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16-020】
发布时间:2019-08-29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0】


薛涌

怎样在国人的陋习中建立公共秩序



二十多年前,一位在美国教书的华裔教授对我讲了一个他在大陆的亲身经历:他开学术会议时和两位中国教授合住一个房间。当时条件很简陋,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只摆着三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暖瓶热水、三个茶杯。第一个教授进来,拿了一个茶杯,倒了一点水把杯子涮了一下,涮完的水没有地方倒,就直接倒在另外的一个茶杯里,然后自己沏了杯茶喝上了。第二个教授进来,也如法炮制。结果,等这位华裔教授进来时,两位先到的已经悠然自得地端着干净的茶杯喝着茶,涮杯子的脏水则全倒在留给他的茶杯里。他明白了情况后,觉得这两个同屋大概不好相处。后来才明白,这两位其实非常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他们只是有着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陋习。


最近一位经常回国做生意的朋友从上海回来,向我抱怨国内“仇富”太厉害。他举了一个例子:上海有一条小街,本来是走自行车的,最近汽车也通行了。那条路很窄,自行车和汽车很难并行。一天他开车走那条路,一个骑车人在前面慢慢腾腾地骑,身后堵了一大堆车。前面一位开车的女士觉得他有意为之,就狠狠地鸣了笛。那骑车人一下子火了,把车一放,站在那里挑衅:“怎么着?有本事你撞我呀?”那女士当仁不让,冲下车和他吵,另外一个司机也掺和进来。我那朋友见事不好,赶紧过去劝解。他找到那骑车人说:“大家都不容易,你差不多就完了。你看看,现在哪头人多?你把大家都逼急了,打起来你有好果子?”那人一听才骑车走了。用我这朋友的话,那位女士鸣笛也许太急。但是,那骑车人就是看别人有车自己来气,说到底还是“仇富”心理在作祟。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评论,马上反问他一个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谁更有理?如果发生在美国,鸣笛的人是否是粗暴挑衅呢?你好意思站在鸣笛的人一方吗?”他一时语塞。因为在美国住久了就会知道,汽车在路上碰到行人或自行车,从来都是谦让,对路人鸣笛是非常粗鲁的行为。在美国的公路上你会经常看到:汽车在行人面前不声不响地停下,行人则慢吞吞地走路,甚至一点不因挡了别人的路而快走几步。不久前看到美国的报纸报道,美国汽车打入中国市场后发现自己的喇叭不合格。在美国开车,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基本不鸣笛。我妻子开了两年车,居然不知道怎么鸣笛。所以,美国汽车的喇叭寿命都很短。在中国开车,一天鸣笛的数量就把美国车喇叭几年的寿命都用完了。


这些事情看起来虽然小,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如今中国进入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大都市中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住房水平提高不少。但许多居民迁入新房后,却习惯性地将垃圾往窗外一扔,就像那两位涮杯子的教授一样,脏水随手一倒,多一步路也不走。结果,空中垃圾成了城市的公害。再有,如今城市的交通已经拥堵不堪。但车主之间经常为了抢行而互不相让,有时几辆车宁愿都卡在那里,谁也不愿意礼让。在美国开车,你左转弯时必须给对面直行的车让路。如果对面的车流源源不断,你就不得不等很长时间,即使身后也堵了一队车。但是,对面的来车在看到你的苦境时,经常会停下来,主动让出路权。这样,几个素不相识的司机会互相打灯示意,等于临时修改了不适合具体情况的交通法规,使道路通行无阻。


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蒸蒸日上,外国有的东西,中国人也都渐渐有了,甚至飞船也上了天。可是,上述这些简单的文明习惯,居然几十年也学不会。这是为什么?难道中国人身上真的有某种根深蒂固的丑陋习性吗?


以我的观察,文明习惯是公共秩序的一部分。要建立公共秩序,就必须先有公共生活。否则,文明的习惯并不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自然形成。举个例子:中国香港和日本在生活水平上应该不相上下。我1996年夏天在中国香港,乘船到外岛一游,船开了近半个小时,简直就是在垃圾里开,整个海面都被垃圾所覆盖。3年后我住在横滨,到海边一看,海滨公园同样是大都市那种熙熙攘攘,但是海面上却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垃圾。


要解释这种巨大的差异,就必须看看历史所塑造的文化习惯。中国自秦统一以来,渐渐演化为一个官僚帝国,政府大、社会小,地方自治组织萎缩。比如明清时代的村落,几乎没有什么文献留下来,这说明了管理上的粗陋。有钱人不是努力领导自己的村子,而是迁居城里。老百姓有了纠纷,经常到官府去告,许多地方有“健讼”的名声。再看日本,到了中世纪晚期的战国时代,村落地方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自治传统。村落里有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大家习惯于参加公共事务,很自然地养成了公共品德。比如公用草地、树林怎么用,都有个规约,村民有遵守的义务,慢慢形成了一种习惯。中世纪的欧洲也是如此。英国史上的《大宪章》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森林宪章》,涉及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其实中国在先秦时代官僚国家没有建立以前,和这种情况也很相像。比如“山林川泽”这些地方共同体的公共财富,在分享、使用时都有严格的规约。但后来这些公共财富被当权派侵吞,集权的官僚国家由此建立,民间的这种公共资源也就自然消失了。


地方自治的社会,自己决定怎么享用自己的公共资源,因此也最容易培养出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比如现在的美国社会,依旧是当年托克维尔描述的那种以镇为核心的基层自治。一个镇,哪里能开发、哪里必须圈为自然保护区,都是居民自己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而决定的。最近我在波士顿郊区看房,发现一个非常好的镇居然没有收垃圾的服务。我遗憾地对一位美国朋友说:“这个镇的公共服务太不行了。”她则告诉我,这其实应该算是一种生活格调。很多非常讲究也很富有的镇,镇民故意不提供收垃圾的服务。大家每周在某一天把垃圾投放到指定地方。那里说不定还是个社交场所呢。我一想也有道理:这样自投垃圾,不仅家门口没有垃圾车的骚扰,而且平时必须精心处理垃圾,保证包得严实卫生、没有味道,乃至可以放在自己的车里运到指定地点。一个镇的居民都能做到这一点,可见这个镇的人的公共道德水准了。


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个官僚社会,什么都是上面规定的,有问题也要向上反映,等着上面的指示。久而久之,公共生活就消失了;公共秩序、公共场所的基本文明习惯也就荡然无存了。社会由此丧失了基本的自我管理能力,乃至三个教授住一个屋,怎么使用茶杯也不会;乃至汽车和自行车在分享一条路时谁也不让一步,闹得大家都走不了。也怪不得有话说:“一个中国人能对付两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两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一个日本人。”关于一个中国人是否真能对付两个日本人,我不得而知,不过,三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一个日本人确是许多人都承认的事实。日本人有至少几百年的村落自治传统,知道如何自我组织起来。中国人从来是官僚社会的动物,没有统一的指示,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根本不知道彼此如何协调,也没有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的概念。比如,前一段奥运会后北京是否应该维持汽车单双号进城的问题,有些专家立即发表高见,说单双号限制汽车进城等于剥夺了拥有车的人的“物权”。这不是很可笑吗?你买了车并没有买路。路不是你的物权,而是公共资源。单双号涉及的是如何分享公共资源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开车人的物权。这么简单的问题,之所以在中国一讨论就离谱儿,一大原因就是长久以来的官僚社会已经腐蚀了国民的公共观念,乃至大家一有自由就只顾自己,甚至把公共资源也算在自己的物权的账上。


如今中国社会正走向市场经济,追求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这给文明习惯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政府从社会各个领域退出后,社会就必须自己组织起来。比如,私房多了,本社区房主就可以自我组织起来、解决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如果居民能定期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下自己的社区该怎么发展、有什么样的秩序,包括把空中垃圾等公害也提到公共议事日程上来,居民就可能很快改变自己的习惯,养成良好的公共道德,具有公共意识,更好地履行公共责任。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9】


