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30】
王小波
我看国学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师长还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一通。我读书是从小说读起，然后读四书；做人是从知青做起，然后做学生。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虽然如此，看古书时还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那就是“子见南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团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适，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地，有一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一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文革”里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所以以为，这个调调我也懂——说是诵经念咒，并不过分。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罗卫国2015年2月11日于湖北荆州老家：这本书选于1997年我在国风集团国林风图书中心正源图书工作室参与策划出版的《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先生是李银河女生的老公，英年早逝，特发此文，纪念晓波！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9】
雷永军
营销的革命：从利到爱
在营销界混的时间长了，见的大多都是和“利”有关的事情。销售额增长乏力、促销没有作用、打了大量的广告品牌没有提升、没有太多费用如何启动市场、人员工资奇高却不忠诚……
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同仁们都在“以利促利、以利遏利、以利导利”的原则下给企业做策划，定策略。
久而久之，消费者在商家的以利为核心的战略战术的刺激下，慢慢麻木了。这下麻烦了，这种麻木直接导致了很多企业因此走上了不归路。
我曾经给一些快消品企业做营销战略，对每一家企业，我几乎都会问他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你爱你的消费者吗？”他们的回答大多都很肯定。而当我拍着胸部再次发问：“你真的爱你的消费者吗？”很多企业家边不自然了。于是，我做起了商道的牧师，大多和企业家交流的第一堂课便是“大爱大得、中爱中得、无爱无得”。
不错，消费者的确很傻，尤其是中国的消费者，在傻的基础上还很虚荣。可以说，就这这个无知和虚荣促成了商家草菅消费者的基础，也是很多下三赖的策略的根植土壤。
在现实中，有不少企业的原始积累就是依靠这个快速积累完成的。然而，企业的发展一旦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从土匪变成国军的时候，就需要改革了，就要有理想、有目标，这个时候纯粹的利益就一下子捉襟见肘，甚至失效了。
怎么办？怎么办？频频告急的核心只有一个办法，从利到爱快速转变。
消费者是傻，但是消费者一旦醒悟，你就没有了顾客，而且在博客、微博、微信发达的今天，这种负面的信息传播的更快，面积更大，杀伤力更狠、蔓延更迅速。所以，在我的体系中，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第二代企业家都需要尽快完成一次思想的转变，那就是从利到爱的转变。提升自己的格局、提升自己的战略、提升自己的团队，将企业从土匪帮派带成虎狼之师。
这将是一场营销的革命！这也是中国未来30年内会产生以爱为轴心的营销思想的源泉，也将是中国给世界市场带来的春风。
西方的理论和实战本质是“利益”，他们没有错，现在还在指导着很多企业走向成功。但是，真权威、真信任、真朋友是很难用利益打动的。在迷惑和物质的年代，利益是最大的撬杠，秦国就是利用法家的利益打败了六国。可是利益的聚集最终是到二世即灭亡了。而周朝在周公旦以礼治国，用爱作为国家轴心的时候，周朝却又将近800年，属于基业长青。
过去，我们用利益撬开了消费者的钱包，然后给他虚荣、利益，让他无知地骄傲；现在，是该用用爱抚平他的心灵的时候了。
但愿更多的企业家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婴幼儿奶粉的企业家。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8】
季琦
空心化的企业家
前几天参加企业家同学聚会，一个知名的老一辈企业家偷偷告诉我们,他现在基本不搞实业了，甚至连股权投资也不干了，专做高利贷，年息可以达到30-40%。什么样的生意能够这么好的回报啊！我们满脸狐疑地反问他：风险一定很高吧？听说放高利贷的都跟“讨债公司”有关的，还不起钱，切根手臂或者削只耳朵什么的。他嘲笑我们老掉牙了，那是传说中赌场放债的，现在的高利贷很多是正规的企业，而且这些生意很多是银行介绍的。抵押物质量也非常好，基本没有风险。许多人是为了掉头寸，少则几天，长则几个月。还有年利更高的，比如40%－60％，但是那种风险大。
听完同学的介绍，有些恍然若失：我们这么辛苦，哪能有每年30%以上的资产回报啊，那我们是在瞎忙乎吗？
我这几年做企业，第一个碰到的诱惑是做房地产，只要能拿到地，就能赚钱。接着是投资小煤矿，在鄂尔多斯，在山西，在陕北，能够拿到某个煤矿的开发权，坐在那儿来钱。即使自己不开发，倒手就能赚很多。再后来就是VC、PE等股权投资，要是投准一个企业，一上市，还不5倍、10倍的，时间也不长，快的2-3年，慢的也就3-5年。
身边的许多企业家朋友，都纷纷抄捷径而去。我们长江CEO班，不做房地产的是少数派，可能在20%以下。做煤老板的少一些，但也有参股、投资相关煤炭和矿产行业的。做PE基金的也很多，中欧CEO班，做投资的将近一半。这高利贷是新冒出来的玩意儿，估计还没有太多人参与。难于规模化和风险控制，可能是大家不大敢大规模进入的两个主要原因。
企业家赚了第一桶金，然后就离开主业，什么行业赚钱做什么，什么赚钱快做什么。对于资本来说好像也应该是这样，总是从利润低的领域流向高利润的行业。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比资本更稀缺的是企业家资源，却在不断的被稀释和分流。
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我没有资格去评判他人，更没有资格去批评谁，只是觉得有些不正常，不应该，有些可惜，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是不应该这个样子的。
当下的中国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被市场化，甚至上层建筑的部分也变相市场化了（买官、为获得暴利资源的寻租等），但是又有相当部分的公有和国有成分在，他们掌握着主要的生产资源。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就会产生出许多投机的机会。谁动作快，谁就能捞到；谁靠的近，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大家争先恐后，试图去抓住每一个赚大钱的机会。
而往往这些暴利行业，不需要特别的管理技能，甚至也不需要什么团队，关键是抓机会，搞关系。这几年，费那个神，撅着屁股干活的人，很多还真是没有他们这些机会主义者挣得多。这也就鼓励着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投机的大军之中。
在这么大的诱惑面前，说老实话，我要是没有前两次上市的积蓄，也很有可能投身到这个浩浩荡荡的“淘金”队伍中去。所以，我不能指责他们。咱们都是穷孩子出身，上一代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对于财富的追逐成了许多人顺理成章、根深蒂固的奋斗目标。谁有钱，谁牛逼。政府看待企业，财力是第一；企业家圈子里似乎也是以财产来排座的；福布斯、胡润更是把这种名利推到极致。
企业的产品、品牌、文化、管理、科技含量，企业家的理想、思想、个人修为、学识都被这场名利派对的嘈杂声淹没了，没人关心，没人在意。
这次以换届为发端，而开始的紧缩银根，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引发的新一轮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房地产，美国的华尔街的日子都不好过。不知道这些挫折是否能够唤醒空心化的梦中人，回归实业，回归根本。
有位投资家跟我说：你们是创造财富的，我们是寄生虫，是依附于你们生存的。虽然听上去不太好听，但我认同这个道理：只有企业家是直接创造财富的。如果大家都去炒地、炒房、炒矿、炒公司、炒钱，这个社会将会崩溃，中国的富强和崛起只会是黄粱一梦。
我尊重那些坚守的企业家们，我们是同道中人；我真心祝福那些抛弃主业而转入名利、金钱、权利游戏的企业家们，并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幸运、平安。
■罗卫国2012年4月2日读于沈阳，夜不能寐：想起现在的青年人浮躁、中年人颓废，整个社会不务实，着急！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7】
李银河
芝麻人生与采蜜哲学
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几乎还什么都没整明白，就已步入老年。我是属于比较爱想人生意义这类事情的人，从小就爱想，几十年间一直没断了想，即使这么想来想去，也还是想不清楚。可是岁月并没有因为我还没把这件事想明白就等着我，就连流逝的速度都未稍减，该多快还是多快地向终点狂奔。
意义，意义。想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想出什么意义。在浩淼的宇宙当中，这么一个小小地球，就像一笸箩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就像一笸箩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我的人生能有个什么意义呢？即使是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富豪，那些颐指气使的高官，那些万人瞩目的明星，也不过是在这样一个芝麻星球上的一个芝麻人儿，能有个啥意义呢？
这样想了之后，你不可能不变得冷静，甚至万念俱灰。人生会显得无比渺小，黯淡，冰冷，寂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所有的事情，都不值得追求；所有的情绪、情愫、情感，都没有必要。那么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既然死是所有人的归宿，为什么还要活呢？
不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活着只是人的一种状态，就像一条鱼，一棵树，一只甲壳虫。我们来到人世，我们消耗掉一些物质，改变周边的一些物质，然后离开人世。就连伟人毛泽东都说过，他所改变的只是北京西边的一点地方而已，当世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绝大多数人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就离世了。说起改变周边物质，想起刘亮程用第一人称写的农村生活：“我”扛把铁锨，在地里挖了一个坑，然后仰天长叹：这就是我能改变的事物。
既然如此，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芝麻人生呢？我唯一想明白的就是，要以比较舒适快乐的状态度过自己的人生。虽然在造物主眼里，我只不过是一粒芝麻，但是这个渺小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的全部，是我整个的世界。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全部，我的感觉就是我的全部。所以我的身体是否舒适，我的精神是否愉悦，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据此，我发明了一种生命哲学，即采蜜哲学：我像一只蜜蜂，我的人生的全部内容只是采蜜。我在花丛中飞舞，只是为了偶尔采撷花中精华。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诗意的栖居”。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生活，我只要那一点点精华，最美丽的，最舒适的，最诗意的，最适合我的。活着，就享受所有这些感觉；死去，就告别所有这些感觉。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意义。
这种生存方式是否太自私了？是否会伤害他人？或者至少不会去帮助他人？并不。因为伤害他人时，自己也不会有好的感觉；因为帮助他人时，如果是自己愿意的，自己也会有好的感觉。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名著《怎么办》中提出的“合理利己主义”，它与利他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纯粹利他，而前者在利他的同时利己，是为了自己美好的感觉去利他的。
我不否认世界上有特蕾莎修女那样高尚的人，但是她是圣人，并非常人，绝大多数人却只是常人。大多数人做不成圣人，也不必做圣人。因此，我有信心：合理利己主义和我的采蜜哲学是适合于常人的生命哲学。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6】
慕容雪村
基础文明与梨花一瞬
郭英剑院长让我在这里讲几句话，我想他也许找错人了，因为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收不到激励人心之效。按这个时代公认的标准，成功人士就是要有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大的车子，如果你是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如果你是男，身边要带个女的，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这些东西我一样也没有，我是个作家，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作家这种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穷，二是脏，三是骚。有些青春文学作家穷倒不穷，但后两个特点依然还保留着。就我所见，“作家”这个词跟落魄、潦倒有很大关系，跟二奶和二奶的链子屁关系也没有。我唯一的成就，就是出过几本书，有人觉得还行，有人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木材，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自己都有点羞愧，因为我不是什么好榜样。但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站了上来，原因只有一个：我想你们也许需要听一点不同的声音，不同于这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教你发财，也不教你成功，只是几个简单的祝福，祝你正直，祝你聪明，祝你活在某种文明之中，而不是只为了一堆臭钱活着。
19年前，我和你们一样，背着大包小裹，告别故乡来北京读大学。几天之后，系里请了一位长相猥琐、穿着米黄色西装的家伙给我们做入学演讲，我那时比较单纯，也就是傻，在交流环节举手提问：老师，你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应当怎样渡过？这位老师反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听真话，他说，如果要听真话，那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时还没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奋发图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学生干部，入党，力争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都有贡献的有用人才。我又问：那假话呢？他说：如果要听假话，我劝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了。生活应当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吗？干吗要听别人的？要我说，大学四年就该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别是谈完恋爱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不妨读读书学学文化。我也不劝你贡献国家社会，不，你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所贡献，其次贡献家人，再次贡献亲戚朋友，最后才轮得到国家和社会。你也不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有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儿，它简单粗暴，把人当成某种东西。你不是一根木头，不应该考虑自己能打人还是能做劈柴，你有知觉、能感受，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万物的“有用”都为你而设，你只需要去感受这种幸福，但你自己不应该有用。
按照某种正统的观念，这位老师就要算是误人子弟，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有着大好的前途，可以当律师、商人或者煤老板，就算当不上，至少也能活得抖擞，就像励志书里写的，每天起来数一遍口袋里的钞票，然后贼心不死地冲向更多的钞票。可是被他一番误导，我不幸地走上了邪路。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最后居然成了一名作家。19年后，当我想起这几句所谓的假话，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别的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21世纪的中国有许多特产，最显著的有三种：第一是麻将，第二是阴谋诡计，第三就是形形色色的官。如果把这些官全部关到笼子里，肯定比北京动物园要有趣得多。这些官，人们称呼他张局长、李书记，然后他就会活在局长、当书记的自豪感中，全然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官。还有那些野蛮的拆迁队员，那些毒打小贩的城管，大概都是忘记了这个：他们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城管。还有一类人无以名之，只能叫“大义灭亲者”，对这种人来说，如果他爸爸和公社的木头同时掉进水里，他选择去捞公社的木头，然后看着他爹淹死；如果在妈妈垂危和进京唱红歌之间选择，他选择唱红歌。这种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称为英雄，我不反对，但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人。大学中也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独特的国情，大学不可避免地被金钱和政治污然，变得臭气熏天。两年之后，你们中的某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他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当上主席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说话一套一套的，不过多半都是官腔；办事有板有眼的，不过多半都是表演，他有很多口头禅，包括“紧跟、狠抓、全面落实、团结一致”，好像被宣传部附体了，至少也是被校团委附体了。如果到那时，你还能记得我的话，你就可以这么想：当上个破主席，他就不是人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祝福：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是革命的一块砖，也不是某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既不是谁的羊，也不是谁的枪，你是你自己。你可以当局长、当书记，可你知道，那并非你的全部，只是你的一个头衔。你也可以加入某个组织，但不该无条件地属于它，甘心情愿做它的奴隶。你是一个人，万物之灵长，也是万物的尺度，你是自然造物中最为神奇的一种。你不必过于强求身外的财富，因为你已经是超级富翁了。想想看，如果做“人”需要指标，你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这个指标？你生而为人，而且正在最好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件无价之宝，它闪亮、脆弱、如梦如幻，每个人只能拥有几年，这东西就是：青春。你考取了民族大学，说明你高考还算顺利，可是没必要过分自豪，因为在十八九年前，你曾经赢取过另一场更残酷的考试，那次有几亿对手，但你打赢了，所以才会成为今天的你。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在座的大多已经年满十八周岁，所以我的第二个祝福，就是祝你成为一个现代公民，不是古代的黔娄、黎庶、编户之氓，也不是所谓的“人民”之一。我们这个国叫人民共和国，许多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连监狱都可以叫人民监狱，在这么多机构中，除了人民监狱和人民有点关系，其它的离人民都很远，人民代表基本上不能代表人民，人民公安基本上与人民为敌，人民的公仆基本上骑在人民头上，所以“人民”二字基本上就是个虚词，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民，你的名字叫沉默的大多数。但公民不同，身为公民，除了要和人民一样纳税，更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希望你们到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读读《宪法》，那里规定了许多权利，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游行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你的，你自己的，不应该被随便夺走。如果有人夺走了，你就应该像个真正的公民那样，堂堂正正地去找他要回来。
与人民相对的，是君主；与公民相对的，是政府。身为公民，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除了关心自己、家人和朋友，你还应该关心政府。政府应该是你投票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你分给它的，就好比一个物业公司，因为你不想为了清洁、保安等事操心，所以花钱请人来做。政府就是你花钱请来的物业公司，它做得不好，你应该批评它，并且帮助它改正，如果它不肯改正，你甚至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换一家公司。它做得好，你还是应该批评它，因为你想让它变得更好。
身为公民，你应该明白：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更不等于爱皇上，中国历史上曾有过80多个王朝，它们兴，它们亡，中国还是中国。历史上还有过800多位皇帝，他们生，他们死，中国还是中国。你应该知道，“中国”这个词有三重含义：地理上的中国，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前两者都值得爱，后一个不值得，或者至少，你要看它做得好不好才决定是否爱它。
身为公民，你应该独立而清醒，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机构，这国中有许多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谎言，在电视中、广播中、报纸上，在随处可见的任何地方，但你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高中生，那些美丽的童话听了笑笑即可，没必要当真。我们知道，这世上没什么东西是完美的，桃花源中也有灾荒，礼仪之邦也要收月饼税，再伟大的人也要上厕所，和你我一样；再大的官也要抠鼻孔、擦眼屎，和你我一样。古人说：人皆可为尧舜。我理解这话的意思，除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尧舜那样，正直、勇敢、善良、勇于担当，它还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尧舜那样的政府首脑，即使我们不屑去做，也不应该盲目崇拜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尧舜除了权力大一些，其它和我们一样，他上厕所的时候，他抠鼻孔、擦眼屎的时候，和我们一样。
身为公民，你不再是国家的一份子，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相反，这国家有你的一份子，如果把它分成14亿份，有一份属于你，你是14亿股东之一。它好，有你的一份，它不好，也有你的一份。你应该行使自己最重要的权利：投票、说话。如果你相信某人，可以投他的票，让他为你做事；如果你对他不满意，也可以把他选下去。如果你觉得政府不错，你可以选择说或不说，如果你觉它就是个混球，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未经你授权，没有人可以代表你，不管他是班长、团支书，还是学生会主席，如果他这么干了，请你告诉他：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还坚持这么干，请你把他当成骗子。
我的第三个祝福，祝你成为合格的大学生。从古希腊至今，世上的大学都为同一个目的而建立，那就是真理。我母校的前校长江平先生讲过一句话：一生只向真理低头。我很想找人把这句话写下来，挂在我们家的正堂，如果可能，我更想把它挂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的门口。
