人们。他们就像当年墨子的子弟一样的行侠仗义，扶弱抗暴。
这都不是我的虚构，我一直说江湖不死，江湖社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心底。这些年来我做过无数次关于江湖的演讲，我们这些喜欢道路的人，喜欢自由的人，从我们自身的生活开始革命。
革命不意味着是暴力，我最喜欢的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如果没有一种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深刻的革命，即使有一场社会的革命，我们依旧还会活在奴役之中。
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没有了，皇室没有了，但是中国人的奴性到今天为止还一直残留着。
那么在路上的人生，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是对体制的一种挑战，一种背叛。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个性之中，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活好，我们把真与爱的火种传遍天下，那这个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获救。
我在我的这种在路上的生活中感到了特别的快乐，无论是方外之交，无论是底层的，那些普通平民，还有那些草根知识分子，就像刚才大家听见的这位乐手，莫西子诗。在我的行走的路上，我结识一大批这样的民谣歌手，就像大家熟知的周云蓬啊等等这些人，俊德啊舌头乐队的。这样一些乐手我为什么喜欢他们，我在我的行走的路上经常看见他们，到了黄昏摆一个地摊儿，自弹自唱，为孩子挣一点点奶粉钱。这是他们真实的生活。
但是当你驻足坐下来，听他们的歌声，听清楚他们的歌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歌声里面，有非常美丽的诗句，有非常警醒人的很多哲理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乐句，在嘲弄批判着这个恶世。
他们也要行走在路上，他们不行走在路上他们就无法生活。他们一点点地走，一点点去挑战着黑暗，一点点地嬉笑怒骂着他们所不习惯的锁链。
我们都各自行走在自己的命途之中，我们必须对自己规定的命运进行一场反叛，否则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每个人一生要么早夭，要么寿终。早夭和寿终，如果它是一个平庸的生命，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喜欢把自己的生命过得特别精彩，我们去结交每一个朋友，就像阅读一本本不同的精彩的书一样。
我是在这样的路上，因为结交了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于是我开始写作。写作给我带来了生存的资源，也给我带来了荣誉，带来了尊严。
我从我的故乡那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小镇出发，湖北省的最偏僻的那个角落，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今天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甚至出国，欧洲、美国、东亚。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少年的梦，一直激励着我，就是我们被道路诱惑着。
我们如果一生在一种有所在的生活下，完全地循规蹈矩地忍受着自己的那份被奴役的生活，我觉得那样的生命是可悲的，至少是让我感到可怜的。
我常常喜欢鼓励，现在的年轻人，包含我也有孩子，我的孩子可能跟在座很多人一样，甚至比你们还大一点，我都鼓励他们去漫游。就像刚才这位莫西子诗的最后一首歌的主题一样，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当我离开体制，当我写出报告 ，背叛体制，发誓放弃很多人眼中一份很有权力的工作的时候，很多人是充满了害怕的。我的母亲父亲都为我害怕，我的朋友都为我担心，事实上，厄运有多么可怕呢?不就是像我那样，失去几年自由嘛?
在那失去几年自由的日子里面，锻炼了我的人格 ，训练了我的力量，使我更敢于挑战。我觉得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怀揣着一种雄性意识去生活。不要害怕，在这个时代，活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不去偷不去抢我们一样可以活得非常的好。
我常常对我的女儿，那时她在北京，我经常开着车带着她。我说，你看看那个路边拎着一桶水甩着毛巾的人，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就像你父亲当年来到这个城市一样，从中国的各个乡村来到北京，他们没有生存技能，没有人缘关系，但是他知道，买一个塑料桶只要几块钱，拎一桶水，拿一个毛巾，在路边甩手帕，洗车，他们也可以活下来，就在这个城市。
生活，只要你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很低的话，你永远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的草根。大家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大学生，我要去摆个地摊儿会很没有面子。不要有任何一点虚荣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我们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即使我们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我们也应该白手起家，也应该沿着自己的道路走，而不是要完全去沾父辈的光。
我喜欢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前几天在大理遇见了一个老大姐，75岁，她看见我认出我来。她说我是你的粉丝，她要跟我合影，我很难想像有一个75岁的老大姐会是我的粉丝。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她说我上微博啊，上网啊。我说75岁还上微博吗?她说，你太瞧不起我了。她说，我55岁的时候，我在新疆生活了55年，55岁终于退休，之后我才开始我的人生。从新疆出发，现在行进了大半个中国。65岁的时候在三亚去学习潜海，72岁的时候徒步进入西藏，一直过着背包客的生活。
我问她最近在大理做什么，她在大理做志愿者。一个75岁的人做志愿者，就是到每一个她喜欢的客栈或者书店，就说，我给你打一份义工，不要工资，你只给我一个住的地方。她就这样地活着，一个老大姐，75岁的老人，跟着很多年轻人徒步穿越。
她说，有一天我就这样死在路上，我会觉得非常高兴。我终于从55岁开始了我的真正的生命。
在大理还有一个老人，今年将近80岁，在大理的人民路。我现在说到这儿，你们以后每一个去大理的人，都会在人民路上看到我说的这样一个画面。
在人民路的中段，每天黄昏，有时是下午就开始了，会在路边席地而坐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而且是白族老人，他面前摆着三摞诗集，是他的三本诗，他每天就卖他的诗集。
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因为中国有很多老干部写着那种老干部体的诗歌，歌颂共产党、国庆有感等等这些，我以为这是又一个老干部诗人。但是有一天我蹲下来去翻他的诗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80来岁的老人写着非常现代的，非常新潮的新诗，他的笔名叫北海。
我问他，靠卖诗集能活吗?他说，我靠卖我自己的诗集不仅我活得很好，而且我还给女儿置办了全部嫁妆。然后我跟他交谈，发现这个老人一生都活得非常诗性。我说你这样的人才是诗人。诗人从来不是以你出版的著作有多少，写过的诗歌有多少，而是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诗性的生活方式。这个老人就是这样的诗性的生活方式。
我也是一个诗人，我觉得我的一生活得非常诗性，我一点没有辜负我的生命。我这样一个土家族的青年，能够在今天被大家认识，被大家了解，还能走上这样一个T型台。这是我第一次上来的，过去是明星站的或者是扭着猫步上来的，第一次在T型台做这样的演讲。
我觉得我为我的诗性的生活付出过很多痛苦，我也流过很多泪。我也有过凡人所不能承受的一些痛苦，我今天因为不是诉苦大会，但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经验。
就是只要你怀揣着一种到远方去的梦，怀揣着一种在路上的使命，永远告诉自己，不要怕，你一定会在这个世界结交很多很多的奇人，结交很多很多的朋友，你一定会找到你的同道。当有一天 这个社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挽手，成为新的人墙。我们活着的意义，正是为了推进时代的一点一点的进步。有一天当你们到了文明社会你们会发现，我们还活在野蛮社会之中。我们为了心中的耻辱，我们也要背叛这份被规定的生活。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活，我们一定要去为自己，甚至为你的同胞争取更大的一点空间。自由从来不是自天而降的，自由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它的时候，它才会来到我们身边。
我的故事，既不是孔繁森的故事，也不是雷锋的故事，是一个平常寻常男人的故事。这样一个男人的故事，它给大家示范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谈不上高大上，但是我认为它充满了真善美。
我们在路上唱歌，我们在路上相爱，我们在路上彼此鼓励，我们在路上经历精彩的山水和人生。
我希望所有的青年，在座的不管来自于哪个省，我相信更多的是我们的三楚子弟。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地热爱生活，热爱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热爱自由。如果没有自由的生活，人生和畜生无异。我们一定要摆脱一种猪一般的生活。猪一般的生活就是吃饱喝足就够了，永远呆在自己的圈里。我是那头一定要越过圈栏的野猪。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猪跑了》。猪跑了是村里面的一件大事，我住在一个村子里面，一个农民的猪跑了，全村的人都去寻找这个猪。我从这个逃亡的猪里面，写下了这首诗。
我笑着告诉那些人，我说这个猪在即将成人的日子里面，终于翻越了它的圈栏，然后奔向了它的自由。
我是一个一生都渴望摆脱心中那个像猪一样活着的耻辱感的一个男人。我今天能给大家说的就是这样的，我的人生故事太多太精彩的故事，以后的时光我们有机会再慢慢分享。
我曾经说过，道路既给我们诱惑，同时还是我们的陷阱。我一边发誓要把天下的道路走成拖鞋，
像拖鞋一样被我们拖在了后面，但同时我也知道，我说道路啊，你总要以我们这些行动者的血，来填补你那苍白的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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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40】
郑宗义
放任人文学科萎缩，社会将付出惨重代价！
01
人文学术的萎缩，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当今世界，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重视它的，常严辞辩护，认为不可忽略，但又大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轻视它的，则觉得这只是学术内部的风向问题，加上人文学科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贡献殊少，根本无关痛痒。
殊不知，人文学术的萎缩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此即人们将逐渐失去对丰富多样的意义和价值（meanings and values）的敏锐触觉，整个社会益发趋向唯经济（或金钱）价值是尚的单一化与平面化。
除了来自外部严峻形势的挑战外，人文学术还得面对主政教育的官员机构以及大学的行政高层对它的管理方式所带来的伤害，可以说是内外相煎、境况堪虑。
02
念文科的毕业后能做什么？
现代学术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人文学科，包括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艺术等。曾有学者质疑“科学”（science）一词本来的意思是系统的学问，故the humanities应译为人文科学，但今人既已惯用科学一词来指自然科学，则译作人文学科以资区别，亦未算委屈。二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这两类学术历史悠久，相比之下，主要发迹于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便年轻得多，其中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
最后是由前三类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应用而产生的技术学科（technologies），例如机械工程、电脑与网路、生物工程、商管会计等。后者由于特重应用，实效性强，乃易转化为产品，开创商机，于是渐与市场经济连成一体，引领风骚，发展的势头甚至早已超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至于人文学科，则因在讲求实用的大气候下特别显得“无用”，故门庭淡泊，斯人独憔悴。如果有大学生跟人说道：“我在大学念哲学”。他听到的第一句回应多会是：“那毕业后做什么”？必须知道，这是个全球性现象，过去十多年美国哈佛大学主修人文学科的人数跌了二十％；世界不少大学在面对财政困难时就首先向文科学系开刀，将之关门大吉。
03
人文学科不只是个人的修养
一般认为，人文学科即使有“用”，也非实用，而充其量只是个人的修养、社会的点缀。一个人总不能只顾挣钱、满足欲望，有时候得看看文学、听听音乐、想想哲学，才不显俗气。同样，一个社会亦不能只顾经济，否则成了文化沙漠，便不够格跻身大都会的行列。不过切记，追求个人修养是吃饱饭之后的事情，若本末倒置，则随时连饭都吃不饱；而社会利用文艺来装点门面，亦得先把门面好好的建立起来。
