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外脑智库【001-005】
发布时间:2019-08-29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5】


彭剑锋

如何组建一支能打胜仗的队伍?



阅读前,先思考:


如何激发组织活力?


如何经营人才?


如何让人才驱动战略?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多年在华为实践、创办并经营咨询公司的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思考,如何通过人才去驱动企业战略的实现、业务的增长?如何激发人的内在活力以及价值创造的潜力?尤其是,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一、三个基本观点


我个人理解认为最基本的观点有3个。


1.把人才放在经营层面来管理。


人是企业战略的核心要素,需要长期投入、价值导向。


这也意味着思考人力资源的问题需要站在经营和战略角度去,而不是仅从人力资源专业的角度;这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是CEO、各级管理者,不是人力资源部。


所以我们提出首席人才官要有人才经营者思维,既要立足于专业知识层面,又要跳出专业知识层面。


人力资源分为两方面:一个是人力资源部的人力资源管理,一个是管理的人力资源部或者基于治理结构成立的人才管理。


很多人力资源的核心问题靠人力资源部是解决不了的,必须从公司治理结构、从企业家、从领导力的角度才能真正解决。


把人上升到经营层面,就是要把人才当客户,把人才当客户就要求HRD有对未来趋势有洞察、对客户需求有洞察、对人才需求有洞察,这是像企业家一样去思考。


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方法不是管控,而是激活人的价值创造。一个组织只有持续保持活力,才有真正的市场竞争能力,才有真正的价值创造能力。


另外,经营跟一般的管理不一样,经营是开源,管理是要节流。


经营作为一种开源,强调的是增长与增值,所以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目标一定是实现企业的经营增长与人的价值增长。


这确实需要跳出人力资源专业知识去思考问题,这是我所要表达的第一个思想。


2、对人才进行价值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是有情感和思想的人,而不是物,不能脱离人文环境和工作群体进行管理学研究。所以我提出人力资源管理要有整体性和系统的生命观。


人力资源管理的最大问题是把人当成物,试图通过对物的标准化管理来实现对人的效能提升。这是工业文明时期的特点。


但到了以知识为价值主体的时代,对人的管理一定是作为有机体来看待的,尤其在对人性的认识方面,我认为要有量子力学的态叠加思维以及灰度思维。


第一,人性的善与恶不能对立来看,不能简单地一分为二。


人是成善还是成恶取决于2点:一个是内在价值追求;一个是外部环境影响。所以在一个人身上,善恶是一体的,是动态转化的,好人可能会变成坏人,坏人可能会变成好人。


第二个,我们要打破过去的认知,认为人的物质追求是低层次的,精神追求是高层次的。


其实物质跟精神也是一体两面,没有高低之分。高精神追求的人也有强烈的物质需求,强烈的物质需求也会提高精神层次,物质需求跟精神需求是平行的。


但是对每个个体来讲,对物质和精神的要求程度是个性化的。


这意味着我们在管理时,要有灰度思维,尤其是在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型人才身上,优点、缺点都很突出,没有高山就没有深谷。尤其在社会中更要强调长板理论和对人的灰度思维。


第三,从经营层次来讲,要对人性、人的发展规律有敬畏感。


对人的管理最终还是回归到对人的人性洞悉,对人需求的深层理解,其实就是回归到简单、自然、极致、阳光。


第四,人力资源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强调理性和直觉的统一。


人的管理是一门科学,要强调理性思维,要靠数据、事实、工具、方法,要有假设系统、有规则。


但千万别忘了,真正面对人的时候需要有直觉思维,要发挥企业家的感知力、洞察力,因为人是有情感的,需要内心世界的指导,需要关注和互动。


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在面对特殊人才、企业家人才、顶尖技术创新人才时,靠的绝不是所谓的年薪。


