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罗老随笔(445-445)
发布时间:2018-10-25



中国亮点(445)罗老随笔



中国古代40位大家的亮点思想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10月23日晚上9点编辑完成,一共37500字】



1、周公——“元圣”,儒学先驱、奠基人。制礼作乐。敬天保民。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周公之梦】周公是一个在孔子梦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在儒教长期主导文化的中国,周公也就不可避免的直接与梦联系起来,梦,经常被称为“周公之梦”,或“梦见周公”。表明周公在儒家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孔子以“吾不复梦见周公矣“之言,隐喻周代礼仪文化的失落。【周公解梦】《周公解梦》,是后人借周公旦之名而作,为流传在民间的解梦之书。在术数史上,很难发现解梦之术,列于此,只因梦文化在民间甚为流传,并能从梦中预测吉凶。《周礼·春官》中明确提出六大梦:正梦、噩梦、思梦、寝梦、喜梦、惧梦。明代陈士元集历代诸家梦说,将梦分成九种:气盛之梦、气虚之梦、邪寓之梦、体滞之梦、情溢之梦、直叶之梦、比象之梦、反极之梦、厉妖之梦,大大深化了对梦的研究。【病入膏肓】成公十年,晋侯(景公)日有一梦,大为凶险,是噩梦入侵。在梦中,他先看到一个大的厉鬼,头发蓬乱而长,从头拖到地上,并且捶胸顿足地朝着自己大声吼叫说:“你杀了我的孙子,太不义了,我一定要请求上天来惩罚你这个凶手!”随之晋候便醒来,觉得此为不祥之兆,于是便召见桑田巫占梦。巫听闻此梦后说:“看来,君王是尝不到新麦子了。”由此晋侯便开始病重,终日不愈。带着病痛,日复一日,很快就到了麦熟时节。晋侯想起了早先桑田占卜时所说的话,认为那纯粹是一派胡言,于是便决定当着桑田巫的面亲口尝新麦。可是,刚要进食时,肚子突然发胀,难以忍受,随即进了厕所就栽进粪坑死了。此举却正好让桑田巫亲眼见证了自己预言的验证。此事在《左传》中有记载。晋候梦中的两个小孩实际上是病魔在梦中的形象化。中国古代医学称心脏下面的脂肪为“膏”,胸腹之间有一个膈膜,“肓”是心脏和膈膜之间的部位。当时认为心下膈上是身体的重要部位,医家对这个部位的疾病无能为力。后世沿用至今的“病入膏肓”用来形容病势严重不可救药,就是来自于此,这个词语进而也用来比喻事态严重到不可挽救的地步。


2、管仲——《管子》——法家代表人物,齐国相国。法治。重经济,尊民意。高山流水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主要是讲知己的故事:先秦的琴师俞伯牙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路过,就在那听,没想到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俞伯牙非常惊讶钟子期懂得自己的内心,于是把他引为知己,经常谈琴给钟子期。钟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生不弹。所以高山流水一般都比喻是知己或者知音。【管鲍之交】—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两人友情很深。他们俩一起经商。在经商时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而鲍叔牙对此从不和管仲计较。对此人们背地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鲍叔牙知道后就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只贪图金钱,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多分给他钱,是我情愿的。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因此人们讥笑他,说管仲贪生怕死,没有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听到这讥笑后,深知这不符合管仲的实际情况,就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怕死,因为他家有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管仲同鲍叔牙的友谊非常诚挚,他也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不过都没有办成;不但没有办成,反给鲍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难,还不如不办好。因此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本领,鲍叔牙却不这样看,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朋友管仲是个很有本领的人。事情所以没有办成,只是由于机会没有成熟罢了。在长期交往中,他们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管仲多次对人讲过: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牙。管仲尝叹曰:“吾少穷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大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3、老子——《道德经》——道家学派创始人。——宇宙观:天道自然。人生观:清虚自守。政治观:无为而治。三清尊神是中国民间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老子一气化三清。三清就是中国哲学中“三一”的象征,“三一”即老子《道德经》里面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庄严肃穆的道教三清大殿中,通常供奉着神态端庄的三位尊神。这就是道教的最高神“三清,即中间的玉清元始天尊、左手边上清灵宝天尊、右手边的太清道德天尊(玉清、太清、上清),是道家哲学“三一”学说的象征,也就是最后三个变成一个,实际上可以说三个人都是老子。【道教祖师】其实,道教的创始人是被称为张天师的张陵,而老子在道教中被尊为道祖,并将其《老子》一书改名为《道德真经》,作为宗教的主要经典。从《列仙传》开始,把老子列为神仙。东汉时期,成都人王阜撰《老子圣母碑》,把老子和道合而为一,视老子为化生天地的神灵。成为了道教创世说的雏形。而在汉桓帝时,汉桓帝更是亲自祭祀老子,把老子作为仙道之祖。唐代皇帝曾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加封号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其道教尊称名称为“太上老君”,亦被尊称为“混元皇帝”,也是道教三清道祖中的道德天尊。【道德经】主题思想为“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哲学上,“道”是天地万物之始之母,阴阳对立与统一是万物的本质体现,物极必反是万物演化的规律。伦理上,老子之道主张纯朴、无私、清静、谦让、贵柔、守弱、淡泊等因循自然的德性。政治上,老子主张对内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对外和平共处,反对战争与暴力。这三个层面构成了《道德经》的主题,同时也使得《道德经》一书在结构上经由“物理至哲学至伦理至政治”的逻辑层层递进,由自然之道进入到伦理之德,最终归宿于对理想政治的设想与治理之道。也就是从自然秩序中找出通向理想社会秩序的光明正道。


4、孔子——《论语》——儒家学派创始人。——仁。义。礼。义利之辩——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金钱的补偿和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圣人做的事,可用来改变民风世俗,教导可以传授给百姓,不仅仅是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现在鲁国富的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说起老子和孔子的渊源来,不得不说的一件事就是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后来孔子回到鲁国,有弟子问孔子,老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孔子是这样说的:“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孔子的学问犹如五湖四海,而他对老子却是崇拜有加,将其形容为能上天下海的龙。可见老子在春秋时期确实比孔子厉害些。【道德思想】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  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5、孙武——《孙子兵法》——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鼻祖。——重战、慎战、备战。知己知彼。谋略制胜。文武兼施。恩威并重(治军)。《孙子兵法》的大多数篇目都是经典格言的堆砌,有标题而无主题。说它是“汇编”,的确是实实在在,若说它是某一个人的“原创”是无据可查的。问:《孙子兵法》里就没有完整的原创篇目吗?答:有。第二篇《作战》和最后一篇《用间》就是完整的原创。这两篇内容纯粹,文气完整,没有拼接的痕迹。在语言习惯上,这两篇与其它十一篇大体相同,总是语重心长、谆谆告诫、不厌其烦的样子。其中“者”、“也”、“矣”等语气词的用法,与其它兵法相比,尤其能显示出文人特色。这证明《孙子兵法》的“主编”对国家财政、军需和国家级的情报、间谍工作十分娴熟,颇有心得。他对打仗虽然外行,但是,把各家兵法的精华汇编在一起,再进行一番点化、润色、发展的工作,其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训女兵】——孙子晋见吴王之后,呈上所著兵书十三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00多名宫女由孙子操练。孙武把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指定吴王最为宠爱的两位美姬为左右队长,同时指派自己的驾车人和陪乘担任军吏,负责执行军法。但宫女们不听号令,捧腹大笑,队形大乱。孙武便召集军吏,根据兵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孙武要杀掉自己的爱姬,马上派人传命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人侍候,寡人吃饭也没有味道。请将军赦免她们。孙武毫不留情地说:“臣既然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孙武执意杀掉了两位队长,任命两队的排头充当队长,继续练兵。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爬滚起,全都合乎规矩,阵形十分齐整。阖闾失去爱姬,心中不快。孙武便亲见阖闾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对士卒一定要威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听了孙武的解释,吴王阖闾(河女)怒气消散,便拜孙武为将军。在孙武的训练下,吴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6、范蠡——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范蠡为中国早期商业理论家,楚学开拓者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南阳五圣"之一。虽出身贫贱,但是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宋国陶丘(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南),自号陶朱公。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他是范姓始祖范武子的玄孙,并被视为顺阳范氏之先祖。——鸱(吃)夷子皮的含义——所谓“鸱夷”者,盛酒之壶状器具也,是一种皮制的口袋,用时“尽日盛酒”;不用时,可收起叠好,随身携带。是古代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韧性很大的“酒囊”。直到宋代仍有此物,苏轼曾在诗中写道:“不持两鸱酒,肯借一车书?” 。“子皮”者,“皮子”也,“鸱夷子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酒囊皮子”。 范蠡为何会用这么一个看似粗俗的名字呢? 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鸱夷子皮虽然原指古代牛皮做的酒器,伸缩自如,即酒囊皮子,看似粗俗,实则蕴含能屈能伸,包罗万象、吞吐天地之意 。范蠡的境界达到了“空”和“忘我”,挥洒自如,姓名更是如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其胸襟之开阔,超凡脱俗!这是范蠡用此姓名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层原因是便于在陌生之地生活、经商和发展,范蠡经营的主要是饲料、繁殖、销售牲畜的农牧业,雇用了大批劳动力,要和农夫、驭手、屠户、运夫等“下里巴人”打成一片,和当地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事业的发展,用范蠡的大名,显得冷僻严肃。而用通俗幽默的“酒囊皮子”介绍自己,恐怕话一出口,对方就乐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隔膜也就会冲破。一个“外来客”想在陶地治产经商,不放下架子入乡随俗,不和当地人融在一起,是寸步难行的。 第三点是“鸱夷子皮” 具有营销思想,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广告、品牌效应。当人们对看起来很好听的名字感到麻木时,对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俗名”更容易记住和关注,中国历代的商业名家,不少人采用了“王麻子”、“狗不理”等俗而又俗的“字号”,如今“撒尿牛丸”、“傻子瓜子”“酒鬼”也都是声名远播,他们是否受到“鸱夷子皮”的启发,在下不敢妄言。但只要想一想今天国人在开公司、办实体时总要起一个响亮的名字,设计醒目徽标,就会明白范老先生在两千多年前为何更名易姓了。另外一种比较浪漫的说法是,据《越绝书》“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吴越春秋》“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注意那里用的是”浮“而不是”沉“,而范蠡隐居后的名号就是鸱夷子皮,也许这也是西施最后陪伴范蠡这个美好传说的由来。


