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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5】
郑也夫
颠覆三观——中国教育
我是一个小人物，今天斗胆谈一个天大的问题——中国教育。中国教育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本领把它办得多么好，而是我们居然可以把它办得这样糟，这是一个很沉痛的话题。
1
不输在起跑线，这是在毁掉孩子
中国家长最喜欢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可是多大岁数算是起跑线呢？十岁？已经晚了。小学六、七岁？也晚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识字，就要学英语，就要上补习班。
在发达国家，人家是有立法的，幼儿园不准识字、不准教算数。为什么不准呢？是因为你的心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发育起来，不要给孩子压这么大的负担，而是要让他玩耍、让他自立。
人家更重视另外一些能力的培养。比如在日本幼儿园，小孩儿每天带着好几套衣服上幼儿园，随时训练孩子们脱衣穿衣，一个是为了不使孩子丧失自己皮肤和身体来调节温度的功能，二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自立。
我们中国的孩子，依赖性太强，唐诗能背几十首，英语单词认识几百个，可是自己不会系鞋带、穿衣服，这种依赖会对孩子的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
在不该认字的年龄认字、在不该算数的年龄算数，美其名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整个民族都输在起跑线上，在不该干这件事的年龄干这件事，极其荒诞。
有的幼儿园觉得的确不该在这个年龄段教小孩子识字算数，但是不教的后果就是会被家长骂。所以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复杂的，是共谋，是共同来“毁人不倦”。政府肯定要负责任，但是家长的责任也不小。
2
“素质教育”其实是个伪命题
在我看来，我们一向鼓吹的“素质教育”，是个根本不能完成的目标，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文理不通的说法。
素质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基因给你的东西”，或者说是天赋，是先天的，而教育是后天的。
素质不是后天的教育所能教出来的。能说有一种教育叫“天赋教育”、“基因教育”吗？
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现在这种教育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任何愿望良好的能力训练，到最后都变成了应试工具。
素质教育提倡音、体、美，但只要不列入高考项目，根本不会有人重视；一旦列入高考，又一定会走向反面。
打个比方，如果体育列入高考，学生一定会问：“考什么？”——如果考游泳，那我绝对不练跑步；如果考拉单杠，那我绝对不练撑双杠......
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所有素质教育都会变形的，你考什么我就干什么，为了身体健康？以后再说吧！这就是素质教育这个说法的荒诞。
3
健康的教育，不求高分不评比
我们现在已经忘记了“及格”的原初意义。其实及格是一个大的达标，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及格。我们走到了这样一个误区——把及格污名化了。
在有些学习项目上，及格了家长就可以释然、可以放心，不需要太高，因为教育是一个长线的事情。
举个例子来说，我小学读书的时候，语文成绩总是很低，一个是生字不能记全，默写生字我永远有些字不会写，但是也及格了。现在论写文章，那些当年小学里语文永远一百分的同学，大概比我差远了。
我们为什么要要求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把一个学期学习的生字98%、99%都要记住呢？以后学新带旧，慢慢总会认识的，学习是个长过程，这个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情，及格了就可以。
基础教育阶段，把各学科的基本道理学到手，及格了就挺好的。大大地超过了及格，达到了99、100分那又怎么样？时间久了总会遗忘的，不要苛求也没有必要苛求。
大概东西掌握了，至于最后走哪个方向，在以后不断学习相关学科的过程中就会加固知识。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我们是违背教育的真谛的，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达到大大超过及格线的目标这是荒诞的。
我们特别爱评比，在两个层面上，一个评比学生，使学生内心受挫折，其实对学生有极大的摧残。除了学生评比之外，我们还有教师的评比，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样板——芬兰。
芬兰从来不对教师进行评比，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评比就要制定原则和标准，而定了标准以后一定就会败坏教师的心性，教师们就会总想着，“我怎样才会成为优秀”？这就麻烦了。
教师教的好坏自己良心明白，教师对于学生是一个全面的教育，绝对不是一个单项的标准对学生负责。教师应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负责任，教师这个职业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谁是良好谁是优秀。
4
日后有出息的人，小时候都贪玩
如果一个孩子不贪玩儿，那麻烦真的比较大了。贪玩儿说明孩子对一个游戏有热情。
如果一个孩子对任何一个游戏都没有太大的兴趣，老师让干什么干什么，一点不贪玩儿，对其他事情没有格外的兴趣，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麻烦。
因为日后的发展是要靠你的兴趣来指引你朝这个方向发展。完全不贪玩儿人久了以后就没有兴趣。
我小时候是一个极端贪玩儿的人，虽然那时候空间比现在要大很多很多，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受压抑，现在的小孩儿简直就是苦不堪言。
我觉得日后有出息的人其实小时候都是比较贪玩儿的。贪玩儿是对某种东西热忱高涨，这是一件好事，如果都循规蹈矩那就完了。
什么叫兴趣？兴趣就是把精力不平摊，把你的精力侧重在某些方面，不需要理性的算计要把精力主要投入在哪，你的兴趣就给你做了最好的指导。
一般来说你的长项和你的兴趣是贴合的，我们的家长不要和老师同心同德祸害我们的孩子，不要助纣为虐。
5
表扬孩子做好事，其实是在助长伪善
德育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而我们当下的道德品质教育基本是一种伪道德教育。
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最坏莫过于伪善，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是在助长伪善。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在选官是首先要道德好，如果道德好就可以当官，那么愿意当官的人就会问：道德好怎么讲？如果这样的内容就是道德好，那我就这样做。
那这样还是一种发自本心的道德实践吗？不是，如果这样做就是道德好，就可以当官，那就成为了一种伪善。如果一个孩子做了一件好事，就得到了表扬或奖励，这其实就是在助长伪善。
我不相信道德是说教可以提升的。我对于夸奖有很大的警惕，夸奖一定是高位人夸奖低位人，在夸奖的过程中就会把自己抬高，夸奖是一种控制手段，是别有用心。
日本有一个叫远山正瑛的治沙圣手，八十多岁到中国来治理沙漠，功德无量。记者问他：我们听说日本人的孩子的环保意识那么好怎么来的？远山回答：“日本的孩子环保意识好，因为他们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
这句话值得深思，父亲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的行为，如果孩子看到父亲的一切行为，父亲不用说什么，孩子慢慢也会这样做的。
相反，如果父亲不做环保的行为，但是一直叫孩子去做，孩子会觉得父亲非常虚伪，就会叛逆。
我有一个外甥在美国出生，非常顽劣，但是看到街上有垃圾一定要捡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谁的说教发生了这样大的作用？
其实并不是，而是由整个社会成年人的行为影响的。人会被他人的行为感动，人不会被他人的说教感动。
再说“智”，“智”的本质应该是知识，而不是能力，知识不等于能力，知识要转化为能力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我们在“德智体”上对“智”的理解是非常偏颇的，但是即使对“智”的理解很正确，也还有非常重要的情商，“智”不能包打天下。
最后再说“体”，我们高三基本就没有体育了，我们对“体”轻视到何种程度啊，其实“体”是太要紧的事了。
6
在古代读书教育改变命运，现在很难
教育改变命运，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教育提高了你的能力，改变你的命运；一个是教育给了你学历，这个学历帮助你改变了命运。当然还有可能是二者结合起来。
我本人应该说是被教育改变命运的人，我之前是知青，十八岁去了农村呆了八年半，之后回到北京待业期间恢复高考，我就考进大学，一年半之后考了研究生，当时有学历的人是很少的，可以说这是改变了我的命运的。
可是，现在教育还能改变很多很多底层人的命运吗？恐怕很多人越来越不看好。在1977、1978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教育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可是到了当下，我们说阶级固化，其实这个事情不新鲜。一个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所有社会成员对这个制度都是陌生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博弈相对来说大家是比较公正的。
后来所有人都会看这个制度有没有一些小漏洞，有点小漏洞就要利用，那么谁更能利用？肯定是有钱有权的人更能利用。
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制度虽然没有变，但是在这个制度的博弈下底层人将吃亏，有权有势的人将占便宜。
比如高考判卷子还是公正的，但是他们利用家教、把孩子送到教育资源更好的学校，久了之后穷孩子想进入北大清华那就难乎其难，所以教育改变命运就变得越来越落空了。
不过，我对“教育改变命运”观点的批判远没有结束。比较一下中西文明，欧洲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而我们不是，我们的农民如果肯干、发财可以做地主，欧洲不行，你什么出身就是什么出身，改变不了。
我们的人好好读书可以做官，在欧洲做不到，是身份决定的一种等级制。
所以，在中国古代就是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你原先是白丁，中了举就可以做官，我们很多大官都是祖上没有人读过书的，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我们古代社会是这样的。西方古代社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自由度要高于西方，人们的机会多一点，这或许是我们比他进步的地方。
但是后来呢？教育改变命运在现代西方还在发生着吗？仍然不会。为什么不能发生呢？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枣弧形的社会，中间大两头小，很有钱、很有权的人是很少数的，很贫困、没着没落的人是很少数的，中间的中等收入的阶层是大多数。大多数人出身就是中等阶层，本人只要特别不着调、都不会沦落到底层，你不需要教育改变命运。
人们大多数就是在中间呆着呢，社会上只有职业差别，少有阶级分野，蓝领工人不会羡慕白领，进大学深造，全凭兴趣，而不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干嘛拼命读书改变命运呢？你跟德国人讲，他不会理解所谓“教育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教育改变命运曾经是一句好话，在古代中国和西方相比拥有更高的自由度，但是现在和古代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如果说一个社会还需要教育来改变命运，说明这个社会是一个制度落后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变成枣弧形、橄榄形的社会，而还处于金字塔形，这个社会结构就有问题。在这样的结构下如果还不能发生教育改变命运就更糟。
7
隐藏在“学区房”背后的利益链
小升初就近入学与“学区房”背后隐藏着利益链。这不单是认识的误区，我们还要分析一下政策。
政府的行为，这个政策就是小升初就近入学，导致学区房的形成。一开始这个政策的目的还是一个挺良好的愿望，希望小学学习负担不要太重，取消考试入学，实行就近入学。
其实这么做的时候早就应该料到会形成学区房，富人就会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师资力量比较好的学校，底层人就永远进入教育资源比较差的学校。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有没有好一点的手段？一个现成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地区的学校办校水平比较接近，这个事情很容易。
首先硬件上比较平等，提升教学力量比较差的学校的硬件水平。软件就是师资力量，可以让师资在区内轮转。小升初就随便报名随便入学。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呢？因为不愿意把初中变成教育水平接近的。那为什么不愿意把初中变成教育水平接近的呢？
因为有些人刻意保留这样的差距，是因为他们从中可以获得好学校的红利，这是一个利益链。就近入学这件事凸显出中国教育管理者们没有改革的愿望，没有愿望还何谈方案呢？
我们谈教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今天我们在思考教育、讨论教育、理解教育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狭隘的看待教育。
我们所看到的教育不是教育原初那个博大的意义，其实教育不是一定要在学校和书本中实现，也不要迷信一定要在一个好学校中实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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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4】
黄仁伟
大国兴衰的历史比较
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居于霸权地位的大国只有英国和美国。真正后来居上并取代老霸权国家、形成并保持新的世界体系的只有美国。先后崛起并挑战现存霸权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它们的崛起分别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并且都在崛起过程中失败。二次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至今仍未有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成功经验。以经济全球化作为主要背景的大国崛起，在历史上更是没有先例可循。虽然中国走的是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但是需要借鉴以往后起大国的经验教训。
◆◆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在两次大战中都成为英国的主要盟友。美国不是推翻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
美国崛起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界标，在此前50年美国集中解决国内的统一和制度问题，并且在经济总量上接近头号强国英国；在此后50年美国越来越深刻地卷入两洋战略，并开始主导国际体系的建设。以二次大战为标志，美国完成崛起的过程，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
美国崛起的成功首先在于它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充分的经济要素。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可以直接获得当时最发达的西欧国家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大规模流入。美国获得广大西部疆域后，其国内自然资源可以充分供应并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使它在崛起过程中不会因为资源短缺而中断经济增长。美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中后期的两次技术革命的主要发源地，这使美国的生产力和企业管理制度处于不间断的创新过程，在核心竞争力上很快超过欧洲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获得了对欧洲的巨大债券和战争赔偿，实现了世界范围的财富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从而奠定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安全环境和国际条件。东西两岸的两洋隔绝使美国可免于卷入欧亚大陆的战争和冲突，也使当时的霸权国家如英、法派遣远征军到北美的成本极高；即使发生与欧洲宗主国的战争，获胜的有利因素多在美国一边。美国周边不存在强国作为邻国，南北的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弱于美国，使其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以很低的成本换来极大的空间，广大的西部边疆成为转移东部社会矛盾的安全阀。
在观察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对国际体系因素应予以高度重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在两次大战中都成为英国的主要盟友。美国不是推翻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相反，德国和日本却充当了对英国霸权的挑战者，这不仅导致德、日崛起的失败，而且掩盖了美国崛起的巨大后果。在美国上升为新霸权国家的同时，构建了新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理念，如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和创立联合国体系，使美国的新霸权比英国的霸权更具有吸引力。
不可回避的是导致美国成功崛起的制度因素。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西方国家中是比较彻底和典型的，几乎没有封建主义的制度残余。从进步主义到罗斯福新政使美国摆脱了传统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避免了美国成为另一个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美国的企业创新制度使美国形成一大批最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构成美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形成完整的思想库体系，使其在崛起过程中获得充分的战略思想来源。这些制度优势使美国的崛起具有较长时间的可持续性，从而积累了更雄厚的实力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崛起是美国内外各种有利要素结合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美国作为唯一成功的崛起大国，其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不能效法的，而且时代背景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素是：国土幅员广大，国内市场潜力深厚，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制度改革和创新是崛起的内在动因，避免旧体制可能造成的崛起中断；尽可能减少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对抗，确保周边环境的稳定，以此构造崛起的外部环境。
◆◆德、日崛起失败的教训◆◆
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中最关键的是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
德国和日本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度成为欧洲和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并对英国及其他老牌强国构成严重威胁。它们的迅速崛起必然遇到现存霸权国家和整个国际体系的压制，形成不可避免的生死对抗，最终导致其崛起进程的中断和失败。尽管二次大战以后，德、日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再崛起，但是始终不能成为完全的世界大国。这其中的教训，值得每个后起大国认真吸取。
战争是这两个国家崛起的基本手段。德国和日本都通过一系列战争完成其原始积累，并确立其强国地位。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实现统一，同时获得土地割让和巨额赔款。日本则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获得巨大的财富资源和殖民地。这些战争不仅奠定了德、日崛起的基础，而且大大刺激了两国扩张的欲望，两国决策者都制定了征服欧洲或亚洲、直至称霸世界的战略计划。一旦走上扩张争霸的道路，战争机器就不会停止转动。俾斯麦之后，威廉二世就把德国的“大陆战略”改为“海洋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同大英帝国展开争夺。德国由此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日本在占领中国大陆大片土地后，也迫不及待地转向进攻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走上与英美全面对抗的道路。由战争起家、又由战争而陷入灭亡，这是德、日崛起又失败的主要轨迹。
经济资源不足，配置手段的军事化，使战前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崛起难以为继。德国和日本在崛起初期都曾获得大量的先进技术，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在短期内迅速成为经济强国。但是在世界市场被殖民体系所分割，国际资源实际上被各国国界所封闭的条件下，德、日都面临着生产能力同资源不足、市场狭小的尖锐矛盾。在世界殖民体系基本确立的条件下，诉诸战争手段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就成为其主要目标。就这一点而言，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充分发展，后起大国无法以和平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转向非和平手段，以军事优势弥补其经济优势的不足，采取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发展模式，从而在长期的战略对抗中丧失其持续发展的潜力。这就成为他们崛起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制度上，战前德国和日本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基本上没有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德国先是保留皇权强大的君主制，后是实行绝对独裁的法西斯专制。日本则实行神化的天皇绝对君权和武士道为基础的军国主义体制。这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是导致德、日把扩张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导致崛起失败的致命缺陷。这种制度缺陷又同德、日当时存在着的狂热民族主义思潮结合。这种制度和文化都使两国的崛起变得极为野蛮残酷，当然就不能被各国所接受。
