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06-010】
发布时间:2019-08-29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0】


查理.芒格

如何理性愉快地度过一生?



你们当中肯定有许多人会觉得奇怪:这么老还能来演讲?嗯,答案很明显:他还没有死。


不管怎么样,我想我来这里演讲是合适的。我自己养育过许多子女,我知道他们真的比坐在前面这些穿学位礼服的学生更感光荣。父母为子女付出了很多心血,把智慧和价值传授给子女,他们应该永远受到尊敬。


我已经把今天演讲的几个要点写了下来,下面就来介绍那些对我来说最有用的道理和态度。我并不认为它们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完美的,但我认为它们之中有许多具有普遍价值,也有许多是「屡试不爽」的道理。

1


如果你想获得某样东西

那就让自己要配得上它


到底是哪些重要的道理帮助了我呢?我非常幸运,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是黄金法则。


你们要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我看来,无论是对律师还是对其他人来说,这都是他们最应该有的精神。总的来说,拥有这种精神的人在生活中能够赢得许多东西,他们赢得的不止是金钱和名誉。还赢得尊敬,理所当然地赢得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信任。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有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有些彻头彻尾的恶棍死的时候既富裕又有名,但是周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死有余辜。如果教堂里满是参加葬礼的人,其中大多数人去那里是为了庆祝这个小子终于死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这样的混蛋死掉了,神父说「有人愿意站出来,对死者说点好话吗?」没有人站出来,好长时间没有人站出来,最后有个人站了出来,他说「好吧,他的兄弟更糟糕」。


这不是你们想要得到的下场,以这样的葬礼告终的生活,不是你们想要的生活。


正确的爱

应该以仰慕为基础


我很小就明白的第二个道理是,正确的爱应该以仰慕为基础,而且我们应该去爱那些对我们有教育意义的先贤。我懂得这个道理且一辈子都在实践它。萨默赛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在他的小说《人性的枷锁》中描绘的爱是一种病态的爱,那是一种病,如果你们发现自己有这种病,应该赶快把它治好。


有一个道理非常重要,那就是你们必须坚持终身学习。如果不终身学习,你们将不会取得很高的成就。光靠已有的知识,你们在生活中走不了多远。离开这里以后,你们还得继续学习,这样才能在生活中走得更远。


就以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来说,它的长期大额投资业绩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让伯克希尔在这一个十年中赚到许多钱的方法,在下一个十年未必还能那么管用,所以沃伦.巴菲特不得不成为一部不断学习的机器。


层次较低的生活也有同样的要求,我不断地看到有些人在生活中越过越好,他们不是最聪明的,甚至不是最勤奋的,但他们是学习机器。他们每天夜里睡觉时,都比那天早晨聪明一点点。孩子们,这种习惯对你们很有帮助,特别是在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时候。


只有你自己学习了

学习的方法之后

才能有所进步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曾经说过一句很正确的话,他说只有当人类「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之后,人类社会才能快速地发展。他指的是人均 GDP 的巨大增长和其他许多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好东西。人类社会在几百年前才出现了大发展,在那之前,每个世纪的发展几乎等于零。


人类社会只有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之后才能发展,同样的道理,你们只有学习了学习的方法之后才能进步。


我非常幸运。在就读哈佛法学院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学习的方法。在我这漫长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持续学习对我的帮助更大。再拿沃伦.巴菲特来说,如果你们拿着计时器观察他,会发现他醒着的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在看书。他把剩下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跟一些非常有才干的人进行一对一的交谈,有时候是打电话,有时候是当面,那些都是他信任且信任他的人。仔细观察的话,沃伦很像个学究,虽然他在世俗生活中非常成功。


学术界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不久之前我就遇到一个例子,我是一家医院的理事会主席,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个叫约瑟夫.米拉的医学研究人员。这位仁兄是医学博士,他经过多年的钻研,成为世界上最精通骨肿瘤病理学的人。他想要传播这种知识,提高骨癌的治疗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呢?嗯,他决定写一本教科书,虽然我认为这种教科书最多只能卖几千册,但世界各地的癌症治疗中心都买了它。


他休了一年假,把所有的 X 光片弄到电脑里,仔细地保存和编排,他每天工作 17 小时,每周工作七天,整整坚持了一年。这也算是休假啊。假期结束的时候,他写出了世界上最好的两本骨癌病理学教科书中的一本。如果你们的价值跟米拉差不多,你们想要获得多大的成就,就能获得多大的成就。


不断学习各学科

最重要的知识点

并不断实践它们


另一个对我非常有用的道理是我当年在法学院学到的。那时有位爱开玩笑的教授说:「什么是法律头脑?如果有两件事交织在一起,相互之间有影响,你努力只考虑其中一件,而完全不顾另一件,以为这种思考方式既实用又可行的头脑就是法律头脑。」我知道他是在说反话,他说的那种「法律」方法是很荒唐的。


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它促使我去学习各学科中所有的重要道理,这样我就不会成为那位教授所描绘的蠢货。因为真正重要的大道理占每个学科 95% 的份量,所以对我而言,从所有的学科吸取我所需要的 95% 的知识,并将它们变成我思维习惯的一部分,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当然,掌握了这些道理后,你们必须通过实践去使用它们。这就像钢琴演奏家,如果不持续练习,就不可能弹得很好。所以我这辈子不断地实践那种跨学科的方法。


这种习惯帮了我很多忙,它让生活更有乐趣,让我能做更多的事情,让我变得更有建设性,让我变得非常富有,而这无法用天分来解释。我的思维习惯只要得到正确的实践,真的很有帮助。


但这种习惯也会带来危险,因为它太有用了,如果你们使用它,当你们和其他学科的专家(甚至是你们的老板),能够轻而易举地伤害你们。你们会常常发现,原来你们的知识比你老板更丰富,更能够解决他所遇到的问题。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你们有时会知道正确的答案。


遇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们的正确让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觉得没面子,但我还没有找到避免受这个严重问题而伤害的完美方法。


2


隐藏你的睿智

直到别人发现


尽管我年轻时扑克牌玩得很好,但在我认为我知道的比上级多的时候,我不太擅长掩饰自己的想法,没有很谨慎地去努力掩饰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总是得罪人。


现在人们通常把我当成一个行将就木的没有恶意的古怪老头,但在从前,我有过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我建议你们不要学我,最好学会隐藏你们的睿智。


我有个同事,他从法学院毕业时成绩是全班第一名,曾在美国最高法院工作过,年轻时当过律师,当时他总是表现出见多识广的样子。有一天,他上级的高级合伙人把他叫进办公室,对他说:「听好了,查克,我要向你解释一些事情,你的工作和职责是让客户认为他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


如果你完成了这项任务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应该用它来让你的高级合伙人显得像是房间里第二聪明的人。只有履行了这两条义务之后,你才可以表现你自己。」

要拥有跨学科的心态

炼成自己的思维框架


人们必须拥有跨科学的心态,才能高效而成熟地生活。在这里,我想引用古代最伟大的律师马尔库斯.图鲁斯.西塞罗的一个重要思想。西塞罗有句话很著名,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出生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在生活中就会像一个无知的孩童。


这个道理非常正确,西塞罗正确地嘲笑了那些愚蠢得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但如果你们将西塞罗这句话推而广之,我认为你们应该这么做:除了历史之外,还有许多东西是人们必须了解的。


所谓的许多东西就是所有学科的重要思想。但如果你对一种知识死记硬背,以便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种知识对你们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你们必须掌握许多知识,让它们在你们的头脑中形成一个思维框架,在随后的日子里能自动地运用它们。


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郑重地向你们保证,总有一天你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意识到:「我已经成为我的同龄人中最有效率的人之一」。与之相反,如果不努力去实践这种跨科学的方法,你们中的许多最聪明的人只会取得中等成就,甚至生活在阴影中。


要想更好解决问题

尝试学会逆向思考


我发现的另外一个道理蕴含在麦卡弗雷院长刚才讲过的故事中,故事里的乡下人说:「要知道我会死在哪里就好啦,我将永远不去那个地方。」这乡下人说的话虽然听起来很荒唐,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对于复杂的适应系统以及人类的大脑而言,如果采用逆向思考,问题往往会变得更容易解决。如果你们把问题反过来思考,通常就能够想得更加清楚。


例如,如果你们想要帮助印度,应该考虑的问题不是「我要怎样才能帮助印度?」与之相反,你们应该问:「我要怎样才能损害印度?」你们应该找到能对印度造成最大损害的事情,然后避免去做它。


也许从逻辑上来看两种方法是一样的,但那些精通代数的人知道,如果问题很难解决,利用反向证明往往就能迎刃而解。生活的情况跟代数一样,逆向思考能够帮助你们解决正面思考无法处理的问题。


让我现在就来使用一点逆向思考。什么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失败呢?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呢?有些答案很简单,例如,懒惰和言而无信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失败。如果你们言而无信,就算有再多的优点,也无法避免悲惨的下场。所以你们应该养成言出必行的习惯,懒惰和言而无信是显然要避免的。


3


摆脱自私以及偏见


嫉妒、怨憎和自怜


有一种叫做「自我服务偏好」的心理因素也经常导致人们做傻事,它往往是潜意识的,所有人都难免受其影响。你们认为「自我」有资格去做它想做的事情,例如,透支收入来满足它的需求,那有什么不好呢?