项保华

凭机遇挣快钱向着凭实力挣慢钱



即将过去的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许多企业经受了金融危机的考验,销售额不仅超过了百亿,有的甚至还突破了千亿大关。从按营业收入排名进入财富500强的大陆及港澳企业数看,2000年为9家,2001年为12家,2010年达到了46家。面对马上到来的下一个十年,我国许多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企业均将进入而立之年,需要考虑伴随着规模的扩大,如何实现心智与机制的成熟?需要探思未来发展之路,是否还能保持原有的扩张速度?清楚回答这些问题,可为我国企业的未来经营提供更好的指导,值得每位管理者认真思考。


(1)企业发展:理性与感性


企业发展,基于理性的思考,应该以做强为根本,而做强不可能快速,更不可能什么都做,必须有所聚焦、学会取舍。基于感性的行动,人们更可能为了抓住快速做大的一切机会,而相对忽略稳步积累、逐渐做强的考量。毕竟在当前现实社会环境中,做大对企业当前的名气、地位、利益、影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企业家的政治地位有可能水涨船高,成为各级政府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从而更易争取到各种社会资源与政策优惠。尽管从长期看,最终决定企业生存的还是市场而不是市长,依靠的还是做强、做稳、做久,但短期看,做大、做快、做多的确不无好处。


大与强显然,企业发展的过程始终面临着做大与做强的考量。做大关注的是产能扩张与市场规模,而做强涉及的是产品质量与创新实力。从长期看,企业最好能够同时做到既大又强,只是考察现实,要做到大与强兼顾似乎并不容易,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那么多的需要政府救助的大公司就是一个证明。考虑到受人们精力与企业资源稀缺等制约,不可能同时做到既大又强时,到底应该先强后大,还是先大后强,这值得人们慎重思考与选择。从理性逻辑看,人们心中都清楚,应该先强后大,毕竟强才是生存之根本;但从感性本能看,人们的行为会更偏爱先大后强,因为做大更具可衡量性也看得见些。


快与稳做大或做强都需要时间,可以用来衡量这一过程进度的指标有速度快慢之分。若只讲企业规模而不论实际效益,则还是有可能做到快速扩张的,只需加大各类资源的投入,不断寻找各种机会进行投资、结盟、并购等即可。但若想实现规模与效益的同步快速提升,这就并不容易做到了,因为此时要求有企业管理能力与效率改善的配套跟进,而这是需要时间过程的不断探索、磨合与积累的,不可能做到快速。对于这一点,冷静思考时人们心中也都清楚,只是面对摆在面前的现实扩张机会的诱惑,若手中又正好不缺投入所需的资源,此时人们无意之中就会产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结果为追求快速发展而忽略经营稳健性。


取与舍从企业成长历程看,对于刚创业的小企业来说,毕竟实力不强,只能顺应市场,需要珍惜与争取各种可能的机会,以求自身的更快发展;对于颇具规模的大公司来说,积累了一定实力后,就需考虑自身业务定位,舍弃一些诱惑,集中力量进行特色创新,以引领市场需求。在这里,“取”是对眼前做加法,更多地关注当前机会的争夺;“舍”需要对眼前做减法,更多地聚焦于未来机会的开拓。对大公司来说,若过度关注了“取”而没有学会“舍”,就会出现在资源、市场、能力等方面与其他同类企业的冲突,容易形成恶性的同质竞争,结果引起赢利水平下降。为此,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需要从努力做加法逐渐转变成为学会如何做减法,也就是能够抗拒诱惑、舍弃一些当前机会而更专注于自身特色建设。


(2)即兴行为:光荣与梦想


由上面分析可见,在处理企业规模与经营效益、发展速度与业务稳健、重视机会与专注特色的关系上,人们在即兴行为上会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更多地关注规模扩张、速度提升、机会把握。这种主要受欲望驱动的行为倾向,会在企业中形成规模、速度、机会至上的绩效观,使得人们无意中变得更为急功近利,试图抓住一切可能机会、不断加快扩张速度、比拼业内规模领先地位。对于机会、速度、规模的过度关注,尽管短期内也许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名气、影响甚至现实利益,但却会在不经意间相对忽视业务持续改善与创新突破,从而妨碍企业经营特色构建,影响长期效益与业务稳健性。


现实中,受机会诱惑或主导、只重扩张与速度的企业家,在抓住机会、加速做大的本能冲动主宰下,会忽视甚至忘掉投资、结盟、并购等扩张行动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与陷阱,结果更易一意孤行,听不进不同意见或劝告,从而导致严重不良的决策后果。例如,据相关媒体的采访报道,2004年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时,曾聘请摩根斯坦利为投资顾问,波士顿为咨询顾问。摩根斯坦利对并购持中性看法,波士顿持反对意见,认为风险偏大;TCL内部的两位元老级人物对并购投反对票,并奉劝李东生不要签并购协议。只是当时的李东生,做大的愿望压倒了一切,他从并购中更多地看到的是一个国际化的难得机会。事后的实践表明,这一并购不仅没有成为机会,而更多的仅仅是一种拖累。


类似地,在2005年明基并购德国西门子手机案中,当时靠代工起家的明基,一直在寻找做大规模、创出品牌的机会。对此,董事长李 耀有着很强的时间紧迫感,做梦都想着为明基的未来发展添加新的引擎—手机,以完善明基的产业布局。他甚至觉得:“错失并购西门子,恐怕七八年之内明基手机再也不会有大出息”正是出于“并购西门子手机就能给明基插上品牌国际化的翅膀,让速度加快10年”的梦想,他认为,尽管投资会带来风险,但不投资的风险或许更大。所以,在论及并购的最坏猜想时,他说强迫自己不往这方面去想,并且认为他人所犯的并购失败错误自己是可以避免的。


最终的结果表明,尽管李耀当初为并购准备了2亿欧元,但是,一年后,砸进去6亿多欧元,仍没有停止德国西门子手机的亏损,还使明基的其他业务也受到了拖累。不得已,明基最后只好断臂求生,对在德国的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在亲身经历过惨痛教训后,李 耀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企业的发展,有些是无法跨越的”。从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明基并购德国西门子手机这两个例子中,都可以看到决策者即兴冲动的行为特征,无意中忽略或误判了项目的潜在风险。为做大机会所诱惑,为增长欲望所主导,在仓促之中,缺少了冷静的理性思考,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经营能力,自然无法取得效率与效益的真正改善。


(3)快速扩张:机会与陷阱


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实现快速扩张的最为便捷的方法就是并购。采取并购的做法,表面上看兼具上规模、抢速度、抓机会的特点,能够一举多得,是一种帮助企业攻城略地、满足增长冲动、实现版图扩张的有效途径,只是实际上其中潜藏着许多易被人们忽视的陷阱。首先,从并购方的角度看,目标公司的选择就是一个难题。若是目标公司的业务发展前景良好,结果就有可能会因为并购出价太高而不划算;而若业务发展前景不好,则并购后又有可能成为拖累。这一点,已被大量的并购实例所证明。问题在于,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实中仍有这么多的并购案发生?这除了并购能够满足主要决策者个人利益驱动或政治企图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所谓的“傲慢假说”,也就是说,并购企业的管理者认为自己会比被并购企业的管理者更能干,更有眼光,更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而实际上这一判断并不靠谱。


第二,从消灭竞争的角度看,在市场饱和、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并购同行企业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减轻竞争压力、稳定市场价格,而实际上如果企业所追求的目标没有改变,还是希望不断扩大销售规模,那么并购前的同行争抢顾客行为,在并购后就会演变成公司内部多部门、跨区域的争抢顾客情况,结果仍然会带来市场秩序的混乱。例如,在国内水泥产业中,基于整合行业市场秩序、缓解价格竞争压力的考虑,就曾有业内巨头花大价钱并购了众多同行企业,只是问题在于,完成并购后集团领导的骨子里还是希望扩大自己企业的产品销量与市场份额,最后由于整个水泥市场需求基本饱和、行业总体产能过剩,集团下属各企业之间为完成业务考核指标、出现了竞相促销的市场抢夺战。