二次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新成为前三位的世界经济强国，实现其再崛起的部分战略目标。但是，战后德、日的再崛起始终是不完整的，第一次崛起的失败阴影始终笼罩着它们再崛起的路径和前景。美国作为第一强国和现存霸权，将长期保持对德、日的战略控制。
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中最关键的是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
◆◆前苏联解体的悲剧◆◆
苏联崛起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拖垮了。
前苏联的崛起有其成功的部分，在十月革命后30年间，苏联在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等方面超常发展，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为世界上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其中不乏成功经验值得学习，但是在苏联崛起的过程中就隐含着其失败的基本因素。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国内制度建设和资源配置方式，处理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关系、现存霸权与后起大国的竞争以及崛起过程中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等问题上没有先例可循，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甚至致命错误。这些问题和错误的长期全面积累，使其国内发展和国际战略都陷入绝境，导致最后解体和全面崩溃。苏联崛起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拖垮了。
苏联崛起首先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二次大战期间的成功。苏联在20-30年代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发展目标，国民经济总量一下子跃居世界前列。而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苏联承受二次大战的最困难时期提供了动员能力和物质保证。由于苏联的巨大成功，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基本上是追随苏联模式，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提供了条件和空间。
苏联作为幅员广大、资源丰富的大国，本身具备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潜在优势。而且它的周边也没有强国威胁，使之可能形成一批“卫星国”组成的“安全地带”。正是这些崛起的优势掩盖了苏联崛起过程中的致命问题，使它的崛起在1960年代以后就陷入停滞，1980年代以后就出现综合危机，导致上世纪90年代的崩溃。
苏联崛起过程始终不能摆脱其内在的根本缺陷即高度集权的、高度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和经济活动的低效率长期得不到解决。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使国民经济的总量迅速膨胀，但是在长时期内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结构问题和质量问题。而国民经济活动长期与战争或准战争状态结合，形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即与军事相关的科技和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和不足。这种经济体制和个人迷信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不仅造成苏联内部的政治僵化和经济停滞，而且使整个苏东集团与世界市场处于割裂状态，难以从西方获得技术和资金，国际竞争力日趋下降。
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始起点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对兄弟党的革命援助。但是作为一个大国，这种政策的长期化，就转变为“输出革命”、控制卫星国直到在全球范围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实际上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其全球战略的基本势力范围。由于长期处于军备竞赛状态，使国民经济资源无限制地投入战略武器储备和太空军事化，苏联的洲际导弹数量曾达到6000枚，是美国的两倍之多，可以毁灭世界几十次。这种疯狂的军备竞赛最后拖垮了苏联，酿成国力枯竭以至经济崩溃。可见，世界大战并不能打垮幅员广大、资源高度集中的苏联，但是错误的国际战略却可以使苏联走上绝境。
苏联的政治体制是苏联崛起的内部桎梏，它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经济活力，使崛起过程越来越缺乏持久的内在动因。在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政策和肃反扩大化的长期阴影之下，苏联长期实行专制的极权政治，党内清洗不断，大批人才被残酷镇压。缺乏民主和科学决策，造成苏联的一系列战略失误。由于党的特权阶层长期脱离人民，相互包庇利用，形成党内利益集团，从根本上瓦解了苏联党和国家的社会基础。这些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推动苏联解体、并且把国有经济窃为己有的政治力量。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内造成各民族的离心倾向，对外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卫星国”反叛。苏联解体就是始自加盟共和国脱离联盟。可见，在长期僵化、脱离人民的政治体制下，一个大国即使不发生战争等外来破坏，也是无法实现和平崛起的。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俄罗斯）崛起的中断和失败。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也是俄罗斯历史的悲剧。尽管如此，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潜在条件仍然存在。在一定的国际条件下，经过较长时期的内部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是可能的。如同二战后的德、日，俄罗斯的再崛起不会是前苏联帝国的重复。
从前苏联崛起失败的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深刻教训：一是无论国内资源如何丰富，一旦实行与经济全球化相脱离的封闭经济体制，其国民经济就必然失去活力和竞争力，经济增长就难以均衡持续。因此，开放和竞争是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二是国内制度因素的极端重要性，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保证和平发展的两个轮子。三是国际战略的正确和适当定位，无论出于什么良好的动机，一旦走上争夺世界霸权、挑战国际体系的道路，就很难再回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来。因此，“和平发展”是个广泛而多层次的概念，并不是与狭义的“战争崛起”相对应的“和平发展”，而是指是否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急于打破现存国际体系，即使实现了一定阶段的崛起目标，也可能前功尽弃。
◆◆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
中国必须摈弃近代以来后起大国依靠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崛起道路，走出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起大国和平发展之路。
根据对美国、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各自崛起过程的成败分析，我们对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认识：
大国的和平崛起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必须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实行市场开放战略，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各种资源，全面提升综合国力。
大国的和平崛起应避免与现存的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既要防止卷入大规模战争而中断崛起的过程，也要防止展开大规模军备竞赛而引起国民经济资源的无限制消耗。即使不发生世界大战，争夺世界霸权的目标本身就是“非和平崛起”。
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与主要邻国形成稳定的互利合作机制；而不是通过组成军事集团建立势力范围和安全地带。有了和平的周边环境，就可能把战争和战略摊牌的危险性降到最低限度。
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借鉴他国制度的先进性，防止国内的制度弊端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根据本国国情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水平，推进经济的市场制度建设和政治的民主制度建设，对于确立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极为重要。
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应防止崛起过程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提高国家的软力量，吸取世界的先进文化，都是改变国民素质的必要手段。
大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很长的曲折的历史过程，在世界范围内主要霸权国家的更替过程一般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因此，不能把20-30年的阶段性崛起等同于和平崛起道路的成功。
后起的大国能否成功地和平崛起，也取决于它与现存霸权大国的关系。当霸权大国处于力量鼎盛时期，后起大国对它发起挑战或争霸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导致后起大国的崛起中断甚至完全失败。当霸权大国面临重大危机时，后起大国对它的支持是双方有利的，既帮助霸权大国渡过难关，又是后起大国获得自身崛起的最有利条件。当霸权大国进入衰落阶段，后起大国可能以自然的渐进的过程取而代之。这并不是完全排除后起大国与霸权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当霸权大国的战略指向是摧毁后起大国的生存环境和核心利益时，后起大国的奋起抗争是完全必要的和正义的。这种抗争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崛起的战略机遇和条件。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时代背景下，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和和平发展。这是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战略道路，她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深远影响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过分。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发展，是一个占人类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发展，是一个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她必须发展，而且只能是和平发展。这样一条道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摈弃近代以来后起大国依靠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崛起道路。这是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起大国和平发展之路。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后起大国，如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冷战时的苏联，它们走的都是挑战霸权、扩大军备或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崛起道路，所以都失败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要避免走这些大国老路。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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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3】
胡适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原载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
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吃,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 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 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中国亮点罗卫国每周精读——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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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2】
莫言
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
我回想三十多年来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子，找点可吃的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了吃我浪费了太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渐渐地不灵光了。
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会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
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大哭一场。我叔叔的女儿比我大四个月，当时我们都是四五岁的光景，每顿饭奶奶就分给我和这位姐姐每人一片发霉的红薯干，而我总是认为奶奶偏心，将那片大些的给了姐姐。于是就把姐姐手中的那片抢过来，把自己那片扔过去。抢过来后又发现自己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
这样三抢两抢姐姐就哭了。婶婶的脸也就拉长了。我当然从一上饭桌时就眼泪哗哗地流。母亲无可奈何地叹息着。奶奶自然是站在姐姐的一面，数落着我的不是。婶婶说的话更加难听。母亲向婶婶和奶奶连声赔着不是，抱怨着我的肚子大，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生了这样一个大肚子的儿子。
吃完了那片红薯干，就只有野菜团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东西，吃不下去，但又必须吃。于是就边吃边哭，和着泪水往下咽。我们这茬人，到底是依靠着什么营养长大的呢？我不知道。那时想，什么时候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就心满意足了。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还掩埋，亲人们还要哭哭啼啼地到村头的土地庙去“报庙”，向土地爷爷注销死者的户口，后来就没人掩埋死者，更没人哭嚎着去“报庙”了。但还是有一些人强撑着将村子里的死尸拖到村子外边去，很多吃死人吃红了眼睛的疯狗就在那里等待着，死尸一放下，狗们就扑上去，将死者吞下去。过去我对戏文里将穷人使用的是皮毛棺材的话不太理解，现在就明白了何谓皮毛棺材。
后来有些书写过那时人吃人的事情，我觉得只能是十分局部的现象。据说我们村的马四曾经从自己死去的老婆的腿上割肉烧吃，但没有确证，因为他自己也很快就死了。
粮食啊，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粮食都被什么人吃了呢？村子里的人老实无能，饿死也不敢出去闯荡，都在家里死熬着。——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10月3日于家中，昨天陪姐姐去园博园玩——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憋死了一些人，于是就不再吃土。
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
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煤怎么能吃？一个男生讨好地把一块亮晶晶的煤递给老师，说老师尝尝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来。俞老师试探着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似乎是在品尝滋味，然后大口地吃起来了。她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毫无疑问是真事。
去年我探家时遇到了当年在学校当过门房的王大爷，说起了吃煤的事，王大爷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假呢？你们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饼，放在炉子里呼呼地着呢。饿到极处时，国家发来了救济粮，豆饼，每人半斤。奶奶分给我杏核大小的一块，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就没有了，仿佛在口腔里化掉了。
我家西邻的孙家爷爷把分给他家的两斤豆饼在往家走的路上就吃完了，回到家后，就开始口渴，然后就喝凉水，豆饼在肚子里发开，把胃胀破，死了。十几年后痛定思痛，母亲说那时候的人，肠胃像纸一样薄，一点脂肪也没有。大人水肿，我们一般孩子都挺着一个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在里边蠢蠢欲动。都特别地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下去八碗野菜粥，那碗是粗瓷大碗，跟革命先烈赵一曼女士用过的那个差不多。
后来，生活渐渐地好转了，基本上实现了糠菜半年粮。我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放在缸里。夜里起来撒尿，我也忘不了去摸一块，放在被窝里，蒙着头吃，香极了。
村子里的牲口都饿死了，在生产队饲养室里架起大锅煮。一群群野孩子嗅着味道跑来，围绕着锅台转。有一个名字叫运输的大孩子，领导着我们高唱歌曲：
骂一声刘彪你好大的头，
你爹十五你娘十六，
一辈子没捞到饱饭吃，
唧唧喀嚓地啃了些牛羊骨头。
手持大棒的大队长把他们轰走，一转眼我们又嗅着气味来了。在大队长的心目中，我们大概比那些苍蝇还要讨厌。
趁着大队长去上茅房，我们像饿狼一样扑上去。我二哥抢了一只马蹄子，捧回家，像宝贝一样。点上火，燎去蹄上的毛，然后剁开，放在锅里煮。煮熟了就喝汤。那汤的味道实在是太精彩了，几十年后还让我难以忘却。
“文革”期间，依然吃不饱，我便到玉米田里去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拿回家煮熟，撒上盐少许，用大蒜泥拌着吃，鲜美无比，在我的心中是人间第一美味。
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味比羊肉的还要鲜美，母亲嫌脏，不许我们去捉。
生活越来越好，红薯干终于可以吃饱了。这时已经是“文革”的后期。有一年，年终结算，我家分了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我记得六婶把她女儿头打破了，因为她赶集时丢了一毛钱。分了那么多钱，村子里屠宰组卖便宜肉，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也许更多一点，要犒劳我们。把肉切成大块，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的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这就是吃肉的感觉了。
我的馋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总要变着法子偷点吃。有时吃着吃着就控制不住自己，索性将心一横，不顾后果，全部吃完，豁出去挨打挨骂。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婶婶家，要我送饭给他们吃。我总是利用送饭的机会，掀开饭盒偷点吃，为此母亲受了不少冤枉。这件事至今我还感到内疚。我为什么会那样馋呢？这恐怕不完全是因为饥饿，与我的品质有关。一个嘴馋的孩子，往往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很差的人，我就是。
20世纪70年代中期，去水利工地劳动，生产队用水利粮蒸大馒头，半斤面一个，我一次能吃四个，有的人能吃六个。
1976年，我当了兵，从此和饥饿道了别。从新兵连分到新单位，第一顿饭，端上来一笼雪白的小馒头，我一口气吃了八个。肚子里感到还有空隙，但不好意思吃了。炊事班长对司务长说：“坏了，来了大肚子汉了。”司务长说：“没有关系，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还是那样的馒头，我一次只能吃两个了。而现在，一个就足够了。
尽管这些年不饿了，肚子里也有了油水，但一上宴席，总有些迫不及待，生怕捞不到吃够似的疯抢，也不管别人是怎样看我。吃完后也感到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慢悠悠地吃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吃一点呢？让人也觉得我的出身高贵，吃相文雅，因为在文明社会里，吃得多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好多人攻击我的食量大，吃起饭来奋不顾身啦，埋头苦干啦，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便下决心下次吃饭时文雅一点，但下次那些有身份的人还是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好像狼一样。