60几年来，中国的大学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多出来的是一些办公室、一些牌匾、一些头衔、一些学生干部模样的人，少的东西就太多了，我曾经这样评论：现在的大学，学术越来越少，权术越来越多；风骨越来越少，媚骨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讲道理?脑嚼丛缴伲讲待遇的越来越多?你们知道，每年度都会有一个亚州大学的排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每次都名列前茅，而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如清华和北大，似乎从来没挤进过前十名。香港以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汇集了那么多优秀的大学，而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几万亿外汇储备，为什么连一所像样的大学都建不起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也很简单，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在这里说，希望各位可以深思。
当我们谈到真理这个词，必须明白：真理不为任何人、任何机构而存在，它就在那里，可以被发现，但永远不能被发明。真理这个词与金钱无关，与政治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与谁上台谁下台都无关，有些人一旦上台就迫不及待发明真理，这些所谓的“真理”，或许会传诵一时，但长久看来，必将成为历史的笑话。
中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吾爱真理，但更爱领导”，另一种相反，“吾爱领导，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应该站在真理一方。你可以尊敬领导，但应该更尊敬真理，在未来的日子，你或许会为了某种原因曲从于某些人、某些组织，但至少心里应该明白：真理是香的，而领导和组织只是闻起来香。
前些日子有大学教授宣称，如果他的学生毕业之后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回来见他。这就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原因。
前些日子曾有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结果被学生举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
我说过，真理是香的，而金钱就是臭的，至少没那么香。政治比钱更臭，特别是某种与人类为敌的政治，简直是臭不可闻。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大文豪萧伯纳写过一个剧本叫《巴巴拉少校》，剧中有个富二代叫斯蒂芬，和大多数中国的富二代差不多，这个斯蒂芬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有一天他爸爸教训他，说你天天这么游荡不行啊，一无所长，将来怎么办？斯蒂芬回答：我的长处在于能够明辨是非。他爸爸听到这话大为生气，说明辨是非是世上最难的事，科学家和哲学家终生思考，也未必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你这么一个东西，凭什么就能明辨是非？
这话没错，明辨是非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某些国家，有些人活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许多大学教授自己就很糊涂，比如北京大学那位著名的孔教授，按他的话说，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金氏父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嘉奖他的言行，我决定把他送到朝鲜去，据我所知，那里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在挨饿，希望孔教授可以在那里成功减肥。
身为21世纪的中国大学生，你应该明白，哪些话是对的，哪些则是混蛋话。对此有个基本判断：如果某个观点不介意与人讨论，也不怕被人质疑，它多半就是真的。如果某个观点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并且拒绝讨论、拒绝批评，肯定就是混蛋话。这世上有许多书，有些书教人以智慧，有些书只会让人更愚蠢，包括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与文史哲有关的部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是广告，另外三分之一是被审核过的事实。对此也有个基本判断：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只应该关心数字和定理那部分，比如北朝鲜的数学教科书：3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男孩，加上4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女孩，一共有几个孩子？标准答案是：7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孩子。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应该记住3+4=7，至于尊不尊敬，那就去他妈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知道，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从来都有很多种解读方式，如果某种方式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你就应该对之表示怀疑，并且尽可能地多读些书，多了解一些别的观点，然后回过头来验证其是否准确。
这也是明辨是非为什么困难的原因：如果长期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就会被这种声音催眠，并且无条件地相信它、服从它，甚至崇拜它。我曾经在传销团伙卧底，深知其力量之大，也深知其邪恶。我最近读过一本描述北朝鲜的书，叫《我们最幸福》，据书中所记，北朝鲜此时正在经历饥荒，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相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作为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对此有所警惕，你可以身在朝鲜，但你的心、你的精神，应当在朝鲜之外。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有一颗怀疑之心、一双苛刻的眼，还要有批判的精神。我们知道，世上的智慧都因怀疑而生，而在学术上，只有苛刻地审视，才可能接近真理。你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我们有伟大的汉字，有伟大的中餐，有美丽的旗袍，最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能发明出臭豆腐。可是你也必须看到，近一两百年来，中国人对科学、文学、艺术和学术几乎没什么贡献，我们输出的，除了廉价商品，依然是麻将、阴谋，以及形形色色西装革履的官员。有位德国导游长期接待中国官员，发现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去的，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红灯区。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除了意识形态，居然还有剩下的东西：性。
30多年来中国建造了无数高楼，可是精神世界的高楼，连地基都没打好。我们最近常听到几个词：复兴、崛起、强大，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强大绝不仅是GDP的强大，更要看其在精神领域有多少发明创造。哲学家谢林评价歌德：只要他还活着，德意志就不会孤独，不会贫穷。而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人，没有思想和艺术上的杰作，所谓复兴和崛起就只是一句空话，建再多高楼，修再多机场，也只不过是一片高楼与机场的荒漠而已。古人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事实上，自从孔子死后，或者更近一些，自从上个世纪的先贤们纷纷谢世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寒冬，极为漫长，也极为孤独，长达半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了，因为有些人正在努力，也因为有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大多都是外地同学，在来北京的路上，你们已经见识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要说，你们很幸运，能够生在这个时代，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从没像现在这样繁荣，人类文明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发达，你们享受着文明的成果，也希望你们能对文明做出贡献，大导演伯格曼曾经说过一段话：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人们聚集一处，建造了更为辉煌的教堂，教堂落成后，这些人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伯格曼说的教堂，其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大厦，它之所以辉煌壮丽，是因为许多人都曾参与建造，而且有更多人正准备参与建造。
我还要说，你们很不幸，居然生在了这个时代，与地沟油、毒奶粉、躲猫猫和各种强拆、血拆为伍，你们听过许多丑闻、黑幕，你们知道一个词叫“潜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金钱、权力，甚至是性，在座的某人或许正准备身体力行之。最耀眼的可能就是最肮脏的，最纯洁的可能就是最龌龊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人们说：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世界，这话不对，这世界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如果你抱怨世界的败坏，请先问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说过，这世界之所以变坏，往往是因为我们没去想怎样让它变好。如果你对这世界不满，也请你相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不远之处，要到达那里，只需要我们每个人变好一点点。
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讲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曾经在一家单位供职，特别想当个部门经理，可领导就是不肯提拔他，这位朋友日夜为此烦恼。终于有一天，领导良心发现了，晋升的文件发到了这位朋友手里，他看了很久，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问自己：难道我日思夜梦、孜孜以求的就是这么一张纸？这又有什么意思？想了一夜，他决定辞职，然后到丽江租了一个小院，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院中有一棵梨树，到梨树开花的时节，他就会搬一把躺椅，沏一壶茶，拿一本以前来不及读的书，喝两口茶，读几页书，有时会睡上一会儿，睡醒之后就会看见，雪白的梨花一朵朵落到他的书中。
很多年之后，在座的各位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化，有的会成为高官，有的会成为巨富，有些人会成为大学者，一定也会有人早死。不管你活在哪一种人生中，你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幸福，可是又不知如何改变。我想原因就在于少了这样的“梨花一瞬”，你需要一段悠闲的时间，去品茶，去读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一个黄昏，看梨花如何从身边飘落。这就是我开头的那句话：如果你想幸福，仅有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罗卫国2014年11月24日阅读于北京亮点小屋：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30】
王小波
我看国学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师长还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一通。我读书是从小说读起，然后读四书；做人是从知青做起，然后做学生。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虽然如此，看古书时还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那就是“子见南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团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适，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地，有一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一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文革”里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所以以为，这个调调我也懂——说是诵经念咒，并不过分。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罗卫国2015年2月11日于湖北荆州老家：这本书选于1997年我在国风集团国林风图书中心正源图书工作室参与策划出版的《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先生是李银河女生的老公，英年早逝，特发此文，纪念晓波！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9】
雷永军
营销的革命：从利到爱
在营销界混的时间长了，见的大多都是和“利”有关的事情。销售额增长乏力、促销没有作用、打了大量的广告品牌没有提升、没有太多费用如何启动市场、人员工资奇高却不忠诚……
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同仁们都在“以利促利、以利遏利、以利导利”的原则下给企业做策划，定策略。
久而久之，消费者在商家的以利为核心的战略战术的刺激下，慢慢麻木了。这下麻烦了，这种麻木直接导致了很多企业因此走上了不归路。
我曾经给一些快消品企业做营销战略，对每一家企业，我几乎都会问他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你爱你的消费者吗？”他们的回答大多都很肯定。而当我拍着胸部再次发问：“你真的爱你的消费者吗？”很多企业家边不自然了。于是，我做起了商道的牧师，大多和企业家交流的第一堂课便是“大爱大得、中爱中得、无爱无得”。
不错，消费者的确很傻，尤其是中国的消费者，在傻的基础上还很虚荣。可以说，就这这个无知和虚荣促成了商家草菅消费者的基础，也是很多下三赖的策略的根植土壤。
在现实中，有不少企业的原始积累就是依靠这个快速积累完成的。然而，企业的发展一旦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从土匪变成国军的时候，就需要改革了，就要有理想、有目标，这个时候纯粹的利益就一下子捉襟见肘，甚至失效了。
怎么办？怎么办？频频告急的核心只有一个办法，从利到爱快速转变。
消费者是傻，但是消费者一旦醒悟，你就没有了顾客，而且在博客、微博、微信发达的今天，这种负面的信息传播的更快，面积更大，杀伤力更狠、蔓延更迅速。所以，在我的体系中，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第二代企业家都需要尽快完成一次思想的转变，那就是从利到爱的转变。提升自己的格局、提升自己的战略、提升自己的团队，将企业从土匪帮派带成虎狼之师。
这将是一场营销的革命！这也是中国未来30年内会产生以爱为轴心的营销思想的源泉，也将是中国给世界市场带来的春风。
西方的理论和实战本质是“利益”，他们没有错，现在还在指导着很多企业走向成功。但是，真权威、真信任、真朋友是很难用利益打动的。在迷惑和物质的年代，利益是最大的撬杠，秦国就是利用法家的利益打败了六国。可是利益的聚集最终是到二世即灭亡了。而周朝在周公旦以礼治国，用爱作为国家轴心的时候，周朝却又将近800年，属于基业长青。
过去，我们用利益撬开了消费者的钱包，然后给他虚荣、利益，让他无知地骄傲；现在，是该用用爱抚平他的心灵的时候了。
但愿更多的企业家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婴幼儿奶粉的企业家。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8】
季琦
空心化的企业家
前几天参加企业家同学聚会，一个知名的老一辈企业家偷偷告诉我们,他现在基本不搞实业了，甚至连股权投资也不干了，专做高利贷，年息可以达到30-40%。什么样的生意能够这么好的回报啊！我们满脸狐疑地反问他：风险一定很高吧？听说放高利贷的都跟“讨债公司”有关的，还不起钱，切根手臂或者削只耳朵什么的。他嘲笑我们老掉牙了，那是传说中赌场放债的，现在的高利贷很多是正规的企业，而且这些生意很多是银行介绍的。抵押物质量也非常好，基本没有风险。许多人是为了掉头寸，少则几天，长则几个月。还有年利更高的，比如40%－60％，但是那种风险大。
听完同学的介绍，有些恍然若失：我们这么辛苦，哪能有每年30%以上的资产回报啊，那我们是在瞎忙乎吗？
我这几年做企业，第一个碰到的诱惑是做房地产，只要能拿到地，就能赚钱。接着是投资小煤矿，在鄂尔多斯，在山西，在陕北，能够拿到某个煤矿的开发权，坐在那儿来钱。即使自己不开发，倒手就能赚很多。再后来就是VC、PE等股权投资，要是投准一个企业，一上市，还不5倍、10倍的，时间也不长，快的2-3年，慢的也就3-5年。
身边的许多企业家朋友，都纷纷抄捷径而去。我们长江CEO班，不做房地产的是少数派，可能在20%以下。做煤老板的少一些，但也有参股、投资相关煤炭和矿产行业的。做PE基金的也很多，中欧CEO班，做投资的将近一半。这高利贷是新冒出来的玩意儿，估计还没有太多人参与。难于规模化和风险控制，可能是大家不大敢大规模进入的两个主要原因。
企业家赚了第一桶金，然后就离开主业，什么行业赚钱做什么，什么赚钱快做什么。对于资本来说好像也应该是这样，总是从利润低的领域流向高利润的行业。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比资本更稀缺的是企业家资源，却在不断的被稀释和分流。
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我没有资格去评判他人，更没有资格去批评谁，只是觉得有些不正常，不应该，有些可惜，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是不应该这个样子的。
当下的中国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被市场化，甚至上层建筑的部分也变相市场化了（买官、为获得暴利资源的寻租等），但是又有相当部分的公有和国有成分在，他们掌握着主要的生产资源。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就会产生出许多投机的机会。谁动作快，谁就能捞到；谁靠的近，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大家争先恐后，试图去抓住每一个赚大钱的机会。
而往往这些暴利行业，不需要特别的管理技能，甚至也不需要什么团队，关键是抓机会，搞关系。这几年，费那个神，撅着屁股干活的人，很多还真是没有他们这些机会主义者挣得多。这也就鼓励着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投机的大军之中。
在这么大的诱惑面前，说老实话，我要是没有前两次上市的积蓄，也很有可能投身到这个浩浩荡荡的“淘金”队伍中去。所以，我不能指责他们。咱们都是穷孩子出身，上一代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对于财富的追逐成了许多人顺理成章、根深蒂固的奋斗目标。谁有钱，谁牛逼。政府看待企业，财力是第一；企业家圈子里似乎也是以财产来排座的；福布斯、胡润更是把这种名利推到极致。
企业的产品、品牌、文化、管理、科技含量，企业家的理想、思想、个人修为、学识都被这场名利派对的嘈杂声淹没了，没人关心，没人在意。
这次以换届为发端，而开始的紧缩银根，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引发的新一轮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房地产，美国的华尔街的日子都不好过。不知道这些挫折是否能够唤醒空心化的梦中人，回归实业，回归根本。
有位投资家跟我说：你们是创造财富的，我们是寄生虫，是依附于你们生存的。虽然听上去不太好听，但我认同这个道理：只有企业家是直接创造财富的。如果大家都去炒地、炒房、炒矿、炒公司、炒钱，这个社会将会崩溃，中国的富强和崛起只会是黄粱一梦。
我尊重那些坚守的企业家们，我们是同道中人；我真心祝福那些抛弃主业而转入名利、金钱、权利游戏的企业家们，并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幸运、平安。
■罗卫国2012年4月2日读于沈阳，夜不能寐：想起现在的青年人浮躁、中年人颓废，整个社会不务实，着急！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7】
李银河
芝麻人生与采蜜哲学
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几乎还什么都没整明白，就已步入老年。我是属于比较爱想人生意义这类事情的人，从小就爱想，几十年间一直没断了想，即使这么想来想去，也还是想不清楚。可是岁月并没有因为我还没把这件事想明白就等着我，就连流逝的速度都未稍减，该多快还是多快地向终点狂奔。
意义，意义。想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想出什么意义。在浩淼的宇宙当中，这么一个小小地球，就像一笸箩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就像一笸箩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我的人生能有个什么意义呢？即使是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富豪，那些颐指气使的高官，那些万人瞩目的明星，也不过是在这样一个芝麻星球上的一个芝麻人儿，能有个啥意义呢？
这样想了之后，你不可能不变得冷静，甚至万念俱灰。人生会显得无比渺小，黯淡，冰冷，寂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所有的事情，都不值得追求；所有的情绪、情愫、情感，都没有必要。那么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既然死是所有人的归宿，为什么还要活呢？
不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活着只是人的一种状态，就像一条鱼，一棵树，一只甲壳虫。我们来到人世，我们消耗掉一些物质，改变周边的一些物质，然后离开人世。就连伟人毛泽东都说过，他所改变的只是北京西边的一点地方而已，当世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绝大多数人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就离世了。说起改变周边物质，想起刘亮程用第一人称写的农村生活：“我”扛把铁锨，在地里挖了一个坑，然后仰天长叹：这就是我能改变的事物。
既然如此，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芝麻人生呢？我唯一想明白的就是，要以比较舒适快乐的状态度过自己的人生。虽然在造物主眼里，我只不过是一粒芝麻，但是这个渺小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的全部，是我整个的世界。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全部，我的感觉就是我的全部。所以我的身体是否舒适，我的精神是否愉悦，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据此，我发明了一种生命哲学，即采蜜哲学：我像一只蜜蜂，我的人生的全部内容只是采蜜。我在花丛中飞舞，只是为了偶尔采撷花中精华。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诗意的栖居”。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生活，我只要那一点点精华，最美丽的，最舒适的，最诗意的，最适合我的。活着，就享受所有这些感觉；死去，就告别所有这些感觉。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意义。
这种生存方式是否太自私了？是否会伤害他人？或者至少不会去帮助他人？并不。因为伤害他人时，自己也不会有好的感觉；因为帮助他人时，如果是自己愿意的，自己也会有好的感觉。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名著《怎么办》中提出的“合理利己主义”，它与利他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纯粹利他，而前者在利他的同时利己，是为了自己美好的感觉去利他的。
我不否认世界上有特蕾莎修女那样高尚的人，但是她是圣人，并非常人，绝大多数人却只是常人。大多数人做不成圣人，也不必做圣人。因此，我有信心：合理利己主义和我的采蜜哲学是适合于常人的生命哲学。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6】
慕容雪村
基础文明与梨花一瞬
