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21-025】
发布时间: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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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5】


王东岳

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思维差异,会带我们走向何方?



一、东西方文化冲突人格会分裂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中唯一一脉延续到今天的,但是它在近代表现比较弱。上世纪初, 1916 年,中国发起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它在相当程度上把中国文化打碎了,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全盘西化。


我们西化到什么程度?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学的全部课程都是西学,今天写的文章句式都是欧式的,我们头上戴的、脚上穿的都是西方的东西。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兼容性极差,导致我们中国人原生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我们在显意识学习到的西方文化之间,常常自觉不自觉发生严重的冲突。


东西方文化是世界上百种乃至于上千种的文明中最具有两极性的文化,这两种文明在人类文明最遥远处就有分杈点,要想理解东方,要在西方思想相反的思想上理解。由于这个原因,因此近代以来,中国所有政治家、经济家、社会活动家乃至文人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处在两种文化氛围、行为氛围里,严重的话甚至人格分裂。


这种文化人格分裂的麻烦,人人都可能碰到,能不能解决?如何解决?


暂且不说解决,首先你要搞清楚东西方文化的底层,也就是源头搞清楚,然后才可能具备思想能力。思想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指南,掌握思想能力,才是调整行为能力的关键。


二、东西方文明的起源


1、文明发生的梯次和智人的迁徙时间点紧密相关


为了说明东西方文明在起源上的问题,首先讲一点人类史。


科学家研究发现,今天的人类,就是现代智人,是 20 万年前某一族直立人的后裔。现代智人迁徙的路线图显示,是从东非大陆其中一族人进化为现代人智人的,至于其它大量的人,大约在 7500 年前直到两三万年前,不知道发生什么冲突,无故走向灭绝。


古埃及文明:人类第一场文明


现代智人在 9 万年前逐步开始分两路迁徙,一路向南的南非走入死角,另一路向北,大约 6 万年前到达北非尼罗河流域。由于现代智人到达北非尼罗河流域定居下来的时间最早,因此古埃及文明是人类第一场文明的萌芽。


举个例子,古埃及的象形文字,5500 年前就已经完全成熟了,而中国的甲骨文 3300 年前才基本成形。


巴比伦文明:世界上第二个文明

上古先民从古埃及通过地中海和红海通道,到达中东两河流域,这在大概5万年前,由此缔造世界上第二文明——古巴比伦文明。


地球文明发生的梯次和现代智人迁徙定居的时间相关。


2、地域交流条件是影响文明发育的另一重要因素


欧洲文明


上古先民从两河流域又分两路进行迁徙,一路北上通过黑海和里海之间,过高加索山脉进入欧洲,这大约 4 万年前。


东亚文明


另一路东下,翻过天山山脉北麓和阿尔泰山脉南麓进入东亚(中国),这大约在 3.5 万年前。请注意,迁移到东亚比迁徙到欧洲迟了 5000 年左右,按道理讲欧洲的农业文明应该比中国先进,可是在中古时代以前,中国的农业文明远比欧洲先进。为什么会这样?后面会提到。


东向迁徙的这族人,有一族进入南亚四大洲,然后通过中国东南沿海进入东亚。这两路人汇成中华民族基础。


美洲文明


到东亚这族人顺着太平洋西海岸一路北上,大约 1.4 万年前穿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由于现在智人迁徙到达美洲的时间相当之迟,只有 1.5 万年,因此直到公元 15 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整个美洲基本上处在亚文明状态,仅在美洲中部地区和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出现微弱的早期文明。


讲到这儿发生一个问题,前面讲现代智人迁徙定居的时间和地球上文明发生的梯次相关,但是你会发现一个现象,一个是南非最早人迁徙到达,一个是澳洲和新几利亚等地,4 万年前,智人到达的时间跟到达欧洲到达的时间相仿,但这两个地方直到十七、十八世纪被欧洲人发现时,他们完全没有进入文明阶段。


因此,文明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影响,那就是交流条件。人类古文明主要发生在欧亚非大陆的中纬度阶段,1.5 万年前撒哈拉大沙漠形成,人类文明大约在 12000 年前发生的,于是它阻断了欧亚分布带和南非的沟通。1.2 万年前第四季冰期结束,于是海水割断了澳洲和美洲区域的文明关系,从而使这些地方文明迟迟没有发生。人类早年文明的发生还受第二个条件的影响——地域交流条件。


3、文明发育的不同和人种智力没有关系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人类文明以及人类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一般很容易想象它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种族的人智力状态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缔造不同的文明和文化。