我的自尊心更加受到了伤害。再一次吃饭时，我牢牢记着，少吃，慢吃，不要到别人的面前去夹东西吃，吃时嘴巴不要响，眼光不要恶，筷子要拿到最上端，夹菜时只夹一根菜梗或是一根豆芽，像小鸟一样，像蝴蝶一样，可人家还是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我可是气坏了。
因为我努力地文雅吃相时，观察到了那些攻击我的小姐太太们吃起来就像河马一样，吃饱了后才开始文雅。于是怒火就在我的胸中燃烧，下一次吃那些不花钱的宴席，上来一盘子海参，我就端起盘子，拨一半到自己碗里，好一顿狼吞虎咽，他们说我吃相凶恶，我一怒之下，又把那半盘拨到自己碗里，挑战似的扒了下去。这次，他们却友善地笑了，说：莫言真是可爱啊！
我回想三十多年来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子，找点可吃的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了吃我浪费了太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渐渐地不灵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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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1】
茅于轼
人生的意义
这几年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人生的意义何在？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想了几年，答案慢慢地浮现，越来越清楚了。我很后悔，到老才认真地想这个问题。年轻时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如果我早几年想，早几年找到答案，我的人生会少犯许多错误，自己也会过得更顺利些。
这也难怪，人生意义，或者人生目的的大问题不是没人研究，恰恰是研究的人太多，各说各的，莫衷一是，搞得大家稀里糊涂，索性不闻不问，过一天算一天拉倒。我不是说人家的研究不对，没有价值。而是太抽象，太高大，过于理论化，没法付诸实践。我们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这个答案要能够清楚地指导日常的所作所为。
现在我把这个思考了好几年的答案告诉大家，和大家分享。答案很简单，复杂了就没用了。它必须是简单的。这个答案就是“享受人生，并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
需要稍微说明一点，什么是享受人生。我的意思是：人生一世所得到的快乐总量极大化。它不是某时某刻的享受极大化，而是一生一世的快乐总量极大化。这儿所说的享受不光是物质的，更包括精神的，包括主观的满足感。它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顾现在，不顾将来。而是既顾现在，更顾将来。人们要追求健康长寿，因为长寿的人活得更长，当然得到的快乐可能更多。要远离有害的环境和物质，这些事物会减少你的快乐。行动要考虑后果，不要贪图一时的痛快，遗患无穷。
要帮助别人享受人生。为什么？人生一世顺利不顺利往往不仅仅取决于自己，更多地也取决于环境，或者说取决于别人。如果别人处处跟你捣乱，你就过得很不顺利。别人希望日子过得快乐一点，大家就应该帮助他实现这个理想。所谓“君子成人之美”，这是孔夫子留下的格言。如果大家都懂得帮助别人快乐，我们就有了一个创造快乐的环境，大家都比较容易实现快乐总量极大化的目标。所以帮助别人享受既是为了别人，其实也是为了自己。这一点儿也不矛盾。
用这条信条处理周围的事情，会使自己的日子过得高兴。凡是碰到难于决策的事情，想一想怎么能使自己快乐，也使别人快乐，答案就有了。有了这样的信条，养成了习惯，用来等待父母子女，妻子朋友，同事或领导，并且用它来处理自己在公务上的问题，你就不会犯愚蠢的错误，就会远离烦恼，周围的人都会喜欢你。
享受人生，这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谁不愿意享受啊。但是有人批评说，这个目标太自私，至少也是太庸俗。大家只管享受，国家大事，世界和平谁来关心呢？我想说的正好就是：享受人生是世界的头等大事，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我们不要被别人误导，去做妨碍别人享受人生的事，去做愚蠢的事。恐怖分子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自己不享受还妨碍别人享受，真是愚不可及。可是恐怖分子还自以为做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是人生的最崇高的目标，是最值得为之牺牲的事。也不光是恐怖分子如此，二战时的一些日本兵来到中国杀人放火，作恶多端，害人害己，还自以为是效忠了天皇，光荣得不得了。我们在文革的时候，一些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把别人斗得死去活来，自己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享受，同样是愚不可及。如果有许多人都被坏人误导，这个世界真就不得安宁了。
享受人生的目标不但是个人与个人相处的原则，同样也是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相处的原则。两岸关系，中日关系，劳资关系也应该本着这样的原则来处理。其他的考虑统统都应该让位。懂得这一点我们的世界就会平安得多，幸福得多。
还要不要牺牲？牺牲应该尽量避免。但是如果一个恐怖分子要拉响炸弹，我一定要扑向前去，减少伤亡。之所以要牺牲，正是因为有人受了蒙骗，要害别人。如果没有这些受蒙骗的人，牺牲可以少多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需要人牺牲的事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有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但是这种情况一个人一辈子也未必会碰上一次。现在人世间绝大部分的冲突都是人跟人的矛盾引起的，是愚蠢的人之间发生的，不是智者之间发生的。懂得享受人生，就不会有无谓的牺牲了。
懂得享受人生，而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这是我发现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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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10】
查理.芒格
如何理性愉快地度过一生？
你们当中肯定有许多人会觉得奇怪：这么老还能来演讲？嗯，答案很明显：他还没有死。
不管怎么样，我想我来这里演讲是合适的。我自己养育过许多子女，我知道他们真的比坐在前面这些穿学位礼服的学生更感光荣。父母为子女付出了很多心血，把智慧和价值传授给子女，他们应该永远受到尊敬。
我已经把今天演讲的几个要点写了下来，下面就来介绍那些对我来说最有用的道理和态度。我并不认为它们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完美的，但我认为它们之中有许多具有普遍价值，也有许多是「屡试不爽」的道理。
1
如果你想获得某样东西
那就让自己要配得上它
到底是哪些重要的道理帮助了我呢？我非常幸运，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是黄金法则。
你们要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我看来，无论是对律师还是对其他人来说，这都是他们最应该有的精神。总的来说，拥有这种精神的人在生活中能够赢得许多东西，他们赢得的不止是金钱和名誉。还赢得尊敬，理所当然地赢得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信任。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有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有些彻头彻尾的恶棍死的时候既富裕又有名，但是周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死有余辜。如果教堂里满是参加葬礼的人，其中大多数人去那里是为了庆祝这个小子终于死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这样的混蛋死掉了，神父说「有人愿意站出来，对死者说点好话吗？」没有人站出来，好长时间没有人站出来，最后有个人站了出来，他说「好吧，他的兄弟更糟糕」。
这不是你们想要得到的下场，以这样的葬礼告终的生活，不是你们想要的生活。
正确的爱
应该以仰慕为基础
我很小就明白的第二个道理是，正确的爱应该以仰慕为基础，而且我们应该去爱那些对我们有教育意义的先贤。我懂得这个道理且一辈子都在实践它。萨默赛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在他的小说《人性的枷锁》中描绘的爱是一种病态的爱，那是一种病，如果你们发现自己有这种病，应该赶快把它治好。
有一个道理非常重要，那就是你们必须坚持终身学习。如果不终身学习，你们将不会取得很高的成就。光靠已有的知识，你们在生活中走不了多远。离开这里以后，你们还得继续学习，这样才能在生活中走得更远。
就以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来说，它的长期大额投资业绩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让伯克希尔在这一个十年中赚到许多钱的方法，在下一个十年未必还能那么管用，所以沃伦.巴菲特不得不成为一部不断学习的机器。
层次较低的生活也有同样的要求，我不断地看到有些人在生活中越过越好，他们不是最聪明的，甚至不是最勤奋的，但他们是学习机器。他们每天夜里睡觉时，都比那天早晨聪明一点点。孩子们，这种习惯对你们很有帮助，特别是在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时候。
只有你自己学习了
学习的方法之后
才能有所进步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曾经说过一句很正确的话，他说只有当人类「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之后，人类社会才能快速地发展。他指的是人均 GDP 的巨大增长和其他许多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好东西。人类社会在几百年前才出现了大发展，在那之前，每个世纪的发展几乎等于零。
人类社会只有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之后才能发展，同样的道理，你们只有学习了学习的方法之后才能进步。
我非常幸运。在就读哈佛法学院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学习的方法。在我这漫长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持续学习对我的帮助更大。再拿沃伦.巴菲特来说，如果你们拿着计时器观察他，会发现他醒着的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在看书。他把剩下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跟一些非常有才干的人进行一对一的交谈，有时候是打电话，有时候是当面，那些都是他信任且信任他的人。仔细观察的话，沃伦很像个学究，虽然他在世俗生活中非常成功。
学术界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不久之前我就遇到一个例子，我是一家医院的理事会主席，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个叫约瑟夫.米拉的医学研究人员。这位仁兄是医学博士，他经过多年的钻研，成为世界上最精通骨肿瘤病理学的人。他想要传播这种知识，提高骨癌的治疗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呢？嗯，他决定写一本教科书，虽然我认为这种教科书最多只能卖几千册，但世界各地的癌症治疗中心都买了它。
他休了一年假，把所有的 X 光片弄到电脑里，仔细地保存和编排，他每天工作 17 小时，每周工作七天，整整坚持了一年。这也算是休假啊。假期结束的时候，他写出了世界上最好的两本骨癌病理学教科书中的一本。如果你们的价值跟米拉差不多，你们想要获得多大的成就，就能获得多大的成就。
不断学习各学科
最重要的知识点
并不断实践它们
另一个对我非常有用的道理是我当年在法学院学到的。那时有位爱开玩笑的教授说：「什么是法律头脑？如果有两件事交织在一起，相互之间有影响，你努力只考虑其中一件，而完全不顾另一件，以为这种思考方式既实用又可行的头脑就是法律头脑。」我知道他是在说反话，他说的那种「法律」方法是很荒唐的。
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它促使我去学习各学科中所有的重要道理，这样我就不会成为那位教授所描绘的蠢货。因为真正重要的大道理占每个学科 95% 的份量，所以对我而言，从所有的学科吸取我所需要的 95% 的知识，并将它们变成我思维习惯的一部分，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当然，掌握了这些道理后，你们必须通过实践去使用它们。这就像钢琴演奏家，如果不持续练习，就不可能弹得很好。所以我这辈子不断地实践那种跨学科的方法。
这种习惯帮了我很多忙，它让生活更有乐趣，让我能做更多的事情，让我变得更有建设性，让我变得非常富有，而这无法用天分来解释。我的思维习惯只要得到正确的实践，真的很有帮助。
但这种习惯也会带来危险，因为它太有用了，如果你们使用它，当你们和其他学科的专家（甚至是你们的老板），能够轻而易举地伤害你们。你们会常常发现，原来你们的知识比你老板更丰富，更能够解决他所遇到的问题。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你们有时会知道正确的答案。
遇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们的正确让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觉得没面子，但我还没有找到避免受这个严重问题而伤害的完美方法。
2
隐藏你的睿智
直到别人发现
尽管我年轻时扑克牌玩得很好，但在我认为我知道的比上级多的时候，我不太擅长掩饰自己的想法，没有很谨慎地去努力掩饰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总是得罪人。
现在人们通常把我当成一个行将就木的没有恶意的古怪老头，但在从前，我有过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我建议你们不要学我，最好学会隐藏你们的睿智。
我有个同事，他从法学院毕业时成绩是全班第一名，曾在美国最高法院工作过，年轻时当过律师，当时他总是表现出见多识广的样子。有一天，他上级的高级合伙人把他叫进办公室，对他说：「听好了，查克，我要向你解释一些事情，你的工作和职责是让客户认为他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
如果你完成了这项任务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应该用它来让你的高级合伙人显得像是房间里第二聪明的人。只有履行了这两条义务之后，你才可以表现你自己。」
要拥有跨学科的心态
炼成自己的思维框架
人们必须拥有跨科学的心态，才能高效而成熟地生活。在这里，我想引用古代最伟大的律师马尔库斯.图鲁斯.西塞罗的一个重要思想。西塞罗有句话很著名，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出生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在生活中就会像一个无知的孩童。
这个道理非常正确，西塞罗正确地嘲笑了那些愚蠢得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但如果你们将西塞罗这句话推而广之，我认为你们应该这么做：除了历史之外，还有许多东西是人们必须了解的。
所谓的许多东西就是所有学科的重要思想。但如果你对一种知识死记硬背，以便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种知识对你们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你们必须掌握许多知识，让它们在你们的头脑中形成一个思维框架，在随后的日子里能自动地运用它们。
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郑重地向你们保证，总有一天你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意识到：「我已经成为我的同龄人中最有效率的人之一」。与之相反，如果不努力去实践这种跨科学的方法，你们中的许多最聪明的人只会取得中等成就，甚至生活在阴影中。
要想更好解决问题
尝试学会逆向思考
我发现的另外一个道理蕴含在麦卡弗雷院长刚才讲过的故事中，故事里的乡下人说：「要知道我会死在哪里就好啦，我将永远不去那个地方。」这乡下人说的话虽然听起来很荒唐，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对于复杂的适应系统以及人类的大脑而言，如果采用逆向思考，问题往往会变得更容易解决。如果你们把问题反过来思考，通常就能够想得更加清楚。
例如，如果你们想要帮助印度，应该考虑的问题不是「我要怎样才能帮助印度？」与之相反，你们应该问：「我要怎样才能损害印度？」你们应该找到能对印度造成最大损害的事情，然后避免去做它。
也许从逻辑上来看两种方法是一样的，但那些精通代数的人知道，如果问题很难解决，利用反向证明往往就能迎刃而解。生活的情况跟代数一样，逆向思考能够帮助你们解决正面思考无法处理的问题。
让我现在就来使用一点逆向思考。什么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失败呢？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呢？有些答案很简单，例如，懒惰和言而无信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失败。如果你们言而无信，就算有再多的优点，也无法避免悲惨的下场。所以你们应该养成言出必行的习惯，懒惰和言而无信是显然要避免的。
3
摆脱自私以及偏见
嫉妒、怨憎和自怜
有一种叫做「自我服务偏好」的心理因素也经常导致人们做傻事，它往往是潜意识的，所有人都难免受其影响。你们认为「自我」有资格去做它想做的事情，例如，透支收入来满足它的需求，那有什么不好呢？
从前有一个人，他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作曲家，可是他大部分时间过得非常悲惨，原因之一就是他总是透支他的收入。那位作曲家叫做莫扎特。连莫扎特都无法摆脱这种愚蠢行为的毒害，我觉得你们更不应该去尝试它。
总的来说，嫉妒、怨憎、仇恨和自怜都是灾难性的思想状态。过度自怜可以让人近乎偏执，偏执是最难逆转的东西之一，你们不要陷入自怜的情绪中。我有个朋友，他随身携带一叠厚厚的卡片，每当有人说了自怜的话，他就会慢慢地、夸张地掏出那一叠卡片，将最上面那张交给说话的人。卡片上写着「你的故事让我很感动，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像你这么倒霉。」
每当你们发现自己产生了自怜的情绪，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由于自己的孩子患上癌症即将死去。你们也要想到，自怜是于事无补的。这样的时候，你们要送给自己一张我朋友的卡片。自怜总是会产生负面影响，它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如果你们能够避开它，你们的优势就远远大于其他人。
你们当然也要在自己的思维习惯中消除自我服务的偏好，别以为对你们有利的就是对整个社会有利的，也别根据这种自我中心的潜意识倾向来为你们愚蠢或邪恶的行为辩解，那是一种可怕的思考方式。你们要让自己摆脱这种心理，因为你们想成为智者而不是傻瓜，想做好人而不是坏蛋。
你们必须在自己的认知行动中，允许别人拥有自我服务的偏好。因为大多数人无法非常成功地清除这种心理，人性就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能容忍别人在行动中表现出自我服务的偏好，那么你们又是傻瓜。
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法律顾问曾经做过《哈佛法学评论》的学生编辑，是个聪明而高尚的人，但我亲眼看到他毁掉了自己的前途。当时那位能干的 CEO 说有位下属做错了事，总顾问说：「我们在法律上没有责任汇报这件事，但我认为那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是我们的道德责任。」
从法律和道德上来讲，总顾问是正确的，但他的方法却是错误的。他建议日理万机的 CEO 去做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而 CEO 总是把这件事一推再推，因为他很忙，完全可以理解，他并不是故意要犯错。
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说服技巧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的那种，他说：「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总顾问应该说：「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会毁掉你的，会让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我的建议能够让你免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种方法会生效的。
你们应该多多诉诸利益，而不是理性，即使是当你们的动机很高尚的时候。
避免变态的激励机制
与仰慕的人一起工作
应该避免的事是受到变态的激励机制的驱动。你们不要处在一个你们表现得越愚蠢或者越糟糕，它就提供越多回报的变态激励系统之中，变态的激励机制具有控制人类行为的强大力量，人们应该避免受它影响。
你们将来会发现，有些律师事务所规定的工作时间特别长，至少有几家现代律师事务所是这样的。如果每年要工作 2400 个小时，我就没法活了，那会给我带来许多问题，我不会接受这种条件。我没有办法对付你们中的某些人将会面对的这种局面，你们将不得不自行摸索如何处理这些重要的问题。
变态的工作关系也是应该避免的，你们要特别避免在你们不崇敬或者不想像他一样的人手下干活，那是很危险的。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权威人物的控制，尤其是那些为我们提供回报的权威人物。
要正确地应对这种危险，必须同时拥有才华和决心。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办法是找出我尊敬的人，然后想办法调到他手下去，但是别批评任何人，这样我通常能够在好领导手下工作。许多律师事务所是允许这么做的，只要你们足够聪明，能做得很得体。
总之，在你们正确地仰慕的人手下工作，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将会更加令人满意。
保持客观习惯
核对检查清单
养成一些让你能保持客观公正的习惯。我们都记得达尔文特别留意相反的证据，尤其是他证伪的是某种他信奉和热爱的理论时。如果你们想要在思考的时候尽量少犯错误，就需要这样的习惯。
人们还需要养成核对检查清单的习惯，核对检查清单能避免很多错误，不仅仅对飞行员来说是如此。你们不应该光是掌握广泛的基础知识，而是应该把它们在头脑中列成一张清单，然后再加以使用。没有其他方法能取得相同的效果。
生活充满竞争
去成为最有能力和
最愿意成为学习的人
另外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将不平等最大化通常能够收到奇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约翰.伍登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例子。伍登曾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篮球教练。他对五个水平较低的球员说：「你们不会得到上场的时间，你们是陪练。」
比赛几乎都是那七个水平较高的球员在打的。这七个水平高的球员学到了更多，别忘了学习机器的重要性 —— 因为他们独享了所有的比赛时间。在他采用非平等主义的方法时，伍登比从前赢得了更多的比赛。