我经常开玩笑说,虽然我在1985年就写了《人员素质测评》,但是到现在,我选择用人时从来不用测评工具,从来都是感觉放在第一位,价值观放在第一位,默契放在第一位。


所以经营者思维需要工具和方法,但更要相信企业家的感知力和洞察力。


我不反对用测评手段,我认为90%的人才还是要评价和测评,但5%-10%的顶尖人才要坐火箭,不能走“之”字形,这就要求企业家凭借自己的感觉去慧眼识珠。


但是职业化人才可以做“之”字形的培养模式。


所以一个方面要尊重科学,要有工具、方法,另一方面要相信你的直觉,要有灰度思维。有灰度思维,意味着对整个人力资源管理有比较系统的思考能力。


3.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激发活力、实现组织与人的价值增长。


人才管理放在经营层面就是要实现价值增长,因为我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让每一个人成为价值创造者并有价值、有成效地工作。


它的核心内容是价值管理循环:全力创造价值、科学评价价值、合理分配。这是华为的创造,也是当年写基本法里所提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要把人才放到经营层面,就是要对人才进行价值管理,要实现人才的增值与价值管理循环,这是我认为三个基本的观点。


二、人力资源管理要打通3种关系


人才管理要有系统观、整体观,我主张人力资源管理者要有三个打通。


虽然我是是劳动学院人力资源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全部都打通了,但我从内心深处认为人力资源专业不要设那么多。


有时候我也郁闷,中国公认的100位最优秀的人事总监,哪一个是学人力资源专业出身?一个没有。


人力资源发展到今天,真的不能把自己局限于单一人力资源的。


这就需要3个打通:


第一,打通社会-组织-人的关系。搞人力资源管理的应该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


第二,打通战略-组织-人的关系。


第三,从历史长河来讲,还要打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


我现在给博士生开的一门课就是禅宗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


现在搞人力资源管理的人不懂中国传统文化。我有时候给博士生上课,根本没法对话,因为他们脑子里只有公式、方式、变量,根本不了解儒家、法家、道家、释家、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我们的很多学生都丢失了传统文化。


有学生问我,老师你为什么要讲到先秦文化、禅宗文化?


我说历久弥新,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先秦的很多思想完全可以与时俱进,可以超越工业革命时期二元对立思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给博士生上课一个是禅宗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一个是来自理论与人力资源管理,还有一个是中国企业的最优实践,这是过去-现在-未来必须要打通。


在企业实践方面,不管是日本的稻盛和夫,还是美国的Facebook、苹果、谷歌,所有走在世界前列的企业都是把管理回归到人,回归到自然、简单、极致,回归到人心,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在国内,华为、阿里、腾讯、头条等企业的人力资源实践,有很多原创性的成果,需要我们不断总结、提炼、升华。中国未来企业对世界贡献不仅是GDP,也是最优实践。


三、人力资源管理的8大模块


你真正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事总监就要有系统思维,所以我提出了这八个要点。


1.企业战略


企业战略有6大要点:未来的成长在哪儿?未来如何成长?未来靠什么成长?如何达成战略共识?什么在阻碍公司成长?谁来承担战略绩效责任?


不把这6大要点思考清楚是没有办法支撑整个战略的,不了解战略,也就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要了解企业的成长模式,它到底是要靠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还是兼并产业整合,不同的企业成长模式背后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结构、人才要求是不一样的。


你不了解一个企业需要提前达到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就不知道它所需要的核心人才是什么样。


还要达成企业的战略共识,如何达成共识,必须了解企业的变革,必须了解一个企业的战略的绩效如何落地,绩效背后的资源配置、绩效责任和执行方案。


所以人力资源要有战略意识。


2.领导力


讲领导力就必须要了解公司治理。


任正非只有1%多的股权为什么能够成为企业的领导,这涉及到一个企业的决策机制与管理职能,涉及到企业经营者跟所有者的关系,涉及到一个企业内部的信息对称与风险控制,涉及到企业领导力动力机制,涉及到相关利益者的价值平衡。


领导力不是一个单一的要素。我们现在把人掰成碎片去研究,但是处事的人是一个领导,领导力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整体。


它包括这6种思维:


产权结构的优化:企业归谁所有?