郭英剑院长让我在这里讲几句话，我想他也许找错人了，因为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收不到激励人心之效。按这个时代公认的标准，成功人士就是要有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大的车子，如果你是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如果你是男，身边要带个女的，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这些东西我一样也没有，我是个作家，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作家这种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穷，二是脏，三是骚。有些青春文学作家穷倒不穷，但后两个特点依然还保留着。就我所见，“作家”这个词跟落魄、潦倒有很大关系，跟二奶和二奶的链子屁关系也没有。我唯一的成就，就是出过几本书，有人觉得还行，有人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木材，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自己都有点羞愧，因为我不是什么好榜样。但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站了上来，原因只有一个：我想你们也许需要听一点不同的声音，不同于这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教你发财，也不教你成功，只是几个简单的祝福，祝你正直，祝你聪明，祝你活在某种文明之中，而不是只为了一堆臭钱活着。
19年前，我和你们一样，背着大包小裹，告别故乡来北京读大学。几天之后，系里请了一位长相猥琐、穿着米黄色西装的家伙给我们做入学演讲，我那时比较单纯，也就是傻，在交流环节举手提问：老师，你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应当怎样渡过？这位老师反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听真话，他说，如果要听真话，那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时还没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奋发图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学生干部，入党，力争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都有贡献的有用人才。我又问：那假话呢？他说：如果要听假话，我劝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了。生活应当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吗？干吗要听别人的？要我说，大学四年就该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别是谈完恋爱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不妨读读书学学文化。我也不劝你贡献国家社会，不，你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所贡献，其次贡献家人，再次贡献亲戚朋友，最后才轮得到国家和社会。你也不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有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儿，它简单粗暴，把人当成某种东西。你不是一根木头，不应该考虑自己能打人还是能做劈柴，你有知觉、能感受，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万物的“有用”都为你而设，你只需要去感受这种幸福，但你自己不应该有用。
按照某种正统的观念，这位老师就要算是误人子弟，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有着大好的前途，可以当律师、商人或者煤老板，就算当不上，至少也能活得抖擞，就像励志书里写的，每天起来数一遍口袋里的钞票，然后贼心不死地冲向更多的钞票。可是被他一番误导，我不幸地走上了邪路。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最后居然成了一名作家。19年后，当我想起这几句所谓的假话，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别的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21世纪的中国有许多特产，最显著的有三种：第一是麻将，第二是阴谋诡计，第三就是形形色色的官。如果把这些官全部关到笼子里，肯定比北京动物园要有趣得多。这些官，人们称呼他张局长、李书记，然后他就会活在局长、当书记的自豪感中，全然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官。还有那些野蛮的拆迁队员，那些毒打小贩的城管，大概都是忘记了这个：他们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城管。还有一类人无以名之，只能叫“大义灭亲者”，对这种人来说，如果他爸爸和公社的木头同时掉进水里，他选择去捞公社的木头，然后看着他爹淹死；如果在妈妈垂危和进京唱红歌之间选择，他选择唱红歌。这种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称为英雄，我不反对，但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人。大学中也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独特的国情，大学不可避免地被金钱和政治污然，变得臭气熏天。两年之后，你们中的某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他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当上主席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说话一套一套的，不过多半都是官腔；办事有板有眼的，不过多半都是表演，他有很多口头禅，包括“紧跟、狠抓、全面落实、团结一致”，好像被宣传部附体了，至少也是被校团委附体了。如果到那时，你还能记得我的话，你就可以这么想：当上个破主席，他就不是人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祝福：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是革命的一块砖，也不是某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既不是谁的羊，也不是谁的枪，你是你自己。你可以当局长、当书记，可你知道，那并非你的全部，只是你的一个头衔。你也可以加入某个组织，但不该无条件地属于它，甘心情愿做它的奴隶。你是一个人，万物之灵长，也是万物的尺度，你是自然造物中最为神奇的一种。你不必过于强求身外的财富，因为你已经是超级富翁了。想想看，如果做“人”需要指标，你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这个指标？你生而为人，而且正在最好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件无价之宝，它闪亮、脆弱、如梦如幻，每个人只能拥有几年，这东西就是：青春。你考取了民族大学，说明你高考还算顺利，可是没必要过分自豪，因为在十八九年前，你曾经赢取过另一场更残酷的考试，那次有几亿对手，但你打赢了，所以才会成为今天的你。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在座的大多已经年满十八周岁，所以我的第二个祝福，就是祝你成为一个现代公民，不是古代的黔娄、黎庶、编户之氓，也不是所谓的“人民”之一。我们这个国叫人民共和国，许多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连监狱都可以叫人民监狱，在这么多机构中，除了人民监狱和人民有点关系，其它的离人民都很远，人民代表基本上不能代表人民，人民公安基本上与人民为敌，人民的公仆基本上骑在人民头上，所以“人民”二字基本上就是个虚词，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民，你的名字叫沉默的大多数。但公民不同，身为公民，除了要和人民一样纳税，更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希望你们到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读读《宪法》，那里规定了许多权利，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游行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你的，你自己的，不应该被随便夺走。如果有人夺走了，你就应该像个真正的公民那样，堂堂正正地去找他要回来。
与人民相对的，是君主；与公民相对的，是政府。身为公民，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除了关心自己、家人和朋友，你还应该关心政府。政府应该是你投票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你分给它的，就好比一个物业公司，因为你不想为了清洁、保安等事操心，所以花钱请人来做。政府就是你花钱请来的物业公司，它做得不好，你应该批评它，并且帮助它改正，如果它不肯改正，你甚至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换一家公司。它做得好，你还是应该批评它，因为你想让它变得更好。
身为公民，你应该明白：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更不等于爱皇上，中国历史上曾有过80多个王朝，它们兴，它们亡，中国还是中国。历史上还有过800多位皇帝，他们生，他们死，中国还是中国。你应该知道，“中国”这个词有三重含义：地理上的中国，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前两者都值得爱，后一个不值得，或者至少，你要看它做得好不好才决定是否爱它。
身为公民，你应该独立而清醒，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机构，这国中有许多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谎言，在电视中、广播中、报纸上，在随处可见的任何地方，但你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高中生，那些美丽的童话听了笑笑即可，没必要当真。我们知道，这世上没什么东西是完美的，桃花源中也有灾荒，礼仪之邦也要收月饼税，再伟大的人也要上厕所，和你我一样；再大的官也要抠鼻孔、擦眼屎，和你我一样。古人说：人皆可为尧舜。我理解这话的意思，除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尧舜那样，正直、勇敢、善良、勇于担当，它还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尧舜那样的政府首脑，即使我们不屑去做，也不应该盲目崇拜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尧舜除了权力大一些，其它和我们一样，他上厕所的时候，他抠鼻孔、擦眼屎的时候，和我们一样。
身为公民，你不再是国家的一份子，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相反，这国家有你的一份子，如果把它分成14亿份，有一份属于你，你是14亿股东之一。它好，有你的一份，它不好，也有你的一份。你应该行使自己最重要的权利：投票、说话。如果你相信某人，可以投他的票，让他为你做事；如果你对他不满意，也可以把他选下去。如果你觉得政府不错，你可以选择说或不说，如果你觉它就是个混球，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未经你授权，没有人可以代表你，不管他是班长、团支书，还是学生会主席，如果他这么干了，请你告诉他：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还坚持这么干，请你把他当成骗子。
我的第三个祝福，祝你成为合格的大学生。从古希腊至今，世上的大学都为同一个目的而建立，那就是真理。我母校的前校长江平先生讲过一句话：一生只向真理低头。我很想找人把这句话写下来，挂在我们家的正堂，如果可能，我更想把它挂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的门口。
60几年来，中国的大学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多出来的是一些办公室、一些牌匾、一些头衔、一些学生干部模样的人，少的东西就太多了，我曾经这样评论：现在的大学，学术越来越少，权术越来越多；风骨越来越少，媚骨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讲道理?脑嚼丛缴伲讲待遇的越来越多?你们知道，每年度都会有一个亚州大学的排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每次都名列前茅，而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如清华和北大，似乎从来没挤进过前十名。香港以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汇集了那么多优秀的大学，而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几万亿外汇储备，为什么连一所像样的大学都建不起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也很简单，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在这里说，希望各位可以深思。
当我们谈到真理这个词，必须明白：真理不为任何人、任何机构而存在，它就在那里，可以被发现，但永远不能被发明。真理这个词与金钱无关，与政治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与谁上台谁下台都无关，有些人一旦上台就迫不及待发明真理，这些所谓的“真理”，或许会传诵一时，但长久看来，必将成为历史的笑话。
中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吾爱真理，但更爱领导”，另一种相反，“吾爱领导，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应该站在真理一方。你可以尊敬领导，但应该更尊敬真理，在未来的日子，你或许会为了某种原因曲从于某些人、某些组织，但至少心里应该明白：真理是香的，而领导和组织只是闻起来香。
前些日子有大学教授宣称，如果他的学生毕业之后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回来见他。这就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原因。
前些日子曾有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结果被学生举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
我说过，真理是香的，而金钱就是臭的，至少没那么香。政治比钱更臭，特别是某种与人类为敌的政治，简直是臭不可闻。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大文豪萧伯纳写过一个剧本叫《巴巴拉少校》，剧中有个富二代叫斯蒂芬，和大多数中国的富二代差不多，这个斯蒂芬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有一天他爸爸教训他，说你天天这么游荡不行啊，一无所长，将来怎么办？斯蒂芬回答：我的长处在于能够明辨是非。他爸爸听到这话大为生气，说明辨是非是世上最难的事，科学家和哲学家终生思考，也未必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你这么一个东西，凭什么就能明辨是非？
这话没错，明辨是非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某些国家，有些人活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许多大学教授自己就很糊涂，比如北京大学那位著名的孔教授，按他的话说，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金氏父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嘉奖他的言行，我决定把他送到朝鲜去，据我所知，那里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在挨饿，希望孔教授可以在那里成功减肥。
身为21世纪的中国大学生，你应该明白，哪些话是对的，哪些则是混蛋话。对此有个基本判断：如果某个观点不介意与人讨论，也不怕被人质疑，它多半就是真的。如果某个观点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并且拒绝讨论、拒绝批评，肯定就是混蛋话。这世上有许多书，有些书教人以智慧，有些书只会让人更愚蠢，包括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与文史哲有关的部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是广告，另外三分之一是被审核过的事实。对此也有个基本判断：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只应该关心数字和定理那部分，比如北朝鲜的数学教科书：3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男孩，加上4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女孩，一共有几个孩子？标准答案是：7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孩子。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应该记住3+4=7，至于尊不尊敬，那就去他妈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知道，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从来都有很多种解读方式，如果某种方式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你就应该对之表示怀疑，并且尽可能地多读些书，多了解一些别的观点，然后回过头来验证其是否准确。
这也是明辨是非为什么困难的原因：如果长期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就会被这种声音催眠，并且无条件地相信它、服从它，甚至崇拜它。我曾经在传销团伙卧底，深知其力量之大，也深知其邪恶。我最近读过一本描述北朝鲜的书，叫《我们最幸福》，据书中所记，北朝鲜此时正在经历饥荒，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相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作为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对此有所警惕，你可以身在朝鲜，但你的心、你的精神，应当在朝鲜之外。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有一颗怀疑之心、一双苛刻的眼，还要有批判的精神。我们知道，世上的智慧都因怀疑而生，而在学术上，只有苛刻地审视，才可能接近真理。你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我们有伟大的汉字，有伟大的中餐，有美丽的旗袍，最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能发明出臭豆腐。可是你也必须看到，近一两百年来，中国人对科学、文学、艺术和学术几乎没什么贡献，我们输出的，除了廉价商品，依然是麻将、阴谋，以及形形色色西装革履的官员。有位德国导游长期接待中国官员，发现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去的，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红灯区。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除了意识形态，居然还有剩下的东西：性。
30多年来中国建造了无数高楼，可是精神世界的高楼，连地基都没打好。我们最近常听到几个词：复兴、崛起、强大，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强大绝不仅是GDP的强大，更要看其在精神领域有多少发明创造。哲学家谢林评价歌德：只要他还活着，德意志就不会孤独，不会贫穷。而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人，没有思想和艺术上的杰作，所谓复兴和崛起就只是一句空话，建再多高楼，修再多机场，也只不过是一片高楼与机场的荒漠而已。古人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事实上，自从孔子死后，或者更近一些，自从上个世纪的先贤们纷纷谢世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寒冬，极为漫长，也极为孤独，长达半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了，因为有些人正在努力，也因为有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大多都是外地同学，在来北京的路上，你们已经见识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要说，你们很幸运，能够生在这个时代，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从没像现在这样繁荣，人类文明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发达，你们享受着文明的成果，也希望你们能对文明做出贡献，大导演伯格曼曾经说过一段话：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人们聚集一处，建造了更为辉煌的教堂，教堂落成后，这些人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伯格曼说的教堂，其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大厦，它之所以辉煌壮丽，是因为许多人都曾参与建造，而且有更多人正准备参与建造。
我还要说，你们很不幸，居然生在了这个时代，与地沟油、毒奶粉、躲猫猫和各种强拆、血拆为伍，你们听过许多丑闻、黑幕，你们知道一个词叫“潜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金钱、权力，甚至是性，在座的某人或许正准备身体力行之。最耀眼的可能就是最肮脏的，最纯洁的可能就是最龌龊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人们说：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世界，这话不对，这世界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如果你抱怨世界的败坏，请先问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说过，这世界之所以变坏，往往是因为我们没去想怎样让它变好。如果你对这世界不满，也请你相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不远之处，要到达那里，只需要我们每个人变好一点点。
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讲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曾经在一家单位供职，特别想当个部门经理，可领导就是不肯提拔他，这位朋友日夜为此烦恼。终于有一天，领导良心发现了，晋升的文件发到了这位朋友手里，他看了很久，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问自己：难道我日思夜梦、孜孜以求的就是这么一张纸？这又有什么意思？想了一夜，他决定辞职，然后到丽江租了一个小院，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院中有一棵梨树，到梨树开花的时节，他就会搬一把躺椅，沏一壶茶，拿一本以前来不及读的书，喝两口茶，读几页书，有时会睡上一会儿，睡醒之后就会看见，雪白的梨花一朵朵落到他的书中。
很多年之后，在座的各位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化，有的会成为高官，有的会成为巨富，有些人会成为大学者，一定也会有人早死。不管你活在哪一种人生中，你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幸福，可是又不知如何改变。我想原因就在于少了这样的“梨花一瞬”，你需要一段悠闲的时间，去品茶，去读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一个黄昏，看梨花如何从身边飘落。这就是我开头的那句话：如果你想幸福，仅有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罗卫国2014年11月24日阅读于北京亮点小屋：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5】
王东岳
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思维差异，会带我们走向何方？
一、东西方文化冲突人格会分裂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中唯一一脉延续到今天的，但是它在近代表现比较弱。上世纪初， 1916 年，中国发起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它在相当程度上把中国文化打碎了，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全盘西化。
我们西化到什么程度？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学的全部课程都是西学，今天写的文章句式都是欧式的，我们头上戴的、脚上穿的都是西方的东西。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兼容性极差，导致我们中国人原生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我们在显意识学习到的西方文化之间，常常自觉不自觉发生严重的冲突。