正因为有这种错误却流行的观点，如果我们只用近乎常识的理论证据来维护人文学科，例如说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孔子、老子，只有银纸、期指的社会，就会显得不够力量。
这里我们需要的是对人文学科及其意义的恰当理解。扼要来说，人文学科是人类运用其心智创发出的各种意义和价值，并以不同的形式、技巧与风格来表达。而各种意义和价值的创发正显示出我们是可以採取丰富多样的角度来理解世界。
我们固然可以将春夏秋冬四季看成是自然现象，这是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把世界感知为物质（things）的存在及其总和。但这绝不碍我们同样可以将四季看成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有序循环，并从中感知到“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辞下》）的意义和价值；又或者可以将四季看成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并从中感知到四时风韵殊别的美态（即美的意义和价值）。
04
历史、文学与哲学的意义
依此，历史学乃是我们心灵之回顾过往，并藉由考证、解释等史学方法来彰显鑑古知今的意义和价值；文学乃是我们心灵之感通人、物与事，并藉由文字的创作力来彰显感受的抒发、交流及昇华的意义和价值；哲学乃是我们心灵之理性能力，并藉由哲学的思辨方式来彰显分析、反省道理的意义和价值（其他的可类推，不必一一述及）。
值得一提的是，汉语中的“人文”二字是很能概括上述人文学科的特色。“人文”二字，最早见于《易．贲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人文（即人的活动现象）是与天文（即天的自然现象）对举。
已故的哈佛大学著名哲学家Robert Nozick更提醒我们人文学科之所以为人文学科有三个规约条件：（一）人文学科是以如其所如的方式来看待意义和价值，即视意义为意义、价值为价值，而不是把它们当成别的东西。（二）因此，人文学科的作品（works）就是它所要表达的意义和价值的载体，目的是要让读者能藉此如实地感知意义和价值，换言之，就是与作品产生共鸣。（三）所以，人文学科的作品是读者必须直接经验的。
举例来说，社会学家亦会研究社会的价值观，但却是将价值观视为社会事实而非价值本身，其调查报告是要去描述与解释此社会事实。而读者需要知道的只是报告的内容，故若有可靠的转述，读者甚至不必亲身阅读报告。与此不同，文学家运用小说来表达他对社会价值观的感受或反思，乃是如其所如地看待价值。而读者若只通过别人的转述来知悉小说的内容则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因为小说向读者发出的邀请是：你必须自己阅读并与其中流露出的价值产生共鸣。
明乎人文学科的性质，我们就知道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正在于培养人们对丰富多样的意义和价值具备敏锐的触觉。这样，我们在思考人生问题时才会明白跟社会流行的想法合模只是其中一个选项；生命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等待我们勇敢地去进行探索。同样，我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才会懂得不应凡事依循CBA（cost -benefit analysis）；社会除了追求经济效益外，亦应讲求历史、文艺与伦理等的意义和价值。
另外从教育的角度看，人文教育其实还可以担当部分价值教育、创意教育以至公民教育的角色。
首先，人文教育能如实地看待价值，引领学生对价值产生共鸣，不正是不沦为说教、灌输（indoctrination）的最有效的价值教育。而学生若对意义和价值的多样性无知无觉，又岂有真正的创意可言。最后，如果公民教育的目的不是提供公共事务的资讯而是育成有素质的公民，则人文教育肯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分。由此可知，放任人文学术萎缩，社会是要付上沉重的代价。
05
在“科学普及”之外主张“人文普及”
量化管理不适合人文学科
二十世纪努力复兴中华人文精神的唐君毅先生曾指出，现代人文学科的失势，只是学术受到时代环境左右所表现出的显晦有时而已，不等于它已失去重要性，这是十分精确的论断。试想若时代环境改变，显学是可以转为隐学或晦学，反之亦然。
比方说，人类若不幸地应验了一些科幻小说的预言，经历一场科技浩劫，则百劫尚有馀生的话，要反思历史的教训、探索重建的方向以及安慰创伤的心灵，都决非科技能胜任而是人文学科的用武之地。当然，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想复兴人文学术而期待浩劫来临，但人文学者的工作正是要纠正今时错误的观念、申明人文学科的意义及倡导其研究与教育，例如在“科普”（科学普及）之外主张“人普”（人文普及）。
但要提振人文学术，除了人文学者的努力外，体制的配合亦不可忽略。很可惜的是，现今的教育机关与大学高层的管理思维却对人文学科带来极大的伤害。不是说他们有意为之，只是他们那惯于量化评比的观念并不适切于人文学科的本性。
由于大学的规模已变得十分庞大，学科繁多，一切量化确实会有利于管理（尤其是外行管理内行）。再加上数量（研究经费与论文出版）等同质量，即越多越好，正是当时得令的理工科的发展逻辑，于是套用来管理人文学科，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人文学者亦被要求去申请科研经费、每年要出版文章多少，不达标者则受惩罚晋升无望。或者有些人文学者真的需要经费出外跑档案馆做田野考查，或者有些真的才思敏捷下笔如飞著作甚丰，但大部分人文学者做研究其实不用分文，只是阅读、思考与写作，且优秀的著述更是必须要时间来酝酿发酵。
不过，这些人文学者曾据理力争的抗议理由，在管理者眼中，不是偷懒，就是无法接受既定事实配合发展的藉口。为了堵住藉口，管理者甚至变本加厉，以利相诱，提出人文学者可以用研究经费来减免教学负担（teaching relief）专心写作，但试问人人都减少教学多做研究，既有违教学相长之理，且长此下去对人文教育的水平会造成多大的损害。
对此，我曾忽发奇想，如果有天来了个满怀人文关怀的大学校长（现在大学校长几乎不可能是人文学者），能力抗浊流，为人文学术开闢一片新天绿圃，让人文学者自己来负责设计一套适切于其学科性质的评鑑制度，给那片天地灌溉施肥，则十年树木，它必定能带给大学一份意想不到的回报与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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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39】
方朝晖
强大与文明是两码事
一个民族的持久生命力在于文明昌盛，而不在于政治、经济、军事强大。
历史上很多帝国，比如说埃及王朝、波斯帝国、蒙古帝国、大英帝国、前苏联帝国等等，今天都已烟消云散。每当一个帝国兴起的时候，直接向人们呈现一个强大的政权，或一个庞大的军事实体等。但是当一个帝国消亡之后，真正给别人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并不是这些以“强大”为标记的东西，诸如政治、经济或军事实力等。相比之下，帝国中所发展起来的文明价值和文化理想，作为帝国生命力的支撑者，可能具有超越帝国本身的永恒价值。比如罗马人的法律和法学思想，阿拉伯人的数学成就，印度人的宗教思想，等等。
以中国历史为例：曾经不可一世的秦、隋、辽、金、西夏、蒙古等帝国均已消失，但是象周、汉、唐、宋、明、清等王朝或帝国，并不仅仅致力于武功或经济发展，而同时在宗教、学术、艺术、科技、制度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所以给后人留下永久价值的文化，一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包括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儒、道、释和百家思想，文学和艺术成就，科举制度、职业文官制度和家族制度等等，是这些东西一直保存到今天，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格。它们甚至可以理解为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和民族性不曾因多次民族入侵所同化、消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一些军事政治并不强大的国家或民族，长期遭受外族侵略或统治，但因为文化发达却能持久存在：
例一、古希腊VS罗马。前面提到的古希腊，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而只是由诸多文化相近而又相互独立的城邦构成的文化圈。古希腊诸城邦自从公元前338年以来，受马其顿人、罗马人统治达千年之久，但其由于其文化繁荣、灿烂，后来逐渐被罗马人所接受，希腊语甚至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所以历史上有希腊人在军事上被罗马人打败，但却在文化上把罗马打败的说法。
例二、印度VS波斯。印度历史上分裂的时间远多于统一的时间，被异族统治的时间远多于受本民族统治的时间。过去2600多年里，印度曾遭受过包括波斯人、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嚈哒人、拉其普特人、突厥人、蒙古人、葡萄牙人、英国人等发动的无数次侵略和占领。自从笈多王朝于大约公元500年衰亡之后，在长达15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印度（尤其是北部）曾长期处在分裂或外族统治之下。但是印度民族并没因为“长期亡国”而消失。
在1945年挣脱英国人长达150多年（具体时间算法不一）的殖民统治、正式建国之后，印度作为一个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的民族国家很快得到了全世界承认，这是因为自自身独特的文化及其魅力早已尽人皆知。可以说，自从吠陀时代以来，印度人创立了自己的种姓制度和宗教信仰（一开始是婆罗门教，后者发展出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等），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民族性格。今天印度本土主要信仰是源自婆罗门教的印度教，其宗教信仰几千年保持了连续性。
相比之下，历史上的波斯（今日伊朗一带），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帝国，势力最大时几乎占领整个中东和印度北部，有自己的宗教（如袄教、摩尼教等）、语言文字和社会制度等。但是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波斯很快被伊斯兰化，从语言至信仰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今日伊朗早已成为阿拉伯文化的一分子，而昔日曾经有过的、自身独特的文化或文明类型已不存在。波斯原有文化的退缩诚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但也与其自身原有的文化不够成熟发达有关。
例三、藏族VS满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持久生命力的标志还可从中国的两个少数民族——藏族与满族——的对比中看出。任何人只要稍微比较一下不难发现，满族（包括她的祖先女真人）自从公元10世纪以来是中国北方最活跃、最好战的民族之一，其军事、政治上的成就也远在藏族之上。相比之下，藏族自从公元10世纪以来，主要致力于发展宗教和文化，酷爱和平，极少侵略扩张。然而，谁都知道，曾经统治全中国、威震全天下的满族，今天还有多少民族特色？即使有，又怎么能与藏族相比？在今天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中，恐怕藏族是自身文化最发达、民族特色最鲜明的。然而藏族人在最近一千多年里，也是最温和、甚至长期被外族统治的。为什么一个政治、军事上成就卓著，却在今天趋于衰亡；另一个政治、军事上几无成就，却在今天独树一帜呢？根本原因也许在于：满族虽然富有战斗力，但在文化上并不繁荣发达，不象藏族那样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以及一套严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综上可知：许多无比强大的帝国，因为没有文化的发达、制度的进步以及政治的文明为基础，一旦崩溃，立即灰飞烟灭，一无所有；而一些极其弱小的民族或种族，虽然饱经侵略占领或外族统治，但因为文化发达或文明进步而表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也许犹太文化和10世纪以后的藏族可算这方面的典型）。也有一些强大帝国，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伴随着文化的发达、制度的进步和政治的文明，或者说以后者为基础，因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这方面前苏联与美国的对比最能说明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秦、隋等王朝与周、汉、唐、宋等的对比也是明证）。
因此，只有文化或文明，而不是强大，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命力。
当我们把强大当作首要关怀，而忽视了文明进步时，很可能掉入了历史的怪圈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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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38】
陈浩武
儒家与基督教的价值观差异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就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家道统，对中国国民性造成了什么影响？与历朝历代的社会变迁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长期以来，或许是囿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参照物，我们很难跳出“中国语境”来论说儒家。