从前有一个人,他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作曲家,可是他大部分时间过得非常悲惨,原因之一就是他总是透支他的收入。那位作曲家叫做莫扎特。连莫扎特都无法摆脱这种愚蠢行为的毒害,我觉得你们更不应该去尝试它。


总的来说,嫉妒、怨憎、仇恨和自怜都是灾难性的思想状态。过度自怜可以让人近乎偏执,偏执是最难逆转的东西之一,你们不要陷入自怜的情绪中。我有个朋友,他随身携带一叠厚厚的卡片,每当有人说了自怜的话,他就会慢慢地、夸张地掏出那一叠卡片,将最上面那张交给说话的人。卡片上写着「你的故事让我很感动,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像你这么倒霉。」


每当你们发现自己产生了自怜的情绪,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由于自己的孩子患上癌症即将死去。你们也要想到,自怜是于事无补的。这样的时候,你们要送给自己一张我朋友的卡片。自怜总是会产生负面影响,它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如果你们能够避开它,你们的优势就远远大于其他人。


你们当然也要在自己的思维习惯中消除自我服务的偏好,别以为对你们有利的就是对整个社会有利的,也别根据这种自我中心的潜意识倾向来为你们愚蠢或邪恶的行为辩解,那是一种可怕的思考方式。你们要让自己摆脱这种心理,因为你们想成为智者而不是傻瓜,想做好人而不是坏蛋。


你们必须在自己的认知行动中,允许别人拥有自我服务的偏好。因为大多数人无法非常成功地清除这种心理,人性就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能容忍别人在行动中表现出自我服务的偏好,那么你们又是傻瓜。


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法律顾问曾经做过《哈佛法学评论》的学生编辑,是个聪明而高尚的人,但我亲眼看到他毁掉了自己的前途。当时那位能干的 CEO 说有位下属做错了事,总顾问说:「我们在法律上没有责任汇报这件事,但我认为那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是我们的道德责任。」


从法律和道德上来讲,总顾问是正确的,但他的方法却是错误的。他建议日理万机的 CEO 去做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而 CEO 总是把这件事一推再推,因为他很忙,完全可以理解,他并不是故意要犯错。


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说服技巧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的那种,他说:「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总顾问应该说:「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会毁掉你的,会让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我的建议能够让你免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种方法会生效的。


你们应该多多诉诸利益,而不是理性,即使是当你们的动机很高尚的时候。


避免变态的激励机制

与仰慕的人一起工作


应该避免的事是受到变态的激励机制的驱动。你们不要处在一个你们表现得越愚蠢或者越糟糕,它就提供越多回报的变态激励系统之中,变态的激励机制具有控制人类行为的强大力量,人们应该避免受它影响。


你们将来会发现,有些律师事务所规定的工作时间特别长,至少有几家现代律师事务所是这样的。如果每年要工作 2400 个小时,我就没法活了,那会给我带来许多问题,我不会接受这种条件。我没有办法对付你们中的某些人将会面对的这种局面,你们将不得不自行摸索如何处理这些重要的问题。


变态的工作关系也是应该避免的,你们要特别避免在你们不崇敬或者不想像他一样的人手下干活,那是很危险的。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权威人物的控制,尤其是那些为我们提供回报的权威人物。


要正确地应对这种危险,必须同时拥有才华和决心。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办法是找出我尊敬的人,然后想办法调到他手下去,但是别批评任何人,这样我通常能够在好领导手下工作。许多律师事务所是允许这么做的,只要你们足够聪明,能做得很得体。


总之,在你们正确地仰慕的人手下工作,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将会更加令人满意。


保持客观习惯

核对检查清单


养成一些让你能保持客观公正的习惯。我们都记得达尔文特别留意相反的证据,尤其是他证伪的是某种他信奉和热爱的理论时。如果你们想要在思考的时候尽量少犯错误,就需要这样的习惯。


人们还需要养成核对检查清单的习惯,核对检查清单能避免很多错误,不仅仅对飞行员来说是如此。你们不应该光是掌握广泛的基础知识,而是应该把它们在头脑中列成一张清单,然后再加以使用。没有其他方法能取得相同的效果。


生活充满竞争

去成为最有能力和

最愿意成为学习的人


另外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将不平等最大化通常能够收到奇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约翰.伍登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例子。伍登曾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篮球教练。他对五个水平较低的球员说:「你们不会得到上场的时间,你们是陪练。」


比赛几乎都是那七个水平较高的球员在打的。这七个水平高的球员学到了更多,别忘了学习机器的重要性 —— 因为他们独享了所有的比赛时间。在他采用非平等主义的方法时,伍登比从前赢得了更多的比赛。


我认为生活就像比赛也充满了竞争,我们要让那些最有能力和最愿意成为学习机器的人发挥最大的作用。如果你们想要获得非常高的成就,你们就必须成为那样的人。你们不希望在 50 个轮流做手术的医生中,抓阄抽一个来给你们的孩子做脑外科手术。


你们不希望你们的飞机是以一种太过平等主义的方式设计出来的。你们也不希望你们的伯克希尔? 哈撒韦采用这样的管理方式。你们想要让最好的球员打很长时间的比赛。


4


要拥有自己真正的能力

而不是鹦鹉学舌的知识


我经常讲一个有关马克斯.普朗克的笑话。


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到德国各地作演讲,每次讲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关于新的量子物理理论的,时间一久,他的司机记住了讲座的内容。司机说:「普朗克教授,我们老这样也挺无聊的,不如这样吧,到慕尼黑让我来讲,你戴着我的司机帽子坐在前排,你说呢?」


普朗克说:「好啊。」于是司机走上讲台,就量子物理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后来有个物理学教授站起来,提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演讲者说:「哇,我真没想到,我会在慕尼黑这么先进的城市,遇到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想请我的司机来回答。」


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表扬主角很机敏。我认为这个世界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普朗克知识,它属于那种真正懂的人。他们付出了努力,他们拥有那种能力。另外一种是司机知识。他们掌握了鹦鹉学舌的技巧;他们可能有漂亮的头发;他们的声音通常很动听;他们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其实他们拥有的是伪装成真实知识的司机知识。我想我刚才实际上描绘了美国所有的政客。如果你们在生活中想努力成为拥有普朗克知识的人,而避免成为拥有司机知识的人,你们将遇到这个问题。到时会有许多巨大的势力与你们作对。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这代人辜负了你们,我们给你们留了个烂摊子。现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机构里面大多数议员是左派的傻瓜和右派的傻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请走的。这就是我这代人为你们做的事情。但是,你们不会喜欢太过简单的任务,对吧?


做你们最感兴趣的事

然后努力配得上它

和你的合伙人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出色,那么你们必须对它有强烈的兴趣。我可以强迫自己把许多事情做得相当好,但我无法将我没有强烈兴趣的事情做得非常出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们也跟我差不多。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要想办法去做那些你们有强烈兴趣的事情。


还有就是,你们一定要非常勤奋才行。我非常喜欢勤奋的人。我这辈子遇到的合伙人都极其勤奋。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和他们合伙,部分原因在于我努力做到配得起他们,部分原因在于我很精明地选择了他们,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运气好。


我早期的生意上曾经有过两位合伙人,他们俩在大萧条期间合资成立了一家建筑设计施工公司,达成了很简单的协议:「如果我们没有完成对客户的承诺,我们俩要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每星期工作 7 天,直到完成为止。」不用说你们也知道啦,这家公司做得很成功。我那两位合伙人广受尊敬。他们这种简单的老派观念几乎肯定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结果。


让打击和麻烦们

成为成长的契机


你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遭到沉重的打击,不公平的打击。有些人能挺过去,有些人不能。我认为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态度能够引导人们作出正确的反应。他认为生活中的每一次不幸,无论多么倒霉,都是一个锻炼的机会。他认为每一次不幸都是吸取教训的良机。


人们不应该在自怜中沉沦,而是应该利用每次打击来提高自我。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影响了最优秀的罗马帝国皇帝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以及随后许多个世纪里许许多多其他的人。


我还有个道理简单地说说。我的爷爷芒格曾是他所在城市唯一的联邦法官。我很崇拜他。他的价值观之一是,节俭是责任的仆人。芒格爷爷担任联邦法官的时候,联邦法官的遗孀是得不到抚恤金的。所以如果他赚了钱不存起来,我奶奶将会变成一个凄凉的寡妇。除此之外,家有余资也能让他更好地服务别人。由于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终生量入为出,给他的遗孀留下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你们很可能会说:「谁会在生活中整天期待麻烦的到来啊?」其实我就是这样的。在这漫长的一生中,我一直都在期待麻烦的到来。现在我已经 84 岁啦。就像爱比克泰德,我也拥有一种蒙受恩宠的生活。我总是期待麻烦的到来,准备好麻烦来临时如何对付它,这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快乐。这根本对我没有任何害处,实际上,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文明的最高境界

是利益各方之间

无缝的信任之网


由于在你们将要从事的行业中有大量的程序和繁文缛节,最后一个我想要告诉你们的道理是,复杂的官僚程序不是文明社会的最好制度。最好的制度是一张无缝的、非官僚的信任之网。没有太多稀奇古怪的程序。


只有一群可靠的人,他们彼此之间有正确的信任。那是玛约医疗中心手术室的运作方式。如果那里的医生像律师那样,设立许多像法律程序那么繁琐的规矩,更多的病人会死于非命。


所以当你们成为律师的时候,永远别忘记,虽然你们在工作中要遵守程序,但你不用总是被程序牵着鼻子走。你们生活在应该追求的是尽可能地培养一张无缝的信任之网。如果你们拟定的婚姻协议书长达 47 页,那么我建议你们这婚还是不结为妙。


好啦,在毕业典礼上(南加州大学)讲这么多已经够啦。我希望这些老人的废话对你们来说是有用的。最后,我想用约翰.班扬的巨作《天路历程》中那位真理剑客年老之后唯一可能说出的话,来结束这次演讲:「我的剑传给能挥舞它的人」。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9】


张维迎

没有思想市场,世界会怎么样?