有效的决策与权利制衡:由谁控制?


信任承诺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老板与职业经理人关系?


信息对称与风险控制:如何防止内部人控制?


领导力发展与核心人才的激励?


相关利益者价值平衡与良性生态:生态与社会责任担当?


3.组织模式


我们要研究人力资源的效能,不能不了解企业的组织模式、业务模式、管控模式、赋能模式。


在组织模式方面,包括这6种思维:


组织与流程的客户化:如何让组织敏捷与高能?


组织的有效管控与赋能:如何让人从组织获得能量?


如何让组织充满活力?


如何让组织保持高效率:如何建立组织秩序和理性?


如何让协同产生价值?


如何让组织变革与进化?


4.业务模式


不了解产品技术和产品市场,,不了解企业的渠道、品牌、年产销,不了解企业成本质量交付期,怎么知道背后研发人才、营销人才、生产技术人才要形成什么样的结构,哪些人才领先?


在华为是研发人才领先,所以人才结构领先的策略跟利益模式密切相关。如果不了解利益模式,简单谈人才领先,就不行。


5.供应链


没有了解企业如何实现总成本领先,如何构建全球的供应链体系,如何真正打造五流合一(信息流、资金流、资本流、商业流、人才流)的统一供应链系统,如何构建产业生态、如何构建人才生态,通过人才流推动企业供应链流的形成。


6.专业职能系统


人力资源的专业,到底包括哪些专业职能?


第一,人力资源三支柱:COE(内部咨询顾问),SSC(共享服务中心), HRBP(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


第二,人力资源四大机制:目标牵引机制、动力发展机制、评价任用机制、竞争淘汰机制。责、权、利、能机制,事业合伙机制三十二字方针。


第三,人力资源十大管理系统包括:职位管理系统、胜任能力系统、战略规划系统、招募配置系统、绩效管理系统、薪酬分配系统、劳资关系管理系统、培训开发系统、知识与信息管理系统、退出管理系统。


第四,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价值链管理环: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


第五,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是干部管理铁三角:使命、责任、能力。


第六,全面认可激励与事业合伙。


7.数字化生存


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叫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


我经常开玩笑,未来谁最了解人的个性和需求?恐怕是小米、华为。


现在在亚马逊买五次东西,亚马逊把你的个性、决策方式、行为方式用数字描述得非常服帖。


为什么传统的测评方法、测评理论在数字方面都会失效,需要KPI吗,月度考核、年度考核吗?但KPI发生了变化,必须了解在一个数字化运营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8.价值核算


人力资源未来要走向价值管理,最核心的是价值核算。


价值核算需要将人力资本的价值核算纳入到整个财务核算体系里面去。


未来,在企业的财务报表里面一定要加上人力资源的财务报表和财务核算。这就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必须看得懂新的财务报表,了解企业的价值核算。


比如,现在搞平台化,平台跟各事业群之间就涉及到价值核算。


人力资源管理不是以岗位为核心,而是以工作任务为核心,这面临如何依据工作任务迎合客户需求进行人力资本的价值核算。


未来,人力资本的价值核算会成为国家宏观到微观人力资源的核心,这关键是能力必须要升级,必须要跳出传统的人力资源一些职能。因为80%的重复性工作将被AI所替代,而创造性工作、价值核算工作,所需要的是经营者思维。


四、20个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观


在这里,我提出我的二十个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观。


1.企业经营的本质是经营客户,经营人才,但经营客户最终还是经营人。


2.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仅是人力资源部门的事情,而是全体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责任,人力资源第一责任人是CEO,是各级经营管理者,企业一把手才是企业的首席人才官。