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两千多年来，分裂的西欧虽然也曾遭遇多次瘟疫和饥荒，却极少像中国一样，每逢改朝换代就出现大流血、大破坏，非正常死亡达总人口的四五分之一，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并且，现代文明正是诞生于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与日本等周边国家相比，中国面对外来文明时，往往很难自我更新，反而将其融入中国的大传统。
如此看来，西欧基督教文明似乎极具借鉴意义：儒家与基督教的人生观，各自导致了怎样的价值判断？在维系社会道德和秩序方面，儒家与基督教又有着怎样的差异？儒家面对外来文化时，为何总是如此强势？
本文从两个方面简单地探讨了这些问题。
一、人生成功标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名言反映了儒家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与基督教主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背道而驰，反映出人和上帝对世界和人生看法的巨大差异。
儒家认为“治国平天下”是人生成功的最高标准，“修身齐家”只是做基础功课，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儒家把治国平天下看成光宗耀祖的大事，看成人生的终极意义。儒家认为贵贱有序，圣人有资格教化万民。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人们必然会把考科举、做人上人作为人生努力的方向。
遗憾的是，按照儒家的成功标准，成功人士显然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都只能沦落为失败者。即便是少数位极人臣的帝王师，下场也相当凄惨。究其原因，在一个依靠儒教纲常建立的人治社会，既不可能存在稳定可靠的权威，也无法实现最基本的平等和正义。
基督教的成功标准与儒家完全不同。基督教的成功标准只有一个：遵守上帝的律法。基督教不在乎你职位高低，不在乎你是否做了大事，只在乎你的道德行为是否遵守了上帝的律法。
凡是在道德行为上遵守上帝律法的人，他就是成功人士。他不但光宗耀祖，而且还荣耀了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对于这样的成功人士，上帝不但要赐福他本人，而且还要福荫他的后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20:6
摩西听从耶和华的诫命，历经四十年，带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奴役
按照基督教的成功标准，人人可作成功人士。你无需做什么大事，你只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即可。无论你是毫不起眼的手艺人，还是被人忽视的清洁工，你都可以成功，都可以实现人生的意义。因为在《圣经》里，绝不存在“草民”的概念。
基督教从不把地位和名望作为成功的标准。对于那些违反上帝律法的人，即使他是威震四海的大将军，即使他是统治一方的君王，他一样是失败者。
二、道德在人生中的地位
按照儒家价值观，“治国平天下”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修身齐家”只是为最高目标服务的手段，是通往最高目标的阶梯。真正光宗耀祖的是“治国平天下”，而不是“修身齐家”。
在儒家的词典里，道德（修身）没有什么地位。当最高目标与修身齐家冲突时，按照儒家价值观，应该毫不犹豫的抛弃修身齐家，不顾一切地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实现光宗耀祖的梦想。
比如，如果构陷无辜能够让一个人攀上高位，之后才能掌握更大的权力“造福苍生”，儒家会如何选择呢？究其原因，这是儒家无法解决的伦理悖论（为什么中国历代的改革总是失败，而只有造反成功？千字君诚挚推荐：马立诚《历史的拐点：历代改革启示录》）。
与儒家完全不同的是，道德在基督教里具有极高的地位，基督教追求的人生最高目标就是道德本身。
基督教把违反道德叫做犯罪（哪怕是一点点的违反）。在道德上能否遵守上帝的律法，是人生成功与失败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标准。圣经规定的道德规范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参阅圣经《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当他面临诬陷无辜可以使自己攀上高位的选择时，他应该选择拒绝诬陷，这是圣经的严厉要求。《圣经》认为，上帝是是光，是爱，是真理，是生命，是公义，是一切世间一切美善的源泉。道德和律法都来自上帝，因此它们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上帝容不下一丝邪恶，美善一定会战胜邪恶。（千字君注：参阅《新约·约翰壹书》，圣·奥古斯丁《论信望爱》）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与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虽然儒生不认识上帝，但是儒生也无法超脱于宇宙之外，也同样要受上帝的管束。儒生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那是你的自由，上帝并不干预你。但是如果儒生违反道德，触犯了上帝的律法，同样要受上帝的惩罚，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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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37】
陈丹青
婚姻、爱情与女性
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哪份时尚刊物的采访，但只有时尚刊物才会推销这类话题。我总想跟他们过不去，可说着说着，发现我只会说白话—我想，时尚刊物最忌讳的就是大白话。——陈丹青
恋爱和婚姻中需要艺术创作那样的想象力吗？如果有，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恋爱中的热情、误解、发痴、怨恨……我猜都是出于想象。你以为人家爱你爱得要死，你也以为自己爱对方爱得发疯，诸如此类。
没有想象力会发生爱情吗？所有情书都是想象，比所谓艺术创作强多啦。别以为只有艺术需要想象力，作恶行善，贪污守廉，一切都需要想象力。眼下就是媒体没多少想象力，上面不许你想象啊。
请讲一个您听过最“特别”的恋爱关系。
我相信到处都是“特别”的恋爱关系，只因是私密之事，旁人所知不确，所知甚微，所以大家喜欢传八卦。好的文学、影视，会给我们看见男女私密的机会，其实那是拍电影，床上热吻翻滚，边上灯光大亮，一群人很紧张地拍……
最特别的一对爱人，我以为，是在阿城一篇很短的小说里—两位年轻时代被划为右派的书生，熬到四五十岁，还单身，“文革”后平反了，大家撮合，结了婚。
一星期后两人决定散伙，理由很简单：独自过惯了，太多积习改不了，也不想改，包括上床时拖鞋朝什么方向摆之类，忽然在一屋子里过，实在别扭，算了，离婚吧。很深刻，很真实，不知现在的年轻男女能不能明白。
您之前提及“经常接触不多的几个女学生”，她们的爱情观和婚恋观与您年轻时有何不同？您那时候的爱情和恋爱是怎样的？
什么叫做爱情观婚恋观？这是咱们那年代的政治口头语，你们八〇后还说这些傻逼话？七十年代，我家邻居一位姑娘积极向上，入了团，第一次约会，问人家爱情观是什么，那男的当场吓跑了。
我的女学生从不跟我说到恋爱，只是带着男朋友（假如有的话）忽然跑到我跟前来，叫声陈老师，于是聊天。
或者问：这次下乡画画我男朋友能一起去吗？我说好啊，结果我和那男孩成了朋友，他们倒是散了。他们谈了，或者散了，很坦然，这是大进步。
我们的年代，一是不许恋爱，二是偷偷跟谁要好了，哪敢说啊，更不敢带出去。现在年轻人马路上手牵手，那时罕见，当街抱紧了相面孔（上海人管接吻叫做“相面孔”），简直就是流氓，根本没见过。
我初到纽约看见小恋人靠着街上停泊的小汽车，旁若无人接长吻，我就想，几时中国的恋人能这般坦然多好啊。现在不就这样了吗？路人看都不看。这才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啊。
您是如何理解爱情和幸福的呢？
我相信阿城小说里的那对男女结婚时很幸福，离婚时也很幸福。
您认为婚姻的普遍价值是什么？对您个人的价值呢？您是如何走入婚姻的？和我们分享下当时的细节吧。
婚姻就是责任，是传宗接代。我对所有我认识的年轻夫妇说，赶紧生孩子，别瞎耽误工夫。人类智商高，所以想出爱情这一说，写信，作诗，唱歌，哭……猪狗鱼虫，直奔目的：人类也是动物啊。
九十年代末开始，随着网络和聊天工具的发展，为更多的网友“一夜情”提供了可能，有统计数据说，平均每个中国人有六个性伴侣，您对这个数字惊讶吗？
不是网络作用，还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种伟大，就是承认人类还有动物性。动物总要动的，做爱是一堆动作，禁止不了的。政治禁不了，配偶与恋人也禁不了。
某人找六个伴上床做六组动作，或六十组动作，我不会很惊讶，如果那位高级动物在动作中还能彼此传达比动物更有趣的讯息，我将表示惊讶：因为人毕竟还是人。我相信性出于爱，爱一定有性，当然，什么是爱，争论太多了，我不加入这类争论。
中国是出轨率极高的国家，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中国也是吃喝率很高的国家。都是匮乏与禁止的报复性后果。
前段时间央视有个节目，探讨“性教育是不是要从幼儿园开始”，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您最早的性教育或者性启蒙从何得来，关于“性”的问题您又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呢？
性教育从娃娃抓起？太早了吧！我辈从来没有性教育。我的性启蒙来自赣南一对正在交配的草狗，那份激烈纠缠啊，团团转，解不开。
我当年十七岁，傻看着，几分钟后，忽然明白了，可是搜索脑袋，没有任何知识支持我到底明白不明白。我对女儿也没施行性教育，她在纽约长大，用得着我么。
前几年，中国网民曾经热衷讨论处女情结，您年轻时有过处女情结吗？您如何理解男性的处女情结？
我厌恶所谓处女情结。从来没有过。恋爱问题，感情不重要，感情是最低级的，是分泌物。重要的是尊重。
你是人，人家也是人，弄清楚这个，其他好办。中国有句老话，“彼亦人子也”，都是爹妈生的。绝大部分恋人闹，起因是不知尊重，不肯想想对方的意思、对方的难处。
过了几年大家又开始讨论“萝莉”，“萝莉”是指纳博科夫的那位“洛丽塔”，现在说的是中年人对年轻女孩的向往，您有“萝莉”情结吗？您能理解众多中国男人的“萝莉”情结吗？
洛丽塔问题是洛丽塔问题，不是社会上讨论的那回事。我当然喜欢看见美丽少女，就像喜欢春天。
但比少女更难得的艳遇，是给你瞧见四十岁、五十岁后依然楚楚动人的女性。欧美有得是这类艳遇，中国太难了。
不是我们长得不如人—东方人好看，没问题—而是教养失去了，阶级失去了，家族失去了。去年在《三联生活周刊》看见孟小冬在香港和杜月笙的照片，那种风姿，那种韵味，实在耐看，如今港台大陆全部第一流年轻女明星，没得比。
中国男人普遍爱“萝莉”，尤其是三十岁以上的男性，为什么？您是这样的么？
“中国男人”少说有个六七亿吧，我怎知道六七亿“中国男人”爱不爱一个叫做“萝莉”的小姑娘？
您在美国生活多年，您如何看待中国和美国爱情、婚姻观的差别呢？
人家是人尊重人，我们不把人当人，也不把自己当做人—就这点差别。此外，思慕恋爱，要死要活，男婚女嫁，锅碗瓢勺，天下都一样。
现在咱们国家九点打开电视，到处是相亲节目，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全民相亲热潮？
江苏台《非诚勿扰》，多好啊。全民相亲潮，当然好啊，我受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把人生全部弄混了，几千年来，年轻人的头等大事，就是赶紧找人啊。
您有注意到中国“女同性恋”运动的日渐发展吗？如果您的下一代是同性恋您会介意吗？
绝对不会介意。同性恋问题不是性向问题，是人权问题：你乐意自己的孩子人权受辱吗？
怎么看待大龄单身女性？会不会因为她们嫁不出去而对其有任何特别看法？
谁“看待”？老人、父亲、小伙子、男孩，看女人都不一样，已婚或未婚的男人看出去，更不一样。
又，“单身女性”本也各种各样，有标致动人的，有凡常无趣的，也有望之生厌的，忽然瞧见了她—假如你要我说真话—我或者很有看法，或者毫无看法。
现在的女性对自我的表达越来越直接，无论是谈及钱、性还是两性关系，您觉得这种直接好么？您喜欢什么都直说的姑娘，还是喜欢传统矜持婉约的女性？
“现在的女性”，在中国，少说也该好几亿吧，你怎么知道几亿女子的“自我表达越来越直接”？你有数据吗？
依我看，直说的女子，婉约的女子，都喜欢，也可能不喜欢，以至很讨厌—要看她是谁。
性情婉约而摩登的女子，有得是，十足传统而事事直说的女子，也有得是；既会直说又懂婉约的女子，既不传统又不肯直说的女子，也多得很。
凡事直说，未必好，更未必“现代”；而性情婉约含蓄，也未必好，更未必“传统”。
一个姿质平常的女子倘若懂得临事直说，性情率真，可以很可爱，以至很性感；一个绝代佳人倘若婉约得笑都不会笑，那可很乏味。林黛玉骤尔凛然怒骂，我以为更性感，孙二娘忽然面露柔情，娇嗔踟蹰，怕也惹人疼吧，总之，要看你指的女子她是谁。
有没有遇到过相对婚姻完美的女人？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在您看来，她身上的什么特质是她维护美好婚姻的必备要素？
好像遇到过，一时想不起。“婚姻完美”是两口子的事，不能单说一方。但怎样的才叫做“完美婚姻”呢？最低限度是不离异？最高境界是“和和美美一辈子”？
举个极端的例子吧，有点像是开玩笑，却是真事情：我年轻时在县文化馆混，有对小夫妻乘凉时，忽然就男的打女的，打得女子从竹榻上跌下来。
我几回看不过，上前指骂，唾沫喷得老远，第二天只见夫妻俩挽着手出去了，妻子还留心打扮过，脸上凝着昨夜的伤。待他俩走远了，院子里同事于是走拢笑话我：小陈啊，人家夫妻的事，你急什么呢？
很多女性抱怨，男人越来越“阳痿”，心理、性格、气度、性能力，你怎么看？
和平年代久了，不打仗，满街男人有份工，不闯祸，就算不错了，谈什么气度呀。我女儿二十来岁就在饭桌上用英语叫道：Where is the man！可见美国也差不多。
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女人是一看就不能娶的？
我想听听女子说：什么男人是一看就不能嫁的？
短时间内，密集接触了这么多单身女性，对您教导自己的女儿有没有什么启发？