任何社会变革,都从观念的转变开始。观念是思想市场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市场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思想市场的竞争程度或者自由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更宽松,有时候受限制更多。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有些国家的思想市场竞争性比较强,有些国家比较弱。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竞争性最强的时期是春秋战国。那时候思想比较自由,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流派,最后形成了现在所谓的中华文化。在秦灭六国后,秦始皇觉得儒生老爱发表意见,会威胁到他统治的合法性,就搞“焚书坑儒”,开始了思想禁锢。到了汉代,思想市场慢慢开始恢复,但后来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法定垄断地位。


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看起来不一样,一个坑儒,一个尊儒,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思想市场衰落了。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大小小的王朝走马灯似的,眼花缭乱,这时候思想市场反倒又活跃起来,佛教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兴盛起来的。到北宋时,思想市场也比较活跃,因为开国皇帝立下规矩不杀知识人,犯再大的罪也不杀,所以产生了新儒家,就是以朱熹代表的理学。理学在明朝获得了垄断地位,科举考试全要按照朱熹的注释答卷,持不同观点者就成了异教徒,思想市场又萎缩了。满清以后,从康熙开始一直到乾隆都搞“文字狱”,思想市场变得非常弱小,虽然还有些学者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可能唱反调,但大部分没有好下场。最后到满清末期,社会危机频发,思想市场再度活跃起来,西方的思想也慢慢引入中国。


这是中国思想市场的大体演变历史。


西方从15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最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其实是思想市场的产物。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跟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市场的差异。


简单来说,西方出现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其基本特点是,多中心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并存。相反,中国的思想市场却经常受到太多的约束和干预。


先看看生产思想的环境


16世纪开始的时候,欧洲有5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体相互竞争,这给思想家留出了空间。学者可以自由流动,某个国王不喜欢你,另一个国王可能会保护你。法国的伏尔泰逃难很多年,总有地方可以躲,他的著作也能在法国流传开来。西方世界政体有界,但思想无界,学术界是个统一的市场,思想可以跨越政治边界,学者们都说拉丁语,不管人在哪里都不会影响他们在学术界的声誉。所以思想家不太在乎自己所在的政体,更在乎的是在整体学术市场上的声誉。这种状况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传播思想,有充分的自由,好像也没有语言障碍。


西方的知识生产主要在民间(包括教会办的大学),中国的知识生产主要在官府。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学者大多数都是官员,当然偶尔也有几个官场不得志的或者没考中进士的。西方人生产知识主要是为了知识本身,用知识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中国的官僚生产知识,如果某个观点跟他的官位发生冲突,就只能选择放弃。这带来非常不同的后果。


举例来说,发动宗教改革的马丁· 路德批评天主教会腐败,罗马教皇判他为异教徒,要德国的皇帝执行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之前,皇帝必须把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召集起来,开个听证会。开完听证会后马丁· 路德在回家的路上,被萨克森选帝侯Frederick派来的几个当兵的“劫持”,藏了起来,一藏就是一年多。教皇以为他已经死了,其实他还活着,躲在一个城堡里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等他再露面时,德文版的《圣经》流传开来,宗教改革势成熊熊烈火,任谁也灭不掉了。


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中国有一个学者叫朱之瑜,生于1600年,活了82岁,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学者”。清朝入关时他还忠于明朝,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活动,南明灭亡后先逃到越南,最后到日本并死在那里。他在日本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崇,成了日本大名政府的顾问,著有《朱舜水集》。但是在中国,他的著作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被发现,大家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学者。这还算是好的。朱之瑜算逃出去并活了下来,很多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活不下来。


再看看传播思想的环境


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但有一项研究估计,从1522年到1644年(也就是明朝的后半期)欧洲出版的图书数量是中国的40倍。(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8月20日主编)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在1445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机,50年时间里印刷机在欧洲扩散到250个城市,出版了1500万到2000万册图书。反观中国,毕昇在1045左右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古腾堡早了400年,但是到1800年之前中国书籍出版还是靠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使用,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版在民间,都是私营企业做出版,为了传播知识;而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出版主要由官方控制,出版是传播政令和控制思想的工具。古腾堡是一位企业家,毕昇没有成为企业家。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学者,也写了不少著作,但很少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像元代的农学家王祯于1313年完成了《农书》,到1530年时全中国只留存了一本。明代的科学家徐光启于1627年完成了《农政全书》,却到他死后的1637年才得以出版。明朝末年的宋应星于1637年完成了《天工开物》,该书被誉为17世纪中国的工艺百科全书,但唯一留下来的版本是在日本偶然发现的。


《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共有2万多卷,可是只制作了3套,现在已没有完整的版本。这些科学家写了书,但是没有出版或者没有足够多的版本流传于世,知识怎么传播呢?反观西方,比如法国的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发行量达到25000套,传播效果完全不一样。而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只印刷了7套,其中4套保留在皇宫里。乾隆时期焚烧的书和选编进去的书,在数量上可能差不多,而且编进去的好多书可能被篡改过。


在西方的思想市场上,学者追求新颖,总会有人来挑战现有的理论,包括亚里士多德体系在科学革命以后就被抛弃了。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这跟以前“上帝创造人类”的说法完全不一样,颠覆了原有的思想体系,但能顺利出版并流传开来。而中国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证明原来的理论上,即使后来清朝出现所谓的考证学派反对朱熹,认为朱熹说的东西跟孔子的原意不一样,但他们只是要证明汉代之前的那个版本是对的,而不是去挑战儒家的思想。


计划经济之所以给中国造成灾难,很大的原因也在于当时没有思想市场。我们可以设想,大跃进时有多少人真的认为那是好事情?如果允许表达不同意见,肯定会有人会提出批评,这事儿就搞不起来或者只能在局部搞;但不允许批评的话,往往会在一条路上走到黑。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改变人的观念,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


亚当·斯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之一,因为他改变了人的观念。在亚当·斯密之前,如果说某个人为自己谋利益,这个人就不道德;亚当·斯密则证明,一个人谋自己的利益,也可以给社会带来好处,所以谋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还说自由贸易可以改进双方的利益。这些思想都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由于亚当·斯密的贡献,后来英国才废黜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走向自由市场。在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让中国人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理念,不再相信计划经济、人民公社、铁饭碗和大锅饭,转而相信市场竞争、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


猪是如何被圈起来的?


任何思想都是个体思考的产物,集体不会思考。一种有价值的新思想在出现之初,一定只被少数人接受。如果没人反对,往往说明这套东西不是新的。这是任何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所以,学者必须有独立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对人类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洛克菲勒曾说:“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独立性,他的智慧就会降低。”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一个农民养了一群猪,有一次出门时忘了关圈门,猪都跑了。获得自由的猪必须自己找食,防范人的追捕和其他动物的侵害,所以慢慢变得非常有智慧。村民们想了各种办法抓它们,都没有成功。后来,有个外乡人拉着一马车的木板和粮食路过,村民们问他干什么去,他说我要帮你们把猪圈起来。村民们说算了吧,这些猪现在可聪明了,我们努力很多次都失败了。这个人说让我试一下吧,然后就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外乡人回来了,说他已经把猪都圈起来了。村民们很惊讶,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说:其实也很简单,我一开始在地上放一点粮食,猪很警觉地过来闻闻,看看周围也没有人,经不起诱惑就把粮食吃了,然后就转回树林里去了。到了晚上,我又在原来的地方放了些粮食,但这一次,我同时在旁边竖了一块木板。第二天,猪又来了,窥视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不安全的,又把粮食吃了。就这样,我每天放一点粮食,同时加竖一块木板,猪每天都来享受我提供的美餐。木板慢慢围成了一个圆圈,猪的警惕性反倒越来越小。到最后一块木板准备好了,猪又来吃食,我就把它们圈起来了。


这个故事有两个含义:第一,失去了独立性,动物的智慧、人的智慧都会降低;第二,如果经受不起诱惑,最后就会丧失独立性。这两点对于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说必须牢记。


我相信,中国更长远的未来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中国现在非常需要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术企业家,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他们创造新的理念,新的思想,还需要有冒险精神。如果大家都不愿这么做,那就依然有可能回到历史的反复之中,改革开放只能成为历史长河里令人回味的好年景。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8】


党国英

农业浪漫主义批判




中国农业今后怎么发展?人们提出了大量对应方略,其中不少有浪漫主义性质。浪漫主义主张的特点,是以少量事实取代全部事实;以小群体偏好取代基础群体的偏好;以一地的政策“成功”推测政策的全部有效性;以小道理压住大道理。一些浪漫主义主张经当事人的渲染,很能吸引公众眼球,对舆论发生影响,进而难免对决策者发生影响。本文对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些主张做一简要评论。


悲观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人认为,中国农业竞争力不可能比得上欧美,尤其不可能比得上美国,因此,现实的路径只有两条,要么通过类似多设置非贸易壁垒的办法,尽量不进口农产品;要么敞开市场,让市场确定一个平衡点。前一个办法不可行,后一个办法已经迫不得已在使用。但事实上,中国农业竞争力提高前景远没有那么悲观。只要改革措施跟进,城市化速度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可以保障农产品的充分自给。笔者借一个案例支持这个看法。下面的数据是笔者2014年在江苏射阳调查的结果。


笔者所调查的这个村在2014年实现一定水平的规模经营以后,成本与收益发生了显著变化。笔者把这个模式称作“农场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模式。那里的单位规模经营水平从几百亩到千余亩不等。因为产权方面的问题,这个村不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这个变化,而是用合约责任制的办法将耕地交到比较专业的农户手里实现规模经营。这个村以往的模式是“小农户+社会化服务”,这个旧模式虽然比小农户自己耕作的模式效率高,但与目前的“农场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模式相比,效率要低许多。


中国粮食生产的单位重量成本下降30%左右,并引起价格下降同样的幅度,粮食的进口优势就将不复存在。例如,玉米价格不超过0.7元,就有了竞争优势,而在中国农业规模经营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价格完全可以覆盖玉米市场的全部成本。其他大宗农产品基本也是如此。所以,对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不必悲观。


工业家的农业浪漫主义


最近一些年,企业家喜欢讲设施农业。他们希望农业尽快采用工业化技术,摆脱土壤、气候和人力对农业的影响,实现食物生产的工业化。


如果把设施农业定义为人工控制水温光肥条件的农业,那么,这种农业不会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抛开设施农业可能影响生命机理对自然的精密依存关系不说,单就经济预算来说,这是一种导致高成本的农业发展理念。据笔者调查,目前一亩地上建设较好的温室,资本报酬及折旧成本需要1万元左右,常年的管理成本也达1万元,加上其他投入,近3万元。但是,1亩地的温室蔬菜的年收益在很多北方地区平均获得1万元并不容易。辽宁省这个指标在2009年不过0.5万元。但这个省此后仍然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每年政府投入平均在10亿元左右。如果把广东的蔬菜运输到沈阳,1万斤蔬菜的运费不到5000元,综合成本明显低于在辽宁建设温室。北方某些地区也可看到1亩蔬菜产值达到数万元、投资利润率达到50%以上的情形,但这种情形通常很难长期维持,除非有某种自然垄断因素发生作用。