研究表明,人类的文明和人种智力上的差别没有任何关系。原因是什么?我们人类发生亚种的分化仅有 4 万年时间,而任何生物的生理形状和大脑的智力状态发生明显的变化,至少需要基因突变积累上百万年乃至上千万年才能够实现。短短 4 万年的时间里,我们在人种上不可能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


三、东西方文明的形成机制


因此,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分化,需要两大条件:第一叫地理隔离,第二叫交流隔离。


我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铺垫,接着来看东西方文明。学界把古代西方文明简称为“两希文明”,中华文明为“两黄文明”。


注: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典文明,一个是基督教文明,习惯将源头最下化为两个“希”,就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古典文明首先指古希腊文明,其次包括古罗马文明;希伯来文明指统治西方精神世界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是从希伯来文明或希伯来人的宗教犹太教脱胎而来,基督教的胚胎虽来自希伯来文明,但却在古罗马的母体内孕育而成并成长壮大。现代西方文明之所以建筑在古典文明的基础之上,完全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在文化上主动认亲的结果。


“两希文明”是古希腊、希伯来文明,为什么把希伯来设为西方文明的起源?因为今天的西方文明也叫基督教文明,而基督教最初其实是犹太教变化而来的。今天拿到手里的《圣经》分旧约和新约,旧约是犹太教的教,因此学界把西方文明简称为“两希文明”。


东方文明的形成和文化格调


中国文明叫“两黄文明”,这两黄指什么?第一指黄河,第二指黄土。看中国文明的发生。请大家首先注意一个现象,地球平均土壤厚度 0.5 米厚,中国的陕北和山西,黄河中上游土壤厚度高达 700-2000 米,这里也叫黄土高原,黄河多次改道冲刷再形成广大的中原,成为人类少有的上万年前就发生农业文明的区段之一。


现在回往中原文明,中原文明早年是纯粹的农业,由于它的植被只长草本和灌木,人类很容易把这片土地开垦起来,这叫“刀耕火种”。而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开垦土地必须破坏林木,原来的采猎就被破坏了,人只好结成群团,那时候人类处在血亲社会中,人际关系简单和谐,人类团结起来在每亩土地上精耕细作。


大家要知道,农业文明一旦发生,人际立即暴涨。


为什么?


因为一亩地上长出的粮食可以给人体提供能量,让土地长草,让动物吃草,给动物提供能量。人口密度也随之越来越高,唯一的生存资源只有土地的资源,这种高度紧张的人际关系,迫使所有人收缩自己的欲望,压缩自己的权力,协作起来精耕细作才能达成。中国文化基因没有对个性张扬的需求、对个人自由的诉求、对个人权力的诉求,这些都是出不来的。


西方文明的形成和文化格调


我们现在再看西方文明,前面把西方文明叫“两希文明”,这个讲法不准确,严格讲应该是“环地中海文明”。地中海交通条件极其便利,地中海是非常适宜的内湖条件,构成了南欧北非的沟通。


再看古希腊,它在夏季温度最好的时候降雨量极低,这对农业文明的发育是极大的阻碍,当地粮食产量极低,随着古希腊地段上的人口增长,粮食不能增加。古希腊人在 2600 年前就已经进入半商业半农业状态,古希腊人,比如雅典人,他们要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怎么获得?必须把商品做得非常奇巧,然后到中东换取。如果他们做的商品是北非、埃及人、中东人也很容易就做出来的,就不可能换东西。


经商是非常冒险的,它和农业文明的集体劳作完全不同,农业文明是非竞争性的。工商文明是和同类竞争,因此竞争强烈。——2018年罗卫国国庆节主编于家中,刚从南京回来——再加上长途跋涉才能够进行经商,远古时代跋山涉水危险度很高,造就了古希腊人的自由精神和冒险精神。


大家再想,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交换双方,不管心里怎么瞧不起你,交换的瞬间必须是平等关系,否则交换无法达成。平等的商品交换造就了西方文化基因中的平等意识和契约精神。


大家想想前面讲的几点,是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基本格调?


四、东西方文明是如何分化的?