我认为生活就像比赛也充满了竞争，我们要让那些最有能力和最愿意成为学习机器的人发挥最大的作用。如果你们想要获得非常高的成就，你们就必须成为那样的人。你们不希望在 50 个轮流做手术的医生中，抓阄抽一个来给你们的孩子做脑外科手术。
你们不希望你们的飞机是以一种太过平等主义的方式设计出来的。你们也不希望你们的伯克希尔? 哈撒韦采用这样的管理方式。你们想要让最好的球员打很长时间的比赛。
4
要拥有自己真正的能力
而不是鹦鹉学舌的知识
我经常讲一个有关马克斯.普朗克的笑话。
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到德国各地作演讲，每次讲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关于新的量子物理理论的，时间一久，他的司机记住了讲座的内容。司机说：「普朗克教授，我们老这样也挺无聊的，不如这样吧，到慕尼黑让我来讲，你戴着我的司机帽子坐在前排，你说呢？」
普朗克说：「好啊。」于是司机走上讲台，就量子物理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后来有个物理学教授站起来，提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演讲者说：「哇，我真没想到，我会在慕尼黑这么先进的城市，遇到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想请我的司机来回答。」
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表扬主角很机敏。我认为这个世界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普朗克知识，它属于那种真正懂的人。他们付出了努力，他们拥有那种能力。另外一种是司机知识。他们掌握了鹦鹉学舌的技巧；他们可能有漂亮的头发；他们的声音通常很动听；他们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其实他们拥有的是伪装成真实知识的司机知识。我想我刚才实际上描绘了美国所有的政客。如果你们在生活中想努力成为拥有普朗克知识的人，而避免成为拥有司机知识的人，你们将遇到这个问题。到时会有许多巨大的势力与你们作对。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这代人辜负了你们，我们给你们留了个烂摊子。现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机构里面大多数议员是左派的傻瓜和右派的傻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请走的。这就是我这代人为你们做的事情。但是，你们不会喜欢太过简单的任务，对吧？
做你们最感兴趣的事
然后努力配得上它
和你的合伙人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出色，那么你们必须对它有强烈的兴趣。我可以强迫自己把许多事情做得相当好，但我无法将我没有强烈兴趣的事情做得非常出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们也跟我差不多。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要想办法去做那些你们有强烈兴趣的事情。
还有就是，你们一定要非常勤奋才行。我非常喜欢勤奋的人。我这辈子遇到的合伙人都极其勤奋。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和他们合伙，部分原因在于我努力做到配得起他们，部分原因在于我很精明地选择了他们，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运气好。
我早期的生意上曾经有过两位合伙人，他们俩在大萧条期间合资成立了一家建筑设计施工公司，达成了很简单的协议：「如果我们没有完成对客户的承诺，我们俩要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每星期工作 7 天，直到完成为止。」不用说你们也知道啦，这家公司做得很成功。我那两位合伙人广受尊敬。他们这种简单的老派观念几乎肯定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结果。
让打击和麻烦们
成为成长的契机
你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遭到沉重的打击，不公平的打击。有些人能挺过去，有些人不能。我认为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态度能够引导人们作出正确的反应。他认为生活中的每一次不幸，无论多么倒霉，都是一个锻炼的机会。他认为每一次不幸都是吸取教训的良机。
人们不应该在自怜中沉沦，而是应该利用每次打击来提高自我。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影响了最优秀的罗马帝国皇帝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以及随后许多个世纪里许许多多其他的人。
我还有个道理简单地说说。我的爷爷芒格曾是他所在城市唯一的联邦法官。我很崇拜他。他的价值观之一是，节俭是责任的仆人。芒格爷爷担任联邦法官的时候，联邦法官的遗孀是得不到抚恤金的。所以如果他赚了钱不存起来，我奶奶将会变成一个凄凉的寡妇。除此之外，家有余资也能让他更好地服务别人。由于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终生量入为出，给他的遗孀留下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你们很可能会说：「谁会在生活中整天期待麻烦的到来啊？」其实我就是这样的。在这漫长的一生中，我一直都在期待麻烦的到来。现在我已经 84 岁啦。就像爱比克泰德，我也拥有一种蒙受恩宠的生活。我总是期待麻烦的到来，准备好麻烦来临时如何对付它，这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快乐。这根本对我没有任何害处，实际上，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文明的最高境界
是利益各方之间
无缝的信任之网
由于在你们将要从事的行业中有大量的程序和繁文缛节，最后一个我想要告诉你们的道理是，复杂的官僚程序不是文明社会的最好制度。最好的制度是一张无缝的、非官僚的信任之网。没有太多稀奇古怪的程序。
只有一群可靠的人，他们彼此之间有正确的信任。那是玛约医疗中心手术室的运作方式。如果那里的医生像律师那样，设立许多像法律程序那么繁琐的规矩，更多的病人会死于非命。
所以当你们成为律师的时候，永远别忘记，虽然你们在工作中要遵守程序，但你不用总是被程序牵着鼻子走。你们生活在应该追求的是尽可能地培养一张无缝的信任之网。如果你们拟定的婚姻协议书长达 47 页，那么我建议你们这婚还是不结为妙。
好啦，在毕业典礼上（南加州大学）讲这么多已经够啦。我希望这些老人的废话对你们来说是有用的。最后，我想用约翰.班扬的巨作《天路历程》中那位真理剑客年老之后唯一可能说出的话，来结束这次演讲：「我的剑传给能挥舞它的人」。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9】
张维迎
没有思想市场，世界会怎么样？
任何社会变革，都从观念的转变开始。观念是思想市场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市场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思想市场的竞争程度或者自由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更宽松，有时候受限制更多。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有些国家的思想市场竞争性比较强，有些国家比较弱。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竞争性最强的时期是春秋战国。那时候思想比较自由，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流派，最后形成了现在所谓的中华文化。在秦灭六国后，秦始皇觉得儒生老爱发表意见，会威胁到他统治的合法性，就搞“焚书坑儒”，开始了思想禁锢。到了汉代，思想市场慢慢开始恢复，但后来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法定垄断地位。
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看起来不一样，一个坑儒，一个尊儒，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思想市场衰落了。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大小小的王朝走马灯似的，眼花缭乱，这时候思想市场反倒又活跃起来，佛教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兴盛起来的。到北宋时，思想市场也比较活跃，因为开国皇帝立下规矩不杀知识人，犯再大的罪也不杀，所以产生了新儒家，就是以朱熹代表的理学。理学在明朝获得了垄断地位，科举考试全要按照朱熹的注释答卷，持不同观点者就成了异教徒，思想市场又萎缩了。满清以后，从康熙开始一直到乾隆都搞“文字狱”，思想市场变得非常弱小，虽然还有些学者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可能唱反调，但大部分没有好下场。最后到满清末期，社会危机频发，思想市场再度活跃起来，西方的思想也慢慢引入中国。
这是中国思想市场的大体演变历史。
西方从15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最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其实是思想市场的产物。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跟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市场的差异。
简单来说，西方出现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其基本特点是，多中心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并存。相反，中国的思想市场却经常受到太多的约束和干预。
先看看生产思想的环境
16世纪开始的时候，欧洲有5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体相互竞争，这给思想家留出了空间。学者可以自由流动，某个国王不喜欢你，另一个国王可能会保护你。法国的伏尔泰逃难很多年，总有地方可以躲，他的著作也能在法国流传开来。西方世界政体有界，但思想无界，学术界是个统一的市场，思想可以跨越政治边界，学者们都说拉丁语，不管人在哪里都不会影响他们在学术界的声誉。所以思想家不太在乎自己所在的政体，更在乎的是在整体学术市场上的声誉。这种状况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传播思想，有充分的自由，好像也没有语言障碍。
西方的知识生产主要在民间(包括教会办的大学)，中国的知识生产主要在官府。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学者大多数都是官员，当然偶尔也有几个官场不得志的或者没考中进士的。西方人生产知识主要是为了知识本身，用知识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中国的官僚生产知识，如果某个观点跟他的官位发生冲突，就只能选择放弃。这带来非常不同的后果。
举例来说，发动宗教改革的马丁· 路德批评天主教会腐败，罗马教皇判他为异教徒，要德国的皇帝执行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之前，皇帝必须把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召集起来，开个听证会。开完听证会后马丁· 路德在回家的路上，被萨克森选帝侯Frederick派来的几个当兵的“劫持”，藏了起来，一藏就是一年多。教皇以为他已经死了，其实他还活着，躲在一个城堡里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等他再露面时，德文版的《圣经》流传开来，宗教改革势成熊熊烈火，任谁也灭不掉了。
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中国有一个学者叫朱之瑜，生于1600年，活了82岁，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学者”。清朝入关时他还忠于明朝，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活动，南明灭亡后先逃到越南，最后到日本并死在那里。他在日本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崇，成了日本大名政府的顾问，著有《朱舜水集》。但是在中国，他的著作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被发现，大家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学者。这还算是好的。朱之瑜算逃出去并活了下来，很多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活不下来。
再看看传播思想的环境
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但有一项研究估计，从1522年到1644年（也就是明朝的后半期）欧洲出版的图书数量是中国的40倍。（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8月20日主编）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在1445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机，50年时间里印刷机在欧洲扩散到250个城市，出版了1500万到2000万册图书。反观中国，毕昇在1045左右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古腾堡早了400年，但是到1800年之前中国书籍出版还是靠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使用，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版在民间，都是私营企业做出版，为了传播知识；而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出版主要由官方控制，出版是传播政令和控制思想的工具。古腾堡是一位企业家，毕昇没有成为企业家。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学者，也写了不少著作，但很少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像元代的农学家王祯于1313年完成了《农书》，到1530年时全中国只留存了一本。明代的科学家徐光启于1627年完成了《农政全书》，却到他死后的1637年才得以出版。明朝末年的宋应星于1637年完成了《天工开物》，该书被誉为17世纪中国的工艺百科全书，但唯一留下来的版本是在日本偶然发现的。
《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共有2万多卷，可是只制作了3套，现在已没有完整的版本。这些科学家写了书，但是没有出版或者没有足够多的版本流传于世，知识怎么传播呢？反观西方，比如法国的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发行量达到25000套，传播效果完全不一样。而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只印刷了7套，其中4套保留在皇宫里。乾隆时期焚烧的书和选编进去的书，在数量上可能差不多，而且编进去的好多书可能被篡改过。
在西方的思想市场上，学者追求新颖，总会有人来挑战现有的理论，包括亚里士多德体系在科学革命以后就被抛弃了。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这跟以前“上帝创造人类”的说法完全不一样，颠覆了原有的思想体系，但能顺利出版并流传开来。而中国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证明原来的理论上，即使后来清朝出现所谓的考证学派反对朱熹，认为朱熹说的东西跟孔子的原意不一样，但他们只是要证明汉代之前的那个版本是对的，而不是去挑战儒家的思想。
计划经济之所以给中国造成灾难，很大的原因也在于当时没有思想市场。我们可以设想，大跃进时有多少人真的认为那是好事情？如果允许表达不同意见，肯定会有人会提出批评，这事儿就搞不起来或者只能在局部搞；但不允许批评的话，往往会在一条路上走到黑。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改变人的观念，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
亚当·斯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之一，因为他改变了人的观念。在亚当·斯密之前，如果说某个人为自己谋利益，这个人就不道德；亚当·斯密则证明，一个人谋自己的利益，也可以给社会带来好处，所以谋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还说自由贸易可以改进双方的利益。这些思想都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由于亚当·斯密的贡献，后来英国才废黜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走向自由市场。在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让中国人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理念，不再相信计划经济、人民公社、铁饭碗和大锅饭，转而相信市场竞争、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
猪是如何被圈起来的？
任何思想都是个体思考的产物，集体不会思考。一种有价值的新思想在出现之初，一定只被少数人接受。如果没人反对，往往说明这套东西不是新的。这是任何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所以，学者必须有独立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对人类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洛克菲勒曾说：“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独立性，他的智慧就会降低。”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一个农民养了一群猪，有一次出门时忘了关圈门，猪都跑了。获得自由的猪必须自己找食，防范人的追捕和其他动物的侵害，所以慢慢变得非常有智慧。村民们想了各种办法抓它们，都没有成功。后来，有个外乡人拉着一马车的木板和粮食路过，村民们问他干什么去，他说我要帮你们把猪圈起来。村民们说算了吧，这些猪现在可聪明了，我们努力很多次都失败了。这个人说让我试一下吧，然后就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外乡人回来了，说他已经把猪都圈起来了。村民们很惊讶，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说：其实也很简单，我一开始在地上放一点粮食，猪很警觉地过来闻闻，看看周围也没有人，经不起诱惑就把粮食吃了，然后就转回树林里去了。到了晚上，我又在原来的地方放了些粮食，但这一次，我同时在旁边竖了一块木板。第二天，猪又来了，窥视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不安全的，又把粮食吃了。就这样，我每天放一点粮食，同时加竖一块木板，猪每天都来享受我提供的美餐。木板慢慢围成了一个圆圈，猪的警惕性反倒越来越小。到最后一块木板准备好了，猪又来吃食，我就把它们圈起来了。
这个故事有两个含义：第一，失去了独立性，动物的智慧、人的智慧都会降低；第二，如果经受不起诱惑，最后就会丧失独立性。这两点对于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说必须牢记。
我相信，中国更长远的未来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中国现在非常需要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术企业家，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他们创造新的理念，新的思想，还需要有冒险精神。如果大家都不愿这么做，那就依然有可能回到历史的反复之中，改革开放只能成为历史长河里令人回味的好年景。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8】
党国英
农业浪漫主义批判
中国农业今后怎么发展？人们提出了大量对应方略，其中不少有浪漫主义性质。浪漫主义主张的特点，是以少量事实取代全部事实；以小群体偏好取代基础群体的偏好；以一地的政策“成功”推测政策的全部有效性；以小道理压住大道理。一些浪漫主义主张经当事人的渲染，很能吸引公众眼球，对舆论发生影响，进而难免对决策者发生影响。本文对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些主张做一简要评论。
悲观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人认为，中国农业竞争力不可能比得上欧美，尤其不可能比得上美国，因此，现实的路径只有两条，要么通过类似多设置非贸易壁垒的办法，尽量不进口农产品；要么敞开市场，让市场确定一个平衡点。前一个办法不可行，后一个办法已经迫不得已在使用。但事实上，中国农业竞争力提高前景远没有那么悲观。只要改革措施跟进，城市化速度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可以保障农产品的充分自给。笔者借一个案例支持这个看法。下面的数据是笔者2014年在江苏射阳调查的结果。
笔者所调查的这个村在2014年实现一定水平的规模经营以后，成本与收益发生了显著变化。笔者把这个模式称作“农场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模式。那里的单位规模经营水平从几百亩到千余亩不等。因为产权方面的问题，这个村不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这个变化，而是用合约责任制的办法将耕地交到比较专业的农户手里实现规模经营。这个村以往的模式是“小农户+社会化服务”，这个旧模式虽然比小农户自己耕作的模式效率高，但与目前的“农场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模式相比，效率要低许多。
中国粮食生产的单位重量成本下降30%左右，并引起价格下降同样的幅度，粮食的进口优势就将不复存在。例如，玉米价格不超过0.7元，就有了竞争优势，而在中国农业规模经营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价格完全可以覆盖玉米市场的全部成本。其他大宗农产品基本也是如此。所以，对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不必悲观。
工业家的农业浪漫主义
最近一些年，企业家喜欢讲设施农业。他们希望农业尽快采用工业化技术，摆脱土壤、气候和人力对农业的影响，实现食物生产的工业化。
如果把设施农业定义为人工控制水温光肥条件的农业，那么，这种农业不会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抛开设施农业可能影响生命机理对自然的精密依存关系不说，单就经济预算来说，这是一种导致高成本的农业发展理念。据笔者调查，目前一亩地上建设较好的温室，资本报酬及折旧成本需要1万元左右，常年的管理成本也达1万元，加上其他投入，近3万元。但是，1亩地的温室蔬菜的年收益在很多北方地区平均获得1万元并不容易。辽宁省这个指标在2009年不过0.5万元。但这个省此后仍然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每年政府投入平均在10亿元左右。如果把广东的蔬菜运输到沈阳，1万斤蔬菜的运费不到5000元，综合成本明显低于在辽宁建设温室。北方某些地区也可看到1亩蔬菜产值达到数万元、投资利润率达到50%以上的情形，但这种情形通常很难长期维持，除非有某种自然垄断因素发生作用。