7、墨子——《墨子》——墨家学派创始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墨守成规——战国时期,有一回,楚国要攻打宋国,鲁班为楚国特地设计制造了一种云梯,准备攻城之用。那时墨子正在齐国,得到这个消息,急忙赶到楚国去劝阻,一直走了十天十夜,到了楚国的郢都立刻找到鲁班一同去见楚王。墨子竭力说服楚王和鲁班别攻宋国。楚王终于同意了,但是他们都舍不得放弃新造起来的攻城器械,想在实战中试试它的威力。墨子说:“那好,咱们就当场试试吧。”说着,解下衣带,围作城墙,用木片作为武器,让鲁班同他分别代表攻守两方进行表演。鲁班多次使用不同方法攻城,多次都被墨子挡住了。鲁班攻城的器械已经使尽,而墨子守城计策还绰绰有余。鲁班不肯认输,说道:“我有办法对付你,但是我不说。”墨子说:“我知道你要怎样对付我,但是我也不说。”楚王听不懂,问是什么意思。墨子说:“公输子是想杀害我。他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帮宋国守城了。他哪里知道我的门徒约有三百人早已守在那里等着你们去进攻。”楚王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好吧,我们取消攻打宋国的计划。”这时墨子才带着胜利的微笑,告别楚王而去。因为墨子善守,后来就把牢守称为“墨守”。但这个“守”一般都已不指守城,而多指守旧,成了贬义词了。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他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所以在学说的重要性方面,墨家学说和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不分上下。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有“非儒即墨”的说法。墨子的先祖是殷商王室,他是宋国君主宋襄公的哥哥目夷的后代,目夷生前是宋襄公的大司马,后来他的后代因故从贵族降为平民。就出身来说,墨子和孔子像极了,孔子的祖上也是宋国的没落贵族。而孔子是一个私生子,这一点和墨子出身于农民家庭半斤八两。不过值得一说的是,墨子的动手能力比较强,他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可以说,墨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科学家。


8、商鞅——《商君书》——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法家“法术势”三派中,商鞅重“法”。商鞅是周朝的诸侯国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 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其子秦惠文王继位。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指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商鞅变法】:国家要想强盛,必须让百姓始终保持贫困——在中国的“伟大改革家”序列里,商鞅及与他同时代的李悝、吴起等人,是祖师级的人物,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人物。但实际上,其人不过是一个冷血的“国家主义”打手,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商鞅的变法理念有三:1、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国家才会强盛;2、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3、必须“弱民”、“愚民”,国家才能强盛。这三条,无论是放在今天,还是放在2000年前,都是历史的反动。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三:1、按军功受爵;2、强制百姓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腰斩;3、百姓只许务农,从事其他职业者,以及懒惰而致贫困者,全家没收为奴。这三大内容,正对应着商鞅的上述三大变法理念。具体说来,1、商鞅认为,“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无论国家有钱还是没钱,都必须时刻处于战争状态,如此才能强盛,才会不被“六虱”侵害。“六虱”是什么呢?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2、为什么必须人人告密国家才会强盛?《商君书·开塞》里有解释:让老百姓只敢做国家让他们做的事,国家才会大治。3、《史记》里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似乎效果很好,但实际情况是:老百姓所受的盘剥比重非常之大,始终在生存线上下挣扎,因为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按商鞅的逻辑: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动力;富有之后,就会“淫”(商鞅所谓的“淫”,指的是求智欲);“淫”了之后,国家就会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国家必须想办法在百姓富裕后“合理”拿走他们的财富,让他们再度陷入贫穷。如此,才会重新激发百姓的求富动力,他们为生存疲于奔命,没有精力求智,国家也不再有“虱”了。这种让国家富有而让老百姓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使国家双倍强盛。


9、孟子——《孟子》——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圣。——民本。仁政。仁义礼智。法先王。天与天道。性善。[孟母三迁;——从前孟子小的时候,父亲早早地去逝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孟子的母亲对孟子的教育很是重视,管束甚严,希望有一天孟子能成才为贤。一开始,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子的妈妈看到了,就皱起眉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了!”孟子的妈妈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吆喝的样子。孟子的妈妈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孟子的妈妈又带着孟子去靠近杀猪宰羊的地方去住。孟子便学起了买卖屠宰猪羊的事。孟子的妈妈知道了,又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依然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月夏历初一这个时候,官员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礼貌相待,孟子见了一一都学习记住。孟子的妈妈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于是在此居住了。[孟子受教]——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蹲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孟母说:“什么原因?”孟子说:“她蹲在地上。”孟母问:“你怎么知道的?”孟子说:“我亲眼看见的。”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妇人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经》这样讲,为的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认识到自己错了,再也不敢讲休妻的事了。


10、庄子——《庄子》——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天道自然。齐生死、一物我。游心、游世。保身全生。无用之用。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10月23日晚上9点编辑完成,一共37500字】[材与非材]庄子在山中行走,看见一棵树长得很美很高大,枝叶很茂盛,伐木者停在那棵树旁却不伐它。庄子问他这是什么原因,伐木者回答说:“这棵树没有什么用处。”庄子说:“这棵树因为不成材,结果得以终其天年了。”庄子出了山,来到县邑,住在老朋友的家里。老朋友很高兴,准备酒肉,叫童仆杀一只鹅款待他。童仆请示道:“一只鹅会叫,一只鹅不会叫,请问杀哪只?”主人的父亲说:“杀那只不会叫的。”第二天,弟子向庄子问道:“昨天山里的树因为不成材而得以终其天年,现在这位主人的鹅却因为不成材而被杀死,先生您将在成材与不成材这两者间处于哪一边呢?”庄子笑着说道:“我将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成材与不成材之间,似乎是合适的位置,其实不然,所以还是免不了遭到祸害。如果遵循道德行事,就不是这样了:既没有美誉,也没有毁辱,时而为龙,时而为蛇,随时势而变化,而不肯专为一物;时而上,时而下,以顺应自然为准则,在万物的原始状态中漫游,主宰万物而不被万物所役使,那么怎么会遭到灾祸呢?这就是神农、黄帝所取法的处世原则。至于万物之情,人伦相传之道,就不是这样了。成功了就会毁坏,强大了就会衰微,锋利了就会缺损,尊贵了就会受到倾覆,直了就会弯曲,聚合了就会分散,受到爱惜就会被废弃,智谋多了就会受人算计,不贤德就会受人欺辱。怎么可以偏执一方而加以依仗呢?”