第三,从业务运行的角度看,为了应对更大规模、更快速度、更多机会的挑战,必然要求企业具备更强的能力。只是问题在于,对于任何企业来说,做事的能力往往都是体现在其人才队伍身上的,而人才素质的提升必须经历一个不断实战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因并购而导致的企业快速变大所提出的人才队伍要求,是绝大多数公司所不可能满足的,结果伴随着并购而来的快速做大,自然就会出现品牌、声誉、管理稀释的现象,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产品质量与安全危机,从而导致企业经营效益与人均盈利水平的下降。例如,中国乳业最近十年来,伴随着央视广告等营销拉动、同业公司间的并购重组、轻资产的品牌快速扩张,行业巨头规模越来越大,而产品质量、恶性竞争丑闻却越来越多,可见其中的各大企业对于自身内部管理与行业整体良性互动已经完全失控。


第四,就并购行动本身来看,通常是签约容易整合难。并购后的整合之难,关键在于其中涉及人性冲突,人们对于名利权的追求,若各方都想当第一、都想多得益、都想占高位,这其中的每一抉择均事关面子得失、涉及个人情感,并非简单的理性分析就能妥善解决,此时到底该怎么办?并购整合后的企业决策到底谁说了算?当因价值观等不一导致看法分歧时该如何化解?原先各自不同的企业内部制度、规程、惯例该如何融合调整?若人们事先对此没有充分的考虑,并购后就会面临艰难的磨合问题。例如,最近见诸报端的有关吉利集团李书福与沃尔沃分歧的扑朔迷离报道背后,至少让人看到了并购后各方当事人在由谁说了算、怎么做更好上的争议,而协调或化解此类争议的修炼则正是目前人类整体所缺乏的。


(4)未来之路:反思与启示


临近2010年末,看到有最近消息报道,万科提前4年实现销售额破千亿元。显然,随着中国经济整体规模的发展,就营业收入与业务规模上看,未来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百亿、千亿俱乐部,出现在财富500强的排行旁单上。但若注意到过去十年先后出现的众多类似达能与娃哈哈、蒙牛与伊利、360与QQ、国美黄光裕与陈晓的江湖恩怨纷争,又不免让人担忧,在企业做大之后,人们将如何进一步提升内涵,逐渐学会与人分享、实现业态共生,在这方面,环顾全球化时代各国争端不断,似乎本位利益至上仍在政治精英与业内大佬内心深深扎根,显见物质文明未能自然伴生精神文明,未来形势不容乐观,那种不惜鱼死网破的恶性竞争歪招、甚至杀敌三千自损一万的偏执傻招,也仍将会出现!


从防止恶性竞争、实现利益分享的角度看,任何企业都不能规模至上,相互之间应该形成业态共生机制。必须看到,作为一般规律,企业做大的过程总是先受规模经济性的作用,随着规模变大而出现人均盈利递增的情况,但在超过某一临界点后,再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也就是随着规模做大后瓶颈制约的出现,会出现随着规模扩大收益减少、效率下降,从而引发人均盈利反而递减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进一步做大后,总会面临同业市场竞争加剧、资源供应紧张、管理能力不足等挑战,从而引发人均或资产报酬率下降的后果。所以,如何在企业产能相对稀缺时确保质量,在市场相对垄断时约束产能,从而做到将产业链上下游经营的主动权,也就是瓶颈约束点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这是当下盈利良好的企业在不断做大过程中需要未雨绸缪给予特别关注的问题。


要防止仅凭个人激情与本能冲动而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决策,从而引发行业整体为做大而做大的无序盲动。企业经营企业须以安全盈利、管理可控为根本,要坚守的底线是“宁可盈利不做大,不要做大不盈利!”特别需要防止的是,因为一时头脑发热,为当前机会所诱惑,结果“努力做大企业,使得管理复杂化,而终致自己无法掌控!”从长期的角度看,企业经营是长跑,不可能持续赚快钱。要认识到世界上聪明的人很多,不只是你一个人特别聪明,所以,仅凭机遇盈利不可能重复,单靠天赋赚钱很难持续,关注运营机制完善、专注长期积累很重要。为此,时间太短、速度太快容易出泡沫,需要经营者有步步为营、持续专注、长期投入的精神,以利在市场上积累口碑信誉,实现真正的特色创新、多元共存。


基于以上考虑,企业经营必须平衡专注与舍弃之关系,特别要防止企业在做大的过程中,逐渐变得管理复杂,如机构膨胀、流程繁琐、文牍主义等,致使企业内部各种华而不实的活动剧增,却相对忽视了为顾客所提供的真正价值是什么。考虑到人性贪婪、欲望无限之局限,长期指数增长不可能持续,特别对于那些在过去快速发展中积累了相当实力的企业来说,必须看到昨天的辉煌增长很难在明天重复,未来发展需注意重大决策的议事规程建设,以防范无意中可能产生的财大气粗、自以为是,以减少因个人激情冲动而可能引发的盲目投资。未来之路,随着我国市场体制发育的完善,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必将经历从凭机遇挣快钱向着凭实力挣慢钱的转变,如何集中精力,关注研发,稳扎稳打,既不刻意为做大而做大,又不为迅速暴富所心动,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行,从而将企业发展的管理控制点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真正实现企业做强、做稳、做久之目标,自然会成为企业管理的要点。


■罗卫国:企业必将经历从凭机遇挣快钱向着凭实力挣慢钱的转变!2013年1月16日阅读于广东河源万豪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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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8】


卢德之

资本精神是东西方文明协同发展的基本力量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不能简单地满足于发现资本精神这个概念了。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看资本精神呢?发现了资本精神是重要的,但挖掘出资本精神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意义更加重大。


长期以来,人们都在讨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问题。有的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并以此来研究石器时代、农耕时代、工业革命时代等特点;有的则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并以此来研究封建地主、资本家等特点。我们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从资本和资本精神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我认为,从资本和资本精神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既包括经济学的资本观也包括哲学的资本精神观,或许找到了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工具,对我们解释历史、把握当代、规划未来更具有普遍价值与意义。我们既然发现了这个工具,就要用它来认识人类社会、促进社会发展。过去谁也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更没有对此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分析与研究。


我们的定位就是资本与资本精神。


我们所定义的资本,不是简单的物,它凝聚着人类的劳动。没有人类的劳动,就没有资本;没有人类的劳动,就不是资本。资本凝聚着人类的劳动,那么资本与人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本质上只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资本与多数人的关系,二是资本与少数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蕴含着两种价值:一是公平,一是效率。资本与少数人联系紧密的时候,效率自然会高一些。资本与多数人联系紧密的时候,自然会公平一些。这里就有一个“度”的问题。怎么才能适度呢?就是既要有合理的公平又要有较高的效率呢?这就需要资本精神了,仅仅讲资本就不够了。何况长期以来我们对资本还有那么多扭曲的认识和理解。我认为,资本是一种活的财富,向这种活的财富注入的那个活的灵魂,那就是资本精神,核心内容就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事业而花钱”。这里的说的“活的”两个字非常重要,不是“活的”,就不成其为资本,也不成其为资本精神。所以说,资本精神是资本活的灵魂,是始终活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灵魂,不是一个死的灵魂,也不是只活在一段时期的灵魂。活的灵魂才有调节的能力,死的灵魂怎么会有调节能力呢?同时,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资本与人的劳动有关,没有人类劳动就没有资本。那么,资本精神与人是什么关系?与人类社会又是什么关系呢?或许有人会问:“资本精神是不是人的某种精神的对象化呢?”“资本精神是资本内在的精神,还是一种注入到资本里的精神呢?”这就是说,资本精神的主体是谁?我认为,资本精神不仅是指掌握资本的人的精神,也是一种全民的精神,一种所有人都应当拥有的精神,同时还是一种社会组织、团体等全社会应当拥有的精神。所以,我认为,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来看,资本精神既可能解释过去,又能够推动未来;既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揭示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与进步。


事实上,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必然会被发现的一个规律。一个重要的现实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发展,资本主义再延续多长时间,也可能认识不到这个规律。如果仅仅从社会主义里去寻找的话,也很难认识到这个规律。资本主义注重资本的作用,注重少数人的生活与感受;社会主义一开始并没有认识资本的真正价值,却一味地强调多数人的利益,所以总是很难实现一种好的发展,甚至陷入发展的困境。只有当资本主义产生几百年后,所有问题几乎都暴露出来了的时候,社会主义也经过了几百年的理论探索和近两百年的实践,也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与创新的时候,才是人类发现资本与资本精神的时候。


那么,我们怎样去认识与把握资本精神呢?