3.人力资本的投资优于财务资本的投资,人才要优先投、舍得投、连续投。


人才的投入是价值回报最大的要素投入,最贵的人才,只要有效使用,就是最便宜的人才;最便宜的人才,如果得不到有效使用,就是最贵的人才。


4.企业家是企业成长的“天花板”,能打胜仗的干部队伍是战略成功的决定要素。


5.人才要以用为本,以价值创造者为本,而不是简单以人为本,以人性为本。


6.人性的善与恶是一体两面,对人的认知与管理要有态叠加的认知与灰度管理思维。人的优点与缺点并存,是态叠加的混沌体。


7.用人的第一原则是优势发挥与长短互补。


8.文化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文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墙头口号,而是发自人才内心,扎根于人才行为。


9.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偏好与侧重之别,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要两手硬。


10.自然法则永远大于人为法则,对人的管理要符合人性及人的成长规律,但决不能迁就人性,纵容人性。


11.现在强调对人的管理要看机制,靠制度、靠系统,不是否定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也不是否定人力资源的专业性。我们要做的更专业,更具有工匠精神。人才竞争本质上是机制与制度的竞争,是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竞争。


12.在数字化时代,人才使用权比人才所有权重要,有关人的数据化资产比物质财富资产更重要。


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人力资源价值链管理循环,即形成全力价值创造、科学评价价值、合理分配价值的价值管理循环体系。


13.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人才使用权比人才所有权重要,有关人的数据化资产比物质财富资产更重要。


14.树挪死、人挪活,人才开放引入新能量,人才内外适度流动和动态配置产生新价值。未来,确确实实人才不再是所有权思维,而是使用权思维,人才不再忠诚于企业,不再忠诚于职业,忠于于自己的内心和价值追求。人才要开放。


15.终身学习是优秀人才的一种习惯与生活方式。


16.人力资源管理是科学与艺术、理性与感性的有机融合,它要基于数据与事实, 要认真学习客观的理论和方法,同时要有充分的情商与丰富的经验。


17.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性, 让人有尊严、有成就感地工作和生活。


对优秀人才而言,信任与承诺是对人才是最大的压力和最有效的控制;让人才有成就感,激发人才的成就欲望,是最强劲的、不竭的内在动力。


18.沟通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生命线,没有沟通就没有管理,没有沟通就难以走进人才心里。企业内部的人际矛盾,百分之七十来自误解,而误解的产生根源于沟通不畅、不及时。


人一定是情感性动物,是互动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我们要把人才当客户,走进人才的心里.


19.人才是客户,客户是人才,粉丝也是人力资本。要洞悉人性与人才需求,构建客户化、流程化的人力资源产品服务平台,让人力资源产品与服务具有产品属性、客户属性。


20.人力资源管理要致力于打通战略、组织与人,以人才事业合伙机制打破单一雇佣制,构建三个共同体。


同时,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来自这六大变化。


1.战略生态化与人才战略、人才跨界与结构优化、能力升级提出了全新挑战。


2.组织平台化与分布式经营对我们的组织方式、协同模式、价值创造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3.人才的合伙化打破了传统的人才雇佣模式,激励方式创新、评价体系发生变化。


4.领导赋能化与领导力的转型,领导力的要素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5.运营数字化与数字化人力资源运营体系发生了变化。


6.要素的社会化,使得企业的人才不再是归企业所有,人才真正回归到要素社会化,企业内部的人才归社会使用,社会的人才归内部使用,人才不再追究企业忠诚,而是追求职业+对人的使命和价值观的忠诚,这对人力资源管理带来全新的思维。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4】


余世存

关于人文精神



当我知道有人在关注人文精神时,我有一种人世间并不孤独的知音之感。当中国社会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人们几乎全部投入其中,即使有人议论,这议论也属于变革的一部分,没有人与这社会的主体——变革——站在平等的立场上旁观,并进而议论,而现在终于有人对这变革的种种故事,如王朔现象、张艺谋现象等等,发出疑问,戳穿所谓变革时代的障眼戏法,怎不叫人高兴呢?批评家的严正议论正是变革时代的人们久已期待的声音,是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批评的在场而不再如吴亮感慨的“批评的缺席”。