11、屈原——楚国诗人、政治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举贤授能。造为宪令。大一统。[端午佳节]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相传是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端午节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一带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屈原在这一天死去,便演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始于南朝的文献。端午节起源于屈原,最早就是流传在荆楚地区的传说。南朝梁宗懔(领)编撰的记录古代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荆楚岁时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端午竞渡的习俗,也是荆楚地区人们纪念屈原的方式之一。《隋书·地理志下》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到了隋唐一统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就不仅限于荆楚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一直流传至今。【离骚】是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此诗以诗人自述身世、遭遇、心志为中心。前半篇反复倾诉诗人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表达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和坚持理想、虽逢灾厄也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后半篇通过神游天界、追求理想的实现和失败后欲以身殉的陈述,反映出诗人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全诗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象,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表现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2、邹衍——《邹子》——道家代表人物,阴阳家创始人。——五行论。五德终始说。大九州。儒家想“克己复礼”,讲究仁义礼智信,各国国君不接受礼的制约。邹衍是研究阴阳五行的,由自然界引申到社会变化、朝代更替中来,称为“五德终始论”。意思是说,一国的兴亡不是你国君一人说了算,而自有生克的规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个德便以木、火、土、金、水五行来代表,叫五德。你是火德,德衰,便有水的德克你;你是水德,德衰,便有土德来灭你,依此类推。这个理论一出,许多国君有所顾忌了,都纷纷邀请邹衍来讲学,对他十分敬重。邹衍还有一重要的理论,就是“大九州”论,是说神州(中国)内的九州是小九州,神州之外还有同样的八个大州,连神州算在一起是大九州,这才是整个天下。这个说法不是考察来的,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也是无法考察的,而是邹衍推断出来的。这个“大九州”论,已大致符合今天世界大洲的景况,这在当时是需要多高的智慧啊。这个理论也是在打消当时众国君以自己为中心的霸气,说白了,就是:世界大着呢,你算老几?【大九州的地理学说】邹衍还有一个重要学说,即大小九州说。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但仔细推敲,《史记》所说“中国……于天下乃八十分居一分”之说,可能有误。关于此问题,杨希枚先生认为,“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其中“九”应为八之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中国为世界的“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的结论。如不改“九”为“八”,则赤县神州再加以外的九州就是十州,而不是九州。十州之内,按赤县神又分九州计算,则世界共九十州,中国当为世界的九十分之九,而非八十分之一。!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


13、韩非——《韩非子》——法家思想集大成者,被誉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两个人之一。法术势相结合。名实相符。法治。变法图强。天道自然。韩非子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韩非子是儒学的巨敌。他犀利地指出仁义、道德是没有用的,个人的德行也是靠不住的,尧舜这样的圣人不用法也能善治,桀纣(节奏)这样的暴君什么法也是约束不了的。【远水不救近火】战国初期,鲁国与强大的齐国、晋国、楚国相邻,鲁国的国君鲁穆公担心齐国侵略鲁国,便相结交晋国、楚国两个强国,希望以后鲁国遭到齐国侵略的时候,能够得到晋楚两国的援助。为了达到睦邻友好的目的,鲁穆公派公子们到晋楚两国去做官。一大臣认为这种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就对鲁穆公说:“越国是水乡之国,人们都善于游泳。可是,如果我们这里有人掉进水里,去请越国的人来抢救,那么不等人家赶来,溺水的人早就淹死了。又比如,如果着了火,到千里之外去取海水救,海水虽然很多,但是大火也一定扑不灭。这道理很简单:远水不救近火。同样的道理,晋国与楚国虽很强大,但是毕竟距离鲁国较远,而齐国距离鲁国较近。一旦齐国侵略鲁国,这种祸患靠晋楚两国恐怕救不了吧!”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学生,但他的主张更多来自于老子,是以被称为两个老子传人之一,另一个人是庄周。对人性的彻底失望,找不到出口,老子西出函谷关,庄子持竿不顾,韩非不一样,他非要找出一条血路,杀将出去。他寄希望于君主,为强者说话,他忘了,自己也是臣子;他反对私学,他忘了,他也是私学弟子。历史非常吊轨的是,几乎所有法家的代表人物,特别在秦效力者,几乎没有好下场,商君车裂、韩非被诛。韩非入秦伏诛(zhu),再无诸子百家!


14、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法家代表人物。实用主义。崇法尚刑。以法为教、禁绝私学。以吏为师,焚书。轻罪重刑。师法后王。【焚书】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待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动是格格不入的,使得秦始皇大为不满,把淳于越交给丞相李斯处理。李斯不赞同淳于越的看法,他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李斯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五帝三代的治国办法也不同。三代时期的做法,也并不值得效法。那时候诸侯并列,互相争夺,天下统一,情况完全不同,不必效法古代。以古非今,搅乱民心。对于造谣惑众,不利于统一天下的言行必须禁止,否则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有损于皇帝的权威。最后,他又把这一切都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不是博士(指掌管古今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秦始皇下令焚书,先秦许多文献古籍都被烧掉了,使中国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然而,另一方面秦始皇也曾将一些禁书收藏在咸阳皇家图书馆,使得部分珍贵书籍得以保存了下来。【沙丘之变】沙丘之变——秦始皇迅游时候于沙丘暴卒,宦官赵高胁迫李斯发动“沙丘之变”,他们合谋篡改了始皇的传位诏书,废太子扶苏,改立胡亥为新帝,为秦二世。秦二世胡亥为了修好阿房宫,征发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当时中国人民的反秦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为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 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都被赵高扣留。 赵高借机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被迫承认谋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夷三族。而其子李由仍将兵在外,不久,与项羽、刘邦战于雍丘,大败,被义军斩于雍丘。


15、贾谊——《过秦论》、西汉初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施仁义、行仁政。民本。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过秦论】是一篇史论,其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上篇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仍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寄)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文章总论了秦的兴起,灭亡及其原因,鲜明地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其目的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的借鉴。


16、董仲舒——《天人三策》——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大一统,天人感应,以德治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几乎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为了巩固统治,历朝历代都贯彻这一思想,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文化,直到新文化运动。“大一统”思想则到现在还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还将一代代长期影响下去,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团结巩固的纽带。【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纲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儒教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三纲成为封建统治者用于奴化人民的工具,则在宋明以后。以等级名分教化社会的观点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如违犯封建伦理纲常,即被视为“罪人”。这种说法扭曲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说。其核心是从于正理或无条件服从于上下关系,三纲立足于关系下的服从,而孔子立足于正理,倡导无论地位都该依正理尽本分。三纲五常虽然饱受诟病,如思想禁锢等等,但它也确实发挥着及其积极的一面。如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


17、司马迁——《史记》——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历史之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由于司马迁生前就一直防着《史记》被汉武帝焚毁。他在《报任安书》里说,《史记》写完之后,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司马迁充分考虑到《史记》(52.65万字、写了14年)的内容有批判性,很有可能被武帝焚毁,就安排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说,藏在深山里,你想烧也找不到,就可以流传后世;或者让自己的后人,在一些大都邑里传播,把《史记》流入民间,这样一来,想禁书也不可能禁得彻底———够小心谨慎的!【史记得传】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运)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18、诸葛亮——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安抚百姓、遵守礼制、约束官员、慎用权力。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兴修水利。严以治军,谨慎用兵。【隆中对】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诸葛亮一生的败绩有哪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肯定诸葛亮才智的同时,曾试图分析诸葛亮统一中国失败原因。针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荆州、益州两路出击北伐曹魏的总战略,毛泽东评论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前一句的意思是诸葛亮的战略不妥,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蜀汉失去兵力上的优势。后一句“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三分兵力”的历史事实最终导致蜀汉元气大伤,失去的统一中国的基础。然而亦有人不同意毛泽东的分析,隆中对本是希望以“利尽南海”的全个荆州支持荆州军北伐,再加上益州进行钳形战略,但后来刘备未能达到,亦因南郡之失,才令关羽失去在襄樊之战中的优势,而非为二分兵力之果。另一方面,对于失街亭、斩马谡的历史事件,毛泽东曾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当时诸葛亮应亲率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