东西方文明的分化只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生存结构:人类面对其自然环境所导出的不同生存结构的谋生行为体系的综合,它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得以缔造的第一基础;


第二,思维方式:由于生存结构和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东方)使用象形文字常年不断,而拼音文字在另一路上(西方)发生,(西方)拼音文字会造成思维方式的强迫抽象化,从而导致东西方思维方式出现根本差别,导致两路文化内涵出现根本分化;


第三,遮蔽效应:我们一般人认为文化是天然具有拓展性的,错了,文化首先具有遮蔽性。什么意思?人类任何文化都跟真理无关,之所以成立文化系统,因为它内在体系内自恰。一个内在体系自恰的东西怎么从内部直接突破它?不可能。因此任何一个文化,就其根本素质而言,它一定是反而把你笼罩住,使你无法超脱,这叫文化的遮蔽效应。一个东西发生的根由是什么,脉络是什么,只有走到这个深度,才能理解人类文化怎样展现开来,人类文化是怎么样对立起来。


我不承认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因为中国文化就是纯粹的农业文明,人类不可能倒退,即使工商业文明很糟糕,你也回不到农业文明,但是我也不承认西方文化代表未来,因为西方文化正在把人类导向巨大灾难。任何文化一旦对载体构成戕害,标志着这个文化必将衰落。


如果西方文化在今天已经表达为对人类整体的巨大戕害,它就标志着西方文化行将衰落,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什么价值?人类肯定要缔造出下一茬文化的思想参考系,绝不是人类倒退到农业文明。我更关心大家对东西方文化得以发生脉络的深层理解,你只有理解这个东西,你才能做出比较好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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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4】


宋文洲

神话和宗教阻碍科学管理



(1)管理只有好坏之分


离开校门后,我经历了失业、创业、上市、退休的整个过程,而且我的主营业务又是科学的团队销售技术咨询,每天谈话的对象几乎都是企业家及企业的高管,因此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和企业。


除个别例外,企业家大都是情商很高的人,他们都擅长体会别人的感情需求。和企业家聊天,感觉会很轻松,既能感受到其魅力,又容易被他们说服或折服。久而久之,根据所在行业和谈话风格,我渐渐发现他们可以被归结成几种类型,和他谈话时,我会一边注意倾听,一边在脑海里本能地寻找过去的案例,尝试将与他归纳到某一类群。


虽然业界一再强调中日企业家管理风格的不同,以我所见的中日众多企业家,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只要是辛辛苦苦地正经管理的人,他们都有共同之处,所谓文化背景和国情则显得微不足道。这就如同科学没有国界一样,企业管理也没有国界。


提到企业家的经营之道,往往会被限定在其所在的产业领域。如有人属于电子产业,有人属于纺织业,有人是餐饮业,有人是金融业,不一而足。无论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企业家,大都是从一线打拼出来的,他们接触的人或事也大都和所在产业领域相关。


这种成功的自信和密封的环境,往往给他们造成了一种特定的错觉,那就是自己的领域是特殊的,外行人摸不清,干部要选懂行的,讨论事情也尽可能和同业界的人谈。在总结成功和失败时,他们看的往往也很局限,甚至很具体,难以从更大范围内进行归纳,自然其看法就缺乏客观性,也就是科学性。


我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小故事。一个盲人到亲戚家做客,天黑后,他的亲戚好心为他点了个灯笼,说:“天晚了,路黑,你打个灯笼回家吧!”盲人火冒三丈地说:“你明明知道我是瞎子,还给我打个灯笼照路,不是嘲笑我吗?”他的亲戚说:“你犯了局限思考的错误了。你在路上走,许多人也在路上走,你打着灯笼,别人可以看到你,就不会把你撞到了。”盲人一想,对呀!这个故事告诫我们,局限思考是从自己的角度思考,整体思考是你把自己放到整个环境中去考虑。


谈到管理的门户之见,我常常和那些倡导所谓“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甚至是“中国式管理”的人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管理方法,世界上只有两种管理,那就是“好的管理”和“不好的管理”。


(2)科学的管理让领导艺术走开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搞清企业家在企业里的作用。企业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正如“企”这个字,人离而业止,所以,企业家最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管人。而管人是一个最古老的学问,甚至连猴群都需要这个学问,能管好人是一个领导人的基本功,政治、军事、教育和经济等所有领域里的领导人都必备的基本功。


按理说,所有的领导人,只要他是通过公平竞争变成领导人,他们必然都会有很好的人格魅力,因为他领导的是人,必须要让人感到舒服、服贴。


可现实中很多政客、官僚和大企业高管都没有应有的人格魅力,这说明他们肯定不是通过公平竞争的手段坐到了那把椅子上的。


前文提到我所见过的企业家都很有魅力,情商也很高,那是因为他们都是通过无数次的竞争和磨砺才成为企业家的,拜业务之赐,让我接触都是有上进心的真正的企业家。试想,那些靠政治人脉和市场垄断就可以把企业做大的人,有必要和我商量如何实施科学的销售管理的吗?