首先,我们到哪里去找资本精神呢?我曾经说过,主要是到三个方面去找:一是到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最优秀的道德精神、道德文明中找;二是到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最优秀的文化宝库中找,包括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瑰宝中找;三是到人类以往和现在的经济社会活动,特别是市场经济伟大实践中去找。我说到三个方面去寻找资本精神,是因为它早就存在了,我们却没有认识到,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去概括它而已,没有归类到资本精神中来。我说寻找,就是“认祖归宗”。也就是说,资本精神存在于人类既往的文明之中,也存在于今天的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进程之中,我们并不缺乏资本精神的因子,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发扬资本精神。


我现在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从东方文化中特别是中华文化中来寻找。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具有伟大而辉煌的历史。但是,为什么150多年以来就出现了许多问题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变化,我们没有变;世界变了,我们没有变。日本文化有自己的特点,但中华文化对其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具体的。但是,1868年前后,日本看到世界变了,就不失时机地改变自己,积极向西方学习,很快发展起来了。这时,中国的一些先行者从日本那里看出了传统文化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简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反抗列强侵略,追求奋发自强,目标和任务何其艰难!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随着工业改革的发展,资本主义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迅速创造了人类几个世纪都没有创造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文化也迅速充斥了人们的认识世界。一些中国人由此认为,中华文化已经不行了,不能要了,必须到西方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前后100多年里,最有代表性的有三次:一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从西方请来了上帝,但是上帝与中国水土不服,洪秀全也想做皇帝,甚至把自己装扮成上帝,自然失败了;二是孙中山先生从西方请来了民主、自由等,但是这些东西与中国的社会基础与现实要求相差太大了,一说实行民主、自由,全社会就失控了,政党一夜之间就冒出几百个,军阀也到处混战了,结果也失败了;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人,从西方请来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最后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次向西方学习,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三次向西方学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看来,不管失败与成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面对当代世界的发展以及全球面对的挑战与问题,我觉得,我们到了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文化的时候了,特别是中华文化中所蕴藏的资本精神更是我们应当好好挖掘出来的最宝贵的人类智慧与人类财富。


中华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是稳定,但并不那么积极地推动发展。其实中华文化的源头《易经》却是以交感、变化为最基本特征的,最早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我坚定地认为,中华文化延续了5000多年,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绵延不绝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古老的,是好的,特别是文化源头,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不仅同时代,也同样伟大,只是后来在发展上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后来的一些朝代在发展中,只是抓住自己需要的部分加以强化和改造,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步子不大,加上制约强于创新,滞后的问题越到后来就越严重了。因此,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就要回到文化源头上去,回到“百家争鸣”前后及其以前的时代去,就像西方不断回到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一样,我们才会很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才不至于动不动就全盘否定,全面打倒。


当然,回到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恢复“道统”。历史发展到现在,简单地恢复“道统”也是不行的,首先做不到,再是没有用,“道统”不可能把社会推向现代化。现在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全面转型的时代,东方在转型,西方也在转型。如果不带偏见地看世界,我们的现实是,由于市场经济和创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资本早就在全世界到处流动,信息也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它们创造了改变世界的基本条件。当年孔子周游列国,10多年里走遍了中原10多个诸侯国,方圆就是几百公里,而且根本就不知道遥远的西方还有伟大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当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不会知道东方有一个孔子创立了伟大的儒家学说。总之,当今世界,人们在行为方式上越来越接近了,许多时候越来越要求行动的一致性了。但是,我们的思想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种变化,更遑论预设的挑战方案了。可以说,技术上的设计越来越丰富,思想上的却没有从整体上进行深入的思考。现实情况下,东方往西方转,不行;西方往东方转,也不行。这里说的不行,就是行不通。与此同时,我们又处在一个思想贫困的时代,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创新的时代。西方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缺少对人类的整体设想与设计。东方也有两种倾向:一是主张全面复制西方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问题是西方也面临转型了,你怎么去复制呢?二是完全复古派,认识传统文化里什么都有了,解释得非常精当,现在所有的解释都没有超出古人的思想,甚至也没有古人讲的那样好。我认为,这都是不对的,都不可能把社会导向现代化。“言必称希腊”不行,“回到儒家”也是不行的。


面对未来发展,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把东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嫁接起来,更不能说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我们需要的是在世界不同文化基础上,把各自优秀的文化融合起来,来一次重生与再造,来真正一次超越,一次凤凰涅磐,而不是任何一种旧有的文化,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不同的优秀文化协同出来的文化。比如,马克思主义就是融合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上的一种创造。毛泽东思想就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融合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美国文化就是接受并融合了各移民文化之后形成的一种突出创新、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文化。那么,我们怎么再造呢?核心就是要以东西方全部优秀文明为基础,把全部好的东西协同起来,融合起来,以共享为目标,以资本精神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基础,以协同为基本方式,共同推动世界更好地发展。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促进创新技术高度发展,再这样仅仅强调技术进步,强调经济学价值,许多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为此,东方文化已经到了比以往任何都应当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东方文化是非常厚实的,非常丰富的,西方文化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我们如何从东西方文化的源头上去找到协同的东西,特别是让思想协同、让灵魂协同,以追求协同的行动,实现协同发展与进步。比如中国先秦时代就有以“爱”“变”“中”“和”“道”“德”等“六字经”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比如美国就有“从零开始”“有梦想就有希望”的创新文化,比如德国就有精益求精、坚守约定的严谨文化等,在这些文化经典上协同创造,一定会发展出一种促进世界发展的新文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文化特点,就不仅仅只有中华传统文化,还融合了许多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文化、竞争文化、创造文化等元素或者基因。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的是,在现实复杂的世界形势下,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意识形态上的颠覆行为必须高度警惕,但我们不能据此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与科学、技术、商业、通信上的合作发展不同的是,文化发展上的既融合又斗争的局面,或许是国际社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发展常态,尽管融合已经成为主要的内容和方向。


这样以来,我们就应当调整我们的方法论,不能仍然是简单的两分法,比如总是在民主与专制上划分意识形态上的不同,那是不行的;简单的和谐也是不行了,和谐难以实现,不运动了,也就没有生命力了;大同也是做不到的事,真的大同了,也就静止了,没有发展的动力了。李光耀先生曾经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人平等、回报均等的社会。如果实现了这种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那些懒散、无能的人得到的就会和勤奋、杰出的人得到的一样多,最终会打击后者的积极性,他们会竭力减少付出。”这是对现实的描述,也是非常深刻的揭示。所以,我们更应当明确地拒绝两分法,用活的辩证法去承认多样性、协同多样性,承认不同观念、协同不同观念,才可以真正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走向美好的未来。


我认为,协同发展是人类思想地平线上升起的新的曙光。人类已经认识到,如果再没有一种协同观来协调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行为就可能走向严重的无序,强权就可能在天上乱飞,地上的炮火也可能更无理地伤及无辜的生命财产。所以,全世界应当在协同的基础上实现融合与超越,通过协同实现共享的目标,这才是向未来负责的态度,也是向人类负责的态度。资本是世界至今为止融合度最高的发展工具,资本精神来源于资本运动且吸取了全世界不同文明成果的道德精神与人文关怀,具有深刻历史性、现实普遍性与未来启示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资本精神才是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一种基本力量,才是一种典型的“世界精神”。