19、嵇康——《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魏晋玄学的重要人物。“竹林七贤”领袖之一。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嵇(及)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 。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隐居不仕,屡拒为官。因得罪钟会,遭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时年四十岁。嵇康继承了老庄的养生思想,进行实践颇有心得,他的《养生论》是中国养生学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较系统的养生专论。后世养生大家如陶弘景、孙思邈等对他的养生思想都有借鉴。《嵇康集》十卷书中,篇篇含养生之理,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养生看法。 魏晋之时,养生之学大兴,但当时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存在:一是认为修道可成仙,长生不老;二是认为“生死全由天,半分不由人。”嵇康针对这种现象,指出神仙不可能,如果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论可及的看法。在他的重要著作《养生论》中,他以导养得理可寿的总论点,提出了以下观点:一、形神兼养,重在养神。他举例说明精神对人体的强大作用,指出“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而中医学也认为人以神为根本,神灭则形灭。嵇康在此抓住了养生的根本。二、养生要重一功元益,慎一过之害,全面进行。嵇康认为万物禀天地而生,后天给予的养护不同,寿命也不尽相同,勿以益小而不为,勿以过小而为之,防微杜渐,提早预防,积极争取长寿。三、指出若不注重养生,耽声色,溺滋味,七情太过,则易夭折。“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四、嵇康还告诫养生者要有信心,坚持不懈,否则就不易有效。还要以善养生者为榜样,积极吸取好的养生方法,清心寡欲,守一抱真,并“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缓以五弦”,就可以“与羡门比寿,与王乔争年”。嵇康自己也身体力行,与他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曾说:“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他自己提的理论,几乎条条做到,但却犯了“营内而忘外”一忌,最终受人诬陷而遇害。


20、陶潜——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隐逸:柔、淡、远。自然,自由。不言教化、不事雕凿。【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10月23日晚上9点编辑完成,一共37500字】情感自由抒发。自然天成。【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在那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督邮,品位很低,却有些权势,在太守面前说话好坏就凭他那张嘴。这次派来的督邮,是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差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 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他马上动身。不料县吏拦住陶渊明说:“大人,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督邮要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这一下,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说罢,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4OO字的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条),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寄)),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21、玄奘——《成唯识论》——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五种姓说。唯识哲学。因明学。隋大业八年(612年),玄奘时年10岁,受大理寺卿郑善果激赏,破格于东都洛阳净土寺出家  。玄奘出家后,首先在洛阳净土寺跟景法师学《涅槃经》,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下简称《摄论》),达六年之久。唐麟德元年(664年),“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  ,从此绝笔翻译,并对徒众预嘱后事。正月初九日,玄奘病势严重,至二月五日夜半圆寂,朝野达百万余人送葬者将其灵骨归葬白鹿原。唐总章二年(669年),朝廷为之改葬在西安城南约20公里处的少陵原畔——大唐护国兴教寺。唐肃宗还为舍利塔亲题写塔额“兴教”二字。对玄奘的评价也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方面来看,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关键性的人物,他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同唐王朝统治者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利用又有点互相尊重的关系。至于他个人,一方面,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道的高僧。另一方面,他又周旋于皇帝大臣之间,歌功颂德,有时难免有点庸俗,而且对印度僧人那提排挤打击,颇有一些‘派性’。因此,我想借用恩格斯评论黑格尔和歌德的一段话来评论玄奘: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玄奘在自己领域内算得上是一个宙斯。但是他的某一些行为,难道就没有一点庸人习气吗?【260个字的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bōrě)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夺),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nou)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22、慧能——《六祖坛经》、禅宗六祖。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中国佛教以隋、唐时代为最兴盛,所有大小乘佛教的分宗别派,皆从此时代演变出来。禅宗在这时代,亦从酝酿中产生了六祖。自有六祖,则中国一切从梵文译来的经典,向来在文字或思想上有隔膜的,不能体贴消化的,都可以融会贯通;从此,佛法与中国人的心理不发生丝毫的障隔,深深地契合和相应,流演于后世,没有文字语言上的障碍,也没有心理思想上的隔膜。故由六祖,才把佛教的真髓深深地打入中国人的心坎中。不仅于佛教的功绩是如此,即隋、唐以来的中国文化,亦莫不受他那种彻悟思想的影响。故六祖实为中国隋唐以后最伟大的人物。【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谓佛经,就是出自释迦摩尼之口,身后由弟子们编录成籍的思想著述。而在中国,有一本经书竟然是出自本土僧人的著述,那就是佛教禅宗六祖惠能讲述,弟子法海等集录的一部经典《坛经》,《六祖坛经》记载惠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及启导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昔日灵山说法,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诞生了佛教禅宗的初祖。在印度传了二十六代,传至菩提达摩,已经是二十七代。后来达摩东渡,住进嵩山少林寺。达摩在中国始传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等大力弘扬,终于一花五叶,盛开秘苑。后人便尊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尊少林寺为中国禅宗祖庭。咸亨三年,五祖弘忍为觅法嗣,乃命门人各呈一偈,表明自己的悟境。其时上座神秀呈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惠能听说之后,亦作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将两偈比较,认为惠能的悟境高于神秀,于夜里私下为惠能宣讲《金刚经》大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处,惠能大悟,五祖便将衣钵传给惠能,命他连夜南归。惠能“直指人心”的“顿悟”虽然深得五祖的赞赏,但是并不代表神秀就是碌碌之辈,其实神秀的“渐修”,慢慢来,一步一步修行,才符合更多人的根基。顿悟谈何容易,所以六祖曾说:“我此法门,乃接引上上根人。”上等根器还不算,要上上根器,最上等智慧的人。才有可能想彩票种特等奖那样一句话就顿悟了。惠能离开北方后,恢复前代佛教僻居山林,抗迹尘外的宗尚。一生远遁岭南,应是考虑到北方特别是两京一带主要是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渐修派的势力范围,不愿涉足这一是非圈。南顿北渐,当时南北二宗虽然没有后世禅籍渲染的那么尖锐对立,但多少存在着观念上的矛盾。同时惠能个性使然,不愿交游权门,刻意与朝廷权贵保持一定距离,仍保持了自达摩以来历代祖师山林佛教的特色。虽然远离尘世,但是惠能主旨上还是反对离开世间空谈佛法,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他认为若真修行,在家亦可,不一定非要出家。指出在家修行,长行十善饶益众生,终能成就。出家修行,若不能身语意三业清静,也是枉然。惠能的佛法开示,被后世尊之为经,在佛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六祖坛经》是“中国第一部白话作品”。它把日常生活当作宗教的终极世界,把人性中本有的美好东西当作宗教追求的佛性,反映了对宗教的某种超越和向人文精神的回归。这种超越和回归,使中国禅宗得以广为传播而流传久远,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也超出了佛教的范围。如今它的思想和实践也许已经渐渐淡出了普通人的信仰世界,但无疑深入了他们的生活和艺术世界,成为了一种生活的追求,一种人生的境界,一种处世的智慧,一种情致,一种品位,一种风度。