那好了,我们就不去谈那些魅力匮乏却又能身居高位的人了,在我眼里,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首先必须是一个领导者。假设一群素不相识的人突遇灾难,人们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应对的话,那么,企业家就应该第一个站出来组织人们顺利脱险。也就是说,企业家的领导能力,是一种原始的基本能力,这大概不是科学管理来研究的课题。


实际上,领导别人的能力不但包括后天锻炼,更多的是先天遗传,很多人天生就不适合领导别人,让他们去做领导,就等于领着牛去赛马,累死三军也未必有啥建树。


当下国内成功人士频出,在各种论坛、沙龙、峰会上都出言不俗,这些企业家大多不讲管理,更不提什么科学管理,他们谈的都是如何做人或先做人后做事之类的情怀,听起来更接近于某种新派宗教,我觉得他们的目的不是教会别人如何管理,而是在给别人洗脑,为自己涂粉,最多也只能被看成是提升自己在别人心目里权威性,以增强自己的领导力。


说起领导力,中国人不缺。中国各代的开国皇帝都具有世界一级的领导力,即便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也是领导力的天才,毛泽东更是在领导力方面登峰造极、无人能敌。亚洲人民最爱读的《三国演义》也几乎都是关于领导力的案例教材。今日,经济文化等差异巨大的13亿人口能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不出乱子,这本身就是领导力的奇迹见证。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中国企业绝对不缺少领导力。目前的中国企业的困境,起因绝对不在于人们传统上那些渲染神化的领导力,而在于企业家面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就是科学管理能力。


如果领导力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中国就不会输掉鸦片战争,更不会输掉甲午战争,毛泽东也不会发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了。过于强调领导力作用,是我们中国企业家必须反思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及时折回的思想死胡同。科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科学把主观的意识和客观的规律进行了明确的分离。


(3)神话和宗教阻碍科学管理


当达尔文提出人类是由低级动物进化的论说时,人们拒绝想象他们的祖宗是和猴子、野猪一样的动物,这不光是因为进化论和他们的固定观念有冲突,更是因为进化论否定了诸如教会这样的权威。在深信神创造了万物,人类又是神创造出来的最高级动物的时代里,进化论就是天方夜谭,就是对人类的亵渎。


当伽利略观测到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运行时,也是因为同样原因受到迫害。人们每天亲眼看到太阳在升起落下,根本感觉不到地球在动。太阳在转动的说法,太直观了,太容易解释了。而教会等权威们也一直在用天动说来解释他们的教义,说地在动,就是等于在砸教会的饭碗,当然教会为了真理要置伽利略于死地。


你也许会说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不一样,而不愿承认你现在深信不疑的一些对管理看法是不科学的,或许也会说管理就是管人,不需要科学。其实,这就是问题所在。


科学不分领域,不然就不会叫“科学”了。如果管理学里有科学成分的话,那么它一定和进化论、地动说等一样,绝对不符合人们的既有观念。这或许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许会让权威们觉得恼怒,甚至会让一些人的利益受到威胁。


你可以观察一下中国、日本和韩国人写的管理之类的书籍,你可以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在谈道德,在谈人生,在谈心术,谈领导力。作者在反复告诉读者一件事,那就是“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有爱心,道德高尚,意志坚强,万倍努力”。其实读完他们的说,你要么不信,觉得他们虚伪,要么就得自己渺小,不配做企业家。


实际上,企业家在人格上绝对不比一般的人更高尚伟大,他们也没有资格去说教别人该如何做人,更没有必要将这些上升华为哲学和价值观。即使大家听了,也绝对没有必要就去相信,究其本质,他们几乎都是在做广告,他们的心里没有比一般人更高尚的东西,当然也没有比一般人更卑鄙的东西,我只是想说,拯救人们的灵魂,那不是他们的工作。


中国企业家知道很多经营之神,之所以认为他们是神,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们的业绩伟大。如果松下电器只是一个小小的电器店,京瓷只是一家中小企业,大家自然不会把松下幸之助、稲盛和夫当作教主去膜拜,他的《活法》也不会被奉若圣经。


人们之所以相信经营之神,那是因为人们已经相信他们是神,事先已经决定去相信他们,这种想相信、需要相信的心态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神父,本来和他的交往于宗教无关,但很多次免不了去他的教堂里参加些活动,自然而然地就听他的一些说教。我处于一种研究心理,也开始看圣经,也偶尔问他些问题。他不厌其烦地热心地解答,但我总是得不到满意,因为他说的那些解释不和逻辑。后来终于有一天他和我说,“宋,你之所以提出这么多问题,也不满意我的回答,那是因为你不信。你信了就能理解我的回答。”