东西方文化是世界上百种乃至于上千种的文明中最具有两极性的文化，这两种文明在人类文明最遥远处就有分杈点，要想理解东方，要在西方思想相反的思想上理解。由于这个原因，因此近代以来，中国所有政治家、经济家、社会活动家乃至文人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处在两种文化氛围、行为氛围里，严重的话甚至人格分裂。
这种文化人格分裂的麻烦，人人都可能碰到，能不能解决？如何解决？
暂且不说解决，首先你要搞清楚东西方文化的底层，也就是源头搞清楚，然后才可能具备思想能力。思想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指南，掌握思想能力，才是调整行为能力的关键。
二、东西方文明的起源
1、文明发生的梯次和智人的迁徙时间点紧密相关
为了说明东西方文明在起源上的问题，首先讲一点人类史。
科学家研究发现，今天的人类，就是现代智人，是 20 万年前某一族直立人的后裔。现代智人迁徙的路线图显示，是从东非大陆其中一族人进化为现代人智人的，至于其它大量的人，大约在 7500 年前直到两三万年前，不知道发生什么冲突，无故走向灭绝。
古埃及文明：人类第一场文明
现代智人在 9 万年前逐步开始分两路迁徙，一路向南的南非走入死角，另一路向北，大约 6 万年前到达北非尼罗河流域。由于现代智人到达北非尼罗河流域定居下来的时间最早，因此古埃及文明是人类第一场文明的萌芽。
举个例子，古埃及的象形文字，5500 年前就已经完全成熟了，而中国的甲骨文 3300 年前才基本成形。
巴比伦文明：世界上第二个文明
上古先民从古埃及通过地中海和红海通道，到达中东两河流域，这在大概5万年前，由此缔造世界上第二文明——古巴比伦文明。
地球文明发生的梯次和现代智人迁徙定居的时间相关。
2、地域交流条件是影响文明发育的另一重要因素
欧洲文明
上古先民从两河流域又分两路进行迁徙，一路北上通过黑海和里海之间，过高加索山脉进入欧洲，这大约 4 万年前。
东亚文明
另一路东下，翻过天山山脉北麓和阿尔泰山脉南麓进入东亚（中国），这大约在 3.5 万年前。请注意，迁移到东亚比迁徙到欧洲迟了 5000 年左右，按道理讲欧洲的农业文明应该比中国先进，可是在中古时代以前，中国的农业文明远比欧洲先进。为什么会这样？后面会提到。
东向迁徙的这族人，有一族进入南亚四大洲，然后通过中国东南沿海进入东亚。这两路人汇成中华民族基础。
美洲文明
到东亚这族人顺着太平洋西海岸一路北上，大约 1.4 万年前穿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由于现在智人迁徙到达美洲的时间相当之迟，只有 1.5 万年，因此直到公元 15 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整个美洲基本上处在亚文明状态，仅在美洲中部地区和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出现微弱的早期文明。
讲到这儿发生一个问题，前面讲现代智人迁徙定居的时间和地球上文明发生的梯次相关，但是你会发现一个现象，一个是南非最早人迁徙到达，一个是澳洲和新几利亚等地，4 万年前，智人到达的时间跟到达欧洲到达的时间相仿，但这两个地方直到十七、十八世纪被欧洲人发现时，他们完全没有进入文明阶段。
因此，文明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影响，那就是交流条件。人类古文明主要发生在欧亚非大陆的中纬度阶段，1.5 万年前撒哈拉大沙漠形成，人类文明大约在 12000 年前发生的，于是它阻断了欧亚分布带和南非的沟通。1.2 万年前第四季冰期结束，于是海水割断了澳洲和美洲区域的文明关系，从而使这些地方文明迟迟没有发生。人类早年文明的发生还受第二个条件的影响——地域交流条件。
3、文明发育的不同和人种智力没有关系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人类文明以及人类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一般很容易想象它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种族的人智力状态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缔造不同的文明和文化。
研究表明，人类的文明和人种智力上的差别没有任何关系。原因是什么？我们人类发生亚种的分化仅有 4 万年时间，而任何生物的生理形状和大脑的智力状态发生明显的变化，至少需要基因突变积累上百万年乃至上千万年才能够实现。短短 4 万年的时间里，我们在人种上不可能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
三、东西方文明的形成机制
因此，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分化，需要两大条件：第一叫地理隔离，第二叫交流隔离。
我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铺垫，接着来看东西方文明。学界把古代西方文明简称为“两希文明”，中华文明为“两黄文明”。
注：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典文明，一个是基督教文明，习惯将源头最下化为两个“希”，就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古典文明首先指古希腊文明，其次包括古罗马文明；希伯来文明指统治西方精神世界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是从希伯来文明或希伯来人的宗教犹太教脱胎而来，基督教的胚胎虽来自希伯来文明，但却在古罗马的母体内孕育而成并成长壮大。现代西方文明之所以建筑在古典文明的基础之上，完全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在文化上主动认亲的结果。
“两希文明”是古希腊、希伯来文明，为什么把希伯来设为西方文明的起源？因为今天的西方文明也叫基督教文明，而基督教最初其实是犹太教变化而来的。今天拿到手里的《圣经》分旧约和新约，旧约是犹太教的教，因此学界把西方文明简称为“两希文明”。
东方文明的形成和文化格调
中国文明叫“两黄文明”，这两黄指什么？第一指黄河，第二指黄土。看中国文明的发生。请大家首先注意一个现象，地球平均土壤厚度 0.5 米厚，中国的陕北和山西，黄河中上游土壤厚度高达 700-2000 米，这里也叫黄土高原，黄河多次改道冲刷再形成广大的中原，成为人类少有的上万年前就发生农业文明的区段之一。
现在回往中原文明，中原文明早年是纯粹的农业，由于它的植被只长草本和灌木，人类很容易把这片土地开垦起来，这叫“刀耕火种”。而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开垦土地必须破坏林木，原来的采猎就被破坏了，人只好结成群团，那时候人类处在血亲社会中，人际关系简单和谐，人类团结起来在每亩土地上精耕细作。
大家要知道，农业文明一旦发生，人际立即暴涨。
为什么？
因为一亩地上长出的粮食可以给人体提供能量，让土地长草，让动物吃草，给动物提供能量。人口密度也随之越来越高，唯一的生存资源只有土地的资源，这种高度紧张的人际关系，迫使所有人收缩自己的欲望，压缩自己的权力，协作起来精耕细作才能达成。中国文化基因没有对个性张扬的需求、对个人自由的诉求、对个人权力的诉求，这些都是出不来的。
西方文明的形成和文化格调
我们现在再看西方文明，前面把西方文明叫“两希文明”，这个讲法不准确，严格讲应该是“环地中海文明”。地中海交通条件极其便利，地中海是非常适宜的内湖条件，构成了南欧北非的沟通。
再看古希腊，它在夏季温度最好的时候降雨量极低，这对农业文明的发育是极大的阻碍，当地粮食产量极低，随着古希腊地段上的人口增长，粮食不能增加。古希腊人在 2600 年前就已经进入半商业半农业状态，古希腊人，比如雅典人，他们要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怎么获得？必须把商品做得非常奇巧，然后到中东换取。如果他们做的商品是北非、埃及人、中东人也很容易就做出来的，就不可能换东西。
经商是非常冒险的，它和农业文明的集体劳作完全不同，农业文明是非竞争性的。工商文明是和同类竞争，因此竞争强烈。——2018年罗卫国国庆节主编于家中，刚从南京回来——再加上长途跋涉才能够进行经商，远古时代跋山涉水危险度很高，造就了古希腊人的自由精神和冒险精神。
大家再想，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交换双方，不管心里怎么瞧不起你，交换的瞬间必须是平等关系，否则交换无法达成。平等的商品交换造就了西方文化基因中的平等意识和契约精神。
大家想想前面讲的几点，是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基本格调？
四、东西方文明是如何分化的？
东西方文明的分化只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生存结构：人类面对其自然环境所导出的不同生存结构的谋生行为体系的综合，它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得以缔造的第一基础；
第二，思维方式：由于生存结构和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东方）使用象形文字常年不断，而拼音文字在另一路上（西方）发生，（西方）拼音文字会造成思维方式的强迫抽象化，从而导致东西方思维方式出现根本差别，导致两路文化内涵出现根本分化；
第三，遮蔽效应：我们一般人认为文化是天然具有拓展性的，错了，文化首先具有遮蔽性。什么意思？人类任何文化都跟真理无关，之所以成立文化系统，因为它内在体系内自恰。一个内在体系自恰的东西怎么从内部直接突破它？不可能。因此任何一个文化，就其根本素质而言，它一定是反而把你笼罩住，使你无法超脱，这叫文化的遮蔽效应。一个东西发生的根由是什么，脉络是什么，只有走到这个深度，才能理解人类文化怎样展现开来，人类文化是怎么样对立起来。
我不承认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因为中国文化就是纯粹的农业文明，人类不可能倒退，即使工商业文明很糟糕，你也回不到农业文明，但是我也不承认西方文化代表未来，因为西方文化正在把人类导向巨大灾难。任何文化一旦对载体构成戕害，标志着这个文化必将衰落。
如果西方文化在今天已经表达为对人类整体的巨大戕害，它就标志着西方文化行将衰落，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什么价值？人类肯定要缔造出下一茬文化的思想参考系，绝不是人类倒退到农业文明。我更关心大家对东西方文化得以发生脉络的深层理解，你只有理解这个东西，你才能做出比较好的判断。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4】
宋文洲
神话和宗教阻碍科学管理
（1）管理只有好坏之分
离开校门后，我经历了失业、创业、上市、退休的整个过程，而且我的主营业务又是科学的团队销售技术咨询，每天谈话的对象几乎都是企业家及企业的高管，因此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和企业。
除个别例外，企业家大都是情商很高的人，他们都擅长体会别人的感情需求。和企业家聊天，感觉会很轻松，既能感受到其魅力，又容易被他们说服或折服。久而久之，根据所在行业和谈话风格，我渐渐发现他们可以被归结成几种类型，和他谈话时，我会一边注意倾听，一边在脑海里本能地寻找过去的案例，尝试将与他归纳到某一类群。
虽然业界一再强调中日企业家管理风格的不同，以我所见的中日众多企业家，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只要是辛辛苦苦地正经管理的人，他们都有共同之处，所谓文化背景和国情则显得微不足道。这就如同科学没有国界一样，企业管理也没有国界。
提到企业家的经营之道，往往会被限定在其所在的产业领域。如有人属于电子产业，有人属于纺织业，有人是餐饮业，有人是金融业，不一而足。无论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企业家，大都是从一线打拼出来的，他们接触的人或事也大都和所在产业领域相关。
这种成功的自信和密封的环境，往往给他们造成了一种特定的错觉，那就是自己的领域是特殊的，外行人摸不清，干部要选懂行的，讨论事情也尽可能和同业界的人谈。在总结成功和失败时，他们看的往往也很局限，甚至很具体，难以从更大范围内进行归纳，自然其看法就缺乏客观性，也就是科学性。
我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小故事。一个盲人到亲戚家做客，天黑后，他的亲戚好心为他点了个灯笼，说：“天晚了，路黑，你打个灯笼回家吧！”盲人火冒三丈地说：“你明明知道我是瞎子，还给我打个灯笼照路，不是嘲笑我吗？”他的亲戚说：“你犯了局限思考的错误了。你在路上走，许多人也在路上走，你打着灯笼，别人可以看到你，就不会把你撞到了。”盲人一想，对呀！这个故事告诫我们，局限思考是从自己的角度思考，整体思考是你把自己放到整个环境中去考虑。
谈到管理的门户之见，我常常和那些倡导所谓“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甚至是“中国式管理”的人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管理方法，世界上只有两种管理，那就是“好的管理”和“不好的管理”。
（2）科学的管理让领导艺术走开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搞清企业家在企业里的作用。企业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正如“企”这个字，人离而业止，所以，企业家最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管人。而管人是一个最古老的学问，甚至连猴群都需要这个学问，能管好人是一个领导人的基本功，政治、军事、教育和经济等所有领域里的领导人都必备的基本功。
按理说，所有的领导人，只要他是通过公平竞争变成领导人，他们必然都会有很好的人格魅力，因为他领导的是人，必须要让人感到舒服、服贴。
可现实中很多政客、官僚和大企业高管都没有应有的人格魅力，这说明他们肯定不是通过公平竞争的手段坐到了那把椅子上的。
前文提到我所见过的企业家都很有魅力，情商也很高，那是因为他们都是通过无数次的竞争和磨砺才成为企业家的，拜业务之赐，让我接触都是有上进心的真正的企业家。试想，那些靠政治人脉和市场垄断就可以把企业做大的人，有必要和我商量如何实施科学的销售管理的吗？
那好了，我们就不去谈那些魅力匮乏却又能身居高位的人了，在我眼里，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首先必须是一个领导者。假设一群素不相识的人突遇灾难，人们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应对的话，那么，企业家就应该第一个站出来组织人们顺利脱险。也就是说，企业家的领导能力，是一种原始的基本能力，这大概不是科学管理来研究的课题。
实际上，领导别人的能力不但包括后天锻炼，更多的是先天遗传，很多人天生就不适合领导别人，让他们去做领导，就等于领着牛去赛马，累死三军也未必有啥建树。
当下国内成功人士频出，在各种论坛、沙龙、峰会上都出言不俗，这些企业家大多不讲管理，更不提什么科学管理，他们谈的都是如何做人或先做人后做事之类的情怀，听起来更接近于某种新派宗教，我觉得他们的目的不是教会别人如何管理，而是在给别人洗脑，为自己涂粉，最多也只能被看成是提升自己在别人心目里权威性，以增强自己的领导力。
说起领导力，中国人不缺。中国各代的开国皇帝都具有世界一级的领导力，即便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也是领导力的天才，毛泽东更是在领导力方面登峰造极、无人能敌。亚洲人民最爱读的《三国演义》也几乎都是关于领导力的案例教材。今日，经济文化等差异巨大的13亿人口能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不出乱子，这本身就是领导力的奇迹见证。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中国企业绝对不缺少领导力。目前的中国企业的困境，起因绝对不在于人们传统上那些渲染神化的领导力，而在于企业家面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就是科学管理能力。
如果领导力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中国就不会输掉鸦片战争，更不会输掉甲午战争，毛泽东也不会发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了。过于强调领导力作用，是我们中国企业家必须反思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及时折回的思想死胡同。科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科学把主观的意识和客观的规律进行了明确的分离。
（3）神话和宗教阻碍科学管理
当达尔文提出人类是由低级动物进化的论说时，人们拒绝想象他们的祖宗是和猴子、野猪一样的动物，这不光是因为进化论和他们的固定观念有冲突，更是因为进化论否定了诸如教会这样的权威。在深信神创造了万物，人类又是神创造出来的最高级动物的时代里，进化论就是天方夜谭，就是对人类的亵渎。
当伽利略观测到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运行时，也是因为同样原因受到迫害。人们每天亲眼看到太阳在升起落下，根本感觉不到地球在动。太阳在转动的说法，太直观了，太容易解释了。而教会等权威们也一直在用天动说来解释他们的教义，说地在动，就是等于在砸教会的饭碗，当然教会为了真理要置伽利略于死地。
你也许会说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不一样，而不愿承认你现在深信不疑的一些对管理看法是不科学的，或许也会说管理就是管人，不需要科学。其实，这就是问题所在。
科学不分领域，不然就不会叫“科学”了。如果管理学里有科学成分的话，那么它一定和进化论、地动说等一样，绝对不符合人们的既有观念。这或许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许会让权威们觉得恼怒，甚至会让一些人的利益受到威胁。
你可以观察一下中国、日本和韩国人写的管理之类的书籍，你可以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在谈道德，在谈人生，在谈心术，谈领导力。作者在反复告诉读者一件事，那就是“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有爱心，道德高尚，意志坚强，万倍努力”。其实读完他们的说，你要么不信，觉得他们虚伪，要么就得自己渺小，不配做企业家。
实际上，企业家在人格上绝对不比一般的人更高尚伟大，他们也没有资格去说教别人该如何做人，更没有必要将这些上升华为哲学和价值观。即使大家听了，也绝对没有必要就去相信，究其本质，他们几乎都是在做广告，他们的心里没有比一般人更高尚的东西，当然也没有比一般人更卑鄙的东西，我只是想说，拯救人们的灵魂，那不是他们的工作。
中国企业家知道很多经营之神，之所以认为他们是神，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们的业绩伟大。如果松下电器只是一个小小的电器店，京瓷只是一家中小企业，大家自然不会把松下幸之助、稲盛和夫当作教主去膜拜，他的《活法》也不会被奉若圣经。
人们之所以相信经营之神，那是因为人们已经相信他们是神，事先已经决定去相信他们，这种想相信、需要相信的心态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神父，本来和他的交往于宗教无关，但很多次免不了去他的教堂里参加些活动，自然而然地就听他的一些说教。我处于一种研究心理，也开始看圣经，也偶尔问他些问题。他不厌其烦地热心地解答，但我总是得不到满意，因为他说的那些解释不和逻辑。后来终于有一天他和我说，“宋，你之所以提出这么多问题，也不满意我的回答，那是因为你不信。你信了就能理解我的回答。”
这就是宗教的本质，也是神话的根源。他必须先让你无条件地信他，才能成立。而这种神话，正是剥夺人们独立思考的最佳方法。只有当你放弃怀疑，放弃独立思考的时候，神才会走进你的心灵。
这就是我们什么反对神话企业家的理由，也是为什么反对企业家大讲特讲哲学和宗教的理由。因为中国企业家不缺乏盲信之心，但却一直缺乏科学思考习惯。
■2015年12月23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阅读于海南省儋州的海花岛，晚上住海口鸿运酒店。互联网+诗意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3】
周国平
经济危机下的生命反思
我曾接到邀请，让我出席今年的博鳌论坛，就“经济危机下每个人如何生活”的主题发言。可是，我对这场经济危机实在看不明白，怎么能到这样隆重的会场上去瞎说一通呢？所以我推辞了。
这场经济危机来势凶猛，据说百年不遇，迅速席卷全球，闹得人心惶惶，迫使大国首脑们频繁开会，商讨对策。看来情况确实严重，决非空穴来风。我看不明白的是，没有全球性自然灾害，没有世界大战，何以人类生活的场景说变就变了呢？
听到和读到一鳞半爪，好像全是银行惹的祸。次贷，坏账，不良资产，金融海啸，按我这个外行的理解，这些可怕的术语无非是表示，银行把账算错了，突然发现钱远远没有原来以为的那么多。银行的职责是管钱，管得这么糟，应该打屁股。但是，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银行，让大家都根据算错了的账瞎折腾，是不是更大的教训？
再说，既然发现钱没有那么多，那就少花些钱好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是的，钱已经花出去了，事情只做了一半，如果没有后续的钱，项目就黄了，这当然是很大的损失。那么，岂不应该从根本上反省一下，许多项目是否本来就不该上，贪婪地扩张经济本身就不是人类正确的生存方式？我们诚然可以通过拉动内需来应对或预防市场冷清，但是，在人类文明和人生幸福的层次上，节制物质需要是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据我观察，受这场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是相反两极的阶层。一极是老板，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老板，经受了生意惨淡、资产缩水的烦恼。不过，他们衣食无虞，只是钱赚多赚少的问题，挺一挺就能度过难关。另一极是没有稳定职业的人，尤其是农民工，遭受了失业的痛苦。农民工是最悲惨的，家乡不再有足以养育他们的土地，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他们的境况始终是对大规模城市化的质疑，只是现在更尖锐地显现出来了而已。
在这两极之间，多数城市居民的生活其实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甚小，至少从我接触的范围来看是如此。人们照常上下班，照常去菜场买菜，照常过着从前的日子。风暴在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域里回旋，未能撼动普通生活的基础。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经济危机几乎是一个尚未证实的传说。不管高端经济人士把账算得怎样一团糟，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上基本生活资料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而这就意味着人们的基本生活可以不受影响。既然如此，经济危机就毫不可怕。
在我看来，这场经济危机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我们反思人生和人类的某些根本问题。我一直认为，人生的幸福在于两大快乐。一是生命的快乐，例如健康、亲情、与自然的交融，这是生命本身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快乐。另一是精神的快乐，包括智性、情感和信仰的快乐，这是人的高级属性得到满足的快乐。这两种快乐当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所需十分有限。物质的贪欲是社会刺激出来的，不是生命本身带来的，其满足诚然也是一种快乐，但是，与生命的快乐比，它太浅，与精神的快乐比，它太低。我相信，一个人越是满足于过俭朴的物质生活，并善于从生命本身和精神世界中获取快乐，经济危机对他的影响就越小。原因很简单：这场经济危机只是打击了消费主义，不能伤及生命本身的享受，只是打击了物质主义，不能伤及精神的享受。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人类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用什么来衡量人类文明的水平？物质财富的制造和享用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实际上就是精神的创造和享受。然而，长期以来，财富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光芒万丈的词汇，成了从政府到个人所追求的第一目标。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把这场经济危机视为泛滥于当代世界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一个恶果。它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首先爆发，对于人类岂不是一个警示？
最后，我必须承认，我对这场经济危机仍然看不明白，我所说的只是一些基本的道理罢了。不管与这场经济危机联系起来是否恰当，这些道理本身是不会错的，而且确有必要在遭到忽视的今天予以重申。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2】
向松祚
伟大的黄埔、不朽的精神
如果问：20世纪管理教育的典范是谁？好些人的答案是哈佛商学院或沃顿商学院或其他某个顶级的商学院。我的答案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同意的人则可能更少。20世纪管理教育的典范是黄埔军校。1924年6月16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主持创办黄埔军校，地点在今天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
黄埔军校是中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是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传奇。黄埔军校之奇，至少有三。筹备之速，学制之短，条件之苦，皆破了世界记录，此奇一。招生条件之简单，教官学员之年轻，课程设置之丰富，知者无不叹为观止，此奇二。培养人才之盛，左右国家之命运，英雄辈出，数之不尽，此奇三。