23、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等——儒家理学思想鼻祖。无极而太极。物则不通,神妙万物。至诚、主静。文以载道。明慎用刑。成圣五阶段论。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一,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文学家·、哲学家,著有《周元公集》《爱莲说》《太极图说》《通书》(后人整编进《周元公集》)。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周敦颐提倡"文以载道"。强调文辞是艺,道德为实。笃其实而书之,美则爱、爱则传,贤者得而学之,是为教化。不务实,虽业师保勉,人也不学。不知务道德,而专以文辞为能,是"虚车",实为弊端。周敦颐,八岁来衡阳(石鼓书院)投靠舅父郑向  ,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17年成长时期,开创的理学成为宋、元、明、清700年不动摇的官学,在衡阳写下的119字的《爱莲说》因其借物言志  ,用莲花自喻,洁身自爱,被世代传颂。119个字《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24、张载——《崇文集》《正蒙》《横渠易说》——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关学创始人。“北宋五子”之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 】1、 “为天地立心”,程明道说:「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又说:「天地无心而成化。」,天地本无心,但人有心,人的心也就是使生之为人能够秉具博爱济众的仁者之心,和廓然大公的圣人之心。实则,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仁所由出的起点。以此马一浮先生总结道:“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2、“为生民立命”,直接来源于孟子的“立命”的思想。《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通过修身致教,最后如果能而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不管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都能保持自己的性体全德,那么这个生命个体就可以说已经安身立命了。张载所标示的“为生民立命”,实即为“民吾同胞”来“立命”,其立命在于教,“修道之谓教”,此之谓也。3、“为往圣继绝学”,故“往圣”者,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先儒也;“绝学”者,孔孟先儒所弘扬之道学也。对儒学而言,孔子固然是集大成者,而宋的濂、洛、关、闽诸大家,则把儒学拓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真能阐扬承继孔孟先儒之道统者,惟有宋儒。4、“为万世开太平”,所表达的是先儒也是宋儒的永恒政治理想。“开”期待之谓。“为万世开太平”,实现张载《西铭》描述的文化理想,民胞物与,全体归仁,才能让蔽惑无明的现代人重新回归率性诚明的人类精神家园。“横渠四句”这四句话最能表达一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和使命。言简意赅,境界宏远,可以说“横渠四句”是中国人精神上的绝句,相当于精神上的坐标。不管身在何处,世界华人都对此感同身受,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25、司马光——《资治通鉴》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恭敬、节俭、正直,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每一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都合礼节。对财物看淡。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登进士第,累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破瓮救友】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聪明机灵,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被人们广泛流传。【诚信卖马】司马光要卖一匹马,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温顺,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马光对管家说:“这匹马夏季有肺病,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管家笑了笑说:“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对他说:“一匹马多少钱事小,对人不讲真话,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损失将更大。”管家听后惭愧极了。


26、王安石——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被誉为“通儒”。名列“唐宋八大家”。功利主义。性情论。风俗是国家的根本。【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并不是王安石所说,却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将它归到王安石名下。“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祖宗不足法”是指对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应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后世对这三句话多加褒奖,认为它表达了一位改革家无所畏惧的精神态度。王安石正是以这种精神毅力来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27、程颐——理学家和教育家。与其胞兄程颢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天理”说。将“仁学”发展至“万物为一体”境界。“定性”论。程颢与程颐一起,创立了“天理”学说。程颢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理”因此成为二程哲学的核心,宋明理学也就从此得名。二程兄弟所谓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这就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现在开始用“理”来代替了,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在程颐的哲学中,对孔子的“仁”学有新的发展。他认为,“大抵尽仁道,即是圣人”。又说:“学者须知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他把先秦儒家“仁学”所强调的爱人、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等,进一步发展成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认为前者还只是仁的“用”(表现),后者才是仁的“体”(根本)。这一思想与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有相通之处。在修养方法方面,程颐提出了“定性”的理论。所谓“定性”实际就“定心”,即如何使人做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他认为,要使内心平静,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就应该虽接触事物,却不执著、留恋于任何事物,“内外两忘”,超越自我。这一“定性”的理论,是程颢发挥了孟子的“不动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养经验后而成的。程颢和程颐的思想,人们一般统称为二程之学,实际上两人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程颢比程颐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体验。有的学者认为,程颢的思想是后来陆九渊“心学”的源头,程颐的思想则后来朱熹“理学”的源头。程颢一生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他的讲学语录及一些书信,诗文,被后人与程颐的著作合编在一起而为《二程全书》,今有校勘标点本的《二程集》。


2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闽学派的代表人物,理学(大道理或者根本大法)集大成者。理气论。动静观。格物致知论。人性二元论。朱熹理学主张人应该以外在的天理为行为规范;阳明心学则主张人应通过内心的自修,自省达到良知。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 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鹅湖论学】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朱子读书法】“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


29、王守仁——《传习录》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九渊)王(阳明)心学(格物、致良知)集大成者。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思想: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根据王守仁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王阳明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他提出‘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创造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创造人与自身的和谐。近五百年来,儒家的源头活水,就在王阳明。 【格物致知】格物致知 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乃儒家专门研究事物道理的一个理论,已失佚,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此段。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发行的第六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格物致知是一个表因果关系的词组,格物是因,致知是果。格物的意思就是割除物欲,致知意思就是通达明了宇宙万法的终极真相。格物致知的意思就是,物欲割除的越彻底越干净,就越容易获得通达宇宙万法的真是智慧,就越容易明了宇宙万法的终极真相。


30、张居正——内阁首辅,著名政治家、改革家。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万历新政”。近民便俗、通识时变的社会变革思想。【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10月23日晚上9点编辑完成,一共37500字】不拘一格、敦本务实的选才用人思想。以伸张法纪为中心的整顿吏治思想。张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今湖北省荆州市)军籍  ,生于江陵县(今属荆州),故而时人又称之“张江陵”。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总评】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31、高攀龙——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静坐功夫:以“平常”为要诀,即清静自然。静中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还他湛然而已。又把理学“主一”观念引入静坐论,一即平常之体,主则有意存,具有“以静为主,动静交养”的含意。高攀龙的诗歌,朴素自然,文字简洁,恬淡中别有寄托,颇有陶渊明的风格。如《夏日闲居》中语句:长夏此静坐,终日无一言。问君何所为?无事心自闲。细雨渔舟归,儿童喧树间。北风忽南来,落日在远山。顾此有好怀,酌酒遂陶然。池中鸥飞去,两两复来还。【静坐学说】担任行人职位时大量阅读经典,但仍自感“读书虽多,心得却少”,于是改用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方法涵养德性,此后几十年从未间断。高攀龙的静坐功夫造诣甚高。所谓静坐以“平常”为要诀,“平常”即清静自然:“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静中妄念即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还他湛然而已”,“湛然动去,静时与动时一色,动时与静时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个平常也。故曰无动无静,学者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动无静之体云尔”。 高攀龙在著作《书静坐说后》中又把理学的“主一”观念引入静坐论,认为“必收敛身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之体也,主则有意存焉,如意非著意,盖心中无事之谓一,著意则非一也。”可见高攀龙的静坐说也并非一味讲静,具有“以静为主,动静交养”的含意。【东林领袖】高攀龙是东林学派的精神领袖之一,与顾宪成兄弟创建了东林书院。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反对王学(王守仁学派)末流的“空虚玄妙”之学。他认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国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后人评价他“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无论在朝在野,高攀龙时刻关注国家的命运,关心百心的生活。在邪恶面前捍卫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保持了崇高的气节。他的思想与道德足以成为后世楷模。


32、徐光启——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近代科学先驱。经世致用。“富国必以本业”的农本思想。重农不抑商。荒政观。人富而仁义附。对待西方技术“会通以求超胜”。反迷信。技术救世。“物能”与“技能”并重。“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耶儒互补。“大农业”系统观。“私”与“利”的合理性。【历法修订】编制历法,为历代王朝所重视。 但是到了明末,却明显地呈现出落后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此时西欧的天文学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明王朝禁研历法政策的结果。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国初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指的就是此事。明代施行的《大统历》,是继元代《授时历》,日久天长,已严重不准。据《明史·历志》记载,自成化年间开始(1481)陆续有人建议修改历法,但建议者不是被治罪便是以“古法未可轻变”,“祖制不可改”为由遭拒。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日食,司天监再次预报错误,朝廷决定由徐光启与传教士等共同译西法。供邢云路修改历法时参考,但不久又不了了之。直至崇祯二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启以西法推算最为精密,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改历工作终于走上正轨,但后来满清侵入中原,改历工作在明代实际并未完成。当时协助徐光启进行修改历法的中国人有李之藻、李天经等,外国传教士有龙华民、熊三拔等。【几何原本】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当推《几何原本》(前6卷)翻译。徐光启提出了实用的“度数之学”的思想,同时还撰写了《勾股义》和《测量异同》两书。“几何”名称的由来。在中国古代数学分科叫作“形学”。“几何”二字,在中文里原不是数学专有名词,而是个虚词,意思是“多少”。徐光启是首先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的,用它来称呼这门数学分科的。他所翻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直到20世纪初,中国废科举、兴学校,以《几何原本》内容为主要内容的初等几何学方才成为中等学校必修科目。《几何原本》的翻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因而,这个过程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几何原本》是由利玛窦(Matteo Ricci)和徐光启共同翻译,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开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完成。