■罗卫国2015年9月6日阅读于办公室:资本是一种活的财富,向这种活的财富注入的那个活的灵魂,那就是资本精神,核心内容就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事业而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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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7】


弘一大师

人和人不要靠的太近



认识很多人后,发现一点,所有的恩怨,都是因为人和人太好引起的,靠的太近了,就起了麻烦。


然后就有恩恩怨怨了,一个家庭中,一个单位中,乃至朋友之中也是一样的。好起来时可以两人同穿一条裤子,分开后,可以死都不见面。因为彼此太好的缘故了。


弘一大师在晚年时,写了一首诗:“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人和人的感情,淡淡的就好,这样的关系,能够维持的久。如果一直浓浓的,两人浓如蜜,就是要分开的时候。老子说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如果一直感情升温,一定会退温的,这是宇宙的规律。


我一直以来都很少打电话给朋友,甚至朋友们在空间上留言,我也不回,qq留言,我有时候也忘记了回。我觉得平平淡淡的就好了。虽然很久不见了,但是见面了,大家还是朋友。因为我们的印象中,一直保存在过去的美好中。就是这一点比较好。


人和人适当的,就要保持距离,对人且说三分话,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体现在说话上,真的要少说话,话多了,都是废话,没有任何用处的。不管是夫妻之间也好,还是家庭中也好,适当的要保持距离,有了距离,才有感情。以前我认识一个师兄,因为彼此太好了。她跟我说啊,


你不要给我讲佛法,你可以度化的了别人,但是度化不了我。我想想也是,太近了嘛。后来她离开了厦门,离开后我也懒得联系,所以慢慢的她就能想起我的功德,想起我的话,慢慢的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然后喜欢看我的空间了,也慢慢觉悟了很多。所以发现,还是保持一些距离。


我见过一句话,为什么佛陀旁边曾经出现了像善星比丘,提婆达多一样的叛徒呢。因为太近了,靠的太近了,看不到对方的功德,观察不到对方的法身,所以他们看不到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却看到佛陀的十四种丑态。靠的太近了,缺少了一种恭敬心,看不到对方的功德了。感情好了,往往产生贪着心,而这种贪着心,就是将来我们恨对方的根源。没有爱,也就是没有了恨。


靠的太近了,师父真的没有办法度化他们,却常常看到了师父的缺点。我现在常常想起传喜师父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远离我,看看我的开示,想想我就好了,不要去亲近我。很多人一亲近,往往看不到对方的功德,却看到过失,这不是一种造业吗?


人和人关系,真的很有趣的,没有一种恭敬心,真的很难维持下去,夫妻之间也是如此的。我们讲要恩威并施,又要恩,又要有威德。这样才能维持好。就像我恩师,他一发起脾气来,观音寺谁都怕他的,但是好起来也不得了。他身上就有一种磁场,所以我们一想到他,都有一种加持力。有一种恭敬心。我们能对师父产生恭敬心,这也是师父的功德啊。


记得有位法师讲过一句话,当你真的见到佛陀时,你连成佛的心都没有了。因为佛陀是那么的平实,那么的普通。所以你见到了,我们觉得佛也不过如此。又如何能想着成佛呢。但是真正有功德的人,也是很平实的,我们没有福报时,往往就看不到对方的功德。


人和人的相处,真的是一种艺术,或者是一生中很重要的学问的。要学好一点,真的不容易。我觉得有点很重要,首先要抱着一种无所求的心理,不要去求对方,无欲则刚嘛,不求于对方,然后多多的为对方做事情,这样子关系就慢慢的好了。很多人关系越搞越糟糕,是因为向对方所求的太多了。这就是造成翻脸的原因。


君子之交,淡如水啊。让我们平平淡淡的生活吧,不需要太多的好来好去的。同时别人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都要感恩,唯有感恩,关系才能持久,夫妻之间没有感恩,两人就是讨债鬼,互相讨债,两讨债鬼在一起生活,能开心吗?人和人之间没有感恩,对方好,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还债,还完了,就完了。再想要对方对自己好,再也不可能了。这也是因果的定律。


见得人越多,我越相信命运了,越相信人和人的感情,真的是靠缘分在维持着,这个缘分说的好听一点,就做恩,说的难听一点叫做债,互相有缘,互相还,互相报恩,或者互相还债。仅此而已。我见过一个师兄,喜欢上一个男的,他已婚,但是两人又同居。虽然男的经常打她。但是她想不通为什么还喜欢他。我说,很简单。你欠他情债,他欠你钱债。就这么简单。后来终于还完了。互相还完了。还完了,就解脱了。所以人啊,别人对我们好一点的时候,要感恩,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报恩,缘分是很短暂的。不然对方还完了,就结束了,他的任务就是还了。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带着一个或者几个巨大的任务来的。任务完了,他就走了。人和人的缘分也是一个任务。仅此而已。如果淡淡的交往,下辈子还能很好的继续的。


■罗卫国2014年11月5日读于深圳长丰花园酒店: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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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6】


李晓宁

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



纵论东西方文化,有很多话要说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西方的思维方法。有人会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觉得这个“观”指的是对某种事物的全面看法,每个人都有。当然,不只是一个部分的看法。东方人与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法很不同。


这么多的学科里,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方法问题。有些人跟我开玩笑,说你搞方法论,其实是因为你什么也研究不了,所以才去研究一些别人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虽然是个玩笑,也说明了方法论很不好研究,不容易出成果。


我经常在想,既然大家都是猴子进化过来的,为什么山那边的猴子经过发展,就可以坐上宇宙飞船到月球上去了,而山这边的猴子却一直在刀耕火种?人类的进化怎么会如此不同?为什么西方人用字母记载他们的思想,很少几个字母,很方便,你一下午就全学会了。而中国人呢,一笔一划地学汉字,要学很长时间。《新华字典》上的6000多个汉字还不见得能认全了。我上了大学(外语学院),1972年,学的专业是俄语。学外语一开始就要学习严密的语法。学汉语时,谁也不太注意语法。学汉语不懂语法没大关系,只要能明白意思,我们就可以交流。什么主语、谓语、实词、虚词、主句、副句,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可是你学习一门外语(我指的是欧洲语言),会发现,如果不懂语法的话,你就根本不能开口说话了。这种发现对我很有启发,同时想到这与思维方法可能会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人思想方法的基础是希腊时期创立的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对此有很多研究。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始终无解:形式逻辑这种思维方法是怎么产生的?另外由此产生了很多连带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形式逻辑的一整套思维体系呢?为什么在欧罗巴这个半岛上面出现了如此灿烂的西方文明呢?而其他地方没有出现同样文明呢?这些问题,尤其第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通过长期思索,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到这里和大家做个探讨。人们经常研究形式逻辑本身,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研究的很少,我今天就试图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作一个说明。我觉得这是东西方思想方法比较异同的核心。我的主要观点17、8年之前就形成了,但总觉得自己的理论不是无懈可击的,一直在不断求证。很多重大的新理论,最初都是十分粗糙的。好比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一开始也就飞个十几米高,漏洞百出,跟现在的F16是没有办法比。但那毕竟是飞机,不是马车。我觉得一切创新的东西开始时都是如此。这是我一生研究最着力的地方。


言归正传,我来说正题。


人的思维是依靠语言来进行的,没有语言就没法思维。语言不同就造成了思维方法的不同。可以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同是语言本身也需要一个载体,就是文字。人是一种有传承性的动物,今天我在这里摔了个跟头,我就会提醒后面来的人,不要在这儿摔跟头了。这种传承就需要语言来完成,语言不好记录,就需要用文字来记载,文字就是语言的载体。当然,在这每一次的转换记载方式的过程当中都会造成一定的缺失。比如我们头脑里想的很多,但我们说出来的就少多了,同时有些思维也不好表达。我们经常说“不可名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语言变成文字的过程同样也是有缺失的。文字更加简约,简约就有损失。文字又要有载体,那就是石碑、羊皮、竹简、泥板、纸莎草等等。我渐渐发现,这些载体是对文化发展模式影响极为巨大,成为有锁定性的要素。当然不是说这些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人类文明早期使用的记载符号都是比较形象的东西。比如画个圆圈表示太阳,画个方块表示桌子。中国有象形文字,印度、两河流域也有,埃及、玛雅人、阿兹特克人都有。我国云南的纳西族现在还在用古老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字。而西方呢,很早就开始用字母来记录语言了。