我可没“短时间内密集接触这么多单身女性”，家里倒有一位：就是我女儿。我很少“接触”她，她在国外，一年难得见几周吧，见到了，看着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的可数的两三位女研究生，还有近些年接触的女记者、女白领，似乎都落单着，我见了她们，实在没启发。再说，凭什么教导她们呢，就凭我年过半百吗？
偶尔谈话，说着说着，她们倒能教导我，我也真会听取的—不是开玩笑，以我有限的经验，今天不少七〇后八〇后，说起人生世事，比当爹妈的五〇后更明白，更在理，更说得像人话。再说单身这回事，人家是当事者，其中的空实与酸甜，她最清楚啊。
当下，连婚恋都可做到如此高效，您的生活里还有没有一些诗意、浪漫主义、理想主义？
高效时代也好，前现代社会也好，忠贞不渝也罢，劳燕分飞也罢，各有各的诗意，各有各的凄凉，各有各的福气，各有各的绝境。所谓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看你怎么定义。
我近年写写杂稿，每到动笔，就觉得自己太不现实，怎么还在玩儿浪漫？写得烦了，赶紧回去画画，那就是我的理想主义了—你们时尚杂志要开张，要发行，每期总得忽悠几个话题，婚姻之类，我以为苏格拉底的话，两千多年前早就说完了—人家问他该不该结婚，他说，你结婚，你不结婚，都会后悔的。
还是对时下社会上大量单身女子给一些忠告吧！
你指哪些单身女子？富二代的千金，还是穷乡村的姑娘？北大清华博士后，还是大小单位公务员？上层企管的“白骨精”，还是无数宾馆的侍女们？
待嫁女子，各有各的一本经：有相亲相烦的，有恋爱恋油的，有甩了人家的，有被人甩了的，有吊着几个主而决不定到底跟谁的，有瞧着身边的例，对婚姻绝望透顶的，更有给同学邻居的婚事急得六神无主的，还有得了刻骨铭心的爱人无法结合的，有为一段恋情誓死不嫁的，有天生洁癖容不得男人半点凡俗的……她们也许渴望听到不同的忠告，更可能厌烦了各种说法。
恋爱、婚姻，既是语言的盛宴，又是语言的灾难—我可不知道说什么。时间不说话，时间就是年龄，年龄催命。近日一位朋友说起他的真实见闻：在清华南门口，一位九〇后姑娘凝着一泡泪对男友吼道：
“好吧！去找你的八九年出生的老女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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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
苏格拉底和孔子——两种教育的源头
2018年6月27日于家中，从广西灵山论坛10天到荆州一周时间，刚回北京
苏格拉底是永无终止的追问，孔子则是提供结论却没有思辨的过程。前者激发学生，后者固化学生。
苏格拉底只是学生们通向更高思维历程的“助产士”，其身后有柏拉图（继而有亚里士多德）青出于蓝；而孔子的后学们却永远都活在孔“至圣”的笼罩之下。
西方的教育传统与中国的教育传统的差别，其实早在柏拉图对话录的苏格拉底与《论语》里的孔子那里早就奠定了基调。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与孔子的语录就是最好的标志。
没有听说苏格拉底读过什么经典名著，但学生一旦沾上了他，就不得不在他的不断追问下开始思考，不得不开动脑筋共同追索问题的根源，环环相扣，永无终止。这种对话方式也促使后人对前人思索的问题跃跃欲试，对前人未尽的思索代代相传，不断深入、递进、超越。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经验和智慧都得到创造性的激发，每个人也都获得思考和言说的权利。而在《论语》中，更多的是孔子以布道的形式宣告某种规则，以终审法官的口吻来公布某个结论，而没有呈现思辨的过程，也没有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更没有留给后人可以继续探索的问题，只是留下了可供后人反复背诵的格言警句。
在苏格拉底那里，教育就是对话、探讨，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与对未知领域的浓厚兴趣。即使强调阅读经典，也只是为提出或者解决问题而来的，而不是像农民的仓库里的粮食那样仅仅用来储备的。这种教育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学生好奇的天性，赋予学习中的创造性快乐。学生在这种方式的指导下，学会发现、思考和探究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具有极强的迁移能力，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生根发芽。一种不会培养学生问题意识与探究意识的教育，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创造力的。不被理解吸纳的知识，会妨碍正常思考。儿童的见解总是不同于成年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还没有被知识过多填充。思维能力、思考方法，想像力与创造力是在记忆不是太多的地方才能够闪现。读书是为了促进思考，而不是为了记住而记住。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爱因斯坦的警告：只有将课堂上所学的东西完全忘记之后，剩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
在我们的传统中，这样的教育恐怕会被责问：“你究竟是在让孩子干嘛？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而且弄了半天，连个标准答案都没有。”我们总是害怕不能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总感觉如果学生没有记住与背诵出一些什么东西，那么教育就是空白的。中国古代的私塾几乎只有一种教育方式——捧来“四书”“五经”让学生不加理解地反复背诵，甚至要求倒背如流。这样，教育才算是有了成效，大家才放心。背诵与记忆虽然容易检验出“成果”，但是却很容易伤害学生的其他兴趣与爱好，更容易使他们的好奇天性、思考能力与想像力遭到破坏。
但是，现在仍有人哄抬诵经、国学，背诵、记忆这一套，他们似乎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尽快用垃圾将孩子的大脑填满，决不给孩子的生命有片刻喘息的机会。可怜我们的学生生来是为文本而活的，我们的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引导到文本那里去，其实，真正的教育是把文本引导到学生的生命里去。真正的思想智慧常常不是有形的结果，而是无形的过程；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一个问题意识，和探索能力；不是文字上面的那部分，而且是蕴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些灵动的思绪。
至今我们仍然未能超越孔子留下的教育方式，从崇拜孔孟、背诵经句、复兴国学，再到崇拜现实中的各种各色的所谓的“教育名人”，把学习当成背诵与记忆，把探索当成简单模仿，把反思与批判看成是“骂人”“吵架”的不和谐之音，把想象看成胡思乱想，把创造看成是捣蛋破坏。
天才人物的被扼杀，虽然不是今天才有的，但是，尤其以今天感觉令人痛心疾首。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清问题的症结，也看到了后果的严重性，但依然无法突出重围。我们读书似乎纯粹只是为考试，为了表演，为了在人前展示，为了得到可供呈现的即时效应。而真正的教育是一个过程，你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的体验、感悟与升华才是最重要的。同样经典与知识只有在有利于促进你去发现问题，促进你的思考的时候，这些经典与知识对你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苏格拉底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学生柏拉图已经表现了非凡的创造力，并且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我们的正统教育往往只培养出“立地书橱”，为前人留下的文字作注疏，既不注重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也不注重在追索问题中获得超越。仅有的一点不甘心，也往往必须打着“复古”的旗号，以向古人看齐为准则。今天被频频用以自夸的“四大发明”几乎都与正统教育无关。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教育似乎并未为个体蓬勃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和理性建构能力留下发展的空间。
苏格拉底的思想特点：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虽然执着于一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找到一个事物的“定义”，但他也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自己心中预先并无定数（所以才“自知其无知”），唯有依靠自己的理性和“辩证法”去不断地有所发现。例如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讨论“美是什么”的问题，最后的结论竟然是“美是难的”。不过讨论并没有白费，虽然还不知道美是什么，但毕竟知道了美“不是什么”，思维层次有了很大的提高，而这正是苏格拉底真正想要达到的。又如在《普罗塔哥拉篇》中关于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双方在讨论中都从自己本来所持的立场不知不觉地转向了持对方的立场，颇具喜剧性，最后也没有结论，苏格拉底说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讨（注：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4页。）。但毫无疑问， 在这种开放式的讨论中，不但讨论双方的思维水平已不是讨论前的水平了，而且所讨论的问题的内在复杂性、微妙性也暴露出来了，这就给后人沿着思维已指出的方向继续深入提供了极宝贵的启发。
孔子的思想特点：
相比之下，孔子的对话看重的只是结论，而完全不重视反复的辩难，一般是一问一答为一小节，少有两个以上来回的，即使有，也不是针对同一个问题，更不是贯穿一条思路。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注：《论语·为政》。），又说“吾道一以贯之”（注：《论语·里仁》。）；但他是如何由故而“知”新的，他的“思”的思路究竟如何，他又是怎样用他的“道”来贯穿他所有那些论点的，却从来不曾交待。我们只能认为，他的“知”、“思”和“道”都只不过是一种内心的体会，所能说出来的只是结论，而不是过程。
所以，《论语》是中国传统官样文章中泛滥成灾的“要字句”的始作俑者。所谓“要字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的句式，有时不一定包含“我们”，常常连“要”字也省掉了，但意思每个中国人都懂。但西方人就不一定懂了，他们只可能将它看作“无人称句”，但西文无人称句不含“要”的意思，因此他们往往抱怨这种句子没有主语。随便举一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注：《论语·里仁》。），前面加上“我们要”三字（或只加“要”字），亦通。又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注：《论语·为政》。），“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论语·述而》。）等等，不胜枚举。在“要字句”中，“为什么要”是不能问的，一问你就成了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注：《论语·为政》。），因此这是一种权力话语。那么，一介儒生，权力从何而来？来自道德上的制高点，而道德制高点又是基于自己情感上的自信，即相信自己的情感合乎自然情理（天道）。
因此，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两种不同的对话其效应也是极不相同的。前者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大转折，刺激了后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后者则树立了无人能够超越的“大成至圣先师”，只能为后人“仰止”和不断地体会、学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入到了一个自我循环、原地转圈的框架之中，尽管内容上还有所发展和充实，形式上却两千多年一仍旧制，几无变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有了初步的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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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35】
巫宁
我们无法在桥上栖居
两年前，一次交流项目使我来到中国南部某城市并在那里短暂地生活。我关注了在这个物质文明到达一定程度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里，人的生存状况的一些特点。这是个移民的城市。这里的公司白领和为数更多企业基层员工来自两湖两广及其他内地城镇与乡村。如果问起他们来做什么，98%的人会说，自己来打工（而不是工作）。清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他们的面部表情焦急而张惶。他们忙碌，要生存下来，要发财，自己当老板，抑或衣锦还乡。老板和打工仔是这个城市中两个最基本的相对群体。丛林竞争的挤压下，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谈及理想、价值观、爱情等词语。“只要有了钱什么都会有的”。一个学哲学的朋友说，在这里，物质的对立面不是精神，物质的对立面是贫穷。
人们用物质补偿自己，这是一座保持着积极购买欲的城市。商厦如同水晶宫般的梦幻世界，商品潮水般涌来。每当黑夜来临，城市里充斥着能满足人类各种感观各种欲望的各种形式的消费品，包括一夜的爱情，谁都知道爱情在这里也是一种消费品，而且，很多，不贵。
步入中产阶级的一族，市场经济中新崛起的成功者已在这个城市里占有豪华的居所。但这些年，许多中青年人才却陆陆续续离开这里，他们中间有优秀的经理人、电脑工程师、教师、广告人、设计师、传媒业者。一种源自于生命激情的创造力正从身上消失，这令他们深恐。心灵不断磨损，无法得到修复。他的表情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一种飘泊者特有的倦怠感。