33、刘宗周——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心学的殿军。“慎独”是刘宗周全部学说的宗旨,“诚意”是他全部学说的根基。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巨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慎独】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慎独讲究个人道德水平的修养,看重个人品行的操守,是个人风范的最高境界。出于《大学》《中庸》对于其含义,东汉郑玄注《中庸》“慎独”云:“慎其家居之所为。”人们一般理解为“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刘宗周把“慎独”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他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那么什么是“独”?刘宗周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独”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种主观道德能力,“慎独”则是一种内省的道德修养功夫。刘宗周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所以,“独”是“至善之所统会”,所谓“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独者,物之本,而慎独者,格之始事也。”这里,不仅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而且人类的一切道德准则都统摄在“独”(或者叫本心、良知)之中:“独中具有喜、怒、哀、乐。四者,即仁、义、礼、智之别名。”既然“独”相当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慎独”的功夫相当于“致良知”,那么为何刘宗周还要立异呢?他本人对此有所解释:千古相传只慎独二字要诀,先生(指王阳明)言致良知,正指此。但此独字换良字,觉于学者好易下手耳他认为“良知”说不如“慎独”说简易明白,后者更便于学者下手。而且“良知”说还有流于禅学的危险。“慎独”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慎独”,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祸”。


34、宋应星——《天工开物》,明末清初著名科学家、哲学家。批判怪力乱神,主张试见和试验。“形气”论。“二气五行说”。万物“生化之理”。【《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共三卷十八篇,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天工开物》不只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东亚的一部代表性技术书,其包罗技术门类之广是欧洲技术书无法比拟的,称此书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明末的科学受东林学派实学的影响,注入了一种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使明末科学思潮的性质和内涵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有与西方近代化类似的早期近代化因素。 晚明科学名人中,徐霞客连个秀才也没得上,李时珍没考上举人,宋应星是未中进士,他们的巨著都是在科场失意后的产品。徐光启登上了士林之颠,但他的《农政全书》是在赋闲时期完成的。宋应星在《进身议》一文中发泄不满:“ 凡属制科中人……声应气求,仍在八股文章之内,岂出他途?”他更在《天工开物》一书的序中宣言:“ 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当崇祯皇帝向徐光启询问如何看待八股考试时,徐直截了当地回答:“直是无用。”他在给自己儿子的一封家信中更是带着自嘲的口吻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因为他是在43岁上才中了进士的,“爬了一生的烂路”,当是指他科举应试的路。接替明皇朝的清朝,则更用科举把士子捆住,《天工开物》渐行渐远,遗忘在历史尘埃中。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更是因为宋应星的哥哥宋应升、友人陈弘绪的文章中有反清思想,连《天工开物》也一并销毁。《天工开物》在中国从此基本绝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版本反而是从日本回流的。是不是我们现在真的醒了?科学的思想已回到这块大地,并灿烂开放?如今,宋应星已被奉新人当作历史名人请进了纪念馆,新馆已经建成,宫殿式的华丽建筑。


35、顾炎武——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学术思想】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历史学家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经世致用 】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最早是在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中提出的概念,背景是清军入关。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以八字成文的语型,出自梁启超。意为国家之事的兴亡,保护国家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而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清军入关的背景】明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还不足一个春秋。在这位阁老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下,大明王朝的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年轻的明神宗朱翊钧更是踌躇满志,此时他的身上还完全没有沉迷酒色、懒政怠政的影子。在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同样年轻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却因明军的误杀而失去了父亲,满腔悲愤的他深知自己势单力孤,难以与大明抗衡,于是决定努力积蓄力量,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征程。六十年后,强弱易势,崇祯皇帝煤山自尽,清兵入关——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军队在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进入山海关内、攻占京师(今中国北京)开始成为统治中国的中央政府的历史事件。清军入关以后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压制汉人的反抗情绪和进步思想,大兴文字狱,腰斩了明末以来光辉灿烂的思想启蒙潮流。【清朝为什么可以统治中国三百年?三点原因引人深思!】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统治了人口是其几百倍的大汉民族!那么为什么满清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会统治中国近三百余年呢?相反,强大的元朝也仅仅统治中国近百年罢了!少数的清朝满族人如何牢牢控制比他们人口多百倍的汉族居民,我们总结了以前几种手段:1、剃发易服 2、文字狱 3、任用汉官,清朝第一位汉官: 范文程;清朝重用的汉官有:吴三桂、施琅、年羹尧、刘墉(刘罗锅)、纪昀(纪晓岚)、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等。


36、黄宗羲——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反对“理在气先”,“理”不是客观存在,而是“气”的运动规律。盈天地皆心。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对经济的观点由现代学者秦晖总结,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称为“黄宗羲定律”。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这一定律。此后被引申到描述工业社会企业税费负担中去,如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刘禹乔、查颖等将黄宗羲定律初步引入到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研究中 。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黄宗羲认为,要使民富,还必须“崇本抑末”。所谓“崇本”,即“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所谓“抑末”,即凡为佛、为巫、为优倡以及奇技淫巧等不切于民用而货者,应“一概痛绝之”。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大胆否定。


37、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是“恶习”。经世致用,学术要为现实服务。古代一切历史文化功罪全归史官,史官之所以可尊,在能从全面着眼,作客观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批判。【人物评价】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龚自珍是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他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已经进入“衰世”,是“日之将夕”;他批判封建统治的腐朽,揭露封建社会没落趋势、呼唤改革风雷的风气。《己亥杂诗》中第一百二十五首,“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此诗揭露社会弊病,抨击官僚制度,表现作者火一样的热情,给人以鼓舞和激发。他对死气沉沉的社会,砰然一击,惊醒很多世人的沉梦,促使人们向真、向善、向美、向勇。抨击专制统治的同时,还表达了作者追求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名父·逆子】龚橙是龚自珍的长子,字孝拱,号半伦。他除了对小老婆,别的通通不爱,故自号“半伦”,真是“坦诚”得让人佩服。龚半伦虽放荡不羁,可并非不学无术之徒,相反他自幼聪颖,“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少时即“沉酣其中”。孝拱治学于公羊最深,著述甚富。他不自收拾,为人豪放,不修边幅,恃才傲物,世人因此多忌恨他。晚年家道益落,变卖先人金石书画殆尽。李鸿章爱其才,月资二百金以备无米之炊。孝珙客居海上时,曾做英国人威妥玛的幕府,月资数百金。后来资金日减,生活益窘,宠爱的两个姬妾都下堂入厨。有人甚至攻击他曾把女儿送给威妥玛做妾。龚孝拱给英国人巴夏礼做幕僚时,曾引导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据说当时英人欲直攻故宫,龚孝拱力阻之,说圆明园珍宝如山,是中国菁华之所在,毁此亦足以泄愤。英人听从他的话,京城遂得保存。与龚半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父亲龚自珍。父子俩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名垂青史,一个遗臭万年。清人赵翼说,名父之子多败德,这虽然不是必然规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按照“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龚自珍自然也难辞其咎。孝珙除精于公羊学外,还精于史学、小学。著有《元志五十卷》、《雁足镫考三卷》、《清邋遢史三卷》。【丁香花公案】提起清代诗人龚自珍,大家想到他的第一首作品应该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又或是:“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两首诗均出自龚自珍的诗集《己亥杂诗》,是其中比较脍炙人口的作品。 “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搞)衣人。”这首诗乍看之下没有什么桃色元素,但是在诗作之后,龚自珍加了一句注释,“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清代道光年间,北京城里暴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绯闻,人称“丁香花公案”,案中女主角是贝勒王的遗妃顾太清,男主角则是一代文豪龚自珍。公案乃由一首闲诗惹起,经过某些热心人一渲染,变得香艳炙口,亦假亦真,反正最后的结果是王妃顾太清被逐出王府、从此沉落市井,龚自珍则引咎自责,惶惶离开京城。两年后,龚自珍在江苏丹阳的一所书院酒后暴卒,传闻是被载钧派杀手下毒毒死。龚自珍与顾太清一为当世才子,一为闻名才女,二人的情缘是真是幻,直到今日仍然争执不休。龚自珍的死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让人十分不齿。传闻龚自珍晚年眷恋一个叫灵萧的私娼,而灵萧却另有所爱。龚自珍知道后拿毒药给灵萧,命灵萧毒死那人。这种毒药本出自宫内,服下后并非立即死亡,死后也无伤痕可验。然而,灵萧收下药后,却放入酒中端给了龚自珍,龚自珍饮下后,回到家数日后就死了。这一说法也属杜撰和臆测,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史料支持,一位巨擘死因不明,真令人扼腕叹息。