美国农业高度发达，但在农村地区看到的温室并不多。（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8月20日主编）有温室主要用于花卉栽培。这其实是成本计算使然。为什么中国搞起了那么多设施农业？笔者在某地调研，听到一位从事规模化农业几十年的老板一席话，解开了谜底。他说，中国的设施农业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全部亏损。以笔者判断，除了菌类、花卉栽培、不易运输的蔬菜以及组织培养育种等条件苛刻的特殊农业活动，基本没有必要搞设施农业。政府对设施农业的高额补贴实际上错配了农业资源，降低了中国农业竞争力。
事实上，大田农业是最经济的农业。我们不必给太阳和雨云付费。在不破坏人居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力，是高效农业的基础。通过育种技术、平衡施肥技术、机械替代人工技术，提高自然力利用的效能，是降低农业成本的主要路径。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供应品种比较简单，但价格相对低廉？就是因为一些高成本的农产品在没有政府特殊补贴的情况下价格高昂，一般民众买不起。只要确保大宗农产品安全，老百姓也愿意用它们替代那些价格高昂的所谓美味佳肴。中国农业也必须如此，在大宗农产品（主粮、主菜、牛奶、禽肉）的安全上下功夫，让基本大众吃得廉价、吃得安全。
文化拯救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一种论调近年来甚嚣尘上，说中国农村因城市化变得凋敝了，农村空心化了，农村文化衰败了，乡愁的依凭没有了。此论大谬不然。
悠悠万事，吃饭为最。谁都不能为了自己的乡愁有所寄托，而干预农民的自由选择。农民离开家乡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如果种地不挣钱，农民为什么不能撂荒土地？相反，如果种地能挣钱，能使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年轻人也会去种地。这是笔者在农村调查的基本结论。事实上，承载乡愁的居住形态，在城市也可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的土地规划管理制度有太多的弊端，才压缩了这种可能性。如果留居农村的农民转变为家庭农场主，农村居民点的形态会发生变化，乡村田野会更加美丽，我们将能更多地领略乡村意蕴。
美丽乡村要靠富裕农民来支撑。如果指望农民不动窝留守家乡，过一种“十亩土地半头牛”的苦日子，让你起兴时到农村走一遭，去收获你的乡愁，那不是太残酷了么？留住乡愁绝对必要，但正确的路径是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至于文化传承，也要有一种开放心态。所谓文化，广义地说就是人类行为规则及其艺术化表达。不同的人类群体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并非所有文化都是文明；只有对人类进步发挥积极作用的文化才是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一些文化被淘汰了，另一些文化类型又产生了，我们不必厚此薄彼。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国家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不是文化没有了，更不是文明没有了。现代城市照样承载文化，发育文明。人们如果对哪一种具体的农村文化类型非常珍爱，而那里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富裕意欲放弃它，我看你可以自己掏腰包给农民，让农民挣你的钱，为你守住那种文化。如果你欣赏的那种文化类型适合大众趣味，我相信它也不会消失，人们不必为此焦虑。
不要把传统农村文化想得那么美妙！不用读艰涩的科学论著，单去读几遍《白鹿原》《红楼梦》吧！由此去体会传统农村的伦理关系，我们不再会迷恋它。当下中国，抛弃宗法伦理关系肯定做不到，但要将此发扬光大，绝对是开倒车。农民，特别是农村女青年，用自己的脚丫子做出了选择，城里的学者专家不要想着去阻拦他们。
乡村精英的农业浪漫主义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源。但一些乡村精英的脑袋也不精明。他们喜欢上了农业雇工经营，以为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必由之路。中国很多地方的行政村都设立了公司，有的把原本承包给农民的耕地收归集体统一耕作。于是，村主任变成了总经理，书记变成了董事长。
地方政府大多热衷公司化农业。目前究竟有多少公司型企业涉及到田间生产环节，尚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从进入农业的企业基本都使用合作社的招牌看，数量应该不少。目前中国合作社数量近150万家，其中示范社在10万家左右，而达到示范社标准的多有公司背景。按笔者的调查，公司化不见得比家庭农场有更高的效率。差不多在1000亩以上的公司农业，都会出现土地分包的情形，否则管理成本会非常高昂。反过来说，一个农业生产单位一旦出现土地分包情形，就意味着出现了因规模过大而发生的“不经济”问题。一些公司化农业投资者直接或间接从农民那里以较低的租金率拿到土地，借助政府的财政支农项目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整理，然后再高价出租给实际农业生产者，自己从中净赚一笔。在有的地方，土地的一进一出所产生的差价可以达到3倍以上。这种以套取国家农业补贴为目的的公司不会认真从事农业经营。分包农户因为土地租约期较短，也没有长期经营行为。
因为公司化农业与庄园经济的兴起，中国农业领域的雇工人数出现增长势头。一些地方官员经常说农民获得了多种收入，有工资收入、租金收入、补贴收入，因此以为好事，遂大力推动农业雇工经营。但据笔者在国内外调研、访问，可认定一般农业田间生产如采用雇工生产方式，其效率会很低。欧美家庭农场的劳动力不足时，也会请人参与，但通常会以聘请“合伙人”的方式来操作，而不是按计时工发工资。
依笔者之见，为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促进农村社会转型，应遏制农业公司化、农场庄园化、农民雇工化趋势。政府对相关行为可以不强力禁止，但决不可鼓励，尤其不可将支农资金投到这种趋势的当事人手上。
一概反对村庄成立公司也不对。有的村庄事实上已经不是农业居民点，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变成了工业用地，或者变成了大鱼塘，技术上不可分割，成立公司解决一个分配问题，很有必要。但是，就农业耕作来说，家庭经营足以承载起现代规模化农业，不必成立什么公司。
慈善家的农业浪漫主义
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多年来的一个老话题。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在我们国家，近半农村常住人口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当然不合理。特别是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与发达国家形成显著反差。怎么办？一种看法就是主张全方位的城市反哺农村，让数亿农民就地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实现收入增长。这个主张很有浪漫主义性质。
农民收入低，主要原因是农民的平均有效工作日少。在“小农户+社会化服务”模式下，1户农民种10亩谷物需要的劳动时间平均约为60天左右，且为简单劳动。这个年度工作量约是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量的22%。但目前全国农民的人均农业经营收入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3.3%。要知道，全国平均的劳动复杂程度要比农民高。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是就业充分程度的差异。如果单算一个工作日的报酬，农民的收入并不低于城市居民。这也说明，提高农民收入如果主要靠国民收入再分配，甚至靠慈善救济，并不具有公正性。农民收入增长最终出路是减少农村劳动力，使留在农村的劳动者转变为就业充分的专业农民。
慈善家的农业浪漫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农村女性的关怀。
当今世界，性别不平等仍是一个突出问题。保障女性平等权利不仅是文明推进的需要，也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农业发展领域，针对农村女性的发展举措已经有浪漫主义倾向。多年来，在农村扶贫领域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对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并特别倾向于将农村妇女作为接受贷款的对象。2015年，中国各级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200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但从严格的计量研究看，小额信贷对持续脱贫的效果并不明显。由妇女来签约接受信贷，多少会有利于提高妇女的地位，也多少会避免男子恶习所造成的贷款损失，但总体看作用不会太大。带来一个社会贫困的原因，也是家庭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基本问题不解决，性别权利问题也不会解决，即使有信贷工作者的介入，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权利不平等问题。
解放农村妇女的重要出路是城市化。经验观察表明，女性比之男性更容易获得城市化的利益。在城市，收入的性别差异要小于农村。有资料表明，纽约的女性平均收入要高于男性。有研究文献报道，女性更容易受到传统伦理关系的伤害，而向城市迁徙，增加了女性的自由幸福的获得感。从大的方向看，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女性地位，主要办法是帮助农村就业不充分的女性进入城市谋生，而不是给她们一点小钱，把她们拴住在农村。
“人民公社”的农业浪漫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被取消了，因为那个制度带来了不小的灾难。但是，村一级的“政社合一”在实践中还存在，在观念上更没有没有取消。“政社合一”体制的核心，是集体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用集体收入的一部分满足社区公共服务需求。
笔者在农村调查中，问基层干部“坚持现有农村管理体制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回答很朴实：如果不实行现在这个制度的话，村庄的公共开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还有第一线官员朋友说得也很直白：如果没有集体经济，上级到基层检查工作，可能没有茶喝，因为集体买不起茶叶。村里面干部说，如果没有集体经济，“我们没有工资发，村里面的道路坏了没有钱修”。原来就是一个“办公经费”问题，或是农村公共服务经费问题。
那么进一步看，在农村到底有什么样的钱要花？目前中国农村社区涉及十大“公共事务”，分别是：村容村貌、环境卫生、邻里关系、民俗民风、生产互助、扶贫济困、社会合作、土地整理、产权保护、祖宗祭祀等。这其中，土地整理与产权保护的成本虽然比较高，但却不是经常性的公共事务。农村的其他公共性事务，例如，各种社会性保障，本来由政府提供，小型社区不需要自己负担。
以上那些社区性公共事务果真要花很多钱么？不是！处理这些事务，古代中国都基本是免费的，当代的欧美社会基本也是免费的，因为小型社区的公共服务常由志愿者提供。在欧美国家，某些公共服务的组织责任，会实行轮流坐庄制，坐庄者是不取报酬的。
退一步说，这些社区性公共服务如果不能免费获得,我们又可算一笔账。如果给每个村补贴20万元人民币，形成针对解决农村社区性公共事务支出问题的全国城乡公共财政全覆盖机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全国涉农的村庄是大概超过50万个（不少城中村和城郊村庄已经实现了公共财政全覆盖），实现公共财政全覆盖大概需要1000亿元人民币。
有了这个1000亿元支出，就可以实现“政经分离”改革与更深入的产权改革，从而能更大程度地放活农民经营权。通过深化改革，农业GDP若能增长15%，就意味着多产出9000亿元左右（后文对此有案例分析证明）。这个账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没有1000亿元吗？当然不是。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涉及“三农”的支出近3万亿元。用1000亿元换来9000亿元，这个改革红利可谓巨大。中央最新发布的《关于农村综合改革的实施方案》，肯定了“政经分离”的改革探索。希望这项改革为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提供条件。
土地自由交易论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人主张，农业生产可以完全交由市场支配，政府不必干预农产品市场。具体说，他们不赞成土地用途（分区）规划，也不赞成支持农民合作社的政府政策，认为这些政府规划或政策会妨碍市场竞争。
无可置疑，中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很低，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不利于土地的市场配置。但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对农业的支配作用，不应否认政府或政府所支持的农民合作社对于农业经济的意义。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农业生产在耕作环节存在大量公共性问题，市场失灵难以避免。
土地功能分区制度的内涵之一，是建立农业保护区，即划定一部分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这种做法看起来会限制土地市场，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但却在市场化经济发达国家被较多采用。美国国会1924年通过了“州分区规划实施法”，但没有包含任何政策指南，直接把所有的土地使用的法令性责任交给了市政当局。州级政府则仅仅对市政当局制定分区规划提出原则性要求，或在必要的情形下用财政拨款影响市政当局的分区规划。这个制度对于保护耕地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通常认为新西兰的农业最具有自由放任程度高、政府干预弱的特点，但这个国家仍然针对农地利用出台了大量法规，其中多涉及各类国土保护区的建立与维护。中国农村人口稠密，村庄与农民住房建设很容易蚕食耕地、污染耕地，建立农业保护区更有必要。
农产品生产的“计划性”在欧盟十分明显，只是它完全不同于中国过去的农业“命令经济”。欧盟农业计划的支撑主要是欧盟的农业计划系统以及欧盟的巨型农民合作社。因为这种计划性，欧盟各国多年没有出现农产品过剩危机。类似把牛奶大量倒掉的情形，在欧盟国家早已不见，反倒出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欧盟的农民合作社体量巨大，往往跨国吸收社员，在国际上以跨国公司面貌出现，对农产品生产有很强大的计划安排能力。
家庭农场的规模无论多大，对于农产品的巨大市场来说，还是一个小的经营单位，农场主对市场价格没有影响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农民自己的合作社。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农民合作社可以十分庞大的规模，足以对农产品价格发生影响，对供应做出安排。这种农业组织有了明显的垄断性。从欧盟的经验看，大体量的合作社控制生产计划以后，减少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提高了产品质量，以致欧盟国家多年未出现农产品严重过剩问题。合作社对市场的控制明显利大于弊。
重农学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是一条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的财富创造观。17世纪的重农学派以为只有农业创造财富，而土地与劳动是基本条件。这种前古典主义的、已经不适用当代社会的观点还在中国能觅到踪影，例如，总有人担心劳动力离开农村，担心城市化过程中占用土地。
其实在现代农业经济中，技术与资本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总产出增长数倍，而土地没有增加，农业劳动力更是大幅度减少，这说明，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来自技术与资本。这种结果表现为地租率的下降及土地价格的相对下降。
在土地市场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价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了许多。笔者走访波兰时，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地价情况。1公顷较差农地约4000欧元，合每亩人民币2700元；而较好的农地则合每亩人民币1.4万元。农村地区由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也不贵，算下来每亩约13万元左右。
在人口密度高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我们想象中，日本人多地少，一定是地价高昂。其实不然。东京郊区1亩农地可卖到40万元人民币，考虑到日本农产品价格极其高昂，这个地价也不过是高昂地租的10倍左右，大体与国际价格相当。在北海道，一般的农地每亩合人民币约3000元，而牧业用地甚至可以无偿使用。
农业轮作及土地休耕有利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所以，农地数量多是一件好事。但是，农业经济成长的根本出路，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因此，我们不必哀叹什么“空心村”越来越多，不必欢呼地租率与地价的提高。
原教旨有机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发展有机农业在中国呼声很高。很多研究者、媒体领袖、文化名人都为有机农业站台呐喊。有机农业的话题有时候甚至成为一个最高道德话题，如果谁有异议，就会被冠以人类公敌帽子的风险。这里且不论这种观点背后的利益集团背景，单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观点其实相当浪漫。
有机农业在欧盟发达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种植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10%。按照大行业分类，美国有机食品的销售额目前为350亿美元，但2014年美国农业与食品行业的GDP为8350亿美元，前者为后者的4.2%。若统一为GDP指标，这个数值还会更小。所以，有机农业并不是美国农业的主流。这不是说美国不重视农产品质量与安全。事实上，美国有一系列的关于普通农产品安全的法律规定。
中国有不少人对转基因技术有很多误解，一些流传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美国在大宗农产品生产领域广泛使用转基因技术，只是对这种技术的应用有严格的规定，并要求使用了这种技术的农产品不能标注为有机农产品。美国对有机农产品生产的要求是，生产过程中不使用转基因生物或离子放射，也不曾使用违禁杀虫剂、人工化肥或污水物，不得给牲畜使用抗生素或生长激素。这种规定势必使有机农产品的成本十分高昂，因此市场价格不菲。与大宗农产品相比，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占有量自然很低。
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的使用极大降低了农产品的成本。美国转基因大豆每公顷产量能达到20吨以上，为中国东北地区平均单产的5倍左右，产出效率十分惊人。美国有机农产品的比例很低，如果只吃有机农产品，美国人恐怕只能饿死。事实上，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仅为12.6%，为世界最低，其原因就在于食品价格低廉。这种消费结构致使美国人敢于消费，敢于将储蓄率降低到4%以下。同时，美国人因为不愁吃穿，加上住房价格相对低廉，职业选择敢于由兴趣主导，自然有利于提高社会创新能力。
关于化肥、农药及转基因技术的使用，笔者以为，中国官方已经出台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其内容这里不再转述。今后的政策调整重点，应是在保障大宗农产品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度采用先进技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经济部门转移，降低中国农产品成本，让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逐步下跌，以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性方向。至于食品风味等要求让有机农产品生产去解决。千万不要让有机农业绑架了普通中国人的饭碗。通过这个改革路径，有可能把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35%以上逐步降低到20%左右。这是人民富裕、国家强大的的基本标志。
零增长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中国粮食吃不完、房子卖不动、每年销售新车2000万辆，其他各种耐用消费品也高度普及，好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这种背景下，有人对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趋势提出疑虑。要那么高的农业效率干什么？提高农业竞争力有何意义？每一户农民种几亩地，大家相聚而居，领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乐趣，岂不快哉！这种农业虽然效率低，但只要保持一个低度的城市化水平，且城市生活尽求简朴，人们独享花落山空，不求绿肥红瘦，农业低效也就不是问题了。还有人忧心“空心村”的出现，主张不能动摇农民的村落聚集形态，甚至赞美旧时代的农村“乡绅治理”。持这种理念的人多不赞成城市化，不赞成农业规模经营。这其实是一种“零增长理论”的翻版，也属浪漫主义农业观。
“吃饭一斤粮，睡觉一张床”是前工业化的消费理念，如果坚守这种陈旧理念，工业革命就不需要了，经济增长也基本不需要了。这种理念基本上建立在对历史错误的理解上。
人要靠手脚之力谋得温饱，殊非易事。历史上，人类曾长期跟随在猛兽后头啃它们吃剩下的猎物骨头，不小心自己做了猛兽猎物也是常事。人吃人的现象也常常被考古所证实。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使得人们有了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多数人的贫穷仍是常态。依靠传统农业耕作方法，一个“五口百亩之家”所使用的土地资源方可以有一个衣食尚足的生活水平，而种好这些土地，不违农时，生产出粮食、棉花、桑果，那是十分艰辛的事情。多数农户达不到这个水平。男耕女织的曼妙，是文人想象出来的。因资源高度紧张，又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支撑交换体系生成，人们的平等意识是不会有的，穷人对富人，特别是对所谓乡绅，普遍处于依附状态，社会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十分模糊，穷人无隐私，也无自由空间。
只有当代物质文明才有可能改变穷人对“乡绅”依附的命运。以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为基础的大规模社会分工的出现，是一次对人的重大解放。人们的交际需求不再和物质利益的满足直接捆绑在一起，使人们有了对交际的自由选择权。由这里开始了私权与公权的分离。私权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与性情关联。公权可能只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只有对公共事务有偏好的人们会更多地进入公共领域。有了这样一个公私两域的分离，穷人至多在公共领域服从可能由富人主导下建立的公共规则。如果在公共领域建立竞争性机制，公共规则也就可能避免剥夺性质。公权行使中的自由，可能只体现于对公权代表（政务官员）的选择，而公共决策一旦形成，少数派也不得不执行。但少数派的权利牺牲仅仅限于某些公共领域，他们的物质利益需求仍在私权范围里，其基本自由不受影响。这样一个社会大抵是和谐的。这便是所有人可以享受的有规则的自由。所谓人的解放，不过如此。