现在来看一下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在尼罗河流域平原和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这两个地方是灌溉条件很好、气候湿润、很适合人们居住。这两个地方都很早就出现了文字。尼罗河流域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两河流域开始也是象形文字,后来就转变成了楔型文字。复旦大学研究世界语言文字的周有光教授把楔型文字叫做“钉头字”。两个地区的文字比较起来呢,两河流域古巴比伦这边的“钉头字”更为抽象一点,在《汉谟拉比法典》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记载这两种文字的不同的载体。尼罗河流域那个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纸莎草”,现在我们可以在美术馆里面可以看到埃及纸莎草的画。那个时候却是贵族使用的比较多。同时呢,还可以把文字记载在石壁上。两河流域文字的载体则是泥板。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民族都在选择自己最方便的、最容易取得的、也最便于传输的文字载体。再举个例子来说,缅甸文字,好像是转着圈儿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是记载在芭蕉叶子上面的,如果横竖那么写的话就会把叶子写破了,所以只好顺着叶子的纹路转着圈儿地写。载体决定了文字的形态和书法。


为什么单把这两个地方拿出来做比较呢?有人说西方文明孕育在希腊,其实不对!西方文明孕育在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就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公元前几千年这两个流域之间人类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战争”。我跟你实力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和你贸易。如果我们两个实力相差很悬殊,我比你强得多的话,我就直接到你家里去抢啦,发动战争打垮你。通过贸易、战争,人们就开始有了大量的交流。交流就需要一个介质――语言,一种通约的语言与文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怎么交流呢?还有计算,有贸易就要算帐,算帐也要有通约的方法。这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战争和贸易的过程当中,总是文明比较高的人群的文化象水一样流向较低的人群那里去,无论谁是胜者。比如说,你吃熟肉,我吃生肉,无论谁打赢了,吃生肉的那一方都会学习吃熟肉的。


象形文字很复杂,符号很多,很不容易学会,需要长期学习。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书吏阶层”,就是那些会使用这些复杂符号的人。这些本领不是每个人都有学到的,这些书吏一般都是首领的近亲或者祭司。学习书写需要长期训练。书吏是个很好的饭碗,所以是嫡传的。


这个时候呢,在小亚细亚出现了一个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就是这些腓尼基人创造了欧洲文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他们是一个商业的民族,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全民族经营商业的时候几乎没有。但是腓尼基人却是一个十足的依靠商业的民族。他们不怎么种地,也不打鱼,就是纯粹的从事商业,也就是我们说的“二道贩子”。他们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之间从事贸易,就需要他们对于两边的语言和符号都能掌握。由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两边的文字载体要么不便携带,要么非常昂贵――没有方便的载体,只好简化记载符号,用口述来记载发生过的事情。腓尼基人回旋于两大文明区域各个民族之间,为了使语言通约,他们的首要愿望就是将这些语言和符号简化便于传输与学习。一种简单的表音方法随之诞生了,这就是腓尼基字母。在西方的传说中,是腓尼基的一个木匠发明了22个腓尼基字母。我们看这22个腓尼基字母,有些和现在使用欧洲字母还很相像的。比如字母“A”,它像一个牛的两只角,原来是朝上面的,后来希腊人把它换了个方向,角就朝下了。那个时候腓尼基人认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牛是最重要的,所以把A排在首位。


但是一旦变成了字母之后这些最初象形的意思渐渐地就不重要了,而表音的功能加强了。记录符号高度抽象化了,就势必需要一个非常严密的语法。如果没有严密的语法,那么这些字母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我们中国人说一个人没有文化,我们说他“不识字”,而俄国人说人没有文化的话就说Неграматный,“不懂得语法的人”。我们中国人不懂语法的人多了,如果要仔细考考在座各位汉语语法的话恐怕都要考倒了。汉语语法中,关于副词是实词还是虚词都存在争论,北大认为是虚词,复旦就认为是实词。因为我们中文没有一个十分严密的语法体系,我们的语言是粘着式的,模拟式的。可以说,严密的语法产生是形式逻辑产生的一大土壤。形式逻辑说到底是“谓词逻辑”,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关键就在于这个“是”和“不是”。有了严密的语法,这种谓语逻辑才有存在的可能。这种字母的抽象化带来的严密语法,形式逻辑才继而产生的。抽象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明的强烈的“归一性”,把很多事情推到极致的结论,正是这种抽象化的西方文明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没有这个开端,就没有牛顿,就没有科学,以及后来发展的灿烂的西方文明。这一点是要牢牢记住的。当然,逻辑是有悖论的,这一点我们稍候再说。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超越东方文明走在世界的前端,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在很早的时间,亚里士多德建立就起来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第二就是近代的实证主义发展。可见形式逻辑的重要性,要是没有形式逻辑的话,实证主义怎么证明呢?


说到这儿呢,大家可以看看从英国带回来的罗塞塔石碑的模仿物(出示)。这个上面的文字呢,开始很多西方的学者也无法破解,因为非常的复杂。这个石碑上面的文字分为三个部分:上面一层是埃及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中间是早期埃及文字的手写体,下面一层是古希腊的文字。很复杂。1799年拿破仑的军队打到埃及时,距亚历山大城56公里有个叫罗塞塔的小镇,战士挖工事的时候看到这块黑色玄武岩石碑,当时的领队军官叫做布查尔,他认为这块石头很重要,交给了拿破仑。拿破仑军队出征的时候,曾随军带了150人组成的学者团队,有考古的,考察天气的、植物的等等。我们现在打仗不知道会不会带着社科院去?结果呢,这些学者一鉴定就发现了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就送回法国了。正是因为那三种递近演化的文字,使后来的法国学者商伯良破译了这块碑的铭文。无独有偶,在伊朗的贝希斯顿村,也发现了同样形式的摩崖石刻,包括了古波斯的文字、古代的楔型文字和古阿拉伯的文字。从这就看出了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转化的过程。罗塞塔石碑现在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是那里的镇馆之宝!西方人认为文字的、思想的东西是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其它的什么金子、大帆船这样物质化的东西更有价值。


腓尼基就在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的位置。需要语言的简化和文字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原来的文字是写在泥板上的,运输起来很不方便,学习起来也很复杂,有碍于贸易的进行。所以只能口述。为什么会很多民族有史诗就在于此。因为没有足够的载体,就只能口述,只能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历史。我原来接触过黑龙江省靠边境的哥萨克人,夜晚休息时他们经常点起篝火,在一起唱,唱历史。常常是一位老人唱着唱着忘了下面的词儿了,别的老人接着唱,经常是连续几天几夜地唱。我才明白,原来史诗就是这样产生的。戏剧的起源也是由此而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古老的时期,欧洲地区的史诗是很发达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口述记载历史的方式。


字母化以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书吏就没有那么强的垄断性了。


说了这么半天,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呢?中国人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文字载体了。中国当时多的是森林,还有很多竹子。木牍出现在竹简之前。现在有两个词儿可以看出来木头和竹子的地位,一个是“出版”的版,这是当时指的木板,后来用石板;另一个是“简单”的简,指的是竹简,这些词都是有原始意义的。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祭祀文字,不是日常使用的,多用来记载一些警喻性的话。比如北大同学喜欢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商汤铭刻在洗澡的“盘”上面,用来警示自己的。我们很早就有了很方便的载体――木椟、竹简,致使我们的象形文字没有高度抽象化。