38、魏源——《海国图志》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经世致用。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综观魏源一生,他从理学家转而为汉学家,从幕友转而为亲民官,从解经笺诗的通儒转而为关心水利盐漕的实干家,从忧时忧民的学者转而为放眼世界的先驱,都充分显示他是一名真挚的爱国者。他因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时时以湔(间)洗国耻为念,提出“后王师前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岳麓书院读书】岳麓书院的读书生活对魏源一生影响至大。在以后长期的幕僚生活和著述工作中,魏源同也是岳麓书院毕业的著名人物贺长龄、陶澍有了超乎常人之间的交往和情谊。在岳麓书院读书之余,漫步爱晚亭,留连岳麓山,曾赋诗抒情:“日尽月野白,余晖在山顶。流水如有情,徊上襟领。野服欺松风,幽寻自人境。是时月未上,万象互光景。危云天际峰,斜霓天南影。天高人独立,溪急野逾静。冰鳞空水明,归翼凉烟引。咏归谢童冠,意行无远近。”魏源自注作《晚步寻爱晚亭至岳麓寺》(《魏源集》),这首诗是魏源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游爱晚亭,览岳麓寺,有感而发。他一心攻读,积极储备,但读书时的心境是恬淡平静的。岳麓书院的短促的岁月给魏源的一生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使他终生难以忘怀。可以说,这就是魏源的岳麓书院情结。【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它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为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随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二十八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刊行于世。



39、洪秀全——太平天国领袖。一神论,全盘否定孔孟。神前人人平等: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天下为公。男女平等。洪秀全(1814年1月11日—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建立者,清末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民族英雄。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后来移居到官禄布村。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但其坚信“古来事业由人做”,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盛世。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号称天王。1853年定都南京,并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在主权原则上,洪秀全对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概不予承认,并积极抗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英国政府曾派使者与洪秀全联系,表示如果洪秀全承认英国在华利益就对太平天国提供援助,但遭到洪秀全严词拒绝。由于洪秀全始终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不肯出卖国家主权而使得列强转而支持满清政府。1864年洪秀全在天京病逝,其逝世后轰轰烈太平天国运动就在满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联合绞杀下失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陷落,洪秀全领导的这场农民起义历时十四年,势力发展到十八省,先后攻占六百多座城市,给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能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起义的巅峰,与洪秀全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乃至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自诩“洪秀全第二”,可见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天下为公是】一个成语,原意是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后成为一种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同样草根出身,洪秀全为什么没能成为朱元璋?】如果把洪秀全跟朱元璋放在一起对比,可以发现出两个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共同点。两个人都是草根出身,洪秀全是出生在广东一个普通人家,朱元璋是安徽凤阳的贫困家庭。而这两个人都是造反起家,迅速崛起,席卷天下,各地都有人响应起义军。论人才,朱元璋有徐达、常遇春、李善长、刘伯温一帮文臣武将,洪秀全手下也有石达开、李秀成、杨辅清等人辅佐。同样兵多将广, 洪秀全为什么没能成为朱元璋,统一天下,成就帝业呢?第一点:两者要对付的外敌不一样。朱元璋的时候,当时明军主要面对两拨外敌。第一拨是张士诚、陈友谅这批同样是起义军的人。朱元璋只有打败他们,才能取得通往下一关的通行证。也就是说,朱元璋经历了一场淘汰赛。经历过淘汰赛的人,看起来可能瘦,可能战斗力却很强。第二拨是元朝军队。蒙古铁骑虽然纵横欧亚大陆,但在当时,这些好日子过久了的蒙古骑兵,战斗力已经比不上祖先的骁勇。徐达、常遇春最后把蒙古军队想撵兔子一样,打回大草原。而且,当时天底下的老百姓,还是站在明军这边的比较多。但洪秀全带领的太平军不一样。太平军除了要面对清朝军队,还要面对外国人的军队。外国人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多,但胜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且清军中,有不少也装备了火器。当时那种装备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太平军人口的优势。因为太平天国是洪秀全从基督教那里演化来的,他们反对孔子,反对儒家,这当然招来了很多的反对。像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从小读儒家经典的人,自然是拼命反对。他们各自回到家乡,训练了比清朝当时八旗军战斗力更强的军队。也就是后来的湘军、淮军,这两支军队,都是太平天国要面对的劲敌。而且都非常难对付。第二点:除了外部环境,内部原因才是主要。到了后期,太平天国内斗,腐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洪秀全起兵的时候,天底下响应的人有很多。从乾隆末期开始,四川各地就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只是因为实力太弱,一次又一次的镇压。但越是镇压,就会让人有更大的怨气。所以,洪秀全从两广起义,仅仅十几年的时间,便席卷了半个中国,占领南京,把这里设为太平天国的首都。要知道,当时南京所在的省份,叫江南省,是当时中国第一富裕的省份。太平天国占据这里后,原本是很有优势的。可洪秀全这些人,进了南京城以后,开始晕得找不到东西南北了。一开始的时候,还推行了不少新政策。像允许女人考试等,这些都是挺好的政策。但最后都没有施行下去。因为那些太平天国的天王都开始只顾着享乐,生活彻底腐化,那个考中女状元的人,也成了某个天王的私人助理。美其名曰,帮忙工作。再加上随着两次对清军主动出击的失败,也造成了太平天国内部的争斗。各个天王之间,你砍我杀,斗得不亦乐乎。最后逼得石达开出走,韦昌辉被杀。太平天国四分五裂。而朱元璋不一样,他自从当上吴王以后,就对手底下的人,就严格要求,不允许有贪污腐败的现象,更不允许克扣士兵的粮饷。一次,他还是吴王的时候,发现一个低级军官克扣了士兵的钱粮。朱元璋发现以后,就把这个人带到士兵面前,告诉那个军官手底下的士兵,这个人因为克扣钱粮,你们可以当场杀了他。那些被克扣钱粮的士兵,听到以后,本来就心里一肚子的怨气,立刻拔出手上的刀,把这个军官给杀了。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对贪污腐败的痛恨。直到他晚年,朱元璋依然在严抓贪污腐败。除了抓贪污,朱元璋还赏罚分明,不跟大臣争功。所以,这才有徐达、常遇春他们卖命的征战,才有像蓝玉这样一批后来人,能逐渐挑起大梁,不会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


40、曾国藩——《曾国藩家书》——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天地万物“同体”。人与物、圣人与常人所禀有之气不同。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与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并称 “四大名臣”,谥“文正”,是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有人推崇他为千古第一完人,但因忠于清室镇压太平天国暴乱又饱受争议。【学术】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筹)”。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阴云)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气学】气学是以“气”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与理学 心学构成了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术流派。他认为世界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看得见的万物,一部分是看不见的,而两部分都是由"气"组成的。"气"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凝聚,一种是消散。消散也不是消失得没有此物,只不过是人们的肉眼看不到而已。他用“太虚”表示“气”的消散状态,这是本来的原始状态,"气"是"太虚"与万物的合称。张载又曰:“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治家方略】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10月23日晚上9点编辑完成,一共37500字】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第二个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曾国藩有一句话,他说“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他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自己和官场的冲突,有利于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社会办一些大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曾国藩他是一个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的一个非典型的清官。




三种学术研究的类型:学者、思者与贩者



倪梁康


近年来因研究兴趣所使,常常习读一些佛学书刊。时间长了,历史上的一些高僧形象便铭刻在脑中,挥之不去。待到自己再读书或问学时,就会有意无意地拿自己抑或当今的学者、研究者与以往的佛学大师做比较。反复几次下来,就渐渐归纳出三种学术研究者的基本类型。