 

我们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经受着巨大的诱惑和巨大的绝望的折磨。时代和社会给予中国的机会、希望和所能想象到的可能,使中国人充满期待。对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期待,也就是对外界丰富性的期待。这种对外界丰富性而非对自身丰富性的期待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精神的和肉体的感觉为一种简单的感知即拥有感代替了。上流与下层、高贵与卑贱、娱乐与庸俗,在目前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某种对自身的遗忘、淡漠,对外界的疯狂攫取,构成了我们今天社会的种种情境,久而久之,我们已经跟外界建立起很难说清楚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一种麻木的不带同情心的相互依存关系,一种生理上适应后的相互依存。在依存中,我们要求占有,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失去了社会关系中的契约规定,更遑论“人文精神”。

  

显然,“人文精神”于此毫无意义,它只是诊出了社会病症,是药名而非药方。没有一种抽象的“人文精神”可以在现实中重建,有的只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活动中是否蕴涵精神性的东西,对自身心灵的充实和对外界的关涉。“人文精神”如果不体现在这些地方,又体现在哪里呢?文化艺术、学问真理,这些不过是人的产物,如果人之做人都不能博大、悲悯、公正,又怎能指望他的精神创造具有令人倾倒的“人文精神”呢!既然我们的哲学不仅仅是要认识世界而且是要改造世界,“人文精神”的重建就不单单是认识中的语言和艺术体系中的问题。

  

可悲的是,不仅民众表现出更多的物性特征,一些知识分子也在中国政治进步的社会里沦落了。他们不仅没能站在时代社会的高度研究变革的民族历史,甚至他们在参与社会进程时,暴露出比普通民众更疯狂、更丧失人性、更贪婪无耻的心理。他们打着探索人的智力和感性生活空间的旗帜否定了自己的美好理想,走上了放任、无可适从之路,走上了看透人世间种种色相后的颓唐又疯狂之路。您一定记得鲁迅借着法朗士的小说《泰绮思》中的妓女泰绮思而发出的愤怒:“她在俗时是泼刺的活,出家后就刻苦地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他们终究没能摆脱他们的时代里的僵化思维方式,一种异化、非人化的特征,当他们批判前人“丧失灵魂”、内心阴暗、“丑陋”时,他们没想到,如果他们不保持某种青春,他们也将逃脱不掉被批判的命运。或者马克思的话更具有历史的眼光:历史以其本身的进程将生活的陈腐的材料变为喜剧的形式,人类含着微笑与过去诀别。

  

的确,没有比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更具有喜剧性的,也只有将社会大众纳入我们考察的范围,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喜剧里的复杂况味。不论知识分子显得怎样沉痛、怎样幽默、怎样深刻,他们扭曲人性、歪曲人的正常要求、放纵人的卑劣欲望的产品都被大众允许了,作为一个事件而非精神性的东西为大众拥有过,如此而已。“人文精神”显得陌生而遥远。

  

更可悲的是,在社会实践中,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近乎疯狂推出的产品,文字垃圾大军,几乎将他们自己都吞没了。而一种末日落伍和余生的感觉,促使他们不断地写作,不断地在传媒间曝光,以至于他们的话语成为缺少思考的梦呓。他们都想说话,想抢到发言的机会,都想做点什么,以让“灵魂”得到安妥,让自己获得拥有感。当我重读艾略特《岩石》合唱词时,我禁不住流下眼泪。艾略特写道:  


思想与行动无尽的循环,


无数的发明,无数的实验


带来运动着,却不静止的知识,


急于表达,却非沉默寡言的知识,


用词语构成的知识,以及对词语的漠视。

  

艾略特不是什么思想家,但他却看到了社会的某种病状,他无力解决,只好独善其身,寄身宗教,而他的诗歌就具有宗教般的温情和包容。“知易行难”,他选择了一条不尽完美而仍负责任的道路。

  