美国农业高度发达,但在农村地区看到的温室并不多。(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8月20日主编)有温室主要用于花卉栽培。这其实是成本计算使然。为什么中国搞起了那么多设施农业?笔者在某地调研,听到一位从事规模化农业几十年的老板一席话,解开了谜底。他说,中国的设施农业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全部亏损。以笔者判断,除了菌类、花卉栽培、不易运输的蔬菜以及组织培养育种等条件苛刻的特殊农业活动,基本没有必要搞设施农业。政府对设施农业的高额补贴实际上错配了农业资源,降低了中国农业竞争力。


事实上,大田农业是最经济的农业。我们不必给太阳和雨云付费。在不破坏人居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力,是高效农业的基础。通过育种技术、平衡施肥技术、机械替代人工技术,提高自然力利用的效能,是降低农业成本的主要路径。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供应品种比较简单,但价格相对低廉?就是因为一些高成本的农产品在没有政府特殊补贴的情况下价格高昂,一般民众买不起。只要确保大宗农产品安全,老百姓也愿意用它们替代那些价格高昂的所谓美味佳肴。中国农业也必须如此,在大宗农产品(主粮、主菜、牛奶、禽肉)的安全上下功夫,让基本大众吃得廉价、吃得安全。


文化拯救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一种论调近年来甚嚣尘上,说中国农村因城市化变得凋敝了,农村空心化了,农村文化衰败了,乡愁的依凭没有了。此论大谬不然。


悠悠万事,吃饭为最。谁都不能为了自己的乡愁有所寄托,而干预农民的自由选择。农民离开家乡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如果种地不挣钱,农民为什么不能撂荒土地?相反,如果种地能挣钱,能使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年轻人也会去种地。这是笔者在农村调查的基本结论。事实上,承载乡愁的居住形态,在城市也可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的土地规划管理制度有太多的弊端,才压缩了这种可能性。如果留居农村的农民转变为家庭农场主,农村居民点的形态会发生变化,乡村田野会更加美丽,我们将能更多地领略乡村意蕴。


美丽乡村要靠富裕农民来支撑。如果指望农民不动窝留守家乡,过一种“十亩土地半头牛”的苦日子,让你起兴时到农村走一遭,去收获你的乡愁,那不是太残酷了么?留住乡愁绝对必要,但正确的路径是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至于文化传承,也要有一种开放心态。所谓文化,广义地说就是人类行为规则及其艺术化表达。不同的人类群体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并非所有文化都是文明;只有对人类进步发挥积极作用的文化才是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一些文化被淘汰了,另一些文化类型又产生了,我们不必厚此薄彼。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国家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不是文化没有了,更不是文明没有了。现代城市照样承载文化,发育文明。人们如果对哪一种具体的农村文化类型非常珍爱,而那里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富裕意欲放弃它,我看你可以自己掏腰包给农民,让农民挣你的钱,为你守住那种文化。如果你欣赏的那种文化类型适合大众趣味,我相信它也不会消失,人们不必为此焦虑。


不要把传统农村文化想得那么美妙!不用读艰涩的科学论著,单去读几遍《白鹿原》《红楼梦》吧!由此去体会传统农村的伦理关系,我们不再会迷恋它。当下中国,抛弃宗法伦理关系肯定做不到,但要将此发扬光大,绝对是开倒车。农民,特别是农村女青年,用自己的脚丫子做出了选择,城里的学者专家不要想着去阻拦他们。


乡村精英的农业浪漫主义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源。但一些乡村精英的脑袋也不精明。他们喜欢上了农业雇工经营,以为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必由之路。中国很多地方的行政村都设立了公司,有的把原本承包给农民的耕地收归集体统一耕作。于是,村主任变成了总经理,书记变成了董事长。


地方政府大多热衷公司化农业。目前究竟有多少公司型企业涉及到田间生产环节,尚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从进入农业的企业基本都使用合作社的招牌看,数量应该不少。目前中国合作社数量近150万家,其中示范社在10万家左右,而达到示范社标准的多有公司背景。按笔者的调查,公司化不见得比家庭农场有更高的效率。差不多在1000亩以上的公司农业,都会出现土地分包的情形,否则管理成本会非常高昂。反过来说,一个农业生产单位一旦出现土地分包情形,就意味着出现了因规模过大而发生的“不经济”问题。一些公司化农业投资者直接或间接从农民那里以较低的租金率拿到土地,借助政府的财政支农项目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整理,然后再高价出租给实际农业生产者,自己从中净赚一笔。在有的地方,土地的一进一出所产生的差价可以达到3倍以上。这种以套取国家农业补贴为目的的公司不会认真从事农业经营。分包农户因为土地租约期较短,也没有长期经营行为。


因为公司化农业与庄园经济的兴起,中国农业领域的雇工人数出现增长势头。一些地方官员经常说农民获得了多种收入,有工资收入、租金收入、补贴收入,因此以为好事,遂大力推动农业雇工经营。但据笔者在国内外调研、访问,可认定一般农业田间生产如采用雇工生产方式,其效率会很低。欧美家庭农场的劳动力不足时,也会请人参与,但通常会以聘请“合伙人”的方式来操作,而不是按计时工发工资。


依笔者之见,为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促进农村社会转型,应遏制农业公司化、农场庄园化、农民雇工化趋势。政府对相关行为可以不强力禁止,但决不可鼓励,尤其不可将支农资金投到这种趋势的当事人手上。


一概反对村庄成立公司也不对。有的村庄事实上已经不是农业居民点,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变成了工业用地,或者变成了大鱼塘,技术上不可分割,成立公司解决一个分配问题,很有必要。但是,就农业耕作来说,家庭经营足以承载起现代规模化农业,不必成立什么公司。


慈善家的农业浪漫主义


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多年来的一个老话题。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在我们国家,近半农村常住人口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当然不合理。特别是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与发达国家形成显著反差。怎么办?一种看法就是主张全方位的城市反哺农村,让数亿农民就地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实现收入增长。这个主张很有浪漫主义性质。


农民收入低,主要原因是农民的平均有效工作日少。在“小农户+社会化服务”模式下,1户农民种10亩谷物需要的劳动时间平均约为60天左右,且为简单劳动。这个年度工作量约是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量的22%。但目前全国农民的人均农业经营收入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3.3%。要知道,全国平均的劳动复杂程度要比农民高。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是就业充分程度的差异。如果单算一个工作日的报酬,农民的收入并不低于城市居民。这也说明,提高农民收入如果主要靠国民收入再分配,甚至靠慈善救济,并不具有公正性。农民收入增长最终出路是减少农村劳动力,使留在农村的劳动者转变为就业充分的专业农民。


慈善家的农业浪漫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农村女性的关怀。


当今世界,性别不平等仍是一个突出问题。保障女性平等权利不仅是文明推进的需要,也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农业发展领域,针对农村女性的发展举措已经有浪漫主义倾向。多年来,在农村扶贫领域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对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并特别倾向于将农村妇女作为接受贷款的对象。2015年,中国各级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200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但从严格的计量研究看,小额信贷对持续脱贫的效果并不明显。由妇女来签约接受信贷,多少会有利于提高妇女的地位,也多少会避免男子恶习所造成的贷款损失,但总体看作用不会太大。带来一个社会贫困的原因,也是家庭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基本问题不解决,性别权利问题也不会解决,即使有信贷工作者的介入,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权利不平等问题。


解放农村妇女的重要出路是城市化。经验观察表明,女性比之男性更容易获得城市化的利益。在城市,收入的性别差异要小于农村。有资料表明,纽约的女性平均收入要高于男性。有研究文献报道,女性更容易受到传统伦理关系的伤害,而向城市迁徙,增加了女性的自由幸福的获得感。从大的方向看,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女性地位,主要办法是帮助农村就业不充分的女性进入城市谋生,而不是给她们一点小钱,把她们拴住在农村。


“人民公社”的农业浪漫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被取消了,因为那个制度带来了不小的灾难。但是,村一级的“政社合一”在实践中还存在,在观念上更没有没有取消。“政社合一”体制的核心,是集体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用集体收入的一部分满足社区公共服务需求。


笔者在农村调查中,问基层干部“坚持现有农村管理体制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回答很朴实:如果不实行现在这个制度的话,村庄的公共开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还有第一线官员朋友说得也很直白:如果没有集体经济,上级到基层检查工作,可能没有茶喝,因为集体买不起茶叶。村里面干部说,如果没有集体经济,“我们没有工资发,村里面的道路坏了没有钱修”。原来就是一个“办公经费”问题,或是农村公共服务经费问题。


那么进一步看,在农村到底有什么样的钱要花?目前中国农村社区涉及十大“公共事务”,分别是:村容村貌、环境卫生、邻里关系、民俗民风、生产互助、扶贫济困、社会合作、土地整理、产权保护、祖宗祭祀等。这其中,土地整理与产权保护的成本虽然比较高,但却不是经常性的公共事务。农村的其他公共性事务,例如,各种社会性保障,本来由政府提供,小型社区不需要自己负担。


以上那些社区性公共事务果真要花很多钱么?不是!处理这些事务,古代中国都基本是免费的,当代的欧美社会基本也是免费的,因为小型社区的公共服务常由志愿者提供。在欧美国家,某些公共服务的组织责任,会实行轮流坐庄制,坐庄者是不取报酬的。


退一步说,这些社区性公共服务如果不能免费获得,我们又可算一笔账。如果给每个村补贴20万元人民币,形成针对解决农村社区性公共事务支出问题的全国城乡公共财政全覆盖机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全国涉农的村庄是大概超过50万个(不少城中村和城郊村庄已经实现了公共财政全覆盖),实现公共财政全覆盖大概需要1000亿元人民币。


有了这个1000亿元支出,就可以实现“政经分离”改革与更深入的产权改革,从而能更大程度地放活农民经营权。通过深化改革,农业GDP若能增长15%,就意味着多产出9000亿元左右(后文对此有案例分析证明)。这个账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没有1000亿元吗?当然不是。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涉及“三农”的支出近3万亿元。用1000亿元换来9000亿元,这个改革红利可谓巨大。中央最新发布的《关于农村综合改革的实施方案》,肯定了“政经分离”的改革探索。希望这项改革为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提供条件。