世界变得越来越繁华，当物质文明进步，是不是真的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呢？社会是否让人生活得越来越好呢？人们到底获得了些什么呢，他们的心灵有没有得到归依，他们的人性有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年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文化精神呈现出如此突兀的转折。市场商业制度在发挥其优越性的同时，也导致了很多人对财富的疯狂追逐，在很多城市和地区造成了庸俗和畸形交织的商业繁荣，权利与金钱的双重结合和权威化让人担心。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程序交迭和因素混乱的现实氛围里，金钱规则运行和演衍，对当下人们的价值实践和精神走向施加着特定而强烈的导向性和制约性，从而给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异与归趋制造着巨大的迫力。
"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货币哲学的代表人物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e Simmel，1858—1918）如是说。
西美尔关注的不仅是一种社会性问题，而是精神内在性问题：货币从一种纯粹手段和前提条件成为最终目的，对于人类的自我理解究竟有什么意义。由此，西美尔看到了更为根本的现代性痼疾——在个人灵魂的最深处，却是对生命本身的虚无感。
货币古已有之，现代经济生活却使得它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对于西美尔，其深远意义首先在于：货币成了个人生命中"不受条件限制的目标"。过去，人们渴求的人生目标--比如美好的爱情、神圣的事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金钱这样的人生目标却是人随时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换言之，前现代的人生目标乃是一个恒定、潜在的生活目的，而不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如今，金钱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就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所以，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的说法绝非比喻。
货币成了上帝，一种无形无迹却又无处不在的统摄力量。在西美尔看来，现代的货币体制是绝对理智的、逻辑的、运算的，以货币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推崇并强化的心理能量是理智和算计，现代精神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而不是传统社会所推重的血统、情感和意愿。
现代人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为算计（calculative）功能。这些功能的认知理念是把世界设想成一个巨大的算术题，把发生的事件和事物质的规定性当成一个数字系统。我们时代的这种心理特点与古代更加易于冲动的、不顾一切的、更受情绪影响的性格针锋相对，在我看来它与货币经济又有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货币经济迫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学计算。许多人的生活充斥着这种对质的价值进行评估、盘算、算计，并把他们简化成量的价值的行为。货币估算的闯入，教导人们对每一种价值锱铢必较，从而迫使一种更高的精确性和界限的明确性进入生活内容，虽然它们对生活方式的高尚风格的形成并无补益。
当金钱成为一种强大的尺度，就开始了"一种夷平过程"：所有高贵的东西向低俗因素看齐，这恰恰是金钱的作用。金钱成了概括一切值得追求的目标的通用语，"它就象神话中有魔力的钥匙，一个人只要得到了它，就能获得生活的所有快乐"。西美尔敏锐地看出，“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个体文化中的灵性、精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感性、情感、直觉、个性、人格色彩、独创精神以及心灵深处那些幽微奇妙的震颤悸动，正被从一个强大而又严密的货币体制中釜底抽薪。“现代货币制度下，再也容不得一个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个歌德”。西美尔充满忧伤的叹息穿过百年历史，抚过西方八十年代“迷惘的一代”街头宿醉的身影，抚过今日的中国大地。
生命是如此的幸运与不幸。对于出生于七十年代中国，并开始主倨社会经济生活舞台的“中产”或“白领”的群体。他们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时间无法淡去八十年代浓郁的人文精神在他们心中铭刻的痕迹；他们为经济理性规则所驱策，又深感理性的过度扩张导致了人类终极关怀的逐渐失落。当我们走进他们，会发现他们的生存方式远非像他们的外表那样华彩照人。他们以出售生命和智力的片断而获得较高收入，但很难说在精神上比蓝领赢得更多。他们在证实自己对商业价值的同时，却又无意被都市红尘中的个体漂泊感刺痛。他们提升了生活的质量，但面对提升生命的意义却仍然张惶无力。
而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人们的情感却走向了虚无。功利主义把人的生活物质化、生物化，剥夺人的创造精神和思想自由，要人安于本能的生活，使人的生活受生存竞争法则的支配，丧失了崇高的理想和追求。一切轻易的获得，又轻易的失去。没有一种普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人类的基本美德变成了一种奢侈，人们开始在利益与信仰的天平上重新确立自己的标准。当人们意识到身处社会无力从事任何活动影响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之时，他就会逐渐放弃的责任、情感、思想，并通过放纵自我证明"我还活着，我还存在"的存在证据。
文明的进步甚至无助于个人去占有实在，心灵与世界没有结成一个活生生的统一体。无法找到栖居的人们，沦为行走在金钱之桥上的无家可归的人。
对于精神的平庸，和精神与现实彻底分离的物质生活，克莱夫·贝尔严厉地批评说，“雅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极其丰富而多样，但他们的物质生活连体面都顾不上……文艺复兴时期豪华富丽、宏伟壮观的东西有的是，但人们对生活的富足和舒适从未用心”。在我们人类生活中进行着的一种运动所提供的希望，远远超出了任何单纯物质繁荣的全部价值。
我们惊讶于那一代人曾如此地丰富和深化生活。这是人尊重精神生活的价值与理想的结果。
每每在这个世界边缘听到拯救的歌唱。那该是在“货币体制外求生存的诗人”，还有，从货币网罗中突围的民心。那些叹息一样的歌者啊！他们在所朝拜的国度里是否找到了心灵的慰籍？这一旅程注定的孤独和脆弱，是否消解着跋涉的勇气？那一次次的跳起与沉沦，只是鱼跃，而非现实世界强大的潮汐。
他们见证这肉体的喧响，盖过幽微的叹息。
在这奔跑着的世界上，
幸福和目的始终遥不可及。
■本文作者是社科院的女博士，和我有邮件往来，2008年左右自杀，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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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34】
周贵银
企业要保留充分的自由现金流
所有专业研究员都逐渐认识到企业的价值由内在价值决定，内在价值由未来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来计算。虽然，这个公式存在的现实意义不大，因为没法很精确的计算企业内在价值。但这个公式所蕴藏的内涵却丰富的很。下面我们试着解读一下这个公式，最终我们会发现，它会回归到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ROE）这个指标，这也是巴菲特最看重的指标，同时巴菲特也最看重自由现金流量。那么，怎么样才能从自由现金流量过度到对净资产收益率的重视呢？
我们知道，内在价值是未来自由现金流的贴现值的总和，即未来每一期CFC/(R-g)的总和。我们先不管采取哪个贴现率R，也不管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自由现金流增长率g，我们暂时先考虑我们估计的最后一期现金流（CFC）。
什么是自由现金流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净额扣除扩大再生产需要的投资现金”。这个数字越大，企业的内在价值越高，也就是企业越值钱。我们知道，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如果越大，投资需要的资金越小，那么自由现金流就越大。怎么样才能使得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大呢？很简单，企业产品卖的好，企业产品价格卖的高，经营性现金流入就越大。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的净额，也就是说光经营性现金流入大还不行，如果经营性现金流支出也很大，那么净额也不会大。因此，那些收入比支出多的企业应该更值钱，贵州茅台就表现的非常优秀。接下来，我们再考虑为了扩大再生产而需要投入的现金。按照上面的理解，这个投资需要的现金越少，自由现金流会越大，企业会越值钱。
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企业只赚钱，但不投资，会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企业里面攒的现金越来越多，如果企业攒的钱只放在银行里面吃利息不进行投资，那就是一种浪费，与其这样，还不如分红，分给大家，让大家自己找项目投资。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我并反对持有大量的自由现金流，因为自由现金流多的企业，看上去是浪费，但实际上往往能抵御风险。因为，任何企业和个人都要为不时之需做好一切准备，当你遇到困难时才知道，现金是多么的重要。你有钱时借钱都容易，你没钱时乞丐都躲着你走。所以，自由现金流还是越多越好的，这个原则不会改变。本文的目的是为了引述净资产收益率的过度。再说，自由现金流的保留也要有一个度，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到底保留多少闲置资金才是安全的，才能不让你发慌，比如巴菲特现在一般都是保留200亿的现金在手，尽管他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能保持2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
我们还是回到前面分析的思路。我们在这里假设，企业不进行分红，全部留存。为了充分的使得资金效率最大化，企业决定扩大再生产，开分公司，买固定资产等等。但是，如果要扩大再生产，那么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就会减少。根据上述内在价值的计算公式，企业价值就会降低。但是，反过来一想，不对啊，如果企业能找到好的项目，进行再投资，使得资金效率更高，企业价值应该更高才对啊。所以，一味的追求短期的自由现金流高并不能提高企业价值，因为如果不进行扩大再生产占领市场份额，很可能被竞争对手占领市场，最终导致企业失去竞争力，进而永远失去自由现金流，那就只能搂着前面赚的现金流在银行吃利息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得出了一个推论：只要企业能在新的项目下产生好的收益，即新项目能再创造更多的自由现金流，那就可以不停的再投资，不停的赚现金流，不停的找好项目。这样周而复始，企业就壮大了。上面这段话的描述，下面用现金流公式去解释，就是：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投资需要=自由现金流”
首先，经营性现金流净额要大；其次，我们手里的自由现金流不能太大，否则就浪费资金。那么投资需要也要尽量的大，就是好的项目和点子也要跟上资金增加的速度，这就是巴菲特经常说的那句话：我们的资金总是比好的主意多，所以，我很焦虑。在这里记住一句话，只要新的投资项目盈利状况令人满意，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求自由现金流很大。既然如此，简单的认为自由现金流越大的企业越有价值就有点偏颇了。巴菲特对这个问题有过解释，他也认为，自由现金流不要留的太多。
既然如此，我们就很自然的想到，那就是经营性现金流净额越大的企业，价值越大。因为经营性现金流净额越大，就意味着你有大量的资金可以继续投资好的项目。那么，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怎来来的呢？是用“经营性现金流入—经营性现金支出”算来的，简单的理解就是，你在经营的时候，销售产品收到的现金比你为了经营支出的现金多，这个差额越大，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就越大。说白了就是，你在经营的时候收入多，但花钱少。比如，你的产品很好卖，但是你制造产品的成本却非常低，这就容易带来净经营性现金流，大家看明白了吗？就是说毛利率高的企业，容易获取经营性现金流。当然，光毛利率高还不行，还得产品能热销才可以。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贵州茅台那么赚钱了吧。
这个原理对于一般的消费类企业和制造类企业是可行的，但是也有例外，还要看不同的行业。就像万科这家企业，它的房子卖的好，但是为了扩大经营，需要不停的囤地，那么就得加大支出，所以，他的经营性现金流的净额就很小，我们能说万科的企业不值钱吗？再比如，格力电器，经营性现金流也不错，但是为了应对夏季空调卖的好，但是如果只在夏季生产肯定生产不上卖的，就只能尽量的在淡季的时候多生产，多采购原材料，多囤货。但是由于多买的东西会占用经营性现金流。所以，这个净额就不会很大。