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这样,他们应该为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扮演的角色反省、忏悔,真正与民众一起参与建设新的中国社会。“人文精神”重建是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同时又是人人可以参与的个人人生实践,说到底,“人文精神”是个人的充实完善。没有人对自身的期待,没有人对人格的注意,就没有所谓的“人文精神”,说到底,“人文精神”是健康的人生态度,是人生常识与趣味,是正常的人性人情。我之所以说“人文精神”倡导者们错了,就在于他们采用了观照的距离形式,缺乏个人参与示范的实践方案。我每每想起圣雄甘地,总是禁不住仰止钦服叹息,如爱因斯坦惊叹,谁能想到,本世纪人类历史上竟走过这样的血肉之躯。一个有着这样伟人的社会,谁能否认它的“人文精神”呢?

  

我这样说,并不是将“人文精神”界定在人格、道德范畴,我想“人文精神”理应包含有人格、道德的内容,而且在人格、道德范畴里提倡更现实、具体,更需要勇气和胆识。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要求人们都成为圣贤、道德大家,我想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着永恒不朽的精神,一位母亲、一位山村的教员占据在我们心头,因为他们平易,对生活达观、坚韧。总之,因为他们的仍富人性人情而在我们心头永生,我们感念他们,而觉得这世间并非全然堕落、黑暗。正因为如此,我理解的“人文精神”其实就是“人性”,“人文精神”的沦落也就是人的异化、人性的丧失和沦落。也因为如此,我觉得做人比写作重要得多。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3】


陈平原

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


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清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饶宗颐先生曾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作底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作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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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2】


张五常

教你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



据说熊彼德(J.A. 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


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今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


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森穆逊(P.Samuelson)、阿罗(K.Arrow)、乌沙华(H.Uzawa)、史得格斯(J.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


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Ri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


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人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


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I. Fisher)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甚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 Stigler)、贝加(G. 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场9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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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01】


黄亚生

中国发展的“双城记”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应该从投资密集型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科技和创新的增长模式。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并且很值得探讨的话题。然而,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做一个看起来不太相关的介绍,这个介绍关于两个国家。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的例子将帮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发展的下一步方向。

  

这两个国家很多的相似之处:首先,这两个国家人口都不多,一个国家的人口只有564万(包括外籍居民),另一个只有899万。两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人口都占全国人口的大约75%。其次,这两个国家经济都十分发达,其中一个国家的年人均GDP达到64030美元,另一个的年人均GDP也高达41400美元。还有,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都曾长期受到外部威胁,它们都实行强制性征兵。其中一个国家曾经和它的邻居同属一个国家,但在后来却被投票驱逐。当时的中央政府认为该地的主体民族会威胁其旁临政治影响力更大的主体民族的政治地位。另一个国家则是处在一个被敌对国家包围的地理环境之中。

  

各位读者也许已经猜出了这两个国家的名字。它们一个是新加坡,另一个是以色列。

  

新加坡模式

  

但是,我为什么要在一篇关于中国增长模式的文章中提到这两个国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也许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大概不会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提供任何可借鉴的信息。

  

事实上,虽然中国老是讲要坚持其独特的发展模式,但它同时一直推崇要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是个小国,但这从未成为中国官员将其视为榜样的顾虑。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期间,邓小平先生就呼吁中国学习新加坡的经验。随后,邓小平先生在其广东“南巡”中又一次要求中国学习新加坡的“良好的社会纪律和秩序”。新加坡控制腐败的方式,往往被中国政府视为中国控制自身腐败问题的参照,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员经常将新加坡政府运营的投资公司淡马锡(Temasek)作为管理国有资产的典范。

  

据新加坡总统陈庆炎(Tony Tan Keng Yam)在一次两国会晤上的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5年,有超过5万名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模式,学习新加坡的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等。最著名的中国官员培训项目包括南洋理工大学(NTU)和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提供的培训课程。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中心(NCPA)的公共管理和管理经济学两个中文硕士学位课程,因其招收的中国市长和潜在市长接班人众多而被称为“市长班”。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中心主任刘宏曾表示,截至2017年,大约1400名中国官员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他说,该校还提供短期项目,培训了1.5万多名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经济发展的“双城记