所谓村庄的“温馨、和谐”，是任何熟人社会都可能有的特征。人本化的城市照样可以有熟人社会，而且，熟人社会在城市会出现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了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也不会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空间。熟人社会一旦与基本生存资料的分配切割开来，其维系会依靠其他几种基本要素，如家族关系、共同兴趣、同学关系以及邻里关系等，由此变得相对简单。这是广大农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女青年，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的秘密所在。
诚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新兴城区，由于土地规划的错误，造成城市的熟人社会难以形成，形成极不合理的居住形态，但这不是城市化的错，而是城市规划管理制度的错。
中国农民要改变命运，必须抛弃“零增长”理念，支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并推动城乡消费的继续扩大。庞大的以耐用消费品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形成以后，必须辅之以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其要点，一是扩大居住消费（不是高价买房）与出行消费，释放居民对保护隐私与增进自由需求。对独栋房屋的需求、去中心化的居住点选择倾向、对轿车的需求，都是需要鼓励的消费意愿。为此要大力发展以独栋房屋为主的住宅区，鼓励购买家庭轿车。二是放手发育城市型熟人社会，形成攀比型消费模式。现代社会的消费支出中攀比型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若反对这个，经济增长就没有了动力。要降低多层共用楼房在房屋中的比例，大力提高独栋房屋的比例。
欧美国家在自己的经济成长历程中没有掉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城市化规律，开辟了攀比型消费空间，并有财产权制度给予支撑。
从表2可以看出，美国家庭支出结构中，住房（包括房租或住房维护装修等，不是买房支出）竟占到支出总额的30%以上。如果没有财产权保障，没有高品质的居住条件，没有住房的可维护性，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居民能年复一年地将30%的收入花在住房上。中国人购买单元楼房是一次性投资，此后很少发生住房维护支出，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社区公共品”垮塌或拆除。同样地，没有人本城市化的演化路径，也很难想象能产生17%的出行支出。高度城市化带来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使农产品成本得以降低，使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能够降低到12.6%。这种支出结构是美国保持消费力与经济活力的基础，也是美国做世界老大的重要基础。如果美国人听从几十年前兴起的“零增长经济理论”，以国家干预来束缚美国人的消费，很难想象美国能发展到这个程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必须坚定地推进城市化，大幅度减少农村人口，让中国大部分家庭拥有“接地气”的住房财产，并以廉价食品鼓舞消费信心。
王江雨：岁月静好，民怨积聚：寻找方向感的转型中国
互联网上的中国与脚踏实地行走时观察到的中国，表面看起来往往是两个世界。网上的中国几乎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让人感到民怨沸腾的事件：地沟油、毒奶粉、欺凌弱小的城管、助纣为虐的警察、贪赃枉法的法官、勾结商人大肆贪污受贿的高官大员、遍及全中国的看病难、上学难和高房价负担，到最近则是几乎所有有幼儿家庭都可能受害的问题疫苗事件，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社会矛盾加深，问题急剧恶化，几乎国无宁日。但当一个外来的旅行者真正行走在中国的时候，他会看到处处的岁月静好：大街上秩序井然、杂而不乱，餐馆里客官满座、觥筹交错，商场里物资丰富，菜市场人声鼎沸，休闲场所游人如织，城市越来越干净，乡村也越来越美丽，人民的神情气质也越来越从容淡定，再也不是某些评论者所云的“满脸苦大仇深”。
毋庸置疑，这两者都是“真实中国”的不同层面。中国极大而极复杂，几乎每一种理论、每一种看法都能找到逻辑自洽的解释视角，而中国在世界历史地理时空中巨大而恒久的存在，使得来自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各种传统、思潮、制度、力量，都能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光谱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
如此内部差异极大、对外形象多面的复杂中国，要维持自身的统一、稳定和运转，需要一种“简约治理”的模式。这种模式之下，中央层面提供国家总体发展的方向感、制度环境的大框架和国民权利保护的基本准则，同时承认地方的差异，由各地因地制宜，在不违背国家政治大原则和不妨害其他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自主发展。而本末倒置的治理方式则是中央提不出国家发展的方向感，却一刀切地制定方针政策，事无巨细地干预，而地方则出于政治上的敬畏和资源上的困乏等原因，凡事消极等待，坐等指示，被动执行，甚至是懒政怠工，以不犯错误为优先考量，但在某些情况下为“唯上”又不惜竭泽而渔，侵害民权，盘剥民脂民膏。这两种做法“相向而行”，会导致国家的发展失去活力，最终出现“治理失效”。
当代中国面临的某些严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本末倒置的治理模式所产生的，而这方面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各阶层普遍感觉到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了方向感。当代中国向何处去？自改革开放始，邓小平引导中国走向了发展经济学所谓的“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developmentalism），这是东亚包括韩国、台湾以及新加坡在内的各经济体的共享模式，因此也被称为“东亚模式”（EastAsiaModel），其特点是都有一个强势和精明的领导人，以经济增长为国家发展和个人执政的目标，在一个奉行同样理念的技术精英集团的辅佐下，积极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和市场化手段实现发展目标。东亚的李光耀、蒋经国、朴正熙都被认为是这样的领导人。中国在文革以后所走的发展道路，虽然充满中国特色，但仍然不脱“东亚模式”的底色。
“东亚模式”本身并不缺乏方向感。这是因为全社会对两个问题有共识。第一，这种模式纵然有运用产业政策这样的非市场手段，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而不是单纯为了扩张国有经济和排挤私营经济。因此，国家会在恰当的时候撤除对国有或者国家所扶持的企业的优待和支持，以期为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二，即使是领导阶层自己也会不自觉地承认，威权发展模式具有过渡和转型性质，是一种阶段性的模式，国家在这个阶段主导分配资源并收紧国民的权利空间，其目的是集中资源创造社会转型和进步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而不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全面垄断。为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会主动或被动地让渡资源和空间给社会，并日渐强化对公民的权利保护，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空间。在这个发展阶段，虽然仍有着种种官民摩擦，有时候甚至不乏局部的流血事件，但各阶层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有大体上的默契。
韩国的民主转型可谓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东亚模式演变范例。韩国在朴正熙时期走上威权发展道路，以军事独裁为依托，强力推行产业政策和高度干预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韩国的经济现代化，也建立了政府、银行和财阀三结合的韩国式政经体制。但如学者NguyenThiThanhHuyen所指出的，韩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动员”，引发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改变：在前者体现为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在后者体现为平等、温和、参与、协商和妥协等有利于民主建设的社会心态的形成。在这些改变的驱动之下，韩国终于在1987年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普选，卢泰愚成为首位民选总统。毋庸讳言，中国台湾也大体走过了同样的民主化路径，虽然台湾的民主在后来由于独特的“蓝绿之争”颇为异化。
相当长时期以来，韩国发展的方向被视为东亚模式的最为可能的结局，这反过来又为东亚模式提供了正当性。更重要的是，它也为采取东亚模式的社会展示了国家发展的普世性方向。但并不是所有的东亚模式国家都在走上这条道路。中国借助东亚模式取得了经济大发展，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表现为中产阶级人数的大量增加，但目前的政治文化似乎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下走向保守和僵化，政治权力日渐扩张，公民社会受到挤压，韩国式的转型前景看起来颇为暗淡。
离开东亚模式的民主转型归宿，中国有没有可能自出机杼，发展出一个中国独有的模式？中共“十九大”所设计的治理体制模式，其逻辑指向更像是镜鉴中国历史传统上的“开明君权”体制，如本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其基本理念是党国一体、思想统一、清正廉洁、以法治国、民生为本、保护环境、富国强兵。（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主席2018年8月14日编辑）用稍微直白的话来说，就是要确保党的铁桶江山，意识形态独尊，大家应该共同追求富国强兵，也少不了你的安居乐业，但不要胡说八道、挑战权威，莫谓言之不预也。”
平心而论，这种模式如果真能成功建立和维持，未必不能为人民所接受。但这个模式之成功，有赖于一个极其难以持续存在的要素，即一个始终强有力且头脑清醒的领袖，以自身的能力和魅力维持模式的存在。这样的领袖本身产生就很难，居至尊之位后在万众拥戴之下，坚守初心保持自身的头脑清明更难。如果没有分权制衡和制度约束，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这点。这里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强力领袖的存在是建立模式的必要条件，领袖体制天然地厌恶对权力的制衡和约束；但另一方面，缺乏对领袖的制衡也正是这种模式难以持续的原因。强大而英明的领袖的存在能一时为人民提供国家发展的方向感，但人民如果感到领袖不再具备这些素质，那么执政集团的民意基础就会迅速丧失。在信息传播手段日益多元和迅捷的当今时代，对领袖能力的伪装也难以奏效，会很快被看穿。
此外，这个模式还有一个天然弊端，即对危机的回应高度依赖领袖的第一反应，因为领袖既是体制的“第一推动力”，也是体制运行的日常动力。尤其是对于那些涉及到体制安危和社会稳定的危机，不管其如何来势汹汹，如果没有领袖“指示”，各级官员宁可做鸵鸟，或者极力掩盖矛盾。
作为东亚模式中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今的发展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因为它已经基本到了威权发展模式的极限，进入转型期在所难免。在这个时候，它所面对的问题，包括种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其产生的土壤是已经具备基本财力、对更美好的生活有期待、且更希望参与主宰自己命运的人民整体。这些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地通过“发展”来解决，更不可能通过压制意见、消灭不同声音的手段来使其销声匿迹。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包括官僚阶层——的活力，与体制所能提供的国家发展方向感，是一种高度正向相关的关系。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7】
周鸿祎
能赚钱和想赚钱，是两回事
一、商业模式需要不断试错和积累
1.想不清商业模式，就不要想了
你们做公司的时候，是不是每天都感到很迷惑，每天都在想我做得对不对、做得行不行？告诉你们，我每天也这么困惑。
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当年是如何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如何创造模式，并坚定地把它推动下来，然后成功了，这都是鬼话。
当你把一个商业模式往后探索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不是你的产品、你的策划在教育用户，而是用户在引导着你往前发展。
因此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用户基数，你的模式压根儿就不成立。
在早期阶段，如果有人问你的模式是什么。想得清很好，想不清就不要想了。还有人想得清，但可能想错了。
商业模式就像金字塔。你的底层基础打得越扎实，你上面就越挣钱。
你要时刻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打通了用户的痛点？
我是不是真的让用户离不开我？
我是不是真的把产品体验做得很好？
我是不是真的快速圈到了很多用户？
你每往前走一步，每上一个台阶，每当你拥有更多的资源和用户之后，你就会看到更多的机会。实际上一个商业模式，就是这样不断尝试、不断调整出来的。
一个商业模式即使成功了，它也不是孤立不变的，它需要不断去发展。
我最佩服的就是微信红包。微信的好多功能，如果让我来操刀，我认为我也能想清楚，但微信红包我肯定想不出来。
后来有一个人给我一个解释，我突然就明白了。南方企业有过年发红包的习惯，北方企业没有这个习惯。这真的是一个文化，这不是表面学得来的，它是深入骨髓的。
所以我反复提倡用户至上，时刻盘问自己，究竟还能不能给用户创造价值？
商业模式不是我们在屋里坐而论道论出来的，也不是找一帮专家规划出来的，特别是在互联网领域里，还有很多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越是这样，商业模式就越需要不断试错、不断积累、不断调整。
2.脱离用户谈商业模式，不是耍VC就是耍自己
很多创业者在做一个事之前，大家总要讨论一下模式。等所有人都看清这个模式了，大小巨头们早就一窝蜂地冲进来了。
无论最后做到多么大的一个商业模式，它的起点一定来自于你发现了用户有一个痛点，一种没有被发现或者被发现了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因此我觉得，如果脱离了用户谈商业模式，不是耍VC就是耍自己，最终也是耍自己。任何模式都源自于对用户的理解，对用户需求和痛点的理解。
当然有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需求，但它并不是刚需，也没有很高频次。这种模式就不能成立，就没有商业价值。就像当年O2O上门开锁，普通人一年能有几次？如果一年5、6次，那就是你人有问题了。
二、为什么商业模式不是盈利模式？
实际上商业模式不是盈利模式，它至少包含了四个方面：产品模式、用户模式、推广模式，最后才是盈利模式。
商业模式是你能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给什么样的用户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在创造用户价值的过程中，用什么样的方法获得商业价值。
下面我们来具体讲讲商业模式所包含的这四个方面：
商业模式之一：产品模式
产品模式，也就是你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每个公司的存在，一定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没有解决之前给用户、市场带来一些痛，这个痛可能是很贵、可能是很不方便。
我认为真正能在互联网里做大的公司，都是产品驱动型的公司。所有的商业模式都要建立在产品模式的基础之上，没有了对产品和用户的思考，公司是不可能做大的，这样的公司注定也走不了多远。
所以，创业者在回答商业模式的时候，首先要从产品模式上去思考问题：
你提供的产品是什么？
能为用户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你的产品解决了哪一类用户的什么问题？
你的产品能不能把贵的变成便宜的，甚至是免费的？
能不能把复杂的变成简单的？
总的来说，产品就像每个企业的DNA一样，DNA一旦对了，团队弱点不就成长慢点嘛，最终也能成长起来。你今天融不到钱，总会有人给你钱的，这都是时间的问题。但如果你的DNA不对，那就很危险了。因为我觉得产品决定了一个公司的合法性。
商业模式之二：用户模式
用户模式，就是你一定要找到对你的产品需求最强烈的目标用户。
如果你说自己的产品是普世的产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产品，这就说明你没有认真思考过。
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大的电信公司为什么改进不了服务呢？
因为电信公司老大的手机都是手下人给配的，也从来不担忧交手机费的问题，永远体验不到用套餐的那些人的痛苦，也不知道怎么交手机费更方便，所以根本不会想到去改进。
我自己在公司里也是体会不了一个用户的感受，我在一个技术公司，电脑里的软件都是准备好了的，所以说那个环境不真实。因此我一出差或者开会，碰到别人拿电脑，我就一定在别人电脑里装360。
每次装完一台电脑，大概都会记满满一张纸，然后回去开会，跟我的员工谈。
当然我没空整天给人装电脑，所以我锻炼了一种技能，就是每当我去用软件、看软件的时候，不自觉的人格就发生变化了，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懂，对机器很没有耐心的人，很多产品到我这儿三天两天就死机了。
技术人员和我说：周总你怎么能这么用呢？我说用户就这么用的，以前还有用户把CD的托盘当茶托呢。
当然，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虽然不能不听用户的，也不能全听用户的。
每个企业都有一些粉丝用户，这些粉丝用户忠实于你的产品，热爱你的企业，天天在论坛上跟你提应该做这个、做那个，这时候你还是要想清楚为绝大多数用户找共性需求，要听用户的但要加一层过滤。
商业模式之三：推广模式
推广模式，就是你找到怎样的方式能够到达你的目标用户群。
在中国永远不要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即使产品做得再好，如果只靠自然的口碑，只要还没接触到大多数目标用户，就有可能先被互联网巨头盯上。人家一模仿一捆绑，你多年的心血就算白费了。
然而，很多人一提到推广就想到要花钱，但花很多钱的推广未必是好的做法。如果你的产品好，但就是没有钱去推广，这个时候你可能反而会逼着自己想出很多方法，实际上很多公司在推广模式上的创新都是被逼出来的。
反观一旦有了融资，公司往往会直接砸钱做推广，这个时候哪怕是随便找一个人来做市场总监，只要给他足够多的钱，他也能想到拿钱去刷地铁、刷公交、刷路牌广告，也能在市场上砸出几个泡出来。
但我认为这不叫推广模式，真正的推广模式是要根据你的用户群，根据你的产品，去设计相应的推广方法。
砸钱式推广往往会给人造成错误的判断，让人产生错觉，以为“一推就灵”，从而不再研究用户需求，不再重视产品的体验，其实这是最危险的。
判断是不是真正的推广，最简单的标准是把推广资源一撤，不再砸钱，看产品的用户量是不是往下掉。如果用户量一下子掉下来了，这说明推广无效，产品肯定存在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不立即对产品进行调整，你和团队将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真正的推广是对产品的不断完善和提升。在推广的过程中，你要研究市场，和目标用户打交道，了解用户真正的需求，了解用户使用产品时遇到的困惑和问题，然后再反馈到产品上进行改进，由此不断帮助产品调整和完善。
这样，即使推广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但是通过推广，你发现了产品的问题，你了解到真正的用户需求，你发现了新的用户群，这些收获远比单纯的产品安装量要有价值得多。
商业模式之四：盈利模式
其实，商业计划书里的盈利模式基本是不靠谱的，如果一个创业公司真正能做起来，最后你会发现公司的盈利模式往往与之前商业计划书的设计大相径庭。
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盈利模式往往需要不断调整，有时候真的也是依靠运气。
比如，Google 的两个天才创始人做搜索引擎，好几年找不到赚钱的方法，只能是给雅虎这类的门户网站提供搜索技术服务来赚点糊口的钱。
这个时候，天上掉下来Overture 这个大馅饼。Overture 是什么？它是搜索引擎付费点击模式的鼻祖，Overture 专门为广告客户提供付费点击服务。如果把Google 看作是媒体，那么 Overture 就是精细化广告代理公司。
随后，雅虎收购了Overture，整合入雅虎搜索中，Google 的 AdWords借鉴了Overture 的付费点击模式，形成了搜索引擎的商业模式。
提起 Overture，我有时候就会想，全世界所有的搜索引擎都使用它创造的付费点击广告模式，但 Overture 自己却无法成长为规模性的公司，最后落入被收购的命运。
后来我总结原因，虽然Overture 创造的付费点击模式，确实为广告客户创造了商业价值，但作为寄生于搜索引擎的企业，Overture 却并没有为用户创造价值。反而是 Google 将搜索引擎的用户价值和 Overture 的付费点击模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所以，在互联网里，志向远大的创业者，他一定得知道商业模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对模式产生困惑，是因为我们其实想不清他们怎么赚钱，想不清这个模式还能不能扩大。有一些东西，在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想不清楚的。
如果你刚生一个孩子，我就问你这孩子长大有什么用，你肯定回答不出来。但你一定知道他长大是有价值的。
只有你解决问题了，产品迅速铺开了，在用户基础之上再来谈商业模式才是更合理的。有用户基础的产品想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如果根本没有用户基础，却要做一系列增值服务，这不就是地基都没有打牢就在那建二楼、三楼吗？
而且，等你的产品被相当的认可之后，再来探索它的收入模式，一定会有很多善于挣钱和营销的人到你公司来。
商业模式之五：免费模式
当你理解了商业模式以后，你就可能比较好理解我之前说的免费是商业模式而非盈利模式。
过去商人的本质就是低买高卖，而互联网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于你花了很多钱提供了一种免费的商业模式，免费给很多人用，最后你还能因此获得巨额的财富。
你挣到钱的同时，又可以不伤害客户。这种模式在传统的商业世界中是无法解释的。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复合的模式，包括公司做什么产品、定位什么样的用户、用什么市场推广的手法，而盈利模式只是它其中的一个环节。
但当你展开免费模式的时候，你应该回答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你究竟拿什么免费？