1924年1月13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创办黄埔军校。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盛大开业典礼，第一批学员正式入学受训，从决定创办到正式开学，前后不到半年。仅从1924年6月到1927年7月，黄埔军校就招生6期，共培养军事干部5000余人，学员平均学习时间只有半年左右。论办学条件之艰苦卓绝，先不说当时国内战乱频仍，广州局势紧张，只以最基本的学生食宿而言，则是“上顿不接下顿，不知哪天就没有饭吃。”古今中外，我们很难再找到一所学校，其办学条件之艰苦，可以与黄埔军校一争高下。黄埔军校创办之时，孙中山名为学校总理，实际主事者是校长蒋介石，时龄37岁。比蒋氏年长者，寥寥无几。著名教官周恩来、叶剑英都是二十几岁。就是苏联顾问团的各位成员，同样相当年轻。学员年龄之小，更不必论。招生要求年龄不得超过25岁。黄埔一期学员，著名将领杜聿铭，入学时24岁；黄埔四期学员，共和国元帅林彪，入学时刚满18岁。师生平均年龄不到25岁，却是最高级的军事学院，举世再无第二家。拜读黄埔军校报考章程，其入学要求之简单，堪称世界之最。只要有基本的文化修养、有报效祖国、致力国家统一的热血壮志，就可以成为黄埔军校的学员。入学虽易，训练却极其严格，学制虽短，课程却异常丰富。翻看黄埔当年的课程设置，军事之外的课程多达18门，遍及政治、历史、哲学、科学、中国国情、世界大势、人物等几乎所有领域。军事课程之详细和全面，与今日四年制的军事院校相比，毫不逊色。此外，黄埔军校还邀请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演讲。如鲁迅、毛泽东、刘少奇等都曾经到黄埔演讲。短短半年时间之内，学生要涉猎如此众多的学科，还有每日必备的军事训练，其紧张程度非今日学生可以想像，非一般人可以承受。
就是这样的办学理念、条件和方法，却在极短时间内造就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无数英才，这是黄埔军校最令人称奇和引以自豪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共产党内，曾任黄埔教官和学员的人，至少有四位先后成为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共和国十大元帅有五位出自黄埔（林彪、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十大大将有三位出自黄埔（陈庚、罗瑞卿、许光达），1955年首批上将，有九位出自黄埔。当然，还有诸如左权、刘志丹、赵尚志等千古流芳的抗日英雄。国民党更不必论，其政权的主要成员（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汪精卫、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白崇僖、陈果夫、李济深、邵力子等等）均与黄埔军校有关，“黄埔系”是国民党军政系统最强大的势力。官拜上将军衔的黄埔学员达四十多人。其他级别的国共两党高级将官，出自黄埔的当然难计其数。究竟有多少黄埔学子战死沙场、为国捐躯，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数字！我们的历史学者实在是对不起先烈！
激动人心又令人困惑的问题来了：黄埔军校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是怎样的办学理念让黄埔学员如此优秀？是历史的偶然现象还是有某种必然性？或者如有些人所说，即使没有黄埔军校出现，照样会涌现众多的军事政治天才？如果我们采取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念，那么你可以说没有剑桥大学，人类也会出现牛顿、达尔文、沃森、霍金；没有哈佛商学院、西点军校、沃顿商学院，美国照样可以涌现无数军事天才和商业奇才；没有西南联合大学，中国照样会出现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邓稼先。这样的观点当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需要的，是从先辈的伟大创举中吸取宝贵的精神财富，帮助我们去开辟更加辉煌的未来。
黄埔军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尤其是对今天中国风起云涌的管理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启示。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管理教育乃至整个国家的教育，要想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想真正造就领导未来世界的英雄豪杰，就必须回到黄埔军校的精神和理念。
黄埔精神和理念最重要之处，是将精神教育和人格培养放在知识灌输和工具训练之上。这当然是所有伟大学府最基本的共同点。曾经是西点军校最年轻校长的美国著名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西点军校确立的校训是：每个学员必须对人类的情感有着深刻理解, 必须通晓人类历史和世界事物。19世纪后期的伊顿公学校长布拉乌尼格说过：教育之目的无论如何不仅仅是帮助人们获得如何生存的知识，而是激励人们为更美好的世界去奋斗和献身。美国文化哲学大师爱默生说: 教育之首要目标是培养完美的人。孙中山先生为黄埔军校确立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是“亲爱精诚”。这正是中国儒家教育最优良的传统，是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而不坠的最高精神。《大学》开篇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标举的教育目标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黄埔军校的精神，乃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是中华教育的伟大传统。
或许有人会说，时移势易，今天举世的教育是技术知识高于虚无飘渺的精神价值和人格培养。然而，只要我们愿意稍微思考世界著名学府的真正伟大之处，你就会发现那无所不在的感染力恰恰是她们的精神传统。人们不太留意、却非同小可的事实是：所有科学大师几乎都是品位高雅、造诣精深的文化大师，所有商业和政治领袖首先是全面发展的人，他们对人类的情感、苦难和命运都有着深切的理解、同情和关怀。要成为伟大的学府，要培养卓越的领袖人物，没有崇高精神理念的深厚根基，是不可想像的。
我对中国教育，特别是对中国管理教育主要的批评和担忧就是:亦步亦趋地学习和模仿西方的技术知识和管理技巧，却忘记了起码的精神训练和人格培养；众多学生掌握了眼花缭乱的技术工具，却不知道自己担负的使命，乃至迷失基本的人生方向。如此下去，我们的管理学院又怎能成为世界级的伟大学府，我们成千上万的MBA/EMBA又怎能成为领袖群伦的企业家和政治家？
当年的黄埔学子，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不可能学会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战略战术，不可能掌握数之不尽的战争工具。渗透到他们血液里的，是伟大使命和崇高精神，是矢志不移和永不言败，是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胸怀如此伟大使命和崇高精神，要掌握乃至创造任何技术知识和工具，易如反掌！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1】
俞可平
思想家是民族的宝贵财富
一个没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她必定也是矮小的民族。相反，一个拥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规模不那么大、经济不那么发达，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的思想家。暴政和专制、内战和动乱、贫困和落后，当然都会对思想和文化的繁荣带来种种外部的制约，但即使在言论禁锢最严厉、社会动荡最激烈、民族灾难最深重之时，思想的火花也不会在一个伟大民族的精英中完全消失。
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首先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有多么发达，我们的疆域有多么辽阔，首先是因为我们拥有伟大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就是那些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理想信仰、精神动力和前进方向的伟大思想。孔子、老子、管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贾谊、司马迁、王充、范缜、韩愈、王安石、朱熹、王阳明、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先哲的响亮名字，之所以代代相传，直至今天我们还在传诵和纪念，不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回顾历史，今天令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主要不是那些帝王将相和王公大臣，而是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家。
顾准是离我们最近的当代中国杰出思想家之一。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大多著述丰富，理论成型，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但也有些则书作廖廖，不成体系，如孔子、柏拉图、葛兰西等。顾准应当属于后一类思想家。出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顾准没有条件写出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更不可能在生前公开发表其思想观点。反映顾准思想观点的主要著作，其实是于1994年才得以出版的《顾准文集》。这部在他死后多年才汇编出版的著作，虽然是一本总字数才35万字左右的文集，但内容十分丰富，论及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重大问题。顾准所思考的都是事关中国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他所探寻的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不仅具有创造性，而且常常有着惊人的预见性，很多看法已经并且正在被他身后的历史进程所证实。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一般对“理论家”、“思想家”、“学问家”不加区分，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严格地说，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学问家指的是那些术有专攻、业有所长、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他们本着独立研究的精神，探索规律和真理，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有些研究甚至远离现实生活。但他们的学识是人类知识长河中的涓涓细流，其影响超越时空而绵延不断。理论家和思想家则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思想和观点往往直接针对现实问题。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理论家的作用更多在于解释和辩护现实，思想家的作用更多在于分析现实和谋划未来。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学说，但理论家更看重现实价值，思想家则更强调历史意义。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但理论家的影响力通常取决于特定的政治需求，思想家的影响力则取决于整个时代的需要。中国历史上不知产生过多少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其中大多数都随着某种特定政治需求的消失而退出舞台，而那些影响整个时代进程的思想必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传承下去。在我看来，顾准与其说是一位理论家和学问家，不如说是一位思想家。
思想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至今仍然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像孔子、老子、孙子的思想不仅对现在的中国人深有影响，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不仅在西方世界深有影响，对中国同样也影响深远。思想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其一，指明人类进步的方向和目标。进步的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为人类的道德判断提供基本的评价标准，使人类的发展遵循理性的和进步的轨道。其二，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蒙。思想家通过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通过对现实的分析和批判，宣示自己的主张，引导社会的舆论，使人们能够在重大的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其三，影响政府决策。思想家通过针砭时弊，通过建言献策，影响政治当局的决策，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
思想家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卓越的预见性。思想家之所以与众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基于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提出具有超前性的判断。思想家提出的许多判断，通常是对社会现状的超越，从而也是对人们常识的超越，只有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视角去观察和分析，才能理解这些超前性判断的重要意义。反之，也只有被社会历史的长远发展最终证明的观点和理论，才具有思想的价值，而并非所有与社会现状和流行常识相背的观点理论都有其思想的价值。纵观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许多观点和学说在思想家刚刚提出时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甚至终其一生也得不到认可。德国思想家尼采的多数著作印数很少，《偶像的黄昏》首次计划印刷50本，他死后出版的《权力意志》初次印刷也不过区区几十本，且多半由他妹妹免费赠阅。以致尼采生前对其著作不受世人重视，一直耿耿于怀。中国明末清初的三大杰出思想家之一王夫之的众多作品，由于现实的原因都没有在生前得以出版，而在清末民初才得以正式出版并广为传播。
与其预见性相一致，思想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强烈的批判性。基于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思想家不仅深刻认识到其所处时代的本质，更能够从某个方面着眼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并且带着未来的眼光来观察现实。因此，思想家的普遍特征便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批判性是思想家之所以成其为思想家的本质特征。所有思想家都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性精神的实质，是用未来的标准来评判眼前的现实，用应然来衡量实然。人们常常把思想家区分为进步的和落后的、激进的和保守的，进步的和激进的思想家视社会批判为已任，其批判性自不必说。其实，即使是被认为保守的和落后的那些思想家，也必定具有某种批判性，无非他们批判的对象可能是其他人肯定的价值。在古今中外那些公认的伟大思想家身上，都可以轻易地发现其深刻的批判性。以鲁迅和胡适为例，一些流行的观点通常把他们两人当成是激进派和保守派的代表，认为前者充满革命的批判精神，后者则满怀传统的中庸精神。其实，胡适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充满着深刻的批判，唯其如此，才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多样性是思想家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思想家的多样性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思想家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的丰富多彩，每个思想家各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他们之间的思想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针锋相对;另一个意义是，思想家作为个体，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也常常前后不同，甚至相互矛盾。思想家的多样性，既来源于人类个体认识的差异性，更来源于社会现实的多样性，特别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民族文化。古往今来，找不出思想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使是外表一样的双胞胎之间，其思想也不可能没有差别。思想之花，万紫千红。思想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灿烂之花，禁锢人类思想的多样性，就是禁锢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就是扼杀人类丰富的个性。正如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时所说的：“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思想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其实，即使最严厉的思想专制，也扼杀不了人类思想的多样性，从而也注定了思想家是一个斑斓绚丽的特定人类群体。德国是一个产生了众多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即使是马克思毕生所痛恨并决心推翻的普鲁士专制政权，也仍然无法消除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多样性。马克思本人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迫害，但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得以产生发展和广泛传播。差不多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还有谢林、叔本华、海涅、费尔巴哈、魏特林、鲍威尔、施蒂纳、拉萨尔、施特劳斯、尼采、伯恩斯坦、考茨基和韦伯等。这些思想家之间的观点千差万别，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都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财富。人口只有数千万的德国，之所以在世界上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与这些德国思想家的贡献密不可分。当今的德意志民族对思想家显示出更大的宽容。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当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联邦德国，首都柏林和马克思故居特里尔分别有一条街称“卡尔·马克思大街” ，马克思在特里尔的故居则被改造成“马克思博物馆”，供人参观和纪念。东西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仍然保留着当时民主德国命名的“马克思广场”和马克思、恩格斯雕像。善待思想家，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秉性，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美德。
人们通常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它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使人民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体进步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过程。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不仅催生着伟大的思想，而且它本身就是伟大的思想解放的产物。
现在，中华民族正大跑步地迈进在伟大的复兴之路上。没有思想文化的伟大复兴，就难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来纪念顾准先生，最重要的应当是像顾准先生那样，怀着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复兴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刻思考我们这一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无愧于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新观念、新学说、新思想，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思想的多样和学术的繁荣，既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体现，更是时代进步的重要动力。正像高质量的物质产品是祖国富强的宝贵财产一样，进步的思想文化产品同样也是中华振兴的宝贵财富。那些拥有重大发明创造的自然科学家是中华振兴的功臣，那些产生先进知识观念的人文学者同样是民族复兴的功臣。善待思想家，正像善待科学家一样，是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然要求。
■罗卫国2015年9月8日于家中：学问家——远离现实；理论家——现实价值；思想家——历史意义！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20】
薛涌
怎样在国人的陋习中建立公共秩序
二十多年前，一位在美国教书的华裔教授对我讲了一个他在大陆的亲身经历：他开学术会议时和两位中国教授合住一个房间。当时条件很简陋，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只摆着三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暖瓶热水、三个茶杯。第一个教授进来，拿了一个茶杯，倒了一点水把杯子涮了一下，涮完的水没有地方倒，就直接倒在另外的一个茶杯里，然后自己沏了杯茶喝上了。第二个教授进来，也如法炮制。结果，等这位华裔教授进来时，两位先到的已经悠然自得地端着干净的茶杯喝着茶，涮杯子的脏水则全倒在留给他的茶杯里。他明白了情况后，觉得这两个同屋大概不好相处。后来才明白，这两位其实非常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他们只是有着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陋习。
最近一位经常回国做生意的朋友从上海回来，向我抱怨国内“仇富”太厉害。他举了一个例子：上海有一条小街，本来是走自行车的，最近汽车也通行了。那条路很窄，自行车和汽车很难并行。一天他开车走那条路，一个骑车人在前面慢慢腾腾地骑，身后堵了一大堆车。前面一位开车的女士觉得他有意为之，就狠狠地鸣了笛。那骑车人一下子火了，把车一放，站在那里挑衅：“怎么着?有本事你撞我呀?”那女士当仁不让，冲下车和他吵，另外一个司机也掺和进来。我那朋友见事不好，赶紧过去劝解。他找到那骑车人说：“大家都不容易，你差不多就完了。你看看，现在哪头人多?你把大家都逼急了，打起来你有好果子?”那人一听才骑车走了。用我这朋友的话，那位女士鸣笛也许太急。但是，那骑车人就是看别人有车自己来气，说到底还是“仇富”心理在作祟。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评论，马上反问他一个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谁更有理?如果发生在美国，鸣笛的人是否是粗暴挑衅呢?你好意思站在鸣笛的人一方吗?”他一时语塞。因为在美国住久了就会知道，汽车在路上碰到行人或自行车，从来都是谦让，对路人鸣笛是非常粗鲁的行为。在美国的公路上你会经常看到：汽车在行人面前不声不响地停下，行人则慢吞吞地走路，甚至一点不因挡了别人的路而快走几步。不久前看到美国的报纸报道，美国汽车打入中国市场后发现自己的喇叭不合格。在美国开车，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基本不鸣笛。我妻子开了两年车，居然不知道怎么鸣笛。所以，美国汽车的喇叭寿命都很短。在中国开车，一天鸣笛的数量就把美国车喇叭几年的寿命都用完了。
这些事情看起来虽然小，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如今中国进入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大都市中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住房水平提高不少。但许多居民迁入新房后，却习惯性地将垃圾往窗外一扔，就像那两位涮杯子的教授一样，脏水随手一倒，多一步路也不走。结果，空中垃圾成了城市的公害。再有，如今城市的交通已经拥堵不堪。但车主之间经常为了抢行而互不相让，有时几辆车宁愿都卡在那里，谁也不愿意礼让。在美国开车，你左转弯时必须给对面直行的车让路。如果对面的车流源源不断，你就不得不等很长时间，即使身后也堵了一队车。但是，对面的来车在看到你的苦境时，经常会停下来，主动让出路权。这样，几个素不相识的司机会互相打灯示意，等于临时修改了不适合具体情况的交通法规，使道路通行无阻。
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蒸蒸日上，外国有的东西，中国人也都渐渐有了，甚至飞船也上了天。可是，上述这些简单的文明习惯，居然几十年也学不会。这是为什么?难道中国人身上真的有某种根深蒂固的丑陋习性吗?