新加坡是一个利用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并同时保证廉洁政府的典范。它不推崇民主,而是相信官僚精英制度。它不认为充满活力的政治竞争、独立的司法和公开披露是控制腐败和提供良好治理的关键。相反,它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并辅以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机制,以吸引顶尖人才成为公务员的同时,控制腐败。

  

我不否认新加坡的成功,也不否认新加坡的模式。(但是新加坡模式里面是又很多细节的,我以后会回到这个题目来。)但是,是不是新加坡模式就是最佳的模式,或者是不是就是唯一的学习模式,这是值得商榷的。

  

因此,我希望将以色列这个国家纳入比较。以色列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以色列在发明新政党组织方面和在它发明新技术方面一样具有创新性。这个国家党派多的不得了。以色列模式是对一个很普遍看法的证伪,——就是只有集权才能应付险恶的生存环境。以色列通过自身的发展证明,民主能够在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地缘政治条件和最敌对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甚至繁荣。以色列的政治经常是混乱的、快速变化的和不可预测的。它可能没有新加坡的淡马锡或者中国的国资委,但是以色列也不需要这样的组织。它的民企发展的足够强大,完全独立于政府。它的大学体系享有独立和学术自由。

  

我们在向与以色列人口相近的新加坡学习,因此,我们显然无法从逻辑上用以色列是个小国作为借口而拒绝学习以色列。和中国政府对于新加坡的青睐不同, 对于中国的创新创业界来说,以色列才是一个模范国家。尽管有超过5万(2015年数据)的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但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投资人则纷纷前往以色列。

  

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额正在迅速增长。根据以色列IVC研究中心2018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过去两年,中国投资者在以色列的投资活动稳步增加,从平均每个季度15笔投资增加到大约20笔。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16宗以色列高科技交易,与过去3年的季度平均水平相符。报告称,对他们交易偏好的分析显示,他们倾向于投资于软件和生命科学等“主流”行业。报告还显示,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于更成熟、盈利能力更强的科技公司。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以色列规模最大的高科技交易的35%。在此期间,中国企业参与了17笔交易,每笔融资超过2000万美元,在四笔融资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中,有三笔是中国企业参与的。此外,报告称,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投资者参与了17笔交易,每笔交易的金额都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近60%是在2017至2018年完成的。“报告显示,每年都有更多的中国资金投向以色列的科技项目,2018年(截至2018年11月)已投资3.25亿美元,2017年为3.08亿美元,2016年为2.74亿美元。”

 

虽然新加坡仍然吸引着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但中国的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百度、复星、联想和小米,已经或即将在以色列开设研发中心。过去5年里(截至2018年11月),在以色列最活跃的中国投资者是维港投资(Horizon Ventures),共有32笔交易;紧随其后的是CE Ventures,有19笔交易;然后是GO Capital & EOC Assets (GEOC),有18笔交易;阿里巴巴则有12笔交易。

 

结语

  

新加坡以色列的对比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人为秩序、以及强加的愿景与自下而上的活力、自发秩序以及群体智慧的之间的对比。新加坡的做法很可能适合中国发展以建设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为主的增长模式,但以色列的模式更代表了中国下一步应该发展的方向。

  

将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转变为由技术驱动,不是打开一个“魔法盒子”的技术开关,然后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可以摇身一变,转为技术驱动了。这就是新加坡和以色列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中国要实现技术驱动型增长,就必须在以下领域做出更多切实努力:实行法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履行合同、尊重学术自由和独立,最重要的是减少和限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直接的干涉作用。中国的企业家的行为已经表明中国愿意接受以色列的技术和发明,但是中国愿不愿意接受孕育以色列技术和发明的一系列的以色列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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