土地自由交易论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人主张,农业生产可以完全交由市场支配,政府不必干预农产品市场。具体说,他们不赞成土地用途(分区)规划,也不赞成支持农民合作社的政府政策,认为这些政府规划或政策会妨碍市场竞争。


无可置疑,中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很低,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不利于土地的市场配置。但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对农业的支配作用,不应否认政府或政府所支持的农民合作社对于农业经济的意义。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农业生产在耕作环节存在大量公共性问题,市场失灵难以避免。


土地功能分区制度的内涵之一,是建立农业保护区,即划定一部分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这种做法看起来会限制土地市场,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但却在市场化经济发达国家被较多采用。美国国会1924年通过了“州分区规划实施法”,但没有包含任何政策指南,直接把所有的土地使用的法令性责任交给了市政当局。州级政府则仅仅对市政当局制定分区规划提出原则性要求,或在必要的情形下用财政拨款影响市政当局的分区规划。这个制度对于保护耕地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通常认为新西兰的农业最具有自由放任程度高、政府干预弱的特点,但这个国家仍然针对农地利用出台了大量法规,其中多涉及各类国土保护区的建立与维护。中国农村人口稠密,村庄与农民住房建设很容易蚕食耕地、污染耕地,建立农业保护区更有必要。


农产品生产的“计划性”在欧盟十分明显,只是它完全不同于中国过去的农业“命令经济”。欧盟农业计划的支撑主要是欧盟的农业计划系统以及欧盟的巨型农民合作社。因为这种计划性,欧盟各国多年没有出现农产品过剩危机。类似把牛奶大量倒掉的情形,在欧盟国家早已不见,反倒出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欧盟的农民合作社体量巨大,往往跨国吸收社员,在国际上以跨国公司面貌出现,对农产品生产有很强大的计划安排能力。


家庭农场的规模无论多大,对于农产品的巨大市场来说,还是一个小的经营单位,农场主对市场价格没有影响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农民自己的合作社。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农民合作社可以十分庞大的规模,足以对农产品价格发生影响,对供应做出安排。这种农业组织有了明显的垄断性。从欧盟的经验看,大体量的合作社控制生产计划以后,减少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提高了产品质量,以致欧盟国家多年未出现农产品严重过剩问题。合作社对市场的控制明显利大于弊。


重农学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是一条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的财富创造观。17世纪的重农学派以为只有农业创造财富,而土地与劳动是基本条件。这种前古典主义的、已经不适用当代社会的观点还在中国能觅到踪影,例如,总有人担心劳动力离开农村,担心城市化过程中占用土地。


其实在现代农业经济中,技术与资本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总产出增长数倍,而土地没有增加,农业劳动力更是大幅度减少,这说明,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来自技术与资本。这种结果表现为地租率的下降及土地价格的相对下降。


在土地市场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价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了许多。笔者走访波兰时,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地价情况。1公顷较差农地约4000欧元,合每亩人民币2700元;而较好的农地则合每亩人民币1.4万元。农村地区由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也不贵,算下来每亩约13万元左右。


在人口密度高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我们想象中,日本人多地少,一定是地价高昂。其实不然。东京郊区1亩农地可卖到40万元人民币,考虑到日本农产品价格极其高昂,这个地价也不过是高昂地租的10倍左右,大体与国际价格相当。在北海道,一般的农地每亩合人民币约3000元,而牧业用地甚至可以无偿使用。


农业轮作及土地休耕有利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所以,农地数量多是一件好事。但是,农业经济成长的根本出路,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因此,我们不必哀叹什么“空心村”越来越多,不必欢呼地租率与地价的提高。


原教旨有机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发展有机农业在中国呼声很高。很多研究者、媒体领袖、文化名人都为有机农业站台呐喊。有机农业的话题有时候甚至成为一个最高道德话题,如果谁有异议,就会被冠以人类公敌帽子的风险。这里且不论这种观点背后的利益集团背景,单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观点其实相当浪漫。


有机农业在欧盟发达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种植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10%。按照大行业分类,美国有机食品的销售额目前为350亿美元,但2014年美国农业与食品行业的GDP为8350亿美元,前者为后者的4.2%。若统一为GDP指标,这个数值还会更小。所以,有机农业并不是美国农业的主流。这不是说美国不重视农产品质量与安全。事实上,美国有一系列的关于普通农产品安全的法律规定。


中国有不少人对转基因技术有很多误解,一些流传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美国在大宗农产品生产领域广泛使用转基因技术,只是对这种技术的应用有严格的规定,并要求使用了这种技术的农产品不能标注为有机农产品。美国对有机农产品生产的要求是,生产过程中不使用转基因生物或离子放射,也不曾使用违禁杀虫剂、人工化肥或污水物,不得给牲畜使用抗生素或生长激素。这种规定势必使有机农产品的成本十分高昂,因此市场价格不菲。与大宗农产品相比,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占有量自然很低。


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的使用极大降低了农产品的成本。美国转基因大豆每公顷产量能达到20吨以上,为中国东北地区平均单产的5倍左右,产出效率十分惊人。美国有机农产品的比例很低,如果只吃有机农产品,美国人恐怕只能饿死。事实上,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仅为12.6%,为世界最低,其原因就在于食品价格低廉。这种消费结构致使美国人敢于消费,敢于将储蓄率降低到4%以下。同时,美国人因为不愁吃穿,加上住房价格相对低廉,职业选择敢于由兴趣主导,自然有利于提高社会创新能力。


关于化肥、农药及转基因技术的使用,笔者以为,中国官方已经出台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其内容这里不再转述。今后的政策调整重点,应是在保障大宗农产品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度采用先进技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经济部门转移,降低中国农产品成本,让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逐步下跌,以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性方向。至于食品风味等要求让有机农产品生产去解决。千万不要让有机农业绑架了普通中国人的饭碗。通过这个改革路径,有可能把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35%以上逐步降低到20%左右。这是人民富裕、国家强大的的基本标志。


零增长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中国粮食吃不完、房子卖不动、每年销售新车2000万辆,其他各种耐用消费品也高度普及,好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这种背景下,有人对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趋势提出疑虑。要那么高的农业效率干什么?提高农业竞争力有何意义?每一户农民种几亩地,大家相聚而居,领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乐趣,岂不快哉!这种农业虽然效率低,但只要保持一个低度的城市化水平,且城市生活尽求简朴,人们独享花落山空,不求绿肥红瘦,农业低效也就不是问题了。还有人忧心“空心村”的出现,主张不能动摇农民的村落聚集形态,甚至赞美旧时代的农村“乡绅治理”。持这种理念的人多不赞成城市化,不赞成农业规模经营。这其实是一种“零增长理论”的翻版,也属浪漫主义农业观。


“吃饭一斤粮,睡觉一张床”是前工业化的消费理念,如果坚守这种陈旧理念,工业革命就不需要了,经济增长也基本不需要了。这种理念基本上建立在对历史错误的理解上。


人要靠手脚之力谋得温饱,殊非易事。历史上,人类曾长期跟随在猛兽后头啃它们吃剩下的猎物骨头,不小心自己做了猛兽猎物也是常事。人吃人的现象也常常被考古所证实。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使得人们有了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多数人的贫穷仍是常态。依靠传统农业耕作方法,一个“五口百亩之家”所使用的土地资源方可以有一个衣食尚足的生活水平,而种好这些土地,不违农时,生产出粮食、棉花、桑果,那是十分艰辛的事情。多数农户达不到这个水平。男耕女织的曼妙,是文人想象出来的。因资源高度紧张,又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支撑交换体系生成,人们的平等意识是不会有的,穷人对富人,特别是对所谓乡绅,普遍处于依附状态,社会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十分模糊,穷人无隐私,也无自由空间。


只有当代物质文明才有可能改变穷人对“乡绅”依附的命运。以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为基础的大规模社会分工的出现,是一次对人的重大解放。人们的交际需求不再和物质利益的满足直接捆绑在一起,使人们有了对交际的自由选择权。由这里开始了私权与公权的分离。私权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与性情关联。公权可能只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只有对公共事务有偏好的人们会更多地进入公共领域。有了这样一个公私两域的分离,穷人至多在公共领域服从可能由富人主导下建立的公共规则。如果在公共领域建立竞争性机制,公共规则也就可能避免剥夺性质。公权行使中的自由,可能只体现于对公权代表(政务官员)的选择,而公共决策一旦形成,少数派也不得不执行。但少数派的权利牺牲仅仅限于某些公共领域,他们的物质利益需求仍在私权范围里,其基本自由不受影响。这样一个社会大抵是和谐的。这便是所有人可以享受的有规则的自由。所谓人的解放,不过如此。


所谓村庄的“温馨、和谐”,是任何熟人社会都可能有的特征。人本化的城市照样可以有熟人社会,而且,熟人社会在城市会出现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了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也不会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空间。熟人社会一旦与基本生存资料的分配切割开来,其维系会依靠其他几种基本要素,如家族关系、共同兴趣、同学关系以及邻里关系等,由此变得相对简单。这是广大农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女青年,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的秘密所在。


诚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新兴城区,由于土地规划的错误,造成城市的熟人社会难以形成,形成极不合理的居住形态,但这不是城市化的错,而是城市规划管理制度的错。


中国农民要改变命运,必须抛弃“零增长”理念,支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并推动城乡消费的继续扩大。庞大的以耐用消费品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形成以后,必须辅之以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其要点,一是扩大居住消费(不是高价买房)与出行消费,释放居民对保护隐私与增进自由需求。对独栋房屋的需求、去中心化的居住点选择倾向、对轿车的需求,都是需要鼓励的消费意愿。为此要大力发展以独栋房屋为主的住宅区,鼓励购买家庭轿车。二是放手发育城市型熟人社会,形成攀比型消费模式。现代社会的消费支出中攀比型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若反对这个,经济增长就没有了动力。要降低多层共用楼房在房屋中的比例,大力提高独栋房屋的比例。


欧美国家在自己的经济成长历程中没有掉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城市化规律,开辟了攀比型消费空间,并有财产权制度给予支撑。