中国的史官出现的很早,他们就是书吏。他们专门记载历史,记载军国大事。由于没有字母化,他们一直有饭吃,以至于后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阶层――士。所以,中国的历史不需要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所以就没有史诗。早就有专门的史官来做这个事情。顾准先生就说过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判断准确。中国的诗歌走向抒情的道路。有人说《孔雀东南飞》《长恨歌》是长篇叙事诗,其实主要部分还是抒情的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的抒情都没有中国的诗歌抒情这么方便,中国诗歌的抒情实在是一绝,一句话有很多种意思。怎么想怎么有味儿,怎么看怎么有意思。当然,我这里说的中国的语言,指的是中国的文言文,不是现在的语言,现在的语言是欧化的汉语。


那么话说回来,西方人讲话要用语法,我们中国人依靠什么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是上下文模拟的。举个例子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察”字。左边是肉月,右边是一只手,手托着肉是什么呢?祭祀!上面有个“宝盖”,三尺之上有神明,神在看着你有没有好好祭祀,这就是“察”!我们现在说“检察院”、“察看”就来源这样的意思。这种例子非常多,举不胜举。中国人喜欢讲典故、讲成语,喜欢隐喻,这既是中国的优点也是弱点。逻辑的东西是可以被抽成很单纯的一维的东西的,而中国的这些隐喻的东西却是多维的、多元化的。还是这个“察”,神明看着你手捧着肉的祭祀,这里面的含义是远远丰富于那个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察”的。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元”,最小维度的多维元。


古希腊一开始就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集大成者,写出了《工具论》这样的著作。可惜我们中国人学西方学了这么多年,直到一九七几年才把《工具论》翻译成了白话文,在此之前仅有文言文的片断。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小时候看福尔莫斯的侦探小说,是文言文的,写什么“某黑衣女侠逾垣而入”(笑)。很像金镛小说。《工具论》真的是一部核心的著作。蒲柏说牛顿给世界带来了光明,我觉得更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给世界带来了光明。


人们一讲到罗马、中世纪的历史就想起“黑暗的一千多年”,别的就不知道了?既然能黑暗了一千年,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形式逻辑在罗马帝国、中世纪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影响最大的一个是罗马法,一个是基督教神学。法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呢?是如何界定,如何认定。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没有犯罪,界定推断就要靠形式逻辑。罗马法建立了一种通约体系。如果没有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基础,建立罗马法是不可思议的。有了罗马法,才产生了真正意义的国家。我在人大法学院演讲的时候说,你们研究法理学的,不要总在技术层面做研究,应该更注重更基本的方法,那就是通约的界定。语言与逻辑是分不开的,语法和修辞是很重要的。早期的大学是没有工科的,主要的学业是修辞学、语法与逻辑。那时的学者著作之所以条理分明、朗朗上口,就是因为他们这三门功课功底十分的深厚。


基督教是一神教,它的神学原理强调神的唯一性,这是与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分不开的。人赖以生存的两种基本优秀品质,一个是善良,一个是聪明。西方主要有两大文明起源,希腊文明解决了聪明的问题,希伯莱文明解决了善良的问题,把两者结合起来将会更有意义。基督教发展到保罗时期,神学家就用形式逻辑来论证了上帝的伟大和基督教理论的合理性。彼得创立教会和保罗创立宗教理论都依赖了形式逻辑。


当然,我们说逻辑有很多好处,但逻辑也是有悖论的。著名的芝诺悖论,假设你要跑100米的距离,在逻辑上可以看成每次跑掉剩下的二分之一,在逻辑上会有一个无穷小,由此推出你永远也跑不到终点的结论,但是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逻辑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表达生活,因为有悖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有一群人是不完全靠逻辑生活的,那就是工匠。第一线的实践者都不能全靠逻辑生活的。古希腊知识分子是喜欢空谈理论的,到了15世纪以后,后来知识分子慢慢的开始喜欢动手做东西了,比如达·芬奇,伽里略等。工匠传统和喜欢逻辑思辨的的知识分子传统结合,促使了科学的发展。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和欧几里德创立了“通约”的概念。如果对通约没有基本判断,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发展。


因为有悖论,形式逻辑所推导的理论就不是万事皆准。西方有些人就想克服形式逻辑“刚性”的毛病。说到这儿,应注意一个国家――英国。还是商人走在前面,首先说新教,新教特征是什么?两个字,“分裂”,分裂带来了自由,自由使的商业迅速发展。格雷山姆学院是商人出资,重于教授航海术、望远镜等等有利于航海商业的科学组织。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工科专业教育其实就是应商人的需求创立的。英国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业需求,就是购买者需求。英国皇家学会是商人和科学家的组合。而在欧洲大陆,巴黎科学院则是皇家豢养的,只研究一些皇帝喜欢的东西,例如皇家喷水池怎么才能喷得更绚丽多彩以博得皇帝的欢心,等等。皇帝和人民喜欢的事物是不一样的。工业革命之所以产生于英国,就是这个原因的。英国出现了培根、达尔文一大批科学家,出现了归纳法、进化论,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讲实践,不太受逻辑体系的束缚。英国其实和欧洲大陆很不一样,包括语言,英语和欧洲大陆的其他语言不一样,反而和中文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法国革命、俄罗斯的1917年革命、中国的革命,基本上走的是暴力推翻政权的道路。而英美则是改良为主。英美和欧洲大陆法律体系都很不同。有人说为什么美国在短短200年之间赶上了欧洲大陆?我认为实行判例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判例法纠错能力强。一百年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很多人总想学欧洲大陆思想,学所谓的“大道”,认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小“道”,其实应该重新认识了。没有绝对的上位真理概念,只有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才能逼近真理,这才是最宝贵的。面对多维的世界去全心地感受,象中国禅宗的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中世纪”,汉朝在汉武帝之前是尊黄老的,黄老的道和孔子的道是不一样的。老子说“大象无形”,“道可道,非常道”,这是不好把握的。孔子的道就不一样,是有形的,入世的,可控的。比如一个人对父母应该如何,对兄弟应该如何,这是可以遵循的,可以模仿的。中国从没有什么“儒商”的,要做儒就不能经商,否则就不让你参加考试。在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主体地位。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呢?大家看,如果选老子庄子,可以任意思想,没谱,怎么管理国家。墨子的思想说兼爱,世界充满了爱,那怎么惩罚坏人呢?法家不讲人情,到最后连商鞅无处躲藏,落得个五马分尸。中国人讲究的是“合情合理”,不仅仅是“合理”。儒家作为统治思想,刚柔相济。一般人只看到儒家仁爱的一面,其实儒家并不软弱,儒家也常动刀子杀人。孔子只当过一个大官,不是教育部长,而是公安部长。杀过他的竞争对手少正卯。


我们说“士农工商”,士来源于书吏,因为识字,这就使得他们有了很高的地位。士是官的预备役。四大阶层当中可以与之争天下的只有“商”,(我认为中国唯一一个重商的朝代就是商朝。)国家的经济命脉由谁来掌握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于是在汉朝就有盐铁由谁来经营的大争论。结果是经营权落在“士”的手中,也就是说落在官的手里。这些人办事情的出发点在于满足皇帝的需求,而对民众的需求不甚重视。这就导致了长期的经营不利和出现贪污和腐败,禁而不绝。


举洋务运动为例。曾国藩在打败了太平天国之后,发现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好处,于是也要置办。但是交给谁来经办呢?是交给商人经办呢?还是交给官员经办?曾国藩觉得交给商人办,会使商人坐大,成为像法国王朝时期第三等级里的资产阶级一样,会给皇上带来麻烦。于是下决心交给官员办。结果呢,办的一塌糊涂,无一不贪污,无一不赔钱。这就是“以政代工”的思想。而英国呢,则是“以商代工”。我们能不能想象有一天我们的市长由商人出身的人来担当?在中国,商人一再地被贬,发展畸形,出现了像帮会这样的发展方式。近代的日本就不一样了,萨摩藩、长崎藩倒幕胜利之后,发展经济的重任政府不是交给大久保利通、西乡隆胜这样的人,而是把国家资源交给三井、三菱这样的随军粮草商人。结果呢,日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在这儿要说说影响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因?贪婪、逐利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古代的商人也贪婪、逐利。资本能成为一般等价物,要有通约的方法,这就是15世纪意大利发明的复式记账法,这样资本主义方可实行。复式记账法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我们中国就没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所以明代经济发展也不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方式。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已经做过了所有的实验,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出抽象的结论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李约瑟之谜也有这个意思。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语言文字没有抽象化,没有建立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因而没有通约的推演方法和工具。我们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竹简使我们走了另一条路。腓尼基人因没有方便的文字载体而发明了字母,随之有了希腊的形式逻辑。我们因有了方便的文字载体――木椟、竹简保留了象形文字,也就形成了一种模拟思维的方法,隐喻的方法。没有高度抽象的推演方法,近代科学无法发展,这就是我对李约瑟之谜的解。但是中国人在中医药方面产生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推演方法。也很值得研究。