这个东西会不会成为一个基础服务？
通过免费能不能得到用户？
在拿到用户和免费的基础上，有没有机会做出新的增值服务？
增值服务的用户愿意付费吗？
如果你能回答清楚这些问题，免费就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当然你也不要因为只是盈利模式暂时不清晰，就去否定它整个的商业模式。
传统行业可以在一个小地域划分出一块市场，再把它守住。但互联网从一个网站到另一个网站，只需鼠标一点。所以如果在互联网上不成规模，想守住一小块市场份额根本不可能，要么大成，要么死掉。
所以互联网上有一个现象：很多企业盈利模式特别明确，却由于过早挣钱，反而不能做大。比如像马化腾，当初也没想清楚商业模式，当他拥有了几亿用户以后，很多东西就豁然开朗了。
在免费模式的推动过程中，难免会有所误伤，触动一些传统的利益。但在碰撞的过程中，你慢慢会明白什么模式应该全免费，什么模式应该半免费，什么模式其实没有必要免费。
三、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是试出来的
美国作家埃里克·莱斯曾在《精益创业》一书中分享了他的观点：用最简单的方法创新，用成本最低的方法创新。
这种观点和我关于微创新的看法如出一辙。我向来认为对商业模式的探索，应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先做一点小尝试，如果行不通就赶紧改，如果切实可行便可逐渐加大筹码。
1.拉斯韦加斯酒店：微小细节创造大量回头客
在美国拉斯韦加斯的一家酒店，当顾客结完账离开时，门童会顺手递给顾客两瓶冰冻的矿泉水。
对于酒店来说，这两瓶水的成本实属九牛一毛，却能给用户带来极佳的体验感——从这家酒店开车到最近的机场大概需要40分钟，中间几乎没有加油站和休息区，这就意味着沿途无法取得补给。
要知道，拉斯韦加斯靠近沙漠，夏季经常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顾客在前往机场的车程中无疑需要补充水分，此时这两瓶水正好派上用场。
请注意一个细节：
酒店送出这两瓶水的时间是顾客结账之后，严格意义上说，这两瓶水属于酒店的馈赠。设想一下，如果顾客下回再来“赌城”，会选择哪家酒店下榻？
鉴于行业的特殊性，无论是服务还是产品，一家酒店都很难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同业竞争极为激烈。
拉斯韦加斯的这家酒店仅为三星级，在酒店林立的“赌城”并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然而该酒店却从“送水”这个细节入手，为客户营造出一种温馨、周到的感受，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回头客。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微创新。
很多人习惯将“微创新”和“颠覆式创新”对立看待，认为前者就是小打小闹，而后者就要敲锣打鼓。
在我看来，二者其实是一回事。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颠覆式创新一开始都是微创新，都是从一个微乎其微的点入手。
2.佳能台式复印机的突围
世界上最早的复印机是美国施乐公司发明的，这一时期的复印机是典型的面向企业的产品，体型巨大，设置在专门的房间由专人维护。
后来，佳能公司缩小了复印机的体积，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台式复印机。
和大型复印机相比，佳能的台式复印机有着无数的缺点，比如复印不清、浪费纸张等，但其做到了一点——将复印简单化，从面向企业的产品走向了面向普通用户的市场，这就是微创新的价值所在。
微创新往往很难让大公司察觉到威胁，这也给了佳能公司完善产品的机会，台式复印机开始一步步蚕食大型复印机的市场。
现在，施乐的这种大型复印机已经演变成快速印刷中心，而小批量的复印已经成为台式复印机的专属舞台。
我们鼓励创新和探索，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特别是对很多创业公司和产品经理来讲，他们怀揣巨大的理想，却不具备一夜之间颠覆世界的资源。
所以，不妨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不断地去做微小的改进，可能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明显效果，但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最后就有可能改天换地。
需要强调的是，微创新不是“山寨”也不是“抄袭”，实际上很多被认为极具创新力的产品，都是通过持续的微创新才变成最终大家看到的样子。
3.乔布斯的伟大之处：将用户体验做到极致
我一直毫不掩饰自己对乔布斯的崇拜和敬仰，他凭一己之力，彻底改变了手机市场的整体格局，在业界留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但无论是早期的iPod（苹果的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还是后来的iPhone，这些产品都不是苹果公司的全新发明，而是一次又一次微创新的成果。
iPod是苹果公司在老式MP3基础上进行微创新的产物，乔布斯创造性地为MP3提供了能装进1000首歌的内存，让iPod用起来比其他MP3产品更舒服、音质更好，这就是用户体验的创新。
iPhone也是如此，苹果公司并不是第一家在智能手机上装App的公司，但是苹果手机的系统最流畅、外观最好看，这些都是一次又一次微创新的结果。
乔布斯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发明创造了多少新技术，而在于他能够通过对已有技术的巧妙融合改进，将用户体验做到极致。
事实上，所有伟大的创新性产品都是从微创新踏上征程，为用户提供一种更方便、更简单的体验。由于切入点十分微小，巨头起初并不在意，以至最后被一点一点地蚕食。
这么多年来，所谓的商业模式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过于追求把自己的商业模式说得很清楚。实际上，能说清楚的商业模式，基本上都是“马后炮式”的总结。
无论何种商业模式，它的起点一定来自用户的痛点，是一种未被发现或满足的需求。简单来说，任何商业模式都源自企业对用户需求和痛点的理解。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6】
陈嘉映
何为良好生活
一
“良好生活”不是个僻奥的术语，是个普通词组。在伦理学传统中，它有点儿来历，来自希腊词eudaimonia。英语常把它译作happiness，中文再转译为快乐或幸福。Eudaimonia译作happiness，比较讲究的思想家更愿把它译作well-being。
快乐天然是好事，不过，过得快乐不一定就过上了良好生活。《西游记》里谁最快乐？好像是猪八戒最快乐。 《石头记》里谁最快乐？想来想去，也许是薛蟠。回到现实生活，一个小官僚，性格挺开朗，人缘挺好，能哄住上司，也能应付同事下属，做点儿公务，然后吃点儿喝点儿玩点儿拿点儿贪点儿。他过得挺快乐，却不算良好。听说，雷政富就蛮快乐，当然，他被抓起来了，不快乐了。
反过来，顾准、遇罗克，为真理为正义事业奋斗，却很难说他过得快乐。耶稣快乐吗？《复活》里的聂赫留道夫，忏悔之前过得挺快活的，后来跟着马斯洛娃去流放，不那么快活了。但也许那时他才过上良好生活。
Happiness有时译作快乐有时译作幸福，但这两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快乐多用在情绪层面上，情绪飘忽不定，此一刻你快乐，下一刻不快乐，再下一刻又快乐了。而且，当我们祝一个朋友快乐时，的确不止是祝他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情，还希望他拥有一份和他所处的环境、情境相配合的快乐，而不是那份被隔离出来的、简单心情上的快乐。
跟快乐相比，幸福得有那么一份稳定长久。有人只图一时快乐，但好像没有只图一时幸福的说法。幸福的最高境界好像是白头偕老，那是一年复一年的绵长生活。
除了长久，或者说，跟长久连在一起，幸福似乎还有某种伦理评价。居有所安，衣食不愁，身体健康，父母慈爱，夫妻和睦，子女出息，这可说是幸福的指标，或“外在幸福”。幸福还有内在的一面：老夫老妻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不只在衣食不愁子女孝顺，也在他们禀性良善。幸福不只是“主观体验”，也不仅是各种幸福指数的集合，幸福靠人性中的美好来滋养。幸福的童年透着天真无邪，幸福的老年连着善良宽厚。我们有理由怀疑，卑劣的人能否感到幸福，或反过来说，无论卑劣之人感到什么，我们都不把它称作幸福感。没被抓起来的雷政富们快乐去吧，但我们不大愿意说他们幸福。
二
良好生活更多从内在方面着眼，幸福更多从外在方面着眼。良好生活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这些更积极的内容相连。正如尼采早就洞知，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因此包含我们曾经谈到过的phronesis，实践活动中的明见。幸福跟什么年龄连着？跟白头偕老连着，跟童年连着，歌里唱到幸福的童年，但愿我们的孩子都有幸福的童年，哪怕他们的前景有点儿不妙。是啊，一旦公主王子过上了幸福生活，故事就结束了。成年男人当然有的衣食不愁有的缺衣少食，有的夫妻和睦有的家有悍妇，但在壮年身上，夺目的总是品性与识度，其他不足深论。相比之下，少年还未形成稳定的品性，老人身上，品性已经沉潜，我们也不再期待他大展宏图，于是，幸福不幸福就成了首要问题。
良好生活首先从品性、识见、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作为当然包括建功立业，但德修有进也是作为，依立功立言立德的古议，德修有进是优异作为中最优异者。所有这些，都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成功让优秀人物变得更加坚毅、从容、大度，而那些靠在浊世钻营得了官位得了钱财的竖子，得意张狂，变得更加浅薄低俗。
但在我们这个污浊的社会，谁能靠品格而不靠钻营取巧有所成就？古人说：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 我们今天的社会乌烟瘴气，怨不得大家要批评指责。但不要一味批评指责，更不要埋怨，尤须警惕因此习惯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是有人应许过而你年幼无知相信了，你长这么大了还继续相信就是你自己的不是了。我不敢引用狄更斯的那句名言，说什么我们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只敢说，不管好坏，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我认识不少真心诚意做事的人，多数做出了成绩，得到了一些回报。甚至，即使你做的事情是权力忌恨的，你固然会遭遇很多艰险，但多半会得到另类的回报。
我当然不是说，积德行善必会赚来各种幸福指数。在须摩提里也许有不移的果报，而我们的娑婆世界里，到处有偶然性，也难免明显的不公和悖谬。但也只有在偶然、不公和悖谬的世界里，才谈得上品性。如果一份品性定可换来这个世界的一份福报，那拥有品性就太合算了——你既得了品性又得了世俗好处，得了个双份。
三
耶稣宣扬一套新教义，法利赛人借彼拉特之手把他钉上十字架，文天祥正气凛然，慷慨赴死，遇罗克只是对红色对联提出异议，即遭残暴荼毒。耶稣、文天祥、遇罗克，他们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良好生活的提法，着眼于不那么极端的人物，不那么极端的处境。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人的品性仍分成三六九等，但那里丧失了良好生活的任何可能。
文天祥杀身成仁，特蕾莎修女慈爱无边，曼德拉功彪史册，梵高完全自任于艺术冲动，这些大德大勇大才，我们界外钝根可望而不可即。但我们仍努力要过上良好生活。
我们不是颜回，他不改其乐，我们可能觉得苦不堪言。我们更不是耶稣，以一身尽赎人类的罪恶。我们有一点儿品格，有一点灵性，但远没有强大到单靠品格和灵性获得幸福，我们还想在最通俗的意义上过上好日子。
孔子关于君子的刻画，可引来做良好生活的图画，那生活的确令人向往。 后来，孔孟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士人产生了悠久而深刻的影响，不过，它不是惟一的图景，关于何为良好生活，墨子另有想法，庄子另有想法。西方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良好生活更是未尽相同于孔子所设想的良好生活，伊壁鸠鲁的图景又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更不说后来基督徒所欲求的。那么，我们该选何种标准来确定良好生活？也许都不够好，惟清静解脱心如止水才是最高境界？如果“心如止水”是个好词儿，心如止水就好。但浮士德、梵高，不肯一日安生，却也没什么不好。生机勃勃不是良好生活的要素吗？最高境界这话，说说也罢，九九归一还要依人依事依境而定。
古人关于良好生活的想法已经多种多样，更何况，斗转星移，今天的社会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人的良好生活不可能尽同于古人。依我个人的观感，今人的良好生活跟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男女情爱有更多的联系，与此相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不只与男人相干；谁知道呢，论品格畅达、生活充实，女人说不定还超过男人呢。
四
哲学思考就事论事按理论理，在这个意义上，力求客观。但哲学道理，归根到底是跟我们自己相连的道理。我们可以根据某些标准确定什么是良好的导体什么是良好的绝缘体，这些标准跟我自己该怎样生活没什么关系。何为实在、何为知识、何为历史这些“哲学问题”则不同，寻思这种问题，总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何为良好生活”这样的问题最明显——但凡面对这问题，我们免不了会想：我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看看身边的人，会想：谁过着良好生活，哪种生活不那么良好？我和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不妨说，只对那些自己在问这个问题的人，“何为良好生活”才是个问题。
那么，如果我不敢妄称自己过着良好生活，我有什么资格回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谁有资格？也许曼德拉、特蕾莎有。但我想，这里不要纠缠资格，因为这里的问题根本上是每个人在为自己追问，而非意在为别人提供标准答案。即使曼德拉和特蕾莎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标准答案，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光照，好让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品格和境遇中追寻自己的回答。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5】
彭剑锋
如何组建一支能打胜仗的队伍？
阅读前，先思考：
如何激发组织活力？
如何经营人才？
如何让人才驱动战略？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多年在华为实践、创办并经营咨询公司的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思考，如何通过人才去驱动企业战略的实现、业务的增长？如何激发人的内在活力以及价值创造的潜力？尤其是，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一、三个基本观点
我个人理解认为最基本的观点有3个。
1.把人才放在经营层面来管理。
人是企业战略的核心要素，需要长期投入、价值导向。
这也意味着思考人力资源的问题需要站在经营和战略角度去，而不是仅从人力资源专业的角度；这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是CEO、各级管理者，不是人力资源部。
所以我们提出首席人才官要有人才经营者思维，既要立足于专业知识层面，又要跳出专业知识层面。
人力资源分为两方面：一个是人力资源部的人力资源管理，一个是管理的人力资源部或者基于治理结构成立的人才管理。
很多人力资源的核心问题靠人力资源部是解决不了的，必须从公司治理结构、从企业家、从领导力的角度才能真正解决。
把人上升到经营层面，就是要把人才当客户，把人才当客户就要求HRD有对未来趋势有洞察、对客户需求有洞察、对人才需求有洞察，这是像企业家一样去思考。
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方法不是管控，而是激活人的价值创造。一个组织只有持续保持活力，才有真正的市场竞争能力，才有真正的价值创造能力。
另外，经营跟一般的管理不一样，经营是开源，管理是要节流。
经营作为一种开源，强调的是增长与增值，所以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目标一定是实现企业的经营增长与人的价值增长。
这确实需要跳出人力资源专业知识去思考问题，这是我所要表达的第一个思想。
2、对人才进行价值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是有情感和思想的人，而不是物，不能脱离人文环境和工作群体进行管理学研究。所以我提出人力资源管理要有整体性和系统的生命观。
人力资源管理的最大问题是把人当成物，试图通过对物的标准化管理来实现对人的效能提升。这是工业文明时期的特点。
但到了以知识为价值主体的时代，对人的管理一定是作为有机体来看待的，尤其在对人性的认识方面，我认为要有量子力学的态叠加思维以及灰度思维。
第一，人性的善与恶不能对立来看，不能简单地一分为二。
人是成善还是成恶取决于2点：一个是内在价值追求；一个是外部环境影响。所以在一个人身上，善恶是一体的，是动态转化的，好人可能会变成坏人，坏人可能会变成好人。
第二个，我们要打破过去的认知，认为人的物质追求是低层次的，精神追求是高层次的。
其实物质跟精神也是一体两面，没有高低之分。高精神追求的人也有强烈的物质需求，强烈的物质需求也会提高精神层次，物质需求跟精神需求是平行的。
但是对每个个体来讲，对物质和精神的要求程度是个性化的。
这意味着我们在管理时，要有灰度思维，尤其是在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型人才身上，优点、缺点都很突出，没有高山就没有深谷。尤其在社会中更要强调长板理论和对人的灰度思维。
第三，从经营层次来讲，要对人性、人的发展规律有敬畏感。
对人的管理最终还是回归到对人的人性洞悉，对人需求的深层理解，其实就是回归到简单、自然、极致、阳光。
第四，人力资源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强调理性和直觉的统一。
人的管理是一门科学，要强调理性思维，要靠数据、事实、工具、方法，要有假设系统、有规则。
但千万别忘了，真正面对人的时候需要有直觉思维，要发挥企业家的感知力、洞察力，因为人是有情感的，需要内心世界的指导，需要关注和互动。
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在面对特殊人才、企业家人才、顶尖技术创新人才时，靠的绝不是所谓的年薪。
我经常开玩笑说，虽然我在1985年就写了《人员素质测评》，但是到现在，我选择用人时从来不用测评工具，从来都是感觉放在第一位，价值观放在第一位，默契放在第一位。
所以经营者思维需要工具和方法，但更要相信企业家的感知力和洞察力。
我不反对用测评手段，我认为90%的人才还是要评价和测评，但5%-10%的顶尖人才要坐火箭，不能走“之”字形，这就要求企业家凭借自己的感觉去慧眼识珠。
但是职业化人才可以做“之”字形的培养模式。
所以一个方面要尊重科学，要有工具、方法，另一方面要相信你的直觉，要有灰度思维。有灰度思维，意味着对整个人力资源管理有比较系统的思考能力。
3.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激发活力、实现组织与人的价值增长。
人才管理放在经营层面就是要实现价值增长，因为我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让每一个人成为价值创造者并有价值、有成效地工作。
它的核心内容是价值管理循环：全力创造价值、科学评价价值、合理分配。这是华为的创造，也是当年写基本法里所提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要把人才放到经营层面，就是要对人才进行价值管理，要实现人才的增值与价值管理循环，这是我认为三个基本的观点。
二、人力资源管理要打通3种关系
人才管理要有系统观、整体观，我主张人力资源管理者要有三个打通。
虽然我是是劳动学院人力资源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全部都打通了，但我从内心深处认为人力资源专业不要设那么多。
有时候我也郁闷，中国公认的100位最优秀的人事总监，哪一个是学人力资源专业出身？一个没有。
人力资源发展到今天，真的不能把自己局限于单一人力资源的。
这就需要3个打通：
第一，打通社会-组织-人的关系。搞人力资源管理的应该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
第二，打通战略-组织-人的关系。
第三，从历史长河来讲，还要打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
我现在给博士生开的一门课就是禅宗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
现在搞人力资源管理的人不懂中国传统文化。我有时候给博士生上课，根本没法对话，因为他们脑子里只有公式、方式、变量，根本不了解儒家、法家、道家、释家、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我们的很多学生都丢失了传统文化。
有学生问我，老师你为什么要讲到先秦文化、禅宗文化？
我说历久弥新，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先秦的很多思想完全可以与时俱进，可以超越工业革命时期二元对立思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给博士生上课一个是禅宗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一个是来自理论与人力资源管理，还有一个是中国企业的最优实践，这是过去-现在-未来必须要打通。
在企业实践方面，不管是日本的稻盛和夫，还是美国的Facebook、苹果、谷歌，所有走在世界前列的企业都是把管理回归到人，回归到自然、简单、极致，回归到人心，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在国内，华为、阿里、腾讯、头条等企业的人力资源实践，有很多原创性的成果，需要我们不断总结、提炼、升华。中国未来企业对世界贡献不仅是GDP，也是最优实践。
三、人力资源管理的8大模块
你真正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事总监就要有系统思维，所以我提出了这八个要点。
1.企业战略
企业战略有6大要点：未来的成长在哪儿？未来如何成长？未来靠什么成长？如何达成战略共识？什么在阻碍公司成长？谁来承担战略绩效责任？
不把这6大要点思考清楚是没有办法支撑整个战略的，不了解战略，也就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要了解企业的成长模式，它到底是要靠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还是兼并产业整合，不同的企业成长模式背后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结构、人才要求是不一样的。
你不了解一个企业需要提前达到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就不知道它所需要的核心人才是什么样。
还要达成企业的战略共识，如何达成共识，必须了解企业的变革，必须了解一个企业的战略的绩效如何落地，绩效背后的资源配置、绩效责任和执行方案。
所以人力资源要有战略意识。
2.领导力
讲领导力就必须要了解公司治理。
任正非只有1%多的股权为什么能够成为企业的领导，这涉及到一个企业的决策机制与管理职能，涉及到企业经营者跟所有者的关系，涉及到一个企业内部的信息对称与风险控制，涉及到企业领导力动力机制，涉及到相关利益者的价值平衡。
领导力不是一个单一的要素。我们现在把人掰成碎片去研究，但是处事的人是一个领导，领导力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整体。
它包括这6种思维：
产权结构的优化：企业归谁所有？
有效的决策与权利制衡：由谁控制？
信任承诺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老板与职业经理人关系？
信息对称与风险控制：如何防止内部人控制？
领导力发展与核心人才的激励？
相关利益者价值平衡与良性生态：生态与社会责任担当?