这就是宗教的本质,也是神话的根源。他必须先让你无条件地信他,才能成立。而这种神话,正是剥夺人们独立思考的最佳方法。只有当你放弃怀疑,放弃独立思考的时候,神才会走进你的心灵。


这就是我们什么反对神话企业家的理由,也是为什么反对企业家大讲特讲哲学和宗教的理由。因为中国企业家不缺乏盲信之心,但却一直缺乏科学思考习惯。


■2015年12月23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阅读于海南省儋州的海花岛,晚上住海口鸿运酒店。互联网+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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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3】


周国平

经济危机下的生命反思



我曾接到邀请,让我出席今年的博鳌论坛,就“经济危机下每个人如何生活”的主题发言。可是,我对这场经济危机实在看不明白,怎么能到这样隆重的会场上去瞎说一通呢?所以我推辞了。


这场经济危机来势凶猛,据说百年不遇,迅速席卷全球,闹得人心惶惶,迫使大国首脑们频繁开会,商讨对策。看来情况确实严重,决非空穴来风。我看不明白的是,没有全球性自然灾害,没有世界大战,何以人类生活的场景说变就变了呢?


听到和读到一鳞半爪,好像全是银行惹的祸。次贷,坏账,不良资产,金融海啸,按我这个外行的理解,这些可怕的术语无非是表示,银行把账算错了,突然发现钱远远没有原来以为的那么多。银行的职责是管钱,管得这么糟,应该打屁股。但是,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银行,让大家都根据算错了的账瞎折腾,是不是更大的教训?


再说,既然发现钱没有那么多,那就少花些钱好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是的,钱已经花出去了,事情只做了一半,如果没有后续的钱,项目就黄了,这当然是很大的损失。那么,岂不应该从根本上反省一下,许多项目是否本来就不该上,贪婪地扩张经济本身就不是人类正确的生存方式?我们诚然可以通过拉动内需来应对或预防市场冷清,但是,在人类文明和人生幸福的层次上,节制物质需要是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据我观察,受这场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是相反两极的阶层。一极是老板,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老板,经受了生意惨淡、资产缩水的烦恼。不过,他们衣食无虞,只是钱赚多赚少的问题,挺一挺就能度过难关。另一极是没有稳定职业的人,尤其是农民工,遭受了失业的痛苦。农民工是最悲惨的,家乡不再有足以养育他们的土地,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他们的境况始终是对大规模城市化的质疑,只是现在更尖锐地显现出来了而已。


在这两极之间,多数城市居民的生活其实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甚小,至少从我接触的范围来看是如此。人们照常上下班,照常去菜场买菜,照常过着从前的日子。风暴在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域里回旋,未能撼动普通生活的基础。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经济危机几乎是一个尚未证实的传说。不管高端经济人士把账算得怎样一团糟,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上基本生活资料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而这就意味着人们的基本生活可以不受影响。既然如此,经济危机就毫不可怕。


在我看来,这场经济危机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我们反思人生和人类的某些根本问题。我一直认为,人生的幸福在于两大快乐。一是生命的快乐,例如健康、亲情、与自然的交融,这是生命本身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快乐。另一是精神的快乐,包括智性、情感和信仰的快乐,这是人的高级属性得到满足的快乐。这两种快乐当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所需十分有限。物质的贪欲是社会刺激出来的,不是生命本身带来的,其满足诚然也是一种快乐,但是,与生命的快乐比,它太浅,与精神的快乐比,它太低。我相信,一个人越是满足于过俭朴的物质生活,并善于从生命本身和精神世界中获取快乐,经济危机对他的影响就越小。原因很简单:这场经济危机只是打击了消费主义,不能伤及生命本身的享受,只是打击了物质主义,不能伤及精神的享受。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人类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用什么来衡量人类文明的水平?物质财富的制造和享用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实际上就是精神的创造和享受。然而,长期以来,财富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光芒万丈的词汇,成了从政府到个人所追求的第一目标。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把这场经济危机视为泛滥于当代世界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一个恶果。它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首先爆发,对于人类岂不是一个警示?