通过上面这个分析，似乎也不能简单的按照经营性现金流净额的大小来判断企业到底有没有前途。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思考：我们得区分不同的行业，如果对于那种非周期性的行业，我们可以尽量追求经营性现金流最大化，然后才能不停的扩大再生产。对于周期类企业，我们不能简单的追求经营性现金流最大化，只要他能够使得企业资产的周转率良好就行（比如电器企业存货周转率，地产企业的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周转率）。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业，最终都得回归到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不能太大。对于一个优秀的企业，既要能赚钱，还要能不停的有好项目，也就是说，好的企业是由若干个好的项目组成的。但是，无论你手里拿的是现金还是好的项目，这对于企业来说都是属于企业的净资产或者叫股东权益。在这里就有一个指标可以代替这个文字描述，那就是“净资产收益率（ROE）”，巴菲特最关注的指标。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他老人家为什么如此关爱这个指标了吧。他老人家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不要为了提高净资产收益率，而去大量举债。我们知道，项目好，就是能赚钱，我们就会想到借款来构建新项目赚更多钱多好啊。但是，别忘了，任何项目都是有风险的，总要为这些风险做点准备。你构建1个亿的项目如果能赚2500万（ROE=25%）已经不错了，但一旦失败可能血本无归，直接损失1个亿，相当于另外四个好项目白干了。巴菲特认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总是能通过自己赚取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来扩大再投资。
我们来总结一下，什么样的企业是值得投资的。
1、要能赚取自由现金流，要保留充分的自由现金流，这个充分要以能抵御风险或者能买到足够好的机会为限；
2、在保证合理自由现金流的情况下，尽量争取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最大化（用销售额和毛利率去衡量）；
3、总是能给这些赚来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找到好的项目（用企业长期的ROE水平就可以判断企业投资的项目是不是好，如果不好，ROE肯定会很低）；
4、尽量不要举债，即资产负债率尽量的低，尤其是附息债务要尽量低。
一句话：企业总是能在低负债并保留充分自由现金流的情况下，ROE还能长期保持优秀的企业，是值得投资的。
这就就是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所包含的部分内涵。当然，这个内涵还远不止这些。因为这个公式中，除了自由现金流之外，折现率和自由现金流增长率一样包含着巨大的内涵。
■罗卫国2011年9月3日阅读——“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投资需要=自由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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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33】
赵晓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在北美游历，为的是读无字的书，为的是有机会在异国他乡仰望星空。在这片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物质文明最昌盛的国度，我经常反躬自思的一个问题就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
（3-1）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
美国素来给予国人最深印象的是这个国家林立的高楼大厦，代表着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可是，高楼大厦在中国已不稀罕！显然，高楼大厦并不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
那么，是财富的差异吗？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40美元，而美国是34100美元，两者差距悬殊，但考虑到中国人收入水平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财富差异虽大，不足以构成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
或许有人会说是科技水平的差异。但是，中国同样拥有许多高科技：早就搞了氢弹、原子弹，让火箭上天，并且正研制航天飞机。所以，中国的科技水平虽说与美国有差距，但也不是天差地别。
或许还有人会说是金融的差异。市场经济最尖端的一块就是金融，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软肋。相比之下，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金融，最早实施金融放松管制，引发金融创新，至今吸收着全世界75%的金融资源，使美国的金融优势成为美国三大优势之一(另外是科技优势与政治强权优势)。不过，中国的金融虽然落后，但是环观举国上下，银行多如米铺，证券公司到处招摇过市，而基金的广告也已在央视的黄金时间频频闪烁。所以，中美两国的金融差距虽大，但亦不足以构成最大的差异。
那么，一定是政治、法律制度的差异了。诚然，这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一目了然。但是，中美两国国情不太相同，而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变革与转轨之中。可以料想，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然日益朝着建立起良好的政治文明与法制文明的方向前进，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许多经验与做法，也会被海纳百川的中国人所借鉴。从这样的角度，中美两国政治、法律可参照的地方其实甚多，仍然谈不上是最大的差异。
那么，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教堂。只有在这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不是多和少的差异，而几乎是有和无的差异。在美国，尖顶的教堂其数量之众多过中国的银行和米铺。在哈佛广场附近的街道上，我曾驻足四望，结果竟然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发现了三个教堂。事实上，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农村到城市，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发现：这个国家最多的建筑不是别的，正是教堂。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国人的中心，是凝结美国人最核心的东西。
（3-2）教堂与市场经济
美国人不是傻瓜，其对教堂之需求如此之盛，而教堂的供给也是呼之即来，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在美期间，教堂与美国经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成为我思考时间最长、想得最多的问题。我得出许多有趣的想法，限于篇幅，这里仅谈经济方面的内容。核心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之比较。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叫人不偷懒。计划经济行不通，坏就坏在没有激励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没法活的。所以，市场经济会逼着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及害人。
的确，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的行为，而法律的严惩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情况下，合同永远是不完全的，完全靠重复博弈和法律的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不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无限高，贵得让人没法使用，最后或自行崩溃。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朴素地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发财，而发财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跛足的市场伦理业已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两大痼疾：一者，不是靠劳动致富、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而是靠官商勾结，恶意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二者，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骗而致富。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呼唤出了一群“人妖”：他们在日夜不停地靠撒谎和害人成一己之私利。这样的市场经济自然运行成本高昂。而造成这样高昂的经济运行成本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自我约束。
如今的中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则有不同。中国人或许很难理解基督教徒是什么样的人。在此，我只能说他们是和我们一样充满理性的人，而你只要不将他们理解为怪物就行了。
不能否认也不必否认进进出出上教堂的人中也有骗子，但就大部分人而言，他们上教堂绝非是吃饱了撑的，众多的教徒的的确确是怀着虔诚的信仰出入于教堂的。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话一般人恐怕难以做到，因为一般人都不是君子。相比之下，总是仰望教堂尖顶的人们情况总体而言较易遵守财富操守和准则。为什么？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清教徒虽然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热衷于积累财富的人，但其追求财富并非为一己之私利，而为的是“荣耀上帝”，并使得自己死后可以进入天堂。这样的财富伦理使得清教徒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一个清教徒绝不可能设想用撒谎和害人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非但不能荣耀上帝，恰恰是背叛上帝，必然遭到上帝的惩罚。清教徒既然相信取财须有道，而且一心只想着为上帝而创造财富，自然可以成为君子，而且是君子中的君子。顺便说一下，想到这一点，我对小布什要求美国的CEO们在财务报表上签字时按着圣经起誓便恍然有了新的体会：原来布什不仅要为CEO们高悬上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要将他们置于地狱之刀山火海的威胁之中。法律之剑再加上帝的目光，显然要比单纯的法律的作用为大。因此，获取财富之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恰能弥补市之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讲，市场经济天生需要与某种市场伦理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就像好马天生需要好鞍一样。从人类社会来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叫人不偷懒的市场经济与叫人不撒谎、不害人的强大信仰(伦理)珠联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实。
你不是追求诚信吗？那么你应该知道：有信仰的地方有更多的诚信。这一点对于爬坡的中国经济改革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的另外一大不同是：前者更容易建立共同遵守的制度。原因也很简单：拥有共同信仰的人们相比于只是信自己的人更容易建立彼此间共同信任，从而缔约。有人认为，美国最了不起的就是200多年前确立的一套宪政体制，这一观点我颇为赞成。但是，美国宪法的基石又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早在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驶往新大陆途中，就有了后来成为新英格兰诸州自治政府的基础“五月花号协议”，其内容包括组织公民团体以及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 和条例等，而契约的第一句话便是“以上帝的名义，阿们”所以，共同的信仰是共同的法律的基础。否则，就算法律制定出来也不会得到遵守 。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还更有开放性。其原因也许可以解释为：上帝面前，人们平等——博爱的精神内核更容易带来对外人的开放、宽容与尊重。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还有别的作用吗？有的，而且相当重要，那就是引导财富的消费，调节穷人与富人间的紧张关系。马克思说过，富人要想进天堂，比大象钻过针眼还困难。但是，对于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富豪来说，情况或有不同。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将告诉他：获取财富只是为荣耀上帝，对他自己来说，必须合理的使用财富，永远保持谦卑才是上帝所赞许的美德。所以，在美国，我们看到，有钱的人必须将财富的1/10捐献给教堂，让其他教民分享，我们还看到，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与社会捐献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富人与穷人的关系根本不像中国大陆那样剑拔弩张。富人对财富的消费与处理，有的其实已经触犯法律，有的却并没有触犯世俗的法律，所以也难于受不到法律的约束。可是我们知道，这些丑行决不为上帝所喜欢。但是，没有了上帝的约束，这一切就都是可能而且常见的。