到了我国的隋唐之后,佛教开始传播了。慧远和尚一开始用梵文讲经,没有人听得懂,后来套用庄子的话一解释,大家反而明白了,这叫格义连类。玄奘西天取经归来,设坛讲课,大家不懂梵文,没有人听得懂,传播不下去。后来有了禅宗,干脆就不念梵文了,一下子佛教就普及了。禅宗的核心是讲究直观,不受条条框框限制。这部分冯友兰先生的书是写的最好的,国内没有更好的了。禅宗的思维方法已经不是原始佛教的方法了,完全解脱开了。在方法论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与其他佛教宗派对立的。这里出现了很多的优秀的知识分子,禅宗用公案来隐喻问题的实质。可见呢,中国的禅宗不是印度的思想,它是讲究典型案例的,是用比喻来论证道理的。这些比喻和典型案例里面包容了极大的多维性。


我们再看看东西方的知识分类法。在西方的图书馆里,书籍分类是很明显的按性质的划分:医学、化学、冶金之类的。这是形式逻辑内涵定义决定的,主要的方法是属加种差。而中国的分类则是根据“象”来分类的,比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的经典,子是儒家以外的各家,集是文学作品。这明显就不是按性质来分的,而是按象来分类。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在机场要上厕所的话,可以看到上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头像,而不用看下面的文字到底认不认识,这就是象的作用,工程图学就研究这些东西。现在电视特别普及,电视语言也是一种具体的象的语言,而不是抽象符号的语言。等到数百年后,电视语言发展得更加成熟了,人们再来研究电视语言的特点的话,应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西方人搞百科全书,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百科全书,如果没有百科全书,对知识不进行分类,还搞什么科学?包括大学里的科系、专业都是这样,随之而来。但是也有弊端,最近,我胸疼,上医院去,我应该挂心脏科还是消化科呢?还是什么别的科?乱挂一气,医生对我说你怎么瞎挂号呢,我说我怎么知道呢?现在医生都分了科了,这科不管那科的事,我如果知道自己的毛病,我还找你干什么呀?所以说分得太细就缺乏一种综合,胸疼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血液病也可能是某个器官的原因。


而中国哲学的核心则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体现了自然的和谐性。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三大支柱学科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当社会科学发现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求助于自然科学,用统计、概率、数学模型等等来测度社会现象,有点唯自然科学马首是瞻的意思。但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们渐渐发现不能!人类有不同的偏好,有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价值观。非洲人赚了100块钱后的消费观和中国人的消费观是不一样的,怎么算呢?是不是只有数学才能带给我们智慧?非洲人就没有智慧了?中国人有没有智慧吗?这些是不能做全称否定的。必须发扬我们自己的智慧。中国的智慧和传统到底是什么?中国人这种多维的模拟性思维将给世界带来新的光明。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西方人只懂得西方,中国人又懂得东方和西方,懂的人会越来越多。然而眼下,有些人学习西方有点儿邯郸学步的样子了。别人的没学会,自己的东西忘光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帝国里,一切都受技术的摆布。前不久,五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出问题。一开始我以为是某个会计师的道德问题。后来发现“五大公司”都这样做假账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肯定是遇到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了。后来研究知道了,是折旧的问题。到了3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电子产业出现了所谓的“加速折旧法”的现象。现在在高科技领域里,技术更新换代更加高速,用加速折旧都不能解决了。一个技术,收不回来成本就被替换了。制度出了问题,而不是会计师事务所想做假帐。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不顾人的需求而强调新技术的结果。缺乏整体评估的结果。事实上人类对于技术的需求是有限度的。有人发明新的牙刷,什么电动的、激光的,你把自己的牙当成什么了?这些技术的投入都是收不回来的。筷子这种技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用,你如果想用一个什么电动筷子来淘汰它,你可以试试看,肯定做不到!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铱星电话,逻辑上号称无盲点,广告上表现在喜马拉雅山上也可以打,在撒哈拉沙漠也可以打,在太平洋中也可以打电话,可是问题是谁上那儿去打电话啊?我们都在居民点里打电话,在城市,在乡村,这就够了。你能够向火星上打电话去,谁去接啊?我们现在已经被技术所包围了,但是却忘了自己是谁,到底要什么了。在这点上,中国人传统的人文思想是很有益的。


现在有人在研究转基因,我们开玩笑说,这些人非要把上帝洗好了的牌重新洗一遍。我觉得,研究这个技术一定要慎重,不要大规模地搞。好莱坞的导演都比某些科学家的头脑清醒一些。那些《异形》之类或者机器人破坏人类生活的电影已经在警示我们了。我看到转基因产品信息时,就觉得很可怕,很轻率。人类刚刚玩过了原子弹,搞得人心惶惶。又开始玩生物了。这个闸门不能随便开,要时刻记得博弈的自然规律。英国人研究克隆羊,我说你们能不能再从多利羊的体细胞当中连续克隆出几代来?连续克隆十代。他们做不到!因为必然出现变异!这是一个谁都明白的道理,不用那些英国记者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看看思维方法对道德的影响,看一下义利之辨。如果说,杀一个无辜的孩子可以救一万个人,那是杀还是不杀?功利主义的人就会认为当然杀,不管这个孩子多可怜,而反对功利主义的人则会认为,人生不是一次选择,今天你可以杀一个孩子,明天根据变化的功利原则不断杀人,一万个人很快被你杀光的。而且,凭什么来判断谁该被杀死呢?功利主义用的是逻辑的方法来判断,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逻辑是有悖论的。比如,老师说:一级动物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不能滥杀。可是学生说:如果我看到一只一级动物在吃另一只一级动物,我应该怎么办?中国人说:莫做心上过不去之事。这个心的标准怎么掌握呢?总之,直观与逻辑都要用的。


常说的潘多拉盒子,魔鬼之门现在比比皆是,轻易不要去动他,要明白界限。我们老说人心不古,古人都讲义气,现代人都唯利是图。其实是判断的尺度变了,以前我们判断义和利是凭借直观,后来我们就有了很多测度的工具,就生了很多功利心。


虽然形式逻辑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还是很重要的工具,是西方文明带给世界的瑰宝。中国人缺少这方面的训练。我建议,初中应该开设《形式逻辑》课,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明确。


另外,我也要说一句《悲惨世界》里面的话,富人凭借寒暑表来知道天气冷热,穷人只能靠皮肤感觉。寒暑表只能测度一维的量变,而皮肤的感受则是综合的。在绝对干燥的空气里,人能够忍受一百多度的高温,而如果空气湿度达到百分之六十,才八十度你就熟了。这说明,使你感到冷热的不仅仅是气温。除了气温以外,还要加上湿度、气压、地温、风力等等好多因素才有一个综合的冷热感受。人看世界不能仅靠一维逻辑的思维方法。我们的祖先在多维综合模拟思维方面是很多遗产的。我们应该好好发掘。希望大家多用“皮肤”去感知一下世界。


最后,东西方思维走了不同的路,但有很多是共同的,要走好结合之路。中西合璧要做到水乳交融是很困难的。首先要求我们对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要做全面的审视,才能有所创造。


我今天讲的是一个问题串,好多的解我还没展开。借用比利时雕塑家盖卢瓦的话:“你看见的,是我塑造的;你没看见的,是我心中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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