最后,我必须承认,我对这场经济危机仍然看不明白,我所说的只是一些基本的道理罢了。不管与这场经济危机联系起来是否恰当,这些道理本身是不会错的,而且确有必要在遭到忽视的今天予以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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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2】


向松祚

伟大的黄埔、不朽的精神



如果问:20世纪管理教育的典范是谁?好些人的答案是哈佛商学院或沃顿商学院或其他某个顶级的商学院。我的答案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同意的人则可能更少。20世纪管理教育的典范是黄埔军校。1924年6月16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主持创办黄埔军校,地点在今天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

黄埔军校是中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是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传奇。黄埔军校之奇,至少有三。筹备之速,学制之短,条件之苦,皆破了世界记录,此奇一。招生条件之简单,教官学员之年轻,课程设置之丰富,知者无不叹为观止,此奇二。培养人才之盛,左右国家之命运,英雄辈出,数之不尽,此奇三。

1924年1月13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创办黄埔军校。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盛大开业典礼,第一批学员正式入学受训,从决定创办到正式开学,前后不到半年。仅从1924年6月到1927年7月,黄埔军校就招生6期,共培养军事干部5000余人,学员平均学习时间只有半年左右。论办学条件之艰苦卓绝,先不说当时国内战乱频仍,广州局势紧张,只以最基本的学生食宿而言,则是“上顿不接下顿,不知哪天就没有饭吃。”古今中外,我们很难再找到一所学校,其办学条件之艰苦,可以与黄埔军校一争高下。黄埔军校创办之时,孙中山名为学校总理,实际主事者是校长蒋介石,时龄37岁。比蒋氏年长者,寥寥无几。著名教官周恩来、叶剑英都是二十几岁。就是苏联顾问团的各位成员,同样相当年轻。学员年龄之小,更不必论。招生要求年龄不得超过25岁。黄埔一期学员,著名将领杜聿铭,入学时24岁;黄埔四期学员,共和国元帅林彪,入学时刚满18岁。师生平均年龄不到25岁,却是最高级的军事学院,举世再无第二家。拜读黄埔军校报考章程,其入学要求之简单,堪称世界之最。只要有基本的文化修养、有报效祖国、致力国家统一的热血壮志,就可以成为黄埔军校的学员。入学虽易,训练却极其严格,学制虽短,课程却异常丰富。翻看黄埔当年的课程设置,军事之外的课程多达18门,遍及政治、历史、哲学、科学、中国国情、世界大势、人物等几乎所有领域。军事课程之详细和全面,与今日四年制的军事院校相比,毫不逊色。此外,黄埔军校还邀请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演讲。如鲁迅、毛泽东、刘少奇等都曾经到黄埔演讲。短短半年时间之内,学生要涉猎如此众多的学科,还有每日必备的军事训练,其紧张程度非今日学生可以想像,非一般人可以承受。

就是这样的办学理念、条件和方法,却在极短时间内造就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无数英才,这是黄埔军校最令人称奇和引以自豪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共产党内,曾任黄埔教官和学员的人,至少有四位先后成为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共和国十大元帅有五位出自黄埔(林彪、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十大大将有三位出自黄埔(陈庚、罗瑞卿、许光达),1955年首批上将,有九位出自黄埔。当然,还有诸如左权、刘志丹、赵尚志等千古流芳的抗日英雄。国民党更不必论,其政权的主要成员(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汪精卫、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白崇僖、陈果夫、李济深、邵力子等等)均与黄埔军校有关,“黄埔系”是国民党军政系统最强大的势力。官拜上将军衔的黄埔学员达四十多人。其他级别的国共两党高级将官,出自黄埔的当然难计其数。究竟有多少黄埔学子战死沙场、为国捐躯,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数字!我们的历史学者实在是对不起先烈!

激动人心又令人困惑的问题来了:黄埔军校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是怎样的办学理念让黄埔学员如此优秀?是历史的偶然现象还是有某种必然性?或者如有些人所说,即使没有黄埔军校出现,照样会涌现众多的军事政治天才?如果我们采取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念,那么你可以说没有剑桥大学,人类也会出现牛顿、达尔文、沃森、霍金;没有哈佛商学院、西点军校、沃顿商学院,美国照样可以涌现无数军事天才和商业奇才;没有西南联合大学,中国照样会出现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邓稼先。这样的观点当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需要的,是从先辈的伟大创举中吸取宝贵的精神财富,帮助我们去开辟更加辉煌的未来。

黄埔军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尤其是对今天中国风起云涌的管理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启示。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管理教育乃至整个国家的教育,要想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想真正造就领导未来世界的英雄豪杰,就必须回到黄埔军校的精神和理念。

黄埔精神和理念最重要之处,是将精神教育和人格培养放在知识灌输和工具训练之上。这当然是所有伟大学府最基本的共同点。曾经是西点军校最年轻校长的美国著名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西点军校确立的校训是:每个学员必须对人类的情感有着深刻理解, 必须通晓人类历史和世界事物。19世纪后期的伊顿公学校长布拉乌尼格说过:教育之目的无论如何不仅仅是帮助人们获得如何生存的知识,而是激励人们为更美好的世界去奋斗和献身。美国文化哲学大师爱默生说: 教育之首要目标是培养完美的人。孙中山先生为黄埔军校确立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是“亲爱精诚”。这正是中国儒家教育最优良的传统,是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而不坠的最高精神。《大学》开篇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标举的教育目标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黄埔军校的精神,乃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是中华教育的伟大传统。