（3-3）信仰：市场经济的灵魂
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文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三位一体，中国社会为求市场经济正果，最终将走上文化重建的道路，为市场伦理而投资。好在中国社会现在已普遍认识到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要确立这样一块良好的基石绝非易事。
回顾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对于西方的学习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我们从船坚炮利学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从人家坚船利炮的不断改进我们懂得了要发展自己的科技、教育，又因政府主导科技与经济的失败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新路，到如今屈指一数已是160多载的光阴，但是，这一条现代化变革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从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呻吟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危险在逼近：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人类最昂贵的计划制度，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于人类最贵的市场制度。
现实无疑需要我们往前再多走几步。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建构。要做到这一点，或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漫游于北美广袤的土地，聆听座座教堂发出的深沉的钟声，我不时会想起一位愤怒诗人的诗，并想着要将之改变如下： 敬畏神威 ，敬畏闪电 ，也敬畏天空的惊雷。唯有敬畏，才能得救；唯有信仰，市场经济才有灵魂。
■罗卫国深度阅读：市场伦理的竞争+财富的量级和境界，这应该属于我最近发起并研究的人文管理学的范畴，今天的11月6日，我们在亮点学友佛山康荣集团薛总20周年的厂庆上，著名经济学家将开奖《人文经济学》，我也将学习并首次开讲我的《人文管理学》。围绕这个主题，2013年9月25日晚，我们请何文义老师在亮点微信学友群李讲授了《伦理学》，大家分享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反映不错、争论不少！下面这篇文章是北京科技大学李晓教授（以前在国资委从事宏观经济研究）2006年的一篇文章，从伦理角度比较不同的市场经济，并以此反思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文章。文章让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光有一个基本的运行体系，甚至再加上宪政框架都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相应的伦理变革，才能臻于完善。中国企业家应该意识到自己和国际先进企业最大的差距到底是什么，企业家应该从产品、技术、管理以及一般的企业文化的高度上升到更高的伦理层面，以此构建企业的长远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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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32】
葛兆光
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一个很普通的题目——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略微有一点特别的是，我把“中国的”这三个字加了引号，因为我主要讨论的是，究竟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一、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是非常多的，从林则徐、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有以下几个特别的考虑，先向大家“从实招来”。
第一，是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或者给中国文化的界定，往往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我们有一些高度概括的形容词，可是说实话，你听完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不符合一个历史学者的习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第二，我也有我的担忧。最近这些年，很多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文化，诸如“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多大的意义”，等等。可是，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首先会把它“窄化”。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是有人却把中国文化窄化为汉族文化，然后又窄化为汉族里面的儒家文化，然后再窄化为他认为是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产生误解。
第三，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些人带着一种很奇怪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文化优越感。因此，在所谓“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就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其实，文化是一种现象、一种特征，文化无高低，民族无贵贱。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理性地、历史地、自觉地认识中国文化，这样才能够和各种民族、各种文化有互相交往、互相理解与平等的态度。
二、中国文化典型的五个特点
我今天希望能够讲清楚的是，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即中国文化的特点，什么在中国比较明显，在外国不太明显，什么在中国有，外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称作“中国文化”。但是，我这里还要作一个界定，下面讲的主要是汉族中国的文化。
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所有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在生活中消失了，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初性，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汉字有的是象形的，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这个在古代中国叫作“文”，用章太炎的说法，这就是最基本的汉字单位“初文”。这是古人通过图像，直接描绘他所看到的事物。但是，这些字不够，就加上会意，就是在一些象形的文字上，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上一点，就是“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牢”。会意还是不够用，就加上声音，成为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等。基础的汉字主要是这三类，当然六书有六种，但主要的是这三类。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类，基础都是形。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可能会有一些重感觉重联想、但语法相对简单的特点。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对于“文”和“字”，有一种自然的感受和联想。古代的“人”字，一看就是人，如果这个人嘴巴朝天，就是“兄”，兄原本不是兄弟的兄，是庆祝的“祝”，人的口朝天是向天“祝”和“咒”的意思。人的嘴巴朝前，又是什么?是哈欠的“欠”。但这个嘴巴如果掉到后面呢?就是既然的“既”，这是吃完了不吃了，所以是“既”，即已经结束了的意思。汉字都非常有意思，它形成了中国文化很多特点。简单地说，汉字的使用带来了书法的发达、诗歌声律的发展，比如对偶、平仄等，这些都是单音节的汉字才有的。在古代中国，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延续到现在，它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东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
第二个特点，是“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这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上课的时候，尤其是给外国学生上课的时候，要出一个题，这个题就是，贾宝玉应该管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叫什么?外国人总搞不清楚，他们说sister，我说，没那么简单，用中国话来说，是表姐、表妹，但是，还是没那么简单。严格说，林黛玉是贾宝玉的姑表妹，薛宝钗是贾宝玉的姨表妹，史湘云隔了两代了，更远的表妹。为什么中国称谓这么复杂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家族、家族共同体，要想有秩序，必须把远近亲疏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这就涉及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简单地说，这里其实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内外有别”，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也就是说，女性的亲族和男性的亲族，等级远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叔叔、伯伯，那是你的父党，同姓;但是，舅舅、阿姨，那是母党，不同姓。所以，外公外婆是外，爷爷奶奶是内，在古代中国，是分得很清楚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上下有序”，必须讲清楚上下，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不能乱。这两个原则，在丧服制度上表现得最明显。一个人死了之后，在这个人的丧礼上穿什么衣服，一方面表示你和死者关系远近如何，一方面通过丧服，把一个大的家庭、放大的家族、更大的家族共同体联结起来。而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西方不论是country、state都没有“家”的意思，中国偏偏有“国家”和“家国”，因为在中国观念世界里面，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非常严格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
第三个，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蛮融洽的。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最有趣的阴阳五行。阴阳不说了，五行有两大原则。一个是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的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克的轮转。第二个原则是，五行可以串联万事万物，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东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黄;可以配五声，宫商角徵羽;还可以配五味，酸甜苦辣咸，等等。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这是我们先人对宇宙万事万物认识的知识基础，大家现在学了科学，对这个有怀疑，但是在古代，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最关键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整套知识和技术。