从表2可以看出,美国家庭支出结构中,住房(包括房租或住房维护装修等,不是买房支出)竟占到支出总额的30%以上。如果没有财产权保障,没有高品质的居住条件,没有住房的可维护性,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居民能年复一年地将30%的收入花在住房上。中国人购买单元楼房是一次性投资,此后很少发生住房维护支出,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社区公共品”垮塌或拆除。同样地,没有人本城市化的演化路径,也很难想象能产生17%的出行支出。高度城市化带来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使农产品成本得以降低,使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能够降低到12.6%。这种支出结构是美国保持消费力与经济活力的基础,也是美国做世界老大的重要基础。如果美国人听从几十年前兴起的“零增长经济理论”,以国家干预来束缚美国人的消费,很难想象美国能发展到这个程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必须坚定地推进城市化,大幅度减少农村人口,让中国大部分家庭拥有“接地气”的住房财产,并以廉价食品鼓舞消费信心。



王江雨:岁月静好,民怨积聚:寻找方向感的转型中国


互联网上的中国与脚踏实地行走时观察到的中国,表面看起来往往是两个世界。网上的中国几乎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让人感到民怨沸腾的事件:地沟油、毒奶粉、欺凌弱小的城管、助纣为虐的警察、贪赃枉法的法官、勾结商人大肆贪污受贿的高官大员、遍及全中国的看病难、上学难和高房价负担,到最近则是几乎所有有幼儿家庭都可能受害的问题疫苗事件,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社会矛盾加深,问题急剧恶化,几乎国无宁日。但当一个外来的旅行者真正行走在中国的时候,他会看到处处的岁月静好:大街上秩序井然、杂而不乱,餐馆里客官满座、觥筹交错,商场里物资丰富,菜市场人声鼎沸,休闲场所游人如织,城市越来越干净,乡村也越来越美丽,人民的神情气质也越来越从容淡定,再也不是某些评论者所云的“满脸苦大仇深”。


毋庸置疑,这两者都是“真实中国”的不同层面。中国极大而极复杂,几乎每一种理论、每一种看法都能找到逻辑自洽的解释视角,而中国在世界历史地理时空中巨大而恒久的存在,使得来自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各种传统、思潮、制度、力量,都能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光谱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


如此内部差异极大、对外形象多面的复杂中国,要维持自身的统一、稳定和运转,需要一种“简约治理”的模式。这种模式之下,中央层面提供国家总体发展的方向感、制度环境的大框架和国民权利保护的基本准则,同时承认地方的差异,由各地因地制宜,在不违背国家政治大原则和不妨害其他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自主发展。而本末倒置的治理方式则是中央提不出国家发展的方向感,却一刀切地制定方针政策,事无巨细地干预,而地方则出于政治上的敬畏和资源上的困乏等原因,凡事消极等待,坐等指示,被动执行,甚至是懒政怠工,以不犯错误为优先考量,但在某些情况下为“唯上”又不惜竭泽而渔,侵害民权,盘剥民脂民膏。这两种做法“相向而行”,会导致国家的发展失去活力,最终出现“治理失效”。


当代中国面临的某些严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本末倒置的治理模式所产生的,而这方面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各阶层普遍感觉到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了方向感。当代中国向何处去?自改革开放始,邓小平引导中国走向了发展经济学所谓的“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developmentalism),这是东亚包括韩国、台湾以及新加坡在内的各经济体的共享模式,因此也被称为“东亚模式”(EastAsiaModel),其特点是都有一个强势和精明的领导人,以经济增长为国家发展和个人执政的目标,在一个奉行同样理念的技术精英集团的辅佐下,积极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和市场化手段实现发展目标。东亚的李光耀、蒋经国、朴正熙都被认为是这样的领导人。中国在文革以后所走的发展道路,虽然充满中国特色,但仍然不脱“东亚模式”的底色。


“东亚模式”本身并不缺乏方向感。这是因为全社会对两个问题有共识。第一,这种模式纵然有运用产业政策这样的非市场手段,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而不是单纯为了扩张国有经济和排挤私营经济。因此,国家会在恰当的时候撤除对国有或者国家所扶持的企业的优待和支持,以期为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二,即使是领导阶层自己也会不自觉地承认,威权发展模式具有过渡和转型性质,是一种阶段性的模式,国家在这个阶段主导分配资源并收紧国民的权利空间,其目的是集中资源创造社会转型和进步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而不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全面垄断。为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会主动或被动地让渡资源和空间给社会,并日渐强化对公民的权利保护,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空间。在这个发展阶段,虽然仍有着种种官民摩擦,有时候甚至不乏局部的流血事件,但各阶层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有大体上的默契。


韩国的民主转型可谓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东亚模式演变范例。韩国在朴正熙时期走上威权发展道路,以军事独裁为依托,强力推行产业政策和高度干预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韩国的经济现代化,也建立了政府、银行和财阀三结合的韩国式政经体制。但如学者NguyenThiThanhHuyen所指出的,韩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动员”,引发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改变:在前者体现为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在后者体现为平等、温和、参与、协商和妥协等有利于民主建设的社会心态的形成。在这些改变的驱动之下,韩国终于在1987年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普选,卢泰愚成为首位民选总统。毋庸讳言,中国台湾也大体走过了同样的民主化路径,虽然台湾的民主在后来由于独特的“蓝绿之争”颇为异化。


相当长时期以来,韩国发展的方向被视为东亚模式的最为可能的结局,这反过来又为东亚模式提供了正当性。更重要的是,它也为采取东亚模式的社会展示了国家发展的普世性方向。但并不是所有的东亚模式国家都在走上这条道路。中国借助东亚模式取得了经济大发展,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表现为中产阶级人数的大量增加,但目前的政治文化似乎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下走向保守和僵化,政治权力日渐扩张,公民社会受到挤压,韩国式的转型前景看起来颇为暗淡。


离开东亚模式的民主转型归宿,中国有没有可能自出机杼,发展出一个中国独有的模式?中共“十九大”所设计的治理体制模式,其逻辑指向更像是镜鉴中国历史传统上的“开明君权”体制,如本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其基本理念是党国一体、思想统一、清正廉洁、以法治国、民生为本、保护环境、富国强兵。(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主席2018年8月14日编辑)用稍微直白的话来说,就是要确保党的铁桶江山,意识形态独尊,大家应该共同追求富国强兵,也少不了你的安居乐业,但不要胡说八道、挑战权威,莫谓言之不预也。”


平心而论,这种模式如果真能成功建立和维持,未必不能为人民所接受。但这个模式之成功,有赖于一个极其难以持续存在的要素,即一个始终强有力且头脑清醒的领袖,以自身的能力和魅力维持模式的存在。这样的领袖本身产生就很难,居至尊之位后在万众拥戴之下,坚守初心保持自身的头脑清明更难。如果没有分权制衡和制度约束,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这点。这里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强力领袖的存在是建立模式的必要条件,领袖体制天然地厌恶对权力的制衡和约束;但另一方面,缺乏对领袖的制衡也正是这种模式难以持续的原因。强大而英明的领袖的存在能一时为人民提供国家发展的方向感,但人民如果感到领袖不再具备这些素质,那么执政集团的民意基础就会迅速丧失。在信息传播手段日益多元和迅捷的当今时代,对领袖能力的伪装也难以奏效,会很快被看穿。


此外,这个模式还有一个天然弊端,即对危机的回应高度依赖领袖的第一反应,因为领袖既是体制的“第一推动力”,也是体制运行的日常动力。尤其是对于那些涉及到体制安危和社会稳定的危机,不管其如何来势汹汹,如果没有领袖“指示”,各级官员宁可做鸵鸟,或者极力掩盖矛盾。


作为东亚模式中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今的发展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因为它已经基本到了威权发展模式的极限,进入转型期在所难免。在这个时候,它所面对的问题,包括种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其产生的土壤是已经具备基本财力、对更美好的生活有期待、且更希望参与主宰自己命运的人民整体。这些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地通过“发展”来解决,更不可能通过压制意见、消灭不同声音的手段来使其销声匿迹。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包括官僚阶层——的活力,与体制所能提供的国家发展方向感,是一种高度正向相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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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7】


周鸿祎

能赚钱和想赚钱,是两回事




一、商业模式需要不断试错和积累


1.想不清商业模式,就不要想了


你们做公司的时候,是不是每天都感到很迷惑,每天都在想我做得对不对、做得行不行?告诉你们,我每天也这么困惑。


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当年是如何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如何创造模式,并坚定地把它推动下来,然后成功了,这都是鬼话。


当你把一个商业模式往后探索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不是你的产品、你的策划在教育用户,而是用户在引导着你往前发展。


因此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用户基数,你的模式压根儿就不成立。


在早期阶段,如果有人问你的模式是什么。想得清很好,想不清就不要想了。还有人想得清,但可能想错了。


商业模式就像金字塔。你的底层基础打得越扎实,你上面就越挣钱。


你要时刻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打通了用户的痛点?


我是不是真的让用户离不开我?


我是不是真的把产品体验做得很好?


我是不是真的快速圈到了很多用户?


你每往前走一步,每上一个台阶,每当你拥有更多的资源和用户之后,你就会看到更多的机会。实际上一个商业模式,就是这样不断尝试、不断调整出来的。


一个商业模式即使成功了,它也不是孤立不变的,它需要不断去发展。


我最佩服的就是微信红包。微信的好多功能,如果让我来操刀,我认为我也能想清楚,但微信红包我肯定想不出来。


后来有一个人给我一个解释,我突然就明白了。南方企业有过年发红包的习惯,北方企业没有这个习惯。这真的是一个文化,这不是表面学得来的,它是深入骨髓的。


所以我反复提倡用户至上,时刻盘问自己,究竟还能不能给用户创造价值?


商业模式不是我们在屋里坐而论道论出来的,也不是找一帮专家规划出来的,特别是在互联网领域里,还有很多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越是这样,商业模式就越需要不断试错、不断积累、不断调整。


2.脱离用户谈商业模式,不是耍VC就是耍自己


很多创业者在做一个事之前,大家总要讨论一下模式。等所有人都看清这个模式了,大小巨头们早就一窝蜂地冲进来了。


无论最后做到多么大的一个商业模式,它的起点一定来自于你发现了用户有一个痛点,一种没有被发现或者被发现了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因此我觉得,如果脱离了用户谈商业模式,不是耍VC就是耍自己,最终也是耍自己。任何模式都源自于对用户的理解,对用户需求和痛点的理解。


当然有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需求,但它并不是刚需,也没有很高频次。这种模式就不能成立,就没有商业价值。就像当年O2O上门开锁,普通人一年能有几次?如果一年5、6次,那就是你人有问题了。


二、为什么商业模式不是盈利模式?