或许有人会说,时移势易,今天举世的教育是技术知识高于虚无飘渺的精神价值和人格培养。然而,只要我们愿意稍微思考世界著名学府的真正伟大之处,你就会发现那无所不在的感染力恰恰是她们的精神传统。人们不太留意、却非同小可的事实是:所有科学大师几乎都是品位高雅、造诣精深的文化大师,所有商业和政治领袖首先是全面发展的人,他们对人类的情感、苦难和命运都有着深切的理解、同情和关怀。要成为伟大的学府,要培养卓越的领袖人物,没有崇高精神理念的深厚根基,是不可想像的。

我对中国教育,特别是对中国管理教育主要的批评和担忧就是:亦步亦趋地学习和模仿西方的技术知识和管理技巧,却忘记了起码的精神训练和人格培养;众多学生掌握了眼花缭乱的技术工具,却不知道自己担负的使命,乃至迷失基本的人生方向。如此下去,我们的管理学院又怎能成为世界级的伟大学府,我们成千上万的MBA/EMBA又怎能成为领袖群伦的企业家和政治家?

当年的黄埔学子,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不可能学会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战略战术,不可能掌握数之不尽的战争工具。渗透到他们血液里的,是伟大使命和崇高精神,是矢志不移和永不言败,是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胸怀如此伟大使命和崇高精神,要掌握乃至创造任何技术知识和工具,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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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1】


俞可平

思想家是民族的宝贵财富 



一个没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她必定也是矮小的民族。相反,一个拥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规模不那么大、经济不那么发达,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的思想家。暴政和专制、内战和动乱、贫困和落后,当然都会对思想和文化的繁荣带来种种外部的制约,但即使在言论禁锢最严厉、社会动荡最激烈、民族灾难最深重之时,思想的火花也不会在一个伟大民族的精英中完全消失。


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首先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有多么发达,我们的疆域有多么辽阔,首先是因为我们拥有伟大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就是那些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理想信仰、精神动力和前进方向的伟大思想。孔子、老子、管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贾谊、司马迁、王充、范缜、韩愈、王安石、朱熹、王阳明、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先哲的响亮名字,之所以代代相传,直至今天我们还在传诵和纪念,不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回顾历史,今天令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主要不是那些帝王将相和王公大臣,而是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家。


顾准是离我们最近的当代中国杰出思想家之一。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大多著述丰富,理论成型,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但也有些则书作廖廖,不成体系,如孔子、柏拉图、葛兰西等。顾准应当属于后一类思想家。出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顾准没有条件写出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更不可能在生前公开发表其思想观点。反映顾准思想观点的主要著作,其实是于1994年才得以出版的《顾准文集》。这部在他死后多年才汇编出版的著作,虽然是一本总字数才35万字左右的文集,但内容十分丰富,论及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重大问题。顾准所思考的都是事关中国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他所探寻的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不仅具有创造性,而且常常有着惊人的预见性,很多看法已经并且正在被他身后的历史进程所证实。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一般对“理论家”、“思想家”、“学问家”不加区分,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严格地说,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学问家指的是那些术有专攻、业有所长、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他们本着独立研究的精神,探索规律和真理,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有些研究甚至远离现实生活。但他们的学识是人类知识长河中的涓涓细流,其影响超越时空而绵延不断。理论家和思想家则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思想和观点往往直接针对现实问题。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理论家的作用更多在于解释和辩护现实,思想家的作用更多在于分析现实和谋划未来。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学说,但理论家更看重现实价值,思想家则更强调历史意义。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但理论家的影响力通常取决于特定的政治需求,思想家的影响力则取决于整个时代的需要。中国历史上不知产生过多少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其中大多数都随着某种特定政治需求的消失而退出舞台,而那些影响整个时代进程的思想必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传承下去。在我看来,顾准与其说是一位理论家和学问家,不如说是一位思想家。


思想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至今仍然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像孔子、老子、孙子的思想不仅对现在的中国人深有影响,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不仅在西方世界深有影响,对中国同样也影响深远。思想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其一,指明人类进步的方向和目标。进步的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为人类的道德判断提供基本的评价标准,使人类的发展遵循理性的和进步的轨道。其二,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蒙。思想家通过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通过对现实的分析和批判,宣示自己的主张,引导社会的舆论,使人们能够在重大的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其三,影响政府决策。思想家通过针砭时弊,通过建言献策,影响政治当局的决策,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