第五个，是中国天下观念，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很不一样。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宇宙想象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即天是圆的，像斗笠一样，地像围棋棋盘一样。天的中心在哪里呢?古人想象在北极。古人夜观天象，视觉里天在转，地不转，因此“天道左旋”，当你面朝北的时候，天是朝左转的，你会感觉有一个地方始终不动，这就是北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极点。古人认为大地的中心在哪儿呢?“洛者，天之中也”，洛阳是大地的中心。这是因为这套观念形成的时候，大概是东周，那时候王都在洛阳。洛阳最了不起，特别是，到了夏至那天，“日下无影”。所以，古代中国人以洛阳为中心。想象中一圈圈放大，这就是大地的形状，所以有“九服”或者“五服”的说法，每服五百里，两边各有五百里，就是一千里，“五服”就是五千里，大地就是这么方方的。但是，从这里形成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越在中心的人，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边儿上的人，文明程度越低，这就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中国很早形成了“华夷观念”，认为中国人是文明人，周围人是野蛮人，野蛮人要接受文明人的教化，就形成了一套“天下观念”，即以我为中心想象世界。这个想象和观念逐渐发展，不仅成为一种民族志、地理志里面的文化观念，也形成了政治制度即“朝贡体系”。
这五个方面如果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非常明显的属于汉族中国的文化。可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现代中国是五方杂糅形成的，就连汉族本身，也是五方杂糅的。从秦汉到隋唐，其实不断有外族进来，汉族也是逐渐吸纳、融合、杂糅了其他民族才形成的。
我一直在讲，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成为盲目的文化自大。
三、不同以往的文化转型
历史上，中国在很长时间，总是“在传统内变”，主流文化始终还是在汉族文化传统系统里面作调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佛教、三夷教、伊斯兰教，还是明清天主教，始终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战和改变这个汉族中国文化，所以，变化都是在传统内部的调整、适应、改革、变化。但是，到了晚清，由于坚船利炮、西力东渐的原因，中国不得不“在传统外变”，不得不越出传统，文化就面临危机。
从1895年到1919年，这是中国思想和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你会看到很多变化，比如说皇帝变成了总统，满清帝国变成了五族共和的民国，传统帝国不得不变成现代国家;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开设议会，建立政党;剪去辫子，穿上洋装;不再叩拜，改成握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解开束缚，走出家庭。以前所谓的“三纲五常”变了，变得很彻底很厉害。面对西洋和东洋列强，中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中。以前那种很自信、很安定的样子已经很难看到了，优雅、宽宏和从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相应地，刚刚我们讲的汉族中国的文化的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在用汉字，但现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普及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断裂的问题。以前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它代表典雅、礼貌和尊严，也代表着有教养、有文化，现在不再有了。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等秩，同时也使雅、俗不再有分别。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自从白话文成为主流之后，写信已经不再有典雅方式了，电脑普及，网络流行，语言和文化的格调都没了。比如说，学生给我写信也不署名了，最后来一个“呵呵”，雅俗之间已经没有区别了。第二，现代汉语掺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进来以后，使得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已经变了。第三，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提倡简体字，使得文字和原来的形象之间的距离更拉大了。简体字虽然方便学习，但是离开原来的“形”，越来越像抽象符号，传统汉文化里面，通过形象的文字思考、书写和表达的这个因素，就发生了问题。
第二个，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也出现了问题。虽然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因此，儒家家族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是信仰世界。自从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牵累，逐渐退出真正的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体制化和旅游化。因此，传统的信仰世界也在危机之中。
第四个是阴阳五行，在科学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它在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万事万物了。阴阳五行学说，现在基本只在中医、风水、食补等领域里面还保存着。在整个现代的知识系统里面，它已经到了很边缘的地方。
第五个是“从天下到万国”，基本的世界观念变了。随着晚清以后西洋进入东方，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古代传统里面的宇宙观、世界观、朝贡或册封体系，已完全不现实了。
上述变化说明，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族中国文化——已经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理解、重新更新的时代。
四、“文化”与“文明”有何区别
我今天一再强调，各种文化没有高低，只有文明是程度不同的。在这样一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能才会缓解长期以来的焦虑和紧张。我这里想引用一位德国学者伊里亚斯的见解，他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中提出，可以把“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界定和区分，即“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接下来伊里亚斯又指出，“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有规则”等词语相连。就好像说，我们经常拿着球来玩，这没问题，但是对不起，一旦你上了篮球场就不能用脚随便踢，上了足球场就不可以用手抱(除了守门员)，很多人在一起玩就要有规则。虽然“文化”是让你随心所欲表现自己特色的，但“文明”是给你一些限制和规则的。如果这样理解“文明”和“文化”，我们就不必对全球化和现代秩序恐惧，也不必担心我们的文化会被侵蚀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普遍的文明和规则中，守护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再接下去，我还必须说明，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毫无疑问，文明始终是在不断侵蚀文化，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文明”常常是在前进的，时时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这两者怎么协调?
我们今天讲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能够保存好特别的文化，同时在现代文明的时代，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比如说，我们在接受和赞美科学的同时，对于阴阳五行能不能有一些同情的、历史的理解?又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普遍的法律和制度的时候，能不能够对传统中国的家、家族、家国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有一点历史的理解?再比如，我们能不能在接受新的文明的时候，对传统宗教也能够有一些温情?同样，我们能不能够在接受万国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能对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历史习惯有一点点理解?我本人是研究历史的，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我们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我们承认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
■20151025罗卫国精读：汉字+家族国+三教合一+阴阳五行+天圆地方！文化是区别、文明是统一！讲清楚了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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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31】
李敬泽
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左传》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吴国大举伐陈，楚国誓死救之；陈乃小国，长江上的二位老大决定在小陈身上比比谁的拳头更硬。
风云紧急，战争浩大沉重，它把一切贬为无关紧要可予删去的细节：征夫血、女人泪，老人和孩子无助的眼，还有，一群快要饿死的书生。
——孔子正好赶上了这场混战，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吃的是清炖野菜，弟子宰予已经饿晕了过去；该宰予就是因为大白天睡觉被孔子骂为“朽木粪土”的那位，现在我认为孔夫子骂人很可能是借题发挥：想当年在陈蔡，这厮两眼一翻就晕过去了，他的体质是差了些，可身子更弱的颜回还在院儿里择野菜呢，而年纪最大的老夫子正在屋里鼓瑟而歌，歌声依然嘹亮，谁都看得出，这不是身体问题，这是精神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不止宰予一个，子路和子贡也开始动摇，开始发表不靠谱的言论：“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无所丑也若此乎？”
这话的意思就是，老先生既无权又无钱，不出名不走红，四处碰壁，由失败走向失败，混到这地步，他不自杀不得抑郁症倒也罢了，居然饱吹饿唱兴致勃勃，难道所谓君子就是如此不要脸乎？
话说到这份儿上，可见该二子的信念已经摇摇欲坠，而且这话是当着颜回说的，这差不多也就等于指着孔子的鼻子叫板。果然，颜回择了一根儿菜，又择了一根儿菜，放下第三根儿菜，摇摇晃晃进了屋。
琴声戛然而止，老先生推琴大怒：子路子贡这俩小子，“小人也！召，吾语之”。
俩小子不用召，早在门口等着了，进了门气焰当然减了若干，但子贡还是嘟嘟囔囔：“如此可谓穷矣”——混到这地步可谓山穷水尽了。
孔子凛然说道：“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
——黄钟大吕，不得不原文照抄，看不懂没关系，反正真看得懂这段话的中国人两千五百多年来也没多少。子路原是武士，子贡原是商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和此时的我们相差不远：如果真理不能兑现为现世的成功那么真理就一钱不值，而孔子，他决然、庄严地说：真理就是真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真理之道的认识和践行。
此前从没有中国人这么说过，公元前489年在那片阴霾的荒野上，孔子这么说了，说罢“烈然返瑟而弦”，随着响遏行云的乐音，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呆若木鸡，喃喃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我认为，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胜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
该说的老先生已经说得透彻，而圣人的教导我们至今并未领会，我们都是子贡，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而且坚信混得好比天高地厚更重要。但有一点总算证明了真理正在时间中暗自运行，那就是，我们早忘了两千五百多年前那场鸡飞狗跳的战争，但我们将永远记得，在那场战争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孔门师徒的乐音、歌声、舞影和低语。
——永不消散。
罗卫国：2018年12月9日阅读于青海湖和塔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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