以我的观察，文明习惯是公共秩序的一部分。要建立公共秩序，就必须先有公共生活。否则，文明的习惯并不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自然形成。举个例子：中国香港和日本在生活水平上应该不相上下。我1996年夏天在中国香港，乘船到外岛一游，船开了近半个小时，简直就是在垃圾里开，整个海面都被垃圾所覆盖。3年后我住在横滨，到海边一看，海滨公园同样是大都市那种熙熙攘攘，但是海面上却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垃圾。
要解释这种巨大的差异，就必须看看历史所塑造的文化习惯。中国自秦统一以来，渐渐演化为一个官僚帝国，政府大、社会小，地方自治组织萎缩。比如明清时代的村落，几乎没有什么文献留下来，这说明了管理上的粗陋。有钱人不是努力领导自己的村子，而是迁居城里。老百姓有了纠纷，经常到官府去告，许多地方有“健讼”的名声。再看日本，到了中世纪晚期的战国时代，村落地方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自治传统。村落里有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大家习惯于参加公共事务，很自然地养成了公共品德。比如公用草地、树林怎么用，都有个规约，村民有遵守的义务，慢慢形成了一种习惯。中世纪的欧洲也是如此。英国史上的《大宪章》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森林宪章》，涉及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其实中国在先秦时代官僚国家没有建立以前，和这种情况也很相像。比如“山林川泽”这些地方共同体的公共财富，在分享、使用时都有严格的规约。但后来这些公共财富被当权派侵吞，集权的官僚国家由此建立，民间的这种公共资源也就自然消失了。
地方自治的社会，自己决定怎么享用自己的公共资源，因此也最容易培养出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比如现在的美国社会，依旧是当年托克维尔描述的那种以镇为核心的基层自治。一个镇，哪里能开发、哪里必须圈为自然保护区，都是居民自己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而决定的。最近我在波士顿郊区看房，发现一个非常好的镇居然没有收垃圾的服务。我遗憾地对一位美国朋友说：“这个镇的公共服务太不行了。”她则告诉我，这其实应该算是一种生活格调。很多非常讲究也很富有的镇，镇民故意不提供收垃圾的服务。大家每周在某一天把垃圾投放到指定地方。那里说不定还是个社交场所呢。我一想也有道理：这样自投垃圾，不仅家门口没有垃圾车的骚扰，而且平时必须精心处理垃圾，保证包得严实卫生、没有味道，乃至可以放在自己的车里运到指定地点。一个镇的居民都能做到这一点，可见这个镇的人的公共道德水准了。
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个官僚社会，什么都是上面规定的，有问题也要向上反映，等着上面的指示。久而久之，公共生活就消失了；公共秩序、公共场所的基本文明习惯也就荡然无存了。社会由此丧失了基本的自我管理能力，乃至三个教授住一个屋，怎么使用茶杯也不会；乃至汽车和自行车在分享一条路时谁也不让一步，闹得大家都走不了。也怪不得有话说：“一个中国人能对付两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两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一个日本人。”关于一个中国人是否真能对付两个日本人，我不得而知，不过，三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一个日本人确是许多人都承认的事实。日本人有至少几百年的村落自治传统，知道如何自我组织起来。中国人从来是官僚社会的动物，没有统一的指示，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根本不知道彼此如何协调，也没有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的概念。比如，前一段奥运会后北京是否应该维持汽车单双号进城的问题，有些专家立即发表高见，说单双号限制汽车进城等于剥夺了拥有车的人的“物权”。这不是很可笑吗?你买了车并没有买路。路不是你的物权，而是公共资源。单双号涉及的是如何分享公共资源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开车人的物权。这么简单的问题，之所以在中国一讨论就离谱儿，一大原因就是长久以来的官僚社会已经腐蚀了国民的公共观念，乃至大家一有自由就只顾自己，甚至把公共资源也算在自己的物权的账上。
如今中国社会正走向市场经济，追求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这给文明习惯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政府从社会各个领域退出后，社会就必须自己组织起来。比如，私房多了，本社区房主就可以自我组织起来、解决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如果居民能定期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下自己的社区该怎么发展、有什么样的秩序，包括把空中垃圾等公害也提到公共议事日程上来，居民就可能很快改变自己的习惯，养成良好的公共道德，具有公共意识，更好地履行公共责任。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9】
项保华
凭机遇挣快钱向着凭实力挣慢钱
即将过去的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许多企业经受了金融危机的考验，销售额不仅超过了百亿，有的甚至还突破了千亿大关。从按营业收入排名进入财富500强的大陆及港澳企业数看，2000年为9家，2001年为12家，2010年达到了46家。面对马上到来的下一个十年，我国许多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企业均将进入而立之年，需要考虑伴随着规模的扩大，如何实现心智与机制的成熟？需要探思未来发展之路，是否还能保持原有的扩张速度？清楚回答这些问题，可为我国企业的未来经营提供更好的指导，值得每位管理者认真思考。
（1）企业发展：理性与感性
企业发展，基于理性的思考，应该以做强为根本，而做强不可能快速，更不可能什么都做，必须有所聚焦、学会取舍。基于感性的行动，人们更可能为了抓住快速做大的一切机会，而相对忽略稳步积累、逐渐做强的考量。毕竟在当前现实社会环境中，做大对企业当前的名气、地位、利益、影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企业家的政治地位有可能水涨船高，成为各级政府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从而更易争取到各种社会资源与政策优惠。尽管从长期看，最终决定企业生存的还是市场而不是市长，依靠的还是做强、做稳、做久，但短期看，做大、做快、做多的确不无好处。
大与强显然，企业发展的过程始终面临着做大与做强的考量。做大关注的是产能扩张与市场规模，而做强涉及的是产品质量与创新实力。从长期看，企业最好能够同时做到既大又强，只是考察现实，要做到大与强兼顾似乎并不容易，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那么多的需要政府救助的大公司就是一个证明。考虑到受人们精力与企业资源稀缺等制约，不可能同时做到既大又强时，到底应该先强后大，还是先大后强，这值得人们慎重思考与选择。从理性逻辑看，人们心中都清楚，应该先强后大，毕竟强才是生存之根本；但从感性本能看，人们的行为会更偏爱先大后强，因为做大更具可衡量性也看得见些。
快与稳做大或做强都需要时间，可以用来衡量这一过程进度的指标有速度快慢之分。若只讲企业规模而不论实际效益，则还是有可能做到快速扩张的，只需加大各类资源的投入，不断寻找各种机会进行投资、结盟、并购等即可。但若想实现规模与效益的同步快速提升，这就并不容易做到了，因为此时要求有企业管理能力与效率改善的配套跟进，而这是需要时间过程的不断探索、磨合与积累的，不可能做到快速。对于这一点，冷静思考时人们心中也都清楚，只是面对摆在面前的现实扩张机会的诱惑，若手中又正好不缺投入所需的资源，此时人们无意之中就会产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结果为追求快速发展而忽略经营稳健性。
取与舍从企业成长历程看，对于刚创业的小企业来说，毕竟实力不强，只能顺应市场，需要珍惜与争取各种可能的机会，以求自身的更快发展；对于颇具规模的大公司来说，积累了一定实力后，就需考虑自身业务定位，舍弃一些诱惑，集中力量进行特色创新，以引领市场需求。在这里，“取”是对眼前做加法，更多地关注当前机会的争夺；“舍”需要对眼前做减法，更多地聚焦于未来机会的开拓。对大公司来说，若过度关注了“取”而没有学会“舍”，就会出现在资源、市场、能力等方面与其他同类企业的冲突，容易形成恶性的同质竞争，结果引起赢利水平下降。为此，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需要从努力做加法逐渐转变成为学会如何做减法，也就是能够抗拒诱惑、舍弃一些当前机会而更专注于自身特色建设。
（2）即兴行为：光荣与梦想
由上面分析可见，在处理企业规模与经营效益、发展速度与业务稳健、重视机会与专注特色的关系上，人们在即兴行为上会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更多地关注规模扩张、速度提升、机会把握。这种主要受欲望驱动的行为倾向，会在企业中形成规模、速度、机会至上的绩效观，使得人们无意中变得更为急功近利，试图抓住一切可能机会、不断加快扩张速度、比拼业内规模领先地位。对于机会、速度、规模的过度关注，尽管短期内也许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名气、影响甚至现实利益，但却会在不经意间相对忽视业务持续改善与创新突破，从而妨碍企业经营特色构建，影响长期效益与业务稳健性。
现实中，受机会诱惑或主导、只重扩张与速度的企业家，在抓住机会、加速做大的本能冲动主宰下，会忽视甚至忘掉投资、结盟、并购等扩张行动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与陷阱，结果更易一意孤行，听不进不同意见或劝告，从而导致严重不良的决策后果。例如，据相关媒体的采访报道，2004年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时，曾聘请摩根斯坦利为投资顾问，波士顿为咨询顾问。摩根斯坦利对并购持中性看法，波士顿持反对意见，认为风险偏大；TCL内部的两位元老级人物对并购投反对票，并奉劝李东生不要签并购协议。只是当时的李东生，做大的愿望压倒了一切，他从并购中更多地看到的是一个国际化的难得机会。事后的实践表明，这一并购不仅没有成为机会，而更多的仅仅是一种拖累。
类似地，在2005年明基并购德国西门子手机案中，当时靠代工起家的明基，一直在寻找做大规模、创出品牌的机会。对此，董事长李 耀有着很强的时间紧迫感，做梦都想着为明基的未来发展添加新的引擎—手机，以完善明基的产业布局。他甚至觉得：“错失并购西门子，恐怕七八年之内明基手机再也不会有大出息”正是出于“并购西门子手机就能给明基插上品牌国际化的翅膀，让速度加快10年”的梦想，他认为，尽管投资会带来风险，但不投资的风险或许更大。所以，在论及并购的最坏猜想时，他说强迫自己不往这方面去想，并且认为他人所犯的并购失败错误自己是可以避免的。
最终的结果表明，尽管李耀当初为并购准备了2亿欧元，但是，一年后，砸进去6亿多欧元，仍没有停止德国西门子手机的亏损，还使明基的其他业务也受到了拖累。不得已，明基最后只好断臂求生，对在德国的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在亲身经历过惨痛教训后，李 耀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企业的发展，有些是无法跨越的”。从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明基并购德国西门子手机这两个例子中，都可以看到决策者即兴冲动的行为特征，无意中忽略或误判了项目的潜在风险。为做大机会所诱惑，为增长欲望所主导，在仓促之中，缺少了冷静的理性思考，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经营能力，自然无法取得效率与效益的真正改善。
（3）快速扩张：机会与陷阱
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实现快速扩张的最为便捷的方法就是并购。采取并购的做法，表面上看兼具上规模、抢速度、抓机会的特点，能够一举多得，是一种帮助企业攻城略地、满足增长冲动、实现版图扩张的有效途径，只是实际上其中潜藏着许多易被人们忽视的陷阱。首先，从并购方的角度看，目标公司的选择就是一个难题。若是目标公司的业务发展前景良好，结果就有可能会因为并购出价太高而不划算；而若业务发展前景不好，则并购后又有可能成为拖累。这一点，已被大量的并购实例所证明。问题在于，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实中仍有这么多的并购案发生？这除了并购能够满足主要决策者个人利益驱动或政治企图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所谓的“傲慢假说”，也就是说，并购企业的管理者认为自己会比被并购企业的管理者更能干，更有眼光，更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而实际上这一判断并不靠谱。
第二，从消灭竞争的角度看，在市场饱和、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并购同行企业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减轻竞争压力、稳定市场价格，而实际上如果企业所追求的目标没有改变，还是希望不断扩大销售规模，那么并购前的同行争抢顾客行为，在并购后就会演变成公司内部多部门、跨区域的争抢顾客情况，结果仍然会带来市场秩序的混乱。例如，在国内水泥产业中，基于整合行业市场秩序、缓解价格竞争压力的考虑，就曾有业内巨头花大价钱并购了众多同行企业，只是问题在于，完成并购后集团领导的骨子里还是希望扩大自己企业的产品销量与市场份额，最后由于整个水泥市场需求基本饱和、行业总体产能过剩，集团下属各企业之间为完成业务考核指标、出现了竞相促销的市场抢夺战。
第三，从业务运行的角度看，为了应对更大规模、更快速度、更多机会的挑战，必然要求企业具备更强的能力。只是问题在于，对于任何企业来说，做事的能力往往都是体现在其人才队伍身上的，而人才素质的提升必须经历一个不断实战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因并购而导致的企业快速变大所提出的人才队伍要求，是绝大多数公司所不可能满足的，结果伴随着并购而来的快速做大，自然就会出现品牌、声誉、管理稀释的现象，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产品质量与安全危机，从而导致企业经营效益与人均盈利水平的下降。例如，中国乳业最近十年来，伴随着央视广告等营销拉动、同业公司间的并购重组、轻资产的品牌快速扩张，行业巨头规模越来越大，而产品质量、恶性竞争丑闻却越来越多，可见其中的各大企业对于自身内部管理与行业整体良性互动已经完全失控。
第四，就并购行动本身来看，通常是签约容易整合难。并购后的整合之难，关键在于其中涉及人性冲突，人们对于名利权的追求，若各方都想当第一、都想多得益、都想占高位，这其中的每一抉择均事关面子得失、涉及个人情感，并非简单的理性分析就能妥善解决，此时到底该怎么办？并购整合后的企业决策到底谁说了算？当因价值观等不一导致看法分歧时该如何化解？原先各自不同的企业内部制度、规程、惯例该如何融合调整？若人们事先对此没有充分的考虑，并购后就会面临艰难的磨合问题。例如，最近见诸报端的有关吉利集团李书福与沃尔沃分歧的扑朔迷离报道背后，至少让人看到了并购后各方当事人在由谁说了算、怎么做更好上的争议，而协调或化解此类争议的修炼则正是目前人类整体所缺乏的。
（4）未来之路：反思与启示
临近2010年末，看到有最近消息报道，万科提前4年实现销售额破千亿元。显然，随着中国经济整体规模的发展，就营业收入与业务规模上看，未来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百亿、千亿俱乐部，出现在财富500强的排行旁单上。但若注意到过去十年先后出现的众多类似达能与娃哈哈、蒙牛与伊利、360与QQ、国美黄光裕与陈晓的江湖恩怨纷争，又不免让人担忧，在企业做大之后，人们将如何进一步提升内涵，逐渐学会与人分享、实现业态共生，在这方面，环顾全球化时代各国争端不断，似乎本位利益至上仍在政治精英与业内大佬内心深深扎根，显见物质文明未能自然伴生精神文明，未来形势不容乐观，那种不惜鱼死网破的恶性竞争歪招、甚至杀敌三千自损一万的偏执傻招，也仍将会出现！
从防止恶性竞争、实现利益分享的角度看，任何企业都不能规模至上，相互之间应该形成业态共生机制。必须看到，作为一般规律，企业做大的过程总是先受规模经济性的作用，随着规模变大而出现人均盈利递增的情况，但在超过某一临界点后，再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也就是随着规模做大后瓶颈制约的出现，会出现随着规模扩大收益减少、效率下降，从而引发人均盈利反而递减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进一步做大后，总会面临同业市场竞争加剧、资源供应紧张、管理能力不足等挑战，从而引发人均或资产报酬率下降的后果。所以，如何在企业产能相对稀缺时确保质量，在市场相对垄断时约束产能，从而做到将产业链上下游经营的主动权，也就是瓶颈约束点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这是当下盈利良好的企业在不断做大过程中需要未雨绸缪给予特别关注的问题。
要防止仅凭个人激情与本能冲动而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决策，从而引发行业整体为做大而做大的无序盲动。企业经营企业须以安全盈利、管理可控为根本，要坚守的底线是“宁可盈利不做大，不要做大不盈利！”特别需要防止的是，因为一时头脑发热，为当前机会所诱惑，结果“努力做大企业，使得管理复杂化，而终致自己无法掌控！”从长期的角度看，企业经营是长跑，不可能持续赚快钱。要认识到世界上聪明的人很多，不只是你一个人特别聪明，所以，仅凭机遇盈利不可能重复，单靠天赋赚钱很难持续，关注运营机制完善、专注长期积累很重要。为此，时间太短、速度太快容易出泡沫，需要经营者有步步为营、持续专注、长期投入的精神，以利在市场上积累口碑信誉，实现真正的特色创新、多元共存。
基于以上考虑，企业经营必须平衡专注与舍弃之关系，特别要防止企业在做大的过程中，逐渐变得管理复杂，如机构膨胀、流程繁琐、文牍主义等，致使企业内部各种华而不实的活动剧增，却相对忽视了为顾客所提供的真正价值是什么。考虑到人性贪婪、欲望无限之局限，长期指数增长不可能持续，特别对于那些在过去快速发展中积累了相当实力的企业来说，必须看到昨天的辉煌增长很难在明天重复，未来发展需注意重大决策的议事规程建设，以防范无意中可能产生的财大气粗、自以为是，以减少因个人激情冲动而可能引发的盲目投资。未来之路，随着我国市场体制发育的完善，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必将经历从凭机遇挣快钱向着凭实力挣慢钱的转变，如何集中精力，关注研发，稳扎稳打，既不刻意为做大而做大，又不为迅速暴富所心动，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行，从而将企业发展的管理控制点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真正实现企业做强、做稳、做久之目标，自然会成为企业管理的要点。
■罗卫国：企业必将经历从凭机遇挣快钱向着凭实力挣慢钱的转变！2013年1月16日阅读于广东河源万豪酒店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8】
卢德之
资本精神是东西方文明协同发展的基本力量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不能简单地满足于发现资本精神这个概念了。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看资本精神呢？发现了资本精神是重要的，但挖掘出资本精神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意义更加重大。
长期以来，人们都在讨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问题。有的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并以此来研究石器时代、农耕时代、工业革命时代等特点；有的则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并以此来研究封建地主、资本家等特点。我们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从资本和资本精神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我认为，从资本和资本精神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既包括经济学的资本观也包括哲学的资本精神观，或许找到了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工具，对我们解释历史、把握当代、规划未来更具有普遍价值与意义。我们既然发现了这个工具，就要用它来认识人类社会、促进社会发展。过去谁也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更没有对此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分析与研究。
我们的定位就是资本与资本精神。
我们所定义的资本，不是简单的物，它凝聚着人类的劳动。没有人类的劳动，就没有资本；没有人类的劳动，就不是资本。资本凝聚着人类的劳动，那么资本与人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本质上只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资本与多数人的关系，二是资本与少数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蕴含着两种价值：一是公平，一是效率。资本与少数人联系紧密的时候，效率自然会高一些。资本与多数人联系紧密的时候，自然会公平一些。这里就有一个“度”的问题。怎么才能适度呢？就是既要有合理的公平又要有较高的效率呢？这就需要资本精神了，仅仅讲资本就不够了。何况长期以来我们对资本还有那么多扭曲的认识和理解。我认为，资本是一种活的财富，向这种活的财富注入的那个活的灵魂，那就是资本精神，核心内容就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事业而花钱”。这里的说的“活的”两个字非常重要，不是“活的”，就不成其为资本，也不成其为资本精神。所以说，资本精神是资本活的灵魂，是始终活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灵魂，不是一个死的灵魂，也不是只活在一段时期的灵魂。活的灵魂才有调节的能力，死的灵魂怎么会有调节能力呢？同时，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资本与人的劳动有关，没有人类劳动就没有资本。那么，资本精神与人是什么关系？与人类社会又是什么关系呢？或许有人会问：“资本精神是不是人的某种精神的对象化呢？”“资本精神是资本内在的精神，还是一种注入到资本里的精神呢？”这就是说，资本精神的主体是谁？我认为，资本精神不仅是指掌握资本的人的精神，也是一种全民的精神，一种所有人都应当拥有的精神，同时还是一种社会组织、团体等全社会应当拥有的精神。所以，我认为，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来看，资本精神既可能解释过去，又能够推动未来；既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揭示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与进步。
事实上，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必然会被发现的一个规律。一个重要的现实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发展，资本主义再延续多长时间，也可能认识不到这个规律。如果仅仅从社会主义里去寻找的话，也很难认识到这个规律。资本主义注重资本的作用，注重少数人的生活与感受；社会主义一开始并没有认识资本的真正价值，却一味地强调多数人的利益，所以总是很难实现一种好的发展，甚至陷入发展的困境。只有当资本主义产生几百年后，所有问题几乎都暴露出来了的时候，社会主义也经过了几百年的理论探索和近两百年的实践，也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与创新的时候，才是人类发现资本与资本精神的时候。
那么，我们怎样去认识与把握资本精神呢？
首先，我们到哪里去找资本精神呢？我曾经说过，主要是到三个方面去找：一是到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最优秀的道德精神、道德文明中找；二是到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最优秀的文化宝库中找，包括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瑰宝中找；三是到人类以往和现在的经济社会活动，特别是市场经济伟大实践中去找。我说到三个方面去寻找资本精神，是因为它早就存在了，我们却没有认识到，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去概括它而已，没有归类到资本精神中来。我说寻找，就是“认祖归宗”。也就是说，资本精神存在于人类既往的文明之中，也存在于今天的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进程之中，我们并不缺乏资本精神的因子，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发扬资本精神。