思想家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卓越的预见性。思想家之所以与众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基于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提出具有超前性的判断。思想家提出的许多判断,通常是对社会现状的超越,从而也是对人们常识的超越,只有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视角去观察和分析,才能理解这些超前性判断的重要意义。反之,也只有被社会历史的长远发展最终证明的观点和理论,才具有思想的价值,而并非所有与社会现状和流行常识相背的观点理论都有其思想的价值。纵观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许多观点和学说在思想家刚刚提出时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甚至终其一生也得不到认可。德国思想家尼采的多数著作印数很少,《偶像的黄昏》首次计划印刷50本,他死后出版的《权力意志》初次印刷也不过区区几十本,且多半由他妹妹免费赠阅。以致尼采生前对其著作不受世人重视,一直耿耿于怀。中国明末清初的三大杰出思想家之一王夫之的众多作品,由于现实的原因都没有在生前得以出版,而在清末民初才得以正式出版并广为传播。


与其预见性相一致,思想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强烈的批判性。基于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思想家不仅深刻认识到其所处时代的本质,更能够从某个方面着眼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并且带着未来的眼光来观察现实。因此,思想家的普遍特征便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批判性是思想家之所以成其为思想家的本质特征。所有思想家都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性精神的实质,是用未来的标准来评判眼前的现实,用应然来衡量实然。人们常常把思想家区分为进步的和落后的、激进的和保守的,进步的和激进的思想家视社会批判为已任,其批判性自不必说。其实,即使是被认为保守的和落后的那些思想家,也必定具有某种批判性,无非他们批判的对象可能是其他人肯定的价值。在古今中外那些公认的伟大思想家身上,都可以轻易地发现其深刻的批判性。以鲁迅和胡适为例,一些流行的观点通常把他们两人当成是激进派和保守派的代表,认为前者充满革命的批判精神,后者则满怀传统的中庸精神。其实,胡适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充满着深刻的批判,唯其如此,才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多样性是思想家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思想家的多样性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思想家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的丰富多彩,每个思想家各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他们之间的思想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针锋相对;另一个意义是,思想家作为个体,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也常常前后不同,甚至相互矛盾。思想家的多样性,既来源于人类个体认识的差异性,更来源于社会现实的多样性,特别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民族文化。古往今来,找不出思想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使是外表一样的双胞胎之间,其思想也不可能没有差别。思想之花,万紫千红。思想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灿烂之花,禁锢人类思想的多样性,就是禁锢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就是扼杀人类丰富的个性。正如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时所说的:“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思想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其实,即使最严厉的思想专制,也扼杀不了人类思想的多样性,从而也注定了思想家是一个斑斓绚丽的特定人类群体。德国是一个产生了众多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即使是马克思毕生所痛恨并决心推翻的普鲁士专制政权,也仍然无法消除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多样性。马克思本人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迫害,但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得以产生发展和广泛传播。差不多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还有谢林、叔本华、海涅、费尔巴哈、魏特林、鲍威尔、施蒂纳、拉萨尔、施特劳斯、尼采、伯恩斯坦、考茨基和韦伯等。这些思想家之间的观点千差万别,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都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财富。人口只有数千万的德国,之所以在世界上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与这些德国思想家的贡献密不可分。当今的德意志民族对思想家显示出更大的宽容。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当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联邦德国,首都柏林和马克思故居特里尔分别有一条街称“卡尔·马克思大街” ,马克思在特里尔的故居则被改造成“马克思博物馆”,供人参观和纪念。东西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仍然保留着当时民主德国命名的“马克思广场”和马克思、恩格斯雕像。善待思想家,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秉性,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美德。


人们通常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它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使人民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体进步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过程。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不仅催生着伟大的思想,而且它本身就是伟大的思想解放的产物。


现在,中华民族正大跑步地迈进在伟大的复兴之路上。没有思想文化的伟大复兴,就难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来纪念顾准先生,最重要的应当是像顾准先生那样,怀着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复兴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刻思考我们这一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无愧于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新观念、新学说、新思想,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思想的多样和学术的繁荣,既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体现,更是时代进步的重要动力。正像高质量的物质产品是祖国富强的宝贵财产一样,进步的思想文化产品同样也是中华振兴的宝贵财富。那些拥有重大发明创造的自然科学家是中华振兴的功臣,那些产生先进知识观念的人文学者同样是民族复兴的功臣。善待思想家,正像善待科学家一样,是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然要求。


■罗卫国2015年9月8日于家中:学问家——远离现实;理论家——现实价值;思想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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