3.组织模式
我们要研究人力资源的效能，不能不了解企业的组织模式、业务模式、管控模式、赋能模式。
在组织模式方面，包括这6种思维：
组织与流程的客户化：如何让组织敏捷与高能？
组织的有效管控与赋能：如何让人从组织获得能量？
如何让组织充满活力？
如何让组织保持高效率：如何建立组织秩序和理性？
如何让协同产生价值？
如何让组织变革与进化？
4.业务模式
不了解产品技术和产品市场，，不了解企业的渠道、品牌、年产销，不了解企业成本质量交付期，怎么知道背后研发人才、营销人才、生产技术人才要形成什么样的结构，哪些人才领先？
在华为是研发人才领先，所以人才结构领先的策略跟利益模式密切相关。如果不了解利益模式，简单谈人才领先，就不行。
5.供应链
没有了解企业如何实现总成本领先，如何构建全球的供应链体系，如何真正打造五流合一（信息流、资金流、资本流、商业流、人才流）的统一供应链系统，如何构建产业生态、如何构建人才生态，通过人才流推动企业供应链流的形成。
6.专业职能系统
人力资源的专业，到底包括哪些专业职能？
第一，人力资源三支柱：COE（内部咨询顾问），SSC（共享服务中心）， HRBP（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
第二，人力资源四大机制：目标牵引机制、动力发展机制、评价任用机制、竞争淘汰机制。责、权、利、能机制,事业合伙机制三十二字方针。
第三，人力资源十大管理系统包括：职位管理系统、胜任能力系统、战略规划系统、招募配置系统、绩效管理系统、薪酬分配系统、劳资关系管理系统、培训开发系统、知识与信息管理系统、退出管理系统。
第四，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价值链管理环：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
第五，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是干部管理铁三角：使命、责任、能力。
第六，全面认可激励与事业合伙。
7.数字化生存
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叫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
我经常开玩笑，未来谁最了解人的个性和需求？恐怕是小米、华为。
现在在亚马逊买五次东西，亚马逊把你的个性、决策方式、行为方式用数字描述得非常服帖。
为什么传统的测评方法、测评理论在数字方面都会失效，需要KPI吗，月度考核、年度考核吗？但KPI发生了变化，必须了解在一个数字化运营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8.价值核算
人力资源未来要走向价值管理，最核心的是价值核算。
价值核算需要将人力资本的价值核算纳入到整个财务核算体系里面去。
未来，在企业的财务报表里面一定要加上人力资源的财务报表和财务核算。这就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必须看得懂新的财务报表，了解企业的价值核算。
比如，现在搞平台化，平台跟各事业群之间就涉及到价值核算。
人力资源管理不是以岗位为核心，而是以工作任务为核心，这面临如何依据工作任务迎合客户需求进行人力资本的价值核算。
未来，人力资本的价值核算会成为国家宏观到微观人力资源的核心，这关键是能力必须要升级，必须要跳出传统的人力资源一些职能。因为80%的重复性工作将被AI所替代，而创造性工作、价值核算工作，所需要的是经营者思维。
四、20个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观
在这里，我提出我的二十个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观。
1.企业经营的本质是经营客户，经营人才，但经营客户最终还是经营人。
2.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仅是人力资源部门的事情，而是全体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责任，人力资源第一责任人是CEO，是各级经营管理者,企业一把手才是企业的首席人才官。
3.人力资本的投资优于财务资本的投资，人才要优先投、舍得投、连续投。
人才的投入是价值回报最大的要素投入,最贵的人才，只要有效使用，就是最便宜的人才；最便宜的人才，如果得不到有效使用，就是最贵的人才。
4.企业家是企业成长的“天花板”,能打胜仗的干部队伍是战略成功的决定要素。
5.人才要以用为本,以价值创造者为本,而不是简单以人为本,以人性为本。
6.人性的善与恶是一体两面,对人的认知与管理要有态叠加的认知与灰度管理思维。人的优点与缺点并存,是态叠加的混沌体。
7.用人的第一原则是优势发挥与长短互补。
8.文化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文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墙头口号,而是发自人才内心,扎根于人才行为。
9.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偏好与侧重之别,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要两手硬。
10.自然法则永远大于人为法则，对人的管理要符合人性及人的成长规律,但决不能迁就人性,纵容人性。
11.现在强调对人的管理要看机制，靠制度、靠系统，不是否定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也不是否定人力资源的专业性。我们要做的更专业，更具有工匠精神。人才竞争本质上是机制与制度的竞争，是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竞争。
12.在数字化时代，人才使用权比人才所有权重要，有关人的数据化资产比物质财富资产更重要。
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人力资源价值链管理循环，即形成全力价值创造、科学评价价值、合理分配价值的价值管理循环体系。
13.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人才使用权比人才所有权重要,有关人的数据化资产比物质财富资产更重要。
14.树挪死、人挪活，人才开放引入新能量,人才内外适度流动和动态配置产生新价值。未来，确确实实人才不再是所有权思维，而是使用权思维，人才不再忠诚于企业，不再忠诚于职业，忠于于自己的内心和价值追求。人才要开放。
15.终身学习是优秀人才的一种习惯与生活方式。
16.人力资源管理是科学与艺术、理性与感性的有机融合，它要基于数据与事实, 要认真学习客观的理论和方法，同时要有充分的情商与丰富的经验。
17.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性, 让人有尊严、有成就感地工作和生活。
对优秀人才而言,信任与承诺是对人才是最大的压力和最有效的控制;让人才有成就感,激发人才的成就欲望,是最强劲的、不竭的内在动力。
18.沟通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生命线，没有沟通就没有管理,没有沟通就难以走进人才心里。企业内部的人际矛盾，百分之七十来自误解，而误解的产生根源于沟通不畅、不及时。
人一定是情感性动物，是互动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我们要把人才当客户，走进人才的心里.
19.人才是客户，客户是人才，粉丝也是人力资本。要洞悉人性与人才需求，构建客户化、流程化的人力资源产品服务平台，让人力资源产品与服务具有产品属性、客户属性。
20.人力资源管理要致力于打通战略、组织与人,以人才事业合伙机制打破单一雇佣制,构建三个共同体。
同时，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来自这六大变化。
1.战略生态化与人才战略、人才跨界与结构优化、能力升级提出了全新挑战。
2.组织平台化与分布式经营对我们的组织方式、协同模式、价值创造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3.人才的合伙化打破了传统的人才雇佣模式，激励方式创新、评价体系发生变化。
4.领导赋能化与领导力的转型，领导力的要素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5.运营数字化与数字化人力资源运营体系发生了变化。
6.要素的社会化，使得企业的人才不再是归企业所有，人才真正回归到要素社会化，企业内部的人才归社会使用，社会的人才归内部使用，人才不再追究企业忠诚，而是追求职业+对人的使命和价值观的忠诚，这对人力资源管理带来全新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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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4】
余世存
关于人文精神
当我知道有人在关注人文精神时，我有一种人世间并不孤独的知音之感。当中国社会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人们几乎全部投入其中，即使有人议论，这议论也属于变革的一部分，没有人与这社会的主体——变革——站在平等的立场上旁观，并进而议论，而现在终于有人对这变革的种种故事，如王朔现象、张艺谋现象等等，发出疑问，戳穿所谓变革时代的障眼戏法，怎不叫人高兴呢？批评家的严正议论正是变革时代的人们久已期待的声音，是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批评的在场而不再如吴亮感慨的“批评的缺席”。
我们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经受着巨大的诱惑和巨大的绝望的折磨。时代和社会给予中国的机会、希望和所能想象到的可能，使中国人充满期待。对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期待，也就是对外界丰富性的期待。这种对外界丰富性而非对自身丰富性的期待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精神的和肉体的感觉为一种简单的感知即拥有感代替了。上流与下层、高贵与卑贱、娱乐与庸俗，在目前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某种对自身的遗忘、淡漠，对外界的疯狂攫取，构成了我们今天社会的种种情境，久而久之，我们已经跟外界建立起很难说清楚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一种麻木的不带同情心的相互依存关系，一种生理上适应后的相互依存。在依存中，我们要求占有，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失去了社会关系中的契约规定，更遑论“人文精神”。
显然，“人文精神”于此毫无意义，它只是诊出了社会病症，是药名而非药方。没有一种抽象的“人文精神”可以在现实中重建，有的只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活动中是否蕴涵精神性的东西，对自身心灵的充实和对外界的关涉。“人文精神”如果不体现在这些地方，又体现在哪里呢？文化艺术、学问真理，这些不过是人的产物，如果人之做人都不能博大、悲悯、公正，又怎能指望他的精神创造具有令人倾倒的“人文精神”呢！既然我们的哲学不仅仅是要认识世界而且是要改造世界，“人文精神”的重建就不单单是认识中的语言和艺术体系中的问题。
可悲的是，不仅民众表现出更多的物性特征，一些知识分子也在中国政治进步的社会里沦落了。他们不仅没能站在时代社会的高度研究变革的民族历史，甚至他们在参与社会进程时，暴露出比普通民众更疯狂、更丧失人性、更贪婪无耻的心理。他们打着探索人的智力和感性生活空间的旗帜否定了自己的美好理想，走上了放任、无可适从之路，走上了看透人世间种种色相后的颓唐又疯狂之路。您一定记得鲁迅借着法朗士的小说《泰绮思》中的妓女泰绮思而发出的愤怒：“她在俗时是泼刺的活，出家后就刻苦地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他们终究没能摆脱他们的时代里的僵化思维方式，一种异化、非人化的特征，当他们批判前人“丧失灵魂”、内心阴暗、“丑陋”时，他们没想到，如果他们不保持某种青春，他们也将逃脱不掉被批判的命运。或者马克思的话更具有历史的眼光：历史以其本身的进程将生活的陈腐的材料变为喜剧的形式，人类含着微笑与过去诀别。
的确，没有比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更具有喜剧性的，也只有将社会大众纳入我们考察的范围，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喜剧里的复杂况味。不论知识分子显得怎样沉痛、怎样幽默、怎样深刻，他们扭曲人性、歪曲人的正常要求、放纵人的卑劣欲望的产品都被大众允许了，作为一个事件而非精神性的东西为大众拥有过，如此而已。“人文精神”显得陌生而遥远。
更可悲的是，在社会实践中，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近乎疯狂推出的产品，文字垃圾大军，几乎将他们自己都吞没了。而一种末日落伍和余生的感觉，促使他们不断地写作，不断地在传媒间曝光，以至于他们的话语成为缺少思考的梦呓。他们都想说话，想抢到发言的机会，都想做点什么，以让“灵魂”得到安妥，让自己获得拥有感。当我重读艾略特《岩石》合唱词时，我禁不住流下眼泪。艾略特写道：
思想与行动无尽的循环，
无数的发明，无数的实验
带来运动着，却不静止的知识，
急于表达，却非沉默寡言的知识，
用词语构成的知识，以及对词语的漠视。
艾略特不是什么思想家，但他却看到了社会的某种病状，他无力解决，只好独善其身，寄身宗教，而他的诗歌就具有宗教般的温情和包容。“知易行难”，他选择了一条不尽完美而仍负责任的道路。
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这样，他们应该为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扮演的角色反省、忏悔，真正与民众一起参与建设新的中国社会。“人文精神”重建是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同时又是人人可以参与的个人人生实践，说到底，“人文精神”是个人的充实完善。没有人对自身的期待，没有人对人格的注意，就没有所谓的“人文精神”，说到底，“人文精神”是健康的人生态度，是人生常识与趣味，是正常的人性人情。我之所以说“人文精神”倡导者们错了，就在于他们采用了观照的距离形式，缺乏个人参与示范的实践方案。我每每想起圣雄甘地，总是禁不住仰止钦服叹息，如爱因斯坦惊叹，谁能想到，本世纪人类历史上竟走过这样的血肉之躯。一个有着这样伟人的社会，谁能否认它的“人文精神”呢？
我这样说，并不是将“人文精神”界定在人格、道德范畴，我想“人文精神”理应包含有人格、道德的内容，而且在人格、道德范畴里提倡更现实、具体，更需要勇气和胆识。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要求人们都成为圣贤、道德大家，我想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着永恒不朽的精神，一位母亲、一位山村的教员占据在我们心头，因为他们平易，对生活达观、坚韧。总之，因为他们的仍富人性人情而在我们心头永生，我们感念他们，而觉得这世间并非全然堕落、黑暗。正因为如此，我理解的“人文精神”其实就是“人性”，“人文精神”的沦落也就是人的异化、人性的丧失和沦落。也因为如此，我觉得做人比写作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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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3】
陈平原
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
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清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饶宗颐先生曾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作底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作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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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2】
张五常
教你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
据说熊彼德（J.A. 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
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今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
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森穆逊（P.Samuelson）、阿罗（K.Arrow）、乌沙华（H.Uzawa）、史得格斯（J．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
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Ri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
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人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
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I. Fisher）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甚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 Stigler）、贝加（G. 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场9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1】
黄亚生
中国发展的“双城记”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应该从投资密集型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科技和创新的增长模式。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并且很值得探讨的话题。然而，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做一个看起来不太相关的介绍，这个介绍关于两个国家。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的例子将帮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发展的下一步方向。
这两个国家很多的相似之处：首先，这两个国家人口都不多，一个国家的人口只有564万（包括外籍居民），另一个只有899万。两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人口都占全国人口的大约75%。其次，这两个国家经济都十分发达，其中一个国家的年人均GDP达到64030美元，另一个的年人均GDP也高达41400美元。还有，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都曾长期受到外部威胁，它们都实行强制性征兵。其中一个国家曾经和它的邻居同属一个国家，但在后来却被投票驱逐。当时的中央政府认为该地的主体民族会威胁其旁临政治影响力更大的主体民族的政治地位。另一个国家则是处在一个被敌对国家包围的地理环境之中。
各位读者也许已经猜出了这两个国家的名字。它们一个是新加坡，另一个是以色列。
新加坡模式
但是，我为什么要在一篇关于中国增长模式的文章中提到这两个国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也许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大概不会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提供任何可借鉴的信息。
事实上，虽然中国老是讲要坚持其独特的发展模式，但它同时一直推崇要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是个小国，但这从未成为中国官员将其视为榜样的顾虑。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期间，邓小平先生就呼吁中国学习新加坡的经验。随后，邓小平先生在其广东“南巡”中又一次要求中国学习新加坡的“良好的社会纪律和秩序”。新加坡控制腐败的方式，往往被中国政府视为中国控制自身腐败问题的参照，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员经常将新加坡政府运营的投资公司淡马锡（Temasek)作为管理国有资产的典范。
据新加坡总统陈庆炎(Tony Tan Keng Yam)在一次两国会晤上的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5年，有超过5万名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模式，学习新加坡的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等。最著名的中国官员培训项目包括南洋理工大学（NTU)和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提供的培训课程。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中心（NCPA)的公共管理和管理经济学两个中文硕士学位课程，因其招收的中国市长和潜在市长接班人众多而被称为“市长班”。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中心主任刘宏曾表示，截至2017年，大约1400名中国官员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他说，该校还提供短期项目，培训了1.5万多名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经济发展的“双城记
新加坡是一个利用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并同时保证廉洁政府的典范。它不推崇民主，而是相信官僚精英制度。它不认为充满活力的政治竞争、独立的司法和公开披露是控制腐败和提供良好治理的关键。相反，它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并辅以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机制，以吸引顶尖人才成为公务员的同时，控制腐败。
我不否认新加坡的成功，也不否认新加坡的模式。（但是新加坡模式里面是又很多细节的，我以后会回到这个题目来。）但是，是不是新加坡模式就是最佳的模式，或者是不是就是唯一的学习模式，这是值得商榷的。
因此，我希望将以色列这个国家纳入比较。以色列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以色列在发明新政党组织方面和在它发明新技术方面一样具有创新性。这个国家党派多的不得了。以色列模式是对一个很普遍看法的证伪，——就是只有集权才能应付险恶的生存环境。以色列通过自身的发展证明，民主能够在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地缘政治条件和最敌对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甚至繁荣。以色列的政治经常是混乱的、快速变化的和不可预测的。它可能没有新加坡的淡马锡或者中国的国资委，但是以色列也不需要这样的组织。它的民企发展的足够强大，完全独立于政府。它的大学体系享有独立和学术自由。
我们在向与以色列人口相近的新加坡学习，因此，我们显然无法从逻辑上用以色列是个小国作为借口而拒绝学习以色列。和中国政府对于新加坡的青睐不同， 对于中国的创新创业界来说，以色列才是一个模范国家。尽管有超过5万（2015年数据)的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但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投资人则纷纷前往以色列。
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额正在迅速增长。根据以色列IVC研究中心2018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过去两年，中国投资者在以色列的投资活动稳步增加，从平均每个季度15笔投资增加到大约20笔。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16宗以色列高科技交易，与过去3年的季度平均水平相符。报告称，对他们交易偏好的分析显示，他们倾向于投资于软件和生命科学等“主流”行业。报告还显示，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于更成熟、盈利能力更强的科技公司。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以色列规模最大的高科技交易的35%。在此期间，中国企业参与了17笔交易，每笔融资超过2000万美元，在四笔融资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中，有三笔是中国企业参与的。此外，报告称，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投资者参与了17笔交易，每笔交易的金额都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近60%是在2017至2018年完成的。“报告显示，每年都有更多的中国资金投向以色列的科技项目，2018年(截至2018年11月)已投资3.25亿美元，2017年为3.08亿美元，2016年为2.74亿美元。”
虽然新加坡仍然吸引着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但中国的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百度、复星、联想和小米，已经或即将在以色列开设研发中心。过去5年里（截至2018年11月)，在以色列最活跃的中国投资者是维港投资（Horizon Ventures），共有32笔交易；紧随其后的是CE Ventures，有19笔交易；然后是GO Capital & EOC Assets (GEOC)，有18笔交易；阿里巴巴则有12笔交易。
结语
新加坡以色列的对比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人为秩序、以及强加的愿景与自下而上的活力、自发秩序以及群体智慧的之间的对比。新加坡的做法很可能适合中国发展以建设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为主的增长模式，但以色列的模式更代表了中国下一步应该发展的方向。
将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转变为由技术驱动，不是打开一个“魔法盒子”的技术开关，然后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可以摇身一变，转为技术驱动了。这就是新加坡和以色列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中国要实现技术驱动型增长，就必须在以下领域做出更多切实努力：实行法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履行合同、尊重学术自由和独立，最重要的是减少和限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直接的干涉作用。中国的企业家的行为已经表明中国愿意接受以色列的技术和发明，但是中国愿不愿意接受孕育以色列技术和发明的一系列的以色列制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