实际上商业模式不是盈利模式,它至少包含了四个方面:产品模式、用户模式、推广模式,最后才是盈利模式。


商业模式是你能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给什么样的用户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在创造用户价值的过程中,用什么样的方法获得商业价值。


下面我们来具体讲讲商业模式所包含的这四个方面:


商业模式之一:产品模式


产品模式,也就是你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每个公司的存在,一定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没有解决之前给用户、市场带来一些痛,这个痛可能是很贵、可能是很不方便。


我认为真正能在互联网里做大的公司,都是产品驱动型的公司。所有的商业模式都要建立在产品模式的基础之上,没有了对产品和用户的思考,公司是不可能做大的,这样的公司注定也走不了多远。


所以,创业者在回答商业模式的时候,首先要从产品模式上去思考问题:


你提供的产品是什么?


能为用户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你的产品解决了哪一类用户的什么问题?


你的产品能不能把贵的变成便宜的,甚至是免费的?


能不能把复杂的变成简单的?


总的来说,产品就像每个企业的DNA一样,DNA一旦对了,团队弱点不就成长慢点嘛,最终也能成长起来。你今天融不到钱,总会有人给你钱的,这都是时间的问题。但如果你的DNA不对,那就很危险了。因为我觉得产品决定了一个公司的合法性。


商业模式之二:用户模式


用户模式,就是你一定要找到对你的产品需求最强烈的目标用户。


如果你说自己的产品是普世的产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产品,这就说明你没有认真思考过。


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大的电信公司为什么改进不了服务呢?


因为电信公司老大的手机都是手下人给配的,也从来不担忧交手机费的问题,永远体验不到用套餐的那些人的痛苦,也不知道怎么交手机费更方便,所以根本不会想到去改进。


我自己在公司里也是体会不了一个用户的感受,我在一个技术公司,电脑里的软件都是准备好了的,所以说那个环境不真实。因此我一出差或者开会,碰到别人拿电脑,我就一定在别人电脑里装360。


每次装完一台电脑,大概都会记满满一张纸,然后回去开会,跟我的员工谈。


当然我没空整天给人装电脑,所以我锻炼了一种技能,就是每当我去用软件、看软件的时候,不自觉的人格就发生变化了,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懂,对机器很没有耐心的人,很多产品到我这儿三天两天就死机了。


技术人员和我说:周总你怎么能这么用呢?我说用户就这么用的,以前还有用户把CD的托盘当茶托呢。


当然,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虽然不能不听用户的,也不能全听用户的。


每个企业都有一些粉丝用户,这些粉丝用户忠实于你的产品,热爱你的企业,天天在论坛上跟你提应该做这个、做那个,这时候你还是要想清楚为绝大多数用户找共性需求,要听用户的但要加一层过滤。


商业模式之三:推广模式


推广模式,就是你找到怎样的方式能够到达你的目标用户群。


在中国永远不要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即使产品做得再好,如果只靠自然的口碑,只要还没接触到大多数目标用户,就有可能先被互联网巨头盯上。人家一模仿一捆绑,你多年的心血就算白费了。


然而,很多人一提到推广就想到要花钱,但花很多钱的推广未必是好的做法。如果你的产品好,但就是没有钱去推广,这个时候你可能反而会逼着自己想出很多方法,实际上很多公司在推广模式上的创新都是被逼出来的。


反观一旦有了融资,公司往往会直接砸钱做推广,这个时候哪怕是随便找一个人来做市场总监,只要给他足够多的钱,他也能想到拿钱去刷地铁、刷公交、刷路牌广告,也能在市场上砸出几个泡出来。


但我认为这不叫推广模式,真正的推广模式是要根据你的用户群,根据你的产品,去设计相应的推广方法。


砸钱式推广往往会给人造成错误的判断,让人产生错觉,以为“一推就灵”,从而不再研究用户需求,不再重视产品的体验,其实这是最危险的。


判断是不是真正的推广,最简单的标准是把推广资源一撤,不再砸钱,看产品的用户量是不是往下掉。如果用户量一下子掉下来了,这说明推广无效,产品肯定存在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不立即对产品进行调整,你和团队将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真正的推广是对产品的不断完善和提升。在推广的过程中,你要研究市场,和目标用户打交道,了解用户真正的需求,了解用户使用产品时遇到的困惑和问题,然后再反馈到产品上进行改进,由此不断帮助产品调整和完善。


这样,即使推广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但是通过推广,你发现了产品的问题,你了解到真正的用户需求,你发现了新的用户群,这些收获远比单纯的产品安装量要有价值得多。


商业模式之四:盈利模式


其实,商业计划书里的盈利模式基本是不靠谱的,如果一个创业公司真正能做起来,最后你会发现公司的盈利模式往往与之前商业计划书的设计大相径庭。


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盈利模式往往需要不断调整,有时候真的也是依靠运气。


比如,Google 的两个天才创始人做搜索引擎,好几年找不到赚钱的方法,只能是给雅虎这类的门户网站提供搜索技术服务来赚点糊口的钱。


这个时候,天上掉下来Overture 这个大馅饼。Overture 是什么?它是搜索引擎付费点击模式的鼻祖,Overture 专门为广告客户提供付费点击服务。如果把Google 看作是媒体,那么 Overture 就是精细化广告代理公司。


随后,雅虎收购了Overture,整合入雅虎搜索中,Google 的 AdWords借鉴了Overture 的付费点击模式,形成了搜索引擎的商业模式。


提起 Overture,我有时候就会想,全世界所有的搜索引擎都使用它创造的付费点击广告模式,但 Overture 自己却无法成长为规模性的公司,最后落入被收购的命运。


后来我总结原因,虽然Overture 创造的付费点击模式,确实为广告客户创造了商业价值,但作为寄生于搜索引擎的企业,Overture 却并没有为用户创造价值。反而是 Google 将搜索引擎的用户价值和 Overture 的付费点击模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所以,在互联网里,志向远大的创业者,他一定得知道商业模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对模式产生困惑,是因为我们其实想不清他们怎么赚钱,想不清这个模式还能不能扩大。有一些东西,在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想不清楚的。


如果你刚生一个孩子,我就问你这孩子长大有什么用,你肯定回答不出来。但你一定知道他长大是有价值的。


只有你解决问题了,产品迅速铺开了,在用户基础之上再来谈商业模式才是更合理的。有用户基础的产品想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如果根本没有用户基础,却要做一系列增值服务,这不就是地基都没有打牢就在那建二楼、三楼吗?


而且,等你的产品被相当的认可之后,再来探索它的收入模式,一定会有很多善于挣钱和营销的人到你公司来。


商业模式之五:免费模式


当你理解了商业模式以后,你就可能比较好理解我之前说的免费是商业模式而非盈利模式。


过去商人的本质就是低买高卖,而互联网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于你花了很多钱提供了一种免费的商业模式,免费给很多人用,最后你还能因此获得巨额的财富。


你挣到钱的同时,又可以不伤害客户。这种模式在传统的商业世界中是无法解释的。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复合的模式,包括公司做什么产品、定位什么样的用户、用什么市场推广的手法,而盈利模式只是它其中的一个环节。


但当你展开免费模式的时候,你应该回答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你究竟拿什么免费?


这个东西会不会成为一个基础服务?


通过免费能不能得到用户?


在拿到用户和免费的基础上,有没有机会做出新的增值服务?


增值服务的用户愿意付费吗?


如果你能回答清楚这些问题,免费就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当然你也不要因为只是盈利模式暂时不清晰,就去否定它整个的商业模式。


传统行业可以在一个小地域划分出一块市场,再把它守住。但互联网从一个网站到另一个网站,只需鼠标一点。所以如果在互联网上不成规模,想守住一小块市场份额根本不可能,要么大成,要么死掉。


所以互联网上有一个现象:很多企业盈利模式特别明确,却由于过早挣钱,反而不能做大。比如像马化腾,当初也没想清楚商业模式,当他拥有了几亿用户以后,很多东西就豁然开朗了。


在免费模式的推动过程中,难免会有所误伤,触动一些传统的利益。但在碰撞的过程中,你慢慢会明白什么模式应该全免费,什么模式应该半免费,什么模式其实没有必要免费。


三、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是试出来的


美国作家埃里克·莱斯曾在《精益创业》一书中分享了他的观点:用最简单的方法创新,用成本最低的方法创新。


这种观点和我关于微创新的看法如出一辙。我向来认为对商业模式的探索,应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先做一点小尝试,如果行不通就赶紧改,如果切实可行便可逐渐加大筹码。


1.拉斯韦加斯酒店:微小细节创造大量回头客


在美国拉斯韦加斯的一家酒店,当顾客结完账离开时,门童会顺手递给顾客两瓶冰冻的矿泉水。


对于酒店来说,这两瓶水的成本实属九牛一毛,却能给用户带来极佳的体验感——从这家酒店开车到最近的机场大概需要40分钟,中间几乎没有加油站和休息区,这就意味着沿途无法取得补给。


要知道,拉斯韦加斯靠近沙漠,夏季经常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顾客在前往机场的车程中无疑需要补充水分,此时这两瓶水正好派上用场。


请注意一个细节:


酒店送出这两瓶水的时间是顾客结账之后,严格意义上说,这两瓶水属于酒店的馈赠。设想一下,如果顾客下回再来“赌城”,会选择哪家酒店下榻?