我现在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从东方文化中特别是中华文化中来寻找。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具有伟大而辉煌的历史。但是，为什么150多年以来就出现了许多问题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变化，我们没有变；世界变了，我们没有变。日本文化有自己的特点，但中华文化对其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具体的。但是，1868年前后，日本看到世界变了，就不失时机地改变自己，积极向西方学习，很快发展起来了。这时，中国的一些先行者从日本那里看出了传统文化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简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反抗列强侵略，追求奋发自强，目标和任务何其艰难！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随着工业改革的发展，资本主义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迅速创造了人类几个世纪都没有创造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文化也迅速充斥了人们的认识世界。一些中国人由此认为，中华文化已经不行了，不能要了，必须到西方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前后100多年里，最有代表性的有三次：一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从西方请来了上帝，但是上帝与中国水土不服，洪秀全也想做皇帝，甚至把自己装扮成上帝，自然失败了；二是孙中山先生从西方请来了民主、自由等，但是这些东西与中国的社会基础与现实要求相差太大了，一说实行民主、自由，全社会就失控了，政党一夜之间就冒出几百个，军阀也到处混战了，结果也失败了；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人，从西方请来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最后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次向西方学习，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三次向西方学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看来，不管失败与成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面对当代世界的发展以及全球面对的挑战与问题，我觉得，我们到了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文化的时候了，特别是中华文化中所蕴藏的资本精神更是我们应当好好挖掘出来的最宝贵的人类智慧与人类财富。
中华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是稳定，但并不那么积极地推动发展。其实中华文化的源头《易经》却是以交感、变化为最基本特征的，最早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我坚定地认为，中华文化延续了5000多年，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绵延不绝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古老的，是好的，特别是文化源头，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不仅同时代，也同样伟大，只是后来在发展上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后来的一些朝代在发展中，只是抓住自己需要的部分加以强化和改造，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步子不大，加上制约强于创新，滞后的问题越到后来就越严重了。因此，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就要回到文化源头上去，回到“百家争鸣”前后及其以前的时代去，就像西方不断回到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一样，我们才会很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才不至于动不动就全盘否定，全面打倒。
当然，回到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恢复“道统”。历史发展到现在，简单地恢复“道统”也是不行的，首先做不到，再是没有用，“道统”不可能把社会推向现代化。现在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全面转型的时代，东方在转型，西方也在转型。如果不带偏见地看世界，我们的现实是，由于市场经济和创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资本早就在全世界到处流动，信息也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它们创造了改变世界的基本条件。当年孔子周游列国，10多年里走遍了中原10多个诸侯国，方圆就是几百公里，而且根本就不知道遥远的西方还有伟大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当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不会知道东方有一个孔子创立了伟大的儒家学说。总之，当今世界，人们在行为方式上越来越接近了，许多时候越来越要求行动的一致性了。但是，我们的思想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种变化，更遑论预设的挑战方案了。可以说，技术上的设计越来越丰富，思想上的却没有从整体上进行深入的思考。现实情况下，东方往西方转，不行；西方往东方转，也不行。这里说的不行，就是行不通。与此同时，我们又处在一个思想贫困的时代，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创新的时代。西方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缺少对人类的整体设想与设计。东方也有两种倾向：一是主张全面复制西方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问题是西方也面临转型了，你怎么去复制呢？二是完全复古派，认识传统文化里什么都有了，解释得非常精当，现在所有的解释都没有超出古人的思想，甚至也没有古人讲的那样好。我认为，这都是不对的，都不可能把社会导向现代化。“言必称希腊”不行，“回到儒家”也是不行的。
面对未来发展，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把东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嫁接起来，更不能说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我们需要的是在世界不同文化基础上，把各自优秀的文化融合起来，来一次重生与再造，来真正一次超越，一次凤凰涅磐，而不是任何一种旧有的文化，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不同的优秀文化协同出来的文化。比如，马克思主义就是融合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上的一种创造。毛泽东思想就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融合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美国文化就是接受并融合了各移民文化之后形成的一种突出创新、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文化。那么，我们怎么再造呢？核心就是要以东西方全部优秀文明为基础，把全部好的东西协同起来，融合起来，以共享为目标，以资本精神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基础，以协同为基本方式，共同推动世界更好地发展。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促进创新技术高度发展，再这样仅仅强调技术进步，强调经济学价值，许多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为此，东方文化已经到了比以往任何都应当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东方文化是非常厚实的，非常丰富的，西方文化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我们如何从东西方文化的源头上去找到协同的东西，特别是让思想协同、让灵魂协同，以追求协同的行动，实现协同发展与进步。比如中国先秦时代就有以“爱”“变”“中”“和”“道”“德”等“六字经”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比如美国就有“从零开始”“有梦想就有希望”的创新文化，比如德国就有精益求精、坚守约定的严谨文化等，在这些文化经典上协同创造，一定会发展出一种促进世界发展的新文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文化特点，就不仅仅只有中华传统文化，还融合了许多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文化、竞争文化、创造文化等元素或者基因。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的是，在现实复杂的世界形势下，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意识形态上的颠覆行为必须高度警惕，但我们不能据此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与科学、技术、商业、通信上的合作发展不同的是，文化发展上的既融合又斗争的局面，或许是国际社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发展常态，尽管融合已经成为主要的内容和方向。
这样以来，我们就应当调整我们的方法论，不能仍然是简单的两分法，比如总是在民主与专制上划分意识形态上的不同，那是不行的；简单的和谐也是不行了，和谐难以实现，不运动了，也就没有生命力了；大同也是做不到的事，真的大同了，也就静止了，没有发展的动力了。李光耀先生曾经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人平等、回报均等的社会。如果实现了这种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那些懒散、无能的人得到的就会和勤奋、杰出的人得到的一样多，最终会打击后者的积极性，他们会竭力减少付出。”这是对现实的描述，也是非常深刻的揭示。所以，我们更应当明确地拒绝两分法，用活的辩证法去承认多样性、协同多样性，承认不同观念、协同不同观念，才可以真正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走向美好的未来。
我认为，协同发展是人类思想地平线上升起的新的曙光。人类已经认识到，如果再没有一种协同观来协调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行为就可能走向严重的无序，强权就可能在天上乱飞，地上的炮火也可能更无理地伤及无辜的生命财产。所以，全世界应当在协同的基础上实现融合与超越，通过协同实现共享的目标，这才是向未来负责的态度，也是向人类负责的态度。资本是世界至今为止融合度最高的发展工具，资本精神来源于资本运动且吸取了全世界不同文明成果的道德精神与人文关怀，具有深刻历史性、现实普遍性与未来启示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资本精神才是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一种基本力量，才是一种典型的“世界精神”。
■罗卫国2015年9月6日阅读于办公室：资本是一种活的财富，向这种活的财富注入的那个活的灵魂，那就是资本精神，核心内容就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事业而花钱”。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7】
弘一大师
人和人不要靠的太近
认识很多人后，发现一点，所有的恩怨，都是因为人和人太好引起的，靠的太近了，就起了麻烦。
然后就有恩恩怨怨了，一个家庭中，一个单位中，乃至朋友之中也是一样的。好起来时可以两人同穿一条裤子，分开后，可以死都不见面。因为彼此太好的缘故了。
弘一大师在晚年时，写了一首诗：“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人和人的感情，淡淡的就好，这样的关系，能够维持的久。如果一直浓浓的，两人浓如蜜，就是要分开的时候。老子说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如果一直感情升温，一定会退温的，这是宇宙的规律。
我一直以来都很少打电话给朋友，甚至朋友们在空间上留言，我也不回，qq留言，我有时候也忘记了回。我觉得平平淡淡的就好了。虽然很久不见了，但是见面了，大家还是朋友。因为我们的印象中，一直保存在过去的美好中。就是这一点比较好。
人和人适当的，就要保持距离，对人且说三分话，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体现在说话上，真的要少说话，话多了，都是废话，没有任何用处的。不管是夫妻之间也好，还是家庭中也好，适当的要保持距离，有了距离，才有感情。以前我认识一个师兄，因为彼此太好了。她跟我说啊，
你不要给我讲佛法，你可以度化的了别人，但是度化不了我。我想想也是，太近了嘛。后来她离开了厦门，离开后我也懒得联系，所以慢慢的她就能想起我的功德，想起我的话，慢慢的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然后喜欢看我的空间了，也慢慢觉悟了很多。所以发现，还是保持一些距离。
我见过一句话，为什么佛陀旁边曾经出现了像善星比丘，提婆达多一样的叛徒呢。因为太近了，靠的太近了，看不到对方的功德，观察不到对方的法身，所以他们看不到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却看到佛陀的十四种丑态。靠的太近了，缺少了一种恭敬心，看不到对方的功德了。感情好了，往往产生贪着心，而这种贪着心，就是将来我们恨对方的根源。没有爱，也就是没有了恨。
靠的太近了，师父真的没有办法度化他们，却常常看到了师父的缺点。我现在常常想起传喜师父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远离我，看看我的开示，想想我就好了，不要去亲近我。很多人一亲近，往往看不到对方的功德，却看到过失，这不是一种造业吗？
人和人关系，真的很有趣的，没有一种恭敬心，真的很难维持下去，夫妻之间也是如此的。我们讲要恩威并施，又要恩，又要有威德。这样才能维持好。就像我恩师，他一发起脾气来，观音寺谁都怕他的，但是好起来也不得了。他身上就有一种磁场，所以我们一想到他，都有一种加持力。有一种恭敬心。我们能对师父产生恭敬心，这也是师父的功德啊。
记得有位法师讲过一句话，当你真的见到佛陀时，你连成佛的心都没有了。因为佛陀是那么的平实，那么的普通。所以你见到了，我们觉得佛也不过如此。又如何能想着成佛呢。但是真正有功德的人，也是很平实的，我们没有福报时，往往就看不到对方的功德。
人和人的相处，真的是一种艺术，或者是一生中很重要的学问的。要学好一点，真的不容易。我觉得有点很重要，首先要抱着一种无所求的心理，不要去求对方，无欲则刚嘛，不求于对方，然后多多的为对方做事情，这样子关系就慢慢的好了。很多人关系越搞越糟糕，是因为向对方所求的太多了。这就是造成翻脸的原因。
君子之交，淡如水啊。让我们平平淡淡的生活吧，不需要太多的好来好去的。同时别人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都要感恩，唯有感恩，关系才能持久，夫妻之间没有感恩，两人就是讨债鬼，互相讨债，两讨债鬼在一起生活，能开心吗？人和人之间没有感恩，对方好，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还债，还完了，就完了。再想要对方对自己好，再也不可能了。这也是因果的定律。
见得人越多，我越相信命运了，越相信人和人的感情，真的是靠缘分在维持着，这个缘分说的好听一点，就做恩，说的难听一点叫做债，互相有缘，互相还，互相报恩，或者互相还债。仅此而已。我见过一个师兄，喜欢上一个男的，他已婚，但是两人又同居。虽然男的经常打她。但是她想不通为什么还喜欢他。我说，很简单。你欠他情债，他欠你钱债。就这么简单。后来终于还完了。互相还完了。还完了，就解脱了。所以人啊，别人对我们好一点的时候，要感恩，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报恩，缘分是很短暂的。不然对方还完了，就结束了，他的任务就是还了。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带着一个或者几个巨大的任务来的。任务完了，他就走了。人和人的缘分也是一个任务。仅此而已。如果淡淡的交往，下辈子还能很好的继续的。
■罗卫国2014年11月5日读于深圳长丰花园酒店：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6】
李晓宁
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
纵论东西方文化,有很多话要说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西方的思维方法。有人会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觉得这个“观”指的是对某种事物的全面看法，每个人都有。当然，不只是一个部分的看法。东方人与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法很不同。
这么多的学科里，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方法问题。有些人跟我开玩笑，说你搞方法论，其实是因为你什么也研究不了，所以才去研究一些别人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虽然是个玩笑，也说明了方法论很不好研究，不容易出成果。
我经常在想，既然大家都是猴子进化过来的，为什么山那边的猴子经过发展，就可以坐上宇宙飞船到月球上去了，而山这边的猴子却一直在刀耕火种？人类的进化怎么会如此不同？为什么西方人用字母记载他们的思想，很少几个字母，很方便，你一下午就全学会了。而中国人呢，一笔一划地学汉字，要学很长时间。《新华字典》上的6000多个汉字还不见得能认全了。我上了大学（外语学院），1972年，学的专业是俄语。学外语一开始就要学习严密的语法。学汉语时，谁也不太注意语法。学汉语不懂语法没大关系，只要能明白意思，我们就可以交流。什么主语、谓语、实词、虚词、主句、副句，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可是你学习一门外语（我指的是欧洲语言），会发现，如果不懂语法的话，你就根本不能开口说话了。这种发现对我很有启发，同时想到这与思维方法可能会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人思想方法的基础是希腊时期创立的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对此有很多研究。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始终无解：形式逻辑这种思维方法是怎么产生的？另外由此产生了很多连带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形式逻辑的一整套思维体系呢？为什么在欧罗巴这个半岛上面出现了如此灿烂的西方文明呢？而其他地方没有出现同样文明呢？这些问题，尤其第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通过长期思索，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到这里和大家做个探讨。人们经常研究形式逻辑本身，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研究的很少，我今天就试图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作一个说明。我觉得这是东西方思想方法比较异同的核心。我的主要观点17、8年之前就形成了，但总觉得自己的理论不是无懈可击的，一直在不断求证。很多重大的新理论，最初都是十分粗糙的。好比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一开始也就飞个十几米高，漏洞百出，跟现在的F16是没有办法比。但那毕竟是飞机，不是马车。我觉得一切创新的东西开始时都是如此。这是我一生研究最着力的地方。
言归正传，我来说正题。
人的思维是依靠语言来进行的，没有语言就没法思维。语言不同就造成了思维方法的不同。可以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同是语言本身也需要一个载体，就是文字。人是一种有传承性的动物，今天我在这里摔了个跟头，我就会提醒后面来的人，不要在这儿摔跟头了。这种传承就需要语言来完成，语言不好记录，就需要用文字来记载，文字就是语言的载体。当然，在这每一次的转换记载方式的过程当中都会造成一定的缺失。比如我们头脑里想的很多，但我们说出来的就少多了，同时有些思维也不好表达。我们经常说“不可名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语言变成文字的过程同样也是有缺失的。文字更加简约，简约就有损失。文字又要有载体，那就是石碑、羊皮、竹简、泥板、纸莎草等等。我渐渐发现，这些载体是对文化发展模式影响极为巨大，成为有锁定性的要素。当然不是说这些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人类文明早期使用的记载符号都是比较形象的东西。比如画个圆圈表示太阳，画个方块表示桌子。中国有象形文字，印度、两河流域也有，埃及、玛雅人、阿兹特克人都有。我国云南的纳西族现在还在用古老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字。而西方呢，很早就开始用字母来记录语言了。
现在来看一下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在尼罗河流域平原和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这两个地方是灌溉条件很好、气候湿润、很适合人们居住。这两个地方都很早就出现了文字。尼罗河流域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两河流域开始也是象形文字，后来就转变成了楔型文字。复旦大学研究世界语言文字的周有光教授把楔型文字叫做“钉头字”。两个地区的文字比较起来呢，两河流域古巴比伦这边的“钉头字”更为抽象一点，在《汉谟拉比法典》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记载这两种文字的不同的载体。尼罗河流域那个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纸莎草”，现在我们可以在美术馆里面可以看到埃及纸莎草的画。那个时候却是贵族使用的比较多。同时呢，还可以把文字记载在石壁上。两河流域文字的载体则是泥板。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民族都在选择自己最方便的、最容易取得的、也最便于传输的文字载体。再举个例子来说，缅甸文字，好像是转着圈儿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是记载在芭蕉叶子上面的，如果横竖那么写的话就会把叶子写破了，所以只好顺着叶子的纹路转着圈儿地写。载体决定了文字的形态和书法。
为什么单把这两个地方拿出来做比较呢？有人说西方文明孕育在希腊，其实不对！西方文明孕育在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就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公元前几千年这两个流域之间人类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战争”。我跟你实力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和你贸易。如果我们两个实力相差很悬殊，我比你强得多的话，我就直接到你家里去抢啦，发动战争打垮你。通过贸易、战争，人们就开始有了大量的交流。交流就需要一个介质――语言，一种通约的语言与文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怎么交流呢？还有计算，有贸易就要算帐，算帐也要有通约的方法。这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战争和贸易的过程当中，总是文明比较高的人群的文化象水一样流向较低的人群那里去，无论谁是胜者。比如说，你吃熟肉，我吃生肉，无论谁打赢了，吃生肉的那一方都会学习吃熟肉的。
象形文字很复杂，符号很多，很不容易学会，需要长期学习。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书吏阶层”，就是那些会使用这些复杂符号的人。这些本领不是每个人都有学到的，这些书吏一般都是首领的近亲或者祭司。学习书写需要长期训练。书吏是个很好的饭碗，所以是嫡传的。
这个时候呢，在小亚细亚出现了一个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就是这些腓尼基人创造了欧洲文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他们是一个商业的民族，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全民族经营商业的时候几乎没有。但是腓尼基人却是一个十足的依靠商业的民族。他们不怎么种地，也不打鱼，就是纯粹的从事商业，也就是我们说的“二道贩子”。他们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之间从事贸易，就需要他们对于两边的语言和符号都能掌握。由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两边的文字载体要么不便携带，要么非常昂贵――没有方便的载体,只好简化记载符号，用口述来记载发生过的事情。腓尼基人回旋于两大文明区域各个民族之间，为了使语言通约，他们的首要愿望就是将这些语言和符号简化便于传输与学习。一种简单的表音方法随之诞生了，这就是腓尼基字母。在西方的传说中，是腓尼基的一个木匠发明了22个腓尼基字母。我们看这22个腓尼基字母，有些和现在使用欧洲字母还很相像的。比如字母“A”，它像一个牛的两只角，原来是朝上面的，后来希腊人把它换了个方向，角就朝下了。那个时候腓尼基人认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牛是最重要的，所以把A排在首位。