玄奘类


玄奘(600-664年)的名字在圈内人听来已是耳熟能详,似乎无须再作多余的说明。行家中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学术地位。他二十八岁便弄通了佛教大小乘的理论,随后历经千辛万苦西行取经,参访名师,融通诸学,不仅得到了印度佛教的真传,而且他自己的成就甚至远远超过了当时印度的一般学者的水平。


但玄奘身上令人赞佩的远不只是他的学问,更还有他的道德人格。他的求学精神与他毕生的做人信念是一致的。鲁迅先生曾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玄奘在这里是舍身求法者的代表。为取真经,不惜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且从一定的角度看,在中外文化交通的历史上,玄奘几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外文化第一次交会的过程中,印度佛教文化总体上是以自然融合的方式被中国文化所接纳并吸收。这个过程原则上不同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重大文化侵染,即近代西方思想的强制性突入。这种强制的性质使得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很难再以纯理性、超文化的宽宏心态来对历史进程作出客观、中立的评判。


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已经很难再像玄奘那样,能够撇开国度、民族、语言、文化的差异,坚定地执着于事物本身,达到一种可以说是惟有真伪之分,不论中外之别的境界。


而另一方面,如果谈到社会层面,“玄奘”二字如果没有“唐僧”的注脚,其影响在佛教界内外都不能算大。如梁启超先生便早已抱怨过:


“玄奘是中国第一流学者,决不居第二流以下;但是几千年来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伟大,最知道的只有做《圣教序》的唐太宗,其次却轮到做《西游记》的人,说起来可气又可笑。士大夫不知玄奘,孺子妇人倒知道有唐三藏!”


尽管如此,玄奘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吕澄先生便认为,“公正地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种种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的,还要算玄奘这一家。”如今看来,“学者”二字,若玄奘不能当之,则天下实在便无学者可言了。玄奘类学者的基本特征据此而可以概括为,以道德文章服人,并不刻意追求和贪图社会层面的影响;崇仰真理,倘有必要,亦不惜舍身求法。


在如今的时代里,这样一种“人文精神”目前是越来越少见了。虽还有人时而主张之,但呼声最终往往都是被淹没在另一些声音中。今天的大多数学术人都把人文的真理看作是一些人造的理想,对真理的追求被有意无意地等同于猴子捞月的游戏。他们似乎觉得,与先人相比自己要聪慧得多,故而不再认为还需要去严肃地对待那些曾经有过的目的论主张。


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究竟属于人类的一时之机智,还是永恒之宿命,我自觉还不够成熟,不敢在此妄断。我只是钦佩玄奘的学识和精神,以及在这两者之间的一条贯通的脉络:真诚。对于玄奘,我虽自知永远无法望其项背,却仍不断以他为楷模而自勉之。这或许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所能做的惟一事情。


惠能类


惠能(638-713年)与玄奘几乎是同时代人,只是略有长幼之分。但无论是从学与思的发生顺序来说,还是从佛教文化交往的逻辑顺序来说,都应当是先有玄奘,后有惠能。当然,若有人想比较玄奘和惠能两人中哪一个更伟大,大概许多严肃的研究者都会将此看作是荒唐的。这两人似乎代表了古人所说的“学”与“ 思”的两个方向,代表了“学者”与“思者”的差异。


这两种类型的划分自然是理论抽象的产物。现实中我们既找不到纯粹学而不思的学者,也找不到完全思而不学的思者。纵使博学如玄奘、天赋如惠能也不能免。所谓学者和思者,只是对一个研究者的基本精神素质方面所做的趋向性定义。


但惠能的确代表了现实中的另一个活生生的极端,尤其是当我们将他与玄奘相比较时。惠能也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并且在很多方面构成与玄奘正相对立的一极。这种极端一方面表现在他特有的天赋悟性上:他目不识丁,很难说是学者型的人才,更不像玄奘年轻时便满腹经纶。当然,他还不能说是一个纯粹蜘蛛型的思想家。在见到弘忍之前,惠能便已经有了学佛的经历。只是他的所学加在一起或许还不足他的所思之万一。


他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无需拘泥于传统的道法本身。原本的佛教学说离他甚远,只是他行走所依助的一根拐杖而已。这拐杖与他的关系很难说是必然的。他尽可以不去用它而去用其他的拐杖。但从现有的思想史来看,思想家们总要依助拐杖,这一点又是必然的。由此可以类推至所有惠能类的思想家。


另一方面,惠能与玄奘之间的差异还表现在,原创性的取向使惠能有可能更切近社会现实、更附依时代精神。在新开垦的土地上耕耘播种,的确可以获得更为丰厚的收获,亦即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从总体上可以说,在教旨与效应之间,或在真理与多数之间,惠能有意无意地偏向于后者。从历史上看,惠能类的思想家较之于玄奘类的学问家要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而且前者往往成为后者与大众之间的必要中介。


事实上对玄奘类学者和惠能类思者的明确划分是十分困难的,无论是用一段时间以来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柏林的狐狸型和刺猬型之两分,还是用培根所说的蚂蚁型、蜘蛛型和蜜蜂型的三分,或是用库恩的常规型和革命型的归类方法,都不足以涵盖玄奘与惠能之间的基本差异。但无论如何,玄奘与惠能都是一部具有浓烈的思想气息的文化史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原则上是由这两极的不断向前拓延所决定的。


支愍度类


从历史发生的实际先后来看,支愍度(生卒年均不详,东晋僧人)的出现比前两种人更早。支愍度是“心无说”的最早倡导者,因而也是心无宗的理论奠基人。《世说新语·假谲篇》曾记载故事说:支愍度到江东之前,与伧道人同行。他们商量说,“用旧义往江东,恐办不得食。”于是便一起创立了心无义。


以后支愍度单独到了南方,极力讲授其心无说。后来伧道人带信给支愍度说,“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从这个故事上看,支愍度推出心无义的理论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是为了混口饭吃。当然,由于是故事,汤用彤先生曾认为“事未必即实”。倒是听说陈寅恪先生对此案时有引申。我在这里也只是借其名而用之,并不想为历史上的支愍度或心无宗本身定案。


为了维持生计而从事某种学问,倡导某个学说,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即所谓为了生活而工作。这里的情况有些像演戏:有的演员为了糊口,任何角色都愿意承担。尤其是当一门学说或学问并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和信念时,以某种学术来维持生计的理由便更充足。手段和目的在这里不发生冲突。用这里的例子来说,如果支愍度所传布的心无说恰恰是他自己所坚信的信条,那么这个学说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个学说的推行者能够得到社会的酬谢,这应当是最好的结果(慧田哲学公众号「zhexue-ht」编)。无论是学者还是思者,我想大都宁可有毕加索的幸运而不愿有凡高的结局。但是,倘若明知自己的主张有负如来、有负真理却仍为生计谋而推行之,那就与“舍身求法”的原则形成对立,可以称之为“舍法求身”了。支愍度在这一点上与玄奘形成对立。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为了谋生——甚至并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为了谋求更奢侈的生活——而推行某种自己也不相信的理论,倡导某种违心而言的思想,那么这种学术人便只能被称作是“贩者”了,即所谓学术贩子。


在这些人那里,缺失的或许并不是后天的学识,或许也不是先天的禀赋,或许更不是敏锐或深邃,但他们肯定缺乏真诚。若像鲁迅那样把学者比作战士,那么支愍度们就应当被归到雇佣军一类中去。


我仰慕学者和思者,原则上反对第三类的贩者。一般说来,他们代表了那种刻意地屈从和迎合现实的做法。而他们之中的最甚者,则是一些名为谋道,实为谋食的混子。他们打着问题意识、现实意识或平民意识的幌子,刻意地寻找热点、卖点。无风就煽风,有风则更是趁风而起,捞一笔就走人。这些人,可以说是贩子中的奸商。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另一类型的所谓“学术研究者”,他们甚至已经不是在贩卖自己的学术,而是以各种不入流的手段靠伪学术来维持自己的学院生涯。但那些已经不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了。这里不值得去提它。


对这些人,用鲁迅的话说,最大的轻蔑是无言,甚至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说得有些过火了。但这的确是我在近年的学术圈中由所见所闻引发的感受之积淤。实际上它们并不针对特定的人物,却肯定基于某些事情。


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可以在学术思想界将其中参与者逐一排队,然后划分为三类人。然而,把学术思想界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情归为三种类型:学者型的、思者型的和贩者型的——这倒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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