鉴于行业的特殊性,无论是服务还是产品,一家酒店都很难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同业竞争极为激烈。


拉斯韦加斯的这家酒店仅为三星级,在酒店林立的“赌城”并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然而该酒店却从“送水”这个细节入手,为客户营造出一种温馨、周到的感受,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回头客。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微创新。


很多人习惯将“微创新”和“颠覆式创新”对立看待,认为前者就是小打小闹,而后者就要敲锣打鼓。


在我看来,二者其实是一回事。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颠覆式创新一开始都是微创新,都是从一个微乎其微的点入手。


2.佳能台式复印机的突围


世界上最早的复印机是美国施乐公司发明的,这一时期的复印机是典型的面向企业的产品,体型巨大,设置在专门的房间由专人维护。


后来,佳能公司缩小了复印机的体积,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台式复印机。


和大型复印机相比,佳能的台式复印机有着无数的缺点,比如复印不清、浪费纸张等,但其做到了一点——将复印简单化,从面向企业的产品走向了面向普通用户的市场,这就是微创新的价值所在。


微创新往往很难让大公司察觉到威胁,这也给了佳能公司完善产品的机会,台式复印机开始一步步蚕食大型复印机的市场。


现在,施乐的这种大型复印机已经演变成快速印刷中心,而小批量的复印已经成为台式复印机的专属舞台。


我们鼓励创新和探索,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特别是对很多创业公司和产品经理来讲,他们怀揣巨大的理想,却不具备一夜之间颠覆世界的资源。


所以,不妨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不断地去做微小的改进,可能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明显效果,但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最后就有可能改天换地。


需要强调的是,微创新不是“山寨”也不是“抄袭”,实际上很多被认为极具创新力的产品,都是通过持续的微创新才变成最终大家看到的样子。


3.乔布斯的伟大之处:将用户体验做到极致


我一直毫不掩饰自己对乔布斯的崇拜和敬仰,他凭一己之力,彻底改变了手机市场的整体格局,在业界留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但无论是早期的iPod(苹果的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还是后来的iPhone,这些产品都不是苹果公司的全新发明,而是一次又一次微创新的成果。


iPod是苹果公司在老式MP3基础上进行微创新的产物,乔布斯创造性地为MP3提供了能装进1000首歌的内存,让iPod用起来比其他MP3产品更舒服、音质更好,这就是用户体验的创新。


iPhone也是如此,苹果公司并不是第一家在智能手机上装App的公司,但是苹果手机的系统最流畅、外观最好看,这些都是一次又一次微创新的结果。


乔布斯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发明创造了多少新技术,而在于他能够通过对已有技术的巧妙融合改进,将用户体验做到极致。


事实上,所有伟大的创新性产品都是从微创新踏上征程,为用户提供一种更方便、更简单的体验。由于切入点十分微小,巨头起初并不在意,以至最后被一点一点地蚕食。


这么多年来,所谓的商业模式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过于追求把自己的商业模式说得很清楚。实际上,能说清楚的商业模式,基本上都是“马后炮式”的总结。


无论何种商业模式,它的起点一定来自用户的痛点,是一种未被发现或满足的需求。简单来说,任何商业模式都源自企业对用户需求和痛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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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6】


陈嘉映

何为良好生活



  

“良好生活”不是个僻奥的术语,是个普通词组。在伦理学传统中,它有点儿来历,来自希腊词eudaimonia。英语常把它译作happiness,中文再转译为快乐或幸福。Eudaimonia译作happiness,比较讲究的思想家更愿把它译作well-being。

  

快乐天然是好事,不过,过得快乐不一定就过上了良好生活。《西游记》里谁最快乐?好像是猪八戒最快乐。 《石头记》里谁最快乐?想来想去,也许是薛蟠。回到现实生活,一个小官僚,性格挺开朗,人缘挺好,能哄住上司,也能应付同事下属,做点儿公务,然后吃点儿喝点儿玩点儿拿点儿贪点儿。他过得挺快乐,却不算良好。听说,雷政富就蛮快乐,当然,他被抓起来了,不快乐了。

  

反过来,顾准、遇罗克,为真理为正义事业奋斗,却很难说他过得快乐。耶稣快乐吗?《复活》里的聂赫留道夫,忏悔之前过得挺快活的,后来跟着马斯洛娃去流放,不那么快活了。但也许那时他才过上良好生活。

  

Happiness有时译作快乐有时译作幸福,但这两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快乐多用在情绪层面上,情绪飘忽不定,此一刻你快乐,下一刻不快乐,再下一刻又快乐了。而且,当我们祝一个朋友快乐时,的确不止是祝他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情,还希望他拥有一份和他所处的环境、情境相配合的快乐,而不是那份被隔离出来的、简单心情上的快乐。

  

跟快乐相比,幸福得有那么一份稳定长久。有人只图一时快乐,但好像没有只图一时幸福的说法。幸福的最高境界好像是白头偕老,那是一年复一年的绵长生活。

 

除了长久,或者说,跟长久连在一起,幸福似乎还有某种伦理评价。居有所安,衣食不愁,身体健康,父母慈爱,夫妻和睦,子女出息,这可说是幸福的指标,或“外在幸福”。幸福还有内在的一面:老夫老妻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不只在衣食不愁子女孝顺,也在他们禀性良善。幸福不只是“主观体验”,也不仅是各种幸福指数的集合,幸福靠人性中的美好来滋养。幸福的童年透着天真无邪,幸福的老年连着善良宽厚。我们有理由怀疑,卑劣的人能否感到幸福,或反过来说,无论卑劣之人感到什么,我们都不把它称作幸福感。没被抓起来的雷政富们快乐去吧,但我们不大愿意说他们幸福。


  

良好生活更多从内在方面着眼,幸福更多从外在方面着眼。良好生活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这些更积极的内容相连。正如尼采早就洞知,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因此包含我们曾经谈到过的phronesis,实践活动中的明见。幸福跟什么年龄连着?跟白头偕老连着,跟童年连着,歌里唱到幸福的童年,但愿我们的孩子都有幸福的童年,哪怕他们的前景有点儿不妙。是啊,一旦公主王子过上了幸福生活,故事就结束了。成年男人当然有的衣食不愁有的缺衣少食,有的夫妻和睦有的家有悍妇,但在壮年身上,夺目的总是品性与识度,其他不足深论。相比之下,少年还未形成稳定的品性,老人身上,品性已经沉潜,我们也不再期待他大展宏图,于是,幸福不幸福就成了首要问题。

  

良好生活首先从品性、识见、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作为当然包括建功立业,但德修有进也是作为,依立功立言立德的古议,德修有进是优异作为中最优异者。所有这些,都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成功让优秀人物变得更加坚毅、从容、大度,而那些靠在浊世钻营得了官位得了钱财的竖子,得意张狂,变得更加浅薄低俗。

  

但在我们这个污浊的社会,谁能靠品格而不靠钻营取巧有所成就?古人说: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 我们今天的社会乌烟瘴气,怨不得大家要批评指责。但不要一味批评指责,更不要埋怨,尤须警惕因此习惯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是有人应许过而你年幼无知相信了,你长这么大了还继续相信就是你自己的不是了。我不敢引用狄更斯的那句名言,说什么我们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只敢说,不管好坏,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我认识不少真心诚意做事的人,多数做出了成绩,得到了一些回报。甚至,即使你做的事情是权力忌恨的,你固然会遭遇很多艰险,但多半会得到另类的回报。

  

我当然不是说,积德行善必会赚来各种幸福指数。在须摩提里也许有不移的果报,而我们的娑婆世界里,到处有偶然性,也难免明显的不公和悖谬。但也只有在偶然、不公和悖谬的世界里,才谈得上品性。如果一份品性定可换来这个世界的一份福报,那拥有品性就太合算了——你既得了品性又得了世俗好处,得了个双份。

  

  

耶稣宣扬一套新教义,法利赛人借彼拉特之手把他钉上十字架,文天祥正气凛然,慷慨赴死,遇罗克只是对红色对联提出异议,即遭残暴荼毒。耶稣、文天祥、遇罗克,他们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良好生活的提法,着眼于不那么极端的人物,不那么极端的处境。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人的品性仍分成三六九等,但那里丧失了良好生活的任何可能。

  

文天祥杀身成仁,特蕾莎修女慈爱无边,曼德拉功彪史册,梵高完全自任于艺术冲动,这些大德大勇大才,我们界外钝根可望而不可即。但我们仍努力要过上良好生活。

  

我们不是颜回,他不改其乐,我们可能觉得苦不堪言。我们更不是耶稣,以一身尽赎人类的罪恶。我们有一点儿品格,有一点灵性,但远没有强大到单靠品格和灵性获得幸福,我们还想在最通俗的意义上过上好日子。

  

孔子关于君子的刻画,可引来做良好生活的图画,那生活的确令人向往。 后来,孔孟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士人产生了悠久而深刻的影响,不过,它不是惟一的图景,关于何为良好生活,墨子另有想法,庄子另有想法。西方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良好生活更是未尽相同于孔子所设想的良好生活,伊壁鸠鲁的图景又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更不说后来基督徒所欲求的。那么,我们该选何种标准来确定良好生活?也许都不够好,惟清静解脱心如止水才是最高境界?如果“心如止水”是个好词儿,心如止水就好。但浮士德、梵高,不肯一日安生,却也没什么不好。生机勃勃不是良好生活的要素吗?最高境界这话,说说也罢,九九归一还要依人依事依境而定。

  

古人关于良好生活的想法已经多种多样,更何况,斗转星移,今天的社会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人的良好生活不可能尽同于古人。依我个人的观感,今人的良好生活跟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男女情爱有更多的联系,与此相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不只与男人相干;谁知道呢,论品格畅达、生活充实,女人说不定还超过男人呢。

  

  

哲学思考就事论事按理论理,在这个意义上,力求客观。但哲学道理,归根到底是跟我们自己相连的道理。我们可以根据某些标准确定什么是良好的导体什么是良好的绝缘体,这些标准跟我自己该怎样生活没什么关系。何为实在、何为知识、何为历史这些“哲学问题”则不同,寻思这种问题,总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何为良好生活”这样的问题最明显——但凡面对这问题,我们免不了会想:我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看看身边的人,会想:谁过着良好生活,哪种生活不那么良好?我和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不妨说,只对那些自己在问这个问题的人,“何为良好生活”才是个问题。

  

那么,如果我不敢妄称自己过着良好生活,我有什么资格回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谁有资格?也许曼德拉、特蕾莎有。但我想,这里不要纠缠资格,因为这里的问题根本上是每个人在为自己追问,而非意在为别人提供标准答案。即使曼德拉和特蕾莎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标准答案,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光照,好让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品格和境遇中追寻自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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