但是一旦变成了字母之后这些最初象形的意思渐渐地就不重要了，而表音的功能加强了。记录符号高度抽象化了，就势必需要一个非常严密的语法。如果没有严密的语法，那么这些字母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我们中国人说一个人没有文化，我们说他“不识字”，而俄国人说人没有文化的话就说Неграматный，“不懂得语法的人”。我们中国人不懂语法的人多了，如果要仔细考考在座各位汉语语法的话恐怕都要考倒了。汉语语法中，关于副词是实词还是虚词都存在争论，北大认为是虚词，复旦就认为是实词。因为我们中文没有一个十分严密的语法体系，我们的语言是粘着式的，模拟式的。可以说，严密的语法产生是形式逻辑产生的一大土壤。形式逻辑说到底是“谓词逻辑”，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关键就在于这个“是”和“不是”。有了严密的语法，这种谓语逻辑才有存在的可能。这种字母的抽象化带来的严密语法，形式逻辑才继而产生的。抽象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明的强烈的“归一性”，把很多事情推到极致的结论，正是这种抽象化的西方文明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没有这个开端，就没有牛顿，就没有科学，以及后来发展的灿烂的西方文明。这一点是要牢牢记住的。当然，逻辑是有悖论的，这一点我们稍候再说。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超越东方文明走在世界的前端，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在很早的时间，亚里士多德建立就起来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第二就是近代的实证主义发展。可见形式逻辑的重要性，要是没有形式逻辑的话，实证主义怎么证明呢？
说到这儿呢，大家可以看看从英国带回来的罗塞塔石碑的模仿物（出示）。这个上面的文字呢，开始很多西方的学者也无法破解，因为非常的复杂。这个石碑上面的文字分为三个部分：上面一层是埃及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中间是早期埃及文字的手写体，下面一层是古希腊的文字。很复杂。1799年拿破仑的军队打到埃及时，距亚历山大城56公里有个叫罗塞塔的小镇，战士挖工事的时候看到这块黑色玄武岩石碑，当时的领队军官叫做布查尔，他认为这块石头很重要，交给了拿破仑。拿破仑军队出征的时候，曾随军带了150人组成的学者团队，有考古的，考察天气的、植物的等等。我们现在打仗不知道会不会带着社科院去？结果呢，这些学者一鉴定就发现了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就送回法国了。正是因为那三种递近演化的文字，使后来的法国学者商伯良破译了这块碑的铭文。无独有偶，在伊朗的贝希斯顿村，也发现了同样形式的摩崖石刻，包括了古波斯的文字、古代的楔型文字和古阿拉伯的文字。从这就看出了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转化的过程。罗塞塔石碑现在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是那里的镇馆之宝！西方人认为文字的、思想的东西是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其它的什么金子、大帆船这样物质化的东西更有价值。
腓尼基就在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的位置。需要语言的简化和文字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原来的文字是写在泥板上的，运输起来很不方便，学习起来也很复杂，有碍于贸易的进行。所以只能口述。为什么会很多民族有史诗就在于此。因为没有足够的载体，就只能口述，只能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历史。我原来接触过黑龙江省靠边境的哥萨克人，夜晚休息时他们经常点起篝火，在一起唱，唱历史。常常是一位老人唱着唱着忘了下面的词儿了，别的老人接着唱，经常是连续几天几夜地唱。我才明白，原来史诗就是这样产生的。戏剧的起源也是由此而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古老的时期，欧洲地区的史诗是很发达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口述记载历史的方式。
字母化以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书吏就没有那么强的垄断性了。
说了这么半天，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呢？中国人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文字载体了。中国当时多的是森林，还有很多竹子。木牍出现在竹简之前。现在有两个词儿可以看出来木头和竹子的地位，一个是“出版”的版，这是当时指的木板，后来用石板；另一个是“简单”的简，指的是竹简，这些词都是有原始意义的。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祭祀文字，不是日常使用的，多用来记载一些警喻性的话。比如北大同学喜欢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商汤铭刻在洗澡的“盘”上面，用来警示自己的。我们很早就有了很方便的载体――木椟、竹简，致使我们的象形文字没有高度抽象化。
中国的史官出现的很早，他们就是书吏。他们专门记载历史，记载军国大事。由于没有字母化，他们一直有饭吃，以至于后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阶层――士。所以，中国的历史不需要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所以就没有史诗。早就有专门的史官来做这个事情。顾准先生就说过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判断准确。中国的诗歌走向抒情的道路。有人说《孔雀东南飞》《长恨歌》是长篇叙事诗，其实主要部分还是抒情的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的抒情都没有中国的诗歌抒情这么方便，中国诗歌的抒情实在是一绝，一句话有很多种意思。怎么想怎么有味儿，怎么看怎么有意思。当然，我这里说的中国的语言，指的是中国的文言文，不是现在的语言，现在的语言是欧化的汉语。
那么话说回来，西方人讲话要用语法，我们中国人依靠什么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是上下文模拟的。举个例子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察”字。左边是肉月，右边是一只手，手托着肉是什么呢？祭祀！上面有个“宝盖”，三尺之上有神明，神在看着你有没有好好祭祀，这就是“察”！我们现在说“检察院”、“察看”就来源这样的意思。这种例子非常多，举不胜举。中国人喜欢讲典故、讲成语，喜欢隐喻，这既是中国的优点也是弱点。逻辑的东西是可以被抽成很单纯的一维的东西的，而中国的这些隐喻的东西却是多维的、多元化的。还是这个“察”，神明看着你手捧着肉的祭祀，这里面的含义是远远丰富于那个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察”的。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元”，最小维度的多维元。
古希腊一开始就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集大成者，写出了《工具论》这样的著作。可惜我们中国人学西方学了这么多年，直到一九七几年才把《工具论》翻译成了白话文，在此之前仅有文言文的片断。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小时候看福尔莫斯的侦探小说，是文言文的，写什么“某黑衣女侠逾垣而入”（笑）。很像金镛小说。《工具论》真的是一部核心的著作。蒲柏说牛顿给世界带来了光明，我觉得更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给世界带来了光明。
人们一讲到罗马、中世纪的历史就想起“黑暗的一千多年”，别的就不知道了？既然能黑暗了一千年，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形式逻辑在罗马帝国、中世纪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影响最大的一个是罗马法，一个是基督教神学。法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呢？是如何界定，如何认定。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没有犯罪，界定推断就要靠形式逻辑。罗马法建立了一种通约体系。如果没有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基础，建立罗马法是不可思议的。有了罗马法，才产生了真正意义的国家。我在人大法学院演讲的时候说，你们研究法理学的，不要总在技术层面做研究，应该更注重更基本的方法，那就是通约的界定。语言与逻辑是分不开的，语法和修辞是很重要的。早期的大学是没有工科的，主要的学业是修辞学、语法与逻辑。那时的学者著作之所以条理分明、朗朗上口，就是因为他们这三门功课功底十分的深厚。
基督教是一神教，它的神学原理强调神的唯一性，这是与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分不开的。人赖以生存的两种基本优秀品质，一个是善良，一个是聪明。西方主要有两大文明起源，希腊文明解决了聪明的问题，希伯莱文明解决了善良的问题，把两者结合起来将会更有意义。基督教发展到保罗时期，神学家就用形式逻辑来论证了上帝的伟大和基督教理论的合理性。彼得创立教会和保罗创立宗教理论都依赖了形式逻辑。
当然，我们说逻辑有很多好处，但逻辑也是有悖论的。著名的芝诺悖论，假设你要跑100米的距离，在逻辑上可以看成每次跑掉剩下的二分之一，在逻辑上会有一个无穷小，由此推出你永远也跑不到终点的结论，但是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逻辑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表达生活，因为有悖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有一群人是不完全靠逻辑生活的，那就是工匠。第一线的实践者都不能全靠逻辑生活的。古希腊知识分子是喜欢空谈理论的，到了15世纪以后，后来知识分子慢慢的开始喜欢动手做东西了，比如达·芬奇，伽里略等。工匠传统和喜欢逻辑思辨的的知识分子传统结合，促使了科学的发展。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和欧几里德创立了“通约”的概念。如果对通约没有基本判断，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发展。
因为有悖论，形式逻辑所推导的理论就不是万事皆准。西方有些人就想克服形式逻辑“刚性”的毛病。说到这儿，应注意一个国家――英国。还是商人走在前面，首先说新教，新教特征是什么？两个字，“分裂”，分裂带来了自由，自由使的商业迅速发展。格雷山姆学院是商人出资，重于教授航海术、望远镜等等有利于航海商业的科学组织。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工科专业教育其实就是应商人的需求创立的。英国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业需求，就是购买者需求。英国皇家学会是商人和科学家的组合。而在欧洲大陆，巴黎科学院则是皇家豢养的，只研究一些皇帝喜欢的东西，例如皇家喷水池怎么才能喷得更绚丽多彩以博得皇帝的欢心，等等。皇帝和人民喜欢的事物是不一样的。工业革命之所以产生于英国，就是这个原因的。英国出现了培根、达尔文一大批科学家，出现了归纳法、进化论，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讲实践，不太受逻辑体系的束缚。英国其实和欧洲大陆很不一样，包括语言，英语和欧洲大陆的其他语言不一样，反而和中文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法国革命、俄罗斯的1917年革命、中国的革命，基本上走的是暴力推翻政权的道路。而英美则是改良为主。英美和欧洲大陆法律体系都很不同。有人说为什么美国在短短200年之间赶上了欧洲大陆？我认为实行判例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判例法纠错能力强。一百年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很多人总想学欧洲大陆思想，学所谓的“大道”，认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小“道”，其实应该重新认识了。没有绝对的上位真理概念，只有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才能逼近真理，这才是最宝贵的。面对多维的世界去全心地感受，象中国禅宗的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中世纪”，汉朝在汉武帝之前是尊黄老的，黄老的道和孔子的道是不一样的。老子说“大象无形”，“道可道，非常道”，这是不好把握的。孔子的道就不一样，是有形的，入世的，可控的。比如一个人对父母应该如何，对兄弟应该如何，这是可以遵循的，可以模仿的。中国从没有什么“儒商”的，要做儒就不能经商，否则就不让你参加考试。在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主体地位。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呢？大家看，如果选老子庄子，可以任意思想，没谱，怎么管理国家。墨子的思想说兼爱，世界充满了爱，那怎么惩罚坏人呢？法家不讲人情，到最后连商鞅无处躲藏，落得个五马分尸。中国人讲究的是“合情合理”，不仅仅是“合理”。儒家作为统治思想，刚柔相济。一般人只看到儒家仁爱的一面，其实儒家并不软弱，儒家也常动刀子杀人。孔子只当过一个大官，不是教育部长，而是公安部长。杀过他的竞争对手少正卯。
我们说“士农工商”，士来源于书吏，因为识字，这就使得他们有了很高的地位。士是官的预备役。四大阶层当中可以与之争天下的只有“商”，（我认为中国唯一一个重商的朝代就是商朝。）国家的经济命脉由谁来掌握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于是在汉朝就有盐铁由谁来经营的大争论。结果是经营权落在“士”的手中，也就是说落在官的手里。这些人办事情的出发点在于满足皇帝的需求，而对民众的需求不甚重视。这就导致了长期的经营不利和出现贪污和腐败，禁而不绝。
举洋务运动为例。曾国藩在打败了太平天国之后，发现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好处，于是也要置办。但是交给谁来经办呢？是交给商人经办呢？还是交给官员经办？曾国藩觉得交给商人办，会使商人坐大，成为像法国王朝时期第三等级里的资产阶级一样，会给皇上带来麻烦。于是下决心交给官员办。结果呢，办的一塌糊涂，无一不贪污，无一不赔钱。这就是“以政代工”的思想。而英国呢，则是“以商代工”。我们能不能想象有一天我们的市长由商人出身的人来担当？在中国，商人一再地被贬，发展畸形，出现了像帮会这样的发展方式。近代的日本就不一样了，萨摩藩、长崎藩倒幕胜利之后，发展经济的重任政府不是交给大久保利通、西乡隆胜这样的人，而是把国家资源交给三井、三菱这样的随军粮草商人。结果呢，日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在这儿要说说影响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因？贪婪、逐利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古代的商人也贪婪、逐利。资本能成为一般等价物，要有通约的方法，这就是15世纪意大利发明的复式记账法，这样资本主义方可实行。复式记账法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我们中国就没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所以明代经济发展也不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方式。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已经做过了所有的实验，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出抽象的结论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李约瑟之谜也有这个意思。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语言文字没有抽象化，没有建立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因而没有通约的推演方法和工具。我们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竹简使我们走了另一条路。腓尼基人因没有方便的文字载体而发明了字母，随之有了希腊的形式逻辑。我们因有了方便的文字载体――木椟、竹简保留了象形文字，也就形成了一种模拟思维的方法，隐喻的方法。没有高度抽象的推演方法，近代科学无法发展，这就是我对李约瑟之谜的解。但是中国人在中医药方面产生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推演方法。也很值得研究。
到了我国的隋唐之后，佛教开始传播了。慧远和尚一开始用梵文讲经，没有人听得懂，后来套用庄子的话一解释，大家反而明白了，这叫格义连类。玄奘西天取经归来，设坛讲课，大家不懂梵文，没有人听得懂，传播不下去。后来有了禅宗，干脆就不念梵文了，一下子佛教就普及了。禅宗的核心是讲究直观，不受条条框框限制。这部分冯友兰先生的书是写的最好的，国内没有更好的了。禅宗的思维方法已经不是原始佛教的方法了，完全解脱开了。在方法论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与其他佛教宗派对立的。这里出现了很多的优秀的知识分子，禅宗用公案来隐喻问题的实质。可见呢，中国的禅宗不是印度的思想，它是讲究典型案例的，是用比喻来论证道理的。这些比喻和典型案例里面包容了极大的多维性。
我们再看看东西方的知识分类法。在西方的图书馆里，书籍分类是很明显的按性质的划分：医学、化学、冶金之类的。这是形式逻辑内涵定义决定的，主要的方法是属加种差。而中国的分类则是根据“象”来分类的，比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的经典，子是儒家以外的各家，集是文学作品。这明显就不是按性质来分的，而是按象来分类。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在机场要上厕所的话，可以看到上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头像，而不用看下面的文字到底认不认识，这就是象的作用，工程图学就研究这些东西。现在电视特别普及，电视语言也是一种具体的象的语言，而不是抽象符号的语言。等到数百年后，电视语言发展得更加成熟了，人们再来研究电视语言的特点的话，应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西方人搞百科全书，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百科全书，如果没有百科全书，对知识不进行分类，还搞什么科学？包括大学里的科系、专业都是这样，随之而来。但是也有弊端，最近，我胸疼，上医院去，我应该挂心脏科还是消化科呢？还是什么别的科？乱挂一气，医生对我说你怎么瞎挂号呢，我说我怎么知道呢？现在医生都分了科了，这科不管那科的事，我如果知道自己的毛病，我还找你干什么呀？所以说分得太细就缺乏一种综合，胸疼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血液病也可能是某个器官的原因。
而中国哲学的核心则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体现了自然的和谐性。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三大支柱学科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当社会科学发现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求助于自然科学，用统计、概率、数学模型等等来测度社会现象，有点唯自然科学马首是瞻的意思。但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们渐渐发现不能！人类有不同的偏好，有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价值观。非洲人赚了100块钱后的消费观和中国人的消费观是不一样的，怎么算呢？是不是只有数学才能带给我们智慧？非洲人就没有智慧了？中国人有没有智慧吗？这些是不能做全称否定的。必须发扬我们自己的智慧。中国的智慧和传统到底是什么？中国人这种多维的模拟性思维将给世界带来新的光明。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西方人只懂得西方，中国人又懂得东方和西方，懂的人会越来越多。然而眼下，有些人学习西方有点儿邯郸学步的样子了。别人的没学会，自己的东西忘光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帝国里，一切都受技术的摆布。前不久，五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出问题。一开始我以为是某个会计师的道德问题。后来发现“五大公司”都这样做假账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肯定是遇到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了。后来研究知道了，是折旧的问题。到了3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电子产业出现了所谓的“加速折旧法”的现象。现在在高科技领域里，技术更新换代更加高速，用加速折旧都不能解决了。一个技术，收不回来成本就被替换了。制度出了问题，而不是会计师事务所想做假帐。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不顾人的需求而强调新技术的结果。缺乏整体评估的结果。事实上人类对于技术的需求是有限度的。有人发明新的牙刷，什么电动的、激光的，你把自己的牙当成什么了？这些技术的投入都是收不回来的。筷子这种技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用，你如果想用一个什么电动筷子来淘汰它，你可以试试看，肯定做不到！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铱星电话，逻辑上号称无盲点，广告上表现在喜马拉雅山上也可以打，在撒哈拉沙漠也可以打，在太平洋中也可以打电话，可是问题是谁上那儿去打电话啊？我们都在居民点里打电话，在城市，在乡村，这就够了。你能够向火星上打电话去，谁去接啊？我们现在已经被技术所包围了，但是却忘了自己是谁，到底要什么了。在这点上，中国人传统的人文思想是很有益的。
现在有人在研究转基因，我们开玩笑说，这些人非要把上帝洗好了的牌重新洗一遍。我觉得，研究这个技术一定要慎重，不要大规模地搞。好莱坞的导演都比某些科学家的头脑清醒一些。那些《异形》之类或者机器人破坏人类生活的电影已经在警示我们了。我看到转基因产品信息时，就觉得很可怕，很轻率。人类刚刚玩过了原子弹，搞得人心惶惶。又开始玩生物了。这个闸门不能随便开，要时刻记得博弈的自然规律。英国人研究克隆羊，我说你们能不能再从多利羊的体细胞当中连续克隆出几代来？连续克隆十代。他们做不到！因为必然出现变异！这是一个谁都明白的道理，不用那些英国记者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看看思维方法对道德的影响，看一下义利之辨。如果说，杀一个无辜的孩子可以救一万个人，那是杀还是不杀？功利主义的人就会认为当然杀，不管这个孩子多可怜，而反对功利主义的人则会认为，人生不是一次选择，今天你可以杀一个孩子，明天根据变化的功利原则不断杀人，一万个人很快被你杀光的。而且，凭什么来判断谁该被杀死呢？功利主义用的是逻辑的方法来判断，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逻辑是有悖论的。比如，老师说：一级动物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不能滥杀。可是学生说：如果我看到一只一级动物在吃另一只一级动物，我应该怎么办？中国人说：莫做心上过不去之事。这个心的标准怎么掌握呢？总之，直观与逻辑都要用的。
常说的潘多拉盒子，魔鬼之门现在比比皆是，轻易不要去动他，要明白界限。我们老说人心不古，古人都讲义气，现代人都唯利是图。其实是判断的尺度变了，以前我们判断义和利是凭借直观，后来我们就有了很多测度的工具，就生了很多功利心。
虽然形式逻辑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还是很重要的工具，是西方文明带给世界的瑰宝。中国人缺少这方面的训练。我建议，初中应该开设《形式逻辑》课，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明确。
另外，我也要说一句《悲惨世界》里面的话，富人凭借寒暑表来知道天气冷热，穷人只能靠皮肤感觉。寒暑表只能测度一维的量变，而皮肤的感受则是综合的。在绝对干燥的空气里，人能够忍受一百多度的高温，而如果空气湿度达到百分之六十，才八十度你就熟了。这说明，使你感到冷热的不仅仅是气温。除了气温以外，还要加上湿度、气压、地温、风力等等好多因素才有一个综合的冷热感受。人看世界不能仅靠一维逻辑的思维方法。我们的祖先在多维综合模拟思维方面是很多遗产的。我们应该好好发掘。希望大家多用“皮肤”去感知一下世界。
最后，东西方思维走了不同的路，但有很多是共同的，要走好结合之路。中西合璧要做到水乳交融是很困难的。首先要求我们对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要做全面的审视，才能有所创造。
我今天讲的是一个问题串，好多的解我还没展开。借用比利时雕塑家盖卢瓦的话：“你看见的，是我塑造的；你没看见的，是我心中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